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经党中央批准 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制造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经中央批准，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邓拓、吴晗同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同志的组织生活；为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邓拓、吴晗同志举行追悼会。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平反决定；宣布为凡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一律平反。 决定还宣布，北京市委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编委会和撤销范瑾同志（原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应为上述单位和个人恢复名誉。决定指出，在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那个顾问的压力下，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一文的“编者按”和材料是不实事求是的，应予撤销。 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震惊中外、祸延全国的“三家村”冤案，从一开始就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为这个大冤案平反。北京市委的这个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

第1版()专栏： 扩大权力以销定产工厂办活了 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根据市场需要，按照供销合同，积极主动大量生产多彩的花布和价廉物美的涤棉产品，人们竞相争购 新华社成都八月二日电 在盛夏的四川城乡市场，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生产的各色绚丽多彩、图案新颖的花布，以及大量价廉物美的涤棉产品，成了最畅销的热门货。在各个经销这些布匹的商店里，人们从早到晚竞相争购。这是扩大企业权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以销定产之后出现的新景象。 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几乎平均每天有一个新花色上市。由于源源不断地增加新品种、新花色，市场显得更热闹，工厂生产更兴旺。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全厂产值上升百分之十一点五，利润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这个厂今年一年的上缴利润加税收，能建设一个同样规模的川棉一厂。 这个拥有纺纱、织布、印染全套加工能力的纺织联合企业，过去产品全部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工厂只是按照上级安排的计划生产，不问市场需要。由于生产的布匹品种、花色单调，货不对路，去年全厂有三分之二的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让工厂生产的产品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同时也给工厂发展打开一条出路，这是人们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 今年，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会在全省一百个企业中开展扩大企业权力的试点，这个厂被列为试点企业之一。根据试点规定，工厂只承担完成上级下达的总产值、利润等主要指标计划，至于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可以由工厂根据市场需要，按照与商业部门签订的供销合同，自行安排。消息传来，全厂上下为之振奋，感到这下工厂可以办活了。工厂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市场需要，了解消费者的要求。他们把自己生产的各种布匹质量、价格与其它工厂生产的产品作了对比，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经同商业部门协商，努力做到薄利多销。他们用涤纶短纤与长纤棉花混纺，先后试制出精梳涤卡和精梳涤平布等新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质地坚牢，细柔光洁，具有的确良的优点，而售价又便宜，只相当于普通棉布的价格。试销中，许多顾客排长队，争相购买。不少商店也派人来到工厂要求增产。今年以来，工厂两次增开机台，从三百多台扩大到了八百台，最后把全厂的化纤生产比重从过去的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四十。 群众对各种布匹的喜爱是不断变化的。对这种变化，过去工厂很少掌握，因而造成产品花色品种少，变化慢，不对路。尤其是在花布的创新方面，往往是由商业部门个别采购员说了算，而他们选定的花色品种又不一定对路。今年，川棉一厂通过以销定产，做到各种布匹花样设计灵活多样。工厂为此成立总工程师室，直接抓图案设计。他们组织设计人员走出去，征求顾客和售货员的意见。同时，工厂还注意同商业部门密切配合，把生意做活。 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实行以销定产后，更注意节约原料，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平均每件纱的用棉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二点四八公斤，棉纱和棉布的入库一等一级品率分别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和九十八。

第1版()专栏： 广西南宁绢纺厂挖掘生产潜力，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的绢纺织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七，入库一等品率达百分之八十八以上，品种比去年增加二十八个。这是纺织车间一角。 新华社记者 陈国湘摄

第1版()专栏： 贵州又探明一个大型煤田 新华社贵阳七月二十八日电 贵州省新近探明一个远景储量超过一百五十亿吨的织纳煤田。这个煤田的煤质好，埋藏浅，易于开发。现在正加紧进行地质详查和精查工作。 织纳煤田的煤种以无烟煤为主，煤层多而厚，可供工业开采的煤层有二至十七层，煤层总厚度平均为十米左右。 这个煤田位于贵州高原西部的织金、纳雍和普定县境，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它与我国正在开发建设的六盘水矿区相毗连。煤田南部有贵昆铁路通过，交通方便是开发这个煤田的有利条件之一。

第1版()专栏： 天津啤酒厂领导干部发生责任事故带头执法 厂长主动对自己实行经济制裁 编者按：天津啤酒厂厂长刘品同志发生责任事故，主动要求对自己实行经济制裁，表现了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按客观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深入人心。许多企业建立和健全了规章制度，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责任落实，奖惩分明，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必须人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更应当首先这样做。古人说得好：“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要群众遵守制度，领导干部应首先严格遵守制度。领导干部出了责任事故，该实行经济制裁的，本人采取主动态度，给群众树立严格依法办事的榜样，那么，在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以及遇有责任事故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领导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新华社天津七月二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窦合义、夏林报道：天津啤酒厂厂长刘品前不久在工作中发生了一次责任事故，他主动要求对自己进行经济制裁，按规定扣发了一个月的奖金和百分之十五的工资。这件事在全厂引起热烈的反响，职工们赞扬他是执行奖惩制度的好带头人。 这件责任事故发生在今年三月三十日。这天，刘品在填写四月上半月的出酒计划单时，由于一时疏忽，把一罐特制酒当做普通酒出了厂，给国家造成三百元损失。事故发生后，刘品同志按照厂里奖惩制度的规定，立即起草了一份对自己进行经济制裁的决定：扣发五月份的奖金和百分之十五的工资。他亲自召集全厂干部开会宣读了这个决定，并当众作了检讨。 这个厂的其他领导成员和干部认为，刘品同志平时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事故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损失也不算大，因此建议不扣他的奖金和工资。刘品却耐心地对大家说，这次事故主要是由于自己指挥错误造成的。厂里明文规定对事故损失应当赔偿，我是厂长就更应该严格遵守。如果领导不带头执法，怎么教育群众，规定了的奖惩制度又有什么用呢？！厂里根据刘品的要求，按照对严重事故的处理规定，扣发了他五月份的六元奖金和十四元八角的工资。 刘品主动对自己进行经济制裁的行动，促使全厂职工都更加注意加强企业管理。制酒车间专门召开职工大会，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严格了车间、班组两级审核制度，并对特制酒、普通酒加了区别标志。从此全厂再没有发生过同类事故，各项指标都完成了计划。

第1版()专栏： 不能把落实政策的好事当“资本主义”来批谭实华向党报写信反映，巴东县杨家坪大队借口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指示，乱批党的正确政策，影响坏，损失大，搞乱了人心 新华社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读者关于反对乱批“资本主义”的来信摘要，以及本社记者关于此事的调查。 不要小看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杨家坪大队的这场风波。 为什么我们一些干部总是把眼睛盯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所允许、所鼓励的社员“小自由”上，动不动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有些地方刚刚落实了一些农村经济政策，就被一阵冷风吹掉了？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相当之深。看来，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还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而且这种批判必须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结合实际的而不是空泛的。这就要抓住类似巴东县杨家坪大队事件，抓住类似正定县留村公社毁瓜事件，来发动群众进行批判。通过这样的批判，把我们的一些同志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广大农民敢于拿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同那些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新华社武汉八月一日电 湖北省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谭实华给党报写了一封题为《党中央发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示后巴东农村出现了乱批“资本主义”的现象》的读者来信。来信说，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在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竟把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以来所办的很多事，当成“倒退”和“资本主义”来批判。时间不长，但影响坏，损失大、搞乱了人心。 党中央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示，这个大队在公社党委统一部署下，五月九日，召开了群众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纠偏”的，以前我们贯彻两个文件“搞过了头”，现在要重新开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联系本大队实际批 “资本主义表现”，把按照中央文件办的事情当“资本主义”批了。这样一批，给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刹了车，甚至又要开倒车。第八生产队社员王伧寿听说屋后种瓜是“资本主义”，他把用木板拦个箱子种的四窝瓜，神不知，鬼不觉，打夜工连土铲掉背进猪圈烂粪去了；第七生产队一户老贫农也照此办理；第四生产队一户社员大门前栽了一窝竹子，三刀两砍也让竹子见了阎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大会宣布，由住队干部摸底，挨户登记造册，搞了资本主义倾向的要办学习班，接受批判。他们怕办学习班，怕批、怕斗就自觉地把“资本主义”毁了，以免挨批斗。 这样乱批资本主义，引起了混乱。我听到两个农民背地里嘀咕，一个说：“我说房前屋后不能乱种植吧，这算我又聪明了一回。”另一个说：“原来说可以这样搞，是上级宣传的，现在说搞不得还是他们，真叫我们左也难，右也难。”一个说：“我看不一定三中全会的文件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立的，可能有人理解有出入。”另一个拍拍对方的肩膀说：“伙计，还是不搞的好。‘四害’横行那多年还是活下来了，这次何必那么过激，看一看以后再说吧！” 经过这场“运动”，据统计，全大队十个生产队（有两个队未统计到）有一百二十五户在房前屋后种瓜、果、药材等，共二十二种，最少是一窝、一根的，最多有三十多窝的，怎样“纠偏”呢？全大队统一造册，收归集体，自留地种得好的“批评教育”，私人养猪自食不留饲料粮（卖给国家照留），想抓钱的副业都收归了生产队。 有的生产队干部背地里说：“我们又要吃极左路线的亏了！” 调 查 附 记 今年五月，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社员谭实华给党报来信，反映这个大队在开展“四个坚持”的教育活动中，把前段一些已经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当成“资本主义”来批的问题，我们专程前往调查，情况基本属实。 今年以来，杨家坪大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后，全大队普遍建立了作业组，加强了责任制，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根据有关政策规定，自留地、饲料地都得到落实，社员家庭副业也开展起来。但是，今年四月以来，这个大队在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农村工作两个文件的过程中，把“四个坚持”同三中全会精神对立起来，把前段工作中出现的支流当成主流，把刚刚拨乱反正的一些东西，又当作“资本主义”批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坏。群众反映说：“现在的政策是丈二和尚摸不着，昨天说是对的，今天又说是错了，真叫人难办！” 杨家坪大队出现的问题，和公社党委、县委都有关系。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从四月二十八日开始，税家公社党委召开了历时四天的大队正、副书记、大队会计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强调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税家公社是县委的点，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五月八日，公社党委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召集杨家坪大队党支部成员开会，会上研究确定，开展“四个坚持”教育不能空对空，必须联系实际，大家很快凑一大堆这样那样的“资本主义表现”，其中包括有按照中央文件办的种种好事。九日，召开群众大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讲了“资本主义表现”以后说：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不得。看来，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再不能松家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按照公社的意见，着重就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问题作了补充发言。他讲道：有了自留地种瓜种菜，还在屋边种什么瓜，种什么菜？多种一窝，就多一分私心！接着，公社党委书记针对部分干部、社员提出的疑问，当众宣布：凡是“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上有的就姓“社”——社会主义；凡是“六十条”上没有的就姓“资”——资本主义。“六十条”上那有房前屋后种菜种药的条款？并在会上不点名地批判几户社员搞“资本主义”。还威胁说：你们不要认为现在不准批了，不准斗了，不准挂黑牌子了，就不怕，但性质还是要定的，而且要定准，资本主义！ 会后，各生产队按照公社的要求，对房前屋后种的瓜、菜、药进行了登记（有的队抵制，没有登记）。社员们都被公社党委这一作法吓住了，纷纷拔掉了自己在房前屋后种的瓜、菜、药。第六生产队只三十三户，有二十五户在房前屋后种有瓜、菜、向日葵、药材等，一夜之间就拔得光光的。有些社员虽然没有拔，也不敢管理，让它荒废了。 对于杨家坪大队批资本主义，不准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种药材的做法，干部社员很想不通。第六生产队队长陈永星说：“在房前屋后种树栽竹可以，是姓‘社’；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又不可以，姓了‘资’；怎么同一块地上冒出两个‘姓’来？真把我们搞糊涂了！”第八生产队有的社员说：“我们这里还是过去那一套：荒得种不得，闲得做不得，烂得拣不得，穷得富不得。”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拔掉房前屋后的瓜、菜、药材、向日葵等，当地干部并没有动手。然而这正表明极左路线的流毒在这里远远没有肃清。据了解，在“四害”横行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公社批“资本主义”，搞得特别凶，采用了“铁扫帚”的办法，专门组织了民兵小分队，每到一处，就“扫”得社员哇哇叫。据统计，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的有十一人，游斗或“亮相”的十九人，弯腰、架“喷气式飞机”的十三人，揪嘴巴“喝西北风”的两人。群众一提起批资本主义就心惊肉跳；就连一些调皮的孩子，一听说要批“资本主义”，也就乖乖地老实了。因此，群众反映说：“我们还在吃极左路线的亏。” 巴东县委和税家公社党委通过学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已经认识到不准农民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事情虽小，但说明极左路线的顽固性。最近，在县委书记亲自参加下，公社党委召开了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 新华社记者 杨正文 田庄

