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 本报评论员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改造被林彪、“四人帮”败坏了的社会风气，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是我们在新长征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党对发生在某些领导干部中的歪风邪气，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批评，包括有选择地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引起了党内外的强烈反响。广大干部和群众举双手赞成，认为这是我们党光明磊落、勃勃有生气的表现。但也有一些同志、特别是某些受批评的领导同志有抵触情绪，提出种种责难。究竟我们领导干部的作风怎么样？应该不应该对某些领导干部的歪风邪气进行揭露和批评？为什么要对领导干部这样严格要求？对这些问题，很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对于领导作风问题，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夸大事实，把个别现象说成普遍现象，这不是唯物主义态度；缩小事实，把相当普遍的问题说成是个别问题，也不是唯物主义态度。从这个前提出发来分析问题，应当承认，总的看来，我们党的领导作风，比林彪、“四人帮”在台上时是根本不同了，比“四人帮”刚粉碎时也大大改进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多数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严于律己，遵纪守法，为人表率。有的同志职务一提再提，但保留在他们身上的艰苦奋斗的光荣本色一成未变，住的还是原来的房子，坐的还是过去的车子，为国操劳、为民分忧，还是当年那股劲。这些同志从来不愿意、也不允许报刊宣扬他们的事迹。象这样的同志，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间，为数并不少。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千万人，同时也为我们可以而且能够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依据。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把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看成是普遍现象，那就不符合事实了。 现在群众中议论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有些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还不能归咎于领导干部本人，这也是事实，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对于领导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给予必要的照顾，这是无可非议的，广大群众也是理解的、赞同的。问题是有些规定超过了必要的范围，同群众的生活水平距离太远，同我们国家还很贫穷落后的实际状况也极不吻合。其中有的规定是从苏联抄过来的，等级森严，脱离群众；有的还带有供给制的痕迹，什么都由公家包下来；有的甚至还带有封建特权色彩。对于这些问题，群众反应很大，议论很多，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党和政府正在根据群众的意见，对旧有的制度和规定进行必要的改革，有的已经付诸实施。对此，广大群众是欢迎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也是拥护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确有少数领导干部作风很成问题。他们无视党纪国法，也不受任何制度和规定的约束。这些同志利用党和人民所赋予的责任，谋取个人和亲属的私利，把对党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变成了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个人权势。其中有些同志是文化革命中提上来的。他们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不正之风，耳濡目染，亦步亦趋，粉碎“四人帮”以后并没有肃清流毒，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发展到利用职权接受贿赂，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也有一些是老同志，刚刚恢复工作。本来，自己的子女已经安排了工作，却硬要弄回大城市。本来，组织上已经给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却硬要大兴土木，修建更舒适的住宅。本来，党已经给自己落实了政策，却硬要在那里索取更高的地位和待遇。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流行一句话，叫作“有权就有一切”，还有一句话，叫作“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两句权欲熏心的黑话，腐蚀了不少同志的思想。遗憾的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我们一些领导同志还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林彪、“四人帮”的这些谰言。这种人尽管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干群关系，影响着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这也是事实。忽视这个事实，甚至认为领导作风算不得问题，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于少数领导干部的这种不正之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能够因为他们只是少数就姑息迁就吗？不能。少数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是一种足以蔓延开来的病毒，它能够腐蚀党的肌体，造成难以愈合的溃疡。能够因为他们中间有些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过功勋，又是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同志，就听之任之吗？不能。正因为他们是功勋卓著的老同志，现在又担负着领导工作，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他们。能够因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就一味原谅吗？也不能。青年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肩负重任，更不应该搞特殊化，而应该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这一切，都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执政党，很多领导干部掌握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大权。从手中无权到掌有大权，使得列宁曾经指出过的：某些工人组织的干部由于资产阶级腐蚀，“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趋势”（《列宁选集》第3卷271页），更加值得我们警惕。这就必须如恩格斯所说，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己国家的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早在全国胜利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以后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所以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是同党这样始终如一的严格要求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生前还曾引用魏征谏唐太宗的故事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唐太宗创业以后，魏征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地位的变化，很容易产生骄奢淫逸的危险，对守业造成威胁。他直言进谏：君王身居高位，统治天下，“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以求流长也。”往昔的君王，“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在阐述了这些道理之后，为了善始善终，巩固帝业，他提出十个问题让太宗深思，其中有些问题至今值得我们借鉴。他指出：“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等等。在这里，魏征提出的当权者要戒贪欲、戒骄躁、戒懈怠，要广开言路、正身拒谗、秉公执法，对于我们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多么值得深思啊！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吗？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人民进行新长征的重大责任。我们靠什么来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呢？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我们的祖国被林彪、“四人帮”蹂躏十载。广大人民群众眼看着林彪、“四人帮”这伙败类称王称霸、胡作非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人人忧心如焚。粉碎了“四人帮”，他们把挽救国家、重振社会风尚的希望，寄托在经过调整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期待他们扭转乾坤，全心全意率领全体人民往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上奔。领导干部处处起模范作用，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要去做的，领导干部自己也不做。这样，领导才有威信，说话才有人听，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实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四化才有希望。反之，领导作风不正，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什么思想政治工作都不灵了。你在那里谋私利，而让群众克己奉公；你在那里搞特权，而让群众一心搞四化；你在那里为自己子女留在大城市奔波，而让别人的孩子“志在边疆”；你在那里挥霍浪费，而让别人增产节约。这样，群众怎么能信服，怎么能同心同德？ 有的同志说：“老干部被整得够惨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整？”还有的说：“这不是扩大打击面吗？”提这种问题的同志，把党内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混为一谈了。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抛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对各级领导干部捏造罪名，栽赃诬陷，实行法西斯专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种“全面专政”的滋味，人妖颠倒的局面，理所当然不能重演了。我们党历来反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但这决不意味着在党内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健全党的肌体的有力武器，也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不袒护，不回避，给予大胆的揭露和批评，以便坚持好的，修正错的，这完全不同于林彪、“四人帮”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完全不同于揭露和打击“四人帮”及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分子。这种批评，是从教育和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完全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使有必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也不是为了把他打倒，而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教育干部和群众。这只能扩大教育面，而不会扩大打击面。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同志批评不得，自己有病，又讳疾忌医，一听到批评，就火冒三丈，常常用“极左路线的流毒”、“整老干部”之类的话，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堵别人的嘴。照这种逻辑，我们党对干部的缺点错误只能姑息迁就，默然置之。这种是非不分，奖惩不明的做法，才真会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的同志说：“这样做，不是成心给老干部抹黑吗？”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党和人民从来就把老干部视为革命的宝贵财富，从来都期望我们的老同志瑕疵俱无，怎么能设想，他们会情愿往自己的干部身上泼污，给自己的“公仆”脸上抹黑呢？不幸的是，就有那么少数领导干部不给党和人民争气，他们让种种歪风邪气染了身，迷了窍，把革命老传统几乎丢光了，使得广大群众很有意见，对他们的错误言行愤愤然。正是这些同志不能自爱，不能自重，正是他们自己在往自己脸上“抹黑”，怎能怪罪他人？我们批评这些同志，有时用公开披露的办法向他们敲警钟，完全是为了要促使这一部分同志猛醒，诚心诚意帮他们擦去脸上的“污垢”。“道是无情却有情”。党和人民对这些同志从严要求，体现着真正的关怀和爱护，怀有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奉劝这些领导同志，莫再辜负了党和人民的这一片好心。 也有的同志说：“一心一意搞四化吧！何必抓住干部作风问题不放呢？”不错，实现四化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丢掉四化这个中心，去搞整风运动，那是不妥当的、不应该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领导干部中的不正之风不需要解决了。为了一心一意搞四化，必须扫掉种种不正之风，兴起聚精会神钻四化、干四化的新风气来，这同一心一意搞四化绝无矛盾。试想，领导作风不来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干部不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钻四化、干四化上，或者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二意，甚至只一味地围绕个人私利打算盘，那还能有几分心思用在四化上？我们之所以强调改进领导作风，正是因为它关系到团结人心还是涣散人心，关系到四化能否早日实现这个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在这方面，对领导干部要求严一点，帮助他们尽快改掉不正之风，绝不是妨碍四化而是促进四化的，而且是对实现四化至关重要的。 还有的同志说：“一有问题就往外捅，领导威信越捅越低，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在他们看来，似乎揭露问题就会降低威信，只有包着瞒着才会提高威信，这实在是自欺欺人。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领导干部不避丑，不怕痛，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改正错误，才会取得群众的帮助和谅解，仍不失群众的信任。对自己的错误总是捂捂盖盖，你怎能取信于民，还能有什么号召力？问题摆在那里，群众看得一清二楚，捂是捂不住的，无非是当面不说，背后议论，长此以往，威信只能越来越低，那才真会说话没人听，工作难开展。如果党再不管不问，如此下去，不仅毁了这部分干部，而且会影响全党的威信。况且，我们也并不是“一有问题就往外捅”。事实上，对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大部分是在党内或机关内部进行耐心的、和风细雨的批评教育的。只有极少数案例，才在报纸上“往外捅”。这些，或者因为事情具有普遍意义，例如高考作弊，需要在全国敲起警钟；或者因为情节极为恶劣，民愤极大，不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不足以挽回影响；或者因为在内部批评过多次，收效不大，只有公开登报，取得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帮助这些同志改正错误。这种种考虑难道不应该吗？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应只考虑个人的面子，而不顾及党的事业。要真想开展工作，提高威信，不能靠文过饰非，而应该靠自己的模范行动，靠知过能改的谦虚作风。 我们的很多领导干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是挨整的。但是，林彪、 “四人帮”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并没有把他们整垮。他们愈是挨整，群众愈是同情他们，怀念他们。现在倒是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有的领导干部没有被林彪、“四人帮”整垮，很可能会被自己沾染的不正之风整垮。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同志应该想一想：当自己惨遭迫害，盼望有出头之日时，你想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吗？那时候，群众对你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怀念，他们期待的又是什么？难道不是期望你尽心尽职，为人民造福吗？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该忘记过去。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表率作用，使自己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的光荣称号，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多年培养、教育和期望，在新的长征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1版()专栏： 华总理会见普雷马达萨总理 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双边关系等问题诚挚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 华国锋总理同普雷马达萨总理就进一步发展中斯两国的双边关系和一些国际问题，诚挚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参加了谈话。 谈话前，华国锋总理同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一行合影留念。 今天晚上，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设便宴招待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等贵宾，感谢去年他们访问斯里兰卡时所受到的热情友好的接待。（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国务院就颁发标准化管理条例发出通知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国务院就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通知。 通知说，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标准化，对于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充分利用国家资源，都有重要作用。国务院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求各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严格执行这一条例，使标准化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

