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黑龙江“搬山填海” 全省一个大会破了八条框框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报道：黑龙江省委常委在检查总结前段整党学习情况之后，联系工作实际，决定把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边整边改的第一个突破口。省常委认为，改进作风要从现在做起，付诸行动，他们立即改进了今年召开的全省第一个大型会议——农村工作会议会风，打破旧框框，从“文山会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次会议没有搞开幕式；传达的文件没有在大会上宣读，而是分组边学边议；已印发的典型材料，没有在大会上介绍；会议不出简报，已抽集的编简报人员全部撤掉；原定七个大会专题发言减为一个；开大会，主席台上只坐报告人和主持人，其他书记、常委、副省长都在台下同与会人员一起就坐；会议总结不说套话，根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简明扼要地进行总结；原来给省领导干部准备的十九个房间全部退给接待部门。会期由原定十天减少到五天半。

第1版()专栏： 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克服官僚主义 国务院五个部着手精简会议和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记者黄奉初、吴锦才）国务院五个部正在着手压缩会议，精简文件，决心把领导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 早已感到文件泛滥、会议成灾难以忍受的煤炭、水利电力、邮电、铁道和地质矿产这五个部，是在整党学习开始之后才下定决心，把解决“文山会海”问题提到行动日程上来的。 邮电部调查，去年部、局两级发出的有编号的文件就有6，800多件，连同各种简报27种，总字数共1，900万，平均每天发出5．2万多字。 铁道部、地质矿产部、水电部去年发的文件都在2，000件以上，召开全行业性会议都在100次以上。针对这种情况，邮电部、铁道部、水电部、地质矿产部已经制定措施，保证把原计划今年召开的会议压缩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水电部、邮电部等规定今年印发文件的总量要比去年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其中邮电部还计划把原有的27种简报压缩调整为三种。水电部明确提出，今后在部内各司局之间和与部长之间，能当面解决的问题一律当面解决，不搞“文件旅游”。

第1版()专栏： 李先念致电密特朗祝贺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今天就中法建交二十周年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向他和法国一切致力于中法友好的人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贺电说：“中、法两国建交是在已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戴高乐将军的直接关怀下实现的。这一事件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二十年来，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合作的领域日益广泛，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中法两国有许多共同点，保持着良好的合作。1983年5月，总统阁下的访问把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水平。 “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法友好合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一如既往，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一定会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法友谊之花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开放得更加绚丽。” 李先念在贺电中“向开拓两国关系的伟大先驱者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向友好的法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第1版()专栏： 庆祝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李先念会见并宴请法国客人 宾主赞扬两国友好关系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李先念主席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建交二十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出席宴会。 专程前来我国参加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法国政府代表、工业与研究部负责邮电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路易·梅克桑多和教育国务秘书罗歇·热拉尔·施瓦曾贝格，以及由克洛德·埃斯蒂埃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先念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法国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我们都奉行独立的政策，不听别人指挥。我们都主张世界上的事只有平等协商才能获得解决。两国建交二十年来，尽管世界上风风雨雨，危机和冲突频仍，我们各自国家也都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中法关系却始终在稳步地向前发展。李先念说，建交二十周年应该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他希望一切热爱和致力于中法友好合作的人们，再接再厉，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做出更大的成绩。 他强调说，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中法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助于缓和国际局势，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他还说，不久前，我收到了密特朗总统邀请我访问法国的信件。我很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并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这一愿望能付诸实现。 梅克桑多在讲话中说，法中两国人民有着古老的文明，长期以来一直是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他们之间的友谊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法中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都追求同样的目的，并且勇敢地表明自己决心自力更生，在世界事务中发出独特的、受到尊重的声音。 他强调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必须遵循民族独立、人民自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的原则。他说，我们决不接受强权政治。无论是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靠侵略和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是不能持久的。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地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有权确定为保障安全而应具备的条件。我们两国都致力于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并经常站在一起捍卫上述原则。 出席宴会的还有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中国前驻法大使黄镇、曾涛、韩克华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李先念主席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工业与研究部负责邮电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路易·梅克桑多和教育国务秘书罗歇·热拉尔·施瓦曾贝格，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对法国在外交上表现的独立性表示赞赏。他说，中法两国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我们双方都要为进一步稳定地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梅克桑多表示法国希望法中关系每天、每月、每年会增添新的内容。 会见时，梅克桑多转交了密特朗总统给李先念主席的一封信。李先念对此表示感谢。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会见时在座。 梅克桑多和施瓦曾贝格是应邀前来参加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李先念主席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克洛德·埃斯蒂埃，对他来中国参加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庆祝活动表示欢迎。 李先念向法国客人介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中国为了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埃斯蒂埃赞扬中国从事的规模巨大的建设，并表示要为进一步发展法中友好关系而努力。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柴泽民和法国驻华大使马乐等会见时在座。（附图片） 李先念举行宴会，庆祝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图为宾主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搬“文山”填“会海” 本报评论员 文件泛滥，会议成灾，是当前官僚主义的一种普遍而突出的表现，在整党中非解决不可。黑龙江省委和煤炭、水利电力等部已经行动起来，下决心解决“文山会海”问题，他们做得很对。 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很少。大多数同志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想把工作做好，把局面打开的。但是许多人被连篇累牍的文件缠住，被没完没了的会议拖住，很难抽出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有的领导人白天“下海”（泡在会议中），晚上“爬山”（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夜以继日，你能说他不辛苦，但还是免不了犯官僚主义。有些新上任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也陷入“文山会海”之中，难以有大的作为。这个“文山会海”问题不解决，只能滋长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开创新局面是要落空的。 造成“文山会海”，有种种原因，与体制有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领导作风、领导方法的问题。精简会议和文件，各级领导机关是有很大主动权的。“文山会海”并不完全是中央机关、上级机关造成，你自己也在那里为“山”增土、为“海”开源嘛。比如，中央发一个通知，你那里就发一个并无实际内容的关于贯彻中央某个通知的通知，这不就使“文山”越来越高？解决“文山会海”，需要上下一起动手。当然，首先要求中央的机关带头，因为“始作俑者”是它们。它们做出好样子，也会对下面产生好的影响。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是我国人民很喜爱的神话传说。让我们就以愚公和精卫的精神，搬掉“文山”、填平“会海”吧！

