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扫除“恐‘右’症” 工作重点好转移 四川省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座谈纪要 据新华社成都二月二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包小白、郭超人、王文俊报道：参加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认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扫除各级党委某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主要障碍——“恐‘右’症”。下面是他们几次座谈时的发言纪要。“恐‘右’症”的种种表现 一些同志指出，“恐‘右’症”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老怕犯“右”的错误，来了运动老怕戴“右”的帽子，总之随时随地不让自己沾“右”字的边。他们说，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怕的是货真价实的右，那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那些患“恐‘右’症”的同志所害怕的并非真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被当作右倾而加以批判和攻击、从而弄得人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正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真理，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样，越恐“右”，在思想上就离正确路线越远，在实践上就违背客观现实越严重。 大家认为，“恐‘右’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现象，是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粉碎“四人帮”两年来，随着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恐‘右’症”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对于某些领导同志说，“恐‘右’症”仍然是急需进一步医治的顽症之一。要治病就要辨症。那么“恐‘右’症”有哪些症状呢？参加座谈的同志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列举了六个方面： 一、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本末倒置。患有“恐‘右’症”的同志不怕政治冲击一切，就怕生产挂帅怕业务技术挂帅；天天跟着叫喊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上的革命，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复政治口号，不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对于这些同志来说，政治就是一切，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搞扩大化、绝对化和庸俗化。患“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冤枉了一百个同志，就怕“包庇”了一个坏人；宁可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愿别人说他“心慈手软，态度暧昧”。由于长期受所谓“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和“事事不离纲和线”的影响，在工作中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掩盖一切，把思想问题、学术争论、意见分歧都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结果搞得好人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好象进了地雷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三、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搞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患“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平均主义，就怕两极分化；不怕农民缺吃少穿，就怕农民富起来。这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穷光荣，富有罪”，“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从这种错误的看法出发，常常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当成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把靠劳动发家致富的社员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说成是“打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认为，当前，在分配问题上仍有不执行党的“三兼顾”政策，只顾国家或集体，不顾社员收益的情况，仿佛国家拿得愈多愈是社会主义，农民分得愈多愈是资本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广汉县采取措施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增加了收入。这个县由于生产不断发展，去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一百多万元。但是这样于国于民都很有利的事情却遭到上级业务部门的反对，要追查县委的责任。 四、在生产管理上，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硬要“逼着公羊下仔”、“赶着鸭子上架”。大家回顾了前几年省上个别负责人在生产上搞瞎指挥的情况。当时，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管水利、气候等客观条件，硬性规定推广双季稻，把双季稻说成是 “革命稻”、“方向稻”、“路线稻”和“战备稻”，不种的就是“立场问题”、“觉悟问题”，就要挨批判，受处分。梁平县总共只有五十多万亩耕地，他们下令要搞三十万亩双季稻，结果只种了二十万亩，就给全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社员吃饭都成了问题。直到今天，不少搞农村工作的干部还不敢实行定额工分、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等，他们对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充满了怀疑和忧虑。 五、在发展党员、使用干部上搞反动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患“恐‘右’症”的同志在建党路线上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在干部路线上只讲成分，不讲德才。对个人出身要追三代以上，对社会关系要调查九族以外。他们不敢发展出身不好的党员，怕人说“招降纳叛”；不敢使用成分不好的干部，怕人说“重用坏人”；不敢大胆落实人的政策，怕说是“为坏人翻案”。在有些地方，对许多明显的错案、假案、冤案至今不敢彻底解决。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在写结论时也要前面肯定运动的主流，后面栽上一根尾巴，免得犯所谓否定运动的错误。南充地区武胜县有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人称“杨大包谷”，是全地区有名的劳动模范。他参加全国群英会，曾得奖三百元，回队后交队二百元，全大队干部吃掉了三十元，自己留了七十元。就因领了这七十元钱，“四清”中被定为“贪污犯”，受到撤职处分并开除党籍。多少年来，全县的干部和群众为他鸣不平，地委和县委也明知处理得不对，但因害怕“否定四清运动成果”，一直不敢落实政策。直到去年，地委才下决心在全区范围内给“杨大包谷”平了反。 六、在作风上把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处世。患“恐‘右’症”的同志通过切身体验，感到“说真话危险，说假话保险”，于是便“看脸色行事，看风向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遇到问题绕道走”，“逢人只说三分话”。 产生“恐‘右’症”的根源 一些同志提出，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不畏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为什么在和平时期却患上了“恐‘右’症”？这说明“恐‘右’症”的产生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的。他们认为，党内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的形成，思想上的“恐‘右’症”的出现，追根求源，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一、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偏差和谬误，是导致 “恐‘右’症”的思想根源。成都市的同志们说，过去，我们党一直讲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右倾就反右倾，有“左”倾就反“左”倾，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但是，这许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却出现了一种片面的理论，即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而修正主义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列宁在谈到修正主义时明确提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从“左”的方面来的，一种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而我们的某些理论家只讲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仿佛“左”倾机会主义永远是无足轻重的。这就为“左”比右好制造了理论上的根据。大家在座谈中提出，这种谬论流毒甚广，并不断发展，最后变成了“左”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动机还是要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搞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完全放弃和取消了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些同志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把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段话作为论据，更是令人无法理解。他们说：很明显，列宁讲的“小生产”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个体农民，而我们某些理论家却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实行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二十多年的集体农民，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区别，从而在理论上夸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道路斗争，带来了一整套极左的方针和政策。 二、在工作指导上不断搞政治运动，一直反右倾，是产生“恐‘右’症”的政治根源。酉阳县委书记殷之辂说，由于把公社化的集体农民当做了“小生产”，由于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于是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每次运动总是反“右”、批 “右”。搞了二十年运动，反了二十年“右倾”。大家在座谈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这些反“右”运动，不仅混淆了两类矛盾，颠倒了是非界线，搞乱了阶级阵线，更严重的是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恐‘右’症”。 大家在座谈中提出，特别严重的是，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只要沾上一个“右”字，轻则检查批判，重则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成了所谓比地、富、反、坏更凶恶的敌人，常常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些被株连九族。这就不能不使人形成一种“谈右色变”、“凡事‘左’三分”的变态心理。 三、党内缺乏民主，是产生“恐‘右’症”的组织根源。好多年了，我们党大事小事往往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稍有异议就是“右倾”、反党，帽子大得吓人。有的县委书记说，上级领导讲老实人不吃亏，但是一些政策就是使老实人吃亏的政策，结果总是老实人吃亏。许多同志说，他们都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出了一点“左”的偏差好象走歪了一下，立即可以站好，犯“右”的错误就象掉进深井，只有活活淹死。 大家说，群众中流行着几句顺口溜，叫“反右以后不发言，文革以后不当权。”由于把实事求是当作“右”来批判，这就等于公开提倡“左”、支持“左”。少数品质不好的人投其所好，以极左面目出现，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种“左”比右好的心理，也就是“恐‘右’症”。怎样治好“恐‘右’症” 在座谈会上，同志们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为“恐‘右’症”开出了治本之方。但是，要完全治好全党同志的“恐‘右’症”，要彻底清除“恐‘右’症”，还需要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必须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纠正许多年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需要纠正只批右不批“左”的片面性，批判“左”比右好的错误论调，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认清：无论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左”倾机会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一样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而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警惕野心家和阴谋家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大家一致主张，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并坚持以这个标准为武器，总结和检查我们党以往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真正做到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明确方向。 二、一定要坚决果断地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首先是关于人的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地富子女政策、统战人士政策，坚决地有步骤地纠正历次运动中形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消除人们对“右”的恐惧心理。当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各种思想阻力以外，也有不少实际困难。有些地方需要复查和改正的案件很多，加之不少案件都年深日久，时过境迁，复查起来工作量很大，有些问题还要有统一规定。因此，就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一个个去解决，这一点也要向干部、群众说清楚。 三、必须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受侵犯，真的而不是假的、实在的而不是口头的贯彻执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从而在全党上下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1版()专栏： 华国锋同志会见克梅集奇同志 希望中南经济合作和贸易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由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克梅集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伏依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时，希望中南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经过双方努力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华国锋同志指出，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他对代表团在访华期间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华国锋同志在谈话时还高度赞扬铁托总统为维护和促进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原则所作出的贡献。他请尼古拉·克梅集奇同志向铁托总统转达他的问候。 尼古拉·克梅集奇团长指出，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国方面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这将使南中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贸易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农林部长杨立功，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等。 （附图片）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由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克梅集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伏依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第1版()专栏： 清镇县委负责同志谈影响全县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认为 省和地区的领导思想要解放 据新华社贵阳电 新华社记者杨锡玲、肖世茂报道：最近，中共贵州省清镇县委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全县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虽然已经初具条件，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省、地区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上反反复复，顾虑重重，给下面工作影响很大。去年十月省委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罚的生产责任制，有些适合个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大队核算和少数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对常年作业组可以实行定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根据这项规定，清镇县许多生产队很快就搞开了。不久，安顺地委一位副书记批评县委说，省委的规定有十条，为啥不全面理解？为什么就只看到定产到组这一条？叫马上刹车，不要再搞了。有些生产队开了几个晚上的会，组已分开，一切安排就绪，又不让搞了，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影响了冬季生产。省委规定，省给地、县下达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强调两条：一是产量指标，二是复种指数。省委要求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八十二以上。但是清镇县不少地方土层薄，又无水源保证，种两季不如一季收得多。为此，生产队提出包产量，不包复种指数。这些问题能否解决，都牵涉到领导思想是否解放。县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刘清德对记者说，现在省里是又放，又不放，深怕下面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省委应该相信广大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下面不要限制过多、过死，限制过多、过死，下面就不能甩开膀子大干，措施、办法也就少了。 二、会议成灾，领导精力不够集中。据县委四名书记统计，去年一年，他们平均每人开会一百八十多天，县委副书记李东喜开会多达二百四十五天。县委六个书记平均有一个人全年都在上面开会。到上面开了会，回到县里还要开会传达贯彻，去年一年县委为贯彻上面的会议精神就开了一百二十五个会议，到会六千人次，会期加起来为四百零九天。 三、组织机构、干部配备都必须改革。目前县委、县革委会有九个部、办、委，三十九个局，各种临时机构十多个。机构臃肿，层次过多，人浮于事，办事效率很低。有些事是谁都抓，谁都抓不好，甚至互相踢皮球。 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清镇县委的六个书记都兼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职务，县委常委都是县革委会成员。开县委常委会、县革委会常委会都是这些人，党委和政府分不开，大小事情都要找县委解决，甚至动用一百元钱的事都要请示县委。县委常委一开会各方面都要汇报情况，只好排队。由于事情太多，一开就收不了场。他们感到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主张由一个副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县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四个副书记都不兼县革委会职务。这样既可以加强政府工作，也可以使县委书记腾出手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 五、加强干部培训。目前，贵州农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农业知识差。清镇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一半以上是文盲、半文盲，连文件都认不全，懂农村经营管理和能搞秋收决算的干部只占社队干部的百分之三十，更谈不上熟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很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农村干部加强培训。

