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黑龙江省著名劳动模范—— 苏广铭带领技术服务队传经送宝 据新华社哈尔滨七月十八日电 黑龙江省一批劳动模范、能工巧匠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小分队，由著名老模范苏广铭带队，在全省工交战线传经送宝，对推动增产节约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这支技术服务小分队围绕增产节约运动，重点推广十项新技术。这些先进技术的推广，对各厂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和解决生产关键起了很大作用。拜泉县轴瓦厂用模具钢较多，过去都是采用钢锯或普通焊枪切割这种钢材，效率低、切面不平，这个厂用一台专用设备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加工，仍然满足不了生产需要。技术服务队就帮助这个厂用超音速切割咀切割，一天的工作量只用两分钟就完成了，而且切面光洁。技术服务队到林甸县以后，帮助全县十个工厂采用远红外线加热新技术，大大降低了电耗。林甸制鞋厂合布机是个用电较多的生产工序，采用远红外线加热后，生产效率提高三倍，节电百分之八十七，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技术服务队在短短四十几天内，先后帮助林甸、拜泉、克东、依安四个县推广的新技术和革新项目一百五十六项。 技术服务小分队每到一地，还通过开办短期技术训练班，小型座谈会、组织现场表演等办法，努力把自己的技术专长和革新成果传授给同行业工人，使各地留下一个不走的技术服务队。 黑龙江省委对技术服务小分队的工作十分重视，省工会、省经委和省科学技术协会具体组织领导这一工作。他们同各工业局密切配合，不断调查研究，提出每个时期全省工业战线的主攻目标和技术课题。几年来，技术服务小分队先后到全省十二个地、市，三十二个县、旗，三百一十二个工厂企业和国营农场，推广先进技术三千多项，其中解决重大技术关键的有四百四十七项。 本报通讯员

第1版()专栏： 叶剑英委员长和华国锋总理电贺侯赛因就任伊拉克总统和总理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打电报给萨达姆·侯赛因阁下，热烈祝贺他就任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电报全文如下：巴格达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和总理萨达姆·侯赛因阁下： 在阁下就任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祝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以及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祝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

第1版()专栏： 我国驻外使节会议结束 华国锋等同志会见到会使节，并进行亲切交谈 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在会议期间讲了话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在北京举行的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于十八日结束。 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昨天会见了出席会议的驻外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副主席、李先念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向会议讲了话。使节们列席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对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新的历史任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会议研究了当前国际形势，讨论了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支持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和完成各项外交任务的问题。

第1版()专栏： 大力发展短线产品 狠抓产品更新换代 一批轻工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全国轻工业战线职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积极增加花色品种，今年上半年取得了可喜成果。他们大力发展市场急需的短线产品，狠抓产品的更新换代，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使一批轻工产品的面貌焕然一新。上海、北京、四川、浙江、天津、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今年一至五月有五千多种新品种、新花色投入生产或试生产。 上海市生产的小轮自行车、气压式保温瓶、小型女表、新型缝纫机、英雄高级自来水笔、画屏音片钟、保温饭盒，以及具有滋润皮肤功效的珍珠霜、能去油渍和奶渍的新配方洗衣粉等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北京市研制成功的自动手表、日历手表、十二色彩色水笔、持久键黑管等新产品，目前均已投入成批生产。 第三代电子手表已经在天津、上海、北京、江苏和陕西等地研制成功，并且已开始小批量生产。 由于各地轻工企业加强了质量管理，有好多轻工产品的质量提高了。机制纸、日用陶瓷、卷烟、皮革等十一种产品，有九十五项质量指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在这同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灯泡、纸、糖、电池、合成洗涤剂等轻工产品的产量，也比去年同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第1版()专栏： 广西阳朔县城关公社美术陶瓷厂，利用本地陶土资源，积极发展出口和内销产品，为国家换取了外汇，为公社增加了积累，个人也多得了收入。这是工人在修陶坯。 新华社记者 周家国摄

第1版()专栏： 适应市场需要 挖掘企业潜力 邮电部直属工厂生产轻工产品 本报讯 根据工艺相近、产品对路、原材料可能的条件，邮电部八个直属工厂积极安排了十三项轻工、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目前已有四项小批量投产；六项做出了样机，正征求使用部门意见，进一步改进后投产。五○八厂在北京邮电学院的支持、帮助下，用两个月时间试制了五台投影教学仪。这种教学仪，用自来水笔书写即可进行投影教学，银幕字迹清晰，还可用于图片教学，取得动态模拟效果。用这种仪器可以取消传统的黑板、粉笔，使教师免于粉尘伤害。邮电部五二五厂试制的镀铬废水处理机，经环境保护部门鉴定，认为是目前一种见效快、效果好、成本低的镀铬废水处理装置。 有的厂本着千方百计挖掘潜力的精神，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筛选出来的元器件和边角余料，进行加工生产，降低了成本。五○五厂的地震预报测试仪、小型鼓风机，五一五厂的专用警报器，五○三厂的石油钻井用射孔弹瓷壳，五○六厂的半导体收音机用电源整流器等产品，用户反映较好，准备批量生产。

第1版()专栏： 立志改革 本报评论员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修改宪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七个重要法律。这是立志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改革连在一起，是很值得深思的。可以说，不懂得改革的人，就不懂得社会主义，不愿意进行改革的人，也就不可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深深地懂得，改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多么重要。现在，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都已经开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做立志改革的人，做改革的促进派，决不能做阻拦改革，妨碍改革的顽固分子。 人类社会在不断的改革中前进 新陈代谢，先进战胜落后，新生取代腐朽，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也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前进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历史的发展。 即便是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也不乏看到改革的必要，实行各种形式的改革的人物。他们适应时代的潮流，代表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历史起着进步和推动作用。被列宁称为“中国十六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领导了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变法运动，振兴了濒于颓倾的赵宋王朝。尽管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这次变法归于失败，但是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上，王安石变法的成效，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者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实现的。不敢背叛因袭的传统，推翻习俗的观念，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的真理也是难以确立的。作为科学文化“巨人”的哥白尼，当他提出关于太阳系的学说之时，正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基督教的教义被奉为神明，经院哲学支配一切，荒谬的“地球中心说”是所谓“永恒”的“真理”。但是，哥白尼勇敢地向这些庞然大物挑战。虽然他意识到实行这个巨变是“很困难的、几乎是解决不了的”，但他仍然不懈地为建立新宇宙体系而奋斗，最终“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改革，才能打破停滞；改革，才能带来生机。社会的发展要在不断改革中实现，历史的前进是在不断改革中完成。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而且产生着一批批立志改革的先行者。他们敢于怀疑，勇于探索，大胆否定，组织变革，向旧思想、旧事物、旧制度挑战。如果不实行改革，没有一批立志改革的人，包括人类文明的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 我们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一个阶级。她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剥削阶级的偏见，因而也是彻底的无所畏惧的改革者。在我国，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是一批伟大的改革者。当着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先生“改革中国恶劣政治”的理想无法实现，我国进一步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苦难深渊中的时候，他们抱定对旧社会“必须再造之”的决心，高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唤起和组织民众，终使天地翻覆，黑暗的旧中国迈入了光明的新路。这是暴力的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剥削制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在不断的改革中完善 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改革的终止，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在不断的改革中逐步完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到处套用的模式，而是一个需要千百万群众在实践中加以创造、使之逐步完善的崭新的事业。无论在政治制度上还是在经济制度上，我们所建树的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需要接受实践检验，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有了这种不断的改革，社会主义才不是一潭死水，而是生机勃勃，奔腾向前的江河。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 正是根据这种认识，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我们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制订了许多著名的条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强调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组织专业公司，重视价值规律，实行按劳分配，使社会主义制度从还不完善走向比较完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些卓有成效的改革被污蔑为“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这空前的浩劫，不仅使我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需要改革的课题无法进行，而且把我们通过改革确立的一些正确的东西破坏殆尽，严重危害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严峻的现实在提醒和敦促我们，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四个现代化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把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作为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来，把它列入全国人民现阶段的中心工作，充分说明了改革之重要。只有立志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日臻完善，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 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改革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势在必行、人心所向的大事情，也是一场复杂的艰巨的斗争。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又走过了一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旧社会的遗迹很多，旧思想的烙印很深。那种率由旧章、因循保守、满足现状、墨守陈规的“国粹”很难一下子清除。建国之初，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把苏联的一套“拿来”了，成了我们几十年沿袭不变的条条框框。这一系列的问题，根深蒂固，纵横交错，形成了一层层阻碍我们进行改革的绊脚石，使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很困难。许多事情，明明不合理，也不难改革，从上到下，都有议论，但就是难以办到，有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有的甚至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本来应该大刀阔斧地革弊兴利，但仍有不少同志视改革为畏途。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曾经接过“改革”的口号，唱着革命的高调，把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象他们才是真正的“革新者”，别人都是“保守派”。这种是非的颠倒，至今流毒犹在。一谈到改革，有些同志就惶惶然，生怕影响安定团结，影响四个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夺取政权之前，讲改革无可非议，绝对正确；夺取政权以后，搞社会主义三十年了，还提“改革”，就大有“离经叛道”的味道。而且有些制度，多少年习以为常，做顺了手，走顺了腿，好象已是天经地义、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中哪些是合理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非社会主义甚至是封建式、小生产式的，就不予过问了。所以，一提改革，他们就有抵触，至少是不习惯，不舒服。这种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是改革的大敌。得了这种僵化症，总觉得现行的一切不管有多少弊病，都是可以容忍的；将兴的一切不管说得多么好，难免没有新的弊病，都是不足取的。这就恰如鲁迅批评过的“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鲁迅全集》第10卷第147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例如，我们要适当扩大地方在计划、基建、财政、物资、外贸等方面的权限，要保证企业的自主权，要使企业收入和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他们对国家贡献的大小直接联系起来。这一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增加了，相对说来，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可能不变或者减少了。因此，改革当中，在种种迟疑和犹豫的背后，都可能有着权力和利益的考虑。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要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的最高利益，人民给予我们的一切权力只能为这个最高利益服务。当年，我们为人民流血奋斗，把暴力的改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正义旗帜，今天，在新的改革中仍然要发扬那种革命精神，决不能让局部利益、甚至个人的一些考虑，蒙蔽我们的眼睛。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改革，都要走过艰巨曲折的斗争道路。我们应该有坚韧不拔的斗志，有坚持改革的决心，决不半途而废。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改革，遇到阻碍和压力，中途夭折的太多了。象清末的“戊戌变法”，带头“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仅仅是试图走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就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封建反动势力的打击，在“大臣挠之”、“旧僚攻之”下，妥协了事，康有为最后也滚到保皇党的泥坑里去了。这种一遇阻力就动摇、倒退的“改革”，实在不足为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慷慨激昂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大义凛然，题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为这个很不彻底的“改革”抛洒了一腔热血。虽然谭嗣同同样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是他那种力图使祖国昌明强盛，致力变革，至死不变的品格，值得后人钦敬和效仿。（见《谭嗣同》）毛泽东同志曾讲过：“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改革者，我们的同志更应该胜于前人。这就需要我们象毛泽东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改革作为一种志向牢固地树立起来，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生生不已、勇往直前。 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每一个有志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同志，让我们在新长征中都来做立志改革的人，投身于改革的伟大事业。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希望，正在这里。

