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国务院举行宴会欢迎缅甸贵宾 耿副总理重申我支持东南亚各国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严正立场。吴貌貌卡总理强调加强由两国领导人培育起来的胞波友谊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国务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缅甸总理吴貌貌卡及其随行人员。 耿飚副总理主持了今晚的宴会。 陈慕华副总理，黄华外长和文化部长黄镇，以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仲曦东、陈洁、魏玉明等，出席了宴会。 宴会开始，乐队奏缅甸国歌和中国国歌。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耿飚副总理和吴貌貌卡总理先后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耿飚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相互谅解基础上的。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不断获得发展。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吴奈温总统阁下为发展中缅友好作出的贡献。他在谈到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时指出，双方对国际形势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共同的看法，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 耿飚副总理说，当前激烈动乱的印支局势的发展，对亚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构成了现实的严重威胁。我们认为，印支和东南亚地区所以不得安宁，完全是大小霸权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肆意进行侵略扩张的结果。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东南亚各国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一切外来侵略势力的严正立场。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赞赏吴奈温总统阁下和缅甸政府长期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积极改善和发展同邻国的友好关系，坚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吴貌貌卡总理在讲话中说，我们两国都是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国家。基于这个原则，中缅两国有着友好睦邻的关系。对这种有利于双方的关系，不只我们这一代、而且世世代代都要永远保持下去。这种良好的愿望是两国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他说，在实现我们两国共同利益时需要我们相互谅解、怀有诚意和合作。我认为，缅中两国之间存在着这种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两国相互了解对方的困难并给予了帮助。 缅甸总理强调说，缅中两国是友好国家，也是和睦相处的邻邦。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由两国领导人培育起来的日益发展着的这种胞波友谊。我们两国领导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正在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使两国之间牢固的胞波友谊进一步获得发展。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今天下午，吴貌貌卡总理一行由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笑一陪同，参观了北京郊区的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

第1版()专栏： 查明情况 统一思想 坚持落实政策 中共安次县委领导成员深入社队调查研究，澄清糊涂思想，正确认识农村形势，坚定了贯彻执行党的两个农业文件的信心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曹梦蛟、李春贵报道：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共河北安次县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统一了对当前农村形势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按照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业的信心。 党的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传达贯彻以后，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热烈拥护，农村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在今年春天社会上一股怀疑和反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思潮，也波及到了安次县。有的人说什么“落实政策过了头”，发扬民主“过了分”，农村里有点“乱”了。有的人说搞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倒退”，“出了偏差”。县委成员之间对当前的农村形势认识也不统一，有的同志思想摇摆，担心犯“右”的错误。有的等待观望，不肯表态。县委决定全体常委下乡亲自作调查，到实际中去统一认识。 县委常委们下去调查了八个公社，二十五个大队。他们亲眼看到，党的各项政策大得民心，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形势是“活”而不是“乱”。县委副书记齐志发重点调查了推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已有一年的墨其营大队。他分别找队干部、作业组长和社员座谈，又个别访问了一些社员，了解到这个大队近年来由于用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代替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大幅度增产。多年来，这个大队的小麦平均单产在二百斤以下，去年一跃达到了四百五十三斤，秋季虽然受灾，全年粮食总产量仍然超过历史最高纪录百分之三十。由于按劳分配政策落实，促进了经营管理，节约了劳力，仅今春三个月就节余一万多个工，既解决了春季社员修房和出河工的问题，还安排了七十个劳力搞副业，增加收入一万六千多元。这个大队原来家底很穷，这两年增加了积累五万七千多元。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明说：“庄稼三分种七分管，我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就没有解决农活质量问题，搞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才算找到了门路。”齐志发同志经过实地调查，进一步增强了搞好作业组的信心。县委的几位常委集中了从二十五个大队近两百个作业组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都认为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文件里提出的三种生产责任制和计酬办法，符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能认为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是“倒退”。 前一时期，有些公社出现了一小部分农民流入城镇找活干的情况。有人说这是因为讲民主“过了分”，落实政策“过了头”。县委书记彭庆彬到大王务公社六个大队作了调查，发现部分农村劳力外流，主要是许多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以后，劳动效率提高，劳动力有了节余。这六个大队，一般都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劳力。有的大队把节余的劳力组织起来，开辟了新的生产门路。可是有的大队没有及时安排好，这些劳力就外流到城镇。彭庆彬还调查了焦庄大队，这个大队把节余出来的三十五个劳力，安排一部分去搞农田基本建设，新开荒地一百多亩；安排另一部分人去搞副业，使社员都能安心集体生产，没有一个劳力外流。最近，县委已经把焦庄大队的经验介绍给全县各公社，并且帮助大王务公社作了规划，利用沙荒地种植花生三千三百亩，在靠近龙河的四百八十亩水坑养鱼五十万尾，现已放养了二十四万尾鱼苗。全县还计划利用洼地扩种水稻两万多亩，增设三百八十个副业摊子，为节余劳力开辟了生产门路。 安次县多年来农业发展速度不快，一个大包袱是有二百几十个穷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八分之一，他们每年要国家供应粮食七百多万斤。过去人们对这些队为什么穷和怎样解决，认识也不统一。他们调查了洛图庄大队，十几年前这原是个富队，每年给国家贡献粮食七十多万斤。“四害”横行时，生产急剧下降，粮食亩产从四百斤跌到二百斤，变成了穷队。大量调查材料说明，要挖掉穷队的根子，必须深入批判并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帮助穷队发展生产。现在，县革委会已建立了改造穷队领导小组，并责成所属八个局分片包干，帮助穷队搞好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县里还决定自筹投资，在今年兴建永定河泛区排水工程，解决沥涝灾害。并派出干部帮助穷队整顿领导班子。他们决心在一年内使穷队的面貌有一个初步改变。

第1版()专栏： 邓副总理前往宾馆看望吴貌貌卡总理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前往宾馆看望缅甸总理吴貌貌卡，并一起共进了早餐。 在热情友好的交谈中，邓副总理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欢迎你们来访。他请吴貌貌卡总理转达他对吴奈温总统的问候。吴貌貌卡总理也热情地转达了吴奈温总统对邓副总理的问候。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缅甸大使莫燕忠；缅甸外交部长吴敏貌，矿业部长丹丁准将，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等在座。 邓小平副总理前往宾馆看望缅甸总理吴貌貌卡。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1版()专栏： 耿副总理同吴貌貌卡总理会谈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同缅甸总理吴貌貌卡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双方参加会谈的有： 缅甸外交部长吴敏貌，矿业部长丹丁准将，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等；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驻缅甸大使莫燕忠等。 上午，吴貌貌卡总理一行由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陪同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吴貌貌卡总理向毛主席坐像献的花圈上写着：“致以深切的敬意”。 耿飚副总理同缅甸总理吴貌貌卡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1版()专栏： 认真总结经验 继续解放思想 发展大好形势 大兴县理直气壮落实按劳分配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中共北京市大兴县委在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总结去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决心再接再厉，继续解放思想，抓好落实政策工作，进一步发展农村大好形势。 去年，大兴县委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获得了全面丰收。 今年，大兴县委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过程中，总结了去年农业丰收的经验，主要是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理直气壮地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政策，在全县建立和健全了联系产量的“三定一奖”（定产、定工、定开支，超产奖励、亏产受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全县出现了人人关心集体生产的大好局面。县委通过总结经验，认识到要发展去年的大好形势，使农业大上快上，今年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阻力和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 为此，县委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四级干部会议，又利用党校分期分批对全县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以上干部普遍进行轮训，引导大家联系实际展开讨论，分清是非，进一步领会和掌握了文件精神，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在春耕生产中，全县九百多个基本核算单位，有百分之七十八实行了“三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其余也都建立了定额计酬的办法。

第1版()专栏： 调查研究解放思想 本报评论员 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不少地方在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针对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统一了对当前农村大好形势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在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这种用实践检验真理，澄清紊乱思想，加深对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理解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从今年起，要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发展农业居于首要地位。要努力使粮食生产和其它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同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基本适应。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就是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的政策措施。逐项落实这些政策措施，现在只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说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办法还不多，有些同志思想跟不上，这是实际存在的矛盾。现在有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反映：“老办法不灵，蛮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说明了当前面临的这个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出路之一，就是到下边去作调查，向在第一线上从事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的专家和群众请教。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的，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是解放思想的文件。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今后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落实好这两个文件，也必须解放思想，经过调查研究，把文件精神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制订出本地发展农业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并付诸实施。这才是对待上级决议、指示的正确态度。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我们党内一度造成了一种极坏的风气，就是轻视实践，轻视群众，轻视调查研究。为了肃清这种流毒，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组织干部继续深入进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弄清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弄清楚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从科学的调查研究中来。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就能联系历史经验，联系工作实际，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方法，提高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 当前我国农村形势很好。在贯彻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解决；新的办法和创造层出不穷，有待我们去总结，去推广。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改变作风，大大加强调查研究。形势也十分有利于我们开展调查研究。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到无限生动、丰富的实际斗争中去，我们的思想就会更加解放，视野就会更加广阔，办法就会更多，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新的进步。

第1版()专栏： 得人心的政策千万不该变！ 樊川公社纠正“政策过头”的思想，继续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新华社南京七月十日电 江苏省江都县樊川公社党委纠正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所谓落实政策过头的错误思想，继续落实党的有关政策，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前提下，继续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最近，这个公社对发展社员家庭副业作了一番调查，发现有一部分社队干部对现行社员家庭副业政策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前一段时间宣传这一政策过了头，社员的家庭副业发展多了，现在要好好收一收。于是，不合理的“土政策”，甚至拿刀剁鸡头的事又出来了。党委从调查排队、算帐对比入手，首先帮助大家认识允许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的好处。这个公社在集体副业生产大幅度发展的基础上，社员家庭副业项目增加到二十多种，猪、羊、兔家禽饲养量是十多年来最多的。今年头四个月，已向国家交售肥猪七百七十多头，禽蛋四万多斤，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四和三倍多。供销社收购站里，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猪满圈、蛋满筐的兴旺景象。由于家庭副业发展了，社员手头活动起来，过去每逢春季有人外出挣钱的现象也不见了。这样一算一比，干部们对党的政策认识加深了。 在正确估价形势的同时，樊川公社党委又引导社队干部回顾了过去对待社员家庭副业的经验教训，广泛听取了广大群众对党的政策的意见。许多社员拉起干部的手，恳切地说：“四人帮”横行时，我们养几只鸡、栽几棵树，象犯了罪似的，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好啊，把捆住我们手脚的绳索解开了，把我们劲头鼓起来了，这样得人心的政策千万不能再变来变去了。有的社员劝告干部，不要听到风，就是雨，疖子当作疮疤治，把过去“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一套再捧出来整人。干部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明确了落实党的家庭副业政策，成绩是主流，出现的问题是支流。这些支流正是由于没有全面理解党的政策带来的，我们不能因此对执行党的政策动摇信心，犹豫不定，失信于民，重犯极左的错误，再下死命令禁止社员搞家庭副业。党委召开了各种会议，向群众明确宣布，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大力支持社员搞好家庭副业。 既肯定主流是好的，也努力解决支流性的问题。樊川公社党委针对在发展社员家庭副业中出现的某些偏向，提出了解决措施：首先，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帮助群众分清是非界限，引导他们走正道不走邪道。同时，加强对社员家庭副业的管理。建立了社员家禽家畜管理制度，为了解决集体生产和家庭副业争劳力、争肥料的矛盾，制定了“基本出勤日”、“基本投肥”的“双基本”制度。

