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专栏： 海南省长梁湘犯有严重以权谋私错误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撤销其党内外职务　　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今天，监察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鉴于梁湘同志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作出决定：撤销梁湘同志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的职务，并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据悉，监察部会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审计署，在中共海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下，对梁湘同志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现已查明，梁湘同志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他纵容妻子和儿子倒卖房产，妻子出面在海口市预订了两栋房子，由儿子将其非法倒卖获取暴利；他违背省政府有关审批进口汽车的规定，亲自批准某公司进口一批汽车，他儿子没有参与进口这批汽车的经营活动，却借机勒索了一笔巨款；他利用职权，违反规定，为他尚未在海南落户的另一个儿子办理了从海南去香港定居的手续；他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自己制作服装、支付个人宴请费用等等。 监察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梁湘同志是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过去，梁湘同志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梁湘同志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支持和纵容妻子儿子的违纪犯法活动，犯了以权谋私及违反财经纪律的严重错误，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全党同志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应从梁湘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9月13日，在海南省召开的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拥护国务院关于撤销梁湘同志海南省省长职务并对其问题继续进行审查的决定。 新华社海口9月14日电　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关于拥护《国务院关于撤销梁湘同志海南省省长职务的决定》的决议 （1989年9月13日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传达国务院《关于撤销梁湘同志海南省省长职务的决定》和中央联合调查组《关于梁湘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梁湘同志在担任海南省省长职务期间，以权谋私错误严重，造成恶劣影响，国务院决定撤销梁湘同志的海南省省长职务，并对其问题继续审查，是完全正确的。会议一致表示，拥护国务院关于撤销梁湘同志海南省省长职务并对其问题继续审查的决定。

第1版(要闻)专栏：　　以权谋私者戒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海南省省长梁湘严重以权谋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件事无可置疑地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这件事还表明，在我国无论什么人，不管是一般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只要违反党纪、政纪、国法，都必将受到严肃处理，对于梁湘是这样，对其他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也必然是这样。 梁湘同志的错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凭借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但本人直接违反财经纪律，以权谋私，而且支持和纵容妻子儿子利用本人的权势，以谋私利，捞取金钱。这是以权谋私的一个典型事例。所有同志都应从梁湘以权谋私错误的事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梁湘同志的错误还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不为金钱和私利所动。梁湘的错误，损害了改革开放的形象，给梁湘处分，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梁湘之所以犯了以权谋私及违反财经纪律的严重错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放松了警惕，没有能够抵御住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的侵袭。对此，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应引以为戒。

第1版(要闻)专栏：　　刘剑锋当选海南省省长 新华社海口9月14日电　（记者陈江）今天结束的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选举刘剑锋为海南省省长。 刘剑锋今年53岁，大学本科毕业，1961年10月参加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中共海南省工委副书记、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 刘剑锋今天在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说，中央给予海南的各项优惠政策将继续执行下去，无论在改革方面还是在开放方面，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步子要更大一些。他强调指出，海南经济近期内要抓打基础的工作。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着力改善投资软环境；要抓好农业，提高全省的粮食自给率；切实改变县、市财政的困难状况；把科技进步和技术推广当作打基础的一项任务来抓。

第1版(要闻)专栏：　　国庆四十周年期间　　国家民委为少数民族办六件事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通讯员李建辉、记者格来）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今天上午向本社记者说，全国民族地区形势大好，民族经济获得不断发展，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加强，各族人民奋发向上。他还告诉记者，国庆40周年大庆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国家民委要办6件事： ——9月下旬在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国家民委根据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抓的一项重点工作，对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办好少数民族艺术家国庆演出活动。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艺术家将首次会聚北京，同台演出。 ——组织好国庆少数民族参观团。参加者都是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包括全国56个民族和各民族地区的同志。 ——国庆期间举办好全国民族用品暨民族地区名、特、优产品展销会。 ——在国家民委成立40周年之际，拟向我委系统从事民族工作30年以上的老同志颁发荣誉证书，荣誉证书分为“民族工作30年”和“民族工作40年”两种。 ——召开国家民委五种丛书总结会。“五种丛书”是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性资料建设，现在胜利完成，是对国庆40周年的献礼。

第1版(要闻)专栏：　　万里会见巴基斯坦客人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所长马苏德·胡赛因。 万里在会见时说，中国同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有着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他希望今后双方共同努力，加强交往，进一步促进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万里说，中巴两国学者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战略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有益的。 胡赛因说，巴中两国有着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特殊友好合作关系，无论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巴基斯坦都表示同情和支持。 胡赛因是应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邀请来华访问的。

第1版(要闻)专栏：　　王丙乾强调　　目前国家财政存在困难　　要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丁坚铭）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今天在此间强调，目前国家财政存在困难，急需大家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王丙乾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财政在支持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改善人民生活上提供了巨大的财力保证。但是，也应看到，当前国家财政还存在许多困难。首先是企业经济效益差，其次是资金分散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再就是国家财政负担的各种价格补贴和国营企业亏损补贴大量增加，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 王丙乾强调，为了克服财政工作的困难，当前必须坚决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下决心真正过几年紧日子，并调整支出结构，改变目前支出包揽过多的状况，突出支持重点建设；同时要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原则，加强财税领域法制建设，建立起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此外，还要继续抓好“双增双节”运动，狠抓企业扭亏增盈，切实解决好承包企业承包基数低和包盈不包亏的问题。

第1版(要闻)专栏：　　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　　江泽民强调发扬延安精神　　要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记者王煌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这是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延安时，反复强调的问题。 在国庆40周年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延安和老区人民的关怀，于9月9日到12日视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生活和战斗了10个春秋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总书记听取了延安地区和延安市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延安市郊区的农村；瞻仰了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和革命遗址。 江泽民总书记谈到他视察延安的目的时说：在建国40周年前夕，想到外地做些调查研究。在考虑究竟到哪里去时，很自然地想起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及陕北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我们党和国家很多优秀领导人和骨干都是在延安培养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更不应该忘记老区人民。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若干年来因各种原因还比较贫困。这次到延安，我是来向延安人民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慰问的。通过看望延安人民，转达党和政府对全国老区人民的亲切问候。 江泽民总书记非常关心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他既视察了延安市已经脱贫致富的农户，又访问了比较贫困的农户。在已经脱贫致富的枣园乡庙沟村，总书记曾登上山坡看了枝头挂满硕果的集体果园，并到收入万元以上的农户贺巨庭家的窑洞里作客。在比较贫困的万花乡向阳村，总书记坐在贫困户胡进海的炕头和他拉家常。当听说这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有眼病，劳动不方便，生活困难时，总书记就关照村支书孙文义多支持和帮助他。在窑外大树下，孙文义向总书记汇报了他们村脱贫致富的决心，他说：“给我们支持，我们脱贫快一些；不给我们支持，我们也要好好干，只不过脱贫慢一些。”总书记听后说，你们的打算很好，就是要有一股自力更生的精神。当然国家还要给你们支持，帮助你们早日脱贫致富。 总书记在延安着重视察和了解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他在听取延安地区和延安市的汇报后说，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千万不要忘记。民以食为天。否则，我们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个大问题。当前要抓好秋收秋种，争取农业丰收。 9月11日，江泽民同志专程访问了山青水秀、稻花飘香的 “陕北江南”南泥湾。他看到当年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地方，当年的米粮川又有新的发展，对陪同访问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说，大生产运动不光是历史，今天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时边区人民都动手，有了吃又有了穿。今天，只要大家都动手，就能不断把我国的农业搞上去。 江泽民同志在延安访问中时刻把党的建设挂在心头。每到一地，他总要询问村里有多少党员，党的组织生活多长时间过一次，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何？在枣园乡庙沟村，他听说19个党员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的威信很高时，他说，党的建设，党员的素质很重要，不能追求数量。没有素质，数量是没有用的。长征后，到延安的红军只有3万多人，这3万人就是革命的种子，在全国开花结果后，发展成巨大力量，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打垮了，所以说党员的素质很重要。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延安，江泽民同志还会见了参加陕北老区经济开发座谈会的许多老同志，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把帮助老少边穷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来抓；希望各地在脱贫致富，改变落后面貌时，要发扬延安精神；各地要把单纯救济式的扶贫，改为新的经济开发式的扶贫。 在延安视察后，江泽民总书记又来到了西安，在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陪同下，视察了被称为纺织城、电工城、电子城和飞机城的一些工厂和学校，听取了陕西省委汇报，亲切会见了在陕西工作的老同志，并就当前的工作做了重要的讲话。在西安交通大学视察时，总书记亲切地看望了他当年的老师，接见了学生代表。他勉励学生要尊敬师长，好好学习。希望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对广大青年学生既要满腔热情，又要严格要求，把作为祖国希望与未来的青年学生培育好。 9月14日，江泽民同志结束了在陕西的视察，返回北京。随同江泽民同志视察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农业部副部长刘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雍哲。（附图片） 9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了延安。他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搞好四化建设大业。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延安万花乡农民胡进海家的窑洞里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安克仁摄（传真照片）

第1版(要闻)专栏：　　今日七版发表钱外长文章　　介绍新中国外交40年光辉历程 本报讯　今日本报七版刊载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的一篇文章，该文结合国际风云的变幻和我国国内建设的发展，全面介绍了我国40年来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光辉历程。

第1版(要闻)专栏：　　我水利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已建起较完备的防洪灌溉体系　　产生综合效益累计达八千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黄正根、赵鹏）我国亿万农民发扬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建国40年来在国家投资1000多亿元强有力的支援下，年复一年地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防洪灌溉体系，17万公里的堤防抗御着江河洪水，8万多座水库灌溉着数亿亩农田，由此产生的综合效益累计达8000 亿元。 建国40年来我国整修新建的17万公里江河堤防防洪体系，保卫了经常遭受洪水威胁的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和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2／3以上地区的安全。 40年来，全国已建成各种水库8万多座，总库容4500多亿立方米；5300多座万亩以上大型灌区遍布各地，初步改变了“旱涝望天收”的状况，累计增产粮食达5600亿公斤。 各地在兴修防洪、灌溉工程的同时，充分开发江河水能资源，已建成5万千瓦以上大中型水电站120座，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327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多亿度。

第1版(要闻)专栏：　　生物技术攻关进展快　　三年取得成果五十项 本报讯　记者蒋建科报道：我国“七五”生物技术攻关取得可喜成就。截至今年6月底，已取得攻关科技成果50项，8项已在生产中发挥作用，12项具备推广条件，10项能在“八五”前期推广，24项预计在年内验收。我国在生物技术的某些领域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等承担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是“七五”攻关的头号任务，现已进入中试阶段，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1亿—3.3亿元，能保证全国新生婴儿和高危人群计划免疫的需要。外用型2D—干扰素提前完成中试和临床试验，产品年内即可投放市场，年产值5000万元，针剂年产值可达7亿元。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在国内首次成功地构建抗烟草花叶病毒和抗黄瓜花叶病毒的烟草工程植株，如推广开来，仅河南、山东、东北3大烟草产区每年可减少7亿元的损失。

第1版(要闻)专栏：　　我国四十年造林近五亿亩　　人工森林面积居世界第一 本报讯　我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的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40年来全国人工造林除了近年新造的幼林外，已经郁闭成林的面积达4.6亿亩，居世界第一位。 由于连年不断的毁林开荒和战火摧残，旧中国留下的除了少数交通阻塞地区的原生林外，就是大片赤裸的荒山。解放初期，全国森林覆盖率仅8.6％。从1949年开始，党和政府就组织大规模植树造林。目前，我国森林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12.4亿亩增加到18.9亿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2.98％。 在占全国耕地和人口40％的平原大地，结束了千百年来少林缺材、沙荒漠漠的历史。过去基本无林的918个平原、半平原县，已有250个县林木覆盖率达10％以上。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长期遭受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的“三北”地区，正在建设世界规模最大的防护林体系。经过10年奋战，已造林1.3亿亩。一些国家的治沙专家称这是“了不起的壮举”。　（封加平）

第1版(要闻)专栏：　　我国卫生事业迅速发展　　医疗保健水平显著提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于长洪）我国人民享有医疗保健的水平比建国前有大幅度提高。 有关部门介绍，解放时，全国卫生事业机构只有3670个，病床8.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而到1988年底，我国卫生事业机构就发展到20.6万个，病床279.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467.8万人。全国各级各类医院每年接受门诊治疗的人次由解放初的2.4亿增加到26亿，接受住院治疗的人数由解放初543万增加到5158万。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全国基本上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 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保健的基本要求，保证了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婴儿死亡率已由解放前的250‰降到35‰；各种常见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已明显下降；我国人民的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69岁。

