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 制定六项政策措施保护森林 要求西双版纳各级领导端正思想认识，立即制止毁林开荒 本报讯 《云南日报》记者杨乘时报道：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下最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森林破坏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志在最近召开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指出，林业是云南省的一大优势。无论从目前来讲，还是从长远来讲，要使全省人民富裕起来，对国家贡献增多，都要把林业放在战略地位来考虑。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大肆破坏森林的现象如不立即制止，将严重影响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进一步破坏生态平衡，遗患子孙后代。他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切实把林业放在重要位置上，保护好森林资源，发展全省林业。 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批评西双版纳毁林之火为什么越烧越严重的文章，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志亲自与西双版纳自治州委负责同志研究，要求认真解决西双版纳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毁林开荒。同时，省委把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问题列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有关林业政策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决定：一、继续调整农业内部的结构，林区和大部分山区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林区社队主要靠发展用材林、经济林、林副业生产和畜牧业等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二、对粮食不能自给的山区生产队，实行用林、畜产品和中药材等山林特产换购粮食，逐步取代国家供应返销粮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改变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耕作习惯，保护和发展山林资源，恢复生态平衡，发挥山区优势；三、本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把林权稳定下来，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调动群众爱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四、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社员的“自留山”， “自留山”除种植经济林木外，再种植一部分薪炭林，解决社员缺燃料的问题。坝区积极推广烧煤和使用沼气，代替烧柴，减少对森林的破坏；五、一部分外流人口到林区放火烧山，毁林种粮，是造成西双版纳等地森林破坏的原因之一。各级领导要对他们认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划定耕地，改变耕作习惯。如继续毁林开荒，要遣送回原籍；六、广泛发动林区社队订立山规民约，共同遵守。破坏森林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制裁，直至按《森林法》惩处。 这次地、州、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云南省人民政府也召开了全省林业会议，总结三十一年来全省林业建设上的经验教训，认真解决各级领导对林业重要性的认识，讨论研究了保护森林和发展全省林业的政策措施。

第1版()专栏： 圆满结束对巴、尼、孟三国的正式友好访问 赵紫阳总理一行从昆明回到北京 万里姬鹏飞副总理等前往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圆满结束了对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三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于今天上午从昆明乘专机回到北京。 赵紫阳和他的随行人员李强、韩念龙、陈楚、连田畯等于6月8日从达卡回到昆明后作了短暂停留。前往首都机场迎接赵紫阳一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姬鹏飞，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迪尔、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辛格、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哈什姆等，也到机场迎接。 赵紫阳离开昆明时，云南省、昆明市党政负责人和昆明部队负责人安平生、李启明、刘明辉、张铚秀、刘志坚、李原等到机场送行。

第1版()专栏： 邓小平会见瓦尔德海姆时指出 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新问题 柬阿问题决不能搁置一边 容忍苏越军队占领柬阿，等于否定联合国宪章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时说：“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新的问题，柬埔寨和阿富汗这两个问题决不能搁置在一边。” 邓小平指出，柬埔寨和阿富汗这两个问题的特点，都是一个国家用武力占领另一个国家。联大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决议。如果容忍苏联和越南的军队继续占领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就等于否定了联合国宪章。 邓小平在谈到以色列悍然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事件时，谴责了以色列这一违反国际法、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暴行。 邓小平说：当前国际局势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危险爆发点越来越多。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对付各种困难局势，延缓战争的爆发。如果能够制止战争的爆发更好。瓦尔德海姆在谈话中也认为现在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他表示，在解决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上，他将按照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继续做出努力。他说，他在同各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后，已初步确定于七月十三日在纽约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邓小平对瓦尔德海姆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长黄华、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凌青参加了会见。参加会见的还有：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拉菲丁·艾哈迈德，主管技术合作发展部的副秘书长毕季龙，秘书长特别助理乔治·毛特纳—马克霍夫等。

第1版()专栏： 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内蒙古显威力 广大农牧民满怀信心拔穷根 周惠同志深入农牧区总结群众经验 本报讯记者于德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最近用20天时间深入农牧区调查，与干部群众共同探索如何使内蒙古富裕起来的途径，认为只有搞好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大包干和牧业上的新“苏鲁克”* ），尽快把农村返销粮减下来，用省下的粮食去扶持种树种草，恢复植被，发展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牧民收入，才能倒过步子，完成内蒙古大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使全区农业由现在的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这次调查，周惠同志走了内蒙古东部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兴安盟等五个盟的十多个旗、县、市，行程三千里。每到一地，都与干部群众座谈讨论，到农牧民家中询问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并与沿途正在劳动的一些农牧民亲切交谈，征求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的意见和要求。所到之处，凡是明里暗里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地方，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农业上，春播和田间管理都比往年进度快、质量好，普遍反映今年春播干活的人多，出动的犁杖多，用的粪肥和良种多。在牧业上，牧民爱畜如子，成畜保育率和仔畜成活率比往年显著提高。许多人认为，这是土改以后、合作化初期以来的第二个扎扎实实的生产热潮。 沿途所见所闻证明，凡是去年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地方，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农村返销粮大大减少。许多公社、生产队在大旱之年改变了多年吃粮靠返销的局面，有的还向国家卖了余粮。去年旱灾最重的乌兰察布盟，开始要求返销4．7亿斤，后来核减为三亿斤，到今年4月底只销售了9，000万斤，预计到9月底本粮食年度结束时，最多也只能销到两亿斤左右。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七千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达到粮食自给。全区销售的返销粮只占计划的32．4％。农民们说，过去我们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靠来靠去，不但我们没有富起来，还把国家吃穷了；现在搞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让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穷根很快就能拔掉。第二，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沿途各地，许多农民都在修房造屋，大兴土木。各地反映，化肥、役畜、胶轮车以及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等生产、生活物资均供不应求。第三，干群关系大大改善。实行包产到户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和社员一样包地，参加劳动多了，多吃多占的事少了，群众非常满意。包产到户前，一个生产队，千斤重担队长挑，干部成天催耕催种，忙得晕头转向；包产到户后，广大农牧民主人翁精神大大提高，深深感到自己不仅有了种植和放牧的自主权，而且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现在千斤重担众人挑，耕种收割不用干部操心，干部只剩下一些行政事务和民事工作，非生产人员可以大大减少，群众负担可以大大减轻。 在调查中可以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拥护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和怀疑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原来反对的干部一旦深入群众调查以后就变成支持的积极分子。大家的认识渐趋一致，认为在当前的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是一种很受群众欢迎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最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形式。周惠同志认为，内蒙古属于边远落后地区，包产到户与这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群众热烈拥护。因此，凡是群众自愿搞包产到户的都应该支持，干部不应该与群众顶牛。现在春播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只要条件成熟，青苗也可以包下去，这叫“半路出家”。半路出家也能成佛，许多地方已经这样作了，效果很好。当然不要一轰而起，不要一刀切，少数人不要强迫多数人，多数人也不要强迫少数人，要真正把自主权交给群众。 周惠同志还对所到之处的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调查了这些地方的无霜期和降雨量，研究了适宜在各地生长的农作物种类。他说，内蒙古由于降雨量小，地下水缺乏，无霜期短，风沙大等自然特点，很多地方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严重忽视这些自然特点，盲目地强调“以粮为纲”，大规模毁林毁草，开荒种粮，结果使三分之一以上的草原沙化、退化，加上人口增长失控，粮食问题没解决，畜牧业和多种经营也停滞不前，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与农牧业生产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错误。1979年自治区党委提出了“以牧为主，农牧林结合，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25字生产方针，经过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把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搞好，就可以把农村返销粮尽快地减下来，就可以用省下来的粮食倒开步子，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完成生产方针的转变。到那时，生态环境将逐步改观，整个农业将从现在的恶性循环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畜产品和油、糖产品将大幅度增产，农牧民收入将大大增加，粮食也完全达到基本自给，整个内蒙古的经济起飞就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总之，“大锅饭”、“单打一”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内蒙古就有希望了。 * 新“苏鲁克”就是生产队把牛羊等牲畜包给牧民放养，它相当于农业上的包产到户，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保本保值增产部分（包括繁殖仔畜），按比例分成。

第1版()专栏： 山东多数棉纺厂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挡车工实行个人岗位计件工资后，效率普遍提高30％ 新华社济南6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报道：在我国重要纺织工业基地山东，三分之二的棉纺织企业已在挡车工人中实行个人岗位计件工资，代替了过去等级工资加奖金的办法。 个人岗位计件工资自去年年初在各企业先后实行以来，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她们说：“这是纺织工业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把经济报酬同每个人的劳动成果联系到一起了。”目前实行这一办法的企业，挡车工劳动效率普遍提高30％。 纺织行业每个挡车工的产品产量能够单独计算，生产任务均衡、饱满，具备了实行个人岗位计件工资的条件。山东省棉纺织行业在一个地区的同一工种中，个人岗位计件工资的定额和计件单价基本相同，由于各企业生产条件不同，允许略有差别。 在制定劳动定额的过程中，山东省棉纺织企业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坚持定额的先进性、合理性。根据大量统计、测算，他们决定以纺织工业部对各工种的定额水平为基础。目前还达不到部定水平的工种，允许有一个过渡期；实际水平超过部定水平的，要求达到本厂最好水平或本行业先进水平。据济南、青岛、烟台、枣庄、昌潍等地的统计，各厂制定的劳动定额，比计件前分别提高20％—60％。95％的工人可以完成和超过定额。企业在制定定额时，还规定了产品质量标准，使质量成为影响工资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 纺织企业挡车工人中青年工人多，劳动强度大，工资级别低，实行岗位计件工资后，工资收入有较大的提高。一个工人完成定额的岗位工资相当于等级工资中五六级工的水平，考虑到新老挡车工的关系，各厂对新上车的工人在头五年内，按65％到95％的比例发给工资。但是，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工资总额的增加不到她们为国家、企业增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一办法的实行，调动了生产第一线挡车工的积极性，出勤率普遍提高，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同时推动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第1版()专栏： 关中小麦获得好收成 陕西省关中平原今年小麦获得好收成。目前，农村广大社员和国营农场职工正满怀喜悦地进行精收细打，踊跃交售征购粮。这是沙苑农场第一作业站职工正在收割小麦。新华社记者 安克仁摄

第1版()专栏： 第五届全运会1983年在沪举行 冬季全运会在黑龙江举行 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1983年9月在上海市举行，第五届冬季全运会将于1983年1、2月间在黑龙江省举行，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国家体委最近就此发出通知，全国运动会将每四年举行一次。前几届全运会都是在北京举行的，为了推动各地体育事业的发展，今后的全运会将考虑在全国各大城市轮流举行。

第1版()专栏： 钻出牛角尖，越走路越宽 本报评论员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深入广大农村牧区，帮助农牧民总结经验、探索改变贫困面貌的关键环节的消息，富有可贵的启示。 多年来，内蒙古地区盲目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大量开荒，毁林毁草，草原大量沙化，农牧民生活很苦。越缺粮，越开垦，越沙化，越穷困。钻这个牛角尖，越钻路越窄。但是，内蒙古人民在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掉转方向，冲破顽固的极左思想的束缚，大胆摸索新的道路，短短两三年时间，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 内蒙古党委的领导同志深入三千里辽阔原野，同农牧民和基层干部一起总结经验，大力扶持和推广农牧民摸索出来的简单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把千百万农牧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从当前来看，春耕生产质量好、进展快，使那些反对包产到户的人也不能不惊异称赞。很多年过半百的老农认为，这是土改以后、合作化初期以来，农村出现的第二次扎扎实实的生产热潮。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长远来看，内蒙古党委紧紧抓住了彻底改变内蒙古农牧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环节，从多年来的恶性循环中，探索出一条真正由贫到富的良性循环的途径。 所谓恶性循环，就是在以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为主的内蒙古自治区，多年来好大贪公，盲目推行“以粮为纲”，大量垦草毁林，以致风沙越来越大，降雨量越来越少，旱灾和雹灾年年增加，草原大量沙化，耕地越来越贫瘠。人均口粮由1956年的1，038斤降到1978年的547斤，人均牲畜由2. 17头降到1．66头。三中全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75号文件贯彻执行以来，情况才逐渐好转。 内蒙古探索到的这条由恶性循环转变到良性循环的途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经济意义上说，就是广大农牧民通过推行自己喜爱乐用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很多生产队一年就摆脱了贫困面貌，多年来靠返销粮、靠救济、靠贷款过日子的局面，有希望结束了。内蒙古党委决心尽快减少、以至基本上消灭农村返销粮，而且把节省下来的这些粮食，先用来扶持农牧民种草植树、治沙制风，从根本上改变内蒙古的自然面貌。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说，由于广大农牧民排除了种种阻力，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势不可挡地在各地兴起，农牧民感到自己是放牧和种植的主人了，有了生产建设的自主权，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他们看到自己完全有能力摆脱靠国家过日子、靠天过日子的消极被动的困境，自力更生的、战天斗地的、自主自立的积极精神越来越增长。现在，很多公社、社队干部包办群众生产活动的越俎代庖的现象，已经大大地变化了，基层干部的许多事务大大精简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优良作风真正盛行起来了。农村党内外民主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了，党政领导制度也在小改小革中。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将推动公社和县以上的党政领导制度的改革。可以预期，只要认真吸取过去大轰大嗡的、强迫命令的、形式主义的教训，这样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效果是会越来越明显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农牧民在自主自立的主人翁精神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就可以逐步掌握农牧业生产的规律，就可以钻出牛角尖，越走路越宽。内蒙古这种光辉灿烂的前景是十分令人兴奋的！

第1版()专栏： 结束对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的友好访问 习仲勋率人大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率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了对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四国的友好访问，今晚乘飞机回到北京。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还有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驻华使节。

第1版()专栏： 霍梅尼解除巴尼萨德尔的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 新华社德黑兰六月十日电 据波斯通讯社援引今天晚上在这里发表的霍梅尼的命令报道，巴尼萨德尔已被伊朗领袖伊马姆霍梅尼解除了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霍梅尼签署的命令说：“武装部队联合参谋指挥部：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博士担任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已被解除。” 又讯：巴尼萨德尔总统已向霍梅尼提出辞呈。巴尼萨德尔对霍梅尼说，从今后，他不再负责料理伊朗国事。

