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开庭公审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江华宣布开庭后，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由法警押送到被告席上　黄火青宣读起诉书，八百多名代表旁听，对这伙反革命元凶的滔天罪行表示无比愤慨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今天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下午三时，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后，江青等十名被告一个个由法警押送到被告席上。 在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起诉书指出，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列举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犯有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之后指出，他们所犯的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特别检察厅确认，十名主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法庭正中，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旁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面是特别法庭的全体审判员。坐在他们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审判席的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霈、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马克昌。 起诉书宣读完毕，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判的被告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判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江华还向被告人宣布：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随后，庭长传令把被告人带下去。 下午五时二十分，庭长宣布休庭。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共八百八十人，旁听了今天的审判。他们当中许多人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受害者。他们专注地听了起诉书中指控的江青等十名主犯的滔天罪行，对这一伙反革命元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空前深重的灾难，表示无比愤慨。 在审判过程中，旁听代表将分批轮换出席旁听。 特别法庭设在北京正义路一号。（附图片）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新华社记者摄 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①江青②张春桥③姚文元④王洪文⑤陈伯达⑥黄永胜⑦吴法宪⑧李作鹏⑨邱会作⑩江腾蛟 上图：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左图：辩护人席。　　新华社记者摄 左图：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特检字第一号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终结，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71年9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1976年10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 （一）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1967年1月23日，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 1967年1月22日，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它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4月，张春桥在上海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1967年到1975年，张春桥在上海和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夺权，提出“改朝换代”，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二）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1966年8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8月13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8月14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北京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蒯大富于12月25日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1967年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于1967年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1967年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江青于1967年5月至10月，擅自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天津市居民（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杨承祚被折磨致死，王广恩也被迫害致死。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对专案人员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手”，“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江青、谢富治为了诬陷王光美是“特务”，还指使对病势垂危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进行刑讯。张重一被折磨致死。为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他们对1927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1929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 1967年9月25日，丁觉群在狱中就申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孟用潜从1967年6月15日至1969年3月18日，在狱中先后二十次书面声明，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但丁觉群、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许上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三）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被诬陷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先念、陆定一、罗瑞卿、陶铸、叶剑英、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 被诬陷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 肖劲光、粟裕、肖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方、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 （四）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利用1967年11月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阴谋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1968年4月28日和8月19日，他们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等时，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1968年12月，谢富治、赵登程等在追“后台”中，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直到1969年8月21日，谢富治还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 （五）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于1968年8月23日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中有：刘澜涛、王从吾、钱瑛、刘锡五、帅孟奇、李运昌、王维纲、杨之华、李士英、李楚离、马明方、龚子荣、陈少敏、方仲如、刘亚雄、张子意、王鹤峰、刘慎之、李培之、周仲英、陈鹏、陈曾固、郑平、薛子正、高克林、吉雅泰、王世英、丘金、吴溉之、马国瑞、张鼎丞、吴德峰、张稼夫、廖苏华、龚逢春、李景膺、肖华。 （六）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于1968年8月27日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六十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其中有：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委员陈少敏、杨之华、帅孟奇、赵毅敏、钱瑛、刘亚雄、李达、徐立清、王世泰、胡子昂、刘澜波、徐冰、徐子荣、张经武、杨尚昆、李延禄、韩光、梅龚彬、王昆仑、南汉宸、龚饮冰、曹孟君、史良、唐生智、孔原、胡耀邦、谢扶民、罗琼、吴冷西、张苏、武新宇、马纯古、俞霭峰、刘长胜、古大存、周礼、赵寿山、胡愈之、胡乔木、梁思成、童第周、叶渚沛、陈其尤、王维舟、叶剑英、林锵云、郭健、杨蕴玉、华罗庚、赵忠尧、陈劭先、赵九章、茅以升、胡厥文。 （七）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于1968年8月27日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个报告中，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有七十四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其中有：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委员王从吾、刘锡五、平杰三、杨东蓴、李楚离、王维纲、张子意、李运昌、龚子荣、李初梨、曹瑛、刘清扬、孔祥祯、马辉之、张友渔、章蕴、王照华、周扬、吴溉之、何长工、林修德、唐天际、朱蕴山、苏子蘅、巩天民、邹大鹏、安子文、楚图南、汪金祥、李立三、曾宪植、萨空了、张秀岩、吉雅泰、于毅夫、哈丰阿、王世英、刘晓、阎宝航、杨奇清、孙起孟、赵朴初、车向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王稼祥、伍修权、张治中、孙晓村、史良、朱学范、刘斐、张孝骞、寸树声、俞大绂、郑位三、陈国栋、高文华、王子纲、张邦英、胡克实、李昌、贺诚、钟惠澜、吴鸿宾、傅连暲、金如柏、陈其尤、熊庆来、张劲夫。 （八）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4年10月，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1974年10月17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十七楼密谋策划，18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象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1974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和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等利用舆论工具，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影射诬陷周恩来。 （九）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1966年9月到1968年12月，林彪、张春桥、吴法宪和邱会作等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1967年1月底，在戚本禹的策动下，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接着，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并策划召开批斗会。3月4日，戚本禹接见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人，授意继续对朱德进行迫害。戚本禹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你们说是我叫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 （十）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66年12月6日，林彪诬陷邓小平是“黑帮分子”、“反党分子”。1967年1月29日，康生诽谤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十七楼密谋策划，18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976年2月到5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进一步诬陷邓小平。2月3日，张春桥针对197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并引用古诗：“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再次暴露张春桥妄图“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2月22日，毛远新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等说，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搞“全面回潮”，“国家性质都要改变了”。3月2日，江青在部分省、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诬陷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4月26日，江青诬陷邓小平有象林彪一样的“大小舰队”，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4月5日，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5月1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送审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文稿中，亲笔写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十一）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煽动篡夺外交领导权。1968年11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借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之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的“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的材料共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十二）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1967年7月，康生、陈伯达和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等，戚本禹布置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同意”专案组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彭德怀被迫害致死。 （十三）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1966年夏，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9月3日，吴法宪把他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8月下旬到9月初，叶群将她捏造的诬陷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指使宋治国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对宋治国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叫你了解的口气写”。9月7日至24日，宋治国把他写的四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1968年5月16日，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进一步诬陷贺龙。贺龙被迫害致死。 （十四）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1967年4月，在叶群的授意下，蒯大富派人收集编造诬陷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发表诬陷文章：《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同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 “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造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并编印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藏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大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十五）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1968年4月，林彪指令北京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并派黄永胜、吴法宪和谢富治参加。江青、陈伯达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的后台，阴谋打倒聂荣臻。同年11月，黄永胜诽谤说：“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心是不会死的，一有适当气候就会出来搞名堂的”。1971年1月5日，江青又诬陷聂荣臻等在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十六）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和这个请示报告所附的调查叶剑英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叶剑英。1968年6月，黄永胜利用他在广州制造的陷害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的冤案，追查“黑线”，将逼供取得的假材料交给叶群，诬陷叶剑英等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1968年4月3日，李作鹏伙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写材料，诬陷“贺、叶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 （十七）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66年5月，林彪捏造罪名，诬陷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陈伯达提出要把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煽动下，中共中央宣传部九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 （十八）诬陷、迫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林彪、叶群、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诬陷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 （十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诬陷、迫害的，除本起诉书（三）（四）（五）（六）（七）条所列的以外，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贾拓夫、周荣鑫、谷牧、吕东、高扬、段君毅、刘杰、孙志远、王诤、张霖之、刘裕民、孙大光、袁宝华、何伟、钱信忠、肖望东、万晓塘、张淮三、赵林、赵紫阳、吴芝圃、阎红彦、魏文伯、曾希圣、惠浴宇、王延春、方志纯、文敏生、卫恒、霍士廉、杨植霖、王昭、杨静仁、傅秋涛、刘少文、梁必业、刘志坚、李聚奎、饶正锡、李耀、彭嘉庆、汤平、赵尔陆、肖向荣、王平、蔡顺礼、刘道生、杜义德、陶勇、方正平、成钧、徐深吉、张廷发、聂凤智、吴富善、吴克华、欧阳毅、刘何、贺晋年、程世才、顿星云、谭友林、崔田民、傅崇碧、庄田、晏福生、陈再道、钟汉华、杨秀山、唐金龙、刘培善、刘转连、张仲翰、黄新廷、郭林祥、甘渭汉、袁升平、杨嘉瑞、秦基伟、胡荣贵、孔飞、廷懋、王其梅等。 （二十）诬陷、迫害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中共中央的组织大权。1968年1月，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在全国“建立反革命据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二十一）诬陷、迫害各级公安保卫部门、检察机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专政工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策动下，全国公、检、法机关遭到彻底破坏。谢富治在全国煽动“砸烂公检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等和全国大批公安保卫、检察、法院的干部、民警遭到诬陷、迫害。康生、谢富治等在公安部还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谢富治和另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副部长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二十二）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阴谋搞乱军队。 林彪为了控制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1968年4月，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他们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 1967年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叶群多次诽谤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罗荣桓、谭政，制造“罗（瑞卿）、梁（必业）反党集团”等冤案。黄永胜诬陷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邱会作诬陷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差不多”，并积极参与“砸烂总政”的阴谋活动。总政治部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四名正副主任、二十名正副部长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关押审查，袁子钦、王冰等十七人被迫害致死。 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接见总政治部文化部原副部长陈亚丁等。江青说：“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并对陈亚丁等说：“你们要放火烧荒。”策动乱军夺权。 （二十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66年6月，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1974年至1976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1976年春，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文章。姚文元、张春桥还审定马天水、徐景贤的讲话稿。这些文章和讲话稿，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1976年3月底，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诬陷南京贴标语的群众是“反革命”，并对鲁瑛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姚文元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 1976年1月至9月，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制造冤案，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二十四）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的指使、策动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七人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六人全部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月，康生诬陷刘仁和副市长冯基平、崔月犁等“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并批示“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讯工作”。5月，康生、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二十五）1968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黑班子”，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他们的指使、策动下，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二十六）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八万四千余人遭受诬陷、迫害，张文浩等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 （二十七） 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 “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捏造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康生、谢富治不准赵健民申辩，由谢富治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二十八）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1968年2月4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9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二十九）1967年，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百三十一人“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三十）1967年至1969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刘澜波、栗又文、于毅夫等四十二人根据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一事，诬陷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九十人的冤案，进行诬陷、迫害。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等被迫害致死。 （三十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北平、上海、天津、广东、四川、云南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招降纳叛”，是“国民党”、“叛徒党”、“美蒋别动队”，提出“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致使各地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大批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党员和群众被诬陷为“叛徒”、“内奸”、“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间谍”、“反革命”。 1967年10月，黄永胜伙同广州部队政治委员刘兴元等提出对中共广东地下党进行“审查”，并组织了专门班子，诬陷中共广东地下党“招降纳叛”，混进一批“叛徒”、“特务”、“间谍”，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使七千一百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八十五人被迫害致死。 （三十二）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八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黄永胜伙同刘兴元从1967年5月至1970年11月，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夺权搞政变”，株连七百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 吴法宪伙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参谋长梁璞诬陷、迫害空军大批干部、群众。吴法宪说：“你不斗倒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吴法宪诬陷空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搞地下活动”，要“夺权”，要“政变”。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一百七十四人，顾前、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1968年1月李作鹏提出专案工作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同年10月又说要“猛打、猛冲、猛追”。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 邱会作伙同总后勤部副部长陈庞等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邱会作说要“狠斗”、“狠审”、“狠专”，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被邱会作直接诬陷、迫害的有四百六十二人，申茂兴、王述臣等八人被迫害致死。 （三十三）1966年12月28日，张春桥为了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群众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从北京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李文静，说：“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李文静把张春桥的电话告诉徐景贤，徐景贤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在张春桥等的指使下，王洪文伙同打砸抢罪犯耿金章，组织指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工人赤卫队”，伤残九十一人，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关押、打伤六百五十人。事后，张春桥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三十四）1967年5月，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镇压群众。张春桥对王效禹说：“你有力量，我就支持你。”王效禹随即在5月7日制造了省革命委员会大院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事后，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表示支持，祝贺“打了一个胜仗！” （三十五）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四十多人，冒充红卫兵，于10月9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住处。1967年1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三十六）1967年，张春桥在上海指挥反革命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从1967年11月至1968年3月，这个特务组织为张春桥搜集、编造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九十七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并编写了三百期《扫雷简报》和《动态》，提供了一百多万字的情报材料，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1967年冬和1968年春，这个特务组织派人去江苏、浙江等地活动，诬陷华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1967年10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向游雪涛传达张春桥的话，说：“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1968年11月30日，这个特务组织在给张春桥的《一年工作总结》中写道，他们是“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张春桥在这份总结上亲笔批道：“谢谢同志们。” （三十七）1974年至1976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迟群、谢静宜利用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上海、辽宁等地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体系骨干秘密串连，互通情报，并搜集一些省委领导干部的讲话记录和省委文件，编写《走资派还在走》、《情况反映》等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三十八）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的指挥、煽动下，冤狱遍于全国。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大批干部、群众和大批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致残、致死。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吴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车向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周谷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受到诬陷、迫害，黄绍竑、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扬、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麟瑞、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 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二千六百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 教育界，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十七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十四万二千多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马特等被迫害致死。 科学技术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十七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五万三千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 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十四个高等医学院、校六百七十四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五百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详、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 体育界，大批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遭受诬陷、迫害。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被迫害致死。 全国劳动模范大批遭到诬陷、迫害。著名劳动模范孟泰、时传祥等被迫害致死。 归国华侨、侨眷，仅十九个省、市被诬陷、迫害的就有一万三千多人，二百八十一人被迫害致死。方方、许立、黄洁、陈序经、黄钦书、陈曼云等侨务界著名人士被迫害致死。 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农村社队和城镇街道的干部、群众，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爪牙”等，遭受迫害的难以数计。 三、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篡国失败后，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 （三十九）1969年10月，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月18日，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周宇驰、王飞等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组成“调研小组”。1970年5月2日晚，林彪接见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等，林彪问：谁是你们的头？5月3日，周宇驰、王飞等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共推林立果为“头”。1970年10月，林立果为头的“调研小组”组成为“联合舰队”，叶群为周宇驰、王飞等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从1970年到1971年9月13日，在林立果、周宇驰的指使下，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七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米家农和广州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林立果等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四十）1970年9月以后，林彪加紧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1971年3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四十一）1971年9月5日晚，周宇驰、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探听到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当即密报林立果、叶群，顾同舟并书面报告叶群。6日，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接到顾同舟、黄永胜的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让王飞送给黄永胜。9月10日上午，王飞将密封亲启件送黄永胜。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频繁联系，五次通电话，最长的两次分别达九十分钟和一百三十五分钟。同日，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此信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必要时送给黄永胜。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分别向刘沛丰、江腾蛟、王飞、李伟信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一九○部队政治委员关光烈等传达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指派江腾蛟为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乘坐的火车；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点附近的油库，乘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主席；或由王维国乘毛泽东主席接见时动手。 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1971年9月10日指使周宇驰等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 （四十二）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回北京。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计划破产，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于新野、胡萍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等布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八架，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并把这架飞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王飞、于新野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等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研究了分工和具体行动计划。当晚十时许，周恩来总理追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命令该机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谎报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 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接到关于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密报，即与刘沛丰等到山海关机场仓皇登上飞机，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上机，飞机航行灯也没有开，就命令飞机起动滑行，于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1年9月13日三点十五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携带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发觉后，采取措施回飞到北京市怀柔县，降落时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 （四十三）林彪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场站下达的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9月13日零点二十分，256号专机准备起飞、尚未发动时，场站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以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四十四）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为了掩盖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分别销毁了他们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以及笔记本、照片等罪证。 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他们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 （四十五）1967年7月，张春桥在他审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1973年9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1974年3月，王洪文再次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1975年1月和8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王洪文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 “要准备打游击”。1976年2月，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们可给我抓好”，“部队靠不大住”。 （四十六）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同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上海后，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作了传达。8月，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上海写作组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加强工人民兵建设》一文中，提出这支民兵武装力量“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 （四十七）1976年8月，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四五三部队”，“这个部队我根本调不动”，“这个部队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立即检查对民兵发枪情况。随后突击发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具体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了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四十八）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10月9日，施尚英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车辆二百二十五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指挥所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系。钟定栋进一步制定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他们决定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其他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10月12日，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拟定了二十一条反革命标语。10月12日晚，王少庸、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等又开会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发布的消息，准备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综合上述犯罪事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叛乱，证明他们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他们所犯的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遭受诬陷、迫害和遭受株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骗的干部、群众，都是他们罪行的见证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厅确认，下列十名主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厅依法提起公诉。 被告人江青，女，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在押。 被告人张春桥，男，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押。 被告人姚文元，男，四十九岁，浙江省诸暨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押。 被告人王洪文，男，四十五岁，吉林省长春市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押。 被告人陈伯达，男，七十六岁，福建省惠安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在押。 被告人黄永胜，男，七十岁，湖北省咸宁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押。 被告人吴法宪，男，六十五岁，江西省永丰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在押。 被告人李作鹏，男，六十六岁，江西省吉安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在押。 被告人邱会作，男，六十六岁，江西省兴国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在押。 被告人江腾蛟，男，六十一岁，湖北省红安县人。逮捕前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空军政治委员。在押。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其他人犯另行处理。 此　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兼特别检察厅厅长 黄火青 1980年11月2日

