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国大范围普降雨雪 一亿亩越冬作物受益 旱象解除地区和受旱地区还要继续防旱抗旱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最近由于大范围地下了大雨雪，我国南北一亿亩越冬作物缓和或解除了旱象。 在冬小麦主要产区，进入返青阶段的麦苗经雨水灌润，长势甚好。好多地方所降的雨雪，等于给冬麦灌了一次返青水。长期干旱的安徽省，在下过雨雪之后，小麦一、二类苗已上升到百分之八十。 冬小麦主要产区的山西、河南等省，部分麦田得雪得雨较少，旱情还在持续。 有关部门认为，当前无论受旱地区还是旱象已解除的地区，都需要继续注意防旱抗旱。除此之外，三、四月份可能出现倒春寒，防冻工作不可忽视。

第1版()专栏： 大力造林护林 适应四化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电贺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召开 来自各地的各族共青团干部、林业干部和造林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青年造林大会 王任重副总理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全国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全体代表，亲爱的同志们！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时刻，你们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借此机会，中共中央、国务院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林业是国民经济中一项很重要的事业。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减少自然灾害，保障农牧业生产；可以提供木材和其他林产品，解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可以保护环境，防止大气污染，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都很重视林业建设。建国以来，植树造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八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点七。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林业的发展很缓慢，森林资源贫乏和分布不均的状况改变不大。有些地区滥砍乱伐的现象严重，林业资源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西北、华北和东北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很低。这是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低而不稳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必须大力植树造林护林，加速绿化祖国，尤其要抓好“三北”防护林的建设。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 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过去在植树造林运动中曾发挥过突击作用，作出了很大成绩。中央希望，全国青年们，紧急动员起来，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响应华主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为扩大森林覆盖面积，彻底改变我国自然面貌，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 新华社延安三月二日电 全国青年造林大会今天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 这次会议是由共青团中央和林业部联合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动员亿万青少年站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最前列，争当突击手。用辛勤的汗水染绿祖国的山山岭岭，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绿色万里长城”，为彻底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作出贡献。 大会会场设在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延安大礼堂。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共青团干部、林业干部和造林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共八百人。他们当中有东海之滨的造林能手，戈壁滩上的治沙姑娘，广西、云南边境的林业战士，大兴安岭林区的护林标兵。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王任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林业部部长罗玉川，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姜一，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共青团中央书记高占祥致开幕词。韩英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全国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 王任重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和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年轻一代，致以热烈的祝贺。接着，他谈了青年们应该如何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谈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重要性，以及今后林业建设的任务。王任重同志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他号召青年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为绿化祖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英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们行动起来，为加速绿化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国青年有着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一九五六年，团中央和林业部曾在延安召开过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对促进我国林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改造自然，造福人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一项伟大事业，也是我们青少年为四化作贡献，在实践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的重要战场。各级团委要广泛组织青年造林突击队，开展造林日、造林周突击活动。每年植树节前后，都要组织青少年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要组织和帮助青少年学好造林技术。要教育青少年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自护林；要当护林的哨兵，保护祖国的森林资源。 韩英同志说，从造林、育林到成林，得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成功。青年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我要和自己栽的树一起成长，十年树木，也十年树人，当树苗成长为建设的有用之材时，自己也成长为实现四化所需要的人才。 韩英同志在报告中还要求各级团组织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要有专人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并注意总结经验，培养典型，表彰先进，树立标兵。团的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植树造林的实干家和带头人，不断推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事业向前发展。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姜一和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冯怀亮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第1版()专栏：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王任重同志在全国青年造林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二十三年前的春天，团中央和林业部曾经在这里召开过一次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内蒙古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当年青年代表们种的树，如今已经长大了，结果了。在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团中央和林业部又在这里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次新的长征。广大共青团员、一切革命青年，都要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发挥英勇的突击队作用，为把我们伟大而又还比较贫穷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美丽富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伟大的、光荣的，同时又是非常艰巨的。我们不仅要付出汗水，而且要通过读书和实践学会如何搞现代化；我们不仅要热爱劳动，而且要热爱科学技术。我们年轻一代要通过劳动和学习，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只有这样的劳动者，才能担负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担。 我们的大会在延安召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叶剑英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解放区的首府。党在这里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领导干部。回想当年，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学习的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南瓜汤。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是笑声，到处是歌声。大家努力学政治、学军事，以艰苦朴素为荣，以贪图享受为耻。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进行封锁，连穿布衣布鞋吃小米饭都困难了。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一面领导着全国的抗日战争；一面又领导了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结果，克服了在王明路线影响下造成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树立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克服了宗派主义的残余——山头主义，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召开了党的七大，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今天，在新的长征中，我们一定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和光荣传统。 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应当是什么？是回到“父母膝下”，回到大城市过温暖的小家庭生活呢，还是响应祖国的召唤，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百多年来，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在革命斗争中有几千万人前仆后继，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人。我们每个青年都应当学习他们的光辉榜样，抛弃那种贪图安逸和贪图享受的思想，挺起腰杆，唱起战歌，在新的长征中排除困难，奋勇前进！ 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青年同志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样几个问题：一、我们青年如何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四人帮”横行时，他们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没有民主权利。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有了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珍惜它，正确地使用它。如果离开宪法，离开法制，离开纪律讲民主，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只能是无政府主义。只有在发扬民主的同时，遵守纪律，遵守法制，遵守宪法，才能有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顺利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二、离开了艰苦奋斗、发展生产，讲改善生活是不可能的。要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就得靠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要在搞好国家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考虑个人利益，不然所谓改善个人生活，只能是空想。四、我们要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僵化和半僵化，拨乱反正。但决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一定要犯错误，要走到邪路上去。希望每个革命同志遵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开造林大会，我讲了这些似乎与造林不相干的话，有的人也许觉得奇怪。同志们，一点也不奇怪。假如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实现毛主席“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宏伟遗愿。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可谓不大。但是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海南岛等边疆地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如果不开发它，让其继续荒芜下去，让那里沉睡地下亿万年的宝藏继续沉睡下去，我们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建设“绿色万里长城”，这是建设和开发边疆的一项重要工作。有的青年来信，要求去边疆治沙造林，看了他们热情洋溢的信，我们很高兴。他们这种革命的豪情壮志应当赞扬。 有一位同志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造林比修水利还要重要。过去，兴修水利是对的，但是单纯强调修水库、打井，而不注意造林，水利也会遭到破坏。不大大发展林业，不仅不能实现水利化，而且将来全国可能都变成沙荒；无计划的毁林开荒，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说，对林业重视不够。重砍轻造的倾向还有待彻底克服。我们搞农业的领导同志，往往把农业局限在粮、棉、油、猪四个方面，十多年来，许多地方又单打一地搞粮食，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望远，看到辽阔的荒漠和荒山秃岭，看到湖泊河流，看到汪洋大海，看到这些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科学考察和科学规划，把农、林、牧、副、渔都大大地发展起来，才能为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许多林业先进单位，粮食生产也大大高于一般社队的水平。因此，一定要把林业搞上去，要落实计划措施，争取超过计划。首先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林业的重要性，摆正它的位置。如果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搞好植树造林是不可能的。 周总理说过，砍林是吃祖宗饭，造林是为子孙造福。只砍不造和多砍少造，是为子孙造孽。你们青年人造林既为自己造福，也为子孙造福。你们青年人和林业战线的广大职工一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定可以看到祖国面貌的大改变。青山绿水、美丽富饶的祖国，一定会在你们青年这一代实现！ （新华社延安三月三日电）

第1版()专栏： 在我边防部队保护下 广西云南边境居民返回家园恢复生产 以极大热情投入春耕春种，奋力夺回被越南侵略军耽误的时间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居民们的生活现在安定下来了，春耕生产正在加紧进行。 在广西、云南漫长中越边境线上的我方一侧，过去由于越南当局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许多边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背井离乡搬到内地或者住在山上的岩洞里。不少居民惨遭越军杀害，大量耕地被迫放弃耕作。我边防部队对越南侵略军开展自卫还击后，被迫离家的边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为了把被越南侵略军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边民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春耕生产。 广西宁明县边境地区仅一部分生产队，就有三千五百多亩稻田由于越南侵略军经常侵入我境内埋地雷、插竹尖桩，并向田间社员开枪打炮而长期荒芜，原来地里的庄稼熟了也收不回来。许多人到远离边境的纵深地区投亲靠友。现在，他们在边防部队的保护下回来了，田间重新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夏石公社的十六个大队已经放水灌田一万一千七百多亩，耙田六千多亩，播稻种三万四千多斤，春种早玉米、花生、木薯三千亩。寨安公社与越南接壤的那晋大队的社员们，在我边防部队开展自卫还击的第二天就回到了家乡。他们派代表到边防部队控诉越南侵略者的罪行，感谢指战员们保卫了他们。全大队组织了两支队伍，一支是民兵，专门负责排除越南侵略军埋设的地雷；另一支队伍搞生产，现在已播稻种一万多斤，春种玉米四十亩，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越南侵略军还多次进犯这个县的桐棉公社板烂大队，在那里烧林烧村，杀害我边民。我边防部队和民兵奋起还击把敌军逐出国境后，群众返回家乡看到越军暴行，个个怒火满腔。他们把对越南侵略者的愤怒化为力量，马上行动起来恢复生产。现在全大队已播稻种二万七千多斤，抢耕抢耙了上千亩稻田。 云南省麻栗坡、富宁、马关等县的边民，向我边防部队愤怒控诉越军的侵略罪行。马关县金厂公社中寨大队苗族聚居的大寨生产队，社员们过去与越南苗族边民亲如兄弟。今年以来，越南侵略者经常向大寨生产队开枪开炮，逼得社员们只得躲进山沟。我边防部队开展自卫还击后，全寨男女老少奔走相告，要求边防部队给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被越军埋在我国境内地雷炸伤的基层干部陶光华躺在床上愤怒地说：“过去，我国各地的援越物资源源不断通过我们边境运往越南，想不到越南侵略者吃着中国援助的粮食、拿着中国援助的武器来杀害中国人。我希望边防部队狠狠惩罚背信弃义的越南侵略者！”富宁县田蓬公社今年以来，遭受越军炮击十六次，有四户社员的房屋被炸毁。越军还用各种枪支射击人畜，致使这个公社有十个社员被打死，十三人被打伤。群众背井离乡，孩子不能上学。自卫还击战斗开始后，群众陆续返回家园，犁田播种。

第1版()专栏： 加强支农资金管理 为高速度发展农业服务 国务院决定恢复农业银行 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日电 为了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更好地为高速度发展农业服务，国务院最近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国务院为此发出的通知说，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有以下几个方面：监督支付财政部门的农业拨款、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的预购定金；办理公社、生产队、生产大队、社队企业、国营农业企业、供销社和国家设在农村的各单位的存款、贷款；主管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会计辅导，协助社队管理资金。 通知要求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省市自治区、地区、县的各级分支机构，力争在一九七九年内建立健全起来。通知还要求各级农业银行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信贷对经济活动的促进和监督作用，并且要创造条件，实行经济核算。