第1版()专栏： 大庆油建一部质量标兵—— 杨永胜二十年不出返工活 大庆油田有一位“二十年不出返工活”的质量标兵——油建一部六队管工技师、共产党员杨永胜。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老同志都还记得，一九六○年，老杨和其他十九名工人，钻进直径只比他们的肩膀稍宽一点的铸铁管线里，经过一天又一天的艰苦劳动，两肘和膝盖都磨出了层层厚茧，把近十里长的输水管线，清扫得干干净净。二十年过去了，这条质量全优的输水管线，照样清水奔流。二十年来，老杨继续保持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认真对待每一项工程质量。他率领一个管工小队在千里油田上，建设过两座油库，六十三座联合站和计量站，六百二十二口油水井，一千一百多公里油、水、气管线，质量全部优良。 杨永胜常说：“党和人民把这么大的油田交给我们建设，我们搞每一项工程，焊接每一个焊口都要对党负责，让人民放心。”有一次，他在北七站安装油泵时，看到有两个弯头弧度不一致。仔细一检查，发现其中一个弯头有轻微的皱纹。他连夜步行三十多里，跑到另外一个工地，找来了同一型号的材料，又连夜返回焊好，才满意地离开工地。 今年五月，上级要老杨所在的施工队施工我国第一座爬犁列车式中转站。这次采用了新的工艺，精度高，要求严。老杨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和大家一道连续苦战，攻克六十一个难点。全站八台机泵、六台容器、二百一十六个阀件，一点三九公里工艺管线，总计一千二百三十四道焊口，经三次严密性试压，不渗不漏。如制作装饰板的内外压条，过去，谁也没有干过，为了攻克这一难关，老杨先后五次乘公共汽车，去观察学习交通车上压条的形状、尺寸、规格。还先后学习了外地五种汽车的压条和火车装饰板的压条。经过这样反复学习，精心比较，在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大胆将原设计的五毫米高的压条，改为三十毫米，并采用先进技术，制作了一种模具进行冷压，造出了经济、美观、大方的压条，保证了工程质量。 本报通讯员

第1版()专栏： 西北第二棉纺织厂穿筘女工吕萍，连续二十五年穿筘不出疵点，成为陕西省质量标兵。 新华社记者 李广佑摄

第2版()专栏： 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薛暮桥同志就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八日电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计委顾问、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同志就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话纪要如下： 我国是有九亿七千万人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怎样解决劳动就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生产发展不快，今年待分配的劳动力就有七百多万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全国的安定团结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今年，有些地方试图解决就业问题，办法之一是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退休，允许子女顶替。结果许多有熟练技术的老职工退休了，换上一批不懂技术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原来在学校上学，有的是在农村劳动，真正城市待业青年就业不多。许多老职工退休后，又被其他单位招收去了。职工人数增加了，待业人数没有显著减少。 过去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太死，职工就业都要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没有用人的自主权，职工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尽所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更加严重的是，国家必须严格控制新增职工总数，待分配的青年比国家招工指标多好几倍。国家既不能对待业青年每人发一个“铁饭碗”，又不准他们自己用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迫切需要的劳动，待业人员就越积越多。 我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不是没有经验的。全国刚解放时，城市中失业者有三四百万人，同当时公私企业职工总数大体相等。我们采取两条办法：一是“生产自救”，要他们自找门路，国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是“以工代赈”，国家用低工资举办一些公共事业。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实际上仍然受到失业的威胁，解决办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低工资，多就业。实行的结果，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工厂中劳动生产率低，机关中工作效率更低。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五十年代初期，待业人员可以自找门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特别是公私合营商业（开始时有大量的公私合营商业自负盈亏）上升为国营商业，手工业合作社上升为合作工厂以后，全部职工完全由劳动部门管起来，统一分配。原来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网点多，生产和经营的花色品种齐全。现在是网点大大减少，花色品种不全，许多种别有风味的土特产消失了。过去北京的东安市场商店林立，各有特长；现在的东风市场统一经营，变成第二个百货大楼，特长没有了。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有个发言，建议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社不要合并太多，要保存产品的多样性和经营的灵活性。但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许多种土特产品长期缺货，无人生产，无人经营，服务性行业大大减少了。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是没活干，而是要等国家统一分配，而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容纳量又有限。这样，待业青年越积越多。 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并提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十项工作，其中第九项工作就提到劳动就业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就业是应当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浪费大量的劳动力，也影响安定团结。而且，现在不下决心找寻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的负担会越来越重。（现在我国大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相差五至十倍）在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现有企业的劳动力一定会大大富余。现在许多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提高工作效率，也需要实行精简。农业现有三亿劳动力，如果实现了机械化，只需要几千万人，其余的人除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外，也要另找出路。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预先看到，预作筹划。现在我们的城市养不了这样多人，农民自己生活还有困难，农村能容纳的人也很有限。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要广开就业门路，重要一条是要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现在待业青年都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个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国家给每人发一个“铁饭碗”，不但“碗少僧多”，而且领到“铁饭碗”后，就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在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安排劳动就业发生矛盾。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要精简一批多余的和工作不称职的职工，交给劳动部门去另行安排。劳动部门为着安排待业青年，要求企业把自己职工的子女包下来。双方都有困难。为着解决自己的困难，都把困难推给对方。为着实现现代化，前一种要求是合理的，后一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劳动部门必须另想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包不了的事情不要包办，准许待业青年用一定方式自己组织生产，我们不但不应下禁令，而且应当加以帮助，加以组织领导。现在城市里就业的门路多得不可胜数，问题是许不许自己找。北京市委有位负责同志告诉我，北京市的所谓“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是很容易的。过去，市委把这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赶回去，许多机关、工厂、商店等等又把他们找回来。农民进城自然应该限制。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有的同志说，这些“漏洞”只有农民肯钻，城市待业青年是不肯钻的，我们分配他们去干服务性行业，他们就是不干。这是“捉了老鸦做窝”所产生的结果。如果把学有专长的知识青年去搞用非所学的服务业，有些人自然不愿意干。我听说有一个服务性行业招收几十名职工，报考的人数比招考的人数多几倍。只要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改为“自由恋爱”，问题自然容易解决。这样做，招工的企业可以择优录取，报考的青年也可以如愿以偿。过去双方都不准自由选择，企业想要的人要不到，不想要的人硬塞进来；待业青年想干的事不让干，不想干的事逼着他们去干。这样的劳动分配制度如何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呢？ 劳动部门要控制职工工资总额，不能只在国营企业、国家机关等方面找出路。劳动部门安排了就是国家职工，“铁饭碗”，干不干都不能解雇。如果让待业人员自己去干，组织成合作社或合作小组，自负盈亏，不但不要国家发工资，而且劳动者的积极性高，服务态度好，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劳动收入也不会低于三四级工。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禁止呢？这样做，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人劳动就业问题，而且大有利于方便城市人民生活，真是一举两得。 城市中要找人干的工作多得不可胜数。例如运输业，国家连长途运输都安排不好，哪有力量管市内短途运输。现在靠农民开拖拉机进城搞运输，很不方便。如果国家办运输公司，又是“铁饭碗”，找他们象进衙门一样困难。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等等，办得都很好，居民十分方便。五十年代北京还能找到一辆板车搬家，现在连板车也找不到了。车站、机场过去有人帮助搬行李，现在也没有了。一位外国公主愿出十元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就是没有，她走遍全世界还是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顺便提一下，过去许多车站都有人卖各地特产，如德州和符离集的烧鸡，无锡肉骨头，枫泾酱蹄子等等。前几年一扫而光，现在恢复一点，还是太少。解放前上车站卖东西的小贩要领执照，每天一块钱。不但小贩收入很大，车站也收入不少。旅客不但可以少挤餐车，而且可以买到各地的特产赠送亲友，真是一举数得。这样的好事为何做不得呢？ 城市的建筑业也很紧张。能不能准许待业人员组织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建筑队伍？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动组织一个包工队，工程质量好，施工时间大大缩短，很受人欢迎。当局因为他们领了退休金，下令取缔，但就是取消不了。因为许多机关、工厂、学校争着请他们去包工。能不能准许这些老工人带上一批青年人组织合法的包工队，解决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难呢？这里又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看病这样困难，想找退休的老医生，但是国家规定退休的老医生不准看病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领了退休金。大家知道，不少退休的老医生比大医院的实习医生高明得多，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们有力无处使呢？ 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的缺乏是众所周知的，不知道使职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最近北京市准备增设饭店，而且要几个大饭店设夜宵部。但夜宵部的服务员多于顾客，为什么呢？因为居民花一毛钱吃一碗小馄饨、赤豆粥，不会跑到大饭店去。能不能奖励一些人在街头巷尾自设象“馄饨侯”那样的小食铺呢？修理业的问题也很大。铺子里补一双鞋子要等一个星期，摆一个小摊子可以当场取货。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缝补，桌椅坏了找不到人修理；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设些小铺子、小摊子来为居民服务呢？在城市修理业方面，应当向上海学习。还有一个多年来被大家忽略的行业，就是洗衣作。解放前许多大中城市每一个居民区都有洗衣作，连大学中学都有人每天去收洗衣服。机关职工一般都用不着自己洗衣。现在洗衣是仅次于吃饭的沉重负担。如果恢复洗衣作，配备一些洗衣机，职工、学生就可以增加许多学习和休息的时间，不至于搞得星期天比上班还累了。 以上讲的都是城市中需要增设的行业。过去有些人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 “漏洞”改成大门，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这样做，城市就业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有人担心，城市中搞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有些人的收入比五六级工还多，会不会犯路线错误？他们希望理论界多写几篇文章，证明城市发展集体所有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以上所列举的都是手工劳动，对于手工劳动，我认为集体所有制有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例如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一定比集体所有制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这不但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方便居民。只要把住一个关，只准自食其力，不准剥削雇佣劳动，是决不会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的。