第1版(要闻)专栏：　　28家大企业负责人和一批经济学者举行研讨会　　搞活大企业要靠稳定政策深化改革 本报讯　记者艾丰报道：目前形势和今后发展都把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如何搞好搞活大型骨干企业？我国28家著名大企业的负责人、一些经济学者，还有一些主管部门的代表，12日至14日聚会在北京的首都钢铁公司，研讨对策。 这次“搞活大型骨干企业对策研讨会”是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和首都钢铁公司联合举办的。袁宝华、吕东、张彦宁、陈锦华、张盘、顾明、周冠五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 研讨会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搞活大型企业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从宏观上看，国家和各级政府要注意执行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给企业吃“定心丸”。目前，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大企业普遍遇到能源、交通、原材料、资金等多方面的困难，这就更需要人心稳定、团结一致地突破难关，使治理、整顿措施见诸实效。同时要针对前一时期存在的“以小挤大”、“小活大不活”的问题，坚定地从多方面采取必要的倾斜政策，保护和扶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骨干和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支柱的大中型企业。从微观上讲，要通过深化改革，强化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一致的原则下，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性。 对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发言的同志对它在搞活企业、发展生产、社会安定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一些企业的代表还用自己企业的实践证实了这个估价。对于如何认识和解决承包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发言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分析和评价，展开了讨论，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希望凡大的改革措施出台，都要有科学方案和经过试点，并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回顾动乱事实　回顾事件过程　回顾所受损失　　武昌车站职工解思想疙瘩 本报武汉电　记者龚达发报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铁路武昌站党委在抓好正面教育的同时，以动乱和暴乱为反面教材，引导职工开展“三回顾”活动，解开思想上的“扣子”。 动乱期间，车站党委带领职工顶住了极少数坏人煽动学生对车站的上百次冲击，经受了严峻考验。但风波过后，部分职工思想上的一些疙瘩并没有随着动乱结束而完全解开。因此，站党委联系实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教育。 第一，回顾耳闻目睹的事实，引导职工认清动乱的实质。在座谈讨论中，职工采取“近视”、“远视”、“透视”方法，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对动乱进行全面剖析。一是“近视”武汉摆事实，大家通过“动乱现场素描”，谈“现场目击”观感，多侧面地揭露动乱真相。二是“远视”全国找联系，把武汉和北京联系起来看，从中看出这场动乱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一些职工形象地说：“那些日子北京头天‘打雷’，武汉第二天就‘下雨’，原来是‘雷公’在作怪。” 三是“透视”现象看本质，使大家认清极少数坏人利用“反腐败”的口号蛊惑人心，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改变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回顾事件的发展过程，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场风波迟早会来”的论断。大家通过摆事件发生前种种征兆，事件中国外敌对势力、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种种表演，事件平息后少数坏人的破坏活动，弄清了动乱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第三，回顾动乱造成的损失，激发职工爱党爱国热情、夺回动乱损失的积极性。动乱期间，车站受冲击100多次，数万人强行乘车进京，破坏了车站正常的运输生产秩序。两个月时间，车站仅运输进款一项就损失200多万元。至于京广铁路多次被中断，损失更是无法计算。每谈及此，车站职工无不痛心，纷纷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夺回损失，为国分忧。6月中旬以来，站党委组织了“夺回损失作贡献”的竞赛活动。6月15日至7月15日，运输进款收入比6月15日前的30天多136万元。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统战部举办中秋招待会　　海峡情深中秋联谊活动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王谨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今天下午祝愿出席统战部中秋佳节招待会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节日愉快，越活越年轻”。习仲勋在即席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团结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一些青年人不大了解中国实际，在座的各位要以现身说法教育青年。 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对国务院的工作多提意见，以利改进政府工作。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肖乾也讲了话。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今天，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老舍茶馆举办“海峡情深中秋联谊会”，朱学范和台胞、台属代表共度中秋佳节。 自1987年11月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已收到两岸同胞寻找亲人的信件等23万余件，整理成查人个案11万余宗。其中，台湾寻查大陆亲人的个案6.5万余宗，1万余宗已查有结果；大陆寻查台湾亲人的个案4.5万余宗，2600余宗已查有结果。两岸已有数万台胞、台属同他们失散40年的亲人取得了联系。 （杨象乔　吴秋莎）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中共优秀党员　政法战线卓越领导人　　武新宇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首都各界300多人今天下午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我国政法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武新宇同志的遗体告别。 武新宇同志是1989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的，终年83岁。 武新宇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万里、宋平、丁关根、宋任穷、王平、刘澜涛、江华、肖克、余秋里、陈丕显、姬鹏飞、康世恩、习仲勋、彭冲、荣毅仁、廖汉生、雷洁琼、康克清、胡绳以及武新宇同志生前友好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送了花圈。 彭真同志今天上午到北京医院向武新宇同志的遗体告别并送了花圈。 杨尚昆、陈云、邓颖超、乔石、薄一波、王首道、伍修权、李一氓、李德生、杨得志、宋时轮、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陈锡联、胡乔木、段君毅、耿飚、黄华、黄镇、程子华、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叶飞、孙起孟、王汉斌、王芳、刘复之、王任重、阎明复等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中顾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等，送了花圈。 武新宇同志的遗体火化后，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附图片）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王震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国家副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学习研究社社长古冈滉一行。王震称赞古冈滉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希望他继续为此努力。学习研究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与中国交往多年，曾出版鲁迅和老舍全集并与中国合拍了影片《熊猫的故事》。 古冈滉表示愿意继续为增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而努力。 王震介绍说，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欢迎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合作。古冈滉是应对外友协邀请来访的。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孟加拉国总统夫人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夫人罗珊·艾尔沙德女士将于1989年9月19日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田纪云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周慈朴、杨国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田纪云说，现在，中苏两国都按照今年5月中苏高级会晤所制定的各项方针具体工作，沿着两国友好合作的道路前进。 他认为，中苏在经济技术和资源方面各有所长，因此，双方的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大。他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把两国的经济、贸易、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向前进。 田纪云对近年来中苏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表示满意，并认为两国的合作前景很好。他表示相信，苏联代表团的来访将会推动双方友谊和合作的发展。他还回顾了今年7月对苏联的成功访问。 卢基扬诺夫说，苏中两国确实都有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的“共同愿望和有利条件”，苏中不仅要发展一般贸易，同时要探索合作生产的途径。 在谈到改革时，卢基扬诺夫说，苏中两国在改革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相信，困难一定会得到克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会更充分地得到体现。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北京召开座谈会纪念李克农诞辰　　国家主席杨尚昆出席 本报讯　记者陈维伟报道：今年9月15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同志90诞辰。 12日，总参和国家安全部在京召开了纪念座谈会。 国家主席杨尚昆出席座谈会。伍修权、徐惠滋、贾春旺等在会上发了言。邓颖超同志派人参加了会议。 李克农同志1926年入党，长期从事我党我军情报和保卫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他在革命斗争中忠诚无畏，勇敢机智；对工作坚韧刻苦，严肃认真；在党和国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甘当无名英雄。李克农同志于1962年2月因病逝世。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吴学谦会见三国离任大使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受李鹏总理委托，吴学谦副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分别会见了即将离任的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顿乔·顿切夫、芬兰驻华大使里斯托·于瓦里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谢里埃特·拉兹哈里。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动乱“记者”戴晴　　邝岩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中，有一员活跃于新闻界、知识界和高校学生之中的“能干的女将”。她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呐喊助威，煽风加油，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了充分的表演。她就是光明日报记者戴晴。 （一） 看过电视片《血与火的考验》的人，大约还记得其中这样的一个镜头吧：5月14日晚，当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进入第二天的时候，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等一伙知识界“精英”来到学生中间，为绝食学生助威打气。出面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的就是戴晴。你瞧，她手持电喇叭，绘声绘色地极力鼓噪，说什么“自4月15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4月）15日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什么局面，当然是动乱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戴晴显然是极力赞赏的。她还说：“一定要让（政府）向同学们让一步！”怎么让步，就是严家其等12人在这天下午炮制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中所提出的要承认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承认“高自联”等非法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他们提出，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两条，他们将同绝食学生一起“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尽管戴晴在此也说了一些希望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之类的话，但有了上面这两条作为前提条件，他们的真正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3月3日就明确指出：“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戴晴等人煽动动乱，其意亦在此。后来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紧急呼吁》确实是在为动乱火上浇油。 如果5月14日戴晴在天安门广场的这番表演算作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她在这之前的一系列表演就已经为这次出场作好了铺垫。 （二） 早在今年2月16日，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成员陈军曾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的“政治犯”。2月17日，海外一些人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对此，台湾《联合报》大肆鼓劲，该报2月23日发表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紧接着，2月26日，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戈扬等42人又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在这种气候下，一向对此类事情不甘寂寞的戴晴再也按捺不住了。3月14日，她联络苏炜等三人又发起搞了个43人签名的公开信。信中说：“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请注意，戴晴搞这43人签名的公开信，恰恰是在党和政府对此事表明了严正态度、袁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之后。对此，戴晴今年4月对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的一个人说：“我们是 （3月）14日签的，袁木讲话出来的时候，要撤销签名还来得及，但我们都没撤。”从这一段自白中，人们不难看出，她这样做完全是“对着干”的。这也暴露了她平素所宣扬的“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影响社会、干预政治”的根本出发点。 （三） 4月15日以后，极少数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之机，煽动学潮，蓄意掀起一场政治动乱。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到处串联，组织集会。此时的戴晴，也异常活跃起来。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鼓动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一向出入于 “沙龙”、“座谈会”的戴晴，这样的“座谈会”自然少不了她。她在会上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她历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邓小平、胡耀邦的经历和遭际后，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总书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拿掉的。”这段话既是暗示要全力“保”赵，又是严家其的“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说的一个形象的注脚。当然，戴晴是不甘于仅仅为别人做做注脚的。她在讲了上面这番话之后，特别指出：“你这个党内民主这么残缺，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意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民主。那么，哪里才有民主呢？在戴晴的心目中是早有认定的。1989年2月号的香港《明报》上有一篇《戴晴谈心路历程》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戴晴有一个新观点，可以说颇具惊人之处。她认为，中国专制的结束和民主的初步奠定，是自林则徐、魏源开始，而至蒋经国完成。遗憾的是，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先行实现了这一完成。”哦！原来民主在台湾国民党那里？！无怪乎采访她的那个人也不得不惊叹她的这个“新观点”“颇具惊人之处”了。由此也可看出戴晴的脚根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去了。 （四） 戴晴及严家其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无疑十分符合《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口味。钦本立决定在4月24日出版的第439期《导报》上全文发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建议《导报》将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发言内容删去，钦本立则顽固坚持发行未经删节的这期导报。4月26日，上海市委果断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并在下午的万人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导报》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戴晴几次三番地登台表演，把她这个动乱记者的丑恶面孔暴露得十分充分。4月26日上午，她在上海市委作出处理《导报》的决定宣布之前，便给钦本立发了一封电报：“正义为本，民主为道，本立则道生，钦老板安康”。这是从北京发出的最早的一份给钦本立打气壮胆的电报。电报发出后，戴晴仍觉得不过瘾，又马上给《经济学周报》的总编辑陈子明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晚上又给《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鼓动首都新闻界发电报支持钦本立。此后一封封“声援”的函电就从北京飞向上海，飞向钦本立。4月27日，严家其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信中污蔑上海市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开始，在信上签名的仅严家其等两人。戴晴得悉后嫌人少，声势不够大，便和《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一起，把苏绍智、包遵信、于浩成、张显扬等人拉上，凑了30多人的签名，发往上海，并同时在北京散发。戴晴策划和组织的这些函电和《公开信》，与赵紫阳同志对《导报》的支持态度形成上下呼应，与《导报》内部蓄意制造事端的某些人里应外合，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五）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如此卖力，如果认为只是因这一事件直接牵扯到她的发言，那就把她看得太“小气”了。事实上，戴晴同《导报》有着深深的渊源，同钦本立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着很深的默契。戴晴的一些在其他报刊发不出的文章，在《导报》可以“自由”发表。在戴晴的心目中，《导报》是中国最具“新闻自由”的报纸了。戴晴曾经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她曾对一海外记者发牢骚，说“从82年到88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新闻呀！但是我不能写，你也不能写，没有一个人能写。”戴晴所要求的新闻自由是什么呢？《导报》今年4月3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为她做了注解。该文说：“西方新闻学并不强调‘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反面的’报道，而是强调‘新闻事件’，即新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正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把戴晴和《导报》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六）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搅和了一番，仍觉不够劲，又翻出了新花样。4月29日，在一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新闻界也要和领导人对话”时，戴晴欣喜之至，她马上介绍张伟国与那个人相识。三个人便当场凑在一起“商量新闻界出场名单”。戴晴提出的原则是：报社部主任以下，具体新闻从业人员。在戴晴看来，部主任以上的干部是不能代表新闻界的。这就是新闻界一些人也要求“对话”的起源。经过一番酝酿和征集签名，5月9日新闻界部分人要求对话的公开信出笼并向全国记协送交。签名者中间自然有戴晴。这一事件与5月4日首都部分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被海外一些资产阶级报刊说成是中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5月21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上登有一篇题为《新闻体制面临重大挑战》的文章。文章说：“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对亚洲周刊说，新闻工作者的行动乃受月来的学生运动触发。……大陆记者过往对重大事件的如实报道都无法见诸报章，情绪积压已久，学运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停职事件遂成了导火线，引发记者上街。”不难看出，戴晴在进一步鼓动记者上街了。 （七） 在动乱中上窜下跳的戴晴，在新闻界跳过一阵、煽动一番之后，又跳向知识界和学生中间。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明了这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当天，戴晴就对香港《天天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她对这个社论表示非常失望。该报记者这样写道：戴晴认为“尽管中共是次态度强硬，学生们还是应该坚持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此外，她又说，“学生如果需要她的时候，她会给予援助的。” 果然，4月27日，她便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校门口去“看”学生游行，观察动向去了。是时，她遇到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她对那位记者说：“今天政府如果对学生镇压，我就退党。”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援助”吧！ 当然，戴晴的“援助”决非只此一种。 5月3日，香港《明报》刊登“本报记者北京专电”：“以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许良英等为首的一批著名中国知识分子，就‘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发出一联署倡议书，呼吁中共当局坚持改革，并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坚决支持，称此次学运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专电”转发了呼吁书全文，文后签名中，在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许良英、张显扬之后，赫然写着戴晴的名字。这时的戴晴又变成“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了。 5月10日，戴晴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她说：“我觉得，1989年4月27日一定会像1949年的10月1日、1966年的6月6日、1976年的4月5日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大家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鼓掌、欢呼）。也许你们不知道，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开始结束了（鼓掌、欢呼）”这里，戴晴犯了一个“错误”，她忘记了1966年6月正是“文革”发难之时，而她把1989年4月27日与1966年6月6日相提并论，正好说明这次学潮是一次动乱。在这次讲演中，她还说：“大概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编了一个《青年研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有这样英勇的作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大学生和学生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生们总是对的’（鼓掌）。非常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可见，戴晴“援助”学生、支持动乱之心早已有之，这篇讲话可谓不打自招。 5月13日，戴晴在一个会议上，提出能否以开座谈会的形式，客观披露一批知名人士对形势的见解，得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的首肯。5月14日，戴晴就把她的那些老朋友拉来“座谈”，炮制了一份《紧急呼吁》，随后，又到天安门广场宣读这份呼吁，发表鼓动性演讲。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这份呼吁书经《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后，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造成绝食学生骑虎难下之势。这就是戴晴所谓“援助”学生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一些场合也曾劝说学生复课，劝学生停止绝食，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她似乎是站在一种公正的立场上，因此很能迷惑一些人。其实，她的本意不在这里。她在5月14日晚在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发表演说时，就说过：要 “打得出去”、“撤得回来”。其潜台词是“撤”是为了“打”。5月15日，她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她说：“学生们有很好的个人素质，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责任心、爱国热情、牺牲精神、组织能力等方面，可是他们却缺乏现代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足够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说我是个主角，站在舞台上，当我把剧情推向一个高潮后，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来表演，如果需要的话，我再上来。”那么，学生撤出去，谁上来呢？5月18日，戴晴作出了回答。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提议知识分子们绝食，换得学生们进食。她要变擂鼓助阵为亲自出马了。 （八） 为了迅速制止动乱，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戴晴感到很失望，流露出颓丧之情，并声称“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是“从此不再参与运动”了吗？请看她此后的行踪： 5月22、23两日采访7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绝水的学生，并到他们的家中采访他们的家长。 5月24日，参加全市大游行，手擎“首都知识界”的横标，并接受一批记者的拍照。 5月30日，接受香港无线、香港翡翠两电视台采访；接受香港商业电台采访；接受香港无线电台采访。 5月31日，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50天的政治风波里，频繁地与英、美、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接触，接受他们的采访，发表谈话，有些是通过面谈，有些则是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国内的学潮及动乱作了大量歪曲的宣传。一时，戴晴成了外国记者追逐的“明星”，成了他们歪曲报道中国动乱的一个消息源。 6月4日，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平息，戴晴说她“心情极为悲愤”，并策划组织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政府对学生和平请愿的镇压”，但未能成功。就在这时，她又一次接受香港及东京等地电台的长途电话采访，说自己“决意退出中国共产党”。终于在6月5日，她向所在的党支部递交了退党申请，向共产党示威。 这就是戴晴所谓的“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九） 戴晴在北京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中的种种表演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她长期以来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必然结果。 1978年以后，戴晴开始写小说，因发表反映知识分子两地分居为主题的小说《盼》而有了点小名气，由此跻身文艺界。后调到《光明日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当记者后，她声称“一不坐班，二不采访官式会议，不做那种只发豆腐块新闻的记者”。她感兴趣的是四处采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1986年以后，她利用在光明日报办《学者答问录》专栏的方便，转达传播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等人的观点，并与这些人过从甚密。在对香港某杂志记者谈采访经验时，她“再三强调”：“我得益于思想和情绪的长期压抑，所以当他们一碰到我这样的人，有一种悟性，一种感情的沟通、情绪的沟通。”由于有这种沟通，她和那些所谓“精英”们裹到了一起。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阻挠，戴晴欣喜异常，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情绪”，写起翻案文章。她不顾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所写文章的“矛头专门指向我认为她本应维护的东西”（香港明报1989年2月号《戴晴谈心路历程》）。香港某杂志在发表她写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时，特别为该文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戴晴女士再接再厉，继《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之后，为本刊写就另一篇调查报道，详尽记录另一名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崎岖命运，包括他在中共治下步向厄运的悲剧历程。单是他（储安平）右派身份至今未除这一点……俨然是说，即使中国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从未给万恶不赦的‘四人帮’极左派窜扰捣乱，包括储安平在内的一批民主党派人士，始终是无法躲逃被打成右派的命运。”戴晴文章的矛头所向被这篇编者按点得再清楚不过了。正因为如此，她受到所谓“精英”们的喝采和赏识，被一些和她“志同道合”的人捧成了“名记者”、“名作家”，受到国外一些图谋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势力的青睐。她自己也就飘飘然起来，经常和“精英”们以及“海外学者”、“记者”们在一起，异常繁忙地出入于一些“政治集会”、“政治沙龙”，实现她的“参与”意识，似乎也是一名“精英”了。 其实，戴晴哪里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她只不过是国内外妄图把中国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势力的一个走卒罢了。这个戴晴，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造反派人物。当时名叫傅凝，“文革”之后改名戴晴。然而，名字虽然改了，思想依旧未变，只是从极左跳到极右而已，一遇适当气候，她和她的同伙们便又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以求一逞了。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中国人民迅速平息了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使他们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原载《光明日报》）