第1版()专栏： 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这场讨论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在我国热烈地进行了一年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我省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重大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深刻认识了。 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笔直的一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它的进程中也遇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个讨论，既然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能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它一开始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去检验过去的一切，就必然冲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冲破他们鼓吹的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及“紧跟”、“照办”一类的现代迷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去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一切正确的东西，纠正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一切错误的东西。并且研究四化建设中的新情况，解决四化建设中的新问题。这就不能不为那些坚持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人和受毒很深、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同志的反对。于是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指责这个讨论是什么“砍旗”、“丢刀子”。当然，他们不可能阻止这个讨论的继续进行，也不可能阻止解放思想运动的奔腾向前。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个讨论，并且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把这个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然而，社会上有那么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旗号，煽动闹事，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这股右的错误思潮是有些收敛了。但是，那股本来就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潮又突出起来了。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三中全会采取的某些方针、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动摇。而极少数怀有恶意的人，否定或反对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什么“右”了，“修”了。这后一种人，主要是那些角刺人物和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暗地串连，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甚至有人猖狂反扑，有错不认错，认错又翻案，反要领导给他“倒说清”。另一方面他们又“倒打一耙”，攻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什么“致乱之源”，似乎只有他们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在他们看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又都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都要“统统打倒”。其实，他们坚持的正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他们的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我们倒退到粉碎“四人帮”以前的那种状况中去，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这种极左思潮，对于那些思想上僵化半僵化，或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的同志来说，是有欺骗性的。因而它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就必须坚决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而把这一讨论深入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用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武装起来，正是战胜这两种错误思潮，推动四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摘自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河南日报》 在基层开展这场讨论很有必要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基层的关系很大。无论是在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都有一个执行什么思想路线的问题，都有一个用什么标准来判别是非的问题，也就是说办事情、处理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的问题。特别是在基层，党的方针政策最后都要在那里得到落实。在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中，基层遇到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很多的，而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分清正确政策和错误政策的界限。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批判过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错误的，现在把它恢复过来是不是就是“走老路”，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只要把实践效果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本本”或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意见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那么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中遇到的种种思想阻力，就会迎刃而解了，就能较顺利地把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在基层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完全可以讨论好。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是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他们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对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什么是错误的政策，感受最深刻、最具体。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吃尽了苦头，对极左那一套无比痛恨。他们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从实践中越来越感到这些政策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救国救民的政策。那种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基层不容易开展起来的担心，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在基层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要认真学习一些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重要文章或讲话材料，弄清这方面的一些基本道理，掌握思想武器。二是要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针对在落实三中全会方针政策中碰到的思想阻力，特别是针对那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进行具体的透彻的分析，以澄清是非，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三是要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引导大家从本单位、从历史实践的对比中，去识别哪些政策是正确的，哪些政策是错误的，从而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四是领导要解放思想，放手让大家开展讨论。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怕开展这个讨论会影响“高举”，会否定上级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缩手缩脚，那么，这个讨论肯定是搞不好的。 摘自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南方日报》

第2版()专栏： 从京通线的修建看铁路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吕正操 赵文普 布 克 沟通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第二条主要交通干线——京通铁路（原设计为沙通铁路）于一九七三年开工，一九七七年全线接轨通车。目前，绝大部分工程已经完成，剩余的主要是部分配套工程，预计到年底，除少量尾工外，均可建成。京通铁路（北京郊区昌平至吉林通辽）沿线地质复杂，设计人员、铁道兵施工部队在铁路局和沿线广大群众支援下，认真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建成联结关内外的第二条大干线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的情况下，建成一条选线和技术条件比较合理、质量比较好、造价比较低的铁路，还是难得的。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教训，令人深深感到林彪、“四人帮”在铁路建设中的破坏是很大的。通过解剖这条线，我们认为，铁路建设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快 和 慢 的 关 系 京通线在一九七二年仓促上马，当时主要线路方案还有争议，初步设计还没有鉴定，上面就定了三年通车的工期，要求一九七五年铺轨通车。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情况下，先后用了七年的时间，还完不了。这是不尊重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的惩罚。如果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大约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建成，建设速度可以大大加快，部队劳动生产率也可以大大提高。现在，工期拖延了三年多，按十万人计，至少浪费二亿三千万元。桃山隧道进口，是两个断层交会处，事先未作钻探就定了线，当下导坑掘进到四十八米时，洞顶山体滑动，已建成的拱墙严重断裂，不得不作改线处理。改线施工后，仍然没有钻孔，下导坑掘进到五百七十一米处，又遇多处涌水，每昼夜涌水量达二万五千吨。由于地质情况不明，处理方案足足拖了七个月，才确定下来，损失八十八万元。真是欲速则不达，想快反而慢，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铁路建设应及早作出规划，规划不定，设计无法走在施工的前面，必然还会出现突然决定那条线上马，设计、施工仓促上阵的情况。再有一个问题，有关部门应尽早编制和审批设计任务书，使勘测设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把地质水文情况探明，比选和设计出一条比较多快好省的线路。有了完整的设计文件（包括所谓“站前”、“站后”和概算等），再调施工队伍，集中力量，一气呵成。 二、长 和 短 的 关 系 选线是百年大计，一定要尽可能地顺、直一些，短一些，以达到运输合理的目的。不能为了一时的省工或其他原因，例如为了迁就一些小城镇或为了躲避长隧道而不惜绕长线路，造成长期运营的浪费。经济比较也要合理，不能单纯从修路时每一公里造价高低来衡量，应该把以后历年的运营费综合计算进去。京通线古北口至滦平段有六十公里，如果采用千分之十二的均衡坡度，可以避免出现一个大弯，线路缩短十四公里；赤峰以东，三义井至奈曼，为了避免一段并不严重的沙丘，线路多绕行七点二公里，两处一共多修二十一公里，造价增加了二千二百多万元。按每年运量一千万吨计算，一年的运费就要多花三百一十五万元。我们在成昆线、襄渝线也有类似教训。这种为了怕打长隧道而大量绕行展线的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三、本 和 末 的 关 系 过去我们修铁路时就提过“固本简末”的原则，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铁路建设的下部工程，是“本”，如：路基、桥梁、隧道、涵洞等，必须坚固可靠。隧道应早进晚出。桥涵应结合当地排灌系统一并考虑。为了保证行车和人身的安全，在与公路、大车道交会处，应当尽可能多建立交桥（涵）。北方雨量小，很多桥涵可与立交桥结合修建。京通线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出了隧道就是平交道，影响行车速度，也容易出事故。路基两侧应该大力植树造林。一些建筑安装工程，如：办公房屋、站房、生活房屋、站场等设施属于“末”的工程，一定要力求简化。京通线出现的一些问题相当严重，如几个区段站所在地区的站段规模都过大。赤峰地区除原有房屋六万三千平米，又新建十六万八千平米，仅围墙就修了十一公里，真是成了“铁路城”。当前各地都喜欢搞大客站，互相比大、比高、比阔气，还搞什么“贵宾室”，这种风气应该刹住。公安看守的规定也很惊人，凡二百米以上桥梁及一公里以上隧道均建看守房，全线共建二万六千七百平米，估计也没有那么多的部队去住，还得派人看守房屋。今后一定要坚持“固本简末”的原则，建议有关部门对现行的规定要求、设计规范、标准设计作认真的修改。 四、近 期 和 远 期 的 关 系 我们修成昆线说过一条原则，叫做“先通后备”。铁路运量是逐年增长的，上部建筑安装工程也应是逐步增加。京通线房屋的特点，一是多，二是大，三是高。总面积达到六十万平米，是按交付投产后五年至十年的定员指标配备的，实际在运营初期是不需要搞那么多的。如果我们把房屋总面积砍掉三分之一，按减少二十万平米计算，初期投资即可节省三千万元左右。其他站场设施，都有类似情况。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政策，按照当前基建一次投资办法，必然增大了初期投资。建议今后基本建设应当采取一次设计，分期投资（例如三年、五年、十年分期投资），逐年建设，逐年完善的办法，国家应制订有关规定，予以明确。 五、“大而全”、“小而全”和专业化协作的关系 现行铁路运输生产基层组织是以车、机、工、电、检等专业组织起来的，在大一点的车站，特别是区段站，各设有规模不同的段和相应的机修工厂，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就不可避免出现“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不合理现象。这是小生产思想在铁路建设上的反映，其后果必然是房屋多、设备多、用人多。现在铁路定员多，京通线按每公里十七人设计，两个铁路局要求增加到每公里二十三人，这跟“大而全”、“小而全”不无关系。如果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把这些分散的设备集中起来，组成综合性的地区修配工厂，就可以大大节省人力，也节省大量建设投资。当然，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应从管理体制方面加以改革，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解决。 六、修建新线和充分发挥老线潜力的关系 修建一条新线，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目前，由于设计、计划、材料等原因，造成的浪费很大。京通线虽然是近几年来造价较低的一条线路，浪费也达三亿多元，从长期看，造成运营费的浪费就更大了。修一条新线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时间，京通线至今年底已经七年，短时间内也还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因此，修一条新线必须慎重考虑。 就我国已建成的铁路来说，线路基础、道碴、道床质量很高，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但是行车速度、通车对数却比人家低得多，用人也要多几倍，这些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向来铁路各业务部门对挖掘老线潜力考虑不够，对一些问题争论很大。订运行图时总想把速度降低，对数减少，认为这样才保险。实际上由于责任制不严，工作效率低，思想松懈，反而容易出事故。近来发生的一些大事故，究其原因并不都是因为行车繁忙，车速过快，不少是由于规章制度不严，责任心不强造成的。这点应该认真地总结经验。 因此，在铁路建设中要注意充分发挥已建成铁路的能力，通盘考虑全国铁路网的布局，加强规划工作，有计划有准备地上新线。 七、条 条 和 块 块 的 关 系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运输的大动脉，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在建设过程中，凡涉及到与地方有关的问题时，能照顾的照顾，不能照顾的就要坚持原则，以铁路为主，不能迁就，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京通线北京、锦州两个铁路局管界，由于地方坚持要按省界划分的不合理要求，反复变更，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是不应该的。联系其它几条新线，都有类似情况。上面说到的站房之大，平交道之多，往往也是地方同志（包括社队领导）坚决要求所造成的。施工中，类似性质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购地拆迁经常遇到无理纠缠，甚至荒山取土、挖河沙都要收费，认为现在修铁路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有些地方不合理的要求也得勉强照办，造成无谓的浪费。 看来，今后搞设计鉴定，不能再采取铁路内部车、机、工、电、检，地方上省、地、县、社、队，党、政、军、民、工、农、商，一齐来开“群英会”的办法，不能要什么就给什么。对于不合理的要求，不管是谁，该顶的就顶到底。这方面铁道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应有权最后决定。并建议国务院制定必要的政策规定。 八、全 局 和 局 部 的 关 系 做什么事都要有个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单从局部考虑问题是不行的。上一条新线，不仅要搞好本线的配套，也要注意到与邻近线路、邻近编组站能力的协调。还要考虑到路网规划中新、旧线联轨的因素。否则，既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通辽站因缺乏统盘考虑，京通线先搞了客货两个场，通霍线上马又加了一个场，三个场（客车场、上行场、下行场）纵列布置，很不合理，仅上、下行两场就有三十六股道。如果事先能统一规划，很好组织一下，不仅布局可以合理，股道也可减少，对于提高作业能力和运输效率都更有利，投资也相应少了。 勘测设计工作、施工管理工作都要强调整体性，坚持总体设计，讲统筹学。设计文件，包括全部工程和概算，要一次交付，一并鉴定，分期投资，统一组织施工。在施工管理中，讲全面的施工组织设计。京通线配套收尾时间拖得长，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不讲统筹学、忽视铺轨后的工程等，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总之，铁路建设一定要有全面的科学的规划。要预先作出总体设计（包括概算和材料设备等），有了完整的设计资料以后，再调进队伍施工。除个别线路短、条件较好的专用线和时间紧迫的军用线外，铁路建设都不能再搞“四边”了。每一个具体的业务部门和各级行政机关都要看到全局，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铁路建设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加速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第2版()专栏： 利津县明集公社党委联系实际讨论南庄毁瓜事件 认为必须坚持批判极左路线肃清流毒 新华社济南八月一日电 山东省利津县明集公社党委读了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河北省正定县留村公社党委强令南庄大队毁瓜事件的报道以后，围绕如何真正做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是当前亟待继续解决的问题。 他们为在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下达半年后的今天，竟出现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党的政策的怪事感到痛心，并且联系实际谈了本公社一起毁瓜事件的教训。 一九七五年春，明集公社中王参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刘希朋领着社员种了十五亩西瓜。公社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后，认为这是在搞“自由种植”，是一种“只抓钱，不抓粮”的资本主义倾向。三令五申要把瓜秧拔掉。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不肯拔，这下触怒了公社某些领导人的“权威”。公社派人来到这个生产队，拉上牲口套上犁，把十五亩西瓜耕得乱七八糟。公社某些领导人毁了这个瓜园后，余怒未息，还派人调查整理了材料，给队长刘希朋定下了“不听党的话，顶抗上级领导”的罪名，撤了他的队长职务，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这场“毁瓜事件”给这个生产队带来不少灾难。毁掉十五亩西瓜，少收入七千五百元，加上当年粮食生产比往年减产二成，平均每个社员减少收入五十元。打那以后，这个过去一直是全公社有名的先进队，生产逐年下降，变成了后进队。当时，公社党委某些人只觉着干得顺劲，滥用了权力，抖了威风，美其名曰“煞住了资本主义泛滥的歪风”，至于集体减了产，群众减少收入，那就不管了。 直到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党委一班人才如梦初醒。深深感到过去搞的那一套，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害党害国害人民，完全是中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结果。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公社党委承认了错误，为刘希朋平了反。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必须从经济上赔偿生产队的损失。就是这样，公社有的领导干部仍然认为，公开向群众检讨、认错，有损公社党委的威信，担心生产队自主权大了，生产不好领导，各项种植计划也不好完成。这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党的政策“右”了，以为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往后干部就没“权威”了。他们不顾群众的利益，一心想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现象的存在，使生产队的干部群众思想上有顾虑，搞生产不舒心，不大胆，遇事生怕“出了格”，再受罚挨整。这些问题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流毒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顽固地存在着。要想解放思想，落实党的政策，真正做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还要从留村公社党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要紧密联系实际，广泛发动群众，坚持不懈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彻底肃清其影响，以保证党的各项政策全面落实，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第2版()专栏： 从“毁瓜的风波说起 肖强 读了《人民日报》关于河北省正定县留村公社党委负责人强行毁瓜的报道，不禁义愤填膺！令人愤慨的不光是毁瓜造成社员近一万元经济损失，还在于少数公社干部对待人民和人民利益的恶劣态度。这个公社党委的干部，竟然心如顽石，不听群众的呼声，强令拔掉瓜秧，还要对生产队干部“绳之以党的纪律”。这种霸道行径，毁掉的不只是几十亩瓜，而是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 我们不能不痛心地发问：这种现象发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究竟说明什么问题？事实说明，有些干部一当了“官”，就想骑在人民头上作福作威，封建专制那一套确实在一些干部身上存在。 “毁瓜的风波”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它说明搞好党风、加强干部教育的迫切性和严重性。我们必须教育广大干部真正认识到，对待人民和人民利益的态度，决不是一般认识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它还说明了健全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宪法明文规定、中央反复重申，必须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可是有些干部拒不执行。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又指出“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领导人员要实行群众选举”，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严格防止我们的干部从人民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民主制度真正完备了，人民对自己的公仆有了选举权和罢免权，才能从制度上保证“毁瓜”一类的事件不再发生。 当然，也必须看到，公社一级发生的问题，往往与上级的某些不合理的政策、规定有关，责任不完全在基层。这次毁瓜事件的发生，会有其更深的根源和多方面的原因。一些地方的党委在对待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在制订生产计划，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方面，是怎样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怎样教育基层干部的？这很值得认真研究，以接受教训。

