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彭真主持大会，邓颖超、王昆仑、史良、康克清讲话 邓颖超高度赞扬廖仲恺、何香凝先生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卓著的革命功勋；指出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是历史赋予中国各族人民的神圣使命；热切期望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与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先生共事的故旧亲朋，以民族大义为重，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造福子孙后代而同我们携手奋斗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礼堂联合举行大会，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 邓颖超在大会上讲话说，廖仲恺、何香凝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他们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 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乌兰夫、彭冲、习仲勋、胡乔木、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胡厥文、史良、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朱学范； 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康克清、季方、庄希泉、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 专程从日本前来参加缅怀、纪念活动的廖仲恺、何香凝的生前友好宫崎世民和夫人宫崎千代，黑田寿男及其长子黑田明男； 廖仲恺、何香凝先生的子女、亲属和生前友好廖梦醒、经普椿、何贤、马万祺、邓广殷、黄苑芬、胡兰畦、刘天素；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 缅怀、纪念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他对前来参加缅怀、纪念活动的日本友人和从港澳来的廖仲恺、何香凝先生的亲友，表示热烈的欢迎。邓颖超、王昆仑、史良、康克清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讲话时，向廖仲恺、何香凝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她在高度赞扬了廖仲恺、何香凝先生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卓著的革命功勋之后说，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是历史赋予中国各族人民的神圣使命。中国要统一，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大陆与台湾人民的共同心愿。谁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人民就会感谢谁，历史就会铭记谁。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她热切期望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与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先生共事的故旧亲朋，以民族大义为重，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造福子孙后代而同我们携手奋斗。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在讲话中详细介绍了廖仲恺、何香凝先生的生平业绩。他说，廖仲恺、何香凝先生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派的光辉旗帜。值得欣慰的是，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纪元。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定团结，祖国建设所具有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大超越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王昆仑说，廖仲恺先生致力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树了伟大的功绩，何香凝先生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不可抗拒之历史潮流。历史反复证明：国共合作，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国民党也有利；国共分裂，大伤民族元气。我们衷心期望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在讲话中追述了廖仲恺、何香凝生前的革命活动和功绩。她说，何香凝一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十分关心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她在生前常常怀念原国民党在台友人，盼望有识之士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史良说，不久以前，廖承志同志致函蒋经国先生，以旧日同袍的身份，恳切寄语，情词感人。信中以大义相责，大勇相激，仲恺、香凝虽已不在人间，但音容犹在，义理相贯。当我们在这里缅怀仲恺先生、纪念香凝同志的时候，不能不念及于此，希望台湾同胞，共同奋起，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在讲话中指出，何香凝同志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卓越的女革命家，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一位女中豪杰，是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的骄傲。她在讲话中全面介绍和高度赞扬了何香凝对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她说，全国解放后，何香凝同志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她去世的十年间，我们的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国家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她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起，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希望广大妇女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进行不懈的奋斗。 部分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全国妇联、全国侨联、中国美协负责人，民革在京的中央委员和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及其他各界人士，出席了大会。（附图片） 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摄 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 新华社发

第1版()专栏： 各有关单位密切合作　广大职工艰苦奋战 丰台大同铁路电气化工程进展快 本报讯　记者潘善棠报道：正在丰（台）大（同）铁路电气化工程工地施工的广大职工，以加快施工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全长377公里的丰大铁路电气化改造，是国家为加快山西煤炭外运而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工程完工以后，年运输能力将由现在的4，200万吨，提高到6，000万吨。这项工程自6月1日全面开工以来，负责设计、施工的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通信信号公司、电化工程局和北京铁路局等单位密切配合，互创条件，做到施工、运输两不误。北京铁路局在抓紧进行自己负责的土建工程的同时，在铁道部的统一安排下，采取双机牵引、压缩列车技检时间等措施，每天在张家口至大同封闭线路2小时，在三家店至沙城封闭线路3小时，为电气化线路施工创造条件。电化工程局和负责土建改造任务的北京铁路局，在有限的施工时间内，提前准备，快速作业。第二工程段五队和七队的500多名职工，为加速电气化，以苦为荣，提前半个月完成了隧道落道任务。电化工程局的现场职工，每天夜里3时起床，4时上路，争分夺秒地进行作业。 目前，几项先行工程进展迅速，立杆柱已完成今年计划的66％，信号工程完成60％，改线、落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场改造完成44％，房屋建筑工程完成近50％。

第1版()专栏： 开展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 二汽职工战胜洪水不减产 本报讯　第二汽车制造厂对职工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以战胜洪水不减产的成绩迎接十二大的召开。今年7月份第二汽车厂主动将年产45，000辆汽车的计划，增加到5万辆。胡耀邦同志高度赞扬说：“二汽是兴旺发达的。” 7月29日，这个厂所在地遭到大水灾，全厂有40个车间进水，3个专业厂的机器被淹。这时候，七中全会公报发表了，二汽党委号召党团员和职工振奋精神，努力生产。20多天来，全厂5万名职工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重灾单位生产已稳步回升。到本月26日，已经装配汽车3，630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供稿）

第1版()专栏： 天津自行车厂职工创优质夺高产 定让“飞鸽”展翅高飞 本报讯记者　马杰报道：生产“飞鸽牌”自行车的天津自行车厂广大职工开展“创优质、夺高产、保名牌、争第一”的活动，决心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二大召开。 去年这个厂生产了一百九十五万辆自行车，今年国家下达了二百零五万辆的生产任务，增产计划为二百二十万辆。一至七月已经完成了一百二十六万三千辆，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五。进入八月份以来，全厂日产量由六、七月份的七千五百辆提高到七千六百辆。现在，每七点五秒钟就有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出厂。 八月初，根据群众来信反映的一些质量问题，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专门讨论，研究改进办法。如群众反映轮盘质量有毛病，他们一道一道工序进行检查，改进轮盘冲压技术，现在轮盘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同时对电镀、烤漆等工艺提出了十项措施。

第1版()专栏： 广州造船厂职工争分夺秒 赶造出口1．1万吨全集装箱船 据新华社广州8月28日电　“造好出口船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确保‘万一’号一号船九月份下水”。这是广州造船厂广大职工迎接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行动口号。广州造船厂为美商承造两艘1．1万吨全集装箱船，技术工艺新、难度大。从去年12月开工以来，经过全厂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共同努力，目前“万一”一号船各分段船体已全部合拢，进入了紧张的下水前准备阶段。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全厂职工认真学习，干劲倍增，他们冒着烈日，争分夺秒地吊装机舱的主机和各种设备。

第1版()专栏： 叶剑英会见梅尔马兹议长一行 赞扬中法两国友好关系具有良好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今天下午会见了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路易·梅尔马兹和夫人以及由议长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执行局代表团。 当法国贵宾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厅时，叶剑英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对贵宾们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梅尔马兹议长向叶委员长表示致意。叶剑英说，中法建交后，法国国民议会第一次派以议长为首的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很高兴。中法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议长阁下等贵宾的来访将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 叶剑英说，中法两国的友好关系具有良好的基础。我们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已故的和健在的，在青年时代曾在法国工作和学习过。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法国的友好关系。他说，近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法国国民议会之间的来往不断增多，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叶剑英请梅尔马兹议长回国后转达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并转达他本人对密特朗总统的问候和良好祝愿，期待他明年来访。 梅尔马兹说，我们知道你在中国历史上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你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所发挥的作用。今天我们有机会见到你，感到非常荣幸。他说，正如你所说的，法中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关系，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他转达了密特朗总统对叶剑英委员长的友好情谊。他说，密特朗总统将于明年5月访问中国。 会见结束时，法国贵宾热烈鼓掌，再次向叶剑英委员长致意。叶剑英祝代表团访问成功。 参加会见的有，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邢亦民，中国驻法国大使姚广，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 会见以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同梅尔马兹议长及其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执行局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彭冲在会谈中介绍了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及其活动情况，并介绍了正在全民中进行讨论的我国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及其主要内容。 代表团对彭冲所谈的情况表示兴趣，并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同中国方面进行了交谈。 参加会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郝德青、刘大年、人大代表康永和。（附图片）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和路易·梅尔马兹议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在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邓颖超 廖仲恺、何香凝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早年全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和推行三大革命政策，并真诚同共产党人合作，积极推动工农群众运动。他们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在实现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中，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只要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共产党还存在，就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党与非党合作。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骨肉团聚的民族大义，迫切要求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各族人民的神圣使命。谁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人民就会感激谁，历史就会铭记谁。期望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与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先生共事的故旧亲朋，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同我们携手奋斗！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谨向廖仲恺、何香凝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廖仲恺、何香凝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他们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 本世纪初叶，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廖仲恺先生担任了该会的领导工作，多次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还翻译和撰写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是最早参与了从理论上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何香凝先生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她热情洋溢，凡是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都不辞劳苦，坚决完成，深受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同志的信赖和倚重。他们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进行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并且同盗窃革命果实的军阀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廖仲恺、何香凝先生始终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他们全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和推行三大革命政策。他们热情歌颂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使国民党复兴的“一个新生命”，并真诚同共产党人合作，积极推动工农群众运动。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廖仲恺、何香凝先生高举孙中山的旗帜，不顾右派势力的诽谤和攻击，坚持三大革命政策，领导国民党左派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民族英雄廖仲恺先生，不幸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杀害后，何香凝先生坚信真理与正义必将胜利，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宣称：“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廖仲恺先生遇害，使我党痛失良友。周恩来同志热诚地赞佩廖先生是国民党之重心、“工农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高度评价他“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卓著的革命功勋。 何香凝先生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廖仲恺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北伐战争时期，她大力推进妇女解放运动，支援北伐战争，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之一。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于“七一五”与蒋介石合流，实行宁汉合作，反共反人民，她毅然辞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为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相继侵占我东北三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在我华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这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何香凝先生和宋庆龄同志等率先响应。抗日战争时期，她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宋庆龄同志等一道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海外侨胞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进行募捐，支持抗日力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皖南事变发生后，她和宋庆龄、柳亚子、彭泽民等人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她对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分裂的反动政策，深恶痛绝；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热烈支持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团结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联络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在香港团结国民党内各个民主派别和民主力量，同李济深先生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她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 何香凝先生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家。她的美术作品充满斗争激情，洋溢着浩然正气。她一生中曾多次卖画筹款支援革命。她的艺术创作与革命活动紧密相连，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何香凝先生是共产党人的老战友，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典范。无论是在我们党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还是顺利发展的时候，她总是始终如一地相信我们党，支持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她跟随历史前进的脚步，毕生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进而为社会主义奋斗不息。她这种不断革命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直把她当作可以信赖、可以共商国家大事的亲密的朋友。早在1937年，毛泽东主席就高度评价何香凝先生“继承孙先生革命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她以自己的革命业绩和高尚情操，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衷心尊敬与爱戴。 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坚持原则，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不断进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同志们、朋友们： 从廖仲恺、何香凝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辛亥革命到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备受欺凌的“东亚病夫”，奋起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中国人民永远站起来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不仅成为现实，而且大大前进了。现在，举国上下正在满怀信心地以更稳健更强劲的步伐，向着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前进。 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广泛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今天，在实现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中，在整个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而且只要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共产党还存在，就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党与非党的合作。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积极支持和帮助它们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它们的重大作用，为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政党长期合作的政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努力。 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是历史赋予中国各族人民的神圣使命。国共两党之间曾经有过两次合作，共渡时艰，共御外侮，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现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骨肉团聚的民族大义，迫切要求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去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点建议；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主席以共产党负责人的名义向蒋经国等先生发出邀请。最近，廖承志同志又致函蒋经国先生，期待蒋先生捐弃前嫌，负起历史责任，奉献于国家，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图振兴中华大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真诚愿望。 中国要统一，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大陆与台湾人民的共同心愿。谁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人民就会感谢谁，历史就会铭记谁。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们热切期望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与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先生共事的故旧亲朋，以民族大义为重，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造福子孙后代而同我们携手奋斗！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第2版()专栏： 为缅怀廖仲恺和纪念何香凝逝世十周年 江苏省各界人士举行扫墓活动 新华社南京8月29日电　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100多人，今天隆重举行了缅怀廖仲恺先生和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扫墓活动。 廖仲恺、何香凝两位革命前辈的墓地，座落在南京中山陵西侧的紫金山南麓。墓道两边摆满了鲜花，四周松柏苍翠挺拔，庄严肃穆。上午9时许，副省长汪冰石主持扫墓仪式。副省长刘和庚和省委秘书长罗运来，代表中共江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中共南京市委第二书记徐智和市长王昭铨，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市政府、市政协，省、市民革负责人丁毅忱和夏琒瑛代表省、市民革，以及省、市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台盟、妇联、侨联、工商联、台联、文联的代表，分别在墓前献了花篮。廖仲恺先生的亲属张冠璆敬献了花束。今天参加扫墓的还有省、市各界负责人。