第1版()专栏：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胡乔木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百篇，专门的讨论会也开过好多次。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广泛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和解决争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来共同进行的一项巨大工程。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争论中的很多问题，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关于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问题，我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将专门谈到。当前的争论，首先在于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没有区别人道主义的这两种含义，而且大都把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历史、指导现实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理解和宣传。当然，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意见不尽一致，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这种宣传的文章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因此，我的讲话也就围绕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而不以某几位作者的某几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为对象。 下面，我讲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因为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马克思本人的话不免引用得多一点；这也有好处，可以帮助大家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种种答案。从根本上说，是两种答案：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于十四——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世俗（即非宗教的）生活，提倡禁欲主义等观点，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要求尊重“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主张“顺从你的意欲而行”。他们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义，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人文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神学，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的思潮跃居历史的前台，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尽管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历史观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也好，启蒙思想家和其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也好，他们所说的人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注〕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主张以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或通过教育，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人道主义者提出“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口号，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①。 （注：人性本来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人类的共性， 可以跟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等概念相对待。但 是历史地考察起来，人性又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发 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 文化教养、心理特征等等，人性有它的纷繁的演变和分 化。尽管并不是没有人类的共性可言，但是要用这种共 性（无论关于它的解说可以怎样丰富）去解释人类社会的 历史发展，却不免显得太贫乏了。这里和下文所说的关于 抽象的人性的主张，就是指不认识或不承认人性的历史 的演变和分化，而只承认一种所谓为全人类所共有并有 永恒标准的人性。这是一种非科学的抽象，它跟人性作 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抽象是两回事。至于人类学、社会学 （包括民俗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具体科学部门和文 学艺术，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和表现历史的、现实的人和 人性，当然是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这些研究 和表现，当然也不应该指责它们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 的人性论。）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合理社会的设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来设计他们的改革方案，来构想他们的合理社会。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上世纪末说得很中肯：“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②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不过是人性或者说人类理性的迷误；消除这些黑暗和罪恶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社会主义正是理性、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世界。由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谈论人性、人的本质，并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在历史观上依旧停留于唯心主义。他们在考虑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必然忽视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现实斗争，而去指靠抽象的概念、笼统的全人类和唤起人性、改善人性的人道主义说教，并且往往还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杰出的统治者身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空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包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它只能是幻想的武器。用幻想的武器去进行战斗，当然不可能解决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现实任务。空想社会主义始终没有为人类解放找到现实的道路，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不就是历史的证明吗？ 要丢掉幻想的武器而掌握现实的武器，就必须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同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决裂。这种决裂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③。 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的概念为出发点，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④历来的思想家在解释历史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基本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事实和它的全部意义，从这里出发，发展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完整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过这样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⑤ 因为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科学的回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革命斗争才得到科学的指导，并因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解放。这不同样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的吗？ 有些同志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物”，不讲“人”，“见物不见人”。这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某些编得不好的教科书之类，是另外一回事）。历史唯物主义在展开它的全部学说时并没有抛开人，相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了人的历史，说明了人如何创造历史，并且指明了所有的人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即全人类得到解放的科学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讲“物”，恰恰是讲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讲人们和物质即自然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产力，是讲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跟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它认识到人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通过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首先是阶级斗争）来创造历史，因此，归根到底，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创造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抛开历史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人、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谈论，而把这一切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因为只有这样，社会的人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解决。列宁在比较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⑥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和不能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不是相反，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我们现在这场争论中的一个根本分歧。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它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经历了各种形态、但都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⑧。同时，马克思还为此而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各种流派坚决划清界限。例如马克思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⑨。出发点的变化，新的出发点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划分时代的根本变革和伟大发现的开端。有了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停留在旧的出发点上，无论怎样变换形式，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作一个极重要、极新颖的命题提出来宣传，一方面又极力模糊以“人”为出发点同以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这新旧两种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试图把它们说成是差不多的东西。有的同志声称，这个命题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似乎有了这个申明或其他类似的申明，他们就离开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的简单申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的实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逻辑矛盾：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笼统的、没有分化和没有差别的，就需要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既然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谈“人”，并由此来谈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需要”、“人的自然欲望”等等，那么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命题。马克思自从找到了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来谈人，他所说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⑩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有人的共性，但是强调这种共性，作这样一种抽象，对于认识资本家和工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有实质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1）。如果不是这样从分析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笼统的“人”和“共同人性”出发，就根本不可能指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历史的必然，也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还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话，来为他们这个命题作论证。这些同志无视了一个基本情况，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究竟以什么为出发点，早就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唯物史观的时候说过：“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2）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3） 马克思1879-1880年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驳斥了这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以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商品价值的论点，指出：“‘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跟从人出发的方法相反，马克思申明：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4）。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是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还是相信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们呢？ 不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清清楚楚的说法，反复摘引还没有完全脱离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从人本主义那里沿袭下来的一些说法，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以及“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等等；或者引用马克思后来的成熟的著作中的论述，而不理会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不理会这些论述同摘引者自己立论的矛盾，怎能不把问题越说越糊涂呢？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出发而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容回避和含糊的。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实际上就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人--非人--人”这样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概括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各种人道主义学说对人性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并不使用人性异化的概念，它们提出的历史公式却是类似的，如“理性--理性的迷误--理性”，或“公平--不公平--公平”，等等。按照这类公式，似乎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完美的、真正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发展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从原来的人异化成为非人（或假人）；而在人类社会的未来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又得到了复归，从非人（或假人）复归成为真人。难怪现代西方竟有神学家把这类玄学的历史公式同“乐园--失乐园--复乐园”这种神学的历史公式相比拟，并把它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企图把宗教、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调和到一起。这很难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开玩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本身也在发展，虽然有历史的曲折和歧途，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是进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而不能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没有任何理由把远古幻想为乐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怎么能够一般地把它看作是人性的倒退呢？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的阶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门，从此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同样，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巨大进步，虽然这些进步都是在阶级对立的状态下发生的，因而伴随着许多的罪恶、苦难和堕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5）至于共产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更是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伟大进步、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固有的人性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为了说明只有在共产主义下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要把这以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文明史当作“非人”的历史加以抹煞。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没有过去时代的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 总之，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却企图抹煞这种对立，而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誉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和归宿）。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要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马克思主义，要用抽象地谈论人性、人的价值，确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来“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只有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本来面目的、完整无缺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被歪曲和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人、人性、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谋求人的问题的解决。它拒绝“人类天性”这一类的抽象议论，而着手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寻找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就不是各种人道主义的说教和各种合理社会的空想，不是抽象人性的神秘“复归”，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对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这是过去的一切志士仁人都没有找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然没有也不会丢开人，而正是为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找到了现实的革命的道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是科学的结论。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需要并且实际上是在继续发展；但是现在笼统地宣传人道主义的许多同志们的主张，同科学发展的要求正好相反，是要使我们的历史观从唯物主义倒回到唯心主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倒回到空想。 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 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 或者有同志会问：“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其他剥削制度社会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个命题是不是有它的意义呢？这实际上是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继续有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吧。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利益。〔注〕但是，社会主义将怎样来实现这一切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呢？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呢？有一些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实际上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在革命和革命以前的时期适用，现在已不适用，而要代之以人道主义了。他们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是目的”，“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自身”，还说“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程度是考察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综合指示器”，“我们要努力为消除异化现象，提高人的价值而斗争”。他们似乎认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理想中那么美好的境界，就是因为还缺乏这些观念，如果在全社会普及了这些观念，就能保证实现最美好的境界。究竟这些说法是不是正确，能不能够指导我们前进呢？ （注：按照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和 义务，从理论上说，这里把“劳动人民”换成“人”也 无不可。而在实际上，大家都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社 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守 法的劳动者，人还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虽然在许多方面 努力为所有的人服务，例如向他们提供各种消费手段、 教育手段、就业机会等等，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为社 会服务，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反革命分子和从事贪污盗 窃投机诈骗抢劫杀人等活动的破坏分子。因此，不能认 为简单地变换提法就有多么了不得的意义。） 如同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一样，在新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前进仍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为指导，反对种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这并不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还没有最终消灭阶级划分，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因而阶级斗争在我国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说明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科学，它是说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动力的原理，不仅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而且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武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仍然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矛盾，仍然需要在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中前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的人民，比革命以前获得了远为广大的自由。但是人们的自由只有在对必然的认识和根据这种认识而进行的对世界的改造中才能实现，这个客观规律的有效性同以前一样，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远大的前景。但是社会主义是科学而不是魔术，不可能使人们的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得到实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6）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我们都需要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的规律，依靠人民的努力，在既定的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所创造和继续加以完善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使我们能够比旧社会远为迅速地前进。但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基础的落后却是长期的历史所造成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实行不承认主义。“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经常记住马克思的这句话，会帮助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所揭示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这在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显得特别迫切，因而它很自然地成为全国人民的首要愿望。人民知道，只有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地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逐步满足人们关于吃、穿、住、学习、研究、劳动、创造、交往、旅行、娱乐、休息等等的需要。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活动，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都要围绕着并且服务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我们的党和国家从开国初期就很注意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生产力。中间犯过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错误，也犯过忽视发展生产力（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实行平均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从指导思想来说，都是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背离了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力求忠实地遵循各种科学的规律，因而正确地确定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同这一战略转移相适应，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开始获得了公认的显著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离开党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还很远，工作中也还不能避免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应该竭力避免这些，但即使借助于计算机，究竟也不能完全避免，这或者就是人性不同于所谓神性的所在之一吧）。如果不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现实的经济文化条件，不从这些条件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切实地进行各种建设，解决现实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或者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积极的切实的建议，那么，任何关于“人是目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抽象讨论，无论讨论者怎样真诚，动机怎样善良，都不能使我们在实现这些目的、价值、尊严方面前进一步。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凭借关于“人”的解放的抽象议论，“‘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18）。 由此可见，不仅历史上存在过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只要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仍然会陷入某种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不同于从前的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今天只能起消极作用。因为它散布一种幻想，以为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或者就应该无条件地完全实现人的目的、需要等等。而当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历史限制还不能完全实现这些要求时，它就有可能影响一部分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去怀疑社会主义的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理解，人们的需要等等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具体地研究人们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如何发展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建设以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是我们必须积极进行的科学工作（应该承认，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普遍注意）；倘若只是抽象地提出来，那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实现。 拿“人的价值”来说。这在现在是一个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不管人们给予它的含义如何多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离开人在社会中的劳动，离开个人同他人、同集体、同阶级、同社会的关系，来抽象地、孤立地谈论“人的价值”。荒岛上的鲁滨孙和土人“星期五”在互相发现以前，无所谓人的价值和尊严；只在互相发现以后，他俩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这些问题。历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的价值”；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出现才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价值观，一般地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个人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所谓“商品拜物教”、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的阶级意识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宣称“人的价值就在人自身”，似乎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现实，恰恰是对这种虚幻口号的讽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9）固然，没有任何个人也就无所谓集体或社会，但是没有集体或社会，任何个人首先无从存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也是依靠社会所给予他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依靠社会所留给他的一些工具，才能生存了一段时间），更谈不到他的价值和自由。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更不行，所以说根深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到每个个人的价值。由于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才使全体劳动人民从而使它的每一个份子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或社会价值），才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更充分地实现全体劳动人民和他们中间的每个个人的价值创造了前提。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从社会对个人这方面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我们实现更高的人的价值的，已经不是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主要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某些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等等。例如，尽管我们党和政府这几年来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做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现在不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有的地方还很低，城市住房还比较紧张，一部分青年的上学、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党和政府的某些机构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良作风；社会上还有各种为非作歹的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浪费、破坏生态平衡、男女不平等、虐待妇女儿童、早婚多育、迷信、不卫生、不文明等落后现象。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动员人民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为消灭种种落后的和消极的现象而斗争。这需要全体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有计划地发展生产、盖房子、办学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扩大就业门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整顿党风、打击犯罪活动，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等等。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人性”。这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以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的问题吗？ 尤其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只从社会给予个人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因为社会要能够提供实现其每个成员的“人的价值”的条件，首先就需要把它们创造出来。所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从社会、从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规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而且都把为社会、为他人尽其所能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应该从伦理角度反映这种关系。所以，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看来，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在我国，在今天，首先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承认和重视个人的需要、享受等等的重要意义，而且正是为此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因为有所贡献才能有所享受。只有人人都为社会作贡献，社会才能根据这种贡献的总和，扣除必须扣除的部分，来满足每个人对享受的需要。享受和劳动不可分，一如权利和义务不可分，自由和纪律不可分。这是极明白的道理。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理解，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是更强调从个人贡献于社会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例如宋朝的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0），就包含着这种意思。著名的正直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更明确：“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21）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因斯坦所能深刻理解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成为常识的道理，我们的一些同志竟然不加考虑，而一味片面地从个人需要的角度提出人的价值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他们以为这是针对过去“左”的错误而提出的救世药方。过去发生过的忽视人民群众生活的“左”的错误确实需要纠正，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作了巨大的努力来纠正，但是这样抽象地片面地提出问题，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 至于“人是目的”，这原是十八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口号，是针对人没有成为目的、仅仅是手段的社会提出来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时候，只把他们当作手段；社会主义当然要根本改变和永远结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一些同志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并把这样的口号当作深刻的哲理，这就走入了歧途。在“人是目的”的问题上，如同在“人的价值”的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是目的，只有实现人民是目的，才谈得到实现人民中的各个个人是目的。社会主义铲除了剥削制度，使人民有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从此就只是目的，不再是手段呢？不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本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人民及其每一个份子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目的。但是人的利益并不会自动实现，无论人可以怎样广泛地利用机器和其他工具，归根到底，仍然不能离开人本身的劳动。就是说，为了达到人是目的这个目的，人还是免不了要充当手段。当然，这跟历史上剥削阶级把人当作手段截然不同。首先，这里目的和手段不是分属于剥削者和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统一在人民自己身上；其次，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不是被迫作别人的手段，而是自觉地充当人民（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手段，起码共产党人和人民中间的其他先进分子首先要自觉地这样做。 充当手段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丧失人的尊严和荣誉。这除了是否自愿以外，还决定于为什么目的而充当手段。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劳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把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生命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手段，正是人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地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手段，并且以此为无上的光荣。党也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亦即自觉地充当自己的手段。充当手段也不一定就是痛苦或牺牲，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即人的劳动，在消除了剥削之后，在自觉进行的条件下，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日益成为生命本身的需要。对于人类的先进分子说来，即使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时候，目的和手段也不是对立的。马克思在艰苦条件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难道他在奋斗中就不感到愉快吗？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俯首而为孺子牛，不是仍然自以为甘吗？中国红军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而胜利完成长征的时候，不是象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篇所描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吗？我们一切忠贞的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后，无不以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乐事，而以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痛苦。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享受和劳动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离开人民的、社会的需要去宣传“人是目的”，去追求什么“自我设计”、“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等等，势必导致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极端个人主义。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也仍然摆脱不了做自己个人不高尚目的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把人的价值、目的、自由等等抽象化，看成是非历史的东西。不能从概念出发，向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提出实际上无法实现的要求，而只要个人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就抱怨“人的价值”被贬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视了，“不把人当人看”了；因为被要求为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务，就嚷嚷“人被当作手段”了，人“异化”了。这种观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的。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很多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的事业每天都在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发挥出来。为此，同革命年代一样，需要人们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需要人们艰苦奋斗，甚至需要个人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但为了守卫广西、云南边疆的安全，不但为了修筑新疆、青海、西藏的公路和铁路，不但为了抗御洪水，不但为了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是为了让天津的人民喝上滦河水，不也有十七位解放军指战员和四位民工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代价吗？为了保证拥挤在华山危险的狭路上的游客的安全，抢救其中已经坠崖重伤的人，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为主体的英雄群体挺身而出、舍己为群所表现的崇高精神，哪一个当代热血青年能不为之激动和引以自豪呢？难道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正是以人民的利益、价值等等为目的的吗？有的人道主义宣传者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人的世界不断贬值，物的世界（包括权力）不断增值”，模仿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时使用的词句来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不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宣传会把人们引到哪里去，还不值得大家深思猛醒吗？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我们反对人道主义的抽象宣传，反对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但是，我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们要求对人道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前面已经说过，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于人道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具体作用，则要作具体的分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尽管它总是抽象地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总是以全人类的普遍性形式出现，但就其实际的历史内容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潮。这种人道主义思潮在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准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伪善性质随着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而日益增长。这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常常成了资产阶级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甜蜜补充，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它的影响常常成为革命斗争的销蚀剂。当然，在这个时期，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还在使用人道主义的武器。就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不乏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反对霸权主义所制造的战争危险，反对核竞赛，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维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等等。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者无疑仍然应该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只要他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坚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阻碍人类进步的罪恶现象，他们就可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例如法国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和阿拉贡，科学家郎之万和约里奥·居里，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这里只说各人的原籍），英国作家萧伯纳和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德国作家亨利希·曼、托玛斯·曼兄弟和布莱希特，科学家爱因斯坦，美国作家德莱塞、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新闻记者斯诺，智利诗人聂鲁达，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作家泰戈尔，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宫本百合子和经济学家河上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不容讳言，人道主义者中的许多人由于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又远离甚至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样，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反人道暴行的斗争就难免软弱无力。至于反动资产阶级政客和论客们口中的所谓人道主义，完全用来粉饰帝国主义，攻击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反动了。因此，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要区别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倾向，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我们所要宣传和实行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在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前进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区别在哪里呢？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还要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也不应该忽视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伦理道德的历史变化给以科学的说明，找出它同它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及它同依附在同一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要求新社会的建设者们在建立新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努力建设同它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如同建设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其他部门一样。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伦理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当然有本质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又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并不是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分类归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语言、理论数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体育竞技活动，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例子），此外，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制度的改变从不曾也决不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整个中断和整个重建。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方面看，新的社会总是要从旧的社会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改造许多属于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的东西，伦理道德也是这样。所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上不同于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同它有一定的批判继承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过许多伦理道德理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理想，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前的时代里提出过的最高的伦理道德理想。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伦理道德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尽管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个人可以在实践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方面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品格，尽管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改良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使这种原则的某些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使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很大范围内只能流于空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新的经济基础，保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种新的、更高水平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有充分的可能真正实现和逐步更完满地实现。因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的合理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历史上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幻想而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为现实。空想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放全人类、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一些社会理想，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所继承，并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找到逐步实现的现实道路。 当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依附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为在将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和发展了作为对待人的伦理原则的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所说的对待人，首先是指绝大多数人；下面将要说到，人民对待已经投降或已经不能为害的敌人，也实行特定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发展，革命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前身。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 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们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革命人道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那种人道主义不可能帮助我们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更不可能帮助我们找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用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包围和夺取城市等革命道路。但是，在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革命过程中，作为革命伦理原则的革命人道主义同我们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拿我们的军队来说，由于它的性质是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差不多从红军创建的时候开始，就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的一、三两项纯粹是军队内部的纪律，并不涉及军民关系，这里作为一个整体说，所以未加分析），实行官兵平等和“三大民主”。我们的人民军队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人道性，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旧中国的反动军队里，官长不把士兵当人，军队不把百姓当人，更不把俘虏当人。而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官兵是同志关系，军民是鱼水关系，所以官长不打骂士兵，同士兵共甘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对俘虏也不虐待，不搜腰包，愿意留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俘虏一般也是阶级兄弟，只是由于反动军队的压迫和欺骗才进攻红军，而在成为俘虏以后，他们就获得了自由，有了觉悟的可能）。这一切都是由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和政治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它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医疗工作方面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从伦理方面反映了我们的革命的性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全国解放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剿匪反霸，救济失业，消灭娼妓乞丐，禁止贩毒吸毒，使全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建国初期，在国家财政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实行劳动保护和公费医疗。对于旧中国几千年束手无策的水旱灾害和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等病害，人民政府依靠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抗灾斗争和除病灭害斗争。象这样解除人民群众疾苦的事情不胜枚举。这些是我们的制度和政权的政治职责和经济职责；同时，也体现了它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坚决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的时候，对于剥削阶级的人们，除了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分子以外，我们仍然努力帮助他们在劳动中转变为自食其力的人，参加到劳动者的行列中来。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这是为了保护人民；同时，只要有可能，对于一切不需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包括伪满洲国 “皇帝”溥仪、国民党的军政党特要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军官，我们都给予人道的待遇，并且分别给予改造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或者遣送回国。这些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敌人骂我们反人道，而事实恰恰证明，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真正实现了先进人类所长期追求的基本的人道精神。 比起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新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范围和丰富了内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使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归于一致。这样，社会就应该和能够真正做到对每个劳动者及其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尊重，就应该和能够真正把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就应该和能够为劳动者的才能的发挥和发展逐步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之间，就应该和能够真正建立起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排除旧社会那种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就应该和能够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广大范围内形成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民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不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在先进分子的模范行动的带动下，逐步形成的。无论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提倡一事当前，先为别人、为人民着想，提倡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祖国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指出一个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2）。这些都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精神，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和革命品德；同时从对待人的伦理原则这个方面说，也体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革命的伦理道德准则约束自己，教育我们组织起来的队伍，教育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 以上的这些说明，是不是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说得太宽了呢？提倡共产主义的道德，同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从革命军队的政治纪律、民主精神到人民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措施以至于法制等等，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上来说明作为伦理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是要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都归入人道主义，而是说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必然具有它们的社会主义伦理的意义，就这一侧面而言，它们也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表现。人们之间的很多伦理关系，不能不联系到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而成为它们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的实现，是同经济、政治、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的，并且只能以这种改造和建设为前提和基础。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所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联系而不是离开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来说明、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体中，它们居于不同的层次。共产主义道德是现时代人类的最高道德，属于这个总体中的最高层次、最高要求，是对先进分子的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属于这个总体中的较低层次，作为道德要求，它具有大得多的广泛性，就是说，它能够也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个总体还包括其他程度不同的较低层次。所有这些层次，以及它们的许多方面，又互相联系和渗透。共产主义道德不能脱离开其他层次、其他方面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应该同这些要求密切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还要通过这些要求而体现出来并赋予这些要求以更高的意义。例如，一个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就必须联系和通过模范地遵守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其中就包括对待病人的人道主义原则）来体现，而同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的医务道德就把传统的医务道德提到更高的境界。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可不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含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而只是作为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原则，那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并无不可。不过，如果没有必要的说明，这个提法有可能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的互相混合、互相纳入或互相归结，从而引起概念的混淆。事实表明，作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如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提法一样，表明它们是从属于一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含义更为明确。 在今天，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首先是对于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分子、普通服务人员和普通顾客，尤其是对于普通妇女、普通儿童、普通老人和有残疾的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同这些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且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的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必须对共产党员、对干部、对群众、对青少年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这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如果那样去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象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总之，我们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要同那种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完全不同，引来了一系列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价值出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出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界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为前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诉诸人性、人的理性，诉诸全人类，诉诸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善心，鼓吹“勿抗恶”，反对革命暴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反动统治和剥削的阶级斗争，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已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仍然必须同打击和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认为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要为集体服务，主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表面上看，抽象人道主义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其实它是狭隘的，因而有不可避免的虚伪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它是真诚的、现实的，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和进步性。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随着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我国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 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 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制度。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不少错误和挫折；就在现在，在纠正了过去的严重错误以后，也仍然存在不少的缺点和弊病。毫无疑问，工作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都需要我们正视和克服。问题是在于，应该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看待这些消极现象，怎样才能正确地解释和克服它们。 我们认为，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过去的错误、挫折和现存的消极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针对不同情况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办法。有一些同志却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同抽象地宣扬人道主义相联系，他们把马克思用于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的概念--异化，引伸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把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曾经发生过而已经解决的和现在仍然存在或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曲折、缺点、弊病，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某些同志在夸张中虚拟出来的所谓缺点和弊病，统统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似乎只要盖上异化的印记，问题就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药方。“异化”论真有这般法力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对异化这个词做一点历史的回溯和考察。 这是一个外来词，原词含有转让、疏远、脱离等义，并不能都译为异化。异化一词在近代西方逐渐进入哲学、社会学著作，但不同的著作家赋予它的含义并不一样。黑格尔用异化说明主体和客体（包括劳动者和产品）的分裂、对立，说明所谓“绝对理念”的 “外化”为自然。费尔巴哈用异化说明和批判宗教，认为宗教由人所创造而又主宰了人，上帝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在批评唯心主义时也认为它是人的理性的异化。其他使用异化概念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各有各的用法。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和文艺评论中的异化一词，意义更加含混，大致表示疏远、孤独、陌生、无能为力、没有目的、没有准则、没有意义等等。异化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流行一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使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生活感觉迷惘、荒诞和绝望的表现。 关于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情况，在他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前和以后是很不相同的。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1844至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23）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飞跃。在写这个《提纲》以前，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用异化来说明宗教的方法的影响（这里也有黑格尔对劳动的分析的影响），提出劳动异化的思想，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来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走向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步。书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但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在对他的经济分析和实际结论作哲学论证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思辨哲学的方法，也就是从某种抽象概念或抽象公式出发，把对象纳入这个概念或公式的方法。在写这个《提纲》以后，马克思迅速地完全摆脱了这种方法。他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是把“异化”作为当时“哲学家易懂的话”来使用，并且申明只是“暂时还用一下”（24）。而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没有使用异化概念，而且批评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之类的“哲学胡说”，使它们变为“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25）。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前所写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在这以后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工资、价格与利润》（1865年）等一列重要著作中，在马克思全部读过并参加了部分写作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都没有使用异化概念。 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是不能揭露事物本质的，他已经超越了这种理论和方法，而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他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历史；他也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而是用剩余价值学说来科学地说明它们。他对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为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却没有加上异化之类的“无谓思辨”。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超越了异化的理论和方法，才建立和发展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确，如果异化理论已经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那就不需要历史唯物主义了；如果异化理论已经能够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那就不需要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对整个资本运动的科学研究了。那样，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产生了。 热衷于异化理论的同志们喜欢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准备写作《资本论》的手稿中使用过异化概念。这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只要用客观态度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使用异化概念，并没有把异化看作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基本规律。他明确指出：“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26）。同时，在他用异化概念来表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其他现象的时候，他并不认为异化概念已经能够说明这些现象的本质，在他看来，这些异化现象的本质是有待说明的，是要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他对资本运动的整个科学研究来说明的。而且，作为表述的概念，他也并不认为它是不可代替的。马克思未及最后整理的传世遗稿中，异化一词使用得比较多些；但在他1867年完成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有四处使用了异化（27）；而在他1872-1875年亲自作了大量校改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他在1878年还曾写信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要求他“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28））中，只有一处保留了异化，其他三处都改换了表述方式，就是明证。 总之，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那种把异化说成是被马克思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因而成为说明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一般方法的观点，同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相容，更不用说那种认为异化是一般规律，也应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方法的观点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它要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认为马克思没说过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能说，马克思说过的话就句句都是不可变易的真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把它引向后退。推进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对某些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引进、创造某些新的概念，都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实践的检验。有些同志说，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他们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如果不承认这条历史分界线，把马克思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对抗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搬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严重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异化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异化的说法，或者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旧社会的遗留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现象叫做异化，这同他们自己的异化定义相矛盾；或者是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由于自己的活动必然要产生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这倒是符合他们的异化定义，但等于说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样的。从异化的抽象公式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和对抗性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同志从他们对异化的定义出发所罗列的社会主义的几种所谓异化现象。 一是所谓“思想异化”，用异化来说明个人崇拜现象。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挫折。它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作了错误估计，因而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实际上依靠了一批阴险毒辣的投机分子。他的错误估计和错误领导所以能够支配全党，当然同当时已经形成的毛泽东同志的极大权威和对于他的个人崇拜有关。对于个人崇拜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决不能抄袭费尔巴哈说明宗教的方法，简单地用异化来说明，而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革命实践的发展来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反对和斥责个人崇拜，但他们都没有把它说成什么异化或异化的萌芽。它所涉及的如何正确评价杰出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问题，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给以正确的说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和敬仰，是由于他长期正确的领导作用和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这种敬仰的形成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即令有人表达这种感情使用了不准确的措词，但说不上是什么个人崇拜。中国革命由1935年到1956年间的胜利发展，正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后来正常的敬仰逐渐变成了个人崇拜，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本人由于成功变得不谨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直至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另一方面，它又同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处于正确地位，而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 （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还不成熟这种情况有关。个人崇拜现象当然是错误的，它的恶性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对社会主义事业大肆破坏，并且制造了很多反人道的野蛮罪行，使很多党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极大的不幸。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已经依法受到严惩。我们党坚决谴责“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情况仍然很复杂，不能把它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智慧，已经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个人崇拜等现象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并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和避免重犯类似错误的办法。这种总结所依据的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什么异化理论。企图以“思想异化”来说明个人崇拜现象，除了给人一幅简单化的漫画以外，丝毫不能说明事件的原因，更不能说明党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拨乱反正。 二是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 在我们的社会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有不健全的地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体制有不合理的地方，某些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甚至存在以权谋私、欺压群众等等腐败现象；同时，某些不觉悟的群众也有一些违反国家法律，破坏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危害其他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利的行为。这两种不同方面的消极现象，都是长期剥削制度社会影响的遗留，而不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什么异化。对于这些旧的残余，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不断地加以揭露和纠正，现在正在进行更坚决的和更有系统的努力，从思想作风上加以整顿，从组织上加以清理，从体制上加以改革，并且对于一切严重违反刑法的罪犯（无论是官是民），依法实行严厉的打击。所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用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来说明上述各种消极现象，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歪曲了客观事实，同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在政治权力和国家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天真童话，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这些现象得到科学的说明。恩格斯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经济政治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用异化来说明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同样，马克思主义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国家权力成为人民的权力，从而也就为最终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创造了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空想家。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它作人民民主专政，这同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毫无共同之点）是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在国际国内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没有它，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天也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任何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都不仅要民主，而且要集中，要有完成各自任务所必须具有的集中的权力。即使作为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消亡以后，在国家和政党消亡以后，在民主已经成为习惯以后，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权威在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不但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难以进行，连交通的秩序都无法维持，对于巨大的自然灾害更无法进行有领导的和有效的抵抗。这是人们的常识。片面地崇拜民主、自治而否定集中、权威，认为民主本身就是集中，因而从根本上反对民主集中制，这大概是假定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群众投票，以便根据表决中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吧。那么，群众将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投票之中，并且群众必须人人是百科全书，对需要表决的任何问题都具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荒唐的“民主”不但在今天不可能想象，就在遥远的将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之，认为凡有权力的地方就要发生“权力异化”，这只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宣传所谓“政治异化”、“权力异化”的同志中，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深恶痛绝的。痛恨“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正当。因此，要提醒这些同志注意，谈论所谓“政治异化”、“权力异化”，把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老爷说成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岂不是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类的提法过于近似了吗？而那些提法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 “理论根据”吗？以那种“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有助于克服我们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等等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还愿意提醒这些同志，即令他们是站在正确的方面，他们也应该记得，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毕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同时，对工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潮以至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从未放弃过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曾经严重到导致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裂。他们在这些斗争中都具体地分析了这些倾向、思潮和派别的思想政治错误和它们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把这些倾向、思潮和派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异化呢？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严格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今天鼓吹“政治异化”论的同志们，何不学习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榜样呢？那样，他们或许会发现，在严肃的问题上轻率地玩弄异化的标签，离开马克思主义有多么远。 至于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象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这些同志对异化的滥用，至少说明如下两点：第一，他们为了把异化说成是普遍性的，是无所不包的，就不惜牵强附会，硬造出这种所谓“经济异化”的说法来。第二，他们是以脱离实际的轻浮态度和思辨哲学的高谈阔论来对待非常严肃、非常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指出，由于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工作的重心，这方面我们面临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切切实实地加以解决。耀邦同志曾经多次号召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而不要沉溺于空洞的概念的推演。我们的高谈“经济异化”和其它“异化”的同志们，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改变一下呢？ 归结起来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各种问题、各种消极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以及旧社会的传统影响即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还比较广泛地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国外资产阶级的影响又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新的制度、新的事物是人们创造的，不是天生的，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建设新社会的人们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许多事情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有些过去错误留下的后果今天还需要我们努力去消除。有些适合过去情况的制度和办法，随着情况的变化，在今天变成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阻碍我们前进了。诸如此类的情形，今后还会不断发生。我们今天社会中种种消极现象以及它们的多方面的原因，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层次。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只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学会从实际出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灵活运用这些理论，才能逐步地找出解决各种问题、克服各种消极现象的办法。抛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方法，把如此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异化，似乎有很深刻的内容，实际上思想极为贫乏。它在认识上不能推进任何对真理的接近，在实践上不能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相反，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 在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中，有的实际上已经根据这个概念的逻辑，引出了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处处都在异化，说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恰恰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些同志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申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异化是可以克服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没有提出论证，这种申明的意图总是比较好的。但是，这同他们把异化看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效的规律，却很难不自相矛盾。因为一切规律都不是人可以“克服”的，人可以克服的就不是规律。或者他们会说，人们只要发现了异化的规律，就可以根据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来控制它的作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克服”的本意。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异化并不象水和火那样既可为害又可为利，它对于社会主义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而是一种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因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在于能够控制这种灾变的产生和发展。这就不能不成为一种讽刺了。我们还希望一些具有某种善良愿望而主张异化论的同志注意到，有些人已经从异化论出发直接要求取消一切社会政治权力，一切社会经济组织，一切思想权威，一切集中和纪律，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当然不是那些比较善意地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同志们始料所及的。但是一个思潮有它自己发展的必然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理论在根本方向上不正确，就难免引起很不好的社会效果。这种后果纵然难以完全预料，却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不能不在事先加以认真考虑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说明可以看到，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历史背景。了解这种思潮产生的背景，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意义，是必要的。 这股错误思潮的产生，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本来我们党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对十年内乱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段历史灾难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仍然留下很深的阴影。有些同志从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从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左”的错误，走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对于我们党已经作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 “深刻”的答案。这就如同缘木而求鱼了。 这股思潮的产生，还有国际的背景。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各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其中就包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一些哲学流派。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少人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混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甚至加以颠倒，认为1844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后来是倒退了，这种倒退又为恩格斯和列宁所加剧。我国思想界有的同志接受了这类思潮的影响，以为发现了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陆”而加以宣传。另一些同志在这些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虽不随声附和，也感到难以鉴别和批判，或者认为无关大体，因而采取观望态度。这样，虽然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仍然不能够阻止它们的蔓延，以致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 这种哲学思潮的消极影响也波及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文艺界和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起来批评这种错误思潮，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那么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 我们的思想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学习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提高认识，改变过去那种软弱涣散的状态，积极参加这场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争论。关于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中央已经在一些文件、报刊评论、负责人的讲话中反复阐明了，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如同党中央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想战线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积极工作的，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主要的。无论是理论界或文艺界，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以及在其他问题上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都是很少数。当然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消极影响。既然问题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就有责任更积极地出来争论，批评这种错误思想，消除它们的影响，同时在争论中结合社会主义的实践，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至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过不正确观点的同志，总的来说，都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只能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认真的讨论以及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我今天的讲话，在开头已经说过，只是参加讨论，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也没有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通过这场讨论和争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将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注释 ①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5页）。 ②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 年版，第27-28页）。 ③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 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 论文）》（《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2页）。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⑥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 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7、606页）。 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 页）；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 页）。 （1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 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1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425 页）。 （14）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 41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1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 版社1975年版，第33页）。 （17）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36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 （20）范仲淹《岳阳楼记》。 （21）爱因斯坦《论教育》、《个人和社会》（《纪念爱因斯 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9、 51页）。 （22）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 出版社1952年版，第630页）。 （23）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版，第386-38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31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7页）。 （26）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 （2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 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626、668、708页）。现在这 个中译本中有五处使用了异化，经译者查明，第626页 另有一处不应该译为异化。 （28）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8年11月15日）》（《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 页）。 （本文是作者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发表前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原载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月刊》第二期。）