第1版()专栏： 提高经济工作干部管理水平 切实改进企业管理工作 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国家经委举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班，今天下午正式开学。 这个研究班是国家经委为了适应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高经济工作干部的管理水平，切实改进企业管理工作而举办的。 研究班将分期分批培训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工业城市的经委主任或副主任，部分重点企业的厂（矿）长，以及国务院工交各部负责企业管理的领导干部。这批干部是工交战线的主要领导力量，提高他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对于把我国企业管理从落后的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转到合乎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上来具有重大作用。 参加第一期研究班的学员共一百零七人。在一个多月的学习时间里，他们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学习有关经济理论问题，听专家、学者讲课，弄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提高理论水平；听取一些出国考察团和外国有关代表团的报告，了解和学习国外现代化管理的经验；还要学习企业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国内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并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分析探讨当前经济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的建议。

第1版()专栏： 黄埔发电厂二号机组建成发电 新华社广州二月二十三日电 广州黄埔发电厂第一期工程二号机组于最近建成，正式发电。 黄埔发电厂二号机组是广东省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之一，发电能力为十二万五千千瓦，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发电机组。这项工程从去年三月土建工程动工起，至完成试运行，共一百一十四天，工程质量经过鉴定符合设计要求。和一号机组相比，安装工期缩短百分之三十六，工程形成生产能力较快，工程成本降低百分之四。在水电部组织的同类型机组建设竞赛中，这项工程被评为优胜单位，受到水电部和省革委会的表扬奖励。

第2版()专栏： 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教诲 荣高棠 二月十二日，我怀着“回老家”的心情，参加了国家体委召开的“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为国家体委系统彻底平反大会”。离开体育战线已经十二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多么想念共同战斗了十七年的同志们。现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国家体委系统的“独立王国”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已经统统推翻，在和同志们欢聚一堂、额手共庆的时候，我紧紧地握住一只只热情伸来的充满同志情谊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此情此景，使我又一次浸沉在深深怀念中，怀念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胜利战斗了半个世纪的毛主席、周总理！ 全国解放前，我曾经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建国后，在体育工作岗位上，又长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教诲；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多次给我指示、关怀和支持。他那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的献身精神，他那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品德，他那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干部、群众的一片赤忱，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虽然周总理离开我们三年了，但每想到这一切，仍象当年亲聆周总理教导一样，增添了巨大的力量，鼓舞、鞭策着自己继续前进。 一九三九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党调我到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在一家电力公司以抄表员的职业作掩护。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重庆有几个地下党员被捕，其中有个叛徒供出了我。敌人开始搜捕我，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南方局。周总理连夜派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同志找我，但没有找到。周总理一夜未眠，凌晨，又派他的副官祝华同志开着他的汽车寻找，并指示一定要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把我找到。祝华同志终于找到了我的住处，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和我爱人管平带着孩子，除抄电表用的表册外，其它东西都不要带，立即跟他走。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直到汽车开进了红岩村——当时南方局的所在地——公开是八路军办事处，孔原同志（南方局组织部长）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为了援救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周总理常常是亲自指挥，亲自安排，直到这些同志和朋友安全脱险。这使我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对同志的深切关怀和爱护。我们到达红岩村以后，周总理勉励我们要注意隐蔽，继续战斗。不久，就要我去成都，到川康特委工作。半年以后，一九四一年六月底，我又被调回重庆南方局，公开了身份，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周总理在重庆战斗的日日夜夜，有许多同志写过文章。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周总理对各方面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很关心，周密布置，力求万无一失。当时，我在南方局组织部担负往解放区输送干部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去延安学习，还有不少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孩子，需要送到延安和解放区去。周总理教育我们，这既是保护我们的同志免遭迫害，又是壮大我们革命队伍，争取革命事业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顺利地通过国民党设下的许多关卡，把这些同志安全地送往解放区，我们帮助他们改名换姓，编造履历，以八路军的干部和家属的身份离开白区。我们每次把名单编写好后，周总理都要亲自审阅，仔细推敲。他还常常把要出发的同志找来，同他们交谈，按照编造的姓名、籍贯等，逐一加以核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改。有时还采取“审问”的办法，从相貌、口音等等方面作“考试”，尽可能做到没有漏洞，以防被敌人查出破绽。每走一批同志，周总理几乎都要这样工作一个通宵，直到延安来了平安抵达的回报，他才放下心来。 周总理对干部的亲切关怀和爱护，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他经常教育我们，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会受到人民支持的，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同志。对于青年人，周总理更是关怀爱护备至，他总是教育我们，对青年人的缺点和毛病，不能看得过重；对落后的青年，更要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而不能嫌弃他们。另一方面，周总理对干部，特别是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又是很严格的。我自己就受过周总理的多次批评，而这种批评，既严肃，又亲切，总使我开阔心胸，增添智慧，加强信心。 一九五二年，我从青年团的工作岗位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同周总理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因为总理非常关心体育事业，关心运动员的成长。外国运动队凡第一次来我国访问的，他几乎都亲自观看比赛，接见运动员；我们每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比赛，他都亲自给运动员交代任务，具体指示，要求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外交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增进同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服务。在我的记忆中，运动员在比赛中失利了，周总理从来不批评他们，相反，总是给他们以鼓励。周总理多次对运动员们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失败是胜利之母，问题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往往是周总理几句话，就使得我们一些打输了球哭鼻子的运动员破涕为笑，更积极地去锻炼，在比赛中夺取胜利。但是，如果运动员在球场上作风不正，总理就会生气。但他并不批评运动员，而是严肃地批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 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北京体育馆刚建成不久，我们同一个友好国家的排球队进行比赛。前一场比赛，毛主席在贺龙同志陪伴下，也来看了，还参观了北京体育馆，看了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表演。在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做得不细致，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很尊重对方。这件事，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指着我，很生气地说：“高棠，你还是青年时的样子，只想赢，不顾影响。你们赛排球，毛主席也去看了一场嘛！主席工作那么忙，还用了那么多时间看排球，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做工作。你们是怎么搞的？运动员在场上表现得好坏，这是体育道德作风问题。干部要负责，你要负责！”周总理还特别指出了要加强运动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了，运动员懂得了，球就能打得好。做得不好，就会出纰漏，就会妨碍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当干部的，政治工作要做在前面。类似这种批评，我经历过多次，总感到十分内疚，没有很好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在这次批评后不久，在先农坛体育场同外国队有一场足球比赛，因为客队在比赛中有些比较粗野的动作，赛后有些观众就围住客队的运动员纷纷质问。周总理知道后，清晨三点把我叫去，对我说，外国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要尊重人家，对方有欠妥之处，可以事后通过一定的途径交换意见，怎么能出现围攻、起哄这样恶劣的体育作风呢！总理很严肃地说：“我不能追究观众的责任，就是要抓住你，抓住你们对观众没有进行教育。群众是讲道理的，问题还是你们体委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他教育我们，要利用各种方式，在运动场上对观众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例如，在入场券的背面印上讲友好，尊重双方运动员，尊重裁判员的字句等。虽然这是件小事，总理想得却多么周到啊！在这两次批评以后，大概是一九五七年的三月，有一次，周总理见到我，问我看过《新体育》发表的一篇体育老师作自我批评的文章没有？我一时回答不出。总理教育我说，这位老师在一次少年足球锦标赛决赛当裁判时被运动员打了，可是他引咎自责，说责任不在学生，是当老师的没有教育好，是裁判工作确有缺点。周总理热情地赞扬他说：“这位老师不错，风格高，要表扬。你们做领导工作的要向他学习。所有的体育干部应该学习这种风格。” 我曾经不只一次听到其他战线的同志们说，你们体育工作者是“得天独厚”，毛主席说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周总理又是那样关心你们的运动员，陈老总“偏爱”你们，邓总书记关心你们，还有贺龙元帅兼做你们的主任。虽然是带些开玩笑的话，但确实是如此啊！就以周总理来说，他每次看完比赛，接见了外国运动队以后，总是把我们的运动员留下来亲切地谈话，鼓励运动员勤学苦练，为祖国争光，使我国体育在全世界放异彩！ 那还是一九五二年的事情。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经过曲折的斗争和种种努力，国际奥委会作出了邀请我国奥委会参加这届奥运会的决定。在我们正式接到通知时，奥运会已经开幕了。有人认为我们临时组队，成绩不会好，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主张不去。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何况还是一个队伍，那么些人，通过新中国运动员新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周总理看得比我们深远，我们的运动员去参加国际比赛，不是争一日之短长，而是为了交朋友，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也只有通过参加国际比赛，才能学习到各国的先进技术。在我们回国向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又指示我们：去了，升了五星红旗还不够，中国运动员应该为世界体育作出贡献。我们那么多人口，我们会有好的体育人才，今后应该多创些纪录，多获得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运动场上高高飘扬。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在周总理精心培育下，在贺龙同志、陈毅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国运动员奋发图强，在往后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使五星红旗在国际运动场上一次又一次升起。 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准备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水平还很差，想请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也不容易请来。当时有几个打得比较好的运动员在香港，如傅其芳、姜永宁等。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愿意回来为发展新中国乒乓球事业贡献力量。周总理支持我们，也支持这些运动员的爱国热忱。傅其芳、姜永宁等同志先后回来了。周总理亲自看他们比赛，很称赞姜永宁的防守技术，但指出他应当练攻，不然只能是被动挨打。总理还鼓励他们要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这对傅其芳、姜永宁等同志是多么大的鼓舞！他们正是按照周总理的教导做的，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获得世界冠军的称号，但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夺取世界冠军的人才。一九五九年，从香港回来、曾受过傅其芳等同志指导的容国团同志，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为我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光荣称号。周总理、陈老总和贺老总为乒乓球队的胜利，同运动员欢聚一堂庆功。他们既勉励运动员，也教育运动员不要骄傲，不要满足于一时一事的胜利。在谈笑风生中，总理作了著名的：“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教诲。这不仅鼓舞了乒乓球运动员，也鼓舞了各个项目的运动员，使我国体育运动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上，出现了一个跃进的局面。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为了迎接这次世界锦标赛，在周总理、贺龙同志、彭真同志的关怀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工人体育馆。全国人民对这次世界锦标赛非常关心，希望我国运动员取得更大的胜利。乒乓球队的同志们感到有压力，包袱背得很重，怕打不好，没法交代。周总理知道后，约了陈老总、贺老总一起到乒乓球运动员的训练场地，亲自看运动员训练，和运动员交谈，鼓励运动员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周总理还风趣地要陈老总和贺老总讲他们打仗的经验，对运动员作“战前动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求运动员们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不要背上“怕打破坛坛罐罐”的包袱，还说，比赛就同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乒乓球运动员们在革命前辈的鼓舞下，士气大振，赢得了出人意外的好成绩，战胜了当时世界乒坛最强的日本乒乓球队。 在男子团体冠军决战当夜，北京工人体育馆主席台上坐满了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许多负责同志。比赛打得十分激烈，徐寅生同志力胜当时日本队的主将星野，是在至今扣人心弦的“十二大板”中结束的。当容国团两次出战失利后，主席台上议论纷纷，有些同志批评我们用人不当，不少领导同志紧张得离开赛场到后面休息室去，在那里等候战报。我们每隔几分钟去报一次消息。这时，我想起周总理曾一再说打球哪有只赢不输的道理，要允许运动员输球嘛，输几场有什么关系？我的心情这才镇定下来，就用总理的话去鼓励容国团。当容国团第三次出场，为我队夺得世界冠军赢得最后一分时，屏息以待的人们一下子沸腾起来，欢声雷动，经久不息。事隔四年，当我们从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取得更大胜利回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见到乒乓球队，还没忘记夸奖容国团“一球定乾坤”。容国团回答：“将功折罪。”听着这番风趣的对话，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周总理那种豁达宽广的胸襟，镇静自若的风度。他那样全面地、辩证地对待运动员的胜败，令我至今想来，仍然深受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经常在鼓励运动员去夺取优胜的同时，教育运动员要谦虚谨慎，决不能因为取得一些胜利而冲昏头脑。记得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欢送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周总理来参加了，他特别赞扬日本女乒乓球选手松崎的比赛风格，说她输了也笑眯眯的，神态自若，落落大方；他要我国运动员向她学习，并对日本朋友说：“我们希望大家，也希望你们能超过我们，然后我们再超过你们，这样，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才可以不断得到提高。”日本乒乓球队教练长谷川先生说：“取得一个冠军还比较容易，要保这个冠军就难多了。”周总理对我说，长谷川先生的话有一定道理，得了冠军就成为众矢之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进步。我国乒乓球运动员正是牢牢记着周总理的教导，戒骄戒躁，胜利了坚持一分为二，从零开始，因此能够成为体育战线持续跃进，勇攀高峰，保持荣誉二十年的先进集体。 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陈老总为运动员们庆功，周总理、贺龙同志、罗瑞卿同志都来参加了。罗瑞卿同志举起酒杯祝贺说：“向乒乓球队学习！”在大家的笑声中，周总理示意我说：“快向解放军学习呀！”我赶紧站起来，大声地说：“向解放军学习！”运动员们一拥而上，纷纷向罗瑞卿同志敬酒。回想总理对我们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诲，真是铭心镂骨，终生难忘。 周总理、贺龙同志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教育我做好工作花了多少心血啊！我在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有愧于毛主席、周总理、贺龙同志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对我的信托，我将永远记住周总理、贺龙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在多年的监禁生活中，我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真相大白了，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体育战线的成绩，那样丧尽天良地陷害贺龙同志和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心毒手狠地打击、迫害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的，是为了篡党夺权。我家中曾经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一九四二年，我和管平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后，我们的大孩子已一岁半了。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喜欢小孩，当时办事处只有我的一个小孩，邓颖超同志在工作之余经常抱一抱这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本来不叫乐天，因为他性格活泼，又特别爱笑，邓颖超同志说，还是改名叫“小乐天吧！”，邓大姐又自称为“大乐天”。同志们就传开了，称邓大姐为“大乐妈”，称周总理为“大乐爸”。一次邓大姐抱“小乐天”时，一位同志给照了一张像，总理看了，就挥笔为这张照片写了一首即兴诗，投到办事处的墙报上。这首“诗”是：“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周总理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深受感染和鼓舞。我们一直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但是，在抄家的时候被抄走了，直到今天也不知它的下落。 长期患重病的管平，对于已经失去的许多东西从不计较，但总是念念不忘这张照片，希望有朝一日能物归原主。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的大孩子乐天患病生命垂危，很想见我一面。管平明知那些日子周总理、邓大姐处境也十分艰难，还是鼓起勇气向邓大姐提出要我出来和孩子告别。事后，我们才知道邓大姐费了多少周折，才让我在“严密保护下”，到医院与乐天见了最后一面。后来邓大姐还托人捎信，要管平注意身体，照顾好孩子，语重心长地要她“向前看！” 十二年过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悉心保护，不光是我，我们党的一大批老干部，几十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暗算啊！一九七六年一月，在远离北京的僻壤，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使我悲痛欲绝，我多么希望以我的劫后余生换取总理多活几年！可是，我竟连最后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权利也被剥夺，这是我终生最大的憾事。 今天，作为体育战线的老战士回到了这个行列，我要重新学习，当一名新兵。我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我的新生，同千百万体育同行一道，跃马新长征。 （原载《新体育》第三期）