第2版()专栏： 回忆何香凝生平业绩和纪念文章合集 《回忆与怀念》最近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为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同志逝世十周年，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回忆何香凝同志生平业绩和纪念文章合集《回忆与怀念》一书。 书中首篇是何香凝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书中还辑入了宋庆龄写的《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第2版()专栏： 民航总局举行安全飞行模范授奖大会 本报讯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于28日在北京为安全飞行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举行授奖大会。 在长期安全飞行中，我国飞行队伍已拥有70多名安全飞行一万小时以上的飞行人员，一大批安全飞行五千小时以上的飞行人员，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国内国际航班运输任务。 国务委员耿飚、张劲夫，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到会祝贺。他们把总局命名的“中国民航安全飞行红旗单位”的锦旗和奖杯，分别授予第一飞行总队、第五飞行大队、第十五飞行大队和民航飞行专科学校二分校的代表。接着，有关领导同志给授予“全国民航安全飞行模范”称号的11名飞行人员发了奖状；对10个长期保证飞行安全的先进单位发了奖杯和奖状；对166名飞行人员发了一级安全飞行奖章、奖章证书和奖金。 耿飚同志在授奖会上指出，今后民航工作要保证安全飞行，做好空中安全工作，以及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飞行正常、安全与服务质量的关系。

第2版()专栏： 历史学家邓广铭要求日本政府尊重历史 尽快采取实际措施纠正文部省错误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奠定的友好基础不容破坏，日本政府应该拿出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的实际行动来维护来之不易的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这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今天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这样说的。 今年七十五岁的邓广铭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从事历史研究四十多年。他说，近代和现代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当然，这一段历史同两千年中日友好的历史相比，只是短暂的。但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忘记这段历史就等于背叛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邓广铭指出，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在审定教科书时对侵华历史作了严重篡改。他说，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今没有任何一个侵略者是打着侵略旗号去发动侵略的。他们总是要制造借口。如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时发动侵略的时候，就自称要建设所谓“共存共荣”的“王道乐土”。但是，举世都看到了日本侵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已对此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东条英机之流也早被判处绞刑。现在，日本政府明智的做法，应该尊重历史，以中、日友好为重，尽快采取实际措施，纠正文部省的错误。

第2版()专栏： 著名法学家韩幽桐指出： 要求日本文部省更正教科书 是坚持国际法的根本原则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九日电　著名法学家韩幽桐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文部省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篡改日本侵略中国史实的用心，在于美化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侵略战争作辩护。 韩幽桐说，日本篡改侵华战争史并不是什么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日本从根本上违反国际法、不履行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问题。承认还是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容含糊其词的。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文部省更正教科书，这也是严正地坚持了国际法的根本原则。日本政府某些官员把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人民要求日本文部省纠正篡改的史实说成是“干涉内政”，这是毫无道理的。 韩幽桐指出，我们不能同意日本政府以所谓维护教科书审定制度为理由，而不采取果断措施，纠正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 中日复交之后，日本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批评，把经过审定的学校使用的地图册中的“中华民国”改为“台湾”。这表明，日本更正教科书是有先例的。文部省是有权对教科书进行修改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信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义务，以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

第2版()专栏： 杨铿、沈烈初会见西德客人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九日电 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杨铿、沈烈初昨天下午会见了西德工程师协会主席贝克教授和西德工程师协会总干事长曼格博士，同他们就中国和西德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科技合作进行了会谈。

第2版()专栏： 王炳南会见法国市长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由国民议会议员、里尔市副市长皮埃尔·达松维尔率领的法国市长访华团。

第2版()专栏： 巴西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九日电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邀请，由院长阿尔济尔·本雅明·沙洛布上将率领的巴西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今晚乘飞机到京。

第2版()专栏： 中巴红其拉甫山口正式开放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八月二十七日电　根据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签订的一项议定书，中巴交界的红其拉甫山口今天正式开放，并在红其拉甫山口举行了隆重的开放仪式。 中国代表团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交通部部长毛希丁·俾路支出席了仪式并发表讲话。他们高度赞扬中巴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合作及伟大友谊，并为红其拉甫山口开放仪式剪彩，为红其拉甫山口开放纪念碑揭幕。 红其拉甫山口位于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连接处，是古代我国通往西方的交通孔道之一。

第2版()专栏： 右图：廖仲恺自题座右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

第2版()专栏： 何香凝为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所作的国画《万古长青》。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

第2版()专栏： 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专栏： 我国对外贸易一年比一年好 据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统计，198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04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了一倍。其中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97亿美元增加到209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8．9％。今年上半年出口额又比去年同期增长10．2％。 重工业产品首次跃居出口第一位 我国出口商品近三年多来已逐步向合理的结构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1981年的出口商品中，重工业产品（包括原油及成品油）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5．5％上升到43．4％，第一次分别超过轻纺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重，跃居第一位。其中机械产品的出口发展尤为明显。如船舶1978年以前只出口过一艘3，700吨的货轮，近三年多来成交吨位已达近90万吨，已交付使用的万吨以上的货轮就有7艘，运行情况良好，颇受国外好评。轻纺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虽有下降，但出口额还是增加的，1981年分别比1978年增长78．5％和36．7％。 26种出口商品居世界第一 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和外贸部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扩大（现已建立了25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和90个品种的单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使出口货源大为增加，我国占世界出口量第一位的商品已经增至26种。这些商品是：猪鬃、猪肠衣、羽毛、兔毛、山羊板皮、羊绒、松香、蜂蜜、绿茶、薄荷脑、薄荷油、桂皮、苦杏仁、鞭炮烟花、梧桐木、冻兔肉、厂丝、棉布、淡水养珠、手绣手编抽纱、黑白钨砂、锑、黑木耳、草柳编、生漆、中药材。这三年出口发展较快的有：山羊板皮，1981年出口量比1978年增长85％；兔毛，增长一倍多；蜂蜜，增长1．22倍；花生仁，增长12倍；珍珠，增长147％；抽纱，增长89％。农副产品出口额的增长，不仅为国家多创汇，也为生产队和社员增加了收入。 出口骨干商品已有32种 目前，我国年出口收汇1亿美元以上的骨干商品已达32种。主要有原油和成品油、煤炭、花生、棉织品、抽纱、棉布、服装、钢材、家用电器、毛针织品、陶瓷、工具、小五金、厂丝、棉涤纶布、绸缎、纸张、高级手工地毯等。在这32种出口骨干商品中，轻纺工业产品占将近一半。轻纺工业部门在积极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面向国际市场，在发展优质适销对路产品方面下功夫，为出口提供了较多的货源。1981年由专业总公司经营的轻工业品出口额比1978年增加了95％，纺织品增加了64％。 输港商品恢复到第一位 近年来，内地输港商品质量不断提高，货源较为充裕，品种增多，1981年填补了123项过去没有供应的空白商品。今年上半年，在香港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外贸公司着重抓了提高合同履约率。同时国家对输港商品实行了协调、管理，发许可证制度，使在香港市场自相削价竞争的情况大有好转。今年5月中旬，京广铁路英德段因水灾运输一度中断，有关省、市和部门及时增加了海运和汽车运输，保证了对香港鲜活商品的及时供应。1981年内地输港商品总额达到51．7亿美元，较1978年增长一倍多，占香港进口的首位，商品达到980种，其中已有474种商品占香港市场的80％以上。今年1至6月，输港商品总额为2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据香港海关统计，内地输港商品额曾一度低于日本，现又重新恢复到首位，占港进口比重由去年同期20．1％上升到22．3％，为1967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本报通讯员　惠可华（附图片） 原油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重要比重。图为大连港的石油码头。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供稿）

第3版()专栏： 综合利用　多种经营 常州市粮食部门扭亏增盈 今年头7个月获得纯利润724万元 本报讯　记者陆振华报道：江苏省常州市粮食部门在连续两年扭亏增盈的基础上，今年头7个月获纯利72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1％。 过去常州市粮食系统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三中全会以后，市粮食局狠抓扭亏增盈工作，1980年一举消灭经营性亏损，盈余950万元；1981年盈余增加到1，152万元。常州市粮食部门扭亏增盈的经验是：上下一齐动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搞好综合利用。 充分利用粮油副产品和下脚料，积极发展综合利用。常州第一粮库对山芋淀粉、玉米淀粉和米粞进行综合利用，提炼加工成特级和甲级液体葡萄糖、工业葡萄糖、果葡糖浆、饴糖、酱色等八九个品种供应市场。这个粮库每年上缴税利100多万元，成为该市粮食部门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企业之一。常州油厂综合利用米糠、糠饼以及油脚炼制成肌醇、谷维素等药物，炼成脂肪酸等化工产品，以及饲料、有机肥、人造奶油等，使米糠的经济价值提高8倍多。今年以来，全市通过综合利用发展的产品已增加到30多个，1月至7月的利润额占粮食部门工业利润的31．6％。 发展粮油食品加工业，做到生熟兼营。全市的粮、油工厂和有条件的粮油管理所、粮店都建有食品加工车间、工场或加工点。全市供应粮食加工品的粮店已有35家，供应的品种除米、面主食品外，还有豆制品、油料制品、小食品和炒货等。在经营方式上，开展了委托加工、预约订购等多种业务。群众爱喝的热豆浆，他们象供应牛奶一样送货上门，深受消费者欢迎。今年头7个月食品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3．8％。 不断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市的粮食部门围绕着降低消耗、节约能源和提高米、面、油出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去年完成大小革新项目83个。常州油厂的菜籽油精炼加工，由原来的间歇式工艺改为连续精炼工艺，仅此一项，一年为国家增加收入25万元。 扩大议购议销业务。市粮食局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他们先后从河南、浙江、四川、内蒙古等地采购大豆、芝麻、赤豆、芸豆、葵花籽等20多个品种，在市内议价出售，丰富了市场，平抑了物价，增加企业收入。

第3版()专栏： 筹措外资 用好外资 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工作有成效 本报讯　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成立一年来，在开辟投资领域和穿针引线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为上海市吸引和利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年来，公司已接待来访客商达1，100多人次。国际上较为知名的100户大银行中有半数已经访问过他们。公司与26家银行、财团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并与香港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新鸿基财团等保持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公司还应邀先后派人到香港、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去参加国际会议，谈判合作项目，考察市政建设，了解市场情况，熟悉国际金融和租赁业务。现在公司已在香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菲律宾、新加坡、西德、法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业务联系，初步形成了一个可供选用的客户网。截至去年年底，工贸双方共同对外达成的补偿贸易项目协议有160个。公司还协同工业部门对外洽谈了115个工业项目。 一年来，公司聘请了贸易、金融、科技、法律、会计、统计等方面的40多位专家担任公司的咨询委员，并先后同亚、欧、美各地31个单位建立了咨询合作关系。这些单位定期向公司提供国际金融、经济情报。 最近在公司成立一周年前夕的座谈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忻元锡说：投资信托公司的主要业务一是筹财，二是用财。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公司要协调组织多方力量，利用外资兴建上海重点工程，开发上海新建设点。 （据《世界经济导报》）