第4版()专栏： 开庭之日 本报记者　胡思升 时间：公元1980年11月20日；地点：北京正义路一号；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刻下重大印记的历史性日子和地点。 就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我们共和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篡党篡国的重大刑事案，开庭审判了。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庭址，设在北京正义路。多么意味深长！我们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踏上了伸张正义之路。这是用极大的牺牲和痛苦换来的！今天，以林彪、江青为首的16名（其中6名已死）罪犯，终于被押上了被告席。 下午3时整，正义的钟声敲响了。 威严、庄重的特别法庭上，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特别检察厅的厅长、副厅长和检察员，分坐在审判台左右。 下午3时03分，江华庭长宣告：“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王洪文被第一个押上了被告席。接着被带上来的是姚文元，面向审判台站立着。几天前，王洪文这个当年的“造反司令”读完起诉书副本后，在同审判员接触时说：“起诉书列举的罪行都是事实。”他表示不需要辩护律师。姚文元拿到副本后表示委托律师出庭辩护。他们在法庭上究竟将如何动作，过几天便见分晓。 江腾蛟是第三个押上被告席的。他今年61岁，逮捕前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空军政治委员。九年前，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的罪恶活动中，赤膊上阵，充当“第一线指挥”。他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不得不悲叹：“我受到特别法庭的审判，是罪有应得。” 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也先后站到被告席前。邱会作看了起诉书后，表示服罪说：对我自己盖棺论定了，我成了一个罪人。黄永胜说：在起诉书的48条罪行中，涉及我的有10条。吴法宪接到起诉书后看了多遍，说：我深深知道自己罪恶太大；这个起诉书写得实事求是，非常公道，是谁的罪就是谁的罪。 陈伯达由法警扶着，步履艰难地走上来。这个在“文革”一开场就发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被人民的狂飚扫进了被告席。他在出庭前写了委托书：“我要请律师，为我辩护。” 李作鹏微驼着背，站在被告席的第八个位置。他在读了起诉书后曾说：“把康生列到里边来，非常正确，应该把他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 张春桥吊着三角眼，微仰着平顶头，提着肩膀，敞着领口，被带上了被告席。这个做了十年“改朝换代”黄粱梦的30年代的狄克，在特别法庭送交起诉书副本时，先装着不看，后来又偷偷拿起，急速阅读，一天几次，想知道指控他什么罪。此人惯于装腔作势，可是在法律和犯罪事实面前，一切花招都难以奏效了。 3时15分，江华庭长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由两名女法警看守着，江青从法庭候审室走出。她今年67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就是这个妄图充当“女皇”的人，先是伙同林彪一伙兴妖作乱，林彪摔死之后，她率领“四人帮”及其死党，乱我中华。记者获悉，在11月10日把起诉书副本送交她之后，她不得不反复阅读。在委托律师问题上，江青先是同意委托律师，待3名律师先后同她会面后，她又提出一些非法要求，甚至要律师代替她回答法庭讯问，遭到拒绝。最后，她声明不要律师作为她的辩护人。 3时17分，江青等10个被告都已站在被告席上候审。在每个被告席前，安装了耳机，供被告使用。 这10名被告，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审判和亿万人民的仇恨，有的神色紧张，有的强作镇静，有的甚至不敢向四周偷看一眼。 看看他们今天的处境和丑相，一切经历过十年浩劫、身受他们制造的巨大灾难的中国人，怎能不拍手称快！王光美同志在法庭上同薛明同志握手，连声说：“高兴！高兴！” 想当年，林彪、叶群得意之时，填词狂叫“相将奋起卫红旗”。叶群还加注解说：“这是一句警句，我们有相，也有将，文武齐备。……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相和将要一起“保卫林副主席”。今天，林彪集团的相和将，一个也逃不脱人民的天罗地网。 想当年，江青不可一世，陷害忠良，迫害无辜，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中，狂叫“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如今，江青之流被送上严峻的法庭，大概难以安睡了。 下午3时18分，江华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法庭上下，严肃地静听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和副厅长史进前的宣读。 在宣读起诉书过程中，李作鹏、陈伯达出现病情，法庭医生立即予以治疗，打针、输氧。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同林彪、江青一伙往昔摧残干部的法西斯行径，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这份起诉书，确认江青等10名主犯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湖北一位读者陈向东投书本报，建议：“应把他们作为‘民族罪人’来审判，罪名定为‘国贼’，‘奸贼’更适当”；“无数人的青春才华、聪明才智被他们葬送，国家的元气被他们伤毁，民族的精华被他们破坏，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数人死于非命。一句话，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说得好啊！中华民族，黄帝子孙，千秋万代，都将咒骂林彪、江青一伙给我们的国家、民族造成的无法估量的祸害、无法估量的损伤。 记者在开庭前夕访问了被特别法庭邀请出席旁听的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和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她们回忆起贺龙、彭德怀、罗瑞卿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惨遭林彪、江青一伙诬陷和迫害的历历往事，义愤填膺，难以自制。薛明同志说：“我早就盼望有这么一天了！审判林彪、江青等人，不是个人的冤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啊！已经被毁掉的，何止一个贺龙！”郝治平同志激愤地说：“他们害了多少人啊！在他们的手下，全国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受了‘内伤’，全国留下多少‘后遗症’！不判他们严刑，不足以平民愤。”浦安修同志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置彭总于死地，不知搞了多少阴谋。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后，他们连他看过的、作过批注的62本书，都烧了。他们要除掉他，连他的字迹都不准留在人间！” 是啊！举国上下的血泪深仇，大江南北的万千伤痕，将是不出庭的人证和物证！千百万遭受诬陷、迫害和受到株连的千百万干部和群众，都是林彪、江青一伙罪行的见证人。 这次公审，实际上将是全面回顾、总结“十年浩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大步骤！ 下午5时20分，江华庭长在宣布10名被告将分别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理后，宣告休庭。今后人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具体审理10名被告的第一、第二审判庭。 举国注视的开庭之日，标志着按照法律程序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事件，从此宣告开始。

