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专栏：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白皮书 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白皮书，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这部一万多字的白皮书共分五个部分，包括：一、迅速发展的中美贸易；二、关于中美贸易平衡的统计问题；三、按原产地统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平衡状况；四、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是双边贸易平衡的主要障碍；五、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有着广阔前景。（全文见今日本报第四版）

第1版(要闻)专栏：　　江泽民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记者罗辉）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小渊惠三一行。 江泽民对小渊惠三再次访华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２５年来，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受到一些干扰，我们希望看到两国关系能够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基础上得到正常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江泽民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汲取历史教训，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作出努力。 江泽民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小渊惠三对有机会再次见到江泽民主席表示感谢。他表示愿为日中友好继续作出贡献。 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等参加了会见。 日本客人是应中日友协邀请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

第1版(要闻)专栏：今日谈征文　　重视开发老年人才 据报道，江西省在老年人工作中，转变了“重养轻为”的养老观念，增强“以为促养”的养老意识，在落实有关生活待遇的同时，充分发挥“老有所为”的积极作用。赣州原地委书记杜昭、原副专员张世琦联合数百名老干部、老专家，创办赣南大学，创办高科技果业基地，为培养人才、增加财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沈阳南湖开发区街道办事处也十分重视老年人才二次开发，在全街道６０多家高科技企业中，有４０多家是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办的。江苏兴化市委为了鼓励和发挥老干部“老有所为”，在一年一度评选全市“十佳模范共产党员”的活动中，要求在１０个名额中必须有一个离退休老同志。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已有３名离退休干部当选。 我国有１亿多老年人，１０００多万离退休干部。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在上升。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他们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今后的建设中仍然是宝贵财富。各行各业在保障“老有所养”的同时，应该为“老有所为”提供服务和方便。

第1版(要闻)专栏：　　搞好国企必须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经考核确不胜任不称职的，要降职免职，不能“易地做官”；相形见绌的，要作适当调整；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处理；对滥用权力，肆意挥霍和侵吞国家资财的，要坚决查处 本报北京３月２１日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宋健、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崔士鑫报道：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座谈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全国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协调小组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在会上讲话。 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中央最近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的现状，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经验，对一些长期议而不决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具有很高的政治性、原则性和很强的针对性、操作性，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中组部等四个部门下发的《关于做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的通知》，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两个《通知》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制定计划，及时部署，采取得力措施，推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张全景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习好领会好这两个《通知》，要充分认识到，搞好国有企业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搞好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当前，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分析起来，企业领导班子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主要原因之一。解决企业领导班子的问题，与解决企业遇到的其它问题相比较，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张全景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两个《通知》的精神，大力加强企业党的工作，切实把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加强调查研究，摸清企业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要重点抓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首先是严重经营性亏损，职工意见比较大、内部矛盾和问题比较多的企业领导班子。要在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考核的基础上，通过思想教育和整顿、组织调整、加强培训、完善制度等措施，提高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对需要进行组织调整的领导班子，要果断调整。对领导班子成员，经考核确不胜任、不称职的，要降职、免职，不能“易地做官”；对相形见绌的，要作适当调整；对因独断专行导致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处理；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肆意挥霍和侵吞国家资财的，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 张全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各部门不仅要做好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领导班子的考核工作，还要指导下级机构开展考核工作，派人跟踪了解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同时注意总结推广好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通过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保证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这次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任务。 铁道部、冶金部、兵器工业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民航总局、电力部、邮电部等单位的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交流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的情况。 座谈会是由全国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协调小组召开的。

第1版(要闻)专栏：　　田里抓高效山上抓再造 栏里抓发展水上抓提高 抚州特色农业蓬勃兴起 编者按：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市场需要为目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主导农业产业，即特色农业，正在蓬勃兴起。 抚州地区的实践表明，特色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不仅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搞，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搞，哪里对这个问题认识早、抓得早、抓得好，哪里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就大幅度增加。抚州地区的经验还说明，发展特色农业，建立产业基地、样板工程、龙头企业，为深度开发农副产品，使之实现转化增值，找到了一条好路子。 本报南昌３月２１日电记者程曦报道：江西抚州地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着力发展特色农业，确保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使农业逐步成为一种富民强区的高效产业，实现了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二次飞跃。去年全区特色农业总产值达３３．１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４４．３％；为财政提供收入１．８８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２５．３％；农民通过特色农业人均增加纯收入５０４元。随着特色农业的迅速崛起，这里的老表干瘪的钱袋也一天天鼓起来了。 抚州地区近年来农业经济发展迅速，粮、油、棉、肉及其他经济作物都取得稳定增长。如何把农业丰收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结合起来？抚州地委根据当地实际，提出在巩固提高常规农业的同时，“田里抓高效，山上抓再造，栏里抓发展，水上抓提高”的发展思路，一手抓粮，一手抓钱，突出发展特色农业，使全区６９％的农户受益，２０多万人靠发展特色农业脱了贫。 抚州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做好特色农业这篇文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政策鼓励，资金扶持，科技指导，建立十大基地，树立十大样板，培植十大龙头，整体推进，并迅速形成特色农业的区域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格局。目前在抚州地区的广大农村，水底爬的，水中游的，栏（笼）里养的，地上走的，山上栽的，田里种的特色产品，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临川、广昌、乐安、资溪、黎川、宜黄、东乡、金溪、南丰、南城、崇仁等１１县市，一手抓常规农业夺丰收，一手抓特色农业上规模，重点发展特种水产、畜禽、水果、茶叶、蔬菜、高效竹木等产品，逐步形成振兴一方经济的支柱产业群体。本着“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发挥优势、相对集中”的原则，着力抓了十大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到１９９６年全区种植甘蔗面积１３．９万亩，烟叶３．４万亩，白莲１３．７万亩，商品蔬菜１６万亩，以南丰蜜桔为主的水果５５．３万亩，出栏优质瘦肉型猪９０万头，崇仁麻鸡和东乡黑鸡为主的饲养量分别达到１５００万羽和１万羽，甲鱼特种水产养殖面积达到３０００亩，以商品肉牛、山羊为主的草食畜牧分别为２．３３万头和１万头，以毛竹、白杨为主的特色林竹达１５０万亩。抚州地区重视树样板、抓示范的工作，先后抓了临川市湖南乡的２０００亩高产商品蔬菜，广昌县塘坊乡的３０００亩高产优质烤烟，南丰县的万亩高产优质南丰蜜桔，宜黄县桃陂乡的３０００亩板栗，东乡县的１０万头优质瘦肉型猪，崇仁县河堤乡的５００万麻鸡饲养，黎川县的鳗鱼养殖，宜黄县二都乡的３万亩丰产毛竹，资溪高阜镇的万亩毛竹低改，崇仁县的８０００亩白杨等十大样板工程。 在发展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和样板工程的同时，抚州地区还重视培育对以特色农业为基础、围绕主导产业、市场覆盖面大、带动能力强的加工型的龙头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抚州地区在１０００多家“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市场＋农户”、“运输＋农户”、“工厂＋农户”等形式的产业群体中，迅速崛起了十大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龙头企业。以榨糖为主的甘蔗加工企业、东乡县惠东糖业有限公司，联合蔗农５万户，实现产值６５００万元，利税１６７９万元，蔗农增收６４０万元，该企业被列为国家贸工农一体化试点企业；以南丰蜜桔为主的水果加工企业，年加工蜜桔鲜果５００万公斤；以茶鲜菇为主的食用菌加工企业广昌县食用菌开发集团，联系农户３０００多户，年产茶鲜菇７００万袋，实现产值３０００多万元，创利税１３００多万元，平均每户农民纯收入增加４１４０元。

第1版(要闻)专栏：　　胡锦涛会见小渊惠三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小渊惠三一行。 胡锦涛对小渊惠三先生再次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２５年来，在两国政府、政治家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培育和努力下，中日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建立和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指出，中日双方应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要以史为鉴，排除干扰，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为基础，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小渊惠三对胡锦涛的会见表示感谢。他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和即将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２０周年之际，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家，特别是年轻政治家的交流，共同为发展日中两国关系作出努力。 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参加了会见。 小渊惠三是应中日友协邀请来华访问于昨日抵京的。

第1版(要闻)专栏：　　江泽民题写书名并作序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出版发行 刘华清出席中央军委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新华社记者马晓春、解放军报记者陈先义）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书名并作序的《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已出版发行。今天上午，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为这部书出版发行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刘华清首先代表中央军委对这部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他在讲话中对周恩来同志的伟大军事建树作了高度评价，对如何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搞好新形势下的军队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提供了新的教材，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很好的纪念。周恩来同志是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功勋永不磨灭，他的英名永垂青史！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是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一项重点研究课题。全书４６万多字，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周恩来的军事生涯、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褒扬了他在创建和壮大人民军队，形成和完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以及廖汉生、刘志坚等同志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主持了座谈会。他说，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要学习、继承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党性观念，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不断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宋平、程思远、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等领导同志，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叶飞、马文瑞、吕正操等老同志，部分老同志的夫人、周恩来同志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出席了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三总部、驻京各大单位、武警部队、军委办公厅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第1版(要闻)专栏：　　高水分粮处理进展顺利 三百万吨专储粮有序调运 本报北京三月二十一日讯记者潘岗报道：各方关注的高水分粮处理和东北四省区国家专储粮调运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国家粮食储备局今天提供的最新情况显示，高水分粮处理工作，除个别地区外，目前已陆续脱险；今年第一批三百万吨专储粮调运任务，将保证在五月底前完成。 由于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使得国家粮食部门粮食库存大幅度增加，露天储粮、高水分粮超过了历史水平。特别是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粮食总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高水分粮库存同比增加了二点八九倍。 为了做好粮食安全保管工作，各地粮食部门采取措施，加大粮食安全保管力度，积极利用社会闲置仓库、场地储存粮食；指导农民进行家庭降水，鼓励农民向国家交售低水分粮。同时，认真组织，周密安排，加快东北四省区国家专储粮调运进度。在铁路、交通、银行等部门大力支持下，去年九月份以来，已先后三次调出三百五十万吨玉米，今年第一批三百万吨专储粮调运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保证五月底全面完成任务。

第1版(要闻)专栏： 三峡工程临时船闸闸门吊装 长江三峡工程临时船闸上闸首人字门日前开始吊装。临时船闸位于三峡工程长江左岸，主要承担三峡二期施工通航任务，是实现长江截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之一。 这是工人们正在吊装第一片钢构门体。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摄

第1版(要闻)专栏： 广东省南海市大沥镇工厂化育秧中心，努力改进技术，提高秧苗质量，总面积6000平方米的16个大棚育秧，可供大田抛秧12000亩。当地推广工厂培养壮秧抛秧技术5年来，水稻连年获得增产。 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摄

第2版(要闻)专栏：　　在《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华清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 刚才几位同志发言，追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军事生涯，学习他伟大的人格风范，缅怀他不朽的革命业绩，充分表达了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思念和敬仰之情。《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的一个重点课题，江主席非常关心，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作了序。几年来，承担此项研究任务的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提供了新的教材，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很好的纪念。在此，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为这部著作付出心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才兼文武，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丰富的治军思想、作战经验和军事斗争艺术，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功勋永不磨灭，他的英名永垂青史！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军事生涯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是紧密相联的。他科学运用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建军思想，高度重视革命军队的创建与发展，始终把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看作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关键。早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大革命时期，他亲手组建了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后来发展成为叶挺独立团。大革命失败后，他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一起，开始了我党创建红军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在以后的各个革命阶段，他都始终致力于解决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国务工作，但仍然时刻关心我军的建设和发展，组织领导了整编工作，组建新的军兵种，特别是加强武器装备建设和国防科研，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几十年来，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壮大的历史中浸透着周恩来同志的心血。 周恩来同志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卓越军事战略家。他作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助手，始终处在统揽战争全局的关键岗位，几乎参与组织了我军所有的重大军事活动。他以军事战略家的卓越才能，辅佐毛主席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一起，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及其指导规律。他非常重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他和朱德同志一起指挥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同志赞扬这是一次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同志继续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主席指挥红军冲破千难万险，跨越千山万水，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初期，他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率领八路军出师华北，指导新四军深入敌后。在解放战争中，他和毛主席一起转战陕北，指挥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他参与决策和部署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实施外线作战，转入战略反攻。到西柏坡后，他作为代总参谋长，适时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及时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挥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建国后，他高度关注新中国的安危与主权完整，参与领导了边防、海防、空防斗争。他参与决策和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取得五次战役胜利后，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议，志愿军作战应采取“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方针，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用武力独霸朝鲜的企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创立者。早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他受党的委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他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大量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后来创立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领导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重要论断。他对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建军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他们的发展方向就是全国红军的方向。他将《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迅速转达各地，指导红军的建设。１９３４年２月，他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并始终坚持和不断深化这一科学论断。周恩来同志创建和开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周恩来同志也是我军后勤建设的重要奠基人。红军时期，周恩来同志就非常重视后勤保障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红军各级供给部门，初步形成了后勤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期间，他亲自指导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开展工作，并动员各界爱国力量，把大量作战、军需和医疗等物资送往敌后抗日前线。解放战争中，为了保障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他责成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健全完整的后勤司令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他根据新的战争特点和战场环境变化，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有力地促进了后勤由单一兵种保障向诸兵种合成保障的转变。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了建立三军联勤的保障思想。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我军的后勤建设与改革，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同志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同志还是我党军事谈判的杰出代表。战争年代，他始终是我党军事谈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他不仅为我党赢得了一次次胜利，而且令对手不得不折服。他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错综复杂的军事谈判斗争中，表现出顽强、果断、机智、灵活、严谨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政治家的风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谈判艺术风格。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他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手段，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力量，推动了谈判的顺利进行，既团结了友军，又震慑了蒋介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建议党中央从军事上、政治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自己坚持留在重庆进行谈判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他陪同毛主席飞赴重庆，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艰苦谈判斗争中，针锋相对，机智灵活，使我党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非常善于运用军事斗争保证谈判胜利，以谈判斗争巩固和发展军事斗争成果，形成了一整套融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为一体的高超策略。这是周恩来同志军事理论和军事斗争艺术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部分，也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的独特贡献。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周恩来同志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上，堪称楷模。长征路上，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前夕，围绕红军改编，他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建国以后，他多次重申“党一定要管军队”，指出：“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他尽最大努力维护党和军队的统一，挫败林彪、“四人帮”的反党乱军阴谋，辅佐毛泽东同志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同志都始终如一地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始终如一地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同志们，我们纪念周恩来同志，就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伟大精神，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

