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创新大队区别不同情况确定计酬办法 本报讯 江苏省吴江县湖滨公社创新大队党支部，尊重生产队经营管理自主权，从各队不同情况出发，确定不同的劳动计酬方法，建立和健全了生产责任制，有力地促进了春耕生产。 在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过程中，创新大队党支部对中央文件中规定的三种劳动计酬的形式，让生产队干部群众民主讨论，坚持因队制宜。第九生产队搞了多年定额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继续采取按定额记分的方法，对可以按件记工的农活，都确定了合理的定额标准，按照定额记工，坚持多劳多得。第一生产队规模小，土地少，只有二十多个劳动力，集中住在一个自然村，过去一直采取按时记工分加评议的方法，这次经干部社员讨论，仍然采取老办法，不分作业组。第三生产队规模大，六十多个劳力，耕种二百多亩土地，分散在十八个圩头上，过去不分作业组，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生产队长一天忙到晚，生产老是上不去。这次经过群众充分讨论，分成两个作业组，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超产奖励，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积极性。 创新大队党支部既尊重生产队经营管理自主权，又注意加强领导。党支部领导成员分别到各生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讨论，研究改进经营管理的方法，推广经验，帮助解决问题。对按定额记分的，既注意帮助克服限制超定额的情况，在允许超定额以后，又注意帮助解决“只争千分，不争千斤”，只顾数量、不讲质量的问题，在提高农活质量上下功夫。第九生产队采取三条措施，保证农活质量。一是干部认真试工，确定合理的定额标准，既防止有的农活大家抢着做，有的农活无人做，又防止因完不成定额而降低农活质量；二是制订定额、确定工分报酬时，既有明确的数量要求，又有明确的质量要求；三是认真抓检查验收，加强思想教育，使社员群众自觉地把农活质量放在第一位。对于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强调要坚持队为基础，实行几个统一，防止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组。第三生产队试行这一方法时，开始有人提出不如拆小队分开算了，党支部领导成员引导大家学习中央文件，使大家认识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随便变动，搞包工到组不能变相分队，既坚持了队为基础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发挥了各作业组的主动性、积极性，促进了当前生产。对按时记工分加评议的，着重在“评”字上做工作，克服“人头工”，防止“一拉平”。第一生产队对每个劳力评定不同底分，对不同农活评定不同工分报酬，然后根据每个劳力实际完成的数量、质量情况，评定应得的工分报酬，日清月结，张榜公布，防止和克服了平均主义，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创新大队党支部把尊重生产队经营管理自主权和加强领导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建立和健全了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全大队完成的冬春水利任务、积造的水稻基肥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夏熟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目前麦菜长势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

第1版()专栏： 三中全会精神给农民以信心和力量 全国农村安定团结，喜气洋洋，夏粮丰收在望 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一致向前看，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讲心里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多了。今年春天亿万农民安居乐业，艰苦奋斗，大闹春耕，讲求实效。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改变了单一经营，各项经济事业活跃起来了。形势发展也不平衡，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有的地区农业发展缓慢。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极左路线，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七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当前，我国农村喜气洋洋，亿万农民心情舒畅，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这是全国农村以粉碎“四人帮”为转折，进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正确指引下，迎来的万象更新、给人以丰收希望的春天。 今年全国四亿九千四百多万亩小麦、油菜等夏熟作物，眼下大多数长势好于丰收的去年。长江流域许多地区夏熟粮油作物苗架喜人，丰收在望。各地正在紧张进行的春播，增产措施比往年搞得扎实。今年商业部门供应的化肥、农药，以及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都比去年增加。 在林彪、“四人帮”猖狂推行极左路线的那些年月里，大好的春天总是有愁粮的春荒伴随而来。多处地方的人们往往忙于调运分发救灾的物资和钱款，甚至有的地方人口大量外流度荒。今年的春天却是另一番景象，即使在广袤农村仍然有青黄不接、粮食不济的地方，但是人们情绪稳定，安居乐业，艰苦奋斗，大闹春耕。 一九七八年度的社员年终分配工作多数地区已经结束，过去社员深为苦恼的那种“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的现象，许多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在吉林、江苏、上海、山东、福建、四川等地的许多社队，实现了集体粮食总产量、总收入、对国家贡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现金分配等方面增加，生产费用、超支欠款户等比例下降，基本上做到了国家、集体、社员三满意。 农村各项经济事业也活跃起来了。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加上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对农业“想得太窄，限制太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挤掉了多种经营和工业副业生产，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了。近两年多来，许多地区农业生产开始走出了单一经营的“死胡同”，想得宽了，抓得活了。人们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组织生产，干部、社员能够当家作主，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不少地方正采取措施向山区、向湖泊、向海洋进军，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素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样样增产。近两年全省粮食总产增加一百亿斤，总收入增加了二十三亿五千万元，基本上恢复到一九六五年的水平。绝大多数地方落实了社员自留地的政策，做到了“大集体、小自由”，社员家庭副业很快得到恢复和适当的发展。 农村集市贸易补充了国营商业的不足，活跃了城乡市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给广大农民以信心和力量。许多地方认真落实了党的政策，基层干部和社员中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党内民主生活和人民民主生活日渐活跃，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党的领导得到加强。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一致向前看，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讲心里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多起来了。许多农村实行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或在生产队统一掌握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一生产发展规划和作物种植计划、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责任制，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当前就全国农村来说，形势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有的地区农业发展缓慢，社员生活水平很低，工作中的问题还很多。但是，实践表明，只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完全有希望夺得丰收年。

第1版()专栏： 各地银行和信用社大力支援春耕 首季发放农贷三十九亿多元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七日电 记者从中国农业银行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银行、信用社给农村社队发放农业贷款达三十九亿四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及时有力地促进了春耕生产。 各地银行和信用社在今年的农贷发放工作中，把重点放在支援农副业增产的关键措施、各种商品生产基地、农业机械化重点县、社队小水电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上。第一季度发放的农业贷款中，用于社队购买良种、化肥、柴油等生产费用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三；用于购置农业机械设备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二八；用于发展社队企业的占百分之二十点八八。其次，今年第一季度的农业贷款还大力支援了湖北、四川等地区的抗旱斗争。四川省截止二月底，发放抗旱方面的贷款占这个省农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一。 今年在发放农贷时，有些地区注意了维护社队的自主权，支持生产队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不买质次价高、不适用的物资，讲求经济效果。有的地区的银行、信用社还采取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的新做法。 为了扩大农贷资金，今年各地银行、信用社，一改过去春耕季节“重贷轻存”的现象，在及时发放农贷的同时，大力组织农村存款。

第1版()专栏： 两广福建蔗糖大增产 新华社广州五月八日电 广东省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榨季蔗糖生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全省蔗糖产量已突破百万吨大关，达到一百万零两千六百多吨，比本榨季的产糖计划超额百分之六点六七。 据新华社南宁五月八日电 我国主要蔗糖产区之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蔗糖大幅度增产。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榨季总共产糖三十五万多吨，比上一个榨季增长百分之八十四，比产糖量最高的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榨季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据新华社福州五月八日电 福建省十二个大中型机制糖厂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的甘蔗榨季中，创造了蔗糖生产的新纪录。到四月底止，除一个糖厂仍在继续生产外，其余十一个已结束榨季，全省共产糖三十二万四千吨，比上一个榨季增长百分之二十二。

第1版()专栏： 对干部的处理要着眼于教育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军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揭批查运动，认真地清查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已经和正在逐步澄清。这对广大干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教育更加直接，更为深刻。目前，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如何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工作，是一个需要提起注意的问题。 对人的处理，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肃，就是要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那些证据确凿，罪行严重，有民愤，死不改悔的“四人帮”死党、骨干分子，该打击的一定要打击。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态度好，愿意接受教育，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要认真帮助，不要轻易处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而又态度很坏的人，应给予必要的党的纪律处分。慎重，就是要严格掌握和准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对敌我矛盾要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坚决不划。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着眼于教育，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给处分。介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不易分清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能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做到严肃、慎重，就必须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看问题的性质，又要看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还要看历史上的一贯表现。总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一个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严格按照党的政策结论定案处理，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对人的处理是重在教育，还是采取惩办主义，这是不同的路线采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是重在教育，反对惩办主义。凡是人民内部问题，都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同志式的态度，耐心帮助。有一些同志，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只要有悔改表现，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要一看二帮，不要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下去，不给改正的机会。应当看到，经过揭批查运动，犯了错误的同志普遍受到了深刻教育，绝大多数是愿意悔改的，要团结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共同战斗。 处理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教育改造的方针。即使是敌我矛盾和要依法惩办的，也要长期进行教育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的人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即使问题严重，能挽救的还是要教育挽救，不要轻易开除党籍，不要轻易法办。“四人帮”的死党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极少数，对他们的处理，也要把那些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 必须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是正确的、健康的、稳妥的。这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打击迫害干部有原则区别。在揭批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对人的处理工作，是关系到全军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巩固揭批“四人帮”斗争胜利成果的一件大事。决不能因为揭批查运动已经结束，党的工作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对这项工作有任何忽视。少数运动开展比较晚的单位，以及个别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对那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查清的要继续查清。对运动中遗留的问题，要列为党委、政治机关的经常工作，组织专门力量，认真加以解决。那种认为运动已经结束而放松结论定案处理工作，不了了之，草率收兵的作法是不妥当的，是有害的。 应当指出，当前确有极少数跟着“四人帮”犯了严重错误，干了大量坏事的人，对于“四人帮”的垮台并不甘心，他们的根本立场没有转过来，在事实面前不老实。有的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错误本来十分严重，但却拒绝教育，不肯认错。有的人虽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认了账，写了检讨，可是竟然借口落实政策、发扬民主，趁机翻案。有的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到处申诉告状，无理取闹，招摇撞骗，甚至伸手要名要利。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还没有受到深入批判的表现。对于这样一些人，必须批判教育，严肃对待。对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拒不承认而又无理取闹、屡教不改的，要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加重给以处分，否则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此外还要教育大家，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内，都应注意那些没有被揭露出来或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四人帮”帮派分子的动向，对他们的捣乱破坏活动保持警惕，随时揭露，不要上当。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在作组织处理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倒一切、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政策，使党的干部队伍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挫伤。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和错案，使我们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忙于解决这类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一方面，我们要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所谓“宁左勿右”，对人的处理只讲严不讲宽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坚决反对取消思想斗争，不要党的纪律，对人的处理只讲宽不讲严的偏向。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决不能姑息迁就，大事化小，搞一风吹。只有是非分明，赏罚分明，才能有效地伸张正义，也才有助于教育干部。 为了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多做教育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亲自过问，十分重视对犯错误干部的批评教育和帮助。那种一犯错误就没人管，只搞批判斗争不注意帮助教育，甚至一犯错误就要“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不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作风，要坚决纠正。我们要求各级党组织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合情合理的批评教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意见，合理的要采纳，不合理的要坚持，作好解释，本人要求保留的意见应当上报。我们也希望犯有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要实事求是，有错认错，错了就改，从犯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将功补过。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教育干部、增强团结的目的。

第1版()专栏： 贵州榕江大桥通车 据新华社贵阳五月七日电 贵州省一座横跨都柳江的公路大桥——榕江大桥已在五月一日建成通车。 这座钢筋混凝土桥座落在湘、桂、黔边区交界处的贵州省榕江县境，桥身长五百四十三米，加上桥头引道总长一千三百一十六米，是贵州省目前最长的公路桥。桥面车道宽七米，可以并排通行两部大卡车。这座大桥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动工兴建的。它比原计划提前了八个多月建成通车。

