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交流情报　互通信息　开展互访　共同协商 甘肃成立工商协调领导小组解决产销矛盾 根据市场需要共同改进轻纺产品质量，发展花色品种，增强竞争能力 本报讯　记者王作言报道：甘肃省轻工业厅和商业厅共同成立工商协调领导小组，处理工商关系，平衡产销矛盾，支持发展地方轻工业，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作用。 甘肃省工商两个部门之间，历来矛盾突出。轻工业部门埋怨商业部门横挑鼻子竖挑眼，以外压内（爱经营外地产品，不爱经营本省产品）；商业部门埋怨轻工业部门缺乏市场观念，生产不跟销售转。双方曾一度发展到凡事必争，逢会必吵的地步。为改变这种状况，今年年初，双方各自从自己方面总结了处理工商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共同研究决定，成立了工商协调领导小组。 工商协调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把根据市场需要，共同改进轻纺产品质量，发展花色品种，增强竞争能力，作为工作宗旨。小组成立后首先办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交流情报、互通信息制度。轻工部门负责向商业部门介绍产品产量、质量和花色品种以及轻纺产品结构情况，提供生产计划安排及生产趋势，使商业部门心中有数，主动安排好市场；商业部门向轻工部门介绍市场变化和购买力的投向情况，提供市场预测材料和分析数据，使轻工部门能够掌握市场脉搏，组织好轻纺产品的生产。 工商协调领导小组除了组织双方随时交流情况外，还每月召开一次小组例会，吸收两个部门的有关业务人员参加。 协调领导小组还提倡工商双方开展互访活动。商业厅副厅长高文彦首先带领有关业务人员，到兰州棉纺厂、兰州第一毛纺厂、兰州第三毛纺厂、兰州灯泡厂和白银针织厂等七八家重点轻纺企业，走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干部，征求他们对商业部门在支持发展轻纺工业中的意见。兰州日用化工厂的职工提出，这个厂生产的肥皂和洗衣粉，过去质量差，商业部门不收购。去年下半年，这个厂整顿了企业管理，改造旧工艺，采用新技术，质量已提高了，可是商业部门仍然不收购，造成这个厂肥皂和洗衣粉堆积如山，占压资金上百万，逼得工厂无法生产。听到这种意见后，商业部门的访问小组当场检验质量，就地决定收购全部积压的三万多箱肥皂和二万六千箱洗衣粉，使这个厂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了。轻工业部门也组织了一些重点企业，走访商业批发站和零售店，通过开座谈会、抽样检查、评议产品等方式，广泛听取商业部门对轻纺产品的意见。 工商协调领导小组还组织两个部门共同调查全省轻纺产品的产销情况，疏通产销渠道，共同协商解决了一批多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香烟产销合同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年3月底和4月初，工商双方到兰州卷烟厂调查后，商业部门真正看到了生产单位的困难，主动放弃那种不切实际硬争好烟的做法，提出凡是按计划分配的烟叶生产出来的香烟，不论哪个等级全部收购，不逼迫工厂搞无米之炊。 为了充分利用甘肃省内资源，努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尽快改变甘肃轻纺工业落后的面貌，工商协调领导小组还共同制订了扶植全省轻纺工业的措施，省人民政府已批准印发给有关单位执行。

第1版()专栏： 全国国库券发行任务超额完成 已交款46．65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6月底止，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购的国库券已交款46．65亿元，超额16．6％完成了今年预定的国库券发行任务。 今年国务院决定发行国库券40亿元到50亿元，40亿元作为必成数，50亿元作为期成数。 各省、市、自治区认购的国库券已交款三十五亿多元，共超过国家分配的任务8％。上海市、北京市、河南省、西藏自治区超过了20％以上。 中央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已购买国库券九亿二千多万元，共超过任务38．4％。有半数部门都超过了20％以上。中央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已购买国库券四千六百多万元，超过任务53％。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超过任务二倍以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分配任务，也主动购买了国库券一亿五千多万元。还有一些没有分配任务的单位、农村富裕社队和个人，也自愿购买了国库券。

第1版()专栏： 我国对外贸易在调整中前进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八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据外贸部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其中出口为148亿元，增长14．9％；进口为156亿元，增长22．7％。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商品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在进口商品中，粮食、糖、木浆、棉花、化纤等人民消费资料和制造出口产品的原料，比去年同期增长，用来支援农业生产的化肥，也有增加。以上共计比去年同期增长39．5％。机械设备和仪器的进口则比去年同期减少50％以上。在出口商品中，机械设备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5％，手工艺品和服装增长21％多，棉布、棉涤纶布、绸缎、针棉织品、自行车、闹钟等轻纺产品增长13．5％。

第1版()专栏： 山东大旱之年夏粮丰收 总产比去年增加五亿多斤 新华社济南7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尹建华报道：从去年秋播以后持续干旱七个多月的山东省，夏粮获得了出乎意料的丰收。据全省13个地、市最近上报的数字，今年全省小麦总产量达一百五十九亿四千万斤，比去年增长五亿多斤。从去秋种上麦子到今年夏收前，山东省没有下过透雨，在小麦开镰前估产时，绝大多数地、县认为减产已经定局。但小麦登场以后，实收普遍高于估计。

第1版()专栏： 延安千多户居民搬进新居 地市委仍在当年窑洞办公 本报讯　记者景险峰报道：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环抱的古城延安，近几年加快速度修整扩建，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都有增加，已有千多户居民搬进新居。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0年，除公用建筑外，延安新建的居民住宅面积，共计为11．66万平方米，超过了建国以来至1977年居民住宅和公用建筑面积的总和，已有1，231户居民搬进新居。 然而，延安地委和延安市委这两个领导机关，至今仍然在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建国初期延安县留下的窑洞里办公。群众说，延安精神，我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还深深扎根在广大党员和许多干部的心坎里。

第1版()专栏： 发展中国式旅游事业 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如何走中国式的发展旅游事业的道路，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国务院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陈慕华副总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国式旅游，应该是健康的文明的旅游。我国的旅游既是经济事业，又是外事工作的一部分。在接待工作中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使旅游者在中国既可以游山玩水，欣赏我国所具有的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化，又可以了解现在的中国。我们要大大发扬热情好客的传统，防止不顾政治影响，唯利是图的错误倾向。中国式旅游，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灿烂文化和秀丽风景，开展内容丰富多采的旅游活动。中国式旅游，应该是具有国内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中国式旅游，应该适应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逐步发展区域性旅游。她说，中国旅游事业不但服务工作应该是高水平的，在价格管理上也应当注重对外信誉，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会上，旅游总局局长韩克华在谈到旅游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的建设时，强调必须注意与当地风景区相协调，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在旅游建设的投资问题上，他认为也应该采用符合我国国情的办法，除了重点城市和游览点由国家投资以外，其他旅游点应该是在一定期间内主要以自己的旅游收入养旅游、发展旅游。旅游设施的建设，还可以采用集资的办法，或者调动集体经济积极性（包括劳务投资）的办法，如果条件合适，也可以适当利用一部分侨资和外资。这样，就可以使旅游事业发展得更快。 （附图片）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市在洱海之滨新建的洱海公园。洱海为一断层湖，形如耳，长约40公里，东西平均宽7至8公里，为著名风景区。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 摄

第1版()专栏： 北京木城涧煤矿千军台坑口回采26队 试行联产计酬　 产量蒸蒸日上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潘善棠报道：北京矿务局木城涧煤矿从5月初开始，在千军台坑口回采26队试行煤炭生产联产计酬办法，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煤炭生产大变样。 回采26队试行的联产计酬办法，取消了过去的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以能否完成基本定额为前提进行计酬。这个基本定额是根据工人的生产技术等级和生产条件等因素，并参照过去的生产定额制订出来的。工人完成每工的基本定额（即每个工人每班规定的产煤量），才能领到与自己过去的工资相等的基本工资；基本定额完成后，每多产一吨煤，给超定额工资。由于井下是集体生产，超额工资的分配是按每个工人的不同生产效率所记的工分进行分配的。如果完不成基本定额，工人的工资只按所生产的煤炭多少进行核算，出一吨煤，支付一吨煤的工资。为了保证正常的采掘比例，这个矿还规定在完成煤炭产量的同时，必须完成规定的煤巷掘进进尺数，以防止只顾多出煤，不顾采掘比例的现象出现，保证煤炭生产的正常接续。 回采26队试行煤炭生产联产计酬办法，使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实行联产计酬的4月，矿给这个队下达产煤三千吨的任务，到月底，53名工人只完成了1，526吨，完成煤巷掘进进尺77．7米。从5月7日开始，这个队试行了联产计酬办法，同是53名工人，到月底生产出煤炭2，852吨（不包括前6天的产量），完成煤巷掘进进尺234．1米。6月，这个队的工人由53人减到46人，生产煤炭3，156吨，完成煤巷掘进进尺87．3米。每吨煤的成本也由4月的3元8角下降到5月、6月的2元8角5分和1元9角9分。 试行这种办法后，这个队不仅工人出勤率提高了，而且平均每人每班产煤量也由4月的1．59吨，上升到5月的3．68吨，6月达到4．9吨。 过去，回采26队的工人在完成一定生产定额后，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得奖十元左右。4月，这个队没完成生产任务，工人没得奖，实行联产计酬后，26队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得到的超额工资，5月21元，6月31元，最高的五十多元。虽然多给工人支付了点工资，但由于工人的劳动效率提高，煤炭产量的增加，煤矿每生产一吨煤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却由4月的2元3角2分，下降到5月、6月的1元4角7分和9角。 最近北京矿务局召开会议，在局属各矿推广木城涧煤矿千军台坑口回采26队的经验。

第1版()专栏： 大连天津街百货商店与全国十五家同行携手 建立经济联合会互助购销效果好 据新华社沈阳七月十三日电 大连市天津街百货商店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沈阳等地十五家大型商店建立经济联合会半年来，在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面起了促进作用。 参加这个联合会的大型百货商店通过互助购销和代办业务，好处很多： ——互通情报，及时搞好市场预测。参加联营的商店之间，每月交流一次经济情报，及时沟通了市场变化情况。今年初，大连市天津街商店根据市场预测，得知电视机、手表、录音机需求量增加。这个商店立即派出采购人员分五路到外省组织进货，及时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增加进货渠道，扩大了货源。这个商店参加经联会以来，增加商品品种一百七十多种。 ——调剂余缺，压缩了库存。 ——扩大地方产品销售，密切了产销关系。