第1版()专栏： 阿富汗飞机侵犯巴领空 新华社伊斯兰堡六月十一日电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今天在这里发表的新闻公报说，阿富汗空军的三架苏制米格21飞机，十日上午侵入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努什基地区的领空，使用机枪和火箭袭击一辆公共汽车。 这些飞机深入巴基斯坦领空约七英里，沿扎鲁至伊曼博斯坦公路线飞行，用火箭、机枪袭击停在乌梅尔沙阿纳瓦尔村的一辆公共汽车。这辆公共汽车被击毁，售票员受伤。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些弹片和弹壳。

第2版()专栏：通讯 县委书记和农民兄弟 来安县县委书记王业美，1978年调到来安以后，结识了很多农民兄弟。这些农民中间，有种田把式，养蜂、养鱼能手，“五保”老人，生产队长，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等等。他们有事就喜欢到王业美家坐坐；王业美在工作中碰到难题，也总要下乡去找这些农民兄弟们聊聊。 在安徽省来安县，了解县委书记王业美底细的人清楚：他籍贯山东，排行老五，今年58岁，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早在旧社会就饿死了，另一个哥哥去年病故，老家只有一个姐姐。可眼下常到他家来的却有不少“兄弟”：王福山、孟老五、顾宏成、尹道仓……，他们中间，有种田老把式，养蜂、养鱼能手，“五保”老人，生产队长，城市下乡知青，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他1978年底调来安县以后结识的农民兄弟。 和农民坐在一条板凳上 王业美刚上任，就遇到这样一件事：烟陈公社有个魏郢生产队，群众自发地实行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得到了公社党委的支持，但县委有的负责同志却认为这是“胡来”，责成公社党委限期“纠正”。王业美没立即表示支持还是反对，就到魏郢生产队了解情况去了。他亲眼看到这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后，群众干劲倍增、工效提高的感人场面，他说，这样干比“大呼隆”好，我支持你们。回到县里，他又在县委常委会和公社书记会上，公开肯定这种做法可以试行。实践的结果：魏郢大旱之年大增产，成为当时全省较早地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典型。 这年10月的一天傍晚，王业美在路上遇到十二里半公社党委书记王永明，他反映全社最落后的前郢生产队，社员提出要搞就搞“包产到户”。王业美感到这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件大事情。没隔多少天，他来到前郢，挨家挨户访问。访问的第一户是在农村安家的上海知青九妹家（学名张惠芳，在姊妹中排行老九）。全家五口挤住在十分破陋、低矮的小草屋里，几根树棍支撑着快要倒坍的土墙，床上一团破棉絮里睡着三个孩子。“被子呢？”九妹哭着答：“只有一条，让丈夫抱到牛房里去了。”“还有多少粮食？”九妹指着底朝天的小泥囤，哭得更伤心了。王业美安慰说：“别哭了，我找有关部门给你家解决困难。”九妹哽咽着：“上级对我家够关心了，可老是批钱、批粮的，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王业美说：“我这次来，就为了和你们商量怎样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的。”“那最好是答应我们搞包产到户，再苦再累我不怕，就怕穷拖下去看不到出路。” 来到社员齐金德家，老王见他夫妻俩带着十个孩子，就问：“你家孩子小、劳力少，也愿意搞‘包产到户’？”老齐答：“一搞包产到户我家劳力就多了！”“为什么？”“大呼隆干活，孩子想干，队里也不让。包产到户，孩子就都能出点力，不能干重活干轻活，‘是个蚂蚱也能咬棵草’啊！” 王业美把全队社员召集到一块开座谈会，分析情况。王业美说：“只要你们认为‘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好，就先试试。”愁眉苦脸的男女社员顿时有了喜色。以后，老王成了他们村的常客，一年内竟去过八九次。 没有不透风的墙。前郢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有的生产队偷偷学着搞起来。王业美发现后，没有责备他们，更没有去“纠偏”（群众愿意干总有一定道理），而是热情地引导他们搞好。1979年秋，结果出来了：全县在多种灾害袭击下，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 ．4％，其中实行包产到户的队增产37．1％，搞“大呼隆”的队减产6．7％。前郢生产队过去粮食最多收过六万多斤，包产到户头一年竟猛增到十二万多斤。 难道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知县！ 王业美没料到，他刚刚到来安县51天，就有人告到地区、省委去了。“状词”说，来安县来了个王业美，一来就搞分田单干。有人预言：王业美就要犯大错误了！ 听到满城风雨，王业美的老伴也沉不住气了。她说：“咱又不想升官，这么大年纪何必去冒风险，让人担惊受怕？”老王说：“唐知县说过‘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难道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知县！” 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赶紧下乡去，看看农村生气勃勃的形势。耳听农民兄弟倾吐着心声，他心头的闷气就消散了。他到县城外四五里的头墩生产队，去找从淮北讨饭到这里，去年“收粮两万五”的孟老五，老孟告诉他：“俺农村刚刚才过上两天舒坦日子，不能再变回去！”社员托人带信给王业美：“王书记要是为‘包产到户’犯错误，我们老百姓都去给你讲情！……”王业美感激农民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他在心里这样想：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民兄弟，只要你们都能过上好生活，我王业美不怕犯错误，不怕丢掉乌纱帽！ 还值得提出的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使王业美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了认识，坚定了面对现实、立志改革的信心。当时省委领导也多次强调：只要能“三增”（即社员分配、集体积累和对国家贡献三增加），什么办法都行，“包产到户”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上级领导的求实精神鼓舞了他。当年全县夏收的好形势又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是正确的。夏收后的县委常委会，思想很快统一起来了，会上制定了“县委工作十二条”，明确指出：凡是群众乐意搞的责任制，不管哪种形式，任何人不得阻止；凡是群众不乐意干的，任何人不能强迫。 走，到王书记家作客去！ 八十年代第一年，来安县农业又是大丰收：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15％以上，集体积累比上年增长30．4％，向国家交售粮食超过任务20．6％；棉花、油料等多种经营都有较大增产。出现了“六多”：粮多、钱多、做新衣多、盖新房多、杀年猪多、买高档商品多的景象。农民兄弟带着丰收的喜讯到县委书记家作客了。 烟陈公社上王庄生产队社员王福山告诉记者：去年以来，他到王业美家作过几次客。如去年底，他和侄子王金友带着全村乡亲们的嘱托来问县委书记“明年怎么干，政策变不变”？得到满意的回答；今年3月初，他哥哥王福元，想趁农闲同他进城开开眼界，逛逛县城，顺便到王书记家作客。老王和老伴一起下厨房，感动得王福元没法说。他向王业美提起解放前他父亲到县衙门打官司被县官打个半死等往事。老王说：“旧社会，咱们都是一根藤上结的苦瓜；现在虽然分工不同，可还是亲兄弟啊！”王福元高兴地直点头。 其实，去王业美家作客的何止王福山弟兄？如“五保户”老唐头、上海知青九妹等都多次来向王书记报告过农村的大好形势；农民仰孝友来向王书记谈过自己养鱼致富的“经”。养蜂能手顾宏成，第一趟去老王家兴冲冲地从怀里掏出一瓶蜂蜜，送给老王。王业美收敛笑容，批评道：“老顾啊，快把它收起来，见了你本来该高兴，可你带这个来，我就要生气了！”顾宏成以后找王业美，再不带东西了。 本报记者 张传宣 本报通讯员 刘汉章 贫云东（附图片） 王业美同志在田间和社员交谈。 邹晓利摄

第2版()专栏： 时刻想着人民的需要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访问记 北京市西单百货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顾客川流不息。设在二楼的北京清河毛纺织厂产品专柜里，清河毛纺织厂的代厂长钱守棠、副总工程师吉瑞霄、技术科工程师戚世海、设计室工程师李桂芬，正忙着接待顾客。许多顾客拿着买到的纯毛华达呢、珠光花呢、混纺薄绒等产品，面带笑容，满意而去。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创建于1908年，解放后经过改造扩建，拥有一万多个纱锭，成为我国设备比较先进，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毛纺织厂之一。这个厂从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来，经营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不大关心产品是否适销对路，转变为加强市场调查预测，千方百计满足人民需要。他们通过在西单百货商场等处设立产品专柜，工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站柜台，以及定期召开工商产品鉴定会等多种办法，广泛征求商业部门和消费者的意见，了解市场的需要。 清河毛纺织厂通过市场这个窗口，看到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和自己产品花色品种上的不足。这个厂生产的纯毛哔叽，质地挺括，丰厚，不易磨光。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产了，不少顾客经常到商店询问。厂里的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就安排力量，组织生产，投放市场后十分畅销。去年下半年，高档毛纺产品销路越来越好，而有些前两年紧俏的低档产品，顾客却不大理睬。根据这种情况，厂里及时调整了产品结构，增加了适销对路的高、中档产品。 这个厂在预测市场情况的时候，进行具体分析。比如，去年北京市场上曾出售一些外地生产的夹有金银丝的闪光毛涤混纺花呢，每米价格近20元，销售不畅。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经过研究，认为这种衣料适于女青年穿着，青年们既想穿得好看，又不愿花钱太多，价格高了买的人自然就少了。根据这个分析，厂里把毛涤混纺改成纯化纤，夹上金银丝，织成珠光花呢，每米售价14．5元。结果，成了女青年争相购买的“快货”。对那些停产多年的传统高档产品，如缎背华达呢、马裤呢等，他们为了满足一些顾客的需要，也恢复了生产。 通过市场这面镜子，他们还看到产品质量上的问题，根据顾客意见，不断改进。如混纺薄花呢虽然是“快货”，他们仍然注意听取顾客的意见。去年，针对质量上的问题，研究改进了辅料和工艺，提高了混纺薄花呢的质量，商业部门对产品外观和手感比较满意，但是经小批量试销，顾客反映穿后易发毛起球。于是，他们又进一步改进工艺，使混纺薄花呢的质量越来越好。 为了生产适销对路产品，这个厂从领导干部到广大职工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去年的一天，副总工程师吉瑞霄和产品设计工程师李桂芬，从北京市百货大楼站柜台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一位中年妇女，穿着一套中灰色花呢衣服，明亮协调，美观大方，素雅宜人。李桂芬立刻被吸引住了，盯着那个人，边走边看。接着她又跑了几家商店，找到一些颜色近似的毛料样子，回厂后反复配色，终于配成了一种深受顾客欢迎的中灰色纯毛花呢。今年开春，商业部门提出，随着天气转暖，市场需要少量浅色的纯毛华达呢。当时厂里正在大批生产深色纯毛华达呢。如果改产，既操心又费工。但是，精染车间工人不怕麻烦，精心操作。如今漂亮的浅色纯毛华达呢，已经在市场上和顾客见面。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干部、工人关心市场变化，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安排生产。这个厂被评为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羊绒花呢荣获国家银质奖，羊绒毛涤纶、纯毛花呢分别被评为全国名牌和优质产品。去年精纺毛织品产量比前年增长18．9％，实现利润比前年增长22．6％。今年1至5月份，精纺毛织品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6％，利润增长43％。 本报记者徐占焜 徐人仲

第2版()专栏： 这些设计精巧、装潢别致的日用器皿，是上海塑料行业最近生产的塑料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第2版()专栏：建议 制止土法提炼石油 山东胜利油田和河南东濮油田周围的一些社队，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乱搞土法提炼石油，严重浪费了国家的石油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胜利油田周围共有土法炼油炉450座，东濮油田周围共有土法炼油炉二百多座。一些社员家庭也搞土法炼油，如濮阳县文留公社胡庄大队、韩李庄大队，几乎户户都搞土法炼油。 社队土法炼油的原料，有的是油田的落地油，有的是从油田偷来的原油。土法炼油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的用两口大锅扣起来炼油，有的就用油缸充当炼油炉，原油浪费十分严重。一个四吨缸的土炼油炉，每炉能装原油3．5吨，三天炼一炉要烧掉原油0．5吨，加起来每炉要耗用原油四吨，才炼出混合油1．4吨左右，产品率为35％。按四吨缸计算，每炉一个月要消耗原油40吨。这样，仅山东胜利油田周围450座土炉，一个月就消耗原油1．8万吨，全年就要消耗原油21．5万吨，加工过程中损失原油14万吨。按国家炼油厂每吨原油加工后两百元的价格计算，14万吨就损失了2，800万元，这是多么惊人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种浪费原油的现象，除油田应加强管理外，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土法炼油。对群众手里的落地油可采取收购的办法，由国营炼油厂提炼，给群众适当报酬。对哄抢和偷窃原油的人，要进行劝阻和制止，严重的要依法惩处。虎彪

第2版()专栏： 小壁林场和林区社队 积极更新被盗伐林木迹地 本报讯 河北省滹沱河林管局小壁林场遭到毁灭性破坏后（详情见本报5月4日《一场触目惊心的毁林事件》），林场和林区社队的干部群众为了防御自然灾害，积极更新被盗伐的林木迹地。已更新的1，082亩迹地，现在大部分已萌发新芽。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小壁林场4，500亩防护林被盗伐2，800亩，过去的一片“树海”变成满地树茬，林区附近的获鹿县黄壁庄公社干部社员十分痛心。他们说，毁了这片防护林，等于刨了“摇钱树”。我们要尽快把它恢复起来。公社党委书记曹玉庆十分关心林子的恢复。过去他看到林木被毁，非常着急，曾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如今，他深入林区访问群众，总结教训，寻求更新的办法。林管局和小壁林场的干部职工也把迹地恢复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一面总结经验教训，一面和林区社队共同研究迹地更新方案。 上月末，在省林业部门的指导和参与下，黄壁庄公社全体干部和十个大队的三千多名社员，参加迹地更新劳动。上吕大队是这次毁林事件的“重灾区”。因保护国家和集体林木受到打击迫害的原党支部书记王京法刚刚复职，就发动群众重新成立护林队，订立《护林公约》，积极组织社员参加迹地更新。各大队和林场还分别修订了护林制度，充实了护林队伍。本报记者 赵德润

