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黄文欢副主席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八月九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全文如下：亲爱的同胞们： 最近这些天，对我到国外一事，黎笋一伙指使一些人大事喧嚷，使全世界议论纷纷。同胞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很关心。因此，我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如下： 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奋斗，一九七五年，我国人民取得祖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人民渴望过安定的生活，建设祖国，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但是，这些革命成果和很有希望的局面，被黎笋一伙破坏得一干二净，人民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们使我国人民再次沦为奴隶，过着前所未有的极端困难的生活，过着前所未有的毫无民主自由的屈辱窒息的生活。他们自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 他们颠倒黑白，以友为敌，在西南边境制造事端，侵占柬埔寨；在北方边境制造事端，动员成千万人，进行反华战争准备；派遣成万军队去镇压老挝人民，控制整个老挝。众所周知：柬埔寨、中国和老挝都是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邻邦。 实际上，今天的越南，在黎笋一伙控制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于外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越南将变成外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加工厂和外国的军事基地。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不能沉默无言。我要革命，要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控制，继续革命。我从二十年代以来，跟随胡伯伯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我热爱祖国和人民。但黎笋一伙独断专行，迫害革命者，使我无法在国内为人民工作。我不得不怀着极其悲愤和惜别的心情，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知道，我走后，黎笋一伙将加给我这样那样的罪名，甚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我的行动有利于祖国和人民，我就无所畏惧。 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同胞们讲，但因为健康关系，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趁此机会，谨向全国同胞和海外同胞亲切问候，并致以最亲爱的敬礼！黄文欢 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第1版()专栏：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会见并宴请黄文欢同志 对黄文欢同志安全来到中国表示很高兴。黄文欢同志和华国锋同志强调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于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他们对黄文欢同志这次辗转安全来到中国，表示很高兴。 黄文欢同志说：“此次到中国来，是为了表示对黎笋反华政策的抗议；同时也是要向越南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告，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 华国锋同志接着说：“中越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谁要破坏，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会见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同志设宴招待黄文欢同志。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部长黄华等。（附图片）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于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对黄文欢同志这次辗转安全来到中国，表示很高兴。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黄文欢副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强调 越中战斗友谊不可动摇 由于黎笋一伙的错误，中越关系明显地恶化了。黎笋的错误政策，越南人民是不能同意的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强调越中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的重大意义，并且指出，是黎笋一伙破坏了越中友谊。 黄文欢说：“毛主席和胡主席培育的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友谊。它是极其美好的、极其深厚的。这种友谊是经过了几十年反对共同敌人的艰苦战斗的考验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大后方，没有中国提供的情深义重的、极其巨大的援助，越南人民在以前的抗击法帝国主义和以后的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难以取得胜利。这是越南人民都知道的。全世界人民也了解得很清楚。 “这次我离开越南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向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表明：越南和中国之间的战斗友谊是不可动摇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愿尽毕生之力，维护、巩固和发展越中友谊。” 他说：“自从胡志明主席逝世以后，由于黎笋一伙的错误，中越关系一天天恶化了，而且明显地恶化了。” 黄文欢在答复关于越南人民如何反抗黎笋一伙的一些问题时指出，黎笋的错误政策，越南人民是不能同意的。现在的越南没有一点点自由，任何人不能公开讲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反对黎笋的人是很多的，但这个斗争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 有记者问，为什么他在越南党的上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黄文欢说：“黎笋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很大的错误。自从胡主席逝世以后，我曾多次针锋相对地向黎笋进行斗争，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都是这样。因此，黎笋一伙不让我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于越南当局把难民赶出越南的问题，黄文欢说：“这个问题，各国的广播电台和报纸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必多说。我想讲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河内把人赶到海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留在越南的华人和华裔越南人的问题。在越南的华人有一百万人以上，被赶到海上的只是一部分，有几十万人。现在还留在越南的华人是最受虐待的，是苦难最深重的。他们被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赶出去，所有的财产、房屋、用具都被抢光了。他们被赶到 ‘新经济区’去垦荒，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到那里怎么能够生活呢？他们在那里由于疾病、痛苦、困难而逐渐屈辱地死去。现在很多人、很多国家谈到了难民问题，但是很少人知道在越南国内的华人问题，所以我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有记者问黄文欢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现在我身体不好，还要治病，等到我的病治好以后，我将有一定的活动。”（附图片）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八月九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在加速实现工业现代化建设中 石油部发挥各级顾问传帮带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石油部认真做好司、局级单位顾问的工作，使担任顾问职务的老干部在加速实现石油工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个部的一些经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干部，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企业管理水平。石油部党组认为，这些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财富，是石油战线一支可贵的力量。去年八月，石油部党组根据在京老干部的业务专长和身体状况，逐个做思想工作，安排了十一位同志分别担任七个司、局、厅、院的顾问职务。这十一位顾问中，有七位是原司、局、院的领导干部，有四位是从事石油工作三十多年的技术干部。他们当顾问以后，有的被选为司、局党的总支或支部委员，有的协助司、局长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司、局长主动同他们商量工作，请他们出主意，传经验，搞好传、帮、带。政治部门有时请他们上党课，讲党的优良传统，讲他们自己的经验体会。对几位技术干部，除在技术上发挥他们的作用外，还请他们给青年技术干部讲课，较好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被称为“实干家”的原部机关财务司司长王凤来同志，担任财务司顾问后，保持和发扬了实干的优良作风。去年八月，王凤来同志主动要求到任丘油田整顿财务工作。在任丘油田，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帮助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油田边缘有些井队、供应仓库交通不便，他让人搀着步行到这些单位，了解财务管理工作情况，帮助进行整顿。王凤来同志还积极协助司长发动全司同志讨论拟订了石油工业财务条例。从起草到定稿，他逐条逐段地推敲，逐字逐句地修改，花费了很大精力。 石油规划设计总院顾问张仁，是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脑部做过两次手术，手脚都不大灵便。担任顾问后，他工作热情很高。最近，院里筹建勘察公司，张仁同志三次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涿县、沧州等地搞基地规划设计。同志们称他是“不在其位，能谋其政”的好顾问。 办公厅顾问甘宁同志，去年十二月参加部机关右派复查工作。他认真查阅档案材料，亲自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整理复查材料，找人谈话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了解决好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安置问题，他克服身患多种疾病等困难，先后七次到山西、天津、河北等地。 石油成套技术引进公司的邹明等四位技术顾问，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都受过冲击。他们担任顾问职务以后，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向前看，对青年技术干部认真搞好传、帮、带。 石油部党组对顾问的任用，采取三种形式：一种是分散使用，对原来做党政领导或生产管理工作的同志，分别安排他们担任各业务司、局的顾问；二是组成顾问小组，对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的总工程师、总地质师集中起来，成立顾问室，让他们当参谋，把技术关，从事一些技术、科研工作；三是组织起来，集中力量解决当前一些重要问题，如参加落实干部政策、改正错划右派等工作。 石油部各级领导对顾问同志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适当给予照顾，使顾问同志感到了党的温暖和关怀。

第1版()专栏： 压缩滞销的“一贯制”老产品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天津染料厂革新设备发展新产品 新华社天津八月八日电 天津染料厂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广开增产门路，改变了产品滞销、任务不足的被动局面。 天津染料厂原来大量生产的硫化青、还原蓝和增白剂，都是十年、二十年“一贯制”的老产品。过去，他们生产多少，商业部门就包销多少，从不考虑产品的出路问题。今年年初，由于他们的产品在商业部门大量积压，主管部门要求他们大幅度压缩这些产品的生产，削减后的产值只相当于去年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二，厂里不少设备因而闲置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天津染料厂的职工决心变压力为动力，主动另找门路。厂领导派出人员走访工厂、商店和外贸部门，调查了解国内外市场目前对各种染料的需求情况。他们发现，当前大量需要的是用于化纤花布等纺织品的高档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随时主持召开了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一系列座谈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制定出技术改造规划，然后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贯彻执行。全厂上下齐心协力，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扩大市场上适销而本厂生产量小的产品的生产能力。他们首先对生产外贸急需的分散蓝染料的设备进行调整，扩大了后处理的能力；接着又在活性染料工段增添、改革了设备，使分散蓝染料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三百，活性染料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二是改造生产滞销老产品的旧设备，转产高档染料。他们把原来生产硫化青染料的老厂房进行改建，增添必要的设备，把这个车间变成了一个生产年产二百吨到三百吨高档染料的新车间； 三是革新专用设备，实现一机多能。这个厂生产还原蓝染料的车间设备能力大，今年的生产任务小，他们就把这套设备改造成为既能生产还原染料，又能生产活性、分散染料的多用途设备。 天津染料厂经过这样一番革新、改造，今年一至六月份，全面超额完成了八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向国家上缴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三点四倍。

第1版()专栏： 山西神原高压线路建成送电 新华社太原八月五日电 山西省从神头到原平一条长八十公里的二十二万伏高压输电线路最近建成送电，从此结束了山西省南北两个电网历来分割的局面。 山西省以雁门关为界，北边的雁同电网电力有余，而担负太原、阳泉、长治三个工业城市和晋中、临汾、运城、晋东南、忻县地区和吕梁部分地区用电任务的太原电网电力严重不足。横跨雁门关的神原高压输电线路送电以后，把这两个电网联结起来，使塞上高原神头、大同电厂的强大电流直接送到晋南平原和上党盆地，每年可以向太原以南地区多供电四亿多度。 神原输电线路是山西省电力工业部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继霍（县）长 （治）线、霍（县）运（城）线建成送电之后的第三条二十二万伏的高压输电线。