第1版()专栏： 我国外交部发表备忘录揭露越南当局的谎言 苏越勾结谋求霸权是印支和东南亚局势动荡的根源 备忘录最后指出，越南领导人应该放弃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不再充当苏联的工具，从柬老全部撤军，停止侵犯威胁泰国，尊重邻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越南当局唯一明智的出路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备忘录，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备忘录 一个时期以来，越南当局编造了不少谎言，肆无忌惮地攻击、诽谤中国，把导致中越关系严重恶化以及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局势动荡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妄图混淆是非，掩盖它的侵略扩张行径，为其加紧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制造借口。为此，中国方面认为有必要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一 中越关系为什么继续恶化 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中越关系。当前，这种反华活动仍在变本加厉。它声称愿意改善中越关系，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姿态。 1978年越南共产党四届四中全会以及其后的几次会议确定，中国是“越南的直接敌人”，对中国要采取“进攻战略”，并且把反对中国作为“民族任务”和“国际义务”。1980年年底，越南国会第六届七次会议又公然把反华内容写入新宪法，用法律形式将其反华政策固定下来。由于越南当局坚持把反对中国作为基本国策，它的反华活动越来越狂热。它把大量的军队部署在中越边界地区，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侵犯活动。1980年年初到1981年6月底，越南向中国境内打枪打炮，出动部队和派遣武装特工人员侵入中国境内，进行袭击、骚扰和破坏活动达二千六百七十余起。特别是今年5月以来，越军在中越边境的挑衅活动更加猖狂，几乎天天向中国境内进行炮击，并多次出动成连、成营甚至成团兵力，侵犯广西宁明县及云南麻栗坡县等地区，致使边境局势更趋紧张。为了建立矛头针对中国的战争体制，越南当局把靠近中国的北部各省划为“北部战场”，部署了陆军总数的62％，空军的75％，以及大量舰艇。在中越边境沿线，越方继续“净化边境”，迫迁边民，修筑工事，增运武器和军用物资，并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越南当局还在国内制造战争气氛，热衷于编造种种荒诞无稽的谣言，宣传中国对越南的“威胁”，并且把它推行穷兵黩武政策造成的政治动荡、经济凋敝、人民怨恨的责任，统统归咎于所谓的“中国心理战”。显然，极力煽动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已经成了越南当局转移人民不满，维持和加强对内统治的重要手段。 事实告诉人们，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地区霸权，适应苏联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的需要，正在进一步贯彻敌视中国的政策，蓄意使中越关系持续恶化下去。这是中越关系迄今不能改善的根本原因。 近来，越南方面提出一些所谓建议，诸如签订“和平共处的双边协定”、“互不侵犯条约”等等。这根本不是出于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人们在对越南当局的如此建议加以剖析之后，其用心所在是不难看出的。 越南当局虚构了所谓“中国的威胁”，公然要求把中国停止这种莫须有的“威胁”、“侵犯”列入“条约”，要中国接受它强加的罪名，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更为无理的是，越南当局说，中国应该停止支持柬埔寨爱国军民抗击越南侵略者的斗争，并且要把这一点作为“条约”的内容。这岂不是要中国放弃主持正义的立场，听任越南当局向外侵略扩张，承认它侵占柬埔寨领土为合法吗？中国政府从来不反对国与国之间为了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以及保障和平的目的，签订双边的协定或条约。但是，越南当局在签约问题上玩弄花招，诬陷中国，贩卖“侵略有理”的谬论，以掩盖它向外侵略扩张的罪恶行径，则属应予坚决揭露和驳斥之列。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为改善中越两国关系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倡议举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提出根本解决两国关系的八项建议，并且主动宣布愿同越南一道，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为东南亚的和平作出贡献。今后，中国方面仍将继续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两国关系能否改善，能否签订确能保证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与合作，并且有利于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的双边协定或条约，这取决于越南方面。可以说现在应该是越南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二 越南当局谋求地区霸权，是印度支那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 越南当局硬说，当前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是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结果，而是由于所谓“中国的野心”。它竟然企图使人相信，二十万越南军队侵占柬埔寨，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威胁”。但是，究竟是谁一手造成了这个地区的动乱和灾难，越南当局的所作所为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1976年越南统一之后，越南当局就着手推行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企图建立对印支地区的霸权统治。它在逐步实现对老挝的全面控制之后，又于1978年年底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占领柬埔寨的大部分国土和首都金边。 目前，越南在老挝驻有五、六万军队，近万名专家、顾问和秘密警察，操纵着老挝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以及对外事务等各个方面。在柬埔寨，越南当局扶植傀儡政权，依靠二十万侵略军，在其占领区建立起军事殖民统治。两年多来，越南当局频繁开展军事攻势，疯狂屠杀柬埔寨爱国军民，肆意劫掠资源和财富，破坏农田水利，甚至把几十万柬埔寨人民驱赶出自己的国家，把大批越南人移入柬埔寨境内，使柬埔寨的国土备受蹂躏，民族生存面临危机。这个历史的罪责，越南当局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越南当局吞并柬埔寨和老挝，直接目的是建立由它充当霸主的“印度支那联邦”。它公然宣称，印支三国“必须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印支三国“已经联合起来，随便怎么称呼它都可以”，还露骨要挟东盟各国把所谓“印支三国”看成一个“集团”，与之进行对话，否则就“谈不上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等等。越南当局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对印支地区的野心，却又指望人们相信对印支地区抱有扩张主义野心的不是越南当局而是中国，岂不是枉费心机吗？ 当前，越南当局正在玩弄花招，对抗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联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拒绝从柬埔寨撤军。它起劲推行所谓“印支集团”同东盟举行“区域会议”的阴谋，妄图破坏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已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对。它捏造所谓“中国威胁”作为拒不从柬埔寨撤军的借口，一会儿说要“在中国的威胁消除之后”才能从柬埔寨撤军，一会儿又叫嚷要以中国放弃支持柬埔寨爱国力量反侵略斗争的正义立场，同所谓“印支三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它从柬撤军的条件。越南当局提出这种荒谬的借口，在目前，也是为了把世界舆论的注意力从柬埔寨问题引开，逃避国际社会对它的谴责。 最近越南当局还提出所谓中国同柬埔寨和老挝的关系问题，要中国同该两国签订什么“和平共处的双边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这只不过是它反华的又一个花招。现在，民主柬埔寨政府是联合国承认的柬埔寨唯一合法的代表。越南当局扶植的傀儡政权根本无权代表柬埔寨。将来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之后，中国同一个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自然会在完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双方满意的方式，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至于中老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友好相处，只是近几年由于越南当局插手破坏，中老关系才出现了曲折。1979年，越南当局伙同苏联，曾凭空捏造“中国在中老边境集结重兵”的谣言，胁迫老挝当局反华，中断了中老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今年5月以来，越南当局在加剧中越边境紧张局势的同时，又故伎重演，无中生有，制造“中国威胁老挝边境”的谣言，甚至派越南武装人员假扮老挝军人在中老边境挑起事端，妄图造成混乱，掀起新的反华喧嚣。越南当局不仅自己反华，还要把整个印度支那都变成它和苏联两家的反华基地，这是中老关系遭到破坏的原因所在。今后，只要老挝的独立主权（包括对外事务方面的自主权）得到保证，中老两国重新恢复和继续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不存在什么困难。越南方面以“印支三国”的代言人自居，施展诡计，企图使中国承认韩桑林傀儡集团，承认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的既成事实，承认越南为印度支那的霸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 苏越加紧勾结，对东南亚地区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在东南亚地区的局势问题上，越南当局也一再重复所谓“中国威胁”的谰言，歪曲事实，企图模糊人们的视线，掩盖苏越的扩张行径，挑拨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但是，谎话究竟是谎话。人们只要稍为回顾一下近几年的事态演变，就会清楚地看出，正是越南当局吞并印度支那的行径及其对东南亚地区的更大野心，直接危及泰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安全。而苏联以越南和印支作为前进基地，把东南亚和亚太地区视为实现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明显增强了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越南侵柬战争之后，泰国已直接处于越南扩张主义者的武力威胁之下。两年多来，越南当局把它侵柬和侵老部队中的许多个师压在泰国边境，并在紧靠泰国边境的地区加紧修筑工事、公路、机场，调集大量坦克、大炮、飞机和导弹。1980年初以来，越军以柬、老为基地，炮击、入侵、袭击泰国领土的活动更加频繁。1980年6月23日，两千多越军公然入侵泰国。最近，柬泰边境的越军又有增加。越南当局不断派人潜入泰国进行挑衅破坏及其它阴谋活动。越南副外长甚至恫吓“要用各种手段”对付泰国。柬泰边境地区局势的危险性仍在增长。一系列事实说明，越南当局对泰国的军事行动是有预谋、有步骤的。它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侵柬战争，向泰国施加压力，逼迫泰国及其他东盟国家承认韩桑林集团，承认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包藏着更大的祸心。近几年，越南领导人经常自诩为“世界军事强国”，鼓吹“一个强大的越南将为东南亚的政治局面发生深刻变化作出贡献”。可以预料，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一旦在柬埔寨站稳脚跟，就会以印度支那为基地，实现其更加狂妄的扩张计划。人们越来越多地议论，继印度支那之后还将发生什么。越南当局对泰国的威胁和侵犯，已经把问题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 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得到苏联的纵容和大力支持。苏联利用越南当局的扩张野心和对苏联的依赖，正越来越深地进入印度支那和亚太地区。1980年以来，情况又有进一步的变化。苏联向印度支那各国派出的各种人员越来越多。苏联从越南手中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磅逊港及其他重要港口的权利。目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的活动成倍增长，已经延伸到暹罗湾。苏联的军事力量已从海参崴向南推进数千公里，对两洋通道形成直接威胁，同它在阿富汗、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行动相策应，成为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又一途径。严峻的事实表明：苏越建立在共同的霸权欲望基础之上的结合，是东南亚及亚太地区局势激烈动荡的根源。它们互相勾结，彼此利用，加紧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安宁和稳定，不仅对该地区各国构成现实的威胁，而且孕育着更大的危险。苏越当局紧密配合，制造骗局，兜售“信任措施”、“集团对话”之类的货色，企图麻痹人们的警觉，使人们看不到面临的危险，这完全是徒劳的。 结束语 客观事态的演变充分说明，越南当局的反华政策同苏越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密不可分，是苏越谋取霸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局势的动荡不安，以及中越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总的背景和根本原因都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出现和苏联霸权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 中国方面认为，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维护各国之间的睦邻和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中国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继续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中国方面愿意再次严肃地指出，越南领导人应该认真对待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考虑越南人民在和平环境中休养生息、发展民族经济的殷切愿望，放弃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不再为苏联南下战略充当工具和提供前进基地，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全部越南军队，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入侵，停止侵犯和威胁泰国，尊重邻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得到保障。这是恢复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稳定局势的当务之急，是实现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容回避的途径，也是越南当局唯一明智的出路。 1981年7月13日于北京

