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少开会，多下去，实行面对面领导　　广州市委经常现场办公尽快解决难题 本报讯　整党以来，中共广州市委切实改进领导作风，跳出“文山会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次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办公，就地拍板，解决了一批重点建设工程的紧迫问题，以及老大难问题，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带动了各级领导作风的转变。 广州市委把改进领导作风列为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针对机关文件多、会议多、扯皮多、办事难、作风拖拉等现象，作出“少开会，多下去，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更多地到基层解决问题”的决议。目前市委常委，以及市顾委、纪委、人大、政协的正副职负责人已建立各类联系点四十二个，去年9月以来，市委常委到点上搞调查研究达五十四次，帮助解决问题。 1985年，广州市委在十一个月内，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十三次，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取得了显著效果： 解决了一些重点建设工程的燃眉之急，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比如，广州市的供电量日益不足，日缺电近三分之一。市委、市政府于1985年年初决定采取“近水救近火”办法来办电，首批利用六间工厂的现有锅炉发电和新建一个变电站，这样将可新增十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每日可新增一百多万度电。正当工程进入紧张的施工安装阶段，由于原材料涨价等原因，工程衔接、设备配套等也出现了扯皮现象。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及时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于1985年10月12、13两天，到现场召开办公会议，当场拍板批准所需经费和物资问题，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1979年市里就决定将广州师院从东山搬到广州北面的桂花岗，并划出二万多平方米的地皮作建校用。但是，有关部门不执行市里的决定，擅自将一部分地皮划给其他单位建宿舍，一些农民也趁机侵占了几千平方米，此事扯皮扯了六年仍未解决。市委领导经过调查研究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会议作出决定：农民占用的地皮全部退出；有关单位的宿舍用地另外划给；学院背后的山地，在维护绿化的情况下可作教学用地；另拨二百七十万元作为学院的征地费用。从而结束了六年的纠纷，全院师生皆大欢喜。 （岳宗）

第1版()专栏： 党风端正得怎样，群众满意不满意？　　河南决定整党结束单位“回头看”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为了继续深入搞好整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河南省委决定凡省、地、县已经结束和基本结束整党的单位，都要来个“回头看”。最近，省委整党工作办公室发出通知，对“回头看”和深入整改的内容、方法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要突出抓好党风的整顿。各单位要结合贯彻全国党代会和省委常委扩大会精神，结合学习省委办公厅、省府办公厅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的意见，以端正党风、增强党性为重点，以召开党的组织生活会为主要方式，普遍进行一次“回头看”。主要看党风端正得怎样，看不正之风刹住了没有，看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和事查处了没有，以及查处得合不合乎党纪国法，群众满意不满意。在“回头看”的基础上，各单位还要发动群众充分酝酿讨论，分析本单位本系统不正之风的特点，找出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办法，制订出端正党风的规划和措施，并层层建立抓党风责任制，狠抓落实，依靠群众监督执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检查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做端正党风的表率。对那些规划不能兑现、党风长期不能好转的单位，要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二、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党的经常性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解决好党不管党的问题。 三、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严肃党的纪律。要敢于打破“保护层”、冲破“关系网”，不管案件牵扯到谁，特别是涉及到县级以上干部的案件，要坚决一查到底，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定要人人平等，决不能官大法宽。 四、要善始善终地完成组织处理方面的任务，严肃认真地做好纯洁组织的工作。 （关齐心）

第1版()专栏：　　法制教育从小抓起　　团中央、司法部和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要求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启蒙教育普及法律常识 新华社北京一月四日电　中学生要学习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主要内容；对小学生主要是进行法制的启蒙教育，使他们初步了解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法律常识。这是共青团中央、司法部和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最近联合发出的《关于认真贯彻人大常委会决议在全国中小学生中普及法律常识的通知》提出的要求。 这个通知指出，法制教育必须从小抓起。我国现有在校青少年将近两亿人，其中，中学生四千五百五十万，小学生一亿三千五百五十万。在中小学中普及法律常识，努力使每个学生知法守法，养成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不仅是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也是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基础工作，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兴衰的大事。 通知希望各地团委、中小学校、各级少先队组织和司法部门协同工作，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开展法律常识及遵守社会公德的活动，在小学和中学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程。

第1版()专栏：　　科技进步促进新时期农村发展　　农业增产三分之一源于科技 本报讯　记者陈健报道：科学技术进步在新时期农村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多途径测算，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约为40％。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统计：在1979—1985年间，农业领域共获得各类科研成果一千零七十二项。其中国家发明奖四十七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百一十九项，部门科技进步奖一百七十一项，部门技术改进奖七百三十三项。全国首届发明展览会公布经济效益在一亿元以上的成果共三十二项，其中有二十一项是农业方面的。据估算，仅籼型杂交水稻、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等十九项重大科技成果的年经济收益即达一百亿元以上。 在种植业方面，若以“六五”期间农业的增产量为一百，则品种改良的作用为20％以上；化肥增加和施肥技术改进、化肥品种结构改进对增产的作用为40％左右；调整作物布局和改进栽培技术的作用为10—20％；植保工作的作用为10—20％。在畜牧业的增产量中，良种的作用为20—30％，配合饲料的作用为30—40％，防疫的作用为10—20％，饲养管理的作用为10—30％。

第1版()专栏：　　哈尔滨市查获一起贪污行贿案 主犯郭广森和原市工商管理局局长杨诚、原市房地管理局党委书记伊景山等十五名罪犯被逮捕 新华社哈尔滨1月4日电　（记者任永达、张持坚）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最近查获一起贪污、行贿金额达五十多万元的经济犯罪案件。主犯郭广森和原市工商管理局局长杨诚、原市房地管理局党委书记伊景山等十五名罪犯已被逮捕归案。 主犯郭广森原是一家工厂的汽车司机，1969年因犯有盗窃、投机倒把罪被判过刑，1982年刑满被释放后，在一个街道办的建材商店当经理。这个商店本来是盈利的，但是，郭广森勾结街道党委一名副书记一起编造情况，谎报商店“亏损”十六万元，迫使这个街道办事处“卸包袱”，把商店无偿交给郭广森个人经营，使这个拥有固定资产和利润共达二十一万元的商店落入了郭广森的手中。后来，郭广森以此商店作资本，同黑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厅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联合开办了北方联营贸易公司，由郭广森担任总经理。1984年8月到1985年5月间，郭广森从省经贸厅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购进钢材一千八百余吨，转手加价出售，仅此一项就牟取暴利三十八万多元。为了寻求保护伞，打通进行犯罪活动的通道，郭广森不惜重金行贿。据初步查证，原哈尔滨市房地管理局党委书记伊景山曾两次收受郭广森的贿赂共两万多元；原哈尔滨市工商局长、党组书记杨诚曾先后五次收受郭广森的贿赂共一万多元。 被逮捕的案犯中，还有五名处级干部和三名科级干部，共收受郭广森的贿赂十多万元。

第1版()专栏：　　去年秋冬粮油播种面积增加 本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对二十四个省、区、市初步统计，一九八五年秋冬播种的粮食作物面积达四亿三千六百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六百多万亩，增长百分之一点四；油菜籽面积为七千四百一十多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六百七十万亩，约增长百分之十。 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有十一个省、区，增加较多的是夏粮主产区。据反映，各地秋冬播种期间墒情较好，当前冬麦长势良好。 油菜籽播种面积除河北、云南减少外，新老产区普遍扩大。

第1版()专栏：凡人新事　 “文明车” 云南边防某部汽车二连祁晓波，是全团的“文明汽车标兵”。去年12月6日，他在前线执行运输任务，途中经过三个寨子，都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地方。由于这一带已进入旱季，路面十分干燥，每当车辆往来都要卷起浓厚的尘土，扑向寨头寨尾。上午十点许，小祁在路过那坡寨子时，看见一个瑶家少女穿着一身新衣服，少女想躲过汽车，却来不及了。小祁当机立断把车停下，让少女先过。车走远了，少女还感动得站在那里深情注目。 汽车通过第二个寨子时，小祁看见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一位壮族姑娘挑着水桶迎面走来，眼看尘雾就要把挑水姑娘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祁立即速减，等挑水姑娘走远了，才又加速行驶。 汽车行到朗纳寨子，正赶上一家办喜事。面对浩浩荡荡的人群，小祁心想：车尾的尘烟实在令人够呛，如果继续往前走，既要冲散迎亲的人群，还要弄脏他们的衣服。小祁来不及多想，迅速把车停靠在路边。 迎亲的人们和新娘看到小祁主动给他们让道，都感到意外：历来都是人给车让道，他的车却给人让道……多么好的人啊！ 云南省开远市35403部队宣传科 冯蜀黔

第1版()专栏： 吉林省粮食入库任务超额完成 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吉林省已收购入库粮食八十一点八五多亿斤，超额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 去年，吉林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全省农区受灾面积达三千九百三十五万亩，特别是中部的长春市、公主岭市、四平市等主要粮食产区，灾情尤其严重。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全省干部、群众受灾不减斗志，艰苦奋斗抗灾自救，加强灾后的田间管理，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全省粮食产量可达二百五十亿斤左右，是仅次于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历史上第三个高产年。（李安达）

第1版()专栏： 内蒙古乡村公路建设成绩突出 内蒙古自治区的公路建设去年取得突出成绩。据统计，全区一年建成的乡村公路有一百六十六条、总长达三千三百多公里，接近自治区以往三十八年修建的同类公路里程的总和。 仅仅一年的时间，大部分旗县的交通状况就出现了喜人变化，使许多乡村开始改变了闭塞状况，正在使乡村的生产门路不断增多，经济日渐活跃。 （据新华社）

第1版()专栏： 南通港跨入我国沿海大港行列 截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南通港全年货物吞吐量已达到一千零一十万吨，创利一千八百多万元，跨入我国沿海大港的行列。（钱广裕）

第1版()专栏：每周论坛　　失误与奴性　　吴昊 最近有人写文章对外贸进口工作提出批评，外贸工作中，确有失当之处，也有上当之处，今后若能做得更好些，于国于民都有利。但是，在某些批评文章中，把失误与奴性混为一谈，我以为是欠妥的。 据说某市花一百六十万元，引进了一条豆腐生产流水线，效果不好。于是有人批评这是“数典忘祖，奴颜媚骨”，并且联系到几十年以前的那段“月亮公案”，说什么“时至今日，有人似乎变本加厉，比过去还要圆得多”；也有人总结这种“病根”：“还是那个迁延了上百年的痼疾——奴性”。花了国家的外汇，引进不适用的设备，应当进行批评，以便总结经验。但批评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单只“奴性”二字，失于简单，也欠公允。 因为长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凌辱，在我们民族史上，确曾出现过一些奴性十足的败类，“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类昏话，确曾有人说过。肃清和批判崇洋媚外思想，过去、现在都是必要的。但是，正象许多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在我们的历史上，崇洋媚外的洋奴，有；闭关锁国的夜郎，也有。曾几何时，不是把一切沾了“洋”字边的人都斥为“洋奴”，把凡有海外关系的人都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吗！对那段沉痛的历史，人们是不应忘记的。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现在都和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原因，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也是一个原因。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给我们造成过不小损失，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也给我们造成过不小损失。这两点教训，都应记取。 在对外贸易中，盲目引进、购进，造成损失，该批评改正。但决不能象过去那样，一见沾了“洋”字边的，就神经紧张起来。对本国的事物要实事求是，对外国的事物也要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夸张，也不隐晦，实话实说。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应当进行广泛的友好交流，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发明创造，应当用来造福全人类。我们现在用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飞机，不都是外国人发明的么！电灯、电话、电冰箱、电视机，也是外国人发明的，就连幼儿园娃娃学的12345678910（我小的时候叫“洋码子”），也是外来的。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也很大，“四大发明”之外，象丝绸、茶叶、中医、中药都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对外贸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大惊小怪、动辄“奴性”，实在很不明智。特别是，有些人在指责别人是“洋奴”的时候，标榜的是“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不知这些人曾想过否，马列主义的老祖宗也是外国人呀！ 外贸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可能与“崇洋”思想有关，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行开放政策的今天，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情越来越多，进口出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如果总是在人们头上挥舞“奴性”的棍子，动不动就联系到“外国的月亮”，对发挥外贸工作的积极性是不利的。