第1版()专栏： 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星五不谋私利不徇私情 对谁都一个尺寸——按党的原则办事 新华社福州八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肖辉家报道：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局局长杨星五，在人事组织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不谋私利，不徇私情，表现了一个老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贵品质。 杨星五一九四一年入党，从解放后不久就担任人事组织领导工作。多年来，他一直牢记自己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谋私利。杨星五有一男一女，儿子杨金忠在老家山东农村当队干部。有一年，杨星五先后接到县组织部门和儿子杨金忠的来信，说县里打算把杨金忠调出来安排工作。杨星五想，队里那么多青年，县里为什么要把金忠调出来呢？是不是因为自己在解放初曾经担任过寿光县的县委书记，给的“特殊照顾”呢？他觉得儿子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应该让他在这条阳光道上走到底。于是，杨星五要求县里让杨金忠继续留在农村。他担心儿子的思想会波动，又写信教育儿子说：“干部的孩子不一定都要离开农村，都离开了就会脱离群众。种田也是革命，你是党员，离开农村，这个头可不能带。”听了父亲的话，杨金忠表示要在农村干一辈子。这些年，村子里的年轻人出去了一个又一个，杨金忠依然坚持在农村。 一九七四年，杨星五的女儿杨金华高中毕业了，按政策规定留城分配工作。有人对杨金华说：“你爸爸在省委组织部门当头头，你不愁没有好工作。”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杨星五根本就没有提起女儿的工作问题。有的人不理解地问杨星五：“你身边就这么一个女孩，也不为她的工作操操心？”杨星五回答说：“女儿的工作，街道组织上会考虑的。这份心，用不着我们做家长的去操。”他没有利用职权和“关系”为自己孩子的工作提任何要求。相反，他交代本单位经办这件事的同志说：“一定要服从街道组织的分配。”直到第二年九月，街道劳动部门才把杨金华分配在一个条件较差的区办角梳工厂当工人。经办此事的同志准备再去找街道劳动部门商量。杨星五知道后连忙阻止。回到家里，他又教育女儿，说：“工作怎能挑三拣四。领导干部的孩子更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不然就成了搞特殊。”经过说服教育，他的女儿终于愉快地服从了分配。 杨星五的孙子杨玉堂从小患支气管扩张病，一九七三年从农村到福州边治病、边念书。一九七五年杨玉堂高中毕业后，很想留在福州，心想，让爷爷帮他在城里找个工作，总不会成问题。杨星五了解到孙子的心事后，对他说：“眼下还有不少城市青年等待安排工作，我不能违反政策，先考虑你这个农村户口。还是象你爸爸一样，回乡里去吧，种田同样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杨玉堂回到山东农村不久，杨星五的二哥来信责备杨星五，说他“当官越当越傻”，“做得太过分了”。杨星五心平气和地写了回信，从党的政策讲到领导干部的责任，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讲到群众的不满情绪，说明送孙子回家务农是完全应该的。不久，杨星五又利用出差的机会回了一趟老家，反复做二哥的思想工作。他说：“党教育了我这么多年，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权力，我要是拿这权力为儿孙‘走后门’，为家庭谋私利，就辜负了党，脱离了群众。”他二哥听了觉得在理，表示支持杨玉堂留在农村。 杨星五管人事组织工作，一些老同事、老同志或老乡，常常来找他要求帮助他们的子女或亲属安排个好工作，照顾个好地方。但是，杨星五坚持一条原则：不管熟人生人，干部群众，上级下级，对谁都一个尺寸——按党的政策办事。 今年有一天，人事局一个下属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杨星五家里，要他把自己的孩子调整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岗位上。杨星五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诚恳地对这位负责人说：“我们都是老同志，对子女的要求应该严格一些，不能事事迁就他们。再说，调整他一个，就会影响其他人。我们办事情都要考虑影响。”这位负责人接受了杨星五的意见，表示要教育儿子安心工作。 一九七六年末，省委让杨星五负责在机关招收二十个干部子女入伍的工作。名额有限，想参军的人很多。那几天，不少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来找杨星五，要求“照顾”。面对这种情况，杨星五仍然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政法单位有一个名额，有人建议是不是给分管政法的一位省委常委的孩子去。杨星五想，这位常委虽然是自己的老乡，但考虑到群众的影响，便建议把这个名额留给了一般干部的孩子。省革委会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找到杨星五，说她的孙子想参军，希望“照顾”一下。杨星五不同意，说：“名额就这么多，不能都给领导干部，还要考虑一般干部和群众。”另外有一个部门负责人的家属，要杨星五无论如何留一个名额给他的孩子。杨星五说：“组织上已经研究过了，你的要求不合理。”这位家属以威胁的口气说：“人家‘征兵办’都答应我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机械？”杨星五说：“我们按原则办事，你的要求不能答应。”在他这里，这不合理的要求硬是被顶回去了。

第1版()专栏： 上海钢管厂干部和党员发扬民主分清是非 热烈讨论现行政策究竟为谁服务 大家提高了认识，认清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四化建设，符合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新华社上海八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永康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的各项政策，究竟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上海钢管厂的干部和党员最近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上海钢管厂今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的政策，先后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作了改正，给一批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摘了帽子，给原来的资本家发还了被查抄的财物，恢复和补发了工资，并根据各人专长重新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厂里大多数同志高兴地说，这是党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胜利，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胜利。但也有一些同志一时不理解，认为这些政策是为那些“摘掉帽子、拿到票子、有了位置”的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还是“老样子”，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有的人甚至怀疑是“转了向”、“砍了旗”。 钢管厂党委认为，这是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有必要通过学习和讨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端正认识，分清是非，继续拨乱反正。四月初，党委组织干部和党员开展了一次“党的现行政策究竟为谁服务”的讨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以后，大家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我国阶级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论述，对“现行政策为谁服务”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澄清了干部和党员思想上的模糊认识。 厂党委书记倪大钧说，现行政策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实践已经作出最好的回答。毛主席关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的政策，本来就是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制定的。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进一步落实这些政策，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搞四化。而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正是体现了我国亿万人民最大的愿望和最大的利益。 倪大钧和许多干部分析了这个厂原有的四十多个民族资本家的情况认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或是有一技之长的行家。电器工程师杨瑞麟，解放前是个私营工厂厂长，一九五六年工厂合营后，他来到上海钢管厂。他和一些技术人员合作搞成了我国第一台高频焊管机，改变了历来手工焊接的状况，使钢管合格率从百分之三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九十，钢管产量也大大提高。这项技术后来推广到全国许多工厂。但是“四人帮”横行时，这位有真才实学的电器专家却被打成为“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这次对他落实了政策，这位年满七旬的老人心情十分激动，经常从很远的住处赶到厂里，同大家一起商量改进生产技术。六月中旬，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又一次提出了十条合理化建议。 许多同志扳着指头议论说：象杨瑞麟这样热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厂里还有好几位。落实政策后，他们精神振奋，有的作出了新成绩，被大家评为先进生产者。这不正好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正确，贯彻这些政策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吗？ 保卫科副科长孟耿友在学习中谈到不久前给厂内八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的情况。他说，无缝钢管车间有个工人，过去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连他的子女都长期抬不起头来。这次给他摘帽以后，全家欢天喜地。两个孩子最近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一个儿子还入了团。许多同志听了很受启发，他们指出，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少数人落实政策，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积极性，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完全符合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些干部和党员群众还大量引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厂里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本人及家庭得到的种种实际好处，说明这些政策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不能认为工农群众还是“老样子”、“没好处”。许多同志还指出，党的现行政策今后将更有力地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农群众的生活还会越来越好。党委副书记刘效法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看党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光看一点，不看全面；光看钞票（落实政策，退回财物），不看影响（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光看今天，不看明天。 党的现行政策既然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会有人感到不理解甚至产生怀疑呢？副厂长林顺才指出，根子在疯狂推行极左路线的林彪、“四人帮”身上。这伙反革命分子搅乱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使许多人的思想受到毒害，误以为只有对地主、富农、资本家采取无休止的镇压手段才是党的政策，谁要正确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把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政策，谁就是“右倾”。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精神和有关的文件下达以后，给了我们冲破这个禁区的锐利武器，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落实好政策，这是真正的“高举”。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破坏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砍旗”。

第1版()专栏： 在农村工作中多走路少坐车好处多 仁寿县委提倡步行下乡调查研究 本报讯 四川省仁寿县委的领导同志，在农村工作中坚持多走路，少坐车，经常深入访问各社、队，密切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仁寿县委历来重视坚持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县委领导干部每年要拿出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到农村，一般都步行下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县的领导同志步行下乡更勤了。他们广泛访问各社队，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仅县委书记就走了三十多个公社、近百个大队。经过长期实践，仁寿县委体会到，在农村工作中坚持多走路，少坐车，好处很多。 首先，有利于更普遍地到处看看、听听，准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问题抓得准，避免瞎指挥。仁寿县委并不是一概反对坐车下乡。他们认为，如果光是坐上汽车跑，单靠听取汇报，那末，发生在生产第一线的许多情况是很难了解到的。只有勤跑、勤看、勤问，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四月下旬，县委书记和一位副书记在下乡途中，看到石嘴公社红武七队所育的棉苗数量不足，有十亩棉田栽不上，而又没有做好直接播种的准备。他们就打电话给县委农业管理部门，立即通知所有棉区公社，要实事求是，因时制宜，查补棉苗，凡是棉苗不够的，赶快用直播的办法补足面积，不可违误农时。据有关部门估计，光是这一下，全县适时播种的棉田就会增加十分之一左右。 其次，密切了干群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县委领导同志下乡少坐车、多走路，和干部群众接触机会多了，县委就显得耳聪目明，随时能掌握基层情况，了解群众的情绪。基层干部和群众也就主动向县级干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 本报通讯员 陈林森 本报记者 师文宴