第3版()专栏： 北京锋利刀子厂安于小精于小 千方百计满足消费者需要 本报讯　记者李亚非报道：北京市锋利刀子厂安于小，精于小，千方百计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这个厂只有200多名职工，生产的小商品有150种，主要有学生用的削笔刀，雕刻用的木刻刀；农村用的劁猪刀、牲口针、缝麻袋的弯针、纳鞋底用的针钳子；有美术工作者用的油画刀；饭店用的肉钎子、鸭钩，禽类加工厂用的鸡、鸭毛镊子，浴池用的修脚刀，医疗部门用的解剖刀等。这些产品除削笔刀、木刻刀是成批订货外，大都是零星订货。许多产品在全国仅此一家生产。这个厂无论是成批的还是单个的产品，无论是加工过程较复杂的还是较简单的产品，无论是赢利多的还是赢利少的、甚至是亏本的产品，只要消费者需要，就千方百计地生产。 该厂认为，这些小商品虽然不起眼，但是在生产和群众生活中却不可少，要安心小商品生产。他们认真进行市场调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今年1至7月份，实现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73％。

第3版()专栏： “飞鸽”落脚农家屋 陕西省千阳县文家坡公社供销社领导干部，不用手中掌握的紧俏货拉“关系”，而把它分配给靠劳动、走正道致富的农民，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今年3月初，上级供销部门给该社分配了23辆飞鸽牌自行车。这喜讯顷刻传遍了全公社，成了全社农民十分关心的“新闻”。有的青年小伙子一天要往门市部跑几趟，唯恐这批“飞鸽”被“关系户”从“后门”偷偷“捉”走。在农民手头宽裕了的今天，谁不愿买个名牌车骑骑呢！ 这批“飞鸽”，究竟怎样处理好呢？供销社“一班人”的会，开了几回。待慢了左邻的“公公”，“公公”吹胡子瞪眼；照顾不到右舍“婆婆”，“婆婆”翘鼻子吊脸。真难啊！也有人主张放在门市敞销，谁赶上谁买；还有人提倡全部卖给机关作公车。这些既省劲、又省事的“妙策良法”，一一被供销社的领导否决了。他们说：“这批‘飞鸽’数量虽不多，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山区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供销社的信任。任何损害党的威信的事，即使再省劲，也决不能做！” 经过反复酝酿，一个赢人的“方案”出来了：23辆飞鸽牌自行车，一辆不留地分配给社属的十八个大队；还明文规定，车子一定要卖给靠集体、靠勤劳、走正道致富的社员。这下人们高兴了！有人写诗道：社会主义祖国好，商业战线新事出。人民公仆行得正，“飞鸽”落脚农家屋。 陈韶华

第3版()专栏：杂谈 人民公仆行得正陈安 《“飞鸽”落脚农家屋》这篇通讯，写出了文家坡公社农民的喜悦。23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飞”进劳动致富的农民家中。农民称赞当地供销社的干部：“人民公仆行得正”！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地方销售紧俏商品“走后门”仍很盛行。手头正好有份材料为证： 辽宁省东沟县安民供销社，今年上半年从五交化公司调进凤凰、永久、飞鸽、红旗等自行车29辆，“分配”情况是：公社干部8辆，供销社内部职工7辆，大队干部7辆，社办企业等5辆，丹东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和县信访办公室2辆。普通社员呢？一辆也没有买到。 同是卖自行车，对比一下，孰优孰劣，孰是孰非，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文家坡供销社干部办事公道，群众赞扬！ 安民供销社办事不公，群众提出批评！ 对紧俏商品“走后门”一事，群众早已烦透了。即使暂时不买这些商品的人，看着这种种不公平现象，心里也有气。究其原因，在于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凭借手中的“权”，把紧俏商品囊括一空。这些人颇象小说《镜花缘》中的“两面人”：对群众，威风得很，“没有！”“不给！”架子十足，官气逼人；可是，在讨好“关系户”时，在巴结某些人时，却是那么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要多少？有，有……” 优质、名牌工业品被层层截留，分配时“向官不向民”，不仅阻碍了工业品的真正下乡，而且腐蚀了一些人的思想，损害了党的威信。这种状况，是不允许继续存在下去的。 凡是掌握着紧俏商品分配权的人，应该经常想想：如何用好这个“权”？怎样当好人民的公仆，多做好事。同时，要制订必要的制度，加强群众监督和纪律检查，使广大群众也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工业品。

第3版()专栏：市场随笔 这条“龙”好 王天才 沈阳市中华剧场、园路餐厅、出租汽车公司，为方便农民看戏、看电影，实行“一条龙”服务，大受欢迎。 农民进城看节目换乘车辆、等吃饭，往往要浪费不少时间，有时专程看戏还碰上“票已售完”。因此，农民说进城看戏有“三愁”：一愁乘车，二愁吃饭，三愁买票。沈阳市中华剧场等办起了“一条龙”，这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出租汽车接送到家门；餐厅设立农民餐室，凭着优待餐券，随到随吃；剧场开办农民专场，只要一个人联系，全村人可以进城看戏。农民因“龙”得福，文化生活大为改善。 中国有八亿农民，为他们服务好是个大头，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龙”“飞舞”起来。

第3版()专栏： 部分消费品滞销积压初探 本报记者　李和信 当前，在城乡购买力大幅度增长，一些消费品供不应求的同时，部分产品出现了滞销积压现象。这个问题值得很好地研究探讨。 在滞销积压的产品中，质次价高的占有一定比例。据沈阳市二轻系统统计，这类产品积压金额占全市积压总额的27％。有些产品质量虽然还可以，但由于价格高，销售也有困难。上半年，天津等地生产的衬衣，每件比辽宁省的便宜2至3元。相比之下辽宁的衬衣竞争能力差，库存增加了40多万件。武汉生产的猪皮女凉鞋、猪皮硫化男鞋，分别比河南、上海的同类产品贵3．2元和1元，因此武汉产品的销路就差了。这些情况说明，市场上商品供应缓和以后，消费者对商品选择性增强，要求产品质量好，品种新，款式美，价格合理。即使对比较紧俏的自行车、缝纫机等，亦趋向于购买名牌，质次价高的杂牌销售困难。5月末，仅河南省安阳地区供销社系统库存杂牌自行车就达2，280辆，杂牌缝纫机3，840架。 有些产品的积压，与花色品种单调、产品更新换代缓慢，无法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有关。拿服装来说，现在不少人已由过去“将就”变为“讲究”了。购买成衣一要款式好，二要合身适体，三要面料满意，四要价格合理。但是当前市场上的服装，不少款式陈旧，面料差，规格品种也不全。按照国家颁布的服装新号型，男女服装均有8个号9个型，上衣可以搭配成40多个规格，裤子可以搭配为80多个规格，男服适应高度从1．5米到1．85米，女服从1．45米到1．75米，这样，可以满足80％以上的群众对规格方面的需要。但是，生产和经营部门嫌麻烦，怕盈利少，仍按大批量、少品种的办法安排生产，组织销售。因此，市场上男服以身高1．7米，女服以1．6米上下居多，一般只有2—3个型，有的号只有一个型。顾客购买成衣往往长短合适肥瘦不合适，或肥瘦合适长短不合适。至于中老年人和10岁上下的儿童买衣、特殊体型者买衣就更难了。同样，布鞋也是型少号缺，大多是一型半，肥型以及大尺码和尺码偏小的鞋不易买到。其实，无论是服装还是布鞋，只要规格品种对路，仍然大有销路。沈阳工农布鞋厂为了扭转滞销积压局面，更新模具、楦型100多种，大力发展布鞋新品种和新花色，结果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产品销售由衰转盛。 近几年，一些消费品的结构、性能等有所变化，出现了一批新产品。如雨伞，七十年代初塑料伞替代了油布、油纸伞，以后各种长杆布面晴雨伞又替代塑料伞，近几年尼龙绸自动或半自动钢折伞，又比长杆布面晴雨伞受欢迎。但是，类似这样更新速度较快的产品并不多。以半导体收音机为例。过去多数消费者要那种“买得起，收得到”的普及型收音机，现在则转向中高档，特别注重产品质量好，高低音丰富，输出功率大，多功能，外型精美华丽的台式收音机和台式收录两用机，可是市场上的半导体收音机虽有近百种，大多是低档普及型，产品结构与需要很不适应，销售量自然下降。 部分产品滞销积压也暴露了一些部门和企业的指导思想不端正，不是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而是盲目追求产值、利润。今年国家计划生产卷烟1，610万箱。由于卷烟产值高，税利大，不少地方把它当作生财之道。从省、市、地、县到企业，在生产计划上层层加码，结果卷烟大大超产，预计总产量（包括计划外卷烟厂的产量）将超过国家计划300多万箱。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有些地区和部门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做可行性研究，缺乏对原料、销路、地区布局等方面的统筹考虑，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任意布点，盲目发展小卷烟厂、小酒厂等。山东省计划外小酒厂达2，000多家。1979年，全国生产塑料凉鞋、拖鞋的工厂约190多家，年产1．8亿双，去年发展到820多家，年产量达到3．44亿双，而商业仅能销售2．37亿双。这种情况，电风扇、洗衣机、自行车、缝纫机等行业也很严重。去年国家规划定点生产自行车整车的工厂为57家，如今已发展到90多家。这些非定点厂需要的投资一般比定点厂多，产品成本比定点厂高出2至4倍，而产品质量很差。对这类企业应该抓紧整顿，视其情况坚决关停并转。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即使是发展短线产品，也不可一哄而上，盲目发展。 造成部分产品滞销积压也有流通环节上的原因。4月份，北京商业部门确定搪瓷羹匙和漏斗为市场紧缺商品，全年要羹匙160万多个，漏斗40万个，工业部门据此安排生产。可是到6月份，商业部门只要搪瓷漏斗2万个，羹匙30多万个，并表示目前的库存尚已够用。前后没过两个月，短线变成了长线，紧缺变成了积压。上海生产的大搪瓷盘在当地销售不畅，而在新疆等边远地区却供不应求。搪瓷产品经销中出现的问题，颇有普遍性。商业部门不能及时向工业部门提供比较准确的市场信息，或怕积压资金宁肯缺货也不进货等，以致造成有些产品城市积压，农村奇缺；此地积压，彼地脱销；工业积压，市场无货。由此看来，要减少、避免商品积压，除了要有适销对路的产品以外，还必须有能使货畅其流的商品渠道。 当然，部分消费品的滞销积压也受到税利、价格以及国际市场变化和盲目进口的影响。