第2版(国内新闻)专栏： 外交部发言人说 民柬拥有联合国合法席位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今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主柬埔寨理所当然地拥有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有记者问：有人主张在达成一项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之前，将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空缺。中国对此持何态度？ 李肇星说：民主柬埔寨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民柬联合政府是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民主柬埔寨理所当然地拥有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任何要求空缺柬埔寨在联合国席位的论调和主张都是荒唐的，不能接受的。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德奎利亚尔和非统谴责暗杀西南非洲人组官员 本报联合国9月13日电　记者刘开宸报道：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今天发表声明，谴责暗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政治局委员安托·罗博斯基的行径。 罗博斯基是白人律师，现年37岁，1984年参加人组，在目前的竞选活动中，他任该组织的非正式发言人和联络官，是人组领导层中唯一的一位白人。昨天在温得和克郊区家中遭暴徒枪杀。凶手在逃。 德奎利亚尔说，正当纳米比亚竞选运动开展之时，罗博斯基遭到刺杀，他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德奎利亚尔强烈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可能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任何行动，并敦促负责维持纳米比亚法律和秩序的南非行政长官尽一切努力保证纳米比亚各政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13日从亚的斯亚贝巴发表声明，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政治局委员安托·罗博斯基12日晚被害一事表示震惊和愤怒，并说南非当局应对此事负责。 声明称罗博斯基是南非当局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它呼吁联合国加强努力，以确保南非当局和其代理人停止这种肆意的谋杀和暴力活动。 与此同时，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对这次暗杀事件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悲伤。他谴责南非及其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是此谋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并相信罗博斯基以及其他为纳米比亚独立而捐躯的先烈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 联合国驻纳米比亚特别代表阿赫蒂萨里也在温得和克发表一项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这一谋杀事件。 他指出，按照联合国435号决议，西南非洲警察应履行其职责，尽快并彻底地调查这一恐怖主义活动。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布基纳法索国家元首孔波雷说　　中国不会改变对外开放政策 新华社东京9月13日电　据时事社报道，正在此间访问的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主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布莱斯·孔波雷今晚在同日本首相海部会谈时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倒退”。 孔波雷是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来到日本的。海部同孔波雷会谈时说，听了孔波雷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他感到放心。 孔波雷还同海部就布日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交谈，他希望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能继续下去，并对日本给予布基纳法索的援助表示感谢。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朝鲜报纸发表文章驳斥卢泰愚“统一方案”　　强调联邦制是统一唯一途径 本报平壤9月14日电　记者徐宝康报道：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严厉批驳南朝鲜总统卢泰愚11日提出的“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是制造“两个朝鲜”的分裂方案，并再次重申，联邦制是实现朝鲜统一的唯一途径。 据报道，卢泰愚11日在南朝鲜国会上抛出了一个所谓“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在南北实现统一之前，首先设立一个“过渡性的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设立“南北阁僚会议”和“南北高级会议”，并通过“交流”和“合作”，谋求统一“基础”，然后通过“统一宪章”，实行“总选举”，最后建立一个“制度统一”的“单一国家”“民主共和国”。 《劳动新闻》评论文章指出，卢泰愚提出“中间阶段”的实质是，企图把南北关系正式转为“国家”关系，从而使“两个朝鲜”合法化。 文章指出，北南之间谋求信赖的根本问题，不是南北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而是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和停止对南朝鲜的干涉和侵略。 文章重申，朝鲜统一问题，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把两种制度合二为一，而是一个民族实现联合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北南除承认现存的两种制度，以联邦制实现统一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道路。 文章指出，卢泰愚妄图以“制度统一”，并以“人权”、“自由”、“开放”攻击北方，说明南朝鲜至今仍对“胜共统一”抱有幻想，并企图无限期地延长对朝鲜统一问题的解决。 文章认为，卢泰愚的方案，是对朝鲜民族的又一次严重背叛行为。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差猜与乔森潘讨论柬问题　　金边军队计划进攻民柬部队　　越又向柬埔寨增兵七千余人 本报曼谷9月13日电　记者刘爱成报道：泰国总理差猜昨晚在这里会见了民柬副主席乔森潘。双方就柬问题进行了两小时会谈。会谈结束后，乔森潘副主席向记者散发了一份书面材料。 乔森潘在这份书面材料中说，历时一个月的巴黎国际会议在讨论全面政治解决柬问题过程中有两大焦点：一是越南应在联合国一国际监督机构有效监督下从柬撤出所有各种军队；二是通过建立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临时四方政府，实现民族和解。同时在联合国监督下由临时四方政府负责组织全国自由、公正和民主选举。参加巴黎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对上述两点表示支持，但遭到越南及其傀儡的完全拒绝。 在谈及柬民族抵抗力量和民柬联合政府的立场时，乔森潘指出，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领导的柬民族抵抗力量和民柬联合政府仍然坚持在西哈努克亲王5点建议的基础上全面政治解决柬问题。 在会见乔森潘副主席之前，差猜总理还分别会见了拉那烈王子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宋双。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昨天对记者说，差猜总理分别与柬各派单独举行非正式会晤的目的是要了解巴黎会议失败的原因以及各派目前所持的立场等有关情况。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越南扶植的柬埔寨金边政府军计划在11月向民柬国民军发动一场重大攻势。 报道援引金边军队军官的话说，金边军队将采取大规模行动，旨在肃清菩萨省境内56号公路沿线的民柬国民军。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越南9月初又向柬埔寨增派军队7000人。 这家电台广播说，9月2日越南从南部河仙省用轮船运送6000名士兵到柬埔寨贡布省的白马市登陆。这批士兵中有一部分人已穿着金边伪军军装。他们很快被派往其他地区。 9月4日，又有940名越军乘汽车从河仙沿3号公路抵达贡布省祖克县。9月6日，又有600余越南士兵从河仙乘船到达云壤港。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报告指出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超预料 新华社华盛顿9月13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表报告说，1988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2％，“是过去10年来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之一”。 报告指出，各大洲的发展情况很不平衡。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旺盛。但是世界其它发展中地区投资和经济增长缓慢，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停滞，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均收入甚至出现下降局面。 新华社华盛顿9月13日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表的年度报告说，1988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刚刚超过4％，比1987年的增长率高出0.75％，好于原先预计。 报告说，1988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从1987年的7.5％降为7％。 但西欧的失业率仍高达9.7％。 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有所抬头，消费物价的上涨幅度从1987年的3％上升到1988年的3.3％。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阿捷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新华社地拉那9月13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电视台13日晚报道，阿尔巴尼亚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恢复两国间大使级外交关系。 阿捷两国是在1961年把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的。 捷目前是阿在东欧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 去年秋季联大期间，阿捷外长进行了自60年代以来的首次会晤，并商谈了外交关系升格问题。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哈梅内伊反对同美改善关系　　奥恩批评美参与分裂黎巴嫩 据新华社德黑兰9月13日电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今天发表讲话，批评那些“有知识的人”提出的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要求。 据伊朗电台广播，哈梅内伊在接见一批当地来访者时说，那些想要伊朗同华盛顿发展关系的人，实际上对现实一无所知，只有普通大众才了解真实形势。 他说，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将美国驱逐以来，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对和仇视立场。 在接见过程中，当哈梅内伊警告美国这个“大撒旦”不要干涉别国内政时，来访者高喊起“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新华社巴黎9月12日电　黎巴嫩基督教军政府首脑米歇尔·奥恩最近在接受法国《解放报》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阴谋把黎巴嫩分裂成受叙利亚和以色列控制的两部分。 奥恩在谈到美国于本月6日撤走其驻黎巴嫩使馆一事时指出，他对美国没有什么指望。 在谈到停火问题时，奥恩说，叙利亚取消对黎巴嫩基督教派控制的港口的封锁以及从黎巴嫩撤走军队，至少部分撤军是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部分滞留捷的民德公民回国　　民德赞扬捷采取的原则性立场 新华社布拉格9月13日电 据捷电视台13日晚报道，最近两天，有290名要求迁居西方的民主德国公民，离开联邦德国驻捷大使馆返回他们的祖国。 这些公民是根据两个德国的代表最近在布拉格会谈作出回国后不予处分和可以合法离境的保证后离开这里的。 据报道，从今年4月以来，有400多名民主德国的公民，住进了联邦德国驻捷大使馆，要求移居西方，至今仍有150人滞留在那里。 民主德国驻捷大使赞扬了捷采取原则性立场，不让任何民主德国公民从捷非法离境的作法。 捷通社9月12日发表声明说，民主德国是捷可靠的盟友，捷将遵循同它签署的所有条约义务。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萨政府与游击队谈判　 游击队提出国内和平新建议 本报墨西哥城9月13日电　记者郭伟成报道：萨尔瓦多政府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今天在墨西哥城开始谈判。游击队在谈判中提出一项“通过政治途径结束战争的新建议”。 新建议的要点为，最晚11月15日前实现双方停火；停火以后，解放阵线作为政党参与国家政治进程；最晚于1990年1月31日前实现彻底停火。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体育　　第二届青运会奖牌所剩无几　　各代表团鼓足干劲最后一搏 本报沈阳9月14日电　记者黄振中、汪大昭报道：第二届青运会所剩赛事已不多了，各代表团正在尽最大努力，争夺最后的金牌。在男篮决赛中，东道主辽宁队夺魁，乒乓球男女混双决赛北京选手获第一。自行车和射箭赛也鸣金收兵。 昨天，19岁的山东选手高永红在男子甲组400米栏决赛中，以50秒54的成绩打破了50秒62的全国纪录。这是田径比赛中唯一打破的全国纪录。 为时3天的自行车场地赛，辽宁队一路领先，得4枚金牌，居各队之首，河南队紧随其后得3枚金牌，另一枚为北京队所获。比赛中冷门频爆，河南队预赛第3名的李林和预赛第7名的张巧玲分获男女1公里计时赛金牌。 射箭赛最后男女团体2枚金牌分别被四川和山东队所获。男团决赛本是辽宁队的强项，预赛中该队显示出强大的实力，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辽宁队由于主力队员生病，改换其他队员，从而影响实力。 足球半决赛已见分晓，东道主辽宁队在万余球迷的呐喊助威下以3∶2战胜天津队。另一场比赛，广东队以3∶1战胜江苏队，杀入决赛圈。15日晚辽宁队将同广东队争夺足球桂冠。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体育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佛山开幕　　两天激战冷门频爆　名将种子纷纷落马 本报佛山9月14日电 1989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于13日在广东佛山体育馆打响。在两天的激战中，冷门频爆，一些世界名将、种子选手在年轻新秀的冲击之下，纷纷被淘汰出局。 在13日的比赛中，男单种子选手马来西亚的傅国强、混双种子我国的王朋仁／吴宇红先后失手，刚获香港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的南朝鲜选手崔相范／郑素英，也被我国新手李剑／潘莉击败。混合双打在13日产生了八强，其中中国队占3对，英格兰队占2对，香港、泰国、南朝鲜各一对。 14日的男子双打比赛爆出大冷门。世界名将、马来西亚的拉·西德克／贾·西德克兄弟以0∶2惨败在名不见经传的香港选手伍伯俭／沈文建拍下。在男子单打争夺前8名的比赛中，我国后起之秀张青武以1∶2负于南朝鲜的金学均。 （何文宣）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体育　　奥运会有可能取消拳击比赛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据外电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13日在罗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证明拳击对运动员的健康有害，奥运会将取消这一项目。 萨马兰奇说，目前，12个医疗中心正在研究拳击项目在训练和比赛中是否会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损害。 他说：“如果研究结果证明拳击会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损害，而且我本人仍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话，奥运会将取消这一项目。”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体育　　第三届登泰山活动开始 新华社济南九月十四日电　（记者傅洪德）第三届泰山全国登山活动今天开始。五百多名登山好手随着发令枪响，向泰山顶峰冲去。 根据竞赛规定，本届登山活动仍分成老、中、青年男、女各三个组，起点为泰安火车站广场，终点分别为泰山的中天门、南天门和最高峰——玉皇顶。 经过奋力拚搏，全国登山比赛青年组男、女冠军均被北京队夺得，男子青年组冠军为高凤林，成绩是一小时十四分三十五秒，女子青年组冠军为刘静，成绩是一小时二十二分三十五秒。中、老年组第一名分别属于沈阳队的范德利（男）和柳亚珍（女）；山西队的卢建成（男）和沈阳队的张桂樵（女）。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体育　　昔日足坛明星东京献艺　　南美队3∶1智取欧洲队 新华社东京9月13日电　（记者姜占国）1989年世界杯明星足球赛今晚在此间的国立竞技场举行，南美队凭借高超的球技和巧妙的配合以3∶1智取以泼辣凶悍著称的欧洲队。 参加今晚世界杯明星赛的均是曾参加过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比赛的超级球星。其中有三次获得欧洲最佳得分手的鲁梅尼格、人称“金童子”的罗西、被誉为“白贝利”的济科。尽管他们均已年过30，然而今晚的精彩表演再现了这些超级球星当年驰骋绿茵球场的雄风。 由“白贝利”济科领衔的南美队，充分发挥了南美艺术足球的特长。他们娴熟的技术和协调的配合令欧洲队防不胜防。以鲁梅尼格挂帅的欧洲队尽管一直在顽强拚搏，但毕竟力不从心。 比赛结束后，济科和鲁梅尼格被评为最佳运动员，各获一辆高级轿车的奖赏。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体育　　耕耘者的目光　　——国家体操队总教练高健赛场选材记 他来了，人们对这位曾培养出李月久、黄玉斌、李小平、许志强等世界名将的国家体操队总教练高健投以敬佩的目光。他是带着病来的，由于连年率队征战紧张劳累，心脏已难以承受，医生曾下令让他休息。可是体操运动事业牵动他的心，体操后备力量缺乏更使他焦虑不安。 来到赛场，他目不转睛地观看上场的小队员，把有希望的小将姓名刻在脑子里。几天来，他已“捕捉”到中意的苗子，顺口说出一大串名字：湖北的李小双、黑龙江的刘满滨、天津的桑广泉、山东的张文宁、福建的李奕芳、广东的李莉、云南的杨晓惠……列举完名字，他微笑地说，苗子总算有了一批，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并不能松一口气。体操项目周期长，成才晚。男选手大约要8年以上，女子也需6年，任重道远。高健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选矿者”，又是一个“冶炼者”，肩上压着两副担子。 当观众起劲地为取胜选手鼓掌时，高健的眼光却紧紧地盯住一个个难新动作。他被黑龙江队14岁的刘满滨所作的吊环动作所吸引，并脱口而出：“左、右、正三面水平十字、倒十字显示出力量，这是一个突破。”湖南的陆莉、贵州的罗莉、广东的李莉在高低杠上穿梭飞行，做出世界难度表上还未出现的动作，对此，他更是牢记在心。 对于一个耕耘者来说，他不仅把目光放在新人、新动作、新路子上，而且望远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从几场比赛中，看到动作粗糙、基本技术不扎实的后患，还发现训练脱节的危险。 高健建议，今后体操竞赛制度要改革，应在基本技术和基本姿态上实行另外加分，把各单项分数提高到11分，多出来的1分打到基本技术和姿态上。 当高健看到来自全国这么多有希望的苗子时，更想到教练的责任和担子。他对一些教练不安心工作甚至外流感到痛心。他准备把有多年丰富经验的老教练请出来，给年轻教练传授教学方法，使他们少走弯路。 体操赛结束后，高健来到孩子们中间，与胜利者握握手，对失利哭鼻子的拍拍肩，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示的都是爱，都是鼓励。他相信今天的雏鹰，明天会变成雄鹰，飞向蓝天。 本报记者　黄振中 （本报沈阳9月14日电）

