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 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将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中央国家机关今后不用了。 北戴河是驰名世界的避暑胜地，南临渤海，北依莲蓬山，到处是苍松翠柏，亭楼别墅。南天门、骆驼石、老虎洞等二十四景引人入胜。还有大片海滨可供游泳休息。解放以来许多机关团体又建造了不少宾馆、招待所、疗养院。但据记者了解，北戴河设备很好的建筑物和风景区，大多为中央和河北省的许多单位所占有，利用率不高，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空闲着。有的招待所只是开会时才用一下。而为外国朋友准备的旅馆、招待所却很少，供外宾游览的地段也不大。近年来外国朋友到北戴河去游览的日益增多，甚至发生外国朋友住不上设备较好的旅馆的情况。据记者了解，全国各地许多游览胜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1版()专栏：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 引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对立面的统一。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我们看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都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在社会主义立场的范围内探讨问题，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作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 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都是从主观上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所以，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当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当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是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使之无产阶级化，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来比较，那些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缩小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东西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当戴的帽子也不戴，应当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向党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改不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当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一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求得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当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当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得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当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当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允许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所以同样要规划一下。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五反”，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我们的脑子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尤其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分子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就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对反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如毛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去掉。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还要改造，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全国人民大团结，把阶级敌人除外，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成为“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象周扬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象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板”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是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对创作题材不要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所写关于曲艺的信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作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讲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五、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和，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六、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士钊）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七、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有点插话，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它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象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象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谈家常，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众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对演员自己，要客观逼真，主观认真。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象武松，演曹操要象曹操。应当是又象又不象，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原载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文艺报》〕