第2版()专栏： 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 乌兰夫 已往的六十年，是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求解放、共谋幸福的六十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的结束，开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时代。剥削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铲除了民族斗争的社会根源，掀开了民族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现在，我们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奋斗。 六十年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民族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制定、实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不可分割的完整领土内，在最高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组成自治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行使自治权利；遵照国家的总的方针、政策，根据本民族、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具体的方针、政策，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它既能维护全国所有民族的共同权益，又能维护全国各个有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 回顾六十年来我国各民族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团结战斗、风雨同舟的光荣经历，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唯一正确的基本政策。 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 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我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我党曾经提出过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实现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各种设想和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党终于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受到各民族的人民和领袖人物的衷心拥护。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任何背离这一道路的做法，都是违反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的，都是行不通的。 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各民族的代表共同决定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策确定了下来。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抉择，是由我国民族关系的下述特点决定的。 （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多民族的中国，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封建割据状态，而且在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中几经分合，国家的统一毕竟是一个主流。由于中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总是内向的。即使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也无不理所当然地以中国这个声名文物之邦的正统自居。在晚近的几个世纪中，国家统一已经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了。 （二）民族错居杂处和相依共存的状况，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在长期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频繁流徙，交相穿插，逐渐地形成了既有大聚居又有小聚居、既有交错聚居又有杂居和散居的态势，而且在经济上建立了相依共存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分别建立民族国家显然是不相宜的。至于民族区域自治，则以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依据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条件，并且参酌历史情况，可以建立多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地方，便于各少数民族行使在本民族的地方性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 （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族联合是民族解放的前提，维护国家统一是确保民族自由的前提。近代的中国是受着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中起首要作用的矛盾。中国各民族如果各行其是，互不相顾，就会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乃至吞灭。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战胜敌人，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以后，特别是在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以后，为了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分化、渗透、颠覆、侵略，确保民族自由，中国各民族更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总之，合则存，分则亡，二者必居其一。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各民族的繁荣昌盛，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各民族人民都是坚持统一而反对分裂的。 （四）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在近代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过多种政治倾向的民族运动，屡起屡仆。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方法都试验过了。事实证明，领导中国各民族求得解放、帮助少数民族获得在平等基础上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以及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幸福道路的重任，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担负起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首先提出并一贯坚持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内的彻底的民族解放纲领，从而赢得了各民族人民衷心的信赖和爱戴的，不是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而正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各民族的革命志士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党的正确纲领、坚强组织、崇高声望和党的许多民族干部，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 （五）各民族人民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创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从来就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培养了民族干部，发动了武装斗争，以至建立了红色政权。到解放战争时期，几乎全国各民族都汇入了革命的洪流，形成了一个同心同德的整体，从而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创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六）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证。我国的少数民族，现已确认的有55个。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人口不多，只占全国总人口近百分之六；可是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上有茂林丰草，下有富矿宝藏。至于经济发达的程度，则显然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遍低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是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汉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丰富资源的接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援助和汉族地区的技术援助。所以，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来看，汉族和少数民族，也是合则俱获其利，分则同受其害。 综上所述，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基础，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政治条件也有经济条件，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建设的需要，总之，合乎国情，顺乎民心，是历史的抉择。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逐步成熟起来的。 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党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都申述过关于自治的主张。1929年，在由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署名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曾提出“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到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党曾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过几个民族自治地方。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些民族自治地方规模都不大，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恩来等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明确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明确宣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党领导了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并于194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我是身历其事的，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才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蒙古民族为了争取民族解放，曾经长期在黑暗中摸索。族内族外、国内国外形形色色的敌人，曾经用“独立”和“自治”这类动听的言词来诱骗蒙古民族落进他们的牢笼。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内蒙古有几个敌视革命的王公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闹过“独立”，受到蒙古民族的广大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反对，不久就偃旗息鼓了。后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迫于时势，曾经许诺内蒙古实行“自治”，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许诺只是一纸空文。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之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伪行“自治”，这是假“自治”之名行叛卖之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满蒙政策”，奴役和统治蒙古民族效劳。灾难深重的蒙古民族的广大人民，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进行了自发的斗争，前仆后继。这些自发的斗争，包括壮烈的嘎达梅林起义在内，不幸都失败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给蒙古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使处在黑暗中的蒙古民族看到了光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在内蒙古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培育了蒙古民族的第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坚持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造就了蒙古民族的大批干部，并且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刚结束，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当地蒙古民族的广大人民一致赞成走党所指引的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从而孤立和挫败了这个政府中的个别分裂主义分子。1945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党所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代了那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1946年1月，在葛根庙又出现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党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对这个政权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深入人心，使这个政府中个别成员的分裂主张遭到抵制和反对。当年4月，经过“四三”会议的协商，决定撤销这个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于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随着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内蒙古自治政府在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给自治政府发出了亲切的贺电。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蒙古民族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有史以来不曾得到过的当家作主的权利，增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内蒙古人民的骑兵部队，扫清了内蒙古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并且支援了其他地方的解放战争，为内蒙古的解放和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胜利地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了成熟阶段。 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效和教训 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春天。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宽广的土地上开出了繁花，结下了硕果。 截至1981年6月末，全国已建立自治区5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自治旗）75个。 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党所倡导的民族区域自治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巨大的优越性。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变。从此，我国的少数民族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民族压迫制度的枷锁，第一次作为国家平等的成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汉族一起结成了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我们的国家是民族团结合作的国家。就全国性事务来说，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共商大计，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就地方性事务来说，国家赋予少数民族经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更是百代盛事、千载伟业。 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主要就是要让能够忠实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当地民族群众、充分掌握当地民族特点、深刻理解当地民族心理的当地民族自己的干部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事实证明，只要认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培养、坚决依靠和放手使用民族干部，我们就能变民族猜疑为民族信任，化民族隔阂为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就能成为国家联系少数民族人民的重要纽带，国家就能和少数民族人民声息相通、血肉相连，就能在保障民族的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集中、统一。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党和国家的总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 中国各民族的特点是千姿百态的。就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形态来看，有些民族和汉族大同小异，有些民族中存在着农奴制，有些民族中存在着奴隶制，还有些民族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合起来几乎可以构成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为了使这些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民族都走到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决不能把汉族地区或其他民族地区成功的经验当作通用的程式，要求他们“齐步走”、“一刀切”，更不能象列宁所反对的那样“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而必须允许他们采取适合自己特点的方式和步骤，才可以收殊途同归之效。斯大林说过：“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9页） 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坚持辩证法，让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总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慎重稳进，按照适合他们特点的方式和步骤，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例如：在德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进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在有些藏族地区，对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解放了农奴；在或多或少保留着原始公社制而阶级分化不明显或不严重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所有这些，都是成功的方针和政策。内蒙古也有类似的经验。1947年冬，昭乌达盟有些同志在蒙古族牧业区搞民主改革，照搬汉族农业区搞土地改革的一套办法，引起了牲畜大量死亡。内蒙古的党政领导机关纠正了这个错误，针对蒙古族牧业区的特点，在彻底废除王公特权的同时，实行了“三不两利”政策，即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不公开在群众中划阶级，只在内部掌握）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以及扶助贫苦牧民的政策，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推动了牧业迅速发展。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内蒙古的党政领导机关也注意了从当地民族特点出发。例如：对于牧业生产合作化，采取了“政策稳、办法宽、时间长”的方针；对于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采取了办公私合营牧场方式的赎买政策。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都是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取得的独创性的成果。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结合起来。 我们搞建设，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维持甚至扩大各民族之间发达程度的差别；只能走社会主义新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这样的差别。否则，我们就不是坚持彻底的民族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既是各民族实行政治合作的良好体制，又是各民族实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良好体制。统一的国家可以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组织各民族相互支援；而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则可以通过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的积极因素，来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物的积极因素，这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就是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实现民族繁荣的道路。 建国以来，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各民族自治地方1979年的工农牧业总产值，等于1949年的9．26倍。全国少数民族1979年的在校学生数，大学生等于1952年的12．90倍，中学生等于1952年的23．16倍，小学生等于1952年的5倍。如果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统一的感情和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 民族关系的好坏，历来是我国政局能否稳定、边疆能否安宁和国防能否加强的重要因素。我国辽阔的陆地边疆，十之八九是少数民族地区。只要认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人民就会深信自己既是自己家园的主人，又是祖国的主人，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就会高度发扬。现在，蒙古族人民和内蒙古其他民族人民守护着祖国的北大门，维吾尔族人民和新疆其他民族人民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藏族人民和西藏其他民族人民在世界屋脊上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宝贵贡献，壮族人民和南方其他民族人民在反击越南侵略者的斗争中建树了英雄业绩。总之，几十个兄弟民族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承担着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共同组成了铁壁铜墙。有些曾经被反动统治阶级驱赶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解放以前濒于灭绝的境地，解放以后都获得了新生，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连解放初期只有两千来人的鄂伦春族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他们作为祖国主人的自豪感，以及作为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前程的民族的自豪感，都空前地增强了。 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归结起来说，是民族区域自治使祖国所有民族既各得其所，又和衷共济。三十多年来，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预言，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民族区域自治必将使祖国开出多姿多采的物质文明之花和精神文明之花。 应该指出：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生过剧烈的波折，遭受过重大的损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问题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由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不足，特别是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国内的民族关系作出了错误估计，并且产生了急于消除民族差别的心理，以致在工作上发生了一些失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已经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了，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错误地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混淆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由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但和汉族地区一样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且不适当地搞了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大汉族主义思想一样，在我们队伍里都是应当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然而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却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当做敌我矛盾看待，甚至把一些正当的民族感情和正常的工作意见也当做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错误地进行批判斗争，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在民族问题上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尤其严重，伤害了更多的民族干部和群众。在民族工作上的失误，还特别表现为我们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尊重不够。有一个时期把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和共产主义化对立起来，把自治机关的职权和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等同看待，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能真正落实，甚至宪法明文规定了的有些自治权利，也变成了虚文。以上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记取。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散布民族偏见，制造民族纠纷，诬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制造分裂”。经过十年内乱，我们痛心地看到，民族关系发生了逆转，民族区域自治落到了几乎名存实亡的境地，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都遭受了一场灾难。 我们党代表着各民族人民的意志，先后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坦然揭露和断然排除民族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党和国家重申了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民族政策，并经常检查它们的落实情况。国家每年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贴，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文化。1979年，党召开专门会议，着重地研究和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作。1980年，党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后，对民族工作、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党中央就西藏工作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它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这项重大决策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发展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各民族人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获得了真诚的拥护。不出一年，西藏形势的良好发展就超出了预期的程度。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也都根据这项重大决策的基本精神，结合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落实民族政策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显著成效。全国各民族人民由衷地庆幸，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经历了停滞和倒退之后又迅速前进了。 三、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 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而奋斗 现在，我国已进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方面的民族工作也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当前的民族关系，主流是良好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民族关系上仍然存在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近几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在倾听少数民族的呼声，体察少数民族的心愿。当前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五点。 （1）他们要求按照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一切工作都从本民族、本地方的实际出发；他们不同意搞成“自治不自治一个样”，不赞成在工作上和其他民族地区“一刀切”。 （2）他们要求在国家统一的经济制度和财政制度下，妥善保护和合理开发本地方的自然资源，维护本民族、本地方的经济权益，合理解决农牧矛盾、场社矛盾，以及上级企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矛盾，关键是希望在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下，适当划分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同自治机关管理、开发当地资源的权限，确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他们还要求迅速制止人口的盲目流入，妥善解决盲目流入人口的问题。 （3）他们要求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尽快地达到富裕和文明，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汉族地区的大力支援，希望上级在财政经济上对民族自治地方放宽政策。 （4）他们要求加强对各民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民族政策教育，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提高和扩大民族干部队伍，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他们希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坚决打击国内外敌人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我国统一等反革命活动。 （5）他们要求抢救和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繁荣民族文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上述要求无疑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凡能较快解决的问题必须设法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积极地逐步加以解决。要相信我们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为了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专门作出了规定，正确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指明了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各民族地区的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要坚决执行。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要根据《决议》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端正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已经造成了思想混乱，而“文化大革命”又使这种思想混乱更为加甚。现在我们的同志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不能说都是正确的。 有些同志以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要挂那么一块牌子点缀点缀，吸收那么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帮衬帮衬，这就够了。这些同志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没有正确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由这些同志去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势必搞得名大实小甚至有名无实。 这些同志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思想深处认为，都到社会主义时期了，还讲什么民族不民族，还搞什么自治不自治呢！他们不懂得，民族融合诚然是美妙的理想，可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至于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各民族之间的共性会逐渐有所增长，但总的说来，这是民族繁荣的时期。如果打算在社会主义时期搞民族融合，那将事与愿违；假使加上强迫命令，就“无异于同化政策”，而“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8——299页）这些同志应该明了：民族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民族区域自治也将长期存在。 有些同志不免还带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那主要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遗产。封建时代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在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深处尚未绝迹。奇妙的是，这类陈腐的观念竟会和左倾错误思想一拍即合。有些同志总是不大信任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不大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因此，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民族区域自治，实际上却往往虚应故事，或者搞包办代替。由于包办代替而使民族关系长期不能改善的事例，难道还少吗？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教训了。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必须通过教育，认真克服。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尤其要反对分裂主义。有一种看法，以为生活在联邦制共和国内的民族一定比生活在民主集中制共和国内的民族享有更多的自由。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说是糊涂观念。列宁曾经中肯地指出：“民主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实际上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5页）如前所述，我国各民族本来就是长期联合、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经过革命，更加强了这种联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谁要是企求变合为分，那就是倒行逆施了。 我们要做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工作。要经常做，结合实际问题做，在党、政、军、群各部门都做。要用来教育群众，更要用来教育干部；要用来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用来教育汉族干部；不但要用来教育一般干部，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用来教育领导干部。做好了这个工作，就能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二）全面落实和及时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我们讲全面落实和及时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 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的必要条件。民族化有几个方面，而中心环节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这就是说：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必须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担任；在自治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必须占有和这个民族作为当地主体民族的地位相称的比例；并要切实保证他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同时根据当地的民族构成情况，安排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担任适当的领导职务。所有在自治机关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各民族干部，都要符合党和国家选拔干部的标准，德才兼备；都要经有关方面充分酝酿协商，合理安排。现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达到了干部民族化的目标了吗？多数是正在接近而尚未达到。至于民族自治地方内其他部门的干部配备，更有不少问题。在有些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往往是任正职的少，当领导干部的少，在重要部门工作的少，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少，当了领导干部而真正有职有权的少。我们必须努力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坚决地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 由于不少民族自治地方内汉族人口比少数民族人口多，有些同志就不赞成自治机关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甚至认为这是对汉族的不平等了，这显然是不对的。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民族自治地方内的各民族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和自治机关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二，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汉族在全国占绝大多数，用不着在民族自治地方内另搞自治，在自治机关中用不着也为主。如果自治机关不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那就不成其为民族区域自治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这个正确的原则，必须坚持。当然，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必须切实保障境内各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倡导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密切民族关系，消除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不努力这样做，同样是不对的。几十年来，一大批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干部，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将继续作出重要贡献。促进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也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干部的光荣任务。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对长期艰苦地工作在民族自治地方、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汉族干部的重大功绩，将永志不忘。 民族自治地方现有的自治权，显然还是不够完备的。 全国性的事务，自然只能由国家统一管理。至于地方性的事务，则可以而且必须由自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自主管理。同行政地位相仿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相比，自治机关的职权要多些、大些，这是没有疑问的。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自治权已经成为突出的、亟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了。早在二十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体制和某些部门经济管理的体制已经有所改进，今后应当更求改进。 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上，必须充分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权益——尤其是依照国家法律自主管理资源和企业的权益。上级国家机关在开发和利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时，要和自治机关充分磋商，作出妥善的安排，做到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使当地群众受到实惠。为了促进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逐步消除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除了民族自治地方应自力更生之外，国家将尽力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以财政上、技术上的援助。 周恩来同志指出；“……因为历史上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这是很自然的。”（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因此，作为汉族，在对待自治机关的民族化、自治权等问题和其他民族关系问题上，应当遵照列宁的教导：“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要好些。”（《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2页） （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这是总结了建国以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现有的宪法对自治权的规定是很不完备的。1980年9月15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自治权。目前宪法修改工作正在进行中，可以相信，经过修改的宪法必将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二十九年前，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法律中有些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所以，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在总结三十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新情况，制定出一项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新法律。现在，有关方面正在为制定这项法律而认真进行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1980年5月，胡耀邦同志在西藏自治区提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目前，有些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开始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了，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完善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很难落实的。我们现在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是要用法律来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要求，并且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来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加强民族法制宣传，并坚决按法律规定办事，才能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因此，这项工作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久安之计。 六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引着少数民族度过了曲折而光辉的历程。它历经国内国外的敌人的阻挠和破坏，以及党内错误倾向的干扰，而愈加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自由发展和幸福生活。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有步骤地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扭转了左倾错误方向，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刚刚胜利结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的民族工作正面临着多年未有的大好形势，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和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认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决照《决议》指出的方向努力工作，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能全面落实和及时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就能日趋完善、健全，民族团结必将空前增强，国家统一必将空前巩固，少数民族和汉族必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同繁荣。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引下，少数民族正满怀信心奔向灿烂的前程。

第3版()专栏： 乌鲁木齐居民说，《决议》对毛主席功过都讲了 把毛主席从天上请回人间，离我们近啦！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顾月忠报道：这几天，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乌鲁木齐市的一些居民小院引起了强烈反应。许多人都说，现在对毛主席的功过分清了，理直气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位居委会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我们感到毛主席好象是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就是觉着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决议》，把他的功过都讲了，就象把他从天上请到了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到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亲啦！” 六中全会公报广播后，乌鲁木齐市的一些居民小院一直处在节日气氛中。有的作诗，有的写对联。大人娃娃都谈《决议》，相互见面就道喜，说：“咋样？痛快吧？”还说：“《决议》写得入情入理，咋学咋高兴，觉得身上有满兜子劲！”解放北路街道有一个居民小院，开始是各家听广播，在家里谈，后来都搬着小凳子出来，男男女女坐在一起，议论到深夜。 《决议》发表那天，市邮电局门口排了长长的队，购买当天的报纸。北大街有七位老妈妈排队购买到报纸后，就一起来到居委会治保主任陈志英家，你谈一段，我读一段，边读边谈。居委会干部宋吉祥说：“前些日子我就担心理不公，是非不分，现在《决议》没有拐弯，我心里也没有疙瘩了！” 以前这几位老妈妈到一起时，谈起国家大事，你这样说，她那样讲，对过去的一些问题争论不休。那时，有位退休女工一听到谁一讲“毛主席有错误”，她就把眼一瞪：“胡说！没有他老人家，我们说不定还在三座大山底下压着哩！”在学习《决议》时，她说：“我过去不光是保，是在包，在盖。我也知道他老人家有错误，但就怕别人全盘否定他。现在看，那样不对。毛主席的功应当肯定，缺点错误也应当指出来，不然一笔糊涂帐，我们也觉着窝囊！” 在议论《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时，居民们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国宝，千万不能丢！”他们说：“毛泽东思想里面有很多学问，有了它就有了主心骨！”