第3版(国际新闻·体育)专栏： 9月13日，萨尔瓦多游击队代表和萨尔瓦多政府代表在墨西哥城恢复已中断三年之久的和平解决内战问题的谈判。萨尔瓦多持续九年之久的内战已造成七万人死亡。图为游击队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其国内和平新建议。 新华社记者　张宁摄（传真照片）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盐的世界”在崛起 素有“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盐的世界”。在这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内陆盐湖，其中最大的察尔汗盐湖，面积比上海市还大50多平方公里。那丰厚结实的盐盖，那碧波粼粼的卤水，那五彩纷呈的盐花……盐的山，盐的海，盐的路，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可供全国11亿人食用1万年的钠盐，还有储量名列“神州之最”的钾、镁、锂等庞大的盐氏家族。这是一个富饶而神奇的地方！ 然而，“盐湖王国”不会自动变“盐”为宝，它沉睡了千万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礼炮震醒了这个“水晶深宫”，使它从50年代开始，迎来了各族开拓者。 在青盐的故乡——茶卡盐湖，经过40年的建设，已实现了从人工采盐到采盐机采盐进而用采盐船采盐的两次飞跃。到1986年，该盐湖年产青盐已相当于解放初期的400倍。目前，这里还准备变船采车运为船采船运，向生产现代化的目标驶进。 在察尔汗盐湖，经过31年的艰苦创业，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年产20万吨钾肥的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已竣工，产品源源不断销往祖国各地。 随着近几年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青海省已把大规模开发盐湖资源作为事关全省经济振兴、拓展的战略之举，在资金、人才、技术、能源、交通等方面均作了部署。去年，柴达木的原盐生产、销售已突破双百万吨大关，产品已由单一品种发展到8个品种，行销各地，并进入香港市场。　（何士荣）（附图片） 题头照片为柴达木茶卡盐湖上的采盐船。　晁生林摄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艰苦奋斗　建设青海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　尹克升 新中国成立40年来，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青海高原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军阀割据、兵荒马乱、遍地黄沙、满目疮痍的青海，今日已成为祖国西部的一个正在崛起的新的开发建设基地。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青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交通、邮电事业不断发展，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日趋活跃，国民经济已经摆脱了单一的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从1949年到1988年，全省年工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60倍，农牧业总产值相当解放前的4倍，主要畜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6.03倍；1988年与1951年相比，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127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8年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492元，大多数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群众的衣、食、住、用有了明显改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 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也为青海的大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今天的青海已成为国家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青海地大物博，江河源头、戈壁盆地和千里草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给青海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不仅使青海的生产力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而且迎来了青海开发建设的新时期。近几年，在国家的支援和帮助下，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相继建成，水电、湖盐、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展望未来，以黄河上游为中心的电力工业，以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原材料工业，以盐湖开发为中心的盐化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富有高原特色的民族用品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和高原旅游事业都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为了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挥经济优势，近几年我们在坚持抓好农牧业这个基础的同时，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资源开发，重点发展资源、能源、原材料和地方加工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和条件，不断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发展横向联合，推动经济建设和开发事业稳步发展。 回顾青海40年来的历程和变化，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力量的源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青海人民的今天，也不会有青海的发展和进步。 40年来的历史和经验还告诉我们，在青海，事业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富裕，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民族团结，必须大力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自然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要使青海各族人民逐步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坚持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更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脚踏实地地为青海建设事业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坚持一切从青海的实际出发，经常注意创造性地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青海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我们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步骤更加符合青海的实际，符合青海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全心全意为青海各族人民谋利益。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奋发努力，青海很快富裕起来是大有希望的。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龙羊峡电站屹立青藏高原　　中国人自力更生再奏凯歌 九曲黄河的“龙头”，屹立着大陆最高的大坝——178米的龙羊峡大坝。这里，运转着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4台32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有国内最大的人工湖——库容247亿立方米的龙羊水库，安放着亚洲最大的门式起重机——位于坝顶的500吨门式起重机…… 40年代，一些外国工程师预言龙羊峡水电站“难建造”。80年代，它又被国际大坝专家称为中国人民“向世界挑战的工程”。经过十多年的拚搏，龙羊峡水电站已经巍然屹立在青藏高原，成为万里黄河上最大的水电站。 但是，你可曾知道，这样一项巨大工程的主要永久设备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除某些电器装置等是从国外引进的外，其主机、主变压器及附属设备、泄水建筑全部闸门、坝顶和尾水门机等设备都出于中国人之手。据水利专家统计，龙羊峡水电站设备国产率在90％以上。 龙羊峡水电站——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凯歌！ （李俊哲　尹继周）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钢铁长龙”跃上“世界屋脊” 在青藏高原的群山中，逶迤穿行着一条“钢铁长龙”——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铁路。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海拔最高的铁路，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干线。 旧社会的青海交通运输非常落后，人称“云暗难分骑，沙深欲陷车”，不仅没一寸铁路，公路也少得可怜。到1949年，全省能勉强走车的公路只有472公里。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对交通运输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于是继1959年10月1日兰青铁路通车后，向西延伸的青藏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 1974年以后，青藏铁路的修建在“世界屋脊”拉开序幕。5万多名铁道兵和工程技术人员奔赴深山、草原、戈壁，克服了高寒缺氧、地质复杂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开通了4010米长的关角隧道。这条隧道轨面海拔标高37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在茫茫无际的察尔汗盐湖，铁道兵将32公里长的铁轨铺在盐湖上，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青藏铁路至格尔木段的800余公里，终于在1984年5月1日全线正式通车。 通车5年来，青藏铁路共发送各类物资500多万吨，运送旅客203万人次，完成周转量51.56亿吨公里，对促进青海、西藏的建设特别是柴达木的开发发挥了巨大作用。各族人民望着这条跃上“世界屋脊”的“钢铁长龙”，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条大动脉是“黄金路”、“幸福线”。　（李向红）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青海机床走向世界 1988年举办北京机床博览会时，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站在青海第一机床厂生产的具有国际八十年代水平的柔性制造单元面前，高兴地说：“没想到青海能有这样好的机床厂，还能造出世界第一流的机床。” 旧社会，青海几乎没有什么工业。1949年解放时，全省凑合能算上的工业企业只有15个，仅有2台蒸汽锅炉、7部电动机、3部发电机、6台手摇机床。如今，青海已能生产普通机床、重型机床、高级精密机床。仅青海第一机床厂就更新和开发了具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水平的机床7个系列40多个品种，而且跨入世界机床生产的一流水平。近3年来，他们研制柔性制造单元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品种25个，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埃及、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刘建民）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老高原　新风采 盐湖专家张彭熹 现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张彭熹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他在志愿栏里填写：第一，柴达木；第二，柴达木；第三，柴达木。30多年来，这位出生海河畔的盐湖专家足迹遍布高原的每个盐湖。他组织并主持编写的《柴达木盐湖》，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盐湖专著，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张彭熹还荣获首次“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李雅萍）　　新型牧民拉夫旦 在青海湖畔的共和县倒淌河乡哈乙亥村，有个叫拉夫旦的中年藏族牧民近年来成了草原上的“新闻人物”。在改革大潮的启示下，这个当地土生土长的牧羊人，带头发展多种经营，率先进入商品经济领域。近年来，他家的牛羊大幅度增长，多种经营年纯收入达到3万余元。他现在带动村里牧民摘了穷帽。　（李文宁） 商业劳模李秀菊 在西宁市北大街一个蔬菜门市部里，一位质朴的中年女售货员以她默默奉献的精神获得了广大顾客的赞誉。她叫李秀菊，在从家乡河南来青海的20多年间一直热心商业工作，实心实意地为市民们服务。她除日常站好柜台外，还先后利用几百个休息日，为五保老人和有困难的顾客送菜上门。这位共产党员，已被评为全国商业系统特级劳模。 （李　峰）　　模范党员贺先觉　　“你在大西北干得很出色，你的事迹生动感人，你要继续扎根高原，为我军的国防现代化事业再作新的贡献。” 这是杨尚昆同志给青海驻军某部高级工程师贺先觉的亲切勉励。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贺先觉投笔从戎，从湖北来到青海。25年来，他在海拔3000多米的深山沟里攻关，和战友们一起获得17项科研成果，并多次参与国防尖端工程有关组件的研制。总政等部门授予他扎根高原、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二级英模等称号。　（金国京）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今日青海头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这句古诗描述的地点，就是全国第一大内陆微咸水湖——青海湖岸畔的草原。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惨景已一去不复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给草原插上了奋飞的金翅。请看青海湖北岸海晏县牧区牧民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衣 过去，白天穿皮袄，夜晚盖皮袄。如今，平时身着漂亮的时装，冬天穿鸭绒服，盖的也换上毡毯被褥。　　食 在牧民的餐桌上，大饼、油条、麻花、面包、花卷、面片、饺子、各式炒菜经常出现，不再光是一碗炒面、一盘“手抓羊肉”了。　　住 千百年来，牧民“逐水草而居”，住毡房、帐篷，睡“草皮床”。现在，在冬春草场建房定居，部分牧民用上了自来水和电，有的还在屋内装上了“土暖气”。　　行 牛驮马载、乘骑放牧的状况正在改变。许多牧民有了自行车、马车、汽车、拖拉机，有的还骑着摩托放牧牛羊。　　用 “洗衣机打酥油”，这可是草原上的新鲜事。定居后，牧民购置了沙发、组合柜、烤箱、收录机、缝纫机等。在用上电的定居点，入夜，彩色电视机播送着来自北京的图象和信息。 （辛存文）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12月在批阅青海省的一个文件时所作的重要指示。指示作出以后的近40年来，在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下大力气开展了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 截至1988年底，青海省已有少数民族干部31461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21％；少数民族干部中有党员10535人，占全省党员干部总数的19％。其中，担任省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领导的少数民族干部，已分别占全省各级干部总数的39％、36％、50％和36％。 在改革的10年间，青海采用培训、进修、补习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专业技术结构也发生了可喜变化。全省各类少数民族技术干部已占全省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近一半。目前，全省少数民族干部中取得高级职称的有680人，取得中级职称的有8508人，取得初级职称的3948人。　（董国光）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可爱的青海 朱德元帅一九五八年视察青海时曾挥毫题词：“青海地大物博，是祖国的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这里采撷的只是生长在青海土地上的几枝昆仑草、几朵雪山花。 江河源头 “黄河之水天上来。”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的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下的卡日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两地海拔在四千六百多米至四千八百多米之间，源头是潺潺溪流、涓涓泉水。 全长六千三百八十公里的长江，源头也在青海。它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海拔六千六百二十米的各拉丹冬冰峰西南侧姜根迪如冰川。巨大冰川的融水，即为万里长江的源头之水。 丰富矿藏 青海矿产资源丰富，有三十七种矿产储量名列全国各省前十位。其中居第一位的有锂、钾盐、池盐、镁盐、溴、化工灰岩、云石、石棉八种。农业生产急需的钾肥原料氯化钾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百分之九十六点八；钠盐探明储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石棉矿已探明储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且棉质极佳，其中茫崖石棉驰名中外。 昆仑明珠 格尔木系蒙古语，意即河流密集之地。一九五二年，青藏公路的开拓者们在昆仑山下格尔木河畔扎下第一顶帐篷。从此，旧社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的格尔木苏醒了。现在，鳞次栉比、绿树掩映的现代建筑构成十七平方公里的市区，市区人口达十二万。一九八○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座盐湖城——格尔木市。以盐化工业为主体，格尔木正成为青海西部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旅游中心。 高产春麦 我国春小麦亩产最高纪录在哪里？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一九七八年香日德农场一块三点九一亩的高产田，亩产春小麦一千零一十三点零五公斤。据《世界农业》杂志一九七九年报道：美国小麦试验田最高亩产量为九百三十七公斤。 雪山之舟 牦牛被称为“雪山之舟”，长年生活在世界屋脊。青海是世界上产牦牛最多的地方，全省有牦牛五百多万头，接近全国牦牛的一半，约占世界牦牛总数的三分之一。　（余　昭）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从数字看青海四十年的变化 （青海省统计局 供稿）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新一代藏族牧民。　（王启发摄）