第2版()专栏：工作研究 企业领导班子要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 记者在工厂企业采访，听到许多同志反映：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没有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领导班子是不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企业加快了工作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既有长远目标，也有近期计划，领导有方，群众有劲，生产建设热气腾腾。能够出现这种喜人的景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企业都有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领导班子。以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为例，这个公司经过认真整顿的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生产指挥班子，普遍具有平均年龄较轻、专业技术水平较高、实践经验较丰富，朝气蓬勃、精干有力的特点。他们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全公司的化工生产、老厂改造和新项目建设都取得了好成绩。 然而，也有一些企业，生产建设还没有走上轨道，群众有劲没处使，许多工作迟迟迈不开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关键问题在于缺少一个精干有力的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领导班子。 有的企业领导班子，年老体弱的多，实际干事的少。人们认为这样的领导班子，不是工作班子，而是“照顾”班子。有一个工厂，领导班子成员有十余人，前七、八名主要领导成员有的年老体弱，有的长期有病，主持工作的竟是最后“几把手”。 有的企业领导班子，人数过多，“书记成班，主任成排”。照理说，应该是“人多好办事”，实际上，却是“龙多不治水”。一项工作，你管他也管，你不管他也不管，拖拖拉拉办不成。一个报告，你也签字，我也画圈，所有领导成员都要送到，结果成了公文旅行。这样的领导班子，很难谈得上什么工作效率。 有的企业领导班子，懂得生产技术的太少。人们把这样的领导班子叫做外行班子。在长春市，记者就看到有些相当大的企业，领导班子中只有一、二人懂得生产技术，有许多人连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是什么都说不上。象这样缺乏生产技术知识、对现代化知之甚少的领导班子，怎么能够领导好现代化建设？ 凡此种种，都说明企业领导班子需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整顿和加强。 怎样才能使企业领导班子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呢？吉林化工公司的经验告诉人们，必须从大局着想，从工作需要出发，坚决打破某些习惯势力和那种“照顾”的思想。这个公司的党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查斗争和建设大庆式企业的过程中，按照党的政策要求，先后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两次整顿。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为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向现代化进军，又第三次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调整，选拔了一大批觉悟高、干劲大、作风好、懂技术、懂业务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分别担任公司和厂、院、处级领导工作。其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过专门教育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这个公司的党委在选拔和调配领导干部时，坚持任人唯贤、重在表现的原则，做到“三个不受限制”，即：不受资历的限制，不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限制，不受党员与非党员的限制。现在，经过调整的公司领导班子，懂技术、懂业务、懂管理的占百分之八十，厂处级领导班子中懂技术、懂业务、懂管理的占百分之五十。 也许有些同志会说：我们也想建设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班子，就是缺少合适人才。其实，有许多人并非没有领导才干，只是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吉林化工公司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副经理、副总工程师兼总调度长，原是一个小分厂的副厂长。去年，公司党委把他破格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了公司的一名出色的领导干部。吉林省长山化肥厂的厂长，原是一个大化肥厂的车间干部。他担负这个中型化肥厂的领导工作后，充分发挥其组织能力和技术经验，带领职工加强企业管理，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使这个厂的化肥生产节节上升，并且扭亏为盈，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这些事实说明，只要敢于冲破习惯势力，不受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束缚，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都是不乏人才的。 新华社记者 牛正武

第2版()专栏： “多面手”——黄光忠 一天，一位日本技术人员来到石化一厂乙烯装置现场，到处打听谁是黄光忠。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机械工程师黄光忠以他出色的技术水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来上海石化总厂工作的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七三年八月，黄光忠一来到金山工地，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技术，力争尽快地掌握和使用引进的外国设备。 一九七八年，全厂设备大检修开始了，有两台大型汽轮机和压缩机第一次开缸检修，按原计划需要请外国技术人员来现场指导，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技术人员迟迟没来。如果再等下去就要影响整个工程进度，延期一天，就要损失二百七十万元。黄光忠便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和另一位老师傅负责这次开缸检修。黄光忠查阅了大量资料，找许多有关部门请教，终于制订出了详细的检修方案。不久，外国技术人员来了，他们看到施工现场有条不紊，检修方案完整科学，连连点头说：“太好了，太好了，想不到贵方是完全有能力完成这次检修的。” 黄光忠还以出色的技术水平，为国内配套装置解决了不少关键设备。乙烯球罐区有两台国内配套的液化气泵，由于我国尚未解决这种泵的密封问题，从试车开始，这两台泵就严重地泄漏，机修工人忙得团团转，严重地威胁到乙烯装置的正常生产。黄光忠见此状况十分着急，连忙和机修师傅反复研究，对密封的结构、材料、强度等方面作多次改进，攻下了难关。现在这两台泵可以连续运转八个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外汇。 王国考

第2版()专栏： 好后勤——杨金清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冬夜，寒风凛冽，夜深人静。副食品商店的店堂里，一位年已半百的老职工还在独自挑灯夜战。他脚穿长统雨靴，站在一口大缸里哼唷哼唷地“原地跑步”。原来，为了满足工地居民们的需要，副食品一店的负责人杨金清正在用雪菜腌制咸菜。为什么要自己腌制呢？前些时候，他们从市内运来一批咸菜，可是经风一吹，发黑变味，居民一瞧一闻，就摇头而去。 杨金清为这事十分焦急。当他看到蔬菜经营站正在收购鲜雪菜，就决定调进一批来自己腌制。不久，这批鲜嫩的咸菜开瓮上市了，居民们踊跃购买。当居民知道是商店自己加工的，都连声称赞：“你们店真是为我们想得周到啊！”现在，在老杨的努力下，商店里已经新建了咸菜加工池。 几年来，象这样的事情，老杨不知做了多少，只要是方便顾客、有利生产的事，他总要千方百计办到。在水产品供应缺乏的那段时间里，大量上市的是马面鱼，有的居民吃时怕麻烦。老杨就不厌其烦地自己动手加工，把马面鱼一条条斩头剥皮，每天晚上都要带着职工加工二、三十担。加工后的马面鱼洁白多肉，销路打开了，还为附近社队提供了不少猪饲料。 杨金清同志是上海市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一九七六年十月，他满怀着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悦，来到了金山工地，在新筹建不久的副食品商店里，他毅然挑起了业务重担，他吃在店里，睡在店里，每天都工作十多小时。他既联系货源，又核算经济，参加营业，帮助运输。还兼搞伙食团事务，样样干，件件管，成了商店里“百事管”的当家人。老杨不仅当副食品商店的家，还管着工地上成千上万户居民职工的家。工地上双职工多，买菜有困难，老杨和大家大力改进经营方式，采取预约登记隔日菜、旬菜、桌菜以及增加盆菜花色等一系列措施，大大方便了居民。这些年，老杨为大家花费了不少心血，人们赞誉他是“老黄牛”、“杨铁人”。连续三年来，他被评为总厂的先进工作者，还光荣地当选为地区人民代表，出席了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前，他又荣获了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王克恩

第2版()专栏： “老关键”——乐俊北 一天下午，塑料厂高压聚乙烯车间仪表空气压缩机前围了一大圈人。一位日本技术人员手里拿着一个部件，直摇头，周围的人也急得火烧火燎，议论纷纷。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设备大检修拆检仪表空气压缩机时，发现连轴器坏了，需要重新制造一个。一家机修单位倒是制造出来了。可是，日本技术人员认为不符合要求，根据原计划，第二天一早，就要试车了。 在这时刻，不知谁说了一句：“老乐来了！”大家听到“老乐”，不由心头一亮。 从人圈外挤进来一位朴实的老工人，接过连轴器，戴起老花眼镜瞧了瞧，操着宁波口音问：“什么时候要？”日本技术人员说：“明天一早。”老工人把头一点说：“加工要求呢？”日本技术人员说：“误差不能超过一丝半！”老工人说：“我来试试！”这时，设备科一位同志接口道：“老乐，加工这个内花键槽需要拉床。我们没有呵。”他笑笑，胸有成竹地说：“莫急，动动脑筋，兴许能行！” 老乐不慌不忙地跑到机修车间，把一台牛头刨床改成简易的拉床，便动手干了起来。几乎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把新制的连轴器送到那位日本技术人员手里。日本技术人员又惊又喜，经过种种测定，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这位老工人就是共产党员乐俊北。老乐十三岁进一家机车厂学徒，在旧社会，他为了混口饭吃，认真、刻苦地学习，掌握了一手好技术。车、钳、刨、磨、铣，样样能干。解放后，他翻了身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一九七四年，老乐怀着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雄心壮志来到金山，一连参加了引进设备的接运验收、设备安装、试运转、试生产等工作。他沉默寡言，那里有攻不下的堡垒，他就出现在那里。人们送给他一个美号——“老关键”。 接运验收时，人们发现压缩机中体端面不平。日方人员说，拿回国内加工吧！乐俊北心里暗暗盘算：不行！这么一折腾，至少要半年，金山需要时间啊！他向日方提出：交给我吧！我保证按质交货！几天以后，一个完全符合质量要求的压缩机中体放在大家面前。日方技术人员信服得伸出大拇指。安装时，油压脉冲赖斯阀损坏，国内还没有这种加工工艺。有人断言：不拿到国外加工是不行的！老乐又悄悄地出现在赖斯阀前，不慌不忙地提出：“把这个交给我和老方吧！”几天以后，赖斯阀就修好了。 他来到金山的四年半时间里，攻下的“堡垒”不下几十项！有的同志感慨地说：“老乐技术水平真高！”最了解老乐的设备科副科长方宗祥同志接口纠正道：“应该说，他那颗一心为金山工程的心真红！” 张少文

第2版()专栏：记者来信 “应该让他把本事使出来” 我在天津市第二建筑公司二工区大模板工地采访时，得悉二工区党总支曾提议让工长曾令平担任施工队长，公司某些负责人以“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为理由，否定了工区的意见。为了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我访问了一些有关人员。 一九六○年，曾令平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建筑专业，自愿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工作，被分配到甘肃工业大学任教。一九六二年末，调到天津，在市建工局业余大学讲课。一九六三年，被下放到第二建筑公司二工区当工长。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当架子工，在工地劳动四年。一九七三年，恢复了工长职务。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工人们说：“曾工（意即工程师）跟我们一样，老工人、新工人都能跟他说上话。他派活，没有一个打驳的。”工区的工程师说：“老曾帮助工人提高技术水平，做了很多工作。”工区负责人说：“他既懂技术，又会管理，劳动一股劲，工作大胆负责，从来不背出身不好的包袱。交给他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近六年里，有五年被评为工区先进工作者。” 一九七七年八月，天津市建工局在二工区搞小砖改大模板的墙体改革试点，工区派曾令平主管这一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试点到铺开，他参加了十幢二万九千米住宅楼的建设，跟工程师、技术工人一起，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缩短了工期，积累了经验。去年初冬，为了加快住宅建设，上级决定在二工区组建第二大模板施工队。工区党总支成员一致同意，让曾令平担任施工队长。他们说：“应该让他把本事使出来。” 公司负责人的看法却不同。他们认为，用出身不好的人，是自找麻烦。不搞运动还好说，一搞运动就说不清楚，这是有历史教训的。用谁不是用，为什么非用他？！当工区的同志再次申述理由时，公司负责人竟然说：“是听你们的，还是听公司的？”结果，工区只好派曾令平到新建的第二大模板施工队协助那位不熟悉大模板的施工队长工作。 当记者访问曾令平时，我们刚坐下来谈了不大一会儿，就有五、六拨工人找他，有的问事，有的反映问题，有的借书。由于工作需要，这位工长正在作不是施工队长的施工队长的工作。 最后，记者访问了天津市建筑工程局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曾担任建筑公司经理多年，去年八月底调到局里工作后，积极提议恢复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还提拔了一批。他说，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的作用。现在，建工局系统还窝着不少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尽快对他们落实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还有不少阻力。这主要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不懂得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对搞好经济工作的作用；有的受唯成份论影响，片面地固守着“重政治”的框子，不懂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有的则是心有余悸，怕落个用人不当，又受批判；也有的是自己没眼力，又不听群众的意见，明明埋没着人才，却看不见。这位负责人说，局里决定进一步落实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政策。 文英