第2版()专栏： 广州市越秀区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 将部分区办街办工业改为商业服务业 新华社广州电 广州越秀区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把一些区办、街办工业调整为集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业。全区工业系统已办起集体商店、旅店、饮食店165家，安置待业青年三千多名。 从去年冬天开始，越秀区人民政府对区办、街办的二百六十多个工业企业逐个进行调查，发现全区工业年利润从1977年的一千三百多万元下降到1980年的九百多万元，有四十多个企业产品没销路、原料无保证。另一方面，广州市1950年平均100个居民有四个半商业服务点、11个服务人员；而去年平均100个居民只有0．4个商业服务点、4．4个服务人员，必须补充大批商业服务点。越秀区人民政府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把一部分工业企业转营小百货、小吃店、旅店等。 越秀区位于市中心，不少街道历来是商业繁华区。十年动乱中，这些街道上的个体户被取缔了，集体户改营街道工业，原来经商的临街铺面，很多被改为街道工业的办公室、仓库和工场，商店寥寥无几，群众生活很不方便。在这次调整中，把过去办街道工业为主，转为发展集体、个体商店、货栈和服务业为主，把占用的临街铺面改为店铺，使这个区的一些街又兴旺起来。

第2版()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菜果上品西红柿 菊方 番茄，别名洋柿子，俗称西红柿。从其名可知，非我神洲土生，乃异国传入之物。经查证：西红柿在我国落户只有近百年的历史。 西红柿原产南美洲，祖籍在秘鲁的丛林里，当地人称为“狼桃”。枝叶平常，既无秀姿，也无彩英，但浆果色泽艳丽，逗人喜爱，被视为“观赏果”。 十六世纪，英国公爵俄罗达拉里前去美洲，看到这种“观赏果”非常喜爱，就把它带回英国，赠给伊丽莎白女王。从此以后，欧洲人开始将西红柿植于庭院和花园，并作为象征爱情和友谊的礼物在男女间馈赠。大约又过了两个世纪，法国的一位画家为西红柿写生之后，看着这美艳之物，动了品尝的欲念，第一个冒险生吃了一个。他细细品来，只觉酸中有甜，清爽可口；食后也没有任何不适之感。这件事广为流传，许多人纷纷“步其后尘”，跟着享受起来。至此，西红柿才开始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品美味。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证明：西红柿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不但含多种维生素，而且含有丰富的钙、铁、磷、脂肪等，实为菜果中的上品。 西红柿传入我国，西方传教士做了媒介。这个新迁户在中国安家的历史虽然还不算太长，但智慧的中国人民，可敬的农艺师、园艺家们，已将它栽遍祖国大地，培植成多种类型。从品种上说，“密植红”、“苹果青”、“丰收黄”、“北京红”、“金钱桔”、“龙洞肉茄”、“小桃”、“满丝”等，数不胜数；从颜色上瞧，有大红、深红、火红、粉红、桔黄，还有的上部粉红肩部绿，美似苹果；从形态上看，有圆形、扁圆形、圆球形、高桩圆球形、桃形等，真是丰富多采…… 由于西红柿原产热带，所以喜温暖，不耐霜寒。我国一般冬末春初在保护地里育秧，以春季栽培为主。冬季北方在温室里栽培。要想冬季吃西红柿的鲜味，除花高价购买温室所产的以外，普通家庭可土法自制西红柿酱。

第2版()专栏：来信 要统一安排好麦收打场 今年麦收对许多地方来说，是实行联产责任制后的第一个麦收。如何把麦收打场工作搞好，不仅关系到能否及时把劳动果实收回来，及时把秋作物种好，也是对责任制的一个考验。 最近在河南省一些地方调查，发现不少地方这一工作组织得很好，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干部不够重视，说：“今年实行了联产责任制，社员们各有各的办法，不用队干部操心了。”由于队干部不管，社员们只好各想办法，有的把麦子摊在公路上，有的堆在平房上；脱粒机用不上，只好用最原始的办法——棒棰捶，簸箕簸。 看来，队干部还是得操这份心。我在伊川县水寨公社上天院大队第四生产队参加了一次社员会，感到他们讨论的办法就很好。这个队去冬开始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今年小麦由各户自己收打。可是早在麦收前，队长就同队委会委员们商量，由队里统一组织力量压了一个大场，确定副队长当场长。社员们自愿结合为七个小组，每组选一组长，负责和场长联系。各组划定场区，固定垛位。队里还买了一部打麦机，各组挨号打麦。队里还将防火用的水缸、防雨用的棚布分给各组，用后收回。为了解决收麦与棉田治虫的矛盾，队里又同县农业局联系，请县农业局治虫队包治棉花病虫害。秋作物良种，队里也买回来了。 建议有条件的地方，也学习这个队的办法，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收割机、脱粒机等先进工具的作用，在麦收打场中发挥出来。 农业机械部 姬业成

第2版()专栏：来信 队长清闲不得 过去，我总想：“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社员们都关心自己的生产，我这个当队长的可该清闲清闲了。”于是，去年夏天，还没等田间工程搞好，我就急着把责任田分了下去。谁知玉米还没成棵，就遇着了卡脖旱。队里虽然有机器有水，但30亩地还没浇一半，水就走不动了，原因是主垄沟没做成，如今要开沟放水，挖谁家的玉米地谁家愿意呢？无奈，我只好让会计又重新丈量土地，扣除主垄沟占的地亩。这样一来，又误了两天，抗旱也耽误了。大家伙都埋怨我。看来，实行了责任制，当队长的不能光顾自己闷头干，脑袋里要多想想全队这一盘棋才行。不然，麻烦事可就多了。今年，我就接受了这个教训，早作安排。 河南太康县朱口公社 朱口西大队队长 丁名礼

第3版()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井冈功业铭千载 ——回顾毛泽东同志开辟和坚持井冈山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 何长工 半个世纪前，当中国革命还处于摸索阶段时，毛泽东同志就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支工农红军，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的一页。 今天，当我们向四个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刻，怎么能忘记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走过的光辉的井冈山道路。井冈山的功业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一） 开辟井冈山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里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 “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轻视农民的力量，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搞城市武装暴动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谁试图向农村发展，轻则被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意识”、 “狂热性”，重则被认为是“右倾逃跑”、“以匪为伍”。在当时，这种“城市中心论”使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众人皆醉他独醒。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同志毅然决策引兵井冈，开始向农村进发。这一决策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我和杨立三同志做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到会议的一些情况。会议进行了一整夜，围绕着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他说，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再打长沙，主张把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找一个落脚点。他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达这象眉毛一样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依托着武长和南浔铁路，太靠近大城市，南段地形不很理想，唯有中段系两省交界的结合部，距两省省会较远，军阀内部矛盾较大，你来我不往，我们有回旋余地。开始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或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去做“山大王”，还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经济不平衡、政治不统一、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毛泽东同志的话，深入浅出，寓意深邃，争取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但余洒度等人仍持反对和怀疑态度。这时，卢德铭总指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发表意见，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同志，他说：毛委员讲的对，现在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会议结果，绝大多数同志都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在这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及时为工农革命军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 “引兵井冈”这一战略转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把革命的力量从城市的必要退却（这种退却又酝酿着新的进攻），和向农村的积极进攻紧密结合起来，是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的。 在“引兵井冈”途中，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整顿了部队，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当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时，毛泽东同志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开展小军事行动（以后叫游击战争）的问题。会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做地方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的工作，和他们交朋友，并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部工作。又派我去作团结、争取另一支农民武装首领王佐的工作。通过对袁、王部队的团结、改造工作，我军顺利地在井冈山地区扎下了根。（后来，袁、王两个人都入了党。）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实行工农革命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以后，在作战、保卫红色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赤卫队、暴动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的三大任务。在我军扩大根据地，筹备粮饷的斗争中，正式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根据新的斗争经验，又不断的充实丰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不仅更加密切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巩固了红军的本身，成为我军战胜一切强敌的源泉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么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正是在这艰苦频繁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必须采取的“游击战争的战术”，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作战方针和原则。工农革命军就是根据这一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的壮大，使边界武装割据一天天扩大和巩固。 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选》一卷第50页）毛泽东同志一到井冈山就着手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在红军所到之处建立红色政权，形成了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实行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革命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井冈山好比绿色的海洋，红军好比红色的潜艇。毛泽东同志把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有机的结合起来，用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用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进行长期而又残酷的斗争。革命根据地不但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又是建立革命政权的基地。毛泽东同志这一创举，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是具有独创性的。引兵井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真正做到了尊重实践和发展革命理论的统一。他既有严格依据实践经验办事的求实态度，又有不吃现成饭的创新精神，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确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革命道路，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 开辟井冈山道路是艰难的，坚持这条道路又谈何容易！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坚定不移地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进行不懈的斗争，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1928年3月上旬，执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热中于城市暴动，派代表来到宁冈砻市，盲目批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并调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为了坚持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在率队进军途中，反复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讲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论述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这次教育是对忽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有力批判。当红军到达湘南时，适逢湘南三月失败，毛泽东同志即率部掩护朱德、陈毅同志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再次开始边界的割据，挽回了这次失败造成的损失。4月底，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会师后，虽然力量加强了，但由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和湘南三月失败，红军和边界一部分人感到“前途渺茫”，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为此，于5月20日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要在这里“发家”，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要不断扩大红色政权。通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这次大会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批判了右倾悲观思潮，保证了井冈山斗争的不断发展。此后，毛泽东同志又在边界党的“二大”和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林彪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指出产生这种情绪的思想根源，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胜利信心。 1928年4月底，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联合会剿”，打开了局面，根据地更加巩固了，队伍更加扩大了，民团再也不敢进犯了，两省敌人的矛盾也因此而加深了。在这种形势下，本应安定下来，团结一致，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上级又来了个“左”倾盲动的湘南行动。1928年6月底，我们在永新开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时，杜修经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份，杨开明以湖南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井冈山。他俩一到就代表湖南省委宣布两条：一是“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进发”，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二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硬性指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同志认为，目前没有任何条件改变对江西敌人取攻势、对湖南敌人取守势的策略。因此，他不同意“打回湘南”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拥护。朱德同志也不赞成到湘南去，特别不主张打范石生。因为，朱德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得到过他的帮助。我们二十八团也不愿到湘南去，主张到赣南就食。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拍着桌子斥责杜修经说：“你这个娃娃，你懂什么。”我说了一句赌气的话：“杜修经，如果我们失败了，我非用开水把你煮了不可！”结果，联席会议作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同志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重申了不去湘南的理由。可是，杜修经和杨开明却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前去永新之际，违反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竭力主张二十九团与二十八团会合后，开进湘南。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送信到酃县，指示部队不要去湘南，要打了酃县回宁冈。但是，杜修经却利用二十九团的农民意识、地方观念和欲回家乡的思想，督促他们回湘南。结果，造成了八月失败。红军主力南进后，毛泽东同志率一部红军坚持了根据地斗争，打破了敌人夺取井冈山根据地的企图。同时，又获悉南进部队受挫，遇到很大困难，乃决计率一营兵力往湘南寻找主力。8月下旬，终于在桂东城与红军大队会合，并在城西唐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交换了分兵后的情况，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开进湘南的错误，决定重返井冈山。 1928年末，蒋桂战争爆发前夕，湘粤敌人对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为了粉碎敌人“会剿”，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于宁冈附近的柏露召开了著名的“柏露会议”。这次会议除了传达党的“六大”文件和通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红四军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外，着重研究了粉碎三省敌人“会剿”的作战方针。井冈山退敌以后，蒋桂战争爆发，反动派军队投入军阀混战之中。我军则乘敌混战之机，在赣南、闽西取得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于4月在瑞金接到中央2月来信，来信对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我们的力量薄弱，工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还未健全，农民则由于城市工作未能建立而得不到城市援助，许多苏维埃区域相继失败等等，要求“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农村去”，并“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这样，已经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以四军前委的名义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看法，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方面坚持不离开根据地，不离开红军，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就又一次抵制了中央的错误路线。如果当时按照中央的错误指示办，分散部队，朱、毛离开部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块一块建立起来，红军和赤卫队武装不断发展和壮大。但是，正当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时候，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提出了“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迎接“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口号。这是与毛泽东同志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根本对立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又污蔑毛泽东同志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但是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到了8月，第二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高潮，组织红军围攻长沙。在红三军团首次攻占长沙后，一、三军团于8月中旬胜利会师，8月下旬在浏阳永和市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并讨论了中央命令其第二次攻打长沙问题。在围攻长沙时，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没有死打硬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攻城不克时，果断地将两军团撤离长沙外围。正如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文所写的那样：1930年“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随后，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的决策。在著名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主持召开了罗坊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两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使大家感到再也不能进攻中心城市了，从而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打南昌、九江的军事冒险计划。朱德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撤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撤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 1932年8月，王明路线打击和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调他专做政府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明路线置敌强我弱的情况于不顾，实行主力对主力、碉堡对碉堡的正规战。结果，不仅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使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陷落。就在反“围剿”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南线会昌。当时我负责粤赣军区工作，他对于中央苏区南线的反“围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我们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他说，为了保存红军的主力，我们应该把主力拉下来，进行整顿，用少的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支持下，采取游击路线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毛泽东同志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形势很快好转。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而失败了，但我们都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的办法是英明的，有他领导，我们就能打胜仗。 （三） 毛泽东同志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光辉思想，很快就传播开来，深受革命同志的拥护。她犹如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使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中国，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远在苏联就读的刘伯承同志1929年看到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后，十分感慨地说：“它打开了我的眼界。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增加了我的信心”。走井冈山的道路，学习井冈山的经验，成为那时一切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心声。 1927年朱德、陈毅同志组织湘南年关暴动前夕，我在广东曲江的犁铺头找到了他们。谈话中，朱德同志对井冈山怀有敬仰之情。陈毅同志跟我讲，朱德同志早有找个地方落脚的打算。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就深深认识到，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大城市。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很感兴趣的。在深入交谈时，他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山势地形，物产粮秣，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他十分赞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事隔不久，湘南暴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朱德同志毅然决定“找毛泽东去！”他和陈毅同志率队上山，汇入了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洪流。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鼓励大家“朝着革命的明灯前进”，果断地决定向井冈山进发。彭德怀同志这个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27 年冬至1928年春，他就注意井冈山这个问题了。他说：“我当时感觉……同现代化……的敌人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对毛润之的敬仰。”平江起义后，在铜鼓举行的幽居会议上，他提出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他认为，这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发展红军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于是在12月初，他率领红五军主力登上井冈山。以后，他在建设湘鄂赣根据地斗争中，传授井冈山和赣南建设根据地，以及红四军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使湘鄂赣在“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上，出现了扩大和巩固的新局面。 在党的“六大”会议上，虽然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但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决议案中却有一定的肯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关于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六大”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从此就有了理论基础。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先导，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呈现出由低潮逐渐向高潮发展的态势。井冈山斗争的成功经验，不断促进着其他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28年冬，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鄂东特委提出了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来创造整个鄂豫皖边界地区武装割据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伟大范例直接影响的结果。 在赣东北，方志敏等同志在南昌起义以后，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他们发动了弋阳、横峰起义之后，从当时形势出发，决定深入农村，开辟游击战争，有其特色。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其为“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后方志敏同志又“根据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组织赣东北各级党组织，领导赣东北苏维埃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在湘鄂西地区，曾担任过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的邓中夏同志，当得到毛泽东同志《井冈山的斗争》文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军团的《红星周报》上发表文章说：“要有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他提出要建立象东固那样的革命根据地。纠正了有些地方在根据地建设上某些错误做法，如不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他还批评不抓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大仗，走州过府的军事行动，是“大军冒进，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猴抓板栗，抓一个丢一个”。 1929年3月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对贺龙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其中还介绍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并且要他们注意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贺龙同志总结了1928年湘鄂边初期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照旧的一套打法不行，得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游击战争 “十六字诀”，拍着大腿说：“我们有办法了！”他在一次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讲到军事作战原则，一定要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原则作指导，他按照这些原则加以灵活运用连战皆捷，使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左、右江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北根据地，都是接受了井冈山道路的。全国其它根据地也大致如此，尽管各根据地有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特点，但是，多是借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发展壮大起来的。井冈山根据地成了传授“工农武装割据”学问的大学校。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正规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建立了大小15块农村红色政权。从星星之火，发展到了燎原之势。后来，毛泽东同志完整系统的总结了这一期间革命斗争经验，回答农村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独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三位一体的理论，也就是后来所概括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它是放之中国各个根据地而皆准的真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