第4版()专栏： 在被告席上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今天目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被押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被告席的现场情景。 记者在特别法庭指定的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审判台下1米左右的地方，竖立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上面挂着一块写着“被告人”三个黑字的木牌。铁栏里摆着为被告人准备的10把高背木椅。 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在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之后，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坐在审判台正中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下令传被告人到庭受审。这时，场内的照相机、录相机、电视电影摄影机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法庭一侧的门口，准备记录这个人民盼望已久的场景。 在两名身穿蓝色制服的女法警押送下，一心想当“女皇”的野心家江青走进了法庭。今天，她身穿黑色上衣，脚着黑绒棉鞋，头发照旧梳得溜光，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宽边眼镜，一举一动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式。她还运用了当电影演员时的一点表演技巧，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抬着头，把脚步放得很慢，做出一副令人恶心的样子。她的座位排在被告席中间的一个铁栏里。在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她有时摇头晃脑，有时左顾右盼，以掩饰自己心头的不安。正象10天以前，当法庭送达员让她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证”上签字时，她也曾故作姿态地发出过冷笑，但同时她那拿笔的手却异常慌乱，竟把“十一月”写成“一十月”。送达员几次向她指出写错了，但她想了好久才恍然大悟改正过来。 在十年动乱中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今天在法庭上一直歪着脑袋，不是歪到这边，就是歪到那边，始终没有摆正。他的两个嘴角向下撇着，两只眼睛左右斜视，还是群众形容的那副“奸臣像”。他坐的是被告席左侧的第一个座位。他多次把身子歪靠在椅背上，呆若木鸡，记者发现他虽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中式棉袄，还敞开着领口，但他的脸上一直在不停地冒汗。 姚文元坐在被告席上，哭丧着脸，发呆地望着自己面前的审判台，始终是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本来，在前一段时间，他一直能吃能睡。可是10天前他收到《起诉书》副本以后，饭量大减，夜不成眠，血压上升了10到20毫米水银柱。退庭的时候，他故意仰着脸想尽量打起精神，装模作样，使人感到实在可恶。 从上海滩上“一步登天”的武斗司令王洪文，今天形容憔悴，明显地消瘦了，看上去身材也好象比过去矮小一些。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只眼眨个不停，神情异常沮丧。 显得特别苍老的黄永胜慢慢吞吞地走向法警给他指定的座位。他神情呆滞，但仍要装得坦然和镇静。可是，在法庭正义凛然的气氛中，他却象一具散了架的泥胎，一直瘫在椅子上。 现在，满脸愁容的陈伯达，脸色阴沉的李作鹏，垂头丧气的吴法宪，神情呆滞的邱会作，凶相毕露的江腾蛟都一一押上了他们各自受审的座位。 3时20分，扬声器里响起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的声音，10亿中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开始了……

第4版()专栏： 卡里略对广东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发表演说 共产党人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华社广州11月20日电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昨天上午在这里对广东省直属机关中共党员干部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很多大的、新的问题是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想不到的。为了解决新的问题，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说：“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国家，它的上层建筑可能出现同它的经济基础完全不相适应、不相一致的地方。我们看到在已经取得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应当说是从旧的国家延续下来的。” 卡里略说：“我们也看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它的上层建筑的政治部分使人想起了法西斯主义，他们的表现几乎同法西斯主义类似。”他说，林彪、“四人帮”，以及在苏联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使人们想起了这一点。 除了建立公有制以外，他说，应当使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权力，有他自己的自由，有他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进步的基本因素，在一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需要民主。他说，“共产党需要它的领袖们，需要有威望的、受到人们爱戴的领袖们，但是他们不应当是上帝。” 他最后提到了在北京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诚挚、友好、开放的气氛中举行的会谈以及代表团在各地的参观访问中的感受。他说，“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卡里略和由他率领的西共代表团是11月18日从杭州抵达广州的。当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西共同志。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广州的访问之后，已于19日下午前往南宁访问。

第4版()专栏： 首都各界人士集会 纪念罗两位伟大作家诞辰一百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下午为罗马尼亚伟大作家萨多维亚努和诗人阿尔盖茨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纪念集会。 这两位作家在罗马尼亚解放后曾分别荣获罗马尼亚国家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我国作家陈荒煤和诗人臧克家在纪念会上介绍了这两位罗马尼亚作家的生平。萨多维亚努以勤奋的创作劳动，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后世留下了一百二十多部作品。阿尔盖茨一生共创作了76部诗歌和散文集，还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罗明也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在罗马尼亚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前夕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将加深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今天的纪念会是由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中罗友协和中国作协联合举办的。

第4版()专栏： 中美体操队进行单项决赛 中国、美国运动员分别获九项、四项第一名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国体操队今晚在同美国体操队进行单项决赛中再次取得好成绩，有7名运动员获得10个项目中的9项第一名（其中有3项是中、美两国运动员并列第一名）。美国有3名运动员获得4个项目的第一名。 中美两国体操队这次比赛最轰动的是，中国选手邹利敏在昨天和今天的单杠比赛中两次获得10分（满分）。他每次都极其漂亮地完成了正握反掏上、单臂大回环两周接后空翻转体一百八十度抓杠、正掏换反握接前空翻再抓杠和团身后空翻两周加转体三百六十度下的高难动作，4名国际裁判（其中两名是美国裁判）都给他打了10分。邹利敏是山东省运动员，今年20岁。 今晚比赛中引人注目的还有获得女子平衡木冠、亚军的中国选手姜薇和吴文莉，她们都只有12岁。 获得各项比赛前3名的运动员和成绩是： 女子跳马——第一名李翠玲（中国）9．7分，第二名朱政（中国）9．4分，第三名弗雷德里克（美国）9．375分； 女子高低杠——塔拉维拉（美国）和陈永妍（中国）并列第一名9．7分，第三名朱政（中国）9．65分； 女子平衡木——第一名姜薇（中国）9．8分，第二名吴文莉（中国）9．7分，第三名塔拉维拉（美国）9．6分； 女子自由体操——第一名麦克纳马拉（美国）9．65分，第二名黄群（中国）9．6分，第三名加里森（美国）9．55分； 男子自由体操——第一名童非（中国）9．7分，第二名刘明（中国）9．6分，第三名谢铁华（中国）9．5分； 男子鞍马——第一名李小平（中国）9．8分，第二名卡霍伊（美国）9．7分，第三名李宁（中国）9．6分； 男子吊环——卡霍伊（美国）、李小平（中国）、李宁（中国）并列第一名9．45分； 男子跳马——第一名童非（中国）9．7分，第二名康纳尔（美国）9．5分，第三名谢铁华（中国）9．525分； 男子双杠——卡霍伊（美国）和李小平（中国）并列第一名9．7分，第三名普拉迪9．2分； 男子单杠——第一名邹利敏（中国）10分，卡霍伊（美国）和童非（中国）9．8分。 昨天和今天的比赛都是在工人体育馆进行的。

第4版()专栏： 中美商定下一年度医药卫生科技合作计划 据新华社天津11月20日电　中美两国1981年将对医药卫生的三十多个项目进行合作研究，两国的近百名医学界人士将进行交流。今天在天津结束的两国医药卫生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已就上述事项取得一致意见。 18日开始的这次会议还商定，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将提供尚未在中国使用的治疗食管癌的新药和新方法，中国医学科学院将协助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对中国古代传统医学馆藏进行编目。

第4版()专栏： 加纳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加纳新任驻中国大使乔治·阿瑟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在场。（附图片） 加纳新任驻华大使乔治·阿瑟向乌兰夫递交国书。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波兰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波兰新任驻中国大使瓦迪斯瓦夫·沃伊塔西克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在场。（附图片） 波兰新任驻华大使瓦迪斯瓦夫·沃伊塔西克向乌兰夫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黄华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在会见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时表示，希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继续发展下去。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是由会长阿瑟·罗森率领的。在友好的交谈中，黄华向美国客人介绍了我国对当前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他说，中国继续支持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侵略的斗争，并支持根据联合国决议召开国际会议，以谋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 阿瑟·罗森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说，最近美国作了一个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对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愿望比例大大增加了。

第4版()专栏： 《人物》第四辑出版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人物》第四辑，首次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这是周恩来同志于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逝世的当天发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同志指出陶行知先生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并对陶先生作了高度的赞扬，指出：“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塞维克。”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还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进步人士的关怀和爱护。 《人物》同时还发表了吴树琴的《周总理对陶行知先生的关怀》和郭以实的《难忘的“陶老夫子”》。

第4版()专栏： 日本科技电影放映会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为增进中日科技交流，日本科技电影放映会今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这次电影放映会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日本工业技术文化中心联合举办，自11月20日至12月16日将先后在北京、西安、上海放映38部日本科技影片。 今天，以日本岩波电影制片厂董事长、厂长小口祯三为团长的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等共6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第4版()专栏： 彭冲会见法国塔尔纳—加龙省议员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法国塔尔纳—加龙省议会议长、南比利牛斯大区副议长埃夫利娜·贝莱夫人为团长的法国塔尔纳—加龙省议员团。

第4版()专栏： 倪志福会见西德五金工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埃贡·罗德勒尔第一主席为团长的西德五金工会代表团。

第4版()专栏： 尼泊尔赠给我国一只独角犀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尼泊尔政府赠送给我国政府的一只独角犀，今天下午在北京动物园的会芳轩正式移交。独角犀是一种稀有动物，全世界现在约有300头，主要产在尼泊尔。尼泊尔已故国王马亨德拉曾于1958年和1959年赠送给北京动物园两只独角犀，可惜这两只独角犀都已病死。尼泊尔政府现在赠送的这只独角犀是一只母犀，名叫邦蒂。它在不久前住进北京动物园。在饲养员的精心饲养下，它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一岁的邦蒂目前是我国仅有的一只独角犀。

第4版()专栏： 中罗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在京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国和罗马尼亚1981年至1982年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和罗马尼亚广播电视台台长亚历山德鲁·约内斯库在议定书上签字。

