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代表大会。这一届任期的五年，是极关紧要的五年。在这五年间，将要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并且开始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做好这五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将为我们实现本世纪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自彭真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

第1版()专栏：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决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人选 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姬鹏飞、张劲夫、张爱萍、吴学谦、王丙乾、宋平为国务委员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中央军委委员 郑天翔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人选，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提名，决定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姬鹏飞、张劲夫、张爱萍、吴学谦、王丙乾、宋平为国务委员，同时决定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名，会议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郑天翔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下午三时，大会执行主席陈丕显宣布大会开始。 出席会议的2，876名代表在听取了大会宣读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关于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名后，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这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会宣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名，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这个提名的人选。这时，场内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场内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至此，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国家领导人等各项选举和决定，已全部结束。 今天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执行主席还有：韦国清、赛福鼎、胡厥文、周谷城、叶飞、余秋里、赵德尊、韩培信、杨蔚屏、马继孔、韩宁夫、罗天、苏钢、李登瀛。 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列席了大会。（附图片） 代表们举手通过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名的国务院组成人员。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6月2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6月20日 于北京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六号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6月20日选举郑天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6月20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七号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6月20日选举杨易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6月20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任命　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为国务院副总理； 任命　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姬鹏飞、张劲夫、张爱萍、吴学谦、王丙乾、宋平为国务委员； 任命　田纪云为国务院秘书长（兼） 任命 吴学谦为外交部部长（兼） 张爱萍为国防部部长（兼） 宋平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 张劲夫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兼） 赵紫阳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兼） 方毅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 陈彬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 杨静仁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刘复之为公安部部长 凌云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崔乃夫为民政部部长 邹瑜为司法部部长 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兼） 于明涛为审计署审计长 吕培俭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刘毅为商业部部长 陈慕华（女）为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兼） 何康为农牧渔业部部长 杨钟为林业部部长 钱正英（女）为水利电力部部长 李锡铭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 孙大光为地质矿产部部长 李东冶为冶金工业部部长 周建南为机械工业部部长 蒋心雄为核工业部部长 莫文祥为航空工业部部长 江泽民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于一为兵器工业部部长 张钧为航天工业部部长 高扬文为煤炭工业部部长 唐克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秦仲达为化学工业部部长 吴文英（女）为纺织工业部部长 杨波为轻工业部部长 陈璞如为铁道部部长 清为交通部部长 文敏生为邮电部部长 赵守一为劳动人事部部长 朱穆之为文化部部长 穆青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吴冷西为广播电视部部长 何东昌为教育部部长 崔月犁为卫生部部长 李梦华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钱信忠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3年6月20日

第1版()专栏：社论 十亿人民的喜悦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传来令人喜悦的消息：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员选出了、决定了，新的一届国家领导机构诞生了！这是十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热烈祝贺选举成功！ 这次会议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选举彭真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次选举，标志着我们的国家领导体制朝着制度化、正常化的方向迈进一大步。去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为完善我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设立国家主席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十分必要的。在间隔了十几年之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又依法选举了主席、副主席，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符合国情、顺乎民意的一件大事。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对于我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国家的安全与强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的国家领导人员是全国各族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选出的，必将受到人民的拥戴。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梯队”建设的思想。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国家领导职务，运筹帷幄，决定大政方针，这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处在国家领导机构第一线的同志，是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坚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这些经验丰富，久经考验，能够深谋远虑、统筹全局的老同志，继续担任国家中枢的领导工作。第三梯队的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国家领导机构和各级领导班子中实行三个梯队的配备，是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重要保证。 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由人民作主才能兴旺；政府，有人民支持才有力量。全国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极为关心，委托自己的代表，把这些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表明能够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员选到国家领导岗位上来，充分反映了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伟大前途的关心，显现了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兴旺发达。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新的国家领导机构和新的国家领导人周围，努力奋斗，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吧！

第2版()专栏：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央军委副主席　叶剑英 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 中央军委副主席　聂荣臻 中央军委副主席　杨尚昆 国务院副总理　 万里 国务院副总理　 姚依林 中央军委委员　余秋里 中央军委委员　杨得志 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　张爱萍 中央军委委员　洪学智 国务院副总理　李鹏 国务院副总理　田纪云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郑天翔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易辰 国务委员　方毅 国务委员　谷牧 国务委员　康世恩 国务委员　陈慕华 国务委员　姬鹏飞 国务委员　张劲夫 国务委员　吴学谦 国务委员　王丙乾 国务委员　宋平（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第2版()专栏： 各族人民盛赞新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协领导人 香港一些报纸发表评论作出高度评价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热烈称赞新的国家领导人和全国政协领导人符合10亿人民的心愿。他们祝愿，在新的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国家兴旺发达，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昨天上午，广东省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分别举行了座谈会。发言的人一致认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民主选出新的国家领导人，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国家体制的进一步健全。按照宪法重新设立国家主席，有利于四化建设和国家的安定兴旺。省侨联副主席薛两清、许崇德说，李先念、彭真、赵紫阳、邓小平和邓颖超同志德高望重，他们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由他们来领导国家建设，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沈阳重型机械厂的老工人、“刀具大王”金福长说，新的国家领导人都是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感到非常高兴。延安许多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他们说，六届人大是振兴中华的盛会，民主团结的盛会，选举结果使人心里特别痛快。枣园村的社员们说，我们想的是这些人，选出的就是这些人！江苏、福建、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山西、甘肃、吉林、云南、贵州、青海传来消息，那里的各族各界人民纷纷集会、座谈，表示拥护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消息，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传到边疆，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喜气洋洋。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干部、群众，盛赞选举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新疆伊宁市郊汉宾公社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社员，在葡萄架下弹起“独他”、跳起舞表示庆贺。西藏高原的农牧民、宁夏河套地区的回族社员、广西大瑶山区的村寨居民笑逐颜开，祝愿新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人民走富裕道路，建设强盛国家。 新华社香港6月20日电　香港一些报纸19日分别发表评论，高度评价六届人大选出国家新的领导人。 《文汇报》发表题为《为选出国家领导人欢呼》的社论说，人大会议选出了国家新的领导人，是跨向历史新进程，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迈向四化锦绣前程提供坚强的保证。社论在介绍了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以后说，六届人大不负全国人民的期待，“代表人民的意志遴选了于国于民有利的国家领导人物，为四化建设事业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大公报》在题为《政局稳定政策连续的保证——本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深孚众望》的社评中说，这一次人大和政协两个大会进行的选举，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新当选的领导人可说是众望所归，深庆得人，深受信任。社评说，国家的繁荣与安定，也正是香港今后继续保持繁荣与安定的最好保证。人们对于香港的未来，全由此而更加增添信心。 《香港商报》的评论说，新选出的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使国家领导体制更臻完善，这反过来，又使新宪法之贯彻执行，有了更可靠的保证。 《新报》的社评说，人大会议依法恢复了国家正副主席的职位，并顺利选出了适当的人来当此大任，肯定受到十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侨的欢迎。 《天天日报》题为《国家领导人全部选出》的社论说，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声望夙著的人物。 《星报》的评论说，六届人大显示了政治上的团结，因而更有利于全国团结，振兴中华，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改善。