第2版()专栏： 上海钢铁工业在工作重点转移后发生明显变化 放下“钢铁元帅”架子 主动为用户服务 据新华社上海电 新华社记者徐家柱、黄波瑞报道：放下“钢铁元帅”架子，甘当为各行各业服务的“小兵”。这是上海钢铁工业系统今年以来出现的新风貌。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上海钢铁工业有四个明显的变化： ——不再“朝南坐”了。过去，各行各业对“钢铁元帅”感到“惹不起，离不开”。他们订购短缺的钢材时，跑断腿，磨破嘴，还不一定能订到货。现在，上海钢铁工业部门主动、热情地为用户服务。在五月下旬召开的上海地区钢材订货会上，冶金局和所属各钢铁厂领导干部直接听取各行各业的意见和要求，尽可能做到有求必应，并当场“拍板”，接受订货五十五万四千吨，占用户提出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三。 ——取消“黄鱼搭咸菜”的陋规。过去冶金工业部门有条规定，接受客户来料加工，要按一定的比例搭配滞销的钢材，用户把它比作菜场上的“黄鱼搭咸菜”——不问你需要不需要，一起卖给你。这样硬性搭配的结果，把“积压”的钢材转嫁给了用户。今年，上海市冶金局毅然取消了这项多年沿袭的陋规。六月份，这个局与北京、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浙江、安徽、黑龙江等省市的一百多家用户，签订了十二万七千多吨钢材的来料加工合同，都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的要求，没有硬性搭配滞销钢材，广大用户拍手叫好。 ——从“推出去”到“抢进来”。过去，上海一些钢铁厂碰到一些批量小、规格复杂、成材率低的订货，因考虑到产值低，成本高，往往不愿意干，推掉了事。今年情况大不一样。他们把努力适应用户需要看成自己的职责。有一种制造羊毛剪用的铬不锈钢材，轧制难度很高，但批量只有两吨，用户曾连续三年提出订货要求，都没有被接受。今年六月，上海钢铁研究所和上海第三冷轧带钢厂主动承接了这个“硬骨头”任务。此外，高档自行车需要的锰钢材、高档圆珠笔芯用的优质线材、制造农业机械用的镀锌板等各种钢材的订货任务，都被一些钢铁厂主动“抢”走，出现了胸怀全局、争挑重担的生动局面。 ——为其他行业让路。冶金工业是上海市用电耗油的大户。过去冶金工业以“元帅”自居，挤了人家，还心安理得；现在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他们就主动节电、节油，为轻纺工业和其他行业让点路。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冶金系统节约电力七千五百万度，节约燃油三万六千吨，而钢和钢材的产量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七和百分之十七点二。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陆铁夫对记者说：我们作为基础工业，应该为各行各业提供更好更多更适用的钢材，过去我们做得不够。我们体会到，只有放下架子，摆正位置，把用户的需要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才能使钢铁工业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品种、规格上逐步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逐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第2版()专栏： 立足现有基础，采用新技术，发挥经济手段作用 首钢夺得全国同行业十三项冠军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何卓新报道：首都钢铁公司今年上半年有十三项技术经济指标夺得全国冶金行业的冠军。其中精矿粉品位、高炉利用系数、炼铁焦比、转炉平均炉龄、转炉利用系数、钢铁料消耗等六项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记者从首钢的统计报表上看到，由于技术经济指标提高，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全公司节约焦炭六万三千多吨，煤四万多吨，重油一万三千多吨；为国家多生产生铁十一万八千吨，钢坯十万八千吨，钢材六万三千吨，钢一万三千吨；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有关部门的同志指出，首钢十三项技术经济指标夺得全国同行业冠军，为我国钢铁工业赶超先进水平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首钢设备多半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公司广大干部、工人立足于现有基础，积极采用新技术。他们从矿石开采、烧结到炼钢、轧材，把每个生产环节都同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指标进行对比，一项一项地订出赶超目标，并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 一九七七年，这个公司矿山生产的精矿粉品位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四五，质量不算低了。但是，职工们经过对比，发现美国的一个矿生产条件与自己相似，而对方的精矿品位高达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七，他们决心赶超美国的这个纪录。他们对选矿过程中的颗粒进行跟踪分析，反复试验，采用增加磁选次数和细筛循环再磨的新技术，攻克了磁选流程改造等三道技术难关，今年上半年终于使精矿粉品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五七。 首钢夺得全国同行业十三项冠军，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注意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成功地实行了一条龙全优冠军奖。 这种冠军奖，就是以一个厂为中心，把有关的其它几个厂组织起来，各个生产环节互相配合，共同创先进水平，夺取冠军。例如公司规定，凡是创造了公司规定的先进水平、夺得全国冠军的，发给冠军奖；虽然夺得全国冠军但没有达到公司规定标准的，则不发奖。实行这种一条龙全优冠军奖，有力地调动了职工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第2版()专栏： 动物园新事 人工授精繁殖大熊猫 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世界上第一只人工授精繁殖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诞生了。它刚刚生下来时，只有一百二十五克，吃睡在母亲怀里。三个月后，学会站立。五个月时，全身的披毛完全和成年的大熊猫一样，黑白分明，活泼可爱，取名“元晶”。当它和妈妈分居时，非常痛苦，两天不吃不喝。在饲养员的精心抚育下，才慢慢适应。七个月时，体重已达二十公斤。四月底，它在北京动物园与广大观众见面了。 连续成功繁殖东北虎 哈尔滨动物园的工人连续成功地繁殖了珍贵的、受到保护的东北虎。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这家动物园的六只虎共生了七十九只小虎，其中成活了六十八只。最近又有一只虎生了三只小虎，经过精心喂养，三只小虎长得很好。 哈尔滨动物园繁殖的虎已被送往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四十个动物园。有些虎被出口，以换取其他动物。 （据新华社）

第2版()专栏： 集体厂可以超过全民厂 ——一个街道小厂的调查 北京体育馆路建新锦缎制品厂是由三个“五七生产组”合并起来的街道小厂，现有职工二百五十二人，生产一百四十多种锦缎包，畅销美国、日本等十五个国家。 这个厂虽然小，生产发展却很快。近二年，生产指标一升再升。一九七八年总收入比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利润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四。今年上半年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九，利润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二。 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经营得好，收入增多，职工的工资收入和集体福利也应该相应增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曾碰到过不少阻力。去年第一季度，他们实行“月检查，季评比”，谁优胜了，发个纸做的流动小红旗，对生产促进不大。后来，厂里买些洗脸盆作奖励，东西虽说不多，却给大家鼓了劲。党支部从这件事中体会到，精神鼓励要同物质奖励结合起来。他们这时想搞超产奖，但街道办事处的业务部门不同意：“不行，不行，你们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不能拿那么多钱！”支部书记史胜女同志说：“难道集体企业就不能多劳多得？”去年五月份她为了摸索经验，同厂里的干部到二车间搞试点。经过五、六两个月的细致工作，取得了经验，七月份在全厂推广。他们规定超产奖提成为百分之二十。就是说，生产多收入一百元，个人得二十元，国家和集体得八十元。这样，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这种奖励办法十分明显地推动了生产，去年一年，利润是八万三千二百多元，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七万四千五百九十多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积累的增多，这个厂又打破原来规定每人每月平均奖不超过五元的框框，实行多超多奖。一车间三班，今年二月份超产七百一十四元，得奖一百零七元，每人平均五元零九分。五月份超产二千零四十元，得奖三百零六元，每人平均十五元三角。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得的报酬就多。这一下，工人劲头更足，互相赛着干。早上七点半上班，七点钟人就到齐了。五月份，全厂总收入比四月份增长二千四百元，费用下降一千一百元，利润增加三千四百元。他们根据定额，使超产提成奖增加了六百元，每个职工平均得奖金达到十元。工人的工资加奖金，最高的已由过去的三十六元增加到五十多元。当这个月的报表送到街道办事处业务部门审批时，却不给盖章，理由是：“按以前的规定，街道厂平均工资不能超过三十一元，奖金不能超过工资的百分之十一”，“你们不能和国营厂比，你们拿钱太多了，还没有这样一个先例”。工人和干部们听了很生气，向他们提出：“集体厂和全民厂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何两样对待？” 街道办事处党委积极支持锦缎厂的做法，几次专门开会研究，认为这个厂的做法是对的，应该支持。他们出面说服主管业务的同志盖章，批准了他们送来的报表。 事实最有说服力。锦缎厂的做法有利于调动工人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使街道企业越办越兴旺。现在，这个厂有固定资产一万八千九百多元，银行存款八万五千一百多元。开始办厂时是借人家的房子，现在自建的厂房已有六十五间。厂里机器也由原来的十八台增加到一百多台。厂里积累资金多了，又为办其它事业广开了门路。现在不仅有生产锦缎包的车间，又根据街道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一个包装中药的车间，还设立了废品收购站、服务站、食堂、医疗站等。最近，在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生产服务合作社，使五十多名待业青年有了事干。例如，新开张的小酒馆，是由四个小青年办的。他们服务态度好，群众感到很方便。 街道企业生产了国营企业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有的还开办了很受居民欢迎的服务行业。这就使他们的工作有群众基础，有广阔前途。 本报记者 段存章 颜世贵

第3版()专栏： 列宁论反对官僚主义 韩佳辰 高帆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提高管理水平，整顿和改进领导作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我们各级领导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这是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克服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许多深刻精辟的论述，现在重温一下，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 官 僚 主 义 的 危 害 性 一九二一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经从经济方面对俄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作过简要的历史回顾。他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后，因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自上而下地摧毁旧的官僚机关，还没有感到革命队伍内存在着官僚主义这个祸害。又过了一年，在一九一九年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中，直率地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已部分地复活起来。但是，由于不久发生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白匪叛乱，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没有深入广泛地展开。又过了两年，苏维埃俄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当时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才看得更清楚、更明确了。 当时，在苏维埃俄国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有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愿意立即着手经济建设，习惯于抽象空谈，脱离实际。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应放在什么地方呢？一九二二年二月，列宁在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和实践。”他强调要发现精明强干的人才。 当时，鉴于电气化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不顾身体衰弱，着重去抓这方面的工作。最高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百八十多名专家，制订了一个发展电气化的计划。但是，某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却妄自尊大，竟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自傲。列宁十分气愤，他尖锐地说：“总该学会尊重科学呵，总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的’傲慢行为呵，总该学会有系统地从事工作，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呵！”（《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2页） 当时官僚主义广泛存在。不仅在苏维埃机关存在，而且渗透到党的机关来；不仅在各人民委员部和地方存在，而且在首都更为严重。列宁在各种会议发言和所写的文章中，多次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它的危害性。他曾经大声疾呼，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把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提到这样的高度，绝不是耸人听闻。列宁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搞社会主义建设靠什么？只能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官僚主义却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压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从根本上说，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就在这里。 怎 样 同 官 僚 主 义 作 斗 争 列宁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出发，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列宁认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6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官僚主义总是毫无例外地把劳动人民排斥在管理国家、管理企业之外。在历史上，不论在君主制度下，还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接在一起的。在这些国家里，劳动人民参加管理不仅不可能，而且连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苏维埃政权里仍然有不少官僚主义者反对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在他们看来，只有一部分“高明”的领导者才能进行管理，而广大劳动人民只要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的权利就行了。与这种看法相反，列宁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 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对此，列宁没有主观地规定一个模式，让人们硬行遵守。他指出，要“尽量多提供些切实可行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方法、方式和意见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即更深入、更广泛、更迅速、更有效地使我们的机关‘工人化’，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国民经济”（《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1页）。 要进行具体的切实的领导，必须检查决议、政策、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要检查对上级决议、政策、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要用生动的实践检查这些决议、政策、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列宁指出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一个重要手段。列宁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他说： “污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写指示的境地，而生动活泼的工作却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中了。聪明的怠工分子故意把我们拖入这个公文的泥坑。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们却不自觉地‘往绞索圈里钻’。”（《列宁全集》35卷第537页） 列宁认为，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除了摆脱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以外，建立个人负责制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不仅不能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反而淹没在官僚主义中”，“无法摆脱窒息着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4页）列宁这一告诫，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通过集体领导，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才能，考虑和处理问题比较稳妥慎重，避免个人独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和漏洞。但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并不矛盾，正如列宁说的：“我们既需要委员会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制和个人领导制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我们需要一定能学会独立管理的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极妥善地消灭这种祸害。”（《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3页）现在，有些领导机关开起会来是“大、长、松”，解决问题是“只画圈，不表态，出了问题互相怪”，就是因为个人责任不分明。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列宁认为，选拔头脑清醒、有实际本领、精明强干的干部队伍，对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干部，一切命令和决议就会成为毫无用处的废纸。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大批真正的组织家，认真选拔这些人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天翻地覆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命者中间。这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列宁全集》第27卷 第240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把真正的组织家与那些骗子、野心家、吹牛大王等等区别开来。要经过多次考验，把真正的组织家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同上，第241页）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建设的需要，建立了一些新的机构，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把机构搞得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多，干部之间互相扯皮，工作效率很低。针对这种情况，列宁郑重地“用党的名义”提出，要重新整编队伍。如何进行呢？列宁认为关键在于“审查工作人员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列宁认为，对那些“凡是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而连简单的事也不作的人”，就要调动他们的工作；对那些“不关心怎样爱惜交给他们的每一个戈比，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在制定开支数十亿以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的人，要进行斗争。（《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7页）同 官 僚 主 义 斗 争 的 长 期 性 官僚主义是一种腐朽没落的上层建筑，是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的，它终究会被铲除。但是，官僚主义的存在又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这就要求人们同官僚主义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对此，列宁在许多文章里有过深刻的论述。 先说官僚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大家知道，沙皇俄国实行的是一种腐朽落后的专制制度。全国的最高权力完全由沙皇一个人所掌握。他君临一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括和挥霍人民的钱财。沙皇及其任命的大大小小的官吏，结成了一张紧密的蜘蛛网，人们就象苍蝇那样在这个蜘蛛网里挣扎。 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人民在政治上已做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又实行了公有制度之后，官僚主义还会复活和存在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有几个。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从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许多党员担任了领导工作，做了“官”。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滋长了官气，做官当老爷的特权思想就滋长起来。 第二、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2页）由于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低，他们只能选派自己的代表去管理政权。列宁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实行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度。但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实现。当时实行的干部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任免制。由于领导干部是由上级任命的，人民对他们没有实际的选举、罢免和监督的权利。所以有些干部认为只须对上级负责，无须对人民负责。这就使官僚主义得以滋生。 第三、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为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主人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只是各级政权和企业领导人员，领导机关对企业的领导，不是用经济的方法，而是用行政的办法，这样就容易考虑行政的方便，要求经济活动机械地适应行政系统、层次、区划，使机构重迭，层次繁多，手续复杂，公文旅行，文件泛滥，会议成灾，办事无效率等等。 产生官僚主义还有深厚的经济根源。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助。”（《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3页）这告诉我们，官僚主义是由落后的生产力和薄弱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不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官僚主义这个祸害是不会消除的。 正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所以列宁指出，对官僚主义只能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只能慢慢地治疗。这是一个最艰巨的斗争，不可能靠一个什么纲领，一个什么宣言，一个什么法令来解决，也不能靠一两次从组织上做“外科手术”来解决。（参看《列宁全集》35卷第490—491页，32卷第41页、第52页）