第2版()专栏： 认真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 全军政治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记者胡年秋、易俭如）人民解放军着力改革政治教育工作，使之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有效地提高了政治教育的质量。 为恢复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清除部队政治教育中“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要求，结合我军的实际，制定和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按政治教育大纲对战士进行正规、系统的教育，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较长时间，部队政治教育应景性的多，比较零碎。 一年来，全军各部队认真试行贯彻政治教育大纲，严格按大纲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对战士进行政治理论常识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教育。如政治理论常识教育，这是政治教育的基础。为了使战士了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懂得社会发展规律，设置了中国革命史常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等课程。服役期较长的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的战士增设了社会发展史常识课。通过教育，更好地激发了战士的爱国热情，提高了思想觉悟，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学思想武装的基础上。广大战士还运用所学的知识，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 试行战士政治教育大纲后，基层干部对战士在服役期间政治教育的目标明确，心中有谱。过去，没有大纲可依，没有现成教材，政治教育往往靠指导员唱“独脚戏”。现在，《大纲》规定了具体的施教内容和团、营、连三级分别任教，各司其责的方法，既保证了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教育的质量，又使指导员能腾出主要精力做好经常性思想教育。 根据《大纲》的要求，全军各部队还筹备了理论教育机构，普遍建立了干部理论训练班，培训了大批理论教员。今年开春后，全军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第2版()专栏： 帮助干部了解全局 开阔眼界 中宣部等联合举办形势报告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今天在这里说，从事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需要了解全局情况，了解总的形势，以便开阔眼界，增强做好工作的信心。 今天下午，中宣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形势报告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就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作了报告。邓力群主持报告会并讲了话。 房维中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取得了大幅度的、出乎意料的增长。第二，重点建设的规模有所扩大，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第三，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指标，有一部分已经在1983年实现或者接近实现，这就为全面地、如期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六五计划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邓力群在讲话中说，大家各自分工做一个方面、一个部门的工作，对自己方面、对本部门的工作和情况大体上是了解的，可是对别的部门、别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对全局的情况、对国内外总的形势了解得很不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今后我们要提供条件，帮助大家了解全局的情况，这样既可以开阔眼界，也有利于同志们学习别的部门、别的方面的好经验，改进自己的工作。提供条件，就是组织大家听取形势报告。 邓力群介绍说，中宣部同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已经共同商定，从现在起，将陆续请党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作形势报告。在今天这个报告会之后，还要举行国际形势和外交活动，农村形势和工作等报告会。我们设想，类似的报告会今年要举办10次左右，这要成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出席今天形势报告会的，有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解放军驻京单位、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以及这些方面其他的中高级干部，共6，000余人。