第4版()专栏： 家庭养鸡开始走向专业化社会化 黑龙江省哈、齐、鹤、佳四市家庭养鸡业的调查 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四个城市居民和郊区社员家庭养鸡已基本上实现专业化、社会化。1980年，四个城市的商品养鸡户已发展到13，700户，养蛋鸡91万只，交售鲜蛋1，168万斤，占国家收购鲜蛋总数的70％以上。目前四个城市的商品养鸡户已发展到19，100户，比1980年增长38％，预计年末养鸡可达130万只，增长40％以上。 养鸡户发展快，收入高 这四个城市居民专业养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不过解放初期户数很少，直到六十年代才出现大发展的局面，但十年动乱又遭到挫折。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专业养鸡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群众性的养鸡热潮遍布整个城乡，老养鸡户不断扩大，新养鸡户不断增加。 家庭办鸡场，一般开始都不搞基本建设，多是大屋养鸡，小屋住人，当年养鸡盈利，靠自己积累扩大生产。据齐齐哈尔市的调查，1980年国营鸡场每只鸡平均产蛋16斤，集体单位每只鸡产蛋14斤，养鸡户每只产蛋20斤。国营的不挣钱，集体的每只鸡盈利4到5元，养鸡户每只盈利10到12元。养鸡户的商品率高达90％以上。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养上百八十只鸡，“既看家又做饭，抱着孩子拣鸡蛋”，一年收入千八百元。这个市居民韩小芬，今年57岁，喂400只蛋鸡，每月净收入420元，比他家在外面的四个劳动力的总收入还高出一倍多。有人风趣地说：“她的收入比省委书记工资还高”。 从养鸡户发展到养鸡屯 养鸡屯，一般是指在一个生产大队范围内，商品养鸡户超过半数，养鸡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一年交售鲜蛋十万斤以上。 两年前刚刚出现养鸡屯，到1980年，四个城市已发展到17个，一千九百多家商品养鸡户，占到这些屯总户数的将近一半，养鸡十三万四千多只，交售鲜蛋195万斤，每屯平均11．5万斤，每户平均1，000斤。估计到今年年底，四个城市的养鸡屯将发展到41个，4，000户，养鸡33万只。 养鸡屯的发展突破了单家独户的界限，为实现社会化生产铺平了道路；为尽快普及科学技术，为养鸡户组织新的联合，为有计划地指导生产创造了条件；为使农民尽快富起来开辟了新的途径。 服务站正在兴起 随着养鸡事业的发展，这四个城市有一批养鸡服务站应运而生。 养鸡服务站的出现，是我国家庭饲养业走向社会化的起步，也是联合体的萌芽。养鸡服务站目前有五种形式：（1）国家办的。哈尔滨市的新华大队，有三百多家商品养鸡户，市饲料公司和食品公司分别在这个大队设立了饲料供应点和鸡蛋收购点，直接收蛋供料。（2）集体办的。鹤岗市的东兴大队自己成立养鸡服务站，承担一百三十多家商品养鸡户的供雏、供料、收蛋和技术指导任务。服务站把鸡蛋送到食品公司，由食品部门付给10％的组织费；把饲料运回来，每斤收用户五厘费用。（3）街道居民委员会办的。齐齐哈尔市浏园居委会1980年有一百家商品养鸡户，居委会成立鸡蛋代购点，代购的鸡蛋每斤由商业部门付给代购费六分。（4）集体和养鸡户联合办的。佳木斯市长兴大队的二百六十多家养鸡户和大队的种鸡场、孵化场、商店联合成立养鸡服务站，承担供雏、供料、收蛋和技术指导任务，服务站获得利润，养鸡户可参加分配。（5）个体经营的。哈尔滨市庆丰大队社员李显武经市食品公司批准为代购员，自备马车对102家养鸡户收蛋，供料到门，由商业部门付给7％的组织费。1980年收蛋一万八千六百多斤，净收入1，000元。服务的方式多是以合同形式，把养鸡户和孵化场、饲料公司、食品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服务站的建立，为解放生产力和提高劳动效率创造了条件。 联合体开始出现 目前这四个城市已开始出现联合体。联合体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的属于劳动互助，有的属于技术合作，有的是经济联合。佳木斯市的长兴大队，是以216家商品养鸡户为基础，以养鸡服务站为核心组成初级联合体，由养鸡户选举产生联合体的管理人员。参加联合体的养鸡户除享受统一供料、供雏、收购产品和技术辅导外，还可得到经济扶持和利润分红。这个联合体预计今年经营鲜蛋和饲料可盈利1．5万元。经干部和养鸡户讨论决定，把盈利的三分之一按交售鸡蛋多少分配给养鸡户；三分之一留给大队参加当年统一分配（因为联合体的底垫和养鸡户的饲料地是大队和生产队提供的）；三分之一留给联合体用于扶持生产。联合体把养鸡户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成为类似工厂与车间的关系，养鸡户感到有了依托，解除了后顾之忧。当然这个联合体还只是个雏型，尚待进一步完善。 引起了深刻变化 我们走访不少养鸡户和养鸡屯，看到这里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农民家庭养鸡的地位变了，由家庭副业升为主业。养鸡的收入已成为家庭整个经济收入中的主要来源。过去家庭养鸡是为了买油、盐、酱、醋，解决个零花钱。现在养鸡则是为了建新房、娶媳妇、买电视，解决整花钱。一般养鸡屯的社员家庭养鸡收入都占集体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已成为大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家庭养鸡由自给性小生产变为社会性商品生产。一般养鸡户交一次蛋都是几十斤、几百斤。养鸡专业户生产的鸡蛋，几乎全都成为商品，一般的破损蛋就够自己吃了。 农民几千年来的落后生产方式改变了。那种象桌子高的土鸡窝、产蛋不多的土种鸡和“老抱子”孵鸡、散养散放、自然采食的土办法，在这些地方都不见了。看见的都是明亮的鸡舍、优良的鸡种、电气孵化和混合饲料，有的平面饲养，有的立体笼养，养鸡都很讲经济效果。昔日的老太太养鸡不算帐的情形不见了。 农民中出现了“科学热”。不少农民真是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学习钻研养鸡技术。他们都很注意选择鸡种和调配饲料，一般都能说出几个品种的特点，有的为了解决饲料中缺钙问题，全家动员起来砸骨头给鸡吃。有的在育雏时加喂牛奶、鱼肝油和多种维生素。有些养鸡户在搞科学实验。不少老养鸡户成了义务技术辅导员。 发展养鸡户给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一条出路，增加了一个肥料来源。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多了一个门路。许多困难户由于养鸡富裕起来了。哈尔滨市郊区新华大队的156个养鸡户中已有八十多户由于养鸡富裕起来。这四个城市都出现了一些养鸡“冒尖户”。哈尔滨市居民李秀菊，以前全家七口人靠一人60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住在一间半的破草屋里，每年国家都要补助二百元左右，1973年春借了三百元钱买鸡雏，育成母鸡70只，一年净收入八百多元。以后，每年养鸡一、二百只，净收入一、二千元。到1980年发展到350只，交售鲜蛋5，000斤，净收入三千多元。近两年建了65平方米住房，80平方米鸡舍，儿子找上了女朋友，计划明年养鸡1，000只，交售鲜蛋1．8万斤，净收入一万元。 农业部畜牧总局　李勇　黄景光 黑龙江省畜牧局　康宝中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短评 可喜的进展 我国农村历来有家庭养鸡的传统，这项家庭副业所以经久不衰，是和我国农村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推行，养鸡业开始从家庭副业中分离出来，向着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出现了集体的和个体经营的养鸡专业户，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商品率大大提高，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也大为增加。在一些搞得好的地方，市场鸡蛋供应充足，群众十分满意。这是农村禽蛋生产一个重要的新发展。 前几年，为了解决大中城市的鸡蛋供应问题，曾经一度提倡建设大型机械化养鸡场，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看来，在有条件的城市，建设一些生产规模大、商品率高的机械化养鸡场是可以的，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农村（包括某些城镇）剩余劳力发展养鸡专业户，应当是主要的努力方向，实践证明，这是切合我国国情，多快好省发展禽蛋生产的一条路子。今天的调查报告，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农村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两年实行生产责任制，社队一般又节约出三分之一的人力。如何利用好这些剩余劳力，是一件关系农业全局的大事。包括养鸡在内的各项多种经营向专业化发展以后，它不但能容纳大量辅助劳力，也将吸收许多主要劳力，包括一些有技术专长的劳力。所以，农村各项多种经营专业户的出现，既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迅速增长，也为农村剩余劳力开拓了一条宽广的出路。 加快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逐步把小商品生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是建设农村经济的一项根本任务。哈尔滨等四个城市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实例。我们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学习这些好的经验，探索加快发展养鸡业和其它各种多种经营的路子，为城乡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第4版()专栏： 专业承包责任制富了集体有利个人 “养鸭世家”养鸭七月获奖近五千 本报讯　一位名叫王阿标的社员，最近成了上海嘉定县安亭公社的“新闻人物”。他率领儿女三人，从去年10月接手经营季家生产队养鸭场，到五月间已为集体挣得八千五百多元利润，为自家挣得奖金4，900元。 王阿标五十开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然而，去年10月他却做了一件使他的同乡吃惊的事。 生产队有一个养鸭场，因为养鸭辛苦，要冒风险，谁也不愿承包经营。王阿标却把这件事揽了下来。这还不算，他还和队里订了全奖全赔合同。合同规定，由王阿标一家承包饲养5，000只填鸭、一批本地鸭和一批白洛克鸡，全年上交给集体12，000元利润（比上年多交1，000元），超过部分全归承包户；但如果不足12，000元，也全部由承包户赔出。 七个月后，王阿标售出最后一只填鸭，生产队给他记上了4，900元奖金。消息传出，轰动了乡村，许多人跑到鸭场向他讨教经验。 王阿标家三代养过鸭，人称“养鸭世家”，的确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并不是他取得成功的唯一“法宝”。 王阿标订下承包合同是下了决心的，他拿出了积蓄多年、准备盖房子的5，000元钱，暗里作为订合同的“垫底”，万一完不成指标，准备全部赔出；七个月来，他全家住在鸭场里，没睡过一个好觉，一家人没同坐在桌边吃过一顿饭；三家亲戚办喜事，王阿标都没去吃喜酒；三九天里，王阿标每天半夜起来给近千只鸭挨个儿填食；为防止河中尖利的冰块戳伤鸭子的胃部，他和女儿一起把河中的冰敲碎…… 眼下王阿标的鸭场里还有一批本地鸭和白洛克鸡没有售出。在合同期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王阿标有充分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绩。他的成功，使安亭公社的干部看清了专业承包责任制的威力。 《解放日报》记者 张志远

第4版()专栏： 甘肃省兰州市陈坪公社东湾六队养鸡专业户高学兰，从实践中掌握了一套科学养鸡技术，每只莱亨鸡平均年产蛋二百个以上，去年获得纯收入二千多元。　 新华社记者　李生才摄

第4版()专栏： 冠县县委加强调查研究 采取分类指导办法加强和完善责任制 山东省冠县县委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去年，全县棉花亩产达到153．5斤。粮食亩产由1979年的536斤增加到637斤。社员人均收入由54元增加到150元。 从去年开始，冠县的三千多个生产队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其中有专业承包，定额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联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冠县县委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各种责任制形式各有优点。在实行过程中，又各自存在一些不同的问题。在加强和完善责任制时，必须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 针对实行定额计酬责任制后程度不同存在“小呼隆”、“吃二锅饭”的问题，县委总结推广了沙阎村大队的经验，从种到收建立固定的个人岗位责任田，使定额管理责任到劳，联产评奖。这样一来，责任明确，利益也比较直接。 对于大多数实行联产到劳或联产到户的生产队，县委在充分肯定的同时，帮助他们集中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变单纯按劳力或按人头承包耕地为以劳为主，人劳结合承包耕地。二是合理定产。县委推广了清水公社按近三年平均产量并参照历史最高产量定产的办法，一方面定产留有充分余地，使社员有产可超、有奖可得，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定产过低，使集体分配流于形式。三是在奖罚标准上提倡“阶梯奖”，即超产在一定幅度之内，实行比例奖，超产超过一定的幅度实行全奖。鼓励社员千方百计创高产，增产增收。 在少数实行包干到户的“三靠队”，除了强调有关规定之外，重点解决了适当扩大公共积累，发展集体经济的问题。在今年落实生产计划时，搞包干到户的队都落实了统一投资。定产部分之内的生产投资由集体解决，叫做“队包定产，户保超产”，并随着公共积累的逐年增加，逐步增加生产队投资比例，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新闻研究生　李明英

第4版()专栏：农村人物志 不畏艰险的人 ——记辐射育种工作者袁朝昆 袁朝昆今年四十二岁，是四川省宜宾地区农科所的农技师，瘦高个子，不善言词，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喜欢实干的人。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搞辐射育种工作二十年来，积下了上千个品系的稻种。 放射性照射种子，能使种子产生变异，改变种子的结构、成分和育性，但若照到了人，将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最初跟袁朝昆一起搞这工作的六个同志，都先后改行了，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在放射室度过了二十个寒暑，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医生检查他的身体，发现他的白血球比正常人增多三四倍，时常冒汗、发高烧，怀疑他有病，劝他趁早改行。可他想到原子辐射育种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的科研项目，国内同行单位为数不多，总是毫不介意地说：“我搞了那么多年原子辐射，现在刚刚摸到点经验，怎么舍得丢开呢？” 袁朝昆乐于探索、勇于创新。1972年，他看到黑麦免疫力强，抗倒伏，而小麦产量高，易倒伏，于是大胆设想：将黑麦和小麦杂交，吸取双方的优点。黑麦和小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品系。袁朝昆利用辐射处理的方法，终于使它们杂交成功，亩产达六百斤以上。他培育成功的宜辐糯一号，也是别出心裁地采用单株活体照射的方法搞出来的。他运用高剂量诱变照射的办法，使籼稻诱变成早熟、高产的糯稻，此品种经四川省12个地市五千多亩田试验鉴定，亩产都在800至1，000斤，大大超过当地糯稻的产量，获得省科技成果奖，并作为良种在全省推广。多年来，袁朝昆在其他同志协助下，利用钴源辐射处理了水稻、小麦等原始品种79个，育成4个新品种。他培育的中籼稻202和晚稻316，参加四川省区域试验，均名列前茅。他培育的耐寒晚稻501，使从未种过水稻的高寒山区也获得亩产七、八百斤的好收成。此外，多年来他还为云南、贵州、湖北、青海等省的220个单位照射种子六千多斤，果树枝五千多条，菌种、禽蛋、酒类、中药材等近六百个品种，五千多个盆钵。 袁朝昆1958年毕业于四川万县地区农校，后来参加过两个月的原子能和平利用训练班，数理化基础不算好。但他以顽强刻苦的精神，先后读了数量遗传学、辐射遗传学、辐射化学、辐射细胞学、数理统计学等大量书籍。同时一门心思钻进辐射育种室。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终于成了一名从事钴源照射、计量、课题设计的多面手，现在是四川省放射学会的理事。最近，宜宾有个单位要设计一座50万克镭当量的钴源辐射室，请别的单位需花7，000元的设计费，设计出来还不敢保证施工。后来找到袁朝昆。他凭着自己所学的理论和多年实践的经验，没几天就设计了一个方案，分送全国13个单位鉴定，都认为设计经济、保险、有创新。现已批准施工。 现在，袁朝昆想运用“拉郎配”的办法，把多年通过辐射育种培育出来的“偏才”种子，聚合杂交成“全才”。去年他搞了一个粒重遗传力试验，初步获得了成功。 本报通讯员 徐业尹 杨亚光 新闻研究生 罗茂城