第3版()专栏：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历 叶剑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897年生，广东省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大革命时期，参加两次东征，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新编二师师长，参加领导广州暴动，后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任军委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长征途中，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战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做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军调部中共委员，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八、九届政治局委员，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徐向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01年生，山西省五台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次东征。1925年，任国民军第二军政治教官、少校参谋、团副。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校队长，12月间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联队长，后任红军第四师参谋长、师长，红十一军副军长兼三十一师副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1931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山东一纵队司令员，延安联防军副司令员，抗大代理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聂荣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899年生，四川省江津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到苏联学习，1925年9月，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时，任中共两广区党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南昌起义，任前敌军委书记，十一军党代表。参加广州起义后，任广东省军委书记。1930年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做白区工作。1932年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后，任京津卫戍司令员，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07年生，四川省潼南县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25年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后，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革命根据地党校副校长，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参加长征，列席了遵义会议。到达陕北后，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78年后，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余秋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4年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1929年后，任吉安赤卫大队中队长，红二军团团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师支队政委，三五八旅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一二○师旅政委，纵队政委。建国以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1958年后，任石油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1975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杨得志（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0年生，湖南省株洲市人，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红军时期，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冀鲁豫边区支队长，十八集团军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延安教导一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十九兵团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济南部队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司令员，昆明部队司令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爱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 1910年生，四川省达县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1925年后，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大队长，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红军三军团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团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战时期，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纵队政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七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洪学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3年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1929年3月后，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支队长、副大队长、团长、五分校副校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师参谋长、副师长；1946年7月后，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后勤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1960年4月后，任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77年9月后，任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党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万里（国务院副总理） 1916年生，山东省东平县人，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第二、七、八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长、建设局长；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央城市建设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 1970年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铁道部部长、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家农委主任，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 1917年生，安徽省贵池县人，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4年后，在清华大学民族武装自卫会工作，后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天津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冀热辽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业局局长、财办副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建国以后，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财贸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1973年以后，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鹏（国务院副总理） 1928年生，四川省成都市人，文化程度大学，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41年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中学、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后，任晋察冀电业公司技术员，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支部书记；1948年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1955年后，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调度局长；辽宁阜新发电厂厂长；1966年后，任北京供电局代理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电管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1979年后，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 1929年生，山东省肥城县人，文化程度中学，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47年后，任土改工作组组长；1949年后，任贵阳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贵阳人民革命大学班主任，贵州省财政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53年后，任贵州省财政厅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计划科长，预算处长，副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财金处副处长；1969年后，任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组经营管理组副组长，省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 方毅（国务委员） 1916年生，福建省厦门市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后，任中共区委书记，共青团市委宣传部长、书记。1937年8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淮南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1946年后，任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财经委主任，财政部副部长，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代表处代表，国家计委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外经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谷牧（国务委员） 1914年生，山东省荣成县人，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1年后，在胶东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后到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东北军112师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长，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建国以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警备区政委，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工交政治部主任，国家建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家建委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康世恩（国务委员） 1915年生，河北省怀安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36年，在清华大学任民先分队长，清华学生救国会常委；1937年后，任山西省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长，决死四纵队团组织股股长，牺盟太原中心区组织部长，晋绥八分区行政公署专员；1946年后，任晋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九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党委书记；1969年后，任江汉油田会战副指挥，燃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第一副部长，石化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委员，国家能源委副主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陈慕华（国务委员） 女，1921年生，浙江省青田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8年3月后，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军事佐理员，延安警备五团参谋，兵团司令部教育科参谋，后勤部经济建设处秘书；1945年后，任热河军区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中长铁路中央医院政治副院长；建国后，任国家计委交通局处长，外经总局成套局副局长，对外经委副局长；1971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姬鹏飞（国务委员） 1910年生，山西省临猗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1年后，任红军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后方卫生部部长；1937年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后任新四军三旅政委、第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年后，任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委、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张劲夫（国务委员） 1914年生，安徽省肥东县人，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34年秋，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后任上海国难教育社总党团委员，战地特支委员；1938年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北政治部副主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四旅政委，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后，任鲁南二军分区政委、中共地委书记、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浙江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49年秋后，任浙江省财委主任、省委常委，华东财委副主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75年后，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吴学谦（国务委员） 1921年生，上海市人，文化程度大学，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38年后，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学生界救亡协会小组负责人，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书记，淮南华中局城工部交通站负责人；1944年后，任上海地下党学委委员、副书记、书记、市委委员；1949年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秘书长，团中央驻世界青联代表，团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部长，团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局长；1978年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丙乾（国务委员） 1925年生，河北省蠡县人，文化程度中学，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39年参加工作后，任研究员、秘书；1946年后，任冀中区审计委员会干事、财经办事处干事、行署财政厅科员；1948年，任华北财政部审计处副科长；1949年后，任中央财政部科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 宋平（国务委员） 1917年生，山东省莒县人，文化程度大学，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38年后，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任教务处干事、组织科长、教务处长，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助理秘书，重庆《新华日报》社资料室主任、编辑部秘书主任、秘书长，新华社重庆总分社负责人，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政治秘书；1946年后，在哈尔滨市任中共区委副书记，市总工会公营企业部主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任东北总工会文教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国家计委委员、劳动工资计划局局长，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计委主任；1972年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部队第二政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郑天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14年生，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人，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5年12月后，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任训育科干事；1939年1月后，任中共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科长，中共阜平县委副书记，聂荣臻同志的秘书，党的七大代表；1945年6月后，任绥蒙区绥南专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科长；1949年后，任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75年8月后，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5月后，任七机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部长、党组第一书记、顾问；1983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杨易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14年生，辽宁省法库县人，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 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7月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从事进步文艺活动；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共冀南区第三地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第七地委副书记，中共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辽北省第二地委书记；1948年后，任辽北省政府副主席，辽西省政府主席、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书记；1972年后，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主任、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1983年4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第4版()专栏： 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 邀请人大归侨代表、政协归侨委员座谈 李先念、彭真、陈丕显、叶飞、姬鹏飞、庄希泉亲切会见到会同志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全国侨联今晚邀请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归侨代表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归侨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陈丕显、叶飞，国务委员姬鹏飞，全国侨联主席庄希泉，亲切会见了到会同志，并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到会同志首先起立默哀悼念廖承志同志不幸逝世。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叶飞在讲话中说，人大华侨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华侨工作的重视，对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关怀，标志着我国侨务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叶飞说，人大华侨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和党的侨务工作根本方针，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使之法律化、制度化。 他表示相信，在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下，广大华侨、归侨、侨眷必将和全国同胞一起团结奋斗，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新加坡归侨张楚琨、泰国归侨蚁美厚、缅甸归侨徐四民、新加坡归侨郭瑞人、美国归侨李铁铮、印尼归侨陈宗基、东帝汶归侨钟惠澜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协领导人表示十分信赖，对廖承志同志在侨务工作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深切怀念。他们相信，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一定能够继承廖承志同志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们还就侨务工作提出了建议。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以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侨联、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附图片） 李先念、彭真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归侨代表和六届政协一次会议的归侨委员。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曾涛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曾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宣布了大会决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及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结束时，曾涛对中外记者与他的合作表示感谢。

第4版()专栏： 中央统战部举行宴会招待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中共中央统战部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 杨静仁部长代表中央统战部对出席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人大政协两个大会充满了大团结、大统一的气氛，在大好的形势下，我们希望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统一大业而出力。 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副部长李贵、李定，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等出席宴会作陪。

第4版()专栏： 我国女神枪手获一项世界冠军 由巫兰英、冯梅梅和邵伟萍组成的中国女子射击队，18日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举行的世界飞碟移动靶射击锦标赛中，以405中的总成绩夺得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美国和瑞典女队获得这项比赛的第二和第三名，成绩分别是374中和357中。 本届锦标赛是17日开始的，将于26日结束。有17个国家的160名男女运动员参加。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万里会见朝鲜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金俞顺为团长的朝鲜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亲切的交谈中，万里对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他赞扬朝鲜这些年来在发展体育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万里说，我们两国在体育方面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金俞顺说，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访问中，亲眼看到了中国的体育运动、特别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有很大的发展。他对代表团在各地受到很好的接待表示感谢。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副主任路金栋，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等。 今晚，全明洙大使为朝鲜体育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宴会。李梦华、路金栋等应邀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会见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金俞顺为团长的体育代表团。新华社记者王景英摄

第4版()专栏： 万里会见塞舌尔青年和国防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塞舌尔青年和国防部长奥格尔维·伊冯·伯路易一行。 宾主在会见时一致认为，中塞两国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关系，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互相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谭旌樵等会见时在座。

第4版()专栏： 康克清会见全印妇女会议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以会议主席萨罗吉妮·瓦拉达潘夫人为团长的全印妇女会议代表团。 康克清对全印妇女会议第一次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表示欢迎，并希望中国和印度妇女加强交往，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贡献。 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第4版()专栏： 王震会见罗马尼亚“斯·乔治乌”学院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由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斯·乔治乌”学院院长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斯·乔治乌”学院（罗共中央党校）代表团。

第4版()专栏： 张劲夫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名誉会长宇野信次郎率领的日本造船协力事业者团体联合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冯直会见时在座。