第4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 第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82年1月1日起施行。 委员长 叶剑英 1981年6月10日

第4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为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行为，教育军人认真履行职责，巩固部队战斗力，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违反军人职责，危害国家军事利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是军人违反职责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按军纪处理。 第三条 违反武器装备使用规定，情节严重，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条 违反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法规，泄露或者遗失国家重要军事机密，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为敌人或者外国人窃取、刺探、提供军事机密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五条 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擅离职守或者玩忽职守，因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六条 违反兵役法规，逃离部队，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条 偷越国（边）境外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战时从重处罚。 第八条 边防海防线的值勤人员，徇私舞弊，私放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战时从重处罚。 第九条 滥用职权，虐待、迫害部属，情节恶劣，因而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死亡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十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战时从重处罚。 第十一条 盗窃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战时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第十二条 破坏武器装备或者军事设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破坏重要武器装备或者重要军事设施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战时从重处罚。 第十三条 战时自伤身体，逃避军事义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十四条 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第十五条 在战场上故意遗弃伤员，情节恶劣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十六条 畏惧战斗，临阵脱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十七条 在战斗中违抗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十八条 故意谎报军情或者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十九条 在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二十条 在军事行动地区，掠夺、残害无辜居民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二十一条 虐待俘虏，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二条 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 第二十三条 现役军人犯本条例以外之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对于危害重大的犯罪军人，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 第二十五条 军内在编职工犯本条例之罪的，适用本条例。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198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4版()专栏： 就当前总的国际形势交换看法 黄华同瓦尔德海姆再次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下午在这里再次举行会谈。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在昨天和今天的会谈中，双方就当前总的国际形势，尤其是柬埔寨、阿富汗、中东等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谈中还涉及到南北对话、两伊战争、纳米比亚、塞浦路斯等问题。黄华和瓦尔德海姆都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表示关切。 瓦尔德海姆介绍了联合国在为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以及解决其它危机性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 黄华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说，我们希望将在今年7月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能够维护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决议的原则，并作出促使越南撤军的明确决议。他说，我们也希望在给予柬埔寨以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目前存在的歧视民主柬埔寨和其他爱国力量的行动能够得到纠正。 黄华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紧急会议和第三十五届联大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对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希望这些决议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 黄华表示，中国希望将在墨西哥召开的关于国际发展与合作的首脑会议，能推动南北对话，促进全球性经济谈判。他说，第三世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关系到第三世界国家本身，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瓦尔德海姆说，联合国将在解决目前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黄华说，我们愿意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世界和平方面，同秘书长合作，共同使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天晚上，瓦尔德海姆和夫人一行观看了民族舞剧《剑》。他们将于明天上午离开北京去我国外地访问。

第4版()专栏： 邓小平副主席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万里、姬鹏飞到机场迎接赵紫阳。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庆祝建校三十周年 赛福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杨静仁、刘澜涛、包尔汉等前往祝贺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一日电 今天，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喜气洋洋，五十多个民族的四千多名师生员工，穿着节日盛装隆重集会，庆祝建校三十周年。 中央民族学院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材，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理论、政策、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三十年间共培养各族学员一万五千多名。这些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各条战线。他们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边疆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 赛福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杨静仁、刘澜涛、包尔汉，以及中央统战部、人大民委、国家民委、教育部和北京市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中央民族学院第一任院长乌兰夫，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大会，他特意给全院师生写来了祝词。他在祝词中赞扬中央民族学院三十年来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材，为开展民族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代表国务院向全院师生表示祝贺。

第4版()专栏： 塞浦路斯大使向邓颖超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塞浦路斯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基诺斯·穆舒塔斯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之后，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塞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亲切谈话。 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在座。（附图片） 塞浦路斯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同邓颖超亲切握手。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五个研究所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央民族学院今天在庆祝建校3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成立五个研究所。 这五个研究所是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 这五个研究所是为了开展民族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国家民委的帮助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而新建立的研究机构。

第4版()专栏： 越军再犯云南扣林地区 我边防战士奋起还击 新华社昆明6月11日电 越军约两个连的兵力今天再次进犯我云南省麻栗坡县猛洞公社扣林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17人。 今天清晨五时许，越军以猛烈炮火袭击我扣林地区前沿阵地，仅在我边防战士守卫的一个高地上就落下各种重型炮弹四百五十多发，炸死我边防战士七人，炸伤十人。在炮火掩护下，越军约两个连的步兵向我阵地发起进攻，企图侵占我领土。我英雄的边防战士为捍卫祖国领土，奋勇还击来犯之敌。至9时30分，已接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越军在我阵地前沿留下二十多具尸体。

第4版()专栏： 教育指战员遵守国家法律提高部队战斗力 史进前就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作说明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的说明，他指出：为了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正确惩罚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行为，教育广大指战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认真履行军人职责，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制定一个适合军队实际情况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是很必要的。 史进前说，这个条例草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依照刑法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根据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制定的，是刑法的补充和续编。它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刑法分则中没有列入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定罪处刑问题。这个条例的任务，是用刑罚的方法，同一切违反军人职责，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障作战胜利和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 史进前说，我军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一切工作都要立足于随时准备打仗。为了保证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条例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把惩办的重点放在对国防能力和军事利益危害重大的犯罪行为上。同时，还根据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特点，在有些条款中规定了军人在战时犯罪的，处罚要严于平时；军人与其他公民犯同一类罪的，处罚要严于其他公民。这是由于军人担负着保卫祖国的职责，其因违反职责构成的犯罪，在特定情况下，危害要严重得多。这样规定，体现了罪罚相当的原则，是巩固部队，保障战争胜利的需要。 史进前说，我军是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军队，有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少数犯罪分子的惩办，只是治军的一种辅助手段。为了缩小惩罚面，教育改造大多数，条例草案除体现了从严惩办的一面，还充分体现了宽大的一面，以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史进前说，凡属违反军队纪律，不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一律不列入本条例。

第4版()专栏： 胡乔木访赵元任切磋语言问题 北大授予赵元任名誉教授称号 本报讯 “今天我是专门就一个学术问题来向你请教的。”昨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拜访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一见面就说了这句话。 赵元任教授在语言学方面造诣很深，撰写了大量研究汉语、汉字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今年5月中旬，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再次来中国访问。 语言学是胡乔木同志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他就音韵学的某些问题，虚心地同赵教授进行了探讨。过去，胡乔木同志曾读过赵元任教授关于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听过他的学术演讲，对赵教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治学态度很钦佩，这次相见，叙谈甚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北京大学今天授予著名语言学家、美籍华人赵元任以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授予称号的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代表学校授予赵元任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和一枚北京大学校徽，并致词表示祝贺。 88岁高龄的赵元任教授对给予他的荣誉表示感谢。他即兴朗诵了他所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段诗，并且用无锡方言唱了歌曲，以表达他愉快的心情。

第4版()专栏： 中埃贸易议定书在京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长期贸易协定1981年度的议定书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埃及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阿卜杜勒·马吉德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两位副总理今天还签署了中埃两国政府同意将1977年3月21日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和长期支付协定的有效期延长一年的换文。

第4版()专栏： 谭震林会见西班牙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际问题学会副会长阿尔贝托·巴亚林率领的西班牙国际问题学会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会见时在座。

第4版()专栏： 姬鹏飞会见瑞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今天晚上会见了以英格马·艾立克松第一副主席为团长的瑞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会见以后，姬鹏飞设宴款待代表团。

第4版()专栏： 倪志福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今天会见了以议长吉冈一雄为团长的日本交通运输工会协议会访华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第5版()专栏： 加强计划指导，正确利用市场的作用 桂世镛 周叔莲 为了保证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确实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决不能忽视对经济的计划领导。只有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计划指导下，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限制它的消极作用。要改进和加强计划指导，就要根据各个时期和各种经济活动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确定它们的作用范围、程度和形式。为此，需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把各种经济活动大体分为三类。根据这种认识，还有必要研究就基本建设、生产、流通和分配等方面如何划具体的杠杠。 在我国经济调整和改革中，如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并在此前提下，正确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理论上存在着不同认识，实践中也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利用市场的作用必须加强计划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注意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生产流通等各个方面采取了初步改革的措施。这对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善经营管理，促进产需结合，起了积极的作用。整个经济生活比过去活跃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盲目生产、重复建设有所发展，某些产品的议价范围过宽，有些重要物资的收购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不在于加强计划指导，而在于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认为，只要真正让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某些产品议价范围过宽，正好反映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调节作用，应当进一步扩大它们的议价范围，以刺激生产，平衡供需。他们认为加强计划指导会抑制经济的发展。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在我国当前必须利用市场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是一种空想”，“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人为的强制”。 我们认为，为了保证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确实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应当坚持下去，把它做好。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都不能忽视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从当前情况看，改进计划工作，加强计划指导，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列宁说：“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全集》第28卷第18页）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可以用统一计划来具体规定。实践证明，现在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不要统一计划，更不是说应该纳入计划的经济活动都不要纳入计划。实践同样证明，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必须按照计划进行。我们主张利用市场的作用，不仅同统一计划不矛盾，而且正是以统一计划为前提的。只有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计划指导下，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限制它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并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表现。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经济指导工作的方针正确，综合平衡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人民生活提高得比较快，这正显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后来，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几次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计划工作中背离了综合平衡的原则，以及体制上的种种弊病，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应当指出，这种错误正是违背了计划经济的要求而决不是计划经济本身注定要犯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在计划指导下积极利用市场的作用，正是为了改进和加强计划工作，而决不是削弱甚至否定计划经济。 为了解决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等问题，也要求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这里当然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但是如果不要计划指导，企图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淘汰落后，解决这个问题，那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不仅现在还不具备全面调整价格，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而且，既然计划经济有可能正确地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和行政手段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理由非要去单纯求助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和社会震荡呢？ 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要求划一些具体的杠杠 当前应该怎样加强计划指导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强调加强计划指导就意味着简单恢复过去的一套办法，排斥市场的作用，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加强计划指导，就是要对国民经济的各种重要活动，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有效的措施，进行有计划的引导和控制。它同正确利用市场作用，决不是截然对立的，也不是把什么都管死，而是要根据各个时期和各种经济活动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确定它们的作用范围、程度和形式。人们说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要划一些杠杠，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对宏观经济活动要加强计划控制，对微观经济活动要充分利用市场调节。这种说法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何说得更确切一些，以免产生误解，还值得研究。我们体会，宏观经济活动指的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方向、速度、比例、布局等决定经济全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必须由国家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指导和控制，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但在对这类活动进行有效的计划控制时，也要考虑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不断分析研究微观经济活动通过市场等渠道提供的各种信息。微观经济活动通常是指企业的活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对这类经济活动要正确而充分地利用市场调节，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个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对一些重要的微观经济活动也必须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和控制。因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是要通过企业的微观活动来实现的，如果企业的微观活动离开国家的计划指导和控制，国家的宏观决策就有落空的危险。 陈云同志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说：“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这个构想，当前也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在确定计划指导和控制的范围、程度和形式时，在考虑如何相应地利用市场的作用时，应该考虑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状况。一般说来，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控制和指导的程度要高一些，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则要低一些，对于允许存在的个体经济则要更低一些。 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对于面向全国的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计划控制和指导的程度要高一些，对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计划控制和指导的程度可以低一些。 第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影响全局的经济活动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计划控制和指导的程度就要高一些，对于其他经济活动和产品则可以低一些。 第四，社会供需的状况。对于重要的短缺物资，计划控制和指导的程度要高一些，对于一般的供求比较平衡的物资则可以低一些。对于某些长线产品，必须在计划上加以严格控制。 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设想把各种企业的经济活动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由国家计划直接控制，下达指令性指标。对有些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是必要的，当然在制定和贯彻指令性计划时，国家也应当认真考虑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尽可能地照顾从事这些活动的单位的合理的经济利益。但是在有些场合，为了保证全局的利益，必须暂时地限制甚至牺牲一些局部利益。这从局部看来似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从全局来说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的。 第二类，国家只规定指导性计划，着重通过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通过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和经济监督，引导企业积极完成国家计划。这类经济活动决不是不要纳入国家计划，而是实行计划指导和控制的方式，同第一类有所区别。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指导性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针对不同情况，使计划指导更加切合实际，促进经济协调地、生动活泼地发展。 第三类，国家不下达计划，可以在统一计划允许的范围内由市场调节。这类经济活动受市场机制作用的程度更大，但是，它在总体上仍要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受国家政策法令的制约。 以上三类经济活动，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应用市场机制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逐步成熟和完善，第一类经济活动的范围将在国家对经济全局不失去控制的前提下逐步缩小，第二类经济活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但是，在任何时候，这两类经济活动都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第三类经济活动只能是必要的补充。而在目前情况下，第一类经济活动还必须占相当大的比例。 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控制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板块说”，认为计划控制是一块，市场调节是一块，彼此截然分开。一种是“渗透说”，认为计划控制和市场调节彼此渗透，互相胶粘，分不出板块。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但又都不够确切。“板块说”看到了当前不同经济活动受计划和市场的作用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但把计划指导和控制同市场的作用机械地分割开来，忽视了各类经济活动都要努力做到在加强计划指导的前提下，正确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渗透说”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要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但没有足够重视就计划和市场所起的作用来看，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似板块的情况。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各个部分都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利用市场机制，同时它们受计划控制和市场影响的程度又有不小的区别，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多层次（类似板块）的渗透结合，可能较为符合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实际情况。 对于如何划杠杠的一些设想 根据以上的分析，为了加强计划指导，正确利用市场的作用，有必要划一些具体杠杠，以便工作中有所遵循。下面我们就基本建设、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如何划杠杠提出一些想法。 关于基本建设。 国家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用各种渠道的资金进行的基本建设都应当由国家计划机关进行统一的综合平衡。为了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国家必须集中支配一定数量的投资，直接安排重点建设项目。当前国家直接掌握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应当高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要由国家审批。对于企业用生产发展基金和其他资金进行的重大技术改造和扩建，国家也必须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控制其规模，引导其方向。例如：明确规定某一时期内不允许扩大生产能力的行业和产品；通过企业改组，组织各种形式的公司和联合体，把企业的生产发展基金，按地区和行业适当集中起来，有计划地用于更新改造；通过银行信贷和税收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等等。 关于生产。 企业的设置和重要企业生产经营方向的改变，必须由国家的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需要严格控制生产的产品，目前如钢、机床等，也要下达指令性计划，限制生产。对一般供需较为平衡的产品，国家下达指导性计划，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调节，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组织生产。至于各种小商品生产，一般可以直接由市场调节。 关于流通。 重要的短缺物资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宗的需要可以组织直达供应，并逐步建立长期合同制度；零星的需要可以采取总额控制下由物资公司具体分配供应的办法。重要协作关系的变动，要经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查批准。重要产品的价格必须由国家规定，有些产品可以实行议价或协作价，但议价商品的范围和议价的幅度，应由国家作出明确规定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对某些不统一分配的产品，也可实行强制性供货的办法，即指定企业按质按量按时按规定价格向使用单位供应产品。 关于分配。 要在确保国家必需的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正确确定企业纯收入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比例。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包干的基数和范围，改变现在中央财政有赤字而地方财政有较大结余的状况。国家要严格控制工资总额，或者由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或者实行比例控制，例如规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增长的比例。国家要合理规定企业利润留成中奖励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的比例，制止滥发奖金。 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管得过严或过宽，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过严会把经济管死，过宽会导致生产建设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实践经验进行反复的研究。上面说的这些意见，既不全面，也不具体，甚至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提出来是为了抛砖引玉，经过共同讨论求得比较正确、比较深入的认识。

