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确定任务制订具体措施 实现轻工产品质量升级品种更新 今明两年要增加三百种以上新产品，搞出一批优质和名牌产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据新华社上海二月十六日电 搞好轻工业产品的质量升级和花色品种更新，是轻工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轻工业部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标志。最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着重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制订了相应的措施。 多年以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工作中没有认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国轻工业生产技术落后，多数轻工业产品还处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许多产品的款式陈旧，品种单调，装潢简陋。民用缝纫机、自行车、照相机、手表等，与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比较，差距较大，有的落后了好几十年。保温瓶等日用品从三十年代在我国市场问世以后，式样很少变化。广大消费者称之为“几十年一贯制”。有些出口轻工业产品，由于装潢不好，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销能力。有些大路货，如上海出产的素色脸盆、玻璃机压杯、五磅印铁五金壳保温瓶等，去年在国内市场滞销，形成大量积压。 各地轻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深深感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轻工业产品的这种落后状态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当前，抓好轻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新产品试制，不仅关系到轻工业本身的现代化，而且是关系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出口，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的大问题。因此，他们决心从一九七九年起，一定要扭转重产值、产量，轻质量、品种的倾向，克服“管它老不老，反正有人要”的错误思想，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作为中心任务抓紧抓好，切实抓出成效来。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是完全可以改变轻工业产品的落后面貌的。去年，江苏省轻工业局和上海市手工业局为发展新产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创作设计活动。他们吸收大专院校、科研部门的科技人员和老艺人同企业的科技人员一道进行新产品设计，对设计、试制新产品成绩显著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去年以来，江苏省轻工业局试制成功了折叠式家具、家用电冰箱、特种建筑纸板、自动调光眼镜等六十七种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上海手工业局系统去年用短短三个月时间就设计、试制成功了二千三百多种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根据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轻工业部提出，今明两年内，全国要增加三百种以上轻工新产品，其中包括已经试制成功和已经投产的第三代石英电子表、高频自动双日历表、内变速自行车、轻合金电动多能缝纫机和自动洗衣机等。食糖、原盐、纸、卷烟、合成洗涤剂、乳制品、罐头、酒、皮鞋、家具、工艺美术品等，也要搞出一批优质产品和名牌产品。 实现轻工业产品升级换代，一定要积极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活动。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同时也要有步骤、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生产线、单机和技术专利。上海牙膏厂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个厂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先后从国外引进九台先进设备，并且相应地制造大批配套设备，建成了十条软管自动化生产线和九台牙膏包装机，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为了管好用好新技术，还必须在全国轻工业系统掀起一个学政治、学科学、学经济、学管理的热潮，争取在今明两年内，把工人的技术水平普遍提高一至两级。对于引进项目，投产前就要把领导骨干、技术人员和工人培训好。 参加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的同志们指出，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要一抓到底，今年轻工系统的技术措施费主要应当用于重点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新产品试制。对设计成功的新产品要及时组织试制，对经过鉴定合格的新产品要及时组织批量生产，及时投放市场，不能只搞“样品”、“展品”、“礼品”，要改变“橱窗里看得见，柜台上买不到”的状况。大家还指出，为了确保轻工业产品升级换代取得成果，必须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各有关部门在原料、材料、设备上要给予保证和支持，要供、产、销密切协作。上海轻工业部门已决定建立新产品试销门市部，使生产部门直接同消费者见面，根据消费者的意见，不断改进产品质量。轻工业部决定于今年九月在北京举办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要求各地轻工部门认真组织技术协作交流，开展友谊竞赛，争取生产更多新产品，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第1版()专栏：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迅速发展煤炭生产 煤炭部号召煤炭战线广大职工为加快四化步伐作出更大努力，为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煤炭工业部今天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全国煤炭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发扬“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迅速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持续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作出更大努力，为支援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煤炭工业的形势是好的。全国统配煤矿一月份原煤、洗精煤生产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二月上半月由于春节和其他原因，产量一度下降，最近已开始回升。即将展开的这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必定进一步促进煤炭生产的大发展。 煤炭部电话会议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建设任务，是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要标志。只有搞好增产节约，迅速发展生产，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增产节约，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目前，我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越南侵略者。我们更要用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多出煤，出好煤，支援我光荣的边防部队和边境同胞，给越南侵略者以有力的还击。 电话会议要求各企业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层层制定增产节约计划。各省局、矿务局要尽快把本地区、本单位的增产指标落实到每个区队、班组，同时要根据原煤增产计划安排好掘进计划，保持采掘协调。在制定增产计划的同时，还要本着多快好省的要求，制定保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降低造价、节约原材料、减少事故的指标和要求。要以技术管理为重点，从加强管理，打好基础抓起，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搞好定员、定额、定岗位的“三定”工作；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搞好清产核资；要组织采掘工作面的正规循环作业。 电话会议指出，我国煤矿职工一向具有顾大局、识整体、维护革命团结的胸怀，一向具有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千方百计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革命精神。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坚持学大庆，赶开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同心同德，团结战斗，就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第1版()专栏： 用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广西云南人民努力增加生产 新华社南宁二月十九日电 广西各族人民群众以更大的干劲积极搞好当前工农业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广西农业机械化先进单位武鸣县双桥人民公社的干部、社员，对越南背信弃义侵犯我边疆，破坏边疆生产，非常气愤。最近几天，全公社出动五万多名社员、三百多台拖拉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十七日以来，全公社种玉米的日进度比前一段时间加快了两倍多，玉米播种已达一万多亩。靖西县处于中越边境，二月十七日前，因受越南入侵者的武装袭击，一千多亩田地无法耕种，各族群众非常愤恨。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以后，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用搞好当前春耕生产，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三天来，他们抢种春玉米近四百亩。县农业先进单位——南坡公社在善大队弄芽生产队，有二十三亩耕地，因受越南入侵者的火力封锁，一直不能耕种。十七日那天自卫还击一开始，这个生产队在家的劳动力，全力以赴，在隆隆的炮声中，当天就抢种了九亩春玉米。 南宁市糖果二厂的工人们为了增加饼干生产，支援边防部队，全厂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掀起了新的增产热潮。他们坚持三班倒，饼干车间班产量由平时的二千斤提高到二千七百斤。自卫还击战一开始，南宁市白苍岭大米加工厂就承担了加工一百万斤大米的任务。许多正在休息的职工闻讯赶回加工厂参加包装工作，十七日那天下午两点钟到半夜十二点钟就包装完五十万斤。接着，他们又经过两天奋战，超额完成了其余五十万斤大米的加工任务。 从湛江港口到友谊关下，八百里运输线上一片繁忙景象。一列列满载着煤炭、石油、钢材、矿石、水泥、化肥、农药、拖拉机等各种物资的列车，源源运往城乡各地。南宁机务段王宗全模范机车组司机对记者说，越南侵略者妄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就是要争时间，抢速度，安全正点，多拉快跑，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狠狠回击越南侵略者。 据新华社昆明二月十九日电 云南省工农业战线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决心同广大群众一道加倍努力增加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保卫我国边疆和平安宁。 五届人大代表、昆明铁路局一五六三机车司机尹自昌说：我开了二十五年的火车，拉过大量的援越物资，可是越南当局背信弃义，打我列车，杀我军民，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我边防部队的自卫还击，我们现在对机车进行了特别保养，加强了自检自修，以保证机车随时处于良好状态，做到多拉快跑，满载超轴。 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昆明电机厂工人刘其英，过去七年已完成了二十五年的工作量。现在，他正在干一九九九年的活。他说，我要一天干三天的活，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新成绩，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云南省劳动模范、云南印染厂彝族工人工程师戴仁理和工人们已订出计划，决心用二十天时间完成一个月的生产任务，把本月头十天因检修机器而削减的任务全部补上去。 曾荣获国务院增产奖章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昆明市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李能说，过去我们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全力支援越南的救国战争。今天，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疯狂反华，调转枪口杀我同胞，侵我边界，实在欺人太甚！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侵略者，表达了我们全市人民的心愿。我决心和广大群众一道，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边防部队。几天来，六十多岁的李能不顾体弱多病，深入到郊区国营农场和农村社队，组织广大职工、农民抗旱备耕，夺取今年粮食丰收。

第1版()专栏： 邓副总理会见奥尔菲拉秘书长 表示中国希望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时，同他就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邓副总理在谈话时表示，中国希望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 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阿根廷驻中国大使德尔素拉尔·多雷戈，参加了会见。 奥尔菲拉先生是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的。在京期间，文化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分别会见了他。（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摄