第4版(国庆专版)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祁连县牧业连续10年丰收。图为多隆草原上的羊群。 （马健民摄）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　　平暴后对国防教育的思考 郑念群 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首先告诉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阶级斗争观念。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教育其中包括国防教育的失误所造成的影响。 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防 及国防教育的科学内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防就是国家的防务，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所采取的以军事为主体，包括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一切措施的总和。如果把国防仅理解为军队建设，显然是偏颇的狭隘的。国防是一个科学体系，是整个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大国防观念，与狭隘的国防观念的原则区别在于，它是从增强综合国力来看待国防。如果把国防看成仅仅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极易把国防建设看成与两个文明建设关系不大的“额外负担”。 国防的科学体系决定了国防教育的科学范畴。教育对象，应当是人民共和国的全体公民；教育内容，应当包括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国家与国防的关系、我国国防的历史与现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未来战争特点及战争动员，以及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等；教育时间，应当是“全天候的”，不能只靠某些节日作点应景文章；教育目的应当看到它长远的战略意义，不能仅理解为支持部队或拥军优属。 在我们的国防教育中，还有一个全面论述军队职能的问题。宪法规定，我国武装力量既有对外防御的职能，又有对内保卫人民和平劳动，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职能。但是，有人对部队执行戒严任务，看作是“大逆不道”，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拦。这与国防教育的不经常、不全面有着重要的关系。 国防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人们树立爱国观念。古往今来，无论哪个民族，在内容繁杂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历来把爱国视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否爱国，是衡量人们是非荣辱的试金石。我们讲的国防教育就是要人们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使人们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树立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民主专政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感情。这是国防教育的核心。而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是指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只能由共产党领导，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我们讲的爱国观念是同保卫祖国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国防教育所唤起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国防教育搞好了，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不仅对爱国拥军产生良好影响，而且对经济建设，对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社会稳定，也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国防观念是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唯物史观的人才能树立社会主义的爱国观念。事实说明，凡是国防教育搞得好的地方，人们就有很高的爱国热情，信任党，热爱社会主义，对子弟兵表现了极大的关心和爱护。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政治上多元化，经济上私有化，哪里还有国家、民族利益可言。 要注重国防教育的 知识性和实践性 人民群众国防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面的系统的知识灌输。战争年代，是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唤醒了人们的觉醒，深切地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平时期，人们国防观念易于淡薄。在这种情况下，只讲空道理是很难奏效的，用“情况刺激”也不是办法。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经常地广泛地向人民群众灌输国防知识，才能树立大国防观念。国防知识内容很广泛，涉及的领域很多，如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军事的、政治的等等，无所不包。教育中，应根据人们的文化水平、工作性质、接受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同，区别不同的层次，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有些基本知识要从青少年抓起，其内容要贯穿在小学生的课本之中。 国防知识，不只是一门理论知识，而且是十分现实的实际斗争知识，同世界各方面的现实紧密相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没有间断，制止战争力量的增长需要继续努力。因之，国防教育不只有静态的理论的历史的知识教育，还有动态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教育。这种教育，需要时时注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现状，了解国际战略局势的变化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把我们的国防教育同国际大环境联系起来，使国防教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防知识来自丰富的社会实践，比如国防建设、国防工业、战略物资生产、国防科技发展、国防交通状况以及兵员的素质等，这些与国防有密切关联的诸多方面，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因之我们进行国防教育，要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如参加军训活动，组织拥军优属活动，保护国防设施，参加民兵训练，组织大学生军训，以至参观军事展览、举办国防知识竞赛等。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人们亲身实践，才能把国防问题，变成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　　“税务清官”曲敬民　　于广义　刘常安 今年初，在山东省龙口市税务局，一位因索贿被开除的税务干部，气汹汹地闯进局长办公室，指着曲敬民说：“你处理我，没那么便宜！我倒要看看，你就那么干净？！”曲敬民坦然地说：“你可以去查嘛！”那位受处分的干部单位没少跑熟人没少问，就是没找到曲敬民一点不是。事后，他感慨地说：“对曲敬民局长，咱心服口服。” 有人说，税务部门是块“肥缺”。但曲敬民说：“这要看怎么讲，如果要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非但没什么‘油水’可捞，反倒是个棘手的行道。” 4年前，曲敬民任局长后，就给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收受来人的礼品、贿赂；不准打他的旗号办私事；不准插手局里的任何事情。在他看来，把好家门是廉洁从政的重要前提之一。1987年中秋节前，有位纳税户趁曲敬民外出，托人送来海参、海米、烟酒等物品，没等他老伴反应过来，那人便留下张 “请多关照”的纸条走了。曲敬民回家听说事情的经过后，当着子女们的面批评了老伴。第二天一早，他又让孩子将东西如数退了回去。 对亲戚、朋友，曲敬民也不讲情面。去年10月，他的一个侄子借外单位账号偷漏税被查获，央求他给予通融。曲敬民不但狠狠批评了侄子，还责成有关人员按规定从严处罚。事后，曲敬民又支持局里的干部把这件事写成新闻稿送当地报社。 这两年，不断有人给曲敬民“吹风”：“你都是50岁的人了，还能干几年？遇事别太认真啦。”可曲敬民总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怎能不讲认真？”。 今年3月，市里一家国营公司购进一批彩电，想拿出一部分卖给本单位职工。公司领导同曲敬民是老相识，便找上门去，求他把特别消费税给免了。遭拒绝后，对方又托上级领导出面说情。曲敬民耐心向领导说明征收特别消费税的有关规定和政策，硬是把这笔税款征收了。 正气和硬气是成正比的。对一些难办的案子，曲敬民总是当“黑脸包公”。 去年以来，他直接查处了13起偷漏税大案，补税罚款100多万元。 曲敬民廉洁从政，龙口市委、市政府给他记了大功，今年又给他晋升一级工资，并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　　井冈山的新一代　　刘志坚　刘平 守卫在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武警吉安支队用井冈山这一活生生的课堂，引导官兵追忆“井冈”传统，艰苦创业。井冈山市市长刘积福赞扬他们是“新一代的井冈精神继承人。” 吉安支队针对社会上一些人艰苦奋斗“过时了”的看法，以井冈山为课堂，进行传统教育。干部、战士从红军故居睡的稻草、盖的“金丝被”、用的油灯和博物馆里的秋茄子、南瓜、野菜、“朱德的扁担”，看到了当年红军艰苦斗争的条件；从黄洋界、茅坪、三湾、八角楼感受到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精神。他们相继开展了“我为井冈添光辉”、“争当井冈新一代”等系列传统教育活动。前不久，上级领导机关看到支队的吉普车破旧，便拨款8万多元供购买小轿车用，支队领导却拿这笔钱买了两辆东风牌卡车，用于发展农副业生产和解决基层运输。由于坚持勤俭持家，他们两年内还把前几年超支的钱近10万元全部还清。 与井冈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尽力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为人民多作贡献，是这个支队全体官员的共同心声。去年底，守卫在千米山腰的井冈山市中队搬迁到新营房后，没有任何活动场地，吃水要到山下挑，他们不向政府伸手，自己动手在山坡上挖土方3600多立方，筑起了篮球场、练功房、机械场及菜地、猪圈等，修补营具260多件，共节约经费近万元。如今中队设施齐全，花红树绿，吃上了自种蔬菜和自引的山泉水。虽然条件艰苦，官兵们却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连续11年被总队评为先进集体。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土家山寨的好领班　　李开文　谭炜焰 在群峦叠嶂的鄂西山区，离宋代寇准劝农的野三关不远，有一个终年云封雾锁富有传奇色彩的山寨——巴东县马眠塘乡白岩子村。 这是一个土汉杂居以土家人为主的山村，全村400多人，土家人占76％。多年来，这里荒凉连着贫困，是一个人见人愁的“三靠”村。 可是没有几年功夫，这里却出现了奇迹，到1988年，全村人平粮食从1980年的276斤上升到1119斤，人均收入从76元上升到726元，而且家家点上了电灯，吃上了清凉干净的自来水…… 是什么力量使这个贫困的高山村腾飞起来的呢？ 我们带着疑问和惊奇登上了海拔1700米的白岩子。 1979年，生产队长、35岁的汉族农民郑永群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村干部会上，郑永群说：汉人土家人，关上寨门是一家人。只要大伙一条心，不信白岩子没有“黄金”。 他当众为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内白岩子不甩掉讨饭棍，就罢免我郑永群的书记职务！” 郑永群懂得，行动比誓言更重要。他首先抓了一个狠着，推广良种和地膜栽培新技术。 听说推广地膜包谷，山民们老大不愿意，郑永群与两名支委各腾出一块地搞试验。秋后一过磅，亩产386公斤，惊得山民们半天合不上嘴。 第二年，家家户户种上了地膜包谷，郑永群手把手教别人起垅、下种、覆膜、打孔。到秋收，全村人均粮食超过800斤，一举结束了32年吃供应粮的历史。 乡亲们乐了，郑永群却没有太高兴，他想，“讨饭棍”是暂时扔掉了，但乡亲们的荷包还没鼓起来。他琢磨种烤烟是条财路，号召群众多种烟，群众有了地膜包谷的经验，说种就种，呼啦啦搞了一大片。但事不凑巧，这年秋天，县里却停止收购烟叶，烟农们气呼呼找到郑永群问怎么办？ “大伙把烟交给我，你们只管从我手里领票子。”郑永群敢于承担责任，一下稳住了烟农的心。郑永群带领三个村干部把收上来的6000多斤烤烟运到300里外的鹤峰销售。五天后，山民们从郑永群手中欢天喜地接过一叠叠崭新的“大团结”。他们掰着指头算了算，全村烤烟亩平收入700多元。 为了让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郑永群从不敢枉花一分钱公款。 1987年3月，郑永群和村长胡绪龙到宜昌市为村里采购电灯器材。他们的荷包里装有8600多元，村里也有规定，村干部外出为群众办事，每天补助三元，住宿费实报实销，可他们硬是紧把细捏每顿饭吃五毛钱一碗的面条。 材料购齐了，上吨重的器材，他们自己装卸，光这一项就省下了七八十元钱。 回到村里，郑永群不让胡绪龙吭声，只报了每天四毛钱的统铺住宿费和车船费，没领一分钱补助。 几个月过去了，家家户户电灯亮了，但郑永群和两名支委却累倒了。通电那天，全村老少欢呼雀跃，家家户户炸响了鞭炮，一些后生把电灯拉到院坝里足足喧闹了一夜。 在白岩子，我们的心始终被一种东西激荡着。 是那满坡绿葱葱、齐刷刷的包谷、烤烟、向日葵？ 是那黑压压、绿油油的人工林？ 是那满山遍野分布有序的黄柏、板栗？ 是，又不是。 朴实的土家山民深情地说：我们有一个好“带头人”。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苦涩的黎山“芒果宴”　　吴名辉　王平（黎族） 位于海南岛五指山腹地的保亭黎族苗族自冶县什铃镇什夏村，汉语译意是“火热的田园”。但至1984年，这个“火热的田园”亩产仅两百斤，曾为建立广东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抛过头颅、洒过鲜血的黎村人，每个劳动日才值两毛钱。 1985年2月，从县水电局离休的老干部王庆章，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下决心发挥山区种植经济作物的优势，带领村民们摆脱贫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与乡亲们一鼓捣，家家都说没钱。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王庆章刚串完门，摸黑回家。突然，前头有人操苗语大嚷：“抓贼啊！”王庆章一惊，顺手牵住一个闪向自己一旁的黑影：“你，王文！……”“我没钱，到苗村去……”16岁的王文狼狈地说。 钱！这一晚，王庆章一直在“钱锅”中煎熬：自己刚建完房子用去了存款和安家费；村里筑自来水塔，是自己倡导和设计的，也捐出两千元；这几个月的退休金刚发下，给五保户买槟榔苗、看医生、搭茅屋等，也用光了。怎么办呢？他忽然想到县热作所试验的良种芒果。此时果儿正熟，所里急需芒果核当种培育，欢迎人们到果园去吃芒果留核，留下的果核不仅按斤论价，而且可以减半价换芒果苗。“嘿，这可是条路！”王庆章眼前一亮。 次日晨，王庆章像个大财神似的在村头寨尾大声吆喝：“没钱买芒果苗的，都跟我去吃芒果啊！”这声音透过薄薄的雾霭，传到家家户户。人们纷纷放下水烟筒，披上件粗衣，从茅屋里钻了出来。连久病刚愈的王世忠，也带上两个瘦骨如柴的孩子。 热作所的熟人，见王庆章带来二十几个想靠 “吃”来致富的队伍，惊讶之余便打趣着说：“王老，靠‘吃’致富，可是你的一大发明啊！”王庆章一面苦笑着应酬，一面鼻子直发酸：要不是为了穷乡亲，我这领13个月离休金的人出什么风头哟！可眼下不这样做不行呀！到底是饥肠咕噜抵不住芒果酸的侵袭，山民们吃到第20个芒果时，却越吃越艰难起来。王世忠那两个孩子直嚷嚷：“爸，我都吃10个了，实在咽不下啦！”王庆章正强嚼着第17个芒果，听到孩子们的话，他心酸得忙把脸转向一边…… 太阳快偏西了，当山民们正要挑着一担担芒果苗回家时，人家算了算，核少苗多，要补钱。可二十几个人遍翻口袋也掏不出半文，打老远的山路来，少挑几棵种苗又太可惜。 于是，汉子们又在王庆章的带领下，狠咬牙关，勒紧腰带，硬是撑着一肚子的芒果酸，给热作所卸下一车四吨芒果苗，又装上一车四吨橡胶苗，这才勉强作了抵押充了数。 夕阳重重地压在了山口，等在什夏村边的女人和孩子们，看着在灿烂的余晖中，逶迤于梯田埂上的二十几个挑担的影子…… 就这样，在王庆章的带领下，从一餐世间罕见的“芒果宴”开始，携着小的，扶着贫的，拖着病的，劝着懒的，慢慢地拐上了商品经济致富的康庄大道。五年时间里，全村每户都承包了荒山荒地种植经济作物。 那位贫病交加的王世忠，也成了拥有橡胶600多棵，益智5000多株，年获菠萝2700多斤的脱贫户。至于曾到苗寨去“发迹”的小青年王文，一人就是二十来亩700余棵橡胶的大业主。 据不完全统计，从村里到村边的红石峰顶上，全村共垦荒近3000亩，种植橡胶1105亩，菠萝640亩，益智772亩，槟榔、芒果、荔枝、椰子、洋桃，在房前屋后，无处不是，约计300多亩。每户平均承包荒地60亩。全村人年均收入1985年仅200多元，1987年达近600元。 预计三年以后，户年均收入将进入五位数。到那时，火热的田园里举行的将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蟠桃宴”！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门巴人与边防军　　杨辉林 翻开西藏地图，顺着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看，大拐弯处便是素有“高原孤岛”之称的墨脱县，这里住着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兄弟民族——门巴族。 在这里采访，笔者看过曙色和晚霞相连的白夜奇景，听过松涛与江水交响的天然音乐，尝过“竹筒饭”和无鳞鱼的美味，欣赏过热带雨林神奇瑰丽的风光，领略过门巴族奇异的风土人情，但最拨人心弦的还是门巴族人民对解放军的深情厚谊。由于雪山阻隔，不通公路，驻地偏僻，信息闭塞，门巴人民和祖国内地的兄弟民族交往不多。在他们的心目中，常年驻在这里的边防军便成了祖国可亲可敬的代表。 在门巴族最大的聚居地——地东村，人们激动地对我说：在门巴族的历史上，有许多破天荒的新事都与子弟兵有关。 ——第一面五星红旗是解放军插进门巴山村的。从那时起，在雪山密林中流浪的门巴人定居了。在部队的帮助下，进行了民主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第一个商店是解放军筹建的。过去，门巴人民世代与世隔绝。人们要买盐巴、茶叶等日用品和出售土特产品，往北要翻4800米的多雄拉山，往南要越1500米的更邦拉山，路途十分艰险。部队进山后，便从林芝、拉萨、成都等地采购门巴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村寨建起了便民商店。 ——第一所学校是解放军创办的。门巴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过去长期靠刻木结绳记事。为了帮助他们摆脱黑暗、痛苦，走向光明、幸福，部队主动腾出营房，添置教具，抽调教师，在原始森林里办起了门巴学校。 ——第一座发电站是解放军帮助修建的。部队翻山越岭，勘测水源，选定建站地点，斗酷暑，战严寒，建立一座小水电站，解决了门巴人电磨、电锯、脱粒等的用电困难，不少门巴人家里也用上了电灯。现在门巴山村已不再靠酥油、松节照明了。 ——第一条骡马道是解放军修筑的。这里荆棘丛生、乱石嶙峋、浊流横溢，困难重重，暴雨、飞雪、骄阳变幻莫测。子弟兵战胜各种困难，凿通“老虎嘴”，架通栈道，在陡峭的多雄拉山上修出了一条通向门巴山村的“经济之路”，使它与祖国内地运输线相连。 ——第一家医院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建立的。昔日门巴山村缺医少药，遇到传染病流行时，三大领主就将病人焚烧、活埋或赶进深山老林困死。部队进山后，及时为门巴人民诊治疾病，培训卫生人员，兴建“红星医院”，深受门巴人民赞扬。 近两年，驻守在这里的边防军，和门巴人民共建文明村，进一步增进了军民鱼水之情。边防部队成立了“扶贫助富”小组，举办培训班，传授科学知识，指导群众科学种田和发展多种经营；干部战士从家乡带来水稻、玉米、蔬菜良种，教他们耕种，去年，墨脱县的庄稼获得历史上最好的收成；部队电影组穿密林、攀山崖、涉溪流、过吊桥为群众放电影和录相；“学雷锋”小组经常深入村寨理发、背水、治病，照顾老人。子弟兵爱护、关心门巴人民，门巴人民也热爱解放军。去年，部队整修阵地，德儿功、背崩、格林村的群众全体出动，帮助部队抬木料、挖工事、修掩体，使部队提前完成了战备施工任务。部队训练紧，玉米成熟时一下子收不完，当地100多名群众自发来到部队帮助抢收。 今天，寨里有这样一首歌：“共产党啊红太阳，照在门巴村寨，暖在门巴人心房。解放军啊明月亮，赶走魔鬼驱黑暗，门巴人民喜洋洋……”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悠远的亲情　　王冬梅 夏天，正是草原上盛产奶豆腐的季节。 那天，我收到一个寄自当年插队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白音查干苏木沙胡同的邮包，里面是一块久违的奶豆腐。来自几千里之外的奶香，勾起了我心中的怀恋之情。 我竟然又像15年前那样，踏上西去的列车，带着几串给姑娘们的项链，几包给孩子们的糖果就奔向了草原，如同一个远在外地工作的回乡探亲者。 我的归来令乡亲们惊喜，而草原更让我惊喜。10年不见，草原更加肥美，五畜更加兴旺，生活更加富裕。我们那时在沙胡同耕种的几百亩土地，已经退耕还牧，长满绿草鲜花；我们那时渴望得到却很难得到的交通工具——骏马，已经被淘汰，小伙子们骑上了崭新的摩托车；我们那时半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到成捆的报纸，如今，电视机搬进了蒙古包。只有人，还是那般淳朴，那般好客，那般豪爽，那般善良。 1974年，我们从大连下乡到这里，第一次见到草原，第一次和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坐在蒙古包里，吃手扒肉，喝奶子酒，唱蒙古歌。 平日，我们向他们学蒙语，村里的年轻人向我们学汉语，他们的速度比我们快10倍。他们好学，聪明。 草原离北京很远，离边境线很近。牧民的蒙古袍，白天是衣服，晚上是被褥。直到1968年，北京和赤峰市的第一批知识青年到来后，他们才普遍用被褥，但依然用着古老的木轮勒勒车。牧民告诉我们：现在比过去强多了。我们却觉得现在依然落后。比如女孩子很久不洗头发，任虱子在头上横行。有一天歇工，我烧了一大锅水，挨个儿给她们洗头。几天后，她们来借脸盆，要自己洗头，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盆都借给她们。 冬天，我们没柴烧，也没有干牛粪取暖。老额吉（妈妈）们拉着我们冻伤的手，心疼地哭了。随后，她们分别把我们接到自己家住，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早晨替我们烧好洗脸水，晚上为我们烧暖热炕。草原的冬天很漫长，燃料珍贵，她们却为我们一年烧掉两年柴。望着她们那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我们就想起自己的母亲。 我们处得亲如一家。草原虽然闭塞，人际关系却很开放，没有那么多封建礼教的束缚。没出嫁的姑娘们一针一线为男知青缝制艺术品般的蒙古靴，蒙古族小伙子也骑马带女知青去很远的地方看马群。 后来，我们陆续回城了。每次走人，老额吉们便像送别亲人一样，婆婆妈妈地千叮咛，万嘱咐，哭哭啼啼地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上大学走的那天，汽车都开动了，老额吉还让儿子从窗口塞进来一张羊皮，叫我铺床上别冻着。我们就这样带着让人牵挂的乡情离去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还没把草原的变化看够就要走了。昔日漂亮的小男孩巴雅拉已经长成了英俊的大小伙子。 这10年里，他演过话剧，还拍过电视和电影，他给我写的信不仅文字通顺，而且优美流畅。他对我说：“过10年再回来看看吧，看看那时草原会变成什么样。”我说：“只能更美更美。” 老额吉一个劲儿埋怨我为什么不带孩子回来？我也后悔，我没想到，15年前结下的民族亲情会悠远得足以延续到下一代。 临行，老额吉再三叮咛：下次一定带孩子回来。我答应了。