第4版()专栏： 承志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童小鹏 10日下午，我和正在参加六届政协的一些同志，突然听到廖承志同志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回想6日全国人大会上他在主席台上听完了赵紫阳总理的报告，正在为他的健康好转而高兴，谁想到党和人民准备委以重任提名他为国家副主席之际，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家都痛惜党和国家又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痛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士！ 我和承志同志个人交往和工作关系已经四十六年。他那历尽艰险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高贵品质，平易近人热心关怀同志的真情实意，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宽广胸怀，都使我深受教育。自他去世后，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37年10月在南京认识承志同志的。当时，已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承志同志是根据党中央决定由延安来南京，准备经过上海去香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在此以前，早就听说过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公子。17岁时，他的爸爸就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不久他就离开革命的妈妈到上海、日本、西欧和苏联参加革命活动，并经受了公开工作、秘密工作以及监狱斗争的考验。特别是1933年到达红四方面军工作后，因不满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几乎被杀害，幸好他和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少数知识青年能文善画，才被“控制使用”而免于难。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领导下，才开始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所以他一来到南京办事处就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他那时29岁，老同志亲切地叫他“小廖”，我23岁，就和年轻同志一起敬佩地称他“承志同志”。接触不久，他那对抗战充满胜利信心，对同志十分热情和生动活泼的性格，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0月底，南京告急，办事处决定撤退。那时，坚持在南京工作的只有叶剑英、李克农、袁超俊、吴克坚、王应絮和我，加上因上海失守不能去港的廖承志，七个人分乘两辆破旧小汽车（我们戏称为“烂背骡子”），沿着南京、芜湖、屯溪、南昌、萍乡、长沙的破烂公路，爬过重重高山，渡过条条河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检查，辗转到了长沙。因车子已不堪使用，又改乘小火轮，到汉口已是12月了。沿途虽然艰苦劳累，但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特别是廖承志同志，无论在途中或在宿营地，都作了许多精彩表演，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在漫长的行程中充满了欢声笑语，他真成了我们的“俱乐部主任”。从此，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1938年初，根据中央决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承志同志离开武汉，经过广东到了香港，这时他才又见到离别了几年的老妈妈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在香港，他很快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团结了大批的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药品和军毯等，及时转运到武汉和重庆；他克服各种困难给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纵队、东江纵队以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在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结识了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揭穿了国内外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他领导了大批朋友和同志们的安全转移工作后，回到广东中共南方工委担任领导工作。1942年春，因叛徒告密，他和南委副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相继在乐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关在江西，使他遭受了比过去更为残酷的监狱生活。但他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他耐心向看守人员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大约在1944年，曾感动一个看守人员为他秘密转送了一张小纸条和两幅小漫画到重庆。纸条上的大意是：他被关在江西泰和的马家洲特务机关，身心都健。张文彬已被折磨致死。涂振农（广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已叛变。一幅漫画画着他在吃饭，从饭里拣出一堆沙子和一只蟑螂；另一幅画着他坐在一个木马桶上大便（说明连厕所也不让他上），几个大蚊子叮在他的屁股上。当时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周恩来、董必武和我们工作人员，看后都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极端愤慨，对承志同志的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表示敬佩。恩来同志一面立即报送中央，一面即向国民党再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捕）和一切政治犯。由于承志同志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和在狱中的英勇斗争，1945年6月在延安七大选举时，他以最高的票数被选为33名候补中委的第一名。 经过恩来同志的不断交涉，特别是1945年8月毛主席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谈判，经过斗争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在协定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释放政治犯”等条款。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我党代表团又据理力争，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同志。同时，宋庆龄、何香凝也不断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廖承志。 我代表团得到国民党关于承志同志即可出狱的通知后，大家都十分高兴，即派人上街为他购置了西装和衬衣，并准备了鞭炮，同时布置了一间宿舍。1月22日，是承志同志走出地狱回到党的怀抱的一天，也是中共代表团最热烈的一天。当他穿上新衣在代表团干部陪同下来到代表团驻地时，受到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鞭炮声震动了山城，连过路的公共汽车内的乘客也探出头来观望。 邓颖超大姐亲切地走上前去迎接他，我当即给她两人照了一张合影。照片记下了他当“囚犯”的痕迹：一头长发和小胡子，一根用竹根做的小烟斗。这张照片现在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了。承志同志自由了，但他一出来就关心仍被囚禁的叶挺将军等同志。当新华日报记者访问他时，他说：“希望被禁的政治犯都能自由！”这是多么铿锵的语言啊！ 将近四年的折磨，他的身体与他妈妈对他亲切的称呼“肥仔”不相称了，可是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干劲更足了。刚理完发，洗过澡，清除了牢里带出来的虱子和污垢，就积极参加代表团的工作。3月31日，他做为中共代表飞往广州，和国民党当局张发奎谈判，根据“双十协定”规定的将东江纵队撤到山东的具体方案，他胜利地完成了任务。5月初，又随代表团飞往南京做宣传工作，他为《群众周刊》撰写和审查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就走到巷口吃几个茶叶蛋，又接着干。当时李维汉同志负责最后审稿，对他曾有过一句评语：小廖的文章你怎么改他也乐于接受。这说明他的虚心。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破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南京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在解放战争中，廖承志主要负责新华社工作，在战争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建国后，他负责侨务工作，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们的工作关系更密切了。他严守组织纪律，对中央的统战政策和侨务政策都坚决执行。一切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文件，都提到部务会议讨论。 最使我难忘的是十年浩劫中的几件事。1966年秋“文革”高潮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党和国家机密，到处搜集整老干部的“黑材料”。承志同志保存了一批绝密档案，为了避免损失，他亲自同我商量，由我派人妥善转移到了中南海后他才放心。不久，他就被扣上各种“帽子”，被夺了权，抄了家，但机密文件没受损失。1967年1月，我也被“夺权”靠边站了。当我得知周总理为了保护他免被揪斗（当时他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以写检查为名让他住进中南海外办时，一天晚上，我冒着“造反派”盯梢的危险到外办去看他，使他喜出望外。我们商量好了关于转移文件的共同口供后，即交换从家属中得到的有关“文革”的“情报”，交谈对专整老干部的一些不满意见。此时，真感到“话逢知己千句少”的同志情谊。 1972年，我同老伴紫非经过各自的干校“改造”了三年回到北京，我们去看承志同志。当他知道紫非得了冠心病后，当即把日本友人送他的“救心”送给她，并告诉她怎样治疗。1981年7月，我患心肌梗塞住了院，他来看我，并介绍治疗心脏病的经验，特别强调要乐观，要从思想上去掉对心脏病的恐惧。去年秋，为他动心脏手术的美国大夫来检查他的身体，他还通知我去检查。因我当时已去东北休养，知道这个消息后，使我十分感动。 承志同志不论是从“小廖”时代到“廖公”时代，还是从一般干部到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对党内还是对党外，几十年来总是那样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特别值得学习的是，无论是开会讨论或是个别商量问题，他都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做到从善如流。当发现工作中的缺点时，他勇于作自我批评，甚至为别的同志承担责任。当工作有成绩时，从不自夸。 承志同志十分重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今年4月1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召集了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同志开座谈会。会前他同意参加，但临时通知要他到车站去接潘汉年同志的骨灰，时间有冲突，他就提前赶来和大家照了像，到车站后又赶来参加座谈会。在会上他特别提到要对恢复和发展广东党有功劳、后被国民党特务折磨致死的张文彬同志做出正确的评价，要把对他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纠正过来。这种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给了到会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很可惜的是，他在抗战时期中的许多宝贵经验，来不及留下来做党史资料了。但我们有责任加以收集、整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廖公的丰功伟绩。 值得怀念的事太多，真是纸短情长，言不尽意。对承志同志最好的悼念，就是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遗志，为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贡献一切！（附图片） 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狱后同邓颖超合影。

第5版()专栏： 诗人·学者·战士 ——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王昆仑 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人民诗人柳亚子先生，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到现在已经整整25年了。25年前，在吴玉章同志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中，称誉他“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两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始终是国民党坚定的左派，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可以说，亚子先生是生而无愧，死而无憾。”他的爱国热情、政治节操和诗词创作，都有很多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地方。亚子先生是不朽的！ 以诗歌鼓吹革命的歌手 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庐；再更名弃疾，字亚子，以后就以亚子行世。1887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那个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一天加重一天，清朝政府腐朽卖国的本质也越来越明显，国事日非，外侮日亟，青年柳亚子抱着一颗忧国伤时的心，很早就参加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行列。1903年，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同章太炎、邹容等人一起，鼓吹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1906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不久还参加了光复会，主讲健行公学，主持《复报》笔政，与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相呼应，展开对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1909年，与陈去病（巢南）、高旭（天梅）等创立了“南社”，以诗歌为武器鼓吹革命，成为当时一个影响很大的时代歌手。1903年作的《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柳亚子诗词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 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 悲歌咤叱风云气，此是中原玛志尼。 泣麟悲凤佯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 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 南社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所以称之为“南社”，就含有反抗“北庭”的意思。1906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正式成立时，社员仅17人，其中有14个是同盟会员；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增加到200余人，时人把它看作同盟会的宣传部。柳亚子是南社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经数次被选为书记员、编辑员、社主任。南社诗人政治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文学上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都是很鲜明的。但在他们的革命思想中，也掺杂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情绪，使他们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仅仅看作是反满复汉的简单问题。也有人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力量，以为诗人在革命队伍中理应受到特殊的尊崇，饱享“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致柳亚子书中语）的艳福，所以一旦革命遭遇挫折的时候，又容易悲观失望。辛亥革命以后，南社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退隐，有的颓废，有的高升，甚至向袁世凯“劝进”的也有。能够追随着革命继续前进，因而保持了自己政治生命和文学生命的青春的，只有柳亚子等极少数人。 在时代的激流中不断前进 如同我国历史上那些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诗人一样，柳亚子有着鲜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和柳亚子相交多年的朋友，都认为他“在外表上不大拘形迹，而操持却异常严谨。”（见郭沫若：《今屈原》）古人所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就是他的性格的最好的写照。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夭折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柳亚子到上海担任《天铎》《民声》《太平洋》等报的主笔，以满腔的悲愤写诗怒斥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宁太一等革命党人的罪行：“当年专制犹开网，此日共和竟杀身！”“独夫曷丧苍生愿；豪杰成灰尸骨哀！”继续以诗文配合了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大转折的重要关头，对共产党的态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成为考验一切人的试金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有的因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从革命队伍中掉了队；有的坚持反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诗人柳亚子本来也是属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那一派人物，他说：“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象，公理方翔翔。……（《放歌》1903年作）表明了他通过欧美式资本主义道路改造中国的梦想。当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他却通过不断的摸索认识到： 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空言》（1924年） 有人曾经问他：“先生诗数千首，哪些是代表作？”他答道：“没有。”又问：“难道一首也没有？”他沉思片刻，答道：“倘本诗言志之旨，这首题为《空言》的诗，勉强可算代表作。”在其所撰《迷楼集》叙文中，自署“列宁私淑弟子”；后来他又请人刻了两方闲章，其一“亲炙中山”，其一“私淑列宁”，表示对孙中山和列宁的衷心敬仰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倾诚向往。柳亚子从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出发，通过自己切身的政治经验，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坚定不移，忠贞不屈，真正达到了“择善而固执之”的程度，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白色恐怖下的中流砥柱 1924年，孙中山接受了国际无产阶级对他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勇敢地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柳亚子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站在国民党左派的一边，成为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定执行者。在他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期间，共产党员侯绍裘担任副部长，张应春、宛希俨、刘重民、黄竞西等分别担任妇女、青年、工人、农民等部部长。当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而他同共产党的合作，始终是亲密无间的。1926年1月，柳亚子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廖仲恺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他写诗“最怜作贼是王敦”加以揭露。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怒斥蒋是新军阀。在给老友的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 1927年，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的中途，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清党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柳亚子也遭到搜捕，以匿于复壁得免。后来，他写下了“可怜无限青年血，赢得头衔染左右”，“自昔南朝篡僭多，受禅劝进由来久”的诗句，鞭挞反共卖国的反动派。此后，柳亚子先后参加反帝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对进步青年的法西斯迫害，营救被蒋介石逮捕的革命战士。这一时期，他以充满愤怒、饱含血泪的笔墨，写过不少悼念革命先烈的诗篇，就是我们今日读之，也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感染力。在“鬼火青磷带血飞”的白色恐怖下，一些患有“软骨病”者“谈共色变”，避之唯恐不及。柳亚子却在诗文中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人的敬佩和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谢觉哉同志在赠亚老的一首诗中，有“并世三仁何与宋”之句，把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并提，认为他们都是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坚持革命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这个评价是非常之恰当的。 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柳亚子随同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同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2年，就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开始着手南明史的研究。在郑振铎、钱杏村等友人的帮助下，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他收集到的史乘笔记文献不下数百种，进行细致的考证与辨析；在此基础上，先后写出《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易传》、《吴志葵传》等，表彰了一批抗清志士。他为研究南明史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他苦心搜集到的史料和已经完成的文稿，不幸全部散失。这一开拓性的工作，没有在柳亚子先生手中完成，实在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此后他写出《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等著作，留下了他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足迹。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亚子先生积极拥护。日军侵占上海后，他因病留居租界，继续潜心于南明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弥补正史中的这一缺门，也寄寓着他的兴亡之感，家国之思。1940年底，柳亚子离沪赴香港。他把自己在港的寓所命名为“羿楼”“羿庐”，取后羿射日之义，表示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他在港多次发表演说和通电，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进攻坚决抗日的新四军，先生感到极大的愤慨，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驰电，严厉谴责蒋介石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坚决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电文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他不但在电文上签名，并且为这件事四出奔走。他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为此，蒋介石竟“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他离港经东江抗日根据地，于次年抵桂林。他公开宣布，只要国民党不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他就决不与蒋家小朝廷合作。1944年9月，迁居重庆。“朱门酒肉苍生哭，将军囊橐官兵瘦”。他目睹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祸国殃民的罪行，更加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在重庆《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当众宣称：“中国的光明在延安”。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了，诗人满心希望着国家经过八年血战之后，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国家实现民主富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卖国独裁的罪恶勾当，为大打内战而调兵遣将。他们杀害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制造了“一二·一”昆明惨案和上海劝工大楼等血案。诗人以燃烧着烈火般的诗句，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 卖国者荣爱国死，国仇民贼太披猖。 谎言无耻成何用，血债终当以血偿。 ——《为上海劝工大楼血案作》（1947年） 与此同时，柳亚子积极参加了实际政治斗争。抗日战争后期，他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其后又同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分子，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从事民主运动。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全面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以后，他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再度自上海出走到香港，又同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一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并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成为民革中央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柳亚子热烈响应。1949年2月，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他应毛泽东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诗人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终于看到中国最后一个反动王朝就要垮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压制不住心头的激动，濡笔写道：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毛主席电召北行， 二月二十八日启程有作》（1949年） 1949年9月，柳亚子作为民革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国工作。1954年9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解放以后，新社会的新事物，给诗人带来不少新鲜的诗料，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并且把自己的诗赠给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普通的劳动人民。“诗人兴会更无前”，他1949年的诗产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在开国一周年的时候，曾在天安门上吟诗一首： 联盟领导属工农，百战完成解放功。 此是人民新国庆，秧歌声里万旗红。 ——《十月一日第一届国庆节，天安门上检阅台前作》（1950年） 令人惋惜的是，从1952年以后，诗人就长期卧病，多年来的脑病困扰着他，限制了他的政治活动和诗词创作，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南明史研究。然而他仍然奋力参加重要的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粤海难忘共品茶” 柳亚子同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伟大的诗人毛泽东，有过长期的交往。远在1926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会上初次会见了毛主席。这次会见，给诗人留下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他在诗中反复提到“粤海难忘共品茶”，“珠江粤海惊初见”，就是指这件事。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招致了失败，党正处于困难时期，毛主席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柳亚子就以诗人的睿智，坚信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赢得胜利。他在《存殁口号》之一中写到：“……湘南赤帜正纵横。……并世支那两列宁。”下面自注曰：“孙中山、毛润之”。1945年，毛主席为了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举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在曾家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诗人相见，“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这时离开粤海品茶已有十九年之久了。毛主席曾向柳亚子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使诗人看清了时局发展的动向，增强了人民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他写道：“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心上温黁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时间过去了还不到四年，诗人果然在解放了的北京，和毛主席重新见面了，“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他和主席谈诗论政，“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从柳亚子与毛主席唱和的许多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毛主席的崇敬，是何等的真挚和热烈，具有撼人心灵的艺术力量。毛主席在1945年10月致柳亚子信中说到：“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对柳诗作了很高的评价。亚子一生以诗为性命，诗格清新俊逸，才气纵横。少作清丽缠绵，有晚唐风致；中年以后，悲歌慷慨，苍凉激越，洋溢着爱国激情，开一代革命诗风。而解放以后诸作，更具有乐观进取、清新朴实的特色。 毛泽东和柳亚子的不朽友谊，为我国诗坛留下一段千秋佳话；他们的唱和之作，也为现代诗苑增添几多瑰玮的篇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毛主席那首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有一联众口传诵的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富有哲理的诗的语言，给我们以丰富的联想和深沉的思考。 柳亚子逝世后还不到十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连柳亚子这样著名的爱国者、久经考验的党的挚友也未能幸免。康生之流阴谋家野心家，借口革命博物馆入藏的柳亚子的文物，制造了一个“图章”事件，给亚老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对他进行诬陷。然而，曾几何时，康生、江青这一伙丑类，都已灰飞烟灭，而柳亚子在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却放射出不灭的光辉。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这位诗人、学者、战士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时候，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即将圆满闭幕。这两个大会审议和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决定了国家各方面的领导人，选举了全国政协的领导人，是我国历史新时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写下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摆脱受压迫被欺凌的困境，经过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就包括柳亚子先生在内。我们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战胜了内外反动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坚信，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历史伟业，一定会在我们手中完成，这也就是我们对柳亚子先生以及所有革命先烈、民族英杰的最好的纪念！