第1版()专栏： 云南省元江县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今年早稻栽播进度快、质量好。这是城关公社社员在插秧。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

第1版()专栏： 冶金战线职工挖掘潜力增产节约 钢铁生产一月份超额完成计划 本报讯 冶金战线坚持挖掘内部潜力，从节约中求增产，今年以来钢铁生产又获新胜利。元月份，钢、铁、钢材、铁矿石，八种有色金属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品日产量超过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钢的月产量创历史最新纪录，产品质量也有提高。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给冶金战线职工极大鼓舞。各企业领导决心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切实转移工作中心。鞍山钢铁公司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抓住关键，加强指挥，一月份，九种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计划，钢日产水平保持在两万吨左右。太钢工人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主要产品不仅完成了计划，而且干出了今年增产要求的水平。 今年以来，冶金战线生产取得新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挖掘内部潜力，从节约中求增产。广大冶金职工千方百计节约能源。上海冶金局各厂为了克服电力不足的困难，采取了灵活组织生产的办法，一月份，钢、铁、钢材产量都超过了计划。本钢一月份每天缺电四、五十万度，他们发动群众提高自备电厂的出力，每天多发电四十八万度，保证了主要产品全面完成计划。全国电解铝厂、重点铁合金厂、特殊钢厂等这些“电老虎”一月份共节电一千七百多万度。包钢大力降低能源消耗，去年高炉煤气放散率由百分之十一降到百分之九点一，今年又采取一项技术措施，使高炉煤气放散率降到了百分之五以下。首钢烧结厂使烧结矿燃料比下降了百分之十二。元月份重点钢铁企业节约焦炭三万八千吨，钢铁料三万四千吨，重油一万七千吨。 冶金战线生产取得新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针对生产薄弱环节，积极组织攻关。初轧开坯是钢铁工业薄弱的环节之一，今年以来各初轧厂大搞技术革新，深挖潜力。一月份，初轧开坯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不但吃掉了当月生产的全部钢锭，还吃了部分冷钢锭。去年以来，钢铁工业扭转了积压新钢锭的局面，做到钢必成材。首钢炼铁厂、鞍钢十七号平炉、鞍钢和首钢的初轧机在老设备上干出了生产新水平。上钢一厂、二厂、三厂的中型轧机，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实现了程序控制，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特殊钢厂今年已在十八座电炉上推广双层全水冷挂渣炉壁的先进技术，提高了电炉炉壁寿命，为一月份多炼特殊钢、节约耐火材料做出了贡献。

第1版()专栏： 西藏发现大型铬铁矿 新华社拉萨二月二十日电 西藏地质工作者在西藏高原发现多处储量大、品位高的铬铁矿。这些铬铁矿还普遍伴生有贵重的铂族元素。 西藏铬铁矿的发现，为我国冶金工业将提供重要原料。西藏铬铁矿是西藏地质局第二大队、第五大队和物探大队勘探发现的。

第1版()专栏： 舟山水产冷库建成投产 新华社杭州二月十七日电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舟山水产冷库，在去年十二月底提前建成，并投入了试生产，已经生产出一批冻鱼。 舟山水产冷库座落在沈家门渔港之滨。全厂占地面积八万五千多平方米，由三十多个单项工程组成。主库是七层建筑，高近五十米，结冻、制冰、冷藏、冰库全部工序都集中在主库里。冷库每天能结冻鲜鱼二百四十九吨，制冰二百四十吨。冷藏库一次的容量达五千二百多吨。储冰库一次容量六千八百多吨。为保证鱼货质量，从码头到理鱼车间，设有地下输送机运输。 这座冷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减少烂鱼五千吨。这将促进舟山渔业生产的发展，并有利于支援外贸出口和城市水产品的供应。

第1版()专栏： 停止参观活动 全力抓好春耕 编者按：“雨水”已过，全国从南到北春耕大忙季节陆续到来。当前，最要紧的是要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生产。为了不影响各地的生产和工作，读者建议暂停组织参观先进单位的活动，是应该引起各地重视的。编辑同志： 我们提一个紧急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参观活动，以便让农村全力抓好春耕。四川省宜宾县喜捷公社下食堂大队的先进事迹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很快就有大批人员前去参观，每天络绎不绝。仅去年十二月短短一个月内，参观人数就超过一万人。参观者不仅有四川省内的，还有贵州、陕西、湖南、山西、河南等十多个省以及中央机关和部队的同志。这不仅给下食堂大队增加了负担，宜宾县革委会也很难安排参观人员的食宿问题，压力很大。同时，有些人借参观之机，游山玩水，浪费钱财，应引起注意。 现在，“雨水”已过，春耕生产从南到北陆续开始。为了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建议有关部门立即停止不必要的参观活动，让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能够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林普 施委

第2版()专栏：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 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人 刘仁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党中央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同志送花圈 李先念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聂荣臻同志主持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原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四岁。刘仁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大厅举行。 追悼会会场悬挂着刘仁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刘仁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乌兰夫、吴德、余秋里、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谷牧、王任重、宋任穷、童第周、江华、黄火青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刘仁同志生前友好彭真、万里、冯基平、范瑾、崔月犁等同志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乌兰夫、吴德、余秋里、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谭震林、廖承志、谷牧、王任重、宋任穷、童第周、江华、黄火青参加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省市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北京市干部、劳动模范、群众代表一千五百多人。 李先念等同志向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同志和他们的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主持追悼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人刘仁同志。刘仁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恶毒诬陷，无辜被捕入狱，戴上脚镣手铐，惨遭法西斯式的折磨达五年之久，被摧残致死。刘仁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是首都人民的重大损失。 悼词说，刘仁同志是四川酉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刘仁同志历任中央党校秘书长兼班主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组织广大地下党员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作了出色的工作。华北地区地下党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和刘仁同志起的重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悼词说，解放以后，刘仁同志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协助第一书记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市委日常工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北京市的实际，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为首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北京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和刘仁同志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他对首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全市人民是永远怀念的。 悼词说，刘仁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了近五十年。他党性很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刚正不阿。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恶毒诬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仁同志坚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立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陷害中央领导同志，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的身体虽然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革命精神始终不动摇。他在监狱中受尽迫害，身患重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但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直到临终前几个小时，他还一直想念着党的工作，关心毛主席的健康，关心国内外形势和北京市的建设，关心着北京市许多干部和劳动模范的情况。刘仁同志在特殊困难条件下，经住了特殊的考验，表现了高贵的革命品质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悼词最后说，我们沉痛悼念刘仁同志，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毛主席，忠于党的革命路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胸怀坦白，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工作极端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在任何环境和困难条件下，都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爱护干部，善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优良品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积极工作，为加快实现首都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刘仁同志的生前友好彭真、薄一波、胡乔木、姚依林、林铁、刘澜涛、安子文、田秀娟、张苏、钟子云、陆平、蒋南翔、武光、荣高棠、李葆华、郑天翔、陈克寒、赵凡、薛子正、程宏毅、廖沫沙、陈鹏、范儒生、张淮三、马玉槐、苏毅然、王逸伦、张友渔、王光美、丁一岚等。 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杨俊生、刘绍文、叶林、赵鹏飞、毛联珏、李立功、王宪、王笑一、刘坚夫、刘祖春、白介夫、刘导生、佘涤清、吴烈、郭献瑞、王纯参加了追悼会。

第2版()专栏： 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开始后 隔界寨人民重返家园 新华社昆明二月二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入侵者的战斗开始后，深受越南武装人员祸害的我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公社隔界寨生产队的社员兴高采烈地从被迫迁居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返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对记者说：“这一下可好了！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我们也可以回家了。” 隔界寨与越南只有一水之隔。这个寨的群众与越南人民长期友好往来，曾对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贡献。可是，自从越南当局对我边境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以来，这个不大的边境村寨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越南武装人员用机枪、冲锋枪向这个村寨疯狂扫射，发射子弹一千多发。村寨里许多房屋被打坏，牲畜被打死，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全寨一百四十三人，只好含着泪水，扶老携幼，连夜离开家乡躲进十里外的深山老林。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忍饥受寒，风吹雨淋，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记者在访问时看到，他们一家一户搭在深山里的茅草棚，东倒西歪，四面透风，有些儿童和老人经不住折磨已得了重病。老民兵普大气愤地对记者说：“当年在越南抗法战争中，越南游击队二百多人住进隔界寨，我们用自己种的大米养活了他们。没想到，今天越南当局竟把我们搞得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生产队长白友清告诉记者：他们躲进深山后，全队的二百四十四亩地荒芜了，两万多斤木薯烂在地里没有收起来，一百五十头猪、三十头牛也没有人管了。越南武装人员还在二月十四日烧毁了队里的小型水电站，使生产队损失一万五千多元。白友清激动地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保卫祖国边疆，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目前，这些被越南当局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们，正陆续返回家园。八十六岁的老人普三妹得知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消息后，高兴地对她的孙女说：“边防部队来保护我们，我不再担惊受怕了。你赶快领我回去吧！”

第2版()专栏： 发动群众为实现“四化”创造更加安定的环境 首都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取得成绩 本报讯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共北京市委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同心协力，整顿首都社会治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市刑事犯罪案件，已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几个月来，全市先后召开各种群众会一万多次，许多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事系统，也由各单位领导同志负责，积极参加所在地区整顿治安秩序的活动。通过宣传，调动了市民的积极性，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管治安的新局面。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有的挺身而出，捉拿正在作案的犯罪分子；有的青年工人追击几十里，奋勇搏斗，擒拿流窜犯；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沉着机智地扭获盗窃分子。 在整顿治安工作中，加强了对有违法犯罪行为青少年的教育。过去，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一些青少年沾染了坏习气，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他们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许多街道、学校、工厂和公安部门，同家长密切配合，满腔热忱地对这些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的教育。同时，开办了七所工读学校，招收了一批有违法行为、不够法律处分、学校又难以管理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管理教育。现在，大多数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他们主动坦白交代和揭发检举了各种犯罪问题，交出了一批凶器、赃物。不少人进步很快。有的遵守纪律，刻苦学习；有的积极钻研技术，当了生产能手；有的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受到赞扬。 各地区、各单位还对重点、复杂场所、机关大院加强了治安管理。现在，影剧院和体育馆、场的公共秩序好了。街道治安面貌有了改观，结伙斗殴、流氓滋扰的歪风基本上刹住了。很多学校的校园秩序好，课堂纪律有了好转，团结互助，努力学习的好校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加强防范工作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各区、县，各单位，经过调查研究，并按照法律程序，对那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进行了打击处理。由于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全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大大减少。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比整顿前的第三季度，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其中恶性案件下降的幅度更大，比整顿前的第三季度，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点三，是近十年来发案最少的一个季度。今年一月以来，案件还在稳定下降。 为了进一步搞好首都社会治安秩序，二月十七日，召开了全市各地区、各单位和中央党政军机关参加的经验交流会。会上，北京市委进一步动员和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再接再厉，继续抓紧抓好首都社会治安的整顿，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定的环境。