第2版()专栏： 浙江广西领导干部带领工作组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好经济工作 据新华社杭州电 新华社记者沈世纬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组织干部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今年五月，浙江省委回顾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感到要搞好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就要象当年一样，对经济工作问题，作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他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述，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对山区经济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铁瑛等负责同志还亲自深入基层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 为了调整好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摸清山区生产上不去的原因，今年五月，省委主管农业的常委带领有关部门的二十多位同志，在丽水地委的配合下，对“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青田作调查，发现这个县过去生产发展缓慢，主要是没有从青田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实际出发，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没有因地制宜地把林业、牧业和山区特产的生产放在主要地位所造成的。省委通过对青田县的调查，看到了山区生产的差距和潜力，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山区经济建设的领导，帮助全省十四个山区县，明确生产方针，调整农业布局，坚持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 围绕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共浙江省委还对加快发展蚕茧生产和改进丝绸工业问题作了重点调查。 如何正确认识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召集各部、委、办、局负责同志会议，请调查组介绍调查绍兴县城镇的情况和体会，统一对发展工商业中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认识，并研究了保护、支持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目前，省委正在杭州、宁波、绍兴等城镇进行这方面的试点。 据新华社南宁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认真改进作风，大批领导干部深入下去，扎扎实实地抓经济工作。 今年五月初，自治区党委在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经济调整的起步，要从领导机关的作风转变开始。从那时起，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六百八十多人，组成八个工作团，分别到八个地区和四个市去调查研究，对经济调整工作进行具体指导。 区党委书记覃应机带领工作团到桂林市。他和市里的同志一起讨论，认为桂林市发展旅游业，应以搞好自然风景和环境保护为重点，少搞人工风景，做到少花钱，见效快。同时提出，要大力恢复发展有地方特色的轻工业品、传统手工艺品和主副食品，凡污染环境、妨害旅游的工厂企业而又不能就地处理的，就搬迁或停产。郊区要以栽培蔬菜、水果和养殖禽畜、发展水产品生产为主。 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自治区党委对全区农业发展、农副业产品收购、工业调整、管理体制、基本建设、市场管理等，起草了十八个全区性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政策措施是否符合广西实际，是否有利生产、方便群众，自治区有关领导干部都在下去时亲自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会，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工人、社员的意见，然后集中起来，反复修改，报区党委和革委会批准，做到成熟一个，公布一个。 对过去自治区作出的一些政策规定，凡是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发展经济不利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导决定的，应当改而且自治区有权可以改的，他们马上就改。例如，社队企业、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用竹，过去自治区规定统一由供销社经营，环节很多，不利生产。工作团发现这个问题，向有关领导同志反映后，就及时讨论研究，由区革委会发出文件，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规定，减少了供、产、销之间的中间环节和费用。

第2版()专栏： 把“好钢”用在“刀口”上 ——岳阳地区加强公社领导力量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农业的高速度发展，中共湖南岳阳地委和所属各县、市委采取果断措施，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自今年年初起，已先后从县以上机关抽调了七百四十名年富力强、热爱农村、熟悉农业的干部，到公社去工作。全区平均每个公社增加了三人。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岳阳地、县、市委在研究落实这一重要精神时，分析了公社一级干部队伍的现状，深感同工作重心转移、加强农业基础的要求，很不相适应。以临湘、华容等县为例，现在公社一级的脱产干部，百分之五、六十是土改、合作化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有的公社干部平均年龄高达四十五岁以上。这些同志虽然富有农村工作经验，但其中不少人身体有病，坚持第一线工作确有一些困难。再回头看看地直和各县机关，机构设置和干部人数普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有的县临时性机构多达一、二十个。同时，近几年来，新干部留机关的多，“精兵良将”往上抽的多，调下去的少，“好钢”没有用到“刀口”上。这种“头重脚轻”的状况，说明精简机构、充实基层完全可能，非常必要。于是地、县委结合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从上到下，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再教育，大造“农业要上，干部要下”的革命舆论，然后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逐个考察，县委审批的办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抽调了七百四十名机关干部到公社，其中股、所长以上的领导骨干一百名，有四十七名担任了公社的正副书记和正副主任，加强了公社一级的领导力量。 华容县宋市公社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全社百分之七十的生产队用钱靠贷款，吃饭靠统销，建设靠外援。这次县委把县农林局副局长和县农办秘书选调到这个公社担任正副书记。他们和公社其他干部一道，整顿领导班子，改造后进队，落实经济政策，加强经营管理，狠抓增产措施，受到社员拥护。本报通讯员 孙南生

第2版()专栏： 焦裕禄精神又回来了 ——来自兰考的报告 熟悉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的事迹的同志，对焦裕禄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无不为之感动，如今兰考怎么样了？最近，我们访问了这里，感受最深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浩劫的兰考大地，正在获得新生。新的县委转变作风，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群众反映，焦裕禄精神又回来了！ 我们来到兰考的时候，小麦已经收打完毕，各社队正在翻晒入库。县委的同志说：今年全县五十万亩小麦，总产比去年增加一成多，社员口粮增加，全年征购任务一季完成，向国家交售小麦一千多万斤。原野上新栽植的泡桐长出了新枝；过去大片失耕的沙荒地，今年一片翠绿，花生、田菁长得绿油油的。玉米、棉花、谷子等农作物，种得及时，管理得当，竞相争长。兰考大地展现出来的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是过去十多年未见的。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多年的干扰破坏，把兰考糟踏得不成样子。焦裕禄生前基本治服的“三害”，又猖獗起来：主要排涝河道重新淤塞，荒沙地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万亩回升到二十万亩，盐碱地由九万亩回升到二十二万多亩。到一九七七年，社员口粮每人只有三百斤，每人年分配只有四十元，成为河南省最穷的县之一。 深受极左路线的苦，方知今日政策的甜。新的县委带领兰考人民按照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办事。县委第一书记刁文和各级干部，踏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调查研究，访问群众，了解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寻找改变面貌的具体措施。 为了发展生产，县委从兰考沙碱地多的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农作物的种植区划，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确定了花生、棉花、泡桐和大枣等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重新制订出“排涝治碱，打井灌溉，植树防沙，平整深翻”的规划，发动群众开挖、疏浚黄蔡河、四明河大型排涝骨干河道，整修田间排涝工程；对原有的三十处提灌站和三百多眼废井进行检查复修；在沙区栽了大量的条子、枣树和泡桐。 县委发扬焦裕禄同志办事扎扎实实的精神，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妥善安排长期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时解脱犯错误的同志，平反冤、错、假案，适当调整社队领导班子。他们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积极领导生产队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责任制，允许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搞家庭副业，种自留地，上集市贸易，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这中间也有少数人，看到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大惊小怪，说什么“乱”了，“过头”了。兰考县委告诉群众：中央的政策好得很，现在发生的有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做领导的交代不具体，引导不得力造成的。县委态度坚定，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他们讲得很风趣：过去集体穷，分不到多少东西，社员的小自由又当“尾巴”割了，也就无“后顾之忧”，架子车一拉——走了。现在可不一样了，集体五业都在上，有了依靠，社员个人都有了一份小 “家当”，没人想走了。有一个社员叫杜玉勤，以前，年年一收完麦就扒上火车出去了。今年夏收分配，他家从生产队里分小麦八百斤，集体按政策分给他家一亩八分自留地，收小麦四百多斤；家中还喂两头猪，两只羊，一头小毛驴。一家大小，吃得饱，穿得暖，还有零花钱。他满意地说：党中央把好处都送给俺农民了，俺只有一个心思：拚命也要把集体搞好，把穷根挖掉。杜玉勤从思迁到思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显示出政策的威力。 兰考，人在变，地在变。随着焦裕禄同志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随着三中全会精神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兰考一定能加快步伐迅速地赶上来。本报通讯员 绳尚武 周长安 本报记者 范光华

第2版()专栏： 商业通用仓库不足 有关部门熟视无睹 四川大量商品露天存放损失严重 编者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创造的宝贵财富，有些因为在流通环节中保管不善，造成霉烂、变质、残损，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一些领导部门和有关人员，对这种情况并非不知，而是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每年都在发生不合理的商品损耗事件，每年照样可以作财产损失报销。这样的事要继续到何时？是否真的不容易解决？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认真做些调查研究，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三月十一日刊登成都市中药材大量霉烂的报道以后，广大群众感到震惊。但在四川，商业储运部门的同志只是苦笑着说：“由于仓库不足造成商品霉变的，何止成都中药材站五二二库一处！” 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最近，我们看了成都、重庆的十几个仓库和商店，感触颇深。在成都一○二仓库的院坝里，堆放着五十来吨进口矽钢片，还有缝纫机零件、纸板和滚筒纸等商品，有些已堆了半年了。货垛上盖的旧篷布裂开了口子，低洼处还存积着雨水。靠近货垛底部的地面长满了青苔。在重庆石坪桥化工仓库，三、四百吨油漆堆在库房外面，任凭日晒雨淋。零售商店的情形更为糟糕。在成都工农兵商场，一半左右的库存商品堆放在屋檐下、过道和店堂、办公室里，一些被雨淋湿的商品正在翻晒。商场的同志告诉我们，去年仅漏雨淋湿商品造成削价处理一项，就损失一万多元。 据了解，由于仓库不足，在四川经常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不得不堆放在露天里。加上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商品残损霉烂变质的情况，是十分惊人的。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全省商业局系统的财产损失共达两亿一千五百万元。由于仓库严重不足，还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 为什么商业通用仓库严重不足？从根本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是商业通用仓库的建设多年来无人重视。近十多年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商业部门的费用根本排不上位置。而在商业内部，储运工作更排不上位置。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浪费，搞储运工作的同志又痛心又着急，但一些坐办公室的领导同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加上现行的财务规定，商品残损霉变可以报作财产损失，建库也就更没人重视了。 二是一些现行体制束缚了商业通用仓库的建设。先说基建体制：自从商业部门的基建体制下放到地方，中央只管投资建设在五百万元以上的通用仓库以后，四川从中央得到的商业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减少。 再说管理体制：四川各地的二级站属省有关公司管，各地的商业专营公司属当地商业局管。管理体制不一样，使得地方基本建设中用于商业通用仓库建设的少量投资，不得不按省属企业（省公司、二级站、直属企业）和地、州、市这两条渠道分散下去。 要解决商业仓库严重不足的问题，除了提高对建库重要性的认识外，还要对现行体制作必要的改革。四川省商业储运部门的同志们说，应当把现在属于二级站的占商品总储存量百分之七十多的仓库，集中起来办储运公司，走储运专业化道路。这样做可以集中投资，统一规划，合理安排，加速建库。同时也便于改进仓库管理，杜绝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浪费。但现在各地储运公司的体制不一样，商业部应作统一研究。关于现在试行的商业利润留成办法，是解决建筑简易仓库资金的来源。但商业部门的同志反映留成比例越到基层越小，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可以适当增大留成比例。同时要对利润留成实行集中使用，统一安排，分级管理的办法，防止资金分散。商业部门的自筹资金应纳入地方基本建设计划，列入专项，切实解决商业仓库建设的征地、材料、设计和施工问题。 黄文福 徐宜道（附图片） ——送我上医院干啥？ ——治你的熟视无睹症！ （李滨声插图）