第5版()专栏： 千方百计把城市蔬菜问题解决好 曹福田 涂平 怎样搞好大中城市的蔬菜供应工作？陈云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意见，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指出：大中城市党委和政府面临着很多重要问题，蔬菜供应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只注意建工厂，不管职工吃的，那怎么行？过去只注意厂房和机器这些东西，没有很好地注意职工的生活需要，对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抓得不紧。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件大事，我们要千方百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搞好城市蔬菜供应是不容易的。蔬菜是一种季节性很强、很容易腐烂变质的商品，品种要多，又必须鲜嫩。蔬菜作为农作物，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例如季节性和均衡性（均衡上市）的矛盾，鲜嫩性和易腐性的矛盾，淡季和旺季的矛盾，大宗菜和精细菜的矛盾，等等。要搞好蔬菜工作，就要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在调查成都市的蔬菜工作时发现，他们的蔬菜工作之所以搞得好，就在于指导思想明确，狠下功夫解决了蔬菜生产和供应的上述矛盾，做到供需平衡，略有剩余，价格稳定，稳中有降，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比较满意。现在，成都市蔬菜基地上市量平均每天稳定在90万斤左右，加上农贸市场每天上市15至20万斤，保证了城市人口平均每天一斤蔬菜。此外，每年外调四千万斤鲜菜给其它省市，蒜薹、豌豆尖、韭黄、番茄等精细菜还远销国际市场。 保证蔬菜供应的前提，就是要生产足够数量的蔬菜。要生产数量充足的蔬菜，首先要有足够的种植面积。在蔬菜基地的安排上，是安排到刚刚够吃，还是略大一点，打上“安全系数”？成都市的经验是略大一点为好。而且，他们选择肥沃的土地作菜地，把蔬菜基地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注意平坝地和丘陵地适当结合，使蔬菜的成熟期交错起来。在蔬菜基地的问题解决以后，有一个合理的种植计划是非常必要的。但计划要由下而上，由农商双方协商来制订。成都市是立足于淡季来安排全年计划的。如果只是考虑旺季够吃，淡季就会缺菜，不够吃。他们这样制订计划，既有群众基础，又有科学根据，近几年实现计划都在90％以上。在产销工作中，农商通力协作，彼此尊重，互相体谅，按合同办事。商业部门既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生产习惯，又体谅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生产队也既尊重商业部门的意见和销售习惯，又体谅城市居民的要求，努力搞好自己的工作。生产队按计划种植，遇到灾情及时抢种补种，旺季不赶价集中上市，淡季不违背合同上农贸市场卖高价。商业部门不压级压价，不伤菜农，不坐店待货，经常到蔬菜生产基地，向生产队反映市场供销情况，使生产队在种植面积、品种花样、生产措施等方面心中有数，按需生产。碰到歉收，互不指责，互不埋怨。旺季商业部门抓紧外销，多搞加工脱水菜，腌制盐渍菜，积极推销滞销菜，保证菜农收入，减少国家补贴。淡季种菜，成本高，收效低，风险大，商业部门为了鼓励农民在淡季多种菜，对淡季菜采取价外补贴的措施。生产队也为了解决淡季的矛盾，采取“排开播种”，积极种好早熟菜，强种速生菜，做到均衡上市，满足居民的需要。成都市采取这些措施，基本上解决了淡季和旺季、季节性和均衡性的矛盾。近两年来，过去称为最严重的8、9两个月的秋淡，也能做到日平均上市量在85万斤左右，旺季的日上市量也稳定在100万斤的水平上，基本上实现了淡季不淡、旺季不过旺的要求。 在蔬菜的供应上，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把中间环节减少到最低限度。成都市在解决蔬菜供应时，比较注意这一点。为了减少蔬菜供应的中间环节，他们对过去的统购包销的办法进行了改革。菜店和生产队直接挂钩，蔬菜不需经过中间环节就送到销售菜店，从前年开始在部分社队试行自产自销，同时办好农贸市场，调节蔬菜的生产和流通。在价格上，认真执行“优质优价，基本稳定”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正确处理品质比价、季节差价和地区差价。这样一来，在蔬菜旺季时，菜农愿意把菜蓄在地里，分批采摘，陆续上市，不少品种变集中上市为越季供应，有的品种还做到四季常鲜，供应不断。他们还实行了灵活的幅度价，运用价格，引导农民按照消费需要提前或推迟上市，避免旺季烂菜、旺过脱销的现象，促使全市七十多个品种、二百八十多个品名的蔬菜及时地供应城市，使居民能够经常买到鲜嫩的蔬菜。 从成都市的情况看，只要领导高度重视，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蔬菜供应问题并不难解决。

第5版()专栏：读书札记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点看法 ——读《反杜林论》哲学篇札记 沈志华 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时，首先抓住了他的方法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杜林认为，在哲学研究中，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原则，即一般的世界模式总是走在前面；而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即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研究的对象——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这就是杜林的“原则在先”的方法论，即从原则出发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立，恩格斯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杜林论》第32页） 从根本上说，历史研究同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即从史实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从原则出发的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本来，随着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界的普及和提高，人们是可以逐步掌握正确的方法论的。可是，历史往往捉弄人，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竟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从主观政治目的出发，把历史变成一部供政治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但是，抽象的原则，甚至也经实践证明是真理的那些“原则”，是否就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呢？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走在历史研究前面的原则或模式呢？就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对一切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具有某种合理性的思维方法的继承和总结，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杜林的走在研究前面的“原则”与恩格斯、列宁的作为研究的指南（或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不难理解的；前者是为研究的具体结论预先设计或提供的模式，而后者不过是为研究者探究具体结论而提供的指导方法。 既然原则来自实践，那么当能够确定原则已被实践的发展抛在后面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实践的新发现去修改原则，而不是拘守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方式本身也同任何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至于某些具体方法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到什么程度和范围，当然是可以讨论和试验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一看到某种新的研究方法，就斥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不能容忍的。这至少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苏联五十年代对控制论进行批判和排斥所导致的恶果，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 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或指南，“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反杜林论》第88页）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进行历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要求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记住，同样是马克思的教诲：“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忘记了这两点，即使我们踏进历史科学的门槛，恐怕也难以走出这气象万千、变化莫测的迷宫。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第6版()专栏： 仍是一着死棋 华庥 有些美国人，其中不乏主张美国台湾关系升级、搞“两个中国”的人，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兜售一种主张，即：美国既卖武器给中国，又卖武器给台湾，以卖武器给中国换取中国同意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他们把这种“平衡”策略，美其名曰“灵活性”策略，得意地把这当做一着死棋走活的高招。 其实，这仍是一着死棋。 中国方面已经明确宣布：宁愿不要美国武器，也决不同意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国家卖任何武器给台湾，都必将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国人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美国一些高级官员最近一再表示，要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要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关系，包括要打开一些过去尚未建立关系的领域。这自然是良好的愿望。中国舆论界充分注意到这种表示，并且加以赞许。然而，发展这种战略关系，不能不解开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结子，即停止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去发展美国同台湾的超出民间关系的一切行为，当前来说，突出的是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 其实，解开这个结子也不难，也用不着挖空心思寻找什么奥妙的奇招，只需按照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办事即可。根据公报协议的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同台湾保持民间的关系。因此，美国停止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这才是正理。 可是，有些美国人却偏偏在寻找各种 “偏方”、“灵丹妙药”。开始，他们乞灵于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作为他们的 “法律依据”。中国舆论界早已指出，这个 “法律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某个外国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它有权把武器卖给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某个州，难道美国人民不认为是干涉美国内政的荒谬行为吗？ 他们又想在“防御性”武器上做文章，《与台湾关系法》中有条规定，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使其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他们认为，只要强调是“防御性”的武器，中国就得同意。这也是一种超级大国的逻辑。用超级大国的眼光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由外力干涉被人为地分裂成两部分，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它是要维持这种分裂局面的。事实上，卖武器给台湾当局，不论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都将助长台湾当局的分裂倾向。更何况，某种武器是很难判定其到底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们现在又抛出“平衡出售武器”的新招。新招的设计者又犯了一个估计上的错误：他们以为，卖点“先进”武器给中国，（其实并不先进，真正先进的他们是不卖的），对中国具有无比的魅力，足以诱使中国放弃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他们估计错了。说老实话，象中国这样十亿人口的大国，靠买外国武器来建立自己的防务能力，中国人根本没这样设想过。引进一些外国的技术，有助于自力更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但是，外国不给先进技术，中国照样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国在封锁中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系统，就是明证。 有些稍稍“坦白”一点的、死抱强权政治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符合美国自己的“安全利益”的。他们把中国领土台湾当做自己的地盘。这当然是早已过时的强权政治的理论。如果当真从美国全局战略利益考虑，即使这种“美国安全利益”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已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尽管台湾当局顽固地拒绝和谈，但包括台湾大多数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中国人是赞成的。连美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台湾海峡并不存在紧张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武装台湾当局，岂不是有意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难道这不是对在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努力的一种抵消？难道这不是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一种破坏因素？ 奉劝那些在卖武器给台湾问题上动各种脑筋的美国人，丢掉幻想。不论用什么奇招，这着死棋是走不活的。