第2版()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阿拉伯四国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同所访问的四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是争取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阿拉伯人民的团结是制止以色列侵略扩张，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保证。 王任重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结束了对伊拉克、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为期近一个月的友好访问刚刚回到北京，今天上午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他同四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都认为，巴勒斯坦内部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王任重说，四国领导人认为，虽然他们所进行的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可能是长期的，但是他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谈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王任重说，四国领导人都表示，中国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对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是一贯的，中国是言行一致的。他们有同中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 王任重对这四个国家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政策表示赞赏，对这些国家在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这次全国人大代表团对四国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访问，加深了全国人大同四国议会以及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第2版()专栏：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同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宦乡、符浩、曾涛、吴茂荪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由克洛德·埃斯蒂埃主席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据接近会谈的人士说，在三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友好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中法两国议会外事委员会应加强合作，经常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从而为增进两国议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都认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先决条件。有关国家应对越南施加影响，使越南懂得它长期侵占柬埔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从而按照联合国决议行事。 关于东西方关系，双方都表示希望美苏能恢复对话，缓和关系，因为这对缓和整个国际局势是有利的。 埃斯蒂埃邀请人大外事委员会于明年派团去法国访问。宦乡代表人大外事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对此表示感谢。访问的具体时间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2版()专栏： 吴学谦致电谢松祝贺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就中法建交二十周年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长克洛德·谢松，对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贺电说：“中法建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国际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二十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交流与合作的内容不断丰富，领域日益广阔。 “面临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保持和发展中法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它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吴学谦在贺电中“祝中法友好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第2版()专栏：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第八轮会议结束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第八轮会议今天中午在北京结束。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中英双方于1月25日和26日在北京就香港问题继续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第九轮会议定于2月22日和23日在北京举行。”

第2版()专栏： 邓安佑举行澳大利亚日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邓安佑今天中午在国际俱乐部举行招待会，庆祝澳大利亚日。 我国石油部部长唐克、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招待会。 各国驻华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第2版()专栏： 中国丹麦第二批政府贷款协议在京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国、丹麦第二批政府贷款协议今天在北京签字。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出席了签字仪式。 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魏玉明和丹麦驻华大使何泽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字前，陈慕华国务委员和何泽高大使进行了交谈。

第2版()专栏： 中土经贸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协议纪要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国土耳其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协议纪要今天在京签字。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出席了签字仪式。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和土耳其外交部次长埃尔朱门特·雅伏扎尔普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伏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第2版()专栏： 《人民日报》代表团应邀赴罗马尼亚访问 本报讯 应罗马尼亚《火花报》邀请，以《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为团长的《人民日报》代表团于1月26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米库列斯库，《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等到机场送行。