第3版()专栏： 《李大钊传》是一本较好的党史人物传记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是我国迄今第一本比较翔实的党史人物传记。它打破了多年来受到禁锢的党史这一“禁区”，较好地介绍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光辉的一生。 这本书的编写，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早在一九六○年初，邓拓同志不惧后来当了“四人帮”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禁令，倡议写作这本书，由北京市委党校承担了这一写作任务。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同志为此呕心沥血，指导该书的编写。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对革命先驱李大钊恨之入骨，为了达到他们篡改党史的罪恶目的，丧心病狂地攻击李大钊。他们竟把这部书稿污蔑为“大毒草”，是所谓北京市委“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兴文字狱，赵征夫同志就是为这本书稿而被迫害致死的！“四人帮”垮台后，这部书稿才得以重见天日。书稿由原执笔者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和补充。在修订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当年与李大钊一起坐牢、这次又在“四人帮”折磨下双目失明的李星华和年逾古稀的李大钊的学生刘弄潮也帮助审稿。他们高度评价书稿的质量和编写者的战斗精神。 《李大钊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敢于讲真话、实话，敢于按科学的态度办事，敢于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它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反映了这一时代哺育的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的艰苦斗争，也客观地反映了陈独秀等人在这一历史阶段所起的历史作用。书中再现了李大钊这一时代的杰出人物，他既非人造的偶像，又非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与时俱进”的伟大革命家。 语言朴实，文字干净洗炼，是《李大钊传》的另一特点。这同那些充满了空话、假话、大话、套话的粗劣作品完全不同，读起来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文风，值得提倡。 姚维斗

第3版()专栏： 《红旗飘飘》丛刊复刊 被迫停刊十七年之久的《红旗飘飘》丛刊最近复刊。复刊后的头一集——《红旗飘飘》第十七集已经出版。 《红旗飘飘》是专门刊登革命回忆录和革命烈士传记的不定期丛刊，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进行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却被那个“理论权威”强令停刊，已经印好并将发行的三十万册《红旗飘飘》第十七集也遭销毁。文章作者、刊物编辑受到打击、迫害。 现在出版的第十七集《红旗飘飘》中，登载有黄树则、蒋秦峰、李维汉、张启龙等写的回忆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文章，有戈宝权、韦杰、刘昂、师哲、宁干等写的回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彭德怀同志的文章。这一集还刊登了伍云甫的遗稿《战士的伟大榜样——记朱德同志》、李天佑的遗稿《广西剿匪记》以及薄一波、童小鹏、夏衍等写的革命回忆录。（据新华社）

第3版()专栏： 《中国史研究》第二期介绍 本报讯 《中国史研究》第二期最近出版。本期发表了两篇有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其中，林铁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封建思想》，从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意义。王曾瑜的《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略述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初文字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年六月，是原历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这一期发表了尹达的纪念文章《郭老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文章阐述了郭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缅怀了郭老在治学道路上不断探索、经常自我批判、抛弃旧说的科学态度与严谨的学风。

第3版()专栏：思想评论 放则兴 收则衰 沈钦礼 围绕着放和收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一些同志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放”，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是“收”；我们党的方针就是有放有收，时放时收，或者先放后收。于是，有人沉闷，有人惶惑，也有人因此兴高采烈。 什么是“放”？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明确：“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相反的，“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一句话，放的方针，就是让人讲话的方针，就是发扬民主的方针，而收的方针，就是不许人讲话的方针，就是压制民主的方针。 共产党能不能对人民群众采取压制民主的方针呢？能不能一会儿发扬民主，一会儿又压制民主，或者先发扬民主，然后又压制民主呢？显然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如果压制民主，岂不变成了法西斯党？对共产党来说，只能始终如一地采取发扬民主的方针，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采取压制民主的方针，也就是说，只有放，没有收，只能放，不能收。 有的同志可能会听得不耐烦：“啊哈，你这是闭着眼睛瞎说一顿。这些年，难道不就是有放有收，时放时收，先放后收吗？” 是的，自从一九五七年我们党提出了放的方针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这个方针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产生过有放有收、时放时收、先放后收的情况。然而，正是这二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正面的经验：六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代表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压制民主，听不得批评意见、独断专行的霸王作风，重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强调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正是在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克服了暂时的困难，迎来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反面的经验也有，最突出的就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更是被剥夺殆尽。他们大搞现代迷信，到处设置禁区，用无形的精神枷锁禁锢人们的思想，僵化人们的头脑；他们大搞一言堂，大兴文字狱，只许人们按照他们定下的调子说话，不准任何不同意见存在和发表。他们大抓所谓“阶级斗争”，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在中国的大地上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的倒行逆施，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我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历史出现了暂时的倒退。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什么时候实行了放的方针，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生动活泼，干部和群众就心情舒畅，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什么时候采取收的方针，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没有生气，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受到压抑，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受挫折和破坏。放则兴，收则衰，这就是结论。这就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的历史经验。 “历史难道不会再重复？放的方针难道不会再改变？有放有收，时放时收，先放后收的情况难道不会再发生？”一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党的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坚定不移地发扬民主的方针，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真正实行放的方针，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都会阻碍民主的发扬。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的某些领导人，还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这个方针。不要以为中央作了决议，发了指示，就万事大吉了。争取民主，还需要进行长期、艰巨的斗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然而，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历史的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斗争教育了党和人民，人民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也赢得了思想的觉醒和提高。今后，不管是什么人，如果违背三中全会的方针，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想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封住群众的嘴巴，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然会遭到广大群众的唾弃。弄得不好，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落得个“霸王别姬”。对于这一点，我们更应当有足够的信心。

第4版()专栏：短评 关心群众疾苦 抓好城市卫生 去年以来，由于党中央和许多省、市、区加强了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城市卫生工作中出现了一批先进单位，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不少城市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总的来看，这项工作进展不快，大中城市的卫生面貌还不够理想，有的甚至不如五十年代。有的地方不卫生的状况很严重，污水横溢，垃圾遍地。有的地方“三废”为害，清水河变成了臭水浜，新的“龙须沟”又在威胁人民的健康。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迅速改变脏、乱、臭的状况，创造一个整齐清洁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关村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群众向京津沪卫生检查团所反映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城市卫生面貌改变不大，原因很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的地方连分管卫生工作的干部都不重视卫生工作。在这些地方，卫生工作被动应付，措施很不得力，或者只搞临时突击，交差了事。有的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条条和块块之间，经常互相推诿，谁也不负责任。因此，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当前搞好城市卫生工作的重要一环。一年多来，上海市黄浦区的领导同志组织有关部门一起深入基层，对本地区长期存在的影响人民健康的粪便满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认真采取措施，结果，四十五处“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了三十六处，另外几处也有了安排，作了交代。群众高兴地说：只要领导作风转变了，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并不难。象黄浦区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相信，只要领导同志把卫生工作当作关心群众疾苦、保护四化建设大军的大事来抓，亲自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就一定会亲身感受到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就会激起强烈的责任心，把改变城市卫生面貌当作责无旁贷的任务，努力把它抓好。 有些领导同志把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不力归罪于群众不积极，这是很错误的。天津西于庄街解放前就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这里土路多，下水道少，卫生条件很差。全街六千六百多户居民在街道党委的领导下，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完全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大搞卫生建设。近两年来，铺设了柏油路面一万八千多平方米，下水道五千八百米，还把干净的自来水引进院里、户内。可见，卫生工作搞不好，决不是因为群众不愿动，而主要是由于领导不力。这些年来，有的同志只满足于开大会，喊口号，有的甚至把检查卫生变成了参观游览，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各级党委和各级爱委会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大造舆论，深入进行发动，一方面脚踏实地做好组织工作，并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卫生运动。这样做，热气腾腾的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好形势，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4版()专栏： 群众为什么把我们包围了？ 七月六日上午，我们随京津沪卫生检查团来到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检查这里的卫生。不料，刚刚下车竟被群众包围了。 大家七嘴八舌抢着向我们反映： “我们这儿污水横流，垃圾遍地……” “我们这儿厕所没人管理，苍蝇、蚊子横行……” “我们这儿‘三废’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危害群众健康……” “我们的宿舍和院子脏得不成样子……” 计算技术研究所是研究电子计算机的，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科研单位。可是，这样一个单位的卫生竟如此之差！ 为此，我们又一次走访了该所，和那里的群众、领导作了交谈，作了初步调查。 在计算所里随便一走，就可以看到，大院里到处是沙石、砖、废水泥预制板和零散的垃圾，风一吹，尘土飞扬。 所内外共有四个垃圾堆。东围墙平房前的垃圾堆，是生活垃圾、工业废料和房渣土的混合物。我们两次去看，均原封未动。八十七楼原是集体宿舍，现住着一百来户人家。由于楼上没有垃圾道，因此，楼下经常积着从楼上直接扔下来的垃圾。在西平房宿舍外，是一片面积达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垃圾堆，那里菜帮、菜叶、葱叶应有尽有。在这炎热的夏季，每个垃圾堆的臭味之大、苍蝇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垃圾应该是天天清运的。西平房外的大垃圾堆为什么没有人管呢？原来，计算所认为这堆垃圾在所围墙外，又不光是所内群众倒的，应由科学院有关部门管；科学院有关部门又认为，这个垃圾堆是计算所建的，主要是计算所家属职工倒的，应由计算所管。就这样，垃圾越堆越多，无人过问。 在东围墙平房宿舍，一位女同志指着地面告诉我们，这儿一到雨天，积水达一尺来深，几天都下不去，臭极了；天晴了，我们进进出出还得穿雨鞋，一些老年人拄着棍子还摔跤。我们看到，所内多处积水，下水道堵塞，一些地方直往外冒水。所内宿舍区的厕所也很不象样子，脏得进不去人，苍蝇、蚊子叮得你呆不住。 我们来到二楼的一个实验室，科研人员说：“楼下的废气熏得我们六年不敢开窗子了。”据说，这个所有四处往外排有毒的液体和气体，把周围的玻璃和木头都腐蚀了。所里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最近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和准备解决。原来，他们把过去溢到地面的废水，引入了下水道；把原排到低空的有害气体，加高烟囱，排入了高空。但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有害气体和液体，只改变了排出的去向，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废”的治理问题。 计算所这样脏乱，群众意见很大，曾多次向所领导和有关单位反映。那么，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呢？后勤部门的同志说：根本的原因是领导不重视，所里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有名无实，更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当然，有些事情，比如下水道的问题，涉及城市建设，一下不易完全解决，但也不是一点不能改善的；而绝大部分问题，经过努力还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所的一个心直口快的群众说：领导干部的宿舍不在这儿，他们哪能体会到我们的疾苦，我们的意见提多少次也没用。大家一股劲搞四个现代化，却还要为这些生活上的事苦恼，牵扯精力！ 在这里，我们向有关领导呼吁：“关心关心群众的疾苦，为他们做一点好事情吧！” 《北京日报》记者 吴亚芳 新华社记者 毕 靖