第4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田夫　王志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现将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一简介：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先在上海、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①推举的代表12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②。他们代表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会议。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1920年8月至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开展，表明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条件已经成熟。 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计划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决定建立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的领导机构。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③，代表195名党员。陈独秀主持会议并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此后党就集中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多次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党、团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他们的代表军阀和官僚，而不是民族资本。面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实际状况，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应当是党奋斗的最终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过许多步骤、许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制定革命纲领。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它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无论是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或其他的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方向。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 党的“二大”前后，工人运动有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工人罢工的第一次高潮。这次罢工高潮提高了党和无产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为在党领导和推动下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奠定了无产阶级的基础。但是，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造成“二七”惨案。同时，各地工会组织也大部分被反动军阀捣毁和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和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罢工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在产业工人人数较少的中国，无产阶级要战胜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必须同各民主阶级和党派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这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地位以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大会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政策，对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但这次大会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偏高，对建立革命军队问题没有讨论，对农民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对各民主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 “三大”以后，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进行了巨大的努力。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了。党通过国民党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加强对工人、农民运动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的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问题。 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会议认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重要”的。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大会对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没有进行讨论。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人，代表5．79万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职工国际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大革命正处于紧急关头。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并在东南各省大肆屠杀和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反动倾向也与日俱增，武汉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和买办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下，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已占据了统治地位，陈独秀等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力限制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大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本来是应该认真地总结过去的革命经验，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正确决定当前党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特别是组织和扩大共产党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以击退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进攻，并同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才能挽救革命的危机。但是，这次大会并没有能完成这一使命。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31人、候补中央委员14人。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又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政治局委员9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五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重申了要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但对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积极办法。大会通过的农民土地问题决议案是不彻底的，没有能够满足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与会的同志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当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大会以后继续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④，因此第五次大会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大会结束以后不久，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在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下，遭到了失败。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 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4万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当时的形势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反动统治，工农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党又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统治，确定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为党的总方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与在此前后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武装起义一起，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了井冈山、赣东北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但是，这时党又犯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党造成了新的损失。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正确地分析革命的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审查委员会，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向忠发⑤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 六次大会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的主要功绩是：（一）肯定了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制定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二）指出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三）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力量获得巨大发展和经过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召开的。当时的形势是：在国际上，希特勒德国即将覆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抗日战争正处在即将胜利的前夜。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继续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加紧准备内战，妄图在全国实行其法西斯一党专政，把中国重新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因此，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七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为了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克服内战危机，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致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朱德同志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正确地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还正确制定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建党路线。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一致，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着1，073万党员。还有国际上58个兄弟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胜利地完成 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即将提前完成。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要求党全面地、正确地总结“七大”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形势和矛盾，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安排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完全肯定了“七大”以来党的路线，指出：不仅民主革命在中国已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指出：在我国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9月28日，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八大”确定的战略决策，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符合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所制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在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2，200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高潮”中召开的。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必要性，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 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砍掉了党员的权利，错误地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大会选举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170人和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到原八届中委的三分之一）。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也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党和国家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人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而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骨干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党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2，800万党员。 当时的形势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党内在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江青集团则以此为根据进行反扑。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召开的。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大会的议程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取得党中央副主席的地位，这就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得以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为“四人帮”出谋划策的康生也被推为党中央副主席。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几乎控制了全部舆论和组织部门，为“四人帮”准备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造成了条件。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人，代表3，500多万党员。 1976年10月，党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了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的斗争，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由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很短时间内消除，以及从1976年10月就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这就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遇到严重的阻碍。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同志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报告提出了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这次大会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 邓小平同志致闭幕词。他强调恢复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出201名中央委员和132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这次大会所没有完成的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届中央全会完成了。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进一步总结十一大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我们党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纲领、奋斗目标，为全面开创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注：①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没 有派代表出席。 ②李达，1924年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任武汉大学校长等职， 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逝世。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牺牲。何 叔衡，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战斗中牺牲。陈潭秋，1943年9月 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张国焘，1938年春逃离陕甘宁边区， 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了叛徒和特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4 月18日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他移居香港， 后又转去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病死于多伦多。王烬美， 1925年8月19日病故于青岛。邓恩铭，1931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 派杀害。刘仁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参加托派组织， 全国解放后曾发表声明，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陈公博， 1922年叛党；周佛海，1924年叛党，1927年后，这二人都在国 民党中担任要职，并于抗战爆发后，投降日本，成为汉奸。包 惠僧，1927年脱党，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80年病 逝。 ③由于历次代表大会人数很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数也很多， 除宣告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外，本文从“二大”起，一 律不开列代表大会代表和所选出中央委员、补候中央委员的名 单。 ④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仍坚持错误的立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其后，他参与了托派组织的活动。 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27日病故于 四川江津。 ⑤向忠发，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

第5版()专栏： 何香凝——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郑则民 著名的女革命家何香凝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爱国和革命事业奋战不息、鞠躬尽瘁的一生。她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爱国斗争和民主革命，为贯彻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忠实地继承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革命遗志，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何香凝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在坎坷曲折的革命历程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革命气节，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情操，不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家。她的光辉业绩、高贵品德、爱国热忱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何香凝的革命生涯始于本世纪初年。1902年冬，二十四岁的何香凝东渡日本留学，翌年9月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黎仲实等密切交往，加上受当时爱国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促使她很快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宰割之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课题，也是一切爱国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神圣目标。但是，怎样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回答和选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已堕落为“洋人的朝廷”，救国必须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何香凝极为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她一开始就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坚决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她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和廖仲恺以及其他革命党人一起，向海外华侨宣传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关于实行立宪改良、保住清朝统治的错误主张，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忘我的工作和不屈的斗争。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何香凝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不久廖仲恺从香港回到东京，也随即参加，并担任领导工作。这一对革命夫妇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在东京的家，成为同盟会的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和一些革命同志常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 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同盟会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有些秘密的准备工作，是在何香凝家里准备和部署的。起义部队的一些旗帜符号，是她在孙中山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这些起义虽然遭受失败，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鼓舞了人民，大大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要救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何香凝从小目睹外国人对同胞的欺凌和压迫，逐渐萌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后，她更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她大力向妇女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而罢工。何香凝积极奔走，进行募捐，支援罢工的工人。次年6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示威群众的广州“沙基惨案”，她组织讲演团，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严重时刻，何香凝毫不迟疑地同蒋、汪的卖国行径和反动政策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何香凝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她迅速从国外回到上海，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谴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卖国政策，提出挽救民族危亡和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她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原来为创办仲恺农工学校而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翌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何香凝积极投入抗战和支前活动，致电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并多方奔走为抗日战士筹捐军饷。她还同宋庆龄等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一所设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经常亲临医院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在国民党左派人士中，何香凝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1934年4月，她和宋庆龄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中国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宋庆龄选集》第92页）这一号召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有10万人公开签名表示赞成。1937年春，她热忱地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出任救国会理事。6月她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16人，共同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他们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指出，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因组织救国会而被捕，这是关系到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爱国人民的事，并宣布：“我们送了状子之后，倘有一个人被传，我们16人就得全体到庭，一个人入狱，我们就得全体入狱。”“直到七位先生恢复自由，爱国无罪达到目的时，我们的工作才完成。”（时代文献社：《救国无罪》）他们又在《宣言》中严正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国入狱运动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香凝以深厚的爱国感情和坚定的抗战决心，强烈反对汉奸亲日派的卖国阴谋，以及顽固派的分裂活动。当年，毛泽东同志在给何香凝的信中高度赞扬她：“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为了支援前线，1937年7月，她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并任主席。11月上海沦陷后，她迁居香港。翌年夏，同宋庆龄一起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底，在汪精卫发表投敌叛国“艳电”的第二天，何香凝写文章谴责这个民族败类“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斥汪兆铭》）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和宋庆龄等联名通电，严斥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谴责蒋介石“把孙中山的遗训置诸脑后，破坏团结抗战”，严正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何香凝不论流亡何处，总是积极宣传抗战，努力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和款项，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 忠实执行三大革命政策 何香凝一贯积极支持并忠实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果实。何香凝继续跟随孙中山探求新的革命途径。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和廖仲恺一起离开广州，流亡日本。次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她在东京留日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联络。为了动员北洋海军参加护法，她又到上海对海军家属做发动工作。 孙中山经过长期的艰苦摸索，终于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在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何香凝自始至终给予积极的支持。1922年9月，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到日本和列宁的代表越飞秘密会谈，何香凝曾陪同前往照料。国民党改组后，她被选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省的妇女运动，为贯彻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做了大量工作。 孙中山为谋求中国的早日统一抱病北上， 1925年2月在北京病重。何香凝闻讯，立即入京护理。在孙中山病危时，何香凝含泪表示：“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何香凝：《我的回忆》）她是孙中山临终遗嘱的证明人之一，始终信守孙中山的遗训和自己的誓言。 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又不幸遇害。何香凝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遗志，更加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发展妇女运动，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她“看到中国共产党员都很努力，很英勇，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十分进步”。（何香凝：《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从此，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说：“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明确指出：“国内民众，十分之九既是工农，不求工农解放，焉能有巩固之国家，安能把帝国主义之压迫根本推翻？”（《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说》）1925年10月，她发起支援海丰的农民运动，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接着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动员广大妇女致力于民主革命。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香凝和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最早的两名女委员。北伐开始后，她和宋庆龄大力组织救护和慰问伤兵等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当蒋介石暴露右派面目时，她不畏权势，坚决斗争。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反对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何香凝得到消息，立即冲过重重阻挠找到蒋介石，当面指责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陈此生：《回忆香凝老人》）同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破坏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何香凝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这一叛变活动。她反对这个提案，并指出它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同时，何香凝针对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提出必须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张，坚定地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廖夫人训话》）1927年4月17日她与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联名通电谴责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接着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南昌，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不在南昌，仍被推为中央委员。何香凝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仍坚定地指出：必须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精神，并要不折不扣做去。”（何香凝：《“三八”我要说的话》）在桂林的民主人士的一次集会上，她写道：“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何香凝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她积极号召和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要求民主，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当时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1947年6月10日，何香凝、李济深发表致海外同志暨同胞书，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状，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平民主运动。1948年1月，她和其他反蒋的国民党组织及党员联合一致，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起，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何香凝由香港到达北京。不久，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高尚的革命情操 何香凝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革命情操。她对革命和人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敌人和叛徒，横眉冷对，坚决斗争。她时刻把祖国的统一大业放在心上。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一个大地产商的家庭里，小时候过着优裕悠闲的生活。为了救国救民，她毅然离开了舒适的环境，过着革命者简朴清苦的生活。在留学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期间，她变卖自己的妆奁，加上从娘家取得的一点钱，作为自己和仲恺的留学费用和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当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经常利用她家的住所进行活动，为了保守革命秘密，她除了亲自操持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外，还刻苦学习烹饪和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不辞劳苦地担任联络和勤务工作，如收转文件，看护门户，照料茶饭，掩护同志等，深受孙中山和留日革命学生的信赖和尊敬。后来她回忆说：“我就是这样在孙先生领导之下，为革命做了些琐碎的事务工作。凡是孙先生吩咐我做的工作，凡是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我从不推辞。我觉得我既已献身革命，就应该乐于完成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回忆孙中山先生》） 为了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何香凝和廖仲恺并肩战斗，互相勉励。1909年廖仲恺被派赴天津与法国友人秘密联系，争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何香凝临别赠诗说：“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何香凝诗画集》）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东公开叛变孙中山。先是把廖仲恺骗往惠州途中加以逮捕，囚禁于广州郊区的石井兵工厂，随后指使军队炮轰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在危急中转移到永丰号军舰上，对叛军进行讨伐。这时，何香凝不顾个人的安危，四处奔走，设法寻找到孙夫人的下落，并到永丰舰给孙中山递送信息和衣物。她还机警地对陈炯明的下属进行分化工作，又亲自赶到广州白云山陈军司令部，同陈炯明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陈炯明交出廖仲恺。当夜，她偕廖仲恺迅速乘船赶赴香港，随后往上海同孙中山会合，使敌人再次逮捕廖仲恺的阴谋不能得逞。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遭到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不幸牺牲。她悲愤至极，但毫不气馁。她写道：“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大义凛然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廖仲恺先生哀思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何香凝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断然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证婚人”，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1935年当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时刻，何香凝把原来盖在廖仲恺灵柩上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还附上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1942年2月，何香凝在共产党人帮助下，离开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香港，经韶关到桂林。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她拒绝前往重庆。那时她带着儿媳和孙子，靠卖画度日，生活艰难。正在这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和一封请香凝老人到重庆去的信。她当即在信封背面批上“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原封交来人退回，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的崇高气概。 解放后，何香凝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她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国内外敌人，维护人民团结，争取国家统一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余，经常作画赋诗，用鲜明的笔调赞美祖国的壮丽，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她精心绘制《万古长青》图，祝贺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她时刻关怀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在《遥望台湾》的诗中说：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 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 我们纪念何香凝，要继承和发扬她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学习她的高尚品德，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第5版()专栏： 全国高师第二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最近在辽宁师范学院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结合教学实际，着重就《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交流了研究成果。 关于“机器人”能否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讨论中普遍认为，“机器人”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为：（一）、“机器人”归根到底还是机器，它与普通机器的差别，只是在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之外，增加了一个“控制机”。（二）、“机器人”的使用，不可能完全地脱离有生命的人的劳动。它只是表明，活人的劳动和“机器人”的活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说“机器人”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是错误的。（三）、在使用“机器人”的工厂中，工人的劳动是高强度、高度复杂熟练的劳动，因而是高效率的劳动。同时，没有在车间直接参加生产的设计师、工程师、工艺师等的劳动，也包括在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中。所以，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资本家就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仍然是工人、总体工人的劳动。“机器人”的使用是资本家加重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手段。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考察无产阶级贫困化，必须抓住它的根本内容。这就是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赤贫”。把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作为“贫困化”的根本内容和判断标准是不科学的，它只是“贫困化”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工人生活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甚至有所提高。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同生产资料分离的“赤贫”状况就始终不变，而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就更加无保障、更加恶化。（石启志）