第1版()专栏：社论 轻工业要有较快的发展 轻工业是关系人民吃、穿、用的部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购买力将有很大的提高。轻工业要拿出质量好、花色品种对路、数量更多的产品来，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由国外引进新技术，国家需要大量的外汇和建设资金。轻工业投资少、收效快、积累多，扩大出口的门路广，用汇少，换汇多，在这方面必须作出更大的贡献。农业、重工业、国防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也要求轻工业提供更多的优质配套产品。这都说明，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十分迫切，十分需要。 为了使轻工业发展得快，轻工业部门响应三中全会的号召，坚决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轻工业行业多，企业多，生产周期短，应该比其他部门转得快，转得好，早转出成绩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目前轻工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产品质量不好，数量不足，花色品种少，不少产品是多年“一贯制”，很少更新；生产设备落后，经济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国内市场需要难以满足，将会影响人民的需求，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缺乏竞争能力，不能扩大出口，甚至有被挤出的可能。我们应当正视这种现状，加快轻工业现代化的步伐。 轻工业部门转移工作的着重点，应当结合自己的特点，先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轻工业产品涉及千家万户，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搞好产品质量十分重要。过去一个时期，由于产品少，供不应求，掩盖了产品质量低的问题。现在，轻工业部门必须从过去着重抓产量、产值转到着重抓质量、品种上来，在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的品种上狠下功夫。各个企业之间，要有互相比赛、竞争的精神，在企业之间，实行质量好坏一个样，品种新旧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消耗多少一个样的作法，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在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企业之间应该允许互相竞争，没有竞争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在竞争过程中，淘汰极少数产品低劣、群众不满意、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企业，有什么不好呢？这是鼓励先进，反对落后。我们不能让极少数经营亏损的企业，长期躺在国家身上，吃社会主义大锅饭。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从国外引进新技术，这是实现轻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轻工业引进新技术，花费外汇少，投资见效快，偿付能力强，外汇收入多，应该大胆地办。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而且可以发挥以轻养重，以快养慢的作用。当然，轻工业行业多，不可能所有行业统统引进成套设备，齐头并进，而应该通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合作办厂等多种形式，根据实际需要，引进生产线、单机或技术专利。轻工业引进新技术，一定要注意同老厂的技术改造、技术培训、科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消化和发展、提高。 我国手工业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享有较高的声誉，不仅现在，即使将来也不可少。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进一步落实党对手工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强调实现现代化，而把手工业搞掉。不要忘记，手工业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因为它有精湛的手工艺。 要使轻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不仅轻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要作极大的努力，还要有外部条件的配合，要有各方面的支援。大家知道，轻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以一九七七年为例，它提供的积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点一，它换回的外汇，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可是，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致是一比八，那时市场供应的轻工业品是比较充裕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研究了国内外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反而下降了。应当说，轻工业这条腿是短的。我们应当为此大声疾呼。我们要从总的方针上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 在物资供应上，要照顾到轻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需要。现在，有些地方对轻工业口头上是“不挤不让”，思想上是“可挤可让”，实际上是“又挤又让”。电少了，首先挤轻工业；必要的物资有了缺口，也多是留给轻工业。轻工业消耗的燃料、电力、原材料占整个工业的消耗比重其实很少，只要重工业节约一点，就可以为轻工业解决很大问题。 轻工业产品绝大部分是消费品，同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沟通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渠道，商业工作十分重要，搞好了，就能促进生产，指导消费，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搞不好，就可能把生产和消费隔离开，妨碍生产，影响消费。这就需要很好地把计划经济同市场需要结合起来，用计划经济来调节市场，用市场需要来补充计划；还要很好地把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用生产来满足消费，用消费来促进生产。轻工业要坚持按社会需要生产，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一步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商业部门应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合理组织网点，改进商品调拨，积极扩大销售。今后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有些产品可以继续包销，有些产品可以由商业部门选购，有些产品可以由工业部门自销，新产品则由工业部门展销。产销环节不能搞得很死，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改变目前轻工业出口产品产销脱节的最好办法，是实行工业和外贸合一。这样做，经营环节少，生产改进快，交货周期短，易于做到产销对路，可以多生产，多出口，多换汇。 当前，轻工业生产的形势很好，有利条件很多，全国人民对轻工业部门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轻工业系统的干部和职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2版()专栏： 选举能领导群众增产的人当干部 杭锦后旗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使一批懂生产、讲政策、踏实负责的人当上了队长。这些新选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去年几乎队队增产 新华社呼和浩特二月十九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在民主选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时，采取“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的办法，选举真正能领导群众增产粮食的人来当。社员们欢欣鼓舞地说：这个办法好。让那些真正能够领导我们夺取丰收的人当干部，我们信得过，干活有奔头。 杭锦后旗的这种作法是从一九七七年冬整顿领导班子时开始的。在民主选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之前，首先把历年的粮食总产量、对国家的贡献、社员的收入和主要干部的名字，列成图表，公布于众。然后发动社员群众根据图表，分析路线，总结工作，评论班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这样选干部的结果，一批懂生产、讲政策、踏实负责的人被选上了队长。经过一年的实践，这些新选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几乎队队增产。 长期以来，杭锦后旗农村基层干部很不稳定，许多生产队长一年一换或一年几换。很多敢于说真话、讲真理、大胆负责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而有些能说会道、看风使舵的人趁机上台。还有一些所谓“老好人”，不负责任，很少做工作，但因为“不惹是非”，对错误的东西不抵制，不斗争，反而被某些领导看中了，成了生产队的“不倒翁”干部。有的队也实行民主选举，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是非不清，好坏不分。沙海公社建设一队的杨发，当队长多年，粮食产量年年上升。杨发对工作认真负责，谁踩死队里一棵庄稼也要问个究竟，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些人“落选”了。所以，虽然实行了民主选举，往往还是那些“不倒翁”得势。通过“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社员群众看清楚了就是应该选举杨发这样的人当队长。 沙海公社丰产大队第五生产队，在“四清”运动以前粮食亩产就上了《纲要》。“四清”运动中，生产队长王仁义因被错划为富农成份而下了台。由于没有一个好队长，这个队粮食平均亩产逐步下降到二百斤左右，九个年头“吃返销粮”。一九七七年底，通过“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社员们认为还是王仁义当队长好。经复查，确定王仁义划为富农成份属于错案，应予纠正。于是，王仁义又重新当了队长。一九七八年，五队的粮食总产量和社员每人平均收入分别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一百六十四。两年多以来，杭锦后旗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都用这种办法进行了整顿和民主选举。能增产粮食的队长一个接一个地当选，改变了农村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一九七八年，全旗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二成半以上，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第2版()专栏： 为“四化”争挑重担 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董志新报名参加车间主任的竞选，结果获得群众信任而当选 据新华社昆明电 新华社记者张炳森报道：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董志新，在最近民主选举车间主任时，毛遂自荐，参加竞选，获得群众信任，当选为工模车间的主任。 这次选举是在去年十二月下旬进行的。当时，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制定了民主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办法。办法规定：为了充分保障工人行使民主权利，从产生候选人到正式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职工可以自荐为候选人。任期二年。根据这个规定，董志新报名参加了车间主任的竞选。 董志新今年三十六岁，已有十八年工龄，先后干过铸造、机修、设备管理等工作。他学习勤奋，技术熟练，工作能力较强，群众关系较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除了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外，经常研究改进车间管理工作的问题，有自己的一些设想。 工模车间群众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九个车间主任候选人，董志新是得票最多的两人之一。 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选举那天，工模车间的工人群众把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团团围住，要求他俩发表“竞选演说”。当董志新演说时，工人群众七嘴八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胸有成竹地一一作了答复。 问：全厂职工代表大会确定，工人当选为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后，从企业基金中发给职务津贴。你现在这么积极地竞选车间主任，动机是什么？ 答：我不是为了拿津贴。我是要挑重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问：你是个普通工人，有什么办法当好车间主任？ 答：这要靠实践来回答。现在，全党全国都在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我们车间的管理制度很落后，不适应这种转移。我决心在厂党委领导下，搞好车间管理，合理安排劳动力，搞好工人的技术学习。在工作中，我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依靠大家把车间建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集体，把生产搞上去。 问：搞不上去怎么办？ 答：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认为我能力不行，车间职工代表大会可以随时罢免我的职务，让有能力的人来干。不过，我有信心搞好工作，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群众对董志新的“竞选演说”十分满意，工模车间到场的四十二名职工，有三十八人投了他的票。当选举结果一宣布，厂长当场代表党委宣布选举有效，并给董志新戴上大红花，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董志新就职半个多月来，虚心听取工人意见，改进车间管理工作。过去学习时间只是读读报纸，现在改为星期一研究生产，星期三、五给工人上技术课。专机组和模具组是这个车间的薄弱环节，现在经过调整得到加强。董志新考虑到车间规模较小，把过去的专职调度员取消，由他直接进行生产调度。他还设法精简了车间工人的领料等手续，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班组长管起来。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选出了一个好干部，搞好车间工作有希望了。

第2版()专栏：采访札记 实事求是 讲求实效 首钢炼钢厂扎扎实实抓生产，放弃靠拚体力、拚设备争夺单炉炉龄全国冠军的作法 去年十二月，首钢炼钢厂二号转炉的职工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单炉炉龄五千炉的新纪录，夺取全国炼钢转炉炉龄的第一名。但是，最近他们决定这次不争这个第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特地到首钢炼钢厂了解。 这个厂的副厂长、工程师陆祖廉告诉我，他们放弃争夺单炉炉龄全国冠军，并不是因为生产中出了什么问题。老实说，只要厂里拿出全力来抓这件事，冠军是可能拿到手的。但是，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考虑，觉得这种脱离客观条件，拚命追求单炉高炉龄的做法，除了只能得到一个全国冠军的空名以外，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陆祖廉说：提高炉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耐火材料的消耗，为了多炼钢。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现在这种提高炉龄的做法却很成问题。就拿二号转炉来说，这个炉子在炼了三千炉钢以后，炉壁早已很薄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拆炉检修，换上新的炉衬砖再炼，重新计算炉龄。这样做比较经济合理。但是，为了追求单炉炉龄，却强行继续冶炼，结果炼不了几炉钢，就要进行大面积补炉，既耗费大量的耐火材料，又使很多宝贵的炼钢时间给补炉占用去了。在正常情况下，一座转炉每班可炼钢十六炉到二十炉，而由于要争炉龄第一，二号炉现在只能炼十二炉，甚至更少，效率降低百分之三、四十。陆祖廉说，象这样争夺单炉炉龄第一，既不能提高产量、质量，又很不经济，对设备维护也不利，甚至还要影响全厂的炼铁、轧钢生产，如此得不偿失，我们为什么非要硬着头皮去干呢？ 首钢主管生产的副经理徐永启说，早就不该这样干了。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实际效果。转炉炉龄是要努力提高的，但要从提高炉衬砖质量，加强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上下功夫，使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光拚体力，更不能拚设备。这种只图虚名，不讲经济效果的做法应该纠正。 首钢炼钢厂争夺单炉炉龄五千炉的消息虽然不能写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厂决定不干那种“图虚名、得实祸”的蠢事更加值得宣扬。它告诉人们，千万不能热中于去搞那些空头高指标和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东西，凡事都应当实事求是，讲究实效。 新华社记者 徐人仲 （本报有删节）

第2版()专栏： 废除政治学习上的形式主义 亚进 目前，许多企业、事业单位的政治学习，仍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其表现： 学习次数多。有的单位规定，每周业余学习两三次，加上党团员过组织生活，每周学习和开会时间过多，搞得职工疲惫不堪。 学习时间长。不少单位一学就是一小时以上。有的机关、学校、工厂的行政部门，每周还要搞两个半天关门学习。 学习无的放矢。所学内容不结合本单位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学习时东拉西扯，山南海北，漫无边际。有的单位把学习会变成读报会，自始至终，一人朗读，众人闭目养神，学习效果极差。 诸如此类的政治学习，既浪费了大量时间，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成了职工的一大负担，大伙厌烦透了，要求端正学风。可是，一些单位的领导仍在那里左顾右盼，不愿改革，有的单位甚至将参加学习与否，发言次数多少，作为评奖的条件，职工只好硬着头皮参加。 这些单位在学习上至今还有这种形式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的领导同志的思想仍不解放，老是担心政治学习少了，怕戴上不政治挂帅的帽子。因此，明知问题不少，也不去解决。 我们是要政治学习的。但是，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学习，说到底，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所谓“突出政治”、“天天读，雷打不动”余毒的影响。目前，我们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生产建设上来，政治学习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引导大家提高对四个现代化的认识，学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本领，干好四个现代化的工作。安排学习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少而精，有的放矢，不要过多占用职工业余时间。学习和办其他事情一样，要讲求实效。

第2版()专栏： 在对外经济技术交往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辽宁的一些同志提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不要怕蒙受“资本主义经营”之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要在人员、物资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切忌仓促上阵；出国学习和考察技术，要注意人选，要选派有真才实学的内行 同国外经济技术交往日益频繁，实践中出现了些应注意的问题。记者在辽宁采访，听到许多有关的宝贵建议，值得大家思考。 大胆学习 为我所用 在一个座谈会上，同鞍钢的副总工程师杨树棠相见。这位年过七旬的专家，早年在美国读书，回国三十多年来，对鞍钢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熟悉鞍钢的每座高炉，每个平炉，每台轧机。杨树棠同志喜见今日鞍钢的生产形势，恨不得让高炉插上翅膀向前飞跃。谈到实现四化问题，杨树棠同志说，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学习，对国外行之有效，对生产有利的经营管理经验也应借鉴。日本的资本家有几句办工厂的“经”：时间就是钱，人多就是灾，用户就是王，安全卫生就是法。节约、劳动生产率、质量、文明生产都包括进去了。为什么他们用人那么少，钢铁生产水平那么高？科学管理是个重要的因素。国外是几分钟出一炉钢，几秒钟轧多少材，而我们的老套是，一天炼几炉钢，一个班轧多少材，生产管理人员头脑里缺乏分和秒的概念。这是不利于加快建设速度的。前些年，鞍钢动不动就开十几万人的广播大会，实在浪费。若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最蠢的资本家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否则，别说赚钱了，他有几个夫人也得赔进去。 据记者所知，对于学习国外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有的同志还不够重视，甚至还有疑虑，主要是担心会改变企业的方向，怕蒙受“资本主义经营”之嫌。其实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同科学技术一样，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管理，为我所用，其结果是加速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对发展生产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管理和技术是发展生产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毛主席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地号召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去研究和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芜存菁，结合我们的实际加以运用。让技术和管理这两个轱辘同时转动，推动我们的经济建设更快地向前发展！ 准备得更充分些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我们几十年人民战争的重要经验结晶，也是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一项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切忌仓促上阵。否则，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沈阳有个机械厂在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这个工厂从西欧一个国家引进几十台新设备，当初没有考虑运输问题。设备经海路运到中国港口，火车不能装，又改用飞机，三叉戟飞机装不下又换波音机，民用机场不能降，临时联系军用机场，几番折腾，才将设备运进厂。由于技术准备不充分，第一台机器安装好，首次开车就出了故障。正因为各方面准备工作不扎实，几年了，设备只安装了少一半。安装这批设备需要二百多名懂外语的技术人员，至今仅选调来三十名，只此一桩就误事不小。掌握这样的设备需要五级以上水平的工人，至今还没有配齐。原计划今年三月开始生产，因人员、技术、管理跟不上来，只好延期。 从这个厂的经历可以看出，搞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万万不能粗心大意。人员、物资、资料，乃至运输、装卸等各个方面，都得作好准备工作。既要有切实的组织保证，又要有严密的技术措施，计划要周全，安排要实在，这样，才免得闹出“临上轿现扎耳朵眼”那样的笑话，才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鞍钢的新区建设，已着手作准备工作。他们决心席不就绪，不请客上桌。 探宝还需识宝人 目前，出国进行技术考察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件好事；但是，在人选上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位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说：“出国人员要能真正学回东西来，就得精心选择，要选派有真才实学的内行，或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傅。俗话说：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再加上肯钻好学，才能满载而归。现在，这方面漏洞还颇多。” 西欧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航空工业技术考察组，对我国的考察组特别热情，让我们看得多，看得全。但由于我们派去的同志技术水平不高，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固然开了一些眼界，学到的本领不多。轻工业部的同志对记者说，最近沈阳正在组织的一个出国技术考察组，除了局长等行政干部和翻译外，懂行的人没几个。这样的考察组能有多大收获？联想到北京红星养鸡场也曾先后派出数名职工去两个国家学习考察，时间不下数月，但回国后大部分转业改行，这笔学费花得实在冤枉！ 现在，有的工业部门通过考试挑选出国学习考察的人员，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沈阳松陵机械厂总工程师罗时大说：去年我们工厂分得五名出国考察的指标，有九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考试，全部落榜，只好改由别的工厂选派。这一来，坏事变成好事，激起了大家勤奋学习的劲头，同志们猛攻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外语，学习气氛非常浓。 本报记者 齐志文