第1版()专栏： 团中央通知要求各级团委、少先队组织 引导青少年向自卫还击战英雄学习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八日电 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团委、少先队组织青、少年开展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英雄学习的活动。 通知说，共青团、少先队要把学习英雄的活动，作为加强青、少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积极引导青、少年学习英雄的思想，走英雄的道路，创英雄的业绩。要象英雄们那样，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永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象英雄们那样，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祖国，立志献身四化；要象英雄们那样，无私无畏，不怕牺牲，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国家和民族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战友和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要象英雄们那样，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吃大苦，耐大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要象英雄们那样，自觉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要象英雄们那样，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严防大小霸权主义的侵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四化，保卫祖国。 通知要求各级团委在组织向自卫还击作战英雄学习的活动中，做好以下工作： 一、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组织团员、青少年学习英雄们的事迹，做到尽人皆知。 二、紧密联系当前工作，在青少年中开展学英雄、见行动、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 三、学英雄的活动要结合青少年的思想实际，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讲求实效，防止形式主义。 四、各级共青团的干部和少先队辅导员，要带头向英雄们学习，热爱和做好团和队的工作。

第2版()专栏：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李洪林 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为的是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在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因为世界上有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欧洲就有好几种社会主义。然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社会主义也没有减少。什么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都自称社会主义。世界上还有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连法西斯主义都自称“国家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已经多到什么程度了。其实这些“社会主义”，都是按照它所代表的某个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药方，有的是把小生产当作最高理想，有的想把封建庄园挂上一面“社会主义”招牌。有人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并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封建地主的立场。这种“社会主义”就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至于“国家社会主义”，那不过是披上“社会主义”外套的垄断资本主义而已。 在所有冒牌的“社会主义”当中，我们最熟悉的，要算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主义”了。 这种“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应当永远使用落后的工具，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这才是革命的象征。不能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所谓“唯生产力论”。不能搞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第二，生产关系不需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因此，什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都是 “资本主义尾巴”；什么集市贸易，纯粹是“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分配上要讲平均主义，不能承认差别，不能按劳分配。否则，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 “复辟资本主义”。 第四，生活上要苦，不能搞物质福利。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小恩小惠，拉拢腐蚀”，这叫“福利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第五，在政治上，要拚命地斗，局面越乱越好，要向“党内资产阶级”夺权。否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当然是“修正主义”。 第六，对文化、教育、科学、艺术，要实行“全面专政”。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主义”，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特点，不过总的特点，是比一切社会主义更加“革命”的一种东西，是极左。这种“社会主义”还不光是说说而已，它在中国的土地上，风行了十年之久。实践的结果，是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弄得天下大乱，把国民经济破坏到快要崩溃的程度。中国人民已经非常深刻地领教了这种“社会主义”的什么优越性，因此，按照常情，推翻“四人帮”之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比方说，“四人帮”的路线到底是右还是“左”，就闹了好久也分不清楚。它是“左”得不能再“左”，还是右得不能再右？如果它右得不能再右，我们要拨乱反正，就必须比它更“左”。那不是更要糟糕吗？这个问题，只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家才比较一致地认为，“四人帮”的路线是一条极左的路线。连一个起码的“左”和右，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弄清楚，可见要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思想有些乱呢？为什么有的青年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呢？根源就是林彪、“四人帮”多年所制造的大混乱。当前，有些人的思想有些乱，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新问题，而是多年留下来的老问题。这种混乱本身就告诉我们，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还很严重。至于有人怀疑，也要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要看怀疑什么东西。对科学表示怀疑，当然不对。对迷信表示怀疑，却是一种进步。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那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把社会主义歪曲得走了样子。对于那种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怀疑呢？ 我们搞社会主义，已经快三十年了。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为了取得经验，必须付点“学费”，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并没有因为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而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事实上，我们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取得很大成绩。即使在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也知道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是工作中的问题。只要把错误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必定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个信念是坚定的。 然而林彪、“四人帮”一得势，事情就乱了。差不多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他们那条极左的路线，也就是把全国人民都弄到普遍贫穷的地步，才认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林彪和“四人帮”们，是不包括在这种“社会主义”之内的。他们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早已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能够随心所欲，从国库里“各取所需”了。） 到底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呢？人民心里是有数的。不过“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有权就是有理，把假社会主义冒充真社会主义，只好由他说去。 问题是推翻“四人帮”之后，有人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加以维护。谁要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抛开这一套，就好象违背了某种神圣的原则似的。这就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上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有些混乱的真正原因。可见，怀疑也好，混乱也好，根子都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正是这种流毒，才使某些人的头脑严重僵化，继续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把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和拨乱反正的措施看成“右倾”。也正是这种流毒，使某些人继续把普遍贫穷当作理想，这才使有的人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继续对社会主义发生怀疑，把富裕生活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又使有的人向往西方文明，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至于有人失去民族自尊心，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特别不应当和思想解放联在一起。这种人早就有，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是整齐划一的，其中不但分成各个阶级，而且必然会有民族败类。特别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摆脱殖民地的地位还不到三十年，有那么几个人丧失民族自尊心，又有什么奇怪呢？对于这种人，我们当然要进行教育，不使他玷污中国人的尊严。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除了极个别真正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热爱祖国，切盼中国早日富强的。他们所怀疑的，正是那种极左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认识今天社会上思想情况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看问题不能停在现象上，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在毒害人的头脑，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把科学的社会主义同各种各样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线，特别是同极左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人们怎么会怀疑社会主义呢？如果我们这三十年来，不受假社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一直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祖国的面貌不知比现在要美好多少倍！让我们回头想一想，没有假社会主义捣乱的时候，人们怀疑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因此，当前要澄清思想混乱，就必须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单单是为了澄清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挫折，少走大的弯路。我们已经耽误了多年宝贵的时光，不能再耽误了。然而要想不耽误时间，就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办事，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呢？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产生到现在，不过一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出现，也不过几十年。不论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还是一个出世不久的新生事物，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非常广阔的前途。它既然还很年轻，当然不可能非常完善，不可能不存在一些问题。使这个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它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中不断壮大，并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使它战胜资本主义，这是我们的任务。 林彪、“四人帮”曾经大大推行过这么一种观念：只有我们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只有我们的实践，是唯一正确的实践。人们把这种观念叫作“唯我独左”，或“唯我独革”。现实生活已经证明，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夜郎国”的观念。不要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具备自吹自擂的资格，就是我国已经取得实际成效的经验，也不能自封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凡是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在通向共产主义总目标的前提下取得实际效果的理论和政策，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 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准则。社会主义的准则是有的，只是它并不神秘，也不烦琐。它不是哪个救世主的头脑里固有的教条，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并由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这些准则是不能违反的。我们说它不能违反，并不是从什么道德标准或宗教信条出发，规定人们“必须怎样”，“不准怎样”。我们说它不能违反，只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违反了就要失败。我们所要坚持的，就是这些准则。 第一，我们要坚持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抽象原则。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如果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是社会化的，它就和社会化的生产相适应了。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即公共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离开这个基本点，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就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过坚持公有制，并不是从一种抽象的标准出发，好象只要是公有制就必定是好的。那不一定。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后来就成为落后的，所以被私有制所战胜。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因为它可以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有不同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有不同的形式。现阶段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又有不同的程度和规模。比如在农村人民公社，就实行三级所有制，而以生产队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作为现阶段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基础。简单地说，这种所有制就叫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除此以外，社员还有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这种公有制，就是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现阶段，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在农村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管你公有化程度多么高，也不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四人帮”所搞的那些“割尾巴”（收自留地），“穷过渡”（不顾条件，把生产队所有制强行“过渡”为大队所有制），表面上是 “坚持”社会主义，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社会主义。除此以外，在“四人帮”极左思潮泛滥下，有的地方所谓的“大批资本主义”（取消正当的家庭副业，取消集市贸易等），其实都是从“左”的方面对社会主义的破坏。 第二，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决不能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除了尚未进入劳动年龄的少年儿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外，每个人都必须劳动，并且按照劳动量来领取生活资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以前，唯一合理的分配原则，是最能促进生产发展的分配原则。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违反了它，必定受到惩罚（注意：是“必定”，而不是“可能”）。自从一九五八年张春桥喊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口号以来，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一直遭到歪曲、贬低和破坏。当然，现实生活也毫不含糊地照样惩罚了违反这条客观规律的人们。现在，我们有可能按照这条规律办事了，但是，也未见得十分顺利。在贯彻按劳分配的过程中，有形形色色的阻力。去年恢复了一点奖金（一般是工人超额创造的价值的几十分之一），因为还是试行，缺乏经验，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只要及时改正就行了，不能因噎废食，可是有些人就看不惯，说什么这是“团结起来向钱看”。可见林彪、“四人帮”那种极左思潮的流毒是多么严重。好象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和奖励竟成为可耻的事情。那么，“磨洋工”是不是成了光荣的事情？当然，我们要提倡共产主义精神。事实上很多老工人和青年工人谁也没有专门“向钱看”。不过，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去领导经济工作，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必须坚决批判林彪、 “四人帮”的主观主义和平均主义。 在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下，除了上面两点，还有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原则，不过那可以在另外的文章里面去谈。在经济方面，除了这两点以外，也还有别的问题，比如管理问题，除了属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性问题以外，还有与社会制度有关的问题。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包含着坚持社会主义的管理原则，不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原则，这种管理原则（包括体制）到底怎样才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这方面，也象对待其他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一样，首先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不管什么管理体制或方法（例如：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企业有自主权或没有自主权），都必须在实践面前经受检验。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不能从某种抽象的原则出发，把这个说成是“社会主义”，与此有点不同的就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 当前，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防止从右面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尤其要反对从“左”面来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从右面来的危险当然不能忽视。从“左”面来的危险，尤其不能忽视。因为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并未肃清，一些人所受的“内伤”（用极左眼光看问题，以表示革命，避免挨整）尚未痊愈，只要稍有气候，便会立即风行，给我们的四化造成严重的祸害。因此，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界线。我们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让那种以极左面目来骗人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见鬼去吧！

第2版()专栏： “五四”时期的陈望道 邓明以 五四运动离开今天已经六十年了。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已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同志在“五四”时期的一些革命活动。 一九一九年夏天，陈望道自日本留学回到杭州以后，即受第一师范学校进步校长经亨颐的聘请，任该校语文教员。后来，陈望道与一师其他三位进步教员决定进行语文教育的革新，他们主张“语文课要教文言文，也要教白话文，而无论教文言文或白话文都要注意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教员对于教材要负责任，不能不置可否，更不能颠倒黑白。”这些改革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惊恐，不久就有人在背后攻击陈望道等四人为“四大金刚”，甚至扬言要开枪打死陈望道。陈望道等对反动派的恐吓与威胁嗤之以鼻。 后来，一师有个学生在《浙江新潮》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在整个浙江文化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这篇文章，浙江教育界、思想界的左右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动派制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在这场风潮中，陈望道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机智地带领学生与反动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鲁迅热情赞赏和支持一师师生的斗争，曾说：“……看来经子渊（注：即经亨颐）、陈望道他们在杭州的这碗饭是难吃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陈望道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一师那场风潮以后，他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自行进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一九二○年四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便从没有动摇过。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毛泽东同志还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国文化革命的先驱者鲁迅当时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倍加赞扬。鲁迅说：“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还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劳动运动通论》、《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劳工问题的由来》等文章，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年初，陈望道应陈独秀的邀请，从家乡来到上海担任《新青年》的编辑（这时《新青年》已自北京迁到上海出版）。它从第八卷第一期起正式改组成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每期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列宁的著作，介绍社会主义俄国的成就和各项政策，并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斗争。 《新青年》的改组和迁址，以及它的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引起了买办文人胡适的疯狂反对。这时陈独秀已赴广东， 《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由陈望道负责。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特别表示对陈望道的不信任，甚至还傲慢地给陈望道寄了一张明信片，说什么：“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在给鲁迅的信中表示，“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指鲁迅）”。陈望道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斗争说：“胡适在‘五四’那年的七月就感到谈主义‘是很危险的’，就叫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了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又竭力反对《新青年》杂志移到上海出版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陈望道对胡适的反动思想作斗争是十分坚决的。 陈望道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同时，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一起着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年五月，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同年十一月，陈望道参加了组织Ｃ．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接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组织上作了准备。陈望道在共产主义小组中曾担任劳动部长，经常深入到沪西工人群众中，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职工补习夜校、平民女校，并为这些学校上课、演讲，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 一九二○年，陈望道还参加了组织纺织、印刷、邮电三个工会的工作，这是第一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工人组织。此外，他还协助出版通俗的工人小报《劳动界》，为该报写了《平安》、《真理底神》和《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等文，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为了扩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阵地，陈望道还进行了争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工作。后来《觉悟》上就增加了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开辟了一个很重要的宣传斗争阵地。陈望道自一九二○年四月起，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用“望道”署名，连续发表了讨论社会改革、语文革新、妇女问题，以及文法、修辞等文章近两百篇，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久，陈望道又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上海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为党和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百科知识》第一辑，本报有删节）