第2版()专栏：关于农业思想的讨论 我国农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梁记耀 人们一谈到农业，往往想到的是粮食，但农业不仅是指粮食，它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认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们中国人吃饭，有不少陈旧观念，许多人认为吃饭就是吃粮食。其实，肉食、奶、奶制品、干果、水果等，都应该逐渐成为我们食品的重要成份。因为一时还做不到这样，所以，我们在计划农业的时候，还必须重视粮食的生产，但也一定要有一个规划，注意对其他各业生产的安排。有的则可以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争取在三、五年内见到可观的效果。粮食、林业、牧业和其他各业，三、五年内来一个大发展，有没有可能呢？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外是这么三种：一种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要搞出大的名堂不可能，过于谨慎；第二种是有点急躁，离开了实际和可能；第三种，认为只要我们把问题抓准、抓好，在三、五年内，可以打一个农业翻身仗。第三种看法，是有充分可能的。 有什么根据呢？先说老天爷给我们这个国家安排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我国大部地区位于北纬二十度至五十度，没有了不起的严寒，也没有了不起的酷热，是一个很理想的“谷仓”。我们有平地，有山岭，有草原，有水面，有适宜发展农业的气候条件。这是讲自然条件。我们的工业，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提供农业机械、农药、化肥的能力，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效也越来越显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取得农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清除了林彪、“四人帮”。他们在农业上、在农村政策上制造的混乱和破坏，得到了澄清和恢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达到全国农村以后，全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热烈欢迎，广大农村呈现出多年来未见的欢欣鼓舞的景象。可以说，去年以来，我们的农业有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变化。不要小看这一年来农村的变化，它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这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关键是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而只要我们把农业、农村的政策搞好了，搞对头，积极性有了，再加上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农业的高速度发展也就有了。 当然，我们也有困难。对困难也有个正确认识的问题。老天爷不配合，会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对老天爷也不要苛求。这里雨多点，那里又旱点，就和人患感冒差不多。某些地区推迟十天，或者提前十天下雨，算不了什么大灾。我们有钟表，上班有时还会迟到呢。所以，对老天爷也不要苛求。我们的困难主要有两条，一是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农村不少地方遭到了极大的损伤，把家底搞空了，公社的，生产队的，社员家庭的家底搞空了。再有就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农村干部和社员，思想上还有疑虑，担心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再变，心里不踏实。这也难怪，因为过去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来回折腾，把人们搞怕了。有的地方，派性、不按实际情况办事、瞎指挥、搞虚夸的坏风气，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会妨害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积极性的发挥。这些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就会逐渐得到解决。 关于粮食生产，一九七八年总产是六千一百亿斤，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四百四十亿斤。今年秋季只要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增产四百亿斤是可能的。这样，今年的绝对数字就可能是六千五百亿斤。如果今后能够保持每年增产三、四百亿斤的话，那么，一九八五年就有可能达到八千亿斤。当然，要连续地、稳定地每年增长三、四百亿斤是很不容易的。还有第二种算法，我们只算西南、中南、东北地区四个主要产粮省。这四个省的增产潜力都很大。如果这四个省经过努力在几年内都增产二百亿斤，合起来就是八百亿斤。其它二十五个省市再增产七百亿斤，全国就是八千亿斤。还有第三种算法，在已经达到的亩产水平的基础上，按现在的标准，平均每亩增加一百三十斤，就是八千亿斤。搞四、五年，五、六年，一亩地增加一百三十斤，虽然很不容易，但还是有可能的。我们粗略地算一算，心里就有了大致的底数，当然要经过我们付出辛勤的劳动、艰巨的努力才行。总之，只要我们不犯错误，抓住关键，到一九八五年，粮食达到八千亿斤是可能的。 我们不仅仅重视粮食生产，还要极为重视全面发展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牧业。牧业情况怎么样？我们的猪在三年内由一亿八千万头增长到现在的三亿头。我们再搞三、五年，不要说翻一番，就是翻半番，增长百分之五十，也就可以达到四亿五。要使猪不断增加，就要非常注意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搞得不好，农民的积极性又会下降。所以我们要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还要立即抓发展羊的问题。我们的羊三、四年来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据说有一亿五千万只，其中山羊占百分之四十，绵羊占百分之六十。我们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都有广大的牧场。畜牧场比耕地多三倍。猪这三年将近翻一番，羊只增加百分之二十，如果羊也能翻一番，增加一亿五千万只，所产羊毛就等于一千二百万亩到一千五百万亩棉花，相当于现有棉田的三分之一。发展羊，第一解决肉食和奶制品，第二解决穿衣问题，第三解决非常重要的轻工业原料——皮革。羊为什么上得慢？可能第一是重视不够，第二没有放开手让农民去干。现在我们放手让农民养猪，一头母猪生八只猪娃子，就增加到九只。可我们不少地方规定，一户农民只能养两只羊。养一、两只羊不合算，每天至少要半个劳动力看羊。养七、八只有什么关系？八只羊只等于一头母猪下的八个猪娃子。据说新疆一个贫农过去一般都有二、三十只羊。首先是要提倡集体养，也要发展户养。放手养羊，养羊的潜力很大。如果今后三、五年，猪翻半番，到四亿五千万头，羊翻一番，到三亿只。还有牛，放手发展牛，有选择地把一千万头牛发展到一亿头，那么牲畜就是八亿五千万，再加上别的，到九亿头，那就意味着我们全国每人平均占有肉食三、四十斤，甚至五十斤。所以只要政策对头，三、五年到七、八年，逐步改变我们的食物构成，多吃点肉，很有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狠抓林业。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一百四十四亿亩地，其中十几亿亩耕地，牧草地四十亿亩，六、七十亿亩是荒山、荒坡。中国农业的一个很大的潜力是在荒山、荒坡上。不说别的地方，北京的荒山、荒地就比耕地多。北京有一万六千七百平方公里土地，等于二千一百多万亩地，其中耕地七百多万亩，占三分之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可以搞林。发展林业潜力很大。造林就是造水，林可以涵养水，保护土壤，可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不要一想起造水就是打井，修水库。有的地方适宜搞水库，但不能什么地方都搞水库，打井，有的地方成本高，搞不成。造林就是造粮食，比如板栗、枣子、柿子都是粮食。造林就是造油，要发展木本油料，比如核桃就是油。造林就是造轻工业原料，又是建筑材料。林业抓上去也不容易，要想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主要是要有一个通盘的长远规划，对现有森林，要计划采伐和护林、造林相结合。广大农村，要因地制宜，采取社造、队造、户造一齐上的办法，坚持年年抓，奋斗一、二十年来解决。目前，有些地方还在烧林开荒、毁林造田，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制止。 另外，我国的渔业发展也是大有可为的。我们有大面积的江河湖泊淡水水面，有大面积的近海水面，还有大面积的临海滩涂。在这些地方，只要我们把渔业的养殖和捕捞同时重视起来，我国的渔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总之，如果我们狠狠抓粮食，牧业，林业，渔业，副业，把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抓起来，而且措施对头，农业三、五年打个大翻身仗的希望很大。

第2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颁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标准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政策。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专业化，就没有高质量、高速度。为了加强标准化管理，提高标准化水平，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的作用，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 技术标准（简称标准，下同）是从事生产、建设工作以及商品流通的一种共同技术依据。凡正式生产的工业产品、重要的农产品、各类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安全和卫生条件，以及其他应当统一的技术要求，都必须制订标准，并贯彻执行。 第二章 标准的制订和修订 第三条 制订或修订标准，要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密切结合自然条件，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第四条 制订或修订标准，要对同类产品的品种、规格，进行选优和合理分档，形成系列；对量大面广的零件、部件、元件、器件、构件、配件要尽量扩大使用范围，提高通用互换程度。各类标准要协调、配套，注意军民通用。 第五条 工农业产品标准的质量指标，按照使用要求，可在同一标准中作出合理的分等规定。 第六条 在制订产品标准的同时，制订好包装标准。包装标准必须符合保证质量、保证安全的要求，考虑装卸、运输、保管等条件，注意节约用材。 第七条 对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和国外的先进标准，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用。 第八条 出口产品和对外承包工程，必要时可由生产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外贸、外经部门制订适合外贸市场需要的标准。 第九条 标准要根据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适时进行修订。标准每隔三至五年复审一次，分别予以确认、修订或废止。 第十条 标准化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列入各级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制订标准需要进行的试验研究项目，纳入各级有关的科研计划。 第三章 标准的分级、审批和发布 第十一条 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三级。部标准应当逐步向专业标准过渡。部标准（专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企业标准不得与部标准（专业标准）相抵触。 第十二条 国家标准是指对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而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主要包括：基本原料、材料标准；有关广大人民生活的、量大面广的、跨部门生产的重要工农业产品标准；有关人民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标准；有关互换配合、通用技术语言等基础标准；通用的零件、部件、元件、器件、构件、配件和工具、量具标准；通用的试验和检验方法标准；被采用的国际标准。 第十三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草案，属于工农业产品和军民通用方面的，报国家标准总局审批和发布；属于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审批和发布；属于药物和卫生防疫方面的，报卫生部审批和发布；属于军工方面的，报军工有关部门审批和发布；特别重大的，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四条 部标准（专业标准）主要是指全国性的各专业范围内统一的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由主管部门组织制订、审批和发布，并报送国家标准总局备案。 第十五条 凡没有制订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的产品，都要制订企业标准。为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可制订比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更先进的产品质量标准。企业标准的管理办法，由国家标准总局另行制订。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提出标准草案建议稿。属于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的，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理；属于企业标准的，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审理。 第十七条 标准的修改、废止，由标准的审批机关批准、发布。标准的解释，由标准的审批机关或由其指定的单位负责。 第四章 标准的贯彻执行 第十八条 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术法规，各级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对因违反标准造成不良后果以至重大事故者，要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处分、经济制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贯彻标准确有困难者，要说明理由，提出暂缓执行的期限和贯彻执行的措施报告，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发布标准的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贯彻标准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条件，上级主管部门应予保证；重大的，应纳入各级技术措施计划。 第二十条 一切生产企业对于原料、材料和协作件的验收，半成品的检查，以及成品的检验，都必须按照标准进行。符合标准的产品由检验部门填发合格证；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列入计划完成数，不计产值，不准出厂。 第二十一条 一切工程建设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按照标准进行，不符合标准的工程设计不得施工，不符合标准的工程不得验收。 第二十二条 新产品和工程的设计要充分考虑标准化要求，设计任务书、设计文件必须进行标准化审查；在鉴定、定型时，必须有标准化管理部门参与标准化审查。 新产品投产前，必须制订出产品标准，否则不准批量生产。 第二十三条 整顿和改进老产品时，要充分注意标准化，必须有标准化管理部门参与标准化审查。 第二十四条 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必须充分考虑国内标准化要求，应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市、自治区的标准化管理机构进行标准化审查；对国内影响较大的，由国家标准总局召集有关部门进行标准化审查。 第五章 产品质量的监督和检验 第二十五条 国家标准总局和省、市、自治区标准局负责管理产品质量的监督和检验，统一组织和指导有关专业检验机构开展监督检验工作，具体办法由国家标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订。 各省、市、自治区要在工业集中的城市建立和健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受同级标准化管理部门领导。 第二十六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的任务是：根据标准进行产品质量的监督检验；产、销双方对产品质量有争议时，执行仲裁检验；经常向上级反映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产品质量的建议；指导和协助企业的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第二十七条 负责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部门，有权直接或委托其他单位对产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质量检验。对于不按标准进行生产、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有权停止其填发合格证；特别严重的，有权建议主管部门对企业和有关人员进行经济制裁，或者对企业进行停产整顿。 第二十八条 新产品必须取得产品监督检验机构的鉴定合格证，方可申请商标注册。 第二十九条 实行优质产品标志制度和奖励制度，贯彻优质优价政策。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证明，有关部门公认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对优质产品发给优质产品标志。具体办法由国家标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订。 第六章 标准化管理机构和队伍 第三十条 标准化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化的方针、政策，组织制订和修订标准，督促检查标准的贯彻执行，负责管理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的监督、检验工作，负责检查、监督新产品设计和老产品整顿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工作等。 第三十一条 国家标准总局是国务院主管全国标准化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提出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制订和执行全国标准化工作规划、计划，管理全国的标准化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第三十二条 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城市的标准局，以及自治州、县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是同级革命委员会的职能部门，负责管理本地区的标准化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标准化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本部门的标准化工作。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业局、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或专职人员，由主管技术工作的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直接领导，负责本单位和承担上级委托的标准化工作。 第三十五条 国家标准总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健全标准化科学研究和情报资料机构。省、市、自治区标准局应建立和健全标准化情报资料机构。 第三十六条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标准化研究所和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负责标准化的科学研究工作，组织和承担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的制订和修订任务，参加相应的国际标准化活动。 第三十七条 标准化和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是生产技术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科技人员是整个科技队伍的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待遇与其他部门的科技人员相同。对工作成绩显著或作出重要贡献者，应予以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根据本条例制订实施办法。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由国家标准总局负责。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原《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停止执行。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第2版()专栏： 要求供应农村日用急需品 ——两位农民的来信 编者按：近几年来，农村社员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肥皂、洗衣粉、碱面、煤油、火柴等供应很紧张，有的地方甚至不断脱销。造成这种情况有客观原因，如某些原材料供应不足。也有主观原因，如在安排生产和组织供应方面，对农民的需要考虑不够。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今天，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及早解决这一问题。编辑同志： 眼下农村由于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广大社员群众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大家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早贪黑地在田野里劳动。夏天，只要出工就出汗，一出汗就想收工后好好地洗一洗。可是，近几年来，农村日用品象肥皂、香皂、洗衣粉、碱面之类基本上不供应或供应极少。我们这里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每户只供应了一块肥皂。洗衣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可是，不用洗衣粉、肥皂或碱，能将衣物洗净吗？据我观察，城市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并不少。蚌埠淮河路一家小商店里，肥皂堆的才真叫多呢。你打算买一块，人家要供应券。我们不懂：农民买东西怎么就这样困难呢？目前有些商品是比较紧张，但是，我们估计国家也会供应农村一部分，但这些东西都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社员群众就见不到呢？ 由于在国营商店里买不到，搞投机的人要的价就很高。在淮河沿岸的一些集镇上，投机倒把者以高出国家牌价三分之一以上的高价出售。例如，一条肥皂牌价四角七分，集市上卖七角五分；一袋洗衣粉（塑料袋）三角五分，集市上卖六角、七角；一斤碱面牌价只卖一角七分，可是这些投机倒把的，每斤卖四角五分、五角、六角。 另外，我们呼吁有关主管部门，将一些产品质次价高的工厂停掉。将这些厂的原料供应其它工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人民所需要的日用品。 安徽寿县大店公社瓦房大队农民 卞修良编辑同志： 当前，工、商业部门如何树立想社员所想、急社员所急的经营思想，如何合理调剂、切实安排农村社员日用急需的煤油、肥皂、火柴等商品的供应，是很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几年来，我们这里的煤油、肥皂、火柴等项计划供应的商品，确实少得可怜。如，煤油每户每月零点五至零点九斤，肥皂每个社员每季度四分之一条，火柴每户每月五小盒，等等。 农忙季节，社员早起贪黑劳累不息。可是晚上收工后，三步两步跑到大队商店，求情买点煤油，营业员翻开账簿一看，已经买过，白跑一趟，只好回家“摸黑”。社员成天与泥水、尿粪打交道，身上、脸上、手上、脚上怎能没有泥浆、尿粪沾污呢？没有肥皂，怎能洗干净？衣服穿了再穿，只能用清水洗一洗。这叫我们社员怎么讲究卫生呢？ 江苏如东县石屏公社农民 桑芝付