第2版()专栏： 铁道部集会庆祝中朝国境铁路协定签订三十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铁道部今天下午在二七剧场举行庆祝中国和朝鲜国境铁路协定签订三十周年大会。 李鹏副总理以及铁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铁道部门职工共1，2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专程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以朝鲜铁道部部长崔德弘为团长的朝鲜铁路代表团以及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昌奎也出席了大会。 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李森茂在会上讲话说，三十年来，中朝两国铁路贯彻执行两国签订的国境铁路协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崔德弘部长在讲话中赞扬了朝中两国铁路职工紧密团结友好合作为两国的革命和建设所做的努力。 大会开始前，李鹏副总理会见了崔德弘一行，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金昌奎今天晚上在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中朝国境铁路协定签订三十周年。

第6版()专栏： 密特朗总统接见本报记者时指出 中国在发生深刻变化法中友好关系在加强 本报巴黎1月26日专电 记者翟象乾、马为民报道：在中法建交二十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密特朗今天中午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本报常驻巴黎记者，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当记者问“总统先生如何评价中法关系在这二十年中所取得的成果及其意义”时，密特朗总统回答说：“1964年，法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这是一个重大日子。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在发展，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有人对它却毫无理由地一无所知或对它表示反对。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恢复中国应有的地位，并开始同中国在经济、工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交往。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历史的亵渎。正如你们所知，四年前我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并且在中法建交前的1961年就亲自到中国访问。因为我当时就有这个信念，而且高兴地看到法国政府终于结束了这种局面，尽管它应更早地采取行动，可以说，法国的决定是积极的。因为，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两国有着十分相同的看法，同时，也都愿意推动为争取裁军与和平举行会议和开展对话向前发展。” 密特朗总统继续说，随后，我们两国开始了一系列的交流，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交流。应该说，我们相距很远，我们有各自的内部事务和我们所在地区的特殊事务。但是我们最终能改善、加快、增加这些交流。我对中国领导人的了解，允许我抱有这样的希望。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我在那里（中国）受到了引人注目的欢迎，访问之后，（两国）经济关系得到加强。我相信，当人们建立了谅解和信任关系，其它也就随之而来。这既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也正是法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将要走的道路。 他说，简言之，从历史上说，1964年的结识开辟了一个新时期；而从两国友好关系来说，这种关系不断加强，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合作和谅解。 最后记者问总统能否通过《人民日报》对中国人民讲几句话时，密特朗说，我要向中国人民说，首先，我向他们致敬，并向他们表达法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祝愿。我三次前往中国，而每次我都对这个国家人民的品质、巨大的劳动能力和智慧表示欣赏，他们把最悠久、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和今日的现实结合起来了。因此，我想向他们表示祝愿，祝愿他们运气好、工作好，祝他们能遥感到法国人民和我在一起庆祝这次纪念日。 密特朗总统还表示要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敬意。他说，我曾在1980年和1983年愉快地结识和会见了他们。我了解他们的作用，他们的经验。他们既注重保持自己国家的伟大传统，也希望发展必要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这样一场革命，任何国家都不能尽其伟大的现代化的责任。为了法中关系的发展、世界均衡以及世界和平，我愿向中国领导人传递友好的信息。

第6版()专栏： 民柬联合政府在柬境内举行内阁会议 决定维护团结，把抗越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曼谷1月24日电 据此间获悉，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今天上午在柬埔寨境内举行了第四次内阁会议。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会议，民柬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和民柬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团结、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会后发表的一项公报说：“内阁会议决定进一步维护民柬联合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团结，以便：一，把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直至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二，执行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五次决议，这些决议要求一切外国军队也就是越南侵略军，撤出柬埔寨，以便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内阁会议总结了柬埔寨人民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积极支持下，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民柬联合政府三方之间的团结在《吉隆坡宣言》的基础上取得令人高兴的发展表示满意。 内阁会议强烈谴责越军在1983年攻占农占、乍山和西哈努克村的居民点时，屠杀无辜柬埔寨平民的罪行；谴责越南侵略者对民柬联合政府的民族武装力量和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谴责越南侵占者在柬埔寨推行“越南化”政策。 公报说：“只有执行联合国大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五次决议，柬埔寨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为此，民柬联合政府重申，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以后，准备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和平和互不侵犯条约。” 公报说：“为了更有效地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内阁会议决定了1984年在柬埔寨国内外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并建议更多地召开内阁定期会议和三方国防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 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坚定地支持联合国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决议，阻止河内当局用分裂柬埔寨爱国力量的欺骗手法阻碍联合国决议的执行”。 会议对泰国和东盟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的友好国家给予柬埔寨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

第6版()专栏：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七届三次会议开幕 呼吁各国支持朝鲜关于“三方会谈”建议 新华社平壤1月25日电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第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平壤开幕。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吴振宇、朴成哲、林春秋、李钟玉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杨亨燮主持。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创造朝鲜和平的条件，促进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二、关于加强南南合作和对外经济事业，促进贸易发展工作；三、关于1983年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4年度国家预算；四、人事安排问题。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许锬就第一项议程作了报告。他在回顾了朝鲜政府为和平统一祖国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时指出，朝鲜最近提出的朝鲜北方、朝鲜南方和美国举行“三方会谈”的建议，是“决定性地解决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危险、创造自主和平统一前提问题的重大措施”。 在谈到有些人提出朝鲜北方和朝鲜南方进行“对话”以取代“三方会谈”时，许锬指出，这种说法“是不想真正解决朝鲜问题”。他说，美国掌握着南朝鲜的所有实权，不同美国会谈就不能实际解决把停战协定变成和平协定以及消除军事对峙的问题。 在谈到有些人提出的“让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也参加会谈的问题时，许锬说，对朝鲜今天存在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负有直接责任的唯一外来势力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怀疑有哪个国家会愿意同美国坐在一起来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许锬说，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就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找符合彼此利益的途径。他说：“今天，能否打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突破口，完全取决于三方会谈能否实现”。他要求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对“三方会谈”的建议“作出肯定的回答”。 会议一致通过许锬的报告，并就第一项议程通过致各国国会和政府的呼吁书。呼吁书要求各国国会和政府关心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支持朝鲜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斗争，为实现“三方会谈”的建议而积极努力。 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第6版()专栏： 法中友协庆祝法中建交20周年 新华社巴黎1月25日电 法中友好协会今天在巴黎的卢森堡宫举行庆祝会和招待会，庆祝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0周年。 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罗贝尔·洛库尔内主持了庆祝会。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国民议会副议长居伊·迪科隆，以及法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伊雷娜·德里普科夫斯基夫人、布吕内·德拉马尔夫人、雷吉斯·贝热龙、雅克·儒尔盖、莫里斯·蒙热、圣·玛丽和罗歇·埃切加雷红衣主教参加了庆祝会并出席了招待会。 法国前驻中国大使、法中友协名誉主席马纳克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法中建交这一事件的历史过程。他说，1964年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各大国必须接受的理智的必然标志。他指出，这一创举对后来的形势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972年，美国和中国开始打开了关系；1974年以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了数十个。马纳克指出，由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世界变得更为平衡了。 中国驻法国大使曹克强在发言中赞扬了中法建交的重大历史意义。 他说：“20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由于两国政府的重视和共同努力，中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一直稳步地发展。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互访，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曹克强指出：“中法两国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看法；中法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都有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已经取得新的进展。” 曹克强最后向多年来致力于发展中法友谊的法国朋友，特别是法中友协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6版()专栏： 泰外长说民柬联合政府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东南亚才能有和平 新华社曼谷1月25日电 泰国外交部长西提·沙卫西拉今天上午在这里接见新华社代表团时说，如果柬埔寨问题得不到解决，东盟关于把东南亚建成“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建议就不可能实现。 西提在接见时回答了代表团团长陈伯坚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谈到泰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亚洲的政策时，西提说，泰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的。它同其友好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不管其政治、社会制度如何。它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本地区的和平。 关于泰国对亚洲的政策，西提说，泰国致力于维护东盟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力求在与各国合作的基础上来提高人民生活。泰国对世界上一些地区，如黎巴嫩、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柬埔寨乃至拉美的敌对状况表示担忧，因为这些状况都与世界和平的全局有关。泰国希望各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共同努力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加强本国建设。 西提在谈到关于柬埔寨人民斗争的成就时说：“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的成立及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就是重要的成就。柬埔寨人民斗争是正义的，因此，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都投奔抗越爱国力量控制的地区。相信柬人民的斗争一定胜利。” 谈到越军在本旱季企图在柬境内发动的军事攻势时，西提说，这个旱季的特点是，柬埔寨抗越武装力量已深入内地打击越军，越军在雨季中在军事上受到不断打击，后勤运输困难，兵力难以增加，士气低落，因此，推迟了发动旱季攻势的时间，他们在军事上是不可能胜利的。他强调说：“越军在柬泰边界发动攻势，就可能危及泰国安全。如果越军胆敢入侵泰国，泰国完全有权利反击，因为我们是正义的。” 西提说，越南的侵略战争拖下去，越南势必更深地依赖支持它的那个大国，得利的反而是那个大国。泰国认为，有5，000万人口的越南不应该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敌对。（附图片） 民柬国民军一批年轻的指挥员在战争中得到锻炼，他们指挥国民军打击越南侵略者。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

第6版()专栏： 法国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法建交20周年 本报巴黎1月26日专电 1月27日是中法建交20周年。巴黎准备进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法国总统密特朗将于1月27日举行庆祝晚宴，招待中国大使曹克强，曹大使也将于26日晚在大使馆举行盛大的庆祝招待会。法国电视台定于26日晚8时播放胡耀邦同志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录像。 1月19日开始，巴黎国立图书馆举办了中国古籍手稿、书籍、版画、绢画、地图以及当时法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画等展览。观众特别感兴趣的是清代康熙皇帝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几件珍贵礼物，其中有公元前142年汉景帝颁布的丝质诏书和中国历代帝王画像等。 法国新闻视听学院和蓬皮杜文化中心在1月18日到23日举行了“中国电视日”，那几天不少巴黎人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心的两个放映厅欣赏中国的各种电视节目，包括电视新闻、纪录片、电视剧、京剧以及广告等。“亚洲文库”协会1月9日至20日在巴黎圆盘剧场举办了中国青年画展，展出了近年来我国青年画家的80幅优秀作品。法国观众反映，从这批作品里既可以欣赏中国画的传统风格，也能看到新一代画家的创新精神。 中法建交前1950年就已成立的法中友好协会，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1月25日，法中友协在巴黎卢森堡宫举行了法中建交20周年庆祝会和招待会。3月23日和24日，法中友协还将举办全国性的讨论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讨论法中关系，一些法国著名的政界，新闻界，文化界，经济界人士将要出席。 此外，法中友协的刊物《今日中国》出版了一期特刊，全面介绍了中法建交20周年来的情况，法国两位前任驻中国大使马纳克和沙耶都在特刊上发表了文章。 法中友协还宣布，将由文化部和教育部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今年上半年在法国全国进行以“给我画中国”为名的绘画比赛，法国全国中、小学生将可以以现实的或想象的中国为题材绘出作品参加比赛，头四名得奖者可以免费到中国旅游。到今年我国国庆前，将把优秀绘画组成展览会。11月到明年3月，在巴黎将举办中国文物展览。