第2版()专栏： 《百科知识》丛刊第一辑出版 综合性杂志《百科知识》丛刊第一辑，已于五月一日出版，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 《百科知识》丛刊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是一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阅读的知识性刊物。《百科知识》丛刊每一两个月出版一辑，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及其最新成就的报道，同时选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些试写条目和有关的参考资料等。

第2版()专栏： 新创办的刊物《读书》第一期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创办的刊物《读书》第一期已经出版，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读书》是以书为主题的评论刊物。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努力作出贡献。 《读书》的主要内容有：文化思想问题的评论，《笔谈》，图书评议，新书序跋，《书讯》，作者介绍，读书札记，回忆录，出版消息，国外书刊动态，书摘，装帧评价，以及有关的知识性文章等。《读书》第一期刊载了三十多篇文章。 （据新华社）

第3版()专栏： 全国机械工业系统深入开展学大庆、赶马恒昌小组活动 认真整顿企业基层工作 大力加强班组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八日电 我国机械工业系统深入开展学大庆、赶马恒昌小组的活动，扎扎实实地整顿好企业的基层工作，大力加强班组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据第一机械工业部提供的材料，黑龙江、上海、北京、江苏、辽宁、四川、湖南、浙江等省、市，已经涌现出一批马恒昌小组式的班组和一大批先进班组。上海市机电一局系统评选出的厂级以上先进班组已有五千一百多个，占全系统班组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黑龙江省一机局系统有先进班组一千九百六十个，占全系统班组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各地的先进班组普遍建立和健全了管理制度，实行工人参加管理，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增产节约任务的完成，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创造了条件。 机械工业系统加强班组建设的工作，是在“学大庆、赶马恒昌小组”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三大革命斗争的英雄集体”、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是机械工业系统先进班组的排头兵。三十年来，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班组管理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一、坚持政治挂帅的原则，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业务中去，不断提高小组成员的主人翁责任感；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活动，挑重担，打硬仗，创优质，夺高产；三、坚持学文化、技术，苦练基本功，开展技术革新，不断改进现有生产条件；四、坚持工人参加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五、坚持搞好班组核心，组长能够以身作则，团结同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六、坚持两分法，虚心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找差距，继续前进。马恒昌小组的这些经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七七年春天，一机部在齐齐哈尔召开了学大庆、推广马恒昌小组经验的现场会，推动班组建设。一九七八年八月，在全国机械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一机部进一步号召机械工业企业开展学大庆、赶马恒昌小组的活动。今年初，一机部和全国总工会又共同颁发了在机械工业企业中创建马恒昌小组式班组的试行标准。机械工业系统不少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协助基层单位搞好班组建设，把加强班组建设和整顿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结合起来。经过反复组织和动员，一个群众性的学习马恒昌小组，创建马恒昌小组式班组和“产品质量信得过”班组的活动，在机械工业系统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前一阶段的班组建设工作中，各地许多企业着重调整充实班组核心，轮训班组长；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培养一批认真负责的工人管理员，搞好班组基础工作。上海轻工机械公司先后举办了五期班组长学习班，有三百多名班组长参加，专题学习马恒昌小组的基本经验和工作方法。上海人民机器厂一金工二班班长庄和声学习回组后，运用马恒昌小组的基本经验，建立和健全了班组五大员及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技术学习，使班组管理井井有条，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生产任务完成得好。北京重型电机厂以加强岗位责任制为中心，开展了一次全厂性的活动，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落实到班组，基本上做到有章可循，有制可守。 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三日，全国总工会、一机部、黑龙江省革委会和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在齐齐哈尔市联合召开了经验交流现场会。马恒昌小组和全国各地机械工业系统的先进班组的代表，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并讨论、明确了今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给班组建设提出的任务。参加会议的先进班组的代表，向全国机械工业职工发出了开展学、赶、超马恒昌小组的班组竞赛倡议书。他们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搞好班组工作，建立更多的马恒昌小组式的班组和先进班组，为加速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3版()专栏： 狠抓革新挖潜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效能 西卓子山水泥厂成本和消耗下降，质量提高，利润增加，扭转多年亏损局面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内蒙古西卓子山水泥厂狠抓现有设备的革新挖潜，充分发挥设备效能，使水泥产量大幅度提高。去年，这个厂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扭转了多年的亏损局面，上缴利润一百六十万元。今年第一季度又创造建厂以来季度生产最好水平，成本和消耗下降，质量提高，利润增加，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 西卓子山水泥厂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水泥厂。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生产总是上不去。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起来。针对设备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全厂层层设专人抓设备的检修、改造和管理，确定了需要认真维护和改造的关键设备项目，一个一个地去落实。磨机是这个厂的主要设备，其运转率高低直接关系着水泥产量。但过去磨机运转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他们便逐步摸索经验，改革了磨机传动轴的设计，并把滑动轴承改为滚动轴承，结果磨机运转情况良好。去年以来，这个厂共改造大型设备十四台，实现重大技术革新二十八项，发挥了设备的效能，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 这个厂重视对设备的管理、检修和使用。厂里制定了设备管理、检修制度，每月进行一次全厂性的设备大检查，开展 “红旗”设备竞赛活动，并把设备完好率、运转率作为评比奖励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加强了对工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举办技术讲座，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提高工人的技术操作水平。

第3版()专栏： 广西北海市染织厂积极挖掘生产潜力。他们通过有关部门协助，与香港厂商挂钩，生产餐巾半成品“蒙米布”。既调动了工人生产积极性，发挥全部机器的效能，使工厂“吃饱”，又为国家多挣了外汇。 本报通讯员 吴志光摄

第3版()专栏： 机械化程度低的小厂起步实现现代化 上海伟力弹簧厂从现有的条件和能力出发，大搞技术改造，实现生产自动化 上海生产的一种单人折叠钢丝床受到各地普遍的欢迎。外地去上海的旅客，往往都要买一个。这种床的床棚是上海伟力弹簧厂生产的，产量年年在增加，一九七一年生产四万个，去年达到二十多万个。 但是，对各地家具业同行来说，感兴趣的还不是这种钢丝床本身，而是这个一百来人的小厂建成了一个电子控制的自动穿棚机的群控车间，实现了钢丝棚自动化生产，一跃进入了电子技术应用的先进行列。 伟力弹簧厂的前身是个加工石碱的手工作坊，一九七一年起才转业做钢丝床棚和弹簧。象这类机械化程度很低的小厂，到底能不能实现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伟力弹簧厂对这两个问题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 伟力弹簧厂过去生产钢丝床棚，从穿棚丝到剪钢丝，几乎都是手工操作。一个工人每天要穿钢丝三千根，剪钢丝三千次，一不留神，飞快穿动的钢丝会把工人的手指扎穿。一连八小时，眼睛老盯住闪闪发光的钢丝，进厂不到半年，有的工人视力就开始减退了。工人们多么盼望早日实现生产自动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啊！ 一九七四年，这个厂的工人看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感到无限兴奋。当时，他们想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封锁，找不到国外技术资料，好不容易，在国外一本刊物上找到一张钢丝花棚织机的照片，他们先请人把照片的说明翻译出来，又请外单位的设计人员按着照片进行设计，前后花了半年时间，付了八千元学费，造出来的样机根本不能用。这促使他们下决心从本厂实际出发，先简后繁，逐步进行技术改造。 他们第一步先搞自动编棚机。在外单位的同志的指导下，他们对每个手工动作进行分析，按手工的生产顺序来编制机械动作的程序，画出了一个设计图。前后花了三十二天时间，五百元钱，我国第一台数控自动编棚机胜利诞生了。 第二步是搞电子自动穿棚。这个厂只有一个电工，也不懂电子技术，开始连线路图也看不懂。厂里派他到调度器厂去学习，回来后不仅承担了安装电子控制箱的任务，还带出了三个徒弟。在外单位技术人员及杨浦区业余大学师生指导下，边干、边学、边总结，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装出了电子控制箱及一台有十万只电子元件、三千多个线头、四千多米电线的群控台。 第三步是在制成自动钢丝平棚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结构，试制成了自动钢丝花棚机。 第四步，采用了一台国产电子计算机，由它指挥整个群控车间。 这个工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前后花了三年时间，现在，车间里即使没有人，生产仍可以有规律地进行，工人只是起监视机械动作和维修机械的作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同国外的先进设备比，这样的自动化设备还是比较“土”的，质量也还不够稳定，还有些技术关需要进一步探索。但是，现代化大门已经被他们打开了，工人们已经得到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好处；而更可贵的是，这个原来没有一个技术人员的小厂，开始有了一批初步掌握先进技术的工人，他们既能把现在这套自动化设备运用起来，又可以向现代化的高峰继续攀登。 伟力弹簧厂走过的道路说明，现代化的道路要靠自己去闯，一定要从我们自己现有的条件和能力出发，大搞技术革新，大搞技术改造，努力实现现代化。这样，才能早出成果，早见成效，也可以避免造成浪费。这个厂的同志就坦率地承认，他们曾花三十万元买进一台电子计算机，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一台电子计算机可以指挥一百多台自动穿棚机，由于他们厂房条件的限制，不便使用。这个厂目前只安装了二十二台自动穿棚机，有一台普通的群控装置就可以了。 本报记者 章世鸿