第2版()专栏：工作研究 上海郊区应当办成副食品生产基地 孙洪祥 李正华 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城市郊区建成副食品生产基地》一文，受到上海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最近，我们就上海郊区的这一生产方针问题访问了一些农商部门、郊区县社，参加了一些会议，听到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上海郊区的生产方针必须面对城市，转到以副食品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有六百万左右城市居民和数十万来往旅客，对副食品的需求量很大。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推行“菜农不吃商品粮”、“上海口粮自给”等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使郊区副食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造成蔬菜供应紧张，猪、禽、蛋等主要靠外省支援。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状况有了显著改变，特别是去年，蔬菜上市均衡，数量充沛，做到了自给有余。但猪肉的三分之二，禽、蛋的二分之一仍由外省调拨供应。偌大一个城市，主要依靠外省提供副食品，必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浪费和损失。 上海市商业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几笔账：一、加重了交通部门的压力，增加了运输费用。上海从苏、浙、皖、鲁、赣、湘、鄂等省调入的副食品数量大、品种多，而且有些还是鲜活货，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仅冻猪肉一项，每年需用一千八百节冷藏车皮、五艘千吨以上的轮船和几十条小船往返装运，运杂费高达五百六十八万元。二、变质多，损耗大，减少了社会的财富；成本高，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以鲜蛋为例，去年从外地调入的四千万斤鲜蛋中，碎蛋、次蛋、臭蛋等折合净损耗率为百分之九点三，比市郊高出百分之七点一。这相当于损失了二百六十万斤蛋，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三、造成人力的浪费。上海有关部门每年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了解货源，组织采购。禽蛋公司批发部每年有上千人专门用灯光透视验收、搬运、包装从各地运来的鲜蛋，而市郊的鲜蛋可以直接运往菜场上市，不需要这道手续。 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同志认为，把上海郊区建成副食品基地的基础很好，国营农场和一些县、社已经建立了三百多个机械化半机械化养鸡、养猪场；金山县的枫泾猪、川沙县的“九斤黄”（鸡）、嘉定县的肥羊等都是闻名的食用禽畜，农民又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宝山、南汇、金山、川沙、崇明各县面临长江和东海，可以大力发展捕渔业；座落在青浦县境内的淀山湖，有着九万余亩水质较好的水面，更是发展淡水鱼的天然场所。此外，国营农场饲养乳牛也有一定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 要把上海郊区的农业发展方向转到以生产副食品为主，必然碰到一些困难，最主要的是饲料不足。上海市有关农业部门和各县干部、群众认为，只要解放思想，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第一，国家不要再向上海郊区征购粮食。这些年来，国家每年要向郊区征购八亿斤粮食，使社队集体和社员个人没有多余的粮食发展畜禽生产。今后郊区生产的粮食，除解决种子粮、社员口粮和适当留一些储备粮以外，主要应用于饲料。第二，发展郊区传统出口农副产品，如白蒜、黄草、香菇、长毛兔、编织品、珍珠、药材等，换取外汇，进口饲料。近郊嘉定县的白蒜质地坚脆香辣、壳薄瓤白、蒜瓣匀大，畅销港澳、东南亚、日本、美国，深受国外消费者欢迎。据外贸部门反映，这类商品换汇率都是比较高的。大家建议，农副产品出口可以由外贸部门代办，实行外汇分成。地方农业部门有了自主权后，就可把农副业生产、副食品生产搞上去了，农村经济也可以“活”起来了。 建设副食品基地不是说搞小而全，样样要求做到自给。这是不可能的。大家认为，某些农副产品还必须和外省互相调剂、补充，促进城乡交流，不断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郊区各县也应该从本地区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副食品生产，做到合理安排，各有特色。

第3版()专栏： 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 ——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个重要讲话，总结了建国十二年的我国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艺术民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前，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在这伟大历史转折的时候，重新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重要讲话，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旺，使文艺更好地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历史的回顾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繁荣文艺和发展科学的方针。它是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这个方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 “双百”方针的提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活跃了学术界、文艺界的空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个方针在贯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的某些部门和单位，出现了“左”的扩大化倾向。具体表现就是混淆两类矛盾，把某些艺术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把某些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错误的作品，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某些在思想认识上犯有某种错误的同志当成敌人来斗争，甚至把某些基本上是正确的东西也当成反动的东西来打倒。五十年代末期，“左”的倾向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在“拔白旗”、“反右倾”等名目下，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粗暴的打击。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瞎指挥。什么文艺统统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呀，什么文艺创作必须实行“三结合”、由“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呀，什么必须“定人、定题、定时”呀，等等。这样，文艺界就出现了种种强迫命令的怪现象，硬性摊派写作任务，硬性摊派写作数字，硬性规定写作框框。命令主义的歪风也刮到群众文化工作中来，不管你有没有文艺专长，不管你是否爱好文艺，统统要从事文艺创作和表演活动，提出什么“人人写诗”、“人人唱歌”、“人人画画”，等等。这样，某些文艺工作不但不能起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反而冲击了生产，妨害了三大革命运动。 针对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号召：“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 一九六二年，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这个文件批判了“左”的错误，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之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分别在广州、大连召开会议，总结历史教训，讨论繁荣创作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为被作了错误处置的影片《洞箫横吹》及其作者等平反。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纠正错误倾向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干扰破坏。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江青之流就插手文艺界，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当文艺界批判“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江青之流首先是大刮右的妖风。她和那个“顾问”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频繁活动，指令大演《游龙戏凤》、《十八扯》、《胭脂虎》这样一些早已被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所唾弃和抵制的坏剧目。当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文艺界开始纠正剧目混乱后，江青之流摇身一变，把制造剧目混乱的责任全部栽到文艺工作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身上，反过身来对文艺界大张挞伐，刮起一股更“左”的妖风。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大肆造谣，说什么全国两千八百多个戏曲剧团，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当时，连最古老的剧种昆曲都演了革命现代戏，其他剧种，就演得更多了，怎么能说它们都是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当时上演的传统剧目，有许多表现的是反封建的或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它们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呢？在同一个会上，那个“顾问”也大打出手，他一跳上台就气势汹汹地说，今天我是来“骂人”的，一口气点了《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影片和《谢瑶环》、《李慧娘》等剧目，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们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与此同时，他们还抛出了种种貌似革命的极左谬论，什么“题材决定”论、写十三年是“根本任务”论等等。按照这种荒谬的理论，凡是没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的作品统统是鼓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对文艺界的大讨伐制造口实。从诬陷小说《刘志丹》到围剿京剧《海瑞罢官》，他们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对于文艺界的打击围剿，还是比较零星地进行，那末在他们窃取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之后，就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对文艺界进行更加野蛮的反革命大扫荡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揭发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残酷性和危害性，可以说，他们把整个文艺界搞成了一个推行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的黑“样板”。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一、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也反右。修正主义既可以从右的方面也可以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认为文艺战线的斗争只有反右，没有反“左”的任务。那种认为“左”比右好，右永远是主要危险，“左”没有多大危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如果只反右，不反“左”，或者对“左”的东西反得不彻底，那末它就会愈演愈烈，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二、对搞“左”的人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好人犯急躁、盲动的毛病，一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十七年中犯“左”的错误的同志，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林彪、“四人帮”则不一样，他们不是一般地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而是有意颠倒敌我，专门打击好人扶持坏人，剿灭香花培植毒草；他们不是一般地犯主观主义的毛病，脱离群众，不尊重艺术规律，搞瞎指挥，而是专门镇压群众，搞法西斯独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种情况性质有区别，但必须看到，它们都是危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三、“左”的严重后果是毁灭了文艺界的民主。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本来就很严重，民主的传统本来就很少。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界的民主作风已经受到某种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全面专政”，更是把艺术民主取消个精光。因此，在文艺界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当前极其迫切的任务。 严格区分两类矛盾 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是保证艺术民主的一个前提。如果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甚至象林彪、“四人帮”那样，动不动就把作家打成“反革命”，那就只有毁灭艺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艺术民主。 粉碎了“四人帮”，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对作家作品的错误打击呢？只要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就仍然可能出现。我们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应当勇敢地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民主精神，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迷信和专制；它应当热忱地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歌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无情地鞭笞一切反动事物，批判一切旧传统观念和旧习惯势力。既然这样，它就难免要戳痛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反对以至打击。事实说明，过去有一些好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往往是因为它们勇敢地揭露了阴暗面，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现象并未根绝。前些时候，出现了一批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好作品，有人就给扣上了“暴露文学”、“丑化文化大革命”等帽子，甚至说这是“解冻文学”，把它们和苏修的反社会主义文艺划等号。有时，不是由于有意颠倒，而是由于旧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思想认识的主观片面，也会出现混淆两类矛盾，把好人当敌对分子、把新生事物当敌对势力来打倒的错误。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对待呢？我们的文艺家应当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敢于歌颂，敢于暴露。心怀余悸，磨光棱角，不是应有的精神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造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尽可能减少那种混淆两类矛盾，打击作家作品的错误行为的发生，使这种行为一经发生，人们就能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就能有效地给予制止，进行纠正。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区分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文艺领域的问题，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处理这些问题，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往往和一定的政治有联系，但也不能把它们同政治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就是政治问题，也不等于敌我问题。作品有毒素，不等于作者是坏人。文艺领域的锄毒草，是清算思想上的毒素，不等于就要整人，处罚作家。林彪、“四人帮”在这些问题上制造了极大混乱，他们或者把正确的东西打成谬误，进而把所谓的“谬误”升级为“反革命”；或者抓住某个小辫子无限上纲，把一切艺术问题都打成政治问题，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打成敌我问题。他们的这一套做法，在文艺界造成了一股阴森的反革命高压空气。 为了保护艺术生产力，保障艺术家正常地进行精神劳动，必须严格地实行社会主义法制。任何一个人，不管职位多高，都无权任意取消作家发言和写作的权利，都无权任意处罚作家，禁闭作品。作家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但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党的纪律，不搞阴谋活动，那就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而究竟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去解决，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有接受意见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的自由。因为精神现象比较复杂，评定文艺作品，往往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实践的反复考验。作家犯了法，当然和一切公民一样，也要治罪，但要经过法律程序，通过司法机关来处理。那种凭一篇“批判”文章，凭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就给作家治罪的做法，完全是不合法的。那种随便什么机关都可以给人立案、审案、定案、戴帽子的做法，应当永远废止。今后，如果发现有侵犯作家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违法行为，应当按照党纪国法，给予纪律处分，乃至法律制裁。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实行艺术民主，就要切实保障人民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当家作主的权利。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要搞 “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要懂得：“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要实际保证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真正实现。是不是一经宪法作出规定，民主的原则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文艺工作中得到实现呢？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要使宪法的原则真正在文艺工作中兑现，必须经过努力，经过斗争。必须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不断在文艺界树立民主风气；必须破除种种同社会主义民主不相适应的文化制度和体制，建立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艺术生产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文艺工作中同样存在。文艺界存在着种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奴隶主义，一些同志习惯于独断专行，习惯于靠“长官意志”办事。所有这些，都妨害了艺术民主，束缚了艺术生产力。 我们的一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群众的言论、创作自由，但就象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那样，“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按照他们的逻辑，群众虽然也可以“放”，但只有“长官意志”认为是正确的才能放。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在文艺界维持一种森严的审查制度，有时一部作品要和群众见面，需要通过十几道关卡，需要经过数月成年的审查。他们自以为这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但实际上不是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是干预一切、包办一切的领导。领导的任务在于掌握情况，执行政策，不是代替作家去规划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与修改，代替评论家和群众去评定每一部具体作品。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决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防范群众“出乱子”、“越轨道”上头。当然，群众中也会产生某些不正确的东西，但对于这些，要正确地加以引导，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压制、禁止。只有“长官意志”认为是正确的才能放，这岂不是不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完全违反党的“放”的方针吗？难道“长官”一定就那么高明，你说香花就一定是香花，你说毒草就一定是毒草吗？周恩来同志说得好：“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没有群众实践的检验，没有群众性的讨论，怎么能评定文艺作品的好坏呢？就算某些作品确有某种错误，为什么一定不能放出来呢？让它们和群众见面，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克服错误，增长群众的识别能力，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在我国，目前还不能废除一切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因为一，我国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必须禁止那种反革命的，破坏社会治安的文艺宣传。二，在人民内部，作家有言论和创作的自由，出版和演出机构也有选择作品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选择也是一种审查。出版和演出部门必须努力选择思想和艺术上优秀的作品和群众见面。它们选不选某个作品，并不意味着剥夺作家的民主权利。因为它没有剥夺作家向另外的部门投稿或用另外的方式公开自己作品的权利。当然，出版和演出机关在审查作品时，也要认真走群众路线，不能由某一个人独断专行。 我们的一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的艺术民主权利，但恰恰不尊重人民的一个很根本的权利，即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文化事业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人民的权利不过是提提意见，发发议论而已。按照他们的逻辑，“民主”是大家的事，“集中”是个别“长官”的事。群众说的话，顺耳的就听，逆耳的就不听，你发你的议论，我做我的决定，尽管群众的意见一大堆，但是最后该怎么办，还是由个别人拍板定调。离开了民主，离开了多数人的意见，还谈得上什么民主集中制呢。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不但有权提意见，发议论，而且有权参加讨论和决定文艺事业的大政方针，有权纠正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权选举和撤换文化干部，有权监督文化机关和文化工作人员。列宁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显著标志。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群众通过什么方式来参加管理国家文化机关，通过什么途径对它实行监督，采取什么方法选举或撤换称职或不称职的文化干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没有具体的制度做保证，那末所谓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的文化事业，就会流于空话。 目前，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热潮正在我国蓬勃兴起。我们深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充分发扬民主，人民长期被林彪、“四人帮”所抑制的艺术创造力必将波涛万顷般奔涌出来，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艺。