第5版()专栏： 谈谈军队也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在完成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任务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里，存在不存在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要不要把肃清封建残余影响作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反对封建主义对于我军老一点的同志说来并不陌生。早在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把建立军队内的民主制度、批判军阀主义封建残余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几十年来，在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我军为摧毁封建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可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这支反封建起家的军队根本不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因而“没有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必要”呢？显然，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把清朝皇帝赶下了台，而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却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五四”运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和传统进行了初步的冲击和批判，仍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尽管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消灭了，但由于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再加上我们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只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忽视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此，在建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毫无疑问，这些影响也必然会在我们军队中有所反映。其次，我军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村，特别是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家庭出身。在旧社会，分散落后的小生产是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民小生产者很容易接受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同志虽然经过长时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我军长期以来很少开展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不少同志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再次，从我军的实际情况来看，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确实是存在的。例如，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现象，在军队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当然，我军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必须强调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和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带封建主义色彩的东西混同起来，甚至给它们披上合法的外衣。此外，在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那种论资排辈、任人唯亲以及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不正之风，那种垒山头、搞宗派、认老乡的不正常的关系，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我们部队里的表现，对军队的建设危害极大，必须认真加以清除。 有些同志认为，现在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完全是多余的。这些同志没有看到，我们国家是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因而在我国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较之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更深更广，并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实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批判封建主义应该是同样重要，同样迫切。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点，不承认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必要性，那就会在思想上解除武装，就不可能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 有的同志担心，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会影响部队的集中统一，对军队建设不利。诚然，军队一刻也不能离开集中统一。问题是要什么样的集中统一。从表面上看，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都强调集中统一，但其本质却截然不同。前者是在专制基础上的集中，后者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如果不批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那就很容易把封建主义的家长制、一言堂等“理直气壮”地搬到我们军队中来，以致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正常的民主生活，我们的军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 封建主义的东西，例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确实会给某些人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些所谓的好处，对军队建设却有极大的害处，是万万不可沾边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应当自觉地同封建主义意识和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仅会损害党的利益、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而且到头来也必然会害了自己。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意区别不同的情况。比如，要区别领导权威和专制主义，不能把各级首长在职权范围内正常的组织指挥当作封建的家长制、一言堂；要区别必要的分工制度和封建的等级制，不能把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当作封建等级制的残余；要区别物质生活待遇上暂时的不可避免的差别和搞特权的界限，不能把在制度范围内的必要的政治、生活待遇当作是特殊化和封建主义的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还应注意切实改革和完善制度，既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又从制度上保证我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摘自《解放军报》）

第5版()专栏：读史札记 从虚心求谏到骄傲拒谏 ——读《贞观政要》之一得 任汉文　杜经志　穆福田 如果要全面探讨一下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一言堂”的种种原因，恐怕就牵扯面颇广，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尽意的。最近，笔者读到《贞观政要》这部史书，感到它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从一个特定角度，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鉴戒。《贞观政要》是唐朝玄宗时期的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吴兢编著的一部类似“实录”的史书，凡十卷四十篇，很是好读。难得的是，此书不仅精彩地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初期善于纳谏的恢宏气度，而且也如实地记载了这位风云一时的帝王由纳谏（当然还有知人善任等一些其它原因）而取得统治成功，又因成功而骄傲而拒谏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典型。因为它表明了一条规律：骄傲和逢迎往往是一个政治家走向自己的反面的阶梯。 一篇中国古代史，谁是最有“民主”气的帝王？这顶桂冠，大概非唐太宗莫属。唐太宗执政初期，确实很能够虚心纳谏，很有点子“群言堂”的味道。为了引导大臣们讲话，尤其是讲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话，他曾一度抛掉至尊帝王“金口玉言”的陈腐观念，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贞观四年，当着文武百官，他激烈地批评隋文帝“每事皆自决断”，“未能尽合于理”，接着就直率地承认自己“日断十事，五条不中”，“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卷一“政体”）这个正确认识，无疑是他纳谏的起点。他还常把自己比作一块未经冶炼的矿石，“金之在矿，何足贵哉？”他把敢于批评他的过失的大臣比作善于炼金的“良工”，“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卷二“任贤”）因此，他常常重赏那些犯颜直谏的臣子。贞观初，太宗判处一位大臣死刑，另一大臣孙伏伽认为“法不至死”，当面批评他“滥加酷罚”。太宗不但接受了批评，还把兰陵公主园赐给孙伏伽，以奖励他的忠直。（卷二“纳谏”）大臣魏征同太宗共事十七年，所奏二百余事。为了匡正君失，他常与太宗当朝辩论，寸步不让，甚至唇枪舌剑，使太宗下不了台。太宗非但不罪，反而多次赏赐。仅《贞观政要》所载“赏绢”一项，就不下千匹之多。高价征求批评，导致进谏成风。大臣“上书奏事，条数甚多”，太宗“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卷二“求谏”）鉴于阿谀之徒常塞忠谏之路，唐太宗多次严厉批评阿谀谄媚的歪风，以为群臣戒。他谆谆告诫群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卷六“杜谗邪”）他斥责那种“苟在阿顺，事皆称美”的臣子，“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只会照抄照传他的话，任是什么人都干得来。（卷一“政体”）由于唐太宗的倡导、鼓励和身体力行，贞观初年，统治集团中确实出现了人才济济、言路畅通的兴旺景象，甚至有县丞一类小吏直接上书皇帝而被采纳的事。这就比较成功地促进了饱受隋末战乱创伤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历代史家交口赞誉的“贞观之治”。 此时的唐太宗，才三十几岁。不绝于耳的“万岁”之声，纷至沓来的“圣明”之誉，冲击着这个“贞观之治”缔造者的头脑。他终于由陶醉而昏昏然，骄傲起来了。贞观九年，他目空一切地向群臣夸耀：“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卷十“慎终”）其骄横之气，已是溢于言表！对太宗的骄傲，最先觉察的还是魏征。贞观十一年，魏征写了有名的《谏太宗十思疏》，语重心长地说：“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卷一“君道”）当然，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的，没有一下子点透，但明显是针对唐太宗渐生骄奢而投下的一剂苦口良药。然而，头脑膨胀的唐太宗，终于没有听得进去。贞观十二年，魏征只好直言不讳了。他先是上书批评太宗“天居自高，龙鳞难犯”，接着又当面指出他“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卷二“纳谏”）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把太宗骄奢自溢的种种表现，归纳为十条，并着重批评他“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卷十“慎终”）但是，这种深谋远虑的警告，非但打不动太宗的心，反而一次次地被大臣们赞颂太宗功勋的“歌德”之声所淹没。魏征的意见，总是落落寡和。即使房玄龄这样忠心耿耿的重臣，明明见到太宗之失，也不去匡正，只是百依百顺。魏征算是看透了这一点，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太宗说：“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卷十“慎终”）贞观十八年，魏征去世一年后，太宗半真半假地让群臣列举他的“过失”，不少人竟说：“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卷二“纳谏”）至此，唐太宗的骄傲，群臣对他的阿谀逢迎，已是难于逆转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君王的骄傲，主要责任固然要由他本人承担，但大臣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部分大臣对君王的业绩顶礼膜拜，凡君之命皆为真理，非君之言指为异端；一部分大臣则违心地迎合君王以保全禄位，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上所言皆曰可，上所行皆曰善。这两种倾向，都只能成为君王陶醉的酵母，骄傲的助剂。 为君者，骄奢自溢；为臣者，盲目逢迎。与此相伴随的，就是贞观初期的“从谏如流”向贞观中、后期的“金口玉言”的历史转变。如果说这后来的结局是杯苦酒，那也是太宗君臣共同酿造而成的。魏征曾先后两次勾画了这个转变的“三部曲”：“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不再主动求谏了）；十年之后，“渐恶直言”，虽勉强有所容，“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卷二“纳谏”、卷五“诚信”）贞观中期以后，唐太宗对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大致采取了三种对策。 其一，“虚心”接受，迟迟不改，言是而行非。对于旧日老臣批评他的过失而又言之有据的正确意见，他虽然心存不满，又不好公开拒谏，便以此虚应故事。他总是说几句“见公论说，过失堪惊”、“虚怀以改”之类客套话，一转脸就又说：“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卷五“公平”）难怪魏征在一篇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他：“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卷十“慎终”、卷五“公平”） 其二，引经据典，文过饰非。唐太宗自称“贞观以来，手不释卷”，历史知识是颇为丰富的。贞观初年，他与群臣讨论历代帝王施政得失，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后来，他的知识却成了强辞夺理、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贞观十六年，大臣刘洎在一道奏议中对太宗说：为君者和颜悦色，虚心纳下，大臣们都战战兢兢地说不清楚，何况您总是“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谁还敢于讲话呢？（卷六“慎言语”） 其三，动辄问罪，把忠谏之言指为“诋毁”、“诽谤”。贞观八年，一个下层官吏上书，说太宗“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大怒，硬说人家“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非治其“讪谤之罪”不可。（卷二“纳谏”注）贞观十一年，太宗外出游猎。有人上书说他“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太宗大动肝火，说是“如斯诋毁，有似咒诅”。（卷十“畋猎”）这两次，都亏魏征据理力争，才使忠谏者幸免于祸。 在封建帝王对臣子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制度下，唐太宗对纳谏者采取这种态度，终于造成了“朝臣都不论事”（卷二“求谏”）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些清醒的大臣抚今追昔，只能发出感慨无限的叹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唐太宗自己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卷二“任贤”）其实，他本人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应该得到有益的教训。

第5版()专栏： 地方性法规亟待健全 吴大英　刘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该法第27条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职权，作了同样内容的规定。这项规定，有利于扩大地方权力，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成绩。有的地方根据四化建设和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政策、法令、政令的精神，已经或正在制定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城市卫生、交通管理、计划生育、排污收费、著名风景区管理和民族区域自治条例、草原管理条例等等一系列地方法规。通过这一工作，逐步加强和健全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制度，提高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能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事实证明，我国法律中关于地方法规的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单有中央的法律、法令的健全，没有地方性法规的健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就会是跛足行进的，许多很好的法律规定的施行，就会因缺少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的实施细则、办法等等而落不到实处；各地许多复杂、细密、带有地区性质和特点的事情，就会因缺少具体适用的地方法规而无法可依。健全地方法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同一切新开展的工作要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样，制定地方法规目前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带普遍性的，需要很快加以解决。 一般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委员都有五、六十人，其中副主任一般也都有十几人。但是兼职的多，年逾古稀的多，照顾安排的多。就我们接触到的几个地区的情况看，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委员中，经常驻会的一般只有几个人，少的只有两、三人。这种状况，就造成了它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机关，也形成了它研究问题少、接触群众少、主动开展工作少的局面。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的驻会委员宜占相当的比重，譬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样，他们就可以分别亲自参加和领导人大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或办公室、研究室的工作。法制委员会成立某项地方法规的起草委员会，除应有常委委员、人大代表参加外，还应邀请法学家或对法律比较熟悉的同志参加。按有关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当然还应比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举行的更多一些。必要时，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某项工作，还要驻会或外出工作一段时间。这样逐步形成为制度，就会使占相当比重的人大常委委员不致成为单纯的“开会委员”，各方面的工作将会更顺利地开展。 为了做好地方法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等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并且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0条规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但是，究竟设立哪些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应该各有多少，职责范围是什么，都没有具体规定。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是否可以统一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设置、编制、职责范围等，以求得大体上统一。 根据宪法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法令，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地方法规。这些规定，从名称上看是清楚的，但一涉及到具体内容，由于没有明确划分立法权限的法律根据而往往互相等待，使有些很紧迫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比如舟山渔场虽属浙江省管辖，但捕鱼者来自沿海的好几个省、市，如果由浙江制定一个管理舟山渔场的地方法规，对别的省、市不发生效力，仍然是管不好的。再如太湖等跨两省的湖泊以及内蒙古的牧区和毗连省、区的农业社队，也时常发生涉及两省、区之间的各种纠纷，类似这样的问题，一个省、区的地方法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从地方上看，哪些问题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法规加以调整；哪些问题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加以解决；哪些问题应由政府各厅、局、委、办单独或联合发出有关文件加以解决，也不明确。比如有的省辖市的房管局，自己制定了房屋拆迁办法，当与居民发生纠纷告到法院时，法院当然只能依法办事，而不能依据房管局自己制定的办法办事。类似这样的问题，就应该经过省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地方法规加以调整，如果由主管部门发文件，执行起来势必遇到困难。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都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它们无权制定地方法规，但有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也制定了带地方法规性的暂行条例、暂行规定等。居民守则，本来应由居委会或居民自己制定，毋须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通过，但有的市人大常委会也郑重其事地加以审议通过。这些情况，都是由于没有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权限加以明确具体地划分产生的。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一则会使工作受到损失，二则会使地方法规和其他文件界限不清，在立法上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就立法权限划分作出具体规定，对地方法规的范围、规格、名称等，也应作出规定，以便与其他文件区别开来，提高地方法规的权威性。同时建议，国务院对各级政府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的范围、规格、名称等作出具体规定，这是牵涉到法制统一的一个大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从建国后到1966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连续印发政府公报、政报、政府工作等机关刊物，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挑选、整理，印发了地方法规汇编、重要文件选编等。这些资料，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如实地反映了各地十几年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以及各项社会改革的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搞地方法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总结历史经验，这些资料，为制定地方法规提供了方便。这些文件中，自然失效或应予废止的，需要分类整理出来，作为历史资料，以备借阅参考；仍然适用或基本适用，需要加以修改、补充的，应尽快组织力量，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比较起来，在新的地方法规还不能马上都制定出来之前，修改、补充原有的法规和重要文件，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所要花的功夫总要少一些，因此，这在目前，是健全地方法规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地方法规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不少地方也比较积极。当前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如能及时加以解决，这项工作一定会开展得更好。