第1版()专栏： 为实现四化造就又红又专人材 安徽省委党校、云南省总工会分别举办工业经济管理训练班和工人专业技术训练班，培训厂矿企业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新华社合肥电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举办的第一期工业经济管理训练班，前不久在合肥市正式开学。来自全省厂矿企业的六十名党委书记、厂长、矿长、工程师、会计师以及工业部门的管理干部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大规模地培训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造就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材，是当务之急。”“要广泛举办干部轮训班，开办各种学校。”安徽省委党校的工业经济管理训练班，就是根据这个要求举办的。他们在省革委会工交办公室的协助下，在很短时间内制定了教学计划。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来自合肥、蚌埠、淮南、淮北、马鞍山、铜陵等地的大中型企业。 根据训练班的计划，学习内容分三个单元，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二是关于按劳分配，三是关于经济管理。要求学员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相结合，解放思想，畅所欲言，通过学习克服林彪、“四人帮”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增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这期训练班计划学习一个月。以后还将继续举办。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总工会举办的第一期工人专业技术训练班去年年底举行了结业考试。全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员各科的平均分数都在七十分以上，有些工人学员的成绩达到了一般技术员的水平。 举办工人专业训练班是省总工会为提高全省工人的工业基本知识水平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训练班每期脱产学习半年。参加第一期训练班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全省各地、州、市、县农机厂的机械工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训练班的教师由工会机关工作人员和昆明机床厂等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在半年学习期间，学员们在教师的辅导下，系统地学完了工业常用数学、机械制图、钢铁热处理基本知识、金属切削原理和车床夹具五门课程。结业前，每个学员都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种刀夹具，并且进行设计答辩。对于考试合格的学员，省总工会给他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并给其中三十二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员发了奖品。 （附图片） 右上图：北京市技术交流站经常举办各种技术讲座、短训班、现场交流会和报告会，为基层生产单位培训技术骨干。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邓副总理抵休斯敦访问 新华社休斯敦二月二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及其一行结束了对亚特兰大二十三小时的访问，于今天上午乘美国总统座机到达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中国客人在机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到机场欢迎的有：得克萨斯州州长威廉·克莱门茨、休斯敦市市长吉姆·麦康恩、休斯敦商会董事长约翰·克鲁克、前休斯敦市市长、现任休斯敦商会会长路易·韦尔奇、休斯工具公司的雷蒙德·霍利德以及当地官员和各界代表。 机场上特地搭起了讲台，红地毯从讲台铺到飞机旁。克莱门茨州长和麦康恩市长对中国客人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向邓副总理赠送了礼物：骑马牧人的踢马刺和一篮子儿童玩具。他们说，这些玩具象征着休斯敦和得克萨斯儿童对中国儿童的友谊。 邓副总理在欢迎仪式上说，得克萨斯州以它的石油和其他工业而在美国居于重要地位。 他说，“我们来这里同朋友们会面，学习你们的先进技术。”

第1版()专栏： “这样的制度恢复得好！” 河南光山县恢复县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及时解决问题，受到干部和群众称赞 本报讯 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最近恢复了县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得到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是文化大革命前受到群众普遍称赞的一项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项制度竟被当作对群众施行“小恩小惠”的“旧制度”砸烂了。去年，光山县委在落实党的政策过程中，为了加强信访工作，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决定恢复这个制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接待日”，由县委领导干部轮流值班，接待和处理来访来信。县委还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做好信访工作。县委负责同志自觉遵守这一制度，坚持按时值班。因病伤、外出等不能值班的，就委托别的领导同志代替。 凡是应当解决的问题，负责接待的同志总是认真加以解决。去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槐店公社公路道班的养路工李家信拄着拐棍来到县接待室。这一天，正是县委第一书记值班接待，他详细地听了李家信的申述。李家信在一九七四年因仗义执言被人打残，本应很好地予以安排，使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有关人员却于去年五月把他推出不管，使他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这样处理，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县委书记找劳动局、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同分析研究了他的情况后，决定让他回到养路道班做些轻微的后勤工作，合理地解决了他的问题。泼河公社何尔冲大队徐楼生产队社员罗立正，贫农成份。一九六○年，他当生产队干部时犯了错误，有人借机诬告他家解放前出租土地，成份被改划为富农。十多年来，他年年上访，但无人调查纠正。这次县委负责同志接待他的来访后，及时派出专人调查核实，证明罗立正的富农成份纯属错划，很快给予纠正了。 由于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的恢复，光山县越级上访的人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广大群众称赞说：“这个制度恢复得实在太好了！”

第1版()专栏： 孙学文兄弟三人献出珍藏多年的中医古书 共八百多部、三千八百多册，对发掘整理祖国医学宝库，研究中医发展史和中外医药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华社天津二月三日电 天津市和平区业余中学干部孙学文和他的弟弟孙学熙、孙学先三人，最近将家中珍藏多年的八百多部（三千八百多册）中医古书，献给了天津市中医学校。中医学校发给他们每人奖金二千五百元，并赠送了锦旗。 孙学文三兄弟是天津河东医院著名老中医孙静明的儿子。孙静明从事中医工作四十多年，酷爱收存古医书，已于一九七二年病逝。孙学文兄弟三人觉得，父亲遗留下的这些医书很珍贵，存在家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决定献给中医学校。 这次献出的八百多部中医古书中，有元、明、清代的木刻本，有十八、十九世纪的日本、朝鲜版本，还有一些手抄本，共三千八百多册。其中，元代木刻版的《明目方》、明代成化版的《征类本草》、明代刻的《黄帝内经》、《中藏经》以及朝鲜木刻版的《东医宝鉴》等都是比较珍贵的。这些古书对发掘整理祖国医学宝库，研究中医发展史和中外医药交流史，都是重要的资料。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参观航天中心受到热烈欢迎 会见美国宇航员格伦并登上航天飞机模型座舱 新华社休斯敦二月二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以及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等一行二月二日在休斯敦附近参观了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 这个航天中心占地六百五十公顷，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所属的十一个研究机构之一，有工作人员一万名，负责进行载人航天飞行。