第2版()专栏： 山西长钢基建指挥部清仓查库取得成效 变死物为活物加快资金周转 本报讯 山西省长治钢铁厂基建指挥部，发动群众大力做好清仓查库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完成了核定库存周转定额和划出超储积压物资，将多余的物资用于生产代用和调出支援兄弟单位，使多年来积压的物资设备变为活物。 这个厂是一个中型钢铁生产联合企业，基本建设任务较大，国家每年都有投资。在投资多、建设项目多的情况下，由于管理计划水平跟不上，国家给的投资没有用好，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果，使一些材料设备长期积压，占用了大部分资金。通过清仓查库，现已划出超储物资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三元，占库存物资的百分之十五。这些物资有钢材八百吨，暖气片二千片，钢窗八千平方米，还有多年来库存的煤气炉、破碎机、各种电缆等三千六百三十二台（件）。这些物资除部分生产代用外，其余全部调出支援了兄弟单位。现在已调出处理物资四十五万余元，挖掘了物资潜力，加快了资金周转。 他们还大抓了废旧物资回收工作，截至五月底，已回收废轮胎、旧雨鞋、废旧仪表、各种器材工具等一千余件，并发动群众回收废钢材边角料六十余吨，为国家节约资金五万余元。 王进兴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下放调剂积压物资审批权 编辑同志： 前不久，我们机电设备安装公司负责安装的天津石油化纤厂水源管道工程，最后试压验收时，急需扬程一百五十米以上的多级离心泵。经多方联系，有个单位同意将积压闲置着的一台高扬程泵支援我们，但必须按规定报上级领导机关审批。结果，由于层层审批，拖了三个月也没有解决。我公司承担的另一重点工程急需一批鼓形控制器，天津无货，领导派我到外地求援。我在沈阳物资交流大会上看到这种控制器，要求给予支援。他们请示后答应只给二十个，其实仓库里还有几千个，有些已经积压了十来年。事情就是这样怪，宁可让物资长期积压，甚至生锈、烂在仓库里，就是不能调拨用于急需。 企业调进物资难上难，调出物资也处处受卡。我公司一九七四年进了一台自动车床，价值一万六千多元。由于物资分配计划不合理，进厂后，一直未开箱使用，公司多次向上级领导机关申请外调，但因没有调拨处理权，拖几年了，还在库里睡大觉。要让这些死物变活物，办法是改进调剂调拨工作，简化手续，下放审批权。我建议今后凡属积压的全新大型设备，只经主管领导机关批准，企业就可调剂处理；更新换代积压的旧设备、待报废设备和中小型设备的处理审批权下放给企业，处理后报上级领导机关备案；对于其它机电设备产品和材料，划定品种、范围和数量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内，调剂调拨审批权下放给企业。同时，要制定奖惩制度，对造成新的不合理积压的要惩，对积极利用、调剂处理好的要奖。 天津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 辛树发 积压物资，司空见惯，不以为怪。而要加以利用，则关卡很多，甚至被扣上“擅自动用”等帽子。所以出现这类怪事，在于我们有些部门的领导“框子”太多，统得太死，手续太繁。结果，有用之物被压死，急需之物被封锁，有碍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种情况应当尽快改变。——编者

第2版()专栏： 香料行业小 贡献四化大 据新华社北京电 只有六千多名职工的我国香料行业，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去年，这个行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已达到五万元。在轻工各行业中，仅次于卷烟，名列第二。去年每个职工为国家积累资金一万四千多元，创造外汇三千二百多美元。 香料工业是解放后新兴的行业。各地香料企业职工，努力改造旧设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今年上半年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四。随着香料香精生产的恢复发展，出口量也不断增加。 各地香料企业，在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改进包装装潢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2版()专栏：工业常识 按有效成份计算化肥产量 华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年我国的化肥由五百二十四万吨增加到八百六十九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六。这是按化肥有效成份计算的。 化肥产量按有效成份计算（称为折纯法），即把化肥的实物量折算为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百分之百。可准确地反映化肥工业生产水平，有利于提高质量；和国际上通用的统计方法一致起来，有利于对外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简化了折算手续，便于统计计算。这对化肥工业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过去，我国统计化肥产量，一直采用我国自定的“标准化肥”计算（称为折标法），氮、磷、钾都折算成标准化肥进行统计。氮肥以含氮百分之二十一为标准，磷肥以含五氧化二磷百分之十八为标准，钾肥以含氧化钾百分之二十五为标准。这种折算法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如氮肥折含氮百分之二十一，是由于解放初期我国氮肥只生产硫酸铵一个品种，硫酸铵含氮百分之二十一，因此，硫酸铵产量就是氮肥产量。后来有了硝酸铵、石灰氮、尿素、氨水、碳酸氢铵等很多氮肥品种，硫酸铵占氮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九七八年硫酸铵产量仅占氮肥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九，但仍用折算法计算化肥产量，显然是不准确的。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化肥品种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折标的统计方法已不符合当前的情况。当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化肥统计方法是折纯法，联合国年鉴、经互会年鉴以及各国所公布的统计年鉴，都是按这种折纯法统计的。

第3版()专栏： 理论工作者的一面镜子 卢之超 张志新同志在向她宣布死刑判决书的时候，严峻地回答：“我的观点不变”。现在，对于她始终坚持并且因之最后被处死的那些思想政治观点，我们知道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打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砸烂了他们的精神枷锁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所提出、所议论的那些问题和观点。例如，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执行的极左路线问题，关于不能把领袖神化的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问题，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关于历史的是非功过问题，等等。张志新同志比我们整整早十年时间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完全依靠自己的独自探索和判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明确的回答。当她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党的一贯教导，依据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事实，认定她所坚持的这些观点是真理以后，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为捍卫这些真理而斗争。她认为，坚持这些真理，就是坚持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以她宁死不屈，坚定地回答：“我的观点不变”。 张志新同志为我国理论界、为我们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面光辉的镜子。它能照出我们队伍中那些不光彩的东西，照出我们身上那些应当清除的灰尘。 张志新同志在大学学过马列主义，也在党校做过教学工作，但她主要不是做理论工作的。可是，在她身上，却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我们理论界里许多人往往很缺乏的品质，即不同一切迷信、偏见相妥协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真理的忠诚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一致性。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理论水平可以有高低，认识可能有错误，但必须具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的品质，即严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精神。可惜在我们的理论队伍里，却并不都是能够这样的。 当然，有一些同志，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善于从实际出发，不管在什么样的形势和潮流下，都能够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这些同志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言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外有一些人，名义上也是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有十万八千里。他们中有的人并不缺乏研究理论的聪明，有时也能写出一些洋洋洒洒、头头是道的大块文章来。可惜他们的聪明没有用在探讨真理上，而是用到别处去了。他们到处试探风向，揣摩气候，打听行情；朝三暮四，一心想通过提出某种主张或反对某种观点来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甚至以此作为谋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阶梯。在这种人看来，理论观点同自由市场的商品一样，是早晚市价不同的。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撤去了客观是非的界限、真理和谬误的界限。他们在地位不高的时候，象投机倒卖的小商贩，时机一到，就变成了押宝赌博的野心家。前些年，我国文坛、政坛上出现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就是这样的典型吗？ 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多数同志，是真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愿意用自己的工作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往往不能象张志新同志那样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缺乏张志新同志那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正是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对照烈士找差距，多多地向张志新同志学习。 张志新同志那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来自她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态度，来自她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思考的艰苦努力。真正的理论工作，应当是严格地依据事实，深入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这不多得的战斗年代中，再不能作懒汉和糊涂虫，行动要自理，思考要独立，以严肃认真战斗的科学态度，在斗争实践中去掌握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因而她得出的是科学的、是非分明的、而且具有高度自信的结论。但是我们许多同志却往往缺乏这种不受任何权威、偏见、迷信的束缚进行独立思考的精神。有些问题，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难判断其是非。但是在特定的形势和条件下，往往就糊涂起来了，甚至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里所说的特定形势和条件，就是人们经常遇到的由各种认识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迷信或偏见。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为了打破长期中世纪宗教统治下形成的种种偏见，曾经仔细分析过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种种原因（所谓“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在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今天无论是社会状况和人们认识真理的状况都与那个时代大大不同了，但不能认为产生各种偏见的认识原因和社会原因就都不存在了。事实上，经常有一些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框框束缚我们的头脑；而如果没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艰苦的独立思考的过程，这些框框是很难打破的。就拿张志新同志当时所明确提出的那些问题来说，其中许多问题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从理论上辨别其对错的能力，但为什么就不能象张志新同志那样作出明确的判断呢？归根到底，无非是因为林彪、“四人帮”鼓吹现代迷信，制造了种种精神枷锁，形成了一种似乎具有压倒一切之势的舆论压力。而我们自己虽发现一些问题，但不敢想下去，不能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盲从代替了思考，丧失了独立判断问题的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与张志新同志之间的差距。 刻苦追求真理的态度与大无畏地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张志新同志更加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她以对党的事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度责任心，自觉地承担起坚持真理的神圣责任，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她有一段出自肺腑的充满凛然正气的自白：“在我学习的年代里，或工作的岁月中，不是别人，正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阶级弟兄，终年勤奋劳动使得我们终日饱餐，给我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逸，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问，好象与己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光会吃饭？！那时候该做出什么回言？”这段话，道出了她坚持真理的勇气与力量的源泉。我们许多理论工作者虽然在享受人民提供的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上与张志新同志有大体相同的经历，甚至比她优越，但却缺乏她这种可贵的阶级感情，缺乏这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党性修养，没有把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因此，在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有些问题视而不见，不求深解；有些问题明知不对，也处之泰然；有些问题能辨别出是非对错，但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反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说话、写文章，总想把自己拴在一根保险带上，或者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结论，或者到处打听“上面的精神”，谁的官大就听谁的；或者眼睛盯着权威，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每当形势有些变化，或一些理论问题没有定论，要我们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时，不是“心有余悸”，就是“心有预悸”，悸个没完。结果，把自己从一个理论工作者降低为留声机、传声筒或文字匠。我们也常说，理论工作是一种革命工作，却很少想到，要革命就得准备承担痛苦和牺牲；我们也常说，理论工作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却不敢在需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时挺身而出。比之张志新同志，这使我们深感惭愧。 这里想多谈几句关于理论工作要毫无顾忌、无所畏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宣传真理、探讨真理的工作。真理就其内容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能不能掌握真理、敢不敢坚持真理的问题上，却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尤其在社会科学的领域是如此。所以，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革命，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坚持真理。要真诚地说出事实，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就要同那些不敢承认事实、不愿见到真理的邪恶势力作斗争，还要同那些误认真理为错误、错误为真理的人作斗争，并且准备受到压制和打击。鲁迅先生常常嘲笑那些只想躺在沙发上喝咖啡的“革命作家”，就是因为他们空喊革命而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不愿吃一点革命者难免要吃的苦头。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社会，事情固然是这样；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事情也难以完全避免。且不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种特殊情况，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正确的东西得不到人们的承认，真理被当作谬误，香花被看成毒草，因坚持真理而受到不应有的压制、打击和处罚，仍然是常有的事。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想象，在理论工作的道路上已没有荆棘而全是玫瑰花。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用得着马克思的这段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当然，这一切是从理论工作者个人应有的觉悟来说的。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需要为理论界开展自由而切实的研究和讨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空气。以前，往往是领导人出题目、出观点，只要求理论工作者去解释和说明，而较少鼓励他们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使那些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理论工作者受到批判和打击。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需要的只是“梁效”一类的吹鼓手，任何革命的理论探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这些历史情况说明，许多人“余悸”、“预悸”甚多，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需要总结长期以来理论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记取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粉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贯彻到理论研究工作中去。在人民内部，应当允许舆论不一律，允许有各种理论观点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用正确的观点去克服错误的观点，由先进的人们去说服落后的人们，发展我们的理论。对于理论上的是非对错，只能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并最后通过实践的检验去判断。毫无疑问，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坚决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自觉地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党的事业；作为一个公民，也应当坚决服从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法令。但是，对于理论问题，如同一切科学问题一样，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当明确规定，在理论问题上，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普通群众，都是平等的，相互间都可以自由地讨论和辩论，开展批评和反批评。无产阶级当然要有也必然会有自己的理论权威，但这种权威必须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以自己理论上的深刻和正确赢得的，是大家自觉地信任的，而绝不能靠地位和权力去树立。权威和非权威，在理论上也应当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权威，在理论上从来就是以平等身份同别人进行争论、辩论、批评和反批评的。总之，必须实行理论民主，绝不能以势压人，绝不能对不同观点采取压制的办法，或者采取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理论界造成一种为人民的利益、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而毫无顾忌地进行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和浓厚空气。 愿我们的理论界能出现千万个不惜牺牲一切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愿我们今后没有一个人再受到类似张志新所受的那样的遭遇。