第1版()专栏：　　迈出第二步以后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姚力文　吴长生 从减产增收看形势 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前在北京召开。 农村形势到底怎么样？第二步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这两个牵挂人心的问题，是到会同志议论的焦点之一。 大多数同志认为，农村形势确实大好，第二步改革成绩显著。尽管全国减产几百亿斤粮食，并未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上升，农民的收入继续增加。过去，高产穷队到处有；如今，粮食减产还能增收，这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来的鲜明特点。解放以来，河南省有三次粮食减产四十亿斤以上。前两次是1959年和1961年。这两次减产都引起农业总产值下降，1961年下跌33％，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去年是第三次，情况却截然不同：减产粮食四十亿斤，又大幅度调减了经济收入较高的棉花面积，可农业总产值仍然比上年增7％，农民收入也随之增加。什么缘故？河南的同志说：取消了统派购，农民放开手脚，按市场需求，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门路多，财源广啊！各地同志也都能讲出一些生动的事例。湖南省辰溪县有个小山村叫二龙村，水利条件很差，去年遇到大旱，九百亩地中只剩十几亩保产，一半绝收。全村只收了五万斤粮，人均不过六十斤。如果在前几年，他们只好向上伸手了。如今，村里办了小煤矿等几个企业，几乎家家有人务工。去年全村工业收入达二十六万多元，再加上各种多种经营的收入，灾年，人均纯收入仍有六百元。村里代群众购回足够的议价粮，保证人均口粮七百斤。大伙高兴地说：政策好，山沟里也活了，如今是“手中有钱，心里不慌”！ 把事情反转过来看看，往往会更清楚。假如去年不适时进行第二步改革，那会是怎样的光景？代表们说，不论是丰产，还是歉收，日子都难过。生产结构不调整，粮、棉再来个大增产，国家背的补贴包袱进一步加大，财政会更加困难，农民手里压着大量粮食、棉花，势必“谷贱伤农”；倘若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没上来，又遇到较大天灾，粮食减产，农民收入大减，积极性定会受挫。由此可见，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二步迈得及时、正确。正因为迈了这一步，农村经济才更活了，才会有今天这种减产仍能增收的形势。 何只减产增收？更重要的变化，还在农村经济内部。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又取消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就使农民不仅有生产自主权，而且有产品支配权，获得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它显示农村生产开始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过去，农民按照上面的指令交售产品，“叫种啥，咱种啥”，生产主动性很小；现在，农民把眼光投向市场，寻求更多的利润和收入，价格的诱导力有效地调节着生产。去年以来，农民到处询问应当种什么，养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最挣钱，正是这种变化的生动反映。 四川省去年的生猪出栏数达到四千三百万头，比上一年猛增11％；柑桔、水产品分别增长20％和33％。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解除某些限制，让农民进行市场选择。 回顾一年的实践，到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第二步改革使农民获得更大自主权，有了进行市场选择的机会；农民的市场选择，推动着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从而加快了农村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步伐。当然，也应清醒看到，第二步改革刚刚拉开序幕，更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 蓬勃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近几年，我国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居安而思危，人们开始觉察到农村经济的另一侧面——潜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和不利因素：耕地以平均每年一千万亩的速度，逐年减少，1985年减少尤多；部分地区资源开发过度，超过资源自身的负荷力；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隐患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植保工作薄弱，不少过去已经控制的病虫害重新滋生等等。特别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农业投资逐年减少两个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 代表们说，去年粮食减产，原因有三条：一是受灾；二是有计划调减；三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尽管第三条原因在当年还不是主要的，却最值得注意。为什么不愿种粮？说到底是个价格问题。一是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扩大了与粮食的价差，农民算算投入与产出，感到不划算。二是多种经营搞起来了，各种农产品价格放开了，相比之下种粮收益最低。湖南的代表讲得实在：不愿种并不是不种，只是不愿种商品粮。在湖南，一季稻谷亩产弄到六百斤并不费事，可要再增二百斤，农民就要算帐了。增二百斤粮，投入却要增加一倍，所以一些农民只保六百而不愿要八百。少的两百斤，全是商品粮。 怎么办？安徽滁县地区知难而进。从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入手，尽力帮助农民解决种种实际困难，促进粮食生产。农民资金困难，他们果断地向农民赊销了二十多万吨化肥（现已基本收回货款），保证了种粮的物质投入；在管水抗旱，防治虫害，解决卖粮难等方面也采取了有力措施。　　多种补偿性的措施，发生了明显的效用，在多数地方减产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却获得大丰收，粮食比上年又增产6.9％。山东省去年粮食丰收的原因之一，也是采取了比较实在的优惠供应生产资料的办法。可见，在价格体系未理顺之前，把有限的经济手段集中使用，依各地情况不同，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给种粮农民以利益上的补偿，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消除不稳定因素，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理顺价格体系。现实催迫各方面积极努力，创造条件，为今后迈出改革的新步伐做好准备。 对近年来普遍削减农业投资的问题，代表们表示强烈不安，说这是“饿肚子时想‘基础’，吃饱了肚子忘‘基础’。”大家说，1985年粮食减产并不可怕，但它说明农业的基础还相当脆弱。如不从现在起就注意加强农业的物质基础，生产就不可能保持充足的发展后劲。“七五”计划提出的各项发展指标有落空的危险。 以山西的农业投资为例，1979年曾达两亿一千多万元，占全省基建总投资的18.3％。以后逐年削减，1985年只剩下三千多万元，占全省总投资的1.6％。投资的锐减，给农业基础建设造成很大困难，许多急待兴办的基本建设项目不能上马，原有的设施已老化而无力更新、修复，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河南省去年受旱土地五千二百万亩，由于水利设施效益衰减等原因，仅浇了二千九百万亩次。这种现象在全国并不是个别的。由于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削减农业投资，“吃老本”的问题日趋严重。老本还能啃几年？实在令人担忧。 辽宁省和水电部的同志检讨去年辽河发水成灾，痛定思痛。他们都说：这场水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本来，辽河的治理已取得巨大成效，可以做到五千个流量不决口。可是去年的洪水，不过两千多个流量，却造成惨痛的损失，教训实在太深了。近年来，辽河堤防失修，河道内障重重，淤塞严重。有关部门多次呼吁进行河道清障，但一直未引起重视，二千多万元的水利维修费迟迟不能落实，终于酿成这场大患。现在，仅修复水毁工程、设施，就得花费两亿多元。这种只顾眼前，因小失大，“舍不得看病钱”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今年是“七五”计划的头一年，粮食生产将要爬五年再增一千亿斤的陡坡，其它各业也都要相应的增长。怎样才能保证实现既定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认真思索。浙江省在会议前就有了用立法形式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设想。江苏省提出继续发挥乡镇企业较发达的优势，由“以工补农”转向“以工建农”。广东的一位“老农村”意味深长地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因素已引起了从上到下的重视，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会议的一个成果，再也不能“光敲梆子不卖油”了！ 新萌芽和旧体制 取消统派购，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内部的分工、交换和城乡之间的交流，农村经济活动空间扩大，经营形式更加多样，经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第二步改革恰似强力催化剂，促使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领域流动、组合，形成一批批充满生机的新的经济生长点，显示出农民群众的创造力。江西的一位代表用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江西省上高县，涌现出了近百个农民专业研究会。它们以技术高、办事公道的人为核心，自愿组合，为从事专业生产的会员提供技术服务。全县有一千户参加研究会，一万多户主动与研究会挂钩。锦江乡农民胡苏荣去年承包了四十亩水塘，依靠养鱼研究会，实行科学饲养，鲜鱼产量由平均亩产一百多斤增加到六百多斤。其它接受研究会指导的养鱼户的鱼产量，也都比一般户的高40％。 来自各地的代表满怀兴致地介绍本地的这类新萌芽，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 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乡太平川村，农民自己办起信用社，吸收资金十七万元，支持群众发展木耳、人参等专业生产，去年光木耳一项，全村人均可收入一百元。 河北固安县十六个乡四百多个村的农民组织起用电合作社，自愿入股，集资办电，招聘电工，民主管电，使长期难以解决的用电难、电费高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福建省福州市郊的盖山、城门两个乡的五十多家乡镇企业，集资一万七千多元，创办起质量检测中心，专门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服务。 河北邢台市大良庄乡四个村的菜农，各推选一人，组成蔬菜联合服务社，直接与市内十多个机关、厂矿、学校挂钩供菜，还与京、晋、内蒙古等地联系，组织运销，两个月就经销蔬菜八十多万斤，开辟了一条新的流通渠道…… 新的萌芽，在各地破土，带着虎虎生气从生产领域伸向流通、金融等各个领域。它们千姿百态，不拘一格，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勇于创造，因地制宜，因才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力地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但是，同是新生萌芽，遭遇却迥然不同。有的得到热情扶持，有的被歧视，有的遭到责难，甚至被扼杀。 代表们由江苏一个民办信用组织被有关部门明令取缔的事，谈到了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发展中新生萌芽的问题。大家认为，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有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第二步改革中，这一点必须坚持。新萌芽之新，就在于它冲破了旧体制，因此绝不能以过去没有过为理由，匆匆忙忙予以否定。民办信用组织只要有助于解决资金困难，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就应当支持。有的一时还看不准，宁可多看看，也不要采取断然取缔的办法。 河南一位同志说，在如何对待合作经济方面，也反映出这种新与旧的冲突。不久前，这位同志到临汝县农村调查，一位农民拦住他问：“你是省里研究政策的，请问你啥叫集体？为啥二十一户叫集体，六十二户却叫个体？”原来，这个农民领头组织了个挖煤联合体，有六十二户参加，信用社贷款按“个体”对待。而原来的生产队总共才二十一户，却能享受集体待遇。当地信用社的同志还是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观念看待新联合体的。 在目前新旧交替时期，类似的矛盾、磨擦，到处都会发生。新体制开始建立，旧体制还起作用，新萌芽要破土而生，老观念难以一下消除，这就是发生种种冲突的原因。经过讨论，大家对“二号文件”与一号文件“打架”这个老话题有了新认识。工作中遇到冲突，一要尊重群众，二要作具体分析。简单地给一方扣上“对抗一号文件”的大帽子，并不利于解决问题，要把两方的冲突当作线索，透过这个窗口，查出症结，找到改革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改革引向深入。农村改革迈出第二步以后，涉及的已远不是单独的农村领域。农村改革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也必须积极争取这种支持和协作，否则，难以顺利发展。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代表们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经济转入稳步协调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在逐步深入，需要有破有立，需要花功夫做大量落实、完善和配套的工作。各地情况不同，发展的路子也不同；新生的萌芽不同，扶持的办法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克服工作一般化的毛病，发现各自的“新题目”，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第1版()专栏： 山东省为了加快电力建设，注重发供电协调配套发展，“六五”期间建了三万五千伏至二十二万伏高压输电线路四千九百八十公里，形成全省性统一电网。图为由邹县经济南至潍坊全长三百七十八公里的全省第一条五十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正加紧放线施工。 徐宗中、王剑摄