第5版()专栏： 柳亚子先生是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诗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 新华社稿

第5版()专栏： 一九四九年初夏，毛主席到颐和园益寿堂看望柳亚子先生。柳亚子是应毛主席电召，从香港到北京的。诗人在启程时曾有诗唱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徐肖冰摄（新华社稿）

第5版()专栏： 1945年，柳亚子（右二）与周恩来（右六）、郭沫若（右四）、冯玉祥（右五）等在重庆合影。 抗战后期，柳亚子先生由桂林来到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重庆。在那可诅咒的黑暗环境中，他公开宣称“延安是革命圣地”，写诗咏怀，坚信革命必将胜利。 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 “政府工作人员要带头执法” ——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沈坚 本报记者　颜世贵 真是三句不离本行，一见面，沈坚就谈起了政法工作。 “赵总理的报告讲得太好了”，沈坚说，“是应该强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以身作则，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成为执行宪法的模范。” 沈坚今年54岁，是江苏仪征县的公安局长。他办事公道，不徇私情，破案率高，1982年，曾被公安部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对这方面的感受更深。”沈坚说，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选举法及组织法等基本法律是顺乎民心的，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保障，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已经开创了新局面。但是，现在，法制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还很淡薄，一些“左”的东西还经常作怪。沈坚认为，法律对谁都是平等的。不光要老百姓遵纪守法，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法人员更要带头执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伸张正义。用法律的威力，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任何侵犯。沈坚告诉记者，仪征县50多万人口，离南京、镇江、扬州较近，水陆交通发达，南来北往人多，情况复杂一些。但由于县里的执法人员带头按法律办事，全县治安状况有明显好转：县城所在地真州镇，5万人口，1982年发案比1981年下降51％。全县大案、要案全部被破获。 当然，按法律办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还有不少的阻力。1982年3月，一位领导同志的儿子到县医院无理取闹，拿着刀要行凶。公安人员为了弄清行凶动机，防止发生不良后果，决定将其拘留。去执行时，这位领导同志出来干预，他们没有理睬。这位领导人生气地说：“我是从公安局出来的，你们翻脸不认人！”几个月后，又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儿子因盗窃被抓获。不少人说：“沈坚这下可不好办了。”有人甚至出面说情：“小孩子犯罪，不要追究刑事责任了，那样要影响到老头子的。”沈坚说：“既然盗窃与老头子没关系，那就应该办罪，法律上有规定。不依法处理，对他倒是不好哩！”最后，还是依法捕判了。 这两件事虽说不大，然而涉及到一个原则性问题：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呢，还是因人而异、随意践踏？这位老公安局长毫不动摇地选择了前者。 谈到这里，沈坚颇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同各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又是本乡本土的，参加工作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是执法机关，不能因为老上级、老领导、老部下、老熟人，就可以影响法律的实施。有了一个坏的开头，就要起连锁反应了！”

第6版()专栏： 专家从政以后 ——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副省长李铮友 本报记者 高新庆 “我热爱我的专业，从来没有想过做‘官’。”新当选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副省长李铮友赤脚穿着凉鞋，坐在沙发上，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的确，这个人没有“官相”，脸面黑里透红，胳膊粗壮有力，显然是一个长期经风吹日晒，很少坐办公室的人。 李铮友，现在还是党外人士，今年四十七岁，云南农大副研究员、我国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一九六九年，他育成我国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滇一型粳稻“红帽缨”不育系，使杂交水稻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七三年，又实现粳型杂交水稻三系（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配套，这在我国粳型杂交水稻研究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之后，经过多品种选育和转育，他又育成九种人工不育系。他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进行滇型三系的精育和研究，培育了“滇瑞四○九”、“滇协一号”、“滇寻八号”、“云昭四号”、“滇榆一号”等高产常规品种。“滇榆一号”去年在大理县种植三万亩，平均亩产达一千三百多斤，最高单产一千八百八十七斤，创造了粳稻单产最高纪录。 “十年动乱”中，李铮友到部队农场、山沟里偷偷搞杂交水稻试验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严厉批判；资料、种子多次被封存。最后，又断绝了资金、物资来源，只得靠“化缘”来维持。 “我坚信我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没有这个信念，我早就被斗趴了，吓趴了，苦趴了”，李铮友回忆走过的多灾多难的科学实验的路程，深情地说道。李铮友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把两个上学的孩子丢给有病的爱人，常年在元江、西双版纳和海南岛农村奔忙。十几个寒暑假和春节，大都在育种基地度过。艰难时，只有两角钱一天的伙食。 人心是杆秤。人民群众从实践中认识到，李铮友是个人才，把他推上了领导岗位。 李铮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少中年知识分子当选为人大代表，标志着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很重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完成人民的重托。” “在其位要谋其政”，李铮友话锋一转，谈到今后的打算：“我是分管农林口的副省长，第一步要把云南农林牧副渔、土地、水利等情况摸准，吃透。还要向老省长、老领导，经济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请教，到基层去摸第一手材料，找出云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 “第二步，在落实和放宽农村政策的基础上，下力量抓好农业科学。”关于人才培养，他强调要建立农业教育体系，农业大学、农专、农校培养目标要明确；还要搞好在职干部和各种专题性干部培训班。特别要注意农村和少数民族农技干部培养。 李铮友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就要提出我们这些人站得住站不住的问题。我看两条，一要依靠党，二要不脱离群众。有这两条就站得住；没这两条，就会昙花一现。”