第4版()专栏： 李副总理会见法国工业部长吉罗 吉罗部长说，法国政府和人民对华总理年内将访法很重视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了法国工业部长吉罗率领的法国工业部访华团。 在友好的交谈中，吉罗部长说，华国锋总理今年内将访问法国，法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访问很重视。 李先念副总理说，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建立起来的中法友谊，今天在不断发展。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和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吉罗部长说，法中经济贸易合作是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的。法国愿意同中国在煤炭、石油、电子信息、冶金机械等方面进行合作。 四机部部长钱敏，法国驻中国大使阿尔诺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李副总理会见法国工业部长吉罗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新长征火炬接力队伍进入湖南境内 据新华社长沙七月十八日电 第四届全运会新长征火炬接力队伍已进入湖南境内，经文家市、浏阳、长沙、湘潭、韶山、衡山，现正向衡阳市、耒阳县、郴州市、宜章县进发。 （附图片） 新长征火炬接力队伍于七月十五日到达湖南韶山。韶山青少年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接过火炬，继续跑步前进。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溧阳人民抗震夺丰收 江苏省溧阳县发生中强度地震后，这里一座座村庄集镇墙倒屋塌、瓦砾遍地，三五成群的简陋芦席棚散落在残垣断壁旁。然而，环绕在其周围的却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葱绿的田野上，正在孕穗的早稻迎风摆曳，茁壮的中晚稻秧苗翻起层层绿浪；一队队男女社员，头顶骄阳，紧张地在田里治虫、耘耥、烤田、割草积肥；塘畔河边，儿童们牧放着雪白的鹅群；通往集镇的公路边，前来赶集的人们熙熙攘攘。 在上兴公社粮库前的公路上，满载着国家救灾物资的车队源源不断，生产队出售余粮的卡车和手扶拖拉机来来往往。粮管所所长王阿庚兴奋地说：今年的夏粮交售，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截至目前，已入库二百一十万斤，等于去年夏季征购总量的三倍多。其中地震后生产队交售来的就有近一百万斤。粮站堆满了，社员们还一个劲往这里送。 农村的集市贸易依然是那么兴旺。十六日上午，在上兴镇设摊出售农副产品的集体单位和个人就有一百多家。近一年来，由于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各项政策，集市贸易上出售货物的品种显著增加，从鸡鸭鱼肉、瓜果蔬菜到各种竹木日用品，应有尽有，售价也和震前完全一样，没有引起任何浮动。 七月九日地震发生后，溧阳人民以顽强的意志投入抗震夺丰收的斗争。上沛公社党委在地震后立即组织两套班子，一套抓抗震，一套抓生产。三天之内，公社全体社员都住进了新搭的防震棚，大部分社员立即下田劳动，加强田间管理。这个公社东塘大队是受灾最重的大队之一，住房都倒塌了。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凌晨，“夺取秋熟超产誓师大会”就在一片废墟的场地上召开了。他们在会上当即修改了今年的粮食增产指标，提出再增加三十万到四十万斤，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增产措施。大会一散，一批批社员就下田了。几天之内，他们把割来的十七万斤青草立即泡制成草塘泥。八百亩杂交水稻全部烤田完毕，稻田里增开了水沟，为浅水勤灌打好基础。第五代稻蓟马为害刚露头，男女社员就迅速下田撒药治虫，一个晚上治虫四百亩。 “围着碎砖破瓦转，转不出粮食！”一个普通社员说的一句话，传遍了灾区的许多社队。上兴公社一个作业组的组长潘长发，震前发现队里稻田三化螟即将盛发，准备立即采取措施治服虫害。地震的那天晚上，他家中三间房子倒掉了。但是，他没有蹲在断墙前叹息，当夜就背起喷雾器踏进了水田，一直干到夜里十点多钟，第二天又干了整整一天，一个人将三十亩杂交稻治了一遍虫。有的管水员在地震的当夜坚持下田放水，有些社员被砸伤后偷偷跑出医院，提前回到生产岗位。在抗震夺丰收的斗争中，许多干部、共产党员舍生忘死，艰苦奋斗，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遭了这样的地震灾害，而人心这样稳定，生产抓得这样好，这是为什么？上沛公社党委书记孙全斌同公社干部一道分析原因说，第一，三中全会后，党的干部政策得到落实，冤案、假案、错案在震前刚刚纠正完毕，给改造好的地主富农摘帽工作也已基本结束，农村政治形势空前稳定。第二，去年获得丰收，平均每个社员口粮六百斤以上，今年夏粮总产量又比丰收的去年增长五成以上。上沛公社算了一笔帐，增产的麦子加上农副业产品提价，单夏熟一季每个社员就可以增加收入十五元，社员家里有余粮，手中分得了现钱，心中就不慌。第三，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大力贯彻落实后，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兑现，加上秋熟作物丰收在望，棉花、黄麻、薄荷、留兰香等种植业以及畜牧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秋后集体经济将会更加壮大，社员收入将更高，广大社员感到有奔头，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这些正是溧阳地震后“局势稳定，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孙全斌说得好：“照现在这样的政策搞下去，坚持落实不动摇，我们农村就能越来越经得起大自然的险风恶浪，什么样的灾害也难不住一心奔四化的人民！” 新华社记者 张行端 王孔诚 （附图片） 溧阳县地震灾区的群 众 拆 除被震坏的房屋，开始重建家园。 陈哲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李菁玉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徐向前同志等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八日电 原农业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兼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李菁玉同志，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含冤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李菁玉同志追悼会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徐向前、王震、陈永贵、王任重、薄一波、谭震林、彭真、宋任穷、陆定一、粟裕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农委、农业部、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委会、昆明军区、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临时党委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机关、中国农科院等部门的干部以及李菁玉同志的生前友好共六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农业部党组书记、部长霍士廉主持，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根生致悼词。 悼词说，李菁玉同志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任晋冀豫省委书记、冀南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执委兼冀南区党委书记。全国解放后，他曾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农林水利局局长、农业部机械管理总局局长等职。 悼词说，李菁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不畏艰险。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人、农民、士兵运动和群众工作，出生入死，同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党对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李菁玉同志一直从事农业工作，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发展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5版()专栏： 马科斯总统和苏哈托总统发表联合声明 越南必须从根源上停止难民外流 英国加拿大外长指出越南政府的政策是难民问题的根子 新华社马尼拉七月十八日电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越南通过控制并最终从根源上停止难民的外流来有助于寻求难民问题的持久的解决办法”。 苏哈托总统在对菲律宾进行了一天的非正式访问以后，今天中午离开了马尼拉。访问期间，苏哈托总统同马科斯总统在甲米地省的阿苏尔港就东南亚和国际局势、难民问题和两国双边问题举行了两轮会谈。 联合声明说，两国总统对成千成万的难民涌向东南亚各地表示严重关切。他们一致认为，难民问题对东南亚国家的和平、经济福利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联合声明说：“两国总统相信，东盟在促进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进步方面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东盟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并再次欢迎和赞同在巴厘举行的东盟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公报，认为这个联合公报是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 联合声明说，两国总统重申他们坚决支持最近在马尼拉举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措施以及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采取的其它措施。 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在双边的基础上并同东盟其它成员国协调一致，来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 据报道，菲律宾将向印尼出售十万吨大米，它从印尼购买的石油将从每日两万桶增加到两万五千桶。两国还签订了联合开发印尼的天然气资源的协定。 新华社伦敦七月十九日电 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十八日在议会上院讲话时指出，全世界应该谴责越南政府制造难民的政策。 卡林顿在谈到越南难民时说：“毫无疑问，越南政府的冷酷无情和非人道的政策是（难民）问题的根源，越南政府改变这些政策是绝对必要的。”卡林顿强调：“非常重要的是，世界应谴责越南人的所作所为。” 卡林顿在谈到日内瓦难民会议的议题时说，这个会议不应只讨论人道主义的问题。他表示赞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主张，即这个会议应找出造成难民问题的根源。 同一天，掌玺大臣兼下院外交事务发言人吉尔摩在下院讲话时说，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越南难民在海上淹死。他认为，越南政府的冷酷无情的政策将导致百万越南人被驱赶出境。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真实的难民悲剧》专题节目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是越南政府的残酷政策，而不是别人，造成成千上万的难民，使他们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新华社渥太华七月十八日电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洛拉·麦克唐纳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加拿大的意图是要把政治问题带到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去，“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越南政府的政策问题”。 麦克唐纳今天将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去日内瓦参加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 麦克唐纳说，加拿大认为，这次会议“不仅仅只是处理难民的紧急救济和为他们安家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问题的根源”。 她说，“我希望我将有机会在会上与其它国家一起讨论可能用来对越南政府施加影响的所有办法，要它改变驱赶难民的政策。我将要求那些现在仍然在向越南政府提供援助和救济的国家停止这种做法。”

第5版()专栏： 我代表团团长抵日内瓦时发表谈话指出 日内瓦会议应结束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灾难 新华社日内瓦七月十八日电 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十八日在日内瓦对记者说，中国代表团希望这次会议不仅需要制订应急的救济和安置措施，而且需要寻找出办法来结束这一人为的国际灾难。 章文晋是在十八日晚乘飞机到达日内瓦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这一国际会议时发表这一讲话的。他说：“印度支那难民问题不单纯是个人道主义问题。它涉及一百多万人的生命，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亡。它还严重地威胁着整个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他说：“必须指出，难民问题是同世界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由于军事入侵而被蹂躏或受到严重威胁密切相联的。这种悲惨的局面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世界的深切不安和关注。” 章文晋表示，中国代表团愿意为印度支那难民国际会议获得成功作出努力。

第5版()专栏： 缅甸总理吴貌貌卡归国途中经广州 新华社广州七月十九日电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吴貌貌卡一行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在归国途中于昨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广州作短暂停留，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去香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静波、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钟明等，前往车站欢送。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等也到车站送行。

第5版()专栏： 陈副总理会见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陈慕华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亨利·毕尔。 红十字会协会是一个国际组织。毕尔先生曾于一九六三年访问过我国，对我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很关注。今天会见时，陈副总理向毕尔先生介绍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发展情况。她说，随着经济建设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也将得到加强。她对毕尔先生就我国开展红十字会工作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毕尔先生说，中国红十字会注重在基层开展卫生工作，这是很好的。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其他国家可以借鉴。 在谈到难民问题时毕尔先生指出，当今世界人道主义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印支难民问题。它是越南制造的，必须从政治上根本解决，红十字会的工作只是安置、救济难民的生活。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钱信忠等会见时在座。