第2版(要闻)专栏：　　姜春云在中宣部等五部门举办的形势报告会上说 要加大抓农业和农村工作力度 本报北京３月２１日讯新华社记者赵连庆、本报记者夏珺报道：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形势报告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就农业和农村形势作了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主持了今天的报告会。 姜春云在报告中首先提出，要正确分析估价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形势。他说，应当讲两句话，一句是，近几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形势总的说是好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再一句是，我国农业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不可盲目自满。决不能以农业丰收、形势好，掩盖弱点、困难和问题。否则，就可能头脑发热，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他说，农业和农村形势比较好的主要标志是，主要农产品总量增加；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农村社会稳定。 姜春云指出，近几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既有天帮忙的因素，更有人努力的作用。 姜春云说，丰收了，有喜也有忧。对领导机关来说，更要看到忧的方面。突出问题是，有的地方出现了放松农业的苗头，准备减少对农业的投入，取消一些对农业的扶持政策，缩减粮棉油的种植面积；某些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一些地方和部门向农民乱伸手，不合理负担出现反弹；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大，还有５８００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农业和农村工作全局，如果解决不好，农业发展的好势头难以保持。同时还要看到，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诸多因素，并没有因为两年丰收而得到根本改变。基于对我国农业形势的正确分析，中央及时地提醒全党同志，丰收之后要继续重视加强农业，加大抓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力度，防止产生麻痹情绪，防止农业出现新的徘徊甚至滑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出现的几次大的波动，尽管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都与丰收之后忽视和放松农业有关。大丰收之后出现大波动，并不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关键是对丰收怎么看，丰收之后怎么干。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政策正确，措施得力，扎实工作，农业就能够步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姜春云指出，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首要的是争取今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为此，需要着力搞好四项工作：一、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二、广开生产门路，调整优化结构，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三、强化抗灾减灾，确保大江大河安全度汛。四、搞好农村基层的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姜春云强调，实现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必须在统一好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真正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继续加大抓农业的力度；二是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三是积极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四是下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五是搞好农业的综合开发和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收入；六是务必保护和调动好农民的积极性；七是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获得双丰收。 姜春云说，回顾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展望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更加深切怀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今天这样的好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论述，继承他的遗志，以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无限哀思和深切怀念。

第2版(要闻)专栏：　　外经贸部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中美经贸往来增多和交流扩大是主流 本报北京３月２１日讯新华社记者鹿永建、本报记者龚雯报道：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介绍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情况，他认为两国经贸往来的增多和经贸交流的扩大始终是主流，两国政府有责任为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他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中国承认中美存在明显的贸易不平衡，且在逐步扩大，中国将怎样采取措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答：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随着双方贸易额的扩大，发生贸易的分歧与摩擦是难免的，出现贸易的不平衡在国际贸易中是常有的事。中美贸易不平衡有其多方面原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要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一书，有助于大家了解这些原因。 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成为美国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为此，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为缩小中美贸易不平衡而努力。中国将继续开放市场。目前，中国关税的平均水平已由过去的３５．９％降至２３％，２０００年将降到１５％。非关税措施方面，实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已由过去的１２４７项降至３８４项，今后还将进一步减少。中国鼓励企业扩大自美进口，鼓励他们组团赴美就设备、技术的进口进行洽谈，政府为此提供方便。中国将继续向美国大型企业提供中国大型项目建设的信息，欢迎他们投标。美国不久前来华访问的商务部副部长提出的２０多个项目，中国有关公司正认真研究，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尽可能予以促成。 问：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对美国有什么期待。这一问题解决前景如何？ 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美国也应该采取有力措施。 美国企业应进一步提高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包括产品质量、交货时间、技术水平、改进服务等诸多方面，因为中国是面向全球搞开放，中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有许多大中型建设项目，要进行国际招标，美国进出口银行应积极支持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主动提供优惠的贷款。中国目前有一批电站、机场、码头等大项目。但美国企业进入很少，与他们得不到贷款支持有关。美国政府应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技术出口是美国的强项，但由于限制措施，使美国企业失去了许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占很大比重，中国在加工贸易中只获得１０％至１５％的加工费。 经过双方统计专家的共同努力，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很多因素已达成共识，我们愿意就贸易平衡及其他贸易问题同美方进行平等的磋商。 问：美国副总统戈尔下周将访问中国，这对中美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在此期间将签订一些向美国购买包括波音飞机在内的产品协议？ 答：戈尔副总统下周访华，是中美关系中的大事，他是近几年来华访问的美国政府最高级的领导人。我们期待他的访问，相信他的访问将对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戈尔副总统访问期间，双方将就环保、能源及其他经贸领域的合作广泛交换意见，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签订一些同美国项目合作的协议。 问：香港回归后，将对中美贸易平衡状况产生什么影响？ 答：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关系仍视同对外经贸关系处理，两地经贸往来仍遵循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因此，我们认为，“九七”后，中国内地与香港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贸易统计单位，两地应根据各自的统计制度和规定，分别进行各自的对外贸易统计和对外提供统计数据资料。所以，香港回归祖国不会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统计关系。香港回归后仍将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扮演目前的角色。 孙振宇还谈到，美国对华投资逐年增长，截至１９９６年底，在华投资项目达２２２４０个，实际投入资金额达１４２亿美元，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二位。总的来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重视管理，受到中方的欢迎。 孙振宇还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中美纺织品协议、今年１月份中美贸易状况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冰主持今天的招待会，近２００名中外记者与会。

第2版(要闻)专栏：　　部分在京藏学界人士举行座谈 谴责达赖喇嘛访台分裂祖国活动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记者王炽、周文林）在京的部分藏学界人士今天在这里就达赖喇嘛将要访台一事举行座谈。与会者一致认为，达赖喇嘛将访问台湾，不是一般的宗教活动，而是台湾岛内分裂势力和主张西藏独立的势力相互勾结、共同进行分裂祖国的政治举动，此举必将引起中国各族人民的严重关注和坚决反对。 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西藏》杂志等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台湾当局公然邀请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为达赖喇嘛提供在中国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机会，这表明台湾当局与达赖集团相互勾结利用、同流合污，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赖喇嘛访台不仅有损于中国的统一事业，对台湾岛内真正的佛教活动，也会带来严重危害。 学者们在座谈时指出，广大台湾人民，包括在台湾的藏族同胞和佛教信徒是衷心希望祖国统一的。达赖喇嘛与台独势力互相呼应，制造分裂，不得人心。鼓吹分裂中国、宣传“西藏独立”，只能以碰壁告终。

第2版(要闻)专栏：　　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收到首笔国外赞助 本报北京３月２１日讯记者冉永平报道：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中国组委会今天在北京接受了美国埃克森公司为此届大会提供的４０万美元赞助。这是首家国外公司为大会提供的赞助。 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将于今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６日在北京举行。我国作为世界石油大会组织的成员国，１９９０年９月正式向世界石油大会组织申请举办十五届石油大会。１９９３年４月，我国以绝对多数票获得主办权。这是石油大会１９７５年在东京召开第九届大会以来第二次在亚洲召开。 世界石油大会是１９３３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石油组织，现有４７个成员国，它们大都是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和消费国。

第2版(要闻)专栏：　　周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满怀信心迎接香港回归祖国 新华社香港３月２１日电（记者吴明）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１００天即将到来之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接受本社记者和香港文汇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祖国不仅是香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也是朝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说，这将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满怀信心地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天的到来。 周南回顾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走过的回归历程，认为这１３个年头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香港现在的形势比许多人预料的都要好。他说，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内地以及香港的形势，都越来越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日益增强，国际资本投入和移民回流不断增加，说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对“一国两制”方针投下了充满信心的一票。尽管还会有一些“噪音”和某些外来干扰，但都影响不了香港实现平稳过渡的大局。 周南说，香港今天大好局面的形成，首先应该归功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逐步贯彻。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考验；此外还要归功于广大港人的积极参与。经过１３年的实践，越来越多的港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筹组特区的各项工作中，并从中不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相信他们在香港回归后完全能够担负起治港的重任，而且会把香港比过去管理得更好。 周南说，中国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每次都是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告终。现在，我们能兵不血刃地收回香港，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中国将以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经济上不断发展的东方大国姿态迈进２１世纪。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香港平稳过渡、保证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一个根本条件。 周南说，在长达１３年的香港过渡时期的全过程中，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坚定不移地维护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坚决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障碍和阻力；同时坚持依靠广大港人的力量，支持广大香港同胞积极参与筹组香港特区的各项工作，使他们在参与中不断提高国家民族意识，锻炼政治才能。在预委会两年半工作的基础上，筹委会去年顺利完成了选举推选委员会、选举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等工作，基本上完成了特区行政架构的筹组工作，并且创造了“公平、公正、公开”的符合香港实际、具有香港特点的选举文化，得到了广大港人的赞赏。 周南表示，现在国际社会和广大香港同胞都清楚地看到，中央政府对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相信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将会在“九七”后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周南最后表示，香港回归祖国，是我国今年要完成的两件大事的第一件。李鹏总理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用了一章论述香港问题。江泽民主席参加了全国政协港澳小组和全国人大广东团的讨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可以预料，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香港和全国各地都会有大型的庆祝活动，海外华人和台湾同胞也会自发地庆祝。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第2版(要闻)专栏：　　刘绍棠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一日电（记者张宝瑞、郝庆）著名作家刘绍棠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知名作家贺敬之、邓友梅、林斤澜、汪曾祺、浩然等与首都各界五百余人向这位大运河之子做最后的诀别。丁关根、尉健行、李锡铭、巴金、王蒙等送了花圈。安卧于鲜花翠柏中的刘绍棠，头枕着他的封笔之作《村妇》，遗容安详。 刘绍棠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绍棠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生在北京通县大运河畔的儒林村，十三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四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以京东大运河畔独特的风情习俗为背景，创作了六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京门脸子》、《蒲柳人家》、《蛾眉》等多部小说获国家级和北京市文学奖项，一些作品还被译为英、法、俄、德等十几种文字。他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今年三月十二日，刘绍棠因病医治无效，长辞人世。

第2版(要闻)专栏：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第五次磋商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官员第五次磋商今天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部长助理杨洁篪同巴新代表团团长、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马克斯·雷就双边关系和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双方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互免签证协定》的签字仪式。 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今天会见了马克斯·雷一行，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第2版(要闻)专栏：　　第三届中法经济研讨会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记者张荣典）为期两天的第三届中法经济研讨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郭东坡在闭幕词中说，两天来，中法两国经济、工业技术和商业界的朋友们就空间技术、工业自动化、电讯业的经营管理、利用储蓄来为建设服务、公共设施的投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双方还就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说：“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将继续重点发展农业、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发展普通民用住宅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消费的发展。我们希望法国企业对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基础设施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中法两国经济合作开拓更广阔的领域。” 率领法国大型经贸代表团与会的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和法国法中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德乔治作了总结发言。巴尔认为，法国企业在中国能够参与的合作领域是很多的，它们可以向中国提供技术含量高的、条件优惠的帮助。德乔治则强调了开展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对建立两国长期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第2版(要闻)专栏：　　王光英会见香港朋友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记者方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林孝信为团长的香港潮州商会青年委员会访京团一行。 王光英对香港潮州商会青委会访京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向来访的青年朋友介绍了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情况，以及内地近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王光英表示，他对“九七”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他说，香港拥有各方面的人才，这是很大的财富，也是香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林孝信为团长的香港潮州商会青委会访京团一行２０余人于１９日抵达北京。在京期间，访京团拜会了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侨办、全国青联等有关部门。