第2版()专栏： 《周恩来的实践》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 新华社东京三月三日电 《周恩来的实践》一书最近在日本出版发行，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本书是由原《每日新闻》论说委员新井宝雄撰写的。全书共分十部分，记录了周总理从青年时代起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革命实践，热情歌颂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他的伟大的革命情操和崇高品质。 新井宝雄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世界闻名的周恩来总理，受到许多人的爱慕和尊敬，人们对周恩来的思慕，在他逝世后越发强烈。” 前言说：“周恩来牺牲自己的一切，献身于中国和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毫无私心地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前言指出，在国际上中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这一出色的外交政策作为基本方针，更加提高了中国的威信。而周恩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 前言还说：“作为人民的总理而热爱群众，并同群众一起前进的周恩来的品德一直使国内外的人们深受感动。” 作者在前言中谈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时说：“我认为，了解邻国这位朝着一个目标专心致志、鞠躬尽瘁地奋斗到底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的足迹和他的品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第2版()专栏： 心里装着人民 北京汽车制造厂 洪济群 一九三七年，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我的三姨胡杏芬，由于肺病，住进北平西山一个平民疗养院，跟邓颖超同志同住在一间病房里。她们相处得很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迁居重庆。三姨在重庆重新与邓颖超同志相会，并通过邓颖超同志认识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启发和教育下，我三姨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的眼光明亮了，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象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那样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周恩来同志看到三姨进步非常高兴，介绍她到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可惜的是，三姨在革命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日本侵略者炸毁了我家的住处，我们迁居到歌乐山，因为离市区较远，没有及时地把三姨逝世的消息通知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同志忙于同国民党作斗争，也没时间打听三姨的消息。但是，他仍然把三姨记在心上。有一次，他和邓颖超同志同往沙坪坝办事，想起离我家不远，便一同去看望我三姨。那天，我们兄妹几个正在屋外玩耍，周恩来同志俯下身来，亲切地向我们询问三姨的情况。他们得知三姨已经去世时，流露出十分痛惜、悲伤的神情。他俩一道上山，在三姨的坟前，默默地伫立很久。 岁月流逝，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亲属对三姨都淡忘了，周恩来同志还记着她。一九五六年秋，在北京饭店的一次晚会中，我的妹妹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发现妹妹的面容与三姨相似，便和她谈起来，问她知不知道胡杏芬这个人。妹妹告诉总理，那是我三姨。总理高兴极了，马上把妹妹邀入小客厅，仔细地询问我们家的情况，从抗战时期一直问到解放以后，从工作情况一直问到身体健康状况。总理嘱咐秘书记下妹妹的姓名与住址，关切地说：“以后有空，还要找你。”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周总理满怀深情地叙述他对三姨的印象，要妹妹向他提供有关三姨生平的详细情况。妹妹当年还是个呀呀学语的小孩，既不了解三姨的情况，也不知道周总理、邓妈妈与三姨的关系。当她询问周总理怎么知道三姨的时候，总理满怀深情地说：“她是我们的战友，我很熟悉她。” 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周总理接触过的人何止千万，他却不曾忘怀一个仅仅有过短暂接触的普通青年。这只是因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吗？不，是因为周总理的心里装着人民，想着革命，凡是追随过革命，对革命有过微小贡献的人，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的人，他都当作自己的战友，视为革命的一份力量，即使这些同志、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他都不会忘却。