第6版()专栏： 阿拉法特访问塞内加尔和几内亚 一致表示要加强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 据新华社达喀尔1月25日电 巴解组织和塞内加尔在一项联合公报中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得到加强。 这项联合公报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对塞内加尔进行了两天友好工作访问后，于今天下午在达喀尔发表的。阿拉法特已于今天早晨离开这里，继续他的非洲之行。 联合公报说，双方尤其对以色列推行的把巴勒斯坦土地占为己有和犹太教化的措施表示愤慨。 公报还说，双方认为，第四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成果，对巩固和加强巴解组织在其执委会主席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方面，对逐步实现伊斯兰会议的目标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达喀尔1月25日电 正在塞内加尔访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今天在这里说，他希望改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关系。 阿拉法特对塞内加尔《太阳报》发表谈话说，他准备正视一切困难，忘记和翻掉过去的一页，书写同叙利亚和利比亚关系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科纳克里1月25日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今天下午到达这里对几内亚进行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 几内亚总统杜尔和政府所有成员到机场热烈欢迎阿拉法特及其一行。随后，几内亚政府在人民宫为阿拉法特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 杜尔总统在大会上致欢迎词时，重申几内亚政府和人民毫无保留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为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为建立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杜尔说，几内亚在反对以色列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将永远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 阿拉法特重申他将继续领导巴勒斯坦人民将斗争进行到底。

第6版()专栏： 埃及要求澳不要撤走驻西奈部队 本报讯 据报道，埃及1月23日正式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不要撤走它在驻西奈的2，600名多国维持和平部队中的100人分遣部队。这个要求是向澳外长海登提出的，他是22日抵达开罗进行为期4天访问的。 海登拒绝告诉记者，当澳大利亚的部队4月份为期两年的值勤期满时，是否要撤走。他答应将汇报政府决定。 自以色列1982年4月25日将西奈的最后一部分领土归还埃及以来，澳大利亚的一支拥有100人和一架直升飞机的部队一直在埃及边界巡逻。多国维持和平部队中还有另外10国的部队。

第6版()专栏： 尼雷尔总统接见我国医生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25日电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最近在他的家乡、坦桑尼亚北部马拉区的布蒂亚马村接见了中国医疗小组。 尼雷尔向在马拉区首府穆索马工作的中国医生表示感谢，并设私宴招待他们，同他们合影留念。 根据坦、中两国签订的协议，中国从1968年起向坦桑尼亚派遣医疗队。现在，中国医疗队分成四个小组在坦桑尼亚工作。

第6版()专栏： 泰国国会主席等接见新华社代表团 据新华社曼谷1月25日电 泰国国会主席乍鲁布·銮素万今天上午在国会大厦接见新华社代表团时说，泰中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发展经济与文化建设任务，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 由陈伯坚率领的新华社代表团是应泰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邀请于1月20日前来泰国访问的。 今天上午，新华社代表团还受到泰国外交部长西提·沙卫西拉和商业部副次长博·曾耶戈莫德的接见。

第6版()专栏： 我向古巴赠送书籍 新华社哈瓦那1月19日电 中国驻古巴大使馆今天向古巴何塞·马蒂国立图书馆赠送一批中文图书。何塞·马蒂国立图书馆馆长胡利奥·里维伦德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晋在赠送图书的仪式上讲了话。

第6版()专栏： 我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递交全权证书 新华社维也纳1月24日电 中国首任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王殊今天在这里向该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递交了全权证书。 王殊是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他在递交全权证书时对布利克斯表示，将同布利克斯和其他成员国代表一起，“努力为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布利克斯对中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正式成员国表示欢迎。

第6版()专栏： “今日中国”摄影展览在联合国总部开幕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 为期两周的“今日中国”摄影展览18日在联合国总部走廊开幕。 展出的58幅照片反映了中国工农业的繁荣景象、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美好的中国风光。 这次展览是《大众摄影》杂志与联合国摄影俱乐部和国际摄影协会共同主办的。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副代表梁于藩和米国钧出席了开幕式招待会。

第6版()专栏： 第一个二十年 ——访法国国民议会外委会主席埃斯蒂埃 本报记者 王芳 二十年前的1月27日，戴高乐将军经过长期深思熟虑，采取主动，与毛主席和周总理共同推动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个消息当时曾轰动了世界。在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法国专门派出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同中国人民一道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6日，室外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在北京饭店一间宽敞、温暖的小客厅里，记者采访了代表团团长、法国国民议会外委会主席埃斯蒂埃先生。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埃斯蒂埃先生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们同胡耀邦总书记的会见。他说，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这次会见留下了深刻印象，都赞扬胡耀邦总书记平易近人，风度潇洒，胸怀坦荡，“从会谈的第一分钟起，气氛就特别轻松、愉快。会谈涉及的问题如此广泛，是我们所没有料到的。”说到这里，埃斯蒂埃先生表示十分满意。 埃斯蒂埃先生说，这次访华最有价值的是，两国领导人就国际问题“深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他说：“通过认真的讨论，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立场，我们发现，中法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相近，有不少共同点。这表明，两国能够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采取更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举例说道：“比如，我们都认为，要在柬埔寨创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局势，越南必须撤军。在会谈中我们感觉到，在为促进柬埔寨问题向积极方面转化上，中国希望法国有所作为。” 话题转到中法双边关系时，埃斯蒂埃先生说，法国始终重视同中国不断发展各个方面的合作。二十年前，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了中国，为法国的对华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后，法国有三任总统相继访华，说明了这一政策的连续性。“中法之间良好的政治气氛促使其它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进展。目前，两国正在和将要就许多重大项目如核电站、电话交换机设备、铁路、航空等进行洽谈和接触。”停顿了一下，埃斯蒂埃先生接着说：“要实现这些计划，还需要两国各级代表团多次互访，交换意见。”他指出，这次同时来华参加庆祝活动的法国负责邮电事务的部长级代表梅克桑多就准备在在华期间与我国有关部门具体磋商技术转让和设备合同，并争取获得结果。 他满意地说：“法国政府非常赞赏中国为发展双方的良好合作所做的努力。”据介绍，近年来法国经济相当困难，外贸有大量的赤字，但去年仅1至9月法中贸易额就比1982年同期增长了61％，达到50亿法郎。法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从连续三年的逆差变为顺差。 “那么，要巩固和发展这种合作，您认为我们双方还要作出什么努力呢？”我问道。 “当然”，他坦率地回答，“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注意到，法中双方都有克服这些困难的愿望。我们完全理解中国提的意见，如：法国产品比其它工业国家的贵。在今后一系列的谈判中，我们将重视和讨论这个问题。” 1981年2月，埃斯蒂埃先生曾随法国社会党代表团首次访华，当时，他就注意到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开始实行一项新的开放政策。三年后的今天，他又高兴地看到，这个政策正在实施，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他激动地说：“中国的确在变，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从衣着来看，三年前，中国人的服装色彩单调，可现在，人们穿得漂亮了，样式也多样化了，可见，中国政府愈来愈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访问期间，代表团参观了首都钢铁公司，当听了对39岁的副总经理许洪昆的情况介绍后，埃斯蒂埃先生及其它代表团成员不禁赞叹道：“如此年轻，竟能领导11万人的大企业！中国要搞现代化，就需要这样既有知识又年富力强的领导。” 采访结束时，埃斯蒂埃先生说：“我们的访问是成功的，超出了预期的设想。”他认为中法两国的合作将有更广阔的前景，正如胡耀邦总书记所说，在第二个二十年中，两国关系将会更大步地向前发展。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突尼斯取消宵禁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二十五日签署了一项法令，撤销在全国公共场所集会游行的禁令，并解除宵禁。据突尼斯官方宣布，关于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法令仍然有效。国家武装部队的坦克和战车还驻守着突尼斯首都和其他城市的要地。 缅甸建成一艘远洋货轮 缅甸船舶修造公司为缅甸石油公司建成一艘远洋货轮，于二十五日在船舶修造公司举行了交接仪式。这艘货轮长四十九点八米，宽十点六米，总载重量为八百七十五吨，每小时巡航速度十一点五九海里。这艘货轮价值一千二百万缅元。 科威特和沙特举行联合空军演习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正在科威特举行三个月中的第二次联合空军演习。沙特派了一个由美制F—5喷气式战斗机组成的空军中队同科威特两个空军中队联合进行为期十天的军事演习。 西班牙三万多名造船工人罢工 西班牙一些城市的三万多名造船工人二十五日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在造船业大批裁减工人。（据新华社）

第7版()专栏： 苏美对恢复谈判问题表态引起重视 本报讯 1月25日，美苏领导人就恢复谈判问题先后发表谈话，引起西方的重视。 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1月24日回答苏联《真理报》记者提问时，对美国总统里根1月16日要求美苏对话的讲话作出了反应。他表示苏联愿意进行谈判，但强调苏联“绝不为了谈判而去进行谈判”。 第二天，里根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欢迎安德罗波夫准备对话的愿望。他没有回答安德罗波夫对美国“实力外交”的指责。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却坚持说：“美国可靠的实力和意志是至关重要的”。 安德罗波夫重申了苏联已经提出的恢复谈判的条件，即美国和北约应当表示愿意回到开始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之前的状况。他认为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已亲手破坏了日内瓦谈判，美国不改变这种“消极立场”，却表示愿意回到日内瓦，那就是打算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进行谈判。他说，苏联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但龙伯格辩解说，美国和北约在1979年决定部署导弹之前，苏联就部署了导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打破了欧洲军事力量平衡。 安德罗波夫重复提出了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北约和华约互不使用武力、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和冻结核军备等一系列建议，要求美国和北约作出响应。但里根和龙伯格都没有对此表态，只强调美国“愿意尽快恢复导弹谈判，并设法就销毁或大幅度削减美苏中程导弹达成协议”。龙伯格还说：“第一步应该是苏联人回到谈判桌上来”。 路透社认为，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表明，克里姆林宫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拒绝恢复日内瓦谈判的态度没有变软。但合众国际社却认为，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同包括葛罗米柯在内的苏联领导人“最近一系列刺耳的讲话比起来要和解一些”。 据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外长安德雷奥蒂和联邦德国外长根舍“满意”地欢迎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他们对东西方关系“较为乐观”。

第7版()专栏： 北约在欧洲裁军会上提出六点建议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24日电 参加斯德哥尔摩欧洲裁军会议的北约16国今天正式提出了防止在欧洲发生突然袭击的6点建议。 这些建议是：在每年年初交换关于军队编制和驻地的情报；事先通报所有“具有军事意义”的演习；在计划进行军事调动时提前45天互相通报；邀请观察员观看所有事先通报过的行动；为确保通报的要求得以执行，应对军事演习和部队调动情况进行核查；改进各国政府间的通讯联系。 北约成员国表示，它们“决心争取通过一些措施，使军事行动更加公开和可以预测”。它们认为，上述建议将“提高”欧洲的稳定性，并有可能“为裁军取得新的进展开创前景”。

第7版()专栏： 苏联进行飞机发射导弹演习 新华社莫斯科1月25日电 据《消息报》今晚报道，苏联在大洋上空进行了战略飞机发射导弹演习。 报道说，苏联一架战略飞机“从俄罗斯腹地”起飞，飞到一个大洋的高空，向“距离几百公里远”的目标发射导弹，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 报道还提到在飞机飞行中曾遇到北约某国的一架歼击机。 报道说，在发射导弹以后，这架飞机在大洋夜空“预定的”地方找到苏联加油机，在空中加油后飞返基地。

第7版()专栏：述评 积极的一步 本报记者 李志明 1月23日，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外交部长签署了《和平友好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政府决心和平解决比格尔海峡的领土争端，并将草拟一项解决这一争端的最终条约。这是南美洲两个邻国首次为解决领土纠纷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阿智两国关于比格尔海峡的领土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一百多年来，两国曾多次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未获结果。1977年阿根廷拒绝英国女王关于比格尔海峡领土争端的仲裁，其后两国进行的双边谈判又因分歧太大而破裂，导致两国关系恶化。1979年1月罗马教皇应双方的要求，开始在两国间进行调解工作，于1980年12月提出了一项解决争端的建议，智利表示接受，阿根廷迟迟未作明确答复。因此，近年来，比格尔海峡争端继续阻碍着这两个邻国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往来，两国边境上还不时出现紧张气氛，迫使双方都为扩充军备耗费大量资金。 阿根廷和智利两国人民早就希望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去年8月，阿根廷和智利的主要政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两国政府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保证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就是这一愿望的具体反映。阿根廷大选后的文人政府就职后，双方进行的谈判开始出现转机，分歧缩小，立场有了接近，终于促成这次《和平友好联合声明》的签署。当然，正式达成一项关于比格尔海峡争端的协议，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解决，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这毕竟是朝着和平解决争端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 由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许多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类似的领土争端，影响邻国间的相互关系，有时甚至酿成边境武装冲突。阿根廷和智利朝着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迈出的这一步，具有重大的意义，必将在整个拉美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附图片） 一月二十三日，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外长签署了《和平友好联合声明》。图为两国外长在签字后互相握手，表示祝贺。 本报电视照片

