第1版(要闻)专栏：　　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和可贵品格，强调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努力把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战略部署，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继续努力奋斗　　李鹏主持大会 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新华社记者刘思扬、本报记者陈维伟报道：中共中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树了卓著的功勋。我们今天纪念他，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的精神；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学习他刻苦学习、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的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主持大会。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6000多人出席纪念大会。　　刘少奇同志的巨幅画像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中央，画像前排列着“1898——1998”的红色字标，十面鲜艳的红旗分立两侧。二楼护栏上悬挂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横幅。　　下午3时，纪念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江泽民在讲话中回顾了刘少奇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后说，刘少奇同志一生不懈奋斗的历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下的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他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江泽民说，刘少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奋斗，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仍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毫不动摇。他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他以自己顽强奋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在对敌斗争中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多次临危受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始终做人民群众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忠心耿耿，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江泽民说，刘少奇同志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并根据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他善于为党保存和巩固力量，以待时机；在革命运动涌起高潮的时期，他又善于抓住时机，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他多次在关键时刻独当一面，机智果断，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贡献。　　江泽民说，刘少奇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经过切实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凡属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属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江泽民说，刘少奇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指导实践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具有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勇气，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可贵品格。　　江泽民强调，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努力把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他说，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战略部署，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继续努力奋斗。　　出席纪念大会的有丁关根、田纪云、李铁映、吴邦国、罗干、贾庆林、钱其琛、温家宝、曾庆红、吴仪、万里、乔石、荣毅仁、邹家华、王光英、程思远、布赫、彭珮云、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蒋正华、王忠禹、肖扬、韩杼滨、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卢嘉锡、任建新、李贵鲜、陈俊生、孙孚凌、马万祺、朱光亚、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等。　　张爱萍、陈锡联、段君毅、廖汉生、马文瑞、王恩茂、汪锋、郑天翔、王鹤寿、杨白冰、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陈慕华、雷洁琼、李锡铭、胡绳、邓力群、张廷发、韩光等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及亲属，以及与刘少奇同志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老红军、老党员代表等也出席了纪念大会。　　上图：江泽民总书记与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亲切握手。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上图：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左图：中共中央11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附图片）

第1版(要闻)专栏： 在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江泽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　　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树了卓著的功勋。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少奇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刘少奇同志出生在19世纪末。那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苦难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猛扑过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无数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而顽强求索。刘少奇同志是他们当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　　在学生时代，刘少奇同志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同我们党的先驱们一样，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努力从当时的中国实际出发，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他前往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实地考察十月革命的经验，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年冬季，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矢志不移地投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的伟大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展工人运动。1922年9月至1925年春，刘少奇同志受党的委派，到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江西安源路矿，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他肩负起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全面工作。他同工人打成一片，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在二七罢工失败后的低潮中，安源地区成为继续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刘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5年夏，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他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刘少奇同志长期负责指导工会工作，是我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坚持革命活动。他尊重实际，勇于独立思考，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决定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后，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他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对遵义会议后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了重大指导作用。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刘少奇同志在华北地区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北方局书记，深入敌后，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抗日新军的创建工作。1938年底，他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与陈毅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1943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科学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精辟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刘少奇同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此后20多年，他一直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他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果断地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地指导在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1947年春，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留在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刘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朱德同志一起转移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1947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全国土地法大纲》。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指引亿万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压迫，汇入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力量。　　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同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5年连任这一职务。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分成一线二线后，刘少奇同志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他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对党和人民、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充满信心。他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刘少奇同志，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刘少奇同志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他提出，生产事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建国初，他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文件，对指导全国各地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彻底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提倡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他倡导下建立的各级供销合作社组织，对建国初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保证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6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制定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路线。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八大路线指引下，全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同志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刘少奇同志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50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60年代，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指导中央有关部门改革生产资料的管理和流通体制，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改革工业生产管理体制，收到了初步的效果。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还主张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少奇同志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施行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一任委员长，曾经用很大的精力来建立和健全这个制度，并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工作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等的监督作用。他主持制定的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作出了重要建树。他写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和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我们党维护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证。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个鲜明特点。这部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加强和平时期党的建设，这部著作60年代又修订并重新发表。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刘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们加强新形势下的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同志一生不懈奋斗的历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下的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他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的精神。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奋斗，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仍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毫不动摇。他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他以自己顽强奋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在对敌斗争中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多次临危受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始终做人民群众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忠心耿耿，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并根据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他善于为党保存和巩固力量，以待时机；在革命运动涌起高潮的时期，他又善于抓住时机，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他多次在关键时刻独当一面，机智果断，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贡献。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经过切实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凡属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属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刻苦学习，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的精神。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指导实践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具有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勇气，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可贵品格。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努力把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战略部署，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继续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第1版(要闻)专栏：　　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第2版(要闻)专栏：　　江泽民会见克雷蒂安　　指出中加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记者吴绮敏报道：今天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时指出，作为太平洋两岸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中加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江主席表示，对再次与克雷蒂安总理见面感到高兴，并请克雷蒂安转达他对勒布朗总督的亲切问候。　　江泽民说，昨天朱镕基总理与克雷蒂安总理进行了积极、卓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平等、互利的合作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相信总理先生此次来访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江泽民说，中加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近几年，中加关系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良好势头，两国高层互访有力地促进了双方在有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为进一步落实两国去年达成的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对此感到满意。　　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加关系，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与加方共同努力，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江泽民说，中加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不断扩大，合作良好。他对不久前加拿大顺利当选了1999至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表示祝贺。中国愿意加强同加拿大在联合国等多边领域的合作，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加互利友好合作关系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克雷蒂安感谢中国支持加拿大成为1999至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他说，目前加中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两国的合作领域广阔并富有成效。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两国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看法。　　克雷蒂安还赞扬加中两国企业家为促进加中经贸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方参加会见的有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吴明熹、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和驻加拿大大使梅平等。加方参加会见的有国际贸易部部长塞尔焦·马尔基、亚太事务国务部长陈卓愉和驻华大使霍华德·贝祥等。　　左图：11月20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克雷蒂安。　　本报记者孟仁泉摄（附图片）

第2版(要闻)专栏：　　李鹏会见克雷蒂安　　本报北京十一月二十日讯 记者吴绮敏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时指出，中加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对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鹏对克雷蒂安再次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一九九五年，我访问了加拿大。一九九六年，总理先生顺访上海时，我们共同出席了秦山坎杜堆核电站合同的签字仪式。现在我们能在北京再次相见感到十分高兴。”李鹏请克雷蒂安转达他对加拿大议会参议长莫尔加特和众议长帕伦特的问候，并欢迎众议长帕伦特在方便的时候访华。　　李鹏高度赞赏克雷蒂安长期以来为发展中加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近年来，中加关系发展顺利，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江泽民主席去年对贵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达成了中加建立和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事实表明，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对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鹏表示，中国十分重视中加关系，并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双边领域及重大国际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互利合作。“我相信，在中加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将会发展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李鹏说，中国重视中加两国议会间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中方对此感到满意。这次加中议会协会成员随同总理先生访华，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我希望有更多的加拿大议员到中国看一看，中方愿与加拿大加强在立法方面的交流。”　　克雷蒂安说，这是我五年来第三次访华，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令人高兴。我们有理由相信，加中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加拿大政府支持两国议会加强在立法领域的合作。　　会见中，李鹏还向客人介绍了我全国人大立法工作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情况。

第2版(要闻)专栏：　　王启人会见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负责人时表示　　希望中葡在澳门过渡期最后阶段保持良好合作　　新华社澳门11月20日电（记者唐小可、张永青）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昨天会见了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负责人。他在会见中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希望中葡双方按照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持过渡期最后阶段的良好合作，对中葡两国负责，对澳门人负责，对历史负责。　　王启人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以来，双方合作良好，富有成效。但最近，有的方面对中方、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讨论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和看法，有的还含着指责之意。这对贯彻联合声明、保持中葡合作的大局是不协调的。王启人就见诸新闻媒体的有关问题谈了看法。　　关于驻军问题，王启人说，中央人民政府在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防务的规定，也受到澳门居民广泛热烈的支持和拥护。但这一决定至今仍然受到有的方面的质疑，这显然是不适宜的。在驻军的具体安排上，我们希望并相信葡方能够给予配合，提供方便。　　关于特区成立后公众假期问题，王启人表示，特区筹委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而作出的公众假日安排，是坚持了中葡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原则的，因为联合声明、“一国两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与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相悖的政治性节日，理应取消。他说，事实上，除了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假日外，对于葡萄牙管治期间设立的宗教等方面的假日，都予以了保留，这体现了筹委会对中葡友好关系、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关于澳门葡人后裔的国籍问题，王启人说，筹委会通过的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作出解释的建议，充分照顾了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处理土生葡人居民国籍问题采取了宽松和灵活的办法。这种做法符合联合声明和1994年中葡两国总理达成的有关共识和谅解，不应遭到无端的指责，也无需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　　有记者问王启人对澳葡政府财政状况的看法。王启人说，从澳葡政府新公布的财政状况看，未来特区政府并不能得到应有的财政结余，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将给未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运作带来不利影响。有关方面说，中方为未来特区代管的土地基金就是澳葡政府留给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这显然是概念上的错误。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二第二条第一款第四点规定，从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止，澳门葡萄牙政府从新批土地契约中所得的各项收入，在扣除开发土地平均成本后，由澳门葡萄牙政府和日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平分。把应平分的土地基金说成是澳葡政府留给特区的财政储备，显然是与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精神不一致的。　　谈到中文和葡文的官方地位问题，王启人说，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已对此作出规定。然而在过去的11年中，中文的官方地位在澳门的行政、立法、司法领域中并没真正得到落实。在过渡期只剩下一年多的时候，有人坚持要通过立法对未来特区葡文也是官方语文问题作出规定，还要由现政府为未来特区制定双语通则。这不仅是越俎代庖，而且是对基本法不信任、对未来特区政府没有信心的表现。　　王启人说，距离澳门回归不足400天，时间紧迫。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中葡双方按照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保持良好合作，共同努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是我们始终抱有的良好愿望。

第2版(要闻)专栏：　　李鹏会见加拿大客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张荣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联合主席、参议员杰克·奥斯汀和众议员瑞格·阿尔科克率领的加拿大—中国议会协会代表团。　　李鹏对加中议会协会组建后首次派团访华表示欢迎。他说：加拿大参众两院决定把加中议会小组升格为协会，这次又专门组团随克雷蒂安总理来访，表明加方对发展两国议会交往的重视。中加两国议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双方的协会举行了首次会晤，就共同感兴趣的许多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这一成功的做法继续下去。　　李鹏还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　　奥斯汀说，他对有机会同老朋友李鹏委员长再次会晤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代表团同中国全国人大中加友好协会主席蒋心雄等诸位中国同事进行了友好的、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在北京和大连参观访问。充满活力的中国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尔科克简要介绍了加拿大参众两院的组成等方面的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等参加了会见。