第3版()专栏： 文艺需要民主 江丰 最近，学习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前些时候，有人劝我说：“你过去由于多说话，说直话，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现在年纪大了，又有病，美术界的一些事情也不好办，你的问题‘改正’以后，讨个闲差使干干，落个晚年平安算了，不要再多说直话了。”对于朋友的这种关心，我应该感谢，但是很抱歉，我不能照着做。我过去为什么爱说直话？是想做一个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是想说一个革命者应该说的话。尽管由于说直话使我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但今后我仍不愿做那种“明哲保身”的政治庸人。为了革命利益，对不正之风、不义之事，我一定要说。学习了周恩来同志这个讲话，更增强了我大胆说真话、说直话的勇气。 周恩来同志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发扬艺术民主。这是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文艺界的民主精神是很差的，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周恩来同志才及时提出这一问题。 依我看，文艺界缺乏民主的情况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一来就“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致使文艺界出现了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学术不能讨论，创作不能发展等种种不正常现象。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正是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恶性发展。 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深刻，多么惨痛啊！ 然而，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并没有为文艺界的所有同志所接受。有一些同志在拨乱反正中胆子还不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对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新问题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问题，都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和果断的处理，这就束缚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要使文艺适应新的形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大力提倡艺术民主。 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要从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做起。我多年来不曾与文艺机关、文艺团体发生关系，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情况不十分了解，但是文艺界缺乏民主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真心学点周恩来同志的民主作风。一应做到：在自己做报告或发指示之后，少听“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完全正确”之类的奉承话，多听不同意见和逆耳之言，抱“闻过则改”的老实态度。二应做到：不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花费在办公室里，忙于开会，听汇报，批阅文件，发指示，审查作品……，多抽出时间深入下层，启发下层人员讲心里话，了解实际情况，解决他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以纠正那种“长官不出门，处理天下事”的官僚主义恶习。 周恩来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在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大大活跃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风气。但是，今天仍有人在说泄气话，不敢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人民提出的问题，说出人民的心声。作家应该知道，在这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只有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的作品，才能得到观众和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消除余悸，冲破禁区，是要冒风险的。那些一直被人们视为“毒草”而挨批的“内部讽刺”画和揭露社会生活中某些消极东西的文学，一些作者和出版者至今还“谈虎色变”，不敢同它们发生关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既然还存在着阴暗面，却把它排斥在文艺表现之外，那是没有道理的。毛主席曾举出这样一件极平常的事说明了一个真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对付黑暗现象，也应如此，不驱逐黑暗，光明是不会出现的。暴露黑暗，目的是为了消灭黑暗，迎接光明。两年来，全国各地报纸揭露了由林彪、“四人帮”一伙造成的大量骇人听闻的黑暗事件，深得人心，赢得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政治局面的到来。报纸敢做的，为什么文艺界却讳莫如深？其实，这种题材的文艺，同其它题材的文艺一样，只要作者的立场、方法对头，是决不会成为毒草的。 为了发展文艺创作，要求文艺活动的组织形式，作相应的改变，这已成为文艺工作者相当普遍的呼声了。在美术方面，也有人希望组织各种画会，举办画责自负的展览会。画会的组织形式，可以推动美术家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可以促进美术作品风格、体裁、题材多样化，可以起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 文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如同花木缺乏阳光而趋于枯萎。二十多年来文艺战线上的经验教训证明，周恩来同志的号召完全正确：文艺需要民主！

第4版()专栏： 平孟人民的呼声 最近，记者访问了中越边境的广西那坡县平孟人民公社。在这里，我们目睹越南侵略军给平孟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听到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我边防部队给予越南侵略军以应有还击的正义呼声。 三十多年前，在越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岁月里，胡志明主席为躲避殖民者的搜捕，曾多次在平孟一带居留，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精心保护和热情的支持，曾被称为“越南革命的故乡”。前些年，中国的援越物资曾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 可是，象平孟这样一个对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的地方，在越南当局武装人员侵扰破坏之下，也逃不脱深重的灾难。去年以来，越南侵略者对平孟地区进行了一百多次武装挑衅，侵占了我大片土地，并在公社境内二十多公里长的边界地段架铁丝网、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并开枪打死打伤十名我国居民，使当地和平安定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从去年十月开始，边境各村庄的群众，不得不悲愤地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扶老携幼迁往离边境较远的安全地带。边境小镇平孟街上，往日两国人民相互往来、进行贸易的热闹情景不见了。全街区一百零三户、四百八十一人，大多迁到内地投靠亲友，或被迫上山找岩洞栖身。平孟人民抚今忆昔，对越南当局破坏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罪行无比愤慨，一再强烈要求边防部队还击越军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宁。二月十七日，我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的消息传来，得到了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的边境群众的热烈支持和拥护。 记者访问了曾任广西德保县副县长的退休干部林伟隆。胡志明主席一九四四年刚到平孟时，就住在林伟隆三叔林贵荣的家中。有一次，林贵荣替胡主席送信去越南，途中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三叔牺牲后，林伟隆继续支持胡志明主席的革命活动。这位老游击队员退休以后，一年前在家乡盖了一幢新屋，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不料新屋建成不久，接连遭到越南武装人员开枪射击，无法安身。当他听到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消息时，高兴地说：“早就该教训教训他们了，否则，我们哪有安宁的一天！” 七十一岁的退休教师黎元庸，从十八岁起就在平孟教学，当年曾长期秘密支持和掩护进入中国境内的越南革命志士。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孙儿不久前竟被越南武装人员用石头砸得头破血流，他的儿媳和孙女到山岭上采摘猪菜，也被开枪射击，险些儿送了命。他当年和师生们花费了许多心血建设起来的平孟中学，校舍被越南侵略者的枪弹打得千疮百孔，一些学生被越南武装人员投掷的石块打伤，学校已经被迫停课好几个月。黎元庸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曾多次到边防部队强烈要求还击越南侵略军的挑衅。我边防军开始还击，实现了他的心愿，他高兴地高举着双手说：“对背信弃义的越南强盗，就应该狠狠地惩罚！” 一些曾惨遭越南侵略军杀害了亲人的居民，更是坚决支持边防战士保卫边疆的正义行动。平孟公社六沙生产队女社员马姆引，丈夫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被越南侵略军越境埋设的地雷炸死，留下她和仅三个月的孩子。她强烈要求惩罚越南强盗。她听到我边防部队开始自卫还击的消息，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平孟公社广大群众纷纷用加紧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他们说：“越南侵略者欺人太甚，我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我们一定要加紧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让边防部队有更大的力量来保卫祖国的边疆！” 新华社记者

第4版()专栏： 数学家杨乐不畏艰辛勇攀高峰 研究函数值分布论又获重要成果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青年数学家杨乐在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中，不畏艰辛，勇攀高峰，最近又解决了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把奇异方向（波莱耳方向）同导数和重值结合起来研究，获得了重要成果。 杨乐曾经和青年数学家张广厚一起，在世界上第一次研究发现了函数值分布论中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把这两个长期分割的研究领域辩证地沟通起来，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赞誉。 最近，他结合导数和重值来研究奇异方向中的波莱耳方向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在研究函数值分布的情况时，就同时把导数（它是描述函数变化情形的一种函数）的值分布也考虑了进去，构成了近代函数值分布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但是，要在奇异方向，特别是波莱耳方向上这样做，困难很大，因而成了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一九二八年，法国著名数学家伐利隆在发现波莱耳方向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指出它的困难性。此后很多年，伐利隆和其他不少函数论学者都一直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杨乐是在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开始，集中全力把导数、重值和波莱耳方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连续苦钻，他终于在整函数方面完满地得到了这一研究的最后结果。现在，杨乐的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写成学术论文，不久将要发表。 我国著名数学家庄圻泰教授对杨乐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他指出，杨乐的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其中有一系列巧妙的演算，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杨乐自己也说，引进导数和重值来研究波莱耳方向，原有的研究奇异方向的一套办法有很多都用不上了，必须寻找有效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他把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区分成许多种情况，分别找出具体办法来克服它们。他不分昼夜地思索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进行了大量有关的数学演算。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就是在不断战胜困难的过程中取得的。