第2版()专栏： “农科迷” ——田阳县隆平大队干部钻研农业技术的事迹 在广西田阳县，提起隆平大队的干部，大家都夸赞他们是“农科迷”。 他们是怎样“迷”起来的呢？这要从一九七四年晚稻田间管理说起。那时，根据公社虫情测报，有一个大队第二代三化螟已达到高峰期，公社立即布置各大队统一杀虫。刚任隆平大队党支书不久的韦安新，心头一热，也不调查本队的虫情，连夜开广播会，动员上千劳动力，准备了十几万斤毒土，配上几千斤农药，第二天就实行全面杀虫。事后一看，没有杀死多少虫。六天之后，这个队三化螟才进入高峰期，大队不得不再紧急动员一次杀虫。 主帅糊涂将士苦。一次瞎指挥，浪费了上千个工，上千元钱，这对韦安新来说，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韦安新深深体会到，一个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不懂得农业技术，实在害人！从此，他刻苦钻研农业科学知识。现在，他不但掌握了水稻、甘蔗的生长特点，而且对各个生产环节，都能指挥得当了。领导带了头，干部中就出现钻研农业技术的风气。大队规定，生产队长每年要有半年时间参加农科组活动，要参加生产队制种、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追施肥料等技术性农活。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都成了各生产队夺高产的中坚。 一九七五年，隆平又喜获丰收，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一千六百多斤，只是早稻总是突不破千斤关。人们说：“现在是肥豕难长膘，高产难增产了。”韦安新启发干部和群众讨论。大家认为，要想再增产，只有从品种上突破，推广杂交水稻。这年夏天，他们试种了十三亩杂交水稻，虽然亩产达到九百一十多斤，但在制种、用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问题很多，不少人担心大面积推广时会砸锅。干部们认为群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就积极慎重地推广，由少到多，坚持实践，努力掌握杂交水稻的特点与生长规律。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多的实践，他们对杂交水稻的特点和规律，摸清了十之八九。 就拿七队队长黄忠年来说吧，他话不多，心挺细，善于观察。播种时，二队每亩播四十多斤，七队只播二十来斤。秧插到大田后，七队的禾苗返青和分蘖都比二队的快得多。对比之下，他悟出一个道理：杂交水稻同常规品种不同，它是靠分蘖成穗的，有效穗数是十二株左右。如果在秧田里已经是分叉五、六株的壮秧，插到大田后，只一次分蘖，就达到有效穗数，而要育出这样的壮秧，每亩秧田的播种量要控制在二十斤左右。还有黄耀庭、周玉书、凌世文等一批队干部，都分别摸索出培育杂优秧苗的办法。大队把这些集中起来，就成为隆平的育“三叉秧”经验。 俗话说：“秧好一半禾”。隆平大队在此基础上，抓好各个环节，大胆推广杂交水稻。从一九七七年起，连续两年早稻亩产超千斤，全年平均亩产一千八百多斤。 甘蔗是隆平大队经济作物的大头，产量长期上不去。怎么办？分管甘蔗生产的大队负责同志张子东和八队的蔗科组人员一起种了二亩多甘蔗试验地。在试验中，他大胆地把过去的单行单株改为双行双株密植。结果双行双株密植获得亩产六吨多的好收成，第一次突破了亩产万斤大关，比单行单株每亩增产两吨多。张子东在各生产队组织蔗科组继续试验，进一步探索甘蔗的高产规律，结果有高产八、九吨的，有十多吨的。大队十分重视这些经验，把它推广到面上去，使大面积单产不断提高，到一九七八年，全大队种植的一千七百多亩甘蔗，平均亩产达七吨多，比一九七七年增产一吨多。 由于粮蔗双高产，加上其他多种经营的增收，隆平这个“肥豕”确实又长了“膘”：一九七八年，全大队总产值比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多，分配收入平均每人一百七十多元。 黄继铭 广西田阳县委报道组 周其若 《广西日报》记者 黄汉昌

第2版()专栏： 莆田地区各县积极培训社、队管理人员 编者按：莆田地区层层培训人民公社的管理干部和业务人员，这件工作抓得好，抓得及时。 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首先要抓队伍的建设。如果必要的管理干部不齐备，有些干部连一般的经营管理知识也不懂，要实现科学管理就是空谈。经营管理工作存在问题的地方，应当象莆田地区那样，认真做好培训管理队伍的工作，不断充实和提高经营管理人员，选派懂业务而又热爱管理工作的人担任领导工作。有了一支懂得农业经济的管理队伍，我们办好集体经济、加快农业发展，就有保证了。 本报讯 福建省莆田地区各级党委层层培训以财务人员为主的人民公社管理干部和业务人员。到目前为止，已培训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干部和会计辅导员三百零五人。全区七个县，已有三个县培训了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会计员共三千一百零三人。 文化大革命前，莆田地区各县和公社都建立了会计辅导站，对基层进行业务上的检查指导。各社、队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是，过去的十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县、社会计辅导机构被撤销，农村人民公社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被作为所谓“管、卡、压”的产物砸烂了，造成人民公社管理混乱，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粉碎“四人帮”后，莆田地区各县、社基本恢复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机构，并配备一百多名会计辅导员。同时抓紧对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会计、出纳、保管、记工等人员的补缺和培训。全区大部分社、队整顿了财务制度，加强了财务管理。但是，目前全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各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会计科目不一，财务制度也各行其是，收付混乱。全地区二万多基本核算单位，账目混乱甚至无账的，就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粮食管理制度混乱、收付手续不健全的占百分之八十三点四。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不少农村领导干部，包括一些经营管理干部，对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二是不少人对经营管理业务不熟练，还有些是新手。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地区的一百多名会计辅导员中，对会计业务不熟练的就有四十八人。莆田地委认为，目前全区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现状，显然同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要求很不适应。为此，地委要求全区各级务必尽快配齐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人员，并要抓紧培训经营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 莆田地区各级党委积极培训农村管理人员，大家总结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哪个单位搞好了经营管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高，干部也廉洁，生产就能上去；哪个单位经营管理混乱，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被挫伤，干部中的问题就多，生产也搞不好。许多会计人员原来认为领导上对财务工作不重视，是“口头重要，实际忘掉”，感到当了会计没有前途，不想干。经过培训，他们表示，愿意一辈子当好会计。 本报通讯员 丁树元

第3版()专栏： 提倡同干部谈话 本报特约评论员 同干部谈话，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经常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扬这个好传统对我们了解干部、培养干部，增强内部团结，深入掌握情况，丰富领导思想，实行正确指导，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好传统被严重破坏了。他们肆意践踏党内生活准则，大搞法西斯专政，整得人们有话无处讲，见面难交心，哪还有什么话好谈！直到今天，这种恶劣影响在人们当中投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 当前，举国上下一心奔“四化”，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为了把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帮助他们更自觉地投入当前最主要的战斗中去，很有必要提倡领导同志主动到广大干部当中去，同干部谈话，把我党这个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这样做。现在有些同志，对于同干部谈话这件事不重视，不习惯，甚至感到厌烦，这不好。人家有一肚子话想说，有一些积极的建议要提，有许多不明白的问题要问，满怀希望地找上门来，这是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如果你“人难见，脸难看，别人意见听不进”，那就势必脱离群众，难以做好工作。 同干部谈话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第一，有利于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集思广益，正确处理问题。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都会有局限性，避免这种局限性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广泛接触干部、群众，了解下情。现在全国有几千万脱产的和不脱产的干部，绝大多数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直接联系着几亿人民。上级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常同这些同志谈话，就可以吸取到丰富的营养，熟悉许多你看材料、听汇报难以得到的东西，发现某些你原先毫无所知的新情况、新问题，弄明白那些过去若明若暗的事情。这对于防止和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及时修正、补充原先工作中不符合实际的部分，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很有好处。 第二，有利于增长见识，打开思路，防止思想僵化。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历史进程，需要我们及时掌握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懂得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新的历史潮流之中，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干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交流思想，而不要把自己长期关在办公室、会议室里，脱离生气勃勃的现实。否则天长日久，必然思想老化、僵化直至枯竭。到那时，“江郎才尽”，守业都很困难，创业更谈不上了。 第三，有利于直接考察和识别干部，更好地做到知人善任。干部中有默默无闻的贤才，也有名不符实的庸人；先进单位的干部不一定都先进，后进单位的干部也不是都差劲；好干部可能变坏，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是能改好的。因此，要正确任用干部，做到人尽其才，不了解干部不行，一知半解也不行。看档案，看鉴定，找群众调查，固然是考察了解干部的重要方法，但是同干部本人谈话，也是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谈，同干部本人进行认真的交谈，取得感性认识，无疑是更直接更具体的考察，有助于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 第四，有利于沟通思想，增进了解，消除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既然大家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同志，彼此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就应当谈出来，互相启发，共同研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总不好。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反复较多，上下左右之间，难免有些隔阂或不愉快的事，如果主动谈谈心，许多疙瘩就可以解开。大家心情舒畅了，把精力集中在搞四个现代化上，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第五，有利于恢复我们党关心、爱护干部的优良传统，克服官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变了，对我们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尤其要自觉注意这一点，经常主动同下面的干部谈话，了解他们在怎样工作、学习、生活，在想些什么，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并给以同志的关怀。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机关风气也很难搞好。 总之，同干部谈话好处很多。正因为如此，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长期做党务工作的领导同志，已经在实践中养成了找干部谈话的“癖好”。他们善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同各方面的干部交谈，一次一个、几个、十几个，请到办公室、会议室以至自己家里谈，每次谈一、两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至于送上门来的谈话对象，他们更是热情欢迎，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也要委托适当的同志去接谈。他们已经把找干部谈话视为生活的必需，而把失去一次谈话机会视为工作上的一次损失。这是一种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好“癖好”，应当大大提倡。 有些同志虽然从道理上懂得同干部谈话的好处，但不能坚持，有时甚至裹足不前，原因何在呢？主要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有思想障碍，二是不大得法。 提倡同干部谈话，要扫除那些思想障碍呢？主要是认为“工作忙，没时间”，“太麻烦，费时间”，也有的是怕“得罪人”，怕“沾边”。我们现在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一大堆问题，又要研究和解决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作无疑是很忙的。然而，你闭目塞听，好的意见和建议听不到，成天瞎忙，工作抓不到点子上，决不会忙出好结果。再说，人家的意见、要求、困难你不关心，怎么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千斤重担只好让你一人挑。即使你“三头六臂”，还是个“孤家寡人”，工作照样推不动、搞不好。只有精心做好思想工作，包括经常广泛地同干部谈话，让大家都围绕一个中心任务忙起来，事情才好办。可见，同干部谈话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越忙越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至于“麻烦”，总是有的。有麻烦，恰恰说明需要找人谈，如果有人申诉冤案，你不接谈，有人提出不适当的要求，你又怕谈，一拖再拖，使矛盾激化，带来的麻烦就更大更多。反之，看来似乎很麻烦的事，你凭党性办事，该支持的支持，该劝说的劝说，推心置腹地谈一、两个钟头，麻烦也就可能转化为不麻烦。个别人无理纠缠的情况是会有的，这也不可怕，他越无理，你就越有理，越居于促进对方转化的有利地位，费点时间和唇舌，也就可以去掉麻烦了。这样的辩证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少的。 怕“得罪人”，怕“沾边”的想法，更是共产党人不应当有的。一个同志有了糊涂想法，或做了错事，犯了错误，需要的是帮助。找他谈话，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给以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批评和分析，使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就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个别人可能暂时想不开，但当他醒悟过来时，对组织对你不但无怨言，而且肯定是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激励自己的。特别应当指出，一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亲近他、帮助他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把他甩到一边，要求谈话也不理睬，还美其名曰“划清界限”，这能叫与人为善吗？又怎么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呢？ 解决了同干部谈话的思想问题，还要解决一个谈话的态度和方法问题，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在这方面，也是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 第一，要广交朋友，不要老是在熟面孔当中兜圈子。不论是党内干部还是非党干部，是老干部还是新同志，是意见相同的还是意见不同的，只要广泛接触，都会“开谈有益”。最好是经常找一些能够给自己指出缺点的同志谈话，获益就会更大。如果只喜欢找意气相投的人谈话，见面后无非人家捧一阵场，自己在歌颂中陶醉一番，这对你的进步和党的事业都毫无好处。 第二，要以平等态度待人，不要摆架子。我们的干部，不论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都有同等的发言权。有的同志对下级，尤其对有毛病的同志，谈起话来，架子大，板面孔，气很粗，让人望而生畏。你说十句，人家未必能听进去一半，即使讲得对，人家不买账，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要当先生，先当学生，这是个真理。向干部做工作，只有先尊重干部，倾听人家的意见，把情况弄清楚，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给以说服教育，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意见。这样，人家也才会尊重你，信赖你，愿意向你交心。有了这种关系，谈话双方都会收益甚多，促进问题的解决。 第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我是领导，你属我管，我说你服，这是靠不住的。干部找你，总是带着一定的问题和看法来的，目的是求得帮助。如果讲得不对，你就得说服他，摆事实，讲道理，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只要抓住了人们精神世界中的要害问题，讲的符合实际，真有道理，言之有物，一般是可以奏效的。有的同志一开口就打官腔，说不服人就扣帽子，结果不欢而散，一次如此，两次如此，以后谁还敢再登门求见！有的同志只责怪别人不虚心，唯独不认真总结经验，反省自己，这是不好的。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谈话艺术，使每一次谈话，对人对己都成为一次生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课。 第四，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同干部谈话，一定要讲党性原则。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都是无原则的表现，应当坚决反对。无论对什么干部，都应当一视同仁，公道正派，是就是，非就非。对错误的东西，你迁就，它就更坏；批评了，大家都按原则办事，情况就会好起来。只要自己行端坐正，真理在握，就不要怕争论，怕反驳。被人家驳倒了，说明你不在理，那就认输，服从真理。当然，人家错了，批评也要留有余地。一个同志有错误，批评是对的，但也应有必要的谅解。 第五，要有耐心，一次谈不成，就多谈几次。人们接受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有个过程，应当允许。所以，要在谈话中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象春雨润万物那样，沁人心脾。一次谈不好，就让人家想一想。靠三言两语去解决思想问题，往往欲速不达。在干部中，也有多次劝说帮助仍然固执错误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可以交给所在党组织去讨论。错误严重、坚持不改的，要绳之以党纪。但应当注意，这也决不能放弃事前的苦口婆心。