第3版()专栏：来信 怎样加快农业发展？17 “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这是农村工作的一条好经验，是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至于干部怎样大下？派工作队有没有必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工作队下乡弊多利少，不派为好；有的认为工作队仍有必要，不能简单否定；有的建议改进包队办法，…… 这里继续发表来自农村基层的几篇文章，谈论对工作队的看法。他们认为干部下乡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下乡的工作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为什么同样是工作队，有的受到群众欢迎，有的引起群众的反对？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关键所在吗？对于这些意见，正在农村第一线的领导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不妨想一想，议一议，是有益的参考。 ·编者的话· 社员们为啥想老周？ 山东省益都县 王继平 陈万增 近来，报纸上对农村派工作队的问题发表了一些议论。有的认为不派为好；有的认为还可以派，各说各的道理。工作队到底该派不该派？从实践来看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问题在于派的是什么人，派下去干什么？ 谭坊公社西石大队有这样一件事：近七年，地区、县和公社向这个大队派了七个工作队，社员们提起其中六个来就摇头，唯独想念一九七三年地委工作队的老周同志，至今还同老周经常联系，盼望他再来。社员们为啥讨厌那六个工作队？因为在“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影响下，他们进村满眼都是“敌情”，对干部极不信任，爱撤就撤。大队支书连换了六任，第一生产队连换了十个队长。干部不稳定，社员闹派性，心散力不齐，生产没法搞。队里债台高筑，欠国家贷款三万多元，社员十二年没分一文现金。一九七三年地委工作队的老周来了，他进村就帮着干部群众消除隔阂，克服派性，组织大家把精力用到生产上。一年的工夫，领着队里打了两眼机井，建起一个氨水池，栽了八百棵苹果树、三百棵梨树等。老周有时也批评队干部，但都是从爱护的角度出发，以理服人，不是把你“批倒批臭”，而是说得你心里热呼呼的，干部愿意跟他亲近。在老周的帮助下，这个大队这一年破例地分了三千元。老周临走的时候，男女老少站了一天井，好多人抹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工作队可以派，但要派那些了解农民、懂得农业，又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下来。那些不熟悉农业工作的同志派下乡后，也应该努力和农民打成一片，成为农民的知音，为群众办好事。 第二、派下来的工作队要有明确的出发点，就是帮着农民把农业搞上去，为农民谋幸福，而不要动不动瞪着眼睛整人。我们相信，工作队员都象老周那样工作，群众是会欢迎的。 公社干部包队是个好办法 江苏省海安县瓦甸公社 刘加友 韦明旺 看了《人民日报》农业讨论专栏中刊登的《公社干部长年包队的办法要改进》一文，有几点不同看法，提出来商榷。 一、公社干部要不要包队？我们认为还是要的。公社是组织农副工生产的基层单位，它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一个公社有国家干部十几人，多的几十人，工作都是面向生产队，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除了秘书、会计等少数人要常在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外，其他干部都应深入到大队、生产队蹲点，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帮助工作，同时在实践中学习，使自己成为精通农业生产的行家。当然，蹲点包队，不是包办一切。有些干部包队后“包办”了生产队的工作，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搞瞎指挥，原因是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或者不懂农业生产技术。这是工作作风问题，与包队这种方法不能混为一谈。事实是，蹲点不包队，就很难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只能走马观花，浮在上面，很可能搞瞎指挥。至于说过去干部包队专搞政治运动，那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一时现象，不能归罪于包队这件事本身。 二、公社干部包队会不会妨碍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不会。干部包队，决不意味着点面不能结合，不能开展本职工作，只要处理得好，有可能把本职工作同包队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全其美。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公社的人武部副部长，几年来一直蹲在周垛大队。他把这个大队作为自己抓民兵工作的试点，把面上的问题带到点上去试验，又把点上的经验推广到面上，有力地指导了全公社民兵工作的开展。同时，他紧密配合大队干部抓生产，使全队粮棉产量不断增产。这事告诉我们，只要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包队是不会妨碍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的。 三、公社干部有分工，也要密切配合。各人的本职工作要切实抓好，自不必说；但这毕竟不同于搞科研，不能当专门家，不能“挑担卖糖，各管各行”。抓生产的干部下去，总不能只抓生产，其它一概不管。同样，其他干部也不能对非本职工作不闻不问。比如社员之间发生了纠纷，找上门来，你总不能推给民政干部，而要调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万金油”干部还是要的；“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方法不能否定；对公社干部一律强调六分之五的时间抓本职业务也是不切实际的。 “救世主”和“观察员” 吉林省舒兰县 姜连兴 最近听一位在乡下蹲点的干部说：“现在工作队下乡可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当救世主，做个观察员就行了。” 这话对不对呢？我觉得说干部下乡不能再当“救世主”是对的。这些年，一些工作队干部，受命于上级党委，自恃权力在手，以为下乡是专门去指挥和改造别人的。一到乡下，就让当地干部“靠边站”，自己大包大揽起来。《国际歌》中唱得很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救世主”的思想和作风，当然要不得，应该彻底抛弃掉。但是，不能一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就想去当个“观察员”了。何谓“观察员”？无非是下得乡来少表态，慢开口，遇到问题绕着走。这能说对头吗？ 其实，当“救世主”和当“观察员”这两种思想，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是一个革命干部应有的作风和应持的态度。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干部下乡究竟应当怎样工作呢？注意正确处理几个关系很要紧：一是处理好工作的主次关系。领导机关的责任，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干部下乡要以此为工作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芝麻西瓜一齐拣。要带着面上的问题到点上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面上的工作。从当前来说，无论哪一级干部下乡，都应当以主要精力抓好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重要文件的宣传和落实，了解干部群众中的思想动态，掌握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以便为上级党委提供情况，向基层进行政策指导。二是要处理好内外因关系。干部在乡下，对基层的某些主要工作，不能袖手旁观，要出主意，想办法，共同研究问题，为基层组织当好参谋，切忌喧宾夺主，包办代替。三是要处理好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干部下乡，有帮助基层干部、教育群众、指导工作，即改造客观世界的责任，也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参加劳动，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这是避免官僚主义的切实保证。 干部下乡的目的一定要明确：既不能做 “救世主”，也不能当“观察员”，而要当一名上级党委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好“参谋”。 欢迎作风好的工作队员下乡来编辑同志： 近来，报上就今后要不要派工作队下乡，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社员群众究竟欢不欢迎上级派工作队来？我们想就这事说上几句。 十余年来，我们这里的工作队，有的来自县城，有的来自公社；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中有些是懂政策、懂农业、爱农村的；有些是在城里长大的，没参加过农业生产，纯属外行。其实外行也不打紧，学习就是了。但有人却摆出一副“长官”身份，不懂装懂，搞瞎指挥。每天只是走走看看，很少和社员一起在田里流汗水。而秋季一到，有的人便忙碌起来，不是到这个队弄点油，就是到那个队搞点细粮，满载而去。试想，把这样不爱劳动，又爱贪喜占的工作队员派来农村，社员们怎么能欢迎呢？ 如果上级选派的工作队员，政策水平比较高，作风正派，能跟群众同甘共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心为着发展农业生产当好参谋，广大干部群众又怎么能不欢迎呢？ 黑龙江省勃利县小五站公社庆云大队袁国华 孟宪超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关心群众的好书记 去年底，湖州纺织机械厂建造的四套家属宿舍要分配了。厂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反复研究，认为党支部书记孙中石的小孩已大，住房拥挤，符合分房条件，应该分给一套。正在这时，厂里调来一位工程师。老孙想，这位工程师年大体弱，又肩负技术工作重担，应当尽量给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便提出把分给自己的新住房让给他。 行政部门和工会同意老孙的意见，给工程师一套住房；把剩下的三套给老孙安排一套。老孙想，自己住房虽然狭窄，但眼前还可以将就，比起无房的职工好得多了。他说服了有关同志，把这套新住房让给了无房的职工。 说来也巧，新年刚过，县丝绸工业局又给厂里分了一套新住房。职工们都说这套住房该分给老孙了。行政部门和工会也有这个打算。可老孙心里另有一本账。他屈指一算，厂里将近二十名职工的住房有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当领导的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他又把这套设备较好的新住房让给了工人马家训。马家训全家激动无比，说：“老孙办事想着群众，为我们解决了住房困难，我们更要一心为现代化贡献力量。” 几次让房，孙中石也受了启发：光让房不是个办法，要尽快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必须采取积极办法。最近，老孙提出在年内自筹资金修建一幢四百五十平方米的职工家属宿舍。这个建议深得全厂职工拥护。 湖州纺织机械厂 钱闻远 浙江日报驻嘉兴地区记者站 倪勤宣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事情人们很快就忘却了，有的事情人们却永远铭记在心。霍丘县医药公司零售门市部的同志热情为病人送医送药到家的事情，就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有位老大爷来医药零售门市部买“利血平”，不巧，这种药卖完了。老大爷急得边捶打着双腿，边说：“我们那儿离这有一百三十多里路，进一趟城，真不容易啊。”门市部负责人陶云川忙安慰老大爷：“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等有药了，送到你家去。”然后便把老大爷的姓名、地址写在了“缺药登记簿”上。晚上，陶云川怎么也不能入睡，她想到老大爷疲倦的身影，想到老大爷家里病人痛苦呻吟的情景，越发着急起来。她想啊，想啊……忽然想到城内有两位老病号家里可能还有剩余的“利血平”药，就连夜找到这两位老病号家，得到了热情的支持。第二天一早，门市部的同志带上“利血平”，下午就赶到宋学义老大爷的家。老大爷感激地说：“俺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们的情谊啊！” 离县城五里路远的五一公社牌坊大队军属朱子英老大娘，患病不能起床，门市部的崔云侠、朱树群、孙元如、林利华、陈家树等同志知道后，主动组成了一个服务小组，利用休息时间，轮流去为朱大娘送医送药，一年四季从没间断。经过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朱大娘面色红润，身体健壮，又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了。现在，朱大娘到处诉说病愈的经历，要子女一辈子记住门市部同志的深厚情谊。 城内有几位年龄很大的五保户，不管那位老人一生病，医药零售门市部的同志总是轮流送医送药到家。 从一九七○年起，霍丘县医药公司零售门市部的同志就开始身背药箱、肩挑药担送医送药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街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共安徽省霍丘县委通讯组 赵阳升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刘主任救了我孙子的命 今年一月八日下午一时左右，我正在家里洗衣服，忽然听到外边有“救人”的喊声。还没等我出门，只见一位浑身上下尽是水的人，抱着我六岁的孙子进来。我一下愣住了！那人一进门就对我说：“快给孩子换衣服，别冻坏了。”再一掉头，他已经走了。救我孙子的这位同志是谁呢？我怪自己一时心急，忘了问那位同志的姓名。那天下午我心里一直不安，在这“三九连四九，神仙难出手”的腊月里，这位同志是怎样跳进几丈深的河里把孙子救上来的？这位同志的身子冻坏了没有？后来听人说，下河救我孙子的那位同志是个过路人，大约五十多岁。我就想，他穿着湿透了的棉袄棉裤怎么走路呢？傍晚，儿媳下班回来，我忙把这事告诉了她，叫她设法找到那位同志。儿媳满怀深情地说，救孩子的那位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咱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志高同志。那天，他正沿着河浜去县党校作报告，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在前边桥头上玩耍的小孩落水了。他连奔带跑，到桥下一看，小孩已被水冲到河中心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他不顾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连棉衣也未来得及脱，就跳进河里，把快要下沉的孩子救上了岸。 江苏建湖县近湖公 社镇西大队女社员 袁大宝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特别餐厅” 黄海造船厂有些职工的子女在石岛街上读书，小的才八、九岁。由于工厂离学校远，冬天中午休息时间短，孩子们不能回家吃饭，大都带着凉干粮。有些孩子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吃好，中午要做饭，又要骑自行车去迎送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这件事被石岛一饭店的干部工人知道了，大家决定，开设一个“特别餐厅”，把这些孩子们的午饭包下来。 开设“特别餐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饭店设在石岛的主要街道上，每天要接待二千多名顾客。尤其是中午，顾客很多，餐厅里十几张餐桌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餐厅”到哪里开设？人手能不能忙过来？都是问题。饭店职工群策群力，把二楼的会议室整理一下，摆上餐桌，让孩子们在这里吃饭。晚上把餐桌搬开，职工们照常开会学习。饭店的人虽然少，还抽出两名服务员，专门为孩子们分饭、分菜，清理卫生。为了付款方便，他们还和厂里协商，让厂里代卖餐票。为了让孩子们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饭店职工费尽心思，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面食花样，还尽量多做些软食和汤菜。饭店还请家长亲临饭店，观察指导。家长看见孩子们个个吃得饱，吃得香，而且花钱不多，感动地说：“孩子在这里比在家里一点不差，我们真放心了！” 山东荣成县 徐东璞 钱启民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根毛不舍”变废为宝 一根猪鬃有多重？它的价值又能有多大？可是，吉林省洮安县土产公司废品保管员刘绍亭同志却从收购进来的成十张、成百张、成千张的猪皮上，一点一点地为国家积累着财富，仅三年，便拔下猪鬃一百多斤。牛耳朵里的锋毛，有人注意过它吗？当刘绍亭听说是一种贵重的出口物资之后，便把收购牛皮时割下来的牛耳朵，一个一个地搜集到一块，用水洗净、晒干，然后把牛耳朵里的锋毛一撮一撮地剪下来，仅五年，他从六千多个牛耳朵里，剪下三斤二两多牛耳毛。 把一根根猪鬃，一撮撮牛耳毛，都收集起来，变成财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群众说，这是“根毛不舍”的精神。刘绍亭同志就凭着这种精神，做出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事迹。 他们公司的职工经常传颂着他抠“乌眼”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刘绍亭接任保管员不久，一次发现院角的大坑里堆积着许多废鞋帮。他问“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听说废鞋帮是造纸的好原料，只因为上边有“乌眼”，没法造纸，只好填坑时，他便做了一个抠“乌眼”的锥子，一有空便抠起来。从一只废鞋帮上抠下几个“乌眼”，这用不了多大力气，但要从数以万计的废鞋帮上，把所有的“乌眼”都一个一个抠下来，靠的是什么精神？还是那个“根毛不舍”的精神。就这样，在三年时间里，他从六万多只废鞋帮上抠下三十多万个“乌眼”，净重二百三十多斤。同时，被去掉“乌眼”的废鞋帮，成了很好的造纸原料。 在刘绍亭眼里，什么东西都有用处。他当废品保管员二十多年来，从十万多个装过青霉素的小瓶上，扒下五十三斤铝皮，二百一十斤软胶盖。还一缕一缕地从包装麻袋上摘下羊毛五百二十斤；一针一针地将破袋片缝补成包装麻袋一万多条；一锤一锤地从废钢铁上砸下铜、铝、锌等有色金属五千六百斤；一点一点地从废铁里挑拣出碎银一千零八十七克……。他还从“破烂”堆里挑选出大批旧布，泡洗后，给工厂供应了擦机器布二万七千五百斤。他还从骨料里熬出八千多斤骨油。 二十多年来，刘绍亭“以库为家”，很少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日和星期天。他不仅自己把工作干得好，还把身边的同志都带动起来。他们十几个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干这行，爱这行，精这行；不怕脏，不怕累，不为名，也不图利。只近三年来，全站就为国家积累财富五万多元。 刘绍亭寡于言谈，重于行动。他处处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自己的伙伴，带动全站的人。 许多职工都以他为榜样，认真做好本职工作。青年保管员邹学颜学习他，不仅很快掌握了本职业务技术，还能给全县废品收购人员讲课了。青年女工们学习他，用挑选出来的废布块，为制鞋厂打出四千一百多张袼褙。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人，却做出了极不平凡的贡献。刘绍亭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一九七八年，刘绍亭同志被命名为吉林省的“劳动模范”，他所在的废品站也跨入了白城地区财贸战线的先进行列。 吉林洮安县 供销社秘书科 左景升 高庆堂