第2版()专栏： 节约用地 编者按 我国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两亩，必须注意保护现有耕地。发展工业，进行各项基本建设，集体和社员修建场院、住房，都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认真执行国务院规定，切实节约用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各地要做好教育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把违法征用、少用多征和征而未用的土地，退还给生产队耕种，社员盖房要作好规划，制止一切浪费土地的现象。 潞城县做好征用土地工作 山西潞城县委积极做好征用土地工作，采取具体措施制止浪费土地的现象。 潞城县的耕地面积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减少了一万一千多亩，其中除国家计划内批准征用和水利工程占地三千七百多亩外，大部分属滥占滥用。仅滥占滥用的土地，按常年亩产三百斤计算，一年就少产粮食二百多万斤。 面对耕地逐年减少和浪费土地的严重状况，潞城县委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土地管理，除严格审批手续，还注意检查计划、工程、图纸，抓好选点定地、合理利用和节约用地等环节。凡属国家征用土地的较大工程项目，县委都要责成一位领导干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现场实地察看，尽量做到“占劣地，不占好地；占山地，不占川地；占荒坡，不占粮田”。 为做到开源节流，杜绝滥建滥占土地的现象，保证发展农业，增加生产，潞城县委还采取了以下办法：按政策给生产队以补偿和必要的支援，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动群众造地还田，扩大耕地面积；坚决把那些当前不急需和不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停下来，教育用地单位将擅自占用、征少占多和征而不用的土地及时退给生产队耕种；进一步加强对现有土地的管理，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对那些不经批准私自乱占、利用征地营私舞弊、危害农业、破坏政策、侵占集体耕地的违法乱纪行为，及时进行严肃处理。 目前，全县四十多个单位，已交回用不正当手段占用的生产队土地五百多亩。 刘香保 为什么建试验站用那么多良田？编辑同志： 新疆石河子总场试验场所属的蔬菜试验站把三层大楼设计在农田正中心，加上去年盖的办公室、前后库房、菜窖、车道和今年已经砌好基础的职工家属楼，竟占去上等耕地约百亩。而这个蔬菜试验站只有七十余人。他们占用的这块地，一九七六年冬，两千多名干部职工曾冒着大风雪平整了半个多月。当年开发过这块地的老农工，看到地里凸起的房子，心疼地说：“败家子怎知创业的艰难啊！良田一块块被荒废了，真可惜呀！” 我们场现在每人平均还不到四亩地，正在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在全党正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的今天，这个蔬菜试验站还占用良田修房，浪费现有耕地，这是不能容许的。 卫 农 方正县麻纺厂严重浪费土地 黑龙江方正县麻纺厂以扩建为名，在没有办理基本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长期非法占用方正镇公社解放四队耕地一百八十多亩，至今占地已近四年，该厂用于基本建设和亚麻原料存放场地的仅为所占耕地的三分之一，其余一百余亩耕地都闲置，造成土地浪费。 省、地、县土地管理部门根据群众的反映，多次对麻纺厂滥占浪费土地的问题进行了检查，先后十几次通知麻纺厂补办用地审批手续，将占而未用的耕地退回原生产队耕种。该厂置国家土地政策法令于不顾，拒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拒不退还多占的耕地。当生产队社员去种地时，该厂领导派人去强行制止，并且对社员进行威胁。经过省、地、县反复做工作，他们仍以要搞雨露亚麻和安全防火为由不肯退地，最后县委做了决定，才勉强同意退还少量土地。 方正县麻纺厂既无正式的基本建设计划，又无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安排，滥占乱建，浪费土地，严重违犯了国家的土地政策法令。 本报通讯员

第2版()专栏： 积极发展饲养业 甘孜草原养牦牛二百多万头 海拔三千多米的甘孜草原上，目前已有牦牛二百一十多万头，约占当地牲畜总头数的一半。牦牛生性耐寒，乳肉兼优，还可用于运输，向称“高原之舟”，在藏族人民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亿亩高山草原，适宜于牦牛生长。 哲里木盟繁殖饲养北京鸭 著名的北京鸭，正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国营胜利农场大量繁殖饲养。今年首批填肥的北京鸭，平均体重五斤四两，个个超过了出口标准，现已宰杀加工完毕，送入冷藏库，不久便可发运国内外市场。今年，这个农场将饲养加工十万只北京鸭。 陈才宏精心养猪受奖励 江苏省如皋县种猪场饲养员陈才宏，去年饲养十五头母猪，产小猪三百三十只，总窝重（小猪生下两个月时的重量）一万零一百斤，全年创造产值一万零六百四十多元，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和种猪场的奖励。 北河西大队户户养家兔 山东省安丘县景芝公社北河西大队在积极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养家兔。现在，这个大队户户养家兔，家家增收入，上半年全大队共向国家出售家兔四千九百八十七只，平均每户五十六只，收入一百一十多元。干部、社员热情赞扬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说： “既有集体经济作靠山，又有家庭副业‘小银行’，这样干下去，咱农民就大有奔头了。” （据新华社）