第2版(要闻)专栏：　　朱镕基出席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晚宴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钱彤）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天应邀与来访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出席了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晚宴。两位总理分别致辞。　　朱镕基说，加中贸易理事会本届年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20年，理事会在加中贸易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朱镕基指出，尽管中国今年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但在江泽民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克服困难，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本建设投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信我们仍可实现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将会继续顺利进行。　　他说，目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欢迎加拿大企业界继续来华投资。　　克雷蒂安说，加拿大重视加中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发展。现在大约有350家加拿大公司在华投资或设立了分支机构，而且来华公司的数量还在增加。　　他对中国在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自己也经受住了困难的考验。　　他表示，加中贸易理事会的成长和成功表明加中合作伙伴关系是成功的，也表明加中合作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时期将要来临。　　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及中、加双方数百名经贸界人士参加了今晚的活动。

第2版(要闻)专栏：　　胡锦涛会见“中国杰出青年农民”称号获得者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荣获第三届“中国杰出青年农民”称号和提名奖的青年并讲了话。他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农村青年致以亲切的问候。　　胡锦涛高度评价了获奖青年为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在你们身上体现出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自觉奉献的精神，不仅值得广大农村青年学习，也值得全国各行各业青年学习。你们的实践再次证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青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胡锦涛指出，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也为农村青年建功成才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希望广大农村青年，认真学习贯彻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牢记江泽民总书记给首届“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回信中的教导，立足农村，艰苦奋斗，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在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中，更好地发挥生力军作用。要认真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积极投身农村改革，努力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带动更多的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牢固树立农业的出路在科技、在教育的思想，积极投身科教兴农的实践，带头学习、运用、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和先进实用技术，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更大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遵纪守法，弘扬时代新风，以主人翁的精神，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懈奋斗。　　胡锦涛最后说，农村的希望在于农村青年，农村的未来属于农村青年。实现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的伟大实践，一定会极大地激发亿万农村青年的热情和干劲，一定会造就更多的杰出青年农民。　　“中国杰出青年农民”评选活动是由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水利部、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全国青联共同举办的。1996年以来，有30名农村青年获此殊荣。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代主席巴音朝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崔波，农业部副部长路明，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昌鉴等参加了会见。

第2版(要闻)专栏：　　吴仪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国际研讨会上指出　　今年经济增长可基本实现预定目标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记者费伟伟报道：我国政府今年以来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大国内需求，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预计我国全年经济可以基本实现预定的目标。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为稳定地区经济和克服危机作出我们的贡献。国务委员吴仪在今天结束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999展望”国际研讨会上这样指出。　　吴仪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1999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保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积极开拓城镇和农村消费市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使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　　这次会议是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和法国国家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中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会议。

第2版(要闻)专栏：　　司马义·艾买提要求　　确保赈灾专项募集任务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陈雁）中国福利彩票赈灾专项募集座谈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政府领导要高度重视这件工作，特别是还没有行动起来或行动不那么得力的地方，尽快行动起来，跟上全国的步伐。　　10月30日，国务院批准民政部门用6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销售50亿元福利彩票，所筹15亿元赈灾资金地方一分不留，民政系统一分不用，全部交由国务院用于灾区恢复重建工作。为此，民政部于11月6日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部署。据介绍，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多数地方已经行动起来，广东、浙江、江苏、重庆等地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行动和效果不够理想。　　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副部长徐瑞新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和民政厅（局）长参加了会议。

第2版(要闻)专栏：　　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举行座谈会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新华社记者李术峰、本报记者陈晓钟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会上指出，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今天民族工作的崭新局面，这是回顾20年民族工作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据介绍，经过20年的努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近20年来，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倍，年均递增1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倍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了近12倍；民族专任教师增长40多万，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增长近1900万人，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　　王兆国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好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一定要十分珍惜改革开放20年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十分珍惜在改革开放20年实践中创造的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团结奋斗，把我国的民族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赵南起、白立忱等出席了座谈会。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王朝文、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乌力吉、国家民委副主任文精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在会上发言。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主持。

第2版(要闻)专栏：　　中直机关首届文化艺术节落幕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记者胡健报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届文化艺术节闭幕式今天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中直机关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干部职工代表共300多人观看了闭幕式文艺演出。　　中直机关首届文化艺术节以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为主题，在为期11天的艺术节期间，先后举办了书法绘画摄影展、卡拉OK演唱比赛、演讲比赛、职工文艺汇演、中直机关道德文化建设研讨会，展现了中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第2版(要闻)专栏：　　吴邦国出席朝驻华大使宴会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朱昌骏今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纪念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四十五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席了宴会并讲话。

第2版(要闻)专栏：　　吴仪会见罗马尼亚工商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国务委员吴仪今天在中南海会见罗马尼亚工商部长拉杜·贝尔恰努一行时说，中国和罗马尼亚可以通过相互投资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贝尔恰努是来京与中方共同主持中罗第十五次经贸混委会会议的。

第2版(要闻)专栏：　　布赫会见朝鲜新闻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今天在这里会见了以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徐东范为团长的朝鲜新闻代表团一行。朝鲜客人是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邀请访华的。

第2版(要闻)专栏：　　唐家璇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外交部长唐家璇今天在北京会见了马达加斯加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图贝。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2版(要闻)专栏：　　中罗经贸混委会会议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中国和罗马尼亚经济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今天在这里举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包叙定与罗马尼亚工商部长拉杜·贝尔恰努主持了会议。

第2版(要闻)专栏：　　上海市档案馆向社会介绍有关刘少奇活动的档案史料　　本报网络版今日推出《少奇百年》专题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0日电（记者罗康雄）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刘少奇的丰功伟绩，上海市档案馆今天向社会介绍一批馆藏的有关刘少奇在不同历史时期活动的档案史料。　　这批档案史料分为文件、资料、照片，共310件（张），时间跨度为20年代至60年代，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刘少奇从工人运动、白区党的工作，根据地建设直至国家主席的革命实践。在这批档案史料中，有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原始记录稿。在这批档案史料中，还有1953年刘少奇为原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张琼写的党员身份证明书，还有首次披露的陈丕显同志1965年收集的刘少奇言论节录和在上海工作片断的回忆等。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记者王淑军报道：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报网络版（http：／／www．peopledaily．com．cn）将于明日在因特网上推出《少奇百年——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专题。　　该专题包含“刘少奇传略”、“生平年表”、“历史图片”、“追忆少奇同志”、“纪念活动”、“刘少奇著作”等6个栏目，概括介绍了刘少奇光辉、战斗的一生及其主要思想和著作，并汇总了国内有关纪念刘少奇同志活动的信息。

第3版(国际)专栏：　　中加合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李湛军　　19日，由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加国际贸易部长马尔基和加中议会协会主席杰克·奥斯汀分别率领的3个访华代表团，相会北京，与400多名来自加拿大核电、金融、航天、运输、环保和通信等方面的企业家聚会一起，出席加中贸易理事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届年会，探讨加拿大企业如何在中国寻找更大商机。会议期间，加中双方企业家签署了总价值7．2亿多加元（约合人民币36．4亿多元）的贸易投资合同，所涉及合作项目大部分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如此规模庞大的加政界、立法部门和商界的访华阵容以及访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明中加友好合作正向纵深发展。　　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太平洋两岸有影响的国家。近年来，中加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形成了深层次、多渠道合作的新格局。人们注意到，自1994年第一个加拿大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来，加拿大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在过去5年里，中加贸易额增长了35％。目前，加在中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近3900项，协议投资金额60多亿美元，实际资金到位总额已超过16亿美元，涉及的行业有石油开发、机械、电子、化工、轻工、食品、编织等，已有300多家加拿大公司在华设立常驻机构。中国在加拿大投资兴办的贸易和非贸易性企业119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1997年中加贸易总额为39．12亿美元，是1970年两国建交时的26倍（1970年双边贸易额为1．5亿美元），其中我对加出口为19．05亿美元。今年的前5个月，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加拿大现已成为中国的第十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加拿大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加拿大对中国所进行的友好援助项目卓有成效。例如，加拿大政府自1987年开始向我提供援助，帮助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陕西、新疆、宁夏和西藏6省区开展扶贫、环保和人才开发等发展合作项目。加方仅在甘肃省一地，就已投入资金149万加元，对甘肃省144个村实施加拿大基金项目，内容涉及提供干净饮用水、提供实用技术培训、培训乡村医生和接生员，改善卫生条件以及通过为学校修理和提供设备并培训教师来促进教育发展等。在加拿大基金的援助下，甘肃省目前已有25579人接受过培训，其中90％为妇女，干净饮用水受益人达53541人，另有300万人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　　自1983年中加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发展合作总协定》以来，加方已在中国进行了3个周期的援助合作项目。加政府在其财政较困难的情况下仍保持对我国每年援助3500万加元的水平。　　1997年中加签署了《高级法官培训和加中大学合作项目》，5年内加向中方提供920万加元的合作资金。今年4月加又与中方签署3个合作备忘录，投入2000多万加元（约合人民币1．04亿元）的资金，支持中国农村扶贫、妇女权利知识普及以及数据通信技术培训等3个项目。近些年来，中加在扶贫、环境保护和教育方面的合作，进展顺利，富有成效，在确定的70多个项目中有50多个项目已经或接近完成。此外，加政府对我提供的各种优惠贷款有力地提高了加拿大电信、水电、石化和纸浆造纸行业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同时也对我国的三峡水电工程和秦山重水堆核电站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　　当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加企业界之间合作的天地越来越宽广，加拿大从官方到民间出现了“中国热”。加拿大政府今年年初推出一项《中国行动纲要》，拟在电信技术工程、交通运输、环保、农业、建筑材料、生物科学、医疗、中小型民营企业等8个方面加强与中国合作，将中国建成其仅次于美国之后的最大出口市场。商业、贸易和投资已经成为中加关系中最有活力和发展最快的一个方面，而且随着相互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日益扩展，将有利于中加两国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友好关系，共同致力于构筑两国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第3版(国际)专栏：　　实施巴以临时和平协议　　以色列开始从西岸撤军　　新华社杰宁（约旦河西岸）11月20日电（记者戚德良、谭新木、戴巍）当地时间20日上午10时，在约旦河西岸的以巴安全协调中心，以色列国防军代表将一张以撤军地图交给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负责人，从而拉开了实施巴以临时和平协议的帷幕。　　以国防军和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负责人20日上午在位于杰宁以南的谢胡达村以巴安全协调中心开始举行会议，宣布以方在杰宁地区开始撤军。以方交给巴方的地图标明了以军的撤军范围。此时，双方其他军事官员分赴各现场划界打桩。这意味着巴以临时和平协议规定的这块久违的土地开始回到巴勒斯坦人的怀抱。　　以色列这次撤军是在以内阁19日批准后实施的。根据以方提供的地图，以方在杰宁地区共撤出28个村镇和其他无人居住的地区，其中将2％由以方完全控制的C区变为双方共管的B区，将7．1％的B区变为由巴方完全控制的A区。这是协议规定的以方在12周内从约旦河西岸13．1％的地盘上撤军的第一期撤军范围。　　巴各界对以方今天正式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撤军表示欢迎。在杰宁及其周围地区，不少民众走上街头，相互祝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28岁的杰宁大学学生谢赫·阿里对本社记者说，以色列在杰宁正式开始撤军是件好事，这是巴勒斯坦人多年斗争的结果。　　在杰宁以东仅1公里处的卡迪姆犹太人定居点，39岁的定居者萨菲亚说，她的一家在该定居点已经住了16年，她对今天以方撤军不感到意外。她说：“我们时至今日同周围的巴勒斯坦人相处得很好。如果今后这里不安全，我和家人将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20日上午，以方根据巴以临时和平协议规定释放了关押的250名巴勒斯坦人。