第4版()专栏：来信 种子繁育供应渠道不宜“一刀切” 最近到阿城、呼兰等县，听到一些社、队对种子问题反映很强烈，主要是数量不足，质量差，价格高。 现在，全国普遍实行“种子质量标准化、种子加工机械化、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的“四化一供”方针。从总体上看，这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是有益的。但是，目前，由于我们各级种子部门大都是刚刚建立，经验不足，问题不少。在这种情况下，种子繁育、供应渠道上由种子部门一家经营，则不能适应种子供求的现状。 我在阿城县一个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大队田间里，看到从种籽部门买来的“龙单二号”玉米种子，虽然经过筛选，但仍夹杂着不少土块、石粒、玉米穰子等杂物。据社员们反映，今年从种籽部门买来的玉米种子，发芽率很低，一般在60％左右，最低的只有42％，而每斤价格却高达五角五分。为了保苗，必须加大播量，这就增加了农业成本。就是这样的种子，供应数量也不甚充足。对于播种机械化水平较高的社队困难则更大。如机播玉米，每穴只能下一两粒，种子发芽率低，就会造成严重缺苗。呼兰县莲花公社过去是省、地、县种子工作先进单位，所制的种子不但能自给，还支援外社队。但今年不行了，玉米种子也需靠“上边”下拨。想自己繁育良种，由于得不到“自交系”，而一筹莫展。建议对有条件的社队，允许继续实行“四自一辅”（即自选、自育、自繁、自用，由国家辅之以必要的调剂）的办法。据了解，不少地方这样做效果较好，同时积极稳步地推行“四化一供”的方针。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黑龙江松花江地区农机局 张志

第4版()专栏：来信 假充良种　坑人不浅 最近，在我旗附近的树林召公社万太兴和三倾地两个生产队了解到，去年10月中旬，两个持有“湖北省汉阳蔬菜良种场”介绍信的人，到这两个生产队推销蔬菜种籽，声称他们拥有的18种种籽，大部分是国外进口的亲本来源，并印有“蔬菜杂交优良品种说明简介”。两个蔬菜生产队买了不少菜籽，仅三倾地一个生产队就买了价值近二百六十元的菜籽，准备栽培四十多亩蔬菜。今年开春，菜农高兴地先将“快速早生甘蓝”入土育苗，结果出来的却是油菜秧苗。这一下，才知上当受骗，于是其它品种也不敢入土了。生产队长唉声叹气，社员怨声载道，大家说：“骗走生产队几百元菜籽钱是小损失，影响了伊克昭盟东胜地区市民吃菜可误了大事。” 我想，既然是汉阳蔬菜良种场派出来的人，就不应该欺骗菜农；如不是汉阳蔬菜良种场派出的人，那么，来人携带的介绍信、品种说明简介、付货发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内蒙古达拉特旗农办　苏文 （据湖北省汉阳县县委办公室来函说，汉阳县根本没有“蔬菜良种场”这个单位。——编者）

第5版()专栏： 第四部分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主导方面的成就和经验 这十年中，我们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中央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十年中的严重失误和曲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及以后的“四清”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错误地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错误的责任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第5版()专栏：资料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出现的。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要使我国的工业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认为，1958年粮食生产大跃进了，要求工业生产迅速赶上去，由此，提出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其他项目也随着加码。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动员，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因此，基建投资增加约一倍，职工人数增加2，000万，积累率猛增到33．9％。到10月份已经看到钢是完不成任务，还是决定必须完成，少一吨也不行，结果造成弄虚作假。北戴河会议还认为，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适合办大农业，是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人民公社化的决议。会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人民公社化了。这种不顾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的蛮干作风使农村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样轻率地发动起来，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单凭政治热情、主观愿望，而不顾经济规律。这种作法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使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困难。

第5版()专栏：资料 庐山会议 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9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左”的错误。7月14日，彭德怀同志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实事求是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是向党的进攻，于16日批发给会议讨论。7月23日，开始展开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指责他写的那一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同志的历史旧账。又接着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以及同彭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进行批判，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于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6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次会议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调整降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规定钢产量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为5，500亿斤。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更长时间。

第5版()专栏：资料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引起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比例失调。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党为战胜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农业开始的。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这样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主要是：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2，000万人。全国吃商品粮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2，800万人。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油工业。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这样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对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全国县以上的国营工业企业，三年共减少44，500个。充实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还发展了塑料、化纤、合成洗涤剂等新型工业。 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停建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工程，1962年农村劳动力增加到二亿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人，超过了1957年。削减了粮食征购量，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对农民实行退赔，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对此采取了既稳重又积极的政策。一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二是进行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三是在坚决稳住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四是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由于领导正确，措施得力，工作扎实，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62年的调整工作成绩卓著，到八、九月间，经济状况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党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认真地，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这个阶段调整工作的侧重点由“大下”转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改善经营管理，加强专业协作等方面。并且继续调整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的关系，工农业之间以及工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轻重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新发展；工业管理体制实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文教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国防尖端有了很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5版()专栏：资料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过程中，为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党中央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订和颁发了我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叫“工业七十条”。 条例除总则外，共十章七十条。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比如，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建立、健全各级的责任制度，克服和防止工作上的无人负责和生产上、技术上的瞎指挥现象；必须发扬民主，认真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调每个企业都要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要厉行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在正常情况下，不容许亏本赔钱的现象发生；条例还规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等等。 这个条例的颁布，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变当时由于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管理混乱，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1964年、1965年我国工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修正主义的黑纲领”，这个条例草案没有得到继续执行。

第5版()专栏：资料 教育工作条例草案 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有三个。《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于1961年9月15日以中央文件下发试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于1963年3月23日以中央文件下发试行。 解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都取得很大成绩，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前进，党中央分别制订了上述三个工作条例草案。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二，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四，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五，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条例草案分十章六十条。 党中央在1963年下发小学和中学两个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时强调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因此，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根据这个精神，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中、小学教育的方针、任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和生活管理、教师、行政工作，党的工作和其他组织工作等，都作出了规定。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分八章四十条，中学工作条例草案分八章五十条。 这三个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和试行，在当时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5版()专栏：资料 科学工作条例草案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是1961年7月由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 1961年上半年，为了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科学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对北京、上海的一些科研机构进行了典型调查，广泛征求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了“科研十四条”。 “十四条”的基本内容是：规定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调整研究机构，实行“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使研究工作相对稳定；正确贯彻执行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除大力发展为近期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之外，对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从生产建设中提出，也可以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不能偏废；研究计划力求把国家需要同科学工作者的专长结合起来，使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得到适当反映；坚持科研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坚决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平均每周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防止人才使用、培养、提拔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加强科研机构之间及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的协作；勤俭办科学事业；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对学术问题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正确地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限，区别对待，防止混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帮助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科学工作者的钻研业务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必须十分爱护和充分鼓励。研究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密切结合研究机构的具体情况和特点，针对各时期各类人员的实际思想来进行，讲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业务，坚持调查研究，逐步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由外行变成内行；研究所一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的民主讨论，通过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党组织不要包办代替。 “科研十四条”的贯彻执行，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克服三年经济困难，改进研究机构的工作秩序，提高科研水平，加快出人才出成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全国科学大会以来，这些内容大部分得到重申和发展。

第5版()专栏：资料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共七千余人，故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主要是为了总结建国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来四年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作了重要讲话，陈云在陕西省大组会上讲了话。 会议第一阶段着重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修改意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作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们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并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认识，提高思想，加强团结。 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党认识。会议分析了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进一步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问题上，会议统一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明确了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对这一年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具体的部署。 七千人大会开得很好，虽然它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第5版()专栏：资料 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 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是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解放前，我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国只有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三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两个气田，以及辽宁两个页岩油厂，年产原油12万吨（台湾省未计在内，下同），国内石油消费基本上靠进口。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石油职工艰苦奋斗，使我国石油工业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但恢复和扩大了原有油田的生产，并在西北地区展开了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先后发现和建设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冷湖油田。“一五”期间，我国原油产量平均每年以27．5％的速度递增，到1957年全国原油年产量达到了145．8万吨，天然气年产量达到7，007万立方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又展开了区域勘探，特别是1959年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1960年起，用了三年时间，就探明了大庆油田贮量并投入开发，从而使我国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 到1963年，原油产量达到了647．7万吨，石油产品产量占全国消费量71．5％。当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从1964年起，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渤海湾盆地，相继发现和建设了山东胜利油田和天津大港油田，1965年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产品全部自给。

第6版()专栏：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新华社记者述评 35届联大决议给这次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提出的任务是：规定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期限和对越南撤军进行监督，并且采取措施切实保障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行使自决权。 这包括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是撤军。这是前提，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越南二十万军队占领着柬埔寨，陈兵柬泰边境，根本谈不上保障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柬埔寨人民也无法行使自决权。也谈不上东南亚局势的稳定。在越南撤军的前提下，第二才是由柬埔寨人民决定柬埔寨的前途。 目前，越南在柬埔寨正处于吞不下又不愿吐出来的局面，但它还想强吞下去，它拒绝出席国际会议，拒绝从柬埔寨撤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呢？ 首先是要求主持正义各国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持柬埔寨爱国力量，抗击越南侵略。苏联、越南和历史上一切强权者一样，没有不经过抵抗运动的坚强斗争，就自愿退出其军事占领的国家的习惯。只有抵抗运动发展起来了，侵略者感到侵吞无望，代价太大，才会坐下来谈判撤军。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这个火候了呢？还不到。经历了三个旱季的战斗，虽然出乎河内的预料，民主柬埔寨的抵抗运动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强大起来，而且正酝酿着柬埔寨各派爱国力量的联合。目前，越南军队正在滑向当初美国军队在越南进退维谷的局面。然而，越南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还在强颜作色地坚持“柬埔寨局势不可逆转”的说法。再努把力，对柬埔寨爱国力量再多做出些物质上、道义上的支持，进一步改变力量对比，那时，不用“邀请”，更不用乞求，河内就会走到会议桌上来了。 第二，国际社会始终对越南侵略柬埔寨事件保持并不断增强压力，不论世界上别的地区发生什么事，都不放过柬埔寨问题，正象不放过阿富汗问题一样。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正是表达国际社会对柬埔寨问题的关注，加强压力的重要步骤。不管越南以及它的后台苏联是否与会，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逃会，只表明心虚理亏，更加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至于这种国际压力的有效性如何，可以从苏联在阿富汗事件之后对波兰事件的迟疑态度中得到检验。苏联对波兰的迟疑，有许多因素，国际压力是其中之一。苏联、越南都指望，在他们每一个入侵他国的步骤引起一阵国际抗议之后，就一切照旧。过一段，他们就猎取下一个目标。这从反面说明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以及其他保持国际压力的步骤的必要性。 第三，国际社会拒绝在经济上对越南输血。越南同超级大国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是在经历长期战争之后残破经济的起点上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霸业的。因此，它必须依靠外力支持。没有外力，它就支持不下去，就要走向会议桌。现在它唯一的依靠是苏联。它企图利用有些国家对越南依附苏联的关系持有幻想，并且窃取国际社会对越南、柬埔寨人民人道主人的援助，为它的战争消耗寻求补偿。如果国际上杜绝为越南输血，防止越南窃取对难民的救济，越南走向会议桌的时间表就会提前。 在实现越南撤军的基础上，第二步才是柬埔寨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柬埔寨前途的问题。国际社会可以保证柬埔寨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情况下行使自决权，但是不能代替柬埔寨人民行使自决权、决定柬埔寨的前途，更不能用一个牺牲柬埔寨主权和民族尊严、满足越南侵略者愿望的国际保证，来换取越南撤军。河内派20万军队用了近三年时间都没有达到的目标，不应由国际社会用一项“政治解决”的协议来实现；反之，在当前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满足河内的胃口，任何“政治解决”办法都是不能“吸引”河内坐到会议桌上来的。 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任务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它开得有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第6版()专栏： 民柬电台发表评论指出 越南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就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开幕发表评论指出，从柬埔寨撤出越南的全部侵略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评论说：“三十五届联大六号决议给这次会议提出的任务是讨论下列主要问题：规定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的确切期限；关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柬埔寨举行自由选举的问题；关于防止任何外国军队干涉柬埔寨的措施；关于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证独立和主权的柬埔寨不会对其邻国构成威胁的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从柬埔寨撤出越南的全部侵略军的问题。” 评论指出：“越南是使柬埔寨战火蔓延的根源，也是造成东南亚局势日益紧张的根源。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才可能获得解决。如果越南军队继续侵占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就不能行使自决权，柬埔寨就不能成为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东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也就不能得到保证。” 评论最后说，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希望这次国际会议根据联大决议确定的目标取得圆满结果。 （附图片） 民柬北部战区国民军，由于旱季取得较大胜利，1981年雨季里，开始向内地进军。这是国民军女战士向内地战场进发。 新华社记者　周重要摄