第3版()专栏：党的生活 领导要亲自审理群众来信来访 本报评论员 近三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多数党政领导机关努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切实为群众解决各种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赞扬。辽宁省宽甸县委书记傅钟铎亲自处理信访案件，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他们怀着对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深切同情，亲自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伸张正义，解决了许多应该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问题。 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来访，坚决反对对这项工作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是当前整顿党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有些地方和部门的足够重视。他们把人民来信来访看成“小事”，长期积压来信，不作处理；有的对来访群众敷衍搪塞，推托了事；有的上推下卸，层层照转，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也不去着手解决；有些原经办人员怕否定自己，明明错了，不肯纠正；有的偏听偏信，护短偏私，甚至压制和打击上访的群众。因此，许多信访案件长期得不到正确处理，一些群众不得不长途跋涉，多次到省城甚至到中央告状。这既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又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促进全党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经验一再证明，信访工作做得好不好，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这项工作采取什么态度。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是一项十分严肃、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往往涉及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涉及一些部门的负责干部，如果没有党政领导机关强有力的支持，光靠信访部门是解决不了的。只要领导重视，亲自处理一些大案和要案，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推动、支持这项工作，许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反之，如果领导不闻不问，视信访工作为可有可无，这项工作就难以做好。 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批阅了不少人民来信，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最近，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亲自审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各级党政领导同志都应当领会华国锋同志这一讲话的精神，不但要教育大家重视信访工作，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信访机构，而且要亲自批阅一些群众来信，亲自接待一些群众来访，亲自调查处理一些信访案件。一方面，因为这是领导干部应尽的职责，可以通过信访工作亲自了解群众的要求、愿望和疾苦，这对于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改进机关作风大有好处；另一方面，还因为身教重于言教，领导干部这样做了，就会对整个信访工作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和各部门都有必要把领导定期接待群众来访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固定下来。领导还要定期讨论和检查处理来信来访的情况，教育干部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密切结合起来，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能互相推诿；下级机关对上级转下去的案件，应限期上报调查处理结果，不应久拖不决，更不应置之不理、层层照转了事。省、地两级党政机关，对重要的来信来访，应力求多办少转，必须下转的也应加强督促检查，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了保护来信人，凡是揭发控告干部的来信，只能转给被告人的上一级或上两级机关直接处理，不得再向下转。对一些重大问题和下级机关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直接处理。应该大力表扬那些认真处理人民来信，热情接待人民来访，切切实实为群众办事的好干部；要严肃批评和教育那些对来信来访不负责任，采取推、拖、顶的恶劣作法的干部。 林彪、“四人帮”十年祸国殃民，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我们遗留下大量的问题。群众要求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凡属群众提出的问题，只要是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都应当按照政策，力求迅速、妥善地解决。有些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应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争取逐步解决。要教育上访的群众，对领导机关提出和要求解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只要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把情况讲清，道理讲明，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人，只是极少数，对这些人也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因此就否定多数人的正当要求。一定要把信访工作抓紧抓好，坚决纠正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集中精力从事四化建设。

第3版()专栏：党的生活 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记宽甸县委书记傅钟铎同志认真做好信访工作的事迹 一九七七年八月，傅钟铎同志带着党的委托来到辽宁省宽甸县委主持县委工作。当时，许多干部群众纷纷来信来访，向他反映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给宽甸县带来的严重后果，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干部，联想“四害”横行时，自己惨遭迫害，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情景，对受过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深表同情，同时也感到肩上担子沉重。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认真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为人民伸张正义，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宽甸镇公社南关街道七十八岁的王秀玉的爱人，原是杨靖宇部下的一个指导员，一九三四年被日寇杀害。解放后，王秀玉的家庭生活一直由党和政府照顾。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知什么原因，烈属的待遇被取消了，生活也没人管了。家中三个人常年有病，欠了大量的债。房屋四处漏雨也没法修补，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王秀玉多次上访，但有关部门却敷衍塞责，互相推诿，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王秀玉听到新来的县委书记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议论时，已经凉透的心活动起来，想去试试看。 一天，王秀玉来到办公室找到傅钟铎同志，把自己的问题和想法无拘无束地都谈了出来。傅钟铎听完王秀玉谈的情况后，心里很不是个滋味：革命先烈，为了革命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迫害下，先烈们的亲属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干部竟然不同情、不过问，怎么不叫人气愤呢？他详细询问了王秀玉的情况，并当即打电话把信访部门的领导同志请来进行研究，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组，立即进行调查处理。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政治上给王秀玉恢复了名誉，又恢复了烈属的一切待遇，使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迅速解决了。 去年六月，傅钟铎接到县化肥厂一名工人的来信，反映城镇蔬菜供应紧张，许多居民经常吃不上菜。他立即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走访了三个大队九个蔬菜生产队，对蔬菜的产、供、销进行了调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实行统筹安排，迅速改变了城镇蔬菜供不应求的局面。 宽甸县是遭受“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干扰破坏的重灾区。这些年来，冤、假、错案很多，问题成堆。有个阶段，上访人数和信件急剧增多，傅钟铎曾在一个中午就接待八个上访人员，一天内就收到十几封上访信。他夜以继日地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老伴和女儿担心他把身体拖垮了，劝他适当注意休息。傅钟铎同志耐心地向他们讲党的优良传统，讲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讲自己作为一个县的领导干部的责任。老伴和女儿理解了他的心情，也积极地照顾好上访群众。女儿还风趣地说：“我们家变成了信访接待站，爸爸是主任，我们是接待员”。 去年四月，他在太平哨公社蹲点时，一些社员分别写信或当面反映二龙渡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赵有玉的问题。傅钟铎便亲自到这个大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个别访问，查实了赵有玉在旧社会赌博成性、当过国民党“清剿队”，当队长后贪污盗窃、迫害干部群众，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与此同时，还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查清了赵有玉的后台、公社党委的一名副书记利用职权包庇坏人，打击陷害贫下中农，大搞封建迷信等问题。为了伸张正义，打击坏人，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经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研究，报请市、县有关部门批准，撤销了公社党委那个副书记的职务，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了赵有玉。 红石砬子公社中学教师王亦风，在清队时，因派性作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几年来，本人曾多次上访，但始终没有复查处理。去年春天，傅钟铎得知这一情况后，责成县公安局和公社党委进行复查，并亲自到这个公社调阅王亦风的案卷。在阅卷中，他感到把王亦风说了“毛主席的话，怎么能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是错误的，其它问题也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他和公社党委、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并经县委研究讨论，决定给王亦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王亦风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永远不忘党的恩情，要为培养好革命接班人奋斗终生。 林奇涛

第3版()专栏：党的知识 写匿名信就是不光明正大吗？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员和群众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权批评监督，有权向各级党政机关提出申诉和控告，这是党章和宪法明文规定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保护，一般情况下不必要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 但是，当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时，人民群众除了采用公开的斗争形式外，也会采用各种隐蔽的、巧妙的斗争形式，如用化名或匿名的办法向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揭发问题，以免遭受打击报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有些同志就曾运用过这种斗争方式。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其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单位的领导人依然不能正确对待党员和群众的批评和意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那里尚未得到有效的实施，因而有的党员、群众不得不用匿名的方式反映问题。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所以，不能说写匿名信的人是不光明正大，更不应对此进行查究。用什么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 是不是光明正大，主要是看信的内容。如果动机是好的，事实是基本属实的，意见和要求也是合理的，即便是采取匿名的形式，也应说是光明正大的，应该受到欢迎，并认真处理。相反，如果信的内容是歪曲事实的捏造、诬陷，即便是公开署名，也不能说是光明正大的，并应予以查究。

第4版()专栏： 辽宁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 认真做好揭批“四人帮”运动收尾工作 新华社沈阳七月六日电 中共辽宁省委六月中旬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善始善终地做好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收尾工作，巩固运动成果，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通知说，辽宁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辽宁省经济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但是，还必须看到，辽宁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年来，全省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至今各地都还有少数落后单位。即使运动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单位，也有落后部门。运动的遗留问题还不少，收尾工作量还很大。因此，各级党委一定要继续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认真做好收尾工作。通知要求： 第一，要做好后进单位的补课和遗留问题多的单位的扫尾工作。后进单位中，有的是基本未动的“死角”，有的是运动走了过场，搞“夹生”了。这些单位的问题，主要是领导班子问题。各地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情况，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必要时要派出工作组，首先调整好领导班子，迅速解决存在的问题，真正做到善始善终。 第二，要认真抓好定案和组织处理工作。当前要继续抓好清查对象的材料核实，这是组织处理的基础。一定要把结案材料工作搞得扎扎实实，真正做到证据确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结案材料要与本人见面，本人提出的合理意见要认真采纳；对不合理意见，要坚持原则，据理进行说服教育；对事实俱在，拒不承认的要严肃批评。 对犯错误的人的组织处理，一定要坚持“严肃谨慎、区别对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该严的严，该宽的宽，既要反对那种“宁左勿右”只讲严不讲从宽的错误倾向，也要反对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讲从宽不坚持原则的错误倾向。在组织处理中，一定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对于没有查清的打死人案件、失踪案件，有关地方和单位要认真查清，不能马虎了事。 第三，要认真做好犯错误和受到触动的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切实做好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对于运动中受到触动的人，经过清查，要实事求是地向本人，并在适当范围内向群众，把清查结果讲清楚，以利于消除隔阂，增强团结。