第3版(国际)专栏：　　日美首脑举行会谈　　克林顿要求日开放市场　　本报东京11月20日电 记者于青报道：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今天下午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谈，双方都认为日本经济恢复对亚洲经济克服困难极其重要，克林顿要求日本进一步放宽限制，开放市场。　　日美首脑会谈后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小渊首相说，首脑会谈再次确认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首脑进行了政策协商是重要成果。美方对日方采取的金融和紧急经济对策给予评价，希望日方尽快实施并取得效果。　　克林顿总统说，日本的稳定与繁荣对亚洲地区极为重要。接受大量投资有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扩大进口也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希望日本放宽对电子、通信和航空领域的限制，进一步开放市场。两国首脑还表示，对于朝鲜开发核技术问题，日美韩三国将加强协调。　　克林顿总统邀请小渊首相明年5月正式访美，小渊接受了邀请。　　今天傍晚，克林顿离开日本，前往韩国访问。

第3版(国际)专栏：　　俄总理谈政府工作　　首要任务是坚持市场经济和发展生产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9日电 俄罗斯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19日在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指出，俄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市场经济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据俄通社—塔斯社报道，普里马科夫当天在“远东和外贝加尔”跨地区经济协作联合会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政府的经济工作首先是发放工资、退休金和军饷，偿还政府在这些方面拖欠的债务。普里马科夫说，政府在这些方面将严格履行义务，目前正在划拨用于发放工资的专款。　　俄总理指出，今后国家将加强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但这种调控作用不应把俄统一经济空间和全国各地区对外经济联系的需求对立起来。他指出，有些地区领导人反对统一的经济空间，他们实际上就是反对俄罗斯的统一。　　普里马科夫强调说，如果不开发远东，没有远东的飞速发展，俄罗斯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就不能保持其大国的地位。　　在谈到国家预算问题时，俄总理说，俄罗斯共有12万个国营企业和5000个股份单位，政府参与了它们的经营活动并拥有2500家股份单位的控股权，但国家预算每年从中得到的收入只有9亿卢布。普里马科夫认为，“这是企业对国家真正的掠夺”。

第3版(国际)专栏：　　意学者认为我改革成就伟大　　本报罗马11月19日电 记者罗晋标报道：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18日和19日在罗马举行“中国的改革”讨论会。讨论会围绕着“中国1898年的革新与1978年的改革”为主题，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迁进行了研讨，对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伟大成就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　　讨论会上的发言者都是目前活跃在意大利学术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分析了中国百年来变革的历史背景、发生过程和影响。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的马里萨·西迪沃女士的《1978年至今的经济改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特别兴趣。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与世界经济接轨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　　意中友协主席兰乔蒂在发言中说，1978年的改革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和深刻变革之路，中国将成为新世纪的强国，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就是邓小平。来自全意各地的100多人参加了此次讨论会。

第3版(国际)专栏：　　纳米比亚总理会见迟浩田　　本报约翰内斯堡11月19日电 记者李新烽报道：纳米比亚总理根哥布19日在温得和克总理府会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一行。　　会见中，迟浩田转达了朱镕基总理对根哥布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努乔马总统和贵国政府的卓越领导下，纳米比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建设中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纳关系的发展，真诚地希望中纳传统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　　根哥布表示，纳米比亚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纳米比亚的支持和援助，希望纳中两国加强交往与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根哥布请迟浩田转达他对朱镕基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迟浩田一行19日还拜会了纳米比亚副总理维特布伊，并与纳国防部长恩吉姆蒂纳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我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唐振琪等参加了以上会见。

第3版(国际)专栏：　　11月19日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座颇具埃及风情的迪斯科舞厅正式营业。这座仿古埃及金字塔和法老像的迪斯科歌舞厅以埃及古文化遗址“卢克索”命名，建筑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为市民提供了又一处娱乐场所。　　新华社记者杨建华摄

第3版(国际)专栏：　　日本政要会见中国新闻代表团　　本报东京11月20日电 日本朝野政党的领导人对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表示，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日本举国上下热烈期待江泽民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成为中日两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重大契机和新的起点。　　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武春河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应日本朝日新闻的邀请前来日本进行访问的。　　一周来，中国新闻代表团分别采访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自民党政调会长池田行彦、民主党代表菅直人、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日本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外务省政务次官武见敬三等日本政要。代表团还采访了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牛尾治郎、丰田公司社长奥田硕等经济界人士。

第3版(国际)专栏：　　卡比拉总统重申　　刚果（金）大选如期举行　　新华社金沙萨11月20日电（记者高津英）刚果（金）总统卡比拉19日在此间重申，刚果（金）总统大选将在明年如期举行。　　卡比拉在接受布鲁塞尔《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选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由宪法委员会拟定的宪法草案正在付诸审议，在全民投票通过后，总统大选的帷幕即可拉开。　　在谈到与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谈判时，卡比拉称，刚果（金）对所有和谈敞开大门，但条件是乌、卢两国必须从刚果（金）领土上撤出它们的军队。然后，刚果（金）政府将与国内各政治力量讨论并解决内部争端。　　卡比拉是在即将开始他的欧洲之行前讲这番话的。据报道，卡比拉将于22日起访问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这是他自去年掌权后首次访问欧洲。

第3版(国际)专栏：　　土耳其要求引渡库尔德工人党领袖　　意土关系呈现紧张　　新华社罗马11月19日电（记者阎涛）连日来，数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库尔德人在罗马呼吁意大利政府向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提供政治避难权。与此同时，土耳其各界表示支持土政府的引渡要求，并举行抵制意货等活动。土企业家也表示，将取消与意大利签订的大宗订货合同。骤然间，意土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本月12日奥贾兰因持假护照入境在罗马机场被意警方逮捕，随后土耳其政府提出引渡要求。土政府称，奥贾兰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土东南部从事反政府活动。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最近表示，意大利不将奥贾兰交给土耳其是不可接受的，这将表示意大利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意大利总理达莱马19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意大利政府将严格按照意大利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处理土耳其政府最近提出的引渡土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一事。　　达莱马在内阁会议上还说，希望“引渡事件”不要影响意土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

第3版(国际)专栏：　　世界经济增速放慢　　企业兼并合并交易额猛增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9日电（记者吴惠忠）应邀参加巴西全国外贸会议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19日预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去年下降1．2个百分点，可达2％。明年将进一步降至1％—1.5％。　　里库佩罗强调，能否实现所预测的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全球股市过热现象的缓解程度。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19日电（记者吴月辉）据美国专业服务公司———毕马威公司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今年以来全球企业兼并与合并活动异常活跃，头三个季度企业并合涉及的总金额达到383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7％，且超过了创纪录的1997年全年的数额。毕马威公司的报告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数额，是因为差不多每个行业都发生了“巨额交易”活动。报告将巨额交易定义为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

第3版(国际)专栏：　　国际空间站第一组件升空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20日电（记者秦德岐）莫斯科时间今天9时40分（北京时间14时40分），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组件———功能货物舱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由俄罗斯的“质子—K”号火箭发射升空。　　今天早晨，本社记者冒雪来到莫斯科郊外科罗廖夫城的俄罗斯空间飞行器控制中心观看发射情况。时针终于指向了9时40分，现场发射总指挥按下了火箭发射按钮。9分48秒后，人们从屏幕上看到，“曙光”号功能货物舱已在200公里的高空成功地与运载火箭分离，并顺利进入轨道。　　美国宇航局的发言人凯尔·海宁宣布说：“运载火箭已经脱离，‘曙光’号现在得靠自己了。”火箭将把该舱送至远地点185公里、近地点150公里的初级轨道上。4天后该舱将借助自己的发动机上升到近地点350公里、远地点500公里的预定轨道上。俄罗斯媒体援引航天局官员的话说，该舱的太阳能电池板已经打开，可以开始提供电能。　　“曙光”号功能货物舱空间站的主舱长为13米，直径为4米，内部容积为72立方米，可用面积达40平方米，大小与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站相似。名为“阿尔法”的国际空间站工程由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欧洲航天局的12个成员国共同筹建。