第6版()专栏： 拉贾拉南驳斥越南所谓“中国的威胁” 指出在柬埔寨二十万越南占领军才是威胁 新华社香港7月13日电 新加坡第二副总理拉贾拉南指责苏越拒绝接受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方案。 拉贾拉南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访问时说，越南与苏联决定不参加纽约会议，这表明它们对任何一项政治解决方案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支持它们侵占柬埔寨的方案感兴趣”。 他驳斥了河内的说法，即越南是在受到“中国的威胁”的情况下继续把军队驻扎在柬埔寨的。他说：“就东盟而言，我们不认为中国会带来威胁，我们倒认为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二十万，对我们是一种威胁。” 在谈到越南要求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区域性会议时，拉贾拉南说，越南要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柬埔寨解决方案无关，因为越南已清楚地表明：“越军侵占柬埔寨的问题没有争论的余地”。 拉贾拉南说，要让越南懂得，它不可能战胜，战争不能永无休止地僵持着，因为民柬的游击部队越来越强大。如果历史是指南的话，外国军队对柬埔寨的占领必将失败。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已体会到这一点，难道上帝会让越南享有特别豁免权，免于被打败？ 谈到“中国的威胁”时，他说，中国在国外并没有一兵一卒，可是，越军却出现在老挝、柬埔寨，甚至泰国边境地区。其实，就是越南使中国在东南亚发挥很大的影响。 他指出，（我们）跟中国合作，并不是要使东南亚局势更加复杂。其实，我们不但同中国合作，而且也同西方列强合作，同联合国大约九十九个成员国合作。 他说，“其实，越南是在追寻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梦想，越南已经失去其独立主权，他们所需的大部分食物和军火皆来自苏联。越军为苏联的野心而战死，做卫星国有什么好处？我们是在为越南提供脱身的途径。”

第6版()专栏：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发表公报 泰国边防部队击退侵柬越军入侵 新华社曼谷7月13日电 据泰国国家广播电台今晚广播，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今天发表新闻公报说，7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近十名越南和韩桑林军队的士兵侵入泰国达叻府空艾县边境的空欣村和昆赛村地区，并同正在那里执行巡逻任务的泰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冲突。泰国军队使用重武器还击。但是，这股越南和韩桑林军队又转沿着泰柬边界上的班他山南下，在10时50分又用火箭、榴弹枪和步枪袭击了从哥勒开往桐艾的一辆小型公共汽车，打死两名乘客，打伤五人，汽车也被打坏。泰国边防部队当即予以反击，并将入侵者全部赶出国境。 到12时45分，越南和韩桑林军队动用六○炮、八二迫击炮和一○五毫米口径大炮从一九九高地、博亚山和阁玉岛向在哈勒村地区的泰国海军陆战队营地进行炮击。庄他武里府和达叻府边防军指挥部当即下令飞机出击，并用炮火向对方轰击了30分钟，事件才告平息。 公报说：“越南和韩桑林军队的上述行动，严重侵犯了泰国的主权。他们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另据报道，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主任颂·卡达潘中将说，这次事件是越南人事先计划好的袭击和挑衅。 泰国军队沿泰柬边境正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第6版()专栏： 中共代表团结束对意大利的访问 新华社罗马7月12日电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意大利的十天访问，今晚乘飞机离开罗马。 意共领导机构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基亚罗蒙特、对外联络部长鲁比等同志前往机场送行。前往送行的还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清华和使馆其他同志。 代表团动身之前，基亚罗蒙特等同志曾于今天下午到代表团住地告别。 中共代表团这次访问意大利是对去年4月意共总书记贝林格率领意共代表团访华的回访。 在访问期间，中共代表团同贝林格同志以及由基亚罗蒙特率领的意共代表团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坦率的会谈。双方对一年多来两党关系的积极、顺利发展感到满意。中共代表团向意共通报了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情况。会谈再次表明，双方同志式地、平等地交换意见，交流情况，求同存异，能够增进相互了解，加深相互信任，从而有利于促进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如贝林格同志所说，这次中共代表团回访，加强了意中两党关系，并且增强了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愿望。两党同意在独立自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有助于保卫世界和平，有助于共处，促进中意两国、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发展。 通过这次访问，中共代表团对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对意共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意共同志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和敬佩。代表团还对意共同志们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深切的感谢。

第6版()专栏： 日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完成献给鉴真的壁画 新华社东京7月9日电　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为安放唐代高僧鉴真坐像的唐招提寺御影堂绘制的屏障壁画最近已全部完成。 东山从1971年开始精心创作这部巨作。它共有68幅，如果连接起来，长达80米，总面积达160平方米。 画家把直接安放鉴真像的佛龛部分的绘画命题为《瑞光》，它描绘了这位高僧历尽十二年的东渡之苦而踏上日本国土的秋目浦的风光。《瑞光》同早已完成的《山云、涛声》以及《黄山晓云》、《扬州薰风》和《桂林月霄》一起，构成了一帧美丽的画卷，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的崇敬和怀念。

第6版()专栏： 我足球队访问西德 新华社波恩7月12日电　中国足球队昨天在西德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于利希举行的一场友谊比赛中以4∶1的成绩战胜了中莱茵足球协会的混合队。 在此之前，中国队在波恩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以3∶2的成绩战胜了中莱茵足球协会的波恩—科隆地区混合队。 另外，中国足球队还接受了德国足球协会教练埃里克·里贝克的训练。 中国足球队是在结束了对葡萄牙的友好访问之后于7月5日抵达西德的。预计到7月18日止，中国队还将同西德其他足球队进行三场友谊比赛。

第6版()专栏： 阿富汗游击队袭击东部边境布尔达克兵营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3日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今天报道，阿富汗游击队7月11日晚向东部边境地区的布尔达克兵营发动了进攻，打死敌军五十多人。 据报道，战斗持续了一夜。次日清晨，苏联武装直升飞机和战斗机赶到现场营救被包围的卡尔迈勒军队。 战斗中，游击队击毁敌人坦克一辆、装甲车三辆和三挺重机枪。 来自赫拉特的消息说，6月底游击队在加兹拉赫分县同苏军交火，击毁敌人两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缴获苏制步枪80支。 游击队还袭击了加兹兰地区的苏联和卡尔迈勒军队的军营，击毁一辆坦克，缴获了两门迫击炮。 另据报道，六天之前，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袭击了坎大哈市税务局，击毁了保卫那里的七部军车。 （附图片） 阿富汗游击队缴获了敌人一辆装甲车。

第6版()专栏： 马来西亚驱逐三名苏外交人员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政府今天宣布驱逐三名苏联驻吉隆坡大使馆官员出境。这三名苏联外交人员在吉隆坡进行了间谍活动。马来西亚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苏联的这三名官员要在24小时内离开马来西亚。 声明说，被驱逐的三名官员是：苏联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秘斯捷潘诺夫；二秘罗曼诺夫和经参处官员哈米杜利涅。

第6版()专栏： 韩念龙会见一些国家外长和代表 就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交换意见 新华社联合国7月12日电　中国外交部代部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自7月9日至12日在纽约分别会见了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政府代表，就即将于明天开幕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7月12日，韩念龙会见了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奥地利外交部长维利巴尔德·帕尔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 7月11日，韩念龙会见了新西兰外交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泰国外交部长西提·沙卫西拉。韩念龙还同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瓦雅·凯瑟一起进餐。 7月10日，韩念龙会见了新加坡外交部长达纳巴兰、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东尼·斯特里特。 7月9日，韩念龙会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 韩念龙还在7月10日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举行了会晤。

第6版()专栏： 加紧在东南亚的军事情报活动 苏在金兰湾建大型电子情报收集设施 据新华社伦敦7月13日电　据《每日电讯报》今天从曼谷报道，苏联在越南港口金兰湾建立了一个“新的、巨大的电子情报收集设施”。 报道说，苏联的这一设施，将用于侦察美国空军和海军在东南亚及其以远地区，特别是美国设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活动情况。 报道说，为了增强它的侦察能力，苏联有可能把设在金兰湾的这一设施变成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一个主要的地区通讯联络中心”，因为“俄国海军和空军不仅在印度洋、而且在南中国海集结了大量的兵力。” 报道认为，这一设施不仅是针对美国人的，而且它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为了侦察中国南部，特别是海南岛地区的军事活动的。

第6版()专栏： 卡尔迈勒政权加紧镇压活动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最近在首都喀布尔命令各工厂清除“敌视现政权”的所有人员，并采取残暴手段再次强迫青年学生服兵役。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卡尔迈勒政府最近对首都所有大的工厂企业都下达了清洗工人的命令。命令规定即使那些对卡尔迈勒政权表示“不太热情”的工人也要被送到农村去，这样可以“驱散捣乱者”和防止他们“可能影响其他人员”。 另据报道，阿富汗当局除了延长现役军人服役期一年以外，最近再次掀起了强迫青年学生入伍的运动。关于征兵命令的一个文件已发到喀布尔所有学校。学生们被警告说，除非他们服兵役两年，否则他们就得不到毕业证书和学衔。 据法新社报道，政府官员在苏军支持下挨门挨户地搜查要征召的学生，如果没有搜到本人，他们就“虐待和污辱”其家庭成员，强迫父母交出他们的儿子。许多青年学生因不愿为卡尔迈勒政权效劳，纷纷弃校投奔游击队或逃离祖国。

第6版()专栏： 夏希说巴希望同印度和睦相处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2日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今天在这里发表一项声明说，巴基斯坦再次向印度保证，“巴基斯坦不同印度搞武器竞赛，也不追求在军事上同印度对等”。 阿迦·夏希这项声明是对印度总理英·甘地7月10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的回答。当时英·甘地说，印度想同巴基斯坦和平相处，但是她对巴基斯坦购买先进武器表示担心。 夏希在声明中说：“我们想向印度政府和人民保证，对于甘地夫人对巴基斯坦友好的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回报。同时，巴基斯坦愿意重申，巴基斯坦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无论以任何方式来危害印度。” 声明说，印度政府对于巴基斯坦在今后五年内取得数目极为有限的Ｆ—16歼击机所产生的疑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声明说，“巴基斯坦真诚地希望同印度和睦相处。两国关系将按照两国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良好愿望和对现实的尊重，而得到相应的改善。”

第6版()专栏： 美总统特使离黎巴嫩去以色列 新华社贝鲁特7月12日电 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卜今天离开贝鲁特前往以色列访问。 哈比卜是在9日抵达贝鲁特，开始他为谋求解决4月底发生的叙利亚—以色列导弹危机而进行的第三次中东穿梭外交的。 在黎巴嫩访问期间，哈比卜同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举行了会谈。哈比卜说，里根总统欢迎黎巴嫩最近的局势发展，重申美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为结束黎巴嫩危机而作的努力。他希望，叙以导弹危机最终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萨尔基斯向哈比卜通报了帮助解决黎巴嫩问题的阿拉伯四国委员会最近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结果。 哈比卜还同黎巴嫩总理瓦赞举行了会谈。

第6版()专栏： 英国大规模城市骚乱迅速蔓延 伦敦等主要城市气氛紧张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伦敦消息：持续了十天之久的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骚乱，近两天迅速蔓延到近二十个城镇，全国一些主要城市的气氛处于紧张状态。 据报道，13日，骚乱已经从英格兰地区蔓延到苏格兰地区。位于苏格兰爱丁堡北部的敦提，参与骚乱的青年在大街上使用燃烧弹攻击商店，当场有20人被捕。 12日晚，在莱斯特数百名青年同警察发生冲突。青年人向警察投扔汽油弹，并放火焚烧汽车。在德比，二百多名青年聚集在商业中心，捣毁商店的橱窗，并向黑人的住房投扔石块。在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发生了类似的骚乱。五百多青年走上街头砸坏了13家商店的橱窗。 同一天在利兹、布雷德福、哈利法克斯和约克郡等地街头也第一次发生了骚乱。 据报道，仅伦敦一地，连日的骚乱已使154名警察受伤，728人被捕。10日，伦敦商人因担心遭到抢劫，数百条街上的商店关门停止营业。 骚乱的迅速蔓延和扩大，成为保守党政府执政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事件。连日来，英国政府举行内阁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动乱局势，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到伦敦警察厅了解事态发展情况，并前往骚乱严重地区进行视察。 为了平息骚乱，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10日宣布，在一个月内禁止人们在伦敦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