第4版()专栏： 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胜利结束 评卷工作已在全国各地紧张进行，预计七月底以前全部考生的试卷可以评阅完毕，重点高校于八月下旬发出录取通知书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一九七九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七月七日开始，历时三天，已胜利结束。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全国有近四百七十万人报考高等学校。据初步统计，在全体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约占百分之六十七；文科考生占百分之三十七。有五百八十名台湾、港澳、华侨考生，参加了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目前评卷工作已在全国各地紧张进行，预计七月底以前全部考生的试卷可以评阅完毕，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将于八月下旬发出一九七九年高考录取通知书，九月一日入学。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雪初、黄辛白、杨蕴玉等到北京市一些考场视察；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到考场看望考生和监考人员，了解考试情况，指导工作。 今年各地对搞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工作十分重视。高考前，各地专门召开会议，力求把准备工作做早、做细、做好。商业、交通等部门热情支持统考工作，从各方面方便考生。 考试期间正值炎热暑夏，但因组织工作做得好，各地考场秩序井然；监考人员认真负责，热情关怀考生，有的还为考生洒水降温、送药送水、送湿毛巾擦汗等。北京市一百一十九中学考场的一个考生误到了六十四中学考场，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立即派汽车将考生送到一百一十九中，使他及时赶到考场参加了考试。教育部的主管部门昼夜有人值班，及时解决高考中的问题。湖北省秭归、黄陂因山洪暴发，有几十名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场，不能如期进行考试。教育部决定：对这批考生将用副题另择日期进行考试。 记者访问了一些考生，他们表示：尽最大努力考出实际水平，任凭祖国挑选。有的还说，他们已经作好两种准备，服从国家安排，不论在学习岗位上还是在其他岗位上，都要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第4版()专栏： 继续开展经济理论领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在京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深入讨论，为贯彻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扫清道路 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记者余振鹏报道：在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标准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并把这一讨论扩展到各门经济学科、各经济业务部门、特别是经济领导部门，以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和流毒，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扫清道路。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回顾经济学界去年夏季以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收获，并就继续开展这一讨论交换了意见。座谈会由董辅祁主持。 与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们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理论界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这是很自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经济学界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物质利益问题、社会主义企业能不能实行自负盈亏和企业间可不可以竞争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可不可以利用外资问题，等等。 大家说，经济理论领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需要继续开展下去，还有许多禁区没有打开，没有触动；在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给以理论的回答。他们建议，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到基层的同时，各经济工作部门，特别是领导机关，也应继续深入进行这一讨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认真总结许多年来我们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经济理论工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试验、总结，从中寻找出最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从来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到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对于我们过去实行的一套经济体制、管理方法和制度，不能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要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它们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我们要坚持和采用那些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和方法；勇于改革那些不利于发展生产，不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落后东西。我们还要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同它们进行比较，吸收人家的长处，避开其短处，从我国实际出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特别提到，在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人们将接触和探讨各种问题，非常需要进一步发扬理论民主，引导各种不同意见开展实事求是的争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反对主观武断，反对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切忌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

第4版()专栏： 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行方便 ——记一位少先队辅导员的呼吁 最近，北京火车站附近一所小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向记者诉说了她的一些遭遇，使人得出一个结论：现在需要向整个社会呼吁：大家都来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从多方面给孩子们以方便。 她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十一月，《中国少年报》复刊了。孩子们总算盼到自己的报纸了，他们多高兴啊！这位辅导员赶紧叫孩子们交钱订阅。《中国少年报》的报费是每月九分钱，孩子们把平日一分二分积攒下来的钱交到她手里，凑起来有一百多元。她兴冲冲地来到东单邮局交款订报。可是，钱拿出来却碰了个大钉子，一位工作人员厌烦地说：“这么多‘钢蹦儿’，谁有功夫给你数？去，到银行换了整钱再来订。”她只好到东单银行去换整钱。没想到，银行的人也皱眉头。这是一段对话： “你哪来这么多零钱？谁有功夫给你数。数好了再来！” “您看，一分的，五分的，一毛的，我已经分好算好了。” “不行，现在没功夫数。” “孩子们交钱可不都是零钱吗？给兑换吧，要不过了时间就订不上报了。”她苦苦哀求说。 “……。”总之，还是不行，他们忙，没功夫。 “我又不是给自己的孩子订。”辅导员又急又气地说，“这是给同学们订报，难道你们家就没有孩子，怎么就不为孩子们想一想呢？” 但是，好话说尽，银行还是不给兑换。这位辅导员只好含着眼泪离开银行。可孩子们还得看报啊，她又只好向母亲、姐姐、同事以及附近饭馆“求救”，把零钱兑换成一元、五元的票子，好不容易才订上报。 从去年底到现在，她为了给孩子们订阅《中国少年报》、《北京少年》、《北京儿童》，不知跟多少人换过钱，也几乎跑遍了东城区的银行。 这位辅导员对记者说：“人们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是办起事来，却不为孩子们想想。” 她又讲了一件事。 春天到了，她带领着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去春游，这是丰富孩子们的知识、活跃身心的有益活动。她带着孩子们来到十路公共汽车站，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较空的车。她便安排孩子们上车。可是，只上去一半孩子，车门砰一声关了，车开动了。多急人啊！要知道这些都是离家门不久的一年级学生。 “停，停……”谁听呀！她只好一边跟着车跑，一边大声对车上的孩子呼喊：“你们在天安门下车，下车后不要乱动，等着我！”这位辅导员说到这里显得很激动：“你想想看，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里，我们的责任重大呀！如果怕负责任，可以不让孩子春游，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多少人家都有孩子，可为什么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象这位辅导员的遭遇，记者在这所小学还听到过。一位教师带着一队孩子过马路，一辆卡车硬要从孩子队伍中闯过去，急得教师冲上去拦住车头大喊：“同学们，快走！快走！” 教师们告诉记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孩子们是受到多方面关怀的。老师带孩子们过马路，警察叔叔总是招呼车辆停好，保护孩子们安全通过；来往的车辆、行人也照顾孩子。 他们还说，现在孩子们看电影、看戏也难。许多电影院——包括北京仅有的一所儿童电影院在内，是不大欢迎安排学生场次的，有时给安排在早上五点半或中午十二点半 （这两场历来售票不多），这都不适合孩子去看。据说电影院也有难处，因为学生场票房收入少，影响计划指标。他们问：一些文化单位除了有个经济收入指标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为儿童服务、教育儿童的指标呢？ 这位辅导员和她的同事们恳切地要求记者代她们向社会呼吁：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保障他们健康成长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各行各业的同志们，请你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开绿灯”、提供方便吧！ 新华社记者 韩舞燕

第4版()专栏： 《民族团结》杂志复刊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六日电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民族团结》杂志，将于七月十五日在北京复刊。复刊后的《民族团结》的任务，将根据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务，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加强民族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 《民族团结》复刊后的第一期内容有乌兰夫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论文，以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而奋斗》的社论。

第4版()专栏： 科学春天的“乡村信使” 本报讯 《农村科学实验》杂志从去年一月创刊以来，深受读者欢迎，被亲切地称为“科学春天的‘乡村信使’、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好教材”。 《农村科学实验》由中国科学院主办，是面向农村的综合性科普刊物。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以及医药卫生常识、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等各个方面，尤其重视国内外科学技术新成就的普及。

第4版()专栏： 农业科学的“百花园” 本报讯 被称为我国农业科学领域里的“百花园”的季刊《中国农业科学》，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农业科学》一九七五年复刊。它的内容兼及农业“八字宪法”的各个方面和农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如动植物遗传育种、作物高产栽培、土壤肥料、耕作制度、植物保护、农田水利、农业气象、作物生理以及新的试验方法等。还经常报道粮、棉、油、麻、丝、茶、烟、糖、菜、果、药、杂等作物以及畜牧、兽医等方面的科研成果。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康克清同志会见缪云台夫妇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缪云台先生和夫人赵佩玱女士。 邓颖超、康克清同志赞扬了缪云台夫妇的爱国热情，对他们回国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并询问了缪云台夫妇回国后的身体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按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精神为祖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缪云台夫妇对她们的鼓励和关心表示衷心感谢。 会见后，康克清同志宴请了缪云台夫妇。 参加会见、宴请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胡子昂和夫人李月华，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副秘书长薛子正，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缪云台先生的友好钱昌照和夫人沈性元等。

第4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名词解释 主犯 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共同犯罪中的为首分子；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其他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分子。 从犯 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分子。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活动一般表现为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窥察被害人行踪，清除犯罪障碍，事先答应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提供窝藏赃物的地方、帮助窝藏赃物、销售赃物等等。 犯罪集团 指以实施犯罪为目的而互相勾结起来组成的犯罪组织。如反革命集团、贪污集团、盗窃集团、流氓集团、投机倒把集团、走私集团等等。它通常有较严密的组织，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者，有的作案时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明确的分工。犯罪集团是以进行多次犯罪或经常进行犯罪为目的结成的，一般具有犯罪人数多，作案次数多，手段狡猾多样，活动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大等特点，是一种最危险的犯罪形式，历来是打击的重点。 教唆犯 指以授意、怂恿、劝诱等方法，故意唆使他人进行犯罪的分子。教唆犯有两个不同于其他犯罪分子的显著特点：（1）从客观上看，他干的是教唆的事情，也就是说，被教唆者是在他的教唆之下去实行犯罪的；教唆行为同被教唆者实行犯罪之间有因果关系。（2）从主观上看，教唆犯是有意而不是无意唆使被教唆者去实行犯罪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在言谈、行动时无意中使另一人产生了犯罪的意图，不能认为是教唆犯。从一定意义上讲，教唆犯是犯罪的制造者、发起者，因此，打击教唆犯，依法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有积极意义。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从重处罚。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累犯 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三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但过失犯罪（包括前后两罪或其中一个罪是过失罪）除外。前罪或者后罪被判处的是管制、拘役刑罚的，或者被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或罚金的，或者在前罪的刑期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超过三年又犯罪的，都不构成累犯。犯反革命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反革命罪的，都以累犯论处。累犯罪行较重，又屡教不改，对社会危险性较大，应当从重处罚。 假释 是指对被判处徒刑的罪犯，服刑虽然没有满期，但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附加一定条件予以释放的制度。我国一九五四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把假释作为一种对劳改犯人实行奖励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于促进罪犯加速改造，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假释不是无条件地免除尚未执行完的刑罚。采用假释，必须遵守一定条件。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有特殊情节，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可以决定假释，将罪犯暂时释放。同时，要以尚未执行完的刑期作为假释考验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是十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如果没有再犯新罪，就认为是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如果再犯新罪，就要撤销假释，把前罪没有执行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需要继续执行的刑罚。 数罪并罚 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几个罪，人民法院对其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依照法律规定的合并判刑的原则，决定应当执行什么刑罚。一人犯几个罪，通常是指一人犯几个不同种类的罪，例如，一人同时或先后犯杀人、盗窃和强奸罪。如果几次犯的是同一种类的罪而且带有一定连续性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作为该种犯罪的再犯或惯犯从重处罚，不需要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处刑。我国刑法规定，数罪合并判刑，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数罪中有处附加刑的，附加刑必须执行。例如甲犯非法制造枪支罪、投机倒把罪和抢劫罪，都未经过审判，因此，人民法院对三个罪首先分别判处十年、五年、八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是二十三年，三种刑中最高刑期是十年，但因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所以应在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酌情决定甲应执行的刑期。 自首 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包括所在组织）坦白认罪。自首是犯罪分子认罪悔过的一种表现，应该予以鼓励，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追诉期限 指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和犯罪分子有义务承担受审、服刑的有效期限。法律赋予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权力（这种权力也叫追诉权），同时规定这种权力只能在一定期限内行使。超过规定的期限，就无权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犯罪分子也不再承担受审、服刑的义务。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但在公、检、法三机关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处分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内又犯新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免予刑事处分 人民法院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判决免予刑事处分。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被免予刑事处分的人，有的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需要从宽处理；有的是犯罪情节虽然较重，但犯罪之后主动自首并确有立功表现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分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交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对一些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的，应宣告无罪，不应判处免予刑事处分。 陈德洪 王作富 （未完待续）