第4版()专栏： 保卫四化建设，切实做好安全防火工作 大连西站货物仓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有关失职人员受到严肃处分 编者按：大连西站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突出地反映了有些单位的有关领导不重视安全生产，平时不抓安全教育和防范措施，致使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各地区、各部门要发动群众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火工作，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针。要经常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开展防火检查。对多年不发生火灾事故，对防火工作有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精神鼓舞和物质奖励；对玩忽职守造成火灾事故的要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纵火破坏四化建设的阶级敌人，要依法严办，以保卫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本报讯 今年二月十五日，大连西站货物仓库发生了一起重大火灾事故，共烧毁各种物资五十车皮，计一千七百四十八吨；烧毁库房六个，共八百平方米，直接损失达二百五十万元。 二月十五日十五时许，该站装卸作业所一班工组，在一号库北门卸一车黄麻。电瓶叉式车女司机辛旦霞叉着第十二托盘黄麻，行至库内四号货位拐弯时，发现叉式车右轮下部起火，引燃了黄麻。辛旦霞当即停车，一边用手扑打，一边呼喊救火。辛旦霞扑火无效，便将叉式车往库南门倒退，想把着火的黄麻送出库外。在辛旦霞倒车时，车上着火的黄麻又引燃了一号库门东侧四号货位上的三捆黄麻，致使四号货位麻垛起火。当时正刮四至五级的西南风，火借风势，十几分钟火焰就蔓延至全库。 火灾发生后，旅大市二十多台消防车先后赶往救火。旅大市委、市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很快赶到现场，组织扑救。当地驻军和近三十个厂矿企业的灭火大军也投入了扑救火灾的战斗。 造成这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辛旦霞驾驶的叉式车，低档运行时间较长，电阻器产生高热，与缠在车轮上的黄麻接触，引起燃烧。事故发生后，沈阳铁路局党委召开了常委会议，认真分析了这次事故的原因，检查了局领导上的问题。他们认为，几年来，沈阳铁路局事故不断发生，特别是去年以来，发生几起火灾事故，损失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年以来，该站仅以电瓶车来说，就发生十起火险，在库内发生九起。面对这种情况，局领导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从发生的事故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没有下狠心扭转不安全的局面，对安全工作抓得不力。他们浮在上面多、深入基层少；一般号召多、组织落实少；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企业管理中的问题，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进行整顿，加以解决。规章制度、设备管理、防火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库区消防水源缺乏，水压不足，以致火灾发生后，未能有效地控制火势，扩大了损失。 铁道部党组严肃对待大连西站重大火灾事故，及时召开了全路电话会议，号召全路广大干部和职工吸取大连西站重大火灾的教训，加强安全防火工作，保证质量良好地完成运输生产任务。铁道部党组认为，大连西站重大火灾事故，是有关领导长期不重视货运质量工作，以及一系列管理不善造成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有关领导承担。除铁道部领导已报国务院作了认真检查外，铁道部党政部门决定：给予大连分局党委书记王宝言同志（原兼分局革委会主任）记大过处分，分局长刘长义同志撤职处分；给予大连西站站长宋林同志、货运主任周喜连同志撤职处分；给予装卸政治指导员牟永成同志、叉式车司机辛旦霞同志、货运员杜遵平同志记大过处分；沈阳铁路局局长贺力同志，对管区内连续发生火灾事故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给予警告处分。 大连西站的火灾事故发生后，沈阳铁路局党委在全局领导干部会议上，号召全局广大干部和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安全正点、优质高效、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保证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顺利转移。沈阳铁路局党委决定，要进一步整顿企业管理，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提高职工业务水平，确保全局安全生产。

第4版()专栏： 周恩来同志留日时两封亲笔信已经送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新华社天津五月七日电 周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代写的两封亲笔信，已由南开大学黄扶先献出，并已送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两封信分别写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都是写给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老同学冯文潜的。冯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于一九六三年去世。 周恩来同志第一封信共四百三十多字。信中表达了他对老同学 “时系翘望”、“殷殷属念”的怀念之情，还谈到了初到日本时的情景。据南开大学有关同志说，这封信是人们看到的记录周恩来同志留日情况的最早的资料。 第二封信共一百五十多字。从信中所说对“新思潮尤所切望”，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渴望和追求。这封短信还谈到“弟在此甚好，每日自行饮食，持废止朝食、不食荤食两主义”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的每日饭食非常节俭，早晨不吃早餐，平日只吃素菜。 献出信的黄扶先是冯文潜的夫人，已经七十多岁了，现在南开大学家属委员会做基层党支部工作。（附图片） 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写给冯文潜的亲笔信的手迹。 新华社记者 宋佑民摄

第4版()专栏： 知识青年顾生发毅然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 满怀豪情壮志重返新疆农业第一线 据新华社上海五月七日电 据上海《文汇报》报道，五月五日，上海南市区劳动局、共青团南市区委联合召开大会，热烈欢送知识青年顾生发重返新疆农业第一线。 顾生发同志激情满怀，用诗一般的语言向大会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他说：“明天（六日），开赴新疆列车的汽笛拉响后，我又要告别具有光荣传统的上海市了。我一定把上海人民对战斗在新疆的上海青年的期望和关怀带回去。我们决不辜负故乡人民的期望，用我们劳动的汗水，把天山的红花浇灌得更加艳丽！” 共有一千多人出席欢送大会，为顾生发送行。 顾生发，一九六四年在上海求知中学初中毕业后，听从祖国的召唤，和成千上万的上海青年一起，到祖国的边疆，在新疆石河子八一畜牧场当拖拉机手。十四年来，他为边疆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今年二月，顾生发回上海顶替母亲的工作。不久前，杨永青同志重返农业第一线的模范行动，使顾生发受到深刻的教育。他想到，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象杨永青那样，志在四方，以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己任。他耐心地做通了母亲和弟弟的思想工作，毅然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坚决要求重返石河子。他的要求得到了南市区劳动局等有关方面和新疆原单位的领导的热情支持。 顾生发的母亲和弟弟在欢送会上表示，坚决支持顾生发返回新疆。 已经批准回上海的一位原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呼玛县公路管理站工作的女知青以及已经调回市区的一位原红星农场的职工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向顾生发学习，走杨永青道路，分别提出了重新返回边疆、农场的要求。华东木器厂一位党员干部向大会汇报了他在认识提高以后，如何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不符合条件回上海的女儿高高兴兴地返回农村的体会。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带头按党的政策办事，支持自己的子女献身农业现代化。

第4版()专栏： 主张实现祖国统一 竟被判处徒刑八年 台湾当局迫害余登发激起海内外人士义愤 新华社北京五月七日电 最近，台湾当局以所谓“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的罪名，对要求祖国统一的台湾著名民主人士余登发等人判处徒刑，激起了海内外人士的义愤。 据台湾及海外一些报刊报道，自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两国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台湾当局就借机宣布实行戒严，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竞选活动，并先后逮捕了包括余登发和他的儿子余瑞言在内的一百多名竞选人和助选人员。 现年七十六岁的余登发，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高雄县县长等职。在去年年底台湾当局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竞选活动中，余登发曾积极参与组织支援非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助选团，对台湾当局控制、操纵选举的一些做法提出过批评。余登发还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反对“台湾独立”，主张祖国实现统一。 余登发要求民主和实现祖国统一，表达了台湾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台湾当局视他为眼中钉，公然制造假案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当局于去年十月底逮捕了一个名叫吴春发（化名为吴泰安）的人，捏造谎言，说什么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同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联系，并由我国驻日使馆派他回台湾组织“武装暴动”，等等。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台湾当局以“参与”吴春发“叛乱”的罪名强加于余登发父子，并将他们逮捕。经过一个多月的拘留以后，又将余登发父子的罪名改为所谓“知匪不报”及“为匪宣传”。 三月九日，余登发父子在台湾当局军事法庭上，断然否认台湾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他们指出，他们根本不认识吴春发其人，何来所谓“知匪不报”？余登发说，日本报纸是经当局检查通过进入台湾的，大家都可以看。他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的叶剑英及黄华有关中国统一的言论，交人影印数十份，用作个人参考，这怎么能说是“为匪宣传”？余登发在军事法庭上回答对共产党的看法这个问题时，不否认他二月八日在接受初审时说过的话：“台湾政治腐败……，而中共军事强，又推行四个现代化，迈向现代化国家。……周恩来、邓小平对世界和平有很大助益。统一中国后，允许台湾维持现行制度，非必要不以武力犯台，中共有和谈诚意，应结束彼此对抗局面。”尽管强加给余登发父子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台湾当局仍然在四月十六日正式判处余登发有期徒刑八年、余瑞言有期徒刑二年。 台湾当局这种用杀一儆百的手法压制要求台湾回归祖国的呼声的行动，激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同声谴责。在一月二十一日余登发被捕当天，一大批台湾政界人士就成立了“余登发后援会”，接着又在一月二十三日集体到余登发的家乡高雄县桥头乡举行示威，公开表示“即使遭到暴力镇压发生流血事件也在所不惜”，并沿途散发《为余氏父子告全国同胞书》。同时有五十八名人士联合写信向蒋经国提出严重抗议。旅美华侨组织“关心台湾委员会”在《北美日报》上刊登大幅广告，严厉谴责台湾当局残酷迫害余登发，指出这是“二·二八”以来国民党不断迫害台湾同胞的又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冤案，要求台湾当局立即释放余登发父子及其他人士。