第3版(国际)专栏：　　波总理在议会控告团结工会 波兰总理齐莫谢维奇二十日在波兰议会通报了格但斯克造船厂情况和最近发生的事态时强调，作为政府总理，他不能容忍“违反法律”的行为。在谈到十九日团结工会成员占领政府三个部和在国库部发生剧烈冲突时，齐莫谢维奇指出，这不是合法的抗议活动，而是“犯罪行为”。（本报专电）

第3版(国际)专栏：　　中日签署证券监管谅解备忘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日本大藏省十八日在东京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周道炯和日本大藏省次官小川是分别代表各自的机构在备忘录上签字。

第3版(国际)专栏：　　俄荷签署军事合作协定 俄罗斯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二十日在莫斯科同来访的荷兰国防大臣福尔胡弗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两国军事合作协定及两国国防部一九九七年合作计划。罗季奥诺夫在会谈结束后指出，上述文件的签署将“有助于消除北约东扩可能给欧洲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3版(国际)专栏：　　南联盟新政府成立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议会二十日批准了以现任总理孔蒂奇为首的南联盟新政府成员名单。新政府由一名总理、四名副总理和十六名部长组成。副总理沙伊诺维奇、外交部长米卢蒂诺维奇、国防部长布拉托维奇和经济部长菲利波维奇等七名原内阁成员继续留任原职。新政府增设了同国际金融组织协调行动与合作部，撤销了贸易部，同时成立内贸部和外贸部。（据新华社电）

第3版(国际)专栏：　　美俄首脑结束两轮会谈 双方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分歧依旧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３月２１日电（记者袁炳忠、竺承军）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２１日上午在这里结束了第一轮会谈，双方称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接近”。 美国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亚斯特任布斯基在分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两国总统就欧洲安全和裁军问题进行了两个小时“认真务实”、气氛“友好”的“紧张”会谈。 两位发言人分别对记者说，克林顿和叶利钦重点讨论了北约东扩，尤其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亚斯特任布斯基说，叶利钦在会谈中坚持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并向克林顿表明了俄对北约东扩的担忧。据他说，双方在未来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立场有所接近”，不排除在会晤结束后双方就这一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的可能性。 新华社赫尔辛基３月２１日电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２１日在赫尔辛基进行的两轮会谈结束，双方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俄双方同意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持不同态度，但表示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合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亚斯特任布斯基在会晤结束后对记者说，两国总统拟订了５个文件，内容涉及欧洲安全、军备控制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他说，这５个文件是：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联合声明、关于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联合声明、关于化学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俄美经济关系的联合声明。 （附图片） ３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芬兰总统官邸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北约东扩等问题举行正式会谈。新华社发（芬兰图片社照片）

第3版(国际)专栏：环球扫描　　水，牵动和平与发展 王恬 今年的３月２２日是第五个“世界水日”。 当人类为和平与发展不懈奋斗之时，我们地球却日益陷入淡水资源短缺的困境。联合国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发出警告：缺水问题将严重制约下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地球的藏水总量约１３．７亿立方公里，其中淡水只有２．５３％，而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又不足淡水总量的１％。由于人类长期以来肆意开采、浪费与污染，“天赐”之水日渐窘迫，目前人类淡水消费量已占人类可使用淡水的５４％，全世界有１２亿人口面临“中高度到高度缺水的压力”（淡水消耗量占全国可用淡水２０—４０％的为中高度缺水国家，超４０％的为高度缺水国）。联合国的报告预测，到２０２５年世界人口将增至８３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面积将随之大幅增加，除非合理有效地利用淡水资源，否则世界将有１／２的人口遭受“中高度到高度缺水的压力”。 全球出现水资源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业、工业、生活用水量急剧增加。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分别占全球淡水用量的７０％和２０％，且需求量仍在上升；人口急剧膨胀和城市化的大趋势，也使生活用水量激增。二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世界工业和城市排放的废水已达５００多立方公里，２０００年将达到３０００立方公里，世界地下水源的一半正在受到污染。三是乱砍滥伐森林造成雨量减少，地下水得不到补充。全世界每年抽取约５５００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许多地区取用地下水已呈失控状态。 缺水将制约发展。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替代的生命资源，也是社会发展的经济资源。水资源短缺会阻碍农业的发展，危及世界的粮食供应。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农业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匮乏。缺水使全球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世界人口正持续增长，长此下去势必导致粮价上涨，进一步加重贫困人口的负担。由于缺水，一些国家的许多工厂不得不停产或限产。因此，未来掌握丰富水资源的国家将被视为拥有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水资源短缺和污染还引起了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报道，发展中国家８０％的疾病是由饮用了不净之水引起的。此外，世界一些主要河流的萎缩正大规模地破坏生态系统，从三角洲的退化、物种濒临灭绝到内陆湖泊不断缩小和沼泽湿地的消失，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置于越来越大的危险之中。 缺水将威胁和平。世界上有４０％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两个或更多国家共享的２００多个大水体的流域之中，淡水的短缺将加剧一些国家间的水源政治纠纷。其中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国际河流是：由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分享的约旦河；流经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的尼罗河；由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分享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埃及总统萨达特生前曾这样预测：中东的下一场战争将由水而爆发。中东属于半干旱气候，一直缺水，据中东和北非水资源财团说，到２０２５年，该地区人均可更新性供水将由１９６０年的３４３０立方米降至６６７立方米。更糟的是，该地区水源——河流和地下蓄水层——都跨越一向敌对的国家的边界。以色列每年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三个地下蓄水层中提取其６亿立方米用水的３０％，因此沙特报纸认为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目的是获取水资源，使戈兰高地的水成为以色列水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在全球淡水资源短缺的难题面前，人类并非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尽快实施以下措施将会是有效和可行的：１．为水立法。目前世界上有１／３以上的国家已制定和颁布了水资源法规，对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作出明确规定。２．有偿使用或提高水价。联合国的报告呼吁，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淡水资源，按照供需平衡的原则给予淡水以商品价格。３．循环利用。日本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已达７１％，美国和德国亦达６０％，瑞士、丹麦、瑞典等国８０％的生活污水都已作处理。４．节水型灌溉。在一些发达国家，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已达到７０—８０％，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仅有３０—４０％。如果下世纪中叶我国农用水资源利用率达到７０％，即使维持现有供水量，也可满足１６亿人口的粮食所需。５．节水装置、净化水质、海水淡化、利用雨水、广为造林。 水是人类最珍视的资源。在下个世纪，因为水，人类将更懂得和平共处与携手发展的价值。

第3版(国际)专栏：　　安理会改革方案出台 建议增设五个常任、四个非常任理事国 本报联合国３月２０日电记者何洪泽、周德武报道：本届联大主席兼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理会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简称安理会改革工作组）主席伊斯梅尔·拉扎利今天向安理会改革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文件，就安理会改革提出了建议，该工作组从今天开始就此建议展开实质性讨论。 拉扎利的建议包括：增设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四个非常任理事国，使安理会成员数目从现在的１５个增至２４个。五个常任理事国应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各产生一名，另外两个来自发达国家。而安理会四个非常任理事国应从非洲、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各产生一名。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不具有否决权，而原始常任理事国则应限制使用否决权。他要求对入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兴趣的国家将自己的要求通知大会所有会员国，联大将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８日之前举行大会进行表决，获２／３多数者将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为加快联合国改革进程，秘书长安南此前敦促联大五个改革问题工作组至迟于今年７月底以前提出各自的改革报告，从而形成一揽子改革草案，交５２届联大讨论通过。另四个工作组分别是：和平纲领工作组、发展纲领工作组、联合国财政状况工作组及加强联合国系统工作组。

第3版(国际)专栏：　　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 发展中国家呼吁重视发展权 新华社日内瓦３月２０日电（记者陈维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最近两天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重视促进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他们强调，发展权是人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人权。 巴西代表说，发展权是人人均应享受的最基本的人权。没有发展，没有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就谈不上真正实现人权的目标。 巴基斯坦代表说，发达国家推行的人权理论把公民政治权利视为发展的前提。因此，联合国在人权工作方面成立的机制８０％以上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而忽视促进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事实上，贫穷和不发达才是对促进实现人权的真正否定。 埃及代表说，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促进发展权的实施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实现发展权应成为同贫穷作斗争和防止发生冲突的手段。 乌干达、尼泊尔、摩洛哥等国的代表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有１３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对这些处于贫困和饥饿中的穷人只谈实现公民政治权利，而不帮助他们发展以摆脱贫穷，是没有意义的。国际社会促进人权事业不应有选择性和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他们还指出，世界上现存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掠夺正在日益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负担更加沉重，这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 斯威士兰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一些发达国家干涉非洲国家的自决权。他说，非洲国家正遭受外来的企图把一种“政治模式”强加给它们的难以忍受的政治压力。他认为，各国有权选择适合各国国情和尊重人权的理想模式，即使用金钱，非洲也不能接受外国对它们内政的干涉。 古巴代表在发言中再次谴责了美国干涉古巴内政的赫尔姆斯—伯顿法。

第3版(国际)专栏：新闻分析　　道指调整成分股 本报驻美国记者张亮 ３月１７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平静，没有爆出大起大落的新闻。但是，这天的道—琼斯指数却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它所依据的３０种工业股票，即道指的成分股票从１７日起刚刚作了调整。 这次调整可简称为“四上四下”，即剔下西屋电气、德士古石油、伯利恒钢铁和伍尔渥斯公司的股票，取而代之的是旅人集团、惠普、强生和沃尔玛公司的股票。调整第一天，道—琼斯指数上升２０．２２点，基本上属于正常浮动。 道—琼斯指数代表着美国目前３０家大公司的平均价格指数，金融界称它们为“蓝筹股”，即热门的、靠得住的股票。道—琼斯指数向来被视为反映纽约股市行情乃至整个美国经济运作状况的“晴雨表”。由于纽约股市和美国经济的实力地位，道—琼斯指数的变化往往影响着西方其它主要股票市场的行情。一般情况下，后者总是跟着前者的变化而变化。 应该说，道—琼斯公司选择的３０种股票是有一定代表性和科学性的，否则就难以发挥“晴雨表”的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道指依据的股票也在相应调整。 道—琼斯指数已有１０１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是《华尔街日报》首任主编查尔斯·Ｈ·道与出版商爱德华·琼斯。在早期，被编入的３０种股票是清一色的工业公司股，且以制造业为主体，这与当时美国经济的结构是相一致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道—琼斯指数依据的股票已作了几次变动，由一些金融公司和服务业公司的股票取代了一些工业公司的股票。上次调整是在１９９１年５月６日。如今时隔６年，道指依据的股票再次变动。 这次调整是在《华尔街日报》编委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的。具体来看，被除名的４家公司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了代表性。它们编入道—琼斯指数已有６８年之久。西屋电气公司在今年下半年将变成纯粹的媒体广播公司，不再从事工业生产。而在这个领域，道—琼斯指数中已有通用电气和迪斯尼公司为代表。伯利恒钢铁公司“出局”后，道—琼斯指数中便不再有钢铁公司的代表。德士古公司被剔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道指中仍有埃克森和谢夫隆两家石油公司。伍尔渥斯是老牌百货公司，但近年来经营状况不太理想，因而被后起之秀沃尔玛取代。 新入围的四家公司，扩大了道—琼斯指数中科技、金融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含量。旅人集团为金融公司，惠普是科技公司，强生是医疗服务公司，而沃尔玛则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因此，道—琼斯指数依据的股票的变动反映着美国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在当前美国经济中，科技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３以上，其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而钢铁工业已“日落西山”了。 值得一提的是，新入围的四家公司的股票表现均好于被剔除下来的四家公司。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法计算，现在道—琼斯３０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就已接近８０００点，而不是日前的大约７０００点。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道—琼斯指数的计算方法也作了适当调整。 能被列入编制道—琼斯指数的３０种股票之列，既显示了公司的实力，同时也是一种难得的广告宣传。所以，新入围的四家公司均表示满意和高兴。然而，被剔除下来的公司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的表示理解，有的“无可奉告”。但总的来看，变动后的道—琼斯指数似乎更有助于它发挥纽约股市乃至美国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本报华盛顿３月１８日电）