第6版()专栏： 日本政府应当切实纠正错误 本报评论员 日本文部省通过审定教科书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引起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日本政府当局拖了一个多月，才于8月26日用官房长官和文部大臣发表谈话的方式，宣布了日本方面决定采取的对策。日本政府虽然表示要充分听取批评，负责纠正教科书的有关记述，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出具体切实的措施。这种态度暖昧的做法，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日本政府重申没有改变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表示深刻反省的立场。既然如此，它就应当老老实实承认修改教科书中美化侵略、掩饰战争罪行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回避日本过去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究竟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含含糊糊地说是愿意“倾听批判”。这难道能够说是严肃的态度吗？日本政府说是要“负责纠正”教科书的有关记述。既然如此，它就应当马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科书中错误地修改了的地方改正过来，以免谬种流传，贻害日本的下一代。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还要原封不动地使用篡改了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拖到至少两年后下一次审定时再纠正，而且连如何纠正也没有说清楚。这怎么能为人们所接受呢？日本的公正舆论也指出，“这次政府的见解是用小动作来逃避，没有任何本质性的解决办法”，是“企图模糊责任，蒙混过关”，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纠正歪曲历史的错误”。 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有些人总是借口维护日本的审定制度来拖延甚至拒绝纠正错误，这是站不住脚的。审定教科书是日本国内的事情，我们从来也无意干预。但是，难道凭着审定制度就可以任意篡改日本的侵略历史、损伤别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吗？就可以不纠正错误吗？况且日本舆论界多次指出，日本文部省自己就有过对于已审定过的教科书重新订正的先例。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也指出，根据现行的日本审定制度规定，对教科书中的错误是可以紧急订正的。所以，如果日本政府继续以维护审定制度来搪塞，不尽快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那就只能使人们怀疑日本政府对于解决问题是否真正抱有诚意。 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有错就改，改了就好。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政府应当当机立断，不要拖泥带水。教科书问题至今迟迟不得解决，中国人民深感遗憾和不满。宫泽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见解，不但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日本人民也不满意。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高瞻远瞩，迅速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使中日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得以维护和发展，也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得以树立良好的形象。

第6版()专栏： 日本一些政党的议员发表谈话 要求政府及时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 新华社东京8月29日电 日本广播协会今天广播了一些政党的议员就教科书问题发表的电视讲话，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及时和具体地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 社会党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事务局长高木喜兵卫指出，教科书问题之所以拖了一个月尚未解决，是由于文部省搞小动作。他说，把“侵略”改为“进入”，就关系到对过去战争的本质以及对日本现代史的评价。他说，日中在十年前恢复邦交时发表了联合声明，由于日本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中国才放弃了战争赔偿。应当明确地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在教科书中加以纠正。 公明党文教委员长有马重武说，十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日中关系，由于教科书问题而受到损害，当政者应当感到是有责任的。他说，侵略和进入，是有明确的定义的，侵略就是侵略，不能含糊其词。在大臣权限之内是可以及时对教科书中的问题进行纠正的。 新自由俱乐部代表河野洋平说，他不能同意官房长官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见解，也不能从见解中看出政府真正想解决教科书问题。他说，把关于侵略战争的判断留待后世去解决是不对的。应当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教育，使之认识过去侵略的错误，认识战后和平之可贵。

第6版()专栏： 日本一些教科书执笔者认为 中国不同意日本政府的见解是理所当然的 据新华社东京8月29日电 日本一些教科书执笔者发表谈话，要求政府立即纠正教科书错误记述，并认为中国方面不同意政府见解是理所当然的。 一桥大学教授佐佐木对共同社记者说，日本政府完全没有反省的态度，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他说，日本方面如真要表示诚意，就应立即纠正记述。 《东京新闻》今天报道爱知大学教授江口圭一的谈话说，对于日本政府有关教科书问题的见解，中国方面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名教科书执笔者，他要求日本当局按照中国要求立即纠正。 另一位教科书执笔者、一桥大学教授永原庆二也在《东京新闻》上发表谈话说，政府有关教科书的见解，等于表示在今后两年内照样使用那种教科书。文部省顽固坚持审定制度，而不坦率地承认错误，这是很成问题的。 《东京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如果过去的战争还不叫作“侵略”，那还能指责苏联对阿富汗以及对日本北方领土的“侵略”吗？社论说，古人教导我们：“过则勿惮改”。认为是由于“外部压力”而修改，这正好说明对错误缺乏自觉。

第6版()专栏： 越南侵略当局在金边加紧镇压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越南侵略当局最近在金边加紧镇压柬埔寨人民，实行白色恐怖。 消息说，越南侵略当局最近在金边新设了4所监狱，在磅湛省的博涅克列县也设了一所监狱。每所监狱能关押一千到两千人，监狱的看守和审讯人员都是越南人。被关押在这些监狱里的柬埔寨人受尽折磨，许多人被残害致死。

第6版()专栏： 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在摩洛哥开幕 哈桑二世赞扬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反映了阿拉伯民族钢铁意志 新华社拉巴特8月28日电　为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复会作准备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今晚在卡萨布兰卡开幕。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主持了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他们遭受的灾难也就是我们的灾难。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钢铁意志，他们的损失也就是我们的损失。” 他呼吁阿拉伯国家把阿拉伯利益放在首位，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变得强大，因为我们有一亿阿拉伯人和十亿穆斯林。”他希望外长会议能为首脑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除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之外，阿拉伯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都派外交部长或代表出席了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也从突尼斯赶来，率巴勒斯坦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埃及因其成员国资格被中止而没有与会。 会议将于明天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穆罕默迪亚城继续举行，以制定阿拉伯首脑会议的日程和确定召开的日期。 去年11月在摩洛哥非斯城举行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由于与会者在对付以色列战略上意见不一，开幕几小时后就宣告休会。 最近，由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拉伯的民族利益受到损害，会议东道国摩洛哥提出重开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这个倡议得到了大多数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赞同。

第6版()专栏： 叙利亚突尼斯民主也门欢迎巴解战士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贝鲁特消息：大约1，700多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士今天分别通过陆路和海路撤离贝鲁特前往叙利亚。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1，200多名巴解战士今天上午6点搭乘180辆卡车、吉普车和汽车，在意大利士兵和黎巴嫩军队的护送下，经过以色列军队控制的贝鲁特东区和通向大马士革的国际公路前往叙利亚。 战士们情绪激昂。他们打着象征“胜利”的手势，高唱歌曲，面带微笑，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当这批战士进入叙利亚境内时，在边界迎候他们的叙利亚突击队员们高呼：“欢迎！欢迎！” 另据报道，今天中午，约500名巴解战士乘希腊船只离开贝鲁特前往叙利亚。 叙利亚政府今天宣布，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哈巴什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已于昨天乘希腊船只从贝鲁特抵达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城市塔尔图斯。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从贝鲁特撤往突尼斯的约1，000名巴勒斯坦战士今天乘船抵达突尼斯的比塞大港，受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和全体内阁成员，以及成千上万的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载着巴勒斯坦战士的轮船靠岸时，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汽笛齐鸣，突尼斯军用直升飞机和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列队、军乐队奏起乐曲，洋溢着一派热烈的气氛。 突尼斯总统夫人瓦西拉·布尔吉巴和已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上船欢迎巴勒斯坦战士。 当身穿橄榄色军装、头戴贝雷帽、背着枪支的巴勒斯坦战士列队上岸时，七十九岁的布尔吉巴总统向战士们致意并握手。 欢迎人群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高举着阿拉法特的画像，高呼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等口号。巴勒斯坦战士也高呼：“我们将以自己的血和灵魂继续战斗下去！” 国家电视台播送了突尼斯欢迎巴勒斯坦战士的实况。 这批巴勒斯坦战士是在22日乘船离开贝鲁特的，他们将安置在突尼斯市以西80公里的营地。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民主也门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阿里·纳赛尔今天在亚丁港热烈欢迎从贝鲁特西区撤出的700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战士。 纳赛尔对空鸣枪，向巴解战士致敬，并和他们拥抱。 这批巴解战士是23日乘坐希腊船离开贝鲁特的。 当他们在亚丁港上岸时，欢迎的人群高呼口号。 几千名民主也门各界群众和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了亚丁港的欢迎仪式。

第6版()专栏： 华盛顿群众示威抗议以色列侵黎 新华社华盛顿8月28日电 华盛顿100多人今天晚上在希尔顿饭店门前举行示威，抗议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要求实现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 这次示威由一个名叫“11月29日联盟”的群众组织发起，它是在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正在希尔顿饭店里发表讲话时举行的。示威者高呼“以色列从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滚出去”、“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给巴勒斯坦人自决权”和“撇开巴勒斯坦人（中东）就没有和平”等口号。 与此同时，华盛顿地区一批犹太人也举行示威，反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抗议沙龙—贝京的战争政策。他们谴责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大规模杀害生灵、毁坏家园，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阿拉伯居民，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 一些犹太人还举着标语牌，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互承认。

第6版()专栏： 侵柬越军向柬泰边界增兵 泰军处于戒备状态防止越军侵入泰国 新华社曼谷8月29日电 据来自泰国东部边境的消息，在侵柬越军最近在柬泰边界增派部队、加强军事部署之后，为防止越军对泰国的入侵，沿泰柬边界的泰国军队已处于戒备状态。 据此间获得的情报，越南最近从国内向柬埔寨西部地区增派了部队并运送了苏制T—54坦克和130毫米口径的大炮，准备在靠近泰国边界的地区发动军事行动，进攻那里的民柬部队和其它抵抗力量，以破坏新成立的民柬联合政府。 据《曼谷邮报》今天报道，泰国官方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的这一军事动向。泰国军方人士说，越南的这一切行动揭穿了它所宣称的从柬泰边境“部分撤军”的谎言。 另据《民族评论》报今天报道，泰老边境老方一侧的越军也进行了新的集结和调动。这家报纸援引程逸府警方人士的话说，大约700名越南军队已被派到该府对面老方一侧的村庄和其它一些地区。同时还有一些越军已派到与黎府交界的老方一侧。这家报纸说，与老挝交界的泰国边境的地方部队也已经处于戒备状态。