第5版()专栏： 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观看歌舞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金焕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今天晚上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中国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在晚会上热情地为朝鲜同志演出了丰富多彩的中朝两国歌舞节目。 姬鹏飞副委员长等陪同朝鲜同志观看了演出。

第5版()专栏： 对外友协等举行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 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雷赫沃夫斯基和夫人，以及在北京的波兰朋友，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和夫人，副会长谢邦定，中国驻波兰大使李则望，出席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在北京发表谈话说 希望日内瓦会议能找到办法解决越南难民问题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正在这里访问的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毕尔先生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越南把成千上万的难民驱逐出国是“确确实实对人类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他指出，成千上万的难民乘着小船漂泊在海洋上，不知有多少人葬身海底。 他说：“我们经常说，人为的灾难往往比自然灾难更严重，因为前者是由于政治或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担任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职务已近二十年的毕尔先生说：“难民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必须解决问题的根源。”他说，中国已经接收了二十五万越南难民，红十字会协会也正在积极作出努力来救济越南难民。 他说：“我希望，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能够找到办法使难民问题得到现实的解决”，“要在政治上能够对越南施加压力，使他们不能强迫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园。” 毕尔先生是应中国红十字会的邀请于七月十五日到我国访问的。 他在谈到这次访问的观感时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为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竭尽全力造福于广大人民。我想，只要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努力，发挥智慧，是能够成功的。” （附图片） 被驱赶到我国广西境内的越南难民，滞留在边境口岸。 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这些难民历经艰险，乘船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小岛——库库岛。截至七月七日为止，到达这里的难民已有一万一千余人。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国际札记 “冷”与“热” 杨传春 前不久，泰国外交部长乌巴蒂·巴乍里央恭要求苏联从泰国接受一些越南难民，遭到苏联的拒绝，理由是：“苏联太冷，不适合难民居住。” 然而，一看地球仪，人们怔住了：偌大个苏联，寒带只占百分之十六，温带却占百分之八十。苏联最南部的克里米亚南岸属亚热带，气候温和，疗养地星罗棋布，在这里，难民们决不会冷得起鸡皮疙瘩。 何况，人有适应生活环境的本能，苏联的“专家”、“顾问”之类，跑到中东、非洲、越南、柬埔寨，他们不是一点都不怕“热”么？ 其实，苏联拒绝接受越南难民，并不因为苏联“冷”，而是因为苏联自己就是越南制造和驱赶难民的怂恿者和支持者。一九七八年越南开始大批制造和驱赶难民的时候，苏联就是起劲出谋划策、煽风点火的帮凶。今年，越南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苏联又竭力替越南帮腔辩护。苏联支持越南输出难民，扰乱东南亚，原只为从中渔利，这会儿你让他接受难民，那苏联岂不是象《西游记》里那个路阻火焰山的孙大圣，倒煽了一下芭蕉扇，反烧了自家猴毛？它要把越南难民推出门外，也就毫不奇怪了。 现在，在日内瓦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前夕，苏联忽然决定也要参加会议了。西方有人对此感到“鼓舞”，以为“莫斯科可以对河内施加影响，以制止迫使难民逃亡”。但是这种估计大概是太天真了一点。所以有人说，苏联的目的主要是给越南撑腰帮腔，以免这位二兄弟在世界舆论的谴责下热得大汗淋漓，下不了台。 可见，苏联真正知道的并不是难民的“冷”，而是河内当局的“热”。

第5版()专栏： 侵柬越军获得一批苏式新武器装备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据法新社援引曼谷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在柬埔寨的越南侵略军最近获得一批苏联新式武器装备。这些装备包括一二二毫米多管导弹自动发射器，既可以用来发射常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罐装的毒气。 报道援引逃到泰国的柬埔寨和老挝难民的话说，在柬埔寨和在老挝丛林密布的山区，这种毒气已经多次被使用。

第5版()专栏： 越南输出难民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王铁崖 越南当局大规模制造和输出难民的暴行，激起了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这种粗暴践踏基本人权、彻底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不仅使无数难民陷于悲惨的命运，而且严重威胁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越南当局的这种法西斯暴行必须迅速加以制止。 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在其国家领土内安置自己的国民，使他们享受到适当的照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国民赶出国境，强迫其他国家加以接受和安置，这是国际法的公认原则，也是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一个具体表现。越南当局置自己的义务于不顾，对其国民采取强制手段，强迫他们离境，造成大批难民涌入邻国的局面。这样恣意破坏别国领土主权，扰乱别国的安定秩序，是公然破坏国际法准则的犯罪行为。 越南当局制造和输出难民，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极端蔑视。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的十项原则之一，就是“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越南当局的残暴行径，是对这些庄严的国际文件的野蛮践踏。 回顾历史，人们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德国残酷屠杀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严重教训。希特勒疯狂地宣扬种族歧视，煽动反犹、排犹，不断地对犹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民族进行政治迫害、经济勒索，惨无人道地进行驱逐和屠杀，使几百万人或死于非命，或流离失所，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历史惨剧。今天，越南当局制造和驱逐难民，把百万难民置于绝境，其用心之阴险毒辣，手段之卑劣下流，比之希特勒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不断地提出制止这种暴行重新发生的要求，并终于正式宣布这种暴行为灭种行为，是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罪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这个公约的宗旨和精神体现了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越南当局或杀害难民，或使难民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或使难民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生命，完全构成了灭种罪行。对越南当局这种灭绝种族的罪行，是应该予以彻底揭发和严厉谴责的。 越南当局蛮横无理地驱赶难民流入邻国，给邻国造成严重的困难和大量的问题。越南当局的阴谋诡计与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完全背道而驰，也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的原则。 目前，大家看到，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根源在于越南当局制造和输出难民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与越南当局推行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分不开的。越南当局这样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庄严的国际文件，不仅肆无忌惮地武装入侵邻国，侵犯别国边界，而且通过强制输出难民，在东南亚地区制造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混乱，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其称霸东南亚的狂妄野心。这种罪恶勾当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按照联合国的宪章规定，联合国有权注意任何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一切维护和平正义的会员国有权利，也有责任促使联合国注意越南在东南亚故意造成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现在，由联合国召开的关于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七月二十日在日内瓦举行。许多国家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彻底制止越南当局输出难民。所谓印支难民问题并不是什么纯粹人道主义问题，而是涉及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政治问题。国际会议的任务显然不能限于解决如何安置难民的问题；为了制止暴行的继续发展和重新发生，必须制止越南当局的扩张与侵略。这正是国际舆论的严正呼声。 我们作为国际法研究者，对于越南当局的非人道暴行不能熟视无睹。这样的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庄严国际文件的罪恶行为，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所有国际法工作者的一致谴责。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人道和正义，必须采取措施，迫使越南当局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这是国际法工作者以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当前的共同任务。