第3版(国际)专栏：　　布什说美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 新华社洛杉矶３月２０日电（记者吴月辉）美国前总统布什２０日在洛杉矶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就有可能破坏这种关系。 布什是在接受美国志愿者（洛杉矶）协会授予他“马可波罗奖”的颁奖仪式上说这番话的。他说，无论美国哪个党当政，都必须认识中国。 布什说，他自１９９３年卸任以来，曾七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他“深受鼓舞”。 他指出，美国国会、新闻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没有给予足够评价，没有认识到中国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取得的进展，这有可能破坏美中关系。

第3版(国际)专栏： 为尽量消除人们对疯牛病的恐惧，英国有关部门在每头牛的左右耳朵挂上两块标有农场、主人等信息代码的“档案牌”，并记录其从出生到出栏的健康情况。凭牌可随时了解每头牛的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可快速处理。 新华社记者　庞伟良摄

第3版(国际)专栏：　　为庆祝香港回归倒计时一百天 美知名华人组团访华 本报纽约３月１９日电记者何洪泽报道：在香港回归倒计时１００天即将来临之际，由美国各地华人政界、学术界、新闻界、企业界、科技界、艺术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美国知名华人迎香港回归访华团”一行３５人，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邀请，将于３月２１日至２７日访问北京，与国内同胞共庆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日子。 该团由著名学者杨振宁、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任名誉团长。著名律师莫虎任团长，成员包括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沈策、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著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靳羽西、著名显微整形外科专家夏威廉博士、著名学者熊阶、严晓海、倪军等。 访华团在北京将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倒数１００天主题晚会，并举行座谈、专题演讲、参观等活动。

第3版(国际)专栏：科技漫话　　千载难逢天外客 本报记者张友新 不久前每天黎明前，在东方低空上，有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形似团状的天体，其容姿闪闪发光，完全可与其周围的牛郎星、织女星等几颗恒星相媲美；它于本月２１日前后已由晨星转为位于西北方向低空中昏星。这就是海尔—波普彗星。目前，这位千年难逢的天外“客人”正日夜兼程向地球奔来，到本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到达地球的“家门口”，届时它距地球约２亿公里，然后就挥“尾”告别，飞向遥远的天际。 星星的出入隐现，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圆缺盈亏，人们都已习以为常，并且还给它们披上种种神秘面纱，寄予美好的遐思，但对彗星却另眼相看，视为“不吉利”的征兆。汉语中“彗”字是“扫帚”的意思，在西文中，“彗星”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尾巴”或“毛发”的意思。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彗星奇特的外貌给人们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过去人们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今天，社会已经进步，科技已有惊人的发展，彗星投下的阴影已被科学之光所驱散。 其实，彗星出现不足为怪。它不是一个结实的球体，而是我们太阳系中的一种正常的天体，与其他行星一样，沿着自己的轨道绕太阳公转。有所不同的是，彗星一般躲在太阳系边缘的宇宙里，在某种因素的干扰下，彗星会改变其运行轨道，掉到内太阳系来。当彗星靠近太阳后，由于太阳辐射的“加热”，其彗核（主要由冰构成）会汽化出云雾状的彗发（主要由气体和尘埃组成），同时在太阳风的作用下，像被风吹动的烟一样，彗星背着太阳的一面就会出现一条长长的“尾巴”。愈接近太阳，彗星愈亮，当远离太阳时，彗星变得暗而冷，并且成为无头尾之分的东西了。 海尔—波普彗星就是这样一个天体。它是美国天文爱好者阿伦·海尔和托马斯·波普于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３日同时独立发现的，当时该彗星距地球约９．３亿公里，其亮度是著名的哈雷彗星的１０００倍；当该彗星飞抵距地球的最近点时，其亮度特别大，长长的彗尾雄伟壮观，令观者激动不已。据科学家计算，这彗星绕太阳运动的周期为３０００余年，也就是说每隔３０００年才光顾地球一次，所以它被称为“千载难逢的稀客”。 自海尔—波普彗星被发现后，国际、国内掀起了观测这颗彗星的热潮。目前，不仅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已备好精良的“装备”，要对该彗星进行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即使普通百姓也不放过这个“天赐良机”。３月９日，当日全食和海尔—波普彗星举行“世纪幽会”时，小小的中国边陲城市漠河竟聚集了万余人观看这一天文奇景；当海尔—波普彗星日前在科威特上空出现时，许多人清晨起床赶到沙漠原野，观看这美丽的天文景象，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增加了新的乐趣。第一届海尔—波普彗星国际大会将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２日至５日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举行，届时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将交流对这一“世纪彗星”的研究成果。 海尔—波普彗星的风采向人们提供了一次普及科学知识的机会。世人对彗星的兴趣和热情，表明科学技术日益深入人心，而没有科学根据的观念正逐渐隐退。

第3版(国际)专栏：　　巴青年与以军警发生冲突 以关于最终地位谈判建议遭巴拒绝 本报开罗３月２０日电记者刘水明报道：数百名巴勒斯坦示威青年今天在伯利恒与以色列军警发生大规模冲突。 为抗议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哈尔霍马动工修建定居点，巴勒斯坦群众今天在离工地不远的伯利恒举行示威游行，数百名示威青年不顾巴警的劝阻，向伯利恒郊外驻守在“先知墓”旁的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以军警则向示威队伍施放催泪瓦斯。这是自以宣布兴建哈尔霍马定居点决定以来，巴以之间发生的最严重冲突。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以电台发表声明说，他建议尽快开始以巴关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最终地位的谈判，并说这一谈判可在６个月内完成，不需要原定的两年时间。 内塔尼亚胡的上述建议遭到了巴方拒绝。巴地方管理部长、巴以和谈巴方代表团团长埃雷卡特指出，内塔尼亚胡的建议是摆脱原有协议的“一个骗局”，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哈尔霍马定居点工程的注意。按照今年初签署的希伯伦协议，巴以关于最终地位谈判应在协议生效后两个月内、即于本月１７日恢复举行。为抗议以政府在哈尔霍马新建定居点，巴方反对在目前紧张形势下举行最后阶段谈判。

第3版(国际)专栏：　　阿布扎比９７国际防务展闭幕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３月２０日电（记者潘立文）阿布扎比９７国际防务展今天在这里降下帷幕。 在为期５天的展览会上，来自４２个国家的７５０家军火厂商展示了其最新、最先进的海、陆、空武器装备。１０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放满了装甲车、坦克、雷达、导弹、各种火炮以及现代军用通讯设备。同时，在扎耶德港外约５０万平方米的水域上展示了来自美、英、法、德、俄等国的潜艇、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艇和指挥舰等。

第3版(国际)专栏：　　持中国香港特区护照访加免签证 三月十九日，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长罗比拉德和外交部长阿克斯沃西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从今年七月一日起，中国香港特区护照持有者访问加拿大可免办签证。声明表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与加拿大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加政府做出免办签证这一重要决定，是对香港未来有信心的表现。

第3版(国际)专栏：　　特拉维夫发生严重爆炸事件 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二十一日上午发生一起恶性爆炸事件，已造成四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这是近一年来，也是自以政府上月决定在东耶路撒冷修建哈尔霍马定居点后在以境内发生的首起针对以色列人的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内。巴自治政府发言人艾哈迈德·拉赫曼发表声明，谴责特拉维夫爆炸事件。