第4版()专栏： 都来切实关心教育事业 新华社编者按：这三篇短新闻，讲的是解决教师住房、教室门窗玻璃、走读生的专车等经常遇到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却很值得提倡。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人材是关键。真正关心四个现代化，就应该这样都来切实关心教育事业。 淄博市拨专款为教师盖房子 中共山东省淄博市委，决定逐年从地方自筹城市住宅建设资金中，拨出专款给市属学校的教师和职工盖房子。这个市去年已修建教工住宅一百余套，今年又计划拨款一百二十万元，修建教工住宅。他们打算在今后几年之内，逐步解决教工住房困难的问题，改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不关心教师疾苦的状况。淄博市委还要求市城建、物资等部门，在施工力量的安排和材料供应上，优先考虑修建教工住宅的需要。 横峰县物资局优先为中小学门窗安装玻璃 去年严冬来到之前，江西省横峰县物资局把一千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平板玻璃和花纹玻璃，优先拨给了中小学校。这个县物资局派出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还组织服务队帮助中小学把门窗安装上玻璃，使学生们有个温暖明亮的学习环境。横峰县很重视学校的基本建设，打倒“四人帮”以来，新建了许多校舍，还抽出基建队帮助各学校维修教室和宿舍。 哈尔滨市汽车公司为黑龙江大学走读生开专车 黑龙江大学有二百六十名走读生，他们绝大多数都要乘车上学。可是学校所在的学府路只有十一路公共汽车，本来就比较拥挤，增加了这批走读生后，拥挤现象就更严重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哈尔滨市汽车公司二厂和车队的同志，到黑龙江大学调查了走读生的乘车情况，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起发专车接送这批走读生。（新华社）

第4版()专栏： 天津六千多名职工在科技进修学院学习 新华社天津二月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马杰报道：天津市有六千一百多名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在职工人、技术人员，正在天津科协举办的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和各个分院进修。 天津市科协于一九六一年建立了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一九六三年又增建了八所分院。当时，对提高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工人、技术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进修学院被迫停办。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筹备，科技进修学院及各分院于去年九月重新开学，共开设了二十五个专业、一百一十八个班，学制分别为两年和一年。进修学院的学员，是自愿报名，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在职技术人员和研究单位的领导干部。各分院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同等学历的技术工人。学员们每周利用业余时间来校听课两次，每次两至三小时。 天津市科技进修学院的教学内容，以科学技术基础理论和技术科学为主，力求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专业课程中包括有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集成电路、激光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和英、日、德、法语。进修学院除配备专职教师外，还聘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工厂中的教授、讲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第4版()专栏： 《教学与研究》复刊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五日电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出版的《教学与研究》，最近复刊。第一期在二月中旬出版，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各地发行。 《教学与研究》创刊于一九五三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双月刊学报，又是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和文科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开展学术理论问题讨论的共同园地。它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第4版()专栏： 此风就是不可长 黑龙江省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决定为《此风不可长》一文平反，对作者及受株连而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名同志，全部予以改正 本报讯 记者李树功、师德明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纠正错划右派指示的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九五六年发表的杂文《此风不可长》予以平反，对有关作者及受株连而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名同志，全部予以改正。省委这一决定，对全省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杂文《此风不可长》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它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和批评当时黑龙江省商业厅的同志，从进货中留下一批进口手表，照顾机关领导；举办“商品展览”，让省、市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参观、选购。文章认为这种搞特殊化之风不能助长。 这篇署名“闻集”的文章，是《人民日报》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材料编写的。在此之前，《黑龙江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线索，曾经分别对这两件事进行了采访，写了稿子，但由于省委有关领导同志反对，未能发出；后来《人民日报》把这两篇稿子编写成《此风不可长》一文发表了。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支持此文对黑龙江省商业部门的批评。编辑部便在“读报杂感”专栏里组织了讨论，分三次选登了读者来信八封，其中七封信表示支持文章提出的批评，反对搞特殊化；只有一封信认为黑龙江省商业部门的作法是无可非议的，说《此风不可长》反映了平均主义思想。最后，这个讨论以发表黑龙江省商业厅一位副厅长的检查作为结束。 《此风不可长》发表以后，当时省委有的领导同志指责这篇文章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乘党之危”，挑起群众对党不满。这种指责给文章作者和支持者带来很大压力，思想不通。一九五七年在党的整风鸣放期间，有些同志对省委领导人的这种指责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此风不可长》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一支意在挑起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向党进攻的毒箭”，而被定为反党文章，作者和支持者中许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黑龙江日报》党委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对《此风不可长》事件进行了认真复查，搞清了全部事实经过，提出了改正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了讨论，认为：当时商业厅一些同志的不正之风就是不能长；批评这股不正之风的杂文《此风不可长》不是反党文章，决定予以平反，对过去因此被划为右派和受株连的同志，都要改正过来。省委的决定，在关于纠正错划右派的会议上宣布后，大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目前，全省错划右派复查和改正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进度快的单位，改正工作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 《此风不可长》一文的有关作者和受株连的同志，听到省委对这篇文章予以平反和对自己错划为右派作出改正的决定时，心情无比激动，衷心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赞扬省委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过去省委有关部门作出的错误决定予以纠正的精神。至此，压在这些同志身上二十多年的政治包袱一下解除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他们轻装上阵，决心把全部心血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第4版()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领导机关要关心基层物质文化生活 我们在黄海前哨的济南部队某守备团采访，看到连队的营房整齐美观。饭堂里，十来张水磨石餐桌排成两行，每桌周围摆着八个崭新的方凳。树荫下，到处设着水泥圆桌和石凳，桌上嵌着各种棋盘。而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房舍，还是旧貌未变，有些门窗还用硬纸堵着。据这个团的领导同志说，在生活条件上，机关和连队比，有五个“不如”：一是营房不如连队好。全团八座营房，都是同时建的，已大修七座，机关的原封未动。二是宿舍不如连队宽。有家属的干部，平均每户住房，机关不到两间，连队却有三间。三是营具不如连队新。连队的桌、椅、凳、床，几乎全是新的，机关用的，不是建团初期的，就是从连队收旧后修补过的。四是用水不如连队方便。为节约岛上甜水，机关安的水龙头少，吃水靠桶担，连队早已不需要水桶了。五是环境不如连队。近几年，团里为各连美化环境，把“战士之家”建设得越来越好。这一切，同那些讲排场、摆阔气，不关心基层疾苦的领导机关，恰是鲜明对照。 为什么这个团的连队比机关好呢？干部战士告诉我们，根本原因是团党委心里想着基层，把财力物力用于基层。他们说，为基层干部战士着想，本来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战争年代，上级送来吃的用的，或者发下慰问品，总是送到连队。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我们占领了敌人的罐头库，团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同志一个罐头也舍不得吃，全部送到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手中。可是，这个好传统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这些年来，机关花钱不怕“闸门”开得大，连队用钱却怕“龙头”关不紧。这个团的二连住房窄，申请增盖三间房子，研究来研究去定不下。可团机关每年光招待费就花三、四千元。粉碎“四人帮”后，在讨论如何调动连队干部战士抓纲治军积极性时，多数同志觉得，改善基层的物质生活条件，是重要一环。少数同志还怕影响“勤俭建军”，影响守岛战士树立“以苦为荣”的思想。围绕这些“怕”字，党委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要让战士以岛为家，就得把作为战士之“家”的连队，建设得象个样子。他们说，教育战士“以苦为荣”，并不是要让战士当“苦行僧”，想方设法把群众的衣食住行解决好，这是领导的责任。抓纲治军，出大力流大汗的是战士，战时冲锋陷阵的是连队，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基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党委做出决定，在财力物力使用上，先连队，后机关，力争在短时间内使连队物质文化生活来一个大改善。不久，上级发来一批新的营具，团党委全部分给了连队。后勤处制订了一个营房大修计划，把机关列在前头，团党委也把机关排到后边。近年来，团领导干部纷纷深入连队，调查研究，体验基层干部战士生活中的困难，一个一个地解决。 我们在采访中也曾听到一些同志说，这几年有的领导机关，基层生产、生活上需要花百儿八十块钱，左一个“研究”，右一个“请示”，难得很。可是机关花钱却大手大脚，上千上万的钱，轻而易举就“批”了。一些本来不大的机关，建了招待所，又盖接待室，花钱不厌其烦，房屋不厌其宽，摆设不厌其阔。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如果真想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的话，难道不应该对照这个守备团党委，好好想一想吗！ 谭吉安 蒋永武

第4版()专栏： 江苏省中医院伤科设立“家庭病床” 新华社南京二月十六日电 南京鼎新桥一位姓沈的七十五岁老人，去年右腿骨折，疼痛剧烈，无法行动。江苏省中医院伤科立即派出两位医生上门为他作了手术，还装置了固定病腿的医疗器械，在他家里设了张“病床”。以后，两位医生又上门十几次，为老人检查病情、校正患肢、配给药品，并且耐心地把护理方法告诉他的亲属。经过几个疗程，老人骨折痊愈，又能下地走动、料理生活了。 南京市汉口路一位八十四岁的赵老太太，左小臂骨折接合后，在家疗养。但每月须由家属搀扶着到离家较远的医院门诊几次。中医院考虑到赵老太太的困难，每十天一次上门复诊，为她换纱布、调整夹板。不到两个月，病人的左臂就恢复了功能。 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开始，江苏省中医院伤科医生已为病人上门治疗八十余次，为十几名退休工人和居民解除了痛苦，治愈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设置家庭病床，不仅使老年骨折病人减轻痛苦，得到及时治疗，也方便了病人亲属，节省他们的时间、精力和费用。不少病人亲属都说：“医院办了一件大好事。”

第4版()专栏： 王亚南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福州举行 新华社福州二月十三日电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最近在福州举行。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同志致悼词说，王亚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一位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是一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悼词介绍了王亚南同志的生平。王亚南同志，湖北黄岗人。一九二八年开始与郭大力同志一起，从事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一九三三年参加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八年，全力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亚南同志任厦门大学校长；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委，《新建设》和《经济研究》编委，福建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任委员。一九五七年五月，王亚南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亚南同志几十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热烈追求真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解放后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王亚南同志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悼词说，王亚南同志孜孜不倦，为研究、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贡献了毕生精力。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解放后，他以极大的注意力从事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培养人材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被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家。在他任校长的十七年中，厦门大学的工作是卓有成绩的。 悼词最后说，我们一定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学习他刻苦钻研，联系实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力求创新、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治学态度，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王亚南同志的骨灰安放在福州枕峰山革命公墓。