第6版()专栏： 以色列飞机再次轰炸黎巴嫩 新华社贝鲁特7月12日电　据此间电台广播，以色列今天下午出动约二十架飞机，先后两次轰炸了贝鲁特以南21公里的达穆尔等地，至少有五十人伤亡，许多建筑物被炸毁。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宣布，在这次轰炸中，巴勒斯坦的一些地下军火库和高射炮阵地被摧毁。 这是以色列在三天之内对黎巴嫩进行的第二次轰炸，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卜飞抵以色列后几小时发生的。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南罗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十日在贝尔格莱德结束，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纪要规定，南罗两国之间今年的换货额为七亿二千万美元。在今后五年内，双方的经济合作将达到四十亿美元左右。 孟加拉国各电台恢复广播 孟加拉国各电台由于雇员罢工中断两天广播后，十二日中午已全部恢复正常广播。这次罢工从十日中午开始，持续了四十八小时，参加人数达两千人，使达卡、朗普尔和吉大港等六个县、市的电台中断了广播。 坦桑和肯尼亚加强边境地区合作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国十一日同意在边境地区进行合作，以加强治安，维护睦邻关系。两国高级警官二十多人十一日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举行了讨论边界问题的会议。 西班牙举行“西班牙和北约日” 西班牙执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国际关系处负责人哈维尔·鲁佩雷斯十一日说，西班牙要求加入北约是出自安全的选择。鲁佩雷斯是在马德里举行的“西班牙和北约日”讨论会上发表这一讲话的。这个讨论会是民主中间派联盟为推动西班牙加入北约而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 西德外长根舍访问保加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于七月八日至十一日对保加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根舍同保加利亚外长姆拉德诺夫就双边关系和“迫切的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加强军事合作 法国国防部长夏尔·埃尔尼十二日说，沙特阿拉伯—法国军事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支柱。埃尔尼说，法国将继续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陆军和海军装备。 墨西哥扣留两艘美国渔船 墨西哥政府十日扣留了两艘在墨西哥海域非法捕鱼的美国渔船。这两艘渔船是在圣卢卡斯角以南海域被墨西哥海军巡逻队拘留的。目前，被扣的渔船已被带到乌萨特兰港，交墨西哥渔业署处理，它们在支付罚款后将被释放。 美国向安哥拉提供一笔贷款 美国政府最近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八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美国进出口银行与安哥拉国家银行官员七月上旬在华盛顿签署了这项贷款协定。贷款将用来帮助建设安哥拉近海油田的工程。这是安哥拉一九七五年获得独立以来，美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的第一笔援助。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英国利物浦市骚乱迅速向全国蔓延。图为曼彻斯特的青年抢劫、烧毁了当地的一些商店。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7版()专栏：朝鲜通讯 好雨知时节 本报记者　周必忠　新华社记者　杨步胜 最近这些天，朝鲜进入梅雨季节。雨点纷纷扬扬，淅淅沥沥，撒遍高山平原，催促着田野里的庄稼拔节生长。人们不由得满心喜悦，连声称道：“好雨！好雨！”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甘肃歌舞团，乘着友谊的长风来到朝鲜，把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奉献在朝鲜人民面前。这出舞剧以其生动而深刻的选材立意，风格独特而又新颖的舞蹈语汇，旋律优美、韵味古朴的音乐，诗情浓郁、画意盎然的舞台美术，一下子博得了朝鲜人民的赞赏。人们在沉醉之余，又一次击节称快：“好雨！好雨！” 中国的艺术家们6月6日晚在平壤刚刚演完首场，金日成主席便在6月9日下午破例地观看了他们演出的选段《反弹琵琶舞》、《印度舞》、《霓裳羽衣舞》、《盘上舞》和音乐节目。金主席称赞作品很出色，演出很精彩，并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同他们合影留念。金主席对团长王仲方说，你们的访问对我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必将为加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金日成主席喜看《丝路花雨》，把朝鲜人民对中国艺术家们的友好热情推向了高潮。剧团在外地访问演出期间，即使在剧场内所有的通道都加满座位，剧场四周也常常仍然人山人海，场外的观众远远超过场内的观众。他们说，在外边听听音乐也好。在朝鲜同志的要求下，剧团延长了访问时间，增加了演出场次。从6月2日到7月5日，先后在平壤、清津、咸兴、元山、新义州等城市共演出19场，观众达三万多人。其间，朝鲜中央电视台还向全国播放了两次全剧的录相。凡是看过《丝路花雨》的人，无不交口称好。《劳动新闻》、《平壤新闻》、《劳动青年》等报纸，都发表专文推荐，指出《丝路花雨》继承而不泥古，学外而不生搬，把中国古代生活照现代人的美感要求表现出来，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称赞舞蹈动作“细腻而又热烈，潇洒而又柔软”、“演技稳健、内在而又有深度”。朝鲜艺术界的许多著名编导和演员异口同声地赞扬舞剧从编剧到舞蹈、音乐、舞美，都独具匠心而又和谐地统一成一个整体，为深化主题服务。平壤龙北第二女中音乐教员崔大鹏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舞剧反映的虽然是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但我们一看就懂，因为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 面对着盈耳的赞词，中国的艺术家们说，朝鲜人民如此喜爱《丝路花雨》，有着多种因素，有鼓励，有期望，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剧团的先遣组刚刚到平壤，平壤大剧场的副经理便对他们说：剧团一到，剧场完全归你们使用，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演出成功。血海歌剧团的舞台监督蔡明熙，总是自己到火车站拉道具，经常陪着装台、卸台干到午夜两三点钟。清津剧场的电工康胜日，为了赶装配电盘，连续打了五个通宵。咸兴剧场的同志拿出崭新的定音鼓供剧团使用。清津市艺术宣传队的舞台美术家全胜极把剧团的舞美工作者李明强拉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笔代嘴，在纸上画出各种各样的图形，进行笔谈。6月16日，剧团来到兴南化学肥料联合企业瞻仰周总理铜像，并为工人演出。在演出过程中，每演完一个节目，工人们都要上台给演员们献一次鲜花。在元山演出时，江原道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金熙俊对剧团的同志说：“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道的山山水水就洒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鲜血。”朝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之深，给剧团的每一个同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们从朝鲜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高贵的品质。 在朝鲜的整个访问期间，中国的艺术家们还时刻注意向朝鲜的艺术家们学习。他们先后观摩了咸镜南道艺术团演出的歌剧《一个自卫队员的遭遇》、血海歌剧团的歌舞和万寿台艺术团的大型歌舞剧《乐园赞》。离开平壤前夕，他们又同朝鲜艺术界的著名编导、作曲家、舞台美术家、演员举行了座谈，学习了朝鲜民族舞蹈的基本动作。朝鲜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给他们今后的创作和表演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自然界的雨应时而降，报告着朝鲜今年有个金色秋天；中国甘肃歌舞团的《丝路花雨》知时而来，预示着中朝友谊之树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7版()专栏：连载 周恩来同志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马列 王凝 说话算数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他曾经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这是他自己在外交实践中始终遵循的格言。 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文章，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同志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就朝鲜战争问题向他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命令美军越过了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这样，中国人民就被迫奋起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 大家知道，我国过去曾经欠了苏联一笔外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军火而形成的债务。对此，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既然欠了债，就一定偿还。即使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千方百计地挤出钱来还债。到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宣布，“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周恩来同志的这一宣告，是怎样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是记忆犹新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恩来同志办外交说话算数，已给许多国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严肃的作风，维护了我们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实事求是 外交的严肃性，不仅要求我们说话算数，而且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处理问题。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实事求是办外交的模范。 让我们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看看周恩来同志的求实精神。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同志亲自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分析了搜集到的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调查了十九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他又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加以研究。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花费了他多少精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并且通过同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圆满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我国解决同其它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继中缅边界条约之后，我国同其它愿意解决边界问题的邻国政府都顺利地达成了协议。 周恩来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表现在，每当他发现违背我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他一定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纠正或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们的有关人员提出批评，力求挽回对外的不良影响，维护我国对外政策的严肃性。1967年8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煽动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对此，周恩来同志多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被烧坏的房屋修好后，周恩来总理特意接见英国代办，对他们搬回去表示庆贺，并且指出，代办处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对于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来同志得知后一一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亲自向他们当面道歉。 周恩来同志最厌恶弄虚作假。当他知道我们有关部门曾在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专门布置一些青少年打扮起来装作在那里游览时，他当着外宾的面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 对于苏联领导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背信弃义行径，周恩来同志怀着莫大的义愤。但是他对于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帮助，却一直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明词里应该提到运用了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经验。周恩来同志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到国际交往中，形成了新中国独创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 （续三）

第7版()专栏：外国人士看中国 中国着眼于明天，探索未来 日本《每日新闻》驻京记者对中国的看法 日本《每日新闻》7月2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辻康吾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着眼于明天，探索未来——驳“文明的末日形象”的说法》，摘译如下： 看了从日本送来的杂志，发现有一篇文章写道：“中国没有明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曾经引以自豪的文明的末日形象。”我在北京居住了两年多，一直在用相当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动向，但是即使是我，对这一结论也不得不感到愕然。 我认为，中国的现实过于复杂，它不仅有着眼于明天向明天挑战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至少在能够预测的将来，中国绝不会发生经过一番临终前的痛苦挣扎后彻底崩溃的事态。 石油生产的不佳状况对于中国来说已成为严重问题。但是中国的石油生产并不在“激减”。1980年度石油产量是一亿零六百万吨。从原油生产近乎于零的建国初期的情况来看，毋宁说石油在中国经济中已经成了强有力的支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更使人不解的是文章对北京市内自由市场的描写：“看了自由市场的商品，使我感到吃惊，那里只有葵花籽、大米和花生米。好多人围在那里，我也探头望了望，原来是四只象是被人捉来的野鸡放在地上。”北太平庄、红桥、朝阳门等，无论到哪个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都有100到200种。从全国来看，北京的自由市场的规模还算比较小，尽管如此，已经相当兴隆了。 文章在谈到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市场时说：“我没有进去看，但是据说商品只不过是罐头而已，与自由市场没有多大差别。”即使在1977年初，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东风市场的商品也有10，000种以上，估计现在有40，000种。象这样一些因传闻和肤浅的观察造成的事实错误简直太多了。 当然，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其社会及经济作出判断时，观察事物的人的主观对其结论有很大影响。 必须注意的是，本来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造成社会不安、威胁着体制的事件，但是并没有形成那么大的冲击，而且是“妥善”地得到了解决，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大的伸缩性。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能够吸收日本社会所承受不了的冲击。其最大的实际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就是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国家和党领导体制也没有崩溃。 第二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在三十多年的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众多的人民得到了相应的利益，这是事实。这一成果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并且在文革后，党重新确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对工人增加了奖金，对农民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对集体和个人企业实行奖励。通过这些办法，刺激了人民的积极性，大多数的人民也在这一新政策下把这些作为既得权益。这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现在面临着的真正困难是从现在起到二十世纪末，必须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拥有十亿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在探索中把它建设成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全新社会。

第7版()专栏： 确凿的罪行 邓润 越南当局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柬埔寨战场上，悍然使用毒气、毒剂等化学武器，妄图以此来削弱民柬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挽救越南侵略军的被动困境。 今年五月二日，当我们在梅莱山战线访问被民柬武装部队拔除的越军奥斯罗劳直升飞机场据点时，守卫在这里的民柬国民军某部战士，向我们揭露和控诉了越南侵略军的罪行。 奥斯罗劳直升飞机场据点面积约两平方公里，越军在一九七九年底修筑了这个据点之后，驻有一个团的兵力，成为奥斯罗劳地区主要前进支援和补给基地，经常出动大批兵力进行扫荡，对民柬梅莱山战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据点内只有一口水井，是唯一的饮水来源。二月十六日，在民柬武装部队的强大炮火轰击下，据点内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窜。敌人在溃逃前，向这口水井内投入了大量的毒药。当民柬武装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攻占这个据点后，不少战士曾误饮了井内的水而中毒。事后经化验证明，敌人投入井内的毒药是砒霜。在我们仔细察看这口水井时，由于气候炎热干旱，井内的水已被蒸发干涸，在井底面还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灰白色的微量结晶粉末。据国民军战士介绍，如遇雨存水时，在井内水面还漂浮一些白色气泡。 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境内，使用化学武器野蛮地屠杀柬埔寨人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仅从今年以来，侵柬越军在马德望省的诗梳风县、三洛县、奥德赛达地区、梅莱山地区、茶胶省基里翁县，以及菩萨省的列县等地，分别用飞机撒放化学毒剂，或用大炮发射毒气弹，或向水井、池塘、溪流内投放毒药，使不少柬埔寨军民被毒死，更多的是中毒受伤。 越南是《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的参加国，尽管如此，它还是在柬埔寨战场使用化学武器。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越南侵略者是一伙嗜杀成性的刽子手。 （附图片） 侵柬越军在奥斯罗劳直升飞机场据点内的工事残迹 邓润摄

第7版()专栏： 巴士底狱和法国国庆 李南友 法国巴士底狱被攻占已经一百九十二周年了。 巴士底狱于1369年4月22日，由巴黎市民雨格·华勃里奥主持举行奠基典礼，1382年落成。它位于巴黎东南部，那时仅是个军事堡垒，最初的用意，并非为了把它作为监狱，而是用来抗击英国人，保卫巴黎。 在查理第六（1380—1422年在位）统治期间，它就逐步成了监狱。里面有八个高大的炮楼，四周深沟高墙，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去。这里主要关禁国王用密令逮捕来的人。相传第一个被囚禁在这里的人，就是那个亲手建造这个堡垒的工程师。这里曾关禁法国的一些大贵族和冉森教派教徒，如奥尔良公爵，尼摩尔公爵，也关禁过一些著名的学者，举世闻名的伏尔泰曾两次被关押在这里，福耳特耳也曾在这里度过一些岁月。由于对被囚禁的人实行严格隔离，这里只能同时关押42人。 巴士底狱是法国人民最痛恨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 1789年7月12日，当巴黎人民觉察到国王路易十六策划用武力驱散制宪会议的阴谋时，他们就立即行动起来。14日清晨，七八千市民不顾大资产阶级的约束，冲进残废军人院武器库，夺得了300支步枪。他们高呼：“到巴士底狱去！”那里藏有大量武器、弹药，城堡上已架起大炮，对准圣安东工人区。人们包围了巴士底狱，要求守卫司令德洛内交出武器，但他却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一百多人。革命人民义愤填膺，架起大炮、云梯，冲入内院，占领了巴士底狱。占领巴士底狱的胜利，粉碎了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阴谋，拯救了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7月17日，路易十六在50个制宪会议代表的监护下，来到了巴黎，被迫接受红、白、蓝三色帽徽，以示承认革命。在7月14日胜利的鼓舞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 在1789—1791年间，巴士底狱被巴黎人民拆毁，并在其基址上建立了一个纪念塔，高100米，顶立金翅自由神像；在以前监狱的地方，还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家在这里跳舞吧！” 1789年7月14日作为一个伟大的日子载入了史册，它象征着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推翻，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开始。1880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把7月14日作为法国国庆节的正式法令。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所有法国城市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和阅兵仪式。 （附图片）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油画）。