第2版()专栏： 打它个“短、平、快”　　——发展对外劳务承包业的探讨　　刘霄　童国平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我国是从1979年正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六年间，我国经营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的公司发展到六十多家，足迹遍及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合同二千三百多项，成交额近五十亿美元，派出劳务人员十六万多人次，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信誉，但这项事业只是初步打开了局面。 发挥优势“短、平、快”创汇 四化建设急需外汇。很多国家都把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看作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增加外汇储量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搞对外劳务合作，发达国家实力雄厚，比较热衷于工程承包。过去几年，我国很多公司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程承包上，对“繁琐利小”的劳务合作有所忽略。但是，工程承包要自带材料、设备，而我国以“三材”（钢材、木材、水泥）为主的建筑材料本来就紧张，某些机器设备又不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真正带出去的材料设备仅占工程所需的5％左右，千辛万苦赚取的外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购买外国的材料设备，赚取的基本上是一点劳务费。 进入八十年代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竞争加剧，要求承包商带资承包，对方延期付款。我国资金不很富裕，限制了对外工程承包特别是大型工程承包项目的发展。 对外劳务合作的特点是：投资少，创汇周期短，见效快， “旱涝保收”。巴基斯坦派出二百多万劳务人员，每年交给国家约三十亿美元，相当于商品出口换汇的两倍半；埃及、土耳其的劳务汇款占两国出口收汇的60％；南斯拉夫、孟加拉国占到40％左右。 近几年，国际劳务市场虽然出现颓势，但国际劳务人员仍保持在九百万人上下的水平，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劳务需求剧增，前景仍然广阔。我国劳动力资源称雄世界，劳务人员守纪律，吃苦耐劳，劳务价格相对低廉，这是我国的优势。但目前派出人数仅五万，占世界劳务总人数的0.5％左右，潜力很大。 综合分析国际市场动向和我们的国情，应扬我之长，避我之短，把重点放在扩大劳务合作和中小型承包工程上，以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种经营，打它一个“短、平、快”。 当然，实力较雄厚的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等，也可以从占领国际市场的长远利益出发，承包一些需要垫付资金的大型工程，但一定要量力而行。 优势不可自我抵销 打“短、平、快”的目的是多创汇、快创汇，提高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的经济效益。现在有两个问题妨碍着优势的发挥和效益的提高。一是国内劳务成本不断上涨，二是国内各对外公司之间打乱仗，互相压价，互挖墙脚。 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总经理反映：我们本可以相对低廉的劳务价格对外竞争，但现在支付给国内派出人员的费用一涨再涨。治装费提高了两三倍，工程师工资提高了三倍，工人工资提高了两倍半，另外生活费、伙食费、加班费、奖金、旅费也随着水涨船高，有漫天要价的倾向。目前，我国劳务成本已比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高出一倍多。 成本上涨，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外国劳务人员并不讲求穿着，我们却是每人几套西服。据一位经理反映，北京百货大楼最花的领带几乎都叫劳务人员“包圆儿”了。其实，出国做工，为什么一定要西服革履？ 目前经营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六十多家公司，有中央部、委的，也有各省、市的。这些公司之间缺乏协调，往往一个公司基本谈妥的项目，另一家公司却以更低的报价夺过来，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 中央各部、委的公司，原来各有侧重，如港湾的专管港口码头，建筑的专管土木工程，如今搞多种经营，分工被打乱；省、市公司多是综合性的公司。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公司越多，效益越差。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是争合同抢地盘，而是多创汇快创汇。 靠人才靠灵活经营 劳务人员素质不高，使我们失去许多创汇的机会。1981年，意大利向四川招聘十五名有一定工龄、懂英语的筑路工程师，一亿人口的四川省却派不出来。近一两年，中东、非洲一些国家盛情邀请我国派出懂外语的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提出把整座工厂、医院交给我们经营管理。这些送上门的生意，因为无力承担，绝大部分只能婉言谢绝。 技术劳务比重上升，简单劳务比重下降，当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可是我国目前仍以简单劳务合作为主，缺乏国际市场所需的经理人员、经济师、会计师、设计师、法律顾问、报价专家等高级人才，缺乏大批掌握一门以上外语、懂得计算机性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缺乏具备起码外语水平、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务人员。 要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方面，各对外公司要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要更多地挖掘社会潜力，和各种教育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加快培训步伐。同时，还要改革用工制度、广开才路，从社会上公开招聘选拔理想人才。 国际市场风云多变，经营中不可死守一种模式，要灵活经营，身手矫健。现在各公司经理普遍认识到我们的经营方式、经营渠道太呆板、太单调。如很多国家提出以当地货币或石油等实物交付劳务承包费用，这同我们当前采用的现金交易方式有冲突，结果放弃了不少签约机会。如果灵活变通一下，把劳务承包与贸易结合起来搞，通过兜大圈子，作来回生意，把实物和当地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换成硬通货，就可以大大增加合同量。再如，我国资金不足，有些公司采取和外国公司合营的办法，我们出劳务，对方出资金，联合投标，共担风险，这种办法无疑是可取的。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的潜力很大，关键是要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知难而进，积极进取。

第2版()专栏：　　围绕改革　围绕经济建设　　上海江南造船厂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肖体焕报道：上海江南造船厂党政领导协调一致，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围绕改革，围绕经济建设，有效地推进了两个文明建设，1985年提前二十七天完成了全年各项生产任务，造船吨位突破十二万吨。最近，这个厂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拥有一万四千名职工的江南造船厂，是一家具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老企业，有着优良的传统。在适应改革需要，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该厂领导既注意发挥本厂优势，开展传统教育，又注意从经济改革和生产建设实际出发，采取多种途径，把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做活。他们的基本做法是： 党政协调，多方动手。这个厂1984年年底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领导认识到，领导制度的改革，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当加强，党委、行政领导以及工会、共青团等都应当抓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厂内各项工作协调进行。1984年第四季度，社会上刮起了滥发奖金、实物的歪风，造船厂一些职工受到影响，要求厂里发奖金实物，厂长赵福生在同党委商量后，亲自上船台向工人说明不能发的理由，保证了全厂年生产任务提前和超额完成。 坚持调查研究，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1984年以来，厂党委和工会、团委围绕厂里的中心工作，对不同层次人员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厂党委针对职工的不同态度和认识，整理出四十二个思想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的教育。厂团委通过对团员、青年的多次调查，摸清了近几年厂里青年追求的目标，如求知、求富、求美、求新、求实，根据青年的特点去进行正确的引导。 引导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厂党政领导把职工参加民主管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一环来抓。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党委及时拟订了新的职代会工作条例，增强了职工代表的监督权利。厂长自觉接受监督，多次主动提议召开职代会主席团扩大会，汇报工作；还召开有关科室参加的方针目标讨论会，听取职工意见。职代会监督的范围逐步扩大，从原来的关心生活福利，发展到关心工厂的生产、经营、技术和干部聘用、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建议被厂领导采用，推动了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个厂还于1 984年10月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吸引职工参加研究活动。目前，全厂各车间、科室共有二十九个研究分会，参加研究会的职工达二百七十多人。一年多来，研究会开展了多种活动，先后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宣传教育研讨会”、“致富途径探讨会”等六次专题讨论会；共撰写和发表了六十七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为提高职工思想政治水平起了促进作用。许多车间、科室的研究小组，成为党支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第2版()专栏：短评　　搞好劳务出口 多创汇，是关系四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有关部门必须尽快精通创汇的本领。 当前，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潜力不可低估。我国进入国际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市场只有几年时间，初步打开了局面。在这个领域中，要为国家多创汇，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发挥自身优势。 多创汇，必须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这种国情国力，决定了当前应当优先发展对外劳务合作项目，而对需要自带材料设备、垫付资金的工程承包项目，则应量力而行。如果不顾国情，强己所难，就会造成被动。 发展劳务出口事业，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目前我国派出人员的素质与国际市场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素质不高，不得不放弃许多送上门来的创汇机会，这是很可惜的。要真正扬我之长，就要重视智力投资。要实现为国际市场输送一支富有竞争力的劳务大军的目标，就必须做好培训工作。 发展劳务合作，要多订合同，但不能相互挖墙脚，打乱仗。各对外公司之间，应当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不要搞自我抵销，当前，这一点要特别引起重视。

第2版()专栏：　 我国水泥船舶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本报讯　据中国河运报报道：我国水泥船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位，技术也跃入先进行列。这是于1985年11月27日至30日，在福建建阳县召开的全国船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泥船分会第四次会议上传来的喜讯。

第2版()专栏：　　上海工商银行回笼货币四十五亿元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1985年，该行货币净回笼额达四十五亿元，比上年多回笼十七亿元，增幅61％，超额46％完成全年任务，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在工资、物价两大改革相继出台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量基本保持正常。

第2版()专栏：　　生产重型车的陕西汽车制造厂扩建 本报讯　为改变我国汽车工业缺重少轻的局面，生产重型汽车的陕西汽车制造厂开始扩建，在西安建立的分厂于去年12月25日奠基。这个厂扩建后的生产规模为年产重型汽车五千辆，相当这个工厂现在年产量的五倍，等于目前全国重型汽车产量的三分之一。

第2版()专栏：　　国家为行洪区农民试办农作物保险 新华社合肥1月4日电　国家为行洪区农民试办的漫堤行洪农作物保险，今年1月1日起在安徽省境内的淮河干流南润段行洪区生效。这项保险期限暂定三年，保险费用由国家承担70％，其余部分以农户为单位投保。在保险期限内，南润段一旦达到承保水位以上、按规定漫堤行洪造成农作物直接受淹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按规定负责赔偿。

第2版()专栏：　　国产大理石加工专用磨轮通过鉴定 新华社贵阳1月3日电　（记者何天文）国产大理石加工专用成套磨轮最近在贵阳市通过技术鉴定。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贵州第七砂轮厂共同研制的这套磨轮，可以对大理石进行粗磨、细磨和精磨加工，精度达到进口磨轮水平。

第2版()专栏：　　我国罐头食品年产量一百三十万吨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吴锦才）据轻工业部告知，近年来我国人民对罐头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它在国内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向国际市场出口的数量。现在，我国罐头食品年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万吨，比1980年时增长一倍还要多。

第2版()专栏：　　有的放矢　务求实效　　重庆仪表厂加强对职工理想纪律教育 本报讯　记者黄文福报道：重庆仪表厂党委结合整党，在党员和群众中广泛进行理想、纪律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纠正超标准发放奖金的做法。奖金发放减少了、生产却上去了。到1985年11月中旬，这个厂已超额完成全年产值计划，比上一年全年总产值增长20％以上。 重庆仪表厂也曾受到不正之风影响，多发过奖金和补贴。厂党委在1985年一季度纠正这些做法后，部分职工思想不通，影响生产，4月份全厂没完成任务。厂党委冷静分析职工思想动态后认为：只有进行理想、纪律教育，提高广大职工政治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做金钱的奴隶，才能从根本上刹住不正之风。 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讲空道理，要有的放矢，务求收到实效，这是重庆仪表厂党委的一条经验。纠正超标准多发奖金等做法后，不少职工不理解，和其它单位攀比，认为仪表厂发得并不多。厂党委给党员、职工算了两笔账：198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4％，工资总额却增长19％；仪表厂产值增长11.7％，工资总额却增长29.4％。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这样寅吃卯粮、支大于收，不符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员生活、收支平衡的原则。如果继续下去，必然影响企业发展和职工长远利益。算账对比讲道理，绝大多数职工听得进，想得通。尽管1985年全厂职工人均收入比去年减少，特别是管理干部和无定额职工，奖金等收入减少30％左右，但全厂上下一条心，生产任务完成很出色。厂党委还发动工、青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做思想政治工作，如播放英模报告的录像、录音，举办以理想、纪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朗诵会、故事讲演会、读书心得交流会及图片展览等，受到职工欢迎。 重庆仪表厂党委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职工“交朋友”，做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党支部经常检查，不使这一活动流于形式。从1985年“七一”到12月中旬，全厂一百四十四名党员中，已有一百一十五人和群众“交朋友”。 “让我们身边的共产主义思想闪光，点连成线，让线构成面。”重庆仪表厂党委注意发现职工中的好人好事，大力表彰。他们把本厂职工在参加抗灾抢险、义务劳动等十四个方面的典型事例编成画刊和文字材料，做好宣传工作。

第2版()专栏： 启东县永阳乡乡镇企业　　引进技术　提高质量 本报讯　江苏省启东县永阳乡十多家乡镇企业同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大中型企业实行联营，引进十五个技术项目，五十台（件）设备，各类技术人员六十多名，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该乡是以生产低压阀门为主的机修厂，多年来经济效益很低。去年下半年，同上海市第二石油机械厂实行联营，办成分厂后，由上海的厂提供设备组装和专用工装，负责金加工技术，包销产品。唐虞村与苏州织锦厂实行联营，先后引进三十台丝织机、十台乔其绒织机，并作为苏州织锦厂的定点生产企业。由于有了苏州厂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各式特丽纶、羽纱、尼丝纺等产品质量合格，并已成为苏北第一家乔其绒生产企业。永阳乡磁性材料厂1985年同上海市磁性材料厂联营后，磁钢的正品率提高到85％以上。（张建国）

第2版()专栏：　　天津建成古文化街 据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朱玉泉）天津建成了一条由八十多幢仿清民间建筑组成的古文化街。一日，坐落在这条街上的近百家店堂同时开业。 古文化街是在位于市中心的天后宫宫南、宫北、宫前三条老街上改造、修建而成，全长近七百米。街的南北街口矗立着刻有 “津门故里”、“沽上艺苑”的清式牌坊。街的两侧云集了专门经营各种文化用品的店铺，古文化街上还设有曲艺厅、戏楼、花园、茶肆、酒家等娱乐休息场所。

第2版()专栏： 1月3日，大风呼啸，气温下降。首都约一万三千名清洁工冒着六七级的大风和严寒，照常工作在街头。这是朝阳区环卫局四队二分队四班的女清洁工清扫大风刮来的沙土。记者说：“风这么大，天这么冷，你们真辛苦！”她们说：“没什么，习惯了，干着活还出汗呢！” 本报记者　蒋铎摄