第3版()专栏： 坚决克服派性 本报评论员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克服派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我们党的团结和统一大大加强了。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还没有解决；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派性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危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少数坚持闹派性的人，现在变换手法，继续进行活动，干扰以至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的活动虽然转向隐蔽，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有所表现：如在领导班子内，拉山头，搞圈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吹捧符合自己派性利益的领导干部，反对、诽谤、诬告按党的原则办事的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派的利益出发，或进行歪曲，或不予理睬，或加以攻击；使用干部以派划线，任人唯亲，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在清查工作中捂盖子，抵制清查，包庇有问题的人，或者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转嫁罪责，甚至把一些坚持正确路线，抵制“四人帮”的好干部打下去；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对同派的人搞一风吹，处处从优照顾，对原来不是一派的故意拖延刁难，不给解决；在安排干部、发展党员、选举、招工、评奖、提级、调工资、分房子、发补助等问题上，都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切从派性出发。这些派性严重的人，以派的利益代替党性原则，认派不认党，亲派不亲党，跟派不跟党，对党离心离德，对同派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甚至随意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为了派的利益，他们可以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敌我，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闹派性的人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骨子里却继续搞林彪、 “四人帮”那一套，以原来的派兄派弟为基础，搞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唱着革命的高调，干着结帮营私、争权夺利的勾当。他们口口声声“高举”、“紧跟”，实际是借着高举以营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篡改，用来为他们的派性利益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甚至利用“反对派性”的口号，为自己披上“党性”的外衣，反而给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戴上“派性”的帽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大群众反对派性，对派性深恶痛绝。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派性，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要看他在使用干部、发展党员、评工资等等具体问题上，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看他对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执行和维护，还是阳奉阴违、软阻硬抗。只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检查，到群众里去听取意见，谁有党性，谁有派性，是不难搞清楚的，要想鱼目混珠是办不到的。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战斗集体，它同派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党内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许在组织上闹分裂，不许搞派别。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组织原则。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进一步、退两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党内斗争的历史事实证明，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坏分子、野心家等等，他们就是利用派性和派别活动来分裂党，并通过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记。 派性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行帮”习气在党内的一种反映，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动起来的。派性的危害极大。它在政治上瓦解党，思想上腐蚀党，组织上分裂党。它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削弱党的战斗力。它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地方揭批查不彻底，纠正冤假错案受干扰，违法乱纪案件查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派性作怪。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挫伤干部群众搞四化的积极性。派性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四个现代化的大敌。每个党员都要认清这个大敌，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办事，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跟着林彪、“四人帮”犯过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坚决同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彻底克服派性，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闹派性屡教不改的，要受到纪律处分。领导干部闹派性不改的，要坚决撤下来。 受过委屈、吃过苦头的同志，要正确对待自己遭受过的打击和委屈，要有高风格、高姿态，要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我们要正确分析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着重考察历史条件，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不要简单地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提倡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对原则问题必须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非原则问题就不必纠缠。同志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谅解，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就要发扬他们那种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 克服派性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派性不消除，党性不能发扬，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坚决的措施消除派性。要认真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把广大党员更好地团结起来，肩负起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第3版()专栏： 同心同德的“火车头” ——兰州机车厂党委政治生活纪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和铁道部授予兰州机车厂大庆式企业的光荣称号。这个打了十年派仗，一直被称为 “老大难”的工厂，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工人同志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说：“工厂能多出火车头，全靠党委这个‘火车头’。” 这里记述的是这个厂党委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团结战斗的几件事。 坚决堵死“透风墙” 过去，兰州机车厂党委有一堵“透风墙”。每次党委会刚刚开完，会上讨论了什么，就传得满城风雨，甚至连哪个委员坐在什么位置，说话的声调如何，都一清二楚，弄得党委无法正常工作，会上谁也不敢说心里话。很显然，不坚决堵死这个“透风墙”，党委就没有战斗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厂党委同一位带头搞派性的党委常委、副厂长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党委“一班人”在大小会上，当着他的面，严肃批判他在一九七六年支持一部分人冲击党委会，到处贴“走资派还在走”的大标语，四处告“黑状”、写“黑信”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同志们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对这位常委思想触动很大。他回想起自己在五十年代当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和全国人民代表的时候，想的是为革命多做贡献，为什么前些年走了下坡路，陷入派性而不能自拔？说来说去，就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下，个人主义膨胀，想争个人之权，背离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他在大小会上，公开承担了搞小圈圈的主要责任，承认自己闹派性是因为想当工厂的行政第一把手。他痛心地说：“今后再不搞害党误民的派性了，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四化做贡献！” 经过这场斗争，兰州机车厂党委深深感到，十多年来，派性对党的肌体的破坏，对人的思想的腐蚀太深重了，必须严肃对待，彻底消除其影响。党委首先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严明的纪律：每个党委成员绝对不许搞派性活动，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的团结。 “咱们都是党的人” 搞掉了党委外的小圈圈，并不等于派性消失了。在提干部、调工资的时候，派性往往又会抬头，并且反映到党委中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不徇私情，坚决按党的原则和政策办事，决不让派性这个“鬼”钻空子。 去年调整工资时，群众对一个车间干部进行了全面衡量，最后没有提他。这个干部想：自己和党委副书记张世恒是建厂时一块调到兰州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同是一个观点，于是他就找到张世恒，想让他替自己说说话。张世恒回答说：个人的友情不能代替原则，调工资要由群众评定，我个人不能给你调。 在调整和选拔基层领导班子时，在一些干部中也是各有各的打算：你有你的干部，我有我的名单。党委排除干扰，坚决不搞派性的“小名单”，而是搞“五湖四海”的“大名单”。当时，有人曾找到党委书记韩树椿，对他说：“某某可是谁的人，调整班子的时候可得注意呢！”韩树椿同志反问道：“那你是谁的人呢？咱们不搞这个，咱们都是党的人！” 正因为厂党委成员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当互相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时，他们顾大局，向前看，不计较个人恩怨。文化大革命中，李恩波同志对被结合较早的李树森同志的某些做法很有意见。一九七六年底，李恩波重新回到兰州机车厂工作，和李树森都在常委班子里，又都任副厂长。大家担心他俩弄到一起搞不好。但出人意料，李恩波当着李树森和同志们的面，多次讲：“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了，谁都难免有错误，我也曾错误地整过别人。不能把那些往事当个斗大的线团子，缠个没完没了。”李树森看到李恩波姿态很高，也作了自我批评。现在，他俩增强了团结，工作上互相配合。 友谊、谅解和支持 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厂长张世恒，是从中层干部新提拔起来的。在厂党委常委中，许多同志的资历比他老，年龄比他大，又一直是他的老领导。他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最初总是惴惴不安，工作不大胆。厂党委书记韩树椿带头尊重和支持他的工作，并多次在常委会讲他的长处，提出常委们要加强团结、合作。常委们也都表示，不为个人争长短，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张世恒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勇挑重担，大胆地抓起了全厂的生产，工作很有起色。 在“班长”的带动下，党委“一班人”相互支持逐步形成了风气。在今年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对负责生活的一位党委常委、副厂长提出尖锐批评，并表示对他不信任。厂党委认为，这个常委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有些生活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住房紧张、生活福利设施差等等，是多年积累下的，并不是这位常委工作造成的。在会上，党委耐心向大家进行解释，明确指出，有关职工生活福利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应该由党委集体承担责任；并希望广大职工支持这位常委把工作抓好。会后，党委加强了对生活福利工作的领导，支持和帮助这位常委大胆工作，大大加快了职工宿舍和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职工食堂也越办越好，群众比较满意。 在兰州机车厂党委内，“班长”敢于承担责任，委员勇于分担责任。遇到紧急情况，谁在场谁就负责到底，决不推给别人，更不推给“班长”。去年以来，这个厂发生的几件紧急事情，都是由当事的常委临机处理后，再向常委会汇报的。过去那种无人负责，推推拖拖的作风再也看不到了。党委常委、厂工会主席崔玉斋初来到这个厂时，是抱着多听少说的态度干工作的。现在，他看到党委“一班人”互相信任，不诿功推过，感到延安作风又恢复了，心情十分舒畅，决心做好党委分给自己负责的工作。他以工会为家，对工作大胆负责，把“百事闲”的工会变成了“百事忙”。 本报记者 曹永安 祖伯光

第3版()专栏： “任人唯亲”要不得 党中央一再强调，用干部要任人唯贤，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有的领导干部，却把这些原则抛在一边，你说你的，他干他的，好象党的原则只是给别人规定的，自己可以例外。 根据革命需要调动干部的工作，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一些负责干部调动工作时，有时为了便于到新单位开展工作，经过干部部门同意，是可以调几个干部随同到新单位去的。但是，有的负责干部调动时，没有严格遵守党管干部的原则，除妻子和规定照顾的子女外，他们还要随身带走一批人，包括不应带的子女、秘书、司机、保姆，以及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少的五、六人，多的十几人。有的同志调到新的单位，还未上任，先向组织部门提出名单，要求把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一个一个地调到新的单位，提任要职。似乎只有这些人才是得力干部，才信得过。个别同志甚至公开提出，同自己相处多年的秘书如不能一起调去，于心不安，并表示，如果秘书不能调去，自己的调动也可以不考虑。有的还提出种种“理由”，想方设法把子女、儿媳、女婿，甚至儿子的未婚妻，统统调到身边，一个不落。还有的根本不顾德才条件，不顾政治影响，亲自提名让自己的亲属或秘书任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团结”了少数几个人，却脱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脱离了党的原则，不但个人威信下降，党群关系也受到损害。这些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所以办得成，主要是这些同志本身的思想作风不正，组织观念不强，而干部部门的某些同志有时也放弃原则，迁就错误，或者是有更高一级的领导人讲了话，点了头，迫使下边的同志非办不可。 共产党人应该是光明正大、能团结大多数人、大公无私的。可是现在有的干部私心却这么重，“任人唯亲”、“任人唯熟”的观念这么强，不搞五湖四海，尽搞小圈圈，还怎么取信于民？又怎么避免那种在用人问题上的封建宗法特权在党内出现？宗法特权是很落后、很腐朽的东西，为什么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共产党的干部也搞这一套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不少同志眼见这种情况造成的不良影响，心情都很焦急，也很气愤。希望领导机关严肃党纪，要求领导干部在遵守党管干部这个原则问题上，必须以身作则，坚决刹住这种不正之风。也希望组织部门的同志，坚持原则，敢顶这种歪风。 郑枫

第3版()专栏： 评“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领导干部说：“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这条“宝贵经验”，在这些年来广为流传。有些人这样说，也这样做，影响很不好。 “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言下之意，就是领导干部要搞好工作，有较高的威信，身边必须拉一帮子所谓“信得过”、“听招呼”、“会办事”的亲信。于是，“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就象一条做人的“秘诀”，被有些干部所引用。你看，有的领导干部调动工作或提升到新单位任职时，往往从原单位随身带几个秘书、调几个干部，甚至连警卫员也带走。有的领导干部在本单位积极物色对象，拉老乡关系，培养自己的“手下人”。在有的部队里，甚至出现什么×长的“心腹”、政委的“红人”、参谋长的“助理”、主任的“秘书”等极不正常的外号。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只有靠党的集体领导，发挥群众的智慧，才能搞好工作，而不能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同时，领导者的威信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靠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工作成绩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几个人捧起来的。有的领导人认为自己说话算不算数，全靠“手下几个人”起作用。其实不然。一个领导人说话有没有人听，办事灵不灵，威信高不高，不在于那“手下几个人”天天吹喇叭、抬轿子，根本的一条要看领导人是否立得正，是否遵循党的原则。 “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的思想和做法，危害极大。它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损害了党的肌体，涣散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它破坏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导致“任人唯亲”。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大权在手，并不是立党为公，站在党性的正确立场上办事，一视同仁地看待干部和群众，而是以“我”为准，亲一些人，疏一些人，徇私情，拉关系。他们总是希望建立他们“指挥得动”的班子，或者希望领导班子里有“自己”的人。因此，往往把奉承自己的人看得“十全十美”，视为掌上明珠，以“好干部”而大加重用。这同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哪一点有共同之处？ 造成“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这种坏风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培植亲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得社会上那些看权势、找靠山的歪风盛行起来。所以，“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正是林彪、“四人帮”大立山头，结党营私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是瓦解党的毒瘤。希望少数有这种毛病的同志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胸怀广阔些，从“手下几个人”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 四川西昌驻军某部 江涌贵