第4版(要闻)专栏：　　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呈现出比较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也不时出现一些摩擦和分歧。当前，美国方面所过分强调甚至渲染的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经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引起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基于发展中美关系和推动两国贸易的愿望，我们认为有必要就这一问题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一、迅速发展的中美贸易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７月，两国政府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经济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方面的统计，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额为２４．５亿美元，１９９６年达到４２８．４亿美元，１８年累计２６０６亿美元；从１９７９年起，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１９９６年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国方面的统计，１９７９年双边贸易额为２３．７亿美元，１９９６年达到６３５亿美元，１８年累计３７６０亿美元；１９８０年中国是美国第二十四位贸易伙伴，１９９５年上升为第五位。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双方的贸易统计都表明，在过去１８年中，两国贸易年均增长１８％以上。这是中美经济贸易发展的主流。 １９９６年，按各自的统计，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１１．６％，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５．４２％。美国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双方统计都是年均增长１６％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出口增长速度，居美国对各国出口增长速度的前列。中美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具有互补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美两国贸易的持续增长对两国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就美国而言，仅对华直接出口就提供３０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且呈逐年增加之势。中国比较低廉的劳动成本，降低了鞋、服装、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格，有助于疏缓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广大消费者得到实际好处。世界银行１９９４年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增加１４０亿美元的支出。就中国而言，数百万工人从事对美出口的加工组装业，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一些技术相对先进的产品，也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中美贸易方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转口贸易为主，即无论中国对美国出口，还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大量货物都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二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即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为加工产品，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初加工件，加工后再出口。以转口和加工为主的贸易方式，促进了两国贸易数量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形成了两国贸易统计与贸易实况之间的较大偏离。 除进出口贸易往来外，美国对华投资也有很大发展。截至１９９６年底，美国在华投资的项目数为２２２４０个，协议投资额为３５１．７亿美元，实际投资额１４２．９亿美元。除香港、台湾地区之外，美国仅次于日本，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二位。同时，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也在迅速发展。 二、关于中美贸易平衡的统计问题 近年来，双边贸易的平衡问题，特别是美国方面所说的对华贸易巨额逆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统计分析表明，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但美国方面显然把逆差的程度严重地夸大了。 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２年美国为顺差，１９８３年开始出现逆差，１９９６年贸易逆差达到３９５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４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１９９３年转为顺差，１９９６年顺差为１０５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表一）。 表一：中美双边贸易统计单位：亿美元 中方统计 美方统计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中国平衡 美国出口美国进口美国平衡１９９３１６９．７１０６．９６２．８ ８７．７３１５．４－２２７．７１９９４２１４．６１３９．７７４．９ ９２．９３８７．８－２９４．９１９９５２４７．１１６１．２８５．９ １１７．５４５５．６－３３８．１１９９６２６６．９１６１．６１０５．３１１９．７５１４．９－３９５．２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美国商务部 为了弄清楚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差异过大及美国贸易统计反映的对华贸易逆差过大的原因，１９９４年，美方同意中方倡议，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下成立双边贸易统计小组，进行专题研究。美方成员由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专家组成，中方成员由中国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的专家组成。双方专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比较了中国、美国和香港地区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的贸易统计数据，处理了几十万条记录，整理了几百套分析表，根据翔实的数据形成了《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和投资工作组贸易统计小组工作报告》。报告认为，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被高估了： 第一，美方的进口统计，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第三方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６０％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据美方资料分析，中国的货物只有２０％直接运往美国，其余８０％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分析的结论是，这两年中国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４０．７％，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１００％。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香港向美国转口中国内地产品的增加值分别为５２．３亿美元和６３亿美元。美方将香港转口增加值也统计成自中国的进口，从而大大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值。 第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根据中美商贸联委会专家的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中，经香港对中国的转口只占香港方面统计的四分之一左右。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经香港转口的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分别约有１８亿美元和２３亿美元未被计入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中。 第三，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对一般进口货物原产地的判定，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无论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它中间方进口的。双方专家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对原产地的判定问题进行研究。 不考虑按原产地原则统计带来的误差，仅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这一因素，美国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分别被高估大约７０亿美元和８６亿美元，即美国当年公布的对华逆差平均被夸大了６０％以上（见表二）。 表二：转口及香港转口增加值导致美方高估对华贸易逆差（单位：亿美元）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美公布自华进口 ２５７．３３１５．４香港转口增加值 ５２．３ －６３调整后美方进口 ２０５ ２５２．４美公布对华出口 ７４．２ ８７．７经香港转口美方与香港统计差额１８ ２３调整后美方出口 ９２．２ １１０．７美公布对华逆差 １８３．１２２７．７调整后美方逆差 １１２．８１４１．７ 资料来源：《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和投资工作组贸易统计小组工作报告》 此外，美国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５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官员在美国《商业日报》上指出，由于出口不像进口那样能够通过征税为政府带来直接收入，所以美国出口统计可能漏掉了１０％以上的记录。据此推算，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美国对华出口统计可能分别漏掉１０亿美元以上。 考虑到上述因素，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美方对华贸易逆差分别高估了约８０亿美元和９６亿美元，即平均高估７０％左右。贸易统计小组只负责调查分析中美双方公布的贸易统计之间的差异，双方的贸易统计方法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美方对华贸易逆差高估的格局至今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按上述比例测算，１９９６年美方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被高估了１６０亿美元左右。 近年来，美方统计的所谓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统计技术方法上的缺陷，也有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因素。因此，依据美方的贸易统计来评价两国间的贸易平衡状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美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是由自身深层次经济因素决定的，不应把责任归咎于其它国家。 三、按原产地统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平衡状况 目前，中美双方对外贸易统计都是按照原产地原则进行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认为，目前国际通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存在着不合理性，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平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所在。 原产地统计是指进口货物的国别要按其原产地，即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进行统计。虽然原产地原则作为各国实施贸易管理的工具，在世界贸易发展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在国际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和各国贸易政策措施的实施中仍然被广泛应用，但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１９７３年，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手续的国际公约》，其中有一个关于原产地规则的附约，但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可操作的规则。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制定了《原产地规则协议》，确定了协调各国非特惠制原产地规则的原则，并委托世界海关组织承担协调规则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但至今仍未完成。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各国在制订自己的原产地规则时，往往从本国需要出发，标准不一，宽严各异，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往往存在随意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原产地原则的局限性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数额不大，各国之间商品交换关系比较简单，按原产地统计大致可以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贸易关系以及相应的利益格局。现在由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跨国投资日趋增加，国际贸易所交换的已经远不是单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而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产品”。按现行原产地统计进出口贸易的办法，显然难以准确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势，甚至会扭曲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状况。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由于货物在该国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按原产地统计，便将该国列为原产地国。但由于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来自进口，该国从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并不高。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２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中所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９．９９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２美元。在这２美元中，中国只获得３５美分的劳务费，其余６５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１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按原产地统计，将这２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自９０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加工贸易出口的扩大。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中国出口总额从６２１亿美元增加到１５１１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１６％，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从２５４．２亿美元增加到８４３．３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２２．１％，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４１％增加到５５．８％，在对美出口中高达７０％。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其产品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等传统市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产品的出口国就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５年，美国对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从３４０亿美元减少到７８亿美元，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２８亿美元增加到３３８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上述转移过程，也说明美国对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关系，在总体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近几年，中国对美出口三分之二以上是经过香港地区转口的。这些产品在香港的增值率远高于在中国内地的增值率，香港实际获利远远高于中国内地。如果把在香港增值较大的部分计为香港的出口，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就会相应减少，甚至成为逆差。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一）在使用原产地统计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局限性，透过表面数字，认真分析各方在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这样才有助于消除误解，妥善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二）必须考虑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和国际投资、服务贸易等日益增长的趋势，改进和完善贸易统计方法，使统计数字符合客观实际，为世界各国间的互利合作和世界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是双边贸易平衡的主要障碍 多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这是制约美国对中国出口，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主要障碍。 人们看到，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先后将中国划入“Ｐ”组和“Ｖ”组。但是，在美国的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使中国未能真正享受到“Ｖ”组国家的待遇。１９８３年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原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开始考虑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于１９８５年９月形成简化对中国出口审批程序的决议，但同时提出对出口到中国的所谓“受控商品”不能改变用户和用途的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多年来，中国政府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有关承诺一直持严肃认真态度，相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效果是明显的。对于中国政府出具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其它西方国家均予以承认并接受，只有美国仍持疑虑态度，要求中方对美国出口的所谓“受控商品”做这样那样的额外承诺，如提出对最终用户实施许可前检查及到货后核实的要求，对出口许可证附带各种苛刻条件，如２４小时现场监控、随时抽样检验等，这些都是中国难以接受的。１９９４年３月，作为冷战产物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解散，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不能不作某些调整，但其对中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基本没有改变。 我们注意到，８０年代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有所放宽，双边经贸关系由此得到一定改善和发展。但是，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多项涉及出口管制，这给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了严重后果，中美贸易平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美方逐步由顺差转为逆差。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政策，很难说是明智的。 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以及至今尚未解除的对华制裁措施，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对美国在华进行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成为发展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制约因素。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给美国厂商带来的损失，由以下事例可见一斑： ——早在８０年代初期，中方企业曾与美国西屋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就购买秦山３０万千瓦、大亚湾９０万千瓦核电站设备进行过技术与商务谈判，但由于美国政府出口管制而未果。《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是中美两国政府于１９８５年签订的，中国方面随即批准了这一协定，但美国国会在批准协定时附加许多先决条件，致使协定至今未能生效。当前，中国的核电行业正处于发展时期，核电站建设需要进口大批技术设备。美国核电厂商对参与中国核电站建设抱有浓厚兴趣，但由于美国政府控制核能技术对中国出口而丧失了向中国出口的机会。 ——８０年代中期，中国计划引进集成电路和程控交换机技术及设备，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使美国出口商失去了几十亿美元的出口机会。最近几年，中国仍希望从美国进口电子元器件及其生产检测设备，美国政府的歧视性出口管制阻碍着美国企业向中国的出口。 ——中国需要进口先进机床设备，给美国制造厂商带来了良好的贸易机会。由于美国政府严格的出口管制，众多美国公司正常的对华贸易活动难以开展。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美国政府歧视性的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不仅使大量中国用户对美国出口商失去合作机会，也使美国出口商丧失了贸易机会。据有关方面的分析，由于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近几年，每年美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美方一面强调对中国贸易逆差问题，一面又不放宽对中国出口管制，这是自相矛盾的。 在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同时，其它工业发达国家政府相继取消歧视性政策，而且向中国提供资本品进口的政府间金融支持，从而促进了对中国的出口。这无疑会提高其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欧盟国家对中国贸易不仅没有逆差，每年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充分显示了不同的对中国出口政策对双方贸易平衡带来的影响。 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从发展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的长远利益考虑，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放宽乃至取消现行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为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健康发展多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是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现实出路。 五、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有着广阔前景 中美贸易的持续均衡发展，是两国之间长期经济贸易合作的需要。中国方面一直非常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自美国进口。中国市场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是开放的。多年来，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产品，美商在华投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为美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在商品贸易方面，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６年，中国累计购买美国小麦６９４７．６万吨，共计１１６．２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小麦的最大买主；累计购买美国化肥４６２４．３万吨，共计９５．６亿美元；累计购买美国飞机３０８架，共计８７．２亿美元。 ——在来华投资方面，美商投资迅速增加。美国《幸福杂志》提名的５００家大企业中，目前在华有投资的已超过１００家，分布于众多领域。 ——在银行与保险方面，美国已有５家银行在中国开设了８家分行。在华开业的６家外国保险公司中有３家是美国公司，分别是由美国国际集团下属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和美国美亚保险公司开设的。 ——在航运服务方面，美国总统轮船（中国）公司和美国海陆轮船（中国）公司是最先在中国开业的外商独资船务公司，目前这两家公司已在中国拥有９家分公司。 ——在商业零售方面，美国企业也进入了中国市场，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沃马特公司。 为了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中美双方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签订了《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几年来，中方切实履行了备忘录规定的各项义务，并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例如，在动植物检疫方面，中方在同美方专家共同研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取消了对美华盛顿州苹果、加利福尼亚州小麦的限制，并与美方签署了有关猪、马、犬及遗传物质等方面的新的进口检疫认定书。１９９４年４月，中美双方就美华盛顿州樱桃、爱达荷州和俄勒冈州有关品种苹果进入中国市场的卫生检疫条款达成了协议。这些都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８％以上，下个世纪前十年增长率将保持７％以上，市场前景广阔。以能源、交通建设为例，今后五年，中国将新增发电装机容量８０００万千瓦，新建铁路１６０００公里，高速公路２８００公里，光纤通讯线路１５００００公里，新增电话交换机７０００—８０００万门。中国将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６年，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从１０９亿美元增加到１３８８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２％。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年，进口总额累计将超过７０００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提供广阔的市场。