第3版(国际)专栏：出访归来　　沙漠农业创奇迹　　本报记者顾玉清　　以色列是国际传媒报道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当我们走近以色列后发现，那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流动着的五颜六色的小汽车，秩序井然的市民生活……这一切所折射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真有些出人预料。然而，以色列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高达1．7万美元，而是它的相当发达的沙漠农业。　　应以色列的邀请，记者随中国—以色列国际农业培训中心代表团，对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由于以色列目前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长不过500公里，最宽处仅100公里，代表团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实地踏访一些农业中心、科研机构、边远农庄，大致领略了以色列的自然概貌和农业发展现状。　　在《圣经》中，以色列被称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但是，记者所见到的以色列，却是一个炎热干旱、沙漠起伏延绵、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度，可耕地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3，且土质差、含碱量高。然而，以色列人正是在这样的荒漠上，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农业奇迹。　　以色列农业的发展模式是超常规的。通常，发展农业的第一要素是自然资源，其次才是技术、资金和管理。可是，以色列人将这个次序倒了过来。他们首先注重的是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然后从本国的特点出发，建立起了一整套特色农业的科研、推广和生产体系。但是，以色列发展农业最成功的方面则是：普及使用温室栽培和滴灌技术。　　在离特拉维夫不远的以色列国家农业中心，记者参观了一片用钢与玻璃建造的试验温室，据说每间的造价高达上百万美元，它完全是一个由计算机控制，吹风机、冷热器、助光灯和滴水管道等组成的小气候循环系统。据科研人员介绍，通过该系统，人们可以为不同品种的作物寻找到最佳的生长环境。在南部地区的贝索尔试验基地，成片的温室里，搞的是地上、空间一起上的立体农业。悬在半空中的草莓和大椒等，苗儿还没有长大，却已经开始挂果；按照需要，作物的位置通过滑轮可来回移动；室内营造的人造风如同自然风一样，当环流风乍起，各自相连的白色大棚里，绿波涌动，蔚为壮观。　　由于以色列大面积推广沙漠温室，使得农作物易季种植、高产多样和定期收获成为可能，并且源源不断地向地中海对岸国家出口，真正成了欧洲离不开的“冬季厨房”。　　水对于以色列来说，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以色列是世界上淡水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之一。据介绍，以色列全国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人均年占有量仅为32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3。因此，提高水的利用率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早在60年代，以色列就发明了滴水灌溉技术，并使其不断得到优化。目前，以色列的新型滴灌系统采用计算机技术，根据土壤的吸水能力、作物的生长阶段和特性及气候的变化，较好地控制了用水量，在农业用水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农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额却大幅度上升。参观中记者发现，不管在太巴列湖附近的芒果园内，还是在海边上的瓜地里，或者在城市街道旁的橄榄树下、花草丛中，只要有绿色的地方，下面肯定埋有蜘蛛网似的滴水管，滴水灌溉为以色列勾画出了一道充满生机与魅力的风景。　　以色列朋友告诉记者，多亏了滴水灌溉、沙漠温室以及其他先进技术的使用，农作物每公顷的产量比过去提高了3—7倍，农业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50年代，一个以色列农民平均只能养活17人，而到90年代，一个农民可养活90人。现在，占全国总人口3％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每年还可从国外换回10多亿美元。　　压题照片为以色列一沙漠温室内景。　　本报记者顾玉清摄（附图片）

第3版(国际)专栏：　　国际战略学会研讨中日关系　　本报讯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日关系报告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就中日关系问题作主题报告，近百名老外交家、老将军和国际问题专家出席会议，并就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与会者一致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解决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解决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这次江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对于把一个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带入21世纪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小光）

第3版(国际)专栏：　　在渎职事件中负有责任　　日防卫厅长官辞职　　新华社东京11月20日电 日本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20日向首相小渊惠三递交了辞呈，表示对防卫厅在一起渎职事件中有组织地隐藏证据的行为负责。　　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接受了额贺的辞呈。前农林水产大臣野吕田芳成被任命为新防卫厅长官。　　据报道，防卫厅后勤部门曾在采购装备过程中和日本电气公司等大企业进行非法交易。此事曝光后，防卫厅为躲避检察部门的调查，隐藏了大量的证据。为此，未能尽到监督责任的防卫厅长官及其他30多名防卫厅官员受到减薪和停职等处分。　　小渊在任命新防卫厅长官后要求防卫厅严整纲纪。

第3版(国际)专栏：　　伊重申同联合国全面合作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9日电（记者谢美华）伊拉克常驻联合国大使哈姆敦19日再次表示，伊拉克将遵守诺言，无条件地与联合国所有武器核查人员全面合作。　　哈姆敦批评了特委会主席巴特勒18日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讲话。哈姆敦说，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刚刚返回伊拉克开始正常工作，伊拉克已再三重申与联合国全面合作，巴特勒在此时发表的讲话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也不利于目前建立的合作气氛。　　巴特勒在18日的讲话中要求伊尽快交出有关研制生化武器的秘密文件。

第4版(综合)专栏：　　坚持“创新、高效、节俭”原则　　九运会筹委会在广州成立　　本报广州11月20日电 记者王楚报道：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筹委会今天上午在广州正式成立。　　2001年在广东召开的第九届全运会，是我国跨入新世纪后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盛会。本次全运会筹委会主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提出：“学习上海办八运会经验，坚持创新、高效、节俭原则，将第九届全运会办出具有岭南文化特色，办出广东特色。”　　据透露，广东省人民政府已召开10多次工作会议，研究九运会筹备工作。当突出改革和发展、突出广州特色的承办第九届全运会总体方案一出炉，体育界人士普遍感到广东省在落实中央对办好全运会“要一届比一届办得好”的总要求上下了很大功夫。　　按照九运会竞赛规程总则要求，比赛设项为36个大项，约360个小项，共需要训练比赛场馆110个，其中用于训练的场馆59个，用于比赛的场馆51个。广东省现已确定九运会场馆建设总盘子：新建4座场馆，其中可容8万人的体育场投资11亿元；改建6个，维修11个。　　筹委会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徐寅生对广东省筹备九运会“下手早、抓得实”的措施表示赞赏。徐寅生还提出，鉴于九运会是我国跨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体育盛会，有些比赛项目可以安排在香港、澳门举行。

第4版(综合)专栏：　　中兴通讯杯围棋名人战落幕　　马晓春实现“十连冠”　　本报深圳1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晴扬、本报记者许立群报道：马晓春九段今天在这里死里逃生，执黑中盘击败挑战者刘小光九段，从而以3∶2的总分，赢得第十一届中国围棋名人战挑战赛的胜利，并连续第十次获得这一国内围棋大赛的桂冠。　　今天的第五场挑战赛可以说一波三折。重新抽签猜到黑棋的马晓春继续采用自己喜爱的星小目布局，而刘小光也不假思索地以同样布局应对。两人均是有备而来，对局中落子如飞，中午封棋时已走了72手。黑棋在中腹形成了厚势，掌握了全局的主动。　　刘小光见形势落后，便果断打入黑棋中腹势力范围。激战中，黑棋的攻击不力，被白棋从容活出，挽回了不利局面。而以灵巧细腻著称的马晓春在几处的定型都有疑问，黑棋逐渐落入下风。　　戏剧性的场面再次出现在比赛即将结束之前。马晓春判断黑棋的目数已经不够，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劫争上；实际上黑棋由于本身的劫材不足，无法打赢这个劫。而刘小光因时间将要用尽，在“读秒”声的催促下，没有注意到自己中央一块白棋已处于危险之中，随手接上了这个劫。马晓春喜出望外，199手随即点在白棋的要害之处，一条从中腹连到下边的白棋“大龙”瞬间遭到灭顶之灾。这个致命的打击，使刘小光顿时汗流满面，在勉强坚持了几手后，他把毛巾放在棋盘上示意认输。　　本届“中兴通讯杯”中国围棋名人战由人民日报社、中国围棋协会、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电视台共同主办。

第4版(综合)专栏：　　波尔加与谢军之战可能推迟　　本报北京11月20日讯 记者李中文报道：一直变幻不定的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军赛，即谢军与苏珊·波尔加之间的王位争夺战有可能推迟至明年下半年才能进行。　　11月9日，苏珊·波尔加致函国际棋联谈了她的近况及对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军赛的意见。她在信函中称：“我现已怀孕6个月了，预产期为1999年3月中旬，根据医生的建议，在我怀孕第七个月至分娩这段时间应停止高强度比赛及刺激活动。因此我希望把我和谢军的比赛从明年3月推迟到7月至10月间举行。”　　我国棋手谢军最终获得向苏珊·波尔加挑战的过程可谓好事多磨。面对各种变故，谢军都以“不变应万变”的平常心对待，目前她正积极备战，并表示有信心将失去的王冠夺回来。　　国际棋联将在12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国际棋联主席团会议上对推迟比赛一事进行讨论。

第5版(学术动态)专栏：研究动态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梁言顺　　一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下列五个流派：　　一是多因素决定论。早期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是资本决定论。其首倡者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弗朗斯瓦·魁奈，主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把资本决定论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且在增长经济学中享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是收入分配决定论。李嘉图虽是多因素决定论者，但他和斯密都比较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李嘉图时代，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已经阻碍了资本积累的进程，延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来考察各种形式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以促进积累，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看待的，是以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由于假定资本生产率、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以及工人阶级的储蓄率都为既定的常数，所以，经济增长率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的变化而变化。　　四是技术进步决定论。首先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无法解释，索洛把它归结为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索洛的见解，打破了资本决定论在增长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　　五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其首倡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认为生产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包括精神资本等。李斯特所谓的精神资本，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1961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强调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过于一般化，而且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1989年，卢卡斯提出了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化的劳动技能）才是产出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干脆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增长模式，并且认为知识积累（包括增加人力资本和产生新思想、新发明）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总体上看，上述诸流派的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上述观点又都有各自的不足，这可以从各流派之间长期的争论中看出来。此外，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至今不为世人所注意，即忽视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二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可以看出，众多的增长经济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如下假定：（1）凡是产出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的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事实上，这个假定前提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以及社会问题等。　　理论的前提假定有片面性，就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性。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那么，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就从多因素决定论来看，依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经济增长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正相关关系。事实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效果具有二重性，即增加投入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构成危害（比如毒品的生产与贸易）。可见，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只是一种或然性关系，而非正相关关系。丹尼森在经济分析中赖以使用的美国统计指标体系，库兹涅茨广泛使用的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体系，都是在只考虑增长、不考虑代价的传统增长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统计数字本身就是片面的。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分析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客观地说，在亚当·斯密时代，由于产业革命刚刚开始，经济规模比较小，经济增长的代价还没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威胁，如经济增长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还没有超过环境容量（指大自然容纳废弃物的能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忽略增长因素的负面效应，对理论的正确性影响不大。但是，到了李嘉图时代，工业化在英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造成的增长的代价也日益严重；到了丹尼森和库兹涅茨生活的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甚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此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再无视增长因素的二重性作用，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同样，把经济增长的代价因素引入到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收入分配决定论以及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当中，就会发现，这样计算的经济增长率都小于原来的计算结果。也就是说，用原来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计算出来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有一部分被代价抵消了。　　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必然影响人们的观念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使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历程无情地验证了这一道理。在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工业化使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还带来了沉重代价，包括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对国民健康造成的危害，道德沦丧与社会风气败坏，等等。此外，大量的工伤事故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也构成极大危害。为此，恩格斯曾发出感慨：曼彻斯特地区有那么多的残废人，以至那里的人们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军队一样，工业生产是在付出生命和健康代价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其中之一是由于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而使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另一个代价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美国的环境污染伴随工业化而产生，到本世纪30至60年代，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到了七八十年代，美国才开始汲取惨痛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遏制其环境急剧恶化的势头。但是，时至今日，美国仍是环境污染的“大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进入80年代，日本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所谓“东洋奇迹”，举世瞩目。但是，日本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忽视了增长的负面效应，致使在一些地区的空气、水和土壤中出现了超标准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由于公害频仍，日本列岛一度响起了一片声讨公害的呼声，并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公害的根源，出现了“见鬼去吧！GNP”的口号。　　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也都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沉重代价。进入20世纪后半叶，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幸的是，发达国家的悲剧也正在这些国家重演。　　三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的浪费和减少。人类追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在这里，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相同的经济学意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界开始严格区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并申明：经济发展主要用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认识：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对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存在的，有些方面甚至很严重。例如，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居世界第一。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代价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主要是有形污染，而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可能是无形污染。但是，不管代价的形式如何变化，代价本身是不可能自行消失的。就是说，控制和减少代价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工作。　　因此，要实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一种包含代价因素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可称之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在此指导下，改革现行的经济指标体系，包括建立经济代价分指标体系，建立一个既反映正向经济增长，又反映增长代价的综合性经济指标等；改善现行的经济政策调控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要充分体现低代价增长的客观要求，拓宽限制型政策的调控范围，加强限制型政策的约束力度，加强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衔接，建立政策制定中的负效应论证机制和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反馈机制等；加强法制约束，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低代价经济增长的法律法规，并强化执法力度和执法监督力度，以促进国民经济在低代价基础上的持续增长。