第2版()专栏：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最近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最近已成立，并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由教育部、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部、外经部、财政部、水电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国家地质总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海洋局、全国科协、全国文联、全国教育协会等单位组成，目前共有二十五名委员。李琦任主任，秦力生、姚仲明、武光、杨蕴玉、吴兴任副主任，杨蕴玉兼任秘书长、贾学谦为副秘书长。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代表团提供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情况和咨询，负责协调我国有关部门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负责与该组织秘书处和会员国全国委员会的联络工作。 在第一次委员会议上，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问题。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全国委员会应进一步积极地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领域的活动，以及区域性的活动。 李琦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杨蕴玉在会上介绍了该组织的工作情况。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有关各部委外事局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代表钱李仁。

第2版()专栏： 北京天文台科学工作者谈“飞碟”问题 根据研究机构和科学家调查，很大部分的飞碟事件是天文、大气现象。所谓“外星船”的说法，一点点证据也没有。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什么是“飞碟”（“不明的飞行物体”）？关于飞碟的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它的现状又是怎样？新华社记者最近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科学工作者翁士达，请他介绍了关于飞碟问题的一些情况。 他说，关于飞碟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二、三千年前。据考证，在《佛经》和《圣经》里，也有飞碟形象的不少描述。不过，飞碟这个名称是三十余年前才出现的。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美国爱达荷州商人阿诺德驾驶私人飞机，途经华盛顿州雷尼尔山，目击九个碟子模样的东西，从空中掠过。在记者的报道中，把这些碟子叫做飞碟，这就是飞碟名称的由来。继阿诺德之后，类似的东西不断有所报道，但因外形并非都象碟子，所以采用“不明的飞行物体”这个统称。 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大洲都有飞碟的报道。据统计，到前年为止，美、英等国目击者的报案总数已经超过三万起。论形状，五花八门：圆碟状、雪茄状、浅锅状、圆球状、面包圈状……而以圆碟和雪茄形状居多。飞碟的颜色，红、橙、黄、绿、蓝、白都有。据称，有的飞碟体形可变，还能伸出“触手”；既可直角转弯，又可跳跃前进；还流行一种说法，说飞碟是地球以外的文明社会发来的“飞船”。有的外星船高达三、四层楼，上面有乘客；外星人身长六英尺，穿着鲜艳，大眼，无耳，也有人把外星人说成“小绿人”，外星人既可把地球人摄去，又能同地球人直接交谈，等等。 飞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翁士达说，最近二、三十年来，美、英等国家都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一些初步调查结果。六十年代，美国空军部门组织了一个由三十七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用了两年时间，耗费巨资，对一万二千六百一十八起飞碟案件逐一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于一九六九年初发表了题为《不明的飞行物体的科学研究》的长篇报告。美国著名天文学家门泽耳和沙根，也对飞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根据研究机构和科学家调查，很大部分的飞碟事件已查明是天文、大气现象，如流星、行星（尤其是金星）、云块、球状闪电、海市蜃楼、雷达假目标，以及飞机、人造卫星、其它飞行器、气球、降落伞等，还有鸟群和昆虫群。英国国防部对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间的一千六百三十一起飞碟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是：人造卫星或其它飞行器碎片二百零三起，气球一百零八起，天体一百七十起，大气现象或其它现象一百二十一起，飞机七百五十起，证据不足而未能落实者一百零六起。其他案例尚待查明。别的国家的飞碟研究机构也有一些没有落实的飞碟事件。至于外星船，美国沙根教授最近指出，到目前为止，“一点点证据也没有”。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报道不确实。有一位飞碟专家说：“无疑地，有一些《目击报告》的引证似乎颇为详尽，但后来竟被发现为游戏文章，其中还有少数属于利用错觉、妄想之类的故事”，“并有欺世盗名或图获暴利之人，故作惊人之笔”。 既然外星船飞碟并无确凿证据，那么人们为什么对它如此感兴趣呢？翁士达说，这个答案可能要到社会学领域去寻找。阿诺德发现飞碟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行星际飞行的可能性已经初露端倪。有些人由此推想，地球人和“外星人”能够随意派飞船自由交往，因此稍有蛛丝马迹就同外星船联系起来。阿诺德飞碟事件就引起了公众很大的兴趣和热忱。一九五七年，头两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到一个月，飞碟目击报告的数量猛增了几倍。一九六四年初次从航天飞船上拍摄了火星照片后，人们幻想已久的“火星人”似乎即将出现在眼前，又一次掀起了飞碟热潮。 太阳系中现在存在象人类这样的高级生物的只有地球。其他天体（行星和卫星等）或许就没有生命，即使有，也是低级的生命形式。 在银河系（直径约十万光年）中，天文学家们认为存在文明星球，有的推测，它们的数量甚至可达一百万颗。但它们之间相距十分遥远，至少也有几十到几百光年。各文明星球之间的交往，较之太阳系范围内的行星际旅行，在空间和时间的尺度上增大几十万倍以上。用宇宙飞船进行文明星球际旅行，势必受到地球人（或外星人）寿命和飞船能量的限制。任何时候，对任何文明星球，这两个限制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科学上考虑，无论地球人或者外星人，首先不会凭借飞船而是利用电磁波进行通讯联系。 沙根教授认为：假定一百万个文明星球都已掌握宇宙飞行技术，每年各派一艘飞船，对银河系恒星（总数约一千五百亿颗）的十分之一进行考察，那么来到太阳系的外星船平均每隔一万年才有一艘。由此可见，即使有外星船飞碟，也犹如“凤毛麟角”。