第5版()专栏： 我政协全国委员会致电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 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正义事业 我全总等热烈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八周年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日致电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坚决支持他们六月二十四日联名致世界各国政党、社会团体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呼吁书。 电报说：“我们以中国各政党、社会团体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坚决支持你们在呼吁书中所阐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 电报说：“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全体朝鲜人民最大的民族愿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而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继续霸占南朝鲜，由于朴正熙集团实行法西斯统治，顽固阻挠统一事业，朝鲜仍处于人为分裂的状态。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行径，制造（两个朝鲜）的罪恶阴谋，都是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的。朝鲜的统一问题，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得干预。美国政府必须改弦更张，从南朝鲜立即无条件地撤走它的全部侵略军队和军事装备。” 电报说：“我们始终一贯地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我们坚信，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朝鲜人民的坚韧斗争，以及朝鲜南北双方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一个统一的朝鲜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的东方。”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七个群众组织今天分别打电报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组织，热烈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八周年，并且表示坚决支持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最近发出的关于要求美军从南朝鲜撤走、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呼吁书。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电报指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巩固和保卫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对于发展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电报表示相信，“在华国锋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之花必将更加鲜艳夺目。”电报再次重申：“中国工人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统一朝鲜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以及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提出的四点建议。我们坚决支持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今年六月二十四日联名呼吁书中提出的正义主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致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说：“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回顾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八周年。”电报表示坚决支持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发出的呼吁书。电报说：“美国政府必须放弃分裂朝鲜的政策，从南朝鲜撤走它的全部侵略军队和军事装备，让朝鲜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坚信，朝鲜三千里江山一定会统一，南北骨肉同胞一定会团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学生委员会的电报说：“中国青年和学生坚决支持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最近联名发出的关于要求美军从南朝鲜撤走、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呼吁书，并深信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大业一定会早日实现。”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朝友好协会也给朝中友好协会发了贺电。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朝友好协会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八周年。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以及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员，在北京的朝鲜专家、留学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侯桐出席了招待会，并陪同朝鲜战友观看了中国故事影片《保密局的枪声》。

第5版()专栏： 日本政府要求越南制止难民大批外流 小坂会长指出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应找到根源对症下药 据新华社东京七月十日电 日本政府要求越南当局作出努力，制止越南难民大量流入邻国，并“消除（难民问题）麻烦的根源”。 据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柳谷谦介昨天向越南驻日本大使阮甲表示了日本的上述立场。 柳谷谦介指出，越南难民的外流是对世界，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巨大威胁。他说，东盟国家认为，这种局势与其说是人道主义的问题，不如说是严重的社会和安全问题。 柳谷谦介指出，难民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促进难民的安置来得到解决，而必须消除难民外流的根源。他说，在最近举行的东盟和日本外长联席会议上，东盟国家暂时尚可赞同日本对越南的政策，包括对越南的经济援助的政策。他指出，如果难民问题的局势不能改善，那末鉴于东盟国家中对日本对越南的态度的忧虑日增益长，日本就难以维持它对越南的政策。 据认为，柳谷谦介的这番话表明，日本在局势变得最坏的情况下可能被迫停止对河内的经济援助。 据新华社东京七月十日电 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九日在对中国记者谈到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不能开成摊派收容难民数量的会议。更重要的是找到难民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 小坂会长指出：“现在的印度支那难民问题不是什么普通的难民问题，它是利用强权实行弃民政策所造成的。” 小坂会长在和记者一起回顾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瓦斯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罪行之后说：现在越南强行把大批难民赶向大海，使许多难民死于非命。 在谈到越南造谣诬蔑中国是造成越南产生“难民”的原因时，小坂会长幽默地引用一句日本谚语说，这是“把白鹭说成乌鸦”。 小坂会长说，现在，有的国家仅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为多接受一些难民就可以解决“难民”问题了。他认为，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他非常赞同新加坡外长关于越南难民问题的见解，认为必须“治本”不能只“治标”。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十日电 瑞士和英国报刊发表文章，谴责越南当局不顾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的生命安全，大量制造和输出难民，从中大发横财。 最近一期的《瑞士报刊评论和新闻报道》刊载了一篇题为《越南的悲剧》的文章中指出，越南政府象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那样，迫害和驱赶难民。 英国《每日邮报》最近载文指出，越南当局不顾成千上万越南人民的生命安全，用破旧的木船，把难民运到公海，是“如此惨无人道”，使“年纪大一点的人，回忆起当年党卫军在一夜之间将一家之主带走的可怕的日子”。

第5版()专栏：国际短评 治标，还是治本？ 越南当局源源不断地输出难民，给东南亚国家造成极大困难和沉重负担，其他国家也被要求不断扩大收容数额，无不感到穷于应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光从人道主义角度采取收容难民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人说得好：你收一千，它推给你两千；你收五千，它推给你一万。这就说明，采取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制止越南制造和输出难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 东盟五国深受越南大量输出难民之害，它们从严酷的实践经验中深知，要有效地制止越南难民外流，必须治本。东盟五国巴厘外长会议就明确指出，“为了在国际水平上致力找出解决办法，应该着重从源头去解决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不去触及越南输出难民政策的背景、意图和目的，不敢批评越南当局种族灭绝政策和大越民族沙文主义的胡作非为，不敢联系越南在莫斯科支持下侵吞印度支那并妄图称霸东南亚的勃勃野心，河内当局将认为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是软弱可欺，因而将更加放手地利用难民问题作为进行政治讹诈和给别国制造灾难的工具。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是要同越南讨论他们所谓的人道问题”，那等于是“上越南的当”，“如果我们到日内瓦是讨论问题的根源，那么这是值得的。一旦你看到问题的根源，你就看到越南。” 东盟国家正义的呼声，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不久前指出，“我们只考虑（难民）问题的现象而不考虑其根源的时间太久了。”日本外相园田直也强调：“关于印支难民问题，最重要的事是从其根子上制止它，要关掉水龙头。”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虽然扩大收容难民人数，拨出更多救济款项等等人道主义措施是应该采取的，以济难民们的燃眉之急，但这毕竟不是治本之道。 河内当局作为输出难民的罪魁祸首，最怕的就是治本之道，因为这将触及它输出难民政策的政治实质。范文同最近急急忙忙地宣称：“我们决定去日内瓦……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个条件，就是要从纯粹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处理。”好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这番话出自灭绝人性地输出和虐杀成百万难民的越南当局之口，真是极大的讽刺！越南当局心目中“纯粹的”人道主义，就是要别的国家或者国际会议为之非人道的“出口难民”的政策涂上一层保护色，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使它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驱赶难民。越南当局是惯于耍弄各种各样的无赖手段的。人们对于越南当局设下的圈套，不能不提高警惕。

第5版()专栏： 马科斯夫人抵达桂林参观访问 新华社桂林七月十日电 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下午乘专机从西安到达桂林。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李先念副总理的夫人林佳楣，陪同马科斯夫人参观访问。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覃应机、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梁成业等，到机场欢迎马科斯夫人等贵宾。一位活泼的小姑娘在飞机舷梯旁向马科斯夫人献了一束鲜花。 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为菲律宾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 上午，马科斯夫人等在西安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和半坡博物馆。贵宾们离开西安时，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西安市革委会主任陈元方到机场送行。

第5版()专栏： 美参院外委会开始就美苏核条约举行听证会 外委会主席丘奇提出对条约是否可以核查等几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据新华社华盛顿七月九日电 美国政府今天开始了争取参议院批准它上月在维也纳同苏联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运动。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今天开始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个有争议的条约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证。目前，表示反对这个条约或者表示不承担义务的参议员占三分之一以上。批准条约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在开幕词中说，在参议院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辩论期间，某些中心问题必须得到答复。这包括：这个条约是否公平？条约是不是可以核查？它是否解除了美国的盟国的忧虑，能否促进同盟国的继续合作？条约是否维护了美国未来的安全所必需的那些防务选择和武器计划？ 万斯和布朗在会上阐述了美国政府签署这个条约的理由。万斯强调说，条约将在两个根本的方面帮助美国保持同苏联的战略力量平衡。它将允许并且事实上帮助美国对战略力量实行必要的现代化，它将延缓苏联战略计划的势头，从而减少美国将要面临的威胁。 万斯提出的美国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包括： 今年秋季，美国将开始为海神潜艇装备射程较远的三叉戟一型导弹。“一九八一年年中，第一艘新的三叉戟潜艇将保证我们的潜射导弹继续是不易受到伤害的。” 美国正在用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来提高Ｂ—52轰炸机的效率。这将使这种轰炸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够突破苏联的空防”。 万斯还说，“总统已经决定研制一种新的陆基导弹，即ＭＸ导弹，它将发射比我们现有的民兵导弹更多的弹头，并具有更大的准确性，它将是机动的，因此在遭到突袭时能够保存下来。” 万斯一厢情愿地说：“这个条约将制止苏联的军事扩张和苏联在没有这个条约的情况下将会实现的军备改进。它将允许我们改进我们的战略力量。” 国防部长布朗在发言中叙述了苏联如何威胁要取得核优势，美国为什么不得不增强它的防务计划和限制苏联的力量。他说，如果让苏联取得了核优势，“他们非常可能会通过政治恐吓或者军事行动，或者两者都用，来利用这一好处”。 布朗说，美国的战略力量计划的两个目标是：“威慑和必要的平衡”。这一战略要求美国首先能阻挡住苏联竭尽全力的全面进攻：这就是说，“即使苏联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首先发动进攻，我们得以幸存的能力也足能摧毁苏联的工业和城市”。 然而万斯和布朗都指出，条约是双方互相限制的结果，但却未具体说明美国方面所作的让步。 万斯和布朗发言之后，一批参议员开始提出问题和发言。 伊利诺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珀西说：“自从几年前把巡航导弹问题列入谈判日程以来，我一直对巡航导弹射程所加的限制感到关切。我们竟然要对一种在盟国防务中可能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系统加以限制，这在当时令我感到奇怪，而且至今仍令我感到奇怪。” 他希望明确肯定，条约中没有任何东西禁止美国继续采用同盟国进行防务合作的传统方式，包括在必要情况下转让巡航导弹的技术。他接着说：“构成对欧洲直接威胁的苏联两项重要的武器系统，即：ＳＳ—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却仍然处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之外。上述系统及其造成的威胁不能予以忽视。”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迪克·卢加尔在一项声明中说，“按照当前的条约内容来看，它将不会减少由于苏联多年来扩充军备而对我国安全造成的危险”，“这项条约将不会减少苏联武装对我国的威胁，也不会使苏联人正在试图改进的任何一项武器系统受到约束”。他还指出：“甚至当我们开始辩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我们也没有肯定我们的基本还击手段是安全的，而由于我们受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如此大的限制，以致我们对美国安全所必须作出的基本决定也必须小心翼翼。” 会上也提到了有关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问题。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领袖贝克说：“冷酷的事实在于，就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这是所有武器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而言，这项条约没有使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获得改善，事实上使它更加恶化了。” 国务卿万斯要求参议院不要修改这一条约，他说：“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期望现在通过一个修正和保留的过程而使得讨价还价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举行的听证会还将继续举行。

第5版()专栏： 阿根廷和尼日利亚报刊指出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能遏制苏联扩张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七月九日电 阿根廷《经济学家》周刊最新的一期发表评论，指出美苏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不能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 评论认为，这项条约没有能说服勃列日涅夫减少驻扎在非洲和亚洲战略地区的古巴军队和苏联顾问。评论还指出，这个条约比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不能制止核竞赛，而俄国人将“在八十年代获得明显的核优势，加之它在非核武器方面日益增长的优势，可能导致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薄弱地区对西方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评论强调指出，苏联核实力的增长，将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据新华社拉各斯七月九日电 《尼日利亚先驱报》最近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美国和苏联达成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并没有真正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文章说：“军备竞赛将在一些微妙和更危险的方面继续进行。” 谈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手法时，文章指出，它们一方面要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则又要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它们是“和平使者”。但是，文章指出，没有迹象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愿意放弃扩张势力范围。 文章最后说：“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大谈特谈‘缓和’和‘裁军’，但是它们仍将继续扩大它们的核武库。”