美国商务部１９９４年就将中国列在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市场潜力的高度评价。中国市场是日益开放的，同时也是竞争激烈的。我们愿意看到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有更多的竞争机会。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产品，这些产品不会对美国企业的生产构成竞争。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６年６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援引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的话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玩具、鞋类等产品的确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工业在美国已经几乎绝迹了”。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对美出口，大多产生于我们已不再生产任何产品的行业。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对美国出口，不仅不会影响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也不会影响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是对美国经济结构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涉外法律体系日益健全，贸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得到实施。在贸易体制透明度问题上，中国已经清理、公布了全部原有内部管理文件，公开废止了７４４件，并于１９９３年设立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告》，专门刊登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法规。进一步放宽了进口限制，到１９９５年底中国已取消协议项下８２６个税号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控制。近一年来，中国在涉外经济体制和政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 ——从１９９６年４月起，大幅度降低关税，涉及４０００多个税号，平均关税水平从３５．３％降低至２３％，并宣布在２０００年使总体关税水平降至１５％。 ——采取积极步骤，分阶段取消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涉及的产品已从１２４７种降至３８４种，并提出继续取消的时间表。 ——１９９６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使外资企业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受限制。 ——国内商业、金融、保险、对外贸易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已经开始试验实施。外国的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已进入这些领域的市场。在上海浦东一些外资银行也已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 ２０００年，中国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这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工商界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国际贸易中，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各国追求各自的利益是正常的，出现一些摩擦和纠纷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键在于要以冷静而明智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一贯主张，对于双边和多边经济贸易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争端，有关方面应当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谋求合理解决。中美关系经历曲折，应该珍视中美贸易发展的主流，着眼于未来，以建设性的态度面对现实。采取盛气凌人的态度，动辄以贸易制裁相威胁，提出对方难以接受的要求，甚至执行制裁措施，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损害双方的利益。 扩大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是中国方面真诚的愿望，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中美两国政府有责任为双边经济贸易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切实改善双边经贸关系，为两国贸易的发展和平衡奠定坚实基础。我们欢迎美国工商企业界积极参与中国市场的平等竞争。我们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更大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菲律宾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就发展全面、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中美商贸、经济和科技等三个联委会的相继召开，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相互谅解，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放眼未来，中国对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抱有信心。中美两国有充分的理由，共同努力，开创经贸关系新的良好前景，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１日电）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记者见闻集　　栽树不易，护树更难。武汉市沿河大道“四种四毁”的小树，向人们呼吁—— 请爱护生命之绿 本报记者罗盘 货车戛然停下，路边两棵手腕粗的树被撞倒在车厢之下……在靠近著名小商品市场汉正街的武汉市沿河大道两公里的路段，３００多棵新植的意杨，１／３被占道停靠的车辆撞倒；丛丛冬青被连根拔起，八成以上的意杨已经摇摇晃晃，嫩枝嫩叶全部脱落，生机渺茫。面对一片狼藉，园林局的干部职工痛心不已！ 据介绍，这已是发生在这条路上的第四次毁林事件了。１９９５年，园林部门在这里种树１９６棵，当年全部被毁；１９９６年，又在这里种树１４７棵，当年毁损过半；１９９７年１月，在这里补种１３４棵，１／３被毁；１９９７年２月，园林部门在这里抢种３００棵手腕粗的意杨，其中８０多棵又遭厄运！ 武汉本是一个热爱绿色的城市。今年大年初一，市园林局的干部职工开始挖树坑，未到３月１２日植树节，种树任务已告完成。３月初乍暖还寒，市委书记钱运录、市长王守海冒着蒙蒙春雨，踏着泥泞，和职工一起挥锹刨坑种树。不久前，市政府还明令实施“还绿于民工程”，连市政府的围墙也拆除了，让大墙内的绿色尽收市民眼底。 当越来越多的绿色装点武汉时，令人扼腕痛惜的事也时有发生。沿河大道上的意杨蒙难，就颇有代表性。 ——横七竖八占道而停的车辆，正是毁树祸首。一些司机无视生命之绿，树就成了轮下“怨魂”。记者目睹一辆小货车在停靠时撞倒了两棵小树，便问这位西服革履的司机是否注意到了那两棵小树，司机匆忙丢下一句：“撞的又不是人，有吗了不起？” ——人行道成为批发商品乃至生活的阵地，一些人觉得人行道边的树碍手碍脚，一伸手便折断一丛，拔起一棵。武汉工业品贸易中心对面，有人搭起窝棚生火做饭，手腕粗的意杨被用作棚架，几十束被连根拔起的冬青晒在地上准备当柴烧。 硚口区园林局副局长刘国利痛心地说，栽这些树苗不容易啊！这条路下面是三合土、沥青、碎石等，栽树要深挖１．２米才可以成活。区园林局的干部职工从大年三十开始，昼夜加班，用大锤砸，用铁镐凿，硬是挖出了３００多个深坑，光是挖出来的渣土，就堆成了一条２０００多米的长堤。随后，他们又运渣土出城，运树苗进坑，不算人力，光直接投入就达８万多元。连日来，市园林局的干部职工惊闻林带第四次被毁，又准备为这条沿河大道抢栽树苗了——因为季节不等人。 （附图片） 沿河大道仅存的意杨。　罗盘摄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采访随想　　实干还需多思 鲍洪俊 春节前采访一位领导干部，时间不长的访谈，竟被接连不断的来人、电话打断。他满怀歉意地说：大事小事哪一个环节操心不到，就要出岔子，都快累塌了。事后，他身边的一位同志悄悄告诉我：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事必躬亲，过于务实了。他的累，很大程度上是不善于务虚造成的。 这番话颇值得回味。现实中这样陷于冗繁事务，忙得顾此失彼的领导干部还有不少，其求实务实，勤政为民的工作态度确实令人感动。但需要提醒的是，在务实求实的同时，还得学会务虚。说白一点，当领导的工作再忙，实事再多，也要给自己留点思考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像这位领导同志整天被具体事务缠住手脚，又怎么能知人善任，从容镇定地谋划大事？ 古人云：善弈者谋势。谋宏观轻重得失之势，是下好棋的前提。同样，注意洞察世情民情，分清可能与现实，把握工作大局，抓住主要矛盾，这些工作中务虚的环节，也是办实事办好事的前提。小至一家一单位，大至一县一省，工作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矛盾千千万，需要兴办的实事万万千，解难从哪里起步，务实从何处着手，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周密的谋划统筹，很可能解难不得要领，实事办出怨气。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不具备相当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知识积累，就很难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采取正确的工作对策。这些基本的素质要求，除了求诸脱产学习、培训等途径，最重要的，还有赖于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挤出刚性的时间学习思考总结，一句话，有赖于务虚的功夫和质量。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　　排忧解难为人民 ——济南民政开展十项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贾建舟刘磊 ２３岁的残疾姑娘周芳，一直希望能够自食其力。年前，她所在的济南市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前后跑了２０多趟，协调城建、交通、卫生、残联等部门，帮助她开起了小饭店。周芳感激地说：“这一切都多亏了民政干部啊！” 这样的赞誉，以及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表扬信，使往日默默无闻的民政系统，在济南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这都源于去年８月开始的为民解难十项服务。 解千家万户之难 去年８月６日，《济南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登出市民政局为民解难十项服务的内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优待抚恤，退伍安置，婚姻，殡葬，收养登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无对象”（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收养，“三无对象”精神病人收养治疗。 在十项服务推出的当天，市民政局社会处就接到５０多个电话和４名来访者。优抚处、安置办的来访者更是陡增。当时正值退伍安置高峰，十几平方米的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最多的一天接待了１５０多人。看起来很平常的十项服务，何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济南市民政局局长褚玉颜一语道破：“十项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民解难。” 家住天桥区的薛文华老大娘多年独身一人。６年前，她回老家兖州收养了一名聋哑弃婴，可一直没有办上户口。民政局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专程到兖州办理了收养手续，并为这位名叫薛兖的聋哑儿童上了户口。他们还主动与济南市聋哑学校联系，给小薛兖办理了入学手续，使薛大娘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农村，为民解难十项服务也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平阴县３４５个行政村，村村都有一个“记录本”，为每个保障对象做的实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南石峡村村民赵敦柱从外地返乡不久，家里十分困难，妻子要跟他离婚。村里知道了，马上帮助他盖房子，并资助他３５００元钱，扶持他干起了个体涂料生产。现在，赵敦柱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做群众的贴心人 去年夏天，黄河发大水，济阳县黄河滩区的６个乡镇被淹。民政干部发现农民没有柴烧，便立即报告县委、县政府，为灾民买了３６０吨煤。接着又挨家挨户把煤送到５６００户灾民家中，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灾民激动地喊：“共产党好！共产党万岁！” 在民政系统有一种说法：民政工作的主要对象一类是最可爱的人，包括烈军属、伤残军人等优抚对象；另一类是最困难的人，包括鳏寡孤独、残疾人、困难户和灾民。十项服务的实施使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及时地得到了帮助。 作为最基层的民政组织，遍布城区的居委会是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但以前许多居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总是习惯找单位，找领导，而不是找居委会。开展十项服务后，济南市各居委会都结合社区服务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历城区健康路居委会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婚姻介绍所、劳务介绍、病床陪护等机构，为辖区内的７００多户居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解决了许多过去需要单位解决的困难。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历城区华山镇的一位姓亓的抗美援朝失踪军人的遗属，以前每月仅有１５元的失踪军人定补费。她在报纸上看到民政局开展十项服务，就给济南市民政局打来电话，询问她到底该享受什么待遇，优抚处的同志查阅有关文件后，认为她应该享受烈属待遇。要在往常，事情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但这次优抚处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举一反三，主动调查，发现还有许多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仅历城区就有４０多人，于是一并给予了解决。 现在，群众纷纷反映，到民政局办事方便多了。民政系统的窗口单位都把方便于民放在了第一位。市区的婚姻登记处由过去每周３天办理登记增加到５天，并在节假日预约登记。各殡仪馆均延长了工作时间，有的还实行了２４小时昼夜服务。 民政部门是政府职能部门，也是行政执法部门，仅这十项服务就涉及１５个法规、２５个政策文件。过去，这些法规政策都是由部门内部掌握和操作，群众并不是很清楚。而济南民政十项服务的实施，把有关的法规政策、服务程序、监督措施都一一公布于众，使群众掌握了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主动权。 十项服务的开展促进了民政部门职能的转变，作为政府机关，过去更多的重于管理，而为民解难十项服务更突出“服务”二字。把管理寓于热情服务之中，将服务置于严格管理之下，形成了一个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新机制。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在获悉济南民政开展十项服务后称赞这是民政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好形式。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新风一缕　　“流动书屋” 李九红 近日来，济南火车站候车大厅出现了难得的宁静。千余个座位座无虚席，旅客们悠闲地看着从车站“流动书屋”借来的书刊，好像置身于整洁、安静的图书馆。 候车大厅有一辆乳白色的手推车，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新出版的《读者》、《十月》、《法庭内外》、《质量纵横》等几十种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书刊。一位服务员推着车微笑着把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刊送到候车旅客手边。 北京旅客胡新请服务员拿了一本《这一代》。他说，没想到济南站还有这样的服务项目。烟台旅客张学柱说得更为实在：“以往候车时总是买一本杂志打发时间，看完也就丢掉了。流动书屋不仅为我们节约了费用，而且创造了一个文明候车的环境。” 这个“流动书屋”最初是由车站“青年文明号”班组自发建立起来的。客运值班员潘兰平看到旅客候车时大多无事可干，有的旅客为了打发时间，就买一些格调不高的书刊来读。由此，小潘萌发了办一个“流动书屋”的想法，得到同事们的一致赞同。大家纷纷从家里拿来书刊，“流动书屋”很快与旅客见面了。 车站领导对“流动书屋”这一新生事物非常赞赏。他们认为“流动书屋”是传播精神文明的窗口，应该大力支持。车站专门筹措资金，购买了大量书刊，使“流动书屋”更为充实。 济南火车站已连续十年荣获山东省“文明单位”称号，小小书屋又为这里增添了一处新的文明景观。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专题报道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拥堵又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有１２５０万人口的北京，在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交通拥堵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在关心如何—— 让京城“血脉”畅通 张洁 北京的公共汽车运行时速目前约为１０公里，在没有红绿灯的二环、三环也才３０来公里。遇上早晚高峰，二环、三环也会出现堵车现象。 眼下，北京人出门办事，把路上堵车的时间计算在内已成习惯。因为堵车，不少人上班迟到被批评、扣奖金，赶火车、坐飞机、赴约会因堵车误点也屡见不鲜。一些有人情味的单位甚至立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周允许职工迟到两次。 目前，北京市经常堵车的路口从３年前的２７个增加到５５个；公共汽车平均运行速度从１０年前的１８公里／小时至２０公里／小时下降到９公里／小时至１３公里／小时。一份调查报告表明，１９９０年以来，北京客货车辆行驶速度分别下降１５．８％和１１．５％，照此推算，相当于日平均减少１０００多个车次，少运送乘客２０多万人次。 交通拥挤不仅降低了运输效率，同时也加重了城市大气和噪音污染，造成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承担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主要任务的北京市公交总公司，不仅因堵车行车速度减慢而招致市民不满，而且运输成本也在不断增大。堵车造成基层车队车次减少、公里计划和票款指标难以完成，直接影响了职工收入。公交公司为了维持原有客运能力，势必要扩大车队，增加司售人员，运输成本每年以３０％的速度递增。加重市政府负担不说，多投入的车辆无形中又加重了路堵。 公交车出行不便，导致自行车与社会客运车辆激增，有限的道路交通面积被大量低效率的交通工具占用，反过来加剧了交通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有限增加的道路和快速增加的车辆是北京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如不采取措施，再过５年至１０年，城区交通矛盾将更趋尖锐。 “高速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交通问题”。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段里仁介绍说，北京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是车和路的矛盾，即道路增长慢而车辆增长快。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北京城市道路从２７１８公里增加到２８５８公里，年增长率是１％，而车辆的年增长率却是２５％，其中私人汽车年增长率达到３０％。目前，北京市机动车总量已突破１１０万辆。去年初，为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曾实行单双号限制，但减少的７％的车流量在半年内即被新增加的６．１万辆机动车抵消。段里仁预测，照此下去，再过５年至１０年，北京的城市交通矛盾会更趋尖锐。 “潮水般涌过的自行车流”一度被我们引为骄傲。但进入９０年代，这股潮水渐渐变成“洪水”，成为与机动车抢道、加剧交通拥堵的又一重要原因。北京拥有自行车８４０万辆，如果全部上路，专家测算它的占路面积相当于２００万辆机动车，这对于本来就很紧张的车与路的矛盾，无疑是火上浇油。 有人呼吁政府对自行车加以限制，而专家们则认为，关键是要搞好公共汽车站和地铁站的自行车停放场所建设。段里仁说，公共交通再发达，也不可能开进胡同，开到家门口，而自行车正好是一个补充。 西四交通岗民警刘然对记者说，有的交通拥堵是违章或交通事故造成的，并且骑自行车的人越线、逆行、乱拐乱放，也会造成机动车行驶缓慢以至发生交通拥堵。最使公共电汽车司机头疼的，是出租车和小公共为“抢活儿”而随意、危险的急停猛拐。 去年８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在堵塞严重的１６个路口，进行“停车线前移，增加新车道，增加左转信号灯和引导线”等系列改革，使路口机动车排队长度减少３０％至４０％，路口通行能力增加了１５％至２０％，成效喜人。兼任北京交通工程科研所所长的段里仁十分感慨地说，传统的交通管理观念和模式，使我们的管理滞后。而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却需要现代化的交通观念和管理手段。 借鉴国外经验，针对我国国情，建立地铁、公共电汽车、出租车组成的立体交叉网络，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交通专家们认为，一个城市最理想的公共交通结构，应该是以地铁为骨干，以公共电汽车、出租车为辅助形式的立体交叉网络。 目前全世界共有地铁５０００公里，９５％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西方七国占７５％。始建于１９６５年的北京地铁，目前总长４２公里，每天运送１５０万人次，占北京公交客运总量的１２％，而国外交通发达的城市地铁的客运量占４０％以上。 １９９２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地铁建设发展规划，这个有１２条线路、３００公里长的地铁网络如果实现，北京人出门将变得极为方便。但是，按每公里造价５亿元计，待建的２６０公里地铁将需要１３００个亿，相当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 １９８７年，北京开始修建复兴门至八王坟共１１．２公里长的复八线地铁，原定１９９７年完工，随着基建成本不断增加，当初２４个亿的造价现已涨到６０个亿。工程一度停工待料，等米下锅。北京市政府贷款２０个亿，自筹２０个亿，保证复八线在１９９７年国庆前投入使用，以解长安街地面交通之急。 地铁的高造价限制了地铁的发展，一些专家把目光转向地面公共交通。 “公交优先”的提法起源于法国，二次大战后，迫于汽车工业财团的压力，法国政府采取鼓励私人交通发展的政策，到７０年代初，巴黎市区大街小巷被小汽车填满，城市交通陷入瘫痪。 为拯救城市交通危机，从７０年代开始，法国政府被迫实施“公交优先”政策，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公交补贴，并对小汽车的发展实行限制，还在市中心开辟公共汽车专用道，保障公共汽车的优先通行权。经过多年努力，巴黎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此后，“公交优先”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途径。一份对欧共体１２个国家的调查表明，８０％的市民拥护公交优先政策，就连拥有私人小汽车的人也有４０％支持公交优先，认为它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城市交通研讨会上，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说：“中国政府在发展城市交通方面一项重要政策是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以此来缓解城市的交通紧张状况。在政府公布的产业政策中，也把城市公共交通列为重点扶持的产业。” 据悉，北京市“公交优先”的措施有望在今年出台，长安街将辟出首条公共汽车专用道。在市中心对机动车限制，是摆在市政府面前的又一紧迫课题。无论是“优先”还是“限制”，目的都是一个：改善北京的城市交通。这是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出的选择。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公仆谈心录　　与百姓交朋友 ——湖北竹溪县委书记明邦庆一席谈 杜若原黎明 明邦庆，现年５４岁，中专毕业，高级农艺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１９９３年起任县委书记。 “公仆”爱百姓与百姓爱“公仆”，看起来简单，实质上反映着“公仆”为人民服务的质量与效益。多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体会到，要让老百姓爱自己，“公仆”办事情就必须把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近几年，我们对县委干部搞了个约法“五章”：要求每个领导干部每年至少抽４个月时间深入村组，与老百姓坐到一条凳子上调查研究，至少写出一篇改进工作的调查报告；每个脱产干部至少结两门“穷亲”，扶持他们脱贫；县里几项大工程都由各级一、二把手带队，到生产一线，同群众一同奋斗；各级各部门每年都要办几件群众欢迎的实事好事，解决群众想办而无力办的问题；做群众的知心朋友，与群众打交道做到实干在前，享乐在后，有苦不叫苦，吃苦不喊苦。 这五条刚开始推行时，一些干部难以适应，阻力也不小。但我和县委一班人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抓落实，既加深了干群感情，又推动了工作。这几年竹溪兴建的石庙子水利枢纽，国道改线等十多项重大工程，由于群众大力支持、积极参与，每个工程都得以提前竣工。 竹溪是个穷山区，老百姓很朴素，因此，他们评价干部的标准也很简单：就看你是否真心实意维护群众利益。去年７月８日，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疯狂地洗劫竹溪，５小时降雨１６０毫米至１８０毫米。我和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深入一线，排除险情，指挥抢险。几十天连续拼搏，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关键时刻，群众盯着干部；如果我们能够舍弃个人利益，老百姓就会给你打百分。 干部作风是影响“公仆”与群众间感情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县委一班人尤其注重抓干部的作风建设，每年确定一到两个实实在在的中心议题在全县讨论，每年组织两三个大的回合抓作风整顿。同时，认真处理了二十多名跑官要官、弄虚作假、为政不廉、群众意见大的干部。用一个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就能赢得一方民心。一个干部的取舍关乎民心向背，万万不可马虎。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公仆谈心录　　面向市民抓文明 ——河北石家庄市市长沈志峰一席谈 李建兴王秋旺 沈志峰，１９４０年生，大学文化程度。１９８３年８月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１９９１年４月出任石家庄市市长至今。 高楼大厦等物质基础好比城市的“骨”和“筋”，而和谐向上的文明氛围则是一个城市的“气”和“神”。近年来，我们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抓精神文明建设。 每逢节假日和重要纪念日，我们都组织开展民间花会、灯展、节日文艺演出和游园等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针对“双休日”后职工假日延长的情况，实施了以“彩色周末工程”为主体的文化娱乐活动，并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市民文明公约》、《市民道德规范》。这一切，活跃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净化了社会风气。 精神文明建设要贴近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必须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挥党和政府的凝聚效应。从１９９１年起，我们连续６年每年都确定几件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实事，集中财力、物力办好，逐步缓解了人民群众乘车、用气、吃水、入学、住房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还设立了市长公开电话，２４小时昼夜值班，及时解决群众的一些急、难、险问题。从而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和集中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 我们始终把城市环境的治理和城市形象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先后实施了“一通两化”（道路畅通，环境净化，市容美化）工程和“碧水、蓝天、绿地”（水转清，天变蓝，地披绿）计划，从１９９６年起全面实施“形象建设工程”。集中精力整治重要街道和８个进出市主要路口，强化城市夜景建设和文化建设，清除街头不良文化。通过努力塑造石家庄的新形象，我市被全国爱卫会评为卫生城市。