第7版()专栏： 里根总统发表一九八四年国情咨文 提出保持经济增长和建立“有意义的”世界和平等四项目标 本报华盛顿1月26日专电 记者张允文报道：美国总统里根昨晚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1984年国情咨文，提出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建立 “有意义的”世界和平作为美国政府今年的主要目标。 里根认为，自从他就职以来，美国的情况大有好转，目前通货膨胀率已从12．4％下降到3．2％，优惠利率几乎下降了一半。由于减税，人们增加了收入。失业率也开始下降。接着，里根提出了4项目标：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进一步开发空间；加强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建立“有意义的”世界和平。 里根着重讲了第一项目标，即经济增长问题，尤其是巨额联邦预算赤字问题。将近2，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一直是美国全国及其盟国所关切的问题。里根上台时曾作出了要在1984年平衡预算的保证，但是3年来预算赤字增加了两倍。 在昨天的讲话中，里根强调必须降低庞大的联邦赤字，但他再次明确地拒绝了增加税收和缩减防务开支的主张，同时建议国会同政府的代表一起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在今后三年内把预算赤字减少1，000亿美元。里根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在十年内研制有人驾驶的永久性宇宙空间站。 在讲到所谓“有意义的”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时，里根说，列举了寻求和平的6项任务，其中包括在更稳定的基础上同苏联建立和平关系；同盟国全面加强关系；真正均衡地裁减核武器；加强在中东、中美洲和南非的“和平努力”；援助发展中国家等。 在国内外一致关注的美苏关系上，里根承认美苏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他说，“美国打算为同苏联保持和平关系建立更加稳定的基础”。他还说，“要是苏联政府想要和平，“就会有和平”。在驻黎巴嫩的美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上，里根坚持认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必须继续留在那里。

第7版()专栏： 日本自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东京1月26日电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今天在东京召开了第4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运动方针强调日本要作出与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扎实而实际的防卫努力”。 运动方针还表明今后要推行行政改革、教育改革，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景气。 运动方针说，同美国的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日本要“加强同西方各国间的团结，密切协调一致”，“积极开展和平外交”。 大会通过的决议说，日本要“正确地对待动荡的国际形势，确立综合安全保障体制，努力活跃世界经济，消除贸易摩擦，完成国际责任”。 大会通过的宣言强调说：收复北方领土是全体国民的意志。今后要呼吁国际舆论，为实现归还北方领土而展开顽强的运动。宣言重申：“制定自主宪法是建党以来党的根本方针。”“要重新研究现行宪法。” 自民党总裁中曾根康弘在大会上讲了话。干事长田中六助和政调会长藤尾正行分别在会上作党务工作报告和政策报告。　 大会还决定设党的副总裁职位，人选将留待以后由中曾根总裁决定。据共同社报道，中曾根可能将于3月份作出此项决定。

第7版()专栏： 日本外相安倍启程访美 双方将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但经济贸易摩擦仍将难解难分 本报东京1月26日专电 记者孙东民报道：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今天踏上访美的旅途，将就双边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与美国政府交换意见。安倍这次访美的最大目的在于缓和两国间的经济贸易矛盾，但因矛盾由来已久，势将难解难分。 安倍外相在访美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这次访美目的有三：一是向美国政府说明，第二次中曾根内阁尽管是与新自由俱乐部组成的联合内阁，但日本政府的外交、防卫政策一如既往，与美国达成的各项谅解，将继续实行；二是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政府一级协商，力争在今年三、四月份能妥善解决；三是就美苏关系等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安倍在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在日本本年度的财政预算中，防卫费用比上一年度增加6．55％，“为了坚持日美安保体制，作了最大努力”，希望美国对此“充分理解”。 长期以来，在日美关系中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即在政治关系方面是密切的盟友，但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却是可怕的对手。在防卫问题上，美国过去虽然对日本迈的步子太慢有所不满，但自中曾根内阁成立以来，由于日本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得到美国的好评。对于1984年度日本的政府预算中的防卫费的增长，美国政府表示“理解”；但对于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多地表现出抱怨和不满。据日本统计，1983年日本的贸易收支盈余约204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盈余为181．3亿美元（一说超过200亿美元）。这对拥有巨额外贸赤字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目前的日美经济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在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不平衡、美国向日本出售农产品问题、日本降低关税问题、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向美国购买通讯器材等问题上，其中美国向日本出口牛肉和柑桔问题被看作是日美贸易摩擦的 “焦点”。本月下旬在东京举行第五次日美农产品事务级协商后，随即又举行了日美贸易委员会东京会议。据说，由于在农产品问题的谈判中，美方作出了一定让步，使得在这一问题上稍有进展；在日美贸易委员会会议上，双方同意设立电器通讯问题协议会，使双方在信息产业方面的矛盾得到延缓。 此间舆论界人士认为，虽然日美双方在农产品谈判上告一段落，以安倍访美为开端，日美经济矛盾表面上可能有所缓和，但只要美国对日贸易中巨额的贸易赤字未得消除，日美贸易摩擦的格局便不能改变。双方还将讨价还价，经济贸易摩擦仍然难解难分。

第7版()专栏：资料 比格尔海峡的领土争端 1月23日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外长在梵蒂冈签署《和平友好联合声明》，重申两国政府和平解决比格尔海峡领土争端的决心。这是阿智两国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采取的一个积极步骤。 比格尔海峡是美洲最南端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天然海道，位于阿根廷的火地岛和智利的纳瓦里诺岛之间，全长约120公里，海峡岛屿以外到南极洲的海域有丰富的磷虾资源，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在经济和地理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阿、智两国在比格尔海峡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早在1881年，两国就签订了边界条约，后来由于双方对条约解释不一，一直存在领土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比格尔海峡东南部的努埃瓦岛、皮克顿岛和伦诺克斯岛的归属问题。其后双方虽然多次谈判，但争议一直未得到解决。1972年双方商定由英国女王仲裁，5年后女王通过海牙国际法庭公布上述三岛归属智利的裁决，这一裁决遭到阿根廷反对。1979年双方又要求罗马教皇调停。1980年底教皇提出的调解方案仍规定三岛主权属于智利，阿根廷未表示同意。1983年12月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执政后，表示愿意早日和平解决同智利的领土争端。今年1月下旬，在罗马教皇的调解下，阿智两国外长在梵蒂冈举行会晤，签署了上述联合声明。（晓陆）（附图片）

第7版()专栏： 日本政府通过一九八四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据新华社东京1月25日电 日本政府今天下午在临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1984年度（4月1日到1985年3月31日）财政预算草案。 这个预算草案是在中曾根内阁提出“重建财政”和“行政改革”的方针下编制的，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压缩了预算的规模，预算总额为506，272亿日元，比1983年度仅增加0．5％。这是自1955年以来年度预算最低的增长率。日本报纸普遍认为，新预算草案是一个“超紧缩预算”。 1984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压缩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费和文教科技费用的支出，提高了防务费的支出。在新的年度，防务费为29，346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6．55％，高于1983年度防务费预算的增长率，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991％。此间舆论认为，防务费的增加反映了“对美国的照顾和对苏联的防备”。 根据新年度预算，将发行126，800亿日元国债，比1983年度预算减少6，650亿日元。尽管如此，到1984年度末，国债总额将达到122万亿日元。 1984年度预算草案将提交预定2月上旬复会的国会审议。一般情况下都按原案通过。

第7版()专栏： 美国司法部长史密斯突然辞职 本报华盛顿1月23日电 记者张亮报道：1月23日，美国司法部长史密斯突然宣布辞职。同一天，里根总统宣布，决定由他的白宫顾问埃德温·米斯接任这一职务。 史密斯是里根入主白宫以来第六位辞职的内阁成员。他被认为是里根的“老朋友”和“心腹”，曾多年担任里根的私人律师。史密斯在宣布辞职时表示，他将返回法律事务所，并将帮助里根进行连任竞选。政府高级官员也说，他是出于主动而不是被迫辞职的。但有些人士认为，史密斯的辞职多少同他所执行的政策遭到强烈指责有关。在史密斯担任司法部长的三年中，他在人权等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引起了广大妇女、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激烈抨击。人们还指责他在修改反托拉斯法问题上站在企业界一边。 米斯是白宫“四巨头”之一，他的调任立即引起此间舆论界对白宫内部“权力斗争”的种种议论。近日来人们正密切注意着谁将来接替米斯担任白宫顾问，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将表明里根今后政策的方向或变化。

第7版()专栏： 阿根廷组成统一的总工会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25日专电 记者管彦忠报道：今天中午，阿根廷总工会的巴西街派和阿索帕尔多街派举行实现统一的大会，一致决定组成统一领导机构，结束了两派8年来的分裂状态。 两派所属的各工会总书记和地区代表团约40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冶金、机械、纺织、电力、建筑、铁路等大的行业工会。原来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运动的团结的报告，强调国家需要工人运动的团结，应该统一起来为工人服务。 据报道，今天在首都还举行了另一个有50个工会分会的10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指出工人运动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承认任何不是来自基层工会及不与工人商量的团结。 阿根廷总工会巴西街派和阿索帕尔多街派是去年10月14日达成重新联合的协议的。几个月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克服分歧，决定今天组成领导委员会来统一领导所属工会今后的活动。

第7版()专栏： 玻利维亚工会领导人进行绝食斗争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24日电 记者李志明报道：据此间消息，玻利维亚总工会21名领导人从1月23日起在政府所在地拉巴斯开始绝食，抗议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 工会提出17点要求，主要是立即实行最低可维持生计的活动工资制，改善食品供应，实行物价管制，采取恢复生产的措施，中断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推迟归还外债期限等。玻利维亚众议院通过决定，支持工会的绝食斗争。工会警告政府，如不满足工会要求，绝食斗争将扩大到全国各省。 玻利维亚一个多月前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以来，国内政局更加动荡，各种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人们认为，这是西莱斯政府就职一年多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玻利维亚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最近又遭旱灾，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去年，生活费用上涨270％，各类工会斗争行动多达300余起。 为了缓和同工薪阶层和工会的尖锐对立，西莱斯政府最近决定从1月起提高工资54％。但是工会提出，最近3个月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至少下降了60％，因此要求从1983年10月起按60％的幅度追加工资。