第3版()专栏： 衡阳地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对党员进行普遍轮训 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中共衡阳地委于五月下旬到七月底对全区十七万共产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训练，使这些党员更好地认识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增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衡阳地委在训练党员工作中，首先训练党的领导机关的干部和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克服了过去轮训党员时抓了基层忽视机关、抓了一般党员忽视领导干部的毛病。其次，训练党员中他们坚持和风细雨，实行“三不主义”。鼓励党员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讲空话、假话和套话；鼓励党员提出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着眼于提高思想。第三，他们把集中训练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训练结束后，基层党组织都恢复和健全了“三会一课”（即支委会、支部生活会、党员大会和党课）制度，经常对党员进行形势、任务、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和党风党纪教育。做到思想教育细水长流，使集中训练的效果得到巩固和提高。（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斯里兰卡儿童向我国儿童赠象 赠象仪式在京举行 普雷马达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象的仪式，今天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这次来中国“安家落户”的小象，是一头名叫“阿拉丽雅”的母象。它出世才六个月，体重已有三百多公斤。 首都体育馆里今天并排悬挂着斯里兰卡国旗和中国国旗。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等贵宾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陪同走上主席台时，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 赠象仪式开始。披着盛装的“阿拉丽雅”在斯中两国饲养员的牵引下，摇动鼻子缓步走进场地。这时，场内响起了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 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邀请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一起走下主席台看望“阿拉丽雅”。他们高兴地同中国小朋友一起用甘蔗喂它，抚摸它，呼唤它的名字。“阿拉丽雅”也向人们来回地晃动着鼻子和尾巴。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赠象仪式上讲话。他说，为纪念今年是国际儿童年，他决定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代表斯里兰卡儿童给中国儿童赠送一头小象作为纪念品，因为象是斯里兰卡国家的象征。他说，这头小象的名字“阿拉丽雅”是“寺庙之花”的意思，“寺庙之花”在斯里兰卡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花。普雷马达萨总理说，象体质强壮，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希望斯中两国儿童的友谊象“阿拉丽雅”这头象那样强健、茁壮。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林乎加在赠象仪式上也讲了话。他说，中斯建交以后，两国友好往来不断增多，相互馈赠也随之增多。一九七二年，就在这个体育馆里，斯里兰卡儿童把“米杜拉”小象赠送给中国儿童。它深受中国儿童的喜欢。 林乎加主任说，象，是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现在不但“米杜拉”已经茁壮成长，而且总理阁下今天又赠送了“阿拉丽雅”。这表明中斯友谊不但得到了巩固，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相信，“阿拉丽雅”作为斯里兰卡儿童的友好使者，将会受到中国儿童的喜爱，健康地在中国成长。 贾燕浦小朋友和江红小朋友代表中国儿童用中国语和英语在赠象仪式上致答谢词，感谢斯里兰卡儿童的珍贵礼物。他们说，我们常常听说，大象总是勇敢、正直，敢于抗暴扶弱，所以我们很喜欢大象。他们接着说，我们年龄虽然很小，但都知道斯里兰卡是我们的友好国家。我们将一代一代地与斯里兰卡儿童和人民友好下去。 赠象仪式后，斯里兰卡希维西音乐舞蹈团为观众演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斯里兰卡音乐舞蹈节目，使全场再一次沉浸在友谊和欢乐中。这个音乐舞蹈团是随同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来华访问演出的。接着，北京市武术队也作了精彩的表演。 出席赠象仪式的还有在北京的斯里兰卡朋友，一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 今晚的赠象仪式是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 今天下午，普雷马达萨总理向广济寺赠送了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根据一千多年前斯里兰卡的一尊古代佛像仿制的。佛像高五英尺，雕刻精细，神态生动。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了这一珍贵的礼物。 今天上午，普雷马达萨总理的夫人参观了北京玻璃厂。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和夫人一行，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在毛泽东主席坐像前献了花圈。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悼念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前往瞻仰。（附图片） 普雷马达萨总理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象，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仪式。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出席了赠象仪式。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访黄文欢同志的两位老战友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来到北京，这使许多过去曾经和胡志明主席、黄文欢同志等共同生活、战斗过的中国同志特别高兴。 八日晚，当黄文欢同志到达北京的消息一公布，住在南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区政协副秘书长莫一帆一家都为这位越南的老战友脱险而兴高采烈。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七年，莫一帆曾经应越南同志的邀请，到越南北方担任越南独立同盟军事训练班的教员，同胡志明主席、黄文欢同志等一起度过许多艰难的岁月。 广西是胡志明、黄文欢等越南老一辈革命家曾经长期活动过的地方。那时，胡志明主席、黄文欢同志等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广西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多年，得到了广西人民的热情帮助。他们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记者到莫一帆的家里访问了他，又同他一道去访问曾经同黄文欢等越南同志一起战斗过的赵乐群。两位老人都非常兴奋、激动。赵老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说，中越人民的友谊铭刻在两国人民心中，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从胡志明主席早年在中国的活动开始，就留下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一九二六年，黄文欢等一批越南革命青年从越南前往广州，参加由胡志明主席主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秘密地从广西龙州入境，先到南宁，再乘船沿西江经梧州去广州。他们乘的船快到梧州时，突然出了故障，很快往下沉没。眼看西江滔滔的洪水就要淹没船上的乘客。这时，梧州群众纷纷奔到江边抢救。许多人奋不顾身跳下河去。一些人抛下了木板、竹筒和救生圈。黄文欢等越南革命青年终于全部脱险。 赵乐群老人今年已经六十九岁。他回忆起过去的情况，谈兴越来越浓。他说，中越人民的战斗友谊事迹是说不完的。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胡志明主席和黄文欢同志等经常在龙州、靖西、那坡一带从事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活动，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间，胡志明主席在那坡县平孟乡活动时，曾被法国殖民主义者指使的军队包围了。当地的农民领袖苏中良看到敌人追来，冒着生命危险，把胡主席背上了高山，又在岩洞旁搭了个草棚，把胡主席藏起来。尽管当时生活艰苦，群众仍然不怕危险，节衣缩食，为越南同志提供食物和住地，保证他们的交通方便和安全。胡主席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在敌人撤走之后，他才回到越南。越南革命胜利后，胡主席多次邀请苏中良到河内去作客。还有一次，胡主席在龙州县下冻区活动，住在当地农民农其俊家里。一天，国民党特务听说有越南人在村里，便到那里去抓人。农其俊看到特务快要来到村里，就立刻要胡主席换上当地群众的衣服，包好头巾，假扮成农其俊的父亲。胡主席刚换好衣服，特务就来了。农其俊立刻机警地对胡主席说：“爸爸，你带孙子去放牛吧。”胡主席答应着，就和农其俊的小儿子一道赶牛上山了。特务没有搜着，只得离开了。越南解放后，胡主席邀请农其俊到河内过节，热情招待他，还把农其俊的两个儿子收作义子。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黄文欢同志等在龙州一带组织越南独立同盟进行抗法活动。赵乐群那时在《龙州日报》当编辑。黄文欢等越南同志经常写稿子宣传独立同盟的纲领，号召群众反抗法国统治者。赵乐群帮助他们修改中文稿，并在《龙州日报》上发表。 当记者和两位老人告别时，他们一再表示，黎笋集团破坏中越战斗友谊的政策，是完全违反越南人民的利益的，一定会遭到彻底失败。 新华社记者 朱实

第4版()专栏： 原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芝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送花圈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三日电 刘芝明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刘芝明同志生前曾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原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不幸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含冤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乌兰夫、邓颖超、余秋里、胡耀邦、耿飚、彭真、薄一波、王任重、蔡畅、廖承志、宋任穷、沈雁冰、康克清、杨静仁、陆定一、江华、黄火青、胡乔木、黄镇等同志送了花圈。 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外交部、对外友协、总政文化部、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革委会、中共盖县县委和盖县革委会，以及北京、上海、辽宁等省市文联、文化局、文艺单位也送了花圈。王震、余秋里、胡耀邦、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黄火青、杨勇、黄镇、朱穆之、周扬、夏衍、阳翰笙、刘复之、周巍峙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主持，文化部部长黄镇致悼词。 悼词说，刘芝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在党的文艺战线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我党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家。刘芝明同志是辽宁盖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二九年春回国后，在担任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时，秘密参加了我党所领导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艰苦岁月里，他深入工厂、学校，并奔走于上层爱国人士之间，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壮大党的力量，为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八月在上海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刘芝明同志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同敌人进行了坚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营救，刘芝明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获释出狱，旋即转赴延安，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从一九三八年起，刘芝明同志历任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务处主任、第三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并兼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他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大力从事京剧革命和新文艺创作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的《逼上梁山》和“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的《三打祝家庄》，以及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新歌剧《刘红英》，秧歌剧《牛永贵负伤》等，都是在刘芝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作和演出的。 悼词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刘芝明同志被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任我党第一任鞍山市委书记兼市长。全国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文化部长。一九五三年，刘芝明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六二年以后，调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秘书长、副主席。他在长期领导艺术事业、艺术教育事业和群众文化工作中，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和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悼词说，刘芝明同志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当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陷害周总理，妄图把当年关押在伪南京陆军监狱的大批革命干部打成叛徒时，在这伙反革命的淫威面前，刘芝明同志威武不屈，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保卫党的利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近四十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刘芝明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党的思想、理论和文艺事业的建设上，有突出的贡献。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老战士，是我党在文化事业上的重大损失。 我们悼念刘芝明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坚持党的原则、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态度；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发扬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刘芝明同志生前友好五百多人。追悼会前，王震、余秋里、胡耀邦、彭真等领导同志，亲切地慰问了刘芝明同志的夫人李淑媛及其子女。（附图片） 刘芝明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韩念龙团长呼吁越方改变阻挠和破坏谈判的作法 越南当局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必将自食其果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指出，由于越南当局一意孤行，目前中越谈判正面临严重的困难和考验。他恳切呼吁越南方面改变阻挠和破坏谈判的作法，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 韩念龙团长八月十四日在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严正驳斥了越南方面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所谓反对霸权主义的“五点内容”。 他说：“‘五点内容’，贴着‘反霸’的标签，行掩盖霸权主义之实，对不向外国派遣军队、已经派驻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这个关键问题讳莫如深，根本不敢触及。越南当局出动二十万大军侵略柬埔寨，至今还赖在那里，继续对柬埔寨爱国军民进行血腥的屠杀，实行殖民奴役政策。这是全世界都同声谴责的典型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广泛的国际舆论和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曾指出，越南侵略柬埔寨并把军队驻扎在那里，这是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目前局势的‘关键因素’；只要越南侵略军还在柬埔寨和老挝驻扎一天，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就不会有和平与稳定可言。“如果越南方面果真愿意商谈反对霸权问题，那么为什么对这个关键问题只字不提？这叫什么‘反对霸权主义’？越南当局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控制奴役老挝、柬埔寨，拼凑‘印支联邦’，使印度支那成为反华基地，并且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却避而不谈不利用别国领土或基地向对方或其它国家进行威胁、颠覆和武装侵犯的问题。越南今天的领导人背叛本国人民的利益，不顾民族的尊严，把自己的地区霸权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战略和南下政策连到一起，同苏联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向它提供海、空军基地，威胁中国的安全，向东南亚渗透扩张。‘五点内容’却丝毫不敢触及到反对任何其它国家谋求霸权以及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这些问题，这有什么‘反霸’可言？这样的‘五点内容’，除了故意混淆是非，为大小霸权主义辩护和张目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显然，这掩饰不了越南当局地区霸权主义的恶劣形象，帮不了越南方面什么忙。” 韩念龙指出，越南当局在所谓反霸内容上玩弄的拙劣花招以及在谈判桌上的一系列言行表明，它所谓对谈判的“诚意”完全是骗人的。现在，越南方面仍然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仅六月底以来，越方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和武装入侵即已达一百一十多起；它在柬埔寨制定和推行了一个长期计划，把大批越南移民迁入柬埔寨并定居下来，妄图逐步同化和灭绝柬埔寨民族；对老挝，越南当局用数万军队和大批官员、顾问和特务，严密控制所有部门，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越南当局为了把老挝和柬埔寨变成威胁、颠覆、侵略东南亚各国的跳板和基地，正在泰柬边境部署重兵，不断派人潜入泰国，酝酿侵略泰国的战争，而且在老挝国土上扶植和资助泰国的各种秘密对抗组织和武装集团；它仍在继续把印支难民驱赶出去，给东盟国家带来不安和混乱。他强调指出，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在印支和东南亚进行“领土扩张”、进行“侵略”、“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恰恰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 韩念龙说：“越南今天的领导人背叛胡志明主席，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疯狂推行反华仇华政策，在国内极其不得人心。越南统一后，越南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增加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而越南当局却穷兵黩武，对外侵略扩张，对内进行疯狂的镇压、清洗和迫害，给国内人民带来了沉重不堪的负担，使越南人民的生活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难，人民群众的不满急剧增长，矛盾日益尖锐。在国际上，越南当局把越南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赢得的声誉丢弃殆尽，使自己置身于众怒所向的孤立地位。越南当局目前处境已经十分不妙，后果将会更加不堪设想。在人类的历史上，违背人民的意志，抗拒历史的潮流，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不乏先例的。” 韩念龙说，为了使谈判取得成果，中国方面希望越南方面能够采取严肃态度，认真考虑中国方面提出的处理两国关系问题的八项原则建议，并且拿出行动来，停止反华仇华的政策，停止推行地区霸权主义。首先，从柬埔寨、老挝撤出自己的军队，停止向中国境内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撤出占领的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停止输出难民的不人道行径。