第3版()专栏： “国情”论小考 叶林生 王致中 对于发扬民主，有些人总是摇头。他们说：“中国的国情不适于讲民主”，“中国人不懂得民主”。还说：“中国历来就不曾搞过民主选举”，“人多口杂，一讲民主，天下大乱，历来如此。”听起来，他们很重视这个“历来”的“国情”，似乎还作了点历史考证。 对此，我们也颇有兴趣。于是，一边读近代中国的一些史籍，一边也就对这个“历来”做了点调查。中国“国情”如何，姑且不论；“国情”论的历史可真不算短了。享受着有条不“乱”的专制之“福”的中国人民，受“国情”论的训导也很有些年头了。 近代开篇，大凡新一点的东西，总是要受到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之类的非议。如今平常不过的铁路，开头就曾被认为是“用夷变夏”的“不合国情”的怪物，被顽固们反对了一气。只是洋枪洋炮例外，尽管新，却被认为“适合中国国情”而接受。那大抵是因为当时造反的中国百姓，用的是刀、矛、剑、戟，拿火药武器对付他们自然很合“情”。至于“民主”、“共和”一类的新玩艺，则属“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近代以来一直就被认为“不合国情”而屡遭排斥、镇压，毫无通融之余地。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学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对“皇帝”实在并无“打倒”之意，只不过是想用“民权”对君权稍作限制。对此，张之洞、叶德辉之流视若寇仇，大谈“国情”，咒骂什么：“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38页）张之洞还写了《劝学篇》，认为按中国“国情”，“民权”和“谋逆”之罪差不多，“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简直危险透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君主之国”，没有君权，就国将不国；人民有了权，天地就要倒转。因此，什么“民权”、“民主”，统统成了“惑世”、 “乱民”的异端邪说。 其后，辛亥革命推翻了那种“天经地义”的君主之国，为张、叶辈的“国情”论作了结论。但还有人不肯罢休。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就是以讨论“国体”，顺应“民心”，适合“国情”为名，为袁皇帝登龙位效劳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同盟会叛徒刘师培，在袁世凯授意之下，还专门写了一篇《国情论》。他们认为，按中国“国情”，要拨乱求治，必须去民主而行专制。筹安会二次宣言就说：“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但当时的中国，民主共和国毕竟也是一种现实，于是，他们居然搜罗起一批人，“奉旨选举”，既照顾了“民主”的面子，又“选”出了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实在可算是最合“国情”了。 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匆匆败亡。这又一次宣告了“国情”论的命运。但是，在“国情”名义下的好戏远远没有唱完。紧接着，就有张勋、康有为拥戴清废帝复辟的丑剧上演，那依据，也无非是清帝复位最合“国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曾经被叶德辉目为必欲“手刃其人为天下离经叛道者戒”的“逆贼”康有为，竟然也唱起“国情”论的老调，而且更顽固。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依然不肯认输，写了篇《共和平议》，摆了些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由。他说：“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中国广土众民”，“尤非专制不能定乱”，“非专制不能为治”，“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忍》杂志第九、十合刊）然而，他毕竟不是戊戌年间的康南海了。他洋洋洒洒的皇皇大文，除被陈独秀痛斥一顿外，已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五四运动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又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那些豪绅、士大夫、社会名流、独裁者，从胡适之到蒋介石，又一次求助于“国情”论。他们说，马列主义是外国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是“舶来品”，谁宣传就是“匪”，就是“阿狗阿猫”，就是“鹦鹉学舌”，就是“卖国”，甚至要斩尽杀绝。但马列主义还是胜利了。中国“国情”如何，历史自有定论。 对“国情”论的这段历史作一点考证，似乎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点教益。 其一，“国情”论鼓吹最烈、闹得最凶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 其二，“国情”论鼓吹者通常是有权有势者。 其三，“国情”论鼓吹者喜欢抓住“乱”字大作文章。仔细一考察，原来他们怕的“乱”，同广大中国人民怕的乱全然不是一码事。 中国人民是真正懂得什么叫乱的。就在“国情”论者怕“乱”、喊“乱”、治“乱”、戡“乱”的过程中，专制制度覆灭了，马列主义传播了，无产阶级胜利了。 要说“国情”论一点根据没有，那也不是事实。“国情”论几度泛滥，几回兴起，足见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那就是封建主义长期留下的顽症。要说中国“国情”特殊，根子就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上面所讲的“国情”论，同人们通常讲的“办事要符合中国实际”，恰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些鼓吹“国情”论最烈的，他们讲“国情”，无非是抱残守缺，卫专制，保权势而已。因此，所谓“国情”者，实为“官情”、“私情”、“权势之情”，又何曾想到“国”？其实，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中国人民深受专制主义的苦痛，才是真正的“国情”。由此造成的国家落后、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等灾难才是真正的“国情”。三十年前是如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近代新旧民主革命中，高唱“国情”论的虽不乏其人，而奋起抗争的人也实在不少，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那正是“国情”论甚嚣尘上之时，针对中国人民“无政事之智慧”、“若率行共和，断无善果”的谬论，李大钊写了《国情》一文，其中说：“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国情”论者“必欲保吾以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吾不识制宪法衡国情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蓄乱乎？”（《李大钊选集》第5—6页）这句话实在中肯。当然，当时的“国情”论者是不会听得进去的，但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李大钊是正确的。那证据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 不过，中国人民无疑不会满足于仅仅“站立”，他们要沿着四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还有人要再挥舞历史上早已老掉牙的“国情”论，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的后代还会有机会考证的吧。

第3版()专栏： 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 艾征 记得有一位老一辈的理论工作者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曾说：我不需要什么“三不主义”，帽子和棍子太多了，也不在乎了，我只要求答辩权，允许我反批评。当然，他的话，是极而言之的。党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三不主义”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方法。我这里引用他的这段话，是想说，我们的许多老一辈理论家，是很有理论勇气的，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他们当中的许多同志，由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曾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们从未屈从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 现在，就总的情况来看，“三不主义”方针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也要看到，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何况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在某些单位、某些场合，总还会有少数人，在有一小点风波时，会习惯地拿起“棍子”打人。这是难以绝迹的。如果认为，一定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干这种事了，才敢于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那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也是不现实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5页）从事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为了坚持真理，也必须根绝一切犹豫和怯懦，具有敢于“下地狱”的胆识和勇气。也只有具备了这种胆识和勇气，才能够闯过进入宝藏丰富的社会科学的“入口处”，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建树。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毒草，遭受到种种打击，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创立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列宁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同志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胜利。 在当前，思想理论工作肩负着引导和鼓舞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光荣任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革命导师并没有给我们预备下现成的答案，而是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不仅要敢于冲破那些旧有的禁区，而且要敢于去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新问题。面临着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是说，要下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别人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一个思想理论工作者有觉悟的表现，是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听说，前些时候，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由于看到当时个别人大有揪“牛鬼蛇神”之势，后悔起来，说：“以前说多了，今后决不多说了。”这当然是极个别的，但却是很不应该的。郑板桥在《竹石》诗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既然“咬定”了四化这座“青山”，就不应该遇到一点冷风，就东摇西摆，心灰意懒，而应该象根深叶茂的竹子那样，任你千磨万击，甚至哪怕挨它几棍子，仍然是无所畏惧，坚劲挺立，生生不已。 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四个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原载《云南日报》，本报有删节）

第4版()专栏： 中越情谊深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同志和胡志明、黄文欢同志在北京机场上。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胡志明主席。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胡志明主席在黄山观看董必武副主席赠给他的诗。 ↑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总理同胡志明主席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毛主席会见黄文欢同志。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宋庆龄副主席在家会见并设宴招待胡志明主席。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黄文欢同志在一起。 ↑一九六○年九月十一日，叶剑英同志作诗赠给胡志明主席。 ←一九五五年六月，胡志明主席、黄文欢大使，由姬鹅飞副外长陪同在睦南关。 ↓一九六五年六月三日，胡志明主席同安徽黄山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二日，朱德同志会见黄文欢同志。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第四届全运会十八个项目的预赛全部结束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十八个项目的预赛，到八月五日已全部结束。 这届全运会共有三十四个比赛项目，其中有十八个项目先期进行预赛。这些项目是：足球（成年和少年）、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女子垒球、田径（成年）、体操、技巧、棋类、击剑、花样滑冰、冰球、射击、摩托车、航海模型。 这届全运会的预赛工作是从今春开始陆续进行的，参加预选赛的运动员有七千五百多人，被选拔参加决赛和直接参加决赛的运动员共七千九百多人。

第4版()专栏： “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结束 聂卫平陈祖德分获冠亚军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于八月四日结束，黑龙江选手聂卫平获得冠军，上海的陈祖德获得亚军。 获得这次比赛第三名的是北京青年选手常振明。安徽选手王汝南获得第四名。 这次“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是由《新体育》杂志社举办的。比赛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参加比赛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围棋名手，北京市各区的一些围棋选手，以及首都新闻单位的围棋爱好者。

第4版()专栏： 无人操作的海上水文气象站开始观测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一个无人操作的海上水文气象站，最近正在长江口北部、黄海南部海区日夜监测着大海的温度、气压和海上的风力、风向等变化情况。 这个自动化的海上水文气象站，是我国第一个观天测海的大型海洋水文遥测浮标站。它由船室、桅杆、平台三个部分组成，就象一只停泊在海上的圆型小海船，由三根锚链固定在海上。它可以在恶劣的海洋环境条件下，获得调查船只难于测得的海洋水文气象资料。 今年七月初，国家海洋局把这个浮标站投放到黄海南部、长江口北部海区。近一个月来，这个站每天按预定的程序，把测到的多种水文气象要素发回岸上接受站。这个无人海洋水文气象站的应用，为我国海洋预报、海洋调查和科研工作增加了新的手段。 这个浮标站是一九七八年六月由青岛仪器仪表研究所研制成功的。经过海上试验，性能良好。去年十二月，又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鉴定，认为达到了设计标准。