第5版()专栏：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的一种。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一个进步团体。同盟的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本书辑录了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等主要文献，以及记载当时组织经过，反映当时同盟会重大活动的资料、有关的回忆录和当时反动派攻击同盟的言论。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多次得到宋庆龄副委员长的支持、指导。陈翰笙、杨小佛同志也给予大力帮助。　　（张晓颐）

第5版()专栏： 《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分册出版 《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分册，最近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以专题的方式，从多方面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历史发展概况，特别是用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介绍了我国古代生活中有关衣、食、住、行的发展演变状况。 《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分册，具有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的特色。全书二百二十多幅配合文字的插图，绘制相当精美。（青友）

第6版()专栏： 谴责苏联侵阿的声音响彻联合国讲坛 第三世界国家代表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9日电　3天来，在联合国大会就阿富汗局势进行辩论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声音响彻联合国的讲坛。他们要求苏联军队全部立即无条件撤出阿富汗。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指出，阿富汗局势与柬埔寨局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不干涉内政和自决权的原则。 沙特阿拉伯代表加法尔·阿拉加尼强调说，看来，苏联仍无意结束它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那些正在同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权作战的抵抗运动是代表外国势力的。甚至连阿富汗的军队也起来反抗苏联人了。 南斯拉夫代表米利安·科马蒂纳认为，只有撤退外国军队，尊重阿富汗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尊重阿富汗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社会制度的权利，才有可能对阿富汗危机实行政治解决。 在大会上发言谴责苏联继续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和占领的国家还有：土耳其、埃及、尼泊尔、塞内加尔、卡塔尔、苏丹、突尼斯、苏里南、扎伊尔和利比里亚等国家的代表。（附图片）

第6版()专栏：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发言人强调 阿富汗人民赶走侵略者前决不放下武器 新华社白沙瓦11月19日电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发言人今天在白沙瓦对新华社记者说，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一事表明，全世界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站在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自由战士一边的。这对他们的斗争是巨大的鼓舞。 他表示相信，由40个伊斯兰和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必将获得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而予以通过。这将使世界人民更加看清苏联侵略者的本质。 他说，苏联驻联合国使节攻击这个决议草案是“对阿富汗内政不能允许的干涉”，这是愚蠢的。他指出，在苏联入侵并控制阿富汗以前，阿富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说，有权决定自己内政的是阿富汗人民。 他强烈谴责苏联违反联合国和伊斯兰外长会议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谴责苏联拒绝从阿富汗撤军。 他强调说，阿富汗人民在摆脱外国统治之前决不放下武器。

第6版()专栏： 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谴责苏联侵阿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17电 历时4天的第十五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16日在马德里闭幕。会上通过了一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决议。 决议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和平所受到的威胁，显然比最近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在谈到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时，决议呼吁这两个国家对以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为首的和平代表团不抱成见地进行合作。 决议强调要更加积极地致力于解决中东危机。 决议还表示支持波兰工人为取得工会权利进行的斗争。

第6版()专栏： 美参议员珀西访苏前夕谈当选总统的外交政策 要求苏联撤出阿富汗　强调外交以实力作后盾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9日电 即将出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珀西19日对报界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是一个人们“严重关切”的问题。他表示完全支持要苏联撤出阿富汗的主张。他说，否则，其他任何事情，包括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是毫无意义的。 珀西还说，他认为军备控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寻求和平与军备控制的基础，并设法减少战略武器的积累。珀西定于21日去苏联进行一周到9天的“个人”访问。他在动身前夕向报界谈论了美苏关系和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外交政策。 珀西说，美国当选总统里根曾对他说，他“致力于军备控制”。珀西在谈到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迄今仍被参议院搁置而未予批准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说，如果能够谈判一项新的或经过修改的协定，参议院就很可能以压倒多数予以通过。他希望苏联愿意会见美国新政府官员讨论重新谈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他没有说明里根政府是否将取消在卡特执政时期已经达成的条约。 珀西在谈到美国外交政策时强调说，外交政策没有充分的实力作后盾就没有实际意义，和平在一定意义上就取决于实力。他要求任何人“不要错误估计或过低估计我们在全世界保卫我们切身利益的能力”。珀西还表示，他已经向苏联领导人传话，“不应错误估计或错误理解干涉波兰工人运动所包含的危险”。他还主张美苏之间达成更好的谅解。 他还说，“显然，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重要的——只要这种关系同保持我们对台湾的互利和相互接触是一致的话。”

第6版()专栏：简明新闻 简明新闻 牙买加新议会举行会议 牙买加新议会18日举行了首次会议。奥斯瓦德·哈丁和塔尔伯特·福雷斯分别当选为参、众两院议长。 牙买加总理爱德华·西加在对议会的讲话中阐述了恢复经济的计划，其中包括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机构就财政援助问题进行探索性谈判。他说，他对政府为得到一份为期180天的信用证而同商业银行系统进行的谈判抱乐观态度，这份信用证将使牙买加在年底前能获得4千万美元用来购买粮食和基本原料。 西德给土耳其一笔军援 西德和土耳其17日在安卡拉签订的一项协定规定，西德将向土耳其提供6亿马克的特别军事援助。根据协定，土耳其3年内将从这项援助中得到豹式坦克、米兰型反坦克火箭，以及使坦克现代化的一些新设备。 经互会成员国债台高筑 今年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欠西方的债务继续增长，到年底时将达到650亿美元左右。波兰目前欠西方的债务达200亿美元，是经互会成员中最大的债务国。苏联仍是第二个对西方欠债多的国家，仅次于波兰；1979年它欠西方的债务总和就已达到120亿美元。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美对苏海军核力量的增强愈感担忧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　由于苏联最大的核潜艇不久前下水，美国对苏联海军核力量的不断增强越来越感到忧虑。 美国国防部人士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苏联这艘新型战略潜艇的下水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注”。苏联一直在加紧建设海上战略力量，其海军已由一支内海舰队发展成了一支远洋舰队。 国防部人士说，这艘被西方称为“台风”的苏联核潜艇是今年9月下水的，它“代表一种新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类的最初产品”。据认为，它至少拥有20个弹道导弹发射管。据估计，这艘核潜艇的大小和武器装备十分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海军新俄亥俄级三叉戟式潜艇。预计该核潜艇将于明年春季开始海上试航。在这之前，苏联还制成了包括Ａ级核潜艇在内的两种新型潜艇。 《纽约时报》今天在一篇文章中援引美国海军将领们的话说，苏联新舰只越来越威胁着海上交通，特别是威胁着波斯湾和西欧之间的海上交通。文章援引美国海军高级官员的话强调，苏联的三种新型潜艇是对“大西洋联盟的一个威胁”。据说，苏联军事力量的继续加强已经促使许多美国海军将领赞成增强盟国以及美国海军的计划。

第6版()专栏： 波政府同一些部门的“团结”工会达成协议 新华社华沙11月18日电　波兰政府代表17日在格但斯克分别同卫生、教育、文化、邮电等部门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代表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并就增加卫生、教育等经费和改善职工生活待遇问题签署了相应的协议。 至此，进驻省政府大楼的“团结”工会代表所进行的历时10天的占领性罢工宣布结束。

第6版()专栏： 泰国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越南加紧调兵遣将威胁泰国 新华社曼谷11月20日电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主任颂·卡达潘中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越南近来加紧了军事调动。目前，已在接近泰国的柬埔寨边境地区部署了7个师和1个团的兵力，并增加了一些重型武器。在离泰柬边界二、三十公里的柬埔寨境内，越南还部署了5个师的后备部队。 他说，这些越南军队威胁着泰国的安全。泰国军队已做好了准备。 泰国陆军司令部代表威切·汶耶瓦接着说，越南和韩桑林政权正在把大批军队和武器调到泰国乌汶、四刹吉、素辇和巴真等府对面的柬埔寨边境地区。同时，他们还加紧修筑公路，并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越南军队的炮弹落入泰国境内和越南士兵侵入泰国境内的事时有发生。 他说，目前，越南和苏联方面正极力对泰国进行攻击，污蔑泰国在军事、政治等方面支持民柬部队，为中国和美国干涉东南亚各国内政提供了机会等。 他指出，越南还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金边召集了越、老、柬湄公河开发临时委员会会议。这是越南的一个阴谋。越南这样做，是企图让韩桑林政权出席将在明年1月召开的湄公河开发委员会国际会议，进而使韩桑林政权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他在谈到泰老边界形势时说，老挝军队在边境地区向泰国境内开枪，不断进行骚扰活动。同时，在老挝的越南军队及其大量武器也部署在接近泰国的边境地区。

第6版()专栏： 泰国副总理他纳说 里根政府将信守美国对东南亚的义务 新华社曼谷11月20日电　泰国副总理他纳·科曼参加了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的国际关系会议之后，19日回到曼谷。他在机场对记者说，预计里根政府将信守美国对泰国和东南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他纳透露，这一保证是由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提出的。他同艾伦就东南亚地区和泰国总的形势，特别是“双方共同关切的”泰柬边境的局势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他纳说，在他同里根的其他顾问们举行了讨论之后，“有迹象表明，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奉行密切同东南亚关系的政策。”

第6版()专栏： 索尔兹伯里附近又发生两起暴力事件 据新华社索尔兹伯里11月19日电　当津巴布韦两派游击队在布拉瓦约的武装冲突得到平息，那里的局势恢复正常之后，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奇通圭萨镇17日和18日又连续发生两起暴力事件，并造成一些伤亡。 据津巴布韦《先驱报》19日报道：奇通圭萨镇17日晚发生暴力冲突，打死四人，打伤多人。第二天，穆加贝总理派地方政府和住房部长兹沃布戈与土地、安置和农村发展部长塞克拉马伊前往奇通圭萨进行调查。这两位部长在塞凯商业区向近一千人发表了讲话，离开之后几小时，在那里又发生了手榴弹爆炸事件，炸死1人，炸伤6人。

第6版()专栏： 爱尔兰总统接见我对外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都柏林11月19日电爱尔兰总统帕德里克·希勒里博士今天下午接见了前来进行友好访问的以王炳南为首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 接见时，总统和他的夫人同王炳南以及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谈话。 在谈到当前国际局势时，希勒里说，人民目前对世界各地发生骚乱事件极为不安，他们对于某个国家向别国发号施令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的行径表示忧虑。他指出，要保卫和平就应当维护正义。 王炳南转达了叶剑英委员长对总统的问候。希勒里博士请王炳南转达他对叶剑英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问候。