第5版(学术动态)专栏：热点研究　　’98洪灾的法学思考　　□杨紫烜 肖江平　　气候异常、全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水利设施老化落后是导致今年大洪灾的主要原因。这与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法制不健全有直接联系。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战略、“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的今天，对今年的大洪灾作法学上的反思并提出法律对策，是法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大洪灾的法律原因　　法的实施方面。建国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和人们对保护生态、防洪抗灾的必要性认识的深化，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生态的专门法律法规，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毋庸讳言，这些法律法规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利设施老化落后现象的普遍存在。例如，为保护森林资源，我国几部《森林法》都明令禁止超限额采伐、滥砍乱伐、毁林开荒，并且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经济、行政和刑事责任。但是，有关违法行为却屡禁不止。据统计，“八五”期间，全国每年超额采伐3400多万立方米木材。一些地方对林地少批多占、不批也占、占而不补、化整为零，使林地资源大量流失。而对毁林行为打击不力、打击不狠则是导致《森林法》得不到有效遵守的重要原因。表现为：毁林案件的发现率低，一般只有20％；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分；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毁林案件，姑息迁就；有的司法机关偏袒盗伐者。这种现象在有关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水法》、《防洪法》等法律的执法、司法中都同样存在。　　法的制定方面。其表现是体系化很不够，法律缺位不少；法律漏洞较多，给了违法者可乘之机；法律之间的冲突现象比较严重。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没有很好地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法自身的运行规律。　　法律意识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够强。而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防洪抗灾的法律意识更为淡薄，它直接影响着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法律的实施，影响着生态法治的建设。　　防范大洪灾的法律对策　　立法方面的对策。在法的实施中所反映出的因法律缺位或漏洞导致的“无法可依”和因法律规定冲突引起的“有法难依”的立法问题，从实质上看都是由于法律没有或没有很好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因此，加强生态法治建设，关键是立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是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立法的宗旨在于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制定和完善《水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等都应服从全国、全流域的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自然规律，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今后，这方面法律法规的出台应当经过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多学科专家委员会的论证。二是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立法遵循经济规律应坚持效益原则，体现为：立法所规定的各种保护生态、防洪抗灾义务所付出的投入要少于因此而增加的收益；如果投入主体与收益主体完全或部分错位，那么投入主体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补偿至少不得少于其所付出的投入，而且收益主体的收益还必须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使之没有收益，或其收益率应低于投入主体的收益率；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应使违法者支付的成本高于其可能的违法收益。基于此，构建国家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立法体系，至少要考虑：（1）就全国而言，生态保护的产出投入比应当大于1。实施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法律法规中的全部义务所构成的投入，应当少于这些投入所增加的收益。（2）要达到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要求，就一个流域、一个地区或部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自然人而言，不一定都能使其产出与投入的比大于1，因而立法时应同时规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构建生态、抗灾效益补偿机制，使生态保护、防洪抗灾行为人的收益率大于1。（3）进一步完善生态、自然资源的权属体系。要使所有、经营、使用、承包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预期，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保护生态、防洪抗灾并从根本上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自然资源权属体系。三是必须遵循法自身的运行规律。这就要求提高法律内部的体系化程度：所规定的内容全面、统一，没有缺位、漏洞和矛盾冲突；所规定的责任平衡，没有畸轻畸重；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一致，没有立法精神的对立。同时，还要强化法律实施的效益性：对法律实施资源（主要指执法、司法力量）要有现实的估计；增强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法与经济、行政体制的协调，以减少阻力；规定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构建相应的监督体系。　　法的实施方面的对策。从总体上看，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法律实施不力的原因主要在于：行政执法力量薄弱；由于在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实际立法中，某些政府部门借立法之机塞进了部门利益的“私货”，使法律实施的难度增加；一些行政机关在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执法中片面强调部门利益，使有限的执法资源内耗严重。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改革行政体制，加大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执法力量；理顺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管理体制，按照统一、精简、效能的原则进行职能的调整与重组；整顿生态保护、防洪抗灾行政执法队伍，强化行政职、责、权法定的意识，明确行使行政权不充分、不严格、非有效即是违法；实行政企分开，促进执法公正；强化各级人大和社会舆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加大对政府及其负责人的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政绩的考核力度，克服唯现实经济效益是取的倾向；修改有关法律，由国务院适度上收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方面的行政权。此外，还应加强生态保护、防洪抗灾司法。应强化检察机关对生态保护、防洪抗灾中的渎职罪、贪污受贿罪的检察职能；加强审判机关对有关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案件的审判力量，必要时可增设专业审判庭，或者在审理有关案件时由有关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做好有关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　　法律意识方面的对策。当人们对正确调整在生态保护、防洪抗灾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时，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就不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守法者也必然缺乏守法的自觉性。因此，今后必须强化生态保护、防洪抗灾的法律意识的宣传和普及。一是设定各级各类研究、宣传、教育机构进行生态保护和防洪抗灾知识的宣传教育义务；二是通过加强生态保护和防洪抗灾立法、执法、司法，增强社会的生态保护、防洪抗灾法律意识。

第5版(学术动态)专栏：报刊文摘　　90年代“学术史热”的人文意义　　左鹏军在《90年代“学术史热”的人文意义》一文中，讨论了90年代初以来兴起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热潮所蕴含的人文内涵，认为以下诸方面的意义是值得重视并令人欣慰的：　　第一，它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道路、学术建树的全面总结，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命运、学术走势的冷静反省，它实际上蕴含着在世纪末对新世纪的新学术状况、新学术高峰的企盼与期待。第二，它透露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曲折的学术道路之后，对自己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重新确认，对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再次估价，对学术本身的地位、价值，对学术本质的进一步思考和确认，表明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第三，它反映出在整个世界学术走向一体化、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日趋频繁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文学者建立起完备系统的学术规范，迅速走上学术规范化、正常化之路的要求，表现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术尽快与世界学术潮流全方位接触，确立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的应有地位，与世界学术进展接轨、促进世界学术发展的迫切愿望与文化自信。第四，它体现出人文科学某些相关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以避免学科分类过细过长、流于琐碎的局限；在方法论上，要吸收和运用古今中外的一切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现代灵活多样的研究手段，深入开展中国学术的研究，使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学科划分，到操作规程、科研成果，都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第五，近年的学术史研究，对过去由于种种非学术原因而有意无意被忽略了的、或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不准研究的一大批对中国学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本世纪的学术历史进行整体全面的反思，试图写出尽可能贴近学术史原貌的学术史著作。（摘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第5版(学术动态)专栏：　　梁启超的学术贡献　　董方奎在《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一文中认为，《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最成功、影响最为广泛的学术著作，其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以往的学术思想史，都以历史朝代和人物为中心讲述学术思想之发展，不能明确看出学术思想的规律和趋势。梁启超首创以“时代思潮”为中心概述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开创了学术史宏观研究的新局面。他将每个学术思潮的发展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中国自秦以来可称为“时代思潮”者为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以及今文经学。每个学术思潮的更迭，都给中国社会思想带来巨大的进步。今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逐渐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为蜕分期，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将中国自东汉以来统治者赖以统治人们思想的古文经学理论加以摧毁，使人们思想上得到巨大解放，推动了维新变法的蓬勃发展。　　第二，对明末及清代近300年来不同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渊源、成就和特点等方面，从理论上作了极为概括的论述，其范围之广包括了哲学、经学、考证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校勘学、美术、诗歌、佛学、方志学、谱谍学等社会科学，同时还兼及历法、算学、水利、医学等自然科学，对清代学术及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总结。　　第三，梁启超指出近300年来学术思想总的特点是提倡学以致用，学术界所指的路是进步的。认清前头时代的思想，弄清来龙去脉，才知道新时代即将来临。他说，随着欧洲文化的输入和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标志着新的学术时期的“黎明时代”到来了。我“希望我们黎明运动的成绩，比先辈胜一筹”。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第5版(学术动态)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预防犯罪通鉴》　　□周道鸾　　如何加强同犯罪作斗争，特别是如何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但预防犯罪工作还不能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预防犯罪的理论研究在我国法学研究中也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任编委会主任，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预防犯罪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一书，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责任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的决策，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系统总结了我国预防犯罪的经验，提出了预防犯罪的战略思想。《通鉴》在分析了国际和国内预防犯罪的战略态势，即在下个世纪前期，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智能化犯罪将逐渐突出，犯罪仍将呈增长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前期中国预防犯罪的战略目标、方针和措施。　　《通鉴》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力图通过对预防犯罪的原理、功能、规律、方针、原则、体系结构、手段、目标与效益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犯罪的理论体系和措施体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即预防犯罪总论，阐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关于预防犯罪的理论，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预防犯罪的经验；普遍预防犯罪论，对道德预防、纪律预防、法制预防、社区预防、社会预防、学校家庭预防、生理心理预防、自然环境预防、治安预防、刑罚预防等进行了研究和探索；领域犯罪预防论，对财政金融、生产流通、交通运输、医药卫生、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预防犯罪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类型犯罪预防论，对未成年犯罪、老年犯罪、女性犯罪、白领犯罪、法人犯罪、有组织犯罪、跨境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重新犯罪等不同类型犯罪的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预防犯罪借鉴比较论，着重对中外历史上预防犯罪的思想、经验进行了比较分析，以促进我国预防犯罪工作的发展。从而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犯罪的科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总之，《通鉴》既重视理论的阐述，又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预防犯罪的对策。因此，它是一部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预防犯罪的鸿篇巨制。