第6版()专栏： 民柬部队袭击越军交通线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磅清扬、柏威夏等地袭击越军交通线，击毁击伤越军汽车8辆，歼敌70余人。 广播说，8月10日，一辆满载越军士兵的汽车刚从磅清扬省磅得叻县龙韦出发便被国民军和游击队击毁，当场死伤21人。同一天，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柏威夏省古连县十二号公路上击毁越军运兵车两辆、击伤一辆，歼敌25人。8月13日和14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先后在拜林地区十号公路和金边西南四号公路上击毁越军运兵车一辆、小汽车3辆，打死打伤越军25人。 此外，8月14日和15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马德望省切断铁路一处，破坏桥梁二座。8月5日，他们破坏了磅逊港从炼油厂到防波堤之间的一段铁路。 新华社北京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暹粒省、磅同省、戈公省等地袭击越军据点，歼敌100多人，攻克三个据点。 8月6日，民柬部队在暹粒省芝灵县袭击了格罗贝列村越军据点，打死越军12人，击毁汽车两辆，15分钟后，民柬部队占领了越军据点。同一天，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桔井省白帕萨县攻克了有一排越军驻守的磅戈村据点，打死越军7人，击毁各种武器20件、仓库一座，缴获武器10件。 8月8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磅同省斯当县潜入越军达松村营部据点，打死越军7人，打伤9人，击毁吉普车一辆、营房三座和一批武器弹药。 8月10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戈公省戈公市以北袭击越军设在戈鲁赛山下的营部据点，歼敌36人，击毁弹药库、物资仓库各一座、营房两座，缴获一批物资。13日，又在梅杜河西岸两次袭击越军普农波涅据点，歼敌30人，击毁和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8月14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马德望省诗梳风以南攻克和控制了萨伊萨曼村越军营部据点，歼敌一批。

第6版()专栏： 我援建阿菲费灌溉工程移交加纳政府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阿克拉消息：由中国援建的阿菲费灌溉工程8月27日正式移交给加纳政府。 加纳全国临时保卫委员会成员、国防参谋长努努·门萨，代表罗林斯主席参加了移交仪式。 他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由于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中加两国人员的努力，阿菲费灌溉工程已经提前完工。”他高度赞扬中国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并号召加纳人民“在经济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加倍努力，增加生产，以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贫困”。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临时代办董学林在讲话中说：“阿菲费灌溉工程的建成体现了中加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附图片） 中国援助修建的阿菲费灌溉工程的一座水闸。 肖庆民摄（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加纳通讯 访阿菲费灌区 肖庆民 不久前，我们从加纳首都驱车东行160公里，来到了沃尔特省的阿菲费，参观了今年6月1日竣工的阿菲费灌溉工程。站在水库的大坝上向北望去，远处流入的贝利克帕河水被拦截在大坝前，形成了一个容量为3，140万立方米的水库；向南眺望，一块块青翠碧绿的稻田展现在眼前，混凝土砌成的引水渠好似一条条银白色的“巨龙”卧在田间。水稻长势喜人，看来今年又是丰收在望。 位于加纳东南部的阿菲费地区土质肥沃，适于种植水稻。但是流经这里的贝利克帕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一到雨季，河水猛涨，泛滥成灾，旱季则又干涸缺水，农作物灌溉很困难。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只得靠种植旱粮作物木薯和热带香蕉过活。 根据中国和加纳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国派出了水利考察组，到阿菲费地区实地考察后，确定在阿菲费东北约10公里的贝利克帕河下游阿扎乌替村修建水库，以灌溉贝利克帕河和阿加里河汇合处以下808公顷洪泛区的土地。这项工程包括枢纽、灌溉和防洪三大部分，于1979年7月1日正式开工。140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500多名加纳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参加了这项工程的兴建。 中国和加纳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将近三年的共同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刚来到建设工地时，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自己动手盖房、种菜、养猪。加纳工人和当地村民主动前来帮助。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面在工作中向加纳朋友传授技术，一面抽出时间举办技术讲授课，为加纳培养管理人员。中、加两国人员在旱季头顶烈日，不怕酷暑，在雨季脚踩泥沼，不顾雨淋，并肩战斗在工地上。 在加纳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加两国人员的辛勤努力已结出了丰硕成果。整个工程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完工。一座长1，596米，高11米的大坝把河水截断。43条总长为39公里的大小水渠纵横交错。此外，还修建了排水沟、排洪河共60多公里。今年3月，阿菲费下了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大暴雨，3小时降雨量达122毫米。工程经受了考验，排水顺利。 阿菲费灌溉工程的建成确保了灌区内近一两年内开发的450多公顷的稻田旱涝保收。中国农业技术组的同志满怀信心地说：“今年收成会比去年好，每亩稻谷产量可达550斤左右。我们要争取明年年底在灌区内808公顷土地全部种上水稻。” 阿菲费灌溉工程给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增加了新的内容。沃尔特省霍城行政长官阿博塞视察这项工程后对中国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这项工程的竣工并不意味着我们合作的结束，它将成为我们永久的美好记忆。”

第6版()专栏： 我专家组为桑给巴尔城设计总规划 尼雷尔总统审阅后表示满意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8月27日电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副总统、桑给巴尔总统琼布的陪同下，今天在桑给巴尔人民宫审阅了桑给巴尔城市总规划设计图。 尼雷尔听取了中国城市规划专家小组的汇报。他赞扬中国专家的工作，对他们设计的城市总规划的布局和设计表示满意。 26日，琼布主持了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会议。中国专家在会上介绍了总规划设计情况，委员们对此进行了讨论。 中国城市规划专家小组是1980年11月到达桑给巴尔，帮助进行城市规划的。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美一士兵逃到朝鲜北部 据朝中社报道，强占南朝鲜的美国侵略军第二师三十一团一营A连三排三班一等兵约瑟夫·T·怀特28日早晨越过军事分界线，来到了共和国北半部。他说，美国政府把美国青年送到遥远的别国土地，强迫他们过反对朝鲜人民的军队生活，是错误的政策。他说，他一直认为参加这种侵略行动是可耻的，要求政治避难。他现在受到有关机关很好的保护。 美洲黑人文化大会闭幕 第三次美洲黑人文化大会27日在巴西的圣保罗市闭幕。拉丁美洲、北美洲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揭露了黑人遭受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待遇。大会决定建立非洲—美洲文化研究中心，并决定建立一个黑人的国际政治机构。参加大会的代表为纪念“纳米比亚日”，通过了若干支持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议案。 萨游击队破坏一座铁路桥 据萨尔瓦多军方28日宣布，萨尔瓦多游击队26日用烈性炸药破坏了一座重要的铁路桥。这座桥位于首都圣萨尔瓦多东北100公里处。萨尔瓦多全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说，修复这座桥至少需要3周的时间。据非官方估计，在过去的19个月中，萨尔瓦多游击队在全国大约破坏了48座桥梁。近一个时期来，游击队常常把交通设施、运输车辆和发电站作为他们的袭击目标。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中国古代钱币特种邮票在美国得奖 新华社华盛顿8月26日电　美国集邮家和古代钱币研究家协会最近就中国发行的“中国古代钱币”特种邮票向中国代表颁发了奖品。中国邮电部于1981年10月和1982年2月先后发行了两套共16张“中国古代钱币”特种邮票。这两套特种邮票被认为给集邮和古代钱币研究领域增添了异彩。 中国代表于18日在波士顿接受了美国集邮家和古代钱币研究家协会颁发的奖品，并向该协会赠送了上述两套邮票所示中国古代钱币的复制品。

第6版()专栏： 8月27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士乘卡车抵达叙利亚杰代达边防站，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撤退到叙利亚的第一批部队。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7版()专栏： 祖国，振兴的时刻！ ——献给党的十二大的歌 张学梦 一 心熔化了 化成一团火， 不仅来自马丁炉 喉咙 才三千度炽热。 不论作为工人， 出入金属与电的蜂巢， 不论作为诗人， 在情怀上颠颠簸簸， 不论白昼，理念统辖梦幻 或黑夜，梦幻自由的时刻…… 只要一想到 一想到你呀 东方地平线上的太阳： 那卵黄一样 轻轻颤动的 祖国， 感情的核风暴啊 就撞击胸膛的栅栏， 诗的雷霆 就滚向喉舌。 歌唱吧，遵照心髓的命令， 锤子的诗人 镰刀的诗人 步枪的诗人 原子的诗人 灵性的诗人 让我们在最高意念的广场集合 让我们合唱，让我们交响—— 拨动钨丝一样耀眼的旋律： 祖国！…… 二 伏在大地上 伏在北京 左前胸第五肋的间隙 压扁耳廓， 那隆隆沉雄的地声是什么？是什么？ 是母亲的心音—— 振兴中国！振兴中国！！ 走过死难烈士的墓园 我聆听到肃穆松柏 转述的嘱托； 我带着景慕与迷惘 拜谒过 革命的长者； 我访问了骑木马的孩子 和杜鹃花般的红领巾； 我偷袭过青春的胸臆 侦察过装甲的心 切过千百万人的脉搏， 千千万万 生的与死的 同一个心愿 同一个呼声—— 振兴中国！振兴中国！！ 蔚蓝的天空， 雷雨在呐喊吟哦， 广袤的大地 田野渴盼得焦灼…… 十万万大军的脚步 雄赳赳 共振着同一个节拍—— 振兴中国！振兴中国！！ 三 啊，祖国， 我高歌， 为你的苦恼， 为你的欢乐！ 让夜莺们去唱吧—— 那爱的苦辣酸甜 个人命运的莫测 秋雨淋浸的无名惆怅 小花欲放的春梦 和枯草的抖索…… 我要跃上百米高炉的炉台、 跃上火力发电厂烟囱的尖顶， 挥动 汗渍斑斑的帽子 在诗坛的高音部 把最嘹亮的那根心弦 奋力弹拨， 向着湿漉漉的朝阳， 向着新世纪的风玫瑰， 向着确定不移的目标， 扬起我 歌咏的下颌。 我歌唱 不仅歌唱葛洲坝工程 不仅歌唱远程试验火箭 不仅歌唱新竖的球罐、蒸馏塔 不仅歌唱获奖的科研成果 不仅歌唱呀 你活泼的思维 坚定的信念 理智的激情 现状的突破 也歌唱 中央委员们眉宇间的思虑 思虑的书记处的灯火 歌唱厂长的牢骚和苦闷 歌唱清不完的问题、矛盾、纠葛 歌唱！歌唱你艰难的步履 昂奋的拚搏！ 因为，我晓得 只有在这产前阵痛中 才会娩出一个 现代化的中国。 四 对汗水 我确曾 悭吝过 象小贩悭吝他的糖果， 也曾可耻地 象交易那样 支付过劳作， 但我不写忏悔录， 当我顿悟过来 我将用三倍的努力 弥补昨天的过错。 啊，祖国，现在 请给我满负荷的工作， 我愿去战胜零下四十度的严寒 我愿去经受零上一千度的酷热 我愿每天消耗七千卡 一天完成 三天的定额。 让我去掘煤、炼钢、纺织、采油、淘金…… 为你的复兴和荣光 甘愿不休止地 平凡劳动 充实我的生活。 啊祖国，全都属于你 你说吧 需要儿子的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黄色的迎春花 到时候自然就开放， 而我们蓝图上的楼厦 决不会瑞雪般降落， 那么动起来吧 被爱国主义牵动的肌肉和骨骼！ 五 心熔化了 化成一团火 化成一首 在钢轨上滚动的诗歌。 我是一颗小星 来自马丁炉 来自内燃机 来自金属铀 来自 公民的职责。 我在你怀里悄悄升起， 也将在你怀里悄悄睡去， 但，当在岗位上 燃烧的时候我不是贪婪的“黑洞” 而是一块褐煤、一旅作功的电荷。 只有一个心愿 激励着 生命—— 象千千万万建设者 象历史的必然性—— 振兴吧，祖国！ 振兴吧，祖国！！