第3版()专栏： 道德规范和经济规律 少民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曾经使我们吃过大亏的，除了敌人的破坏之外，就是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不过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很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思想障碍。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用道德规范代替经济规律，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当你要尊重价值规律，严格实行等价交换的时候，有人会说：“何必斤斤计较，要讲共产主义风格嘛！”当你要贯彻按劳分配，要求有合理的定额和报酬时，有人会说：“干工作何必讲价钱？要发扬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嘛！”你说他不对吗？他好象在做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你敢反对共产主义风格吗？可见你是资产阶级头脑，宣扬个人主义，主张金钱万能。 一个是道德规范，一个是经济规律。它们当然有联系。不过对于经济管理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规律。就拿“讲价钱”和“斤斤计较”来说吧，这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道德上看，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美德，我们也决不提倡这种思想。但是在经济管理上，如果忽视了它的经济意义，那是要碰钉子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商品生产的社会。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就要求等价交换。要等价交换，就应该“讲价钱”，应该“斤斤计较”。我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要求准确地计算劳动量，并且按劳动量付给报酬。当然，有些劳动，要十分精确地计量是不容易的，但是从分配原则上说，是应当力求精确，而不应当马马虎虎的。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同的工作应有不同的“价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如果在经济管理中做到这一点，那就谁也不会再去“讲价钱”了，因为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如果重活和轻活一个样，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一个样，危险性大的劳动和危险性小的劳动一个样，工作有“肥”有“瘦”，这就在客观上有了“讲价钱”的余地。既然在劳动管理上存在着不公平现象，为什么人们就不可以讲一讲呢？ 其实在经济活动中的所谓“斤斤计较”，无非是要求精确地计算劳动量，承认价值规律而已。毛泽东同志说，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必须学会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刮“共产风”。如果说到“斤斤计较”，那么，首先国家和企业要 “斤斤计较”——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严格地计算工人的劳动量，作为付给报酬的根据。按照这种原则，工人多劳动就应当多得报酬，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因为这种收入，既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也不是剥削别人的。劳动得多和劳动得好的人，不但应当得到更多的报酬，而且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因为他为社会（也就是为大家）多做了贡献。 当然，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不过这种态度，是一种道德范畴，而且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道德规范，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然而有些同志往往用这种道德标准作为领导经济的一种方法，这就成问题了。因为把这种道德规范引入经济管理的领域，实际上就为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打开了大门。你劳动多了，报酬少了吗？不要斤斤计较，应当不计报酬嘛！然而，在现阶段，劳动还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自己和全家。工人的生活资料是要他自己出钱去买的。工人在工厂里领工资时可以“不计报酬”，但他到商店去买米面油盐时，商店却不讲“共产主义道德”，而是严格地“斤斤计较”，多一两都不给，少一分也不卖的。这是国营商店“缺德”吗？不，商店一点也没有“缺德”。它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货款相符，差一分钱都不行。为什么呢？它是社会主义的商店，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的“供应站”。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店，要对顾客讲道德，比如，对顾客态度要好，要极端负责，等等。但是，卖东西要照定价收钱，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因此，在道德上，可以讲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但在经济活动中，却要“斤斤计较”。因为在现阶段，生产还达不到共产主义水平，生活资料不能按需分配，而只能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既然现实的经济生活不能不“斤斤计较”，那么我们在分配当中有什么理由要求劳动者“不计报酬”呢？目前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不能要求人们之间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我们在向四化前进的时候，不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之一，就是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必须贯彻的。倒退是不对的，超越现实也是不对的。想用共产主义道德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听起来很革命，但是不符合经济规律，对实际有害无益。 在封建社会中，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经济单位，血缘关系与经济关系混然一体，兄弟、父子之间在经济上是不分彼此的。人们觉得这种关系非常高尚，故朋友之间也喜欢称兄道弟，金钱上不分你我。在钱上分得很清是有伤大雅的。以前有人把这种经济生活叫做 “东方的共产主义”。其实这种关系未必值得歌颂。尤其封建社会那种家庭内部的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最落后的家长制。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并不是平等的，那种“情谊”也不过是一道纱幕。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封建社会的温情纱幕被撕掉了，冷酷的利害考虑支配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只承认等价交换。资本家在这种等价交换中，买到了劳动力这个商品，供他使用。而劳动力这种商品在使用当中就创造了比本身更大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 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使劳动者真正成为支配自己劳动的主人，谁也不得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劳动者取得了按劳分配的权利。这是经济领域中一场伟大的革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把劳动者联合起来，这就在社会上产生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共产主义精神的萌芽。发扬这种精神，是必要的。不过道德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经济上，必须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有人用很高雅的口气，批判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说成是“用钱去买一个积极性”。这种观点，听起来很左，很革命，实际上不过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封建思想在干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 现在阻碍我们走向四化的一个绊脚石，就是经济管理方面的落后。承认落后，加以改革，就能从落后变为先进。严重的问题是：有些落后的东西，被一种听起来很响亮的名称掩盖了。结果这种落后的东西，不但改不得，而且成为一种“先进”的样板，那就糟糕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发扬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都属于道德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当然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不过不能用它来管理经济。事实上，这些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一些人违反经济规律的挡箭牌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闹个人主义的人当然有，而且个别人很不象话。常常有人举出这种例子来证明按经济规律办事会助长个人主义。其实这种例子什么也证明不了。难道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能消灭个人主义吗？我们当然要进行思想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在思想工作中，共产主义是要讲的，艰苦奋斗是要讲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要讲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除了现实的物质生活之外，总要有个理想。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应当具有最远大的眼光，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道德和经济区分清楚。第一，道德教育也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好，这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需要的。不论政治领域、科学文化领域，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并非只有经济领域才需要它。第二，在经济领域中，决不能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混为一谈。在经济管理当中，不应该要求社会主义劳动者干活不计报酬，因为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在领导经济的实践中，群众越是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越应当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越应当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劳动者的收入随着他的贡献而增加。只有这样，群众的干劲才能持久，先进分子才能越来越多，生产也才能发展得更快。生产发展得越快，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又会有更大的提高。有了这样的经济实践，也就使思想工作有了现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的前途，便都成为感觉得到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有如顺水推舟，群众当然会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更加向往共产主义。可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按经济规律办事，不但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当然，在这种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中，归根到底，还是经济规律起着决定作用。

第3版()专栏： “兴无灭资”的提法无可非议 陈志海 最近，吴克同志就“兴无灭资”的提法提出了异议 （见六月十三日《江西日报》），对他的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兴无灭资”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创造的一个概念。它的本义，是指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大兴无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批判和战胜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人民的记忆中，“兴无灭资”的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很普遍，曾经成为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一个口号。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普遍把兴无灭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今成为我军政治工作重要学习文件的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其中十四条基本内容的一条，就是“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反对不良倾向”。吴克同志说这个提法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很长时间不大提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正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兴无灭资”的提法在我们的政治思想领域里销声匿迹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兴无灭资”的提法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解放。 一定的社会意识总是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思想则要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实际上是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卓有成效地进行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对于促进我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前大量事实表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兴无产阶级思想，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所以，在我国四化建设中，把兴无灭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十分必要的。诚然，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思想不可能完全消灭，就是在阶级完全消灭以后，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会残存一个时期。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目前不能完全消灭，就不能提出兴无灭资的任务和口号呢？说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农村社员与杂草、与农作物的病虫害斗争的情景来。农民种庄稼，年复一年同杂草、同农作物的病虫害作斗争。他们何曾不想把杂草、把农作物的病虫害消灭净尽。他们也深深知道，无论多么先进的工具和药品，花费多么大的气力，杂草和病虫害总是不能完全消灭的。尽管如此，广大社员群众总是把中耕除草、消灭病虫害作为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同样，尽管在目前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完全消灭，但在思想政治领域里，把兴无灭资的斗争当作一项长期的任务，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兴无灭资”这个提法也就无可非议了。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我们说资产阶级思想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完全消灭，但不能排除暂时的、局部的、个别问题上的消灭。比如某单位一度铺张浪费歪风盛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克服了这种歪风，人人树立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风气。我们就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单位灭了资产阶级铺张浪费的思想，兴了无产阶级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当然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和一劳永逸的）。如果说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完全消灭，就不能提出“灭资”的任务，也不去作暂时的、局部的、个别问题上的“灭资”，在资产阶级思想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无可奈何，那又怎么谈得上“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平时不进行暂时的、局部的、个别问题上的逐步消灭，难道资产阶级思想最后可以在一个早上突然消灭干净？ 至于说到兴无灭资会造成只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而放掉封建主义思想或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批判，更是站不住脚的。难道说，在血防地区提出消灭血吸虫的口号，就会使人放弃对其它寄生虫病的防治？ 吴克同志认为，“兴无灭资”提法不恰当的又一条理由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是革命者、先进者，创造过灿烂的思想文化，我们应当继承资产阶级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不能和反动的腐朽的东西一样抛弃。我认为，思想政治领域的兴无灭资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不能混为一谈。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这是无产阶级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不但要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遗产，也要批判地继承所有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但是，这一点也不是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思想不能批判和摒弃。我们今天所说的兴无灭资，是要批判、抵制以至消灭那些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反动腐朽的东西。我们决不能因为继承了资产阶级有益的思想文化，而不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思想，更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革命的进步的作用，而现在就可以任其自由泛滥。比如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锐利武器，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容许极少数人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人权的口号来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难道不是十分荒谬、十分有害的吗？所有腐蚀人们思想，危害四化建设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难道不应该彻底批判、摒弃以至于消灭吗？这样，我们提出“兴无灭资”的口号，并把它作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有什么不恰当呢？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正如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一样，任何一种提法也无不都是当时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在不断发展，各种意识形态（包括提法）也在不断改变、发展和产生。一种提法是否恰当，不能以前人是否说过或前人本本上是否写过为依据，而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如有不对，请大家批评。 （原载《江西日报》）

第3版()专栏： 谈谈“兴无灭资” 陈荣富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兴无灭资”这一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影响巨大的口号进行讨论，这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我不同意陈志海同志的看法。 陈志海同志认为，“兴无灭资”的提法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思想教育中很普遍，曾经成为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一个口号，并且写进了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因此是“无可非议”的。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说“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口号就是正确的，那么“向走资派夺权”之类的口号也应当是正确的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些口号更“家喻户晓”了。至于是不是因为它写进了中央军委的决议就“无可非议”，这只要用陈志海同志在反驳吴克同志时所说的一段话就行了：“一种提法是否恰当，不能以前人是否说过或前人本本上是否写过为依据，而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那么，“兴无灭资”这一口号“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以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分析为依据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后来却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兴无灭资”的口号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当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的乃至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对于它们的影响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不同意“兴无灭资”这一口号，并不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而消失，而是因为这一口号不能正确地反映和指导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第二，这一口号含义模糊，概念不明确，带有“左”倾色彩。这一口号中的“资”如果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和宗教观点等等。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采取“灭”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能批判地继承，而不能简单地抛弃和消灭。即使对上层建筑中阶级性最强最鲜明的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消灭的态度。比如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法律，尽管它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我们对它的某些具体形式却应当加以批判的继承和发展。至于对于资产阶级的哲学艺术，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如果这一口号中的“资”指的是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对于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能采取“消灭”的办法。事实上，在现今的条件下，要“消灭”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不现实的，如果硬要去“消灭”它，在实际工作中必然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简单化，甚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不是高叫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吗？结果如何呢？虽然使用了最野蛮的手段触及皮肉，但资产阶级思想不是被消灭了，反而更加泛滥了。我们不同意“兴无灭资”这个口号，并不象陈志海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 第三，陈志海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卓有成效地进行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对于促进我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兴无灭资”这一口号从它脱胎的第一天起，就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起了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政治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决不能归功于“兴无灭资”这一口号。相反，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政治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倒是同“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有关系的。大家都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前对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唯心史观”的围剿，对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围剿，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围剿，以及对电影《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都是在“兴无灭资”这一口号下进行的。当时，粗暴地把学术上的不同看法无限上纲，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视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而加以“消灭”，甚至被批判的同志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而一同被“消灭”。 陈志海同志说：“正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兴无灭资’的提法在我们的政治思想领域里销声匿迹了。”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翻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报纸杂志，“兴无灭资”（有的地方改为“灭资兴无”）的口号俯拾皆是，而且被抬到了惊人的高度。《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在说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后，紧接着说：“这是在上层建筑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很明显，在这里“兴无灭资”就是“三个横扫”的总概括。类似的提法举不胜举。在“兴无灭资”的 “横扫”之下，神州九亿万马齐喑，社会主义花园百花凋零，许多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被当作“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而且有的连肉体也被“消灭”了。“灭资”的结果不但没有“兴无”，反而带来政治局势的动乱，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社会风气的败坏。 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兴无灭资”这一口号的确“销声匿迹”了，但这不是因为“四人帮”反对这一口号，而是因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需要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之类的口号来代替“兴无灭资”这一口号。如果不看问题的实质，只看这一口号在一段时间“销声匿迹”的现象，就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兴无灭资”的提法应该得到解放，那是不妥的。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人民内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还将长期存在，针对这些影响还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和教育。”这一实事求是的提法，必将使我们更有效地进行这种斗争和教育，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原载《江西日报》，作者作了删改） 今年六月五日本报发表了吴克同志《关于“兴无灭资”提法的商榷》的一封信。《江西日报》于六月十三日予以转载，并连续几期发表文章进行讨论。现在，转载其中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编 者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以革命为己任，奋发有为，献身四化 ——读者纷纷来信赞扬曹晓兰，表示要象她那样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 本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通讯《志在革命 激流勇进》以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赞扬曹荻秋同志的女儿曹晓兰同志是“革命干部的好后代，干部子女的好榜样”；同时，也对极少数依仗父母权势胡作非为的人，提出了中肯的劝告和严肃的批评。这里刊登的，就是其中的几篇来信。 ——编 者 挑起更艰巨的革命重担 作为一个老革命的后代，一个领导干部的子女，怎样对待自己的光荣家庭？《志在革命 激流勇进》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曹晓兰同志用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填写了一份闪闪发光的个人历史，成为革命干部的好后代，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对一些干部子弟说过：“你们的父辈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曹晓兰同志没有辜负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我们应该向曹晓兰同志学习，把父母的战功当作激励自己更好革命的动力，而不应把它当作追求特殊照顾的资本。自己的父母是老革命，就更应严格要求自己，继承和发扬父辈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拣挑重担，让父辈的光荣传统传下去，而不要往父母的脸上抹黑，拆父母的台，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革命的后代，无愧于干部的子女，才能对得起革命先辈。 中共广东廉江县委农场部 关国林 应当继承父母的什么？ 曹荻秋同志的女儿曹晓兰同志虽是高干子女，但她向“父荣子贵”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斗争，一直保持着革命家风，“党需要我在那里，那里就是我的岗位，我就要在那里好好工作”。她象一颗生命力很强的种子，不管撒到哪里，都能够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她不愧是革命干部的好后代，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然而，与此相反，青岛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的儿子竟凭借父亲的权势扰乱社会秩序，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一好一坏的对比，向我们广大青年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革命青年究竟应当继承父母的什么？ 曹晓兰同志说得好：“一个干部子女，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照顾的权利，只有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义务。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就是对父母的背叛”。“革命的道路靠自己去走，一个人的历史靠自己来写”。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啊！她讲得好，做得更好！她用实际行动书写了自己光辉的历史。学习曹晓兰同志，我们每一个青年应当以她为镜子，照一照自己，找出差距，看看自己在继承父母的什么这一严肃问题上究竟做得怎样，那些至今存在浓厚的“父荣子贵”思想，自视高人一等，甚至胡作非为的人，难道还不应当猛醒，悬崖勒马吗？ 河北省丰润县韩城 公社砖厂 张春生 鲜明的对比 你报七月二十一日的一版和三版上，分别刊登了大、小两篇关于干部子女的报道。一篇是记述原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同志的女儿曹晓兰同志，立志革命、严于律己的事迹；另一篇是反映山东青岛市公安局长的儿子，在饭店里无理取闹的情况。读来，前者使人敬慕，后者则令人气愤。 曹晓兰同志的事迹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她身为高干的女儿，没有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任何特殊照顾，而是立志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走自己创业的路。她从学校到部队，从部队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工厂，不管如何遭到株连的迫害，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一直是那样保持着革命家风，艰苦朴素，乐于帮助同志们解决困难。她不管对待什么工作，总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真正地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写下了自己的历史。这一切，无不为我们干部子女树立了一个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典范。 同样是干部子女，那位青岛市公安局长的儿子在饭店里的所作所为却使人感到厌恶。他非但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而且带着这本功劳簿，到处惹事生非、横行霸道，哪里还有一点革命后代的味道？这个反面事例，也告诉我们，干部子女如果不是立志为革命多做工作，有所贡献，而是仗着自己父母是 “官”，图享受、称霸道，那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必将被人民群众所唾弃。 我们一定要向曹晓兰同志这样的干部子女学习，象他们那样生活、学习、战斗，以革命为己任，奋发有为，立志献身四化。 中共福建省邵武县委 史敏 怎样才算真正疼爱子女 读了《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一日刊登的《志在革命 激流勇进》的通讯，我想，曹晓兰同志之所以能够摒弃革命家庭的优越感，时时不忘自身的改造，在革命的征途上不畏艰险，激流勇进，除了自己的内因外，革命家风的熏陶，父母亲的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曹荻秋同志经常教育子女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是老干部的子女而有优越感。不能靠父母。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去干革命。”这些对曹晓兰的成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你报七月十日刊登的《出学院进法院》是一个相反的例子。高干子弟曾津平为什么会堕落为盗窃犯？除了他自己的原因外，他父母的溺爱、迁就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疼爱自己的子女呢？我认为，曹荻秋同志对曹晓兰的严格要求才是真正对子女的疼爱，曾津平的父母一味迁就，几次给曾津平调换工作，挖门子让他上大学，并不是对子女的疼爱，相反，只能是害了他。 北京部队某部 李铁柱