第2版()专栏：科学知识 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条件 生命是宇宙间的普遍现象。而且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高级的智慧生物，如同地球上的人类等。据天文学家研究，宇宙中产生高级生物至少要具备五个条件。 首先，生命从氨基酸进化到高级生物，大约需要几十亿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要有一个大体稳定的环境，生命才不致半途夭折。按恒星光度和温度看，有的恒星在几千万至几万万年内可能演化成巨星和超巨星，光度和温度急剧上升。它们周围的行星上即使有生命也将遭到毁灭。另一部分恒星光度和温度太小，它们周围如果有行星，那末，那些行星也不适于生命存在。只有光谱型是晚F型、G型和早K型的主序星的行星家族，才有可能出现高级生物。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宇宙中的恒星有些是双星或聚星。它们周围的行星因受恒星摄动的影响，运行轨道很难稳定，不可能成圆形。这样，行星表面温度变化太剧烈，生命也不可能存在。 第三，各星系中的恒星也以一定的轨道绕该星系中心旋转。这种轨道也要是圆形而不是椭圆形，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的宇宙环境（比如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中沿圆轨道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约二亿年运转一周），以利于生命的产生和发展。 宇宙中能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恒星比例是很小的。如太阳系以外十七光年范围内的四十二个恒星中，除了太阳，只有两个恒星的行星可能出现生命。 第四，具有上述三个条件的恒星如有行星相随，那末行星大小要适中（半径要在一千公里到二万公里之间）。行星必须足够大，引力足够强，大气圈才不致散失。同时又不能太大，太大了连氢和氦等较轻气体还原封未动，也不利于高级生命的形成。 第五，行星离恒星的距离要适中。太近了，行星和恒星之间将产生很大的“潮汐”作用，而且行星表面温度会很高。距离太远，温度太低也不利于生命的产生和发展。 按照这些条件，由于还涉及到若干不确定因素，天文学家们估计文明星球的数目就有很大出入。有人估计，我们银河系内的文明星球只有地球一个，而有人却估计有一百万个。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 ——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任文屏 编者按：最近，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推倒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三家村”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十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这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拨乱反正的又一重要胜利。 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文字狱。黑风所及，许多领导干部、作家和群众惨遭迫害，许多地区和单位抓了“小三家村”。现在，“三家村”的冤案已经推倒，凡是因这类事件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都要认真予以平反。我们要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教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首先从几家重要报刊入手，发起了一场对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批判”。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建国以来思想战线历次运动中是罕见的。五月八日，江青一伙化名“高炬”、“何明”，同时抛出两篇定调的文章，疯狂叫嚣要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紧接着，他们的党羽戚本禹、林杰之流蜂拥而上，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大打棍子，大扣帽子，发动了全力围剿。五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抛出了黑文《评“三家村”》。全国报刊，都奉命转载。这一场围剿，是这帮隐藏在党内的大奸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精心制造的一场更大的文字狱，是他们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文化大革命性质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场反革命的文字狱使《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横遭迫害。邓拓同志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同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廖沫沙同志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不少省市的报刊因为也办过一些类似的专栏，许多作者因为也写过几篇杂文，便同样遭到迫害。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是用这种狠毒残暴的手段，使我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林彪、“四人帮”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和吴晗同志的所谓“批判”，纯属政治诬陷。现在，我们应当把加在这三个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三家村”伸冤平反！一张凭空捏造的“时间表” 反动文痞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一文的开头，就耸人听闻地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的写作活动定了性质，说什么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为了证明这一假设，姚文元“经过精心策划”，开列了一张“三家村”怎样开场、怎样进攻、怎样退却的“时间表”，据说“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人们只要把这个“时间表”同“三家村”的全部写作活动对照起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陷。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北京晚报》约请廖沫沙同志写了一篇迎新春、鼓干劲，搞好农业生产的杂文《“腊鼓催春”小记》。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们鼓足干劲搞好生产。这是一篇鼓舞干劲、文情并茂的杂文。在发表于二月份的另一篇杂文《“史”和“戏”》中，廖沫沙同志就《海瑞罢官》的演出谈“史”和“戏”的关系，他认为史和戏历来门户之见很深，而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 ‘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吴晗同志在回信中建议廖也能动笔写点戏。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姚文元却无中生有地断定“三家村”“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真有点拚一拚的样子”。于是凭空编织了所谓“摩拳擦掌”、“破门而出”“要‘大干’一场”的罪状。 邓拓同志为《北京晚报》《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稿，是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事。在这期间，《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当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北京晚报》编辑同志多次请邓拓同志写些杂文，激励先进，策励后进。邓拓同志有感于一些人沉迷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不珍惜大好光阴，便写了《燕山夜话》的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鼓励人们应当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这也是邓拓同志从事《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作的主要目的。这篇杂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姚文元却说这是主将“登台”“上马”，想从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生命腐蚀掉，是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请看这个刀笔吏颠倒黑白到了多么可耻的地步！ 《燕山夜话》问世不到一年，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认真总结建国十三年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认真实行“三不主义”。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扫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沉闷空气，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有了发扬。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报刊，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从内容到形式，有了较大的改进。很多报纸副刊的专栏办得生动活泼。例如，《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由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孟超等同志负责撰写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这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的鼓舞下，邓拓同志继续利用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在《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百五十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写了十八篇。吴晗、廖沫沙同志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陆续续地为《三家村札记》和其他报刊写了不少文章。后来《燕山夜话》结集成书，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之多，受到读者的好评。可见，“三家村”的写作活动，与党中央、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三不主义”有密切联系，没有这些，就没有那些丰富多采、议论活跃、风格独具的杂文。姚文元闭口不谈这些重要事实，不谈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根本否认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抹煞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北京晚报》的同志给邓拓同志送去一本《三十六计》的油印本，并要求他讲一讲“中国古代兵家用计”的事。邓拓同志应约写了一篇《三十六计》。由于其他原因，邓拓同志的杂文没有继续写下去，因此，这成了《燕山夜话》最后一篇。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因为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姚文元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天下有这种先发表声明再“溜”的事吗？何况这篇文章是写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呢！而《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一直保留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继续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客观事实面前，姚文元完全是闭起眼睛说瞎话！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二百来篇文章，多数是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或褒或贬，切中时弊。也有知识小品，帮助读者增长知识，提高认识能力。还有关于学习方法的短评以及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燕山夜话》中有二十八篇是读者出题目，作者写文章。有些题目，是中央负责同志出的。据当时有关的编辑同志追忆，在《燕山夜话》的文章陆续发表期间，每天都收到读者欢迎这个专栏的信件，也有个别读者对某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一封读者来信说是“大毒草”。难道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不懂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只有江青、姚文元才有特别的识别能力？当然不是。他们不过是以《海瑞罢官》为导火线，以“三家村”为突破口，重操秦桧的“莫须有”故伎，大兴文字狱，从而攫取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构筑文字狱的卑劣手法 为了把“三家村”杂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元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二百多篇杂文中挑出二十四篇当靶子，对其余的大量作品，或装聋作哑，或含糊其词。然而，就从姚文元对这二十多篇所谓“毒箭”“毒草”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反动文痞是怎样采取阴险卑劣的手法来构筑文字狱的。 手法之一是：寻词摘字，断章取义。 我们已经在上述“时间表”中，看到姚文元用拼凑法凑出了“三家村”如何出场的妙文。他又用同一手法，拼凑出了一个所谓“三家村”一九六二年“对形势估计”。他先从吴晗同志《说浪》里，挑出一个“浪”字，再从邓拓同志一篇谈春节民间习俗的杂文《今年的春节》中，摘出“解冻”二字，然后强拉到一起，胡说：“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对别人的文章先进行“肢解”，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接肢”，这是姚文元的一个创造！ 为了捏造邓拓同志“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的罪名，姚文元抓住一篇谈接待外宾工作的杂文《交友待客之道》，从中挑出几个词，凑成了这样一句话：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然后便宣布邓拓“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这又是“莫须有”的罪名。这篇杂文的真实写作背景是：当时正在举行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国朋友云集北京，编辑同志请作者写一篇中国人民交友待客习俗的文章，以利做好接待工作。在文章结尾，作者明明白白写着“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无奈邓拓同志指出的“这个意思”不符合姚文元的需要，于是他一刀砍下，硬把向各国运动员学习歪曲成“学修正主义”，欢迎各国运动员就变成“欢迎修正主义”了。 手法之二是：索隐发微，牵强附会。 姚文元一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从这种需要出发，“三家村”杂文成了他们索隐发微，牵强附会的材料。 邓拓同志的《两则外国寓言》，是被姚文元视为极其“疯狂”的黑文之一。这两则寓言，讽刺了一个声称能跳得最远而实际根本不行的运动员，又讽刺了一只夸口要烧干海水的山雀以及那些带着汤匙到海边等着喝鱼汤的人们。杂文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当时组稿的同志一眼就看出作者意在讽刺前不久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吹的“一国进入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那一番牛皮。这篇杂文既骂了赫鲁晓夫，又不露痕迹，文章做得很巧妙。事情过了四年多，当事人还在，姚文元却硬说成是“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专治“健忘症”》是使姚文元认为可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又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邓拓同志引据明代陆灼《艾子后语》中的一则故事，叙述健忘症的症状，开列出各种治疗方法。由于这篇杂文没有点明讽刺对象，也没有区别“治疗”手段的性质，因而人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姚文元乘此空隙扣上一顶帽子，胡说“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用心十分险恶。其实《专治“健忘症”》中所说的“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的这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又有什么过错呢？ 手法之三是：混淆事物性质，无限上纲。 “三家村”杂文中，许多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也有不少是以古喻今，对我们社会的某些现象有所批评或讽刺，有所建议和倡导。在写作手法上，有的直截了当，有的比较含蓄曲折。对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讽喻，以达到改进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给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是一个作者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姚文元蓄意混淆事物的性质，把对个别领导人作风的批评说成是对党对毛主席的诬蔑，把批评某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和攻击，把艺术风格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姚文元说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如不上升到“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个“纲”，他是绝不住手的，活现出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 《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批评和讽刺得最多也最深刻的，是那种吹牛皮、说大话、不依靠群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纸上谈兵的赵括，言过其实的马谡，自称活了数千岁的方士，夸口养了三千食客的季孙氏等，就是这样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些生动的古代故事，告诉人们要引以为戒。《伟大的空话》一文，更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爱讲空话的人，奉劝专爱说“伟大的空话”的人们及早去“休息”。这些意见，写得尖锐辛辣，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批评，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姚文元抓住文章列举的空话中有“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句，硬说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整篇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这一来，一方面把正常的批评打成了恶意攻击，堵塞了言路，另一方面又为以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伟大的空话”大开绿灯，使之泛滥成灾。 姚文元把所谓“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当成他打人的最得意的棍子，谁敢说一点真话，讲一点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邓拓同志的《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通过历史上几则故事，讽刺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意见的现象，提出“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姚文元一口咬定“要‘皇帝’‘博采广谋’”，就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其实，杂文中提到几个古代著名人物和帝王，无非是从领导者要注意“广谋于众”这个角度讲的，根本没有专指那一级领导机关或那一位领导人；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些意见就是专讲给党中央、讲给领导人听的，又有什么了不得呢？难道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应该听取群众的意见吗？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就不伟大、光荣、正确了吗？姚文元表面上是在维护党中央，实质上是要把党中央同群众隔绝开来，把党中央描写成虚弱得连一点群众不同意见都经受不起。 姚文元把“三家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所使用的手法，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看家本事，是他们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建立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王朝的一个法宝。从《评〈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从《评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直到九年之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使用的都是这种构陷之术。这一点也不奇怪，既要加害于人，又没有什么根据，只好乞灵于造谣、诬陷了。 篡党夺权的严重步骤 《评“三家村”》，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野心家篡党夺权全盘计划中的一个严重步骤，是他们在全国大规模地残害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开端。姚文元在文章中曾经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上揪之外，还要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这就是说，他们一伙的屠刀不仅要杀向北京市委，而且要杀向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杀向文化、学术各界，要横扫一切，打倒一切。果然，随着《评“三家村”》的出笼，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便迅速遍及全国了。 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和揭批查运动的深入，他们那一套法西斯“理论”和手法也已经或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借鉴。 这场大文字狱及其后果给我们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绝对不可以没有民主和法制，否则，就很可能被野心家阴谋家钻空子，让他们把对敌人的专政变成对人民的专政。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制造那么多的文字狱和政治冤案，使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受到严重摧残，其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民主被践踏，社会主义的法制被破坏，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说话权利。 严酷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本来是堂堂正正地写文章，公开发表在报纸刊物上。他们的观点是对是错，白纸黑字，有目共睹。如果文章有缺点、有错误，也应该和只能通过批评、争论来辨清是非。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失去了保障，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胡言乱语竟成了“王法”。姚文元们的黑笔杆一挥，就把“三家村”打成“黑店”，把邓拓打成“黑店的掌柜和总管”，把吴晗打成“急先锋”。戚本禹在一篇黑文中胡说一句“现已查明，邓拓是叛徒”，邓拓同志因此就成了“钦定”的“叛徒”！长期以来，林彪、江青、姚文元和那个“理论权威”胡说谁是“叛徒”、“特务”、“坏人”，谁就真的被打成“叛徒”、“特务”、“坏人”。他们运用这个强盗逻辑，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准则，堵塞言路，不许人们讲话，更不许讲批评的话。结果，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许多“禁区”。时至今日，不少同志还心有余悸，怕帽子，怕棍子，其实质就是怕不民主、怕专制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通过对林彪、“四人帮”的彻底清算，拨乱反正，扫除迷雾，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使人民民主真正得到发扬，促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形成，以适应我们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第3版()专栏：文艺随笔 扼杀创作的帮规种种 赵云声 “四人帮”为了扼杀文艺创作，制定了种种帮规。只要触犯了它，就要被打下文字狱中。深受其害的作家和作品，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帮规名目繁多，在文艺史上也是少有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专门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形式。可是，叛徒江青却说：“我们历来不赞成文艺创作写真人真事，就是报告文学，也不要多写活着的真人。”从此，凡文艺作品，都不许写真人真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就统统不能描写、不能歌颂了——原因是由于这些人物还都“活着”。 “活着的真人”不能写，死去的英雄能不能写呢？石油工人的杰出代表王进喜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四人帮”非但不许歌颂，反而还要攻击。某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提出要写女英雄刘胡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蛮横地回答：“死去的真人也不要写。” 那么，塑造典型人物总该可以了吧？也不行！于会泳说：现在“完全直接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但那种没有能彻底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的情况，还是相当不少的”。这样，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从生活中的人物脱胎出来的典型形象”，都被扣之以“没有能彻底摆脱真人真事”而惨遭杀戮。优秀影片《创业》就是因有“大量的生活原型”而被打成毒草的。 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也许比较保险吧？不见得。“四人帮”曾别有用心地策划了一个所谓“黑画展览”。姚文元、于会泳之流给那些山水风景画定的罪名之一，是“黑山黑水”、“江山如此多‘黑’”。山水风物用水墨画，沾了个黑字，便被称之为“黑”画。他们反对“黑山黑水”，那么是主张把山河写得美一点喽？电影《海霞》的编导同志在拍摄外景时下了功夫，谁知这也犯了“法”！“四人帮”在围剿《海霞》时，一条重要“罪行”就是编导人员搞“好山好水好姑娘”。 人物、景物都不能轻易着笔，写动物也同样存在问题。晋剧《三上桃峰》挨批以后，受株连的作品就有：连环画《大红马》、《小马过河》，戏曲《卖马记》、《赎马记》、《追马》，话剧《易马移风》，花鼓灯《新人骏马》等。为什么？因为《三上桃峰》写了马。一时之间，文艺界真是谈“马”色变，写“马”心惊！写“马”的作品出了问题，写“牛”的作品也就跟着遭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是这样被打成毒草的。 那么，“四人帮”究竟允许写何物呢？他们让写怪物！何谓怪物？就是那种人不象人、鬼不是鬼、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并且给这些怪物罩以一顶顶桂冠。诸如：“反潮流的勇士”、“斗‘走资派’的英雄”等等。而人们从这些怪物的抬手投足之中看到的，却是王、张、江、姚的幢幢鬼影。 莫把这些荒唐文学主张仅仅看成笑料，正是这类披着假左外衣的谬说，使我们的文艺事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但是，凡是人为的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种种框框，不准写这个，不准写那个，终究是不行的，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所冲破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第4版()专栏： 阶级斗争再不能扩大化了 天津市武清县大王古庄公社党委书记 董怀忠 农村工作要从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向以生产为中心，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要弄清楚，就是这些年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人为地扩大化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吹得神乎其神，玄妙莫测。谁要是坚持抓生产，就是丢“纲”忘“线”；谁要是执行政策和制度，就是“回潮”、“复辟”；哪个干部跟地富子弟说几句话，就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哪户社员多养几头猪、几只羊、几窝兔，自留地侍弄得细点，收入多一些，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了头”。情节轻的要进“学习班”，重的要上批斗会。一九七四年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来了一个什么“阶级关系新变化”：“老干部＝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吃过糠的要揪，扛过枪的要揪，连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劳动的队干部也不能幸免，弄得人人自危。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干部真是想不通：一个建设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农村，反而阶级敌人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那不冤枉干了一场吗？就以我们这个公社来说吧，仅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被整错了的党员干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假案、错案、冤案成堆。这难道不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阶级斗争人为的扩大化吗？ 事实上，农村中的好多问题并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也不是一抓阶级斗争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这个公社是个穷地方，过去年年要吃国家返销粮，林、牧、副、渔各业都不发达。穷在哪里呢？穷在自然条件差，风沙盐碱危害重。本来应当集中力量改造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并注意发展多种经营，来积累生产建设资金。可是，这十多年，一直“抓阶级斗争新动向”，“铲资本主义旧土壤”。干部顶一下上面的瞎指挥，要挨斗；社员反映“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实际，要挨批，还说这是“阶级斗争复杂化、尖锐化的表现”。斗干部，批群众，七批八斗，耽误了时间不用说，更重要的是把干部群众斗寒心了。干部不敢抓生产，群众没心思搞生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门路被堵窄了，被限制在单抓粮食的圈子里，哪有力量来改变穷困面貌？这些年象老话所说的：“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破棉袄”，群众的切身利益毫无增进，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先安定人心，团结群众，又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全面发展生产，全公社连续两年增产增收。可见，我们这个穷地方的主要矛盾并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而是未按经济规律办事。 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基层干部乐得不得了，都感到大有盼头了。实践证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总的趋势不是越来越激烈，不是凡事都抓阶级斗争可以奏效的。今后可不能再人为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要创造一个长期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的局面，让农村干部和群众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搞生产。 当然，农村中还会有极少数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这应该由政法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去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至于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要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绝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团结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编后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些年我们搞的是些什么样的阶级斗争？谁代表无产阶级？谁代表资产阶级？搞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一个不短的时期，“阶级斗争”成为“四人帮”一伙吓人、打人的大棒，到处整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些彼此熟悉的同志相互叮咛着：“可不要在阶级斗争上犯错误啊！”有的一面工作，一面忧心忡忡：“不知什么时候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挨批！ 其实，阶级斗争并不是无时不有，处处皆有，更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阶级斗争。过去，把工作中的错误，意见的分歧，大量人民内部的问题，都拔到“纲”上来，当作阶级斗争来抓，今天整一批，明天又整一批，分裂了干部群众队伍，伤害了大批好人，……闹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时。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彻底纠正的时候了。纠正了，是非分清了，才能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使广大农村干部把全部心思用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上去。这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4版()专栏： 要打破思想僵化状态 中共江苏省句容县县委书记 王云海 最近，我到天王公社搞“五定一奖”的试点。有的大队干部开口就问：“这样做有没有根据？”他们唯恐这又是“倒退”、“走老路”，将来要挨批。有的干部表示很拥护，信心却不足，怕年初定，年底变，兑现不了。这使我感觉到，实现农村工作重心的转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加强生产责任制，首先要帮助农村基层干部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农村基层干部余悸未消，心存疑虑，是很自然的。因为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的流毒太深了。这些年“大批资本主义”，天天批，月月批，年年批，批得干部迷迷糊糊，好象农村中不是社会主义阵地越来越巩固，而是资本主义土壤越来越扩展。久而久之，不少干部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了，形成了一套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错误框框。 一是看其大小。比如，集体养猪，百头、千头猪场，算是社会主义大发展；社员养猪，一户养一两头还可以，养三四头或者养母猪，就是发家致富，“资本主义冒尖啦”！又如搞生产建设，红旗一插，“大兵团作战”，说是热气高，干劲大，是大干社会主义；反之，几个人一组，分工干活，就是冷冷清清，似乎不是干社会主义。 二是看其穷富，“穷则革命”，“富则变修”。比如先进社队不论增产多少，年终分配一律限定一个数额，不许超过周围社队的水平。更有甚者，劳动力多、家庭副业搞得好的社员户，也要加以种种限制，担心出现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 三是看其搞粮还是搞钱。看到社员在大田里劳动，心里高兴，说是人心归田，劳力到了生产第一线；一见社员上山管树，下水捕鱼，就不大痛快，怕这是抓了 “钱”丢了“线”。总之，多年来把发展多种经营看作资本主义，把劳动好、收入多、先富起来的社员当作限制对象。有人还说这是“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越堵越窄了。 现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了，“红头文件”也下来了，基层干部还在等县委发话，县委等地委、省委点头，胆子不壮，行动迟缓，明明知道是合乎实际的东西，不敢推行；有些极左的东西，也不敢纠正，生怕弄得不好，又来一个反右倾。从这里可以看到，极左思潮的余毒远未肃清，人们还心有余悸。 最近，我们县委普遍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冬训，着重帮助他们肃清极左的流毒，让他们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极左圈套中跳出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转移。这无疑是当务之急。