第6版()专栏： 围绕领导方针和苏共中央来信等问题 波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争论激烈气氛紧张 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观点表示信任 新华社华沙6月11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经过两天发言和激烈争论后，于6月10日午夜结束。会议着重讨论了波兰目前的形势、波党特别九大的筹备情况和苏共中央最近致波党中央的信件。 在两天的会议上，共有数十人发了言。围绕领导方针和苏共中央的来信等问题，许多发言者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言词直截，气氛紧张。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塔·格拉布斯基在发言中批评现领导已无能力使国家摆脱危机，要求改选政治局和撤销卡尼亚的党中央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他说：“在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一再提出了对政治局进行信任表决方面的建议和关于在目前的组成情况下它能否应付九大前的下一步工作的疑问。”他指出，“在国内，危险的倾向正在增长，党的领导不是没有罪责的。”“领导的主要错误是按照虚假的诚实行事。”他声称，“政治局在目前的组成和在卡尼亚的领导下，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危机”。 曾担任过波军总政主任的沃·萨夫楚克上将在发言中表示同意苏共中央信中有关对波兰局势的评价。他说，“我也赞成革新，然而革新难道就是不断地退让、投降，甚至在社会主义基本的原则问题上退让投降吗？这将会引向何处？谁不愿意或者不能坚决反对这种正在扩散的坏东西，那就叫他让位给别人。” 波兹南省委第一书记耶·库夏克在发言中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对困难问题绕着走，对越来越活跃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势力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他认为，“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失去了许多信任资本，失去了许多信誉。”“社会在期待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今天这样的时刻，软弱的人永远也没有威信。” 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卡·巴尔齐科夫斯基发言时，表示坚决支持卡尼亚和中央的路线。他说，卡尼亚在十一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的纲领，“对波兰和党来说，是最好的路线，根本不是什么投降的路线，而是斗争的路线。”他还说，“政府班子在这么短时间之后又进行改组是无济于事的。” 负责工会事务的副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解决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是协商、对话、政治手段。”“我只赞成政治的解决办法。”他说，当前的复杂而又多层次的形势是由于对各种各样的事务的观点和评价不一致造成的。 他在评价最近的选举运动时说，当前“正在产生着新的、杰出的党的活动家干部。正在发生历史的、一代人的变化。这一进程不应加以反对。”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塔·费什巴赫发言时强调说，“在我们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是协商和对话的路线。”“离开这一路线将是政治性的错误。其后果无穷无尽。”他指出，“党还有很多力量和后备”，“党的力量的重要标志是自下而上的复兴运动。党的力量和团结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够对党的力量产生任何的怀疑，相反却要努力加强它。” 6月10日，在会议休息期间，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会议。全会重新开始后，卡尼亚向大会提出了政治局会议的结果。他说，政治局决定向全会提出对信任投票问题进行表决的建议，最好是对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表决，并规定，凡得票不足50％者，不再继续在政治局里担任职务。 对这一建议，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与会者表示了信任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观点和赞成有必要使党的领导统一、坚定、集体行动的观点。 中央委员维尔布兰以卡尼亚所属的“普沃茨克化工厂”党组织的名义，对卡尼亚表示了“完全的信任”。部队的中央委员们对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也表示了完全的信赖。 在又一次休息过后，卡尼亚提出建议，对政治局的前一个建议作出表决。表决结果否定了那个建议。赞成对那个建议进行表决的共24票，反对的89票。有5人弃权。 提案委员会主席巴尔齐科夫斯基以该委员会名义提出了十一中全会决议草案。会议结束时，卡尼亚发表了讲话。

第6版()专栏： 波通社全文播发苏共中央致波党中央的信 信件粗暴干涉波兰内政，指名攻击波兰领导人 新华社华沙6月10日电 波通社6月10日晚间全文播发了苏共中央6月5日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 苏共中央在这封信中，粗暴干涉波兰的内政，指名攻击波兰现领导人对“敌人”奉行 “退让和妥协政策”，呼吁波兰的“健康力量”“反击阶级敌人，同反革命势力展开斗争”。 苏共中央在信中认为“波兰人民的革命成果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并对此“感到强烈的不安”。信中说，“从危机的最初日子起，我们就认为，重要的是党要坚决反击社会主义敌人旨在利用所出现的困难来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尝试。可是，并没有作到这一点。对反社会主义势力及其要求的无休止的退让，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内反革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国内反革命受到了国外的帝国主义颠覆中心的支持。”“社会主义波兰的敌人正在进行夺权斗争，并已经在得到政权。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转入他们控制之下。”“反共和反苏的浪潮正在加剧。帝国主义势力正在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试图干涉波兰事务。” 苏共中央的信提到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党的领导人1980年12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1981年3月4日苏联领导同参加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举行的会谈，苏共代表团今年4月23日与波兰全体领导成员的会晤和由苏方发起的其他接触中，“都强调了由于波兰反革命势力的行径引起的日益增加的不安”。信中说：“我们谈到过，必须克服波兰统一工人党队伍中的混乱状态，必须坚决保卫党的干部，使其免受敌人的攻击，必须以自己的胸膛保卫人民政府。”“我们也曾特别提醒注意，反对派事实上已把新闻媒介工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工具，被用来动摇社会主义和瓦解党。” “我们也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在国内加强公安机关和军队的威望，并在面临反革命阴谋的形势下必须保卫它们的问题。容许对公安机关、警察和军队进行诽谤，使其瓦解的企图得逞，实质上就意味着解除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任凭阶级敌人的摆布。” 这封信接着指名道姓地说：“我们想强调指出，在提到的所有问题上，斯·卡尼亚，沃·雅鲁泽尔斯基和其他波兰同志们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事实上一切照旧，对退让和妥协政策没作任何修改。阵地一个接一个交让出去。尽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最近几次中央全会的文件中也承认反革命威胁这一事实，实际上，迄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同它进行斗争，而对反革命的组织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指出来。” 信中说：“在最近时期里特别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党本身内部的形势。离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月稍多一点时间了。可是，选举运动却越来越带有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特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敌人、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腕，使一些经验丰富、献身于党的事业、德高望重的活动家被排挤出去。” “所谓的‘横向结构’运动使得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复杂化了，这个运动是被机会主义者利用来分裂党的工具，以便借此往代表大会里塞进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人，并把代表大会会议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潮流中去。不应排除，在代表大会上还可能企图决定性地打击党的马列主义力量，以便最终消灭党。” 信中还说：“我们特别想说的是，最近几个月来，反革命势力积极散布各种各样的反苏情绪，目的是为了勾销我们两党的活动成果，在波兰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复活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那些诽谤和撒谎的人毫无顾忌。他们甚至说，似乎苏联在‘掠夺’波兰。” 苏共中央的信威胁说，“更加使我们和其他兄弟党不安的是波兰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攻势已在威胁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利益，威胁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一体化和边界安全。是的，威胁到我们的共同安全。” 这封信强调说，“我们认为，尚有可能不使问题陷入最糟糕的境地，尚有可能避免民族的灾难。”“问题在于要动员社会上的一切健康力量反击阶级敌人，同反革命势力展开斗争。而这首先要求党本身，要求党的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具有革命决心。是的，这是对领导的要求。时不待人。党能够而且应该振奋起来，力挽事态的进程，并在波党‘九大’之前就把局势引上正轨。” 苏共中央在信的末尾重申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所宣称的话：“我们不会置社会主义的波兰、兄弟的波兰于灾难中而不顾，不会听其任人欺凌。”

第6版()专栏：短评 对南亚和平的贡献 印度外长纳拉辛哈·拉奥访问巴基斯坦，同巴基斯坦外长阿迦·夏希进行了会谈，加深了对彼此观点的了解。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表示，“双方同意每个国家为了自卫有权获得武器”。双方还决定扩大两国间的合作，这就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双方也取得了一致或接近的观点。印巴两国外长会谈取得这些成就，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印、巴两国是南亚地区山水相连的近邻，同属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两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各自的国家。改善两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存在着某些分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外部势力却总是力图利用这些分歧挑拨破坏两国关系，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值得赞赏的是印、巴两国政府警惕这种挑拨，都表示了建立睦邻关系的愿望。在这次访问期间，印度外长拉奥认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应该忘记带有激情和关系紧张的过去，并且宽宏大量地展望未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表示，“巴基斯坦希望同印度建立十分良好的友好关系”。双方这种良好的愿望，显然是这次会谈获得满意结果的根本原因。 印、巴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努力也反映了南亚各国人民要求增进团结、加强合作的愿望。在孟加拉国政府的倡议下，经过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今年4月下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七国外交秘书在科伦坡会晤，商讨区域合作事宜。这在南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南亚国家加强团结合作，不仅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超级大国在印度洋、波斯湾地区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入侵阿富汗积极推行南下战略；这就使南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南亚地区有影响的国家，能够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增进友好合作，无疑是对南亚以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第6版()专栏： 美法日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 本报讯 连日来，美国、法国和日本先后对波兰局势的新发展表示关注，要求苏联不要干涉波兰。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顾问米斯7日在同美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的记者谈话时说，美国正在“非常仔细地注视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并“希望”苏联不要进行干涉。 米斯说，“我们认为苏联在波兰进行的任何干涉都是令人最担心的问题。”他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我们将认为不得不同我们的盟国一道采取适当的行动。” 他但愿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9日警告苏联不要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 他重申：“不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的原则是一个基本原则。对这一准则的任何违反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日本官房长官宫泽10日下午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勃列日涅夫给波兰党的信是“公开发出警告”，因此，“看来形势不容乐观”。共同社说，日本政府重视波兰形势的日益紧迫的事态，并对今后形势的演变感到担忧。《读卖新闻》11日刊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判断，“波兰形势到了极其严重的阶段”，所以加强了对波兰形势的警惕，其原因之一是“苏共中央给波兰的信，内容空前地严厉。”

第6版()专栏： 齐亚·哈克总统对印度记者说 巴希望和印建立互相尊重的友好关系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9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齐亚·哈克总统今晚在拉瓦尔品第说，巴基斯坦希望和印度有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齐亚·哈克是对随印度外交部长纳拉辛哈·拉奥前来访问的印度记者发表这番谈话的。他说，34年当中，巴、印两国关系中波折很多。两国曾打过三次仗。现在“我们希望摆脱同印度的紧张关系”。 齐亚·哈克对印度记者说：“我们没有和印度进行竞争，我们有自己的位置。印度也有它自己的位置。印度在这一地区是一个较大的国家，它必须发挥它的作用。没有任何人不愿让印度发挥它的作用。” 齐亚·哈克指出：“但是，巴基斯坦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诚意和互相尊重的牢固的基础之上。我们准备奠定这种基础，也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回答。” 齐亚·哈克说，拉奥在巴基斯坦的会谈是“非常有成果的”。他希望这种“非常坦率和自由交换意见”的会谈能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他说，巴基斯坦没有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尽管我们不承认阿富汗的现政权。但是我们当然是同情自由战士的”。 印度记者问：来自苏联的威胁是否是巴基斯坦从美国购买武器的原因之一？ 齐亚·哈克回答说，所有国家都必须保卫它们的边界。今天，巴基斯坦不存在来自北方的威胁，那里是我们非常友好的国家——中国。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也是很友好的，巴伊边境实际上没有驻军。但是巴印边境双方大军对峙。 他说，巴基斯坦拟从美国获得武器是为了加强国家的防御，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侵略企图，只是要保卫自己的安全”。

第6版()专栏： 各国政府继续谴责以色列侵略行径 综合新华社消息：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政府机构近日来继续谴责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的野蛮侵略行径，并坚决声援和支持伊拉克。 黎巴嫩总理瓦赞说，“以色列的目标是控制阿拉伯世界”。瓦赞呼吁全体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 约旦首相巴德兰说，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空袭在政治、军事和地理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苏丹外长穆巴拉克发表声明说：“现在是为确定我们能起的作用和义务该坐在一起制订一项统一的阿拉伯战略的时候了。这是对抗以色列侵略者的唯一方法。” 土耳其外交部长蒂尔克门9日说：“土耳其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地区的严重局势作出相应的决定。” 塞浦路斯政府发言人说，以色列的这一行径更增加局势的危险性，将对和平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 阿曼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呼吁一切国际力量共同努力来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行动。 阿拉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呼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以色列继续进行类似这样的袭击。 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说，塞内加尔政府坚定不移地声援伊拉克人民和政府为巩固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重申与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并给予最充分的支援。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赞比亚强烈谴责这一野蛮罪行，支持伊拉克人民的事业。 尼日尔总统孔切说，尼日尔人民对以色列的这一新罪行表示愤怒，并予以严厉谴责。 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说，马达加斯加人民和政府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 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姆斯·哈克在一项声明里说，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不仅威胁中东，也威胁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斯里兰卡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各国对这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给予适当处置。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说，以色列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的爆炸性局势，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新加坡副总理兼外长拉贾拉南指出，以色列的挑衅行为应当受到谴责。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谴责以色列“无视国际法规和蓄意恶化中东局势。 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说，以色列所奉行的“弱肉强食”的政策是西方所不能容忍的。 西德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以色列的空袭行动给多事的中东带来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危险。

第6版()专栏： 霍梅尼授权联合参谋部行使总司令职责 巴尼萨德尔总统从前线回到德黑兰 新华社德黑兰6月11日电 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领袖霍梅尼今天清晨发布命令，授权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行使总司令的职责。 命令说，在任命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之前，由联合参谋部根据霍梅尼所授与的权力，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和职责。 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昨天接受了中央银行行长诺巴里的辞呈，诺巴里是由巴尼萨德尔任命为中央银行行长的。他是巴尼萨德尔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和坚定的政治支持者。 根据伊朗议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总统再也没有任命中央银行行长的权力，提出这项法案的拉贾伊总理说，诺巴里没有同他合作。 新华社德黑兰6月11日电 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今天上午从伊拉姆和霍拉姆沙赫尔前线回到德黑兰。 昨天晚上，巴尼萨德尔已经被霍梅尼解除了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他暂时对这一事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应。 据波斯通讯社另一条消息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司令员们今天上午会见了伊马姆霍梅尼。目前德黑兰的局势是正常的。 另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参谋指挥部昨天晚上发表一项公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人员将按照伊斯兰革命领袖伊马姆霍梅尼的指示，根据宪法和伊斯兰共和国制度的规定来全力执行他们的任务。”

第6版()专栏： 美国务卿黑格一行启程来华 新华社华盛顿6月10日电 美国国务卿黑格及其夫人今晚离开这里前往中国进行访问。陪同黑格访问的有：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以及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12名官员。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林兆南在安德鲁军用机场为他们送行。今天上午，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已经离开华盛顿回国。他将在北京迎接黑格一行。

第6版()专栏： 瑞典国王接见我进修的科学工作者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10日电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今天在王宫接见了在这里进修期满即将回国的30名中国科学工作者，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国王说，进行科学和技术的交流对瑞中两国都是有益的。他表示希望促进两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友好合作。 接见时，中国驻瑞典大使曹克强在座。