第6版()专栏：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自治作用 ——访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浙江代表团 本报记者 陈敏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向一个新的时期迈进。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新宪法健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将监督宪法的实施，发挥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十亿人民掌握宪法和维护宪法，是宪法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这个精神怎样贯彻到基层中去呢？听说浙江省调查、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我就去浙江代表团访问了。 找到浙江省代表团的时候，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铁瑛同志正好在小组讨论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党的十二大和这次会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实现？必须抓好三点：一是深入持久宣传宪法，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习惯。二是党和国家干部要模范遵守和执行新宪法。三是要从基层抓起，把城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和健全起来，综合治理。 小组讨论会后，我找到铁瑛同志，请他就发言中的第三点再作些阐述。他说：“是的，浙江省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比较重视。今年年初，彭真同志还亲自到浙江来与大家座谈总结经验，派人到杭州市作调查。”居民委员会是建国以后我国城镇人民的一种创造。它作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组织，起着多种职能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参观过，并作了高度评价的杭州市小营巷卫生模范居民区，就是居民委员会工作成绩的一个范例。铁瑛同志说，在今天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进行社会的综合治理中，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在对杭州市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哪里居民委员会做了工作，那里的治安就好；哪里居民委员会弱，社会治安就差。1982年，杭州有287个居民区的治安情况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总结他们的经验，共同的一条是居委会工作抓得好，治保组织得力。许多退休工人都组织起来成立监督岗。居委会还组织力量照看双职工的家。全市违法的青少年，多数也是靠居委会帮助教育。由于居委会出色的工作，不少居民区消灭了犯罪，或使发案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当时，彭真同志听了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看来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叫公安机关去处理。所有做坏事的人都由公安部门来管，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只要对群众无害，在法律范围以内，把这个矛盾交给群众来解决。真正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搞起来，发扬民主，群众当家作主，事情就好办了。 铁瑛同志说：“居委会这样的组织，不但在城镇需要，在农村实行政社分设，推广责任制后，也同样十分需要，这就是村民委员会。余杭县的永建公社，原来社会秩序不好，偷鱼成风。后来，订立了乡规民约，抓到一个偷鱼的，一查竟有十张大网，就按规定罚款1，600元。结果震动很大，不仅刹住了偷鱼风，治安问题也明显好转。”去年10月，铁瑛同志还到安吉县凤凰公社双一大队去调查了解乡规民约的情况。正好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朱岳年也是这届人大代表，铁瑛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请老朱同志来谈谈村里的情况吧！ 朱岳年同志今年整60岁，五十年代就是浙江省的农业劳动模范。他说：“大队的乡规民约是从1978年开始陆续制订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计划生育、保护森林、禁止赌博和调解民事纠纷等方面。这些规定都是大队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初稿，交社员讨论，然后召开生产队长、支部委员等会议，将群众意见汇集修改定稿后，再交社员大会通过，印成公约，贴到每户社员家里，让大家遵守执行。这些乡规民约反映了广大社员的意愿，因此在推行中就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由于奖罚分明，成效显著，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例如，过去有人在溪中洗刷便桶，污染下游村民的用水。订了公约之后，社员们都自觉地把粪便集中倒入粪坑，在一处洗刷。特别是关于计划生育的公约，影响最大，大大改变了过去重男轻女，甚至溺弃女婴的旧习。现在全大队领独生子女证的已占育龄夫妇的80％，生两胎的结扎率已达到100％。订立了乡规民约后，队里民事纠纷少了，赌博也没有了，青年之间打架吵嘴也少多了。有时两个小青年吵架，虽然嘴上说：“你打吧！你打吧！”但只是说说而已，谁也不动手。有一次，有些社员聚赌，我们按规定罚他们拿钱给大家租一场电影，并在放映前用字幕说明今晚电影费用是某某等人赌博罚款。大家说，赌博出了钱还丢丑，从此没有人再赌博了。 朱岳年同志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队里的生产越来越好。1982年全大队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72元，如果加上家庭副业就可达到600多元。曾有人担心，生活富裕了，生活有了保障，安全没有保障。如果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自治作用，生活、安全两者都可以有保障，大家就会同心同德地来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第6版()专栏：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专访 请分享我的喜悦 ——全国人大代表、中学教师陈华雄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欧庆林 夜已深了。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团驻地的一个房间里，灯还亮着。头发花白的陈华雄伏案疾书，向远隔重洋的兄长、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理工学院陈华伟教授倾吐心声：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参加六届一次人代大会。和我一同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的，还有我们的长兄陈华葵、表姐王诗恒。听到这个消息，你不感到高兴吗？…… 一个多月以前，他曾同从美国回来讲学的陈华伟相会。那时兄弟两人因分手几十年后相见，昼夜畅叙，分外喜悦。今天，他又与长兄陈华葵、表姐王诗恒在北京相聚，商讨四化建设的大事，喜上加喜，心里充满着幸福。他要把这种喜悦和幸福，告诉远在国外的亲人。 陈华雄，苏州人，今年已经58岁。1949年春，南京刚刚解放，他大学没毕业，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工作。不久，因为有“重大海外关系”，“不能信任”，一步步从大城市转到小县城，从小县城又转到农村。“十年动乱”期间，他被迫当了农民。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以后，他获得新生，重新站在讲台上，用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教育下一代。 “过去的五年，我们党对国家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认真逐步地进行纠正，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陈华雄在审议赵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小组讨论会上，常常这样发表自己的看法。 陈华雄在黑龙江省宾县，近几年已成为一个名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从一个被劳动改造的“特务”，回到中学当了数学教员，很快又被提拔为中学的副校长，担任了县政协的副主席；还因为县委、县政府把没收大贪污犯王守信私建的住宅分给他居住，此事轰动了县城；更因为他废寝忘食，含辛茹苦，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使一大批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提高了成绩，进入了高等学府。许多学生的家长说：“陈华雄为教育下一代付出的心血多，他得到的荣誉也应该多。” 陈华雄参加六届一次人代会的这些日子里，脑海中经常浮动着临来北京之前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协的领导以及师生员工们欢送他的情景——充分的信任，热情的嘱托，战友的深情。有的说：“我们宾县建国以来第一次出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你的光荣。你一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说话。”陈华雄说：“我一定把大家的愿望带上去，把党和国家的关怀带回来。” 陈华雄是一个严肃谨慎不愿多讲话的人。可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团的许多代表都说，来北京这些天，他一直是处在激动之中。人们看到，6月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的时候，他和他的长兄、年近古稀的华中农学院院长陈华葵教授匆匆相见，他兴奋得象个年轻人。星期天，当他见到从宾县一中考入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等学府里读书的学生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学生们说：“你们太幸福了！”他的学生回答：“陈老师，您更幸福。”

第6版()专栏： 要综合治理螳螂川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赵丛礼的建议 本报记者　刘时平 提起螳螂川，也许有人还不知道它的方位；可是来过昆明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久负盛名的风景区——温泉。螳螂川就是滇池的出口，流经温泉，转入金沙江，奔向长江。 最近，记者专程去云南林学院访问了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丛礼副教授。他带我走到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油松林，来到温泉附近的螳螂川，指着水面让我看。他感慨地说：“过去水清如镜，川流不息，一眼可见底；现在却混水一川，象是得了喘息病，流不出去。原来螳螂川的金线鱼和鲤鱼，还有点名声，可现在……”他叹了口气，说不下去了。我们爬到山坡上，眺望远处，但见烟囱林立，黑烟滚滚，不是钢铁厂，就是化工厂、水泥厂，特别是附近的造纸厂，给螳螂川带来的污染尤为严重。他说，七十年代周总理在温泉休养时提出：要根治螳螂川！但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谁管污染不污染？污染源越来越多，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不要说养鱼，就是附近农民种的粮食和蔬菜，不经过化验，连种菜的人都不敢吃；吃了的，不是骨折，就是牙坏。 针对这个问题，林学院的林业系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采取“林地静化污水”的办法来治理。省、市环保局同样引起重视，采取经济制裁的办法收排污费，并要求做到“水清有鱼”。可是，这种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控制一时，不能维持久远。所以，他们与附近的安宁造纸厂合作，大搞荒山造林。这样，造纸的废液和有机废水经过分解、净化，引到山上灌溉林木。自今年9月份起，他们在安宁造纸厂周围的荒山上种了12，000棵树，有桉树、白杨、梧桐等。 谈到这里，他又提出一个体制问题。目前林业部门管造林育林，而三废处理又归环保部门管，有时扯皮，耽误工作。按照科学的规律，及一些国外的做法，应当把林业与环保结合在一起。 最后，他谈到，云南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的24％，把治理污染与发展林业结合起来，是大有前途的。云南的茶花品种之多，是尽人皆知的。有一种金茶花，是稀有的品种，不少国家曾经派人来云南引种，如果污染严重的厂矿区种植金茶花美化环境，治理污染，又可赚取外汇，何乐而不为？

第7版()专栏： 一些国家领导人电贺我国新当选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副主席乌兰夫，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分别收到一些外国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发来的祝贺他们担任领导职务的贺电。 尼泊尔王国国王比兰德拉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尼泊尔王国首相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分别向乌兰夫副主席和赵紫阳总理发来了贺电。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乔杜里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分别向李先念主席和赵紫阳总理发来了贺电；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兼三军总司令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中将向邓小平主席发来了贺电。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朱尼厄斯·里查德·贾亚瓦德纳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印度共和国总统吉亚尼·宰尔·辛格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泰王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上将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侯赛因一世·伊本·塔拉勒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阿曼苏丹国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少将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向李先念主席发来了贺电。