第3版()专栏： 夜遇 〔革命回忆录〕 金城 一九四七年春，我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主动放弃延安城的战略部署，有计划地把机关转移疏散到绥德至黄河边的农村里。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匪部占领延安空城后，气焰十分嚣张，继续疯狂北犯。 四月初的一天，我在小崖咀得到绥德专员杨和亭同志的紧急通知：敌人已经过了九里山，到了绥德南六十里的司家川，直向绥德城扑来。我按照杨和亭同志的要求，迅速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疏散在附近的中央机关其他同志。几天以来，敌机天天在头上盘旋，还时常扫射，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决定连夜赶到黄河边的石盘上，把早几天转移到那里的机关送到河东去。 我带着交际处的几个干部乘着夜色赶路。层霄隐隐，不见星月；夜风习习，微带寒意。我们踏着两山之间的河滩大道急速向黄河前进。走了大半夜，约摸凌晨四点钟时，我们到达绥德东六十里的义合镇。辛劳一天的人们还在酣睡，镇上一片寂静。我们穿镇而过，刚出镇子东口，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座亭子，亭子西边路上停着一辆卡车，车前站着六七个人，好象是在商谈着什么。我感到十分惊奇，形势这样紧张，凌晨四点多钟，哪位首长会来到这里呢？我们大步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周副主席！自从离开延安以后，有二十多天没有见到中央负责同志了，这二十多天简直象过了二十年啊！我知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留在陕北指挥战争，但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个紧张的夜晚遇到周副主席！他穿一身灰色棉衣裤，精神百倍，脸庞比在延安时略瘦了些，两眼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有神。我兴奋地跑到周副主席面前，副主席已先同我们打招呼了： “金城，你们来了，很好，你听到绥德的情况了么？” “早上七八点钟我得到消息说敌人已经过了九里山，到了司家川。我估计现在绥德已落到敌人手里了。”我把头天晚上得到的情况和自己的判断向周副主席报告。同行的交际处的两个科长也极力说明情况的紧急。 “这个消息我也听到了，你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可靠？”周副主席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新的情况，可他还那样认真地倾听和询问着。 “我看是可靠的。”我自信地回答。 “这个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周副主席眼睛盯着我。 “早上我见到绥德专员杨和亭同志，是他告诉我的。” “杨和亭，他是怎么说的？他在干什么呢？” “他说他很生气，没有想到敌人行动这样快。胡宗南想一枪不发就占领绥德城，真是妄想。他还说要带人到司家川至绥德的公路上埋地雷，把那些狗东西炸死一些……” “嗯，杨和亭这样讲……。”周副主席沉吟着。为了证明消息可靠，我补充说： “早上我还碰到了阿曾和冯文彬，阿曾也告诉我同样的消息，她比我们先离开绥德城。” “我刚才已看到阿曾，她也是这样讲的。你知道那里还有什么人？” “我只知道冯文彬还没有走。” “冯文彬还在那里……”周副主席象在考虑什么重要问题，他的目光深沉而严峻。 这时跟随周副主席的同志告诉我说，副主席刚从河东过来，这以前他同朱总司令一起到了山西临县三交镇（当时那是中央后工委所在地）。副主席在那里安排好后工委的工作，又连夜返回河西，现在是要赶到绥德西北的卧牛城，去同毛主席会合。 副主席这时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一想到敌情，一看到副主席只带六七个人……不，不能让副主席再往绥德方向走了。我于是对他的随员们说： “穿过绥德去卧牛城怕已不行，太不安全！这里还有没有另外的路？” “路是还有一条，必须从这里向北走，绕过米脂县，这就要走两天半才能到，如果走绥德就近得多……” 我听了忙说：“还是走北边那条路稳当，我估计敌人已经到了绥德……” 这时周副主席说： “那太耽误时间了，我想尽快见到毛主席。”稍顿了一下，他又问我： “你说说，冯文彬为什么还不走呢？” 听了副主席的问话，我心里一愣。我一直不愿讲出冯文彬对敌情的判断，我怕他万一判断不准确，导致周副主席去冒风险。我低下头，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他说，他说他，暂时不走……” “冯文彬究竟是怎么说的？”副主席的声音十分严厉，我抬头看见了他那锐利的目光，就象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面对着能够洞察自己心灵的老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含糊其辞，便说： “冯文彬说，他估计敌人不会走那样快。” 周副主席听了这句话，高兴得笑了，他挥起左手有力地向西一指说： “好，上车！我们走！”又微带责备地对我说：“冯文彬的判断你为什么不早讲，又耽误了一点时间了。” 我当时还没有理解到周副主席对我的责备，反而为自己讲出了冯文彬的判断而懊悔。唉，周副主席只带六七个人，我却让他走绥德这条路去冒险，万一有个……，我心里七上八下，十分不安，站在路边默默不语。周副主席顿时看透了我的心思，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用十分亲切的语调宽慰我说： “你没有打过仗，不懂军事，冯文彬是打过仗的，他有战争的经验。他这样估量敌情一定有根据。我完全可以争取时间，在天明以前从绥德插过去。何况到处都有我们的干部和老百姓……我要赶快去见毛主席！” 周副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敏锐，行动果断。他的目光是那样温暖，语调是那样坚定，我心中的忧虑也逐渐减轻了。 周副主席健步向汽车走去，我心中默默地说：“副主席呀，您就争取时间快点走吧！”虽然我们有很多话想说，但再不能耽误他那宝贵的分分秒秒了，因为副主席要尽快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也一定在盼望周副主席啊！ 周副主席坐进了汽车驾驶室，车门关上了，马达响了……可是忽然车门又打开了，周副主席又下了车，对我说： “你过河以后，可把张冲同志直接送到兴县贺龙司令员那里去，请他派人把张冲同志送到东北去，那里敌军中有云南的部队，需要张冲同志去做争取工作。范龙章带领的高级起义军官可先在临县三交中央后工委处住下来，组织他们在晋绥进行一些参观学习，以后再送他们回太行去；胡景铎部留在后方的那部分起义军和家属可安顿在石楼到枣林附近一带地区，这样往来（指过黄河）都方便些；交际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就安顿在三交后工委处好了。你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向中央或西北局请示，可以到中阳去找罗贵波司令员，他那里有电台，可以直通中央。” 我听了副主席这一番话，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情油然而生。在这十分紧迫的时刻，周副主席还对我们这样一个小小机关的工作安排得这样细致，指示得这样具体，对我们这些普通干部，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啊！ 周副主席的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一直向西开去，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马达的轰鸣也逐渐远去，消散在两山空谷之间。我们久久伫立凝望，祝愿周副主席一路平安。 一阵夜风袭来，使人陡感春寒料峭，我们精神抖擞，继续向东赶路，一路上回味着遇见周副主席的情景，胸中象燃着一团火。我们大步流星，奔向滔滔的黄河。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二个年头，去年春天，五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跟杨和亭同志久别重逢，百感交集。我们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陕北时期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当我讲完夜遇周副主席这件事时，和亭同志把下面的情况告诉了我： 周副主席在离开义合镇以后，天亮时在绥德南关的大路上遇到了杨和亭，得知敌人已从司家川向南龟缩回去。周副主席在双湖峪、董家湾一带详细检查了战备工作，给干部和老百姓讲述了战争形势，周密地安排了各项工作，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一夜，稍事休息后，又骑马赶路，第二天便奔赴卧牛城，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合了。

第3版()专栏： 迎客松下忆总理 王莲芬 一九七五年七月，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在迎客松前对我们作了要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的重要指示。 大会堂里迎客松，日迎东西南北中。 总理松下会宾朋，五洲四海沐东风。 八亿重担为人类，路线忠循毛泽东。 襟怀大度谦有礼，平易近人人爱重。 谈笑风生倾满座，机警敏思目炯炯。 凛然正气敌惊恐，义正辞严豪辩雄。 世界风云多变幻，时时若在指掌中。 累历艰险何所惧？越岭跨海自从容。 反帝反修砥柱坚，无私无畏肝胆忠。 鞠躬尽瘁为人民，艰苦卓绝斗争勇。 劬劳会晤又达旦，钟楼正奏《东方红》。

第3版()专栏： 祖国大地〔木刻〕 徐匡

第3版()专栏： 江南正芳春 严阵 蓝色的青弋江啊，又被两岸山花映得五彩缤纷， 美丽的八音鸟，又从黄山的峭壁上播下曲曲清音， 雨前茶正在无声的春雨中，悄悄绽开两叶一芽， 风和日丽，草长莺飞，江南正是芳春。 三月的江南啊，目光随便落到那里，都令人销魂， 为什么人们总愿注视着明净如镜的青弋江心？ 蒙蒙的春雨中，辉煌的落照里，清冷的月光下， 为什么人们总爱在江边伫立，象等待远方的亲人？ 他们在等谁呢？他们在望谁呢？那样一往情深， 他们视线所及，碧玉般的竹筏正卷起一江水痕， 四十年前的春天，周副主席就曾乘着竹筏经过这里， 在那杜鹃如火的水镜中，还站着叶挺将军。 还记得吗？当时我们的周副主席，是多么英俊， 他那潇洒的身影，著名的笑容，江南山水，记忆犹新， 他的目光，曾透过这些重叠的山峦，看到未来， 江南芳香的空气啊，也曾流进他那博大的胸襟。…… 竹筏从青弋江的水波上轻轻地轻轻地驶过， 在丝绸一般发光的波浪上，抛下几弧绿纹， 人们从竹筏上再也见不到他英俊的身影， 只见竹筏顺流而下，渐渐地，在一片彩雾中消隐。 竹筏过后，青弋江平静的水面上，又是花影缤纷， 象表达人们的心声，八音鸟突然奏出奇妙的乐音： 回——来——吧，人——民——的——总——理， 在一片回声的缭绕下，江南正是芳春……

第3版()专栏：战地 安全岛 谢先云 呵，安全岛—— 三个大字红光耀； 呵，安全岛—— 坐落在街中人行道。 浅黄色的栅栏， 不低也不高； 几米宽的面积， 不大也不小。 车来人往， 宽阔的长街涌波涛； 站在小岛躲车辆， 它象一块安全礁！ 呵，安全礁， 是谁想得这样妙？ 呵，安全礁， 是谁想得这样好？ 看，一辆“红旗”车， 开进繁华街道； 礼让过街行人， 减低车速慢跑。 您想到了 ——社员进城少； 您看见了 ——街中需设岛！ 国家大事知多少？ 群众过街也想到。 安全岛上忆总理， 心中火苗熊熊烧……

第3版()专栏：革命文物 周恩来同志读过的书 张树勇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藏着一本珍贵的英文原版图书：《卡尔·马克思的生活与教育》（见下图），书中引用的马克思一段话下用钢笔划了着重线：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是周恩来同志五十多年前在欧洲勤工俭学时，研读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笔迹。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年轻的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北洋军阀反动当局惊恐万状，疯狂进行镇压，把周恩来同志和各界代表二十余人先后逮捕入狱。但是，周恩来同志坚贞不屈，在狱中仍然继续领导被捕代表进行各种形式的顽强斗争，同时还组织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同志出狱后决定实践自己在狱中的誓言：到欧洲勤工俭学去！ 周恩来同志来到巴黎后，边学习，边劳动，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到过德国和英国，在欧洲艰苦卓绝地度过了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上边那段话下的着重线，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其中一本书里留下的极为珍贵的笔迹。（附图片）

第3版()专栏： 悼芦芒同志 臧克家 京华同堂座谈诗， 算一算才有几多日子？ 手握手，面对面： “您年龄变了，样子没 有变”。 你说：“您是三十年代， 我呢，属于五十年间”。 你精力旺，体躯健， 无限才华待开展。 “攀登犹自脚力健， 只计前程不计年！” 我念了自己的两个诗 句， 你侧耳倾听，笑满脸。 知道我酷爱老牛， 你送我一纸水牛画卷， 我珍惜你的手迹， 不时地展开观看。 你回上海不久， 听说要去海南岛参观， 我等着你的新作， 等来的却是讣告短函！ “出师未捷身先死”， 成为千古遗恨的名言， 你画上的水牛呜呜地 叫，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4版()专栏： 狠批极左路线 农业就能大上 武进县委负责同志认为，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至今仍然是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主要障碍，对极左路线批得越彻底，思想就解放得越快，落实政策的决心就越坚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越来越好。 据新华社南京三月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沁源、赵明、居伯民报道：怎样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从江苏省武进县最近召开的干部会议的情况来看，必须联系本县实际，狠批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县委负责同志说，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流毒，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主要障碍，对极左路线批得越深、越彻底，我们的思想就解放得越快，落实政策的决心就越坚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越来越好。 在会议召开前和会议开始以后，县委发现不少干部一听到“奖”、“包”、“管”，就神经紧张起来。春节前，县委准备选择几个点，试行“五定一奖”，有的干部就顾虑重重，认为这是过去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将来会不会再受批判？有些“好心”的同志对县委书记说，现在报纸上这经验，那经验，多得很，你当书记的头脑不要发热。有的干部甚至把现阶段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看成是“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方式”。县委认为，这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精神枷锁。只有联系实际，狠批极左路线，才能医治好头脑中的“恐‘右’病”，保证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于是，县委向与会同志公布了解放以来全县历年的农业生产数字。这些数字表明，二十多年来，武进县的农业生产出现过两个马鞍形：从解放初到一九五八年，这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有秩序地进行了经济建设，全县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一九五八年全县粮食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两亿斤。后来，由于刮“共产风”、“浮夸风”，搞“高征购”、“瞎指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一九五九年，各方面的工作已经很“左”了，但是还觉得“左”得不够。年底，地委把县委常委集中起来批右倾。此后，农村工作越来越“左”，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越来越大。到一九六一年，全县粮食产量跌到了解放初期的水平。一九六二年以后，县委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六十条》，纠正了“左”的错误，全县农业生产又得到发展，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一亿二千多万斤。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肆推行极左路线，十一年全县的粮食产量一直在十二亿斤上下徘徊。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全县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才打破了农业生产徘徊的局面。 回顾了这一历史过程，大家分析了极左路线在武进县的表现及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心所欲地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颠倒了敌我，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社员。许多年来，全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年都要组织一千多人的“工作队”，搞什么斗“走资派”、打“土围子”、抓“暴发户”，搞得人心不安定，干部不稳定。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是“春天请出来，冬天揪出来”，成为“春天的红人，夏天的忙人，冬天的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县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一九六七年，全县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公社书记被调动，大队书记的变动也达到百分之六十六。有一个公社的一百六十五名生产队长，就变动了一百五十四名。这样搞法干部怎么有心思去领导生产？ 二、随意改变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严重地剥夺了农民。一九七五年，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黑文出笼以后，“左”的风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武进全县掀起了一股收自留地、砍竹木、杀老母猪的歪风。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仅四十二个公社就收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一万六千多亩，全县被砍掉的树木五百万棵，母猪下降一万五千七百头，生猪下降三万三千头。许多地方不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批判定额管理，搞所谓“政治记工”。结果使鱼米之乡的武进县，农民吃不饱饭，吃不上鱼。社员气愤地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农民的嘴巴。 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瞎指挥”，严重地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前些年，武进县不顾土地、劳力、肥料等客观条件，盲目扩种双季稻，把双季稻说成是“方向稻”、“路线稻”、“革命稻”，套比例，压任务，甚至硬性规定种百分之百。一有反对意见，就大会点名，小会批判，还举办什么“专题学习班”。对与双季稻争地的作物，一律砍掉。另外，在生产措施和种植规格质量等方面，都搞“一律化”、“一刀切”。其结果，不但生产没有搞上去，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这次会议，大家敞开思想，联系实际，摆“左”的表现，揭“左”的危害，认识到不批判极左路线，不去掉在这条“左”的路线影响下形成的“恐‘右’病”，农业生产就很难搞上去。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文件，是恢复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这些文件精神，将会极大地调动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迎来一个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大好局面。