第4版()专栏： 天津市文艺舞台活跃 据新华社天津八月八日电 最近在天津市文艺舞台上出现的话剧《婚礼》，京剧《青山》、《清明雨》和评剧《她又回来了》等反映现实题材的剧目，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人们说，这样一批戏剧连台演出，是天津文艺战线多年来少有的气象。 天津市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婚礼》，是这批剧目中突出的一个。剧中讲的是某化肥厂的老工人盛永昌一家三个女儿婚姻上悲欢离合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创伤，歌颂革命青年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的高尚品格。剧本的执笔者航鹰是一位青年作者，她和她的同志们曾长期深入工厂、工地、油田体验生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素材。最近，话剧《婚礼》已被改编为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中。

第4版()专栏：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最近成立，并已开始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拍片的业务。 公司负责人赵伟对本社记者说，随着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工作的广泛开展，国外要求来我国合作拍摄电影的日益增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就是适应这一新形势而成立的。合作形式包括联合摄制，提供劳务、技术设备等。赵伟指出，与国外合作拍摄电影，有利于增进国际间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是企业单位，由经理、副经理主持工作，并设有业务处、接待处、编译处等机构。

第5版()专栏： 看“愚公”怎样聪明起来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思想解放，精神大振，步伐坚定 本报记者 东生 编者按：这篇文章长些，但内容丰富，值得一读。沙石峪这个以“当代愚公”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也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如此严重的摧残，这又一次说明，极左路线的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十几年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弄清了一些问题的是非，干部、群众变得更聪明起来，重新振奋起“愚公精神”，同心同德，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 现在还有些人，不去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以肃清流毒；不去搞清真理的标准问题，以解放思想，以致十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仍然说不清道不明，往前走也就迈不开步，或者走得摇摇晃晃。希望这些同志从沙石峪的经验中得到启发，认真想一想自己那里的问题，也变得聪明起来。 沙石峪，在河北省遵化县的山窝窝里。过去，它穷得连村名也没有，后来以“当代愚公”之乡而闻名。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总理乘着直升飞机，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参观之后，满心欢喜地说： “你们干得好！” “这是我们的大学校。” “希望你们更加谦虚，做出更大成绩。” 十三年过去了。这极不寻常的十三年，交织着多少痛苦与欢乐，值得人们去思索、去探讨，从而在新的长征路上，变得更加聪明起来。最近，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从周总理两次来沙石峪的情景谈起，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这些年有哪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而向前看，明确目标是什么，路该怎么走。 周总理说，“越是苦的地方，干劲越大”，“这里的条件比大寨还差”。 想当年，沙石峪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一穷二白这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九五一年，沙石峪人由共产党员张贵顺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路。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挖山不止”，挖了十五年，面貌大改变。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十八万斤，平均亩产五百五十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三十五元。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九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十万斤。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向国家交售干鲜果十七万斤。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在沙石峪来说，确是来之不易。所以，周总理称赞沙石峪人是 “活愚公”，并高兴地说：“沙石峪改造成这个样，在中国还是少有的。” 突然间，一场急风暴雨来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使沙石峪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七二年，粮食总产量降到十七万斤，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六十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六十六元；非但没有向国家交售粮食，反而借粮三万斤给社员当口粮，借钱一万三千元给社员分红，差不多倒退了二十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大倒退？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党支部带领大伙批极左路线，进行了回忆对比。 一九六五年大旱，党支部号召学习大寨精神，提出“天不下雨人下雨，愚公精神斗倒天！”干部、党员带领群众，到五里外、八里外、甚至十几里外的村子去挑水。庄稼种上旱死，旱死又种，有的一连种了四次。社员把家里的缸抬到地里，妇女们守在田间，象给婴儿喂奶似的，一瓢一瓢地给小苗浇水。人们八十三天扁担没离肩，共挑水六万五千担，走了四十一万里，等于绕地球转了将近四圈！结果，八百亩粮田、上万棵果树都获得丰收。 一九七二年，旱灾也非常严重。但“四人帮”造成的灾害更重。极左路线象瘟疫一样，害得班子软，人心散，革命传统遭破坏，“愚公精神”受摧残。老支书张贵顺“靠边”几年，站出来不久，出差去了。当家的副支书情绪消沉。群众好象失去了“主心骨”。靠谁呢？一靠“老天当一半家”。有的干部望着天：“今天不下，明天不下，后天还不下？”二靠“外援当一半家”。有上边来的干部“坐镇指挥”，有外边来的车和人支援抗旱，干部的依赖思想重了；社员领着外地人东奔西跑，忙于接待。有人说：“种地的当不了家，不种地的瞎指挥，一切都乱了套。”外来的干部，硬要把一大片玉米、谷子、白薯苗拔掉，统统种高粱。从外地运来几十万颗高粱苗，连已经拔节、一米高的也弄来移栽，结果啥也没结。发人深思的是，一九六五年，沙石峪人到大老峪去挑水，抗旱胜利了；一九七二年，大老峪人到沙石峪来挑水，抗旱也胜利了，而有了两眼水井的沙石峪，连井跟前的地也没有保住。 两次大旱，两幅图画。人们从中看到，一九七二年的大倒退，除了天灾，更是人祸——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 这年秋后，张贵顺在心里琢磨：沙石峪要翻身，还得靠“愚公精神”。他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风，尖锐地指出：依赖别人过日子，方向错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传统，决不能丢！干部思想一致了，又深入发动群众。一九七三年，党支部带领群众大干，使粮食总产量一下跳到六十一万斤，比一九七二年多四十四万斤；总收入十五万元，比一九七二年多七万元；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一十三元，比一九七二年多四十七元。全村轰动了！社员们纷纷要求：“就这么干下去！”“千万别再‘回去’呀！”党支部指出：不但不“回去”，而且要一个劲往前走！果然，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万斤挂零；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十万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一十七元。 然而，上边来人警告张贵顺：“光埋头生产，不突出政治，‘唯生产力论’严重呀！”一盆冷水浇下来，人心凉了半截。抓生产的干部，又怕人批他是“棒子粒脑袋”，消极了；敢讲话的干部，又怕“出头的椽子先烂”，灰心了。这么一折腾，一九七五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四年减少了十万斤。秋后，党支部又进行整风。张贵顺说：“上边来人，对的要听，错的就不能听。办事要从沙石峪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九七六年春天，党支部提出：“把七五年的损失夺回来！今年保证粮食总产八十万斤！”大标语公开贴在墙上，除了激励自己，也是为了堵住“外来的嘴”：“你们别来施加压力了，我们就是要抓生产，猛干啦！”粉碎了“四人帮”，沙石峪人膀子甩开了！“愚公精神”大放光彩，生产也节节上升。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十八万斤，一九七七年是九十五万斤，一九七八年是九十八万斤；三年共交售粮食五十一万斤，比前七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八万斤。 回顾这段历史，党支部认识到，“愚公精神”啥时候也不能丢。要靠自己去干，不能靠别人来保。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了先进，那就要啥给啥，要啥有啥，什么自力更生呀，艰苦奋斗呀，不必了。多少先进的单位和个人，不就是这样走上邪路、甚至给毁了吗？沙石峪也遇到过这种危险，但由于党支部吸取了教训，最后才转危为安。比如，一九七七年，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要给沙石峪两万元盖机械化养猪场。有人听了很高兴，可张贵顺说：“不行，这个钱我们不能要！”因为他听说，外地有个大队，国家花了十几万元，给盖了一个机械化养猪场，起先利用率并不高，只养了四、五百头猪。张贵顺暗暗下了决心：不能这么干！躺在外援上，人就要变懒，甚至起不来了。再则，花这么多钱，养这么点猪，值得吗？所以，上边几次催，他都谢绝了。但他亲自抓养猪事业，大队猪场越办越好，十一个人管八百多头猪，逐步创造条件实行机械化。三年来，保持了 “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共向国家交售肥猪二千零四十九头。 依靠自己，决不是不要外援。沙石峪人忘不了，工人阶级的支援，国家的帮助，是何等重要！别的不说，单讲水吧。多少个冬春，他们用钢钎、铁锤，在石头山上凿出了无数个蓄水池和鱼鳞坑，但始终没有解决水的问题。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正是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才先后打了十六眼机井。“滴水贵如油”变成“泉水满山流”了！为此，大队花了五十万元，国家无偿支援二十万元。党支部最近作出决定，从一九八○年起，逐年把二十万元全部还给国家；就是国家不要，也要把这笔钱拿出来支援兄弟大队。对这一决定，社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移山”要靠自己，不能依赖别人——这不正是“愚公”的聪明之处么？实践证明，有了“愚公精神”，山再高也会越挖越小。 “你们这里不亚于大寨”，周总理在沙石峪说。张贵顺不安地表示：“比大寨，那可差的远呢！”周总理指着西山一片松柏：“树就比大寨多嘛！”然后又说：“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要搞比学赶帮超。你们要关心周围的大队，把他们也带动起来。” 在沙石峪的山坡上，有过一条引人注目的大标语：“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许多参观者佩服“活愚公”有气魄，但也有人摇头：“提‘超大寨’，这……合适吗？”有人干脆就说：“超大寨”这个口号“反动”。沙石峪人开始没有理睬，后来不行了。全村都在传：“县里打电话来啦！”说在某月某日以前，“标语一定要去掉，不能提‘超’！” 这条标语去掉了，但它始终刻在人们心里。张贵顺说：“没有超的精神，先进就学不好，也赶不上。超，就是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围绕“比学赶帮超”的问题，党支部抓住几件事，进行了“典型解剖”。 一九七五年，张贵顺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提出要学先进，搞人造小平原。党支部开了几次会，越开，大伙头脑越热。