第6版()专栏： 意总统请我大使观看他访华电视片 新华社罗马11月17日电 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今天邀请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张越和大使馆部分人员在总统府观看了意大利广播电视台在他访华期间拍摄的电视片。 总统府高级官员和一些曾陪同总统访华的随行人员也出席观看。 放映后，佩尔蒂尼举行了酒会。 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他高兴地说，“我的中国之行是难忘的”，“同中国可爱的青少年的会见也是难忘的”。他要张越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深切谢意。

第6版()专栏： 我国和北也门合资开办建筑工程公司 新华社萨那11月19日电 中国和北也门关于合资经营也门—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会谈纪要今天在萨那签字。 这家公司日内即将开业。它是由中国建筑工程公司和北也门罗外山贸易公司合资组成的。 合同规定，公司的注册资金总额为1，000万也门里亚尔（合330多万人民币），双方各出50％。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固定资金。由双方联合组成董事会和经理部，北也门方面出任董事长，中国方面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设计施工队伍全部由中国方面按劳务方式派遣。双方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和亏损。 公司的业务是在北也门或以外的地区承包建筑工程的勘测、设计、顾问和施工。 这是继中也家具联合企业有限公司之后成立的第二家中国和北也门合营公司。

第6版()专栏： 中土签订文化交流计划 新华社安卡拉11月18日电　中国和土耳其文化交流计划今天上午在这里签字。 这是中、土两国政府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协定。 这项1981—1982年的文化交流计划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电视和体育等方面的合作。

第6版()专栏： 几内亚比绍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15日发生军事政变的几内亚比绍，目前正在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报道说，首都比绍的国际机场已在17日重新开放，同外界的交通运输正逐步恢复。 执政的革命委员会11月17日发布公报，命令前政府的全体部长和高级官员报到和上班。

第6版()专栏：小资料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位于非洲西海岸，濒临大西洋，与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毗邻。全境以大陆地区为主，另有沿海岛屿约60个。面积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95万（1977年），绝大部分为非洲人。首都比绍。 1471至1475年，葡萄牙殖民者以佛得角为基地入侵几内亚比绍。17、18世纪，几内亚比绍成了葡萄牙贩卖奴隶的主要地区。1836年，葡萄牙在佛得角成立殖民政府，把几内亚比绍划为县，受佛岛总督管辖。1879年葡萄牙把几内亚比绍在行政上从佛岛划出，另立殖民政府。1951年，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被改为“海外省”，葡萄牙派遣总督实行殖民统治。 几内亚比绍人民具有反帝反殖的光荣传统，早在1908年就爆发了武装起义，持续达9年之久。以后每隔几年，都要爆发一次武装斗争。1956年9月，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成立后，几内亚比绍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1963年，几内亚比绍人民在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等领导下，在南部地区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爱国武装力量解放了大片国土，终于在1973年9月24日成立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1974年，葡萄牙被迫承认几内亚比绍独立。佛得角人民虽然没有进行武装斗争，但他们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领导下兴起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也在1974年迫使葡萄牙承认佛得角独立，并于次年成立佛得角共和国。 几、佛独立后，虽然各自成为共和国，但都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统一领导下。几内亚比绍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议会，议会选出国务委员会，领导部长会议。路易斯·卡布拉尔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维埃拉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今年11月，几内亚比绍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国务委员会主席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使得部长会议主席的权力大为削弱。新宪法还规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将与佛得角共和国实现联合。这两个规定，引起了不少人的强烈反对。 几内亚比绍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6％。主要作物有稻谷、花生、棕榈、木薯等。独立以来，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措施，并争取外援，但经济困难日益严重，人民生活愈难改善，不满情绪与日增长。 ·静舫·

第6版()专栏：新闻人物 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 11月15日，几内亚比绍发生了一次成功的政变。这次政变是由部长会议主席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领导的。 1963年1月23日，几内亚比绍一支游击队在南部地区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维埃拉是解放战争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在与几内亚接壤的战斗激烈的南线指挥作战，屡建战功。游击战士称他为“尼诺将军”。维埃拉今年41岁，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里。1960年，他参加了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1964年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65年任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战争委员会成员。1973年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设书记处成员。1973年9月几内亚比绍在解放区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议会会议，宣布共和国成立，他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并兼任武装部队部长。1978年10月维埃拉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何新·（附图片）

第6版()专栏： 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将如期召开 新华社安曼11月20日电　阿拉伯首脑会议筹委会主席、约旦外交大臣马尔万·卡赛姆宣布，第十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将如期（25日）在阿曼举行。 他是昨天在阿拉伯外长7人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宣布这一消息的。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据报道，叙利亚已同意出席这次首脑会议。叙利亚原先要求首脑会议推迟举行，理由是目前在阿拉伯世界有许多深刻的分歧。叙利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利比亚和南也门的支持。但是，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盟官员认为，延期举行会议是违背巴格达和突尼斯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议的。 新华社安曼1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佩明、王根宝报道：约旦首都安曼为了迎接预定在这里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最后准备工作。 首脑会议的会址——侯赛因皇家文化中心，现已布置就绪。采访会议的各国记者正在陆续到达。 草拟阿拉伯政治战略的7人委员会已经进行最后磋商，准备向预定在20日开始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和25日开始的首脑会议提出工作文件。人们注意到，包括叙利亚外长在内的6国外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委员会会议。到眼下为止，没有一个阿拉伯联盟成员国表示将不参加本届首脑会议。 早些时候，叙利亚和另外几个国家主张推迟举行首脑会议，其理由是，在当前阿拉伯世界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举行会议将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反而会加深分裂。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大多数国家则主张按原定计划召开。它们指出，正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之间在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就更需要举行会议，以求增进团结，取得阿拉伯国家的统一立场。 东道国约旦对召开会议比较坚决，它认为，对阿拉伯事业来说开比不开好。 一些阿拉伯国家人士指出，不管目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都遇到外来的严重威胁和挑战。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问题上、在侵犯阿拉伯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的猖獗行径，是阿拉伯各国必须认真对付的事情。美国新当选总统里根执政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这也是阿拉伯各国所普遍关心的。苏联加紧南下步伐，对阿富汗的侵略以及在中东、海湾地区的扩张势头，这毕竟也是客观现实。 不少阿拉伯国家舆论呼吁阿拉伯国家尽力探求减少分歧，共同对付面临的危险。约旦《宪章报》18日在社论中说：“阿拉伯民族面临着挑战，面临着新情况。因此阿拉伯人应该有统一的意见，有坚定的立场。”利雅得电台发表评论说，阿拉伯民族有责任维护阿拉伯立场，以保障本地区的全面和公正的和平。 据悉，北也门提出了一个供首脑会议讨论的工作文件，主张采取措施，净化阿拉伯气氛和恢复阿拉伯的团结。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虽然目前阿拉伯世界分歧不少，但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凝聚力量是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终将克服重重困难，共同对付面临着的外来威胁和挑战。

第6版()专栏： 智利发现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学生 新华社圣地亚哥11月18日电　智利最近发现了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学生，她蒙上眼睛后也能认字或辨认各种复杂的形象。 据《最后消息报晚刊》报道，这个女学生叫杰奎琳·塞尔达·埃斯佩霍，现年16岁，在安托法加斯塔读中学。她最近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心理学大会结束时作了表演，她被蒙上眼睛后，能够确切地认出让她辨认的纸片上的各种符号。随后在她的眼睛和手之间加上了一层厚厚的障碍物，开始时她辨认有些困难，但后来还是准确地认出了符号。据悉，这位姑娘还能利用触觉辨认图象。 杰奎琳是几星期前被安托法加斯塔省的心理学家发现的。智利心理学协会在安托法加斯塔的负责人卡洛斯·塔皮亚说，“我们刚发现时，这个姑娘还需要用手指触摸认字，但很快就发展到蒙上眼睛后也能几乎准确无误地认出各种复杂的形象”。

第6版()专栏： 美国代表强烈谴责苏联侵占阿富汗 重申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等四十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9日电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唐纳德·麦克亨利今天下午在联大发言，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和占领。 麦克亨利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和占领“是对世界上一个重要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一个严重威胁”。麦克亨利指出，“苏联一直在通过一个完全靠苏联武装力量的支撑来苟延残喘的政权，以便对阿富汗加紧进行政治和军事控制。”他认为，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是阿富汗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他说，阿富汗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严重违反国际法非法入侵和占领了那个国家的8．5万名苏联驻军。”他强调，苏联鼓吹的通过喀布尔政权与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进行会谈以恢复阿富汗的和平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 他重申，美国保证支持由巴基斯坦等40个国家发起的决议草案。他说，决议草案中的下述三点对解决阿富汗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从阿富汗立即撤出外国军队；阿富汗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的自决权利；必须在保证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附图片） 图为阿富汗游击队缴获的苏制装甲车。

第7版()专栏：新闻分析 纳米比亚为什么迟迟不能独立 徐德文 纳米比亚的独立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呢？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南非当局的阻挠和破坏。 津巴布韦独立后，纳米比亚的独立就更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为了尽快使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变为现实，今年10月中旬，联合国派遣代表团前往南非，与南非当局进一步谈判关于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具体事宜。据报道，由于南非当局对联合国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纳米比亚的唯一合法代表不满，会谈虽历时一周，最后以破裂告终。 在过去的3年里，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西方5国代表曾就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与南非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谈判中，南非当局一直是以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对手打交道的。为什么它现在又翻然改变，节外生枝呢？原来南非当局想让自己一手炮制的特恩哈尔民主联盟（注）来控制纳米比亚。所以它一方面在谈判中设置障碍，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它加紧推行“内部解决”方案，在纳米比亚大力扶植特恩哈尔民主联盟势力，用以对抗西南非洲人民组织。1978年12月，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导演“制宪议会选举”，特恩哈尔民主联盟控制了“制宪议会”绝大多数席位；1979年5月，南非当局又把“制宪议会”改为“国民议会”授予较大的权力。今年6月12日，南非又宣布在纳米比亚成立“部长委员会”（其成员都是“特恩哈尔民主联盟”在国民议会的议员），并宣称“部长委员会”将从南非当局接管部分行政权力，和拥有2，000人的军队。南非当局还授意该联盟的主要成员出访西方国家，以图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与此同时，南非当局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则采取能消灭就消灭，消灭不了就加以削弱的方针。今年以来，它不仅制造各种借口，大肆逮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成员，而且还派遣大批军队在纳米比亚境内或越过边境袭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基地和难民营。不仅如此，它还策动一些人在该组织内部进行挑拨、分化活动，进一步加剧该组织内部的分裂。为了孤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当局还威胁非洲前线国家说，“南非准备通过军事行动或经济制裁”来对付“任何非洲国家”，企图借此阻挠非洲前线国家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阻挠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它害怕纳米比亚问题按照津巴布韦方式解决后，它在这个地区经营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南非当局知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早期成立的民族主义组织之一，进行武装斗争多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得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正式承认，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都远远超过其它组织。如果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很可能获胜，掌握纳米比亚政权，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担心的事情。 南非当局还害怕一旦津巴布韦的历史在纳米比亚重演，就会在南非国内引起反应，反对种族主义的烈火将会从它的大门口迅猛地席卷全国，直接威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生存。此外，纳米比亚矿藏丰富，盛产钻石，拥有世界最大的铀矿。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的采矿业有巨额投资，每年获利上亿美元。纳米比亚还是南非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国内外贸易均由南非垄断，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设备大部分由南非提供。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湾，不仅是纳米比亚矿产品的主要出海口和渔业中心，而且是南非的海陆空三军联合基地，对警戒纳米比亚1，600公里的海岸线和镇压反种族主义武装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南非当局无论从经济或政治上考虑，都不肯放弃对纳米比亚的统治。 目前南非当局的顽固态度，是纳米比亚独立迟迟不能实现的症结所在。当然，从整个南部非洲局势发展趋向来看，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如何解决，在短期内还难见分晓。 注：“特恩哈尔民主联盟”是由代表白人势力的共和党和“代表”黑人部族和混血种人的10个政治组织组成的。它得到南非当局、外国垄断资本以及纳米比亚大部分白人支持，白人在这个组织掌握着领导权。