第4版()专栏： 生产队长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议论编辑同志： 最近，我碰到武威县广场公社几位生产队长，听到他们在一起议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张队长：党中央讲的工作重点转移，是针对上头各级领导和脱产干部说的，与我们这些毛毛队长关系不大。我们天天喊着生产，日日干着生产，不存在转不转的问题。 陈队长：思想得转一转呵！这些年搞运动，向我们耳朵里整天灌的是斗呵批呵，“阶级斗争”在我脑子里生了根。看见谁穿件的确良衣服，谁早上吃个荷包蛋，心里总嘀咕一下：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捞来的？几个木匠要求出去干点活，也怕他们多挣钱变修了。对这类事情，我常在会上不点名地敲打敲打……，否则，怕自己成了“猫队长”。 王队长：那几年，我也是成天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连“玻璃粉墙新式房，庄前房后私树旺，鸡多猪肥羊儿壮，家里摆着三大样”，也成了注意对象。反正我最忌讳“富”字和“钱”字，多打了粮不敢给社员多分，多收入了钱不敢让社员多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可笑。其实，广开些生财之道，让社员吃好、穿好、用好，把劲鼓上来，集体经济哪能发展不快？ 这几位生产队长的话虽不多，却耐人寻味，希望讨论一下。甘肃省农科院 胡延清

第4版()专栏： 从持续干旱的实际出发，本着春旱冬抗精神 安徽以引江打井为中心大兴水利 积极开发利用长江、淮河和地下水。去冬以来开工的水利工程近四万处 新华社合肥二月十六日电 安徽省人民从本省持续干旱的实际出发，本着春旱冬抗精神，大干以引江、打井为中心的冬季农田水利建设。从去冬以来，全省开工的水利工程有三万九千多处，到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已完成一万五千处。 一九七八年春夏，安徽省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秋后，雨水继续偏少，只有正常年景同期的一半。给小麦冬灌，特别是今年春播带来严重困难。中共安徽省委针对本省过去水利建设上的弱点，决定大搞以引江、打井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开发利用长江、淮河和地下水。 去年入秋以后，在省委的直接指挥下，沿长江的和县驷马山、牛屯河、金河口等引江工程，无为县的凤凰颈临时引江工程，沿淮河的女山湖、蚌埠闸等引淮工程，先后动工。经过广大民工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现已全面建成投产。同上述工程配合，在长江、淮河、巢湖沿岸，又建成了多级翻水站一千三百多处，使江、河、湖水，穿越江淮丘陵，浇灌一千多万亩受旱的农田。从去年十二月下旬起，四万多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又冒着严寒在无为县凤凰颈开始建设永久性的大型排灌站。它建成后，将大大改变江淮地区的水利面貌，为建设安徽的现代化农业作出贡献。 地面水源不足的宿县、阜阳、滁县、徽州等地区，正千方百计地向地下要水，大打机井、砖井、土井。据去年截至十二月二十日的统计，这几个地区已打成各种井二十多万眼。目前，在北京市援皖抗旱打井队的帮助下，这些地区正掀起一个新的群众性的打井热潮。 为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安徽省委还大抓工程配套建设。在兴建引江引淮水利工程时，一边建站造闸，一边开渠挖沟，做到站、闸落成，干、支、斗、农、毛五级渠系配套，能够提水灌溉。

第4版()专栏：工作研究 还是不向农村派工作队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九七九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还有没有必要再向农村派出工作队？记者走访了山东省的昌潍、临沂、德州等地区的一些熟悉农村工作的同志，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们认为：今后还是不向农村派工作队好。 派工作队这个办法，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党创造的一种领导方法。当时，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还很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群众的思想觉悟也不很高。在那种情况下，要搞好全国规模的运动，派下去大批工作队，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后来农村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队党组织比较健全，群众的觉悟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再不断地把大批工作队派往农村，就没有必要了。尤其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今天，如果领导方法还是老一套，那就会给农村社、队增添很多麻烦，甚至帮倒忙。 前几年，各省市都往农村派出了大批工作队。许多工作队员同干部、社员一起，团结战斗，对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作队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不利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派往县、社、队的工作队，进点时都宣布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可是，进点以后，工作队的同志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凡事都要求地方同志按工作队的意见办；地方党委认为自己最了解下情，应该按自己的意见办。闹矛盾扯皮，给农村工作造成许多损失。 二、往往侵犯生产队的“自主权”。工作队的队长，有科级的，有处级的，一来到社队都是“大干部”，住到一个队里，党支部就得听工作队的。但是，由于派出的干部长期蹲机关，不了解下情，不熟悉农业生产，一些同志又放不下架子向群众请教，往往下车伊始，搞瞎指挥。 三、容易使运动“扩大化”。有些工作队员带着框框进点，满眼睛都是问题，总想从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搞出点什么“名堂”，以搞出“问题”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工作好坏的标志。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多，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整一通，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四、参加工作队的人员，热情很高，为了把当年的生产抓上去，往往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到处搞化肥和拖拉机，工作队员成了生产队的“采购员”。 五、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一九七八年昌潍地委派到昌邑县饮马公社的工作队共一百五十多人，其中科、局长以上干部四五十个。这么多的干部挤在一起，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年，各级党委还从农村抽调了一大批不脱产的工作队员，每人每月由国家补贴三十元左右，吃生产队的口粮，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资金，也加重了所在大队的负担。 六、近几年中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有不少工作队“随风转”。一九七三年下去的工作队搞“基本路线教育”，一九七四年搞“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批判“小生产”，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九七七年揭批“四人帮”。既然搞“运动”，就要千方百计地联系农村基层的“实际”，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限制社队工副业等等，“土政策”满天飞。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做农村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精兵强将下基层。与其年年派临时性的工作队，不如抽调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基层领导班子。二、撤销工作队以后，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怎么办？一是依靠当地党委解决，二是从领导机关抽出一些干部，充实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信访部门。对于一些典型的违法乱纪行为，直接派出调查组，协同当地党委调查处理。三、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调研班子，组织力量，就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经常发现工作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总结推广新鲜经验，提出关于加快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意见和建议，给党委当好参谋。四、地、县委领导干部坚持蹲点，解剖麻雀，从基点队了解情况，摸索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 南振中（本报有删节）