第5版()专栏： 柬军在西部地区沉重打击越南侵略军 旅居英国的东南亚和非洲侨民示威谴责越南侵柬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法新社二月十九日从曼谷报道，越南部队在柬埔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正在遭到柬埔寨部队的沉重打击。 报道引用可靠人士的话说，属于越南十九个师的部队正在柬埔寨作战，其中包括一些最近来自老挝的部队。 报道说：“由于范文同总理访问金边，不得不从战斗中抽出三个师以便使金边不稳定的治安情况得到改善。” 报道说，柬埔寨部队的三个团在一月底袭击了金边郊区的波成东机场，使这个机场的越南总部人员遭到损失。 报道还说，在这次战斗中，有若干名苏联顾问被打死。 新华社伦敦二月十八日电 这里数百名群众二月十八日下午，在越南驻英国大使馆外设置纠察约一小时，强烈抗议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 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旅居英国的东南亚和非洲的侨民。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不许干涉柬埔寨”、“苏越侵略者滚出去”、“打倒苏联的第五纵队”、“胜利属于柬埔寨人民”。示威者还不断高呼口号，号召一切进步和爱好和平的人们谴责越南的侵略，并要求越南撤出全部入侵部队，以恢复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抗议群众还向行人散发了传单。传单强调指出，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动“不仅是罪恶昭彰的武装侵略行径，而且也是对东南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的一个严重威胁。此外，自然也给世界和平带来不安”。传单还指出，越南入侵柬埔寨实际上是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新华社波哥大二月十八日电 提前出版的最近一期哥伦比亚《抉择》周刊在一篇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越南已经不是一个值得各民主政府支持和尊重的受压迫的小国，而是被人们宣布为侵略者”。 文章指出，苏联早就对越南策划建立的“印度支那联邦”感兴趣。在越南进攻之前，苏联和越南就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文章并指出，同无可辩驳的事实相反，苏联和越南当局把越南进攻柬埔寨说成是柬埔寨发生了“人民起义”。政治的现实完全拆穿了越南所谓它对柬埔寨的“惩罚”只是想保卫它的领土完整和边境的说法。 文章说：一时得手的越南人会很快地陷入泥淖之中。（附图片） 旅居英国的东南亚和非洲侨民二月十八日举行示威，抗议越南侵略柬埔寨。 陆运祥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民主柬埔寨电台揭露“越柬条约”阴谋 越南通过“条约”拼凑“印支联邦”进一步侵略东南亚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就越南总理范文同与其柬埔寨傀儡头目韩桑林签订的所谓“越—柬友好条约”发表社论指出：越南当局炮制这个“越—柬友好条约”，旨在使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罪行合法化，进而对柬埔寨增加军事力量和蛊惑世界舆论。 社论说，越南总理范文同不知羞耻地玩弄卑劣阴谋，同他的金边走狗签订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人们还曾记得，在一九七七年七月，正是这个范文同，让老挝当局在“越—老友好条约”上签了字。 社论指出，越南同老挝和柬埔寨签订的“友好条约”的实质，就是要组成在越南和苏联控制下的“印支联邦”，并且通过“印支联邦”，进一步威胁和侵略东南亚各国。 社论呼吁东南亚、亚洲和世界各国和人民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罪行，粉碎越南正在东南亚顽固推行的扩张主义计划。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金边消息：越南总理范文同和柬埔寨傀儡头目韩桑林二月十八日在金边签订了所谓“越柬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这是越南当局用来掩盖它侵略柬埔寨的罪行和拼凑“印度支那联邦”的具体步骤。 一些外国通讯社指出，范文同这次去金边活动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签订这项条约，使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留驻合法化。越南通讯社公布的这项条约规定，双方“在各个领域和以一切必要的形式”来对付所谓“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力量”；“只要有一方需要时，双方将采取有效措施来履行这一义务”。很明显，越南当局将把它派出大量军队侵略并占领柬埔寨大片领土，说成是为了履行这项条约的“义务”。 越南《人民报》二月十七日就范文同这次到金边活动发表社论，宣称：“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三国关系中的新阶段已经开始”。越南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的嘴脸已进一步暴露。 范文同一行在金边活动四天之后，已于二月十九日回到河内。

第5版()专栏： 川崎秀二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在东京举行 大平首相等赞扬他为日中邦交正常化所作积极贡献 新华社东京二月十九日电 日本自民党前国会议员川崎秀二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二月十九日晚在东京举行。日本政界和财界人士二百多人出席了纪念会。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前首相三木武夫、众议院副议长三宅正一、法务相古井喜实等在会上讲话，赞扬了川崎秀二先生生前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所作的积极贡献。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也出席了纪念会。 会上宣读了中日友好协会发来的电报。

第5版()专栏：泰国通讯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曼谷 今年二月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受到了泰国各界人士和泰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人们认为，这次展览会虽然规模不大，却反映了中国经济贸易新的发展趋势。有的还说，这次展览会对加强中泰经济贸易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展览会期间约有二十万人前来参观。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前来参观的人更多，从早到晚整个展览大厅挤满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二月十日，一位双脚残废的中年人，坐着轮椅前来参观。他到达时已是满头大汗，可是他不休息，立即兴致勃勃地摇着轮椅，仔细地观看了所有展品。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带着他的孙子来观看展览。他们对展出的广东省汕头地区农田基本建设的模型和图片产生很大兴趣，并热情称赞中国人民为发展农业所作的努力。有不少观众是从外地赶到曼谷来参观展览会的。二月十一日，一位两鬓花白的老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女儿，从泰国南部的合艾市赶来参观展览。 展览会上设立的小卖部，经常挤满了人。人们参观了展览会，都想买点中国产品作为纪念，往往计划在一天中出售的各种中国产品，很快就销售一空。一位参观者一次即买了十几把中国扇子。她说：“我将把这些扇子分送给亲友，留作纪念。” 有八百多个座位的展览会电影厅也常常座无虚席，许多迟到的观众只好站在通道上观看。在展出期间放映的《江萨总理访华》、《五朵金花》和《春蕾》等中国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一位名叫披猜的观众说：“看了这些影片，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而《江萨总理访华》这部影片使我亲切地看到了中国人民对泰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次展览会采取了“看样订货”的新做法：即是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可以就展出的展品当场议价、订购，如果想要成批购买，还可以经过协商，签订合同。这个办法很受泰国各界人士和观众的欢迎，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一边看展览，一边选购，既满足了人们的要求，又有利于两国的贸易。”展览会开幕后的第五天，就有不少展品被订购。有些展品，如草、竹、藤编织品，玻璃制品，中药成药等，标上了“全部售完”的字样。 中国的工艺美术品、艺术挂毯和地毯，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且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更受观众欢迎。这次展出的大型艺术挂毯《天坛》，吸引了不少观众。许多观众在挂毯前摄影留念。此外有不少观众订购了玉雕、牙雕、雕漆等工艺美术品。 在展出过程中，有不少热心的观众，还对展出的展品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电器电讯产品，如日用电器、半导体收音机和录音机等，质量较差、水平不高、式样一般，应改进。有些观众反映：中国的丝绸和其他纺织品质量不错，但花色品种太少。服装式样也较陈旧。一位观众指着展出的热水瓶说，“中国的热水瓶，多少年来总是这个老样子。大的热水瓶，拿在手上倒水很不方便。现在有的国家生产的大热水瓶已是按钮出水的了，中国也应该生产那种按钮的热水瓶。” 新华社记者

第5版()专栏： 成功的访问 良好的开端 ——评述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 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对我国的正式访问十八日结束了。这是中印两国关系僵冷近二十年之后，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高级接触，它引起了中印两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 华国锋总理在瓦杰帕伊外长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会见了他。华总理赞扬他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为恢复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说 “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黄华外长在瓦杰帕伊外长所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说：瓦杰帕伊外长的访问 “对今后开展两国友好关系和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是一个良好开端”。在那次宴会上，瓦杰帕伊外长高兴地指出：印中双方“都认为我们的双边关系能够改善，而且应该改善”。 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是和睦邻邦，两国人民友好的往来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近二十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两国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但是，在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历史长河中，这一波折毕竟是短暂一瞬。 中印两国人民迫切希望两国言归于好、和睦相处。尤其在当前，霸权主义到处插手，争夺势力范围，把这个世界搞得很不安宁。为了粉碎他们的侵略和扩张的阴谋，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拥有五分之二世界人口的中国和印度应该团结起来，世界上所有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干涉、侵略的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同时，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人民都面临建设各自的国家，使自己的祖国尽快繁荣富强的艰巨任务，因此十分需要一个彼此信任、互相合作的和平环境。瓦杰帕伊外长在抵京第二天说得好：“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有必要建立新的友好、尊重和合作的关系。”正是抱着消除分歧、增进友谊的愿望，中印两国政府恢复了直接对话。 在瓦杰帕伊外长访问北京的三个整天中，两国外长间的会谈却占去了整整三个上午。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又分别会见了印度外长，同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话。在这些会晤中，中印双方就双边关系问题、当前亚洲局势和国际形势认真地交换了看法，在坦率摆出分歧的同时，努力探索共同点和接近点，深入讨论恢复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具体步骤。 这充分表明，中国和印度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中印边界问题当然是会晤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在蒙受侵略和奴役，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大家知道，制造边界纠纷、煽动边界冲突，从而混水摸鱼、从中渔利，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企图控制和对付第三世界国家的惯用伎俩。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有过这样的血的教训，千万不能受骗上当。 解决这个复杂问题，需要双方的诚意和耐心，需要双方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有史以来，凡要消除边界分歧，确立一条友谊的边界，除了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没有别的办法。在这些会晤中，中印双方都明确表示要以“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来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双边问题。 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印今后关系的准则，是瓦杰帕伊外长这次访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有了这条准则，一切分歧、争端都会在谈判桌上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就能使具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印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访问所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双方都感到在努力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中印两国间应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多方面的友好往来和合作。邓小平副总理对瓦杰帕伊外长说：边界问题“不应该妨碍我们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他又说：“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瓦杰帕伊外长在举行答谢宴会上也指出：“我相信我们能够继续进行多方面的交往。”解决边界问题无疑会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然而，广泛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也会给解决边界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气氛。华国锋总理明确指出，中国和印度“在许多领域中发展合作的前景很广阔。”他还说：“中国愿意积极同印度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些谈话都表明中国政府愿意同印度政府一起为最终妥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积极创造条件。本着这种精神，中印双方官员就扩大两国人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增进贸易、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广泛地、具体地进行了讨论，并同意为其具体实行继续保持接触。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 瓦杰帕伊外长这次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标志着中印两国关系再次走上了对话和友谊的广阔大道。双方都认为，诚挚的会晤、坦率而又友好地交换意见，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瓦杰帕伊外长访华期间，中印双方都深深感到，进一步加强往来和接触是十分必要的。华国锋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并以他本人名义邀请德赛总理前来中国访问，黄华外长也高兴地接受邀请，将于今年去印度再一次同瓦杰帕伊外长会晤。其他人员的友好往来也在积极的考虑之中。可以预言，随着瓦杰帕伊外长访华结束，中印两国政府间和两国人民间将会有更多的友好往来、更深更广泛的接触，而这些往来和接触也必将把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向新的水平。 在瓦杰帕伊外长访华期间，双方不仅了解了彼此的观点和改善关系的诚意，而且开始了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具体讨论。瓦杰帕伊外长在上海访问时曾把印中友谊比作树苗。他说，“只要双方细心浇灌，这颗友谊之树就会茁壮成长。”让我们大家都当培育中印友谊之树的精心的园丁吧！ 新华社记者 周慈朴