第4版()专栏：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塞内加尔社会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财务监督委员会主席穆萨·迪亚洛率领的塞内加尔社会党代表团。 李先念副主席向塞内加尔朋友谈到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强调指出，各国的情况不同，对别国的经验只能参考，不能照搬。他赞扬塞内加尔在桑戈尔总统领导下，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建设自己国家中取得的好经验。 迪亚洛团长对李副主席说，你的坦率介绍使我们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到很多令人信服的道理。桑戈尔总统多次强调，最革命的，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真理。他祝愿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取得圆满成功。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参加了会见。塞内加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迪欧卜也参加了会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塞内加尔社会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4版()专栏：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汇辑成书出版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日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发行。 这本书汇辑的主要文件有：叶剑英委员长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副总理《关于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部长《关于一九七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会议通过公布的七个重要法律（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彭真主任《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以及其他决议、公告、名单等。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也收入书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也将出版。 这两本书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本，还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并陆续发行。

第4版()专栏： 经办上千件案件没有办错一个案子 雷承勣十二次评为重庆政法战线标兵 新华社成都七月三十一日电 重庆市公安局大阳沟派出所治安内勤雷承勣从一九七一年以来，独自经办和在其他同志配合下经办的上千件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中，没有办错一个案子，稳、准、狠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保护了人民。今年三月，他第十二次被评为全市政法战线上的标兵。 雷承勣在办案中，始终坚持遵守《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坚持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不打、不骂、不捆、不拷打、不搞逼供信。去年十月十五日，雷承勣审查一个倒卖票证的罪犯时，罪犯从姓名、住址到作案活动，编造了一整套谎话。雷承勣虽然发现了其中一些明显的漏洞，却并不生气打骂，而是马上打电话委托有关单位查询核实，并带着罪犯去对证。罪犯看到假供被一一戳穿，便装病装疯，抵赖不认。雷承勣也没有因此威逼刑讯。他根据罪犯在提审中的举止表情和其他迹象，分析他可能是个在逃惯犯，便和重庆市公安局有关单位查问，经反复核对身体特征，证实这个人是逃跑出来的在押劳改犯。在政策感召和确凿事实面前，这个作案累累的罪犯终于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为了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雷承勣破案必追赃，追赃必还赃。凡是失主家在市内的，他都把失物送上门去；失主家在外地的，他也采取各种办法，把失物送还失主。几年来，经他追回送还给失主的失物，计有现金二千三百多元、收音机六十三台、手表五十九只、自行车九辆，其他衣物二百七十多件；帮助三百四十九户失主在不同程度上挽回了损失。

第4版()专栏： 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宣传新法律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最近，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组织一批宣传骨干力量，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颁布的七个新法律。 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举办了一次有一定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和审判实践经验的审判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十人参加的短训班。 目前，这批法制宣传骨干已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正与工、青、妇，以及报社、电台、广播站、文化馆、街道办事处、工厂、学校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采取宣讲、出黑板报、举办图片展览、放映幻灯、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七个重要法律。

第4版()专栏：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新华社通讯员报道：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论文集）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的作者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指出了我国国民经济体制的时弊，力主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向阻碍着这一改革的传统观念挑战。作者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主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过程的重要性；他反对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主张在价格基本符合价值或生产价格等条件下，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主张扩大企业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限，原则上下放给企业，实行企业的独立经济核算制；他主张建立企业之间的供产销合同制；主张改革价格体系，按生产价格定价等等。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和主张，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给他扣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和“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的大帽子，大兴问罪之师，进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孙冶方投入监狱达七年之久。粉碎了“四人帮”，他才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当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国民经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时刻，这部著作的出版，对探讨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将是有益的。

第5版()专栏： 各国舆论主张继续努力解决印支难民问题 澳报指出不能相信越南可鄙的表白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八月一日说，讨论印支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应当有后续行动。他说，如果难民大量外流不减少，第三国的接纳量再大也是毫无意义的。 他是从纽约和日内瓦访问归来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 他认为，日内瓦会议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他说，他希望经陆路离开越南的难民人数将不再增加，因为这会给泰国增加负担。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联合国讨论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结束后，一些国家的舆论指出，印支难民问题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各国还要继续努力去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越南当局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答应“在适当的一段时间内，将作出一切努力制止非法离境”，许多国家，特别是深受难民问题严重困扰的东盟各国，对此采取了保留和观望态度。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说，越南的承诺“是否可靠还要看今后几个月里的情况如何”。马来西亚总理奥恩说：“我们没有获得任何迹象表明越南使难民外流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东南亚的一些政治家认为，“越南在遵守国际承诺方面的纪录不好”。美国总统卡特关于难民事务的特别代表迪克·克拉克指出：“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但作出的所有诺言、保证和倡议必须付诸实践，必须把言论变成行动。”《澳大利亚人报》指出：“不能真正相信越南可鄙的表白”。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们七月二十三日表示，他们将仔细地监视越南是否履行其暂时制止难民从这个国家外流的保证。 一些国家的官员和报刊主张对越南继续施加压力，使它停止制造和输出难民。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在雅加达说，日内瓦会议应当有后续行动，尤其是涉及拟议中的暂时停止难民外流问题。他说，如果难民大量外流不减少，第三国的接纳量再大也是毫无意义的。法国《费加罗报》在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如何，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越南）施加国际压力”。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说：“不应听任越南及其后台苏联逃避应受的指控。现在肯定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告诉莫斯科，河内必须注意全世界的义愤。” 一些国家的官员和报刊还指出，应当进一步采取行动从政治方面解决印支难民问题。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说：“为了尽可能拯救柬埔寨难民，联合国必须进一步动员国际舆论。”它主张召开国际会议，并且指出：“印支难民问题不只是靠人道上的照顾就能解决的。只要不结束成为难民流出的根源的印支全境的混乱，这个问题就无望得到根本解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人赞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从道义上痛斥越南”。法国《晨报》认为，不排斥在晚些时候于日内瓦举行政治谈判。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泰国代表团团长西提·沙卫西拉在会后说，这次会议“没有使人失望”，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希望取得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以克服从柬埔寨来的“战争难民”给泰国造成的困难。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说，东盟国家曾建议以后再开一次会，可能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来讨论难民问题的政治方面。他说，主要问题是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在越军撤出之后，难民外流就会比较容易控制。 新华社拉巴特八月一日电 《摩洛哥杂志》周刊最近一期发表文章要求越南当局停止奉行迫害自己公民的非人道的政策。 文章说，越南难民“不是从战区逃出来，而是被恣意地奉行恫吓和压迫政策的自己政府驱逐出境的”。 文章接着详细地叙述了越南政府如何有计划地迫害和掠夺中国血统的越南公民，逼使他们离境。文章说，越南政府所作所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文章指出，最近，越南政府也对“越南非中国血统的居民施加压力”，“最近到达香港和马来西亚的船上，越族公民的比例日益增大”。 文章指出：“（越南难民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越南停止奉行这种非人道的政策。”

第5版()专栏： 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印支难民问题根源在越南政府 赞总统卡翁达指出对这个人类大悲剧不能无动于衷 新华社卢萨卡八月一日电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今天在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开幕会上说，印支难民问题的真正根源是越南政府奉行的政策。 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卢萨卡举行。撒切尔夫人是在发言时讲这番话的。她说，印支难民问题，这是“人残害人的罪行的最新事件”。“英联邦和国际社会应该经常注意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这就是越南政府奉行的政策”。她强调说，“只有真正改变那里的政策，我们才能期望结束这种骇人听闻的苦难。” 会议主席、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开幕词中也谈到了印支难民问题。他说：“印度支那正处在动乱之中。局势是危险的。难民问题是人类的大悲剧，我们英联邦国家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我们欢迎东南亚各国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采取措施救济受害者。”

第5版()专栏： 印度一周刊揭露越南扩张阴谋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新德里消息：印度新近出版《新地》周刊登载一篇文章，谴责越南通过大量输出难民对东盟国家实行扩张主义。 文章指出，“印度支那的这个霸王就是想损伤东盟国家的元气。”文章说，越南可能已向泰国派遣了一些经过训练的特务。散布所谓“边境入侵”的消息为的是给“救世军”的南进提供借口。河内还正在让一些越南人到柬埔寨定居。 文章说：“越南已陷入扩张危机的困境中。由于它在柬埔寨的战争负担加重，这种危机也在加深。” 文章揭露河内向难民敲诈勒索的罪行时说，河内当局向被驱逐的难民每人勒索二十盎司的黄金，政府组织的青年突击队还随意地闯入他们的家里进行抢劫。 文章说：“越南的暴行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间的公愤。”

第5版()专栏： 越南难民徐佩娟原在谅山省禄平一所小学任教，她拿着母亲的遗像，控诉越南武装人员开枪打死她的老母，又把她全家驱赶到我国境内的暴行。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摄