第5版()专栏： 民主柬埔寨驻华大使毕姜举行记者招待会 强烈谴责越南当局炮制“越柬条约” 柬外交部声明支持中国保卫边界安全的正当措施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今天上午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谴责越南当局炮制所谓“越柬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他指出，“这个条约是越南扩张、兼并主义者的一个卑劣的阴谋。” 毕姜大使在招待会上宣读了民主柬埔寨政府坚决反对和不承认由黎笋—范文同集团炮制的有关柬埔寨的一切条约和协议的声明。 毕姜大使接着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指出，越南扩张主义者炮制越柬条约的目的，是要使越南侵占柬埔寨合法化，以便实现它那个“印支联邦”的迷梦。他说，黎笋—范文同集团侵吞柬埔寨后，妄图以此为基地，对其邻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威胁和扩张。他着重指出，黎笋—范文同集团的这一切行径是由其苏联主子支持并为它效劳的。 毕姜大使在谈到柬埔寨国内的反侵略斗争时说，波尔布特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一直在柬埔寨国土上指挥人民和革命军打击越南侵略者。 记者招待会上还散发了民主柬埔寨外交部有关中越冲突的声明。声明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越南武装力量在边界上不断加剧的挑衅活动进行还击时指出，这是得到全世界人民支持的正当的行动，因为它对东南亚、亚洲和全世界独立、领土完整、和平和稳定将作出积极的贡献。声明表示，民主柬埔寨支持中国为捍卫领土完整和神圣边界采取的正当措施。

第5版()专栏： 墨西哥《先驱报》发表文章 谴责苏联利用越南古巴推行扩张政策 新华社墨西哥城二月二十日电 墨西哥《先驱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利用越南和古巴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文章说：“近十年来，俄国一贯给别国政府制造麻烦。它策动叛乱，建立军事基地，培植第五纵队。”它让别人为某种“事业”去争斗和卖命，而它则从这种事业中获得利益。目前，古巴人在非洲、越南人在亚洲就是为苏联帝国主义卖命的。 文章说：“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为了搅乱世界，制造不安和战争气氛，已经发动了攻势，他们公然到处插手，但这也可能就是他们走向失败的开始。” 文章说，亚洲人民不相信俄国。俄国人趾高气扬，到处受到唾弃。“从安哥拉到华沙，从埃塞俄比亚到布拉格，人们憎恶俄国人，因为他们以主人和征服者自居，制造冲突，挑起事端。” 文章谴责“亚洲的古巴”——越南在几个星期以前无视全世界的抗议和愤怒，明目张胆地入侵柬埔寨。文章指出，越南本应全力重建国家，但它却开始了征伐，它把越南南方的人民变成难民，接着又控制老挝和侵占柬埔寨，并且威胁泰国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完全成了俄国的盟友和傀儡，成了印度支那的新的征服者”。 文章强调指出：“目前中越边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长期以来克里姆林宫及其盟友制造紧张局势的结果。至于越南人，应当教训他们一下。”文章最后引用了一句谚语：“多行不义必自毙”。

第5版()专栏： 英外交国务大臣说越南应撤出侵柬部队 新华社伦敦电 据英国《卫报》和《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勋爵十九日下午对越南驻英大使说，越南入侵柬埔寨是违背国际法和人权的，越南应当立即撤出自己的部队。报道说，越南大使十九日前往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谴责北京的侵略”。但是，这位大使却被告知，由于对柬埔寨的入侵，他的国家的立场得不到什么同情。他还被提醒，河内从越南大批驱逐难民是进一步违反了人权，在人权问题未得到纠正前，英国政府将不会同越南缔结任何新的援助协议。

第5版()专栏： 园田外相说日本没考虑承认柬伪政权 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外相园田直二十日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答复国会议员的质询时说，日本政府“不认为柬埔寨新政权对柬埔寨全境进行了实效统治，（日本）政府没有考虑承认新政权”。 园田外相还说：“政府仍然认为波尔布特政权是柬埔寨的合法政府，在北京同波尔布特政府保持接触。”

第5版()专栏： 孟加拉国议会选举初步揭晓 新华社达卡二月二十一日电 孟加拉国于二月十八日开始的议会选举在二月二十日基本结束。选举的初步结果表明，以齐亚·拉赫曼总统为首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者党在三百个议席中取得了二百零三个议席。齐亚·拉赫曼总统二月十九日晚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新议会将在正式公布选举结果后一个月内举行第一次会议。公布选举结果后五周内取消全国军事管制。

第5版()专栏： 越南侵略军被迫从柬西北部撤出一些战略要地 柬革命军又歼一批越寇 英报谴责越南侵柬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据合众国际社二月二十日从曼谷报道，情报人士说，侵犯柬埔寨的越南部队显然由于供应线过长，已被迫从柬埔寨西北部的一些重要地点撤出。 这家通讯社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说，柬埔寨部队骚扰供应线的活动“使越南人非常恼怒”。 他们说，越南部队在一月七日占领了金边后，正在慢慢地从主要公路进入农村，但是，越南部队面临着保卫他们后方的严重困难。 报道说，越南部队最近撤出了柬埔寨西北部奥多棉吉省的省会三隆和具有战略地位的班迭奇马。报道还说，在通往西北部的主要公路五号公路上的越南部队由于柬埔寨部队的骚扰和伏击而被切断。在马德望省省会马德望和（五号、六号）公路的重要会合点诗梳风，柬埔寨部队使越南方面向当地驻军提供再补给的大部分行动遭到挫败。 法新社在二月十三日曾经报道，柬埔寨部队包围了三隆的约五百名越南部队。二十辆坦克由于缺乏汽油而无法行动。 路透社二月十五日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柬埔寨部队正在改进组织工作，部队之间正在通过无线电和通讯员建立联系，以协调进攻行动。 据美联社二月十四日发自曼谷的报道说，这家通讯社的几名记者最近从泰国边境进入柬埔寨采访后认为，在泰、柬边界一带，大块大块的土地仍然掌握在柬埔寨军队手中。他们由数百人组成一个作战单位，经常转移，使越南的闪电袭击受到挫折。 这些记者同柬埔寨革命军有过直接接触。他们在柬埔寨境内五、六公里处的一个革命军营地里，看到有三、四百人正在休息。他们还看到两辆由拖拉机拖的拖车上载满了军人。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又在一些战场消灭了一大批越寇。 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柬埔寨革命军在西南战场的安东等地连续出击，解放了一个村庄，打死越寇一百二十多名，打伤一批，击毁军车三辆，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 二月十七日，革命军在四号公路击毁敌人军车一辆，打死敌人十七名。同一天，革命军在戈公省击中敌人一座弹药库；这个省的游击队还袭击了一股敌人，打死十名，打伤一批。在尼米—诗梳风战场，二月十八日，革命军和地方游击队打死敌人一百多名，击毁军车六辆，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 在腊塔纳基里和上丁战场，从二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柬埔寨游击队在公路附近和暹邦等地打死敌人四十多名，打伤一批。 新华社伦敦二月二十日电 英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月刊《新世纪》最近一期发表题为《不许干涉柬埔寨》的文章，谴责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 文章指出，苏联和越南侵略者及其傀儡都在争相庆贺他们占领了民主柬埔寨主要的公路和城镇，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越南侵略者可以占领柬埔寨广大地区，但是他们将得不到安宁。他们的供给线拉长了，并处身于有敌对情绪的人民之中。他们将受到骚扰、攻击和追赶，以至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且被永远赶出柬埔寨。 文章最后说，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越南修正主义叛徒的群众运动，是一切进步人民的义务。越南的奸诈和伪善简直是历史上罕见的。

第5版()专栏： 飞蛾投火 徐昌明

第5版()专栏： 主奴合演的一出闹剧 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当局和它的柬埔寨傀儡政权于二月十八日在金边签订了一个所谓“越南柬埔寨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越南当局对此事策划已久，外界早有传闻。“条约”本身印证了人们预料中的看法：越南当局同它的傀儡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给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披上 “合法”的外衣，以掩盖它的侵略罪行。同时，它也企图通过签订“条约”，拼凑“印度支那联邦”作为它称霸东南亚的跳板。 越南通讯社公布的“越柬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在各方面、通过一切必要的形式来全心全意地互相支持和援助”，“只要双方中的一方提出要求，双方将采取有效措施来履行这一义务”。显然，这是越南当局为它出动十多万军队侵略和占领柬埔寨大片领土制造“法律根据”。条约还规定，“双方将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培养干部、交换专家”等方面“加强兄弟合作和互相支援”，并且要为此“签订一些必要的协定”：还要在“两国有关国家机关之间和各群众组织之间”加强“接触和合作”，这些规定为越南当局加紧对柬埔寨进行搜刮压榨，加强对柬埔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敞开大门。“条约”并规定，“双方将举行谈判，在目前边界线的基础上签订一个两国之间国界线划定的条约”这是越南当局蓄谋炮制边界条约侵占柬埔寨领土设下的伏笔。 这个“条约”是越南当局和它的柬埔寨傀儡之间的一笔肮脏交易，也是韩桑林之流的卖身契。所谓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不过是越南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它完全是非法的，它同越南签订的任何 “条约”、“协定”也是非法的，无效的。这些“条约”、“协定”既不能帮助韩桑林之流取得“合法代表”的地位，也不能帮助越南当局摆脱遭到举世谴责的困境。民主柬埔寨政府十九日已发表声明，指出越南同它的傀儡签订的“条约”，是“一个骗人的政治闹剧”，民主柬埔寨政府“坚决反对和不承认黎笋—范文同集团炮制的有关柬埔寨的一切条约和协议”。 越南当局多年来力图控制老挝和柬埔寨，充当印度支那以至东南亚的霸主。继一九七七年七月签订越南老挝“友好合作条约”之后，越南当局又炮制了这个“越柬条约”。越南当局自认为以越南为霸主的“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帝国开始形成。越南《人民报》十九日为此发表社论，忘乎所以地说，“越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越柬关系”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邻国的关系”已进入“新时期”。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个方面”必须“互相支持”，“紧密团结”。 越南当局在它军事占领下的金边演出的这出丑剧并不新鲜，只不过继承了它的封建王国的祖先和莫斯科新沙皇的侵略衣钵。十九世纪初，越南阮福映王朝曾两次出兵干涉真腊 （即今日的柬埔寨），强迫真腊沦为越南的“保护国”。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允许苏军“留驻”的协定。但结果都不美妙。阮氏王朝的占领军终于被柬埔寨人民赶跑，苏联的驻军协定至今仍遭受谴责和反对。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称霸印度支那与东南亚的迷梦是无法实现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第5版()专栏： 王震副总理会见欧洲委员会议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王震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欧洲委员会议会主席柯斯特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 在友好交谈中，王震副总理和柯斯特主席表达了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方面加强合作的愿望。 会见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等在座。