第3版()专栏：　　我研制成中空纤维氮氢膜分离器　　国外绝密技术　攻关一举成功　　不再依赖进口　经济效益显著 本报讯　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一种能大量回收合成氨工厂排放的氢气的装置——中空纤维氮氢膜分离器，不久前在上海吴泾化工厂进行工业规模现场试验获得成功。这项成果已于最近通过技术鉴定。 我国目前合成氨年产量达一千八百万吨，在生产过程中，每天都有大量氢气排放燃烧，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能采用膜分离器回收氢气，一般可增产合成氨4％—5％。一个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的工厂，一年可创收二百多万元。但是，该技术在国际上一直为美国一家公司所专有，被列为绝密技术。近年来，我国仅大型化工厂就重复引进了十三套膜分离器，耗去外汇近千万美元。我国有上千家中小型化肥厂，急需采用此项技术进行改造。 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中空纤维氮氢膜分离器列为“六五”期间重点攻关项目之一。大连化学物理所在十多年膜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攻关组，全面开展了膜研究与分离器的研制工作。1984年，研制成直径为二十五毫米、长一千毫米的小型装置，经现场试验取得了预期效果。1985年，研制成直径为一百毫米、长二千毫米工业性试验装置，并与首先从美国引进“普里森”装置的上海吴泾化工厂合作，在该厂进行了中试及工业规模现场试验。该装置经长期综合性能考察和鉴定会测试表明，其基本性能与美国某公司1981年出厂的“普里森”装置接近，填补了我国气体膜分离技术的空白。 根据该装置的初步成本核算，以处理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弛放气为例，整套装置的售价约为五十万元，全年增产合成氨约二千吨，十个月即可全部收回投资。而引进同类装置则需四十万美元，国产装置成本远低于国外引进装置，并可节省大量外汇。 鉴定会认为，此项研制成果解决了一系列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中空纤维氮氢分离复合膜的制造；封头的粘接；分离器的组装；建立了分离器分离性能的设计计算方法与程序，为中空纤维氮氢膜分离器的设计和制造提供了科学依据。 鉴定会还认为，此项技术不仅在合成氨工业方面具有重大经济效益，而且在石油化工等方面具有广泛用途，建议有关领导部门予以重视和支持，使膜分离器继续得以深入研究开发和批量生产，进一步提高其性能和水平，逐步形成系列产品，促进我国新兴膜分离工业的发展。

第3版()专栏：　　北京市光电技术研究所坚持勤俭办所好作风　　主动退掉一辆进口超豪华轿车 本报讯　不久前，正当一些单位争相购买和更换进口小轿车的不正之风盛行时，北京市光电技术研究所却主动退掉一辆上级分给他们的进口超豪华小轿车。 这是什么原因？是工作不需要吗？不！这个所承担着光电技术领域中不少科研任务。近年来，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学术、外事活动日益增多，每年都有大批中外专家、学者来所进行学术交流，车是很需要的。 是现有车辆太多？不！这个三百多人的研究所，过去只有一辆212北京吉普；1978年12月，因工作需要，他们花了一万三千元买了一辆淘汰下来的旧“卧尔沃”牌轿车，去年初因雾化器坏了无法修复宣布报废。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小车。 难道他们无钱购买？不！这个所虽然实行了有偿合同制，事业费逐年减少，但由于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83年收入五十五万元；1984年收入九十八万元；1985年预计可达到一百六十万元。买辆小车的钱是有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将小车的指标退回去呢？所党委为这辆车开了两次碰头会，并且算了一笔细帐。这辆车的价格为九万三千元，相当于三十多万元科研投资的课题总收入，这些钱来之不易。尽管与他们同时领到指标的其它七个单位都已经把车买了回来，车辆主管部门也说：“你们怕什么，这样的车现在很多单位都在争着买呢。”但所党委还是决定：这辆超豪华轿车不能买，暂时修理旧车，待旧车跑不动时，再买小车。 这个所的领导都住在离所较远地区，上下班要一个多小时，可他们从不动用公家的汽车，就连外出办公也不用小车。

第3版()专栏：　　中国农科院为农业发展铺路插翅　　五百多项获奖成果取得巨大效益 本报讯　记者魏亚南、何黄彪、陈健报道：“六五”期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以来的最好时期。该院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承担国家、部门的科技攻关项目，有五百七十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二十多项重大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累计取得经济效益二十六亿元，为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农科院是全国综合性农业研究机构，拥有学科所、专业所和综合所等共三十六个单位，分布在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共有科技人员四千六百多人。“六五”期间，该院面向农业生产搞科研，有二十多项科技成果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多数成果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应用研究方面，紧密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着重研究、解决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性科技问题，评选或鉴定出一批高产、优质、多抗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新品种、新组合，建立了商品瘦肉猪、肉鸡、蛋鸡的生产配套技术和繁育体系，总结提出了叶龄促控法栽培小麦、盐碱地植棉保苗促熟等高产技术和栽培技术，以及施肥、病虫害防治、综合利用等技术，效益十分明显。仅玉米“中单二号”杂交新品种推广增产取得的效益，就已达十四亿多元，北方麦区各小麦新品种增产小麦六点四亿斤，“中棉十号”棉花新品种在黄淮海地区推广一千多万亩，经济效益在三亿元以上。 在技术应用研究方面，研制出五十多种新农用标记化合物，改变了依靠国外进口的局面。应用电子计算机建立了水稻、小麦、玉米、家蚕和畜禽等品种的资源数据库，并用计算机控制灌溉。还利用遥感技术完成了农业样区的详查、制图，查明资源，为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在宏观经济和发展战略研究方面，迈出了可喜步伐。该院主持了我国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提出了农业与粮食生产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我国粮食需求、转化和调整种植业生产结构等方面的对策。 在基础工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以增强科学技术储备、服务生产为目的，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完成了中国农业气候资源、种植业、畜牧业、化肥等的区划工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作物合理布局提供了依据。组织开展了全国农作物、畜禽品种资源补充征集工作，发现了一批新的种、亚种、变种和地方品种新类型。进行了全国小麦、大豆等生态研究，为引种和选育新品种提供了理论依据。 “七五”期间，中国农科院将重点抓好农作物和畜禽品种选育，中低产区综合治理，病虫及疫病防治，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和综合利用，农业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应用及农业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六个大型综合研究项目。

第3版()专栏：编余短论 都来移风易俗 叶伴 社会上有些事，一旦形成风气，成为习俗，往往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得了的。例如在旧社会，以衣帽取人，穿长衫、胶鞋的鲁迅先生亦遭过冷眼。那时常出门的人，有的即使家无隔宿之粮，也要设法置一套象样的衣履。如今这种旧俗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有的地方，似乎又有新发展，以衣帽取人变成以轿车取人。在一些社交场合，坐“皇冠”车的处处受礼遇，坐国产车的往往遭刁难，更不用说骑自行车的了。 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之一就是要移风易俗。无论对落后的旧风气，还是对新的不正之风，都要敢顶、敢纠，不苟且、不随俗、不怕冷眼与“孤立”。北京市光电技术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和专家们，也是常常出入宾馆、饭店的，他们宁愿坐吉普车、骑自行车，而把到手的进口超豪华轿车退掉；宁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决不要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低级趣味，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由此想到：在各种会议、宴会等社交场合，有必要扭转“以车取人”的不良风气，至少不该歧视那些坐吉普车或骑自行车的同志吧！移风易俗，需要大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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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专栏：　　丹顶鹤人工散放驯养及繁殖获得成功 本报讯　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成功地把人工饲养的丹顶鹤散放到野生自然环境中驯养及繁殖。1985年12月25日，黑龙江省科委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召开鉴定会，我国有关专家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 丹顶鹤是稀世珍禽，现有数量仅一千一百余只，分布在亚洲东部的中国、朝鲜、日本、苏联等国的部分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丹顶鹤的主要繁殖区之一。为增加丹顶鹤的种群数量，自1981年起，这个保护区的科研人员根据“条件反射”理论和现代动物行为学的“第一印象规律”，开始对丹顶鹤在野生自然环境中散放驯养及繁殖进行研究。几年来，他们先后驯养丹顶鹤一百余只。这些鹤和野生鹤一样，自由地生活在野外。从1984年开始，这些鹤开始繁衍后代。通过人工措施，两岁的雌鹤可以产卵，原来每年只产一窝两枚卵的丹顶鹤，可以产八枚卵，大大提高了繁殖率。 专家们认为：这项研究为我国建立了丹顶鹤散放驯养种群，为开展科学研究和动物观赏提供了宝贵基地和种源。人工散放驯养的丹顶鹤能按驯养人员一定的口令和信号鸣叫、舞蹈、飞翔，这对其它珍禽的驯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胜利）

第3版()专栏：　　交通运输科研领域获十六项重大成果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针对我国交通运输薄弱环节进行科研攻关的十六项重大科研课题，最近相继通过评审和鉴定，有关方面专家们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将会在推进我国沿海港口建设和运输技术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83年，国家把“港口建设和装卸技术”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之一。在交通部的积极组织实施下，通过五十个科技生产单位三年来的通力协作，终于取得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成果。 集装箱运输是我国新发展的运输业务，为促进我国集装箱运输现代化，科研人员研制成功了大跨距集装箱装卸桥、集装箱正面吊运机、集装箱码头计算机管理系统、国际标准集装箱专用半挂车等系列研究成果。天津港二十一段集装箱码头计算机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后，由原来处理一个集装箱需十五至三十分钟，缩短到如今仅需三至四秒钟。销价九十万元的集装箱吊运机在去年11月通过鉴定后，很快收到一千六百多万元的订货。专家们估计，这些新研制的集装箱专用装卸设备投入使用后，可提高装卸效率30％。 提高煤炭海运能力，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人员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对沿海煤炭运输船舶、港口装卸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优化论证，提出了系统建设的最佳方案，我国计划在整个沿海煤炭运输中采用这个方案，预计采用后每年可为我国煤炭外运节省成本一亿元。 在港口建设中，科研人员研究成功软土地基真空预压技术，运用这一技术，可使施工费用、能耗各降低三分之一。此外，他们在疏港公路建设和散粮圆筒仓防爆、防尘研究上，都获得重要研究成果。

第3版()专栏：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机关纠正摊派　不怕“丢面子”　辽宁计生委一一退款　改了就好　　局长擅离职守　只为“孔方兄”　射洪教育局咄咄怪事　党纪难容 《辽宁日报》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动纠正向企业乱摊派的不正之风，决定退回向鞍钢等十个企业筹集的赞助款 《四川日报》射洪县教育局副局长张以全见钱眼开，擅离职守，私自外流，拒绝参加整党，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撤销副局长职务 《陕西日报》省党政领导同志去年阅批群众来信千余件 《云南日报》我国第一条铝型材生产线在云南铝厂正式投产 《吉林日报》松江河林业局利用山区自然条件发展种植业，帮助三百七十一户困难职工脱贫致富 《科学报》一百四十名优秀青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基金 《湖南日报》株洲市供销贸易市场直接从产地组织货源，经营的两千多种产品低于市场价格 《重庆日报》重庆钢铁公司坚持实行经理、厂（矿、处）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去年利润再破一亿元大关 《河北日报》青龙县去年共扶持四千多贫困户脱贫 《江西日报》安远县从县、乡机关抽调二百二十多名干部深入特困村，逐户帮助制定脱贫规划 《广西日报》自治区有色金属工业部门抓紧出口“拳头产品”，去年创汇三千多万美元 《大众日报》莱西县乡、镇、村处处有活动场所，二十六万人参加体育锻炼 《甘肃日报》庆阳地区运输公司开通从西峰到边远乡村的八条夜宿班车 《新华日报》江苏海门县东灶乡渔民投资建造六座小冷库，总容量为一千三百多吨 《湖北日报》广济县刘主乡二百多名妇女自动组织“禁赌会”，制止丈夫、儿子赌博 《内蒙古日报》哲里木盟广泛开展协作，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去年新增利税三百多万元 《南方日报》广东信宜县吕鉴秋县长收到农民罗飞戈来信反映有些单位乱收费、乱罚款后，立即派人检查，取消了四十个乱立的收费项目，并亲自上门向罗飞戈道谢 《长江日报》地处武汉闹市的江汉区充分利用沿街门面和开辟新的贸易场地，缓和了摊点与交通的矛盾 《解放日报》上海市奉贤县沿海地区建立起十八家养殖场，成为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多功能副食品生产基地 《沈阳日报》“六五”期间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发现十二处较大煤田，内蒙古胜利煤田储量达一百七十四亿吨

第3版()专栏： 北京音乐厅举行揭幕仪式 本报讯　新年伊始，建筑面积达七千多平方米的北京音乐厅正式对外开放。1月4日晚，举行了首场演出。 万里、王震、彭冲、杨成武、包尔汉、陈希同、朱穆之等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演出。（王谨　齐欣）