第5版()专栏： 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 朝鲜访问记之三 沙 英 在百花盛开、万木争荣的季节，我们踏上朝鲜的国土，就对那锦绣的河山，感到十分喜悦和赞叹。有的同志形容朝鲜“无山不绿，有水皆清”，我们有了亲切的感受。但是，一旦接触朝鲜人民，生活在亲密的战友中间，我们感到朝鲜人民的高贵品德更加可爱，社会风尚更值得赞赏。 我们在朝鲜访问，汽车不论行驶在平壤的街道上，或者偏僻乡村的公路上，遇到成群结队的孩子，无不举手表示欢迎。就是在大雨淋漓中，遇到一两个小朋友，也是恭恭敬敬地鞠躬或举手致意。在大小剧院看节目，看不见一个吸烟的人，地上没有碎纸果皮，散场时没有喧嚷、拥挤的现象，安静而有秩序。在大小城市的街道上，看不见闲散的人在游荡，看不到弃放的垃圾。所有的工厂、机关、学校和公共场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随地吐痰的现象。街上行人，不论男女老少，穿着十分整洁，衣服的颜色、式样很美观，具有民族风格，看不见奇装异服。 朝鲜人民热爱劳动，把劳动视为光荣、豪迈的事情，给予我们深刻的印象。在朝鲜卫国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曾经断言：平壤已从地图上消失，一百年也无法恢复。可是，不过二十多年，平壤已建设成为拥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绿树丛中耸立着一排排十层左右的高楼，外面砌着彩色磁砖，既雄伟又美观。在农村中，昔日的草房已经绝迹，尽是一群群瓦顶砖房或二层楼房。在插秧季节访问朝鲜，真是全国总动员，农村的人不用说了，城市的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居民，包括高级干部，都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大约十天左右的时间，全部插秧完毕。在我们住处的附近，正在建造一座规模巨大的妇产医院（据说有两千个床位），专业建筑工程队负责主要工程，每天都有大批干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不论白天黑夜，甚至大雨滂沱，也是车水马龙，紧张地工作。特别是夜间，灯火辉煌，歌声嘹亮，热火朝天，好似一个战火纷飞的战场。我们初到之时，这个工程开始挖地基，我们回国时，不过二十多天，地面工程已盖有三层了。一个雨天，我们从妙香山回平壤，公路两旁有许多小朋友，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正在拔草、种花、铺石子。有的有教师指导，有的是独自劳动。这种从小养成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现在朝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所到之处，都看到“社劳青”（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在少年儿童中进行组织、教育工作，引导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义务劳动，植树造林，维护城市卫生，维护交通秩序。一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增加一砖一瓦，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劳动观点，学习建设的本领。 朝鲜人民热爱学习，有“学习之国”的美称。我们参观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校舍建筑的壮丽，教学设备的完善，特别是学习空气的浓厚，学习成绩的优秀，都很使人赞叹。他们已从一九七二年实行了普遍的十一年制义务教育，全国新的一代，都在国家的关怀下学习。他们对在职干部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各级干部每年都脱产一个月到正规学校学习，平时每周星期六学习半天政治，星期三有两小时的报告会，每天还有两小时的业余自学。为了使理论和实际、学习和生产实践相结合，他们经常组织大家到工厂、农村参观，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管理经验和工作方法。他们建立起一整套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每个工人、农场场员和其他劳动者，凡是能够学习的人，都在各种形式的学习系统中参加学习。他们正向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实现全社会知识分子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些片断，显示了朝鲜人民有文化、有礼貌、讲卫生、守纪律，维护社会公德，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那末，他们的社会风气为什么这样好？人民的道德品质为什么这样好，风格这样高？我们感到：这是朝鲜劳动党在国民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物质基础上，长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人民觉悟不断提高的结果。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许多光辉著作中，例如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教育提纲》中，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等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金日成同志经常到各级学校和社会教育机关视察，进行现场指导。党的领导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如此关怀，自然带动了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同志，以及青年、妇女、文化各种群众组织，同样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政策。在这样上下左右各方面的重视、关怀和互相配合之下，通过各种组织的组织生活，以正面的感化教育为主，表扬先进，带动落后，实行学习考试和工作考核，等等，结果是英雄模范人物辈出，好人好事广为传播，大家经常受到感染和表扬，不断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共产主义道德日益发扬光大。 朝鲜劳动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论对党员和非党员，都强调党性，强调忠于党，忠于人民，勇于赴汤蹈火，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必要时甚至贡献自己宝贵的生命。朝鲜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去年夏天，在朝鲜东海岸，三十六岁的船长朴永德出海捕鱼，不幸与敌舰遭遇。敌舰想方设法捕获这艘渔船，用扩音器召唤“投降”，又用舰艇连续冲撞；但是，英雄船长决不投降，坚决把船调向北方，后来木船被碰破，他和三个船员高呼“金日成主席万岁”，英勇地跳海牺牲了。一个船员脱险回来，向记者报告了他们的英雄事迹。这种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劳动党授予船长共和国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象这样的英雄故事，在朝鲜人民中是很多的。“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口号，家喻户晓，大家都努力按照这个原则工作、学习和生活。 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朝鲜同志十分重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怎样得来的？先烈、长辈和父母是怎样生活和斗争过来的？他们很少了解，甚至不知道草鞋、草屋是个什么样子。为了使青少年不忘记先人过的艰苦岁月，时刻想到祖国的南北还没有统一，从而更加热爱今天的祖国，对革命后代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特别重要。这是关系共产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为此，他们在各级学校里运用讲解政治课，看戏看电影，参加文艺演出，参观访问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进行这种教育。我们在元山农业大学看到，他们把金日成同志在抗日战争年代吃过的野菜，用过的中药材和植物染料，都从山上移来种植，对学生联系自己的专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从植物学的角度加以研究。除了学校教育以外，他们还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精心修筑了大批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少年宫，利用报告会、野营所、音乐会等等方式方法，在社会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参观过金日成主席的故居——万景台。那是苍松翠柏中间的一座普通草房。从金日成同志家里当年用过的简朴的农具、纺车和家具，可以看出这个贫农家庭，是一代接一代，为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坚决斗争的爱国者的家庭。金日成同志在祖国解放二十年后回到家乡，在旧居的土炕上铺着草席睡了一夜，对同志们说：“我铺着树叶睡过十五年——游击战争年代。”领袖的榜样，给予全国人民最深刻的教育。现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前来参观万景台和万景台革命事迹馆，每年仅国内的参观者即达一百六十万人。我们还参观了位于平壤万寿台山岗上，建筑得庄严雄伟的朝鲜革命博物馆。它拥有九十多个陈列室，展出了朝鲜人民各个革命时期的英雄史迹。那里有金日成同志从小立志光复祖国的革命历程，有抗日游击队在深山密林里住过的营房、使用的武器和用具，有朝鲜人民建党、建军、建国以及抗击美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那是半个世纪以来朝鲜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缩影，那是一个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大学校。每年有八十万到一百万人到这里参观，学习革命先辈们的英雄榜样和宝贵经验。 朝鲜同志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时，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强调新闻、出版、电影、文学艺术担负的重大使命。同朝鲜《劳动新闻》的负责同志座谈时，他们给我们讲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和宝贵经验。一九六三年，《咸南日报》第四版发表了一篇千多字的新闻，报道一个养猪女工抢救了两个落水的工人，文章的标题和地位都不太醒目。金日成同志当天早晨看了这条新闻，马上给女工写了感谢信，并指示《劳动新闻》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后来《劳动新闻》用了两版的篇幅进行集中突出的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劳动新闻》十分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宣传，为此建立了革命传统教育部、共产主义教育部、理论宣传部、党的生活部，负责这方面的宣传。他们经常发表革命回忆录，表扬好人好事，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他们这样通过舆论的力量，进行正面的感化教育，对于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培养高贵的品德，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6版()专栏： 朝鲜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对不结盟首脑会议的立场 坚持不结盟政策 反对支配主义干涉 新华社平壤七月十八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最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朝鲜对即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应当解决的根本问题的立场。 今天在平壤发表的联席会议新闻公报说，从帝国主义、支配主义者的攻击下保卫不结盟运动，为了更加有力地发展这一运动而开辟新的进军道路，是当前摆在不结盟运动前面的中心任务。 公报说，金日成主席主持了会并在会上全面分析了当前不结盟运动内部的形势，作了关于加强和发展这一运动的重要讲话。 公报说：“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各种支配势力，坚持自主精神，不参加任何集团，根据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互不侵犯的原则保障每个国家人民的自由发展，在国际上进行合作，这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原则。 “保卫不结盟运动的固有特点，坚持不结盟政策和自主精神，是左右这一运动命运的根本问题。 “如果不结盟国家违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把外来势力引进不结盟运动内，企图把这一运动引向某个集团，那么，就可能危及不结盟运动的存在。 “特别是当企图修改不结盟运动应当在集团外的基本原则时，将会不断发生复杂的情况。不结盟运动决不能成为为某一个集团效劳的运动。” 新闻公报说：“现时期在不结盟国家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和争端问题，是阻碍这一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因素之一”。 “如果不结盟国家因意见分歧和争端问题而相互仇视、争斗，得利的只是帝国主义者，受损的是不结盟国家自己。 “所有不结盟国家应当为保卫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实现这一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而竭尽一切努力。” 公报说：“不结盟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当允许在这一运动内行使特权。如果出现企图行使特权的倾向，这将会给这一运动的统一团结带来严重的后果。”公报说：“制止和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积极支援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解放斗争，是从不结盟运动使命出发的基本任务之一。” 公报说：“列强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是严重威胁和平与安全的经常性的因素。” 公报说，不结盟运动应当把解散一切军事集团问题提上日程并为此进行斗争；应当废除在其他国家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外国军队；应当在世界各个地区建立非核区、和平区，不结盟国家应当制止和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战争阴谋活动，积极支援争取独立、自主、建设新社会的人民的斗争。 公报说：“在其他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和派驻军队，事实上是为了侵略、奴役、支配和控制那个国家。因此，这是同反对各种奴役、向往自主的我们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是无论如何也不合法化的。” 公报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应当坚决反对在‘和平’和‘裁军’的幕后光唱高调、欺骗人民群众、加紧军备竞赛、加剧紧张局势的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 公报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积极支持和声援阿拉伯人民、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公报说：“不结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是争取国家自主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可靠保证之一。” 公报说：“联席会议最后再次申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不结盟运动有尊严的成员国，将诚实地履行赋予自己的任务，为加强和发展不结盟运动而竭尽可能的一切努力。”

第6版()专栏： 南联邦院讨论参加不结盟首脑会议筹备工作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七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尼·迪兹达雷维奇十七日强烈谴责集团大国破坏不结盟国家团结和篡改不结盟运动方向的企图，强调指出，维护不结盟运动和不结盟政策的历史内容、政治方针和独立性仍然是个重要任务。 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十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开会讨论了南斯拉夫参加哈瓦那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筹备工作问题。迪兹达雷维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迪兹达雷维奇在报告中指出，由于不结盟运动对国际事态的影响不断增长，“外界正在有组织地对某些不结盟国家和整个不结盟运动施加各种压力。集团政策和实力政策的主角正在力图抵消不结盟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企图在各种基础上分裂不结盟国家，企图使不结盟运动服从于集团的目标和利益。” 他指出，篡改不结盟运动方向和分裂不结盟运动的企图是非常有害的。在客观上是违反国际大家庭的广泛利益的。他说，尽管不结盟国家的多次会议重申了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宗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运动内外想改变运动的性质和方向的企图已停止活动。” 联邦院在讨论结束时通过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参加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筹备工作的决议。

第6版()专栏： 尼加拉瓜桑解阵部队开进马那瓜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马那瓜消息：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强大攻势和国内外压力下，索摩查政权的军队——国民警卫队已于十八日下午宣布投降。桑解阵的部队今天凌晨开进首都马那瓜。 临时接替索摩查任总统的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也于同一天晚上辞职并离开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的三名成员十八日凌晨从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来到尼加拉瓜第二大城市莱昂，同留在国内的另外两名成员会合，并在那里正式建立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 同一天，民族复兴政府发表一项文告，热烈欢呼尼加拉瓜人民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胜利。文告指出，鉴于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最后支柱国民警卫队已经溃败，桑解阵认为，在战斗中要狠，在胜利时要宽。因此，民族复兴政府呼吁尼加拉瓜人民保持平静，不要采取报复行动，要尊重外国使馆的豁免权；要允许放下武器的国民警卫队员到教堂或学校避难。此外，民族复兴政府还宣布废除宪法，解散国民警卫队、议会和法院。 据报道，国民警卫队已经放弃了他们在首都的指挥所，向桑解阵缴械。国民警卫队成员纷纷设法逃跑或躲藏起来，有的人干脆在大街上就脱掉了军装。索摩查的空军已经解体，驾驶员驾驶着八架飞机连同六架民航机飞到邻国洪都拉斯寻求避难。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索摩查垮台以后，尼加拉瓜人民兴高采烈。在桑解阵已经控制的三十多个城镇中，教堂里钟声齐鸣，居民涌上街头，通宵饮酒、跳舞，欢庆胜利。法新社记者从莱昂报道说，这个城市的气氛是“平静、轻快和欢乐”。

第6版()专栏： 伊朗举行全国规模游行支持霍梅尼 巴扎尔甘总理呼吁人民不要举行抗议示威 新华社德黑兰七月十八日电 伊朗数百万人响应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号召，七月十七日晚上举行全国规模的和平游行，支持伊朗革命和霍梅尼。 霍梅尼在七月十六日发表的书面发言中说，一些人试图表明伊朗人民已经不支持领导，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挫败这些企图，所有相信伊斯兰、圣古兰经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团体，都应该参加游行”。 在德黑兰，有大约两百万人参加游行。在游行期间，游行组织委员会向群众宣读了一项九点决议，表示支持霍梅尼的领导。决议认为伊斯兰的领导是唯一适合于这个国家的领导，支持批准宪法和革命法庭的工作，要求军队对国内外敌人制造骚乱和流血事件的地区进行直接干预，谴责任何闹分裂的行动和反革命阴谋，反对恐怖行动。 据新华社德黑兰七月十五日电 据《德黑兰时报》今天报道，伊朗总理巴扎尔甘昨天向全国发布一项通告，“要求人们不要在中央各部、政府机关或私人企业所在的地方举行集会、静坐抗议或示威”。 通告说：“政府不会迫于压力而接受任何非法要求。”通告要求所有的人通过邮局或代表提出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并保证这些要求和意见会得到听取。 通告说，现政府将坚持为正确和合法的东西而斗争。 伊朗总理的这一通告是在阿拉伯族聚居的胡齐斯坦省和库尔德族聚居的库尔德斯坦省最近几天又发生流血事件时发布的。

第6版()专栏： 更正 本报十八日第五版《动荡的葡萄牙政局》一文第二段开头应为“葡萄牙前届政府是去年十一月由无党派人士达莫塔·平托出任总理而组成的”。 本报十三日第六版《新生岛国——基里巴斯》一文第四段末应为“除了吉尔伯特群岛本身外，还包括大洋岛、凤凰群岛以及线岛群岛中的绝大部分岛屿。”

第6版()专栏： 伊拉克庆祝国庆节 新华社巴格达七月十七日电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七月十七日晚举行盛大群众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国庆节。 伊拉克新任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以及内阁副总理和部长们出席了集会。各国驻伊拉克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前总统贝克尔在伊拉克革命中的功绩。他表示，他将毫不犹豫地担当起领导革命和国家前进的职责。 庆祝活动是从七月十四日开始的。庆祝期间，有一批工农业项目建成投产或举行奠基仪式。