第4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要大力提倡养兔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收购活兔五千二百多万只，兔毛五百多万斤。出口的冻兔肉、兔毛、兔皮制品等，共换回外汇一亿五千万多美元。实践表明：饲养家兔是一项有利于国家、集体和社员的重要副业生产，要大力提倡，积极扶持。 家兔是一种草食性经济动物。我国幅员辽阔，草源丰富，饲养家兔的条件很好。解放前，我国饲养家兔比较零星，数量不大。解放后，广大农村有组织有计划饲养家兔，发展较快。但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一些地方把养兔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严重影响了养兔业的发展。近两年，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许多地方落实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发展集体养兔的同时，大力鼓励社员家庭养兔，养兔业又兴旺起来。目前，我国出口的冻兔肉、兔毛、兔皮制品等，畅销国际市场。 发展养兔业，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时至今日，有的地方对养兔的经济意义认识不足，他们只注重发展大牲畜，不注意或忽视养兔业。有些领导同志心有余悸，对发展多种经营，特别对发展社员家庭养兔顾虑重重，害怕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其实，这种思想顾虑是多余的。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养兔，增加收入，又不去剥削别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钱多就是资本主义”，“富则变修”，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从这一精神枷锁里解放出来，理直气壮地领导社员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养兔。 养猪、养牛、养羊要大搞，但养兔也不应忽视。要看到，兔子虽小，可全身是宝。兔肉是细嫩味美的肉食品，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丰富。兔肉所含的蛋白质高于猪、羊、牛肉，也超过了鸡蛋。养三十只兔出肉量相当于一头肥猪。每出口一吨兔肉，可换回九吨小麦或十一吨化肥。兔毛是“不占耕地的棉花”，毛质柔软，保温性能好。用兔毛和少量羊毛或蚕丝混纺，织成的围巾、披巾和兔毛衫等，畅销国内外。兔皮是一种较好的细毛皮，可以染成各种颜色，制成翻毛大衣或帽子等。兔肝、肺、胆、睾丸、眼睛和小脑等，可以制药。兔粪的氮、磷、钾含量较高，一只兔一年可产两担优质肥料。施用兔粪不仅能增产，而且有杀菌、防虫和压碱作用。用兔粪作底肥、追肥，或把兔粪制成“兔粪液”对作物进行根外喷施，能促使苗全、苗壮、穗大、籽粒饱满。据江苏省吴县、邳县估算，一年饲养一百五十万只兔，所产兔粪的肥效约相当于一万吨化肥。养兔投资小，收益大。兔的饲料来源广，不用粮或很少用粮，各种野草、野菜和农作物秸棵，以及糠皮、豆皮等粮食副产物，都是好饲料。养兔不占主要劳动力，老人、体弱者、小孩都可以养。兔的繁殖力强，一只母兔在良好的饲养条件下，一年可繁殖三十只仔兔。一个农户一年养十只兔，一般可收入六十到八十元，多的可达一百多元。 有些地方在发展集体养兔中，创造了田头办兔场，猪场办兔场，林场、茶场、果园、菜园办兔场等多种形式，做到农、林、牧、副相结合，互相促进，全面发展。浙江省新昌县大市聚公社上求大队，七年来集体养兔三千五百多只，向国家交售兔毛收入两万多元，占同期大队一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他们用这笔钱买了农业机械和各种器材，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饲养家兔的好处很多。只要各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在资金上、物资上和兔源上大力加以扶持，养兔业就能有个大发展。 大力发展家兔生产，还必须加强科学饲养和管理工作，培养选育优良兔种，搞好兔病防治工作，不断提高单个兔的产肉、产毛量，降低成本。商业、供销部门要正确执行收购政策，贯彻优质优价、分级论价的原则，及时收购，做到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国家有关部门在积极组织兔肉、兔毛、兔皮等出口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增辟国内经营市场，帮助集中饲养家兔的地方，就近建立小冷库和小型家兔产品加工厂。

第4版()专栏： 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活动 据新华社上海三月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冯亦珍报道：上海市恢复组织“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很受群众欢迎，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苏州一日游”是由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组织的，每逢星期日举办一次。参加者交费七元多钱，就可以坐专车游览苏州的西园、留园、拙政园、狮子林、虎丘等名胜古迹。“杭州二日游”和“无锡二日游”、“宜兴善卷洞二日游”等旅游活动是由上海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组织的。旅游者旅行期间的交通、膳宿等由旅行社负责代办，非常方便。 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停办了十多年。许多群众想利用节假日到苏州、杭州去游览，都因为交通、吃饭、住宿不方便而不能实现。现在恢复组织“一日游”、“二日游”旅游活动后，报名参加的很踊跃。 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的导游人员对记者说，平时，这些大客车是用来接送上海郊区工厂职工上下班的。节日和假日里，大客车大多数闲着。现在用它搞旅游活动，群众满意，国家也增加了收入。现在，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专门成立了开展旅游业务的小组，并打算再培养一批导游人员，进一步扩大旅游地点。

第4版()专栏： “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吗？ 中共山西省怀仁县县委书记 王建功 “一批二斗三大干”的口号，早几年曾经在农村中很流行，有些地方甚至把它作为指导农村工作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对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证明，“一批二斗三大干”公式的提出，跟“大批促大干”的口号一样，都是来自对农村现状所作的唯心主义的估计：农村中资本主义充斥，阶级斗争激化，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不“大批大斗”，就大干不起来，因而必须把“大批大斗”作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动力和手段。这显然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靠搞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工作，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生产斗争。其后果是，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得人们不能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严重障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怀仁县一度受过“一批二斗三大干”这个公式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县地下水源充足，土地平坦，矿藏丰富，有发展农业和工副业生产的较好的条件。前几年，县委总是抓“大批促大干”，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动上面，以为要先“堵住资本主义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步”。今天批，明天斗，左一个“路线分析”，右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反而把不少领导班子搞乱了，把人心搞散了。说是“大干社会主义”，实际是在生产建设上搞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农田基本建设不讲求实际效果，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注意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发展的步伐十分缓慢，到一九七五年前，全县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一亿斤左右。以吴家窑、鹅毛口两个山区公社为例，这里地少人多，村村队队都有开采小煤窑的条件和经验。可是，这两个公社长期过着“吃粮靠供应，花钱靠贷款”的苦日子。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受了“一批二斗三大干”的影响，把开煤窑当成“重副轻农”、“以副伤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说是“开了黑库（指煤窑），走了邪路”。这样一来，这条经营门路被堵死了，集体和社员的收入都减少了，很难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社员气愤地说：“这才叫守着‘金饭碗’讨吃哩！” 农村中老是抓“一批二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影响很坏。懂生产的同志无法集中精力抓生产，也不敢放心大胆抓生产。不懂生产的同志不注意学习、研究，也不努力掌握生产规律。当时，靠政治口号、行政命令办事的作风盛行，用“长官意志”搞瞎指挥的现象不断发生，给生产带来了不少损失。尤其是公社一级干部，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他们本来应当好好学习党的政策，学习生产本领，当好第一线的指挥员，却成为用大部分精力搞政治的“运动员”，基本上不懂得人民公社的性质、方针、政策、任务，不熟悉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方法，这怎么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一批二斗三大干”，是一个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公式，它违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一般已经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性的矛盾，即使是在带有对抗性质的矛盾中，绝大多数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矛盾，只能和风细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按照“一批二斗”的公式搞，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现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以生产为中心，我们必须彻底肃清“一批二斗三大干”这个极左公式的余毒，把更大的干劲用到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上来。

第4版()专栏： 谈“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中共湖北省红安县县委副书记 文柏山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鼓吹时时、事事、处处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要七斗八斗，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农村工作的危害很深，后患严重。 一是用大轰大嗡的“政治运动”代替生产斗争。有些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管工作任务是什么，不作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把四类分子集拢来批斗一通，说什么“斗敌人一百年也犯不了错误”；再抓家庭副业、自留地、集市贸易几条“资本主义尾巴”来整，说是“反修防修”。这样做，在农村中造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压力。群众批评说这是“杀鸡给猴子看”，想压着大家按“长官意志”办事。结果，越压人心越不安定，越没有心思去搞生产。 二是造成干群关系极为紧张。生产队干部为了“划清阶级阵线”，经常“警惕”自己周围的四层“对立面”：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子女和家属，历次运动中挨过斗的下台干部，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的社员。干部瞪着眼睛盯着他们的“活动”，他们斜着眼睛防备干部的“批斗”，对立情绪越来越深。略加统计一下，这四层“对立面”，在有的队占总人口的将近一半左右。这样搞来搞去，干部反而势单力薄，工作很难搞，生产推不动。 三是造成干部不敢抓生产，不愿搞生产。因为一搞生产，就被说成是“只抓五谷丰登，不抓阶级斗争”、“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增了产，要挨批，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减了产，没关系，还说是“粮食不收，思想丰收”。 四是造成法制观念淡薄。不少干部误信“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谬论，以为搞工作最要紧的是“突出政治”、“分清敌我”。哪里发生问题，哪里面貌难变，就千篇一律地到哪里去揭盖子、挖后台、斗敌人，甚至发生打人、押人、用刑等严重违法乱纪的现象。 本来，经过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的基本完成，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逐步趋向缓和，阶级敌人越来越少，早就应该集中精力来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可是，这些年一个劲地搞“阶级斗争”，真是“眼睛一睁，斗到熄灯”，把一些好端端的队斗得干部群众四分五裂，积怨难解，给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现在，农村工作的着重点转向以生产斗争为中心，急需拨乱反正，发扬民主，坚持法制，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再不能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当然，今后农村中还会有极少数坏人搞破坏活动，依法制裁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问题，比如国家、集体、社员相互之间的矛盾，就要既实行充分耐心的说服教育，又辅以适当的合同约束和经济制裁，解决问题的效果会比“政治运动”好得多。这样，农村很快就可以出现一个政治清明、安定团结、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