第3版()专栏： 朱厚泽在上海看望巴金和贺绿汀 据新华社上海1月4日电　（记者赵兰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今天在上海看望了老作家巴金和老音乐家贺绿汀。 今天上海天气骤冷，寒风凛冽。朱厚泽分别来到巴金和贺绿汀的寓所，与这两位在我国文坛和音坛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老艺术家纵谈我国文学艺术的现状和前景。

第3版()专栏： 《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最近出版。这一卷共一百六十二万字，有条目六百八十一条、插图约一千一百幅。 力学既是一门同数学、物理学一样的基础科学，又是一门应用广泛的技术科学。这一卷内容广泛，共设十四个分支。 这一卷中还有关于力学史的介绍和八十位古今中外力学家的传记条目。书末附有《力学大事年表》。

第3版()专栏：体育　　欧亚乒乓对抗　银球再传友谊　　中国乒乓健儿赴罗马参赛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参加亚欧乒乓球对抗赛的中国运动员今天乘飞机离京赴罗马。 这些运动员是，男选手江加良、陈龙灿、滕毅、何志文；女选手耿丽娟、戴丽丽、焦志敏。两名教练是许绍发和张燮林。 中国运动员将与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组成亚洲队。欧洲队由瑞典、波兰、英格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苏联、意大利、荷兰、匈牙利、联邦德国、罗马尼亚等国的选手组成。两个洲队各分成男子四个队、女子三个队，将于1月7日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第一场团体赛，9日在荷兰埃因霍温进行第二场团体赛，10日和11日在法国巴黎进行单项比赛。 举办亚欧对抗赛，在乒乓球运动史上是首次。许绍发临行前对记者说，亚欧对抗赛是亚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一次较量，也是一次友谊的聚会。比赛胜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第3版()专栏：体育　　挥汗苦练　志在夺冠　　——中国女垒冬训掠影　　本报记者　吴骅 严冬的北京寒风刺骨，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昆明却是一派生机，春意盎然。为迎接今年1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从去年11月4日起，中国女子垒球队的姑娘们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开始了大赛前的紧张集训。 这里，将记者在海埂训练基地和中国女垒共同训练、生活的所见所闻，介绍给关心我国女子垒球的读者。 “真正从零开始” 我国女子垒球从1974年恢复后，短短十一年里，就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近几年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先后多次战胜了素以“垒球王国”著称的美国、日本队，几次夺得冠军，被国家体委列为又一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当记者在训练场和领队姜霙、教练李敏宽谈及这些时，他们连连表示“受之有愧”。他们说，女排在世界大赛连战连捷，乒乓球三十年常胜不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而中国女垒却是第一次参加正式世界锦标赛，所以是真正从零开始。 女垒姑娘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宿舍大楼门口，她们在黑板上写着“距第六届世界女垒锦标赛还有×天了！”以此提醒每一个队员，抓紧训练，迎接大赛。一个队员说：“过去的成绩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力争夺得第一个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杯，困难不小。正象1981年我国女排参加世界杯赛时一样，在走向世界的征程上，这第一步是异常艰难的。” 信心与策略 教练李敏宽和助理教练刘雅明、陈昭华在认真地研究了对手的情况和自己的实力后，召开了全队的技术民主会，对比赛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全队的认识统一了，对在这次世界锦标赛上取得好成绩，战胜对手树立了信心。同时，他们明确提出了参加比赛战略指导思想——“拚掉美国、力挫新（新西兰）台（台北），巧胜日本，勇战澳（澳大利亚）加（加拿大）。”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队员们根据自己的位置、特点和实战的要求，在训练中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训练。投手李念敏、孙月芬潜心研究各种变化球；强打手史闵越、任彦丽、王宏欣等苦练挥棒击球技术；给外场手李红、房修芬等开小灶，提高处理各种不同来球的能力，要坚决守住全队最后一道防线。 （待续）（附图片） 年近五旬的归侨、中国女垒总教练李敏宽身先士卒，与队员同甘共苦。这是他在烈日下挥棒击球作示范。　本报记者　吴　骅摄

第3版()专栏：体育　　中国国家足球队与卡塔尔队踢成一平 新华社科威特1月4日电　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中国国家足球队昨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市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中，与卡塔尔国家足球队踢成一平。 中国队是应卡塔尔足球协会邀请，于去年12月31日抵卡塔尔进行访问的。比赛在多哈市阿拉伯俱乐部哈姆德体育场进行。卡塔尔队在上半时先声夺人，由队员哈利德·苏勒曼在比赛进行到三十分钟时攻进一球。中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积极组织进攻。比赛进行到第五十五分钟时，中国队队员李华筠突破对方的防守并射进一球，将场上比分扳成一平。 据报道，卡塔尔队为迎接今年3月在巴林举行的海湾杯足球赛，还将陆续邀请阿拉伯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外国足球队在多哈进行热身赛。

第3版()专栏：体育　　日本的全国小学排球赛 排球是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体育项目，在小学也十分普及。目前，日本全国小学生中的唯一一项比赛，就是排球赛。 各小学的排球队均不得超过十二人，在领队、教练和管理人员中，必须有一人以上是成人。小学生排球赛也是六人制。不过，他们的比赛场地较正规的要小一些（长十六米，宽八米），发球区和前场宽度均为二点七米，网高也降低为两米（男女相同）。除了六号位的队员位置固定外，其他均按照通常的排球规则进行比赛。之所以将六号位固定，是为了使那些个子矮的小学生在比赛中也能发挥作用，只要能练就接发球的功夫，就可以上场比赛，免得由于身材原因在前排既不能扣又不能拦。 陈鸿斌

第3版()专栏：体育　 第八届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开始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据外电报道，昨天有近五百辆汽车、卡车和摩托车从法国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出发，揭开了第八届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的序幕。据本届大赛组织者蒂埃里·萨比内称，本届拉力赛总行程一万五千公里，为历届巴黎——达喀尔拉力赛距离最长的一届。

第3版()专栏：国际体育见闻　　国际足坛球星近况 ▲巴西球星济科的伤已痊愈，将重返俱乐部队参加比赛。三十二岁的济科是去年10月21日因左膝韧带断裂而进行了手术。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理疗。 ▲法国足球名将米歇尔·普拉蒂尼除夕在与桑普多里亚队一场比赛的前半时攻入了一球，使尤文图斯队在本赛季意大利甲级队联赛中，以六分优势领先。 ▲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最近说，他受伤的左膝关节目前无需手术，可以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　　高文谦 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苦苦鏖战了十年之久的周恩来，在耗尽了最后的一丝精力之后，与世长辞了。这一悲壮的死，使得遭受了太多磨难的人民仿佛一下子成熟并且觉醒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人民心底思酝积蓄已久的爱与憎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四五运动，从而导致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就已孕育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仅仅半年后，党中央便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这一切，是反映党心、民心向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力撑危局，呕心沥血地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并且因此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衷心爱戴这一点分不开的。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时，周恩来已近古稀之年。他是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这样一种历史曲折中，艰难而顽强地走完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十年的。 由于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不断积累并且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并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的发生，而是不得不在一种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还不具备充分认识进而战胜“左”倾错误的条件下，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痛苦的既成事实。 对于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如同其他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思想上是缺乏充分准备的。他是在正风尘仆仆地忙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对于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作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用他自己日后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如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在一次讲话中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运动的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甚至在两年之后，1968年9月，他在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还表示，在同志们面前，应该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很不理解的，没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当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有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周恩来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一开始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在尽可能地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 但是，这一想法，同“文化大革命”所谓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同后来运动的实际发展，相去甚远。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不能不使得周恩来陷入一种极大的困境之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举行的一系列重大会议上，周恩来总是只能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犯“错误”。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就检查了自己总是“按照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并表示要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又如，他在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正式发言中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我努力紧跟毛主席，但“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尽管周恩来努力从主观上查找原因，但是他不能不正视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之中的严峻现实。这种无法排解的内心矛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缠绕着他，从而使他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不难想象，当他眼看浸透着自己心血的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成果有可能在这场“革命”名义下的动乱中毁于一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又怎么能够“努力赶上”呢？这种心情使得他有时不得不以曲折的方式表露出来。如1966年12月，他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的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思想不能如同领袖的预见和魄力，对“文化大革命”的远景和目的总是很不理解，所以很不得力，很不认真。有时是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有个次序，但实际总行不通。又如，他在1967年初接见财贸口干部的谈话中，回顾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运动的规模数次冲破了自己原有的设想后，几乎不加掩饰地说：“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一段话，正是周恩来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生动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加以理解而又感到无法理解的内心矛盾。 在随着时间的推延，“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以后，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如果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前者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但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矢志报国，在邃密群科中探索救国真理，最后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周恩来，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关头，又怎么会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呢？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看来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也在所不辞。1966年12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内心动力所在。 这里应当指出，周恩来苦撑危局所作的努力，有许多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并不希望局势动乱到失去控制的地步，因为这并不符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在觉察到林彪、江青等人总是竭力把自己的想法推向极端，唯恐天下不乱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依靠和支持周恩来，才能稳定局势，维持整个国家生活的继续运转。为此，他曾几次出面干预制止林彪、江青等人阴谋陷害进而打倒周恩来的企图，并且在稳定局势、不能放松生产、对一些老干部的保护等问题上，支持周恩来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周恩来被指定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的，担负起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重担。这意味着要在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保证七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保证这一点而必须维持的整个国家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协调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必须协调起来的矛盾。必须找出一种尽可能地把二者协调起来的途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了这副历史的重担。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后，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在尽量减少这种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等待历史的转机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他曾多次说过并且为人所熟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这一心境的表露。在历史的悲剧面前，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我们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的关键所在。周恩来以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十年的全部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二） 在探索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里沉重而坚强的内心世界之后，我们应该进而考察他在此期间的历史作用。关于这一点，陈云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这一重大的历史作用，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起到了减少损失和中和错误的作用。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经指出了这一点。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周恩来虽然费尽心血试图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动乱中拯救出来，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然而，正如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的标题《大树参天护英华》所形容的那样，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以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在他还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动乱，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并且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 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同时加入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应当承认，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是根本错误的，因而这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产生重大的约束力。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政策性规定一旦在党的文件上得到确认，就成为周恩来日后为尽量减少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教育、说服群众摆脱极左狂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的可用的武器。 在夺权问题上，周恩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由此而带来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影响，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了种种限制。从夺权一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外交、国防、公安、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并且进而规定：部机关夺权是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工作只有监督权。随后，又指出，业务监督要有分寸。1967年2月，他严厉批评了某些组织的夺权行动，擅自让党委靠边站的做法，激愤地说：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你们简直没边了！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反复强调说：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 又如在批林批孔问题上，1973年8月，江青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居心叵测地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在全国立即学习贯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为了防止随后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发展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军委系统、党政机关、生产部门应该尽早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军队的指挥作战、机要、通信、情报、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生产部门“在生产以外的时间搞”。当这一提议被江青集团以“会对群众的发动定框框”为由反对掉后，周恩来仍在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的支持下，坚持对军委系统不搞“四大”的问题做了布置，并在以后实际问题的掌握上，作了若干限制性规定。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的转机时，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换，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进程。如同一切历史事变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这场历史悲剧中，尽管历史的必然要求受到非历史要求的压抑和践踏，但是它既然作为必然要求，就总要顽强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历史的必然要求，从另一个方面牵制了时局的演变，同时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出现的每一个转机，一步一步地使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如1967年7、8月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整个局势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最动乱的局面。在国内，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各地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抢夺军用武器装备，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各地纷纷告急。江青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更是火上浇油，出现了“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在对外关系上，外交部被夺权，连续发生了“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且有继续蔓延扩大之势。内政、外交都已失去控制，整个局势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周恩来当机立断，通过几种渠道，及时将时局的极端严重性报告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重新控制局势，结束这种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时局转换的枢纽。 再如，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叛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副统帅”、载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在一夜之间外逃叛国，落得个葬身异国荒漠的可耻下场。这一惊心动魄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给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人民在思索中开始觉醒。在这种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条件渐趋成熟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的契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尽可能地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恶果，大大推进了以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深广程度，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转机。这一斗争，是在还不可能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种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构成了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艰难曲折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1975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害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在人民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深感厌恶，强烈不满，迫切要求结束这场动乱的时刻，周恩来又一次地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他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与“文化大革命”主旋律格格不入的宏伟设想。它一扫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之火，使人民在黑暗之中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从而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成为党和人民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一面旗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人民可以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这样做，就难以起到前述两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这是在历史悲剧中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所能作出的一种恰当的选择。这是一场不得不付出代价的韧性的战斗。至于其中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而难免带有的历史的折光，是不必过分苛求和指责的。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讲过，也说了一点违心的话，但是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三） 人们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周恩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复杂和险恶的情况下，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力撑危局长达十年之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然而又必须给以正确解释的问题。这里除了前述毛泽东的支持等因素外，不能不涉及到周恩来特有的斗争方式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从察觉“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问题的反常现象开始，逐步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灾难性和持久性。当然，这只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在他的战友、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这是一场异常艰难而特殊的战斗。在这里，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领袖在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当时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的领导地位，如此等等，呈现着异常复杂的情况。因此，要想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能仅仅凭借革命的勇气。否则会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只有从错综复杂的现实出发，使自己的斗争方式适应客观条件的可能和斗争的需要， “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四卷二四八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把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高度结合起来的才能，显示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一方面，他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他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可以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周恩来自己就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态度。他用大海涨潮时奔腾涌来的潮水来形容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说：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被吞没、观潮三种情况。如果怕，就可能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他引用鲁迅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他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应付处理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在对待党的领袖的问题上，周恩来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在当时的任何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他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并且尽可能加以发挥。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和《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又如，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自己手中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以至这一口号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抓生产”的同义语了。再如，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后来促成了小平同志的复出。 在对待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上，周恩来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前者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里应当指出，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徐帅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搞造反夺权，批斗老干部非常激烈。不过，我们都不能向毛主席讲。在毛主席的严威之下，谁也没办法！后者如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炮打司令部”后，一些红卫兵到处套用这一提法而“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做红卫兵的工作，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 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特别注意这一点，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做。因此很多事情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或默许下做的。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一月夺权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煞费苦心地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追问这些人的下落，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把他们坚决顶了回去。 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如1967年夏，鞍钢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遽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三是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同时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如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教育、文化、体育部门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在周恩来这种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下，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四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如在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上，周恩来从当时接待日本首相田中的繁忙的外事活动中，抽出时间数次约谈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这一主张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掉了这一内容。但周恩来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社论后来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由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根本无法正常地发表意见。同时由于周恩来一直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视为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必欲打倒而后快。而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局，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江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一般人都难以想象，在那些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岁月中，周恩来每天度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在凭借着自己特殊地位的江青的带领下，林彪、江青一伙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对周恩来进行集体围攻，出难题，找岔子，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搞无休止的纠缠。这对周恩来不能不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但是，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忍辱负重，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战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不仅许多一般的同志不理解，甚至连有些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一时也不完全理解。如谭震林曾在“二月抗争”中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误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当“二月抗争”不幸地夭折以后，正是周恩来不顾林彪、江青一伙指责自己是“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这些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同志。其中对陈毅的保护则是人所共知、感人至深的例子。此外，当他得知谭震林在桂林期间不慎摔伤了骨头，便委托韦国清加以照顾，帮他治好骨伤。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后，周恩来又立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他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便回到了北京。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周恩来正是在党和国家遭受空前动乱的危难关头，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与历史悲剧的抗争中，呕心沥血，历尽艰辛，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放出了璀璨的光辉。他虽然没能亲手结束这场动乱，但是却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向这一目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为最终结束这场历史灾难奠定了基础。这一不可磨灭的功绩，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周恩来这个不朽的名字，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和景仰。 （原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一期，本报转载时，作者略有修改）（附图片）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杜修贤　摄