第7版()专栏： 国际舆论评论我人大和政协选出新领导人 国家体制臻于完善将产生深远影响 本报讯　我六届人大和政协选出新领导人的消息公布后，国际舆论反应强烈，一些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普遍认为我国家体制臻于完善将极大地推动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家体制完善的标志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这次选出新领导人标志着国家体制的完善。 日本共同社说，“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恢复设立国家主席，意味着中国在国家体制方面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自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不断肃清文化大革命的色彩”，而这次人事安排“可以说是最后完成了这件工作”。日本《读卖新闻》也说，中国结束了过去“权力集中的体制，建立起分担职务，互相合作的”领导制度。 法新社援引外交观察家的话指出，恢复国家主席标志着中国在建立各项制度和政治生活正常化的进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进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渐渐发展起来的”。 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 一些报纸和通讯社认为，新领导班子将保证国家的兴旺发达。 南斯拉夫《战斗报》说，中国“新选出的领导人的经历保证了他们将会全力献身于中国的进步事业。从参加解放国家的武装斗争到建立新中国，他们一直是置身于最前列，今天他们也是党的新路线的决策人，尤其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这条新路线在使社会关系民主化、迅速发展物质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变革”。《战斗报》说，“新选出的领导人为继续实现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提供了保证。”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这次选举是中国“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后恢复国内稳定而尽的努力”，中国新领导班子的确立将为“真正取得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东京新闻》也认为，“中国将在新的体制下，谋求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和经济的稳定，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工作”。这家报纸还说，中国新的领导体制已“成为适应现代化课题的体制”，它表明“中国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的长期连续性”。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许多外国报刊强调，中国这次选举将对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说，由于新领导人的选出，中国将加强党的建设，并“倾注全力于现代化建设”。共同社说，中国决定了今后五年的国家领导人的人事，“由此基本上确立了全国一致的体制”，因而中国在改革的同时，将继续“探索新的国家道路了”。《每日新闻》也说，“中国完成了选出国家领导人的重要任务，就要开始朝着二十一世纪的目标——建设现代化国家了”。 有些报纸特别提到六届政协新领导机构将为加强统一战线、实现国家统一起更大的作用。《东京新闻》谈到这届政协的特点时说，“比起历届政协重视国内统一战线来说，这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共同社认为，本届政协“将把祖国统一放在首位”。泰国《中华日报》的评论认为，中国“有决心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中充分发挥作用”。“由于委员们都能继续贯彻执行五届政协所制订的方针和任务，本届政协必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有助于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第7版()专栏： 阿富汗游击队解放昆都士省塔帕区 在巴格兰省同苏联—卡尔迈勒军队激战歼灭一批敌人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20日电　据此间今天从阿富汗抵抗组织获悉的消息，阿富汗游击队最近解放了与苏联接壤的昆都士省的塔帕区。 阿富汗游击队5月29日包围了昆都士省的塔帕区，四架苏联武装直升飞机赶来营救驻在那里的卡尔迈勒政府军，当其中一架直升飞机被游击队的高射炮击中后，其余直升飞机立即逃走。经过三天的战斗，5月31日被包围的卡尔迈勒军队撤离了塔帕区。 在6月的第一周，游击队在昆都士省以南的巴格兰省同苏联—卡尔迈勒军队发生激烈战斗，打死21名苏军官兵和18名卡尔迈勒政府军士兵，击毁四辆坦克。游击队缴获了许多机关枪和步枪。 游击队还不断袭击沿喀布尔—坎大哈公路活动的敌军车队，使这条公路直到6月9日还不能通行。游击队还在查布尔省离坎大哈市80公里的地方伏击了一支敌军车队，打死苏军15人。 在帕克蒂亚省，6月9日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炸毁了阿富汗东南部边境霍斯特集市上的一辆卡尔迈勒政府的运货车，炸死10人，其中有这个省的国防秘书和四名卡尔迈勒空军军官。

第7版()专栏： 东盟将举行外长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 本报曼谷6月20日电　记者王荣久、陈安报道：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即将于6月24日到25日在曼谷举行。一个由来自东盟五国的官员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正在为会议进行紧张的准备。 东盟外长会议前夕，将举行东盟高级官员会议，会商会议议题。据曼谷报纸报道，柬埔寨问题将是东盟高级官员会议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越南外长阮基石在东盟各国的活动、泰国外长西提提出的建议、和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为维护民柬席位而将采取的策略等。 6月27日至28日，将举行东盟外长同美、日、澳、新等国外长的对话。据报道，今年的对话有个别对话和集体对话。讨论内容很广泛，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东南亚形势、中东问题、阿富汗问题、裁军、威廉斯堡会议以及第六届联合国贸发大会等等，还将讨论苏联在全球和本地区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有的报纸说，这种讨论还是第一次。

第7版()专栏： 加纳又发生一起未遂政变 新华社拉各斯6月19日电 据加纳电台广播，加纳首都阿克拉今天发生一起未遂政变。 加纳全国临时保卫委员会主席罗林斯今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加纳士兵企图发动政变，但忠于政府的军队目前已控制全部军队和战略地点。他还说，一些政变分子被打死，其余的已经被捕。 据报道，政变分子今天上午曾试图占领阿克拉的广播电台，以广播政变声明，但失败了。加纳全国临时保卫委员会呼吁政变分子向警察当局或军队投降。加纳陆军司令阿诺德·奎努通过电台命令所有军人立即返回营房。还要求所有军官只能服从军队领导人或加纳全国临时保卫委员会的命令。 目前，加纳已实行宵禁，并关闭了所有的边界。 这是加纳一年来发生的第四次未遂政变。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2月发生的。

第7版()专栏： 法塔赫内部武装冲突扩大 从黎巴嫩贝卡地区蔓延到叙利亚境内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大马士革消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大成员“法塔赫”内部有分歧的两派，19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一个巴勒斯坦训练营地发生了武装冲突。 据报道，分裂集团动用了机枪，以武力夺取了由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控制的这一营地。 这一事件表明，“法塔赫”内部今年5月爆发的两派冲突已开始从黎巴嫩东部的贝卡地区蔓延到了叙利亚境内。 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19日接受英国一家电视新闻公司记者采访时，指责利比亚的一些坦克介入了“法塔赫”内部两派18日晚在贝卡发生的冲突。 另据报道，“法塔赫”中央委员会19日晚在阿拉法特主持下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议，商讨“法塔赫”革命委员会会议举行的日期和地点，以解决该组织内部两派目前的严重分歧。 新华社贝鲁特6月18日电 据贝鲁特电台广播，“法塔赫”内部分歧的两派今天在黎巴嫩中部什陶拉地区再次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大炮和坦克等重型武器互相攻击。 6月4日，分歧的双方在贝卡北部城市贝勒贝克周围第一次相互炮击，造成10几人伤亡。 据黎巴嫩治安部门说，今天的冲突从下午4点一直延续到晚上9点半。目前还无法确定双方的伤亡人数。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今天上午曾在贝卡召集了巴解组织在这一地区的武装指挥人员会议，此后不久双方即爆发武装冲突。（附图片） 6月19日，数十万人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集会，反对核军备竞赛。 　本报电视照片

第7版()专栏： 美国政府内部一场纷争告一段落 沃尔克连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本报华盛顿6月19日专电 记者张亮报道：里根总统在昨天的“星期六广播讲话”中宣布，他已打电话给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要求他连任这一职务，沃尔克已表示同意。这项决定结束了最近以来人们对沃尔克能否连任的种种猜测。 沃尔克是由美国前总统卡特1979年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他的任期将于今年8月6日届满。沃尔克就职后，特别是里根政府执政以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货币政策作了重大修改，其重点由过去的降低利率转向紧缩银根，结果使通货膨胀率由1979年的13％下降到现在的大约4％，但利率仍高达10.5％。失业率今年以来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10.2％的高水平。在利率问题上，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政府在过去两年中相互指责，政府抱怨联邦储委会不降低利率，加剧了经济衰退；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则反驳说，利率居高不下是由于联邦预算赤字过于庞大，国债太多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势必导致通货膨胀的重新上涨。 白宫对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继任人选酝酿已久。一位高级官员说，里根的这一决定是在宣布前24小时内才作出的。据报道，里根曾担心在大选年沃尔克能否与政府密切合作，考虑任命一位“自己人”担任此职务。但政府官员和金融界、企业界人士大都赞成让沃尔克留任。里根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此间经济学家认为，沃尔克的再次任命表明美国将继续奉行紧缩银根政策。

第7版()专栏： 美“挑战者”号研究人体在太空所受的影响 本报讯　据美新署说：“挑战者”号此次飞行主要任务是施放通信卫星，并将进一步研究太空失重和极冷极热对人体的全部影响。 太空有强烈的辐射，温度有时极冷有时极热，而且处于近乎失重的状态，因而无论对人还是对设备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在航天飞机上第一次有一位医生（飞行专家撒加德）将对机组乘员的眼睛和耳部进行简单的检查，以判断人的平衡感、视力和对太空生活的适应性这三者的关系。他还要进行一些医学方面的检验，和搜集同太空旅行适应性有关的生理变化的新资料。 目前研究人员仍然不了解太空失重对人体的全部影响。在太空接近于没有引力的环境中生活在生理上产生的缺点有：乘员骨骼里的物质——特别是钙——滤出，骨骼形成速度减慢，肌肉由于不运动而萎缩，此外还产生太空适应综合症（通常在地球上称为运动病）。如果一两个乘员犯了昏睡病或头晕恶心，不能工作，那就可能使一次飞行排得很紧的日程计划无法完成。 “挑战者”号即使在距地球296公里近的轨道上飞行时，温度差别也非常大，在太阳照射下为82℃，而在被地球或其他行星的阴影遮住时则为－168℃。 在再进入大气层时，轨道器表面同周围空气摩擦也可能产生极高温度。比如，在着陆前20分钟，航天飞机头锥部和两翼温度可能达到1650℃以上。 为了防止轨道器和乘员蒙受强热的伤害，已研制出一种防热系统，其中有全部用碳制成的材料，可以作为头锥部和翼部的隔热材料；还有用化学处理过的硅合剂制成的白色隔热瓦作为其他部分的隔热材料。 从航天飞机货舱上向太空投放卫星时，温度高低和是否在太阳照射下，都是要考虑的特别重要因素。工程师们要计算好施放卫星的时间，以便在和太阳处于安全无虞的相对位置的情况下施放卫星。（附图片） 美国“挑战者”号舰天飞机在太空发射通信卫星的情景。（箭头处为通信卫星）　本报电视照片