第4版()专栏： 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九 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县委书记 李兆祥 党的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说得何等好呵！一个县的工作能否前进，生产能否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平山县是革命老区，解放已经三、四十年了，可是农业生产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还相当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年来受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县委把主要力量用于搞政治运动，而且在生产指挥上，又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违反了经济规律，是个重要原因。 那些年，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条条出发，受一些形而上学的框框的束缚，把思想弄僵化了。我县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全县四百四十万亩总面积里，山场占了十分之八，水面和耕地各占十分之一，本来应当按照这个自然特点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且着重开发、利用占面积十分之八的山区。但是，我们从“以粮为纲”这个公式出发，眼睛只盯着十分之一的耕地，把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山林和水面，统统丢到脑后。就拿水力资源来说，贯穿我县全境的滹沱河两侧，有十二条支流，全长一千余里，而且水流的落差很大，到处可以建立小水电站，一年可以发电四万千瓦，输送给国家可收入一千二百万元。全县水库面积有十余万亩，如果搞淡水养鱼，约可年产鱼五百万斤。仅以上两项收入，全县每个社员就能增加收入四十一元。 这是做不到的事吗？当然不是。我县三家店公社有个猫石大队，建了一座一百四十千瓦的小水电站，每年收入四万元，相当于全大队总收入的一半。我县还有个孟家庄公社曹家庄大队，“靠山吃山”，发展果木业、养兔业，去年仅果木养兔两项，每人平均就收入一百多元。可惜，象这样的大队，在我县只是少数。大多数社队的自然条件一点也不比那两个大队差，可是，只在十分之一的小块耕地上打主意，生产始终上不去，社员收入还到不了那两个大队的一半。 我们丢了十分之九，抓了十分之一，是不是真把粮食抓上去了呢？没有。山区的多种经营没有抓好，发展农业严重缺乏资金，不少社队买机器没有钱，买化肥靠贷款，年终分配兑不了现，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得不到多少好处，严重挫伤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今后一定要坚决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加快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把穷平山迅速建设成富平山。

第5版()专栏： 扣马山激战 在攻打谅山越南侵略军的隆隆炮声中，我英雄的边防战士经过紧张激烈的战斗，一举歼灭扣马山守敌，打开了通向谅山的门户。 扣马山是谅山北面的屏障，进可攻，退可守，形势十分险要。盘踞在这里的越南侵略军，曾经向我友谊关一带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给我边境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越南侵略军的暴行，激起我边防战士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心狠狠惩罚这个山上的守敌。 攻打扣马山的战斗打响了。我坦克群首先以猛烈炮火轰击扣马山前的三○三高地。无线电里不断传来步兵战友的称赞声：“打得好，打得好，狠狠地打！”在坦克火力的掩护下，步兵分队勇猛冲杀，仅十分钟就占领了三○三高地。 扣马山守敌见高地失守，立即用重炮猛轰，高地上土石飞扬，烟尘弥漫。坦克一连五车长凌绪福，沉着地指挥驾驶员避开敌火力，绕过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接连打出六十多发炮弹，发发在敌炮兵阵地和碉堡群里开花。坦克手肖成顺在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有时站立在炮塔上用高射机枪对准敌人的火力点猛烈扫射，遇到危险地段就下车探路，引导后续车队安全地通过敌人构筑的一道道反坦克壕。路上他发现敌人的一个反坦克潜伏哨，又立即用手榴弹消灭了敌人。 坦克进入敌人的布雷区，工兵战士奋勇上前排除地雷，开辟通路。扣马山上的六个敌火力点一齐向我工兵扫射，二连二号坦克车立即以准确的炮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英雄的步兵和坦克兵相互配合，密切协同，夺取了扣马山四周的全部敌占高地，向主峰发起了最后攻击。敌人凭借山势天险负隅顽抗，明碉、暗堡一齐开火，满山遍野硝烟滚滚，看不清目标。在这紧急时刻，坦克二连连长黎德才驾驶战车闯入敌阵，边打边观察敌情，终于看清了敌人的火力点。他喊了声“注意我的弹着点”，当即用机枪打出一梭子曳光弹，战士们根据他指示的目标猛烈开火，炮弹成串地飞向敌人。敌人的一个个火力点被我边防战士摧毁了，山顶上终于升起了两颗报告胜利的白色信号弹。 新华社记者 王孟湘 周寿祥 在谅山地区自卫还击战斗中，我广西边防部队坦克兵协同步兵一起前进。 新华社记者 孔繁根摄（传真照片）（附图片）

第5版()专栏： 三十分钟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五连三十分钟内连续攻下五个山头，击毙越南侵略军五十五人，缴获苏制武器一百二十余件 新华社云南边防前线三月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石元报道：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五连在攻打越南侵略军盘踞的五五一高地时，仅用三十分钟，连续攻下五个山头，击毙敌人五十五人，缴获苏制机枪、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武器一百二十余件，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五五一高地是越南侵略军重点设防的一个高地，工事坚固，暗堡密布。敌军的一个团指挥所就设在这个高地的后侧。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担任主攻的某部五连巧妙地潜入敌阵地前沿。他们用声东击西的办法，侦察清楚了敌人的火力点，发现了七个暗堡。随后又隐蔽地接近敌人阵地。下午四时，攻击开始，连长曹文慰、指导员符毓科带领全连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一鼓作气冲了上去，敌人一看前沿阵地被突破，纷纷逃窜。五连干部战士猛打猛追。副连长周玉琪带领尖刀排冲在最前面，他一人就消灭了八个敌人。机枪手姚伦全端着机枪边冲边扫射，把枪管都打红了。苗族战士、四班班长王文刚，战前得知母亲病危，但他说，母亲病危是个人的事，保卫边疆、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是大事，坚决要求参加战斗。他带领尖刀班一直冲在最前面。就这样，五连干部战士接连攻下五个山头。当他们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一个敌军官被打得往厕所里钻，手疾眼快的机枪手黄占荣猛扣扳机，一个点射把他消灭在拉屎的坑道里。 战斗胜利结束，连长看了看表，正好三十分钟。

第5版()专栏： 云南边境人民和各族民兵，及时把军需物资运往前沿阵地，保证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作战胜利进行。 新华社记者 于小平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红河北岸边境地区干部和群众怒火满腔 控诉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罪恶行径 最近人们正陆续返回家园，重新安排生产和生活 新华社云南边防前线三月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雪印报道：记者最近在云南省红河北岸中越边境地区访问，目睹越南当局的武装挑衅给这一地区我国边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破坏，亲耳听到了边民们对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的行为的愤怒控诉。 云南省边境中越两国有一段以红河为界。这段边界东起云南省南部的边境重镇河口，向西绵延约五十多公里。去年秋季以来，河口镇通往中国内地的公路不断遭到对岸越军的袭击，今年二月上旬交通被迫全部中断。二月十七日我边防部队对越军进行自卫还击之后，这里的生产和生活才逐步恢复正常。 记者看到，蜿蜒于丛山峻岭间的红河在这里宽只有七、八十米，最宽处也不过二百米。在河边向南岸眺望，山林中越南军队修筑的碉堡等工事隐约可见。河的北岸是我河口橡胶农场所属的一些分场，沿河百里山坡上遍布着橡胶林。在自卫还击战斗开始的头几天，沿途还很少车辆和行人，村庄也是十室九空，只有少数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在巡逻放哨，而往年这时正是春播已完，早稻要泡田、插秧和准备割胶的大忙季节。最近几天，人们正陆续返回家园，重新安排生产和生活，决心用加倍的劳动把被越南侵略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河口橡胶农场四分场的党委书记黄金元，在紧张的工作中接待了记者。他说：越南当局侵犯我们蓄谋已久。几年来，他们天天修碉堡、筑工事，仅仅一河之隔，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理他们，照样搞我们的生产。一九七七年以后，他们不断在我边境进行骚扰。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挑起大小纠纷几十次。今年特别是进入二月份以来，更加猖狂。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一看到我们这边的人就开枪射击，使我们住在红河边的职工们不能出门，无法从事生产。二月五日，我们的青年工人黄国贤在家门口吃饭，就被他们射来的子弹打穿了胃和肠子，打伤了手腕，治到现在还没有脱险。越方如此蛮横无理，使我们的职工不得不搬到山里躲避，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有些住在红河边上的生产队，猪、牛丢下无人喂。今年原计划三月上旬全场要插完五百亩早稻，现在已经耽误了季节。割胶季节也到了，因为过去不能做准备工作，割胶也要推迟一个月。 黄金元说：“对于越南当局的猖狂挑衅，我们一直以中越人民的友谊为重，一让再让。他们几次全副武装过来，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地和他们讲理。按照上级指示，我们不打第一枪，也不打第二枪。他们以为我们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向我们挑衅。我边防部队对越南侵略军进行还击，给我们边境人民出了气。我们热烈拥护，坚决支持。” 记者在许多地方都听到象黄金元这样的控诉。在河口瑶族自治县瑶山公社的丛山密林里，我边防部队某部指战员们对记者说：“我们长期驻守在红河边，越南当局占我领土，杀我居民，破坏我边境安定，扰乱我现代化建设的事，我们看得最清楚。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反华小丑，不打它一下真是气难消！” 这一带的干部、群众和边防部队指战员对记者揭露说，象越南当局这样背信弃义，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边防部队的指战员告诉记者，他们在胜利攻克越军阵地后清点缴获物时，发现越军同我作战用的武器弹药几乎都是中国过去援助他们的。参加支前的河口橡胶农场的同志对记者说：在越南坝洒，粮库里堆积着大批粮食，麻袋上都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在日用品仓库里堆积着上海制造的香皂、毛巾和凤凰牌自行车等。有的坑道里堆着的中国大米已经发了霉。我边防军民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气愤，说：“我们多年来节衣缩食无私地支援他们，他们却把我们的支援作了进攻我们的储备；把我们给他们的枪拿来向我们射击，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5版()专栏： 公安部通知各级公安机关认真执行逮捕拘留条例 要求对执行逮捕、拘留和预审、看守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整顿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最近，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对执行逮捕、拘留和预审、看守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整顿。 通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的公布实施，是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件大事。各级公安机关要组织全体公安干警认真学习，增强法制观念，切实贯彻执行。 通知说，逮捕、拘留人犯，要严格执行逮捕拘留条例的规定。捕人、拘留人必须坚持逮捕拘留条例中规定的条件。被拘留人的羁押时间，从限制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开始时起算，不得超过《条例》规定的时限。逮捕人犯，一律要报请本级人民检察院批准。拘留人犯，需经县和县以上各级公安机关领导批准。对逮捕、拘留的人犯和对隐藏人犯或隐藏犯罪证物的嫌疑人的搜查，需经县以上公安机关领导人批准，并持搜查证。严禁非法搜查，不准抄家，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通知要求，看守所收押人犯，必须凭逮捕证、拘留证。其他任何人的批条或口头“指示”，都不能作为收押凭证，一律拒绝收押。要把刑事拘留的人犯和受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员分开关押。 通知说，对看守所在押的人犯既要严加看管，又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一般不要单人关押。严禁虐待和侮辱人格。严禁利用戒具搞变相肉刑和逼供信。戒具只适用于拒捕、逃跑、行凶、暴动和宣布死刑的犯人。执行任务完毕或危险消除，应立即解除戒具。除紧急情况外，使用戒具都必须经县公安局长或省、专预审处、科长批准。要保障犯人申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阻止刁难。对预审、看守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要容许犯人控诉，并认真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 通知强调，预审工作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逼供信。预审结案，要有真凭实据。办案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冤、假、错案要及时纠正。不管是谁批的，也不管是什么文件上规定的，凡是错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坚持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没有错的不平。作平反结论时，凡立案根据已经否定，在审理中发现的其他问题又构不成犯罪的，就不要写入结论，不要抓辫子、留尾巴。新收案件，要做到随收、随审、随结，不积压。 通知规定，县、市武装民警中队，要切实担负起逮捕、押解、看守犯人的任务。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准动用武装民警作其他事情。 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对执行逮捕拘留条例和整顿预审、看守工作的情况及时向公安部报告。