第5版(各地传真)专栏： 乡村党课教员——孙天德 65岁的孙天德志愿做了22年的乡村党课教员。 中学毕业后，孙天德留在家乡山西省永济市郭日乡孙常村从事共青团工作。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孙天德就志愿做了乡、村两级党组织的党课教员。党课内容从党章、党史、时事政治、国际国内形势、科技教育、经济新知识，到本地的好人好事。现在，他写下的字迹工整的党课讲义，已订了100多个小本子，总字数超过100万。　本报记者　刘伟摄影报道

第6版(理论)专栏：书刊评介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美学 ——《美学的现代思考》简评 汝信 彭立勋同志撰著的《美学的现代思考》一书，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内容丰富，包括审美理论、文艺理论、中外美学思想比较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城市美学等方面，充分说明作者的美学研究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但是，从收入该书的这些论文可以看出，虽然它们涉及不同问题，却始终围绕着一个基本目标，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精华和吸纳当代美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以审美和艺术为中心的现代美学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以促进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美学的建设”。我以为，作者在该书中是很好地实现了他的这一目标的。 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一切美学问题的现成答案，只需到他们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加以整理就行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美学，就是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讨现时代美学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对新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也会使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彭立勋同志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可贵的探索，他从现时代的新视角去研究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其他经典著作，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论，论述了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新意迭出。 作者的意图是要探讨如何推动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建立适应于新时代需要的现代美学。我觉得这抓住了当前我国美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近几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已经和正在继续发生急剧的变化。面对这一迅速变化着的世界，墨守成规，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美学研究要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也必须变革和更新，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当然，美学研究在变革和创新时，要注意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要努力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不应抛弃传统，全盘否定传统美学在现代的价值。无论中国或外国，都有悠久的美学思想传统，从孔子、柏拉图、刘勰到康德、黑格尔，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共同精神财富。现代美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传统美学的基础，它应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应该是传统的断裂。我们当前美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当代的现实出发，紧密结合审美和艺术实践，以革新的精神去发掘和弘扬古今中外美学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基础融会创新，根据现时代的要求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美学理论。该书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

第6版(理论)专栏：香港回归祖国论坛①　　关于收复香港的历史考察 刘存宽郦永庆 内容提要：在香港回归还有１００天之际，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 １８４１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和１９２１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１８４１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１８４１年１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１８４０年８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５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１８４０年８月３０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１８４１年１月７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１月１４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１月２０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１月２６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１月２７—２８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１月２０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１月３０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６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１月２７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１８４１年５月１８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６００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１８４１年８月２１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５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１８４１年１０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７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４月１１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５月１８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５月２５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１０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８月４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８月２９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１８６０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１８９８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２３５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９９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３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１２月７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１９２４年１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２３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１９３０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１９３８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１９４２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１８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１９４２年６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１９４２年８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１０月１０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１１月１０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１１月１３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１８９８年６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１）接受要求；（２）断然拒绝；（３）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１１月３０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１１月３０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１９４３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１月９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１９４２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１９４３年１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１９０１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１００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８０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１９８４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第7版(舞台与屏幕)专栏：　　中国话剧走过九十年 霍大寿 中国话剧９０年所经历的路，是一条辉煌的路。她以紧贴群众，反映时代的脉搏，赢得了千百万观众，终于使自己能与历史悠久的、灿烂的中国戏曲艺术花开两朵，自成一枝，共同在中国剧坛上各领风骚。 话剧本属于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在中国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是源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些不满封建旧制度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要求。当时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叔同、欧阳予倩、王钟声等人学习西方的戏剧形式，倡导新剧运动，宣扬反封建意识，适应了辛亥革命的需要。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运动也为之一蹶不振。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又把衰落的新剧推动了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左翼戏剧运动，成立了以田汉为首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的《乱钟》、《扬子江的风暴》，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的出现，把在新剧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话剧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的中国话剧，不但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现实生活，写出了人民的困苦、挣扎与呐喊，而且在艺术上也日臻完美，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个性。 话剧运动的活跃触动了一些通晓理论的戏剧工作者的思考，田汉、张庚、马彦祥、葛一虹等开始通过理论评价，鼓励当时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并力图剖释中国话剧运动的本质与方向。 当然，中国话剧艺术家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本质和方向的根本性认识，是在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当时，许多戏剧艺术家如李伯钊、张庚、欧阳山尊等亲自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毛泽东同志的这次讲话，为中国文艺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一批批贴近现实斗争而又生机勃勃的创作和演出不断涌现，如《把眼光放远些》、《丽人行》、《升官图》、《战斗里成长》等都焕发着人民戏剧的灿烂光辉。这些戏，为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全面开花结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政治上、艺术上而且在物质上给予话剧事业以巨大的关怀和支持。一座座现代化的剧场相继建成，一大批杰出的新老话剧艺术家把中国话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峰，出现了话剧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时代。《龙须沟》、《蔡文姬》、《茶馆》、《骆驼祥子》、《槐树庄》、《马兰花》、《万水千山》、《降龙伏虎》、《共产主义的凯歌》、《红色风暴》、《第二个春天》、《胆剑篇》、《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精品的涌现，使中国话剧这枝艺术奇葩不但盛开于祖国大地，而且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使话剧艺术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话剧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异军突起的上海工人作家创作的《于无声处》，以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震撼着复苏的剧坛。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如阳光雨露，滋润着广大话剧艺术家枯竭的心田，话剧舞台重现了新的繁荣。《丹心谱》、《大风歌》、《报童》、《陈毅出山》、《刘胡兰》、《红白喜事》、《王昭君》、《报春花》等纷纷问世，给予“浩劫”之后的如饥似渴的观众以极大的满足。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时，一向敏感于时代脉搏的话剧艺术家自然无法抑制胸中的艺术激情。在一大批艺术精品如《天下第一楼》、《天边有一簇圣火》、《狗儿爷涅槃》、《李大钊》、《阮玲玉》、《甘巴拉》、《湘江湘江》、《商鞅》等出现的同时，形形色色的探索与试验在话剧界此起彼伏。人们并不完全甘心死守传统的“三一律”和“第四堵墙”的局限，而极力放眼四方，试图寻求更多、更新、更深、更广的话剧艺术天地。于是，各种不同艺术风格、流派的话剧如雨后春笋。她们以特异的构思，敏锐洒脱的思想，灵动自由的形式与风格走向文化市场，放胆与各种艺术门类和姊妹艺术竞争、较量，不时显示出独有的优势，争取了大量的观众。其中不少作品，如《留守女士》、《热线电话》、《同船过渡》等还获得了国家大奖。这些别出心裁的大胆尝试，显然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历史写下新的一章。（附图片） 九集纪实儿童电视剧《同在蓝天下》问世。该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浙江南部贫困山区“希望工程”的故事。剧中塑造了受助生畲族小姑娘蓝好丽、献身教育事业的代课教师雷在春、为“希望工程”整天奔波的杜灵等一系列感人形象。这部电视剧是由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青团浙江省委联合摄制的。编剧徐海滨，导演秦绂生。

第7版(舞台与屏幕)专栏：　　千古苍烟黄河水 赵国政 山西舞蹈家擅以黄河做文章，前有《黄河儿女情》在舞坛大红大紫；继有《黄河一方土》再领风骚；而今他们继往开来的势头不减，又将一部舞蹈诗剧《黄河水长流》奉献于世。 的确，恰如恒河之对于印度，尼罗河之对于埃及，幼发拉底河之对于巴比伦一样，华夏文明的缘起与发展，农业文化的萌生与成熟，炎黄子孙的繁衍与健旺，国民性格的形成与完美，无不出自黄河的惠赐与哺育，其母亲河的地位永远高悬在我们心上。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感，山西舞蹈家才再度推出了这部皇皇大作《黄河水长流》，以期用黄河博大的生命内涵和文化内涵，陶冶我们，激励我们——剧中不计篇幅、不吝笔墨、不遗余力地刻画三位母亲的形象，其寓意也在这里。 然而，千古黄河尽管为神州大地浇灌出足称灿烂、足资炫耀于世的古老文明，但我们的社会毕竟经历了太长太久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数不尽的血泪和苦难，可也磨砺出、锻打出黄河子孙刚毅不屈、坦然以对的坚强性格。《黄河水长流》通过篇章体结构——上、中、下三篇，运用大写意手法，围绕三代母亲的不同婚姻、不同身世，反映了我们的人民是怎样身负历史的沉重、艰难而却义无反顾地向前迈步。 上篇“老磨盘——奶奶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奶奶遵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祖训出嫁后，从红颜少女到两鬓飞霜，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围着磨台转，围着儿女转，围着地垄沟坡转。她的每个笑靥都透着难言的无奈与艰辛，可她的面颊，甚至浑身的筋络都未失去过达观、坦荡、慈祥和爽朗怡人的微笑。她的崇高就在于以坚忍克服艰辛，用汗水，用乳汁，用自己的母体为黄土地抚育着新的生命和生机。中篇“冰河开——娘的故事”则是另一种女人，另一种景致。这位母亲是个逃婚者，为求自由，她与心上人落难荒野而不觉凄苦，当心上人远漂黄河时她长伴青灯“天天想”，也不肯向世俗低头，在沉沉黑夜中投射出一道求索自由的曙光。而下篇“好好活——女儿的故事”，显然是千古苍烟黄河水终于流入了今天的故事。这位女性的婚嫁，既未像奶奶那样抬出花轿就被定位在磨盘上，也不像娘那样虽有骨气却只能遁世而居，她是在黄河之滨大嗓门的唱歌、大嗓门的欢笑、大嗓门的猜拳行令声中，举行的真正的大喜大庆的婚嫁。作为女人她也同祖辈一样哼着摇篮曲，摇着新生命，但也与男人们平等地挥舞着大时代的锹镐，开辟着崭新的生存空间与生命空间。这篇的命题为“好好活”，既蕴藉着对祖辈生活的珍惜，也显示出只有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才可能活得好的自信与豪爽。 历史的沉郁与舞蹈的多姿，内容的凝重与手法的活泼，人物命运的悲壮感与乡村喜剧式的风趣感，有机地、互为表里、并行不悖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并产生出品味不尽的艺术美感，让人在忍俊不禁中咀嚼着亦苦亦甜亦辛亦辣的人生三味。譬如蒙着大花盖头的奶奶，被一屁股撂在坚硬冰冷的石磨上，这石磨实际是她人生命运的定位，然而却是“粗心”的村夫们“不经意”的行为所致；奶奶自己也不认为落座在石磨上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这石磨是个多么可心、多么应手、多么招人喜欢的劳动工具。其行为与内涵的强烈反差，是让人喜耶，悲耶？为祭河求子，奶奶坐着独轮车由爷爷推着一颠一颤、一弯一拐、一跌一撞、一仰一合地一路小跑，这可能是奶奶一生中最高荣誉，最大享受，最满目生辉的人生景象了，此情此景是幸，还是非幸？母亲与幼子不堪重负地拉着古老的木犁，生活的沉重与忘情的天伦之乐及劳动快感，是让人共享其乐还是共尝其苦？这一切都像一击击重锤击撞着观众的心扉。还有那黄河汉子们嘬着老土碗有声有响有滋有味地喝粥舞蹈；猜拳行令咕咚咕咚痛饮老酒的舞蹈；逃婚者在风雪嘶叫中举行露天婚礼的舞蹈；摇篮曲中融融母爱的舞蹈……一张张生灵情态画，一幅幅黄河万里图，真诚，坦荡，生动，自然，泥土味重，民习味醇。 我想，黄河的文章是永远做不完的。