第5版()专栏：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外交部秘书长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瑞典外交部秘书长莱夫兰德和夫人。 会见时，耿飚副总理同瑞典朋友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和当前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耿飚副总理的夫人赵兰香等。 莱夫兰德秘书长和夫人是二月十九日抵达北京的。二十日下午，章文晋副外长曾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第5版()专栏： 庆祝朝中航运和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周年 裴溶在临时代办举行电影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为庆祝朝中两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协定、文化合作协定二十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文化部长黄镇，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等。 在充满亲切友好气氛的招待会上，裴溶在临时代办和黄镇部长先后祝酒，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事业和伟大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钢铁翅膀》和纪录影片《万寿台艺术剧场》。

第5版()专栏： 庆祝中国坦桑友好条约签订十四周年 我驻坦桑大使和坦桑驻华大使分别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二月二十日电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二月二十日晚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坦友好条约签订十四周年。 一百二十名来宾出席了招待会，其中包括坦桑尼亚卫生部长斯特林、国民教育部长库汉加、首席法官尼亚拉利、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参谋长基韦卢准将和达累斯萨拉姆专区专员卡真博等。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日电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和夫人昨天和今天分别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友好条约签订十四周年。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悬挂着称颂中国—坦桑尼亚友谊的横幅标语。陈慕华副总理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昨天的宴会。出席今天招待会的有何英副外长和夫人等一百多位中国客人。

第5版()专栏： 日本岐阜市与杭州结成友好城市 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日本岐阜市同中国杭州市结成友好城市签字仪式，二月二十一日在岐阜市举行。 岐阜市市政厅高挂着日中两国国旗，充满了日中友好的气氛。 上午十时签字仪式开始，岐阜市市长莳田浩和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周峰分别在议定书上签字。 在热烈的掌声中，莳田浩市长致词说，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去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实现了两国人民多年的愿望。今天岐阜市和杭州市又结成了友好城市，我感到无比高兴。 周峰副主任在致词中说，中日友好有着悠久的历史。去年，两国又签订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和平友好条约。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杭州市与岐阜市结成友好城市，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他说，我希望两市结成友好城市以后，能够通过这座友谊桥梁积极发展两市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为中日友好做出新的贡献。 两市还互相赠送了锦旗。 出席今天签字仪式的有岐阜市议会议长高濑春雄等一百多人。

第5版()专栏： 我援建的第二座砖瓦厂移交给尼泊尔 新华社加德满都二月二十日电 由中国援建的巴克塔普尔砖瓦厂移交仪式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 尼泊尔总行政国务大臣斯里巴德拉·夏尔马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出席了移交仪式。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参赞刘锡惠和尼泊尔工业局代理局长斯蒂雅尔分别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 这个厂是根据一九七二年中尼签订的协定，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动工兴建的，今年二月竣工。施工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六个月。经过试产，工厂的生产正常。 这个厂座落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巴德冈，是近年来中国帮助尼泊尔建设的第二个砖瓦厂，每年可以生产二千万块砖。

第5版()专栏：国际知识 圣卢西亚 圣卢西亚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东端的一个青葱秀丽的岛屿。它是英国在东加勒比地区的一个“联系邦”，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布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二十九个独立国家。 该岛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向风群岛中部，在西经六十度五十三分至六十一度零五分、北纬十三度四十二分至十四度零七分之间。面积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人口十五万，主要是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此外，还有少数白人和印度人。居民多信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不少人也讲克里奥尔语。首都卡斯特里，人口四万五千。 圣卢西亚是一个火山岛国。境内山峦起伏，以南部的吉米山为最高，海拔九百五十多米。岛上椰林茂密，花草葱郁。气候四季温如初夏。海岸曲折多姿，水清沙白。西南部的苏弗里埃尔景色秀丽，有著名的硫磺矿泉，被誉为圣卢西亚的花园，吸引了很多游人。 圣卢西亚和加勒比其他岛屿一样，曾长期遭受殖民者的残酷奴役。一五○二年哥伦布在航行中发现该岛。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至整个十八世纪期间，英、法两国对圣卢西亚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争夺。一八○三年英国最后占领该岛，并于一八一四年根据巴黎条约确定为英国殖民地。一九五八年英国把圣卢西亚纳入西印度联邦。一九六七年三月，圣卢西亚实行“内部自治”，成为英国的“联系邦”，由英国掌握其外交和国防大权。 圣卢西亚是东加勒比海诸岛中经济状况较好的岛屿之一，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约五百三十美元左右。农业是圣卢西亚经济的重要支柱。农业用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主要的农产品为香蕉，一九七八年产量估计可达五万吨 （一九六九年曾达到八万五千吨），是东加勒比海诸岛最大的香蕉产地。其他农产品还有椰子、可可、甘蔗和水果等。农产品大部供出口，其中香蕉占农产品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全岛三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靠香蕉为生。旅游业发展很快，一九七七年游客达十六万五千多人，比一九七六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成为圣卢西亚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工业主要有酿酒、榨椰油、服装和食品加工等。地热资源丰富，计划建立地热发电站。交通发达，公路全长八百多公里，首都卡斯特里和南部海岸的旧堡是两个优良的港口，附近还有两个现代化的国际机场。 圣卢西亚政府对内积极发展农业，大力推广农业的多种经营，努力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重视发展旅游业和工业；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积极支持加勒比地区的民族独立和经济一体化运动，强调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合作，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近年来，圣卢西亚为争取国家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七五年圣卢西亚提出了独立要求。一九七六年八月，圣卢西亚议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同意独立。一九七七年七月，圣卢西亚政府发表声明，重申独立决心。从一九七八年三月起，圣卢西亚政府就独立问题同英国政府在伦敦进行了多次谈判，英国政府最后同意圣卢西亚独立。圣卢西亚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独立愿望终于得到实现。 （姜成松） （附图片） 圣卢西亚首都卡斯特里一角 朱育莲 绘

第5版()专栏：世界一角 拉丁美洲第一大湖马拉开波湖 马拉开波湖位于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西北部，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湖泊。该湖南北长达一百五十五公里，东西宽约九十五公里左右，最宽处为一百二十公里，湖面面积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马拉开波湖的形状象一只肚大脖细的瓶子，内宽口窄，北面通过马拉开波海峡同委内瑞拉湾连在一起。马拉开波海峡宽约五千五百米，长达五十五公里。委内瑞拉湾的外面就是辽阔的加勒比海了。 马拉开波湖是个淡水湖，只有北部的湖水由于潮水的关系略带咸味。为什么马拉开波湖离大海那么近，又与大海“一脉相通”，而湖水却是淡的呢？原来，马拉开波湖并不是加勒比海的泄湖，而是一个构造湖泊，是范围更大的马拉开波低地的最低洼部分，湖盆是由断层作用所形成的。湖盆深度很大，南半部最深的地方可达二百五十米，越往北湖水越浅，至湖口处水已很浅，多沙洲和浅滩。马拉开波湖接纳了盆地几十条河流，河水源源不断注入湖中；另外，北面出口的马拉开波海峡不仅狭窄，而且水浅（水深只有二至四米），因此湖面与海平面恰好相同。所以，虽与大海近在咫尺的马拉开波湖，水却是淡的。 马拉开波湖的东西南三面被佩里哈山脉与梅里得山脉所环绕，来自热带海洋加勒比海的湿热气流象钻入口袋一样易进难出，使这里的气候终年炎热，潮湿多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二十八度以上，各月平均温差很小，是南美洲最热的地区，也是整个西半球温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马拉开波湖的油层约在湖底下一千五百米深处，有人把整个湖区比作一个巨大的地下油库。因为石油蕴藏量很大，黑色的原油常常从湖畔的沥青裂缝中溢出来，浮在水面上。据说，早在欧洲殖民者侵入拉丁美洲之前，居住在马拉开波湖地区和委内瑞拉东部的印第安人就在湖区发现了石油，他们称为“大地的汁水”，用它来点灯照明，或用于治疗风湿疼、创伤等疾病。委内瑞拉的第一桶石油，就是于一九二二年在马拉开波湖畔的第一口油井中开采出来的。 （闫王龙）

第6版()专栏： 西德政府答复四大政党对安全与裁军政策的质询 苏联中程核武器是对西欧的战略威胁 日本参院通过决议要求苏联撤走在国后择捉的基地 新华社波恩二月二十日电 西德政府认为苏联中程武器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种战略威胁。这种看法是联邦政府二月二十日答复西德四大政党在联邦议会关于安全与裁军政策的质询时提出的。 西德政府在它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答复中说：“苏联的核军备对东西方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有最大的影响。鉴于美苏之间核战略的均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在战略上就具有更大的作用。”“苏联中程核力量的扩充越来越引起联盟的不安。苏联中程核力量是对联盟欧洲部分的一种战略威胁，而西方却没有一种与之相抗衡的武器。”“目前存在着危险，即在洲际战略武器方面所取得的稳定，因中程武器方面不平衡的发展而遭到损害。” 答复接着建议，西方目前只有用加强威慑力量的其他方面来平衡华约在中程武器方面的优势。北约组织必须采取应付的办法。 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在答复中也指出，军备控制和裁军政策仍然是西德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参议院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苏联撤走在国后、择捉两岛的军事基地，并早日归还北方四岛。 这项决议是在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等各党的同意下通过的。 二十日，众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内容相同的决议。 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日本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二月二十一日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强调加强防卫力量的必要性。 文章说：“我国自己拥有防卫力量的巨大意义，不言而喻在于排除万一发生的侵略，同时，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准备一定的防卫力量，将能保持我国周围地区的均衡，这对维持我国周围国际政治的稳定是一个贡献。” 文章说：“为了‘生存’，就需要有效的适当的防卫力量”。 文章接着说：“国家的防卫一天也不能疏忽。另外，防卫力量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准备齐全的。以保卫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命为使命的防卫厅，纠正国防上的重大缺欠是当然的义务。”