经过讨论，决定“炸掉两座山，改成十块地”：二十年内，把全村五千多块地合并成十块，每块一百亩，两年搞一块。群众也被鼓动起来了。寒冬腊月，全村出动；从早到晚，炮声隆隆。大干一冬一春，第一块“环山田”造好了。一百三十多块梯田连成了一块。这块长四千米、宽十七米的环山小平原，象一条彩带缠着沙石峪的山腰，煞是好看！可是，种田不是给人看的。动工之前，群众讨论时表示拥护，一实践，矛盾就出来了。最尖锐的是，为了造田，要不要砍掉果树？社员们望着十几棵大核桃树，痛心地说：“桃杏树也罢了，这么大的核桃树要长二、三十年呀！”张贵顺何尝不心疼呢？为了在石头山上栽这些果树，他耗费了多少心血呵！一九七七年，干部、社员纷纷提出：“这样整地，非整穷了不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张贵顺也怀疑起来：这样干，到底对不对呢？党支部决定，“十块地”计划暂停。去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好似一阵春风，把老支书的心吹开了窍。他边学习，边思考，扳着指头算了几笔账： 窄子山下有七、八亩地，根本用不着整。但为了好看，扩大粮田，硬把它们连成一片。上边五、六十棵桃树、柿子树、核桃树被砍光。最后也只增加了一亩多地。这不是搞形式主义、败家是什么？ 造“环山田”，得到的是：五十亩地扩大为一百亩；边造地，边打石头卖给国家，收入一万多元。为增加这五十亩地，毁了二百多棵果树；花了三万个工，等于两万一千元；自制炸药二十多吨，成本一万元。得失相比，确是“得不偿失”。如果把这么多工和钱用来发展林、牧、副业，又会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呢？ 如按原计划造第二块“环山田”，要砍掉四百多棵果树；越往山下，果树越多，要砍掉的就是上千棵、上万棵…… 这么一算账，张贵顺不寒而栗，感到群众的批评是对的；自己错了，错就错在不实事求是。 错了咋办？是赶快“转弯子”，还是“打肿脸充胖子”？这又是一个能不能实事求是的考验。“十块地”计划，写在墙上，登在报上，说出去了可怎么收回？张贵顺犹豫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是以党性战胜了私心。在支委会上、社员大会上，他几次三番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造‘环山田’是我的责任。不从实际出发，‘靠山吃山’，全面发展，那肯定要摔跤。幸亏大伙提醒得早，党支部及时刹车。否则，沙石峪的家底就要败光。”他又说：“这件事给了我三条教训，一是领导生产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当干部的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样才能少犯错误；三是作为共产党员，有了错不能图个人面子，要为人民的利益坚决改。” 分析这件事，党支部得出一个结论：对别人的经验不能迷信，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它好不好。不好的，当然不能学；好的，也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实际有所创造，这样才能从学先进发展为超先进。 学先进不易，超先进更难，不仅难在自己有没有雄心壮志，而且还难在别人让不让你超。这里，关键还是要抱着科学的老实态度。有这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一九七六年，社员年终分红时，前县委书记打电话问张贵顺：“你们今年分多少？”张贵顺说：“平均每人分一百四十三元。”“谁让你们分这么多？”“我们自己决定的。”“那不行！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元。”“已经分了，咋办？”“那也不行！”县里派人来，硬要从社员手里退回二十三元。党支部开会讨论咋办，大伙说：坚决顶住！口头上答应退，但只从账面上退，实际上不退。那位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穿了，主要是他不准沙石峪超过自己领导的“老先进”。这实际上也是不让沙石峪人富起来。遇到这种情况，党支部认为，不准超也得超，不让富也要富！超先进是大好事，富起来是人心所向，谁也阻挡不了。在发展集体生产上，在改善社员生活上，都要超先进。没有超的劲头，怎么能你追我赶向前进呢？ 沙石峪也是一个“老先进”，但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张贵顺六十七岁了，还特别“爱新鲜”。一听哪里出了好经验，他就想方设法要学到手。他常到邻村走门串户，交流经验，真心地欢迎兄弟大队超过沙石峪。可是，一九七七年，前县委书记把他训了一顿，说什么：“你是沙石峪的支部书记，哪能到处乱窜去？”当然，张贵顺没有听他的，心里总在想着周总理的话：“一朵鲜花不是春……” 搞比学赶帮超，也象办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这是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有了它，“移山”再难也不怕！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沙石峪的时候，问陪同参观的一个干部“立春过了是什么节气？”这个外号叫“铁嘴钢牙”的干部信口答道：“过了立春是清明。”周总理停下脚步，目光严厉而又关切地说：“不懂二十四个节气，就不是庄稼人。以后要好好学习。”当时正是“夺权”高潮，一帮人把张贵顺“打倒”了，“铁嘴钢牙”当上了“一把手”。周总理又问他：“去年果树收获很大吧？”他说：“不小，果子收了十一万斤。”周总理问：“谁栽的树？”他答：“群众栽的。”周总理又问：“谁带的头呀？”他不得不说：“那还是张贵顺呢。” 这天一早，张贵顺却被作为“专政对象”，由两个民兵押到东山看管起来。飞机走了，他一回到家，社员们就跑来说：“周总理又来了！还打听你哪！”老支书望着蓝天、白云，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对周总理讲啊！可周总理走了，走了，恐怕再也见不着了…… 此后几年，周总理几次讲应该让张贵顺站出来工作。三次来到沙石峪的李先念副总理也说过：“张贵顺是你们互助合作的带路人，带的很好嘛！” 张贵顺站出来了。他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全村人团结在一块。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你斗我、我斗你，把人与人的关系搅得象一团乱麻。沙石峪自然也不例外。老支书如何解开这团乱麻呢？干部也好，社员也好，眼睛都在望着他，特别要看他怎样对待“反”他的人。 那个“铁嘴钢牙”是张贵顺的入党介绍人，可他后来硬说张贵顺入党是假的。正是他领着一帮人跑到县里去闹，开除了张贵顺的党籍。他说：“想不到，我还当了一把手呢！”不到一个月，他也被轰下台了。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支委会讨论要开除他的党籍，许多党员也提出至少要劝他退党。张贵顺说：“我不同意。” 由张贵顺介绍入党的一个干部，继“铁嘴钢牙”之后，当了“一把手”，迟迟不让张贵顺站出来。他说：“张贵顺能力比我强，威望比我高，有他就显不出我来。他稍微一伸腰，就顶我们几个人！”后来，这个干部受到了批判。可他长期不肯认错。党支部两次要开除他出党，又是张贵顺说：“我不同意。” 张贵顺为啥不同意呢？因为他痛切地感到，任何时候都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干革命总是人多些好。回想在极左路线下，农村基层干部挨了多少整啊！张贵顺不能忘记，一九六七年春节是怎么过的。他被打成“走资派”，“开除出党”了。他和周总理的合影，被从墙上取下拿走了。他家放粮食和东西的房子，被封了。没办法，他拿着口袋到大队去要粮食吃。年三十晚上，全家坐在一起，炕桌上只有一碗白水煮肉。大家望着这碗肉，谁都不吃。窗外，北风阵阵，鞭炮声声；屋内，灯光昏昏，死气沉沉。老支书看着这幅情景，不禁凄然泪下，心想干了几十年革命，落得今天这样……不，不能这么想！跟着党，出生入死过来了；靠着群众，战天斗地过来了；眼前这么点风浪，还经不起吗？想起九个月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到他家，进了屋把鞋子一脱，盘腿坐在炕上。周总理问贵顺老伴，家里有几口人，一年挣多少工分，生活过得怎么样，并风趣地说：“你们俩是谁当家呀？”贵顺老伴笑着说：“在外他当家，在家我当家呗。”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都哈哈大笑起来。周总理又问：“张贵顺成天在外边工作，帮不了你多少忙，你支持他吗？”贵顺老伴说：“支持，还能不支持！”周总理说：“要大力支持，生活上多多照顾他。”……想到周总理代表党这样亲切地关怀农村干部，一股暖流涌进了老支书的心房。他把眼泪一抹，说道：“这碗肉还是要吃！”他带头吃了一块…… 谈起这段往事，张贵顺感慨地说：“干部挨整，老婆、孩子也跟着倒霉，我老伴几乎被逼疯了。对待干部哪能这样呢？对同志，就是要将心比心啊！干部总会犯点错误，犯了错误要批评，但批评是为了团结。如果一犯错误就挨整，谁还想当干部？谁还能当干部？要是连犯错误的同志都不能团结好，那还谈得上解放全人类吗？”张贵顺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对两个人的处理，说了两个“我不同意”。 会上会下，老支书耐心地说服大家：“他介绍我入党的时候，是咱们村的村长。在敌人面前，他是‘铁嘴钢牙’，历史上有功劳呀！解放后，他表现也不错。他私心很重，要帮助他，教育他。”党内认识统一了。他的党籍被保留了。后来，他又得了重病。老支书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贵顺呀，我不行了。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张贵顺打断了他的话：“别这么讲。当年咱们一块儿干，现在还要一块儿干，革命到底呀！”老支书到处为他求医找药，终于帮他把病治好了。 对另一个人，大会小会，老支书反复地开导大家：“我介绍他入党以后，从高级社开始他就当干部，为沙石峪做了很多好事，咱们可不能忘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一些错误，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对他要具体分析，全面来看。他一时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党支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不开除，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副大队长。时间过了，他的组织生活没有恢复，党员对他还有意见。有人又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党支部仍然坚持，要说服大家历史地看待他的错误，看到他的进步；要教育他本人深刻地认识错误。支委们做了许多工作，才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 张贵顺对干部不计较个人恩怨，注意维护和加强“一班人”的团结；对群众、尤其是对“反”过自己的社员，更是怀着满腔热忱，做好团结工作。人们说，沙石峪没有派性，干部和社员心齐。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和斗争。可贵的是，党支部大力发扬民主，注意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使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善。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当代愚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移山”之宝。有了这个宝，什么“山”不能推倒呢？！ 在党的领导下，沙石峪人民团结一心，改天换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生产发展的速度加快了，收入也迅速增加。一九七六年，总收入为二十六万元，一九七七年升到三十七万元，一九七八年达到四十二万元。大队现有卡车两部，拖拉机八部，各种农机具一百台（件）；集体储备粮三十五万斤；公共积累四十六万元。一九七七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是一百五十六元；一九七八年是一百七十三元；每年每人分口粮五百二十斤，比一九七二年多了一百六十斤。除了自留地，每户有一、二十棵果树，最多的可收果一千多斤。去年，全村一百七十二户中，一百六十一户有储蓄，存款共达六万二千七百元。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使“活愚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经过十几年披荆斩棘，一条由穷变富的路走出来啦！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使他们进一步看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革命先辈开创的“愚公移山”的壮丽事业大有希望！在社员大会上，党支部宣布了沙石峪的长远规划，决心在一九九五年前实现三个“一百万”的目标： 粮食总产量一百万斤。现在只差两万斤了，但要始终保持在一百万斤以上，还要继续努力。 干鲜果总产量一百万斤。现在还差一半，争取在一九九○年前达到。 总收入一百万元。现在还差五十八万元。准备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广开财路。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在成绩面前，沙石峪人没有停步。他们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周总理在沙石峪，临上飞机之前还谆谆嘱咐： “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 周总理的声音呵，将永远在沙石峪的九岭十七沟回响，在沙石峪人的心中激荡，使“愚公”添智慧，给“移山”增力量！