第7版()专栏： 烟雨富春江 ——兼吊郁曼陀、郁达夫两烈士 袁鹰 站在鹳山上“春江第一楼”前朝下看，透过绵绵的雨幕，眼前是一幅泼墨山水横幅。远山近水，沙洲房舍，山下的树木，江中的船只，都绰约地隐在蒙蒙烟雨里。一切突然都变成静谧而凝滞，万籁有声竟象是万籁无声了。山和水自有一种魅力，似乎能把喧嚣的尘世万物都溶化到自己那永恒的美里，甚至可以暂时遮掩起那些恶俗的、丑陋的东西。 富春江之美，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津津乐道了。南朝梁代吴均《与宋元思书》中写道：“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漂荡，任意东西。自富春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郁达夫早年曾经很有情味地写过自己的家乡：“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二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自注云：“家住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子陵垂钓处也。” 今天，我并无追踪严子陵的闲情逸致。富春江上钓台有好几处，这鹳山下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对路边“严子陵垂钓处”指示牌和那座红漆的垂钓亭未置一顾，就如同对西安南面王宝钏的“寒窑”不感兴趣一样。冒雨来富阳，只有一个目的：瞻仰三四十年前先后死于日本帝国主义枪口下的郁华（曼陀）和郁达夫两位烈士的遗迹。鹳山待月桥下以前曾有郁曼陀先生的血衣塚，二十多年前的秋天，也是一个烟雨迷蒙的日子，我曾和一位同伴去凭吊过。十年动乱期间，被当作“四旧”毁掉了。为国捐躯的烈士遗物竟被荒谬地视作“四旧”，真不知那些动手的人是否还有中国人的心肝！去年听说重建了双烈亭，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远在千里以外，听到这消息也都感到欣慰。 沿着石径走上山侧，果然在路边新建了一座五角亭，朴素大方。抬头一望，悬有茅盾同志1980年元旦手书匾额，四个大字：“双松挺秀”。笔力遒劲挺拔，带有茅盾同志特有的秀逸。亭内还有俞平伯、赵朴初两位老作家集郁氏兄弟诗句的楹联，为双烈亭在肃穆中增添了几分诗意。如果两位烈士魂兮归来，回到青年时代的读书地倚栏小憩，眺望熟稔的富春山水，细审家乡崭新的面貌，一定也会逸兴遄飞、欣然命笔的。 但我在抄录匾额时，笔不由得停住了。上款是“题郁华郁达夫烈士”八个字，总觉得语句不完整，在两个名字之下显然还该有字。以茅公这样渊博严谨的大师，自然不会出现笔误。我揣摩好久，想不出所以然。雨势又渐猛了。独坐亭内，对着江上的烟雨，不禁陷入沉思。 这时，一位留有浓黑髭须的中年人，打着油布伞，走进亭内。他虽然戴着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双目却很有神。他环顾一过，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唔，还是那样。” 亭内就我们两人，外面下着越来越大的雨，自然就找到交谈的题目。 “您常来？”我先开口。 他朝我审视几秒钟，慢慢回答：“不，不常来。我在杭州工作，两个月前来过。” 说完这两句带有温州一带口音的话，他又回过身去，走到墙边两块石块前，摩娑几遍，又重复地自言自语：“还是那样。” 原来这是两块石碑，上面本来准备镌刻两位烈士的刻像和小传，画稿和文字早就搞好，但是还没有刻上石碑，也没有树立起来。 “为什么不立起来？还没有刻好？”我问。 那位同志叹口气，又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原来鹳山上曾经耗资几十万元兴建一座领袖纪念陵园，虽然领袖并不曾到过鹳山和富阳，而且他生前再三反对这样做。后来根据党中央一个文件精神停止了。这个纠正自然是做得对的。据说因此这座纪念二郁的烈士亭也就中途停工，变成半成品。 我不禁愕然。郁华烈士是位忠贞鲠直、刚正不阿的著名法官，1939年8月在上海惨遭日伪特务暗杀；郁达夫烈士更是中外闻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加坡主持南洋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活动，1945年9月在印尼陷入日本宪兵队的罗网，终以身殉。他们是中华民族坚贞的爱国志士，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这同撤除“纪念陵园”和“少宣传个人”有什么关系？我踱到亭外，雨水带来一丝凉意，带来一股怅惘。然而，却也使我有点憬悟：是的，按照某些同志简单化的逻辑，连领袖纪念堂都撤除了，怎么还能保留一座郁华、郁达夫的纪念亭呢？他们又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连共产党员都不是，自然着毋庸议。这时我也才知道，茅盾同志所题匾额的上款，在两位烈士名下，本有“双烈亭”三字，他本是为新建的双烈亭而题的。但在制匾过程中，不知怎么一来竟然被删除了。这些同志为什么不想想，从首都到各地，不是修建了许多烈士纪念地以缅怀忠烈、教育后代吗？ 我在鹳山上走上走下，低吟着《静远堂诗画集》和《乱离杂诗》里的名作，特别反复背诵郁达夫“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那些悲歌慷慨的诗句，万千思绪被雨丝缠绕，无法排遣。两位烈士的英名，将会同富春江一样长年缥碧。古往今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总是由许多杰出的仁人志士代代相传，人民也总是把他们铭记在心底，即使他们的遗迹已然湮没无存。同样，富阳人民会以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会记住日本侵略者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如果在这里为他们修一座纪念馆，陈列他们的光辉事迹和诗书画手迹，那该给蓊郁的鹳山增添多少光彩，给秀丽的富春江再加多少英气啊！我离开那座未完工的纪念亭，怅然下山。绕道寻访城内达夫弄郁氏故居，却又关门落锁，没有遇到主人。慢慢踱到汽车站，踏上回杭州的班车。富春江上的烟雨，跟二十多年前一样，仍然给我留下诗意浓郁的梦境。而在我的心上，更被一片烟雨笼罩着，迷迷茫茫，淅淅沥沥，总也止不住，抹不开。 （1982年7月初，杭州）

第7版()专栏： 赤坂的市声孙道临 今年年初，到日本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日本部分的镜头，住在赤坂东急饭店。这家饭店的所在地——“赤坂——永田町”，是东京的繁华区之一。国会议事堂、明治神宫、首相官邸、文部、大藏、外务等省，都在近旁。这里不象银座、新宿那样热闹，但不少商店却更为奢华考究。赤坂东急饭店二楼门前的赤坂东急广场，便可算一例吧。 说是“广场”，其实是一个排列着一些高级商店的长廊。勉强可以称作广场，大概由于它中央部分是个比较宽阔的平台吧。日本的新建筑总是以善于利用空间和设计精巧来吸引人的。一座咖啡亭立在平台西端，复合尖锥形的亭顶闪着光，亭旁是涌着人工泉水的池子。池东面，临街的栏杆旁是一排旗杆，上面悬挂着不同国家的国旗。走近去细看，才知道那些旗子是每个月要更换一次的，因为每个旗杆上不仅标明上面的国旗是哪个国家的，而且还记下她的国庆纪念日是本月的哪一日。考虑得多么周到！能够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对其他国家的尊重，这里有着一种可贵的感情！ 从近旁什么地方，传来了报时的钟声，那旋律是简单而动听的。循声找去，才发现它是从水池内传出的。水池的汩汩泉眼组成了报时的罗马数字，池壁一块石牌上还刻着说明：报时的乐句是按照英国威斯敏斯特市的钟声设计的。多少次我在池旁驻足谛听，那乐句和广场上猎猎飘动的各国国旗一起，给你一种温厚恂雅的感觉。 一个地方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市声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叫卖声的回忆，常在我眼前勾勒出一幅幅图画。悠长的“萝卜赛梨咧辣来换——”使我眼前涌现冬夜院窗上昏黄的灯光；“买大小金鱼咧”的宛转音调把我带进春意盎然的深巷……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赤坂的市声是比较单调的，如果没有街上来往车辆和匆促的行人脚步声，它就几乎只剩下寂静了。 我时时登上这家饭店的十四层，在刚朵拉餐厅内进晚餐。“刚朵拉”，字义是意大利威尼斯河中航行的一种平底船。凭着落地窗俯视下面的立体公路，高速四号路向远方伸展着，她多么象条蜿蜒的河流啊！上下行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行驶。迎面而来的象长长的珍珠链，背我而去的，由于车身后面的指示灯是红色的，就象是华丽的珊瑚串了。没有一声喇叭，只传来一点车轮着地的持续而轻微的运行声。这样，餐厅内黑衣女琴师所弹奏的萧邦夜曲就显出了沉静的本色。琴声中，桌上绿色玻璃罩中烛光幽幽闪动，我的心愈发静下来，几乎可以陷入沉思了。再回首窗外，珍珠链和珊瑚串仍在默默运行。传来的声音仍是那样轻微、持续不断。那些默默地驾驶着车子的人们都在想着什么？他们将如何去迎接另一个白昼？……我似乎感到，这个都市的脉搏在执著地跳动。这儿，人们的生命力是潜在的、无限的。是的，战后的日本人民重新建起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这里有着某些客观条件，然而他们的毅力和刻苦精神终究是值得人赞佩的！ 晚饭后，我们每每喜欢到赤坂大街迤南的几条小街上散步。在北京前门外有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在东京也有着赤坂一丁目、二丁目……“丁目”即几条或几号街之谓。在这些“丁目”里，充塞着各式各样的餐馆。有大型的“中华料理”，也有一间小小门面的北京饺子馆，有朝鲜烧肉，印度咖喱，日本的烧鸡、生鱼寿司和面条，法式俄式的西菜以至可以餐舞两全的迪士科餐厅。不少餐馆门口，陈列着吸引顾客的样品，有时透过橱窗，可以看见正在烹调的厨师……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叫卖声，苍老、低回，却又好生稔熟。那多么象是上海弄堂里叫卖五香茶叶蛋的音调啊！我抬头望去，对面正驶来一辆小小的三轮卡，车身竖起一根短杆，杆顶缚着只扩音器。那叫卖声显然是从这上面发出来的。当车子从我身旁驶过时，我嗅到一阵焦甜的香味，又看到车厢上贴着的“甘藷安価”的字样，才知道这是个卖烤白薯的小贩车子。尽管他卖的不是五香茶叶蛋，但那几乎是一样的叫卖音调，却使我恍然有回到上海之感。赤坂的市声，你使我同你们的国家感到更为贴近了！两国人民的风俗、习惯、语言和传统文化原是有着多么大的相同之处啊！军国主义者曾经破坏我们的传统友谊，在我们之间筑起精神的鸿沟。如今，那页不幸的历史终于成为过去了。 然而，赤坂的天空是不可能没有乌云的。作为日本一个政治中心区，也许这方面就更为敏感。另一天，我从饭店出来，迎头便从街上传来一阵聒耳的喧嚣声。几辆重型卡车急驰而过，打头的一辆用高音喇叭播送着一支进行曲。我定睛望去，那几辆卡车上，迎风飘荡着的是几面触目的旗子。有的上面写着“重振国威”几个斗大的字，有的上面画着黑色的骷髅，有的上面竟然缀着个巨大的卐字！而那旋律，多么熟悉！那是日帝侵华时经常放送的鼓舞侵略军士气的曲子！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一种混合着愤怒和悲痛的感觉使我颤抖了，因为我想起了刺刀、铁镣、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赤坂的市声，你为什么竟能容许这样的声音来破坏你的和谐、你给人的温厚恂雅的印象呢？我问日本朋友，有的笑笑说：右翼分子是在活动，不过他们只是一小撮，掀不起大浪！ 可是，这话才说过几个月，日本文部省就以其篡改教科书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它说明这位日本朋友是估计不足了。此时，我也不禁想起另一位日本朋友的话：日本的经济体系是存在着致命缺陷的，别看表面上如此繁荣，下面正潜藏着危机。是的，这判断是清醒的。如何寻求克服缺陷避免危机的办法呢？有识之士的回答是：争取和其他国家的和平友好。当然，也有人认为，要象军国主义时期那样，去扩张，去征服！看来这些人仍然迷醉于那种虚骄的“赫赫国威”，抚着霉烂的军装和残锈的长刀，留恋着昔日那种野蛮的“荣光”，却恰恰忘记了在人民海洋中覆舟灭顶的教训！ 赤坂的市声，我相信你将恢复你的纯净。在日本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两个月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的情谊。浩大的友好钟声将淹没一切不谐和音，包括那侵略军歌的聒耳鼓噪。 （1982年8月13日，上海）