第7版()专栏： 法国数十万人集会反对核军备竞赛 本报巴黎6月20日专电 记者翟象乾、马为民报道：昨天，来自法国各地的数十万人在巴黎的万桑森林举行“和平节”活动，要求停止军备竞赛。这是几年来法国规模较大的一次和平示威。 游行队伍中，人们打着大大小小的横幅，写着“不要潘兴导弹，也不要SS—20”、“爱和平，要生活”等字样。 这次“和平节”活动得到法共、法马列共和法国总工会等的支持。但是社会党宣布不参加。社会党全国书记安特辛热尔认为由于苏联在欧洲部署导弹使东西方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不平衡，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可以开辟继续谈判的道路。

第7版()专栏： 欧洲今年将有二十个核电站投产 据新华社维也纳6月15日电　据奥地利能源协会调查，今年欧洲将有20个新的核电站投产。 这20个新的核电站中，13个分布在西欧，其中法国6个、英国4个、西班牙2个、西德1个；7个分布在东欧，其中苏联4个、捷克斯洛伐克2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个。 据报道，欧洲核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今年将增加约20％，总发电能力将达到10.6万兆瓦。

第7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伊朗要求紧急援助阿富汗难民 伊朗政府要求联合国对伊朗境内的四十万阿富汗难民提供紧急援助。在日内瓦的伊朗外交人员说，这批阿富汗难民是过去六个月内到达伊朗的。伊朗估计约有一百五十万阿富汗难民在它境内避难。 坦桑尼亚内务部长引咎辞职 据坦桑尼亚报纸报道，由于参与谋害总统的两名要犯于六月十一日越狱逃跑，坦桑尼亚内务部长阿卜杜勒·赛迪·纳德培和监狱首席长官戈勃里尔·甘加·热内亚引咎辞职，尼雷尔总统已接受了他们的辞呈。 阿根廷前海军总司令被捕 根据联邦法官萨尔维的命令，阿根廷军人执政委员会成员，前海军总司令玛塞拉于六月十七日被捕。玛塞拉被指控与一九七七年企业家布兰卡失踪案有关。这是一九七六年军人执政以来，第一次一位军人执政委员会成员被司法机关拘捕。 （本报讯） 扎伊尔一批政治犯获得自由 据扎伊尔通讯社十九日晚报道，自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五月十九日宣布大赦以来，已有六十九名政治犯，其中包括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十一名前人民委员获得了自由。居住在欧洲和邻国的扎伊尔流亡者对大赦作出了积极反应，纷纷宣布将返回扎伊尔。 加蓬和法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加蓬军队和法国军队六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加蓬南部举行了代号为“马荣巴八三”的联合军事演习。加蓬的国家治安部队，海、陆、空军和宪兵部队以及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参加了这次演习。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加蓬部队和法国驻加蓬的军队在各兵种共同行动中进行合作。 西德新法西斯组织被迫结束大会 西德新法西斯组织“欧洲钢盔战斗联盟”在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下，被迫提前结束十八日在策勒市召开的州级领导人大会。该组织参加大会的二百五十人十九日上午已离开策勒市。 （据新华社）

第7版()专栏： “我们仍然在斗争” ——访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巴解战士营地 新华社记者　陈佩明　万光　刘作文 巴解武装力量从去年8月21日开始撤离贝鲁特，到现在已整整10个月了。最近记者有机会访问了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两个巴勒斯坦战士营地，目睹巴解战士正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刻苦训练，不禁被他们那种不解放祖国决不罢休的坚定意志所感动。 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战士营地设在突尼斯市郊一个丘陵起伏，林木茂密的地方。入口处的拱门上写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军艾因·侯勒沃部队”。拱门两旁，巴勒斯坦旗帜和突尼斯国旗迎风招展。门口由突尼斯国民卫队士兵和身着绿色军装、佩戴红色肩章的巴解战士共同守卫着。 在营地的大厅举行的由部队司令艾哈迈德·纳加尔中校主持的“战友聚会”上，干部、战士争先恐后地发言，倾诉他们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的极大愤慨。一位战士说：“我们从贝鲁特撤出，丢失了那里的阵地。如今，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时刻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战斗。”上尉阿布说，“我们是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在全世界我们都得到了同情和支持，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斗争一定胜利。”营地政委萨拉赫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勒斯坦革命斗争的一贯支持，表示巴勒斯坦战士要为收复失地，恢复家园和建立独立的国家而战斗不息。发言接连不断，情绪愈益激昂，反映了巴解战士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的精神。 这座营地原来是突尼斯的一所农业技术学校，主建筑是一幢三层的白色楼房。在周围的空地上，战士们还建起了6座简易住房。营地司令告诉我们，这里的几百名巴解战士每天都要进行军事操练、上政治课和听形势报告。在营地的文化活动室里，陈列着世界各地出版的许多书报杂志以及巴解组织的文化、军事、政治刊物，墙上醒目地贴着大幅标语：“巴勒斯坦是我的家乡”，文化室负责人易卜拉欣对记者说：“我们要使每一个战士都保持敏锐的政治警惕性和坚定的斗争意志。我们决心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个营地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营地的司令和政委也只有30多岁。侯赛因中尉年仅23岁，已经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军中战斗、生活了10个春秋。他的一家人都献身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几个弟弟也都是抵抗战士。在营地里，我们接触到许多象他这样风华正茂、阅历丰富、意气风发的军官和战士。他们都是饱经战火洗礼的坚强战士，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宝贵骨干力量。他们身在突尼斯，却时刻怀念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怀念着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亲人，以及在前线同以色列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战友。 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的特贝萨地区，是一片山峦起伏、森林密布的险要地带。30年前这里曾经是阿尔及利亚游击队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重要活动基地。今天巴解战士就在这个富有斗争传统的地方建立了营地。 在营地里，巴解战士正在宽阔的操场上列队操练。一队队年轻的男女战士，其中还有一些稚气的少年，正在随着口令踏着整齐的步伐昂首前进。他们除了队列操练之外，还进行多种军事科目的训练，包括轻型和重型武器的使用和实弹演习。一位军事负责人说：“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我们要为今后作好准备。” “我们仍然在斗争，直到最后解放巴勒斯坦！”在巴解战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巴勒斯坦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当记者先后向两个营地的巴勒斯坦指战员告别时，许多人握着记者的手满怀信心地说：“在巴勒斯坦再见！”（附图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战士营地。　刘作文摄