第5版()专栏： 我代表团长在中越谈判第十次会议上指出 越南当局破坏中越人民友谊背叛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在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越南今天的领导人背叛胡志明主席，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疯狂推行反华仇华政策，在国内极其不得人心。” 韩念龙在驳斥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丁儒廉的发言时还说：“越南当局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仅违背了胡志明主席的教导，而且违反了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今天的会议上，韩念龙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表示希望越南方面改变阻挠和破坏谈判的做法，并且拿出行动来，停止推行反华仇华的政策，停止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他呼吁越南方面“首先，从柬埔寨、老挝撤出自己的军队，停止向中国境内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撤出被你们占领的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停止输出难民的不人道行径。” 韩念龙在发言中还批驳了丁儒廉在中越谈判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抛出的所谓“反对霸权主义的五点内容”。他指出：“这是越方在玩弄新花招，根本不是想就不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进行讨论，而是存心颠倒是非，制造混乱，掩盖自己的霸权主义行径，为谈判设置新的障碍。” 丁儒廉七月五日提出的所谓“反对霸权主义的五点内容”是：“不以任何形式进行领土扩张。已经侵占了哪个国家的领土就应立即停止这种状况”；“不进行侵略，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对任何国家进行‘惩罚’或者‘教训’”；“不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路线强加于别国”；“不利用由自己扶植的各种对抗组织、自己的侨民力量，或其他任何形式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不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结为联盟”。 丁儒廉在今天会上的发言中又一次对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把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节衣缩食、流汗流血给予越南人民的巨大援助，诬蔑为中国对越南进行“拉拢和施加压力的工具”。他在会上又一次对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扬言越南要“坚决捍卫”这两个群岛的“主权”。正当越南当局不断向中国边境派遣军队、进行武装挑衅的时候，丁儒廉在会上却空谈要讨论停止武装挑衅的措施。 韩念龙在丁儒廉发言后指出，越南方面今天的发言毫无新的内容，通篇是反华的陈词滥调，早已多次被中国方面驳得体无完肤。他说：“越南方面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对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大肆攻击，同时极力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并且挑拨东南亚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这更加暴露出越南当局反华仇华的面目。” 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杨公素今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情况。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丁儒廉今天下午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第5版()专栏： 香港《文汇报》援引逃港的前越南官员提供的大量材料证明 越南当局经办难民出口的罪行触目惊心 新华社香港八月十四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天刊登了该报记者麦华章撰写的一篇专访：揭露了越南当局一手经办难民出口的罪恶勾当。 文章援引了逃港越南难民当中几名前越南官员提供的材料。文章说，越南当局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份拟出输出难民的计划，于五月份付诸实行。当时，越南当局决定由副总理杜梅暗中亲自主持这项计划，由他指挥公安部执行。每地区具体组织难民输出工作则由公安部下属的地方公安局负责。 文章说，开始，难民输出情况有点混乱，收费也不统一。五月下旬，公安部下令整顿，并规定执行这项工作的情况要尽量保密。输出难民主要两种方式：（一）组织外国货轮来接载难民（以胡志明市为主）； （二）组织难民乘渔船及机动铁船离境。 文章说，在六月份，使用机动铁船，十六岁以上的难民离境收费为黄金五两，这些收费美其名为“缴纳国家义务”，是交给越南政府收入国库的。 这时，越南副总理杜梅曾发出“指示”，要胡志明市集中力量搞外国货船来接载难民，尽量减少用正在投入生产的渔船或铁船来输出难民，以免影响生产，并指示要将难民离境收费提高。其后，每名从胡志明市离境的难民，收费提高至八两黄金。在让外国货船接载难民过程中，又增加了勒索。除八两黄金之外，每名难民还要以一至四两不等的黄金，贿赂公安官员，以获取优先登船的资格。 文章说，越南当局还不断下达新指示，进一步增收难民离境缴纳的“国家义务”费，从八两加至十两，并规定离境难民必须全家离去，不能将老弱伤残的留下，理由是这批人没有生产价值。出发时，每个离开的家庭最多不能带超过二两的黄金，美金不得超过二百元。单身汉则最多只可带三钱重戒指一只、美金一百元，其余财产则全部由国家没收。上船之前，难民脚上的鞋全部要留下，为防他们将金器及美元藏于鞋中，因此，绝大部分难民是赤着脚离开家园。 文章说，被安排乘坐渔船及小型铁船的，要缴纳的“国家义务”费与乘货船离境的相同。他们可向渔业合作社购买渔船，一艘可坐一百多人的木船售价为一百五十两黄金。当副总理杜梅下达指示尽量少使用正在从事生产工作的船只来输出难民后，难民一般所能买到的，都是一些旧船及坏船。因此，在去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期间，南海一带风高浪急，开出的渔船大部分在波涛中沉没。 文章说，今年初，北方也开始输出难民工作，难民船多由广宁及海防开出。每港口平均每天开出四至五艘，每艘载难民一百至二百五十人。由于北方难民较穷，十六岁以上每人缴“国家义务”费二千越南币（约可买一两黄金）。北方组织难民输出工作也是由当地公安局负责。

第5版()专栏： 日本报刊撰文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周年 指出反霸条款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新华社东京八月十四日电 日本舆论界近日来继续发表文章，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 《公明新闻》八月十二日发表社论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规定的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社论说：“为使两国间建立起来的和平与友好更加久远地发展下去，日中两国今后必须严格履行条约中规定的各项原则。” 社论说：在这一年内，“日中两国在贸易、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加深了交流，和平友好的道路更加宽广”。 社论说：“这一年总的来看，条约的执行是顺利的，这是令人高兴的。在邓小平副总理两次访日之后，邓颖超副委员长和‘中日友好之船’相继访问日本，经济方面的合作也在扎实地进行。今后，这种关系肯定会更加紧密。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成为名副其实的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点。” 《北海道新闻》十三日发表社论说，“以条约为基础的日中两国的新关系，正在顺利地发展”。 社论说：“正如‘中日友好之船’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对日本的往来，有了飞跃的增加。”社论说：“日本对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合作，也活跃起来了。”希望两国间的这一纽带越来越牢固。社论认为，日中两国关系的扩大对世界政治有好处。 时事通讯社十一日发表的一篇专题报道说：“这一年期间，日中之间各界人士的交流格外突出，友好盛况与以前已无法比拟。”“条约缔结后，毫无疑问，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只就人员交往来说，去年日本访华的约为四万人（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中国访日的约为六千人（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是飞速的增加。今年以来，到五月为止中国来日访问的已多达四千七百人。报道说，“经济交流的渠道也越来越粗了”。“今年上半年我国向中国出口二十亿五千二百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百分之六十六，从中国进口为八千六百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百分之四十二，从数字上看，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趋势也是明显的”。