第5版()专栏： “罗马尼亚最年轻的土地” ——大岛国营农场纪事 大岛国营农场位于罗马尼亚东部多瑙河畔的布勒依拉县，有两千一百名职工，耕地面积七万公顷，每年能向国家提供三十五万吨的商品粮，最高盈利一年达九千多万列伊。 征服沼泽地 人们自豪地称大岛为“罗马尼亚最年轻的土地”。场长巴维尔同志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起农场的变迁。大岛南北长七十公里，东西宽十五公里。从挂图上看得很清楚，多瑙河流经布勒依拉南端时，分成两个支流，中间夹着一块长方形的地带，然后重新汇合，从而形成了大岛。今天的大岛农场，就是在岛上筑起环形的长堤，把多瑙河水隔开以后建设起来的。岛上没有居民，农场职工散居在岛外的村庄，上下班要乘坐轮船。在没有筑堤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地，芦苇水柳丛生，野兽横行，而当多瑙河泛滥时，大岛就淹没在茫茫的水洋中……。把一个沉睡千年的沼泽地变成良田，人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巴维尔同志告诉记者说，我们的企业很年轻，才十几岁。六十年代中，罗马尼亚刚刚完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不久，农业发展水平同今天比较起来是低的，全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还不及今天的一半。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罗马尼亚政府决定在大岛筑堤，征服沼泽，建设农场。那年秋天，国家调来大批挖土机、汽车，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用六百万土方，筑起一条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堤坝。大自然征服者的坚强意志和强大的机械力量结合在一起，终使大岛面目为之一新。场长巴维尔同志是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和带头人，他在叙述往事时，显得格外的激动、兴奋。农场的第一期工程，即筑堤、伐树、平地等全部采用机械，国家为此投入五十亿资金，经过十年的努力，收回了这部分资金。 一公顷一万公斤 每公顷土地打一万公斤的玉米，这是农场奋斗的目标之一。巴维尔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农场的一大半耕地都种了玉米，平年每公顷地可收五千公斤玉米。此外，农场还种一万五千公顷小麦，六千五百公顷大麦，大豆和向日葵也各有五千公顷，它们的收成也不错。听到这些数字，人们自然想了解，两千职工怎样种植这些耕地，又怎样取得这样的好收成呢？ 一块面积八十公顷的玉米试验田，帮助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玉米地头上，整齐地插着一块块试验牌子。它们标明试验的种子，有法国的，南斯拉夫的，美国的……。牌子还记载着如何施放化肥的，一般是每公顷用三百公斤化肥，但每个品种所用的磷肥、钾肥、氮肥比例各有差别。主人解释说，这些试验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高产，二是为了培植不同成长期的玉米，以便成熟后都能先后使用机械收割。主人说：这块试验田平均每公顷收一万公斤没有问题。 大岛农场非常重视科学种田，全场农业研究站拥有二千公顷的试验田，对所有的作物都作了试验和研究。科学试验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开辟了道路。在推广良种的基础上，农场再想法扩大水浇地（目前只占耕地的一半），并且争取把每公顷地使用的化肥增加到五百公斤，这样到一九八○年，玉米产量可能翻一番，做到每公顷普遍收获一万公斤，而每生产一千公斤玉米的成本就可降低百分之十五。 这个农场的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有人称赞说，大岛农场是“玉米工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里的职工一半以上是机械手。他们使用八百台拖拉机、三百台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许多农业机械，耕作从播种到收获，都是机械操作的。我们乘车到一个分场参观，那片望不到头的玉米地上，只有五个工人在干活，两台收割机正在收割玉米，它们徐徐行进，把几行玉米一口吞进，经过自动掰棒、去皮，一个个玉米就被送到车斗里，卸到地头，等待卡车装运。工人说，这一千多公顷玉米，五天时间就可以收割完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一个人可顶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懂行的“管家人”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要求有现代化的管理办法，其中最要紧的是有懂得生产的得力的领导干部。罗马尼亚十分提倡领导干部要懂行。去年三月，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一次大会上曾经号召说，“所有农业劳动者，从农业社主席开始，总工程师、会计和职员都要会开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大岛农场的干部就是这样的。整个农场划分成四十七个分场，每个分场都配备一名农业专家和经济核算工作者担任领导。就是说，谁不懂生产，不懂经济就不能担当领导。在这方面，巴维尔同志给人的印象很是深刻。他介绍农场情况，犹如叙说家常一样心中有数，就连十分细小的数字，也能脱口而出。巴维尔说，他每天都在下面跑，还确定每星期六上午为同群众直接对话日，亲自接待来访，听取职工意见，包括许多合理化建议。一位同行特意告诉我们，巴维尔同志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懂得可多了，现在正准备撰写博士论文。 几年前，巴维尔同志参加一个农业代表团访问中国。他风趣地说，中国同志对分配问题很有兴趣，接着就谈起大岛农场的分配办法：一个机械手，每月工资约二千列伊，但开始只领取百分之八十，待年终结算时，如果生产计划完成了，即把百分之二十补发，倘超额完成计划了，则根据超产数量按比例领取奖励工资。巴维尔同志说，这种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办法，使每个职工的劳动与收入，紧紧地同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调动了每个职工的积极性。 综合经营好 在罗马尼亚，农业与畜牧业以及其他副业往往是综合经营的。有一个农业工作者曾经这样对我们说：应该让牲畜吃粮食，而让人多吃肉食。这句话相当富有道理。发展农业为了什么，经营效益怎样提高，人们生活如何改善，农业与工业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现代农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大岛农场主要是经营种植业，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它利用草地饲养了七万头山羊，每头羊一年提供五公斤羊毛（将来可提高到七、八公斤），这为国家纺织工业提供了原料，对农场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农场目前养蜂三千箱，准备发展到一万箱。他们还利用湖泊发展养鱼事业。巴维尔在谈到农场远景规划时说，随着玉米产量的增加，农场将拿玉米做饲料，大力发展养猪，并随之办起饲料加工厂、屠宰场、肉食加工厂……。这是“罗马尼亚最年轻的土地”的一张美丽而雄伟的新图。 本报记者 张启华（附图片） 图为大岛国营农场的联合收割机正在收获玉米。 本报记者摄

第6版()专栏： 日本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协议会举行代表大会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保卫独立和领土完整 挪威《阶级斗争》指出苏联对日本和挪威的军事挑衅惊人一致 新华社东京二月十九日电 日本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协议会二月十八日在东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示决心进一步加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实现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并严厉谴责苏联在国后岛和择捉岛增加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东京、北海道、大阪和其它地区协会的二十名代表。 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说：“苏联在国后岛、择捉岛增加武装部队和加强军事基地就是把匕首指向日本的咽喉，对日本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我们决不能容忍苏联的蛮横态度。我们强烈要求苏联立即撤出军事基地和尽早归还北方领土。” 决议说：“面对日本政府和各界的抗议，苏联在 ‘稳定’苏日关系的借口下，再三要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这个‘条约’名义上是睦邻合作，而实际上是要日本屈服于苏联。我们坚决反对将给日本的独立和安全带来巨大灾难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 决议最后说：“实现归还北方领土是日本民族的合法权利，我们决心以这一斗争来进一步促进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保卫日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电 奥斯陆消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机关报《阶级斗争》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在日本千岛群岛及其周围的军事活动同它在几千里之外的巴伦支海的斯瓦巴德群岛上的活动惊人地一致。” 社论说：“苏联在日本这一地区正在进行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火箭试验。近年在千岛群岛最南部岛屿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扩张。苏联在这些岛上总共驻有五至六千人，这些岛是日本的。” 社论说：“日本要求归还这些岛屿并把这作为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的先决条件，是一个正义的要求。” 社论说，斯瓦巴德群岛是挪威的领土。斯瓦巴德条约也承认挪威是群岛的“主权拥有者”。苏联不顾这一事实，在斯瓦巴德群岛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苏联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控制着那里的煤矿。 社论说：“挪威和日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它们各自处在地球的两边。挪威是一个小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四百万人口，而日本是经济大国，拥有一亿人口。然而两国有着同样的问题，即都遭到苏联的威胁。苏联在两国领土上都进行军事挑衅和推行威胁政策。作为第二世界国家的挪威和日本有着共同的反霸利益，特别是反对苏联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 社论最后说：“应当使这些共同利益在两国共同的行动中有明确的体现。”

第6版()专栏： 法国钢铁工人举行全国性大罢工 西班牙职工抗议资方拒绝签订新劳资合同 新华社巴黎二月十六日电 法国十二万多名钢铁工人今天举行二十四小时的全国性大罢工，抗议在钢铁工业部门进行解雇，要求保障就业。这是一九六八年以来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罢工。 罢工工人在钢铁工业集中的洛林和北部地区的大多数城市里举行示威游行，并在一些地方设置路障，占领工厂和公共场所。敦刻尔克至里尔和巴黎至布鲁塞尔的高速公路从今晨起被阻断。 钢铁工人保卫自己就业的斗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洛林铁矿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在北部许多城市里，学校都关了门，公共交通停顿，大部分商店停业。 法国钢铁工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钢产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七八年产量仅达二千二百八十万吨，比一九七四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九。据法国报刊报道，法国钢铁工业的中期和长期债务在一九七七年达到了三百八十亿法郎，相当于其营业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是西方世界负债最多的工业部门。鉴于这种情况，法国政府于去年九月通过了一项钢铁工业重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许多工厂和车间将关闭，数万名职工将被解雇。特别是洛林和北加来海峡地区的职工将遭受解雇的沉重打击。今年年初以来，在法国各钢铁厂和钢铁工业城市已接连发生过多次罢工和示威游行。 据宣布，工会和工业部长将于二月二十三日举行会晤，讨论工人的要求。 新华社马德里二月十八日电 自去年年底以来，西班牙很多行业的工人持续不断举行罢工。最近，西班牙航空公司、银行等行业的职工也举行罢工，抗议资方拒绝签订新的劳资集体合同。 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三天前举行罢工，造成航空交通混乱，班机误点。十六日通往日内瓦、萨拉戈萨、巴塞罗那、拉斯帕尔马斯的班机被迫停航。航空公司调度员坚持两周的罢工已于十五日结束。西班牙私人银行和保险业的职工二月七日开始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十六万职工。在此之前，约十三万私人银行的职工三日举行了二十四小时全国大罢工。西班牙银行如此规模的罢工是多年来第一次。

第6版()专栏： 土耳其和苏联石油谈判破裂 据新华社安卡拉电 据安卡拉报纸二月十七日报道，土耳其的一个代表团在同苏联举行的关于购买石油的谈判破裂后，已经从莫斯科回到安卡拉。 尽管苏联去年六月当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访问莫斯科时，曾答应从一九七九年起的三年里每年向土耳其出口三百万吨原油，然而，两国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签订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贸易协定和今年一月三十日签订的一九七九年贸易议定书，都没有包括关于苏联向土耳其提供原油的条款。土耳其在二月初特地派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谈判关于购买原油的问题。

第6版()专栏： 美国宣布正式承认伊朗新政府 伊朗政府表示要同美保持友好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八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于二月十六日宣布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伊朗新政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沙利文“已经向伊朗政府传达我们打算同那个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这是表明我们的关系继续下去的正式公告”。他说，沙利文已要求会见巴扎尔甘总理。 与此同时，霍丁·卡特指责苏联在伊朗进行反美宣传。他向记者们散发了一份声明，声明要求“苏联外交部长考虑这种宣传对伊朗稳定和美苏关系的破坏性影响。”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伊朗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说：“我们同美国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我们愿意同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巴扎尔甘是在接见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时说这番话的。提前出版的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期《新闻周刊》刊登了这篇答记者问。 这位伊朗总理说，伊朗将在两个月内就建立民主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进行公民投票。 在回答是否允许敢死队在新政府中发挥作用时，他说：“如果他们建立一个有明确指导方针的政党，我们不会反对。他们可以进行批评，参加选举。”“但是，如果他们扰乱治安，我们就制止他们。”

第6版()专栏： 伊朗同以色列断交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德黑兰消息：伊朗临时政府二月十八日宣布，伊朗已经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据报道，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说，同以色列断交是“与我们上台执政之前宣布的同以色列断绝一切联系的政策完全一致的。” 这一决定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正在德黑兰访问时宣布的。阿拉法特二月十七日率领一个五十人的代表团到达伊朗首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报道说，以色列在德黑兰有一个起外交使团作用的贸易办事处。以色列的二十二名外交官员已经接到伊朗政府要他们离境的命令。同时，伊朗驻以色列大使馆人员已经接到要他们回国的命令。