第5版()专栏： 大兴安岭林区空运专业队灭火效果好 本报讯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为了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从今年春天开始，利用直升飞机空运专业队员及时扑灭森林火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四月八日到五月二十日先后扑灭二十一起林火，基本上做到了及时发现火情，迅速出动扑救。 过去扑灭林火，需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往往由于扑救不及时，小火酿成大灾，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灭火办法，大兴安岭地区与民航部门共同协商研究，在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配备了三架直升飞机，派驻森林警察专业扑火队员三百人，专门负责巡视和扑救山火。今年五月二十三日黑河地区卧都河发生林火，因风大火猛，迅速向北蔓延，如越过古—中公路，就要殃及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火灾发生后，大兴安岭地区航空护林站先后往火场空运二百三十名森林警察专业扑火队员，经过一天一夜的奋力扑救，终于将大火扑灭在古—中公路以南，保护了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安全。

第6版()专栏： 金日成主席接见中国京剧院访问团时指出 朝中两国人民要互相学习互相鼓舞 新华社平壤八月八日电 金日成主席今天在安州接见了正在朝鲜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京剧院访问团团长贺敬之，副团长朱明、张冶和部分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金日成主席说，朝中两国人民是用鲜血凝聚在一起的战友，战友在一起交谈，是很高兴的事。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鼓舞。 中国京剧院访问团曾于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六日在元山和咸兴进行访问演出，并于八月四日在咸兴瞻仰了周恩来总理铜像。当贺敬之团长在金日成主席接见时谈到了此事，金日成主席说，周恩来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朝鲜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战后恢复建设时期，都全力帮助我们。金日成主席说，他见过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最好的典范是周恩来总理。 他说，我们建立周恩来总理的铜像，表达了朝鲜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也表现了朝中两国人民心连心。 接见以后，金日成主席非常高兴地观看了中国京剧院访问团演出的传统京剧《拾玉镯》、《三岔口》。金日成主席说他喜欢京剧，并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多次鼓掌欢迎。演出结束后，金日成主席走上舞台同演员热烈握手，并一起合影留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文化艺术部部长李昌善参加了接见。他们还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政务院其他副总理、部长等观看了演出。

第6版()专栏： 英联邦首脑会议谴责种族主义政策 非统组织主席托尔伯特欢迎会议关于津巴布韦问题的决定 据新华社卢萨卡八月八日电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八月七日晚闭幕，会议通过了一项最后公报和《英联邦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的卢萨卡宣言》。 公报在谈到南部非洲问题时指出，南部非洲问题是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的。公报重申会议五日通过的关于津巴布韦问题的声明，要求建立真正的黑人多数统治和主张在英国监督下举行选举。公报谴责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建立非法的国民议会的罪恶勾当。 公报对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对抗表示不安，并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进展不大表示遗憾。公报要求大国和使用印度洋航道的主要国家同印度洋地区国家加强合作，尽快建立印度洋和平区。” 公报对巴勒斯坦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公报指出，绝大多数英联邦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会议谴责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的宣言说，一切旨在保持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都是不人道的和不可容忍的。 据新华社蒙罗维亚八月七日电 据此间电台今天上午广播，现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托尔伯特昨天在这里宣布，利比里亚欢迎英联邦卢萨卡会议决定为津巴布韦起草一部新宪法以及监督有英联邦国家观察员在场的在津巴布韦进行的新选举。 托尔伯特是在总统官邸接受美国驻利比里亚新任大使罗伯特·史密斯递交的国书时说这番话的。托尔伯特总统说，英联邦会议的这一行动目的在于和平解决津巴布韦问题并将保障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少数派的利益。

第6版()专栏： 日本自由撰稿人谈越南难民受迫害惨状 越南搞“新经济区”制造难民无恶不作 新华社东京电 新华社记者孔迈、吴学文报道：曾到泰柬边界采访过越南难民的日本自由撰稿人竹田辽七月三十一日对记者说：进入泰国境内的越南难民现住在十五个收容所里，其中一部分是越南当局有意识地驱赶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不能忍受越南当局的迫害而逃出国外的。 竹田辽从今年四月到六月在泰国对三个难民收容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证实，在西贡以及其他许多越南城市都有难民出口公司，这些公司同政府机关有联系，进行有组织的难民输出。每人先要缴纳二千至三千美元或五盎司黄金，然后被用船送至公海上。有的地方一次集结三、四千名难民，派大船向国外输送。竹田说：这样大规模地向外输送难民，没有政府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竹田说：在这些难民中，百分之七十是中国血统，百分之三十是越南人。但从六月以后，越南人日益增多，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和渔民。竹田说：越南当局在“社会主义化”的名义下，把大批市民赶到“新经济区”强迫劳动，这些人不堪虐待又逃回城市，到处流浪。他说：一九七八年五月越南再次进行货币改革，限定人口多的每户兑换五百元新币，人口少的每户兑换三百元新币，但在宣布兑换的当天，却下令从早八时到晚五时禁止市民出门，禁止商店开店。这样，一天之内就掠夺了广大市民的财富。他说：越南当局对这些流浪街头和断了生计的市民，以威逼利诱的手法迫使他们出国当难民。有的居民亲属在美国或其他外国，越南公安人员便告诉他们，可以叫他们的亲属把钱汇到香港某处，香港会把钱转汇到西贡。公安人员还说：“你们还是出去吧，呆在这里没有用，社会主义不需要你们。” 竹田说：西贡解放后，南方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表示愿为建设祖国尽力，但是他们不久就受到迫害。在越南南方到处有监牢，仅大叻市，就有监牢十四所。 他说，位于越柬边境的一些县的越南高中生，从今年一月开始被强制进行军事训练，很多学生预感到要被送往柬埔寨去打仗，便整个班级集体逃到泰国境内。

第6版()专栏： 我代表在世界资源、环境、人口讨论会上发言 介绍我国人口规划和计划生育工作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八月八日电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资源、环境、人口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超伯，八月六日和八日两次在会上发言，强调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政治独立、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应当采取的最积极、最根本的措施，是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只有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解决资源、环境和人口的综合平衡的安排问题。 李超伯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指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各种因素相互依存，彼此制约。人类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物质和文明。但是，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发展，就必定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很不幸，由于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等方面的局限性，人类一再受到了这种惩罚，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受到这种惩罚。由于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不适当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某些重要资源甚至濒临枯竭状态，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加重；沙漠不断蔓延，空气、水源和土壤遭到严重污染。而一些地区人口的不适当增长，特别是过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状况，更加剧了上述的一些矛盾。 他指出，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适当地控制人口增长，维护和改善环境，这是每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人类在发展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记取历史教训，对于指导现在和今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力求避免重蹈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按各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制定适合本身情况的全面发展规划，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资源、环境、人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李超伯说，人口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产水平下，人口增长的快与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延缓经济的发展。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如何把人口增长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是关系当代和后代的经济发展和生活福利的大事情。当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了许多困难，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他介绍了中国着手制订人口规划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 李超伯团长在八月八日的发言中主要谈了农业问题。他指出，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业的发展是其他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快农业发展，解决吃饭问题，更是当务之急。 李超伯介绍了中国在农业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我们体会最深的是：一、农林牧副渔业并举，统筹安排，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方针。只有这五业并举，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中吃、穿、用的需要，也才能有成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二、大力植树造林、建设草原，这是改善自然条件，维持生态平衡、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三、妥善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在中国农村就是大力兴办小水电站和沼气池；四、作为自然资源的要素的土地必须特别受到保护。

第6版()专栏： 康世恩会见日本能源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上午会见以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生田丰朗为团长的日本能源访华团。 会见时，康世恩副总理说，我国今后将大力开发和利用煤炭、水力、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他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能源浪费惊人，这一问题必须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加以解决。 生田丰朗团长谈到了日本的能源情况和存在问题。他说，日本能源缺乏，几乎百分之百的石油靠进口。目前，正在寻找和研究代替石油的新能源。

第6版()专栏： 赞比亚贵宾在京举行告别宴会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卡巴萨·马卡萨，今晚在这里举行告别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以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马卡萨团长在宴会上祝酒时说，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同中国方面就农业、工业、党的组织以及国际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说，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他祝愿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不断发展。 姬鹏飞副委员长在致答词时说，赞比亚朋友作为赞比亚第一个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中赞两党之间建立直接接触和友好合作关系架起了桥梁。代表团的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代表团的团员们，赞比亚驻中国大使姆翁德拉，出席宴会作陪。 代表团将于明天离京回国。代表团在我国访问了北京、洛阳、郑州、杭州、上海。

第6版()专栏：国际札记 也算是个“专家” 何立 据说，参加中越第二轮谈判的越方首席代表有“谈判专家”之称。此说倒也不算过份。因为这位越方代表不仅有着河内谈判者所必具的颠倒黑白、撒泼耍赖等全套本领，而且另有“专长”：当众撒谎而面不改色。他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多次表演过他的这个绝招。 七月五日，记者招待会一开始，这位代表就亲自抖开一张巨幅彩色地图，作为中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罪证”。他煞有介事地说，这张中国一九七七年印制的地图，不仅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而且把东南亚国家、尼泊尔、不丹等国家的领土统统纳入中国版图。尽管他摇头晃脑，讲得活龙活现，但听者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事情太不近情理。在座的记者，有的已在中国驻留多年，消息灵通，但谁也没见过或听说过中国出版过这样一种地图。难道中国把表明自己“罪证”的地图对全世界都保了密，唯独送给了河内当局？越南代表的这种把戏，实在可以说是河内造谣公司的“新创作”。 在最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位代表大放厥词，除了重弹所谓中国“侵略”越南，继续对越南进行“挑衅”之类的滥调外，竟从中国《哲学研究》今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找论据，证明“中国的哲学理论是颠倒黑白”。据他说，这篇文章“主张事实为政治服务”，“需要事实时，可以制造一个事实，需要例子时，可以制造一个例子。” 但是，事实饶不过说谎者。《哲学研究》上那篇题为《客观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在他们的“那种‘一切都要根据需要’，‘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的反动观点。只要不是心存恶意的人都能看到，文章是明白无误地反对、批判和否定“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这一谬论的。但到了据说精通中文的这位越南代表嘴里，它却成了中国主张、信奉的“哲学理论”。如此随心所欲地歪曲事实，难道不正说明信奉“事实为政治服务”、事实可以随意捏造的哲学理论的，恰恰是这位代表自己吗？ 造谣反华，是越南当局的惯用伎俩。但由于他们的谣言太荒诞离奇，漏洞百出，因此往往或不攻自破，或被人嗤之以鼻，总难得逞。现在，越方代表改换手法，从中国图书报刊中寻章摘句，装作言之有据，事实确凿，以为这样就可以欺世惑众。但事实无情地证明，这位“专家”擅长的原来是撒谎。 中越谈判还要继续举行。人们等着看这位越南“专家”还要作何精彩表演。