第8版()专栏： 廖公在人间 珠珊 我满脸泪水，怀着无限尊敬的心情，慢慢地低下头去，我的炽热的面颊和他灰白微温的脸紧贴在一起，热泪象雨点似的，滴在他闭着的眼睑上，流在他的面颊上…… 这是临终一瞬间的永别，是和廖承志同志会的最后一面，也是我生命旅途中永远不会忘怀的沉痛时刻。 6月10日清晨，王震同志打电话叫我去，电话里那失常的低沉的声音，使我顿时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我的脑海里立即显示出廖公的影子，他在医院里病着，我迅速拨动电话，打到中央保健办公室，讯问廖公的病情。顿时，我的双腿钉在地板上，眼前一黑，脉搏呼吸似乎停止了跳动；我不相信电话里传来的话，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廖公，他是多次战胜死神的英雄，他的生命是我们亿万人民的宝贵财产啊！他怎么会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躺下？有多少事情等待他去做，有多少人希望听到他的话语呀！ 我径直来到王震同志的办公室，我知道，在那十年的浩劫中，王震同志和廖公，同被囚禁在一处，他们心心相映，情同手足。在几年孤寂生活中，我切菜，你烧饭；我扫地，你洗衣；一起横眉冷眼对鬼怪，厉声喝退群恶棍。 一眼看见王震同志英容失色，疲倦地坐在沙发上，顿时，泪水充满我的双眼。 “唉！好人啊，好人又过早地去世了？”王震同志颤栗的声音响在耳边，“我的几个好战友，临终时刻都没有看到最后一面：李富春、王稼祥、廖公，都是这样。等我赶到，他们都不能和我说话了。”王震同志好象诉说心曲一样，我深深感到这位素有“公道人”之称的将军，此时此刻的悲哀决不亚于他在一场战争后，见到成堆战士尸体时的情景。悲痛的铅云，把我们笼罩在一起了。 三年前，我同大家一样，曾经满怀着一颗愉快的心，到飞机场迎接从国外治病归来的廖公。廖公长期患心脏病，这次不顾许多人的劝阻，带着七十岁的高龄毅然决然冒着危险到国外去做高、难、尖的手术；为的是争取有个健康的身体，更好地完成党委托的重任。我清楚地记得他临别时的一句话“活着不能工作，那活着干什么？”他宁愿冒着危险，也不愿拖着疾病的身体苟安白吃饭；如果有幸治好，就痛痛快快的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再干十几年；如果万一不幸，就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学科学研究事业上。廖公是抱着这样一个宏大的志愿和牺牲精神，笑呵呵地走出国门的。 “到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候机室里发出一阵子骚动，我迅速地挤进人流里，拥到机场的出门口。看见了，我看见战胜病魔的廖公了。他皮色健康，举止灵活，脸上的笑纹更感染人，略瘦的身体更显得潇洒。他一眼看见我，高兴地和我说： “我全身划了三条大刀口呀！”夫人经普椿也指着廖公兴奋地说：“你看这些刀疤！”我这个干了一辈子医务工作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手术的治愈者。我心里不由得默诵道：“啊，廖公！你真是一个命大福大生命力强的人。” 廖公回到北京，只休养了一个短时期，就迫不及待地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是他自知为党的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还是他认为手术后自己年轻了？他干工作的劲头比十年浩劫前还足还猛。有时一天是三四个会，有时一天是四五次接见，他工作时间之长，即使是一般健康人也是很难胜任的。最近感冒气喘住在医院里，为了参加六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他仍坐着轮椅登上主席台，聚精会神地阅读大会文件。工作，对他来说象氧气一样重要；人民，对他来说象阳光和水一样，须臾不能离开。 我和廖公的深厚友情建立在亲人视如仇敌的十年内乱期间。 1970年，王稼祥同志受林彪、康生一伙迫害，下放至河南信阳劳改，后来，患急性肺炎，毛主席批准他回北京治疗，就住在廖公病室的隔壁。王稼祥同志和廖公是长期在外交部门携手工作的战友，今日同住医院，一壁之隔也不能见面畅谈，只好在心底里虔诚地互相祝愿早日恢复健康。时局略为好转后，一天，廖公和夫人来到我们居处，刚坐下来，廖公就漾起喜悦的微笑，对稼祥同志说：“周总理昨日在扩大的三中全会上（指1972年九大三中全会）传达了毛主席对你一生的高度评价，王胡子（王震亲昵称呼）听了，托我马上来告诉你，一则向你报喜，二则让你早一点知道这个好消息。”随后，廖公把周总理的传达内容一句一字地背诵给稼祥同志听，老战友之间的友情比金子还宝贵，忧别人之所忧，喜别人之所喜，这样的关怀，真是使生命复苏的良药啊！感激之情使我的两眼泪水汪汪，喉咙里好象被什么堵塞，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眼看着廖公和夫人乘兴而来，又匆匆握别，心里说着：“谢谢你，报喜的人，谢谢你！廖公！” 1974年，稼祥同志怀着对时局无限忧虑的心情永别人间之后，我的日子是很孤独寂苦的。我不会忘记，廖公和他的夫人及其家属子女给我送来的惦念和温暖。不知多少次，廖公来了，经普椿同志来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孙子、孙女都来了。立刻，我的家里热闹起来，连房间都显得小了，我被温暖的热流拥抱着，我全身的血液也流快了。 坐在钢琴边的青年弹起悠扬动听的琴声，儿媳小赵翩翩起舞，优美的芭蕾舞姿，博得了一阵阵鼓掌声。廖公见我破涕为笑，十分高兴，便走到钢琴边，低头和弹琴的年青人说了几句。马上，琴声出现《国际歌》的前奏。廖公站在钢琴的左端，清了清嗓子，挺着胸，全身贯注地用法文唱了起来。这意料之外的演唱，怎么能使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政治家之口呢？高超的技艺，使房间里出现新的寂静。这歌声比歌唱家唱得更动人，更启迪人。因为它把政治家坦荡的胸怀和艺术家精湛的艺术熔为一炉，令人感到艺术美的享受外，更有一种灼人肺腑的热浪。这是廖公的歌声啊，多年来，精神上的折磨，使廖公的头发更白，脸上的皱纹更深更多了。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你病魔缠身，任你生命安危，他总是那么乐观，那么大度，那么爽朗。他是面对死神也会发笑的人。我静静地听廖公歌唱，深厚的男中音带着一股温暖的气流，冲开我的心扉，激荡我的胸怀，消融我的凄冷，昂扬我的斗志。廖公的歌声在唤醒我，在指示我，叫我在生活的大道上坚强起来，披荆斩棘，度过逆境，在新的征途上，为祖国为人民为党贡献更多的力量。 我听说廖公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就是带着冤屈，昂首唱着歌走过来的。今天，我的耳际仿佛还回荡着他那热情洋溢的歌……。 我的墙壁上挂着一副珍贵的名画，画中有一个坚持真理的青年人，在茫茫大地上，在深山密林中，在片片鹅毛雪飘舞的时刻，冒着呼啸的北风，迈着坚实的步伐，去寻找那众芳摇落，斗霜傲雪的梅花。 这幅画取名为“踏雪寻梅”。它寓意，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就要敢于冲破那恶劣的逆境，执著地去寻找那理想之花。这是一幅母子合作的珍品。它的作者就是母亲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 《踏雪寻梅》。多么好听的名字，雪中寻梅，志坚情挚，多么可爱的青年人。画中人物是廖公亲笔画的，他是在言志，是在画自己，是用画来概写他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廖公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博学多才的政治家。他会五国语言，精通艺术，擅长诗词、绘画。他的逝世，对我国人民无疑是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但是，他的业绩在我们眼前，他的面容在我们心底，他的话语在我们耳边。这一切，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廖公在人间，永远在我们的身边！

第8版()专栏： 弘毅篇 冯并 六届人大和六届政协就要闭幕了。在这举国欢悦的气氛中，我想起了那句老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到六届人大，我们走过了一段开创新局面的路，而新的里程又将始于足下，成为未来的胜利的起点。 不断开创新局面，需要一种新的姿态，新的精神。当代雷锋张海迪曾说，“惰性不是我们的属性”，很可以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拓者的座右铭。在运动物理学中，有人把惯性也称作惰性或惰行，或许有它的道理，若把它视为社会生活中无可克服的惯性，甚至是“万有引力”，那是错误的。惰性意味着因循守旧，碌碌无为；也意味着信念的动摇和主人翁责任感的丢失。这不是开拓者的性格，更不是开拓者的哲学。 “创业难，守成更难”，这已经传为古老格言，究其实，不过是封建时代的事业观。见之于社会经济生活，未始没有小生产者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的影子。我们的事业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人民大众的事业，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没有创业毕而后单一地去守成，只有不断地开拓，并在开拓中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有节奏而又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决定了新的国家领导人，还将作出一系列安邦治国的决议。六届政协会议也为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会议鼓舞着我们继续开拓，以一种弘毅的精神面向未来。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我们来说，一切向“四化”进军的战士，一切欲意有为之士，一切爱国志士，都应该抱负远大，向着我们的共同目标不倦地努力，为我们的经济建设计划的实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健全，为我们神圣祖国的统一，坚定不移地奋斗。 道不远人。奋斗就有光辉的未来。奋斗意味着无私地贡献，象雷锋一样，象张海迪一样，象罗健夫、蒋筑英一样，向社会主义祖国献上深深的爱，献出壮丽的年华，献出才能与智慧，献上新的创造。 胜利属于祖国！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弘毅之士。

第8版()专栏：大地漫笔 执柯伐柯及其他 人民日报载，黄陵管理所，监守自盗，把历千劫而至今的古柏做成棺材。读报之时，心颤体抖，怒不可遏，我完全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此事如不严办，法纪何存？ 在政协会里还听说，文物方面某负责人有一个口号：叫做“以文物养文物”，还有一条规定，叫“乾隆六十年以后的文物可以出口”。谢稚柳兄在上海海关就亲自查出一些珍贵文物，甚至是传世中少见之珍品，冒充乾隆六十年后的东西，装箱待z 。我不由地想起了“执柯伐柯”和“山木自寇”两句成语来。对这样管文物，不能不言。 “以文物养文物”，怎么个养法？乾隆六十年后的就不算珍品么？谁说的？嘉道初的官窑和粉彩和六十年前的有何分别？如扩大到古籍，那么殿板书还算不算善本？ 也是听一政协委员说的，某市的文物，乾隆六十年以后的已卖得差不多了！难道我们就必须靠这几个钱，去“养文物”，去过日子么？ 此事，不是我的专业，但作为公民，又当了政协委员，耳朵，既然听到就不能装聋作哑，良心逼迫不得不言，如言之不当，愿听教诲。 宋振庭

第8版()专栏：大地 涉江小札 韦晓吟 巫峡行舟 迂回的水道，指引着曲折的航程。 我的小船，在两岸峭壁的注视下，和江水一起赶路。咿呀的摇橹声，引来了一只江鸥；时时显现的沙洲，在默默地提醒我：是向前呢？还是停留？ 神女峰 神话是美丽的。 我在幻想中，从一座座峰巅上找寻着神女的身影。最后，只看到了一块立于云雾之中的长石。 那少女的丰姿呢？那美丽的长发和飘逸的裙带呢？ 此时，想象的笔，便开始迅速地在真实的存在上，描绘出渴望着的一切。 我突然记起了那祖祖辈辈在岸边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里辛勤播种希望的农民——他们还在继续用美丽的神话装饰着自己的小屋吗？ 岩石 我在一段舒缓的顺流而下的航行中，看到了江边的大片高高升出水面的岩石。地质时代，在岩石上刻画出了层层的印迹。这些宽窄不一的层次，这些变化细微的色彩，向人们显示了大自然漫长的历程，以及无情的进化法规。 我听到了一个呼唤：希望属于未来，属于年轻的世界。让岩石给利禄之辈以沉重感！ 过屈原祠 我心神往，我心切切，我看见了屈原祠，我看见了屈原。 伴随着屈原在江岸行吟；倾听着屈原一百七十二个天问；目睹了民族的英魂在上下求索；默诵着催人泪下的《桔颂》。 夜 当夜色渗透了四处，风反复地唱着“摇篮曲”，上涨的江水中有很多的漩涡。 零星的航标灯，为我导着夜航的路。我忽然想起：生命的航船也应不停歇地荡桨…… 在荆江上 豁然开阔的江面，涂满了耀眼的阳光。我在这温暖的快意中，却禁不住频频回望。 我猛然想到，如果我的航程自始至终是在宽阔的荆江上，我真不知会怎样地一身轻浮！

第8版()专栏： 新生林（外一首） 杜志民 我们喜欢新生 我们厌恶僵坠 我们托起青青的云翳 做地球新的植被 挡住沙，挽住水 让生命焕发新的光辉 人和树 一个人就是一棵树 一棵树一个绿色的灵魂 树和人同植于大地 人和树追寻同样的命运 都仇恨寒酷的日子 都热爱永恒的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