第6版()专栏： 贝京叫嚣轰炸有理 伊拉克严加驳斥 本报讯 6月7日，以色列出动飞机，悍然对伊拉克的核设施进行了猖狂的轰炸，激起举世公愤。然而，贝京顽固坚持其罪恶立场，横蛮地为它的侵略行径辩护。 在轰炸伊拉克核设施的第二天晚上，贝京振振有词地声称，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即将投入运转，“以色列将成为原子弹轰炸的唯一目标”，所以不得不采取轰炸行动。他承认，这次轰炸早已设想了好几个月。第三天，贝京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嚣，“如果伊拉克再次设法重建核反应堆，以色列将利用它拥有的一切可能摧毁那座反应堆”。 贝京的诡辩和叫嚣，遭到伊拉克和有关方面的驳斥。伊拉克外长哈马迪9日说，以色列的空袭破坏不了伊拉克把各种建设计划进行下去的决心，“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他强调，伊拉克的核设施是为了和平用途，而且接受国际视察。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埃克隆德也证实，伊拉克核设施是用于和平目的的。他说，今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过伊拉克的反应堆，没有发现任何不符合1968年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活动。伊拉克是该条约的签字国之一。埃克隆德认为，以色列的这次袭击使整个国际核保障体系都受到威胁。 由此可见，贝京关于伊拉克核设施对以色列造成“威胁”因而“被迫”采取轰炸行动的言论，纯属谎言，不堪一驳。

第6版()专栏： 伊朗前副总理恩蒂扎姆被判无期徒刑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11日电 伊朗前巴扎尔甘临时政府副总理、政府发言人恩蒂扎姆昨天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书指控恩蒂扎姆参与反对“神学家统治”的阴谋、帮助前政权官员逃离伊朗、并与敌人保持秘密联系和递送情报。 恩蒂扎姆是一年多前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后被捕的。 前总理巴扎尔甘在出庭作证时说，恩蒂扎姆与外国官员接触，都经过临时政府或他本人批准，审判恩蒂扎姆就是审判临时政府。

第6版()专栏： 美国暂停向以色列提交四架军用飞机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0日电 美国国务卿黑格今天说，里根总统已下令暂时中止向以色列交付四架Ｆ—16型战斗机。 黑格在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帕西的一封信中说，鉴于以色列在6月7日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提供的Ｆ—15和Ｆ—16型飞机，可能已经发生了“在实际上违反”美以在1952年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的行为，因此，在政府继续同以色列方面进行讨论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里根总统已经下令暂时中止原定于本周内向以色列交付的四架Ｆ—16型飞机。 这是美国第一次暂停向以色列提交武器。

第7版()专栏：新闻分析 日本扮演“政治大国”角色的新动向 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反映了它要在亚洲以至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外交战略意图。铃木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是，注意从战略角度考虑，对国际争端进行“政治介入”，对一些局势紧张的地区展开“政治性、战略性的经济援助” 吴德烈 随着苏联加紧在东南亚和波斯湾地区侵略扩张，日本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正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竭力改变过去“泡在浴缸里打算盘”的那种只抓眼前“商业利益”的作法，突出对外政策的“政治性”，要把日本同东盟各国 的关系扩大到政治、外交、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这是同日本使 自己从一个“经济大国”发展到“政治大国”、在亚洲以至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意图相符的。 铃木政权在外交政策作法上明显的特点是，注意从战略角度考虑，对国际争端进行“政治介入”，对一些局势紧张的地区展开所谓“政治性、战略性的经济援助”。 日本舆论界认为，目前越南在苏联支持下进行的侵柬战争，以及苏越在东南亚的渗透、扩张，严重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本政界人士最近第一次公开指出：越南在南海海面已构成对日本的“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日本的外相、农业相、通产相和财界领袖先后出访东盟五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们都明确支持东盟各国所采取的对越政策，坚决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面对越南入侵泰国的严峻形势，铃木首相曾警告越南，反对它再进犯泰国边境。日本不断增加了对泰国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去年它给泰国的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比以前增加了一倍。 对于建立柬埔寨抗越联合阵线的问题，日本政府已表明将同东盟国家采取“一致立场”，并支持东盟各国之间加强协作和团结。日本还鼓励东盟国家增强自己的防卫力量，赞赏他们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共同设想。在推进“太平洋经济圈构想”方面，日本也期待着东盟国家的支持和参加。5月中旬，铃木首相破例亲自用电话分别向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五国领导人通报了日美首脑会谈和日美联合公报的内容。这是铃木作为一国首脑第一次在访美后向东盟国家采取的行动。目前，日本正在争取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日本政界人士佐佐木更三在东京举行的柬埔寨问题第二次国际会议上指出，柬埔寨问题决不是地区性的个别问题，应该根据联合国大会两次通过的关于要求越南撤军、让柬埔寨人民实行民族自决的原则加以解决。铃木首相曾经明确表示，“在柬埔寨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之前，对越南的经援不会解冻”。这表明了日本人民的心愿，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最近，园田外相在东京会见英蒂丽时又一次表明，日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将在联合国为维护民主柬埔寨的代表权而努力。为给予目前正在柬埔寨组织的解放力量联合阵线以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东盟各国将在马尼拉召开外长会议。届时，日本政府也将派代表参加。日本外务省还为参加预定于7月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作准备工作。 日本对东盟国家积极推进政治外交的同时，在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合作关系也继续扩大。日本和东盟国家达成协议，将建立“东盟国家育才中心”，本部设在日本冲绳，在东盟各国设置分支机构，从1982年起分三年建成，以便通过教育、医学和农业等方面的研习，满足这个地区培养建设人材的要求。 日本为什么注重同东盟各国的政治合作关系？对于日本来说，东南亚形势的安危，关系到它的国家安全与繁荣。日本进口的石油近17％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天然橡胶、锡几乎全部依靠东南亚。马六甲海峡更是对日本意义重大的海上通道。日本对外贸易货物量的40％，其中包括进口石油的80％，要经过这个海峡。因此，保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日本对外政策上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也期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与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作用”，支持东盟各国对柬埔寨问题的合理主张。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一些舰只被抽调去印度洋水域维护石油运输通道，日本周围地区出现了海上防务力量的“真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作为“西方一员”，在这次日美会谈中表示在防务上要同美国“适当分工”。在西方对苏战略上感到薄弱的地区加强“战略性的援助”与合作。 综观目前日本的对外政策，今后日本同东盟国家之间将继续朝着防止苏越扩张的方向发展，政治、外交及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将会有更大的增进。

第7版()专栏：读者之声 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 5月8日《人民日报》七版介绍罗马尼亚道德法规的报道，把遵守道德法规作为选拔干部的一个条件，读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细想想，他们的这种做法确实是很值得借鉴的。社会道德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共同法规，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作为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理所当然的应该是遵守社会道德的表率。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当作“小节”而忽视。致使有的同志给别人讲起遵守社会道德来头头是道，而自己却不去实行之；甚至有极少数同志，纵容和包庇子女、亲属欺压邻里、破坏社会道德，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试想，一个被誉为“人民勤务员”的革命干部，如果连要求每个公民都必须做到的事情自己都做不到，还谈得上什么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又何以谈得上当好人民公仆？！ 以我所见，我们要求干部应是德才兼备的“德”，应该把遵守社会道德也包括进去。各级干部都应自觉的按照这个条件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遵守社会道德的模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也应该把遵守社会道德，作为培养、选拔、考核干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以便通过用广大干部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建立起更良好的道德风气。辽宁 金铃

第7版()专栏：读者之声 建立道德法规很有必要 我觉得，罗马尼亚制订道德法规衡量人们的工作、生活与思想，是个好办法。 道德法规反映出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即不仅仅发出一般性号召，而是制定具体条例，形成制度，甚至立下法规，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精神面貌上也和资本主义国家有根本的区别。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有必要建立一种对全体社会成员有约束力的道德法规。这种道德法规，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但那主要是对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的，除了党内的《准则》之外，很有必要制订一项适用于全国人民的道德法规。河南 郝书成

第7版()专栏： 尼日利亚的建设蓝图 ——第四个发展计划简介 不久前，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沙加里宣布的1981—1985年国家发展计划是共和国独立以来的第四个发展计划。 计划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充分利用本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减少对外依赖程度，用石油收入发展经济，扩大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第四个发展计划中，农业处于优先的地位。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约13％，农业年增产率为4％。尼日利亚南濒几内亚湾，沿海为肥沃平原，乍得湖盆地沃野千里，有着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全国已有耕地3，500万公顷。油棕、可可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花生、棉花、橡胶生产也素享盛名。 但近年来粮食不能自给，每年缺粮约260万吨。为扭转这一状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对农业企业免征所得税，免税进口农业机械，廉价向农民出售拖拉机，允许外资在农业企业中占有60％的股份，为农户提供优惠的短期和中期贷款。此外，在五年计划期间将建设一个以生产农具为主的国家机械化中心和建立285个农业服务中心，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杀虫剂、农机具等。计划垦荒25万公顷，打井1，500眼，增加灌溉面积140万公顷。 为减少工业品的进口，政府鼓励扩大现有工业，发展钢铁、石油化工、液化天然气、氮肥、水泥、制糖、纸浆等，改变目前以石油生产为主的单一状况。政府还致力发展电力、供水和通讯部门。在交通运输方面，将修建公路三万公里，建设从哈尔科特港至阿贾库塔钢厂的铁路，扩建海港以及购买四架中程飞机等。 在教育方面，强调优先培养国家建设急需人材。除对拉各斯的亚巴联邦技术学院进行扩建外，将新建六所联邦技术学院，使全国19个州各拥有一所综合科技学校、一所技术学校、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和一所大学，还将开展扫盲运动。 计划对于人民生活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给予关切。住房投资达10．5亿奈拉。联邦住房和环境部每年在每个州负责建造住房2，000套，提供给低收入者。 尼日利亚以非洲“石油巨人”著称，1979年产油1．14亿吨。国家收入不断增加，1980年底，外汇储备达92．5亿美元以上。石油收入是国家发展计划资金的可靠保证。 世华 永玉（附图片） 尼日利亚最大的海港拉各斯港 新华社记者摄

第7版()专栏：突尼斯通讯 今日比塞大 本报记者 柯月霖 张启常 比塞大是突尼斯北方地中海畔的重镇，也是独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基地。它是殖民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最先占领的突尼斯领土，也是殖民主义者最后撤出的据点。殖民统治时期，比塞大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基地，唯一的工业便是为占领军服务的一家修船厂。1956年突尼斯获得独立后，殖民主义者仍然赖在比塞大不走。经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殖民军队终于被迫在1963年10月15日全部撤出了比塞大。 突尼斯朋友带我们去参观比塞大烈士纪念碑。这座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座落在一片高地上，是为纪念在收复比塞大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而建的。碑基上的大型浮雕形象地再现了突尼斯军民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动人情景。纪念碑前，一个个白色的墓碑，更增添了肃穆气氛。每年，突尼斯人民都要来这里凭吊。 独立以后，突尼斯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比塞大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企业，使它成为面向全国的工业基地。1963年，在这里建成了突尼斯炼油工业公司。1964年，机械和船舶制造公司建成投产。1965年，富拉德钢铁公司宣告落成，主要产品是建设工厂和住房所需的钢架和钢筋。此外，还建设了水泥厂、发动机厂、变压器厂、轮胎厂、耐火砖厂、陶瓷厂、家具厂和家庭电气厂以及二十多个纺织企业。至于突尼斯—比塞大高速公路和比塞大运河活动桥，更是独立后完成的两项重大的基建项目。 突尼斯炼油工业公司是突尼斯唯一的炼油公司，完全由本国人管理。近几年来，这个厂的实际炼油能力已达到设计能力的110％到160％。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工厂还将进一步扩建。到1984年底，该厂的年炼油能力将提高四倍多。 比塞大是个得天独厚的省份。不仅工业发达，而且雨量较多，水利资源丰富，因而也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地区。比塞大省目前正在大兴水利。位于若米内河上游的若米内联合水利工程，包括库容量为7，400万立方米的若米内水库以及两条水渠，正在紧张施工。这些水利工程完成后，不仅能解决本省的饮水问题，还可向首都、邦角、苏斯和斯法克斯等地供应饮水，并能新浇农田6，000公顷。由于有了水源，将在水库附近地区种植大量甜菜，并在马特尔建设一座糖厂。此外，在下一个五年计划（1982—1986年）期间，还将新建五座水坝，这将进一步促进全省农业的发展。 在谈到比塞大今后的发展时，省政府秘书长阿布代拉乌夫·塔伯卡不无遗憾地对记者表示，过去重视了这里的经济建设，而忽略了旅游业。其实，比塞大的旅游条件也是满好的。这里有许多历史性建筑，既有安达卢西亚文化的遗迹，也有十九世纪的港口、西班牙式古城堡以及大大小小的清真寺，特别是还有200公里长的海滩。优美的风景和山林野味也吸引着广大游客。政府计划在高尔尼什建设一个旅游中心，还将同外资合作，在加尔迈勒赫建设另一个旅游中心，那里的波尔托—法利纳湖，十九世纪时是海盗出没之处。今后将在湖上建设房子，出租服装，使游客可在那儿体验当年海盗们的生活。这一项目完成后，将使该省再增加1 ．5万个床位，并且至少可使7，000人就业。看来，比塞大省的旅游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在归途中，当我们的汽车刚刚驶过比塞大运河的活动桥，便见那大桥渐渐地向空中扬起，酷似一门大炮指向天空。一艘轮船正在运河中通过，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宛如一幅水彩画。突尼斯人民正同这艘航船一样，在乘风破浪地前进。