第6版()专栏：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承认尼民族复兴政府 新华社圣约瑟七月十八日电 哥斯达黎加政府今天宣布，承认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 另据报道，墨西哥政府也在同一天承认了这个政府。 （附图片）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在希诺特佩城上空飘扬。战士们高举武器，欢呼胜利。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6版()专栏： 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首脑会议上发言 重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斗争 新华社蒙罗维亚七月十八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六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七月十八日上午在托尔伯特主席主持下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尼日利亚、埃及和马里三国国家元首在会上发言，宣布不承认罗得西亚穆佐雷瓦政权，重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争取实现真正的独立的斗争。 会议开始后，非统组织秘书长科乔就这一组织自上届首脑会议以来的活动报告向大会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一年中，“非洲处在危险之中，那就是为什么非洲应该保持警惕”。他指出：“争夺霸权的斗争已经转移到了非洲。” 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在发言中宣布“不承认穆佐雷瓦政府”。他说，“我们仍然认为爱国阵线真正代表津巴布韦国内外非洲多数人的意愿。因此，我们继续拒绝把爱国阵线排斥在外的任何解决办法。” 谈到纳米比亚问题时，奥巴桑乔说：“我们将支持在联合国赞助下的任何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他呼吁加紧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道义和物质的支持。 埃及总统萨达特向大会详细阐明了中东问题的发展过程以及导致签署埃、以和平条约的背景。他说，埃及寻求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支持的和平。他重申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说，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能谈判的；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在内）的任何问题和耶路撒冷问题应当由有关各方来讨论解决。 他说，埃及本身不能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也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巴勒斯坦的未来应当由巴勒斯坦人自己来决定。他说，巴勒斯坦临时政府一旦建立，埃及将立即承认它。 他在谈到南部非洲形势时，表示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他谴责在津巴布韦进行的伪选举和种族主义政权强加的所谓“内部解决”。 他认为非洲国家之间的内部冲突应当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 在萨达特发言时，少数国家的代表退出会场，留下来的各国代表对萨达特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上最后发言的是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他强调说：“非洲相信正义、自由与和平，只能拒绝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那种政权。”他说，在津巴布韦—罗得西亚，民主和正义还远远没有建立。占多数的黑人还远远没有掌权。他呼吁全世界寻找一种结束南部非洲人民苦难的解决办法。 七月六日开始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十八日继续举行秘密会议。 据新华社蒙罗维亚七月十八日电 非统组织第十六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十八日晚上结束了四个小时的一般性辩论。在会上发言的有十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 贝宁总统克雷库首先发言，谴责国际帝国主义通过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举行假选举来支持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他表示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他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的单独和平条约“危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呼吁非统组织成员国给各解放运动充分的军事和财政支持。 他表示支持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国土上实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要求以色列更积极地响应埃及的主动行动。 莱索托首相乔纳森在发言中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它对莱索托不断扩大的侵略行径。 塞舌尔总统勒内在发言中说，超级大国在印度洋争夺的急剧升级，引起了塞舌尔和这个地区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极大忧虑。他代表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呼吁与会各国对超级大国施加影响和压力，以迫使它们撤出这个地区。 肯尼亚副总统基巴基发言支持为津巴布韦完全解放而斗争的人们。 他呼吁加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对南非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 扎伊尔总理博—博利科·洛孔加在简短声明中，建议非统组织就津巴布韦问题召开一次有关各方都参加会议。 利比亚外长舒迈拉发言的很大部分是抨击埃及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 埃塞俄比亚外长乔吉斯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在索尔兹伯里炮制傀儡政府的阴谋。他还指责埃以和约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刚果总统萨苏—恩格索在会上详细地阐述了非洲的经济解放。他说，“在加紧为消灭这些种族主义政权而进行斗争的同时，非洲人民应当在我们已经解放了的大陆上进行和发展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他建议在非洲建立一些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帮助非洲国家发展。 乌干达总统比奈萨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他指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局势完完全全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在谈到国内形势时，比奈萨对于本届首脑会议上有人提出坦桑尼亚干涉乌干达内政的说法表示扫兴。 会议结束时，非统组织副秘书长奥努在会议执行主席、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赞同下，宣读了一封由一个名叫“乌干达行动大会”的组织给非统组织本届会议主席托尔伯特的电报。这封电报攻击了坦桑尼亚。非洲国家对坦桑尼亚在乌干达的军事卷入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在会议发言中公开化了。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胡斯再次组成黎巴嫩新内阁 据黎巴嫩电台广播，黎巴嫩指定的总理萨利姆·胡斯七月十六日宣布组成包括十二名成员的新内阁。 胡斯领导的前任内阁是五月十六日辞职的。萨尔基斯总统七月二日重新任命他为总理。两个月来，他经过同各政党和个人进行广泛协商组成了这届内阁。 西班牙和加拿大进行渔业会谈 最近访问西班牙的加拿大渔业代表团同西班牙有关部门就两国渔业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代表详细地研究了捕鱼、鱼产品加工以及贸易方面进行合作的各种可能性，并提出了很快就可以采用的许多合作方式。 西班牙方面希望加拿大允许西班牙鳄鱼船队继续在加拿大水域内捕鱼。加拿大方面表示准备就此问题同西班牙签署一项中期协定，以便使西班牙渔船队恢复在加拿大水域的作业。 日本南方海域发现海底活火山 日本海上保安厅最近宣布，在日本南方海域发现有四座海底活火山在活动。 位于南硫黄岛东南方约一百五十七公里的 “日光海山”，是海上保安厅第一次发现的活火山，火山顶到海面距离为六百二十米。此外还有三座，即“福神海山”、“福德冈之场”火山，和“明神礁”附近的一座火山。海上保安厅特别注意到明神礁附近的火山是隔了九年之后又开始活动的。 美国怀俄明州首府遭龙卷风袭击 美国怀俄明州首府夏延十六日下午当地时间三时四十分遭龙卷风袭击，造成“数百万美元的破坏”。这股龙卷风本身宽五十码。当它由西向这个城市袭来时，夏延市北部有四英里长的地区遭到它的破坏，一百多家房屋被摧毁，居民死伤数十人，机场上的运输机也遭到损坏。随后，龙卷风向东南方向的科罗拉多州移动。（新华社）

第6版()专栏： 美国社会初探（二） 金凤 差 别 和 对 立 我们访问了美国的农场和牧场。汽车在公路上疾驰，路旁不时闪过一座座整洁、美观的乡村住宅。白色的纱窗帘低垂着，阳台上摆满鲜花。室内是沙发、地毯、钢琴和油画，厨房里是整套电气炊具。在乡村杂货铺里，陈列的货品和城里的超级市场一样。只有门口立着的印第安人的木雕像，提醒我们这里是美国西部的乡镇。 美国的农业已经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农场主经营他们的农场，就象工厂主经营工厂一样。工业和农业的差别，日益缩小。 美国不少大学生都在半工半读。在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的夫人家里，一位衣着整洁的青年，彬彬有礼地给我们上菜和端饮料。这是一位在挣他下学期生活费的大学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给我们开车的女司机是法学院的一位研究生。我们到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家中作客。他家庭园很大，还有游泳池。打扫庭院，培植花木，给游泳池换水，都是教授自己动手。 美国的教育事业相当发达。全国的教育经费是一千四百二十亿美元。其中，中、小学教育经费九百二十亿美元，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五百亿美元。美国现在有六千万学生，中、小学学生四千九百万，大学生一千一百万。社会成员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当然会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 看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我们平常所说的三大差别，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在美国，突出的是贫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据说美国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有三十万左右。年收入一亿以至十亿以上的家族，也有好几个。另一方面，据美国农业部的助理部长说，四口之家年收入不到三千美元的家庭，在美国还有六百万个，共一千九百万人。这些人不得不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过活。试想，三千元与一百万元、一亿元、十亿元之间的差别，该有多么悬殊！ 一般美国人都为医疗费用太贵而犯愁，但是也有人并不犯愁。一张美容医生的广告上标明的收费标准是：鼻子太大，做手术一千到三千美元；改造脸上皱纹，一千五百到四千美元；做双眼皮，一千到二千五百美元；双眼皮加脸皮手术，二千七百到七千美元；粉刺摩平，五百到二千美元；乳房成形术，一千到三千美元；改造肚皮，三千到五千美元……等等。在美国社会的一端，四口之家一年收入不到三千美元，在贫困线以下苦苦挣扎着；而在另一端，为了改造吃得过饱的肚皮，一次就花去三千到五千美元！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实。 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一眼就可以看到，旅馆和机关中的看门人、饭店的服务员、街道上的清洁工人，多半是黑人和有色人种。充斥纽约黑人区的那些破败的公寓，同曼哈顿区的豪华大楼形成显明的对比。据说那里的治安情况也不好。我们旁听了旧金山青少年法庭的一次审判，三个被判罪的青年都是黑人。他们父母那痛苦的眼神令人难忘。是黑人青年自甘堕落吗？当然不是。失业、贫困和绝望，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据说，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是白人青年失业率的三倍。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只有白人中等家庭收入的一半。百分之二十八的黑人家庭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 归根到底，这是阶级的差别和对立，是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深刻根源。 婚 姻 和 家 庭 乘车从华盛顿去纽约的路上，特地赶来迎接我们到他家去作客的沙姆·韦格纳先生，笑容满面地自我介绍说：“我有一个可爱的家庭——老母亲、妻子和三个天真活泼的孩子……。”这样的家庭在美国还不少。随着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日益增多，不少家庭夫妇共同料理家务，抚育孩子。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情况。我们在纽约一位金融界妇女家吃饭时，在座的七位妇女都是单身妇女。据一位美国女教授介绍，二次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家庭和婚姻关系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婚姻关系相对地不稳定，离婚率一般估计达百分之三十，华盛顿则高达百分之五十。美国农业部的女助理部长谈到，在她同班毕业的十几位女同学中，只有她一个人是和没有离过婚的男人结婚的。 据美国朋友提供的统计，现在在美国所有家庭中，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只占百分之十二，男女双方都工作的家庭，占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是妇女当家长。 不结婚而同居的增多了，这差不多成为美国家庭的一种补充形式。过单身生活的也增加了。据统计，美国二亿二千万人口中，过单身生活的男女有一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占美国住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这个数字还在上升。有人推测，到一九八五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反过来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又会产生相当的影响。美国人口普查局婚姻家庭处处长阿瑟·诺顿说：“从比例上说，独立生活的人将越来越多，婚姻破裂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今天结了婚的话，经济上就太紧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尔斯登堡则认为现在出现的是一种“使单身生活制度化”的现象。他说：“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的解放，有人却认为这是社会的解体，这是一把两面开口的刀，利弊参半”。 美国还有不少妇女遭受丈夫的殴打和虐待。据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个被虐待妇女收容所的负责人说，在美国，每十八秒钟就有一名妇女受虐待。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她们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近年来，一些妇女组织在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资助下，举办了被虐待妇女的收容所，全国大约有二百多个。我们访问的这个收容所于一年前成立，一次可以收容四十人。被收容者可以住三十天。在这段时间内，收容所聘请心理学家和她们谈话，法律顾问为她们出面交涉。收容所还帮助她们找寻职业和住房。这个收容所一年来接待了一百七十多名妇女，其中约有一半回到家庭，百分之三十找到新的工作和住房，百分之二十多离了婚。我们同被收容的一位黑人妇女谈了话。她是一个有执照的护士，和一名厨师同居九年，受了八年虐待，几次离开，又几次回去。这次，她是从遥远的缅因州逃到麦迪逊来的。她说，她逃出来是为了保全她和孩子的生命，决心不再回去了。她带了两个孩子，大的六岁，小的才十五个月。她正在找工作，希望能开始新的生活。离开收容所的时候，我想，有这样的收容所总算不错，但是杯水车薪，能解除多少妇女的痛苦呢？ 在纽约，一位从事节育工作的女士告诉我，美国每年大约有一百万未成年的妇女怀孕，多半是十五岁以下的女孩。她慨叹说，美国的节育工作，大概要从小学做起！ 美国社会生活的这些方面，使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一段精辟的论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