第5版()专栏： 不惜一切育人才 朝鲜访问记之二 育钧 未到朝鲜访问之前，早就听说朝鲜的教育事业非常发达。百闻不如一见。到朝鲜参观、访问后，确实感到名不虚传。朝鲜发展教育事业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先看朝鲜教育事业发展的概况：解放前，朝鲜北半部没有一所大学，中学也仅有四十三所，民族知识分子寥寥无几，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三十多年来，朝鲜建立了大学一百五十八所，高等专科学校六百多所，中学四千一百多所，小学四千七百多所。随着学校的迅速增加，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继一九五六年实行小学义务教育、一九五八年实行中学义务教育、一九六七年普及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之后，一九七二年开始普及十一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各级在校学生有五百一十多万人。如果加上正在托儿所、幼儿园里幸福成长的三百五十多万儿童，那么，直接由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人数就有八百六十多万人，约占共和国北半部总人数的一半！ 三十几年时间，中间又经过一场多数城镇被毁成废墟的卫国战争，朝鲜教育事业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是由于劳动党和政府关于“教育工作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为了搞好下一代的教育不惜一切”的方针，发挥了最大的威力。金日成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提纲》中指出：“教育是决定革命的成败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的根本问题之一。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离开了教育事业，就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繁荣。教育问题，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新获得独立的国家，作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朝鲜光复后，全国人民的学习用品极为缺乏，学生甚至买不到铅笔。金日成主席把生产铅笔作为一件大事，决定从生产铅笔开始共和国经济建设。为了筹建第一所综合大学，金日成主席亲自写信把散在共和国北半部和南半部的专家、学者请到平壤，商讨建校事宜。他亲自为这所大学选定校址，克服当时百废待兴的困难，提议把农民在祖国光复后第一年交的爱国粮，作为建校经费。这就是朝鲜的“大学之母”——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由来。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朝鲜光复后发展起来的五千多所学校毁成灰烬。战争结束时，平壤几乎是一片废墟。一九五四年，首都开始重建。当时，许多人主张先把弹坑填平，修建马路；另一些人提议先盖中央一级机关大楼。一天，正在建筑中央某机关大楼的一家工程公司，接到停建办公大楼改建校舍的命令。这是金日成主席的指示。金主席说：“中央机关办公室简陋，这是事实，但我们首先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校舍问题。”接着，金主席给这个工程公司送去一座现代化的四层楼的校舍图纸。这就是现在屹立在万寿台边沿的仓田学校的校舍。建筑工人为金主席的深切关怀所鼓舞，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建筑工程。原来在土窑洞里念书的孩子，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校舍。九月二十六日，金主席来到这个学校视察，指示教育部门，按照这种规格多多建设学校。“在废墟上先建设学校”，很快成为全国各地的自觉行动。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不仅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整个社会都十分关心、积极支持教育事业。城市里，凡是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必有幼儿园、托儿所和学校。大一些的工厂，最安静的一角，总是让给保育院。在农村，合作农场中最好的房子是托儿所、幼儿园；农场管理委员会所在地，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校舍。大学，总是盖在环境最幽静、交通最方便的地方。温泉、矿泉、海滨和风景优美的游览区，都设有专供中小学生活动的野营所，每个学生每年可以在那里过半个月的愉快生活。学生回到家里，家长根据教育委员会编发的家庭教育课本对子女进行辅导。学校定期召开家长会，工人、农民、干部（包括国家领导人）都准时前往参加，尽家长的义务。朝鲜同志说，共和国北半部二百多个郡，郡郡都有学生少年宫或少年会馆，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前往学习自己喜爱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进行有意义的文体活动。朝鲜同志把少年宫、少年会馆看作社会向学生进行课外教育的重要场所，从建筑设施、器材设备、图书资料到辅导人员，都给予大力支持。参观了这些设施，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在朝鲜城市和农村里，看不到青少年学生在马路上闲逛？原来，他们都到这些能发挥自己旺盛精力的地方去了！ 朝鲜全国如此重视教育事业，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和政府站得高，看得远，坚持不懈。我们在金大参观时，第一副校长池昌翊同志详细介绍金主席在战争期间，冒着枪林弹雨，前往迁到慈母山的金大视察的情景。那是一九五二年四月，金主席决定从前线抽调一批战士到校学习，他语重心长地对师生们说：学习就是战斗，现在就要看到战后祖国的建设事业，没有自己的干部是不行的。”停战后仅仅三天，金主席就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关于做好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新学年度准备工作的决定；以后不到一个月，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者大会，为全国学校的恢复建设指明了方向。 朝鲜的农业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怀。一九四八年，金日成主席提议，在元山市郊的蒸笼山下，创办了第一所农业大学——元山农业大学。美帝侵朝战争时，学校迁到与中国接壤的慈江道江界郡继续上课。停战不久，金主席决定迁回原址，并派人送来许多器材，指示说：要以当年打美帝的气魄来复校，要把农大建设得更高大、更漂亮。农大校长金正勋、党委书记李光龙同志说，农大建校三十一年，金主席来校视察十六次，作指示一百三十多次。这是朝鲜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农业大学，有六座教学大楼（还有两座正在兴建）、四十多个实验室、一个实习工厂和各种现代化生活服务设施。不包括一百公顷实验农场和二十七公顷果园，光是大学区就占地二百公顷。校长说，根据他们的经验，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郊区比较好，因为要教学，要研究，要有试验田，设在城市郊区，可以兼有城市、农村的方便。临分手时，校长指着远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建筑群说：“那是金主席特意送给我校的现代化温室，占地六公顷，现在还没有修好，明年你们再来，一定领着你们进去看看。” 无论到哪个学校参观访问，我们都深切感到，朝鲜同志不仅为发展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提高教育质量想了许多办法。他们特别重视直观教学。仓田学校是一所普通小学，配备的直观教学用具，象动、植物标本室，简直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小型自然博物馆。这些教学用具、仪器和标本，一部分是教师自制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关部门供应和赠送的。万景台红旗革命学院是一所中等学校，它拥有几十个教学实验室。学生们学习机械原理的时候，可以到拖拉机、汽车、坦克、船舶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那里有专供教学用的可以看到发动机解剖面的操纵台，机器一转动，学生很容易明白老师讲授的东西。平壤外语学院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录音录像仪器，包括专供学生锻炼翻译、会话能力的电影教学室。我们曾经参观中文系五年级学生的中语会话课：小小的放映机放映中国影片《渡江侦察记》，几个学生分别担任剧中的角色，手执送话器，为画中人配音。那准确的发音，流利的对白，使你很难分辨出讲话的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朝鲜建立了适应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完整的教育制度。孩子生下七十七天以后，先在托儿所，后到幼儿园接受免费抚养和教育。从五岁开始，进入学前教育，学习文字和简单数字；满六周岁升入小学，接受学校教育，直到中学和大学。为了帮助职工、农场场员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国家建立了工厂大学、工厂高等专科学校、夜校和函授学校等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国家干部则通过干部教育系统，分别轮流到金日成高级党校、人民经济大学和道的政治大学等干部学校学习。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培养、提高基层干部的车间主任学校、作业班长学校以及各种技工学校。朝鲜同志把这种作法称作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朝鲜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经过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六年计划，共和国北半部已经形成一支由大学毕业生（或相当于大学毕业）组成的百万知识分子大军。三十多年前曾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的朝鲜劳动人民，现在已经普遍具备中学以上的文化技术水平。仅以农村为例，现在所有合作农场的分组长全都具有技术员水平，每个合作农场都建立了总农艺师、农艺师、准农艺师和技术员的技术指导系统。如此雄厚的农业技术力量同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相结合，加上科学的管理，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山区、平原，分别比过去提高三倍到六倍。 朝鲜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英雄的朝鲜人民并不因此而满足。前几年，他们豪迈地提出了新的宏伟目标：为实现全社会知识分子化而奋斗。从昨天看到今天，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他们的这个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第6版()专栏：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朱子奇 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接见了希腊老一代女作家海伦·卡赞扎基夫人和她的两位朋友。卡夫人说了许多诚挚而激情的话，我把它写下来，成了这首真实而朴素的诗。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摸摸你新中国妇女代表的衣裳！ 好象摸到你亲手纺制又缝补了的延安服， 好象摸到了你这长征女英雄的灰军装。 这是一个西方妇女多年来的美好梦想， 当我的手指触及到你时才敢相信梦想已实现。 我真的看到了你焕发的容光，听到了你的笑声朗朗， 此刻，我感到人民大会堂格外温暖和明亮。 朋友，你瞧，我心中传奇式的人物确实存在， 周恩来的战友和夫人果真站在我身旁！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平静下来和你谈谈心，向你把颂歌唱。 唱毛泽东、周恩来的光辉思想和宏伟遗愿， 唱两颗不陨落的巨星和巨星的永恒光芒。 毛泽东，你们说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 我说，有了他东方亮了西方也更有希望！ 他是二十世纪的变革大师，是我心中第一颗明星！ 他何等丰富渊博，是政治家、军事家、哲人、诗人。 呵，我特爱听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长！ 我乐意跟他走：跟老愚公坚持挖山、挖山……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摸摸你身上还散发着周恩来热气的衣裳！ 当我知道衣主人穿着它参加日内瓦会议， 又仿佛回到二十五年前的莱蒙湖畔。（注一） 人们欢呼他把东方的呼声和智慧带进会场， 为恢复印支三国的和平与正义他功绩辉煌！ 呵，如今忘恩负义者背叛了，作恶多端了， 给进犯者一次还击是公正礼貌，来而有往。 周恩来，国际伟人！和平与友谊的播种者， 与亿万人心心相通的人，他的美名天下扬！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倾心细听你把长征的故事讲。 两小时，象跟你走了两万五千里，过两整年！ 跟你一起强渡大渡河，飞越夹金山。 用一毛“伙食尾子”钱买几颗花生充饥， 用几块单薄的布片抵御那风雪严寒。 追堵的蒋军被甩掉了，可怕的病魔被征服了， 那遵义楼角的灯火把战士的心点燃。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个高大形象融为一体了， 从此，一对伟人夫妇在我心中永远分不开了。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三个爱慕者轮流摸摸你国际战士的衣裳！ 摸摸你被各国人民抚摸过的中国服装！ 你七十五高龄的长者，在西方早该退休了， 可是你却仍把重担挑，还飘洋过海走四方。 你风雪中开不败的花朵呀，万人景仰！ 你称得上是当今普罗米修斯式的姊妹， 呵，那古希腊传说的誓言又在我心中回响。 ——我决不作宙斯的可耻奴仆。 我宁肯永世被绑在山崖上！（注二）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摸摸你向二○○○年出征的戎装！ 司令员，请收下我这名来自荷马故乡的小兵吧， 请指点我如何为“四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吧。 我丈夫生前说：“他的心一半在希腊一半在中 国！”（注三） 我丈夫有遗言：“要世世代代与毛泽东中国友好！” 当天安门传来百万人的冲天哭声时， 我悲痛的心流着泪飞向哭周恩来的中国！ 中国，我的第二祖国，我的希望所在， 你冲破了冰封向前启航，世界向你欢迎鼓掌！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与你相见，我变得年青，增添了力量！ 我明天清早就要离开晴朗的京了， 要回到那乌云笼罩下灰蒙蒙的西方了。 回到那密林似的枪炮口对准下的西方， 那满地蠕动着克格勃毛虫的西方…… 我决不相信霸权威胁下的欧洲会有和平， 我们要携手前去制止那战争挑动者的猖狂！ 再见了，可敬的夫人，愿你长寿健康！ 再见了，前进的中国，祝你繁荣富强！ 〔注一〕邓颖超同志身上穿的衣服，是用周总理的一件旧制服翻改的。一九五四年周总理穿着它参加过日内瓦会议。当时，卡夫人的朋友和各国群众一起，鼓掌欢迎周总理走进日内瓦会议厅。 〔注二〕普罗米修斯是古代希腊神话中反抗一切神灵意志的著名英雄。他从天上窃取火种给人间，被凶神宙斯缚在山崖上任凭老鹰啄食，也决不屈服，成为蔑视邪恶和压迫的象征。 〔注三〕她的丈夫尼古斯·卡赞扎基，是希腊现代最有影响的进步作家，一九五七年逝世。卡夫妇访华时会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写过许多称赞中国的作品。