第5版(学术动态)专栏：　　《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　　□李成勋　　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前夕，张卓元等主编的《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一书，已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该书得到了经济学界一批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地为该书撰稿。这些撰稿者都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的改革，潜心研究了经济改革的难点、重点课题。其中一些知名专家学者还亲自参与了改革方案的研究、策划工作，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颇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他们来撰写这本书的有关章节，回顾和总结20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与实践经验，展望跨世纪的改革前景，真实地反映广大经济工作者和亿万群众为我国经济改革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成就，以及科学分析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对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具有独特的意义。　　全书分18个专题，其中既有20年来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所有制改革等融实证性与规范性于一体的总体回顾与展望，又有从生产、流通到分配，从计划、投资、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外汇管理体制到劳动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部门和主要领域的改革，内容相当全面系统。　　各章的作者，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深入浅出的笔调回顾了改革的历程，而且大都细分了前后衔接的改革发展阶段；揭示了各个领域传统体制的历史背景及其弊端；阐明了改革指导思想渐进式的转变过程，其中不乏理论观点求索和改革实践创新的分析；展示了20年改革的丰硕成果和基本经验；提出了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前景展望。书中各章对当前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力求作出有依据的、切实可行的回答。例如，怎样看待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如何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怎样深化计划、投资体制改革；以“费改税”为突破口，如何治理公共分配秩序；怎样完善税收征管新模式；怎样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以及如何谨慎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等。这对于进一步科学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继续探索经济改革的客观规律，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第6版(文学作品)专栏：　　故乡的诗篇　　管桦　　像云雀从开花的草原振翅飞天，高唱着故乡之歌，国庆节前夕，我和妻子来到碧波滔滔的还乡河。我觉着下面船只的动荡，觉到故乡山间的野风吹拂着我。我凝视着捕鱼人抡开圆圆的网，落进水里的悠然姿态。忽然听到从对岸山岗的杨树林里，传出的叫喊声：“不管打多少鱼，饭店全要了！”　　“这里还有饭店吗？”我问，惊讶地环视着四外的山野。陪我们的同志，手指着对岸白杨林和果树遮掩不住的一排砖瓦房红漆门窗，说：这是乡镇企业的工人休养所，现在对游人开放了。船靠了岸，我们兴奋得发狂地奔了过去。喝！每套房间，都是大城市高级饭店的规模款式。我想到整个故乡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八年前，我们曾经访问过的沙流河镇，那时，在一间小黑屋里座谈。农民还在吃“返销粮”。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里宽敞阔绰，现代化的大会客室了。村长们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联产承包和科学种田，使农民过上富裕生活，仅沙流河生产队，就举办了全县的农民运动会。镇党委书记领我们参观了沙流河村兴建的有电子科学设备的现代化小学校和有城市气派的商业一条街。生产队把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的一切费用都包了下来。　　饱餐一顿还乡河鲜美的花鲫鱼以后，当我们坐船游览四外山野风光的时候，过去的生活，蓦地闯入我从未消失的记忆里：那正是“大跃进”时代，大雪纷纷扬扬，在我们的前后左右飞舞。冰冷的雪花旋转着，扑向我的眉毛、鼻子和脸颊，还直往脖子里钻，环顾四周，但见纷纷扬扬一片白茫茫。除了朦胧的亮光和白皑皑的积雪，大地一无所有。我们在飞旋的风雪中，在山间崎岖小道上，一擦一滑地走着。前几天参观完了“亩产十二万斤”高粱的“模范队”，今天冒雪参观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红薯的“红旗村”。但是我很快便看见农民在被空话大话编织的虚妄的噩梦里，辗转在死亡与饥饿的泥淖里。　　有时我想象那个时代，是一匹烈马，要冲出贫穷羁绊，奔向幻想出来的自由富足的沿着前人没有走过的独特的蹊径疾驰，结果却陷进了更加贫困的泥沼。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梦，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于是，在这国庆节前夕，我们向那在荒草滩上开发了二十六万亩稻田的大草原进发。　　我们乘兴参观了一幢幢别墅式的居民小楼，已经令人惊叹，再看看二十年来荒原上出现的大规模冷冻厂、化纤厂等十几座建筑工地的高楼。一所包括专科和职业高中在内的综合大学，九个月建成。现在学生已开始报到。为庆祝国庆，锣鼓声中体育馆广场上，正排练大型歌舞。年轻美丽的农村姑娘们，在染花机旁，从她们手上奔流出五彩长河，在陶瓷车间制作精美的陶器；轧钢厂的小伙子们，从熊熊的炉火中，抽出长长通红的钢条，或是裁剪钢板。过去的泥墙草屋、荒村野店，已成为古老的传说。　　我问村长，“这一带是最贫困地区，怎么抽冷子就富成这么堂皇？”村长带着深知一切的笑容说：“我们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了种植权和经营自主权！”镇党委书记在旁边插嘴说：“乡镇企业支持农民开发稻田。农民用粮食支持乡镇企业！”　　我们沿着宽广闪亮的柏油路奔向草原的深处。我爱这空气清新，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使我沉醉地承受着大自然抚慰的风啊，交错着稻田的芦苇，摇曳反映着阳光的花穗。万流纵横，妖娆的大草原，金黄色的稻浪，流向我的目光所不能达到的远方。粮食、鱼虾螃蟹，一切富足，芦花稻浪，似乎是为了节日已近的兴奋而摇颤，阳光飘浮在含有稻香的空气里。海风抚摸摇荡着稻田芦苇的无边起伏的秋原。其间一块块在阳光下发亮的水池，在那里养殖着鱼虾和螃蟹。而更使人神往的是灌溉稻田的天然河流。大自然恩赐的螃蟹，硕大而肥美。我们在这里和一个钓螃蟹的妇女交谈。她将螃蟹一个个装进篓子里时，带着得意的笑容说：她三万元承包了一条清澈的小河。螃蟹运到北京四十元一斤。谈话间，忽然芦苇里一阵翅膀的拍击声音，接着，一群仙鹤从稻田的水洼里飞起，在蓝空中闪耀着它们银白色的羽毛，向远处悠然地飞去，好像海面上泼溅起来的雪白的浪花。左边一群刚刚消失，右边又飞起一群，一阵悠长嘹亮的叫声，似乎在呼唤着我们同它们一起飞入仙境。在头上回旋时，芦苇中间急流的溪中，掠过它们的倒影。仰望着空中的鹤群我兴奋地说：“芦荡仙鹤留胜迹，鱼蟹出水兆丰年！”　　一切丰足，浩无边际，稻田、芦苇、鹤群和天空、太阳、行云合为一体，故乡，已是一首新的欢乐的诗歌。

第6版(文学作品)专栏：二十年间　　无锡芭蕉树　　张化　　无锡汤巷四十五号，是张闻天离世前一年住过的地方。1975年8月，“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时，张闻天在多次申请回北京生活的愿望破灭后，从广东肇庆迁居到这里，直到一年后悄然离世。　　这是在喧嚣的市中心、被高楼环绕的一个小院落。从院门进去十几步，便是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当年，张闻天夫妇就住在楼上。二十多年过去了，小楼依然保持着当年主人居住时的宁静和简朴。不同的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楼前矗立着张闻天的半身汉白玉雕像；雕像两侧，是高大的芭蕉树。挺拔的芭蕉迎风起舞，绿叶舒展，像是撑开一把大绿伞，把这红色小楼、白玉雕像映衬得错落有致，鲜明悦目。　　无锡“党史办”的同志告诉我：张闻天爱芭蕉。他在被遣送到广东肇庆时，就在房前伺弄过芭蕉。这芭蕉是专门从园林局移过来的。看着芭蕉，我不禁心动：张闻天爱芭蕉，这是人们的新发现。虽然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未见到对芭蕉有什么咏赞的话语，但是当年他与亲手培植的芭蕉树的合影不也可以作为某种根据吗？　　那张照片是与张闻天在肇庆度过的六年时光联系在一起的。1969年10月，当张闻天和夫人刘英被遣送到肇庆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当时，“上面”规定：张闻天的名字要停止使用，另取化名；不准与外界接触，等等。在冷清的牛岗山坡上，张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张普”便是他的公开称呼。在肇庆的小屋里，张闻天不停地读书、写作，一刻也没有停止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思考。累了，他便出屋活动一下身体。当时，名贵花草不易得到，芭蕉却在房前屋后、路口沟边，到处可见。他随手栽下一棵芭蕉，转眼就一棵、一棵地繁殖开来。芭蕉给他带来清凉的浓荫和生活的喜悦，使他孤寂的生活又多了一个支点。春去冬来，大地由绿变黄，芭蕉却郁郁葱葱，不分寒暑地陪伴着他。在芭蕉摇曳的树影中，张闻天写下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对“左”倾错误的尖锐反驳。虽然在庐山会议上，他因讲了不少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论了一些人想论而论不清的理，受到错误的打击，被迫离开政治舞台。“文革”中，他又因在刘少奇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上“不能说假话”，而被监禁在密封的黑房中达五百二十三天。以后遣送到肇庆。但是，他对自己的境遇似乎并不在意，不趋时，不随俗，坚守着年轻时树立的理想，要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做“一个小卒”。他的肇庆文稿凝结着他的心血，是他以坎坷一生作养料在理论领域培育的常青树。　　无锡的人们知道，迁居无锡后，他仍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最后的时光的。在这里，他没有种芭蕉，这也许与江南一带不常见到芭蕉有关。人们常常看到，他戴着深度眼镜，拄着拐杖，走过菜场、商店、田头、猪圈……边走，边看，边问：城市有什么发展？农民收入如何？能不能搞副业？干群关系怎样？不认识他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感到好奇。了解“张普”真实身份的人，有的则躲避他、远离他，害怕他头上那些令人听而生畏的政治帽子。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敢于接近他的人实在有限，当然也就没有人知道，这位穿戴如同农民的老人在思考着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修改着他的文稿。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也许有一天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吧。”　　遗憾的是，他在世时一直没能公开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冷冷清清，甚至不让他的真实名字出现。在刘英送的花圈上也只写着：“献给老张同志”。各大新闻媒体都对这位中国共产党一个较长时期的领导人的去世保持着沉默。似乎有人害怕他的存在，更何况他那些针对性极强、振聋发聩的观点呢。他的肇庆文稿也就被一位亲戚埋在了地下。　　然而，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他当年在庐山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后来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思想财富。党郑重地为他洗清冤屈，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他关于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认识，如今已经融入历史变革的大潮之中，化为亿万人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今天的中国，不再盲目地把某一名人的某一段话当作衡量是否的唯一标准，也不再简单地把现成书本上没有的认识视为“异端邪说”。符不符合实际？敢不敢讲真话？成了人们判断是与非、评论人和事时，一杆无形的“秤”。　　如今，“张普”老人那“藏之地下”的文稿被印了一版又一版。人们被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更被他一生的执著追求所感动。人民重新认识了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深深的怀念，人们在楼前种上了芭蕉，让芭蕉日夜守候着这位老人生前住过的小院……我忽然意识到，人们说，张闻天爱芭蕉，把处于逆境之中、迟暮之年的张闻天与不择贫瘠、常绿不衰的芭蕉联在一起，有着何等丰富的寓意啊！人们对一位伟人的认识和沟通，是超越时空、超越语言的，可以在日月星辰、宇宙万物中找到心灵对话的传导物。我站在芭蕉树下，听着风吹芭蕉叶发出的沙沙声，像在重复着张闻天的那句话：“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作出判断。”