第7版()专栏： 美日之间的汽车战 由于石油涨价和通货膨胀，日本的小型汽车近年畅销美国，使美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很大影响。现在美国汽车工业正在力图振兴，改造汽车的设计与工艺，推广小型汽车，决心在八十年代重振旗鼓，同日本打一场“汽车战”。刘宓庆 最近，美国电视屏上几乎每隔一、二小时就会出现一组推销美国汽车的广告。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汽车公司正不惜工本发动强大的推销“新型小汽车”的攻势，矛头所指显然是针对日本的同业。 近几年来，日本小型汽车畅销美国。在今日的美国汽车市场上，进口汽车（主要是日本的小型汽车）已占明显优势。被称为“美国工艺技术之冠”的汽车工业一蹶不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基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今天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的西方世界，任何汽车制造商都要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汽油已从二、三十年前的二、三美元一桶、十几美分一加仑，涨到32美元一桶，1．34美元一加仑，而且今后肯定还将继续上涨。在汽油如此昂贵的情况下，汽车的耗油量与销售量成反比，这一必然趋势就成了支配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正是这个最基本的同时又是最敏感的因素，决定了日美汽车业的盛衰。 长期以来，美国汽车制造业对这个基本因素缺乏正确的判断和敏感性，缺乏迅速作出调整的能力。美国四大汽车制造托拉斯（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美国汽车公司和克里斯莱汽车公司）在1973年以来所谓“中东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下晕头转向，至1975年汽车出售总量从1，260万辆下降到只有1，000万辆，亏损几十亿美元。但是，美国汽车工业的决策人并没有从这三年的下跌趋势中获得重要的信息，仍然死抱着传统的、过时的观念，即所谓“大车赚大钱”。美国人经常嘲笑那些底特律的大亨习惯于呆在自己的“老大王国”里自满自足，对变化中的外部世界置若罔闻，总认为汽油价格上涨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素，“不变的市场法则”仍然是美国人对大型高级轿车的偏爱。由于坚持这种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到70年代结束时面对着的不是什么“大钱”，而是一大堆存货。具体而言，从1979年1月到1980年4月，美国汽车销售额已下降40％，导致4万多技师和职员被解雇。 其实，这里的问题，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倒是看得很清楚，有人说：“传统的偏爱必须有钱包来支持”；有人说：“豪华的汽车不能靠空油箱来开动”。70年代末的美国顾客的皮包里已经装着一大把帐单，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可以随心所欲地讲排场的“纽约客”了。人们趋之若鹜的是那种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灌满油箱、跑上一百多英里的日本小汽车。据计算，美国大型轿车一加仑汽油平均行车里程为12英里，而日本小汽车一加仑汽油最高行车里程可达37英里，日本车胜过美国车约3倍。在使用美国汽车的情况下，目前美国交通费按平均每行车一英里即耗费18．5美分计算。这显然是一个一般人不能不考虑的数字。 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畅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价廉物美”。据美国零售汽车商估计，日本小型轿车比美国大型轿车平均售价低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就质量而论，美国大型轿车一般说也不如日本小型轿车。 此外，日本汽车制造业在财政上比美国汽车工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日本汽车公司得到日本银行的有力资助，可以随时充实和更新设备，提高汽车的设计和工艺水平，增强竞争力。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却只能依靠联邦政府提供有限的财政支援来摆脱危机。汽车工业由于得不到财界的及时资助，就大大减少了抵御危机的能力。现在各美国汽车公司都已意识到美国汽车工业“老化”的种种问题，都在指望政府介入汽车工业的振兴，以抗衡日本的竞争。 显然，对美国汽车工业来说，要抗衡日本的竞争决非轻而易举的事。这里涉及到工业结构、管理体制、设计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汽车工业扬言80年代是“决战时期”，美国汽车制造商已决心重振旗鼓打一场“汽车战”。其目标是“从头到尾”改造美国汽车工厂，改革设计和工艺过程，大力制造小型的、省油的、高质量的所谓“环球轿车”。通用电汽公司拟在80年代中期制造出电动高速汽车，并计划在90年代使十分之一在美国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使用电动引擎，以适应能源短缺和改善环境的要求。 面对美国汽车工业的迎战，日本汽车工业当然不会等闲视之。日本两大汽车制造托拉斯丰田和日产公司正在加紧研制类型和款式更多、更新、更为精巧省油的轿车，这种轿车将以操作方面的高度电子化为目标。可以预料，到80年代中期日美汽车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白热化。

第7版()专栏： 美国和埃及进行沙漠战军事演习 11月18日，美国和埃及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沙漠战军事演习。这是参加作战训练的美国101空降师的士兵，背景处停放的是参加这次军事演习的黑鹰式直升飞机。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7版()专栏：英国通讯 万里传友情 ——记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在英国的访问 林海　薛永兴 11月的英伦三岛，红叶处处，芳草萋萋，红绿相映，秋色格外绚丽。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应大不列颠—中国中心的邀请，从11月2日到17日访问了英国，受到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他乡遇故知 在英国，有一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次代表团同许多老朋友久别重逢，彼此格外高兴。 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大不列颠—中国中心会长麦克唐纳是1961年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相识的。麦克唐纳也曾多次访问中国。他常常带着深切怀念的心情谈起他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接触和交往。 不久前，他撰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内幕》的书，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新中国的成就和中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开始的新长征。 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班以安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到过重庆，同中国人民有过友好的往来。那时，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如今已是70岁左右的人了。然而，岁月流逝，友谊长存。这次中国朋友来英国，班以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代表团还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以及艾惕思、汤普森、杜维廉等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友谊的一页” “我们将在河边欢迎你， 我们将在山谷欢迎你， 歌舞之乡将永远为你歌唱， 欢迎你再次回到你威尔士的家乡。” 这是在加的夫古城堡举行的一次“中世纪晚宴”上，威尔士的演员和观众为欢迎中国代表团而同声歌唱的一首威尔士民歌。它表达了威尔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威尔士民族是英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威尔士人民诚挚热情的欢迎。考文垂市徽的象征 代表团访英期间，正值英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40周年。英国人民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面对今天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深深感到担忧。 11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会见了代表团。卡林顿一见面就幽默地说：“这几天英国天气比较冷，冷风是从俄国吹来的。”代表团长则回答说：“中国冬天也刮西北风，这股风也来自西伯利亚。” 代表团还会见了英国下议院议长托马斯、前首相希思等各界人士，宾主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 11月10日，代表团来到英国的重要工业中心之一考文垂市参观。1940年11月14日，希特勒法西斯对该市进行了狂轰滥炸，考文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居民也伤亡惨重。但是，英雄的考文垂市人民在战后迅速地医治了战争创伤，又在废墟上建立起一座崭新的城市，被人誉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考文垂市副市长鲁宾逊代表全市人民送给代表团一枚市徽。他说，市徽上端的老虎象征着警惕，中间的大象象征着力量，右面的凤凰象征着再生。 访问期间，许多英国朋友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中英两国的合作。他们强调，如果没有世界和平，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中国为了实现四化，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基础上，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一定会日益增强。 11月17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满载着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离开英国，前往爱尔兰进行友好访问。两国朋友依依惜别，共同祝愿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已在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全面运行。科学家们说，他们现在能够获得十分清晰的空间无线电波的图象，可能比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光学望远镜产生的图象还要好。这台新的射电望远镜由二十七个分立的盘式射电接收镜组成，每个直径约二十五米，重量超过二百吨。用计算机把各分立望远镜接收到的信号合成一个图象。这组望远镜每一个都装在能够沿三叉形铁路移动的车箱上，三个叉长约二十公里。如观测深空的目标，科学家便把这些接收镜尽量散开；如观测比较接近地球的目标，则把接收镜收拢。约三百名来自十四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用这台望远镜工作，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运行。（附图片） 图为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今年10月初，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布雷斯参加了该望远镜的落成仪式。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新型超声波显微镜 日本东北大学一位教授研制成功一种新型超声波显微镜。由于物体的弹性结构不同，超声波在物体中的反射、吸收和透过程度也是不同的。新型显微镜利用这一原理，将高频超声波聚成很细的波束，取代光线“照射”试样，透过试样的超声波变换成电信号，用阴极射线管显示出来。根据显示的图象，可以清楚地看出被测物体的硬部与软部。这种超声波显微镜在观察不透明物质（如金属、橡胶等）的内部结构方面很有用处。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多功能的心电图测定仪 西德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在德国内科学协会的一个会议上，首次透露了一种新型的心电图记录和评定装置。该装置称为IBM5880。利用这种装置，在数分钟内不仅可以记录下心电图，而且也能自动评定结果。心电图纸带除打印显示出来的心跳曲线外，也能打印出病历数据、测量数值以及诊断意见和说明，医生可立即将上述各项数据和说明纳入他的总的判断之中，从而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世界石油贮藏量 据瑞士“化学展望”刊登目前世界石油贮藏量：中东占55％，南美占5％，北美占6％，非洲占10％，欧洲占4％，亚洲占17％，澳大利亚占3％。总共为1，200亿吨。1979年世界石油开采量，总共为32．51亿吨。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高性能电流转换器 法国研制成功一种能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电流转换器。这种转换器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效率高。一个500瓦的转换器，仅重300克，体积15×15×5厘米，转换效率高于90％。在空间探索、新能源开发等需要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领域，这种转换器有广泛用途。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水下摩托车 苏联研制成功一种轻装潜水员用的水下摩托车，潜水员坐在车上，开动发动机就能在海面上迅速运动，操纵舵轮即可潜入水中。这种摩托车可用于考察水域和各种水下设施，短距离轻量运输以及水下摄影等。

第7版()专栏：国际科技 废旧玻璃瓶回炉好处多 在玻璃生产中使用旧玻璃瓶可以节省原料和能源，如在玻璃生产中使用百分之四十废旧玻璃，可节省百分之十的能源，并且能加快生产周期。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道，如在生产中利用一百万只玻璃瓶，可节省三百吨砂、一百吨碳酸钠、六十吨石油、一点八亿度电。

第7版()专栏： 美国领取食品券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美国，申请领取“食品券”糊口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失业的职工及其家属，无人照管的老年人和残废者，以及家境贫寒的大学生等。食品券是由美国政府发给的，领取者可以持券免费就餐。一九六四年，美国全国领取食品券的只有三十六万人，一九七○年增加到四百三十万人，到今年五月又进一步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万人。现在，每十二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靠食品券糊口。 美国政府为食品券支付的款项与日俱增，已从一九六四年的三千万美元增加到今年的八十多亿美元。到九月三十日为止的一九八○财政年度，这方面原拨款六十多亿美元，但是这笔钱已在四个月前用完。今年五月十五日美国国会只得增拨二十五亿六千万美元。美国官员说：“失业率每提高百分之一，领取食品券的人就大约要增加一百万。”目前，由于经济衰退，依靠食品券为生的人每月增加二十万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估计，一九八一年度的食品券开支将高达九十四亿美元。 食品券的开支大幅度增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已引起美国朝野的关切和争论。一九七七年，美国通过了《食品券法》，试图杜绝冒领和浪费食品券的现象，同时对申请领取食品券的人实行各种限制。根据该法，有些罢工工人也不能领取食品券。一九七八年，就有一百三十万人被取消领取食品券的资格。但是也有人反对这样做，并指责食品券提供的饮食太差。一九七九年，食品券领取者每餐只能吃价值三十三美分的食物。美国农业部主管粮食和消费服务的助理部长卡罗尔·特克·弗尔曼说： “在同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战时，食品券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武器。在人们考虑到领取食品券的大多数人是老年人、残废者和只有一个家长 （父亲或母亲）的孩子们的时候，那么，如果削减（食品券）经费，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于业海·