第5版()专栏： 余秋里会见美国堪萨斯州贸易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余秋里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堪萨斯州州长约翰·卡林为团长的美国堪萨斯州贸易代表团。 会见时，余秋里副总理对美国朋友说，自从中美建交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约翰·卡林州长说，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是八月十日抵达北京的。十一日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设宴招待美国朋友。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第5版()专栏： 济南国际体操邀请赛结束 新华社济南八月十四日电 一九七九年济南国际体操友好邀请赛经过三天的比赛，今晚全部结束。 今天进行了男女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选手黄玉斌获得男子四个单项的第一名，他的吊环和双杠的得分都是十九点二○分。男子另外两个单项的第一名分别被美国运动员和法国运动员夺得。其中美国运动员詹姆斯·哈通的自由体操得了十九点二五分。在女子四个单项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取得了三项第一名，美国运动员取得一项第一名。 获得男子各单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是： 自由体操——詹姆斯·哈通（美国）、许仲旋（中国）、拉里·杰勒德（美国）； 鞍马——米歇尔·布塔尔（法国）、詹姆斯·哈通 （美国）、童非（中国）； 吊环——黄玉斌（中国）、詹姆斯·哈通（美国）、许仲旋（中国）； 跳马——黄玉斌（中国）、维利·莫依（法国）、多雷尔·马林（罗马尼亚）； 双杠——黄玉斌（中国）、米歇尔·布塔尔（法国）和童非（中国）并列第二名； 单杠——黄玉斌（中国）、詹姆斯·哈通（美国）、拉里·杰勒德（美国）。 获得女子各单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是： 跳马——桑迪·沃思（美国）、王萍（中国）、李翠玲（中国）； 高低杠——李翠玲（中国）、冯春（中国）、香农·弗莱明 （加拿大）； 平衡木——冯春（中国）、艾米·麦克姆（美国）、卡比·乔治乌（罗马尼亚）； 自由体操——李翠玲（中国）、王萍（中国）、艾米·麦克姆（美国）。 据新华社济南八月十三日电 一九七九年济南国际体操友好邀请赛男女个人全能比赛今晚结束。中国运动员黄玉斌和王萍分别获得男女个人全能第一名。詹姆斯·哈通（美国）和李翠玲（中国）分别获得男女个人全能第二名。许仲旋（中国）和艾米·麦克姆（美国）分别获得男女个人全能第三名。（附图片） 获得一九七九年济南国际体操友好邀请赛女子全能冠军的中国运动员王萍在跳马比赛中的腾空动作。新华社记者 官天一摄（传真照片） 获得一九七九年济南国际体操友好邀请赛男子全能前六名的运动员在领奖后向观众招手致意。图中自左至右为：童非（中国）、米·布塔尔（法国）、拉·杰勒德（美国）、詹·哈通（美国）、黄玉斌（中国）、许仲旋（中国）、维·莫依（法国）。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科伦坡通讯 斯里兰卡的橡胶生产 新华社记者 王世荣 斯里兰卡是世界闻名的天然橡胶生产国。在甘帕哈植物园里，有两棵距今一百零三年的古老的橡胶树，如今已躯干过围了。据这个植物园的管理人员说，它们是东南亚地区树龄最大的橡胶树，堪称东南亚橡胶的“老祖宗”。这两棵橡胶树已成为斯里兰卡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引进橡胶树的国家之一的见证。 橡胶原产于南美亚马逊河流域。远在一八七六年，英国亨利·威卡姆从南美洲向斯里兰卡移来了一批橡胶树苗，试种在甘帕哈植物园，在人们的精心培植下，试种获得了成功，这以后又把一些树苗传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就是甘帕哈植物园中保存至今的两棵东南亚最古的橡胶树的来历。现在，斯里兰卡橡胶种植面积已达五十六万一千英亩（一英亩合六点零七市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点五。 努力发展橡胶生产 橡胶在斯里兰卡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一九七八年，斯里兰卡的橡胶总产量为十五万五千六百多万吨，出口收入达二十亿斯里兰卡卢比（一卢比约合零点一元人民币），占全国外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成为这个国家仅次于茶叶的第二大出口产品。 斯里兰卡生产的优质绉胶驰名世界。其他各种类型和不同等级的烟花胶片、碎胶、砖胶和鞋底绉胶等产品，韧性和弹性良好，受到用户的好评。中国平均每年由斯里兰卡购买约五万吨橡胶，占斯里兰卡橡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斯里兰卡过去一直出口生胶。近年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橡胶加工工业。现在能够生产工业、农业、交通、医疗和生活必需的二百多种橡胶制成品。 重视科研工作 斯里兰卡橡胶研究所建于一九一○年，据说是东南亚产胶国家中最早的研究机构之一。研究所距科伦坡五十多英里，座落在主要橡胶产区中心密林深处一个半山坡上，是一个理想的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基地。 最近我们前往研究所参观时，该所副所长费尔南多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研究所的情况：全所现有科研人员和工人四百七十五人，有橡胶林二百七十四英亩作为试验园地。研究所下设：生物、工艺、土壤、病虫害、科研普及等几个部门，国家每年拨款七百万卢比作为科研费用。 研究所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培育和推广新品种。现在，他们培育的新品种有一○○，一○二，一○三和一○五号已逐步推广到全国。这几个品种的共同特点是成熟期短，单棵树的出胶量多，每英亩可产胶二千五百磅左右。其中用当地和印尼的橡胶树通过无性繁殖培育的新品种一○三号，种植四至五年后即可割胶，每英亩最高产量可达三千五百磅。目前，研究所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是试验在胶树的切口处，使用激素和不断改进割胶方法，以提高出胶量。为了解决小雨天能正常割胶，他们制造了一种“防雨器”，保护割胶面，可以增加全年割胶时间，使产胶量提高百分之二十。 多年来，研究所对产胶区的土壤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土壤研究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图上用不同的颜色和符号标出十几种土壤分布情况。研究室主任告诉我们，他们已全面掌握不同的产胶区土壤的成分和施用不同化肥的比例，合理施肥可使橡胶产量增长百分之五至二十左右。 为维护经济权益而斗争 斯里兰卡是世界天然橡胶的主要生产国之一。斯里兰卡的橡胶产量和出口量，占世界天然橡胶总产量和出口量的百分之五。橡胶生产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全国约有一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橡胶为生。国际橡胶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斯里兰卡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 天然橡胶的主要消费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日本、英国、西德等工业发达的国家。长期以来，国际垄断资本，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和操纵天然橡胶的销售价格，并用贱买贵卖不等价交换的办法，不断压低天然胶的收购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价格，对天然橡胶生产国进行剥削和掠夺，使它们蒙受极大的损失，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垄断，反对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稳定天然橡胶的价格，维护生产国的经济权益，一九七○年十月，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组成了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近年来，这个协会多次开会，讨论协调天然橡胶生产国在生产和国际市场销售方面的合作，决定建立国际天然橡胶缓冲储存组织，稳定市场供求平衡，维护天然橡胶的合理价格。此外，它们在加强技术交流，培育新种，更新橡胶园，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与此同时，天然橡胶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就稳定天然橡胶国际市场价格问题进行了谈判，要求消费国分担建立橡胶“缓冲储存”所需的资金。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缓冲储存”资金等有关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只要坚持团结，进行联合斗争，天然橡胶生产国为维护经济权益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本报有删节）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由农业部长霍士廉率领的中国政府农业代表团十三日结束了对西德的两周访问，乘飞机离法兰克福经瑞士回国。 在访问期间，霍士廉和西德粮食和农林部长埃特尔就两国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商定建立一个临时农业工作组，讨论在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推动这种合作。在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观并考察了种子、家禽饲养企业，粮食、农机和农药工业，国家研究机构，合作社和农民家庭企业，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家造船厂派遣中国技术人员议定书的签字仪式八月十三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 中国驻刚果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健民和刚果运输和民航部长伊莱尔·蒙托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十三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八月六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九七九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八月七日到十日，中国贸易代表团应苏方邀请到里加和塔林两个城市进行了访问。 十三日到机场送行的有：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季·格里申等。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田曾佩也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