第7版(舞台与屏幕)专栏：　　改革带来活力 刘文金 编者按：１９９６年，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成果显著。本报今日起陆续选登一部分院团体制改革的经验、做法以及他们在１９９７年如何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发展艺术生产的设想，以期为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艺体制改革在中直院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歌剧舞剧院在这场改革中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文化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剧院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积极稳妥地开展各项工作。首先，对剧院原有６５０多名（含离退休部分）在册人员，按政策进行了划离、分流或重新聘任的工作。而最终应聘上岗的３００名演职人员，成为我院重新组建的歌剧团、舞剧团、管弦乐团、民族乐团、舞台美术工作部以及其他各管理职能部门的基础骨干力量。新型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新型的艺术生产关系，正在把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僵化、淤滞状态转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运行机制。 剧院同演职人员的签约聘任关系，体现了改革后所形成的新型的艺术生产关系。因而，逐步完善并实施规范化的行政管理和艺术生产管理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诸多规章制度中，新制定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管理条例》，很快将剧院各种类型的演出活动都纳入了有章可循的管理轨道。这些措施也调动了各部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我院在繁复的改革过程中，去年还超额完成了近百场的演出任务。其中包括专门为青少年教育而复排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舞剧系列《悲鸣三部曲》，为交响乐普及而举办的夏季广场系列音乐会以及《祖国永远是春天》等多台专题性的歌舞晚会。各种演出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增强了剧院的凝聚力，从而扭转了剧院多年来艺术活动沉寂的局面。我院青年作曲家关峡作曲、青年歌唱家万山红演唱的《公仆赞》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青年歌唱家韩延文在歌剧《白毛女》中因成功地担任主角“喜儿”而获得了“梅花奖”；青年编导夏广兴创作、青年演员山（羽中）主演的舞蹈诗《兰花花》也受到普遍的好评。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给剧院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剧院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如何将改革带来的活力变成持久的动力，如何主动发挥剧院的优势，在繁荣艺术创作和表演活动中“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等一系列课题。 今年，剧院的工作将在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制度建设和基本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展开。 剧院的思想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两个方面。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产生正确的行为。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是剧院思想建设的指针，也是文艺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 剧院的业务建设，主要表现在繁荣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活动的计划方面。我们将努力创造条件，对歌剧、舞剧两大品种的创作和排演坚持不懈地抓好；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剧院多品种的艺术优势，进一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求，力争将更多的艺术实践活动同广阔的文化市场接轨，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附图片） 诗体舞蹈《悲鸣三部曲》剧照

第7版(舞台与屏幕)专栏：　　巩固成果深化改革 陈佐湟朱信人 随着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我们中国交响乐团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在领导体制上，将过去党委领导下的团长负责制，改为艺术总监负责制，创建符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艺术自身规律、能够参与国内和国际艺术竞争的事业法人制度。乐团主要负责人既是艺术总监又是法人代表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领导体制，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在管理体制上，取消了处、科等机关设置，改为总经理领导下的经理部经营管理体制，使艺术生产和经营相结合，彻底与机关模式脱钩。 在用人制度上，改变了过去一直由乐团统包统管演职员的做法，废除了终身制，实行了聘任合同制，畅通了进出乐团的渠道，真正做到了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在演出机制上，实行了国际通用的“音乐季”演出制度，使乐团的艺术生产有系统、按计划地进行，并能稳定有序地进入演出市场。 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艺术生产力，促进艺术生产的发展。从去年９月６日到今年３月８日这半年时间里，我们正式公演５４场，加上首演前的５场集训汇报音乐会和两场内部汇报音乐会，共演出了６１场。其中在北京演出４６场，在外地巡回演出１５场，包括去重庆举行“宣传三峡工程特别演出音乐会”；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进行与上海市民共度国庆佳节的演出以及为宝钢工人的演出；赴石家庄慰问刚刚战胜洪涝灾害的河北人民，并向受灾群众捐赠御寒的棉衣棉被。我们还与世界上最大的唱片集团宝丽金合作，录制了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张激光唱片，并向全世界发行。 总体来看，我们的演出，社会效益是明显的，经济效益也比过去好得多。当然，交响乐作为一种事业，古今中外从来都是不可能盈利、赚钱的。从事这项事业的艺术家，也不可能只为丰厚的待遇和物质享受而来。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种事业。这是艺术家需要毕生奉献的事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事业，是一种严肃而高雅的事业。 ２月１９日，李铁映同志在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中直院团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措施是得力的，成绩是显著的。今后的任务，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对此，我们既感到亲切振奋，又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向全团提出：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在文代会、作代会上讲话的精神，在１９９８年５月底之前的两个音乐季内，全面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真正达到职业化要求。 首先要加强对演员，特别是业务骨干、尖子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在，我们已经在不同范围内，三次开展“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职业乐队演奏员”的座谈、讨论；我们还要根据党的“积极、慎重”的发展工作方针，扎实地做好党建工作，将那些已经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其次，根据“高标准、严要求、宁缺勿滥”的原则，我们最近在部分弦乐和铜管声部中，进行了小范围的第二期聘任上岗的考核工作。虽然招聘的名额不多，我们也没有刊登招聘启事、张贴招聘海报，但考生除来自包括部队在内的北京地区一些文艺团体、音乐院校以外，还有来自四川、陕西、福建、江苏、河北以及上海、天津等省市的。一些留学芬兰、美国、德国、新加坡的海外学子，或回来应考，或表示要回国报效的强烈愿望，使我们深受鼓舞，深感欣慰。 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机遇与挑战同在，希望与困难并存。跨部门、跨地区人才“动而不流”的情况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经费的严重不足也时时制约着我们。但是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交响乐团建设成为中国最好的、让海内外的华人都能为之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优秀乐团。 （作者分别为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中国交响乐团总经理）（附图片）

第7版(舞台与屏幕)专栏：　　开拓辉煌明天 张业生 实践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艺体制的变革实在是适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艺术生产力发展现状的必由之路。 １９９６年初，文化部党组决定，在中直院团实行布局结构调整和用人制度改革，将原中央歌舞团和原中国轻音乐团组建成中国歌舞团，引起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全团人员的震动——几十年的铁饭碗要砸掉了。 一年来，在部党组领导下，团领导和全体职工一道，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完成和超额完成了部里规定的各项指标：创作了两台音乐会（民族音乐与轻音乐）和三套歌舞晚会节目，超过部里“每两年不少于一台”的创作责任目标；完成经费创收３４０多万元，比１９９５年度增长６４．６％，自给率达６１％，超过部里规定（４０％），历年来第一次做到了收支平衡；演出场次达３０３场，超过部规定（１００场）的３００％；全团职工自聘任以来，人均月收入由４８２元递增到８８０元；党、团建设有新貌，精神文明建设见实效；新创建的“东莞艺术实验基地”与企业合作成功，初步建立了较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开拓了国际市场，全团有８１人次出访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改革解放了艺术生产力，调动了创、演人员的热情。一年来，我们新编舞蹈４０多个，创作唱曲６０多首，器乐曲近４０首。有１４名歌手和乐手参加全国性艺术大赛，９人获奖。新创作的大型歌舞《大红灯笼亮起来》荣获全国１９９６年度“文华奖”。 “东莞艺术实验基地”的建立不仅丰富了创作，培育了人才，也大大活跃了文化市场。去年，我们用新创、新编、复排的歌、舞、乐节目，在东莞演出了１９７场，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锻炼了一批新演员。 １９９７年，我们将遵照国务院和部党组的要求，坚定不移地继续维护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把改革推向深化，并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新体制，全面建立综合配套工程，运用新机制，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艺术生产，创作优秀作品，发挥“精品战略”作用。大力巩固和发展“东莞艺术实验基地”，积极探讨、扩大与社会企业合作的途径。 改革不能忘记光荣传统。我们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创精品，出人才，尽量减少国家负担，全力发展民族艺术，坚持“二为”方向，开拓国际市场，讲究两个效益，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把中国歌舞团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表演团体。 （附图片） 舞蹈《高原踏春》剧照 （作者为中国歌舞团团长）

第8版(摄影)专栏：时尚新风 辛苦我一人造福千万家 ——徐州市政下水道四班剪影 90年代时传祥式的先进集体——江苏省徐州市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下水道四班，全班12名职工中有10名是女同志，他们担负着居住20万人口的徐州市西郊地区20余条主次干道附近的近5万米下水道和4000多座窨井的疏浚、清挖、养护、管理以及防汛排涝任务。 多年来，这个班的工作优质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累计做好事3000多件，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和尊重。建班26年来，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受到上级表彰60多次；连续17年荣获徐州市“红旗班组”称号，3次受到江苏省政府表彰。去年，这个班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刘凤梧　张雅心摄影报道 （附图片） 在苏堤南路清污后，附近居民主动送来开水，表示慰问。 四班的同志进行井下作业。 关永淑的女儿马静，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下水道班的工作。关永淑在四班荣誉室对女儿进行爱岗敬业的传统教育。

第8版(摄影)专栏：扶贫纪实 南昆线上“连心桥” 南昆铁路的建设被称为90年代中国最大的扶贫工程。在为西南人民修建铁路的同时，建设者们也为当地人民留下了一条条公路、一座座桥梁和一批房屋建筑。铁道部十六局在修建我国铁路第一高桥清水河大桥时，按常规只需架设临时施工便桥。为了帮助苗、壮、布依人民早日改变交通不便阻碍经济发展的状况，他们在200多米高的峡岩上建造了一座160米长的人行铁索桥。群众亲切地称呼它为铁路建设者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成海忠　王立武　杨卧龙摄影报道（附图片）

第8版(摄影)专栏：侨乡信息 海外赤子心 改革开放，给海外赤子报效祖国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1985年，福建籍华侨曾琦先生怀着建设家乡、发展民族实业的一腔热忱，投资在厦门办起了独资企业——厦门宏泰发展有限公司。 十多年来，他兢兢业业，狠抓企业质量管理，生产出高质量多功能电话机、电脑控制录音电话机、音响等产品，产品95％出口。这家企业目前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话录音机生产厂家之一，出口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工业发达国家。 本报记者　卢传友摄影报道（附图片）

第8版(摄影)专栏：人与自然 共植常青树 “绿化大自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日前，丹麦驻华大使馆与北京丰台区右安门二中一起举办“育健康幼苗，绿中华大地”植树活动，丹麦友人向学校赠送了树苗，还和师生们在校园里一起种下了象征中丹友谊的松柏常青树。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影报道（附图片）

第8版(摄影)专栏：文化长廊 三晋古建筑留辉煌 山西的古建筑在我国北方民俗民居建筑中享有盛名。平遥有我国现存格局最完整的古县城，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员到此考察，把它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祁县，明清鼎盛时期繁荣的晋商经济文化留下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等一批“民居瑰宝”；灵石，被誉为“三晋第一宅”的王家大院，有人评说是“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山西省有关方面正努力发掘保护古建遗产。 程至善　范岐山摄影报道（附图片） 保护完好的平遥县古城墙。 灵石王家大院古风犹存。 祁县乔家大院经常成为电影外景场地。 平遥县城街景。 精心修缮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