第5版()专栏： 金日成主席在接见瓦尔德海姆秘书长时指出 朝鲜人民在国际支持下必将实现祖国统一 朝鲜北方呼吁南方停止诽谤中伤回到争取统一的对话道路上来 新华社平壤五月四日电 据《劳动新闻》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五月三日接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接见时在座的有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外交部副部长金忠日和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随行人员。 同一天，金日成主席为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及其一行举行了午宴。金日成主席在祝酒词中表示热烈欢迎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及其一行的来访后说：“您对我国的访问，是出自对我们的友好感情，对于加深我们之间的理解是个重要的契机。” 他还说：“在联合国的我们的友好朋友为了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而进行了积极的活动。我们对此并没有忘记，并表示感谢。朝鲜人民在国际朋友的支持和声援下，必将实现国家的统一。 “我们相信，今后您将会使联合国诚实地履行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所担负的义务，从而对阻止朝鲜的永久分裂、促进自主和平统一作出肯定的贡献。” 金日成主席说：“我们对您这次访问我国带来有益的结果感到满意。”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祝酒词中说： “民族统一形式有各种各样。朝鲜的统一形式和方法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选择。我带着巨大关心注视了最近双方重开的会谈，向为寻找解决途径而努力的您们表示我自己的祝愿。只要和平在朝鲜得到实现，这将成为加强亚洲整个地区和平的基础。” 他说：“我们为使贵国不断发展，愿意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 他说：“最近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发生的事件，引起国际大家庭和我的巨大忧虑。 “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特别是根据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政治上的自主权、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为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因争端而造成的局势而竭尽一切努力。” 午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及其一行结束在朝鲜的访问，五月三日下午离开了平壤。 新华社平壤五月四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局五月三日发表新闻公报，要求南朝鲜方面立即停止对朝鲜北方的诽谤中伤，并毫不拖延地回到争取统一的对话道路上来。 新闻公报说，自从朝鲜北方全面停止对南朝鲜进行指责宣传的主动措施以来，至今已达三个多月，但是南朝鲜当权者继续进行着与此相反的无理的行动。 新闻公报说：“祖国统一是民族最高的迫切任务，民族和睦与团结是祖国统一的基本前提。”“反映民族意愿的北方与南方的对话，决不能中断；同全体同胞的志向与愿望相反的对抗与民族分裂主义行动，必须中止。” 新闻公报说：“南朝鲜当权者应当根据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要求，立即停止对我们的诽谤、中伤，回到民族大团结的立场上来，应当接受我方光明正大的建议，毫不拖延地回到争取统一的对话道路上来。”

第5版()专栏： 日本《现代亚洲》揭露苏越霸权主义 苏联和越南是亚洲紧张局势的根源 希腊周刊谴责越南在中越谈判中的顽固态度 新华社东京五月六日电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四月十五日发表评论指出，苏联和越南是亚洲紧张局势的根源，呼吁彻底揭露苏越霸权主义的面目。 评论说，当前“亚洲局势紧张的根源首先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苏联非法武力占领日本的固有领土千岛群岛及齿舞、色丹岛，把这些岛屿变成甚至包括部署导弹在内的大型军事基地，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不断对日本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危险的武力威胁”。 评论说：“亚洲局势紧张的根源其次是越南。越南依靠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继侵略老挝之后，又侵略了柬埔寨，企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策划为苏联提供向东南亚扩张的据点；同时越南还不断在中越边境地带进行武力挑衅，企图使中国无法安心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也是为了满足苏联的要求。” 评论指出：“越南的侵略和挑衅行动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苏联霸权主义的一环。”评论说：“无论苏联在口头上怎样进行恫吓，无论苏联在日本周围怎样炫耀武力、施加压力，只要我们毅然决然地对付它，苏联就无法如愿以偿地实现它的阴谋。” 新华社雅典五月五日电希腊《人民斗争》周刊五月三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越南拒绝中国的建议，说明越南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评论说，河内在中、越会谈的第一次会上提出三点建议，提出在两国边境地区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企图回避问题的症结。 评论说：“中国的八点建议揭示了问题的根源。中国建议的主要之点是：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评论说，中国的建议揭穿了越南散布的所谓“中国霸权”的谰言。 这篇评论最后说，“越南不愿意公开谴责霸权主义，因为它自己的霸权政策正是紧张和混乱的根源。”

第5版()专栏：国际短评 离奇的幻想 苏联海空军进入越南金兰湾和岘港的海空基地，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日本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为此曾经发表谈话，表示如果苏联在越南建立了基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山下元利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当的、可以理解的。 但是，五月三日，苏联《消息报》却竭力否认苏联在越南有空军基地并且攻击山下元利的谈话是“离奇的幻想”、“空中楼阁”、“疑神疑鬼”，是跟着北京的“笛音”跳舞。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伎俩。 苏联在越南有无空军基地，世界舆论早有定论。尽管《消息报》竭力否认，却不敢抵赖苏联军用飞机今年多次在越南机场起降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消息报》虽然否认苏联在越南有空军基地，却避而不谈山下元利也提到的苏联舰队进泊金兰湾和岘港基地的问题。可见，苏联这家宣传机器在事实面前是何等的心虚。 金兰湾和岘港早有海空军事基地。在苏越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以后，苏联舰队和军用飞机使用这些基地，它们实际上就成了苏联的海空基地。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就是越南当局也供认不讳。越南领导人春水最近在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就承认越南允许“自己的朋友”到金兰湾这样的港口“访问”。这怎么能说是北京吹的“笛子”，而山下元利又是按北京的“笛音”跳舞呢？难道只许苏联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日本连表示一下不安都不行吗？ 不许日本表示不安也好，乘机攻击中国也好，都是苏联那种习以为常的只许我横行、不许你说话的霸权主义的表现。说到底，苏联无非是要别人按着它的笛音跳舞，对苏联使用越南的海空基地歌功颂德，誉之为把“缓和”扩大到亚洲的“壮举”，对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如此等等。可惜，这只能是《消息报》离奇的幻想罢了！

第5版()专栏： 总结经验 勇攀高峰 五月六日下午六时，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会旗在平壤体育馆徐徐降落，宣告了第三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胜利结束。十天的比赛，反映了世界乒乓球技术又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来自五大洲的乒乓劲旅，认真切磋球艺，打得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历来，世界比赛中的男子团体赛被认为是衡量各国乒乓水平的重要标志，这届世乒赛的重要新闻之一是匈牙利男队在相隔二十七年之后，再次拿回了斯韦思林杯。匈牙利队在这次团体赛中，先后战胜了中国队、日本队和朝鲜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这对欧洲乒乓球界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人们记得，在十九年前第二十六届世界锦标赛的前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选手组成“联军”到日本访问。当时的世界名手别尔切克等人吃够了日本人发明的“秘密武器”弧圈球的“苦头”。之后，欧洲选手又领教了中国直拍近台快攻和长胶削球的“滋味”，所以世界比赛成绩一直不很理想。二十年来，他们苦心研究，终于找到了对付亚洲劲旅的办法。先是瑞典人聘请日本教练，学习了亚洲的特色，把欧洲横拍单纯的削球或快攻发展成横拍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终于在一九七一年第三十一届世界锦标赛中由本格森打破了被亚洲人占据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达十七年之久的纪录。事隔两年，瑞典队又拿下了被亚洲保持十九年之久的男子团体冠军。接着，南斯拉夫根据欧洲人体重力量大的特点，发展了旋转性能、前冲力量比日本更强的正手弧圈球。后来，匈牙利队又把南斯拉夫的正手弧圈球进一步发展，使旋转速度、力量、正反手溶为一体。加上他们不断研究适应中国的发球和长胶球拍的办法，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两年前，亚洲三强中除了朝鲜队没有参加外，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以五比三战胜匈牙利队的。而这届团体赛出现的结果却大不一样了。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男队战胜日本队，捷克斯洛伐克女队胜朝鲜队，有力地说明欧洲劲旅在世界乒坛上已经出现了东山再起的形势。 中国队在这届锦标赛中获得了四项冠军、四项亚军，再一次为祖国人民争得了荣誉。中国运动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他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在许多场次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特别是女运动员不负众望，取得了连战皆捷的好成绩。但是，不能不看到，在欧洲乒乓球技术已经发展到高水平的今天，中国男队争夺冠军的任务就更艰巨了。由于这几年来，中国乒乓球技术无论是近台快攻，还是长胶削球，创新变化发展的速度跟不上欧洲弧圈球打法的发展，甚至有的还丢失了原来的特长，结果使中国男子选手在这次世界大赛中受到了一些挫折。中国的发球近二十年来一直是取胜欧洲选手的一个重要“武器”。在六十年代，中国选手掌握各种高难度的发球品种有二十多种，而且每人各有特色，各显神通，对外国选手威胁很大。可是，在本届世界大赛中，人们发现，中国选手发球的品种较少，变化不大，一旦被对方适应，就显得没有办法。加上中国有些优秀选手接发球基本功不到“火候”，这样发挥主动进攻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当欧洲选手拉起快速、旋转、强力的弧圈球，中国运动员就难以招架，往往失利。中国直拍运动员的反手较差，也是经常被外国选手击中的一个突出弱点，失去了许多主动进攻的机会，或者远离球台放高球，被动应付。十八年前，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时，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高球的场面，这次在男子单打决赛时又出现了。不过，扣大板的是日本的小野。郭跃华因接发球差，只好后退放高球，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 观看这届锦标赛的许多中外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男队在团体赛的失利除了实力上的差距外，更有临场发挥的问题。在高水平的争夺战中，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双方上场队员稍有拘谨，就有可能失去整个战局。中国运动员在对匈牙利的两场团体比赛中，紧张拘谨，打法保守，技术未能发挥出来。匈牙利队教练别尔切克对记者这样说：“匈牙利队如能取得亚军就是很大的成就，而中国队拿到银质奖章却是个失败。因此，匈牙利队上场不紧张，中国队急于取胜，有些紧张，技术就不能发挥出来。”这种分析，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乒乓球运动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刻，培养和锻炼新手问题一开始就成了这届锦标赛期间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人们看到，在团体和单项的各项比赛中，已经出现了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的新人，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日本的小野诚治今年二十二岁，是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年轻选手，在男子单打争夺战中，他连闯四关，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是最近四届冠军最年轻的一员。日本二十岁的年轻选手五滕秀男球削得低、守得稳，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淘汰了包括法国的塞克雷坦在内的两名种子选手，进入前十六名。中国第一次参加世乒赛的年轻选手鲁尧华左手直握球拍，出手快、攻势凌厉，先后战胜了瑞典的本格森和匈牙利的克兰帕尔。中国新手施之皓淘汰了日本种子选手阿部博幸，再同匈牙利的盖尔盖伊较量时，激战五局，最后才以二十比二十二失利。 女子选手中十七岁的童玲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以稳健的削球，顽强的意志，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沉着应战，终于连胜三局，淘汰了上届女子单打冠军朴英顺，受到了外国教练们的很高评价。具有和童玲同样特点的朝鲜年轻选手李松淑，先后淘汰了中国的张立、张德英、匈牙利的马戈斯，获得了女子单打亚军。荷兰十八岁的新手夫里塞科普打法泼辣，淘汰了朝鲜种子选手朴英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从这届世乒赛总的情况看，新手没有大批成长，特别是在团体赛中，年龄较大的老将依然起着主要作用。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新老交替的问题仍然有待努力去解决。这次世界锦标赛，几名“拔尖”的新手涌现，将会促进各路劲旅加倍努力，培植新苗，迎接下届世界大赛。 “世界乒乓球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大家都比较清楚如何对付各种不同的打法”。这是日本队教练森武谈到本届世乒赛的观感时说的一段话。本届世界比赛为五大洲的乒乓教练和运动员积累经验、丰富知识、提高球艺，为进一步发展乒乓球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欧洲男选手的崛起，不仅会促进亚洲男子劲旅研究对策，急起直追，而且也将鼓舞欧洲女子健儿以更大的勇气和胆量为恢复自己在世界乒坛的“名誉”做出新的努力。 这次世乒赛对中国乒乓球界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们的收获不光是四项冠军，而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锦标赛更清楚地看到了成功中的不足，成绩中的差距。 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对参加第二十五届世乒赛的运动员作过重要的教诲：“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干，生生不已，十年不鸣，一鸣惊人。”胜败是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中国乒乓球界来说，只要遵照周总理的教导，认真总结，虚心学习外国经验，发扬中国特长，大胆创新，刻苦训练，在实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中，一定能够大步向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攀登上世界乒坛的新高峰。 《体育报》记者 颜世雄 本报记者 钟逢准 王志光