第6版(理论研究)专栏：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　　黄宏 近两年来，“忧患”成了热门话题。1988年初，有《世界经济导报》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中间又有《河殇》所作蔚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的大肆渲染，岁末严家其与温元凯推出了“关于时局的对话”，说什么“治理整顿”将使中国陷入“长期停滞”。这次学潮和动乱也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忧患。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称“忧患”是“1988年改革语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忧患之声不绝于耳，很是热闹了一番。然而早就有人指出，“没有受到怀疑的，恰恰是怀疑本身”。现在，这场动乱平息了，广大青年学生都在反思。不少人痛心地提出，我们自以为满怀忧国忧民的初衷和赤诚，何以在忧患声中卷入到这场几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动乱中来？一些自称“在呼唤全民族忧患意识”的人，他们的“忧患”与全国人民、党中央的忧患为何如此的冰炭不容？党和人民期待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什么样的忧患意识？这不能不促使人们作出深入的反思。 忧患意识，从忧国忧民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自今日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忧国忧民，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怀着忧国忧民的强烈愿望，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社会主义，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也是警钟长鸣，提倡忧患意识。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建国以后，又多次强调，要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情绪。与此同时，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建设作了艰苦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其决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忧患意识有了更高的视角和历史感，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它所要否定的是各种脱离现实的、过时的、附加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它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一贯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举世公认的成绩雄辩地证明，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富国图强忧患意识的凝聚和升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希望，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忧患”与我们党的忧患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摆出一副非常“忧患”的面孔，其情绪之激昂，言词之激烈，仿佛除他们之外，在偌大一个中国，再也没有其他人是忧国忧民的了。然而，他们的忧患，其否定性批判的矛头是对着整个的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很明显，由于根本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忧患观。那么，两种忧患观的区别何在，什么是青年知识分子应有的忧患意识呢？这里作一初步的分析。 第一，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是以对国情的正确把握为基础的，而那种一切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忧患观则是主观唯心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忧患意识情感的“装扮”并不能改变其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本质，它必须与社会存在相适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忧患首先就要弄清患在哪里。我们党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这决不排斥在认识中国问题的症结时要开阔视野，把世界发展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但是这一切比较都是为了加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自然、社会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话似乎简单，却是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探索得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结论，它蕴含、浓缩着一个民族近百年忧患的主要内容。那些所谓“社会精英”们的忧患，则是以所谓的“西方文明”为本体的。既然他们声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又攻击爱国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情感”，他们声称的“忧患”，其实就是用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来审视和批判中国的一切，这怎么能开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药方呢？许多青年学生关心祖国前途固然很好，但他们还没有步入社会，对中国11亿人最基本的要求和我国最急迫的现实危机是什么缺乏实际的了解，他们的忧患，带有一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我们要引导青年深入社会，深入实际，认识中国国情。对于为什么说中国不能搞西方的三权鼎立、多党制？如何建设我国的高度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能照搬西方的消费模式？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经济私有化？为什么说稳定是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动乱？等等，都需要帮助他们结合中国国情，作出深入的思考，使他们真正懂得，只有坚实地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青年知识分子的忧患才能切中时弊，真正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 第二，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是统一的，决不是主张散布虚无主义和失败情绪。我们说忧患可以兴邦，是说急迫的危机感，能使人警钟长鸣，催人奋起，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同时我们也还需要指出，忧患感不能脱离民族自信心，失去自信心的忧患只能导向消极和沉沦，是谈不上任何凝聚力的。忧患感和民族自信心是民族理性缺一不可的统一整体，不是互相排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坟·看镜有感》）而 《河殇》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呢？他们不仅以“忧患”为名，否定五千年的文明史，宣告“亚细亚太阳的陨落”，认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斗争提供给人们的“只有黑暗、屈辱和挫折”，而且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在他们记忆中的也只有“沉痛和苦涩”。他们攻击爱国主义“造成近似病态的自尊心和虚骄的民族夸大狂”，竭力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严重消蚀着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就是使曾被称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获得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因而能够抵御和战胜内患外辱，屹立于世界的话，那么可以说，今天“精英”们竭力摧毁中华民族赖以凝聚的民族精神支柱，则构成了潜在一切具体困难之后的更大危机。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吗？ 第三，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只会导向对现实社会的敌视和破坏情绪。忧患意识不单纯表现为否定的价值定向，因为它本身同时蕴含着超越自身的建构性思考。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反省失误和不足，同时也要肯定正确和扬其所长，这正是理性思维所应有的辩证态度。对建国以来我国建设的曲折和失误应该作深刻的反思，反思是为了扬弃和前进；对当前各种社会积弊，当然要揭露和抨击，揭露和抨击是为伸张正义，完善社会机制。所谓 “对现实坚持彻底的批判态度”，“恨透了30年这种东西”，乃至“恨不得踢中国两脚”此类的仇恨情绪宣泄，哪里有一丝一毫理性忧患辩证态度的影子！这样的“忧患”只会导向对社会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和创造，这一点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就以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都极为忧虑的腐败现象来说，青年学生的忧患与党和人民的忧患本来是可以完全一致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何等深沉的忧患！如果在对腐败状况的估计，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社会原因，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措施上形成全党、全民的共识，必然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大大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可是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喊出“打倒腐败政府”的口号，把矛头对准整个党和各级政府，而且采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否定一切的“打倒”的形式，就非但不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而且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使良好的初衷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这确实是令人警惕的。 第四，我们提倡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共忧患，少数野心家则是企图把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与全国人民共忧患，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事实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改善，党和政府十分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积极的探索。但是确有少数并不能代表知识分子主体的野心家、阴谋家要与人民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党和政府闹独立。方励之早就提出“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领导力量”，在这次学潮中又公开提出“知识界要以形成集团的方式造成对当局的压力”，搞什么“压力集团”。这样一种忧患意识是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相敌对的造反意识。为了把更多的知识分子捆到他们的战车上，他们污蔑那些不跟他们闹事、坚守工作学习岗位的知识分子“没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胡说什么“献身于自己的专业只属于较低层次的价值取向”，只有上街闹事，才表现出高层次价值取向的“终极关怀”。而这次从学潮到动乱和暴乱的过程，恰恰说明那些坚守工作岗位，坚决抵制他们那套的知识分子真正表现出了很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错误潮流袭来时很多不为所动的人，恰恰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切，可以说这才是一种表现了高度政治觉悟和忧患感的“政治参与”。他们的忧患与党和人民的忧患共脉搏，真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主流。反思这次动乱的教训，不少青年学生感到深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害，陷入了把自己置于了一个与党和人民，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的地位的危险。我们要鼓励他们投身社会实践，在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社会过程中摆正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真正与党和人民共忧患。 第五，作为一种理性的评价和批判，我们强调忧患意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忧患意识的核心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尽管这几年有些人们讳言世界观，然而人们的忧患意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观的影响。我们不妨翻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忧患篇，同是知识分子，康有为与孙中山，李大钊与胡适，鲁迅与梁实秋他们的忧患是何等的不同！而只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才使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忧患意识进入了自觉的程度。这次学潮发生和演变为动乱的重要教训，就在于这几年我们放弃了思想阵地，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就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十年动乱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和文化空白。在他们从噩梦中醒来，进入对社会痛苦反思和批判的时候，大量西方的政治文化学说潮水般地涌来，使他们良莠不分、难以抵挡。而他们那种带有很大情景性、激烈性和短暂性的忧患情绪，又极易被蛊惑或利用，动乱过程中青年学生感性情感判断被少数人利用、误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再一次提出了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这场严酷斗争的洗礼之后，我们民族的忧患感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应当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中华民族将如何重振民族精神，励精图志，团结奋起？怎样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具青春的活力？需要全民族在更高层次、更自觉状态下的冷静思考。面临世纪之交的挑战，我们仍然要说，殷忧可以启明。问题不在于忧患，而在于怎样忧患。让我们卧薪尝胆，自强不息。