第8版()专栏： 直书杂议 石肖岩 文史资料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革命史资料》第一期上，有两位领导同志的题词，令人深思。一个是徐向前同志所题：“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一个是陆定一同志所题：“写革命回忆录，不自我吹嘘，不文过饰非，给后代留下实事求是的好榜样，让后人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和经验。”两位革命老前辈的话，归结起来，似可为两点：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史记事，不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尊重史实，不阿不媚，不避不讳。 此两点，十年动乱中自不用说，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指鹿为马的事随时可见。就今日看，也很有现实意义。就其一说，仍有些人不尊重党和革命的历史，不问每一事件产生的具体条件和背景，一味要求按照“形势”需要，跟“潮流”，甚至把严肃的历史科学当成了随意摆弄的玩具。就其二说，有的同志撰写回忆录，编辑史料书刊等，只敢写溢美之词，不敢正视一些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涉及某位同志有过“小失”，只要他如今还在领导岗位上，就不敢言明。更有一种怪事，比如写某个反面人物的历史时，涉及了另外一些人，本来不属于这些人的错误，亦无批评之意，也往往会引起轩然大波。 撰史难也！但是，心胸开阔，尊重史实，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为数也不算少。历史上除人所皆知的司马迁外，唐太宗可算作一个。据《资治通鉴》载：“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唐太宗的度量可算够大的了，但是，事情并未完了。当时有的人一面出来吹捧他“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如要看史官撰述，必定都是美言；另一面又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他们“或非上智”的话，岂不使史官“希风顺旨”，或者相反，“不免刑诛”。软硬兼施，想劝太宗改变主意。但太宗坚决“不从”。后来，房玄龄等人将一部载有太宗杀其兄弟建成、元吉“语多微隐”的《今上实录》奉于太宗，太宗阅后，“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并说：“朕之所为，……史官何讳焉！” 唐太宗的此番言论，今日读来仍令人痛快。对于夺位杀兄的讳事，他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不纵容别人伪造，且不容别人造半点虚假，确是有一点胸怀的，可使今人得到某些启示。 直书杂议，话归正理：写历史，应该是存真求实，既不造神，也不造鬼。英雄人物是有血有肉也是会犯错误的人，反面人物亦是生旦净丑各有特色。每个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内，都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史料。封建社会里史学几乎成为统治者的奉承学和拍马学的丑恶现象，不应该再在今天出现了！

第8版()专栏： 旧作二首 林默涵 夜读史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后春宵漠漠一灯残，展卷浑忘破晓寒。百代绮罗余寂寞，万重金粉尽阑珊。诗怀有忿和忧写，青史无情带笑看。喜听荒鸡鸣大野，攀天硕鼠泣危杆。题小照一九七六年秋初在赣江边与牛合影炎凉历尽复何求，默坐烟郊对老牛。风雪十年罹浩劫，江流九派洗沉忧。岂无黄土埋忠骨？自有青山伴白头。远望隔江垂暮色，夕阳红破一天秋。

第8版()专栏：晨光短笛 爸爸和落花 河北大学中文系　兰小宁 人家说，独生女儿是爸妈的心尖肉，这话一点不假。探亲回家的第二天，爸爸就陪我去公园赏花。 路上，爸爸告诉我，他离职的要求军区已经批准了。我听了，惊奇得把眉毛扬得老高。爸爸的脾气我最清楚，不让他工作简直是要他的命。1975年，他被重新起用时，有人劝他不要招来“第二次打倒”，他不听。前几年让他当顾问，他也发脾气，说是嫌弃他了。怎么这一回爸爸自己要求离职了呢？啊，年纪大了，爸爸说：走路已经离不开拐棍了！ 我们缓缓朝前走着，不知不觉间已走进公园深处。这里简直是花的世界。红的、粉的、白的花朵儿挂满枝头，就象娃娃们甜甜的笑脸。偶尔，一阵香风袭来，便有片片落花飘然起舞，悄悄地坠在泥土里、小径上。小时候每到花开时节，爸爸妈妈总要带着我，到这里来赏花。1966年以来，妈妈去世了，爸爸受尽了折磨，很多年没有到这里来了。人世间的巨大变迁似乎在这里没留下一点痕迹，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爸爸教我的两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正在遐想，爸爸拣起一朵落花，放在我手里，问：“喜欢吗？”这是一朵桃花，花瓣已经褪了色，边缘已经打卷了。我随手把它丢在地上，指着正在枝头怒放的花，说：“我喜欢盛开的花。”爸爸笑了：“到底是年轻人！我老了，喜欢落花。”为什么呢？爸爸没有回答我的话，却说：“考考你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背几句咏落花的古诗词给我听听。”我信口说：“那太多了！嗯，‘侬今葬花人笑痴’，噢，不，不算，这是林黛玉的。”看见爸爸要笑，我又抢着背了几句，然后说：“哎呀，反正不是愁就是悲，连辛弃疾那么豪放的人，一写落花，还是‘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可你倒喜欢落花！” “是啊，”爸爸缓慢而深沉地说：“好多人把落花写得很凄惨。可是龚自珍就不这样写，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写的多好啊！” 我也被爸爸的情绪感染了。那两句诗我是读过的，可是似乎今天我才真正懂得了其中的含意。是的，当大地变得五彩缤纷的时候，那些当初迎接春天的花朵却开始离开枝头，甘心情愿地化成泥土，用自己的生命哺育着金秋的硕果和明春的新蕾…… 晚上，写完日记，已经是深夜了。爸爸屋里的台灯还亮着。我悄悄走进去，看到爸爸正在埋头疾书，稿纸的前两行写着：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跟着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爸爸在写回忆录呢！我悄悄踅回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是满天星斗。看着那在夜空中欢快地闪烁的星星，我想，在那些遥远而神秘的天体上，也许有人正在了望我们这个星球吧，他们会看见爸爸那盏灯的……

第8版()专栏：群言录 克服“排他性” 秦耕 人体某些器官因病丧失功能而危及生命时，需要进行器官移植。利用自身的组织进行移植的称“自体移植”，将他人的组织移植于自己的，称“异体同种移植”，利用动物的组织移植于人，称“异种移植”。目前在临床实践中，最使大夫们伤脑筋的是后两种移植。因为人体有“异体反应”，产生“排他性”，能杀死外来的细胞和组织，使移植往往归于失败。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常见的“排他性”。例如选拔干部，排除异己，搞亲亲疏疏，就是一种为害非浅的“排他性”。非我所爱者，或非一家族、山头、派系，就洗垢索瘢，求全责备；合己所好者，不论良莠，一律视为美玉，大加提携。这样一来，就难免使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辈乃为官，给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和危害。 其实，一个人生命垂危，需要移植别人的器官，他自己也未必不愿意要，只是体内的“排他性”从中作祟，往往使其想要而要不成。 在干部问题上，搞亲亲疏疏的人，也未必都不想选好人才，只是“排他性”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我”字以外的优秀者。克服“排他性”，对于选拔干部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难关。 移植他人器官，能恢复健康，保存生命，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医学界的探索者，正在为这项于人类有益的事业而苦战攻关。坚持任人唯贤，清除封建主义的“任人唯亲”，搞“五湖四海”，能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壮大，兴旺发达。为此，一切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难道不也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克服那可恶的“排他性”吗？！

第8版()专栏：鳞羽文化 我国最早的佛寺 金星 洛阳东郊邙山洛水之间的白马寺，以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独特地位而名闻中外。世界佛教源于印度，中国佛教传于洛阳，白马寺是弘扬佛法，传播佛教的第一座寺庙。 据多种古书记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知是佛，遂派大臣蔡愔、秦景等十几人赴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于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得到佛经、佛像，并巧遇正在当地宣教的天竺（今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即相邀同至中国。在永平10年（公元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经、像来到洛阳，初住鸿胪寺（外交官署）。翌年，汉明帝敕令于国都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僧院，为纪念白马负经输像之功，因名白马寺。寺字则源于鸿胪寺之寺，后演为僧院泛称。这是我国官府营建的最早的佛寺，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蔡、秦“西天取经”，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它比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唐僧取经”的故事要早五百多年。 腾、兰二高僧曾经带来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并在白马寺内清凉台上译出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及其他佛学著作。自此，佛学在中国正式流传。曹魏齐王嘉平2年（公元250年），更有印度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的第一本“佛律”——《僧祗戒本》。但当时尚无汉人出家，直到高贵乡公甘露5年（公元260年），才有第一个汉人、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削发为僧。白马寺是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心，被尊誉为中国佛教之“祖庭”和“释源”。唐代前期，白马寺臻于鼎盛，相传当时寺内僧人曾多至三千名。 白马寺可以说是中外人民文化交流的产物。至今寺内还保存着那两位天竺高僧之墓和泥塑像。岁岁月月，有不少五大洲的朋友前来游览，朝拜，世界人民的友谊就如寺前盛开的石榴花一样！

第8版()专栏： 俘虏 杜运燮很多人确实很想写几篇英雄谱，却不自觉舒舒服服地当了俘虏。打胜仗只能走艰苦的征途，当俘虏却有很省劲的道路。有人在夹菜碰杯声中含醉被俘，有人在看书点头称是时中了埋伏。有人在娱乐时流泪或叫好声中无意失足，有人因轻信而成为过时公式的俘虏。有人看到外国的新花样闪闪发光，就匆匆囫囵吞下，然后举手投降。有人向享受伸手而戴上了桎梏，有人迷恋虚荣而当囚徒。有人笃信高调门就等于革命，一听到那调调就束手就擒。有人没信心，不敢斗争而被俘，有人在最得意时成为过分自信的俘虏。有人掉进骄傲的深坑而被俘，还以为自己一直在高瞻远瞩。有人崇拜各种“风”，把“风”神化，陷入“异化”的罗网而不能自拔。有人被俘很久自己还不知道，穿着俘虏的号衣公然引以自豪。好在虽然每刻都有人被俘，也可以看见更多人猛然醒悟：警惕不坠入各种巧妙的陷阱，在惋惜别人落网时自己也被擒。

第8版()专栏： 这里…… 熊远柱这里曾是葱郁的树林，绿涛中跳跃着向上的旋律，后来变成一片荒沙，充塞在大地的一隅。是谁暴虐地乱砍乱伐，向荣的大树竟被毁弃？狂风无忌地卷着沙浪，泛滥成灾、遍地灰白、满目苦凄！绿叶、花果、林涛哪里去了？拳头擂问着苍天大地——生命在这里留下巨大的空白，真的泯灭了绿色的希冀？突然，谁在喊：不用空叹、哀伤，春圃中又有新树茁起，重新移植，热汗滋润，绿洲又会复活在广袤的大地。

第8版()专栏： 山村 （水彩画） 华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