第6版(文学作品)专栏：　　烟囱和石头　　凌愉　　珠海很美。美丽的市容，清新的空气，迷人的景点。还有那大海、阳光、鲜花，给每一个来过珠海的人都留下深深的美好印象。　　要说偌大的一个珠海市见不到一个冒黑烟的烟囱，这可决不是哗众取宠。这是事实。　　当然，还有一个已经十几年没有冒过烟的烟囱，至今还立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它是作为一种纪念一种见证一种历史而有意留存下来的。这个唯一保存下来已经成为历史见证物的烟囱，建造于六十年代末期。当时这里是一个地名叫湾仔沙的小渔村，渔民们出海打鱼，每天都有可喜的收获。那时没有现代的储存冷藏设备，鱼虾打上来便送到香洲菜市场销售，从早到晚，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降一次价，鱼虾也总是销售不完。这时，渔民们想到在村子里建起一个水产品综合加工场，可以加工鱼粉，鱼粉是抢手的饲料。于是，一个小规模的简陋厂房盖起来了，厂房中央便立起了这个烟囱。烟囱冒出来的不仅是浓浓的黑烟，还散发着百米之外都可闻到的臭气。城市开始大发展大建设，这个综合加工场被勒令停产关闭，然后迁移到郊区重新建起了一座设备齐全非常现代化的综合加工厂。现在这个烟囱已经被周围拔地而起的建筑群所淹没。我们的汽车穿街走巷，拐了许多地方，最后才停靠在这个烟囱面前。　　烟囱很小很矮，很土很丑，是渔民们用一种自己烧制的土砖垒砌而成，砌成后连一层薄薄的水泥也没有抹。笔者站在这个烟囱面前，凝思良久，因为笔者知道，在这个烟囱建起后，在珠海市曾经相继也建起过一些烟囱。这些烟囱可就非同一般了，几乎都是又高又大又美观，有花瓶式的，有圆肚子式的，烟囱周围围着栏杆围着花圃甚至围着亭阁，或贴瓷砖，或镶铜匾，或架着盘旋式的或者直上直下式的铁梯，铁梯左右还有扶手。这些烟囱曾经都有短暂的风光和炫耀，但它们今天已不复存在，在珠海大地上已永远消失。　　这样的烟囱短短几年拆除了九个。　　珠海市区决不容许冒黑烟。　　拆除了的这些烟囱当时的主人是水泥厂、玻璃厂、食品厂、罐头厂、火葬厂等等，这些厂矿企业今天在市区内也不复存在，它们或停或迁或转产，告别了珠海市区。　　正因为如此，当年小小湾仔沙渔村建起的这个简陋的土砖烟囱，保存至今也就更显得珍贵了。它静悄悄地立在那里，供人们瞻望供人们评说，它引发人们回忆起许多往事。其实这个饱经风雨的烟囱并不寂寞，如今陪伴着它的有高楼大厦有绿地鲜花有蓝天白云，还有那善于叙说历史的滔滔大海。　　与烟囱相比，珠海的石头便是幸运儿了。　　诸君留意了吗？不管每天涌流着多少南来北往的人在珠海参观游玩，他们拍摄的许多精彩照片，背景往往便是大海以及那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石头。　　当然，石头也曾经有过厄运。　　特区刚刚创建时，到处都需要石料。珠海的山并不多，山上却到处是石头。见石头有利可图，短短日子便一窝蜂开了四十多个石场，连澳门的人也过来办石场，一时间，很多山脚下常常响起隆隆的炸石声。珠海不少的石山一夜之间变得千疮百孔，市民们很痛心，山野受到破坏，但卖出的一方石头还买不到一个芒果。市政府听取了市民的意见，立即采取措施，刹住办石场风，谁炸石炸山便是犯罪。政府先后花了八亿多元，整治石场，并且一个个恢复植被。仅封闭板樟山隧道口的石场，政府赔了四千多万元，又大规模地搞了绿化，高高的板樟山终于恢复了绿色。　　今天，细心的游人也许会注意到，在情侣大道，在公园，在游乐场所，甚至在街边码头，都竖立着许多各种形态的巨形石头，成为引人瞩目的景物，有些石头便竖立在大道的中间，或者路旁海边。著名书画家刘海粟来到珠海，他为许多这样的大石头而惊叹。他站在情侣大道上被一块伸向大海的巨石所吸引，蹲在大石旁画了一幅速写，并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海天砥柱”四个大字，如今被雕刻在这块海边的大石上，大字涂了一层红色的油漆，在灿烂的阳光下红光闪烁。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工艺品和雕塑品，珠海市围绕着这些可爱的石头，先后建起了景山公园、海滨公园、白莲洞公园，以及圆明新园。在所有这些公园中，处处都可以见到以石头为主体的景点。　　如果石头会说话，它一定会向你诉说它所享受的优厚的待遇以及它度过的美好的日子。

第6版(文学作品)专栏：　　大海雕像　　洪山 李万龙　　1995年5月，新华社发布一条消息：长海渔村家家安上了程控电话，所有岛屿均实现通讯程控化、传输微波化，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电话第一岛”，被辽宁省邮电管理局授予“辽宁电信第一县”……　　这是怎样一种富于深意的跨越啊……　　长海县位于长山群岛。　　1993年年末，刚刚升任邮电局局长的孙连锋到这里的小长山岛去搞调研。小长山岛乡的乡长看到他，没有热情的寒暄，而是深深地叹息一声，说：“老孙啊，你这个邮电局局长该给我们想想办法啦！”　　原来，小长山岛乡属下的几个孤岛的海珍品名闻中外。乡领导们极想把它们推销到国际市场，卖个好价钱。他们的热诚和真挚终于感动了一个日本渔商，当这个渔商要这些领导留下他们家中的电话号码时，领导们一下子懵了——整个小长山岛就只有几台手摇的老式电话，那些村级孤岛的居民连电话机的模样都没见过，哪里有什么电话号码哟！　　日本商人先是感到惊愕，继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谁能料到，电话问题竟能砸了他们几桩唾手可得的买卖？　　孙连锋一脸羞愧和痛楚。作为邮电局长，在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面前，他比任何人都显得理智和焦灼。　　那晚，他在海滩上踯躅到深夜，遥望远方小岛上星星点点的黯淡灯火，不由得热血沸腾。“再也不能这样消极等待了。”他心潮翻滚，决计拼死向性格暴戾的大海以及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投下一个赌注。　　翌日，他来到县政府，对县领导说：“我们要建设环岛微波电路，彻底解决十个村级孤岛的通信问题。”　　县领导也回答得十分坚决：“建吧！我们支持你们改变通讯落后的面貌！”　　他激动得流泪了。　　孙连锋打点行装，率领他的几位助手去各个小岛进行网络勘察。　　昼夜兼程，蹈海踏浪，风餐露宿，足迹踏遍长山所有大小岛屿……终于拿出来了勘察报告，然后率人南下西安、武汉等地，考察设备，选型定货。从国家邮电部第四研究所引进他们生产的微波传输设备，并要赶在冬天降临之前完成预定九个铁塔的建设。　　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发了，在鲜有人迹的小岛旁安营扎寨。恶劣的环境向他们的生命极限发起了挑战。沉重的身架高大的九个铁塔把他们每个人的体力都耗干了。待将铁塔运到山下，许多人已瘫倒在地。小岛自然条件只允许他们采取手拉肩扛的原始搬运方式。他们瞄准的是小岛最高峰。小岛乱石穿空，横立海中，陡峭的山体上没有山路。他们要用人力把这些笨重的铁塔一个个地运到山尖，迎风矗立……瘫倒在地上的职工们大口喘着粗气，连往山顶望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孙连锋晃晃荡荡地走到大伙面前，说：　　“站起来，我们齐心合力把它抬上去。”　　“一二三——四！起！”　　铁塔在人的肩头上沉沉地升起，缓缓地一寸寸向山尖移动。　　苍天有眼，当大伙把九个铁塔依次在各个小岛架设牢固时，天空才扬扬洒洒地下起了第一场冬雪……他们又顶风冒雪，将一百四十多船次六千多吨的通信物资手拉肩扛送到各个小岛，把五百多吨钢材、微波天线、配件、水泥等物资设备搬到山顶，建成大小微波站九座……　　1995年5月26日，在长海县褡裢岛这个只有几百户居民的微型小岛上，当在这个岛生活了一辈子的张老汉在孙连锋的指点下，粗壮的手指在红色电话机上笨拙地按下一串陌生数字时，他神话般听到了远在外地、阔别多年的弟弟清晰的声音。　　“俺是你大哥。”　　“大哥，你在哪儿打电话？”　　“俺家装上程控电话啦！”老汉的声音发抖，忍不住喜极而泣。　　海岛千年的沉寂被阵阵电话铃声震碎了。昔日不见经传的孤岛，突然涌来大批渔商；过去人迹罕至的渔村，蓦地成为人们休闲养性的旅游热线……曾经对外长山岛屿不屑一顾的外商，态度忽变，争先恐后地前来投资建厂，合资企业在海岛上拔地而起，出口供货额达到八亿元……　　孙连锋敏锐的目光又瞄向另一块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他在海岛实现了126、128、999无线寻呼与大连地区联网，还在几个大岛开通了移动通讯基站。　　1997年，长海县在全国首家开通县至所有乡（镇）可视电话系统。　　“中国电话第一岛”揭幕典礼的前夜，孙连锋独自一人偷偷地跑到用丝绸遮盖着的石碑前，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揭开绸布，他清晰地看到了那几个遒劲的红色大字，眼泪止不住地簌簌流下……　　泪眼矇眬中，他仿佛听见褡裢岛上七十一岁的蔡京林老汉在给岛外的儿媳打电话：“喂，昨天大连鱼市是涨了还是跌了？”俨然看见乌蟒岛上的邱老汉坐在家里从容地接收日本渔商发来的一份交易合同传真……他忽地想起了那天一位老渔民与他的对话——　　“俺怎么觉得这地球变小了。”　　“是的，是小了。”