第6版()专栏： 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加强斗争 决心挫败史密斯政权的伪选举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二月二十日电 据坦桑尼亚《每日新闻》今天报道，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之一、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二月十九日在这里对记者们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决心破坏罗得西亚当局计划在四月份举行的伪选举。 他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战士已经渗入整个农村，现在正在城市地区采取行动，破坏敌人的军火库和汽油库，并巩固自己对农村地区的控制。 他还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已经控制了罗得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并正在袭击军事目标，削弱史密斯政权的权力基础和经济。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索尔兹伯里消息：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游击队二月十九日晚用迫击炮袭击了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中心索尔兹伯里的国际机场。机场遭到部分破坏。 这是津巴布韦游击队一周内继袭击索尔兹伯里最大的电站后第二次袭击史密斯政权在这个城市的重要设施。这也是六年前开展游击战争以来游击队对离索尔兹伯里市中心十二公里的国际机场发动的第一次袭击。 对索尔兹伯里的袭击浪潮，是在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宣布加强战斗竭力破坏史密斯当局定于今年四月二十日举行的伪选举之后发生的。 据新华社卢萨卡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据来自索尔兹伯里的消息，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一月三十日就它炮制的宪法草案举行白人公民投票。这是史密斯当局为推行其遭到津巴布韦人民强烈反对的“内部解决”方案而采取的又一步骤。按计划，它的下一步将是在四月二十日举行伪选举。据一月三十一日公布的结果，在白人选民中有百分之七十一参加了投票，投赞成票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四。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已经严正指出，史密斯当局搞的公民投票将改变不了爱国阵线“加紧解放战争的立场”。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主席卡曼加也说，这种公民投票只能表明“这个白人（史密斯）欺骗了自己。”

第6版()专栏： 多哥总统揭露帝国主义分裂非洲的阴谋 新华社洛美二月二十日电 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二月二十日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给我们贴‘温和派’和‘进步派’的标签，这也是分化我们，使我们互相对立的另一种手法。” 埃亚德马总统在结束对冈比亚的国事访问后回到洛美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我们感到忧虑的是，目前非洲所发生的冲突。”他谴责帝国主义利用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来出售自己的武器。他指出：“经过战争以后，如果还不起债，债权国就要向债务国提出签订友好协定，从而使债务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因此，我认为，我们非洲人不要陷入帝国主义的这种圈套。”在谈到消除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时，他说：“我们能够在谈判桌上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埃亚德马总统强调要加强西非国家的自卫力量。他希望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通过缔结一项共同防御协定把大家连结起来，他说：“只有这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才能致力于发展经济而避免进行军备竞赛。”

第6版()专栏： 欧洲议会讨论发展共同体与东盟关系 去年共同体外贸逆差减少粮食增产 新华社布鲁塞尔二月十五日电 正在卢森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二月十四日讨论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 讨论中，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代表、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伯尔纳·雷蒙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希望对世界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作出贡献，特别支持这些国家间的一体化的努力。此外，共同体还鼓励发展欧洲和东盟的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伯尔纳·雷蒙赞扬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工业合作会议，认为它是“成功的例子”。 共同体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宣布，委员会打算在今年夏天以前向部长理事会提出同东盟谈判方针的建议，以便达成一项合作协议。 他认为，本月底将在雅加达再次举行的工业合作会议将有助于奠定双方合作的基础。 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九七八年的外贸逆差有所减少，由一九七七年的七十一亿欧洲计算单位减少到约四十亿欧洲计算单位（约合五十四亿美元）。 据欧洲共同体统计局的初步估计，一九七八年，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五，达一千七百九十亿欧洲计算单位，而出口则增加了百分之七，达一千七百五十亿欧洲计算单位。 在对非共同体国家的贸易中，共同体九国中只有西德去年继续出现顺差，达一百三十亿欧洲计算单位，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英国的贸易逆差则由一九七七年的二十三亿欧洲计算单位增加到三十二亿。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贸易逆差大大减少了。 同时，共同体统计局还宣布，一九七八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为一千八百亿欧洲计算单位，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爱尔兰、英国和丹麦是向共同体其他成员国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一月二十日电 据最近在卢森堡公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官方统计，一九七八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粮食作物获得好收成，比一九七七年增产约百分之十三。

第6版()专栏： 世界石油供应紧张消费价格上涨 伊朗石油如继续停产可能造成世界性石油危机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七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目前世界石油供求关系紧张，每天约短缺二百万桶到三百万桶，约占世界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对世界石油消费国产生了严重影响。 许多石油消费国面对石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正在采取应急措施。日本在今年一月份发起了节约能源的运动。日本政府警告说，它很可能不久将不得不动用其九十天的战略储备来保证工厂开工。英国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每加仑上涨了二十美分。英国石油公司对消费者的供应量已削减百分之四十五。法国将从更多的地区和国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加速建设一些地区的核电站和勘探法国本土的石油。美国几家石油公司已宣布减少对市场的石油供应。美国国民航空公司取消了从纽约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些班机。丹麦和瑞典也把石油价格分别提高了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八。 当前引起世界石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伊朗是世界上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一九七七年石油产量达二亿八千五百万吨，出口二亿五千五百万吨。在正常情况下，伊朗平均日产六百万桶，每天出口五百万桶。但从去年十月份以来，石油生产大幅度下降，到去年十二月份，对外出口完全中断。目前，伊朗临时政府虽一再向石油工人呼吁复工，但这个国家主要油田的石油工人基本上尚未复工，因此，伊朗目前的石油日产量仍停滞在六十六万桶左右，勉强维持国内需要。 在伊朗中断石油出口后，国际石油市场由每天剩余约两百万桶转为短缺约三百万桶。沙特阿拉伯曾一度把石油产量从日产八百五十万桶增加到一千零五十万桶，部分地弥补了国际石油供应的短缺。但最近沙特政府宣布，今年第一季度最高生产水平为日产九百五十万桶。这样，伊朗中断石油出口后造成国际石油市场的短缺就难以弥补。石油供应日趋紧张的暗淡前景已引起西方石油消费国的严重不安。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最近说，如果伊朗石油停产的情况持续到六月份，就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象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出现的那种石油短缺现象。

第6版()专栏： 日本青少年自杀事件增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日电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去年日本青少年自杀事件增多，引起了日本社会上的极大关注。 据日本官方发表的《青少年白皮书》说，一九七七年有七百八十四名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其中包括九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儿童九十二人。据警视厅调查，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有四百五十三名少年儿童自杀。估计在这一年内自杀的少年儿童将达到八百八十人左右。仅今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的三天中，日本全国就发生了十二起少年儿童自杀案。 东方通讯社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在其统治下的冷酷无情的竞争，毁坏了教育。这是少年儿童自杀事件迅速增加的背景。”

第6版()专栏： 霍梅尼说不能容许无政府状态 新华社德黑兰二月二十日电 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二月十九日发表文告说，不能容许无政府状态。 他说：“看来有一群匪徒和不法分子在利用当前的局势，努力要实现他们邪恶的目的。”他警告说，如果临时政府的领导受到反抗，“我将把这看作是反对伊斯兰革命的叛乱。”他还呼吁一切武装部队的成员回到他们的岗位，以帮助反击“武装匪徒”。 同时，军队参谋长加拉尼也向全体武装人员发表讲话，要他们同军官合作。

第6版()专栏： 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减少失业 政府和职工大会就工资纠纷问题达成协议 新华社伦敦二月二十日电 英国就业大臣艾伯特·布思二十日在议会宣布，英国政府为缓和严重的失业状况，从四月一日起将推行一系列新的措施。这些措施将鼓励企业选择短时工作制而不是解雇工人，扩大青年就业机会，并增加退职职工，为提前退休的人提供补贴。预计采取这些措施可在今年额外增加三十万个就业机会。到二月八日为止，英国的失业人数仍高达一百四十五万多人。布思在阐述政府上述措施时也承认，“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首相卡拉汉前不久在议会宣布，政府和职工大会已经就如何解决英国的工资纠纷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政府、工会和资方的代表将在每年复活节前对英国的经济前景进行估计，并据此确定工资增长的幅度。职工大会将就如何“避免罢工”等问题向它的所属工会提出一些“指导方针”。协议还说，政府和工会同意，在今后三年内要努力使通货膨胀率降到百分之五以下。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巴基斯坦糖产量超过生产能力 巴基斯坦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度糖的产量达到八十五万六千吨，超过了生产能力四万吨。 巴基斯坦制糖工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制糖厂现在已由一九四八年的两个增加到二十八个。一些新建的制糖厂的设备大部分是由本国生产的。 沙特阿拉伯资助也门新闻事业 也门新闻文化部长穆罕默德·巴森德瓦说，沙特阿拉伯决定给也门一亿沙特里亚尔的赠款（ 合三千万美元），援助也门发展新闻事业。两国今后在新闻宣传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海域条约生效 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划分两国海域的条约二月十八日开始生效。 哥伦比亚外长迭戈·乌里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外长拉蒙·西门尼斯十八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签署了这个条约的批准书。同时，两国还决定建立有关机构，以实施在开发海洋和捍卫海洋权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 美国人口达二亿二千万 美国人口统计局报告说，截止今年二月五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美国人口达到了二亿二千万。 暴风雪再次袭击美国 二月十九日暴风雪再次袭击了美国东部从康涅狄格州到佐治亚州的广大地区，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至少造成十六人死亡。 美国首都华盛顿淹没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风雪之中，地上积雪深达六十厘米，由于暴风吹卷而形成的高达二米半的大雪堆到处可见。水管里的水冻结，暖气不足，居民叫苦连天。 美国东部从亚特兰大到纽约的陆、海、空运输全部瘫痪。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一些政府机构也停止了办公。一些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特拉华州州长宣布了紧急状态。尽管巴尔的摩市当局发布了夜晚戒严令，仍然发生了一千多起抢劫商店的事件。 埃及考古队发现古代地下室 埃及考古队最近在开罗中部的卡斯尔艾尼发现了一间大型古代地下室，里面放着大量的链条、脚镣、其他金属物品和陶器。在那里还发现了五条地道。 这些地道修于十五世纪的苏丹凯特·贝伊时代。人们认为，当凯特·贝伊的苏丹国时代，埃及正在和敌国交战，地道是皇族用来藏身的地方。（新华社）

第6版()专栏：从图片看世界 埃及建设艾哈迈德·哈姆迪河底隧道 埃及政府一九七六年六月在苏伊士运河区动工修建艾哈迈德·哈姆迪河底隧道。隧道全长四千二百米，宽七米半，将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建成。这项工程竣工后，将把尼罗河三角洲和西奈连接起来。 埃及工程技术人员在艾哈迈德·哈姆迪河底隧道工程中进行测量。 艾哈迈德·哈姆迪河底隧道引道工程外景。新华社记者 刘六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