第5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阿卜杜勒·马吉德任苏丹第一副总统 苏丹总统尼迈里八月十三日晚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任命阿卜杜勒·马吉德·哈米德·哈利勒为第一副总统并仍兼任国防部长。 尼迈里总统还宣布，他本人担任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联盟改组工作不久即可完成。 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复交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八月十四日报道，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且不久将互派大使。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是由于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发生分歧，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断绝外交关系的。 智利在南极新建的气象站已正常工作 智利今年二月在南极韦德尔海岸建立的一座气象站已正常工作，并收集到许多有关南极的资料。 这个新的气象站座落在智利原有的三座气象站南边的一个终年无人光顾的遥远地方。自动监测器把有关数据通过卫星送到智利。 蒙古贮备冬用饲草 据蒙古报纸报道，截止八月一日，蒙古全国已打冬用饲草六万七千多吨，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点一，比去年同期多打饲草一万四千多吨。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派出三千九百多个机械和人力打草队。奔赴草场打草的人数已超过十二万。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残阳如血 〔报告文学〕 菡子 丙辰年初彻骨的寒气侵入了老周的心府。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哀乐声中，四魔竟敲起了妄图倾覆我们伟大祖国的丧钟。老周接到要他参加“批邓”学习班的通知，年近花甲的他，抹去脸上的泪水，挟着一个小包，毅然出走了。在长途汽车上，他凝神注目接近家乡的土地。“沧海横流月，归去有田园”，他本以古人的诗句聊以自慰，但随着他发现江南的土地竟也逐渐贫瘠，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走出东门，他跨过回村的石桥。桥洞上“打倒伸向溧阳的黑手周利人！”的字样，还依稀可辨。他凄然笑了。四十年前比这还早些时候，他走过这座石桥去参加革命队伍，那时他曾频频回首，看着燃烧中的小城，受难的家园。大军过江，他参加了解放家乡的战斗。大跃进时代，他回江苏担任省农办副主任，到自己的家乡溧阳县马垫公社张巷大队蹲点；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当他被以莫须有罪名诬为反革命及“五·一六”死硬分子，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踢去了两颗门牙，在奄奄一息之际，他还是设法把仅存的三百元支持大队养猪，这就是“黑手”的来由。现在，他急匆匆从田里抓起一撮泥巴，和路上看见的一样，也是板僵白土！几年来的乱捣腾，把地种成这样，对不起土地，对不起子孙呵！ 残阳如血，照着他四十多年来走过的路。这条乡村泥路坎坷不平，雨雪过后，烂泥拌着冰碴的路面，正预示着明天的路更难行走，但他还是象年青时一样的爱它。他走着走着，天色已晚，在一片黑暗中，在大学学过农业、又搞过几年农办的他，有点心酸地设想着三年改变张巷大队面貌的宏图；走过村头的坟茔，他摇了摇头，但忽然在心中闪现一缕亮光。 张巷大队的上空一片乌云。年前的产量比十年前少二十万斤；每人平均收入也仅四十四元。大家拉长了脸，听那广播里叫着“一切不能冲淡批邓”。党支部的老班子原是挺硬的，没让冲垮，但提起种田，大家心就寒了：一脚踏过水田，泥脚刚提起来，留下的脚塘里就汪了一膛清水。这时上面正逼着多种双季稻，老周主张顶：“等我们养好猪，有了肥料，过两年你不叫种双季稻，我们还手痒呢！”这一年他们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再加年成好，下半年猪肥就起了点作用，当年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七十三万多斤，人们的收入也增加到平均八十三元。 说起养猪，老周真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大队办一个种猪场的计划，开头连几个支委听了也咋舌；现在自称眼睛只看着脚底下的社员，大都笑着承认当时背后没少骂老周：“谁不知道这大耳朵（猪）是个开口货，一天只知道吃！办猪场是痴子才肯做的事。”“四条腿不如鼻头管冒烟（烧窑），不看人家队上哗哗进账五千块。”“他来没有好事，不想想上趟盖了十间房子捉来十只猪，现在只落得一堆破砖烂草。”为使土地肥沃起来，使大队富裕起来，老周有个以养猪为中心的农、副、工“一条龙”的生产计划，他跟几个支委磨破了嘴唇皮子，支部终于派个副业队长跟着他去捉猪。这一年他们陆续捉回五十五头母猪，五头公猪，都是上好的新淮、新宁品种，黑毛油光水滑，短颈宽背煞象两个脊板。也许是由于它们的祖先是由家猪和野猪交配而成，它适应性强，能吃生冷粗糙的食品，却长着傻大个儿。捉来二三十斤的仔猪，五个月就能长二百五十斤，也有二十个月长八百八十斤的。他们过节宰过一头，除四十六斤板油外，滑肉有五百斤。连户上养的猪在内，大队很快一人一亩一猪而有余。 老周走南闯北，袋里装着一叠自报自销的车票，手里拎着穿通了的鞋子，在那忧患的日子里，人们对这个吃尽苦头的老干部，充满了多么深沉的友爱！他们给了他互相支援兴办农业的信念，重振家园的希望。他的生命是旺盛的，还在他被打伤之后不久，他得到一个“幸运”的差使——捉鱼。每天要交十五斤鱼给干校喂鸡。他的双手和脑子一样灵活，起早摸黑在外面转二三十里，不但完成任务，还可以多捉几斤鱼，他常常悄悄给受苦生病的同志送点去，自己有时也饱餐一顿。他一天劳动强度大，有鱼吃，肚子也填饱了，说来也怪，那打断的肋骨却因此很好地愈合了。太阳晒出他一身钢筋铁骨，连蚊子也叮不进去，他变了个硬铮铮的老渔翁。在张巷，他又成了道地的老农了。夏天他晒得黑亮的脊背，雨水滑溜而过，比穿了蓑衣还爽快。他割麦、栽秧、挑担，二十几个小伙子跟在他后面，牙齿直龇。秋天，他跟大家一起修建了一排排的猪舍。他是远近闻名的“夜游神”，在外面办事，三更三点也要赶回猪场，有时披星戴月，有时风雪交加，迟睡的人们不免关注张巷途中忽明忽暗的灯光。自然，他不带电筒的时候也很多，有次竟跌在沟坎里。寒冬腊月，猪是最难伺候的，吃食都要烧热；夜半要赶它们出来撒尿，同时把尿湿的稻草，弄污了的泥地打扫干净。母猪在寒夜下崽，更要精心伺弄。这些事老周都要亲自动手。三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寒冬，他接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呵！ 清除“四害”，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和解放，可一九七七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前，老周心里并不轻松，他在观望着邓小平同志出不出来，毕竟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老周与支委们经常议论政治与经济、工业与农业、六畜兴旺与五谷丰登的辩证关系，他们确定这一年的方针仍是大干实干，加上一个闷干。他们一不伸手要钱，二不请人支农，三不登台宣传，拿定主意悄悄干。但张巷还是在地平线上跳出来了。它有高耸的水塔，平整的土地（光一九七七年就挑了十万土方），瓜蔓水莲的绿色世界，大块的沼气池，八百斤的大猪，不用除草一根苗就能发棵的“杂优”丰产片，还有自建的粉丝厂、豆腐坊。办这个那个，除公社在此蹲点的农技员和兽医，没有一个外人，人们看到的这一切，都出于张巷社员的双手和心齐。他们也看到在张巷赤脚扒地的老周，“这种干部多点，到共产主义才有指望！”沿途啧啧有声，自然而然传遍全县。 这一年的稻子抽穗期间，碰到两场特大风雨。台风在江南平原登陆，历史上少见。经过两次突然袭击，有的老农对遭罪的稻田说：“真想朝它哭”，不过看到张巷的宝贝“杂优”，虽说也遭了害，还是该朝它笑的。精心调治的结果，单产还有八百出头。 办沼气的时候，也有一场风险。老周到处考察，请了技术员来指导，可是并不顺利，大雨塌方，不久有人在沼池抽烟，烧死了一个。老周急得淌眼泪，保守的人还讲闲话：“我不相信猪粪能当柴烧。”后来终于成功，老年人还来闻闻沼气烧的开水究竟臭不臭呢！除了烧饭、烧猪食、设澡堂外，每户每天起码泡五壶开水，全队每年节省柴草三十六万斤。 养猪方面，老周更是吃了“豹子胆”了。这一年他又帮大队培养了三十八头母猪，三头公猪，并为它们的食料探索各种合理合法的门路（公家只肯出四十只母猪的饲料券）。伺候这些“开口货”，老周何止胆大。牲畜是哑巴，老周却不仅摸透了它们的脾性，还熟悉它们的“语言”。他夏天替它们赶蚊子，冬夜给它们换铺草。对病猪、产仔母猪更照料得无微不至。偶尔上友人家吃饭，看见有鱼，他抢着啜鱼头，剔鱼刺，然后就笑着讨个旧信封捡回去喂猪。有次曾请人尝一尝刚从山东带来的苹果，笔者有意削成荸荠大小，他看着拖下来的厚皮直笑，后来连最后的两个小苹果一起，赶快送给他的病猪去吃。两个七八百斤的肉猪送县展览，他每天必去看望，就怕它们掉膘。儿子、女儿结婚他都没有参加，只老伴患癌症开刀，他才上街提了两条鱼急匆匆赶到南京。节假日他邀儿子、孙子到张巷看猪，他认为这是对他和对家庭莫大的安慰。他不仅自己如此，还带出一支忠心办多种经营的队伍。他日夜操劳，只盼猪场成为大队的“有功之臣”。在这一年的特大灾害中，社员们的分配比一九七五年还多二十元，猪场支付了一万五千六百元投入分配。它的特殊功勋还在于：三年来提供邻省和集体种猪二千六百多头，苗猪六百多头；为中央农业部中检所和四省一市生物药品所提供了九百四十三头无病害药物用猪。“明蚀本”的养猪场进账四万多元。接着还养了鸡、鹅、鱼，三年来收入近一万六千元。全大队实现一亩三猪。 一九七八年也不平静。先是县里发来的稻种出苗不齐，那时正是老周跌得晕了过去被抬进了医院。在他的当门牙齿被踢去以后，其他的牙齿也都动摇，只好陆续拔掉，做了一副假牙，扣在后面的牙上。这次跌跤对假牙冲击特别厉害，被砸毁在跌倒处的石板上。他醒来一摸：“还好，连牙根一起拔出来了，要不，起这埋在肉里的半节子，起码要费几个钟头。”他幸运地说着，瘪着嘴，赶快找稻种去了。后来他中暑又被逼住院，县委派人去交代请他休息两天，他说他得的是硬病，与体质无关，两次住院其实是个误会。他还夸耀在医院体险的结果，若不是他已过了六十二岁，简直可以服兵役！真是铁打的老周呵！ 有了水塔、沼气池，带来了水和热；面对着十万担粪怎么下田，他们的想象又展开了翅膀，于是他们办了粪塔，埋了水泥管道。在土地拉平成畦以后，可以进行大面积的喷灌。他们还适应这些和房屋建筑的需要，又办了混凝土预制品厂。夏天出现少有的干旱，他们提早买了发电机，利用沼气和柴油混合发电，马达声昼夜不断。人们自己也有点奇怪，三年不到，张巷要水有水，要电有电，夜间一片光明。可老周的背脊似乎有些驼了，这是谁也说不得的，连他的年龄也不准问。他说你们该打听张巷大队当年的收成。因为在这大旱之年，粮食又比一九七六年历史最高水平净长二十万斤，每人平均收入增至一百二十四元，农业生产成本却一再降低。这个人口、土地都不满八百的大队，三年来还积累了二十六万多元的固定资产。这些数字也许并不惊人，但张巷的老老少少笑逐颜开，每个诚朴的农民都知道这个果子是怎么摘得来的。 老周也不止关心张巷的收成。这个庄上的“小娘舅”史秀清，是个外来户，一个孤人，老了，瞎了。从浴室开汤的那日起，老周就托人驮他来洗澡，今年过年，还特地请人燉烂一只母鸡送给他吃。大队忠心耿耿的会计周洪宝，还是年青时候“冒犯人权”，被判过六个月的徒刑，他只得心里“活做共产党的人，死做共产党的鬼”，老周跟他心贴心，今年，他建议让他入了党。 三年了，这第三个春节，老周不仅自己留在猪场，还把老伴邀了来。年初二的联欢会上，他领头唱了年青时唱过的山歌，也象年青时那样，面对着墙拉开他的嗓子。听着他有点嘶哑的声音，老年人心疼他又忙累了一年；张巷以他自豪的年青人想着：他这么大的能力该去负责更大一点的工作吧！那几天省里也确有电话催他回去谈工作，于是不少人也惋惜地想着：唱了这回要到什么时候再来？直到四月，他才真的去镇江地区当副专员，但他立即讨了蹲点的任务，分管这一片，重点仍在溧阳。每到溧阳，他仍在猪场过宿，并向邻近的三个大队“攀亲”。每当人们问他怎么这样迷恋猪场？他眼里亮晶晶的，显露着那样聪明而戆厚的笑，这是他心连广宇的反映，看着张巷的红墙绿野，他总是这么笑着。 一九七九年春，溧阳。

第6版()专栏： 莱茵河流过的地方 艾青 墙 一堵墙，象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一九七九年五月 二十二日波恩 访马克思故居 特里尔—— 绿色的夹谷里的 古老的小城 特里尔 有许多古罗马的遗迹 特里尔 经受过异族的入侵 青青的摩泽河 流过特里尔 流到莱茵河 摩泽河两岸 都是葡萄园 摩泽酒是醉人的名酒 特里尔是好客的小城 亚洲人、非洲人 美洲人、澳大利亚人 都来访问特里尔 不是为了喝摩泽酒 不是为了访问古迹名胜 而是因为这个小城里 曾经诞生了一个 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 五月二十三日特里尔 导游人 特里尔是一个可爱的古城 特里尔有一个可爱的导游人 我不知道她的姓名 她有一双妩媚的眼睛 从她薄薄的嘴唇里 流出最悦耳的声音 她象一个牧羊姑娘 热心地带领着羊群 也象一个历史教员 学识渊博而有耐心 从选侯的宫殿 说到新教的教堂 从西罗马的都城 说到大帝康士坦丁 以及拿破仑的入侵 到马克思的诞生 从普鲁士人的占领 到特里尔的今天 不断地以机智和幽默 博得了旅游者的笑声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 说完了两千年的事情 穿过黑城来到喷水池边 她微笑着和大家告别 从此谁也没有再见她 但心里却响着泉水的声音 五月二十三日特里尔 死亡的纪念碑 这是一个葡萄架？ 这是一些藤蔓？ 这是一堆废铁？ 这是一些破烂？ 都不是，都不是 请你仔细看一看 这是一些挂在铁丝网上的 尸体 一个个都瘦骨嶙峋 伸出了无援的手 发出了绝望的叫喊 抗议的控诉 象拉响了的汽笛 尖厉地震响在蓝天下 震响在每个人的耳边 这些声音 越过了时间的坚壁 一直通向未来的世纪 永远——永远…… 五月二十八日 慕尼黑达豪集中营 慕尼黑 慕尼黑 象巴伐利亚啤酒店的主妇 身体健康而有风韵 谁见到她都要钟情 但是 慕尼黑的名声不好 大家都在咒骂她 把她看作灾祸的象征 因为她 曾经和一个纵火犯鬼混 那是个十足的流氓 比魔鬼还要恶三分 还有一个带伞的英国人 还有一个窄额头的法国人 三个人一边喝啤酒 一边把邻居出卖了 接着是整个欧罗巴 升起了熊熊大火 连慕尼黑她自己 也卷到大火里面 慕尼黑 是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 眼睛里流着眼泪 嘴里念念有词 她能埋怨谁呢 花了整整三十五年 才医治了战争的创伤 但她已失去了青春 如今 巴伐利亚的啤酒 依然招引了四面八方的客 人 第二代的慕尼黑 比母亲更美丽、也更殷勤 但愿她不再和魔鬼交朋友 把门户看得紧 接受母亲的教训 生活得更聪明…… 五月三十日在慕尼黑 市政府的宴会之后

第6版()专栏： 愿与人民同患难 刘廷礼 敬爱的朱德同志在《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中有两句诗：“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拚热血固神州。”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几十年来的光荣传统。 以这次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为例，有多少年近花甲的老战士，打起仗来，还是当年那股劲，挥戈跃马，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副师长李万余，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他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立过八次大功。建国近三十年来，这位老英雄宝刀未老，雄风犹在。面对越寇犯我边陲、杀我边民的疯狂挑衅，李万余挺身请战，手扶竹杖，同战士一起攀山路，穿密林，率领尖刀营勇猛攻坚，顽强阻击，歼敌一千余人，为人民再建奇勋。 把我军的老传统传下去，让老传统发挥新威力，这是历史赋予每个老同志的重任。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全党、全国，所有的老党员、老干部，不是都应该把“传、帮、带”看作一项极其伟大而又意义深远的事业来完成吗！多少年来，我们许多的老同志以身作则，埋头苦干，勤谨不怠，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人民群众从这些老同志身上，看到了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熠熠生辉；看到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灿烂前景。今天，在新长征的路途上，使这一光荣传统继续发扬，乃是何等必要啊！ 然而，有的同志不是这样，在他们那里，这一光荣传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这些同志对四化建设劲头不大，对搞特殊化却饶有兴致。他们往往为了一家一己的利益，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坚持党的原则，不服从组织分配，不接受群众监督，不愿与群众同甘苦，不向前看而向后看，不想大事想后事，整日价沉溺于争名誉地位，争物质享受的低级趣味里，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翻旧账，吃老本，睡大觉。这些同志实在应该扪心自问：革命的老传统在自己身上所剩有几？这样做，如何和自己的名誉、职责相称？如何和过去九死一生、艰难奋战的斗争历史相称？又怎么谈得上“愿与人民同患难”呢？连宋代文人苏轼尚能以“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而自励，而我们共产党人又怎能以老自居，因老自弃？功高望重，誉满华夏的董必武同志尚能以“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董老诗《偶得一绝句》）来自戒，而我们又有多少老本可啃呢？ 新的长征，对每个同志将是一场新的考验。实现四化，需要我们把革命老传统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接过来，传下去。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军队的利益，也是每个共产党人、革命干部的最高利益，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牢牢记住的。

第6版()专栏： 黄河儿女 〔木刻〕 许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