第7版()专栏： 日、美、欧汽车战 西德《明镜》周刊（6月8日）的这幅漫画，生动地反映了日、美、西欧之间正在激烈进行着的大鱼吃小鱼式的汽车战。

第8版()专栏：文化生活 相隔十余步 王朝闻 “门前洛阳道，门里桃花路。尘土与烟霞，其间十余步。”这次我再到洛阳，想起题为《甘棠馆》的这首五言诗。不知道诗人刘禹锡是否另有寓意，把喧嚣与静穆这两种境界对比在一起，读起来颇有趣味。看来诗题所指的甘棠馆，不象《红楼梦》的大观园，不是想象的虚构而是曾有其地的记实。但我在洛阳道上，来不及打听它的旧址在啥地方。 称为九朝古都的洛阳，比甘棠馆重要的文化遗址很多。我将上火车离开洛阳前的半小时，文物局同志还陪同我绕道参观了据说是武则天当政时建造的含元殿遗址。比正在被新建筑覆盖的唐城墙，被新建筑包围的汉墓较受优待的，是它那个大约有两三丈深、二十来丈宽、不知应当叫什么名目、用途是什么的圆形平底大“石盆”——用几米见方的大石块砌成的建筑物。因为施工单位接受文物管理单位的交涉，所以它虽被挖出却还没有被新建筑所覆盖。如今，它还有可能对历史研究与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地下到处是宝的洛阳，许多宝贝遭受了难于弥补的破坏。在保护文物的座谈会上听说，1975年在古墓区，建工厂单位为打地基而炸毁了几十座汉墓。1980年在西工区，几十座战国墓毁于同样的遭遇。离洛阳前夕在博物馆的库房里，看到了一些从一个墓中抢救出来的铜壶残片，那美丽的装饰纹样和山西浑源出土、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战国铜壶接近……。看来应当以什么态度对待文物，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待文物的态度，好比“尘土与烟霞，其间十余步”。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及时解决保护与顾不得保护的矛盾呢？ 人民政府早就公布的保护文物的法令，对于某些部门和某些人来说是无所谓的。龙门石窟是中外驰名、政府重点保护的单位，但它还时常遭受人为的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虽不及宾阳洞《帝后礼佛图》的被盗卖，但分明的破坏令人看了感到心疼。万佛洞主像座下的托重力士石雕，是一千三百年前的文物。此洞南、北石壁伎舞人物以形象优美见长，这些力士形象以壮美见长。当成对于超人力量的无声的歌颂来观赏，力士的美不能被伎乐人物的美所代替。经过文物保护者的指点，我在五十年代看过的左侧那个力士的头盖，在去年已经被砸掉了（见附图）。这个力士怒睁着残存的双眼，仿佛在向人们提出质问：对于任意破坏文物的犯罪行为，究竟是因为你们的眼睛也蒙上了洛阳道上的尘土，所以视而不见，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不能制止它的继续发生？看来对待珍贵文物的态度的正确与错误之间，也许相隔不过“十余步”。我们切莫充当创造了灿烂辉煌文化的祖先们的不肖子孙。

第8版()专栏： 伟大的母亲（外一首） 沈阳汽车制动泵厂 刘文超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母亲都会衰老、化作青云，可我的母亲却永葆青春！她有远大的理想、宽阔的胸襟，她有坚定的信仰、历史的重任，她有一颗温暖儿子的慈母心！有了她，我啥也不怕；为了她，我勇于献身；听候她的召唤、她的教训……呵，母亲——党，党——母亲，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写给母亲一个金光灿灿的早晨，我醒来了；睁开朦胧的睡眼，第一声就呼唤您：母亲！呵，二十四年了，忽然我不再有权利这样称呼您；每逢您的生日来临，我只好默默地祝您长寿、永葆青春！今天，当我的喊声出口，苦水涌出眼窝，颤抖着嘴唇……我终于又回到了您的怀抱，结束了那一段悲惨的命运！呵，母亲这个称呼，对于我——陌生得象儿时在娘怀里学舌发音！呵，母亲这个称呼，对于我——饱含着失散后重逢的酸辣和欢欣。看，您还是那样慈祥，爱我还是那样的情深。终是母亲忘不了儿子呵！因为儿子和母亲连着肉、牵着筋……

第8版()专栏：漫步纽约 在文艺公寓里 冯亦代 我第一次见到她，凯塞琳·劳（KatherineRao），是在作家白英介绍卞之琳和我给一些纽约文艺界朋友的酒会上。那天有好几位女宾。对美国社交界的女士们，我总有个印象，她们大都是自我中心，滔滔不绝，旁若无人的。因此当我端着酒杯去和凯塞琳攀谈时，使我吃惊的，是她的腼腆和娴静。她是个地道的美国南方人，却象我们东方人名门闺秀的样儿，而身材之小巧玲珑，也是南方人中少有的。从谈话中，我知道她不但是个演员，而且是位剧作家。两年多前她写完一个剧本，讲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自了残生的故事。我对于伍尔芙一向倾倒，她在英国虽然不算一个伟大作家，但她是二、三十年代勃龙斯拜雷文艺圈子里的重要人物，而且又是运用“意识流”写作技巧的代表作家之一，因此凯塞琳之以伍尔芙为她笔下的人物，决不会出自于偶然。她约我第二天在她家吃晚饭。 凯塞琳之家是在西四十三条街西端的一座四十五层的公寓里，她住在三十七层。这四十五层的建筑共有两座，并排矗立，都是由纽约市政府建筑的，这便是有名的文艺公寓。凡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在他们没有完全成名之前，而每年收入又低于一定水平的，都可以申请住入。但如一旦成名，或收入超过一定水平，便须迁出，让收入次于他的人住进来。 凯塞琳住的这个单元十分宽敞，屋子上手都是整块大玻璃窗，面临赫德逊河谷，可以看到巨轮的航行，到晚间隔窗眺望，犹如一船光亮在水上浮动，煞是好看。透过左边的玻璃窗，则可以望见落日残照中的自由神像和曼哈顿岛对面的港口，云海相接，风景可人。而屋子里又陈设简洁、精致，没有一丝堆砌臃肿之感，好象与女主人一样，不事浓装，而显出她淡抹的天生风姿来。 过了几天，凯塞琳托白英把她写的剧本《弗吉尼亚》带给了我。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自杀的，但为什么自杀，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说法。凯塞琳的解释是由于弗吉尼亚的精神分裂症越来越严重，而在1941年希特勒大事轰炸伦敦时，弗吉尼亚看到自己已成为丈夫里翁耐德的累赘，便决心投河。她在给丈夫的遗书里写道，“你一直给我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但“我不能继续破坏你的生活了。我想世上再没有一对夫妻比我们更幸福了。”在剧本里，凯塞琳一面着意写弗吉尼亚疾病的与日俱增，一面又写她害怕破坏丈夫的生活平衡，逐渐把戏剧性引向高潮。但凯塞琳并不着墨渲染弗吉尼亚的病态，只用深切的同情来白描弗吉尼亚和里翁耐德的命运。看来平平淡淡，却一步紧一步地抓住观众的感情。我特别欣赏凯塞琳把弗吉尼亚决心出走自杀那场戏写得那么质朴。里翁耐德发现遗书时，舞台上传出弗吉尼亚的温柔平静的声音，在告诉他信里的字字句句。之后，再用里翁耐德的独白，说出弗吉尼亚结束自己生命的经过，伴以弗吉尼亚生前最喜欢的贝多芬降Ｂ大调四重奏中一段抒情独唱曲。舞台上灯光渐暗，然后显出弗吉尼亚的侧身像，跟着越来越强的贝多芬乐声，夹着她的独白：“……世上一定另有一种生活……，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我们只不过开始理解而已。”弗吉尼亚已不只是一位名作家，而且是一个高尚的自我牺牲的灵魂。她在写作事业达到顶峰时自尽，为了她爱里翁耐德，而不愿自己的不治之症，打扰他的生活。这一高尚的灵魂，在凯塞琳的笔下复活了，使我们不得不为弗吉尼亚一洒同情之泪。

第8版()专栏：群言录 还应续修山志 中央民族学院　杭桂林 读了《人民日报》6月15日刊登的《希望组织人力续修县志》的建议，深有同感。我想，在续修县志的同时，也还应开展续修山志的工作。 我国有许多名山，如古代被称为五岳的泰山、华山、嵩山、恒山和衡山，被称为佛教、道教名山的峨眉山、崂山等，以及著名的庐山、黄山、雁荡山、千山、六盘山等。这些名山以其风景绮丽、古迹众多，吸引了无数游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游记。对这些名山，古人大都修了山志。但这些山志，修于明代和清代的居多，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多数过于简略，如今又有相当一部分已不完整。现在有些名山的管理单位都搞了具有导游性质的资料，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文献价值不高。因此，我建议组织人力，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续修山志。

第8版()专栏：新书架 一片苦心为园林 邓云乡 陈从周教授的《园林谈丛》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汇“园冶”、“园趣”、“园史”以及诗情、画意、文理于一炉的书。全书共收作者历年有关园林论著31篇，配有各地园林实景摄影及历史上名园图画摄影等图片百幅。 他写这样的著作，不能只看作“纸上谈兵”，他是经过了多次辛苦的实地调查的。多少年来，他为保护祖国的名胜古迹而大声疾呼，为规划、修复各地的胜迹名园而努力工作。前年他在北京参加规划修复圆明园的会议，会议结束后，马上又要去大连开另一个会，买不到软席卧铺，便半夜坐硬座赶往大连；在车上为了吃口开水还要交涉半天，事后他当作笑谈。六十多岁的人了，这么辛苦，所为何来呢？不是很值得人们起敬么！他去冬又不顾岁暮天寒，赶往山东阳谷县，参与规划修复“狮子楼”。 此书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其《说园》一文中“动观与静观”的治园理论，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二是大量的铜版照片，不但十分优美，而且不少都是十分珍贵的。如扬州《东园图》、南京《随园图》、北京《怡园图》，这些都是海内孤本的照片，而且园子早已没有了。现代人要想知道当年袁子才的随园盛景如何，在未发现其它文物之前，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蓝本了。三是书中的文章，既是专门著作，也是文艺性的园林旅游随笔，不仅可供专业工作者研究参考，而且可供爱好园林艺术、爱好旅游、爱好文史掌故者阅读欣赏。

第8版()专栏：读书随笔 莫泊桑成名之后 袁茂余 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是大家所熟悉的。从他三十岁发表处女作《羊脂球》一举成名之后，十年左右时间共写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长篇小说六部。产量是高的，成就也是卓越的。但也许是他写得过于快，过于多，所以纵观他的作品，大致有这样一种趋势：他的优秀作品基本集中在十年中的前四年，后几年的作品质量愈来愈下降，这在长篇小说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按托尔斯泰的话说：从莫泊桑的第二部长篇《俊友》开始，以后的长篇一部不如一部。 在莫泊桑成名之后的十年写作生涯里，为什么会出现走下坡路的情况呢？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言里，作过一些分析，其中讲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莫泊桑）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诱惑，这是任何作家，尤其是象莫泊桑这样吸引人的作家都会遇到的。”什么诱惑呢？一方面是由于“初期作品的成功，报纸的赞誉，社会的颂扬”，“使得作者有些飘飘然了”。另一方面是由于许多编辑部门的争相索稿，“务求得到出售的作品，不问其价值，而狂喜地接受一旦成名的作家的一切著作”。莫泊桑“屈服于这种诱惑”，为了满足各编辑出版部门的要求，他的一些作品再不象过去那样深思熟虑，往往急就成章，出现了“草率，主要是臆想的痕迹”，“捏造些最有趣，能打动人心的或者最时髦的人物和活动，以此来构成小说”，因而显得“不自然，不真实”。此外，在思想上，他还迎合当时一种时髦的理论：“认为艺术应为之服务的那种美，主要地是女人，袒胸露臂的年轻美丽的女人……”因而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过多地自然主义地去描写两性关系，降低了作品的格调…… 不管托尔斯泰这个分析是否完全中肯，但我认为，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对如何培养青年作家有一定的启发。 热情地扶持新人，对他们的作品，充分肯定其成绩，指出其不足，都是应该的。但某些报刊过高的赞誉，不适当的吹捧，往往起不到鼓励新生力量的作用，有时反而容易产生害处。另一方面，当某作者一旦成名，往往成了众矢之的，约稿者纷至沓来。据说，有的作者的办公桌上，约稿信码成叠，笔记本上记下的约稿单位排成队；有的还打长途电话、电报，说留出多少版面，限时交稿……总之，或多或少出现了托尔斯泰说的那种“诱惑”。目前，某些作者也有过多追求创作数量，忽视质量的情况。当然首先有作者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但不能说跟这种频繁索稿没有一点关系。 托尔斯泰说的那种“诱惑”，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第8版()专栏：文化鳞羽 记载地震现象的国山碑 江苏宜兴 韩其楼 江苏宜兴善卷洞附近的离墨山上，屹立着被誉为“江南第一碑”的国山碑。碑高八尺，围一丈，其形如鼓，微圆而椭。碑首上锐微洼，石色绀碧。四周刻篆文。碑文记载了当时的地震现象和其他祥瑞。这里旧有一室，已毁，清嘉庆年间，宜兴县令唐仲冕在此筑有护碑亭，至今犹存（见前图）。 据查考，三国时代的江东是孙吴的根据地。这里自孙权的黄武四年起到末帝孙皓统治结束，先后发生六次地震。这是我国有关地震资料的最早记录。据说孙皓登基做皇帝的第一年八月深夜，宜兴发生地震，当地山农还听到地下有异样响声，看到天上有异样光亮。（时人称天开眼，实为地震前兆）接着便地动山摇，善卷洞的小水洞又开裂十余丈。同时还纷纷传说有人看见洞中飞出一条白龙，腾空而去。地震的消息和白龙腾骧的奇闻传到东吴天子身边，他以为这是他能统一天下的吉祥之兆，便命丞相治作碑记，碑文共罗列了一千二百种祥瑞，并派司徒董朝到宜兴行封禅礼，树“国山碑”。可是这代封建王朝也寿命短促，很快就被司马炎灭亡，为西晋王朝所替代。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