第8版()专栏： 共写人间的庄严高华 ——记中国笔会中心庆祝路易·艾黎八十六寿辰诗歌朗诵会 钟碧惠 新年伊始，中国笔会中心在京会员和首都诗人、诗歌爱好者和一些外国作家、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欢聚在一起，为我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笔会会员、新西兰著名诗人路易·艾黎的86诞辰举行了诗歌朗诵茶话会。 多少年来，路易·艾黎一直是我国人民心目中一个了不起、但又富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名字。一个出生在新西兰农民家庭的记者，二十九岁时离开故乡和亲人，不远万里，渡重过洋，来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五十七年来，他不畏艰险，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为解放区提供电台和药品，开展“工合”运动，创办“培黎”学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又拿起诗笔，走遍新中国，在世界上介绍和讴歌中国人民。他自己无妻子无子女，却在极其艰苦时期收养了十几名革命烈士的遗孤；他自己没有多少家产，却把几十年收藏的珍贵文物全部献给了中国…… 1月5日下午2点20分，路易·艾黎提前到会。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老人个子不高，但在那已变稀疏的银丝般的白发下，熠熠闪亮着一双眼睛；这双含着追求和向往、有毛利族血统的灰绿色眼睛正四下闪动着，仿佛告诉人们：尽管他已八十有六，但他并不老；志在四海的人，是永远不知老的。 老人迈着迟缓坚实的步子，绕过一张张摆满点心糖果和祝寿酒的小圆桌，不断地握住从两旁伸来的激动的手。他点头示意，寒暄着，慈祥地微笑着。 当他来到主宾席，王震将军第一个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把一个特大的陶制老寿星奉送给他。而路易·艾黎却入乡随俗地双手抱起拳头，向大家施了中国的传统式谢礼。 下午三时，主持这次朗诵会的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朱子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副会长、老诗人艾青第一个站起来发表祝酒辞，他说：“路易·艾黎同志，是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分担了我们的忧愁和痛苦，和中国人民一同战斗；也分享了我们的欣慰和喜悦。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巨大的精力，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 当艾青用沉缓而有力的调子发表了热情的祝酒辞后，全场二百多人都站了起来，怀着崇敬的心情，举起盛满玫瑰红酒的杯子…… 朗诵演员瞿弦和、周正、曹灿等朗诵了诗人的诗作《第一个八十年》、《有人爱叹息，爱叹息……》、《家》和《山丹重到》。诗行里，有诗人对中华大地的赞赏，有对国际上反华叫嚣的严厉回击；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真切描绘，也有诗人在自己家里接待宾朋、饱享胜利喜悦的怡然自得之情。 路易·艾黎从抗日战争时期便开始写诗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利用卡车抛锚和行军休息的间隙，把诗写在随身带的纸片上。解放后，他又发现了用诗歌赞美、介绍新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的诗笔越来越丰产了。迄今为止，他共写下了近一千首诗，出版了描写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十八部诗集。他还编译中国优秀的古代和现代诗歌，把它们介绍给全世界。听着今天所朗诵的他的诗歌，人们不禁赞叹：路易·艾黎不论是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作为赞美中国人民的诗人，他都同样是伟大的！ 老诗人赵朴初朗诵了他特为路易·艾黎八旬晋六大庆所作的七言绝句： 友情久试雪霜寒 破浪同舟五十年 举盏祝翁诗笔健 千花怒放万人欢 接着，诗人臧克家、田间、李瑛都纷纷上台，朗诵自己的即兴诗作。演员们还朗诵了艾青、阮章竞、林林、朱子奇、朔望所写的祝寿诗。诗人们热情地赞颂路易·艾黎“满头的银丝，都是条条战斗的记忆；抖擞的精神，透露出内心的欢喜。”（臧克家）“你象那智慧鸟一样，与勇士生来是同乡；不怕那空中几片云，始终为光明而飞翔。”（田间）“好啊，勇士曼尼亚波托的儿子*，好啊，时代的歌手，真理的战士，好啊，和平与友谊的播者……我们用呼唤革命先行者的声音，来呼唤你，祝贺你……”（朱子奇） 诗歌朗诵结束，王震同志站起来，拿起餐刀切下一块生日蛋糕，献给了路易·艾黎。邓力群、黄华、周扬等同志，先后走到话筒前向老寿星祝酒。在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中，全场一致起立，频频举起酒杯，为这位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朋友的健康长寿干杯。丁玲代表中国笔会中心，挽着老画家胡絜青的手，把女画家画的一幅寿桃赠给了艾黎；诗人冯至也和赵朴初一起，把赵老所书的祝寿诗献给了他。艾黎老人用颤抖的手接过这些珍贵的礼物，再一次深情地笑了。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中国人民是绝不会忘记他的！ 老人最后站起来致答辞。他发自肺腑地说：“中国赠予我的礼物之一，是使一个人的生命对人民有点意义，而不去追逐名利地位这类无价值的东西。延安、洪湖和其他地方的老革命家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幸运的是，我在中国有许多年都是生活在山川田野间，同成千成万农村里的人有密切的接触。这给予我经久不衰的鼓舞力量。” 热烈而充满深情的诗歌朗诵会结束了，但诗人们的诗句远远没有写完。这一切，不正象艾黎老诗人在他的诗作《回山丹》中所说，“共写人间的庄严高华”吗？ *路易·曼尼亚波托 是新西兰毛利族反英著名 领袖，艾黎取他的名为名。

第8版()专栏： 诗品、人品及其他 毛锜 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法国的布封说：“风格即人”。说法不同，却是一个意思，即有什么样的人格，才有什么样的诗格。 唐朝诗人王维有个弟弟名叫王缙，不仅在写诗上略有才名，就是在书法上也很有一套。按说在名望上应该是与其兄“不相伯仲”的，无奈此人贪财好货，一味朝钱眼里钻，其格调就远不能与王维相比了。据说，有一次有个人送润笔钱给王缙，不小心走错了门，闯进了王维的家里，王维不屑一顾地说：“大作家在那边！”弄得那个人扫兴而去。“兄弟不同道”，信誉也就自然有别了。王维在杜甫笔下赢得“高人王右丞”的声誉。相形之下，因“招纳财贿”坐贬的王缙，就显得渺小了。 唐朝还有一位诗人元稹，诗也是做得极不错的。白居易对元稹的诗才一向很看重。但在晚年，两个人在为人处世上就有点分道扬镳了。白居易为了远避牛、李党争的漩涡，五十多岁便告退闲居洛阳。元稹却仍在朝上爬，勉强弄了顶知制诰的乌纱帽。可惜这官儿从宦官手里得来，便不免遭到人们的鄙视。一次，同僚们在一起吃瓜，元稹也挤进来凑热闹，恰好同时有一只苍蝇飞来，武儒衡便借挥扇驱蝇的机会，一语双关地说：“这东西是从那里来的！” 诗是诗人心灵里感情真实的流露；诗格是诗人人格在文字上的再现，至于诗的光彩，更是诗人思想和情操光彩的折射了。试问，屈原假如无一片爱国的火热衷肠，能写出囊括宇宙的《天问》名篇吗？杜甫如没有一副忧国忧民的情怀，能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吗？同样，但丁如不参加反对教皇、要求独立的斗争，能写出《神曲》，成为“第一位现代诗人”吗？裴多菲如果本身不是个勇士，能够用生命与鲜血谱出剑与火的战歌吗？ 当然，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如果硬要在古今诗坛上寻找一两个亵渎诗神的小丑来，也不是难事。但正如刘熙载所说的：“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秦桧、阮大铖直到汪精卫之流，何尝没有东涂西抹，附庸过“风雅”呢？但他们那些东西在文学史的天平上究竟有多少分量？ 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说得好：“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我愿意在这里补充一句：你要当诗人吗？你就要首先锻炼好自己的品德，砥砺好自己的情操，塑造好自己的灵魂。否则，纵令你绞尽脑汁吟出两句半诗来，它也会因为你人格的卑俗而贬值的！

第8版()专栏：书林漫步 《江格尔》汉译本 刘岚山 《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是我国驰名于世的三大史诗。其中《江格尔》汉译本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1983年诗出版工作中的一件喜事。 《江格尔》为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无数世纪以来一直是蒙古族牧民家喻户晓的生活经典，是一宗有着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宝贵遗产，是祖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 就某种意义上说，史诗是民族幼年期的童话。《江格尔》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告诉人们：它是奴隶制国家和英雄人物的颂歌，是奴隶社会人民的理想，是奴隶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因而可以断定它是在奴隶社会产生并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是我国蒙古族的史前史诗。 江格尔即史诗的主人公，在蒙古语中与“主人”为同义语，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人民群众的不断创造，已经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化身；他率领着不可战胜的英雄们为保卫与发展原始社会游牧人民的理想国——宝木巴而进行着不屈不挠、变化多端、单纯而又剧烈的战斗。史诗每一章都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情节生动的、独立的故事，各章之间虽无直接联系，却隐隐地存在着某种关系，从头至尾看来，却是浑然一体、引人入胜的。 《江格尔》开始用蒙古文字记录下来，约在明代以后，为外国旅行家所注意，从1804年起，国外陆续有了德、俄、日等文字的部分译本。1910年以石印本出版了艺人诵唱的十章本，以后逐步编订为十三章本。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十三章蒙古文本。这个汉译本，比十三章本增加了两章，共十五章，是目前国内外以各种文字出版的章数最多的本子。 本书译者色道尔吉是蒙古族学者，他在其夫人、翻译家奥其的协助下，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约一万二千多行的史诗巨著翻译出来。

第8版()专栏：答读者问 童话和寓言 金近 问：什么是童话？怎样理解童话里的幻想？ 答：童话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不过它是通过幻想和夸张的特殊表现手法表现出来。幻想和夸张，也不是凭空幻想，随意夸张，总得有个生活依据。比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里，两个骗子做着空手势假装织布，皇帝光着身子在大街上游行，这是运用幻想和夸张的手法，衬托出骗子的狡猾，皇帝的愚蠢，又叫人听来可信，做到了艺术的真实，这就是孩子们为什么喜欢童话的一个原因。这种幻想同胡思乱想有所区别。所谓胡思乱想，就是作者凭主观想象，要作品中的人物干什么，就会干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写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一辆汽车开来，这个人忽然腾空飞起，越飞越高。这里有个疑问，他怎么会飞的？是身上长翅膀了吗？那么这对翅膀又是怎么长出来的？或者他有一种什么拳术，那么这种拳术是怎么学来的？幻想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依据或科学依据，那么这幻想便是不可信的。所以说，使人信服的幻想，对孩子的智力发展会有帮助，我们需要这种幻想。事实证明，有了前人的幻想，才会有今天的火车、电视机、X光拍片等对人类有益的创造发明。 问：什么叫拟人化？ 答：童话故事里，除了真人以外，还有花鸟虫鱼，风雨山川等。赋予这些物以人的言行和思想感情，使之成为童话里活生生的人物，这种手法就叫拟人化。初写童话的作者往往把自己要说的话，通过一只猫，或者一只鸡说出来，偏偏没有写出猫或鸡的自己的特性，缺乏鲜明的艺术形象，在童话里只是个概念化的人物，活不起来，也不能感动人。拟人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拟人化了的物说的是人话，具有的是人的思想感情，但不能丢了物本身的特性。比如写一只青蛙，你尽可以写它穿衣服，戴眼镜，开汽车，但你不能让它上蛇岛去捉蛇，即使真要写它，也得有个根据说明它去捉蛇是有可能的，让读者听了相信。 写童话，还有一种不确当的写法，就是把狼代表帝国主义，把兔子代表弱小民族，或者老虎代表某个坏人，它们的对话都是一般化的，是作者自己要说的语言，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影射谁的。拟人化的人物不能影射，只能反映出你要写的这种人的思想本质的东西，使读者看了意识到，这是从某一类人的思想本质里概括出来的典型，这样的艺术形象，才会有生命力。 问：童话跟寓言有什么区别？ 答：童话和寓言都可以用鸟言兽语来表达思想感情。不同的是童话靠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来阐明主题思想，寓言靠简练的哲理性的语言来点明主题思想。比较起来，寓言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思想和行为，一般常有讽刺性或劝导性的意义，用一个简短的情节表达出来。 有的寓言，已经成为人们讲话中要说的一个真理，《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与葡萄》，讥讽有些人把自己不能到手的东西，就说成是不好的。人们就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吃不到葡萄偏说酸。”这说明这则寓言在群众中已产生了一种力量。

第8版()专栏： 海韵 山东 姜言博渔船。驮着夕阳的暮色，在浪尖上打着忽快忽慢的拍子，象一支渔歌，归来了。风也动听，云也组合成蓝蓝的图案。渔船的喉咙是粗犷的，大海里的飓风是它的声带。每当出海前，总有一支深情的渔歌，挽着缱绻的浪花；还有夕阳下滑的时候，大海上，总翻腾着归来的欢欣。渔歌，大海一样畅想，带着咸味，大海的声韵。渔村总爱伸长耳朵，听海风送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