第5版()专栏：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京成立 康世恩副总理出席成立大会并讲了话 协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的理论、制度、技术、方法和经验，为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加速四化服务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协会是由有关工业部门、工矿企业、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的学者、教授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的群众性研究团体。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的理论、制度、技术、方法和经验，为提高我国的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康世恩副总理出席了今天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协会秘书长张彦宁介绍了筹备经过，宣读了协会章程。章程规定，中央和地方工业、交通、建筑企业，有关高等院校的财经专业和科研单位，以及对企业管理有专门研究和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管理经验的个人，都可以自愿参加这个协会为会员。工业集中的城市，可自愿组成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分会，吸收本地区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为会员。会员可以参加协会组织的有关活动，可以随时向协会反映情况、意见，要求协会帮助解决企业管理和研究企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可向协会提交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 这个协会将协助国家经委训练干部，办好培训各级经委领导干部的企业管理研究班，协助有关部门搞好企业管理的试点工作，并将开展有关企业管理问题的国际交流活动。 大会宣布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会组成人员。常务理事三十四人。协会会长为袁宝华，顾问邓力群，副会长叶林、张淮三、孙友余、薛仁宗、陈宇、邓存伦、周璧、马洪、胡林畇。

第5版()专栏： 戴路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乌干达总统阿明发来了唁电 耿飚陈慕华廖承志姬鹏飞等同志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我国驻乌干达大使戴路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病故，终年五十九岁。戴路同志追悼会三月二日在外交部礼堂举行。 乌干达总统阿明阁下发来唁电悼念戴路大使并向其家属深切慰问。 耿飚、陈慕华、廖承志、姬鹏飞等同志送了花圈。外交部、乌干达驻华大使馆也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主持，外交部部长黄华致悼词。 悼词说，戴路同志是广东钦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戴路同志参加革命四十多年来，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在病危时，他还想到党，并要求将他的存款交给党，“为四个现代化作出点贡献”，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献身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戴路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6版()专栏： 民主柬埔寨电台强调人民是柬埔寨的主人 越南侵略军必须全部撤出柬埔寨 柬革命军在三号公路全歼越寇一个营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社论指出，越南侵略军必须从柬埔寨全部撤出去。 社论说：“世界上五大洲热爱独立、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群众团体、政党、知名人士，正在为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出侵略军而进行斗争。他们清楚地看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使目前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局势动荡和不安宁。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求越南侵略军从柬埔寨全部撤出。柬埔寨人民应该是自己国土的主人，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社论说：“民主柬埔寨政府、正在英勇打击越南侵略军的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决心继续战斗，直到把越南侵略军干净地消灭在柬埔寨国土上。同时，民主柬埔寨政府、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对那些为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政府、人民、群众团体、政党和知名人士表示深切感谢，并且相信，这种斗争将会继续发展，以制止越南对柬埔寨、泰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侵略。” 社论最后说：“只有坚决斗争，把越南侵略军从柬埔寨赶走，东南亚地区才能维持独立和永久的安宁。”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二月二十八日在三号公路上的格埃东全歼越寇一个营。 在三号公路战场，革命军还于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在波雷多登等地打死敌人一百九十多名，打伤一大批，击毁军车四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柬埔寨革命军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茶胶—贡布战场德罗边安达等地多次向越寇发动进攻，打死敌人六十五名，其中包括三名苏联军人，打伤一大批，击毁坦克两辆、军车三辆，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革命军在马德望市附近和诗梳风等地多次袭击敌人，打死敌人一百三十多名，打伤一大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革命军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四号公路战场打死敌人一百多名，击毁军车两辆。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在菩萨车站等地打死敌人二十名，俘虏一名。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在金边西北打死敌人三十多名。二十日和二十二日，在桔井、戈公和七号公路战场打死敌人七十多名，其中包括两名苏联顾问。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在磅清扬市周围打死敌人九十多名，其中包括一批古巴人，缴获坦克一辆，吉普车一辆，击毁大炮两门。上述各次战斗，都还打伤一大批敌人，缴获敌人许多枪支弹药。

第6版()专栏： 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指出 越南必须从柬撤军才能减少东盟的疑虑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新加坡消息：据新加坡《星洲日报》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说，柬埔寨事件已使东盟国家的疑虑增加，越南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来重建它的信用。减少东盟怀疑的一个方法，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拉贾拉南外长是在不久前接受美国《亚洲周刊》采访时，发表上述讲话的。 他说，当一些国家谈到不干预他国内政时，它们必须通过许多事实来证明它们的诚意。 他说，除非越南能够真正证明它无意“解放”任何东盟国家，使东盟国家消除恐惧，否则，越南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绝不会密切或使双方都满意。 拉贾拉南外长还强调东盟现已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任何挑战。

第6版()专栏：东京通讯 共同的怀念 ——记日中两国文艺工作者缅怀周总理 新华社记者 冬去春来，红梅吐艳，位于东京远郊八王子市的日本新制作座剧团的院子里，春意盎然。前不久，中国东方歌舞团学习小组一行七人，在这里与日本朋友共同生活了将近一个月。两国朋友在朝夕相处、互教互学歌舞过程中，多次忆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过这两个文艺团体的关怀和指导，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日中两国朋友每当坐到一起畅谈，很自然地谈起敬爱的周总理。真山美保团长说，东方歌舞团和新制作座剧团有许多共同点，而共同得到过周总理关怀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把这两个文艺团体紧密地系在一起。 真山美保详细讲述了一九五七年在北京见到周总理时的情景，那时，她还很年轻，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心里觉得温暖，也不免有点紧张。周总理向真山问了很多问题，她一一做了回答。周总理问得那样具体细致，使她很受感动。 当真山向周总理述说她找不到反映群众思想感情和能受群众欢迎的剧本而感到苦恼时，周总理关切地问：“现在你找到了没有？”真山说，她不久前写了一个反映纺织女工生活的话剧，并亲自演出，虽然还不够成熟，却受到观众的欢迎。周总理听了后连声称赞说：“那太好了”。 周总理非常关心新制作座剧团坚持什么艺术方向，并且详细地问到剧团深入工厂、农村、渔村、城镇、学校等地方创作和演出，经济上能否维持等情况。真山回答说，依靠人民的支持，依靠演出的收入可以维持，周总理高兴地拍着膝盖说：“好！”“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一定还会遇到困难的，希望你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真山说：“当时，新制作座剧团还处于初创时期，一年到头，奔波演出，却被一些人看不起，常常受到奚落和讥讽。剧团象行驶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船，不明方向，颠簸摇摆，我陷于极度的苦闷之中。周总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鼓起了勇气，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此后，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就记起周总理的教导，勉励自己和全体团员沿着为群众服务这条道路走下去。” 东方歌舞团的团员们听完真山的讲述，眼睛里含着泪花，也回忆起周总理对东方歌舞团的亲切关怀和指导。田雨讲到东方歌舞团在周总理的倡议下创建的情况，讲到周总理如何亲自审改东方歌舞团青年演员写的诗歌：“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好亚非拉。一心一意听党话，誓把一生献给她。”东方歌舞团编导张善荣讲到周总理始终关心东方歌舞团的思想、业务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东方歌舞团被迫放弃排练和演出，到农场去“劳动锻炼”。周总理还予以关心，指示时间不宜过长。 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新制作座剧团期间，经常象这样促膝交谈至深夜。两国朋友一次又一次地怀念起敬爱的周总理，不知流下多少深情的泪水，倾诉出多少动人的往事。 一次，真山美保还谈及一九七七年四月，新制作座剧团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延安、南京、上海等地公演的感受。当时，敬爱的周总理已经与世长辞一年多了。她说，最使她难忘的是四月九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那场演出。在开演前一个小时，当听到邓颖超副委员长要来看演出的消息以后，她心里十分高兴和激动。顿时，二十年前周总理接见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开幕前，她到休息室去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邓副委员长紧紧握住真山美保的手，第一句话便说：“听说恩来同志见过您”。她听了这句话，顿时热泪夺眶而出，感激和怀念周总理的心情，使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演出中间，新制作座剧团演员们用汉语演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这首歌。演员们边唱边流出了眼泪。 在将近一个月的互教互学过程中，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要世世代代友好的共同愿望，使两国演员勤于艺术创造，也使他们的心贴得更紧。 为了缅怀周总理，在东方歌舞团学习小组回国前夕，真山美保团长特意安排他们游览了日本的文化古都——京都。在这里，一九一九年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周总理曾两次游览有名的风景区——岚山，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借描写岚山的姣妍，抒发了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悦心情。 岚山山麓碧绿清澈的大堰川岸边，留下了周总理的足迹，苍松挺拔的岚峡两壁，曾是周总理眺望过的地方。这一天，受到过周总理亲切关怀的中日这两个剧团的演员们，站在“岚亭”的高台上，心潮澎湃。 在新制作座剧团艺术家的倡议下，两国的艺术家们手挽手地合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这首歌，在场的许多游人，也为中日两国艺术家们爱戴周总理，颂扬周总理的情谊所感动。 在东方歌舞团学习小组回国前，两个团的艺术家们举行了一场同台汇报演出。新制作座剧团演员表演了这次学会的中国舞蹈《荷花舞》、《海浪歌》、《草笠舞》；东方歌舞团学习小组与新制作座剧团一起表演了日本熊本县舞蹈《牛深港南风小调》、山形县舞蹈《花笠舞》和北海道的《拉网小调》等舞蹈、歌曲。两国演员以娴熟的舞姿、酣畅的歌声，把每一节目表演得很成功。真山美保满怀激情地向大家说，新制作座剧团同东方歌舞团象兄弟姐妹般亲密地携起手来了。敬爱的周总理，请您看一看您关怀下的我们这两个剧团的友谊吧。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不论有什么惊涛骇浪，我们都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日中两国人民和艺术家的友谊花朵开得更加姣妍！ 东方歌舞团学习小组同志在与新制作座剧团艺术家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常常谈到周总理非常喜爱日本的樱花。他老人家生前曾表示想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阔别五十多年的日本，可是竟未能实现！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现在，新制作座剧团庭园里的一排排樱花正在含苞待放，日本朋友们诵吟着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诗篇，寄托自己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第6版()专栏： 西德总统谢尔希望中越边境实现和平 指出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向中国挑战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汉堡消息：西德总统谢尔三月二日呼吁中越边界冲突的双方保持克制和实现和平。 谢尔说，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在印度支那建立霸权，因而向中国发出挑战。 据路透社报道，谢尔总统是在西德海港城市汉堡同进行亚洲贸易的商人谈话时发出这一呼吁的。 他说：“我们希望参加这场冲突的力量认识到它们的真正利益所在，尽快地恢复克制和实现和平。”谢尔强调，如果苏联搞包围圈，那么东西方谅解和在欧洲的合作就可能无法取得进展。 谢尔在讲话中还表示西德要继续同东盟国家合作。