第6版()专栏： 友谊似海深 ——访朝纪事 周而复 一踏上朝鲜美丽的国土，我们就掉进了友谊的海洋。我们从平壤友谊的海洋，又航行到朝鲜第二大城市——咸兴市的友谊的海洋。车子刚进站，便传来一片发自内心的热情欢呼声，配着欢快的音乐的节奏交织成一曲欢迎的乐章。我们感到象是回到家里一样的温暖。这感觉，我走进咸兴市更一步步加深了。 咸兴是朝鲜东海滨著名工业城市，而兴南肥料联合企业是这个著名工业城市的重要企业，在中国和朝鲜友谊史上占有重要的永放光辉的一页。 兴南肥料联合企业原名叫做兴南化学肥料工厂，一九二九年兴建，在一九四○年投入生产。主要产品有化学肥料、铝、油脂三类，共有四十五个大、小车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对这个工厂进行了疯狂的野蛮破坏，把好端端的一个工厂夷为一片平地。在一片废墟上，这个厂的职工，以千里马的速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个新的肥料联合企业重新建立起来了，开始建成年产达十三万六千多吨的现代化的氮铵肥料车间。这个联合企业，只花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三年的生产计划，为农业提供了十六万吨硫铵肥料。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清晨，天空迷迷蒙蒙，纷纷扬扬地飘着鹅毛似的大雪，气候十分寒冷。咸兴市火车站六千市民热烈欢迎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张闻天副外长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由金日成主席陪同乘车来到了朝鲜著名的化学工业基地兴南化学肥料工厂参观。周总理在工厂的广场上受到三万多人的欢迎，他们发出波涛一般的“欢迎”和“万岁”的欢呼声。厂长张光同志代表全厂职工致词欢迎，周总理身穿一件皮领冬大衣，没有戴帽子，衣服上落着一层层的雪花，冒着严寒和风雪，在讲台上对三万多群众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这里的工人同志们： “……兴南地区的工人同志们，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曾经先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停战以后，你们又以忘我劳动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迅速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工厂设备，不断地提高了化学肥料的产量。近两年来，朝鲜农业的显著增产，是同你们的辛勤劳动的贡献分不开的。……”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走到每一个车间仔细参观，还和许多工人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亲切地关怀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当周总理依依不舍地离开工厂，走到宽阔的咸兴街道时，周总理来到咸兴的消息象长了翅膀，市民们都知道了，自动纷纷涌上街头，真个是万人空巷，马路两边，拥挤着人群，千千万万双眼睛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和爱戴，注视着缓缓在马路中心驶过的车队，透过插着中朝两国国旗的车窗，一边望着周总理亲切的笑容和深情的挥手，一边情不自禁地热情欢呼，欢呼声连成一片，声彻滨海名城的上空。 最令人感动的是车站广场那六千名欢迎群众，在周总理停留兴南化学肥料工厂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散去，仍然热情地等在那里，而且人群更多了，有些市民自动参加了欢送周总理行列。他们穿着美丽多采的民族服装，在悠扬的乐曲和震天的欢呼声中，表演动作柔和优美的朝鲜民族舞蹈。周总理和金日成主席并肩站在人群的面前，一同欣赏了优美的舞蹈。 不但咸兴城里的居民们出来欢迎中国的总理，连新方郡东川里新山农业社社员年已六十一岁的韩必运老大爷和光兴里农业社四十一岁的女社员朴福顺他们也赶来了，韩必运老大爷给周总理送上一篮自己心爱的大米，朴福顺送给周总理的是自己从树上摘下保存起来的苹果。他们听到中国代表团要到咸兴市的消息，特地带着大米和苹果乘上火车专程赶来的。他们带来的岂止是大米和苹果，他们带来的是一颗热爱周总理和中国人民的心意。这样对中国总理和人民的厚谊深情又岂止是韩必运和朴福顺呢，他们代表着整个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邓颖超同志形容这次访问是：天寒人心暖，友谊似海深。是的，东海虽深，也没有朝鲜人民对中国总理和人民的情谊深啊！ 经过几天诚挚的交谈，周总理和金主席在富有历史意义的著名于世的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了字，使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八年全部撤出了朝鲜，以响应和支持朝鲜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正确主张。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朝友谊不断开出鲜艳的花朵，写出历史的新篇章。 时隔二十一年，邓颖超副委员长在金日成主席陪同下，走进兴南肥料联合企业欢迎的行列，我看到在进入广场的通道两旁拥挤着数千名群众，笑容满面地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恣情地发出欢迎的呼声。人群背后是高大的厂房和矗立云霄的高大的烟囱。广场上是一片人的海洋，站在最前面的是劳动英雄和人民军的指战员，他们胸前大多数都挂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表明他们在战场上和生产上立下了伟大的功勋，给祖国做了卓绝的贡献。他们的眼光都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邓颖超副委员长和金日成主席。广场上高大厂房的墙壁上挂着令人触目的标语：“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万岁！”蓝澄澄的晴空中飘荡着两个特大的气球，上面系着“欢迎”和“友谊”的飘带，表达朝鲜人民内心深处的情谊。 这个广场的面积有四千五百平方米，在广场尽头是高达七米的背景墙，两侧是二米高的围墙，前面铺了平坦的水泥地面，在两侧围墙当中，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给大幅雪白的绸子覆盖着。高大建筑物的右侧，是一块四米来高的巨大岩石，也是用雪白的绸子覆盖着。 建筑物四边鲜花盛开，围绕着一株株翠柏和苍松，显得十分肃穆庄严。 在高大建筑物的左前方，是铺着红色地毯的台阶，金日成主席，邓颖超副委员长，朴成哲副主席和黄镇团长他们严肃地站在红色台阶上。朴成哲副主席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拉起了洁白的幕布，周恩来总理铜像和右侧用岩石雕刻的纪念碑在全体春雷般的欢呼声中展现在三万多群众面前了。 周恩来总理大半身铜像高二点三米，重六百公斤，基座有二点一米高，是讲台式的，用白色花岗石雕成。基座后面用朝鲜文刻着：“纪念周恩来同志一九五八年二月访问兴南化肥厂。一九七九年五月。” 这时，我想起兴南肥料联合企业高大墙壁上的那幅引人注目的大幅标语，的确，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是一般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经过时间和患难的考验的，是举世罕见的。 周总理的铜像和纪念碑竖立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访问过的兴南肥料联合企业的广场，含意深远。二月十六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兴南肥料联合企业是个不平凡的企业，企业里的广场也是不平凡的广场。在这广场上，周总理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热情洋溢的讲话。铜像保留了当时讲话的神采奕奕的形象。他穿着皮领大衣，没有戴帽子，举起他那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受过损伤的右手，左手拿着讲话稿，稿上刻有“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友好团结万岁”字样，面带生前惯有的微笑，站在讲台上，炯炯的目光对着广场，好象正对当年广场上三万多群众在发表讲话一般…… 从开始兴建到落成这项宏伟的工程不过花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在朝鲜，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千里马的速度，而这项包括铜像和纪念碑在内的工程，也在美术史和建筑史上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金日成主席亲自关怀这一宏伟的工程和雕塑。素负盛名的朝鲜万寿台创作社承担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功勋艺术家卢益和、吴大炯等五位同志具体负责，还动员五十名艺术家协作。卢益和同志要求“铜像一定要表现出周总理亲切、和蔼地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形象，表现出朝中两国人民紧密团结的主题思想。”这个铜像里凝聚着朝鲜艺术家和人民的心血，灌注了朝鲜艺术家和人民比东海还要深的深厚感情。他们日日夜夜工作，忘记了休息，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一切，整个身心都倾注在铜像塑造上面。吴大炯同志说出了当时大家的心情：“周总理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感动了我，使我产生了力量。我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塑造铜像的任务，让人们永远怀念他。” 周总理铜像基座和纪念碑的花岗石产生在咸兴一百二十公里的永兴群山中。兴南肥料联合企业七十多名职工组成突击组，承担开采和运输花岗石的任务。在建立铜像和纪念碑的过程中，几乎整个联合企业的职工都参加了义务劳动。青年工人安德九，鼻子不断流血，发高烧三十九度，医生让他休息，他仍然带病坚持劳动。他有一颗热爱周总理和中国人民的心，他无论如何不肯休息。他父亲在抗美前线曾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战斗，也在这个企业的广场上，亲自听了周总理的讲话，经常嘱咐儿子要好好工作，使子孙后代永远怀念周总理，珍惜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周总理如同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一样，又站在讲台上，向三万多群众讲话。今天站在广场上的三万多群众绝大多数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群众，是新的一代，但我估计胸前戴着勋章、奖章的劳动模范和人民军英雄中，一定有安德九同志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朴成哲副主席揭幕后，在周总理铜像前面放着好几个花篮，当中最大的一个是金日成主席献的，花篮上系着红色的缎带，金黄的笔迹写下了金日成主席献词，“朝鲜人民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高贵事业将永世长存！” 金日成主席和邓颖超副委员长站在铜像前面肃立很久。邓颖超同志注视着铜像，悲喜交集，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左手用手绢轻轻拭去感情激动的泪水。我看到广场上肃立的群众当中的老模范、老英雄也噙着激动的泪花。周总理在朝鲜人民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朝鲜劳动党咸镜南道委员会责任书记李吉松同志表达了朝鲜人民的心声，他的讲话是金日成主席献词的最好注释： “周恩来同志是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作为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者，一贯积极支援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解放斗争，为工人阶级的事业献身斗争。”“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周恩来同志是格外亲切和亲密的革命战友。周恩来同志很早就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了亲密关系，无限尊敬和钦佩他。他是对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立下了不朽功绩的伟人。” 邓颖超同志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及兴南肥料联合企业职工衷心地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她以为铜像和纪念碑的建立不仅是咸兴人民对周恩来同志个人的纪念，更是以金日成主席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深厚友谊的象征。 中朝人民的友谊将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正如纪念碑上用朝鲜文刻下的表达中朝人民的真挚感情的诗一样：头上蓝天高，东海翻波浪，那一天的情景永不忘，在这意义深远的地方竖起纪念碑，让朝中友谊万古流芳。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国人民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同志，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一起，把您那亲切的足迹留在兴南大地上。迎着扑面的寒风，您来到了我们工人阶级身旁。您留下的这历史的足迹啊，使朝中友谊深深扎根于大地上。周恩来同志，无论是在欢乐或者是在艰辛的岁月，您总是遵照毛主席的意愿珍视朝中友谊；您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奔驰在抗日的万里征途，一起战斗在打败美帝的战场。啊，朝中人民的友好团结是永恒的，不管那岁月的消失和大地沧桑。她象鸭绿江的流水一样清澈，她象白头山的青松挺拔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