第6版()专栏：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歌唱 吕远 北京五月，春光正艳。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繁花夹道，外宾接待厅内高朋满座。日本著名歌手三波春夫站在大家面前引吭高歌。他脸上浮现着亲切的笑意，两眼闪动着喜悦的光辉，微微晃动着上身，大声演唱着歌颂日中友好的《黎明的金桥》。他的声音浑厚而朴素，高亢时嘹亮雄健，低回时轻巧柔和。他唱得那样认真，那样热情，仿佛在向我们述说他多年藏在心底的希冀： 让我渡过那照满阳光的黎明的金桥吧！古老的邻国呵，我的朋友，你好，你好，你好呵！漫长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天气晴朗了，和平鸽飞上了高高的天空…… 他的歌声象一缕春风，在我的心间轻轻吹过，尽管我日文程度不高，但他的每句唱词都听得十分真切。在他那象是瞭望着遥远的地方的眼神里，在他那充满东方色彩的日本曲调里，我隐隐感到他内心里有许多要说而没有说出的话，那是他五十五年来辛酸的、痛苦的、终于转化为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经历……。 三波春夫曾经两次来到中国，但却是截然相反的两次来临。第一次是在三十五年前，那时他是一个日本兵士。他在不满二十岁时放弃了他的音乐学业，被军国主义以“天皇”“圣战”的名义，驱赶到松花江边的佳木斯，每天扛着步枪，唱着日本军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日本兵唱歌是在我的少年时候，有一天一队日本兵在镇前的大道上走过，我在门缝里看见一个日本兵刺刀上挂着日本旗，他们边走边唱，大皮鞋在石子路上卡卡作响。我不知道他们唱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的歌声粗野、恐怖，象野兽在吼叫。三波春夫当然不会凑巧在那一队士兵里，但他肯定也在唱着那些“军歌”，因为那些“军歌”是同日本兵的脚步声连在一起的。但是不久，那些歌声便消失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后，三波春夫作为战俘被运往西伯利亚。四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日本。也许正是这段漫长的辛酸之路，使他懂得了歌声的含义。一九五七年，他用现在的名字开始了新的演唱生涯。他穿着民族服装，用日本特有的风格演唱一些民俗性歌曲：民歌、说唱，和反映下层人民以及背井离乡的农民们的心境的歌曲。他的歌声总是带有一些乡土味道和生活辛酸，在经历过战争离乱的人们和失意农民当中很能引起共鸣，这使他成了一个广为国人所知的歌手。从一个心灵饱受战争创伤的日本兵士，转变为一个痛恨玩弄他们生命和青春的军国主义的歌手，从一个唱着军歌闯上中国土地的日本军人，转变为一个热情歌唱中日友好的艺术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呵！ 当他懂得了被愚弄蒙骗之可悲，也就懂得了觉醒明辨之可贵，懂得了权贵们制造的民族仇恨之可憎，也就懂得了各国人民友谊之可爱。于是，三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他终于又一次来到中国。他带来的不再是侵略者的步枪和野蛮的军歌，而是一双张开的友好之手和一腔涌动的友好之歌。此刻，他正站在中国朋友面前，热情地讴歌他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似乎把心捧在手上，那颗心上镌刻着他的诗句：“……让涂满霞光的黎明金桥，光芒四射吧，日中两国联合起来，力量将无穷无尽！……”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并终于认识到同中国友好的重要意义的日本人的歌声。尽管我们同三波春夫先生有若干观念上的差异，但我们之间有一根神经是相通的：那就是日中人民必须友好！三波春夫的热情歌声唤起了中国朋友的响应，大家一齐合着他的歌声呼喊着：“你好！你好！……”这炽烈的歌声和欢呼声使我感到会场在向四方扩展开去，我依稀看到一条无限宽广的闪光的金色大桥，从东京飞架北京，在春风飘扬的落英缤纷之下，千千万万中日人民欢呼着走过金桥，十一亿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当我走出会场时，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十二年前的五月十三日，那天北京的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在林彪、“四人帮”的愚弄蒙骗之下互相残酷殴打。是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三十五年前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造成的损失值得记取，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也必须牢记。要紧的是：只要人民警觉起来，团结起来，一致起来，任何野心家、任何封建权贵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

第6版()专栏： 张仃和他的画 黄苗子 记得一九七六年八月，我和郁风到香山去探访张仃夫妇，那时他住在老乡家里养病，我们问了很多家都找不到他们，从大街找到小径，向孩子们打听，谁也不知道姓张的住哪里。有个聪明的小家伙问：“是不是那白头发的画画的小老头？”我连忙说是，于是所有孩子都说知道，都争着要给我们领路。后来，我笑着对张仃说：“这件事说明，一个人只要给别人留点印象就行，姓名是无关紧要的！” 最近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的张仃画展，有一部分焦墨（即含水量极少的浓墨，但通过毛笔皴擦的运用，可以表现不同层次的墨色）写生风景，也正是那时候在香山的作品。别人欣赏的是张仃那深到的基本功，又是创新又是继承的焦墨技法，严谨而富有装饰情调的构图以及樱桃沟、碧云寺一带被他抓住了特征的一山一水。可是我了解到张仃在进行这些创作时却正如二百年前在西山一带著书的曹雪芹那样，是含着“一把辛酸泪”的。那时，张仃正在“四人帮”的压力下，什么事情也不让做，其中包括没有画画的自由。可是他生病，他需要休养，于是就搬到香山的村落里去养病。谁知大自然的美又在向他招手，他忍耐不住了，就带着病，孜孜不倦地出去写生。他勤奋作画，每天都作三四幅这样的习作，这就又遭了“四人帮”们的嫉恨，诬说他“逃避地震”（其实地震在七月底，而张仃五月就在香山住下了），又叫回去“批斗”。张仃自从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政以来，已经“批斗”过无数次了。正如这次展出的说明书中所说的，他只能“在服劳役和批斗会的空隙间，作些技法上的练习。”七十年代初，他经常在白天挨批和劳动后，晚上关门画自己的画。 张仃的画展，分为三部分：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张仃自己最喜爱的装饰绘画。林彪、“四人帮”时期，有人把这批作品开了几次“黑画展”，在画面上贴上批语和打上黑×，后来还大批地撕毁。这次展出的是在废料堆中捡回来仅存的几幅，画上还留有残迹。其次是数量较多的、就是上面说的、在林彪、“四人帮”时期“服劳役和批斗”之余画的，包括一九七二年他回忆解放初在德国目睹被法西斯摧残的柏林景象、绘成的《柏林组画》，这是一组多么发人深思的作品啊！第三是一九七六年冬的一组漫画，这是作者对“四人帮”投出的狠狠一击。那时他还没有公开批“四人帮”的自由，所以借用鲁迅杂文的标题《立此存照》；此外还包括在“四人帮”覆灭不久，他的两幅气魄雄俊的焦墨长卷：《长江万里图》及《十渡写生长卷》。这两个长卷是怀着雨后初阳的愉悦之感画出来的，也是张仃在这个沉闷的十年中从事“技法练习”的巨大收获。 这个画展是从烈火中烧炼出来的，它不仅仅是张仃在这一困苦阶段中创作的见证，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历史的见证。 孙猴子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打出来，本领就更大了；经受过林彪、“四人帮”的“丹炉”的大多数艺术家，本领都更高。 张仃同志是一位艺术才能广博的画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从东北家乡流浪到北平，那时北平美专的校长张恨水看到他的国画山水很可取，学校是为了把张仃的国画作为学生成绩的幌子，才收下这个穷学生的。以后他又以漫画为抗日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武器，并且因为参加革命美术活动坐过牢。在抗日的烽火中，他参加了漫画宣传队。不久就辗转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教课。张仃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从事美术普及工作，进行年画、漫画、宣传画等等的创作，并搜集、整理和学习民间的艺术。他广泛地研究各种艺术风格，民族的、民间的、外来的艺术流派他都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这就是张仃的作品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原因。 张仃本身是一位装饰艺术家，如《风筝》、《春牛图》等作品，都是用国画技法，表现民间风格的装饰画。《春牛图》消化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木刻，赋予新的思想与内容。社会主义的绘画风格，应当是丰富多采的，可是“四人帮”一伙愚昧无知，却把这些装饰性的作品，说是什么“丑化劳动人民”，定为“黑画”。 张仃反击“四人帮”的漫画《立此存照》，是从“四人帮”的压力下得到解放的第一炮，这些作品在技法上巧妙地模仿汉、唐壁画，并且吸收了民间版画与宗教木刻，欧洲现代流派的某些色彩和造型，以至于任伯年、张光宇的风格。由于广泛地掌握和运用各种艺术效果，使他能有力地揭露“四人帮”的丑恶本质，同时又是装饰性、艺术性很高的创作。 张仃那豪纵狂放的笔墨，随心所欲的变形，植根于深厚的基本功的锻炼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那大量水墨画和焦墨写生作品说明了这个问题。张仃在香山和太行山脉的十渡，用的是一管破笔，一个小铜墨盒，废寝忘餐地进行焦墨写生的探索。他能够利用这管秃笔，把非常复杂的山形、地质、树丛、山石、建筑，一丝不苟地再现在画纸上，在十分严谨的写实功夫中具有浓厚的装饰情调。在传统的国画技法上，他巧妙地表现阳光、气候的感觉。这些都是张仃在国画方面的创新。张仃十分喜爱黄宾虹的作品，而黄宾虹恰是从写生入手的山水画家。张仃认为，中国画要有所发展，要有时代精神，单靠临摹古人是不行的。他完全同意石涛的那句话：“搜尽奇峰打草稿”。 张仃最早是画国画的，后来广泛地从事其它方面的美术创作，然后又回到国画方面来。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从其它画种中丰富和扩大国画的境界。这也是张仃的成就之一。但是几十年来，张仃的风格、技法和题材总是不断地改变着，尽管他已是须发全白的“小老头”，但永不自满于既得的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始终在探索”。因此，张仃这次展出的画，只是他现阶段的可观的成就。我们都深信他的潜力，我们更期待他灿烂的将来。 我觉得张仃（同样也是黄永玉）同志的画展对于有志艺术的青年同志们是有益的，他首先说明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画家，必须在绘画的基本功上有刻苦的锻炼。只有打下深厚的基础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才能谈到“变”。其次是画家必须从多方面吸取有益的营养，到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从生活中取得创作的源泉，同时也必须多向前人和外国人的技法学习，永远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中探索，才能不断提高，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艺术风格。（附图片） 香山碧云寺钟楼〔焦墨写生〕 张仃

第6版()专栏： “断”祸 虞挺英 “断章取义”，此事古已有之。但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危害之烈，那还是要数林彪、“四人帮”。在他们的帽子工厂里，有几样法宝，一谣言，二诡辩，再有就是“断章取义”。不论什么事，“断”出一鳞半爪来，“调”之以穿凿，就能附会出许多离奇古怪的案件来。甚至从一句话里，“断”出几个字来，顷刻之间就能使香花变成毒草。“四人帮”的各类所谓批判文章，给革命者罗织罪名，然后大张挞伐，无不是用的这种狡猾的手法。它是杀人的软刀子。称之为“断”祸，应该是恰当的。 本来，事实是最顽强的。要在这上面耍花招，似乎比较地难一些。但是，“断章取义”同谣言诡辩相配合，则不仅可以伪造事实，还可以抛开事实的全部总和，取出鸡毛蒜皮也说不上的片断来无限夸大，造成事实整体即是如此的假象，使一些人受到蒙蔽。 黑格尔机智地说过，要找理由的话，可以为世界上随便什么东西找出理由来，因为世界是复杂的。对于“事实”，也可以这样说。大千世界，没有绝对纯粹的事物。按照一种倒行逆施的意图，搜索一星半点的事实材料，证明点什么，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对于确定事物的本质，不会有什么意义。故意挑选个别的、偶然的事实，先使它脱离整体，后使它膨胀为整体的形态，这种做法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思考能力。而在“四人帮”那里，则不过是反革命手法而已。 “四人帮”还常常把他们“断章取义”的一套，说成是什么“抓住要害”。其实，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离开全局和整体，“要害”就无法确定。同时，要害只能在足以确定事物本质的环节上，而决不在无关大局的枝枝节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难道能说是什么“抓住要害”吗？拿一篇文艺作品来说，倘要论“要害”，那只能在它的总倾向中，在它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基调中去找，只有能够反映这种总倾向、总基调的重点场景、重点台词，才能说明这种倾向和基调。而决不能任意抓取某一个不关重要的场景和某一句台词来代替之。可是，“四人帮”恰恰经常抓住某一句对话，某一些舞台设计乃至服装色彩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一出整体说来的好戏，打成毒草。这种恶劣做法，以后再也不能容许它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辩证法，既坚持了全面观点，又坚持了重点论。因而，它也是揭穿林彪、“四人帮”的“断章取义”法术的犀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