第6版()专栏： 意大利外长谈印支局势 要求从一切被占领土上撤军 据新华社罗马三月一日电 意大利外交部长福拉尼一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只有尊重印度支那半岛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才能保障这个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必须立即停止中越边境的战斗并从一切被占领的领土上撤走外国的武装力量。”

第6版()专栏： 瑞士友好团体发表声明 中国自卫还击有利世界和平 新华社日内瓦三月二日电 瑞士对华友好社团全国委员会和日内瓦瑞士中国友好和文化关系促进协会谴责越南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支持中国自卫反击的立场。 瑞士对华友好社团全国委员会最近发表一项题为《中国保卫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侵略的反击是完全合理的行动。这一行动将保证中国边境的和平，阻止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并将为这一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声明说：“中国在对外政策中严格遵守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所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一再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日内瓦瑞士中国友好和文化关系促进协会最近就东南亚局势发表声明，谴责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武装挑衅并揭露越南武装入侵民主柬埔寨和在柬埔寨建立傀儡政权。 他们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重申，它决不要外国的土地，也不会对外国领土进行军事进攻；但谁要是进攻中国，必将遭到还击。”

第6版()专栏： 孟民族人民党总书记支持我自卫还击 中国提高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勇气 新华社达卡三月一日电 孟加拉国民族人民党总书记安瓦尔·扎希德二月二十八日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还击越南的侵略。他说：“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步骤来防止越南的侵略行动，都会提高第三世界热爱自由人民的勇气。” 他还说，中国还击越南侵略是“正确的和勇敢的”。

第6版()专栏： 陈慕华副总理离京赴澳新等四国访问 余秋里副总理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西萨摩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等到机场送行。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华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第6版()专栏： 话剧《屈原》在东京公演 据新华社东京三月一日电 日本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主演的，已故中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今晚在东京举行公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这次公演是为了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缅怀去年六月十二日逝世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而举行的。 今年七十六岁的河原崎长十郎，在今晚的演出中，以精湛的表演艺术，很好地塑造了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给观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祝贺他演出成功。 话剧《屈原》的音乐是由著名音乐家团伊玖麿作曲的。 三笠宫妃殿下和日著名人士藤山爱一郎、黑田寿男、宇都宫德马、滨野清吾、小坂善太郎、西园寺公一、坂本德松、团伊玖麿等几百人观看了今晚的演出。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也观看了演出。

第6版()专栏： 庆祝哈桑二世陛下即位十八周年 哈尔凯特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摩洛哥驻华大使哈尔凯特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哈桑二世陛下即位十八周年。 交通部部长曾生、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6版()专栏： 方毅副总理会见瑞典朋友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卡·古·本哈德教授和夫人以及由本哈德教授率领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贝格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等在座。 瑞典朋友是二月二十八日抵达北京的。通过商谈，中国科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中午签订了两院科学合作协议。

第6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会见斯里兰卡粮食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了由粮食和合作社部长西·班·赫拉特率领的斯里兰卡粮食代表团。 在友好的交谈中，赫拉特部长高兴地对谷牧副总理说，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们对会谈的成果非常满意。 谷牧副总理说，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为进一步增进我们的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第6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去墨西哥 新华社北京电 应墨西哥革命组织党邀请，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二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墨西哥参加革命组织党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

第6版()专栏： 美两千多科学家抵制同苏科学交流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二千四百多名科学家三月一日联名发表声明，宣布抵制同苏联进行科学交流，以抗议苏联将两名科学家逮捕入狱。 这二千四百多名科学家、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中有十三人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百一十三人是美国全国科学院的成员，还有很多人是实验室和科学机构的负责人。 一个代表这二千四百多人的团体一日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两份声明，其中一份由大多数人签名的声明表示要在苏联释放这两名科学家之前，“抵制任何同苏联政府的个人合作”，包括不参加在苏联举行的科学会议，反对扩大美苏之间的科技交流计划和反对向苏联转让先进的西方技术。另一份声明的签名者则表示可能参加已有的科学交流计划，但将抵制美苏科学会议和反对向苏联转让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先进技术。 这个团体的一位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原定在苏联举行的几个国际会议已经取消，还有许多会议由于参加者大大减少而受到严重影响。他还说，他们的立场得到了西欧科学家的支持，许多人已经拒绝了要他们参加在苏联举行的科学会议的邀请。

第6版()专栏： 西德纪念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诞辰一百周年 新华社波恩三月二日电 西柏林消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克斯·普兰克协会、德国物理学会和德国化学家协会三月一日在西柏林联合举行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奥托·哈恩、莉泽·迈特纳和马克斯·冯·劳厄等四位德国著名科学家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西德联邦总统谢尔、西柏林市长迪特里希·施托贝以及千余名科学和新闻界人士参加了纪念活动。谢尔、施托贝和马克斯·普兰克协会主席吕斯特教授一日下午在会议大厦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热情赞扬这四位科学家在相对论、核裂变以及Ｘ射线在晶体中的干涉效应等方面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谢尔总统的主持下，这些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展览在国立图书馆开幕，展出了他们的许多信件、科学工作成绩、照片以及仿制实验仪器等。配合展览从三月二日开始举行一系列科学报告会。 据说，在爱因斯坦的诞生地乌尔姆也将于三月十日举行纪念活动。

第6版()专栏： 卡特总统和贝京会谈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卡特同以色列总理贝京三月二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谈。据白宫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就在执行戴维营协议方面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和广泛的讨论”。 据美联社报道说，卡特和贝京在会谈过程中借助地图和文件，试图找到一种打破中东和平谈判僵局的办法，但是没有出现任何突破的迹象。美联社还说，双方取消了三月二日下午的一次会谈，计划在三月三日晚上再次会晤。 不久前在戴维营举行的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三国部长级会议未就签订埃以和平条约问题达成协议后，卡特在二月二十五日宣布本周内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以色列内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拒绝卡特向贝京提出的关于参加三国首脑会议的邀请，同意贝京去美国同卡特单独会谈。

第6版()专栏： 南北也门同意停火 新华社北京三月三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的调停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同意于三月三日上午八时停火。三月二日晚分别在萨那、亚丁、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安曼发表的一项有关南北也门停火的声明说：一、南、北也门双方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上午八点停火；二、双方尽快撤军；三、双方应努力为实际进入直接对话创造适宜的气氛，其中包括停止宣传攻势。 另据萨那电台三月三日广播，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号召也门全体武装部队、公安部队和民兵遵守停火协议。 亚丁电台也于三月三日广播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伊斯梅尔的呼吁书。他呼吁南也门的官兵遵守有关停火的规定。

第6版()专栏： 河内日子不好过 新华社编者按：越南民族扩张主义者为了实现其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狂妄野心，在苏联支持下悍然武装侵略民主柬埔寨、变本加厉地疯狂反华，这不仅是对国际法起码准则的粗暴破坏和践踏，严重地威胁着东南亚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加重了越南人民的苦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的不满。三月五日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河内日子不好过》，就是对这种状况的部分反映。现摘译如下： 河内领导人经常向持同情态度的外国客人吹嘘，越南人民甘愿“抱着献身精神吃苦”。上周，一卡车一卡车从中国边界和柬埔寨运回来的战争伤员和死人就证明，这种苦难还远远没有过去。现在有一个还没有得到回答的而且也许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五千一百万人民，对经过了比较和平的四年之后还是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或繁荣的国家的领导集团，还献身到什么程度。 越南全国到处都是营养不良、甚至是饥馑的现象。一九七八年的农业产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今年的前景也十分糟糕，因此，河内对今年收成的估计已经比原来宣布的指标要少。由于去年九月种植稻子的地区普遍被洪水所淹，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已经从三十三磅减为二十九磅，其中普通农民和工人得到的大米只有两磅多一点，而大米是越南的主要粮食。食糖、肉类、面粉少得可怜，贵得出奇。据在外国人建立的工厂中经营的西方管理人员说，由于营养不良，工厂工人的工作效率不高。 台风、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加深了越南的农业问题，但是，政府的无能则是主要原因。官僚主义造成的混乱影响了抗旱力较强的水稻新品种的种植，拖延了向受到病虫害影响的地区分发农药的工作。在过去是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水稻产量正在下降。河内宣布，它愿意用电扇之类的消费品交换大米，想诱使农民向政府出售粮食而不在黑市上出售。由于政府没有拿出答应过的消费品，失望的农民开始减少产量。越南党报《人民报》抱怨说，许多农村把水田荒芜了，或者用大米酿酒和喂猪。 北方的生活尤其艰难。工厂的工人每周必须工作六天，第七天要么是参加政治会议，要么就参加“义务”建设工程的劳动。自行车的零件供应不足。一位驻河内的外交官说：这里有一大堆不愉快的事。人们开始私下发牢骚，经常听到人们悄悄议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带有讽刺性的：“我们究竟在柬埔寨干什么？” 南方能买到的食品稍多一些，但是却不怎么买得起，因为通货膨胀率每年都超过百分之一百。南方的工业目前的开工率是百分之四十。在胡志明市的三百万居民中，失业人口大约占五分之一。 越南的经济问题因过去九个月中赶走了二十万华人而大大严重了。 从一九七五年阮文绍政府垮台以来，已有三十万难民逃离越南，这也使越南的人力资源受到很大损失。 据这些难民说，越南最近发生的最惊人的变化之一是党的中层官员的贪污腐化。革命热情衰退，变成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利用越南的经济问题从中牟利。 在河内以南红河三角洲的所有交通要道上，都是共产党人经营的“浮动市场”，出售从船上或直接从海防的码头上偷来的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