第5版()专栏： 柬游击队在磅同、马德望等地打击越南侵略者 新华社北京八月一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游击队最近在磅同、马德望等地消灭了一批越南侵略军，解放了一些村庄。 从七月三日到二十四日，磅同省游击队多次袭击了越南侵略军驻扎在山丹县敦灵乡的许多据点，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人，先后解放了这个乡的六个村庄。 七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在马德望省十号公路上作战的游击队集中力量袭击了在十号公路沿线活动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打伤四十三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控制了十号公路的许多路段。 七月八日和九日，腊塔纳基里—上丁战场的革命军和游击队分三路向驻扎在桑河一带和十九号公路沿线的越南侵略军发动进攻，消灭一批敌人。 从七月中旬以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还在磅湛、磅清扬、五号公路、西南大区等地方歼灭了许多敌人。

第5版()专栏： 尼泊尔首相献血 新华社加德满都八月一日电 据尼泊尔民族通讯社报道，尼泊尔首相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最近同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前往血库献血。报道说，这是这位首相第五次去血库献血。每月大约有四百五十名加德满都市民自愿献血。这家血库储存的血是备急需或者给交不起医药费的病人用。

第5版()专栏：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举行会议 据新华社平壤八月一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七月三十一日在板门店举行第三百九十四次会议。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韩柱庚少将说，南朝鲜军队违背停战协定和协议，自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六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在非军事区进行开枪射击五十余起，派军用飞机侵入非军事区上空，向非军事区南缘运进武器和军事人员等各种非法行为共达一千六百余起。韩柱庚少将指出，只要敌方的这种阴谋活动不停止，非军事区的紧张就不可能清除，武装冲突的危险就不可能消失。 韩柱庚少将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敌方应无条件地立即停止粗暴地践踏停战协定，进行反对共和国北半部的一切敌对性挑衅行为和使非军事区完全战斗基地化的犯罪行为；二、敌方应立即停止把各种新型武器和作战装备非法运进南朝鲜，进行旨在进攻共和国北半部的战争演习活动，把南朝鲜进一步变成美国军事基地的犯罪行为；三、敌方应从南朝鲜毫不拖延地、无条件地撤出一切新型武器、作战装备和美帝侵略军。

第5版()专栏： 新加坡控制人口增长取得效果 新华社香港八月二日电 近年来，新加坡大力推行“两个孩子的家庭”计划，使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六百一十六点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二百三十多万居民，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三千八百多人。因此，新加坡十分注意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一九六六年，就成立了家庭计划及人口局。由于采取了措施，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由一九六四年的千分之三十二减到一九七○年的千分之十七。为了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率，一九七三年这个局又提出每家最多只许生两个孩子，已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必须绝育的措施。一九七五年的人口增长率因此进一步降到千分之十二点六。 去年八月，新加坡提出有关家庭计划的社会政策，以推动“两个孩子的家庭”的计划，其中规定对生第三胎婴儿者不仅要提高分娩费用，还不能享受有工资的产假。在所得税、住房和学校等方面对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和儿童本人给予优待等。

第5版()专栏： 波兰各界纪念华沙起义三十五周年 据新华社华沙八月二日电 波兰首都各界群众连日来纷纷举行集会和各种活动，纪念华沙起义三十五周年。 三十五年前的八月一日，华沙军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抗希特勒法西斯。由于种种原因，在进行了六十三天战斗后，起义遭到失败，约有二十万人惨遭杀害。 昨天，在华沙剧院广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第5版()专栏：时事综述 穷兵黩武的“东方古巴” 张允文 去年年底以来，越南当局的反华仇华运动和战争动员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越南领导人及其宣传机器大肆诬蔑中国是什么“大国扩张主义”、“当今最凶恶的发动战争的反动势力”；把中国视为“越南的头号敌人”。他们叫嚷：“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战胜中国”的“一切新阴谋”，叫嚷要使全国三百万工人、职员成为“三百万战士”。越南的宣传机器更是喋喋不休地叫嚷“随时准备战斗”，“一声令下，立即动员，动员谁，谁就去”。这种战争叫嚣已成为越南当局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必不可少的刺激剂。 越南当局的战争叫嚣，仅仅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吗？不。谁都知道，拼凑“印支联邦”，并进而向东南亚扩张，充当东南亚的霸主，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长期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越南当局得到苏联全力支持的反华仇华运动，完全是为它们实现这一狂妄野心服务的。越南当局在反华招牌下进行的具体备战和侵略活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 行 军 国 主 义 统 治 三月五日，紧接着中国宣布自卫反击结束之后，越南当局悍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实行战时体制。三月十五日起，越南全国实行“全民军事化、全民武装”。“总动员令”规定所有男女青壮年都要参加各种军事组织。各机关、企业、工地、农场、林场一律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中两小时用于军事训练。此外，还规定各学校停课一至两周，用于紧急军事训练。各行各业都要“改变工作方式，以适应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且“完成军训后仍要坚持十小时的工作制”。顷刻间，越南变成了一个大军营。 为了镇压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越南当局强调“在这个时候遵守法律是更为迫切的要求”，“是公民的头等义务”，并且叫嚷对生产秩序和安全“制造困难的行为”都要“按战时法律进行处理”。越南当局以“追捕”所谓潜入越南的“反动分子、间谍、别动队”为借口，开展所谓“保卫祖国安宁”的运动，“加强各地人民安全小组的活动”。越南当局在反华借口下，在国内实行军国主义化，加强了法西斯统治。 加 紧 扩 军 搜 罗 炮 灰 越南当局在全国到处设立“义务兵役征兵委员会”。仅去年一年就征兵三次。据报道，现在已开始进行今年的第三次大规模征兵。应征年龄从过去的十八岁至三十岁，扩大到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取消了过去不要独生子的规定，降低了体格检查的标准，连肝炎患者也不放过。征兵范围还扩大到工矿技术干部队伍，增加了征收女兵的数字。不少家庭父子两代人都被征去充当炮灰。各地征兵数额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在越南农村中，现在地里干活的大都是老年人和妇女。 目前越南正规军已从原来的六十万扩大到一百万，大大超过了抗美战争高潮时期的越南军队数量。据泰国获得的一份越南文件透露，一千二百万越南人已被编入了战斗部队。西方舆论指出：“越南是世界上按人口计算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它却是世界上武装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居第六位。” 制 造 战 争 气 氛 为了制造战争气氛，越南当局驱使人民在国内大肆构筑工事。据日本《读卖新闻》自河内报道，“在河内市街上，到处建造了个人掩体，在以还剑湖为中心的中心区，建造了准备进行巷战的碉堡”。越南许多城市的自卫队、干部和人民，每天在工余时间掘壕挖洞，修筑工事和战斗防线。道路、住房和生产地点都修筑了掩体。到处笼罩着一片战争歇斯底里和恐怖气氛。 最近访问过越南的美国教会负责人希伯特说： “在河内和中国边界之间大约驻有二十万越南军队”，过去“只有五万至七万”，“边界附近的山里挖了许多新的洞穴，显然是供火炮用的。”近来，越南军队还针对中国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这一切表明越南当局正在加快备战步伐，准备新的军事冒险。 加 紧 侵 略 扩 张 越南当局扩军备战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不断强化侵柬战争。据报道，侵柬越军已增加到近二十万人。这支侵略军队在柬埔寨境内屠杀柬埔寨人民，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据报道，越南当局正在一面把大批柬埔寨人驱赶到泰国，一面向柬埔寨东部地区大规模移民，其中许多人是侵略军的家属。据报道，在这一地区定居的越南人已达二十万人。这种灭绝种族的殖民主义政策已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 越南当局在老挝派驻了五万军队，加紧对老挝的全面控制。曾在老挝任教的西德教授指出，“老挝实际上处于越南军事占领之下。”他们认为，“几年以后老挝将象柬埔寨一样成为越南的一个省。”老挝已被牢牢地捆在越南霸权主义者的战车上。 在柬泰边境，越南集结重兵，对泰国的武装挑衅日益加剧。侵柬越军和金边伪军不断向泰国境内开枪打炮，袭击泰国边境军民，严重威胁泰国的安全，使东南亚的局势日益紧张。 为了获得扩军备战所需要的金钱，缓和穷兵黩武造成的困难，越南当局制造和驱赶了一百万以上的难民，乘机搜括难民的黄金、美元和财产，并给东盟各国制造社会动乱和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越南当局这种灭绝人性的罪恶勾当，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尖锐地指出：“越南人‘用人弹和人武器’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动了一次和平的入侵。”日本外相园田也认为难民流入东南亚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越南针对东盟各国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苏 越 狼 狈 为 奸 越南当局扩军备战、侵略扩张的行径，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把越南看作它向东南亚扩张的“可靠前哨”，是它的“东方古巴”，因而不断为越南当局输血打气，向越南倾注大量军火武器。据报道，今年苏联已把七万吨军事装备运到了越南，包括九百辆中型和轻型坦克。侵柬越军最近还获得一批苏联新式武器，包括可以发射罐装毒气的导弹自动发射器。据悉，这种毒气已在柬埔寨、老挝多次使用。苏联在越南的“军事专家”已达五千名之多。苏联舰艇和飞机已自由使用越南的金兰湾、岘港和海防、岘港等机场和柬埔寨的磅逊港。这一切说明，苏联是越南侵略扩张的最大支持者和怂恿者。 越南当局追随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侵略扩张，受到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它对内不顾人民死活，疯狂扩军备战，实行法西斯统治，遭到越南人民的怨恨和反抗。越南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最后将自食其果。

第5版()专栏： 哈菲兹议长离京去南方访问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以米尔扎·古拉姆·哈菲兹议长为团长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下午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民陪同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到机场送行。 今天，哈菲兹议长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会见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张杰，并进行了参观活动。

第5版()专栏： 耿飚会见比马列共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今天上午会见了费尔南·勒菲弗尔主席率领的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耿飚同志向比利时同志介绍了我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说，我们要很好学习人家的经验，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参加了会见。 比利时同志是七月十六日抵达我国的。

第5版()专栏： 方毅会见范章云教授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范章云和夫人邓宗英以及他们的女儿。会见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等会见时在座。 范章云教授是应邀前来我国紫金山天文台短期工作和进行参观访问的。他们在六月一日到达我国。

第5版()专栏： 民航总局和旅游总局举行宴会庆祝中菲通航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在李先念副总理和马科斯总统夫人一个月前签署中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今晚举行宴会，热烈庆祝菲律宾航空公司开航北京并欢迎菲航首航访华团。 欢迎宴会是中国民航总局和中国旅游总局联合举办的。 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和乔斯·英格里斯副外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他们指出，中菲两国间实现通航，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的结果。这条航线的开辟，将为增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发展两国民航间的友好合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晚，出席宴会的有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陈辛仁和首都新闻界负责人。他们同访华团的七十多位菲律宾朋友、菲律宾驻华大使雷耶斯等一起欢聚，热烈庆贺两国通航，祝中菲友谊不断发展。

第5版()专栏： 瑞士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联邦成立日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瑞士驻中国大使席望南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瑞士联邦成立日。 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 出席世界资源、环境、人口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讨论会的中国代表李超伯、顾问曲格平一行四人，二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斯德哥尔摩。 这个讨论会是由联合国和瑞典政府联合举办的。讨论会将于八月六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二日上午会见了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清水司教授为团长、安藤彦太郎教授为副团长、胜春茂教授为秘书长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友好访华团。 △ 以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代表团一行六人，应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委会邀请，二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 第十五届“黑海杯”女子篮球邀请赛八月一日在罗马尼亚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开幕。中国女队首战告捷，以八十七比八十三胜曾获得上届奥运会和一九七八年欧洲锦标赛第三名的保加利亚队。 （据新华社）