第7版()专栏： 马尼拉的“公园音乐会” 华克放 地处热带的马尼拉，四季如夏，但到了傍晚，太阳西坠，海风袭来，使人们顿觉精神清爽。 近几年来，在菲律宾人类安置部长、马科斯总统夫人的推动下，菲律宾文化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公园音乐会”。每逢周末的傍晚，星期五在“普埃塔瑞尔公园”，星期六在“帕科公园”，星期日在“黎刹公园”，人们可以不用花钱，在美丽的公园里，挑个地方坐下来，欣赏“公园音乐会”的演出。这些演出的经费，是由菲律宾一些著名的公司和企业资助的。 马尼拉的周末“公园音乐会”，节目安排得相当丰富多彩，有马尼拉交响乐团演奏世界名曲，有著名歌唱家演唱菲律宾民歌，有应邀来访的外国音乐家和团体的客串演出，也给初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和业余文艺团体提供登台的机会。每逢重大节日，即使不是周末，“公园音乐会”也安排专场演出。譬如在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纪念日，你可以看到歌颂黎刹的歌剧和配乐朗诵，这时台上台下歌声一片，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公园音乐会”的节目主持人，不仅报告节目，还根据演出的内容，介绍世界著名音乐家的时代、生平和创作，介绍某种乐器的历史发展和特点，有时还从台上下来，让观众即席发表对演出的观感和评论。这种普及音乐的方法，可以增长人们的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欣赏能力。如有来访的外国艺术家演出，节目主持人常常简要介绍该国文化艺术成就和发展概况，以促进菲律宾人民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我国广播民族乐团和中央芭蕾舞团就曾在“黎刹公园音乐会”作过小型演出，与数以千计的普通菲律宾观众见了面，他们的演出受到了热烈的鼓掌喝彩。 马尼拉的周末“公园音乐会”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不仅受到菲律宾人民的欢迎，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在演出的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作实况转播。即使刮风下雨，“公园音乐会”也不能间断，因为爱好音乐的人们会打着伞在雨中观看，而且还有好多观众在家里等着看电视呢。（附图片） 图为马尼拉的“公园音乐会”吴帆摄

第7版()专栏： 机载电子自动气象测量仪 美国国家气象局不久前，设计一套测量气象用的机载电子自动气象测量仪，它设置在经过改装的大型客机上，目前已经开始使用。 装设机载电子自动气象测量仪的飞机外形很奇特，机头前方伸出一种奇妙的气象测量仪器，犹如金枪鱼的尖嘴，机上还设有探测台风中心的雷达（见上图）。 据报道，装设机载电子自动气象测量仪的飞机，与地面的气象台、站不同，它可以随着需要飞在高空进行测量，比地面的气象台、站要灵敏而准确得多。特别是探测台风中心的正确距离、方位等，不单比地面气象台、站探测得远，而且也比较精确。地面气象台、站尽管也使用雷达，一般最远不过在五百公里以内的范围。如果使用机载电子自动气象测量仪探测，飞机可以接近台风的中心地区，又可从高空探测。因此，它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比地面气象台、站要优越得多。 浦山（附图片）

第7版()专栏： 访加拿大一个自产自销的苹果园 张治平 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驱车来到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苹果园，只见树上果实累累，树下人来车往，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农业大学的毕业生、第六代果农斯科特·罗伯逊告诉我们，一百多年来，他家祖祖辈辈与果园相依为命，同农田共存共荣。到如今，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服务的品种日益增多。目前，他除了经营50英亩（1英亩折合6．07市亩）果园、35英亩苗圃以外，还在115英亩的土地上播种了大量的玉米和南瓜。不过，一年到头，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那1，500株苹果树上：剪枝、锄草、喷药、施肥，每隔七天还要浇一次水。所有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来管。当然，他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子女间或也助他一臂之力。到了秋收大忙季节，硕果满园，他一个人实在无法应付时，就只好雇用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和附近学童来替他解围了。 按照春天签订的合同，他把50％的苹果卖给本省的水果批发商，其余的苹果则全部放在他自己的冷藏库里储存起来。从秋到春，罗伯逊还得亲自掌管销售部；当然，在这方面，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得力的助手。他们把苹果分成一、二、三级，按质论价。住在附近一些城镇的居民乃至首都渥太华的市民常常驱车前来购买，从早到晚，顾客盈门。他们还把质量稍差一点的苹果挑出来，作为加工苹果汁的原料。 “苹果汁加工部就在隔壁，欢迎参观。”罗伯逊说罢推开角门，原来从销售部到加工部只不过是一步之遥。我们看到一位老工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把一堆一堆的小苹果冲洗干净，然后通过一条传送带把苹果送到一个低温、高压的容器里面去。稍候片刻，只见青翠的苹果汁徐徐流出。 罗伯逊高兴地说：“顾客到我这里，不仅可以买到新鲜的苹果，而且还可以带回冰镇的苹果汁。人们之所以愿意到我这里来买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不过是几个大字：物美价廉。” 看来，罗伯逊的生意如此兴隆，这同他把农工商三者融为一体，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不无关系。

第8版()专栏： 忘我者永生 二马 董老在他七旬寿辰之日，曾以苏东坡的诗“我似老牛鞭不动”为韵，写过五言绝句七首，其中之一是谈参加革命和忘我精神的：“出身旧家庭，世网重重裹，冲决诸网罗，首要在忘我。” 董老说的这“忘我”二字很有分量。它是衡量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标志。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大后方》中，女共产党员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被选为党委书记以后，她的母亲、老共产党员瓦尔瓦拉对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既然选了你，你首先就得把这个‘我’字藏得远一些，作你这种工作，‘我’这个字，象在字母表上一样，是最后一个字母。至于‘我们’那就不同了。”可见，有“我”存在，又要忘“我”，这对革命者来说是很自然的。革命者的“我”，是为革命事业而存在的，应该“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党和人民的利害得失，就是“我”的利害得失。“我”的前途，是和党的整个事业连在一起的，“我”的幸福，是溶汇在亿万人民幸福之中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因此，在革命者心目中，以党的目标、利益作为“我”的目标、利益，革命的目标和利益高于一切，高于“我”之上。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可以丢掉“我”的一切私心杂念，做到高度的忘我，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英勇卓绝的斗争锤炼而成的无价之宝，也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只活了22岁的雷锋，就是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忘我者。他在闪闪发光的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言行一致的雷锋，这样说了，也这样做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雷锋的形象之所以高大，也正在于他真正做到了“忘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于利己者的厄运和忘我者的不朽，曾有过十分深刻的描述。他说：“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又说：“利己的人最先灭亡。他自己为自己而生活。如果他没有了这个‘我’，那他就无法生存了。”“但是人如果不为个人活着，而把自己溶化在社会里，那便很难杀死他；因为想杀死他，必须杀死周围的一切，杀死整个国家，整个生活才行。我已经部分的死亡了，但我的部队还健壮。”是的：“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而忘我者是不会死的。雷锋肉体的生命虽然终止了，但他那大公无私的忘我精神，却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激励和鞭策着后来人前进与奋斗。

第8版()专栏： 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 熊家斌 胡蔷 亲爱的朋友，你若问我们生活、工作在畹町这么多年，这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是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 是的，畹町这个祖国西南的边关重镇是美丽的。它那崭新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多么优雅，它那两国边民互市的情景多么动人，它那从竹林间飘洒出的傣家小伙的笛音多么好听，然而，最使人感到振奋、受到鼓舞的，却莫过于高高飘扬在畹町桥头的那庄重威严的五星红旗。 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暮降晨升，每天每日，都是它，首先迎来东方的黎明！ 畹町，在傣语中是“太阳当顶”的意思；然而长久以来，它却沉浸在漫漫黑夜之中。它真正成为“太阳当顶”的小镇，是从五星红旗插到畹町桥头那天开始的。 年近古稀的“老畹町”们，谁也不会忘记当年的军代表，现已光荣离休的老书记，因为就是他，抱着“解放全中国”的坚强信念，带着满身的战火硝烟，投入南下大军的洪流，挥戈驰骋入滇西，亲自带着一营战士，接收了这个边陲重镇，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了畹町桥头。从此，畹町各民族人民才看到了太阳！他们全心护卫着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他们热爱伟大的党。在党的领导下，在红旗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历程中，他们不断向前迈进！ 最使畹町各族人民难以忘怀的，是1956年12月15日这一天。从季节上说，当时正值隆冬，然而畹町人民心里的春天却提前到来了。那天，天空似乎格外蓝，青山似乎格外秀，空气似乎格外清新。迎风飘扬着五星红旗的畹町桥头，各族人民身着节日盛装，尽情地把象脚鼓敲得震天价响，将铜鋩锣打得异样的欢。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了。他神采奕奕地陪同着友好邻邦的贵宾，由境外前来参加联欢的盛会。当总理踏上阳光灿烂的祖国大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面对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庄严、恭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 热烈欢迎外宾的入境仪式刚结束，周总理便走到一列边防军战士面前亲切地问候，又到各界代表的队伍前祝好。总理慈祥地抚摸过两个红领巾的头，问了一个傣家姑娘的名字，一个景颇老人的年龄和一个崩龙干部的生活。“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总理好，总理更辛苦！”领袖和人民亲密无间，好象一家人一样。这给边关小镇带来了无比的欢乐，给予了各族人民莫大的鼓舞！ “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时期，畹町这边关小镇也蒙上了阴影。聚居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内心焦急，海外侨胞也感到忧虑。一位经常来往畹町的老华侨，曾满怀深情地对边防战士说：“我每次回来，一眼看到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就象孩童看到了母亲一样，感到无比温暖。但愿代表祖国的五星红旗，永不褪色，永远鲜艳！” 历史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如今，畹町桥头的五星红旗更加光彩夺目了。在飘飞的红旗下，畹町人民正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改变着家乡的容颜。看吧：那成片成林的橡胶树和柚木树的浓荫盖满了荒山土岗，那界河边的田畴上麦苗吐翠，稻谷溢香。看吧：整洁的街道两旁楼房矗立，那是外贸公司，人民医院，幼儿园和学校，佳节到来，满面春风的各族人民，便和归国华侨、边民一起载歌载舞，欢聚一堂…… 那位曾为祖国担忧的老华侨又来探望自己的母亲了。当他看到畹町桥头那面经过狂风暴雨的洗涤依然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止不住热泪泉涌，激动地大声说：“自豪吧，祖国！母亲！”

第8版()专栏： 教师的爱（外二首） 浙江台州师专 陈哲敏清晨，我爱听，小鸟早读噪喧般的声音，渴望中有一股天真。黄昏，我爱瞧，小鸟归巢活泼泼的翅影，放学了，彩霞般飘拂的衣襟。呵，教师，粉笔染不白一颗常绿的童心。 帆作文簿，船的风帆。文字在这里编队，驶向智慧的彼岸。呵，教师在孩子心海里，你就是蓝色的风，你胸中环抱着宁静，美妙的港湾。 标杆粉笔、标杆，一支支，记录着生命的足迹。

第8版()专栏： 野菜谣 张涧春阳融融麦青青，我带儿女走出城，拿着铲子挎着篮，和风送我上田埂。先教儿女识野菜，再讲旧时春日景；春三二月挖野菜，吃了菜叶再吃根……。篮内装满苦苦菜，还有蓟菜嫩生生；苦菜苦呵蓟菜甜，尝苦方知甜味浓。儿女平时甜太多，何为苦涩皆不懂；今日田野一堂课，但愿他们记一生……

第8版()专栏： 苏州拙政园〔水彩〕谭云森

第8版()专栏：文艺随笔 “朦胧”的断想 吴战垒 淡月朦胧，是美的一种境界；皓月千里，也是美的一种境界。对此可以各有会心，但不必任情抑扬。 朦胧美是存在的，但朦胧有真幻之分。老子说过：“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惚中有物在，是说看似朦胧而有内涵，因而并不流于虚幻。 秦少游《踏莎行》词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楼台和渡口都迷失在雾月的朦胧之中，但它们只是隐没而己，并没有真的消失。透过浓重的迷雾，美的问津者仍然可以找到理想的桃源胜境。 另一种朦胧，却如海市蜃楼，虽然依稀可见楼阁参差，却终不免为虚无缥缈之境。用朦胧的迷雾来遮掩一无所有的空虚，美的探索者也终于一无所获，怅然而返。 苏东坡《水龙吟》词咏杨花，起句为：“似花还似非花”。不妨借来略加生发：诗的意象也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者说是朦胧与清晰的对立统一。苏东坡还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作诗不可太拘执，有几分朦胧，反而有蕴藉之致，显得风神绰约。谭复堂论词，有云：“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读诗也不可太拘执，有几分朦胧，正可驰骋想象，进行欣赏的再创造。 诗可以随人深浅，各有所得。但“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只要不是舌苔厚腻者，各人品味的感觉总大体相似。只要朦胧的意象中，有其真实的内涵在，具眼的读者决不会视而不见。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赏诗者常有此感。“可意会”者，心知其意也；“不可言传”者，诗意曲折微妙，非言语所能尽也。可见读者的心还是与诗相通的。有人说：“诗何必一定要人懂！”不妨反问一句：“诗何以一定要人不懂？！” 倘若做诗一味以朦胧为能事，以不求人懂为上乘，那末诗的知音最终将只剩下诗人自己。这与其说是诗神的凯旋，还不如说是诗人的悲哀。 “我的诗是写给未来的人们读的，现在的读者不懂，是他们的耻辱。”有的诗人心安理得地说。 不怕冒渎，我愿意抄录鲁迅先生的两句话作为奉答：“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

第8版()专栏：新书架 江苏出版一批革命回忆录 江苏，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在党的领导下，江苏人民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模范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结合江苏特点，约请曾经在江苏工作和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撰写了《周总理与故乡》、《陈毅在大江南北》、《抗战之春》、《决战淮海》、《百万雄师下江南》、《长风扫敌顽》和《回忆红十四军》等七本革命斗争回忆录。 在这批革命斗争回忆录中，《周总理与故乡》，描写了周恩来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关心故乡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成长的情况，反映了解放后周总理关怀淮安人民的具体事迹，记述了他对亲属严格要求、加强教育的动人情景。在《陈毅在大江南北》里，作者管文蔚同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亲切地回忆了陈毅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坚持革命原则，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情景。《抗战之春》则是陈毅、粟裕等同志对当年难忘的战斗历程的回顾。 《决战淮海》和《百万雄师下江南》反映了发生在江苏的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情况。这两本书的作者，大多是亲身参加过两个伟大战役的我军高、中级指挥员，如李达、张震、聂凤智、鲍先志等同志，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战斗英雄和支前民工等。 《长风扫敌顽》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江苏省淮阴地区的斗争情况。这本书的作者，不少是革命战争年代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刘瑞龙同志写的《回忆红十四军》，重点叙述了红十四军诞生、成长、发展以及失败的经过，还回顾了红十四军失败后，党为了坚持和恢复通海、如泰革命阵地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这些革命斗争回忆录，不仅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具体的材料，而且为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王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