第4版()专栏：　　发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　　解放军去年一年抢险救灾成绩显著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1985年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取得显著成绩。据总政治部介绍，去年全军共参加抢险救灾三千二百多次，出动二十七万余人，飞机、舰艇二千三百多架（艘）次，车辆、机械一万五千多台次，抢救遇险群众十余万人，抢救各种物资三万八千多吨。 去年是我国灾情较多的一年。许多部队主动与有关部门、单位联系，做到一有情况，立即出动。去年8月23日深夜，新疆乌恰县发生七点四级强烈地震，震区房屋倒塌，道路陷裂，断水断电。新疆军区闻讯连夜派出部队、车辆和医务人员，冒着余震，头顶瓢泼大雨奔赴灾区。两天多内，指战员们运救伤员三百三十多人，安全转移受灾群众万余人，抢救粮食一百八十多万斤，各种物资五百多吨。指战员们还为群众修复了水渠、水井，并搭起大批防震棚，使灾区群众很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东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沈阳军区党委派出六万多名指战员奔赴辽河两岸，加固堤岸，抢救受灾物资，保护受灾群众。在抗洪抢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干部战士几十小时不进一粒粮，没喝一口水，连续奋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指战员们共抢修加固堤坝十六万四千多米，维修铁路、公路十八万多米，修复桥、涵洞一百二十多座，抢救、转移受灾群众五万多人，抢运物资一万三千多吨。（张秋良　胡年秋）

第4版()专栏：　　服从需要顾大局　愿为高原作贡献　　青海三百多名人武部干部自愿留在原地 新华社西宁1月4日电 （通讯员庆正、民洁）不恋家乡风光好，愿把终生献高原。青海省军区三百多名人民武装部干部在精简整编中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自愿扎根高原，为开发建设青海作出贡献。 青海省军区四十二个县、市武装部中，有二十一个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草原上，高寒缺氧，条件艰苦。中央决定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后，不少干部怕移交地方会由“飞鸽牌”变成“永久牌”，在高原、草地干一辈子累垮身子；有的担心夫妻长期分居苦了妻子、误了孩子等。联系上述思想，省军区各级党委把精简整编教育同热爱青海教育、学习英模活动结合起来，帮助人武干部树立以四海为家的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自觉服从中央的战略决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全区有三百多名人武干部自愿要求留在青海高原工作。绝大多数人武部做到了心不散，劲不减，工作井然有序。海北军分区宫文才、樊希义、刘云祥、段虎来等六名干部，是从河北、四川、江苏等地入伍的。他们当中在青海工作最长的已有二十年，最短的也有八个年头。按照政策规定，他们都可以转业回原籍分配工作。但是，想到青海更需要他们留下来，都表示要扎根高原，献身人武工作。久治县人武部助理员彭大信，1974年从四川名山县入伍，来到青海最艰苦的果洛草原工作，多次立功受奖。他的同学有好几个在家乡做领导工作，转业回去可以找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但他想到党的哺育和培养，主动向党组织写了留在久治的申请书。他说，党给自己插上了翅膀，自己不能在党需要的时候，怕苦而远走高飞。

第4版()专栏：　　天山南北涌现出两千四百多个军民共建点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3日电　（通讯员张驰、记者苏新发）至1985年，天山南北已涌现出两千四百多个军民共同建设“两个文明”的单位。 军民共建活动，促进了边疆的安定团结和繁荣兴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恩茂说：部队的功绩，新疆各族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共建活动中，指战员们以各种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转变社会风气。乌鲁木齐陆军学校的一百三十多名少数民族学员，在同地方院校学生开展共建活动中，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全国各兄弟民族对新疆四化建设的支援，使学生们感到祖国的温暖。 过去的一年，是新疆军区部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年，先后上马八十多项。部队参加建设的北疆铁路工程、吐鲁番防洪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达到优质高速。在发生地震、洪水、风雪等自然灾害时，许多部队主动派出人员、车辆参加抢险救灾。陆军某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四次抢险救灾。

第4版()专栏：　　自身过硬　敢抓敢管　　龙州县委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报道：广西龙州县委领导成员在纠正不正之风中，既严格要求自己，又敢抓敢管，有效地带动了党风和民风的好转，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过去，这个县的不正之风比较严重，尤其在1984年一段时间内，有的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经商办企业，有的乱发钱物，有的甚至行贿受贿，私分公款。其中有十五个大案要案。群众对此意见很大。面对这一实际，县委态度鲜明，毫不手软，先后从县的四大班子中抽出五名领导和二十八个办案人员，认真查处。县水电局的有关人员，在组织内部承包安装龙州至金龙三十五千伏送变电线路工程中，借改革之名，将不属于节余的五万九千多元工程费当作节余款全部分掉。去年1月，县里进行了查处，有关人员不服，多次上告。上级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也出来说情。但是，县委毫不动摇，排除干扰，终于在去年11月初，查清了这个案件，严肃处理了有关人员，追回了被私分的全部款项。现在，全县的十五个大案要案，十二个已经结案，依法进行了处理。三个正在查处。去年以来全县乱发的钱及实物折价十三万八千多元，已收回十万零七千多元。 龙州县委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能敢抓敢管，关键在于县委“一班人”过得硬。县委书记兰祥美自1981年到这个县担任领导以来，不搞歪门邪道，为“一班人”带了好头。 为了增强县委“一班人”的抵抗力，自1984年6月县委新班子建立以后，他们就坚持做到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政治学习，每季度过一次民主生活会。对个别领导成员出现的不正之风，在进行个别谈心的基础上，县委内部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4版()专栏：　　不在位的将军　　本报记者　翟启运 最近，记者走访了几位离职的将军。他们都曾参加过土地革命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了战功。如今，别看他们已是满头银发，但雄风尚在，豪气犹存。 （一） “我离开领导岗位，觉得事情照样多，担子照样重。不过，这个担子不是组织上给的，是自己揽来的。”原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虽说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声音洪亮，说话象连珠炮似的。 吴信泉是员猛将。从1930年参加平江起义开始戎马生涯起，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苏北的抗日烽火中、解放锦州沈阳的战场上，他都身先士卒，指挥战斗在最前线。朝鲜战场三年，他指挥的军，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没有被敌人俘虏过一个人，曾多次受到彭老总的称赞。吴信泉1954年就担任了大军区副职，但因“彭黄问题”的牵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对历史的不公平，他没有任何怨言。在他担任副职的二十多年中，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去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吴信泉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上来，主动辞去了中纪委委员。 吴信泉离职后，担任了《苏北革命斗争史》编写组副组长，目前已经整理出了八本资料；他参加了解放军军史、志愿军战史的编写和审查工作，洋洋数十万字的资料，都要过目修改，工作量十分繁重。 吴信泉介绍说：“这种事我乐意干，这是我们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嘛。” 谈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吴信泉说，他准备写关于朝鲜战场的回忆录。 （二） 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小院里，记者走访了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无论从他那存放着各类书籍的办公室，还是那待人亲热的言谈举止，这位将军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文人的气质”。 是的，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的莫文骅，既是位征战疆场的将军，又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他从1926年参加共青团、搞学生运动起，革命近六十年，基本上都是从事政治工作。从长征中的干部团的政治部主任，到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从第四野战军的兵团政委，到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一生都是和政治工作打交道。 莫文骅1983年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本来有条件到国内外考察，因患心脏病，力不从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写回忆文章上。他说，我写回忆录的目的，一是总结回顾自己走过的历史，二是悼念牺牲的烈士，三是对下一代起点教育作用。莫文骅是百色起义的参加者。为了撰写《百色风暴》一书，1984年12月，他拖着虚弱的病体，亲赴广西参加百色起义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搜集有关资料。去年1月，他开始了写作工作，不顾年老体弱，日夜奋战，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二十六万字的写作任务，交辽宁出版社出版。胡耀邦同志为此书题写了序言，称赞“出版象《百色风暴》这样的回忆录，是很有意义的。” （三） 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虽然身着便装，但不失军人的威严。七十多岁高龄，走路铮铮有声，说话干脆利落。记者刚说明来意，他马上就说：“我的晚年就是写好《贺龙传》，这是我心中的一桩大事”。 黄新廷与贺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贺龙同志是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值得尊敬和爱戴，而且是因为在黄新廷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和贺龙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新廷少年时，就在洪湖参加了贺龙率领的革命队伍，因英勇善战，长征前后就担任了团长职务。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不论是挺进冀中，转战晋北、晋南，还是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贺龙既是他的上级领导，又是他的同事、战友。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友情。正是这个原因，黄新廷曾经两次因贺龙问题受到株连，差一点掉了脑袋。一次是1936年，当时批判“军阀主义”，其目的是想整掉贺龙，但树大根深，搬不倒。于是，当时在贺龙手下担任团长的黄新廷，则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再一次是十年浩劫。在贺龙被打成了“反革命”的同时，把当时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押解到北京，关押、批斗六七年，被弄得妻离子散。 《贺龙传》工程浩大，任务繁重。按照要求写四十余万字，初稿一百万字难得写下来。黄新廷是贺龙传记组的副组长，负责全面工作，从搜集资料到审阅定稿，他都要参与。为了写好贺龙传记，去年5月，他带领编写组的同志，亲赴云南。他们从昆明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路线一直走到金沙江畔的石鼓镇，沿途访问老乡，搜集资料，察看地形，进行实地体会。冀中曾是贺龙率领一二○师抗击日寇的战场，贺龙曾在那里负过伤，留下过不少战斗的足迹。前不久，黄新廷又带领编写组的同志去那里，先后走访了四五个县，搜集了贺龙不少感人的事迹。 黄新廷感慨地对记者说，贺老总死得冤枉啊！我作为他的同事和战友，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告慰贺老总的在天之灵。