第5版()专栏： 侯赛因总理抵广州参观访问 新华社广州五月八日电 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在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前夕，今晚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再次盛赞中马友谊。他说，两国的关系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侯赛因总理说，这里是我访问中国的最后一个地方。我们每到一地都受到亲切友好的欢迎。在北京期间，我同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坦率的讨论。你们的领导人和我都认为在发展双边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着很多机会和领域。发展贸易对我们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在祝酒时说，广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港口，同马来西亚人民的友好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他指出，总理阁下和夫人这次访问我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宴会后，马来西亚贵宾观看了文艺节目。侯赛因总理一行是在今天上午乘专机从杭州到达广州的。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了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副主任刘田夫和夫人周敏玲，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梁湘，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桂兰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欢迎。 贵宾们今天下午在广州参观了正在举行的一九七九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今天上午侯赛因总理和夫人离开杭州时，浙江省革委会主任铁瑛等前往机场送行。

第5版()专栏： 中美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等四个文件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五月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分别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这个有效期为五年的议定书规定：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合作活动。 根据议定书规定，双方在工业科学技术管理领域的合作包括：交换与提供工业科学技术管理方面的出版物和文献；交换工业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和学者进行讲学；交换培训工业科学技术管理人员；联合组织学术会议、讨论会和培训班等。在科学技术情报领域，双方合作包括：交换和提供各种已有的科学技术情报；为使用已有的情报系统和数据库提供方便，为发展和改进这些数据库和情报系统进行合作；交换培训人员等。 今天下午，中美双方还签署了大气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海洋和渔业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和计量和标准合作议定书。 这四个文件是根据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华盛顿特区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精神而产生的。 文件签署以后，方毅副总理和克雷普斯部长发表了讲话。方毅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今天中美双方的代表签订了四个领域的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他说，短短三个月中，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们深信，今后在各项议定书的执行过程中，双方合作的范围将不断发展和扩大。这将对于两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两国人民友谊的加深，产生重大的作用。 克雷普斯部长在讲话中祝贺这四项议定书的签订。她说，中美两国科学家已有多年没有合作了，科学就因此受到损失。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和相互的。我们期望在这些议定书规定的范围之内，建立一种长期的、密切的和有成效的关系。（附图片） 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五月八日分别在中美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方毅副总理会见阿达姆斯总主任一行 新华社北京五月八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晚上会见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和夫人一行。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由十二个西欧国家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高能物理基地之一。阿达姆斯总主任一行这次来访，主要是同我有关方面商谈科技合作，并了解我国高能物理的进展和高能基地建设的情况。 会见时，方毅副总理同欧洲朋友就进一步加强我国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等。 阿达姆斯总主任一行是昨天到达北京的。

第5版()专栏： 英国新首相撒切尔夫人强调 西方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全球威胁 新华社华盛顿五月七日电 英国新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不久前对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西方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全球性的威胁。 提前出版的五月十四日一期《时代》周刊发表了这一谈话的摘要。撒切尔夫人说，我认为，俄国的威胁是全球性的。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用各种办法使苏联不能得逞。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建立一个联系在一起的联盟。她说，必须注意他们 （按指苏联）。他们从三方面努力。第一，试图取得他们从来无需使用的优势力量；第二，试图从侧翼包围、割断我们的原料供应；第三个办法是颠覆活动。 撒切尔夫人说，无疑，我们的军队装备得不够好，补给不够充足。我们要拥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俄国人有大型的SS—18、SS—19、SS—20机动弹道导弹，我们必须拥有对付这些导弹的威慑力量。 在谈到中子弹问题时，她认为从欧洲防务角度看，最好能生产这种炸弹。 撒切尔夫人在谈话中还强调了美英之间的团结对保卫欧洲的重要性。

第5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日菲草签友好、通商和航海新条约 日本和菲律宾政府不久前在东京草签了修正了的日菲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根据这项新条约，两国同意继续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说，罗慕洛高度赞扬这项新条约不仅有利于增进日菲关系，而且也有助于改善日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 墨西哥颁布预防废水污染的条例 为了控制和预防废水造成的严重污染，墨西哥政府颁布了一项有关条例并建立了一个负责执行条例的机构。 条例规定，所有市政、工业、商业、农业、牧业的废水排水处都要进行登记，使政府了解这些废水的流量和所含的成份。 这一执行机构还负责监督排出废水单位执行规定的情况，对违犯者给予制裁。 伊朗同外国公司达成销售石油协议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已同外国的三十五家公营和私营企业达成销售石油的协议。伊朗在停止了一段时间的石油出口之后，从三月四日开始，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没有长期协议的情况下根据一些单独订单继续向外国买主出售石油。预计伊朗的石油生产每天不会超过四百万桶。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陈慕华同志会见罗友好参观团 新华社北京五月七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以罗共阿尔巴县委第一书记、县人委主席尼古拉·胡尔贝昂为团长，罗共布拉索夫县委书记格奥尔基·马端伊为副团长的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5版()专栏： 英国伦敦节日芭蕾舞团到京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八日电 应我国文化部的邀请，英国伦敦节日芭蕾舞团在艺术指导、著名芭蕾舞演员贝里尔·格雷的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演出。 这是自中英建交以来，英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二个芭蕾舞团。艺术指导格雷女士在她一九六四年访华时，曾和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合作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赞扬。

第5版()专栏： 姬副委员长会见叙利亚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八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由叙利亚人民议会议员、复兴先锋组织副主席艾哈迈德·阿布·穆萨率领的叙利亚复兴先锋组织领导人代表团。 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卜杜勒·卡利姆·绍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等。 代表团是五月三日到达北京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刘维明曾设宴招待他们。

第5版()专栏： 埃及文化代表团离京 据新华社电 由埃及教育、文化和科研部长哈桑·穆罕默德·伊斯梅尔率领的埃及文化代表团，五月四日乘飞机从北京离开我国。到机场送行的有文化部长黄镇、副部长姚仲明，埃及驻华大使陶菲克和夫人等。