第6版(理论研究)专栏：　　《当代中国大思路——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　　金羽　陈先奎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第四章研究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论述。作者认为，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和保证，全党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还明确讲明了社会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就不能保持下去。在我国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 如何达到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者介绍了邓小平同志的以下思想：第一，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他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第二，正确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再次，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讲清民主问题。中国人民今天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能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再就是要从学生闹事中吸取教训，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做好工作。第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然还是要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就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的法制加以保证。

第6版(理论研究)专栏：报刊文摘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驳“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谬论　　李础 “过时论”的论点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十九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用它已经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了。的确，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趋势。但是，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变化，都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根本特征。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同样，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实行经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今天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况且，马克思主义在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列宁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它的科学原理更有力地驳斥了“过时论”。 “过时论”的论点之二，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学说，而不是建设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革命的学说，而且是建设的理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关注的社会重点不同，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总是同时提出来的，打破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总是被当作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被给予重视。列宁以前的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过总体的设想和基本的原则。自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学说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它创立了革命的基本原理，也创立了建设的基本原理，而这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过时论”的论点之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贬低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吸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百家”的有益的东西，但它一经诞生，就与这“百家”有根本的不同了。首先，它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精神武器。这是任何其他一家都不能比拟的。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吗？其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方法。它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对个体、群体以及其它各类学科都具有无法替代的指导作用。这也已经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原载1989年8月15日《大众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专栏：报刊文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李伦 人口多，素质差，资源少，底子薄，是我们客体国情中的基本内容。这些国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客体国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容易形成共识。但是，接受这些基本事实是一回事，如何对待这些基本事实又是另一回事。问题在于，我们认识和承认这种客体国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它、完美它；而不是诅咒它，逃避它，或者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味从主观出发急于求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在认识客体国情的基础上，如何再转化为一种真正能切实地改造、完美客体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巨大力量，是极其重要的。 完整的“国情”概念，应该由客体国情和主体国情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定的客体世界构成一定的客体国情，一定的主体世界构成一定的主体国情。而且，社会改造的完成，主要要依靠主体世界的能动作用才得以根本实现。因此，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对主体国情的认识常常比对客体国情的认识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客体国情的共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一种真正能切实地改造、完美客体国情的积极力量？这就必须对主体国情形成共识，即在全国人民中确立一种共同的信念，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担当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凝聚和协调分散的群体力量。在当今中国，能够在无比艰巨、无比复杂的客体国情改造中坚韧不拔地担负起庞大的组织、协调职能的社会中坚力量，历史已经作出回答，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对客体国情的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脚踏实地地、锲而不舍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曲”，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人民不仅需要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一种共识，而且还需要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作为一种共识。 （原载1989年8月9日《解放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专栏：报刊文摘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思考　　李会滨 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这个命题是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从批判旧世界中，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这个设想中所包括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或共同原则，已被社会主义实践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而其中有些设想不符合后来发展的实际，按照实践标准予以补正，这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坚持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前提，也是再认识的基础。一旦离开社会主义这个前提和基础，就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最根本的经济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多层次和不平衡，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 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国体与政体的统一。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本质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它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起着指导作用。它不但使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切实保证它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它引导社会成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和道德水平，摆脱在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日益形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纪律。再认识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思想僵化，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原载1989年8月24日《湖北日报》）