第6版(文学作品)专栏：　　重绘家乡的蓝天　　白朝蓉　　1998年夏，内蒙古呼、兴、哲盟及赤峰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秋末，我们来到这片重建家园的热土，所见所闻，可歌可泣，夜难成寐，遂吟小诗以颂之。　　小康新村　　依然是青石奠基　　积淀的却是信念　　依然是红砖砌墙　　高筑的却是向往　　依然是农家火炕　　温暖的却是新梦　　长街杨柳成行时　　自来水管喷泉时　　电视天线传讯时　　灾民堆满皱纹的笑脸　　将是小康新村的旌旗　　连心石桥　　洪魔用软鞭子　　抽断江河上的大桥小涵　　隔水相望的亲人啊　　像马头琴折了弓弦　　用四肢作桩　　用脊骨作梁　　用肌肉铺路　　用血液灌浆　　……　　桥，多像同心结　　桥，多像航天船　　绿色长堤　　扔下伐木斧　　扛起植树锹　　一片林是一座水库　　一畦草是一曲水谣　　用沙袋石块　　镇压洪魔的肆虐　　让田野阡陌　　流淌温柔的涟漪　　黑色灾难百年不遇　　绿色长堤千载不溃

第6版(文学作品)专栏：文学作品　　哨棚：黎明静悄悄　　李长胜　　滠水河是连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持续上涨的江水，倒灌进来，不仅使水位持续拔高，超过历史纪录，也使这高水位的河，变成了浩瀚的“湖泊”，清澈平静……　　大堤上曝晒了一天的炎热暑气，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渐渐消散。没有风，但湖面上似乎感觉到了有丝丝的凉意。　　哨棚外那盏悬灯的地方，却成了喧嚣的世界，蚊虫飞蛾似乎把积蓄了一天的能量都挥发出来，一团一团地砸向灯火，似乎要把灯火吞噬掉，扇动的翅膀发出呼呼的声响，格外清晰。　　河对岸间隔有序，一字儿排开的也是哨棚的灯火，远远看上去，水面上映着倒影，煞是宁静。　　那缓缓移动的，拖着长长倒影的亮点宛若流萤一般的，该是巡堤人的手电光了，闪烁着宁静中的生机，流淌着梦幻中的诗意。　　棚子是用编织布围起的，由旧木料和废钢管支撑着，脚下铺的是竹跳板，走上去晃晃悠悠的，仿佛是傣家竹吊楼。　　棚外大堤下，钉着一道道木桩，木桩外，铺着层层树枝，松柏槐杨，粗细夹杂，那是风浪的记录！三天前，大风骤起，河面上惊涛拍岸，涌起千顷大潮，扑向堤岸，简直要撕碎这最后的防线。村民们纷纷出动，砍下自家或别家的树枝，冲向大堤，顶着风雨，同险风恶浪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堤内的树林，仅留着头顶上面的枝叶，整齐而安静。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在溶溶月光下，河水用柔软的舌头，轻轻舔着树枝和堤坝。　　棚的右前方五十米处，悬着一面杏黄旗———那是十分醒目的险段的标志，那是堆积着成千上万只装满砂石的编织袋，还有堆积如山的片石、碎石及沙土，因为那里曾出现管涌群。管涌是大堤溃决的先兆———飞瀑巨流将以万吨级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疯狂冲向田野城镇和发电厂，吞噬无数人的生命。这夜色中蕴藏的杀机令人毛骨悚然！……在一场恶战之后，在管涌群旁专门设置了一个哨棚，称为坐哨。值班人日夜监视着河水每一点细微的变化，随时报告新的险情。　　因为险情后会有严阵以待的将士整装待发的军队，有一堵堵可移动的钢铁长城！　　这河原是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上游大量的土特产、黄砂从这里走上更广阔的长江。江上曾是舟楫穿梭，帆樯林立，汽笛声声，繁忙热闹……而此刻，除偶尔一叶扁舟、两只鸥鸟外，一切都是平静而略带睡意的。　　起雾了。一团团湿漉漉、白茫茫的雾气轻轻袭来。大堤内侧草皮也是湿漉漉的，踩上去软软的、绵绵的。大堤的土都沁得出水。　　渐渐地雾气浓了，天地间，水面上浑然一体，仿佛罩上了大蚊帐，远处近处，灯火朦胧。　　夜雾中，不眠的是无数巡堤人的眼睛，是无数抗洪将士绷紧的神经！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第7版(专页)专栏：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　　王光美　　1980年，中共中央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应《人民日报》约稿，曾写题为《他永远是一名共产党员》的纪念文章。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在少奇九十诞辰时，将原稿一部分修改成《他永远与人民在一起》发表。为纪念刘少奇百周年诞辰，现将原稿另一部分作了增删，并尽量保持原貌。　　——作者　　回想当年，我参加革命前，一位地下党员借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读了以后，对作者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以后，我作为一个满怀革命热情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人，同少奇同志一起生活，在内心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直接听他讲讲过去的革命经历。我渴望了解他。但是，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连讲述别的同志过去的功绩涉及到他时，还是很少讲自己。对于我的多次要求，他的回答是：“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因此，要完整地描绘出他，我力不胜任。但是我要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不被承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亦然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白区工作的贡献　　偶尔，少奇为讲明道理也说出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一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少奇回忆起在安源的工作：“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8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那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6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那里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喽，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　　简短数言，亲切实在，从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组织中、群众中，这就是少奇。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5日，人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次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疏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中武汉纠察队成员是最中坚的骨干。聂荣臻元帅曾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订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避。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　　自1927年，我党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长达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作顽强斗争。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工作，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的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却招致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超乎常人的坚毅意志、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　　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入虎穴。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很少。“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挺身赴险的。他一面隐避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亦属不易，况求发展之难。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的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十倍！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随后，在华中，经过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出现了一片蓬勃生机。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是发展巩固人民力量的前线总指挥。　　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　　在建国前后的正确主张　　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作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贡献。中共七大，毛、刘被全党公认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被拥戴为领袖。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作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党中央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月中，党中央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的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少奇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进山东、晋冀鲁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党中央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我军这次百万大调动，部署下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由少奇参与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一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少奇二十出头就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之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他同资本家斗争了大半辈子，对工人有深挚的感情。因此，在感情上，他从未，也不可能赞成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都始终认为执政党的一大任务就是减少或弱化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主人们更长远、更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合作，必须联手对付大自然的灾害和外国列强。他始终极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极力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崇尚劳动。同时，把资本家归为人民。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认为资产阶级已开始消亡，引导阶级矛盾于非对抗性。少奇力图靠发展生产力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就是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1967年初，源源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头吃饭，并没有看一眼孩子们。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针对怕吃苦、怕吃亏，好占人家小便宜，我讲过几次，是为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噢！我明白了”，平平高叫了一声，“这是偷换了概念。”亭亭一直在旁傻呆呆发愣，好像没听懂。此时竟笑起来。我看看天真的孩子们，又看少奇。他又继续吃饭，仍旧那么平静、坦然。　　少奇所说的“大便宜”是大众的幸福，是人民的信任。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渡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位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作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口号上。他最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共同地推敲，确定下来，并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进周恩来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党、全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仅半年之后，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与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十年中，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陷入狂热的混乱之中。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的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身处漩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白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　　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自若，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迫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为国殉职。他光明磊落，至死面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战斗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只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作者原写于1980年，1998年大修改完稿。本报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8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在成都。（附图片）

第8版(摄影)专栏：　　走进厦门　　石兆彬　　金秋十月，人民日报在厦门召开第六届新闻摄影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新闻摄影工作者在厦门进行了为期6天的研讨、采访活动。　　走进厦门，聚焦厦门，他们留下了一组组珍贵的镜头：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建筑、气势恢宏的海沧大桥，富有特色的鼓浪屿家庭音乐会，令人耳目一新的“厦门第一村”，温馨浪漫的“夜景工程”，心驰神往的金厦海域，还有白鹭自然保护区、环岛路、闽南古刹南普陀……　　透过这组镜头，使人们看到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风貌；使人们感到这是一座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感到这是一座整洁、有序，环境美丽、社会文明的城市。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座美丽的港口风景城市，也是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指引下，厦门经济特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17年来，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各项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对外开放层次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现代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环境日臻完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厦门先后被评为全国大中城市综合实力第十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并成为全国首批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之一。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全市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社会风气良好，城市环境优美，治安秩序井然。厦门先后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走出了一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成功之路。　　面向21世纪，厦门正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的目标努力奋进。　　↑崛起中的厦门。李作描摄　　↑陈嘉庚先生昔日创办的集美学村，几经发展已成为集美大学和集美华文教育中心，这是集美学村的外国留学生。　　王文津摄　　←正在紧张施工的厦门海沧大桥是国家重点工程之一，是我国第一座三跨连续钢箱梁悬索大桥。大桥全长5927米，主桥双向六车道，计划1999年10月建成。它的建成把厦门岛和内陆海沧投资区联接在一起，对厦门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姜立摄　　→素有琴岛之称的鼓浪屿，文化生活十分活跃，这是小提琴手在演练小提琴。　　王清生摄　　←假日，老人们在公园里休息、娱乐。　　王靖夷摄　　↑厦门市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建成车渡联检大楼，各部门联合办公，大大加快了货物报关速度。这是报关中心工作人员为客商联检。高进忠摄　　↓聚焦在厦门。李景录摄　　↑厦门造船厂利用易地改造的机会，抓管理，抓品种，抓质量，抓市场，使原来只能修修补补的小船厂，变成以造万吨轮为主的新型船厂。这是为德国建造的集装箱货轮。　　汤序民摄　　→同安区马塘村以“工业领先，多种经营”的发展格局，使经济效益逐年提高。村民纯收入已达6500元，被称为“厦门第一村”。这是该村食品罐头有限公司工人在灌装线上。林少伟摄　　←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生态，引来白鹭到这里栖息。　　吴志阳摄　　→海水养殖前景广阔，这是杏林区马銮湾网箱养殖基地一角。韩虹杰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