第4版()专栏：　　“特殊犯人” 江苏省丹阳县新桥乡一些党员干部对一个经济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探监慰问，刑满释放时专车接回，送礼、设宴“庆贺”，并把他看作“能人”互相争聘。这是一起违背党的原则，藐视社会主义法制，干扰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的严重事件。 发展经济，需要提拔大批善于经营的人才，但他们必须是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四化、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部，而决不应依靠搞歪门邪道、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人。用后一种人，只能破坏改革和经济建设。新桥乡一些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用人问题上的反映，是缺乏理想和违犯纪律的行为，应当引起严重注意。——编者 1982年5月14日，江苏省丹阳县新桥乡乡办客车厂原副厂长耿水林，因收受贿赂和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由于在耿犯服刑期间和刑满出狱前后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特殊关心、照顾、青睐，所以当地群众称耿水林是“特殊犯人”。 在耿服刑劳改期间，新桥乡前往探监“慰问”的有三十九人，其中党员、干部十八人。探监时送的物品有烧鸡、螃蟹、桂元、密枣、麦乳精等高级食品。前去送礼、征聘的有新桥乡客车厂、新桥村、围江村等五个单位。其中围江村先后去过八次。这些单位探监征聘，都得到原乡党委书记魏芳琴的同意或默许。她让探监的同志转告耿：“不要想到东想到西，回来工作由党委安排。” 1985年5月12日，由乡工业公司安排，客车厂派中吉普，围江村派一名支委，专程到监狱接耿回新桥。 在耿水林出狱前后，前往耿家送礼“庆贺”的有三十多人，其中党员干部四人，非党干部三人。前后放了三次鞭炮，最长的一次达半小时之久，不了解情况的村民还以为是哪家办喜事哩。 耿水林在监狱时就准备回家后办酒席请客。耿出狱后，村党支部书记指派专人筹办，动用公款一千元，其中五百元给耿的家属，五百元置办酒菜。耿先后备酒席十五桌，应邀参加吃喝的党员二十七人，村和村办厂以上干部二十五人（包括乡党委正副书记、正副乡长等），公安干警二人。 耿水林刑满释放后，原乡党委书记亲自找耿谈话，按耿本人要求，安排他到新桥村钢窗厂任供销员，但发给耿水林的工作证上却填为副厂长。 新桥乡发生的这一事件，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严重影响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斗争的开展。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强烈不满，有的联名写信给省纪委提出责问。有的说，犯法坐监狱的人回来竟是如此吃香！ 省、市、县三级党委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联合进行了调查。前不久，中共镇江市委作出决定，给予新桥乡原乡党委书记魏芳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近，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此事向全省发出了通报。 黄道用

第4版()专栏：　　研究新特点　探索新途径　　——记松滋县街河市区曙光村调解主任秦开炎 在最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期间，代表们在议论如何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开展调解工作时，湖北省松滋县街河市区曙光村调解委员会主任秦开炎谈的体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老秦今年五十六岁，先后担任过公社副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1979年春，他见村里民事纠纷多，常常因此影响生产，就主动要求担任村调解主任。六年来，他边干边摸索，调处各类纠纷三百八十多起，还总结出三条经验： 认识纠纷的新特点。农村实行责任制后，过去比较突出的干部纠纷，现在不突出了。但邻里之间争田、争农机具、争耕牛等矛盾大大增多；家庭纠纷中，儿女赡养老人、夫妻间因安排生产和生活产生的矛盾比较突出。老秦分析了这些特点，又进一步摸出其中的规律。一是有较强的季节性，一到春耕、秋收、冬种时，争水、争农机具等矛盾就突出；二是有明显的层次性，富裕的农户，为花钱置物引起纠纷，贫困的农户则因一方不善经营而产生矛盾。对此，应如何解决呢？ 探索解决的新途径。村里经商专业户孟祥富，对小孩来买东西，喜欢克扣斤两多收钱，群众对他意见很大。老秦教育他要遵纪守法，本分致富，使他认识并改正了错误，避免了一起群众出于义愤要去砸店的纠纷。老秦和村委会还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对村里易闹纠纷的重点户、重点人和重点事，早打“预防针”，尽量避免和减少纠纷。他把这叫做加强“重点预防”。农民吴习明一家经营木材加工致富，老吴舍不得花钱，儿子却买回一台电视机，父子俩为此争吵起来。老秦先批评小吴花钱不与父亲商量的错误，又给老吴讲解要增长财富，知识也应增加的道理，父子二人终于心平气和。他还在春耕前，帮村里制订水源管理和耕牛、农机具使用制度，在丰收前，宣传不要铺张浪费，“提倡有计划的消费”。老秦说，这叫加强“季节预防”。去年4月，有十六户人家因共用一条水牛产生矛盾，他逐户走访，反复征求意见，又召集他们共同议定管理措施，妥善解决了纠纷。他说，这类问题就要坚持过细调解。 及时捕捉动向的新方法。从1983年冬开始，老秦在村里建立了纠纷信息联络网，每个村民小组设一个信息联络点，指定三四名信息员，建立联络制度，保证准确传递纠纷信息，及时解决问题。去年12月19日傍晚，四组的信息员找到老秦，说张家好象在闹矛盾。他放下饭碗赶到张家，才知是丈夫打了妻子，妻子又打了婆婆。他逐个与他们交谈，一直谈到深夜十二点，使纠纷当天便得到解决。近一年多来他调解的三十多起纠纷，有95％是信息员提供的。 老秦的体会受到与会者的赞扬，人们说，他算是抓住了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症结。 马在新

第4版()专栏：　　中国法学会召开省市区法学会负责人会议 本报讯　中国法学会1月4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法学会负责人座谈会，交流1985年学会的工作情况和经验，讨论并安排今年法学研究工作计划和普及法律常识工作。 这是该会第二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会长王仲方等到会并讲了话。会议将于6日结束。

第4版()专栏：　　缅甸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独立日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拉瑞和夫人今天中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缅甸独立三十八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了招待会。

第4版()专栏： 中共山东省昌乐县委在整党中，清查滥购小汽车的歪风，将其中一些单位利用截留利税和向下摊派等不正当手段购买的二十一部小汽车全部收缴，由县政府酌情分配给有关部门使用，图为有关人员正在收缴小汽车。 新华社记者　王呈选摄

第6版()专栏： 利比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美以威胁 美在地中海集结舰只英意和西德不赞成对利报复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利比亚几个城市3日分别举行了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示威游行，表明利比亚人民决心对付任何可能对利比亚发动的进攻。 据联合国3日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说，利比亚对外联络办公室秘书阿里·特赖基在给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信件中表示，利比亚“决心为反对可能影响利比亚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略行为而斗争”。他重申，利比亚“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卷入”这些恐怖主义行动。 他还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步骤，以使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不致遇到危险。” 叙利亚官方发言人3日在大马士革重申，叙利亚将采取政治、军事和其他措施，支持利比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它进行的攻击。 本报华盛顿1月3日专电　记者张允文报道，五角大楼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地中海集结军事力量。“珊瑚海”号航空母舰已驰离那不勒斯港驶往地中海；现驻美国东海岸的另一支“美国”号航空母舰为首的舰队也准备开往地中海。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已要求在利比亚的一千五百名美国公民离开利比亚。国务院发言人警告这些美国人，继续留在利比亚是冒险的。 但五角大楼人士又说，美国舰队的调动只是“例行的巡航活动”，美总统还没有作出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 美国和以色列曾先后指责利比亚与罗马和维也纳机场发生的恐怖事件有关，并威胁要对利比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利比亚断然否认这个指责，并警告说，对利比亚的任何袭击，将意味着立即在中东和地中海爆发战争。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英国、西德和意大利政府3日分别表示，它们不赞成对利比亚采取报复行动。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说，英国反对对利比亚作进一步的经济制裁。英国认为，“不会对利比亚实行任何制裁措施”。 西德政府发言人3日发表谈话说，如果利比亚在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怀疑得到证实的话，西德将同盟国一道对利比亚采取措施。但是他说，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意大利政府内阁会议3日经过激烈讨论后决定，尽量设法打消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第6版()专栏：朝鲜通讯　　平壤的城市建设　　刘正学　金笠铭 平壤的城市建设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宽阔坦荡的街道，富有民族格调的公共建筑，以及那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层住宅楼，在绿树鲜花的掩映下，蔚为大观，特别是街头巷尾，人们憩息之处，各种艺术雕塑、壁画和喷水池错落有致，相映成趣，殊然是一首美的交响曲：热烈、和谐、充满生气。 平壤的规划和建设可追溯到战争年代。就在1952年，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在牡丹峰地下剧场，英雄的朝鲜人民就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平壤市恢复建设总规划蓝图的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上的平壤建设规划的设计图，至今保存在朝鲜革命博物馆内。 平壤的城市建设规划，吸收了国际上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它先后建成以市中心金日成广场为主的行政、文化教育和服务中心，以凯旋门为主的体育、服务和游览中心，以千里马大街为主的文化、体育和服务中心，以及以东平壤文绣大街为主的教育、医疗卫生和服务中心。这些中心又是以金日成广场为轴心，是一种卫星式的多级辐射形式。各中心风格有别，但又与主体相得益彰，协调一致。距地面八十余米的地下铁道穿越各中心地带，与地面无轨电车线路相连，把各个中心串联在一起，使平壤活了起来。 平壤中心区的主要街道的建设一般都是先地下、后地上一次完成。著名的千里马大街、琵琶大街、乐园大街、文绣大街和苍光大街等，就是在这种规划之下，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建成的。大街两侧以住宅建筑为主，住宅建筑群形式多样，有庭院式的，单元式的，塔式的，婀娜多姿，不拘一格。建筑物的外表也是富丽堂皇，多用米色、橙色、浅绿色或黄褐色的瓷砖砌成，或涂以鲜艳的漆料，色调明快而舒适。临街和住宅区内，商店以及教育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可以就近上完小学和中学；家庭主妇可在附近买到所需的生活用品。 平壤市的城市绿化是平壤城市建设的一大特征。人均绿化面积达到四十八平方米。在流经市区的大同江和普同江两岸，以及市中心牡丹峰的风景区，还建有大小公园和街头小游乐园几十处。这些公园不设围墙和栏杆，人们可以自由进出游玩。市中心的绿林草坪上，还能见到一些珍贵的野鸟。近年来平壤一些较大的公园内，还增设了许多大型现代化的电动游戏设施和电子玩具，给首都居民和青少年儿童增加了无穷的乐趣。 平壤的建设一直是受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的直接关注，如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人民文化宫、艺术剧场、体育馆、人民大学习堂、滑冰馆、凯旋门、高丽饭店等一些大型建筑，都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亲自过问，组织专家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另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战后先期建造的一批三、四层高的简易住房，随着城市的改造，在近几年已陆续推倒。在重建二三十层现代化公寓住宅时，对搬迁、分房等问题，国家又制定了相应的法令，有法可依，保证了城市统一规划的实施。 登上四十四层的高丽饭店，在旋转餐厅里凭窗眺望，平壤的景致尽收眼底，真是红砖绿瓦舞榭歌台，美不胜收。朝鲜朋友会兴奋地说，在通往万景台的路旁，明年将动工建设另一个文化服务中心，那里要盖新的少年宫、体育村、商店和饭店。我们想，明日的平壤，将会是更加美丽，更加壮观。（附图片） 图为平壤市中心的万寿台艺术剧场外景。金笠铭摄

第6版()专栏：　　脱离荷属安的列斯　　阿鲁巴岛取得自治 新华社布里奇敦（巴巴多斯）1月1日电　加勒比海上的阿鲁巴岛今天脱离荷属安的列斯而取得“分离状态”的地位，这是该岛1996年获得完全独立的第一步。 来自阿鲁巴岛首府奥拉涅斯塔德的消息说，今天午夜在奥拉涅斯塔德举行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庆祝仪式上，降下了荷属安的列斯的旗帜，第一次升起了阿鲁巴的印有一颗红星的蓝色旗帜。 阿鲁巴总理亨尼·亚曼及其内阁成员也于今天宣誓就职。至此，阿鲁巴岛取得自治，但荷兰政府在1996年以前仍控制该岛的防务和外交事务。 荷属安的列斯是荷兰的殖民地，位于委内瑞拉北部海岸外的加勒比海上，由六个岛屿组成，面积九百九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五万。阿鲁巴岛是该群岛中的一个，人口六万七千人。该岛主要依靠旅游业和石油冶炼为其经济的主要来源。