第5版()专栏： 布达佩斯的“中国博物馆” 陈学燕 布达佩斯东端，被两旁浓葱绿树所环抱的宁静的高尔基林荫道上，矗立着一座富有古风的建筑物。那里常年展出中国各个时期的艺术珍品。这就是匈牙利“东亚博物馆”的“中国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的面积并不大，但陈列的展品却丰富多彩。历史期从周朝一直延伸到现代；陈列品由器皿、神像、古币遍及到剪纸、刺绣、名画、家具以及各种劳动工具。展品经常更换：一九七七年展出了中国从周朝到清朝的铜器，一九七八年以来陈列了我国许多古代的名画和瓷器产品。 一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中国现代绒绣画——“北海风光”。展览厅正中陈放着中国十五至十六世纪间浇铸的一座“福神”铜像。展品分别陈列在东西两室。东室以中国十七世纪以来的许多名画为主，其中有写意画，也有工笔画。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高其佩用手指涂墨画的“隐士”，罗聘的“锺馗杂戏”，王翚的山水，王云的劲松翠竹，郎世宁的猿猴和边寿民的水鸭。享有盛名的已故现代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作品也博得观众赞誉。西室展出的中国瓷器，琳琅满目。其中有唐朝的人物神像，宋朝的碗盆缸壶和明清的花瓶器皿。 参观后，作者应邀到“中国博物馆”馆长巴约尔处作客。这是一位从事二十多年同中国博物有关工作的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中国的古书、绘画、陶瓷和著名书法家的手迹，犹如博物馆的缩影。巴约尔馆长热情地向我介绍该馆的历史和发展情况。 原来，匈牙利“东亚博物馆”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一位名叫霍帕·费伦茨的匈牙利人早期曾游历过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搜集和珍藏了以中国为主的大量青铜器、陶瓷、名画以及漆器等古玩珍品。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受当年革命思潮一定熏陶的霍帕·费伦茨向政府献交了自己保存多年的艺术品。政府随即创办了全称为“霍帕·费伦茨东亚艺术博物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多年内，我国政府先后赠送给匈牙利一千多件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民间艺术品。使“东亚博物馆”的展品日趋完善和充实。于是，在这基础上，“东亚博物馆”于一九五四年正式开辟了“中国博物馆”。 博物馆成立后，颇受匈牙利人民的欢迎。二十五年来，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年达一万五千人次。四十岁以上的匈牙利人对中国文化艺术尤感兴趣。有的人参观数遍，连声赞扬中国展品“精美”、“别致”。博物馆出售介绍中国古画等展品的说明书经常被参观者抢购一空。一些观众甚至向博物馆要求购置使他们留连忘返的绚丽奇异的瓷器展品。 除日常展览外，博物馆几乎每星期日上午还举办专门讲座。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向观众详细阐述中国、朝鲜以及日本等国的展品的特点和艺术价值。一般这种讲座同参观实物结合起来，这样可加深观众对展品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感性认识。博物馆并经常把中国展品运到匈牙利各州和有关工矿企业进行短期展览，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艺术。类似活动平均每年举办二三次，每次为期三个月左右。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时跟随下去讲解。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在匈牙利巴奇—基什孔州陈列的一百五十多份中国剪纸展品，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 巴约尔馆长告诉我，匈牙利的学生也十分喜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一九七八年，他应布达佩斯一些学校的要求，曾先后向学生作了四、五次有关中国古代出土文物的报告。他从桌上排列得很整齐的幻灯片中拿起一张指给记者看，并说，“我就是把这些图案制成了幻灯片，配合报告向学生们放映，给他们以形象化的知识”。在巴约尔馆长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本十八世纪出版的唐朝《耕织图》一书。我好奇地问：“您还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这是我一九七九年的主要科研任务。准备一年内把这书译成匈文并加上注释后争取出版”。巴约尔一边回答，一边抚摸一下已经花白的头发，有信心地表示：在离他将要退休的十年内，争取为促进匈中两国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相互了解再多做些工作。

第6版()专栏： 基辛格指出苏联自一九七五年来发动空前规模攻势 美国应从全球力量对比考虑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新华社华盛顿八月一日电 基辛格博士昨天说，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能孤立地予以考虑，而必须联系全球性力量对比去考虑”。 他强调说，这个条约是在“苏联越来越倾向于进行全球性干预”，包括“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空前地使用代理部队”的时候提交参议院寻求批准的。他说，“因此参议院不能在真空里处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它必须同时寻求恢复军事和地理政治的平衡。” 基辛格博士今天是在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这番话的。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阐述他对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立场，他的发言吸引了满堂的听众。 基辛格说，必须在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同时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才能清除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威胁。他说，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正在开始出现不祥倾向。“一个国家如此消极地同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基辛格说，他在经过长期考虑之后，认为他只能在三个条件下支持批准该条约。这三个条件是：一、同时提出一个表明国会和总统之间达成必须遵守的谅解的防务计划，它将紧急地克服目前军事力量对比所造成的严重危险。二、同时提出一些澄清条约中含糊不清之处的修正案，而这些修正案不需要美苏重新谈判。三、参院同时有力地表明它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苏联地理政治行为之间应具有联系的观点。 基辛格特别谈到苏联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对国际均势的空前规模的进攻。“一九七五年，古巴战斗部队依赖苏联财力、空运和政策的支持，进入了安哥拉，其总数最后达到了四万人。到一九七七年，苏联的飞机和驾驶员被调到古巴执行飞行任务，以便让古巴空军部队在非洲活动。一九七七年，古巴部队伸展到了埃塞俄比亚。东德的军事和情报顾问也和古巴人一起进入整个非洲和中东。” 他继续列举了苏联进击的事实，如对扎伊尔的两次入侵，阿富汗和南也门的政变以及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而在此之前签订了为使河内发动侵略时确保其后方安全的苏越友好条约。 在谈到条约的缺点时，基辛格说，条约既没有减少苏联的对美国地面部队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也没有改进美国免受第一次打击的能力。条约将不会减少对战略平衡的威胁。 他说，除非参议院表示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趋向，否则“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就将变成一剂催眠药，一剂逃避现实的药。”他说，美国单方面地放弃它的军事计划是造成美国目前失势的重大原因。他说，“我们面临着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种挑战，而我们的军事力量却保持在六十年代的水平上。” 基辛格对问题作了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必须在两党的基础上，在国会和政府合作的情况下，扭转防务准备的不充分、军事能力的逐步减弱和对苏联扩张主义的片面迎合。” 在基辛格作证以后，国务院在同一天发表公报说：“我们不同意基辛格博士所作的分析中的某些论点，但是我们欢迎他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总的看法，以及他反对重新谈判或否决条约的态度。”

第6版()专栏： 日本根室市集会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 “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跑遍日本宣传队”从东京启程 据新华社东京八月一日电 日本北海道根室市各界人士三百多人一日下午在市内鸣海公园举行集会，强烈要求苏联归还日本固有的领土北方四岛。 集会是由四十三个团体联合举办的，由各民间团体联合举行这种集会，在根室市还是第一次。 根室市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推进协议会会长箭浪光雄代表主办团体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根室市长寺岛伊奠雄在致词中迫切希望日本政府为早日收复北方四岛强有力地展开对苏外交。 北海道每年都把八月份作为“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月”，在札幌、钏路、罗臼等地开展各种活动，表达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强烈愿望。这次集会宣告今年的运动月已经开始。 新华社东京八月一日电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和北方领土问题对策协会共同组织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跑遍日本宣传队”，七月三十日上午从东京的日本总理府大楼前启程。这个宣传队驾驶六辆汽车，将在四十天内，跑遍除冲绳以外的日本全国四十六个都、道、府、县，以进一步掀起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国民舆论。 日本总理府总务长官三原朝雄在为宣传队送行的欢送仪式上说：“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国民的宿愿。不归还北方领土，既没有世界的和平，也没有日本的战争结束。” 尽管日本持续搞了这么多年的归还运动，“也未能改变苏联的傲慢态度。因此希望你们掀起国民舆论”。 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集会推进委员会不久前在东京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苏联政府早日归还日本固有的北方领土。来自东京、大阪、北海道等三十七个都道府县的二千八百名各界人士参加了大会。 图为日本各地代表参加示威游行，强烈要求苏联归还日本北方四岛。 新华社稿（附图片）

第6版()专栏： 印度总理辛格召开内阁会议 辛格说政府将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 新华社北京八月一日电 新德里消息：以辛格总理为首的印度新政府七月三十一日举行了第一次内阁会议。 据报道，会议讨论了经济和政治形势。新政府面临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和各党派纵横捭阖引起的动荡不安的政局。 辛格总理在七月二十八日就职后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调要消除贫困和失业。 目前，六亿多印度人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已经登记的失业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万。生活费用急剧上涨，批发价格指数现在比一年前上升了百分之十。 辛格说， “就业应当是消除贫困的主要手段。因此，在我的政府的计划和政策中，消除失业将置于头等的重要地位。” 为了解决印度“特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辛格表示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鼓励在工农业方面成立小规模的经济单位”。同时“只要有必要，将继续建立大的工业”。 在外交事务方面，辛格说，“我的政府将继续奉行不倾向于任何超级大国的不结盟政策。”

第6版()专栏： 美国同意向尼加拉瓜提供军援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马那瓜消息：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成员丹尼尔·奥尔特加八月一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原则上已同意向尼加拉瓜提供军事援助。 奥尔特加说，在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拉里·佩苏略向执政委员会递交国书时，尼加拉瓜政府向美国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对付任何反革命军事行动。他说，如果美国不同意，他们将向其他国家提出这项要求。 他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说，两国关系是“诚挚的和相互了解的”。 美国大使佩苏略七月三十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国反对从军事上干预尼加拉瓜或使该国新政府不稳定的尝试。他说，这是违背美洲国家组织关于尼加拉瓜的决议的。 另据华盛顿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三十一日说，美国正在研究尼加拉瓜新政府要求美国提供军事装备的问题，预料美国会同意提供采购单上的某些项目。

第6版()专栏： 加勒比共同体举行外长会议 新华社乔治敦七月三十日电 布里奇顿消息：加勒比共同体各国外长最近在一项公报中指出，它们将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 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顿举行的加勒比共同体外长会议已于七月二十六日闭幕，二十七日发表了公报。 公报谈到尼加拉瓜的形势时说，与会的部长们对推翻索摩查独裁政权表示满意。公报还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伯利兹人民自决、独立和保持领土完整的权利。

第6版()专栏： 美国将为马丁·路德·金建立雕像 新华社北京八月一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众议院今天通过决议，为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建立雕像。 这个获得四百○八票赞成票（十一票反对）的决议规定，将花费二万五千美元在华盛顿的国会山竖立他的雕像。 马丁·路德·金曾参加六十年代末美国轰轰烈烈的黑人斗争，是著名的黑人领袖之一。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城被暗杀。

第6版()专栏： 葡萄牙新政府宣誓就职 新华社里斯本八月一日电 以玛丽亚·德洛尔德斯·平塔西尔戈为总理的葡萄牙新的看守政府今天宣誓就职。 这是葡萄牙自一九七四年推翻法西斯政权以来的第十一届政府，它的任期是三个月，主要任务是准备举行中期选举和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个看守政府是葡萄牙政局动荡的产物。自从今年六月六日以达莫塔·平托为首的政府辞职之后，各政党组织新政府的各种尝试都相继失败，埃亚内斯总统不得不作出解散议会进行中期选举的决定，并指定无党派的玛丽亚·平塔西尔戈组织看守政府。 葡萄牙政局动荡起因于各主要政党对一九七四年推翻萨拉查独裁政权之后采取的一些新措施意见不一致，国内经济严重困难，而历届政府又找不到解决办法。 玛丽亚·平塔西尔戈七月三十一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在新政府面前存在着“极度的困难”，但是她将负起“全部责任”，准备选举工作，她表示愿意为任何后来的执政者开路，寻求人民的谅解。新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关系的所谓南北关系。她说，南部国家的一些要求是合理的，没有经济、文化的独立，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她主张葡萄牙在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处理同非洲葡语国家的关系。 按葡萄牙宪法规定，新政府将在就职后十天之内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

第6版()专栏： 埃及国防部长访问以色列 新华社开罗七月三十一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埃及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结束了对以色列的三天访问，三十一日回到开罗。 访问期间，阿里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就执行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关于以色列部队从西奈半岛撤退和其他有关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保证遵守和执行埃以和约的军事条款。 埃及国防部长还乘直升飞机游览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阿里在游览后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犹太人居民点不会给以色列增强力量，只能构成一种不利于和平的挑衅。他说：“我们应该履行戴维营协议关于以色列部队撤退到指定的安全区的条款。有许多途径来保证所谓的安全。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就安全措施达成协议。” 这位埃及部长回国前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魏茨曼已就执行和约的军事条款达成谅解，目前军事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困难要解决了。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签署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埃及。条约的军事附件规定，以色列在三年内分两个阶段从西奈半岛撤出它的所有武装力量和文职人员。