第7版(国际专页)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新中国外交四十年的光辉历程　　钱其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四十个春秋了。新中国一建立，就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开创了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四十年来，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经过多次调整，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重大调整，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充实和完善了，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外交路线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它在捍卫我国独立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和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新中国外交最根本经验 回顾新中国外交实践四十年的历程，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最根本的经验。 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一百多年，深受丧权辱国之苦。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以后，就把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权利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残余势力和影响，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在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同时，它还加紧干涉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战争，并派遣武装部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并在政治上实行孤立、遏制，经济上进行封锁、禁运，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说话算数，不顾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毅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同时，我国对越南人民给予人力和物力上的巨大援助，并于1954年7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克服美国的阻挠，签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在台湾问题上，我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迫使美国终于不得不坐下来同我国举行大使级的会谈。 新中国宣告成立，立即同苏联建立了邦交，随后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使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明确指出，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从、照搬。我国始终坚持内政不容干涉、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断然拒绝苏联提出的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批评了苏联在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那种不以平等待人、不尊重别国主权的大国主义表现。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向我国一再施加压力，由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发展到陈兵边境，挑起冲突。之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苏联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中国没有被这种情况吓倒。我们在事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决顶住了外来压力。中国在长期的外交斗争中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际地位与影响的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美关系由敌对转向对话，进而经过谈判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关系经过长时间的对抗，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都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外交的根本目标 新中国推行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并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作为我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我国坚决反对一切军备竞赛，提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以及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和军事人员的主张。我国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核武库和常规武库的美、苏两国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削减它们的核武库，并率先大规模地裁减它们的常规武器。中国的这些主张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自1986年以来，中国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都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个决议案，并获得各国一致通过。 中国不仅这样主张而且以实际行动率先裁减了自己的军备。我国自从1964年10月拥有核武器的那一天起，就单方面宣布：中国发展有限的核武器是自卫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还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不主张、不鼓励、也不从事核扩散，只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同其他国家合作。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和支持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无核区”、“和平区”的努力。在常规军备上，我国率先逐年降低了军费的比例，军费从1979年占国家预算的17.5％，降低到1988年的8％。1985年我国决定减少军队员额100万，裁去军队大约四分之一。同时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把大批军用机场、道路、港口等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我国裁军的实际行动推进了世界和平的进程。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侵占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进行侵略扩张。我国一贯要求超级大国停止对别国的侵略和扩张，结束对别国的军事占领和干涉，撤走驻在别国的军队。我国一向主张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国内部的争端应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新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它们一边，从政治上、道义上、经济上加以支持。一大批从前的殖民地、附属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的颜色。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这是战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强权政治越来越行不通，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到处碰壁，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中得到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国也一贯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强弱有别，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各异，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更是千差万别，那么处理国家关系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呢？早在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来华商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6月周总理访问印度、缅甸，又同两国总理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作为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提出来的。1956年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况，我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2年这些原则已经被明确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今天，我国已同五大洲13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着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的合作和交流。 我国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贫国，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各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在战后出现的“阵营”、“集团”、“大家庭”等等，历史证明并还将证明是靠不住的。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三十多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得到了所有爱好和平、要求建立新型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充分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我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犯别国的主权。 遗憾的是，在现在的世界上，这种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有的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看作是绝对真理。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事，就要横加干涉，施加政治压力，予以经济制裁。他们口口声声讲“自由”、“平等”、“民主”，而在国家关系上却公然奉行霸权主义。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当然不怕鬼，不信邪，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仅是维护祖国的尊严，而且也是为了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国际关系的准则。 扩大对外经济合作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对外开放并不摒弃自力更生，相反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对外开放。建国之初，在《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周恩来并曾具体阐明：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发展经济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求得人类繁荣，共同发展。 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很有限，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只能有一些民间的贸易来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来往受到极大干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贸易来往才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我国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在引进技术设备、吸收外国资金、扩大对外贸易和开展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交流方面，获得了很大进展。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也开辟了广泛的新途径，在继续对一些国家提供援助的同时，开展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承包工程、技术服务、合作管理、补偿贸易等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起到了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促进发展的作用，并为南南合作和区域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目前我国已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在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和双边的经济活动。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是权宜之计，是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项长期政策。需要指出的是，扩大国际经济合作是互利的，不仅对中国有利，对合作伙伴也是有利的。使这种经济交往受到破坏，中国固然会受到一些损失，对采取制裁措施的国家的经济也会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发展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而且还会以更快的步伐前进。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主张，世界各国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相互开放，相互补充，以利于人类的共同发展。 我国外交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1984年12月，中国和英国政府共同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中国又同葡萄牙政府共同签署了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充分考虑了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状，也顾及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定中国在1997年和1999年先后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这两个地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继续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同时英国、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在港、澳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这些政策是完全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符合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兼顾了各有关方面的正当利益。 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朝着实现中国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为中英、中葡今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两个联合声明还为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 为促进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排除来自外部的干扰和阻挠，我国在外交方面坚持一贯的立场，同国际上一切干涉中国内政、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海峡两岸都讲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最符合实际、最为可行的方案。台湾当局近来加紧推行所谓“弹性外交”，是利用经济、贸易关系，提出政治条件，实际上是借助外力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回顾新中国四十年的外交风云，展望当今世界有利于和平与发展而又曲折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坚信，只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国际事务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8版(副刊)专栏： 两个“周冠胡戴” 舒芜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5月初版，7月第二次印行）1935年9月3日条下节引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集导言》有云： 简单说来，我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　（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引用者）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如果有一位读者，对中国新文学史毫无所知，又单单看了这段话，不看下文，他会对胡适佩服至极，因为新文学的两条基本理论，全是他一人提出来的。 但如果另一位读者，他略知中国新文学史的常识，他单单看了这段话，就会对胡适大为不满：怎么居然攘周作人之功为己有呢？”“人的文学”的理论，明明是周作人提出来的，怎么变成胡适的“我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之一呢？再看下去，胡适原来明确指出： 七年十二月里，《新青年》（五卷六号）发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胡适的意思是，文章虽是周作人写的，理论却是受之于他胡适的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胡适更是信口开河，更成问题了。 我们找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来校一校，原来胡适并未说过“我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他说的是“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漏去一个“们”字，可就大差其远了。 胡适所谓“我们”，是指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们，他们关于新文学的理论，的确可以“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两条概括之，胡适是以新文学运动的主将，统览全局的口气那样说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书，照理应该力求所录材料精确可靠，使读者可以放心，无须一一再去检对原书，现在却弄出这样一字之差，千里之谬的校对错误来，便令读者很难放心了。 此书引录材料，还有非常荒唐的。例如，1918年9月，有一则云： 此时先生看了社会上一般孩子的现象，写了一篇感想（摘要引录了这篇感想）。我们一读，大吃一惊，原来所引录的竟是鲁迅的一篇名文，即是鲁迅第一次为《新青年》写的随感录，题为《随感录二十五》，发表时署名唐俟，后来收在《热风》里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摘录的，例如“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又如“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这些都是早已脍灸人口的鲁迅名言，不知何以竟被当作胡适的作品，引录在胡适的年谱里面，真是可怪！至于引录的文字，又多与《热风》不同，显系出于不准确的抄写，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1989年8月30日

第8版(副刊)专栏：　　第二座欧亚大陆桥　　邓洁 “文革”开始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正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看世界，中国历史上却开始了从未有过的书荒。后来，我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一本建国十周年的优秀作品集，有一篇文章是描写中苏两国铁路设计人员风餐露宿，勘探、设计兰新铁路的。乌鲁木齐铁路局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随着兰新铁路向西延伸而出生的，对这条路有天然的血肉感情，一看见这厚厚的书里有关于兰新铁路的文章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哦，原来兰新铁路是要在中苏边境接轨的，现在的乌鲁木齐西站不应该是我国西部铁路的一个句号。 后来坐汽车来往于乌鲁木齐以西的公路上，看见了1959年铁路停工后留下的桥墩、匍伏在大地上的路基，它们也许早就应该背负起时代的车轮，但历史却让它们变成无穷无尽的梦想，无穷无尽的期盼。 蓝色的海浪冲击着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使新疆人想到重振“丝绸之路”。终于，1985年5月1日在乌鲁木齐西站举行了兰新铁路西段即北疆铁路第一期工程的开工典礼，北疆铁路从此向西节节推进。 对道路的向往实际是一种对交流的渴望。五十年代，内地很多青年曾经读了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唱着《红莓花儿开》的歌，来新疆寻找“在那清清的小河旁，有两棵美丽的白杨”的地方，去感受月光下大草原的深沉和一望无际旷野的凝重；去领略篝火旁姑娘挥动头巾跳舞的优美和马背上骑手的骁勇；去体验与大自然抗争时强悍不屈的精神。但是，五十年代的年轻人没有能坐火车实现这些愿望。 自1985年起“东方快车”旅游团从中国西口入境，在天山南北寻古探幽，寻找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一千多年前走出高山，走出沙漠，走向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反映了我们的开拓精神。但是 “东方快车”旅游团在新疆境内有一段路却要坐汽车旅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今年7月，应中国新疆铁路建设代表团的邀请，苏联铁路建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和乌鲁木齐就两国铁路的接轨及国际联运开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的圆满成功令人精神振奋，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建成指日可待。这条东起连云港，沿陇海线、兰新线，横穿欧亚大陆腹地、直达荷兰的鹿特丹的大陆桥，在我国境内的一段被经济学家马洪称之为“装点我国经济体魄的金腰带”，前景喜人。路就在脚下。 苏联铁路建设代表团来乌鲁木齐铁路局参观，他们对中国铁路职工的工作热情表示敬佩，对铁路文化宫完备良好的文化教育设施感到惊讶。联欢时，双方都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歌和舞本来就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国界的特殊语言，更何况新疆和苏联有好几个共同的民族，而且所谈的是共同的事业——铁路。随着中国阿拉山口——苏联友谊站的建成，我们双方会变得熟悉起来，并沿着铁路去寻找很多遗落的梦，孙中山先生所希望的将中国变为东方大港的梦想很快就能成为现实。 列车在新建的兰新铁路西段奔驰，广播室里用汉、俄两国语言播送着欢迎辞，中苏两国人员共同乘坐一列火车在这段线路上行驶，这在新疆历史上是第一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原来兰新线上的站房都是清一色的苏式结构，三角形屋顶、厚厚的黄色土墙；而新线上的站房却都是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以淡绿色为主色调的混凝土建筑。历史，曾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而铁路又把它联接了起来，而且是那样显而易见。 到奎屯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对于修铁路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看着铁路向前延伸而更幸福、更自豪的事了，六十三岁的北疆铁路公司经理当年就是铺着铁路从东北到西北的，原来是想着一直把铁路铺到边境线的，虽然三十年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但毕竟还是实现了。 将和我们直接进行国际联运的苏联阿拉木图铁路局局长今年六十二岁，眼里噙满泪花，他是不是也想起很多？这两位已生华发的老同志，小伙子的时候没能在边境线握手，现在还是在铁路线上握手了。那一直期待了三十年的桥墩终于联接了欧亚大陆桥，它将背负起时代的巨轮，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寻找那梦中的大草原，梦中的旷野……

第8版(副刊)专栏：　　中秋月　　西中扬 今夜的月最圆。 淡淡的银光，如轻纱薄雾，笼罩于天地之间。 一轮光华，玉洁冰清，给深邃的天宇带来一片静谧，令人神往。 那里曾经是童话的世界，嫦娥，吴刚、玉兔、金桂给人间带来无限遐想。如今，却充满了人间的情愫。望着她，有人沉浸在恋情的陶醉中，有人在祝愿幸福的未来，有人在祈求遮天蔽日的阴影迅速离去。 一柱心香悄悄燃起，缕缕轻烟弥漫着梦幻般的世界。好一个充满思念的夜！ 我们尽管相隔千山万水，头上都顶着一个圆圆的光环。 人类尽管有许多感情障碍，心中无不蕴含着一个圆圆的构想。 圆，使夫妻酣声香甜，国家热气蒸腾。 我不由得想起为他人团圆而甘愿异地相处的边防军人家庭，想起本该团圆却怅然分隔的海峡两岸。世界原应和谐却充满纷争。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满月难得。唯其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追求；怀着共同心愿，品味一年一度的中秋。

第8版(副刊)专栏：大地漫笔　　白菜碑 当我拿起筷子吃白菜时，就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在赣东的峨峰山下信江河畔的国立十三中铅山分校念书的往事。我们在祠堂、庙宇住宿、上课。信江河畔的河神庙就是我们的家。咆哮的信江伴随着我们的歌声，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古老的峨峰，野马似的信江，流传着多少动人的传说和轶事。在河神庙的天井里，有四株古桃，每逢新春吐红泛绿，甚是喜人。天井正中，竖立一座丈二的大石碑。碑上镌刻了一棵大白菜，精雕细琢，栩栩如生。菜两旁苍劲的隶书：一边是“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一边是清嘉庆丁卯年立。 据传：当年，每逢春末夏临霪雨季节，峨峰山洪倒海涌涛似地倾泻而下，信江河水横溢。连年泛滥，哀鸿饿殍，民不聊生。来了这位可敬的县官，率领着黎民百姓，仿禹疏九水地疏浚河道，引水溉田。几经苦战，旧貌变新颜，河水清清，稻禾葱葱，丰收连年。万民称颂，集资修建了这座河神庙，竖了这座奇特的白菜丰碑。我拿起筷子，不由得想起正在为菜园子和菜篮子工程操心奔走的同志，以及那棵挺秀的白菜碑。 昌沧

第8版(副刊)专栏：山川风物　　洞口村　狐狸洞　　李升宝 从清流沙芜出发，驾一叶扁舟沿九龙溪漫游，在咿咿呀呀的橹声中，两岸青山迭翠，如画如诗，不到一小时，便到了轰动八闽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化石的发掘地——洞口村。 登上岸，扑面迎来繁花绿树，来到半山腰一个洞口，里面埋着一层厚厚泥沙，这就是狐狸洞，古人类化石便在这个洞里发现。狐狸洞口朝南，洞深20米、高5米、宽4至6米，高度距离原河床约80米，高出安砂水库水面30—40米。洞内保留有一万多年前的黄土堆积，胶结坚硬紧密，层内蕴含丰富的动物化石，就在这一堆积层中发现了一枚古人类下臼齿化石，经科学初步鉴定暂定为“清流人”。 俯身进狐狸洞，只需10余米便可展臂伸腰。洞干燥，可容百人。略高处，有两张石床，离石床五六步，有一尊形似狐狸的怪石蹲在那儿，竖长耳朵目视前方，似手在捕捉什么猎物。清流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把福建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一万年以前。填补了福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悬案和空白，特别是对于探索福建史前文化与台湾已发现的早期人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使得远古人类经福建迁徙到台湾的推论找到了科学的实证和解释。

第8版(副刊)专栏：　　华山云海（摄影）　徐裕根

第8版(副刊)专栏： 蒙古人民共和国杂技团9月4日晚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一台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格的杂技节目。 图为玛格达表演的《圈舞》。 （肖引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