第6版()专栏：　　朝鲜北南红十字会会谈北方团长发表谈话　　要求双方以正确态度对待会谈 新华社平壤1月4日电　朝鲜北南红十字会会谈北方代表团团长李钟律三日发表谈话指出，北南双方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会谈，是今年北南红十字会会谈在去年取得宝贵成果的基础上获得更大进展的首要条件。 李钟律在回顾了去年会谈取得的成果后表示，北方代表团决心在新的一年积极努力，以期“在北南红十字会会谈中取得划时期的进展”。 他指出，北南红十字会会谈应该成为实际减轻离散家属和亲属的痛苦，实现统一的对话，而不能被当作固定分裂，欺骗人民，混淆社会舆论和追求不良政治目的的工具。 李钟律表示，在对话的同时，双方更不应该做激化紧张局势和刺激对方的事情。他指出，如果南朝鲜方面同去年一样与美国举行“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将使北南对话本身“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朝鲜北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去年共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三次旨在协商艺术团和故乡访问团互访的工作代表会谈。双方商定第十一次正式会谈于今年2月26日在平壤举行，继续协商签订一份具体实现离散家属和亲属自由来往的协议书。 据悉，目前朝鲜半岛共有一千万名因三年朝鲜战争而造成的离散家属和亲属。

第6版()专栏：　　李泰昊在朝鲜军停会上提出建议　　在板门店共同警卫区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据新华社平壤1月3日电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泰昊今天在四百三十二次军停会上建议在板门店共同警卫区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并谴责美国方面拒绝接受朝中方面提出的《关于限制军事演习的建议》。 这次军停会是根据朝中方面的建议在板门店举行的。 李泰昊今天提出的建议内容包括：一、双方拆除在共同警卫区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和哨所，撤走重武器和自动武器；二、双方把共同警卫区内的警卫人员从三十五名减为十名，并不准携带任何武器；三、双方派遣联合监督小组，正常地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随同监督小组行动。 他的这一建议是作为实施朝中方面去年7月29日提出的《关于保障军停会总部区域的安全，撤走武装的建议》的一环而提出来的。在朝中方面提出上述建议以后，美国方面以军事上对其不利为由拒绝接受。 在今天的会议上，李泰昊还谴责美国方面以“军队必须进行军事演习”的不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朝中方面去年12月6日提出的《关于限制军事演习的建议》。 据悉，美方已表示要研究朝中方面提出的新建议。

第6版()专栏：　　南非两组织要求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博塔必须下台由黑人多数人建立政府 新华社哈博罗内1月3日电　据南非《星报》2日晚报道，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发表新年文告，要求南非总统博塔下台，在南非建立黑人多数人统治的政府。 联合民主阵线宣传书记莫罗贝呼吁南非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他说，博塔政府应立即下台，允许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主席库珀说，博塔和他的少数白人统治的政府经济管理不当，并在国内制造动乱，因此博塔及其政府必须下台，让南非人民当家做主。（附图片）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非当局杀死了一千多名示威者，逮捕关押了近九千人。图为南非警察野蛮镇压黑人的情形。　　　　　　　　 本报电视照片

第6版()专栏： 庆祝独立三十八周年　　吴山友总统举行盛大招待会 据新华社仰光1月4日电 （记者张云飞）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统吴埃哥今晚代表正在国外治病的缅甸总统和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山友，在总统府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缅甸独立三十八周年。 执政党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及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中国驻缅大使周明基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过去几天，首都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沿街家家门前悬挂着国旗，街道上空挂满了横幅标语，主要建筑物被五颜六色的彩灯装饰一新。 在欢庆独立的日子里，缅甸群众兴高采烈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观看体育表演和文艺演出。 当地报纸今天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号召缅甸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报纸还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国民生产计划，争取更大的成就。

第6版()专栏：　　戈尔巴乔夫函复大伦敦议会议长　　苏愿同美英一起寻找禁止核武器办法 本报讯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英国完全放弃核武器并取消本国领土上的外国核基地，苏联就会保证苏联的核武器既不会对准英国领土，也不会对英国使用核武器。”他是在1985年12月30日给英国大伦敦议会议长肯尼思·利文斯通的答复信中说这番话的。 戈尔巴乔夫在信中还说，苏联愿同美国和英国一起寻找冻结和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办法。他再次表示，要使日内瓦谈判取得进展，“只有放弃‘星球大战’计划才有可能”。 英国大伦敦议会议长肯尼思·利文斯通是在1985年12月4日写信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他在信中指出，“以往任何时候也没有象现在更加迫切需要国际裁军谈判取得进展”。 英国政府1月2日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不是什么新东西”。声明指出，“单方面搞核裁军将使英国容易遭到核讹诈的伤害，而苏联却保留着自己的核武器。加强安全和稳定所需要的是超级大国对军备进行实际的和大幅度的削减，而不是这种在口头上作出的姿态。”

第6版()专栏：　　南向非洲灾民提供大量援助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月3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1985年南斯拉夫向非洲十九个遭受自然灾害国家的人民赠送了六十四批物品，其中包括大批食物、药品和其他援助物资。 为援助非洲受灾人民，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去年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成立了专门机构，在全国各地开展募捐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南斯拉夫红十字会去年向埃塞俄比亚、苏丹、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国的灾民提供了二百多万美元的援助物资和捐款。

第6版()专栏：　　杰马耶勒将再访叙商谈三方协议 本报大马士革1月4日专电　记者陈积昌、周国铭报道：黎巴嫩总统阿明·杰马耶勒1月3日结束对叙利亚两天的访问回到贝鲁特时发表谈话说：他与叙利亚领导人的会谈是“成功的”。 他说，他关心的是三方协议中的“安全问题”。黎巴嫩三个主要民兵组织达成的结束内战协议中规定的实施真正的停火、开放贝鲁特东西区的通道和送回被绑架的人质，应予以优先考虑。 根据三方协议的规定，黎巴嫩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和颁布所有法令，因此，只有得到黎巴嫩总统的同意，三方协议才能付诸实施。杰马耶勒曾在协议签定后说：“协议是黎巴嫩和平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他迄今未明确表示同意三方协议。 此间观察家认为，叙利亚领导人显然希望通过杰马耶勒的这次访问能说服他为接受三方协议“开放绿灯”。杰马耶勒决定下周将再次访问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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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专栏： 展出三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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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专栏：国际要闻简报

第7版()专栏： 到萨克森瑞士去 邹荻帆 去年在民主德国访问时，一直听到朋友夸小瑞士风景，指的就是萨克森省的风景区萨克森瑞士，或称艾尔勃砂岩山。到德累斯顿后，决定10月8日去那儿，并看看一路风景。 那天微雨纷纷，又值秋天，心想要是阳光明媚该多好！ 离开市区不久，车过一座架在易北河上的铁桥，只知在桥上也走了几分钟，当然我没有经验估量桥的长度。这时，陪同我们的民主德国作协代表指着铁桥说：“我们把这座桥叫 ‘蓝色奇迹’。”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军队从东线溃退，为了阻止追兵，在铁桥附近埋下地雷，企图炸断铁桥。但是当地的居民悄悄剪除了引线，保存了这座桥。所以称做“奇迹”。为什么加上“蓝色”形容词？而铁桥只是本质的铁色。想起在五十年代我们曾熟悉一支民主德国歌曲《蓝旗到柏林》，大概是象征青春与和平建设的意思。 过了铁桥，进入乡村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虽是秋天，路旁的树木还都是绿色，青杨枞树交错并陈，于树排的缝条间，也见到时而一片已经收割的田野，时而是一片青色牧地。路过一些小镇，车行未停，只觉得那些建筑物虽然古老些，多为二、三层红瓦灰墙房，与大城也无多大区别。 车抵小瑞士时已是十二时，我们被引进一间酒楼。是预定了的雅座。没想到酒店门口等待进餐的还排了大队，而这并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例假。可见小瑞士的吸引力。 我们在临窗餐桌边坐下。风景之区必有美食，亦如西湖之有鲈鱼等名菜。我们且听任主人安排，而放目窗外景色。此时，雨雾时隐时现，这大概正是名山胜水逗人之处。让你看一看，又不见了，让你想着它，甚至忍耐不住，于是忽然出现一下而又隐去，仿佛舞台上谢幕的著名女演员。 易北河就在山下离酒楼几百米处，这儿海拔三百零二米，山麓到易北河一百九十四米，河水深碧，静静地从西岸的山间流过，从楼上望去犹如看沙盘的风景模型，时有玩具般的小汽船从玻璃河上流过，烟囱上冒着烟。 对岸也有连绵的群山，但有一座直立的小石山，与其它山不相连结，孑然独立。主人指着小山给我们看。那小山苗条如少女，而峰顶圆秃，惜无缕缕青丝。主人说，那是尼姑峰。传说是一位乡村少女，不信奉上帝，拒绝父母要她去礼拜堂祷告，触怒了上天，惩罚她化为尼姑峰。 酒楼上终只是看到对岸山水，而还未看到小瑞士山的本身面目。饭后，我们各自撑开了雨伞，循着山径置身于山丛中。这儿的山可以说与桂林的山相似，都是独立石山，但不似桂林山之有峭峰，而多呈圆柱形。因而，我感到犹如置身在多圆柱的石宫间。 山中时见松树、枞树，而在山石缝中则时有奇花异木，杜牧写过远上寒山石径，见“霜叶红于二月花”，而这里确实还有红白黄的山花，可惜我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这些无名的花草，即使在阴雨中也婀娜迷人，显出山水多姿。花楸树则随时可见，绿叶中半掩半露着一簇簇小红果实，仿佛山野小女孩披着饰有点点红花的纱巾一般。 为了保障游人安全，山径有坡度处都就山凿石，人们可以拾级上下；凡有险象处都有铁栏杆围护，不会发生意外。每行一小段山路，便有伸出之岛状眺台，可以眺望附近风景，也可以小憩而让路给后面的游人。 我曾屹立在一岛台上眺望，觉得山峰象争比高度的座座喷泉，原来在这面积并不甚大的地方，竟有一千零六十个山峰。 绕山转着圈圈，山景的奇丽不知怎么使我忘记了微雨，而想起海涅在《哈尔次山游记》中的迷人诗句：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里有高高的枞树林， 溪水淙淙，白鸟欢歌， 飘荡着孤傲的浮云。 我想，可能正是这雨雾中的山游，更使人增添情趣，浮想联翩。 不知不觉我们已绕出了露天的石宫，易北河又呈现于山麓下，停车场已在我们面前。（附图片） 厚雪覆盖瑞士山林，滑雪运动员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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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专栏：域外拾零 美议员公费寄信耗巨款 陈封 美国国会议员寄信可以由公费报销，于是许多议员为了个人宣传便滥用这项特权，创造了浪费民财的世界纪录。 据参议院秘书处的统计，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阿兰·克莱斯顿在1985年7至9月三个月中向本州选民寄出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封信，报销邮费一百六十万美元，成为寄信冠军。第二名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培克特。他在三个月内寄了六百五十万封信，邮费总计七十八万九千美元。由此推算，全年耗费的邮资更是惊人！ 这两位寄信“积极分子”都是想利用印刷的信件来影响选民，使自己能够继续当选连任。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列了一张表，举出利用免费寄信特权耗费最多的二十名参议员，其中报公账最少的一位，在1985年第三季度也挥霍了十三万零三十八美元。 这家周刊说，有二十一名参议员在1985年没有用国库一分钱邮费。他们之中有两位政治声望较高，无需靠信件自我宣传，其他则无意在1986年再竞选连任。 美国国会有专用的现代化印刷厂，承印议员们的“公务”信件，信封、信纸、印费当然都不必自掏腰包。这又是一笔可观的账目。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说，众议院议员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事情被公开报道以后，群情大哗。但爱好发信的议员们辩解说，和选民通过信件保持联系，是他们的职责，无可厚非。克莱斯顿参议员承认他用了国家“相当多”的邮费，但是他认为，均摊到加利福尼亚州每个选民头上也“不过六美分”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 批评者认为，在职议员可以不受限制地享受免费大量寄发自我宣传的信件，对他们竞选连任是有利的，等于由国家支付他们的竞选费，因此对那些竞选对手大为不利。如果这个特权不被限制，那么以后90％的在职议员都会参加寄信比赛，从而造成不公平的竞选条件。 可是，1986年正是议员竞选年。可以预料，议员们的自我宣传的信件将如潮水般地涌出。据有关方面统计，1985年议员发出的信件已超过十亿封，由国库支付的邮费至少有一亿四千四百万美元，打破了历史纪录。据估计，1986年肯定会有新的突破。（附图片） 方成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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