第6版()专栏： 新华社更正 七月二十七日播《日本中学毕业生升学率提高》稿（见本报七月二十八日第六版），其中“高等学校”应为“高级中学”（共三处）；文中的“中学生毕业后”下加（相当于中国的初中毕业生）”。

第6版()专栏：时事综述 华约的几次军事演习 冬柏 今年上半年，苏联控制华约集团在欧洲地区接连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二月二日到七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联合举行“友谊——79”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陆空军二万六千人。四月二日至七日，苏联在乌克兰西部举行喀尔巴阡军区部队演习，塔斯社说，这次演习是要检验陆军和空军部队的“行动的协调性”。五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匈牙利领土上进行了代号为“盾牌—79”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几次军事演习引起了西方极大的注意。 苏联举行的军事演习，总是有着美妙动听的名字，如“盾牌”呀、“友谊”呀之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库利科夫在谈到这些演习时还声称：“华沙条约与北约侵略联盟和其他军事集团不同的是，它除了保卫自己人民的社会成果外，没有别的目的。这是真正的防御性组织。” 尽管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头目说得那么委婉动听，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当华沙条约组织接连举行演习时，外国报刊就已尖锐地指出，苏联军队和它的华沙条约组织盟国的军队不光是在演习防御，而是在演习进攻性战争。就以最近举行的“盾牌——79”演习来说吧，这次军事演习是华沙条约国家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是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河以西，靠近奥地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展开的。据报道，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关国家的部队为演习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华沙条约各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总司令都参加了这次演习。在演习进行的同时，华约外长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有关人士说，这是两个事先安排好的相互配合的行动。华约国家的一家报纸对演习描述说：参加演习的部队于五月十六日拂晓“在多瑙河以西的山谷进入阵地”，出动了空军、炮兵、机械化步兵、坦克部队等。天空中出现了苏联的运输机和伞兵部队，演习中使用了“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作战直升飞机发射导弹”和“苏军战斗机的飞行活动”是“两个精采的场面”。在十七日的演习中“出动了高速飞行的侦察机”，随后，“米格—23”飞机接踵而来。接着，“在直升飞机的掩护下出动了大批‘Ｔ—72’坦克”。在十七日下午的“军事演习中还使用了杀伤力很强的导弹和化学武器”。 注视着这些军事演习的奥地利观察家们特别指出，在匈牙利举行的演习，是按照华沙条约组织的大规模进攻性的理论来进行的；强大炮火，有战斗轰炸机提供空中支援，突破敌人防线，用空降摩托化步兵营来巩固突破区等等。 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刊登西方军事专家的分析说：这次大规模的“盾牌—79”演习证明了许多事情。苏军统帅部采用了一种“混合进攻”——一种“闪击战”。象阿道夫·希特勒的打法一样。它完全致力于突然袭击。 华约集团这几次演习选择的地点也不是偶然的。特别是规模最大也最有特点的“盾牌—79”演习选在匈牙利西部不是没有考虑的。西方防务家认为，“这一系列演习的重点无疑是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同时也是“进行一种进攻北约组织南翼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薄弱的连结地点的试验”。无论从演习的内容、方式到地点都表明是苏联在欧洲进行战争准备的一部分。这不能不引起邻近各国的警惕。 频繁地进行进攻性的军事演习，是苏联近年来加紧控制东欧、威胁西欧的一种重要手段。据苏联报刊报道和各界人士透露，华沙条约组织举行的各种类型的军事演习和联合军事演习非常之多。大型的联合军事演习一年可达十余次，单项或小规模的演习一月就有好几次。每次演习，苏联军事头目总要叫嚷一番：这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部队之间的合作”，巩固“国际主义的战斗友谊”。这种合作和友谊就是让华约国家军队更紧密地纳入苏联部队的战争计划之中。实际上，所有这些演习都是在十分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还加强了临战动员方面的演习，联合或分别举行了动员预备役人员的演习。据西方军事观察家指出：华约这样的演习完全是苏联对未来欧洲战争的预演：一旦战争爆发，苏联将从东欧的前沿阵地向西欧发起进攻，同时紧急从苏联向东欧空运部队和装备，以加强前沿进攻能力。 苏联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正方兴未艾。一些东欧国家报纸指出，华约和苏联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整个一九七九年将继续举行。人们不能不密切地注视着苏联这种炫耀武力的行动，并且从中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

第6版()专栏： 印度政府的更迭 李秉钧 印度人民党政府辞职后，经过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由人民党内分裂出来的人民党（非教派）领导人、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查兰·辛格于七月二十八日就任印度新总理。 今年七月十五日，德赛政府因人民党议员、政府部长和国务部长大批退党和辞职被迫下台。 人民党内部出现矛盾，由来已久。人民党本来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大选中，由五个宗旨不一的政党为了同当时英·甘地为首的国大党竞选而合并成立的。这五个党是：查兰·辛格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为首的人民同盟、德赛为首的组织派国大党、费尔南德斯为首的社会党和贾格吉凡·拉姆为首的民主国大党。人民党一上台，各派争夺总理、部长职位的斗争就很尖锐，经过反复磋商，好容易分配了国务部长的名额，使斗争暂趋平息。但是不久，围绕着印度十个邦和两个直辖区议会的选举，人民党内各派对地方权力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这种争夺权力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发展得越来越激烈。去年三月，贾格吉凡·拉姆和查兰·辛格分别向孟买的两家周刊发表谈话，互相进行攻击。查兰·辛格还指责德赛和人民党主席谢卡尔对“无纪律”的党员“熟视无睹，无所作为”。以后，查兰·辛格收集德赛儿子走私和贪污舞弊的材料，要内政部进行调查，德赛也进行反击，扬言他曾听到对查兰·辛格家庭成员的指责。去年六月，辛格一度被赶出内阁，另一名领导人纳拉因也被迫辞去了卫生部长职务。后来纳拉因又被撤掉人民党全国执行委员的职位，退出了人民党。到了去年底，查兰·辛格公开要求解散人民党，并说应该把政府看成联合政府。人民党中央几个头面人物的对立，终于使人民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费时的艰难谈判，德赛总理于今年元月改组内阁，曾任内政部长的查兰·辛格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原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路透社评述说，进行这次内阁改组（第一次配备两名副总理），是为了弥合德赛和查兰·辛格之间的分歧。人民党各派代表着各种不同派别和势力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也各有主张。查兰·辛格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和小工业，坚持要限制大工业和工业资本集中。但党内有的派别竭力主张继续发展大工业，坚决反对限制大工业垄断资本。德赛也主张发展农业，但更强调发展私人垄断资本。人民党曾宣布要搞土改，但查兰·辛格等人连规定地主、富农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都反对。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各派也有意见分歧。因此，这个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和政策上的一致都受到阻碍。德赛曾抱怨说，人民党内“不同的党派仍在朝着不同的方向拉”。 人民党政府执政以来，未能解决印度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人民党上台时曾作过一系列许诺，虽然在发展农业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经济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工业增长率较慢，工厂设备利用率很低。据官方估计，失业者多达二千八百多万。财政赤字有所增加，外贸赤字将近二百亿卢比。群众生活未能改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种姓、教族的冲突不断发生，地主迫害贱民的事件层出不穷，工人罢工、警察罢工、教师罢教一浪高过一浪。社会秩序日益恶化，特别是近半年内，犯罪率继续上升。人民党政府面对这一切问题无能为力，这就进一步使政府处于摇摇欲坠的地位。 德赛政府辞职后，争夺总理职位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十天时间内，总统雷迪先后要求正统国大党的恰范、看守总理德赛和查兰·辛格分别组织政府。但恰范无法在议会中得到足以组成政府的票数而组阁失败。德赛力图东山再起，但几经努力，只争取到二百三十六名议员的支持，在七月二十七日辞去人民党议会党团领袖职务，并宣布以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争夺的结果，辛格得到人民党（非教派）、正统国大党、英·甘地国大党、社会党和其他小党的共二百六十二名议员的支持，被任命为总理。但由于辛格在议会下院未能取得过半数议员的支持，总统雷迪要求辛格组阁以后在八月的第三周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 辛格出任总理后，政局仍不稳定。首先在部长的任命中就发生了一些波折，正统国大党有六名部长没有参加宣誓，雷迪总统随后取消了对他们的任命。英·甘地的助手说，英·甘地可能撤销对查兰·辛格总理的支持，拉姆也明确表示，他将努力打倒新政府。西方通讯社认为辛格组织的政府将是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辛格在谈到他就任总理的感觉时，也说：“我觉得国家面临的问题使我应接不暇”。

第6版()专栏： 苏联哈萨克的大羊群发展缓慢 新华社北京电 据苏联《真理报》报道：苏联哈萨克拥有的羊群占全国羊群的四分之一，但羊群增长速度缓慢，产品率低，在许多农庄农场里，这个部门是赔本的，产量计划完不成。现在公有成分中羊的存栏头数比一九六八年还少三百七十万只。 《真理报》在这篇题为《哈萨克大羊群》的文章中写道，羊群的产品率几乎没有增长。 “结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和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里，少向国家交售了五十万吨羊肉和大量羊毛。” 这家报纸写道：“停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经济分析表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现在养羊业仍然是交出的最多、投入的最少的一个部门。结果，饲料、水、骨干人员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了。这些都很短缺。” 哈萨克有一亿八千万公顷的牧场——每只羊差不多有六公顷，但是羊实际上长期吃不饱。由于无系统的放牧，每年有几千公顷的牧场被毁掉。植物的再生停止了。 这家报纸说，这个共和国有二千五百多万公顷的牧场被毁掉，有三千多万公顷牧场被侵蚀。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沙漠和半沙漠地带，而哈萨克羊群的主要部分正是集中在这里。文章这样描述一处牧场：“我们看到的是一大片实际是枯死的草地，在那里，只有一束束的干草每隔五六米垂头丧气地立在那儿。” 文章在谈到加强引水灌溉草地和提高饲料地的肥力的办法时说，哈萨克共和国的地下集中蕴藏着大量淡水。“但是，在许多地区，这些极其丰富的资源利用得不合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每年有五万六千公顷的水浇地没有得到使用，有七万三千公顷土地没有得到灌溉。”“已经钻出水井的草地共有一亿二千八百万公顷。但是，大部分井没有使用。共和国三个部：地质部、土壤改良和水利部以及农业部的意见不一致。到目前为止，地方上还不能决定，谁应当主管水利工程的使用、谁应当对它们进行修理。结果工程处在无人照管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有好几千个机井毁坏了，而自流井则使大片田地变成了沼泽地。” 文章说，“牧羊生产队的骨干人员补充问题也是尖锐的。”“全共和国牧羊人的缺额超过了一万九千名。”“由于剪毛工的技术不熟练，出现了毁坏羊皮和羊毛的现象。每年由于割伤而死亡的有几千只羊。 这篇文章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每年羊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先进单位的经验推广缓慢；羊只很瘦，第九个五年计划上交的羊平均重量只有不到四十公斤，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是四十五公斤；由于饲料不足，肥育场经常处于半空闲状态；缺乏统一领导，良种农场、良种经营公司和养羊场互不联系等等。

第6版()专栏： 苏报说：炎热的夏季使粮农发愁 新华社莫斯科电 苏联《消息报》七月十八日发表评论说，“炎热的夏季使粮农发愁”，“谷物比去年早熟了两至三周。”据苏联报刊报道，今年开春以来，苏联欧洲部分干旱缺雨，入夏以来，欧洲地区东南部仍然少雨。乌克兰是苏联重要产粮区，产量约占苏联四分之一，今年“粮食作物低矮，谷穗都热‘死’了”。 《农村生活报》七月四日报道说“我国东部一系列地区，作物到收割季节可能倒伏、过湿”。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苏联收成较好的地方有库班地区、敖德萨州和乌拉尔地区。 由于去冬严寒，相当大面积越冬作物冻死。仅五月份苏报提到的冬小麦冻死而改春播作物的即达四百八十万公顷，而近年来春小麦每公顷产量平均比冬小麦少一吨半，仅这一项就要减产七百多万吨，春季又有一部分作物旱死。据美国农业部六月八日估计，苏联今年的谷物产量在一亿七千万吨到二亿一千万吨之间，大大低于去年收获的二亿三千五百万吨。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苏联将一部分作青贮用的玉米改为谷物玉米，但这些措施难以根本改变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