第5版()专栏： 中菲草签民航运输协定 新华社马尼拉五月八日电 中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仪式五月八日在马尼拉举行。 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团长、中国民航总局第一副局长张瑞霭，菲律宾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何塞·英格莱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英格莱斯在草签仪式后向报界发表书面声明说：“菲中民航运输协定是政府协定，而马尼拉和台北之间的航运业务是非政府的和地区性的。”声明还说：“菲律宾政府不承认台湾飞机上的旗帜标记是‘国旗’标记，不承认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是国家航空公司。” 中菲民航运输协定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第一个航空协定。它将对加强中国同菲律宾以及其它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交往，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6版()专栏：征文选登 伟大的瞬间 〔报告文学〕 理由 当他占据了一个制高点，举起三十五毫米小型照相机，透过取景器中淡淡的琥珀色的光晕瞄向天安门广场时，他的血液在沸腾，激动得双手在颤栗。此时此刻的兴奋，不亚于一个茫茫飘泊的航海者窥见了新大陆。 他叫鲍乃镛，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出没在广场上的一个神秘的摄影者。他占据的制高点，是停放在万人丛中的一辆自行车的后货架。 这一天薄云蔽日，晨色空蒙。远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高高扬起的一叶雄帆，浮现在百万群众汇成的大海中。海洋荡漾着深蓝色，成千上万的花圈和铺满松林的素花，象突露在水面上的珊瑚礁和水晶石，在蓝色的海水中熠熠闪烁。 在他调整光圈的片刻，人们停住了脚步，转过头来，悲愤的目光，惊异的目光，间杂着便衣们阴沉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一个焦点。而这一切，没有谁来导演，也不可能受谁的摆布，这是庄严的历史所布置的。人民与“四人帮”的专制交锋，正义与邪恶决斗，首都群众已是忍无可忍了。在众目注视的地方，人们把一个青年向上举起。青年的左手缠绕着绷带，亮出一方素帕，那是用鲜血写成的誓死捍卫周总理的血书，象一面战斗的旗帜。广场掀起一阵风暴，欢呼声震耳欲聋。就在这犹如海底火山爆发的瞬间，那位摄影者熟练地揿动了快门。他微微侧过脸来，用眼角的余光向身后斜扫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这时是不能随意转身的，否则就会把面部暴露给盯梢的人）。徘徊在广场上的便衣，随时可能把他逮捕；而群众倘若发现他在拍照，也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处于白色恐怖下的群众，没有一个人愿意给自己留下一些照片。他担着双重的风险。 但是，他不忍离去…… 他小心地掩护着自己的相机，悄悄插入人群中，走几步又停住了。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相貌憨厚，气质淳朴，静静地伫立着，还在朝手拿血书的青年那里眺望。她的脸上百感交集。她在想什么？是思念敬爱的周总理，是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还是那血的宣誓在内心引起强烈的共鸣？紧锁的双眉，隆起的嘴唇，两颗晶莹的大泪珠夺眶而出，一只手按在胸前，象是要压住一颗被撕碎了的心。种种最真挚、最复杂的感情，全都凝聚在她的脸上。 摄影者蹲下身去，敏捷地调整了焦距，用仰角把这雕塑般的形象摄入镜头。 鲍乃镛，这个神秘的摄影者，到底是何许人？他出入天安门广场已经好几天了。从三月底北京市总工会理论组贴出声讨“四人帮”的第一篇战斗檄文起，他就在广场上露面，五天来从未中断过。拍纪念碑前的花山人海，拍天安门前壮观的全景，也拍精细入微的特写，为我们留下丙辰清明的珍贵的历史画卷。 他中等身材，四方脸盘，一双弯弯的眼睛，好象随时都在微笑。他对周围的事情不打听、不参与、不表态，甚至不动感情。因为他知道在纷纭的环境中完成一件特殊的工作这样做是必要的。他不是专业摄影家。他最初的生活情趣与摄影根本相抵触。他身处四五运动的漩涡之中，而工作单位却远在北京的千里之外…… 生活呵，动荡的生活，多么坎坷，又多么巧合！ 鲍乃镛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钢铁公司钢铁研究所放射性同位素室的技术员。五十年代，在他刚刚走向生活的时候，他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高炉工长，让青春象火红的钢花一样盛放。他不好娱乐，不尚交往，更不曾想过搞摄影。在他的眼里，这些通通是浪费时间。他认为最美的建筑是雄伟的高炉，最悦耳的音乐是出铁的钟声。在北京钢校实习期间，嗅一嗅散发铁腥气味的硝烟简直令他心醉。他甚至不想结婚，起码是晚结婚。当时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把一切献给党》。 一九六一年，他从北京调到风沙迷漫的包头工作。理想在草原钢城的上空振翼飞翔。当时他具有中专学历，为自己的知识不足而苦恼。他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函授部，利用业余时间发奋进修。他在铅笔盒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时间就是知识，时间就是力量”。他的努力得到报偿。三年以后，以大学的同等学历，获得冶金系炼铁、炼钢、压力加工综合专业的文凭。这对一个在职干部来说，是需要付出艰巨的代价的。正当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五年规划的时候，生活发生了变化…… 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出于一种天真的动机和内疚的心理，曾把自己一些朦朦胧胧的想法当做“放包袱”告诉了别人。一个炎热的早晨，他尝到了吞食苦果的滋味。 “这个人，什么‘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他的生活是封资修的大杂烩！” “白专道路，自命不凡！” “边缘人物，要注意他！”…… 运动初期那种受委屈、受愚弄的心理，使他同情并参加了造反派，不料给后来种下祸根。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无尽无休的派别斗争。整人的挨整了，挨整的又去整人。生产、科研、学习，都停滞了。他决定拔出腿来。但是，当他交上一份建议试制“中子水分仪”的报告，而分配下来的工作却是推小车、拌料、加水、抬铅堆的时候，他的理想破灭了。他的知识、抱负、爱好，化做一场梦幻。他还没谈过恋爱，他后悔为什么不给自己组织一个小小的家庭。 他结婚了，时年三十三岁。爱人秉性贤慧，生于江南水乡。天涯相遇，倾心相依。丈夫转而全力进行物质建设。 他的处女作是一架框式大衣柜。随后是精致的玻璃书橱。当新式的写字台完成时，屋中的剩余空间已经不多，而他的精力依然过剩。与此同时，他购置了照相机、放大机、晒相机、上光机……自然，对于一个收入不多的技术员来说，这些是节衣缩食的结果。 这就是他迷恋于摄影的起源。可赞？可叹？象他这样遭遇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呢？ 他不承认在丙辰清明创下过什么英雄业绩，只承认自己是个平凡的人。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谁也不能一帆风顺。他奔走在天安门广场上，让我们继续寻觅他的足迹…… 鲍乃镛绕过旗杆的东侧，向南穿去。这天上午，广场的盛况空前，一桩桩动人肺腑的情景扑面而来。他抢拍了腾空升起的彩色气球和条幅，摄下了一位勇敢的北京大学的女教师献在华灯下的一篮鲜花，拍下了群众争抄革命诗词的特写。 纪念碑被绚丽的花环围绕着。白玉阶下，悼念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他绕过纪念碑，向那片松墙走去。 松墙缀满雪白的小花，比昨天的更加繁茂。首都人民对周总理的圣洁的感情，化做一场大雪从天而降，使这里成为铺银盖玉的世界。风吹来，花摇曳，他的眼前模糊了，只觉得白茫茫的一片。这情景，又引起往事的回忆，象是回到了白雪皑皑的内蒙古草原…… 他第一次挎着照相机自费出门远游，就是从包头市向东北方进发，到锡林郭勒盟去。那时，他的小家已安顿得称心如意，能够腾出手来到更辽阔的天地去宣泄自己的精力。身边的现实令他厌倦，草原令他神往。他追求的是大自然奇妙的景色，轻松的牧歌式的题材。他拍了不少得意之作，草原的晚霞，遍野的黄花，梦境一般的小湖，还有日落归来的牧羊女和举杯豪饮的牧民…… 这次不光是去猎奇，还有一桩收获。在锡林郭勒盟的生产队里，他认识了一个女知识青年。她淳朴、正直、谦虚、严谨，深深扎根于牧民之中，得到群众的赞扬。她和雄浑的草原融为一体。她就是周秉健，周总理的最小的侄女。鲍乃镛举起照相机为她拍照的时候，心中充满对总理的崇敬之情。 晚上，他躺在蒙古包里，听着草原的风在呼啸。他想到北京，想到了总理。敬爱的周总理呵，此刻您还在为国家大事而操劳吧？他怀着对总理的仰慕之情，久久不能入睡…… 然而，当他把敏感的触角探入草原生活的深处，心，颤抖了。 沿途所闻，桩桩冤案假案。受害者的血泪控诉，比他在城市里街谈巷议中听到的还要令人发指。这是草原生活的另一面。他拍过一张怀抱婴儿的妇女的照片。那个妇女凄凉、呆滞的眼神，任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为之动容…… 浪漫的牧歌从耳边消失了。他为寻找短暂的轻松而来，却拖着沉重的脚步而去。草原的雪，纷飞的雪，落在他的心头，越积越厚…… 一九七五年底，总理逝世之前，他到北京参加一项冶金设备的试制工作，住在大兴县的一个工厂里，随身携来两台照相机。 在北京，他结交了新闻摄影界的朋友。经一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从事摄影工作的同志引见，他拜访了抱病在身的郑景康。 这位卓有贡献的摄影界老前辈，晚年的境遇使人感慨。老人孤独地住在一间屋子里，冷静地注视着世态变幻。老人接受了摄影爱好者的问候，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离开病榻，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们看看，现在发表的净是些什么照片，哪里还有一点真实性！摄影事业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了……” 老人愤懑的呐喊，至今仍回荡在他的耳边。 这时的鲍乃镛，已把摄影视为一项业务来研究。一个曾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即使对待生活中的爱好也是严肃的。严肃地理解它的社会职能，不被市侩哲学所左右。他懂得，摄影做为一门独立的事业而存在，就在于它是视觉形象的纪实。 这就是鲍乃镛走进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的背景。 一天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在他此刻伫立的覆满白花的松墙前，他录下一个四岁左右的孩子。 当时，他正从汹涌的人流中穿出来，四下张望，忽然发现了一个静谧的角落。天上飘着蒙蒙细雨，地面的积水映着松林的倒影。那些精心扎出的纸花被雨水打湿了，看上去怪叫人心疼。在这里，站着一个可爱的稚气的小女孩，穿一件毛绒童装大衣，戴一顶浅色的风雪帽。她的身边看不到大人，她的爸爸或妈妈也许被什么惊人的事情吸引去了。而小女孩一点也不惊慌。她从怀中取出一朵小白花，系在松枝上。她的个子太矮，系得太低了，又掏出第二朵，想系得更高些，吃力地踮起脚尖，伸出两只小手向上够着，系着。雨水滴落在她扬起的小脸上，她的神情是那样地专注、悲哀，象是要把小小的心灵系在那朵白花上…… 我们的摄影师对准镜头时，禁不住眼圈湿润了。 雨，停停吧。云呵，散开吧。敬爱的周总理，您如果在天有灵，请穿过云隙看看人间大地，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怎样和大人们一起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一个幼小的心灵，怎样过早地分担着国家的忧患！ 从童心见民心。鲍乃镛把这个镜头映在自己心灵的底片上…… 丙辰清明这一天，他一共照了一百多张照片。暮色笼罩了天安门广场，他留神侧视，确信身后没人跟踪，就奔向车站。为了防备不测，中途还更换了一次公共汽车。 他积累的底片越多，思想上的负担就越重，并不是顾及个人的安危，而是担心一旦被人发现，前功尽弃。当晚，他来到朋友的家里，打听事态。朋友告诉他，事态严重，对方可能要采取行动。他思忖了一会儿，反倒坚定起来。一场严峻的斗争迫在眉睫，需要他睁大眼睛，录下这惊心动魄的史实。 他把拍过的胶卷托付给朋友保管，转身而去。 第二天，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爆发了。 他站在人大会堂的东侧，这里聚集着几万名群众。无情的镇压引起了反镇压，群众东奔西突，如山呼海啸，电闪雷鸣。被怒火灼干了泪水的人们，为了党和国家的危亡，同“四人帮”的封建专制的桎梏击搏。这是伟大的一瞬，浩气冲天的一瞬！ 鲍乃镛投身于斗争的洪流中，用连续快摄的方法，抢拍了人大会堂前雄壮的群众场面。他象一个勇猛的战地记者，几度穿过封锁线，赶拍纪念碑前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拍摄纵观的整个广场。他也没有忘记，把森严的镇压者收入镜头。这一切，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之光去拍摄的，更准备用一腔热血去显影。他为我们拍下的这组珍贵的照片，是高亢的战歌，愤怒的控诉，也是千古不磨的历史见证…… 两天以后。天安门前，一个衣着整洁的悠闲的旅游者出现在这里。 游客的目光越过警戒线，遥望沉寂的广场，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悲戚。广场上，几辆洒水汽车穿梭行驶，冲刷着纪念碑下的血迹。 游客走到华表前，拦住一个过路的行人，客气地说：“同志，我是从外地来的，我想在这儿留个影，请您帮我按一下快门。” 过路人朝游客打量一番，欣然点头。 “等等，您替我站一会儿。”游客说：“我先对好焦距。” 这个游客在调整焦距的工夫，用别人不易察觉的动作，四次揿动了按钮。 这是鲍乃镛摄下的“四五”纪实的最后一组照片。他拍下了“四人帮”消灭罪证的证据。 鲍乃镛返回包头后，把他前后拍摄的五百多张底片进行了显影处理，藏入铁盒，覆上防潮砂，套上塑料袋……共计二十多层防护设施，当做一件入土文物似的，深埋地下，准备让它度过漫漫长夜。 包头的环境对他是有利的。他所在单位的组织和同志客观上起了保护作用。而他也从以往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守口如瓶。“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在一段时间里仍不提此事。 清查运动中，因他过去给造反派的头头照过相片而被误解，让他“说清楚”，他没有一丝的表白。 去年讨论调整工资时，他缄默不语，甘当一个毫无贡献的角色。 那深埋地下的“伟大的一瞬”，才是他精神的全部寄托！ 终于，他等到了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的喜讯。他把所有珍藏的历史画卷献给了党和人民。包头市委和包头钢铁公司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支持他的行动。新华社选取一百二十多帧照片存入国家档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人民的悼念》，收集了他的四十多幅佳作。包头市委和包钢党委为他举办了摄影展览。 鲍乃镛如今有了两项专业，一是钢铁，二是摄影。他回顾自己曲折的经历时，心情坦荡。数年前，一次灾难性的社会的创伤，迫使他丢下心爱的钢铁专业，躲进摄影镜头里去窥探生活。而他庄严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和人民一起埋葬了灾难的过去。 特定的历史赋予他特定的使命。人民在推动和书写着壮美的历史！

第6版()专栏： 宣读血书 鲍乃镛摄

第6版()专栏： 两个可爱的老头儿 ——祝贺黄新波木刻展和余本画展 黄永玉 在祖国南方广东的美术界有许多位受人尊敬的老头儿，现在，其中的两位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北京开画展来了。一位是木刻家黄新波，一位是油画家余本。 提起黄新波和余本，同志们都会说这是多么好的两个老头儿，使人想起那温暖而充满花香的南方。 黄新波同志从事木刻艺术四十多年，我打从很小的时候就用毛笔和墨汁临摹过他的木刻，至今还能背出那些深情的作品的构图和题名。可喜的是这些作品今天又重现在我们面前。你将从这些作品中听到历史的脚步从遥远的过去沉重地走了近来，从苦难和战斗的历程中走了近来。新波同志的作品正是准确的历史的见证。 新波同志曾经是位诗人，我说“曾经”，是因为他好多年来已经不写新诗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木刻作品中的诗的气质，诗的对于事物的强力的概括。任何时候，苦难临头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作为诗人的情操。我们的新波从来不苟活！要么，照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美学观点刻下去；要么，干脆不刻！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今天，他抱病带着几十年战斗的成果到北京来了。 新波同志是我们美术界里得到鲁迅先生亲自教诲的、所存无几的同志之一，他不愧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勤奋，坚韧，“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真理奋不顾身的坚持。我和朋友常常以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作风来砥砺自己。 我曾有好多年、几次在香港工作和居住过。认识余本同志也三十多年了。我知道他曾在欧洲学习和生活过，之后，才移居香港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偷偷在背后称他做“金山伯”，用广东的习俗解释，那就是在海外居住多年的老侨胞的泛称（直译起来则是居住在旧金山的老华侨）。相处久了，我们当面或背后都简称他为“余伯”了。 余伯个子比较高，年轻的时候爱好运动，所以举止潇洒漂亮，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仍然是一位很高雅的老头。 余伯的油画，有很深湛的素描和色彩修养，尤其是精熟油画的特性。我总认为油画总得象一张油画，而余伯年轻的时候的作品就已经做到了。说起来好笑，当我作油画的时候，就觉得要画得象一张油画是十分困难、十分不容易、而至今还达不到的事情。 三十多年前在香港，我和余伯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当时还有其他几位老人家和年轻朋友。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齐到广州开会，一齐学习时事，学习毛主席许多重要著作，也一齐到渔村去体验生活，然后再一齐开各种联合画展。 余伯是一位很谦虚和蔼的老头，他很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临到表示自己见解的时候，总只是用一个单字或最多一句话完结。话扼要得当，但说完了总有点不好意思。 余伯对于祖国和社会主义有一个坚定而朴素的看法，他热爱她，在五十年代，他参加一个访问团回国观光，回香港之后就全家搬到广州定居了，一直到现在。 这二十年来，余伯走遍了祖国许多地方，用他的油画技巧，歌颂人民和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从他的足迹和工作，人们不会觉得他是位年过古稀的老头。用一句广东话来说，这位老头是非常“生猛”的。 至于作品，那是用眼睛去欣赏的，所以这里不多作介绍了。预祝两位老头儿的画展成功。 一九七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