第7版()专栏： 情深意长〔木刻〕 陈一文

第8版()专栏： 欢呼党的十二大 杨松杰诗　陈竟剪纸 从森林绿色的笔尖上 流出、流出…… 无数个欢乐的音符—— 无数欢跳的小鸟 无数唱歌的小鸟 带着祝福，带着歌声 带着一片欢呼…… 一群蜜蜂嘤嘤飞过， 快乐地舞、尽情地舞。 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 用火一样的语言报幕—— 中国共产党， 在指挥庄严的合唱， 历史，将录下伟大的交响曲！ 从北京的上空—— 飞出一阵高亢的汽笛， 振奋了收获后的大地。 长街呵，吹响了长笛； 码头呵，吹响了铜号， 市场呵，拨动了琵琶， 车间呵，弹起了钢琴， 钢轨呵，拉响了二胡…… 开始了，庄严的合奏！ 开始了，进军的冲刺！ 开始了，伟大的征途！ 整个中国一跃而起—— 用健壮的体魄 百米速度加马拉松毅力—— 迎接辉煌的日出！（附图片）

第8版()专栏： 一位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 ——缅怀吴伯箫同志 楼适夷 得知吴伯箫同志逝世的消息，几月来对他病体康复的希望，终于黯然地消失了。遗体已移入太平间，不能上医院去看最后的一眼，匆匆上他家里去唁问遗属，不敢惊动他哀毁伤心的老伴，见了几位儿女，泪眼相向，把手无词，几句空言，亦难安慰他们老父新丧的悲痛。他们告诉我，父亲留下的遗言，不要开追悼会，不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默默火化，把骨灰撒到家乡的泰山。死者的意志必须尊重，那么，最后上医院去探望的那次，便成为与他永远告别的日子了。 与伯箫同志相知甚早，而相见较晚。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我在南方，他在北方。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本远地传来的小册子，读到伯箫同志写的一篇报告文学：《一坛血》，叙述日本侵略军残酷烧杀，血洗全村，一位幸存的老人，偷偷汲取了满地的血液，储藏在一个坛子里，让所有活着的人，都记下这刻骨的深仇。同样在残酷的敌后斗争中，这一坛血和伯箫同志的名字，就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以后，我又读到他在战争年月中所写的笔有风云的散文作品：祖国壮丽雄伟的山河，疯狂的法西斯侵略者和反动派的暴行，苦难人民所遭受的深灾重祸，和他们的刻苦艰辛，英勇卓绝的不屈的斗争。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夺人心魄的艺术形象，他就是一位用笔战斗的战士。 当全国解放，胜利会师，在北京与他初次相见的时候，我才见到这位战士虽具有一副山东大汉的躯干，而神情气度，宛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恂恂君子，一位老成持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直到近年我们相处较熟，偶然谈起，我才知道他刚出学校，还在曲阜孔府当过家庭教师，给“衍圣公”孔德成教过英语，以后也一直从事学校教育。但当芦沟桥的炮声一响，这位孔圣人家的西宾，这位为学生爱戴的青年校长，却立即脱去长袍，穿上二尺半，率领一批学生，踏上抗战前线，并很快奔赴延安了。通过战争的长途，回到了和平的环境，就成为我所见到的形象了。 他是一位作家，他也是一位教育家，由于岗位不同，各人忙着自己的工作，长时期很少有私人的接触。待到我们有机会作亲切的来往，大家都已经互相以老相称了。我觉得自己已开始有些龙钟，而他却还是很轻健的，一起上四川参加会议，一路上舟船旅舍，他总是处处照顾别人，却不让别人去照顾他。他捷足先登，总是把好房好铺让给别人，而自己则抢先去占领较次的。遇事总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肯擅自作主。即使对年轻后辈，也总是谦和平易，处处关心别人的痛痒。因此和他共事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位可爱的老头子。和他相处，都觉得非常愉快。 他自处谨严，勤劳奉公，决不以年老而稍自放逸。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从延安带来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一直定时上办公处所，经常安步当车，或乘用公共的交通工具，没有十分必要，极少使用公家配备的小车。平时有事没事，总是他到我家来，我们谈这谈那，一聊便是老半天。送他出门，问为什么不坐车，他说，我们多聊一会儿，让司机同志在门外老等，心里不安，自己走走不是很痛快吗？我上他那儿去，看他的住房，与许多朋友比起来，可以说是最差的了。在一所破旧的院子里，进出道路高低不平，满院还有同院人添搭的土房棚舍，居室很窄，床铺、书柜、桌子都挤在一起，光线也很差。但他怡然自乐，不以为意，我们什么都谈，却从未听他对自己生活上说过一句话。 近年来，我们的队伍里有些不好的风气。有些同志被安排到领导岗位，接受一些工作任务，就先讲究用权，权力在手，谋私第一，安排铺张，引用私人，花公家的钱全不心痛，对个人的要求永无餍足。伯箫同志生性耿直，就是看不惯有这种习气的人，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倔老头。而那种人当然也看不惯他，反而以为他可欺，于是在背后克扣他，甚至当着面也有绝不礼貌的言语。我看他个人受些窝囊气，并不计较，但由此而贻误了工作，却使他非常伤心。 自从去冬以来，他身患不治之症，久滞病榻。他不爱住院，也不愿朋友上医院去探望。他不想使自己日益枯槁的神容，使朋友见了心里难受，特别年龄较大的友人，吃力地登上高楼的病房去看他，他心里感到抱歉。他不让我在病床边多坐一会，连连催促伴病的儿女，送客出门，为了怕激动了他，也就不敢强留了。在医院里稍稍有点缓和，又急急忙忙出院回家。听说他回了家，又上家里去探望他。这一回，他就不肯躺在床上见客了，不顾旁人的阻止，硬是挣扎着坐起身来，声带已经非常低弱，却宣泄起郁结在胸中的气愤来了。这对病人是极不相宜的，再三劝慰他别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把一切置之度外，安心养病。他把话锋转过来，仍不诉述自己的病苦，反倒问起探病者的健康，在我告别回家以后，还特地叫儿子给我送的治疗器的仿单，仿佛不是我去探他的病，倒是他来向我问疾了。他就是这样关怀别人而淡然自处的人。 如果我知道最后一次的探望已经是最后一次，那天我一定还要多坐一会，更多多地看他几眼。他躺在床上已经枯瘦得令人寒心了，微微睁开眼来，轻轻地笑了一笑，医生禁止他说话，我也就无话可说，只能这样地看着他，看着他，直到退出到房门口，还回头去望了望他的最后的一笑。 这最后的一笑，也跟最初的《一坛血》一样，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自己有一天也这样含笑而逝的时候。　 1982，8，20

第8版()专栏：革命文物 一本《入党须知》 李俊臣 “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努力工作，获得工农群众。” 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编印的《入党须知》封面上印的四句话。它醒目地印在一面党旗图案下，概括了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对新入党的同志讲授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是几十年来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好传统。 这本手册共十八页，六千余字，文字鲜明、简要；小六十四开本，便于秘密环境携带、隐藏。手册封里印着一段热情而严肃的话：“同志：当你加入本党的时候，这在你，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站在革命的观点上，表示诚恳的欢迎与敬意！现在我们要很简单地告诉你几件重要的事项，希望你仔细领会。”手册根据党章分十四节讲述了党的性质、组成、历史任务、组织原则、纪律等等，对新党员提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应该具有一个坚定的革命的人生观。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不是很简单的只是对于现社会的不安与不平；而必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就是：根据唯物史观的见解，相信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共产主义的社会必然要成立，如此，社会方得以进化。因而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这就是革命的人生观。” 这本《入党须知》是共产党员雷晋乾烈士的遗物，由其家属保存多年，解放初期献给国家的。这件文物现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附图片）

第8版()专栏：共产主义思想与实践琐谈 创业与守成 既白 读胡耀邦同志7月20日对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他对中青年干部的期望，所以如此殷切，我觉得，实际上事关一个国家创业与守成的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先抄一段唐太宗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的对话：“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史称“贞观之治”，不是谁强加于历史的褒辞。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我想是存在的。所不同的是，我们所说的创业，不是封建皇朝的更迭，而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我们所说的守成，既不是抱残守缺，也不是墨守成规，也不是安于现状，坐享其成，而是要在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的基础上，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事业。这就是为了完成前辈所追求的理想，即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代一代地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创业之难，大家很清楚，曾经历了大约三十个年头的苦战，所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而守成之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这决不是一代二代人可以完成的事业，需要一个共产主义的梯队来完成，前有开辟者，后有继承者，中青年干部就是这个梯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又是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必然会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困难，必然要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因而又要有意识地去铸炼迎接和征服困难的品质。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向共产主义所迈开的壮阔的步伐。而“四个现代化是否有希望，要看干部能不能四化”，这确实是“紧迫的战略任务”。在干部的四化中，我认为知识化和专业化越来越显得重要。因为革命化，我们是有传统的，年轻化是一个人的自然生长的过程，惟有知识化和专业化，几乎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就是“就整个而言，我们的干部知识水平低、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差”的历史原因。而且至今轻视知识，轻视专业，还大有人在。殴打与侮辱教师的事件，压制与嫉妒具有专业人材的事件，不是还时有所闻吗？所以要求干部四化的同时，又要继续清除不能使干部四化的各种障碍。 创业之难，老一辈革命家已经作出了贡献；守成之难，就要看中青年干部能不能使自己四化，能不能根据耀邦同志所提出的六条，严格要求自己，同时要时时记取“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的历史教训。多年来，我们的党也有类似的教训，应该切记不要重犯。果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作为守成的中青年干部，是有希望的，可以信赖的。

第8版()专栏：群言录 “拽紧缰绳送一程” 王建民 一位在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二十多年的老干部主动退居二线后，让一位青年干部接替了他的工作。这位老同志想：“青年干部好比新骑手，扶上马也不能撒手，还要拽紧缰绳送一程。”因此他对青年干部从各方面进行帮助，这种真挚关切之情，可谓感人肺腑。 老同志甘愿“下马”，把新同志“扶上马”，这已经是难得了，还要“拽紧缰绳送一程”，则更难能可贵！“青年干部是新骑手”， “驾驭”的经验还不那么多，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就需要“老骑手”帮助“拽紧缰绳”，逐渐学会骑马的本领。 但是，“送一程”毕竟不是送到底，“终有一别”。因此，“拽紧缰绳”，丝毫不意味着要牢牢地束缚住“新骑手”的手脚，相反，是在创造条件，在未来的漫长的征途上，让他们自己掌握骑马的本领，放开手脚，飞马驰骋。“送一程”，虽为时不会很长，却必须尽心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