第6版()专栏： 伊朗电台说巴赫蒂亚尔并未被捕到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八日电 德黑兰消息：据外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国家电台的广播说，伊朗前首相巴赫蒂亚尔并没有被捕到。 法新社报道说，伊朗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霍梅尼的革命委员会二月十八日通过电台发表一项公报说，与前些时候报道的消息相反，被废黜的伊朗首相巴赫蒂亚尔并没有被捕到，革命武装部队仍在搜寻他。 美联社报道说，巴赫蒂亚尔命运之谜星期日变得神秘了，因为伊朗国家电台否认了它自己以前的报道，它曾说巴赫蒂亚尔在二月十三日被捕，作了革命的俘虏。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埃及总理受命兼任外长 埃及总统萨达特二月十七日颁布一项命令，任命穆斯塔法·哈利勒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日本一月份外贸出现赤字 日本大藏省二月十四日宣布，今年一月份日本的对外贸易赤字高达十四亿三千五百万美元。 这表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增加进口、限制出口以削减巨额贸易和国际经常收支盈余的措施，已初见效果。美国和西欧共同市场等国家一直要求日本增加进口、减少贸易盈余。据日本大藏省宣布，和一年前相比，日本一月份向美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七点七，而进口则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点六。 一九七八年，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高达一百八十三亿美元，国际经常收支盈余则高达一百六十六亿多美元，均创战后最高纪录。 伊拉克准备同美国复交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二月十四日在巴格达接见《阿利夫巴》周刊的记者时说，如果同美国复交符合阿拉伯世界的最高利益，伊拉克就准备谋求同美国复交。 伊拉克和美国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伊拉克对以色列宣战后断交的。 美国同意向瑞士出售更多武器 瑞士联邦委员会军事部长鲁道夫·格内吉二月九日在伯尔尼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原则上同意向瑞士出售二百门“M—109”自行坦克炮和再出售五十架“虎式”战斗机。 鲁道夫·格内吉刚从美国访问后回到伯尔尼。他说，美国已经同意向瑞士工业界订货作为对购买“虎式”飞机的补偿。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日本推广快餐食品 新华社东京二月十四日电 在日本，许多饮食店、学校食堂或其它集体就餐单位，普遍销售快餐食品，深受人们欢迎。 快餐食品是指食用时不经过繁琐的烹调，而且易于保存和携带、运输的食品。它包括各种罐头、袋装食品、干燥食品、浓缩食品和冷冻食品。在日本，已把面条、米饭、饺子、烧麦以及鱼、肉等菜类制成各种形式的快餐食品，经过解冻、加热或注入开水，就可食用。由于快餐食品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不变质，不变味，所以加工和包装的要求都比较严格。 方便面条在日本的快餐食品中是比较简单和大众化的一种食品。在日本的超级市场或食品店里，都有各种方便面条出售。一九五八年，日本生产方便面条为一千三百万份，一九七七年增加到四十一亿五千万份。这种食品不仅在日本全国城乡畅销，还大量向欧美、东南亚等六十多个国家出口。 目前，日本的方便面条有几百种。由于配的调料不同，具有各种不同的风味。有一种方便面条放在用纸制或塑料制的杯或碗里，再加以密封，里面不仅有调料，还装有经过高温干燥的青菜、虾和人造肉等，食用时打开密封盖，加入开水，三分钟以后就成了味道鲜美的汤面。据调查，日本百分之九十三点八的家庭食用方便面条，大大节省了一般家庭做饭所花的时间。日本人说，“目前，日本人家庭厨房的工作，大约一半已由食品加工工厂来代替了。”

第6版()专栏： 英国一百多万公共服务行业职工一月二十二日举行二十四小时全国性罢工，反对政府的工资政策。这是伦敦的公共服务行业职工在海德公园集会。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第6版()专栏：平壤通讯 记朝鲜南北方板门店会晤 举世瞩目的朝鲜南北对话重新开始了。 这次对话是二月十七日在板门店举行的。 早在一九七一年，南北就开始进行过多次对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中断了。去年九月九日，金日成主席在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发表讲话时重申：国家的统一问题，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再次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并提出四点重要建议。紧接着，北方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性措施。北方的合情合理的主张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受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实现了这次新的对话。 十六日晚上，开城地区天下大雪。十七日早晨，空中仍飘着雪花。我们驱车前往板门店时，看见公路已经打扫干净。沿路的妇女儿童向关心朝鲜统一的外国客人们招手致意。 板门店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会议室内外，挤满了前来参观的各国驻平壤的使节以及来自平壤、汉城的朝鲜的和各国记者。 十时正，阳光灿烂，北方和南方的代表进入会场。北方代表说：今天，南北双方见面，很令人高兴。我们是在军事分界线见面，祖国统一后，我们可以越过分界线，经常见面。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对话，要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尽快实现民族的宿愿。双方代表在寒喧中谈到当时雪停日出的气候情况。北方代表说，我们南北的关系也象今天的雪一样将会融化。我们想，我们在对话中将取得丰收。 接着双方举行了正式会谈。南方代表首先发言，阐述了南方所持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北方代表认为彼此的意见存在着分歧。但是本着民族团结的大前提，在对话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耐心说理，解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通过一次接触，问题不可能完全解决，今后要经常见面，虚心坦率地交换意见，使协商不断深入。我们这次见面，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应将今天的接触推向早日实现明天的统一。北方代表一再表明，如果双方都首先想到民族的事业，互相努力，一切服从这一宗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民族统一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这次会晤达成了两项协议：一、定于三月七日十时双方代表在板门店将再次进行会晤。二、双方联络代表将利用南北直通电话进行通话。 本报记者 施大鹏

第6版()专栏： 瑞士是怎样发展旅游业的 瑞士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三十多万，而每年接待外国旅游者超过了三千万人。 一九七五年旅游业收入共五十四亿瑞士法郎，比驰名世界的瑞士钟表的出口值（三十一亿瑞士法郎）多百分之七十以上。 除去瑞士人民出国旅游的费用后，瑞士旅游收支的外汇顺差为二十五亿瑞士法郎，是国家一项重要收入。 旅游业带动了饮食、旅馆、交通、邮电等许多部门的发展。旅游连同工业、银行业成为瑞士经济的三个支柱。 瑞士群山环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一个以“世界公园”著称的国家。 早在十九世纪，英、法、德等国游客不断来瑞士登山度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八九三年成立了瑞士旅游联合会，并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国外旅行问询处。到本世纪初，旅馆业已非常发达，几年时间床位增加了三倍，达二十一万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游业恢复很快，游客逐年增加。 瑞士在旅游业的投资计一百五十亿法郎，从事旅游业的职工十九万人，占瑞士全部劳动力（共二百七十万人）的百分之七。瑞士拥有旅馆八千多个，床位二十八万张，简易客栈及普通休假房舍还可提供床位三十二万张。同时，还在山谷、湖畔为乘旅行汽车及搭帐篷的旅客，开辟了许多宿营场所。此外，还有各种饭店、咖啡馆、茶馆、小吃起坐间等二千五百余处，可接纳二百万人。瑞士境内，公路密布，交通发达。六十年代以来新建公路二千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一千五百多公里。为适应旅游者游览山区及从事滑雪运动的需要，境内遍布各种爬山火车、电缆吊车等设施。其中老式火车九十四公里；专线爬山火车五十多条，共六十公里；电缆吊车四百多条，全长五百多公里。还有一千一百多条滑雪电缆吊梯。上述设施可以使旅游者迅速到达三、四千米高的山顶。 瑞士充分利用湖泊，开辟了许多浴场，备有游艇，每年夏季都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还利用温泉，建立了二十多个温泉旅馆等疗养场所，常年接待旅游者。

第6版()专栏： 南斯拉夫旅游业迅速发展 南斯拉夫旅游事业迅速发展，一九七八年接待的旅客数量和获得的外汇收入都创造了历史纪录。全年旅游业的外汇收入达十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八。 南斯拉夫气候温润，山川秀美，是个天然的旅游胜地。解放后，南斯拉夫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旅游事业，在五年计划中把旅游业列为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之一。最近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景色秀丽的亚得里亚海滨等旅游区，兴建了大批现代化的旅馆、别墅、休养所、帐篷区以及各种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目前全国为旅游者而设的床位总数已接近一百万张，相当于一九六○年的四倍。 一九七八年，南斯拉夫共接待了国内外旅游者一千八百三十多万人，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一，其中外国旅客六百四十多万人，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四。 随着外国旅客的不断增多，南斯拉夫从旅游业获得的外汇收入也不断增加。据统计，这项外汇收入在一九五○年只有一千万美元，一九六五年增至一亿四千万美元，到一九七八年已达十亿美元，二十八年来增加了一百倍。目前南斯拉夫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已相当于全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八，成为南斯拉夫国际收支平衡中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来源。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美国的音响观光设备 到美国旅行游览的人，对于参观过的名胜奇景，常常可以得到比别处更深刻的印象。这是美国音响观光设备的妙用。 所谓音响观光设备实际就是一些盒带录音机或棒形收听机。在美国，旅游者可以向管理部门租用。有了它，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可以听到有关艺术的生动介绍；在观看乐器展览时，可以欣赏到优美的音乐；驾车行驶在森林中的公路上，可以听到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 这些音响观光设备小巧轻便，录音可以反复收听，大有利于游客，对那些英语不太好的游客尤其有用。有时，还有法、德、西班牙、日本等国语言的录音。 根据旅游胜地的不同，音响观光内容有讲述、音乐以及野兽和鸟类的声鸣。 游客如想对他的旅游观光留下永久记录，或为了对所拍摄的照片作详细说明，还可以购买那些录音带。

第6版()专栏： “旅游业发达的小国” 地中海上的岛国马耳他的秀丽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旅游者。去年一年，四十七万多外国游客踏上了这个只有三十多万人口的岛国的美丽土地。 自一九七○年以来，马耳他的旅游业发展很快，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以上；去年外国游客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预计今年夏季，前去马耳他游览的人将超过五十万。现在，在马耳他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部门。外国报刊评论说，“在旅游业方面，没有什么国家有象这个地中海小岛马耳他那么大的发展”。

第6版()专栏： 图为阿根廷大西洋岸边美丽的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一角。该市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旅游者，人们称它是“大西洋上的明珠”。

第6版()专栏：小统计 小统计 △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去年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达二亿六千五百万，比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九；旅游者花的钱共达六百亿美元，直接收入比一九七七年增加百分之十五。 △ 去年到西班牙游览访问的旅游者达四千万人，比一九七七年大幅度增加；旅游业外汇收入达五十多亿美元，这是西班牙旅游收入创纪录的数字。 △ 去年到加勒比国家和地区旅游的人数达五百一十万人，比一九七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旅游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共花费了十五亿美元，旅游业为十五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第6版()专栏： 旅游业成为西方一项重要企业 旅游业已经成为西方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之一。一九七七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二十四个富裕国家的旅游者花了四百一十亿美元，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 旅游业的突飞猛进，是因为采取了一系列新办法。不过，人们到底花多少钱去旅行，还是取决于他们荷包里有多少钱。富裕国家一九七四年的生产率的增长减缓、停滞，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下降，它们的旅游业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也就减少了百分之三点五。一九七六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五点二，第二年，它们的旅游业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 对某些国家说来，旅游业带来了重要的外汇收入。例如西班牙，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旅游业的收入相当于对外贸易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 正与其他出口贸易一样，旅游业向东道国提供了就业机会。法国旅游业直接雇用的人员超过了六十万，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七。在英国每一百个工人中，有六个人是从事旅游业工作的。 （摘自英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