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总共进行过三十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十二名宇航员曾在月球着陆，另有十名宇航员曾绕月飞行。 邓副总理一行自亚特兰大市飞抵埃林顿空军基地后，直接驱车前往休斯敦东南二十五英里的这一航天中心参观。 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等陪同前往。 中国客人受到约翰逊航天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克拉夫特博士以及许多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这是这个航天中心第一次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 中国客人在参观过程中看到了曾作历史性航天飞行的航天器的复制品、训练航天人员的设施以及同实物大小相等的航天飞机模型。 在展览大厅内，中国客人观看了曾执行过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7号”指令舱，一辆月球车模型，一个“阿波罗—13号”登月舱的复制品，一批由“水星号”、“双子星座号”、“阿波罗号”和“天空实验室”的宇航员穿过的服装，以及从月球上带回的岩石块。在“阿波罗—17号”指令舱前，邓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被介绍给美国首批宇航员之一约翰·格伦参议员，并同他一起照了相。邓副总理幽默地对他说，你成了神仙了。格伦笑着回答说：“人们什么都称呼过我，就是没叫过我神仙。” 当中国客人们来到航天飞机模型前时，克拉夫特博士说，过去几年中他的机构集中精力搞航天飞机项目。设计这种航天飞机的目的在于把重物送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它可以检查和修理正在轨道上运行的无人驾驶的人造地球卫星或者使不能在空间修理的卫星返回地面。航天飞机系统的主要部分是轨道飞行器。它长三十七米，高十七米，翼展二十四米，重六万八千公斤（不带燃料）。这种类似飞机的航天飞机最多可容纳七名乘务员，可把两万九千五百公斤重的物体送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克拉夫特博士向客人们介绍了老宇航员弗雷德·海斯，他已经被选中在今年十一月进行航天飞机的轨道飞行试验。在海斯引导下，邓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登上了航天飞机的模型，坐在乘务员的位置上，操纵精密的装置，就象在作一次航天飞行一样。屏幕上的读数表明，他们在下降前已经达到了九万五千英尺的高度。中国客人从座舱的窗口可以“看到”外层空间和地球的壮丽景色。 在另一座建筑物里，宇航员艾伦·比恩上尉带领中国客人观看一个两层天空实验室。同它一样的一个天空实验室迄今已经在外层空间工作了五年半。比恩在一九七三年曾经同另外两名宇航员一起在那个实验室里逗留了五十九天。他说，这个航天中心共有两套天空实验室训练设备，已经训练了五十名宇航员，其中包括六名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妇女。 参观结束后，邓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一行同陪同参观的美国官员共进了午餐。 参观航天中心的中国客人还有：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二月二日在休斯敦参观约翰逊航天中心。图为邓副总理坐在月球车模型上。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同美国西南地区报界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 新华社休斯敦二月三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早晨在这里的海厄特摄政旅馆同美国西南地区的报界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参加这次早餐会的有休斯敦市、得克萨斯州和邻近几个州的报纸和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共六十余人。 在进早餐时，邓副总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邓小平副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也参加了这次早餐会。 共进早餐的还有：得克萨斯州副州长霍比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早餐后，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一行前往休斯工具公司参观。他们定于今天下午离开休斯敦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进行访问。同时，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今天将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进行访问。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观看马术竞技表演 新华社休斯敦二月二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及其一行在进行了四天紧张的会谈和参观访问之后，今天晚上在这里观看了马术竞技表演。 马术表演是美国体育运动中独具一格的项目，它包括男骑士表演驯马、驯野牛、套牛和女骑士驯马。它同垒球和篮球一起，是美国对世界体育运动的三大贡献。 得克萨斯州的好客在美国是有名的。 当邓副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到达竞赛场地时，人们纷纷伸出手来同他握手，邓副总理向站起来向他欢呼的人们挥手致意。 主人向观看马术竞技表演的每个中国客人赠送了一顶斯特森骑士帽子。七十四岁高龄的邓副总理兴致勃勃，他应邀乘上一辆十九世纪的公共马车，绕场一周。主人向他赠送了一枚骑士纪念章和一头小牛。 马术表演显示了骑士们的粗犷的生活和勇敢精神。在表演过程中，一位女骑士从马上摔了下来，马压在她身上。她被送到急救站抢救之后，又立刻返回参加比赛，而且获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人们对她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毅力报以热烈的掌声。 邓副总理一行在观看马术竞技表演之前，出席了一次吃烤肉的招待会。陪同中国客人的有能源部长施莱辛格、总统贸易谈判特别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威廉·克莱门茨和休斯敦市市长吉姆·麦康恩。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及其一行，二月二日晚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图为表演者向邓副总理赠送斯特森骑士帽子。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 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日本报纸纷纷发表社论 称赞中美联合新闻公报重申反霸原则 新华社东京二月三日电 日本东京的一些报纸今天发表社论强调指出，邓副总理访美联合新闻公报再次确认了“反对霸权”，推进了中美间的友好合作。 《日本经济新闻》在题为《美中确认“反霸权”和推进合作》的社论中说：“在美中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有关美中各自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和如何推进美中关系的重大原则已经明文确定下来了。从日本的生存、安全和繁荣的观点来看，也应当说（美中新闻公报）是一个具有根本性质的重要的外交文件。” 社论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再次确认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尼克松访华时在美中上海公报中达成的‘反霸原则’的协议。这次的新闻公报把下述内容作为美中双方的同意事项明确记录下来，即：‘（美中双方）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作出贡献’。” 社论说：“为具体地实际地推进美中友好和合作所达成协议的内容和签署的文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东京新闻》的社论说，美中两国发表的新闻公报强调了两国的友好和合作，并再次确认了反霸权。“可以认为，在美中友好和合作领域中，双方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增进了相互了解”。“它符合双方的希望和利益。” 《每日新闻》的社论说，可以认为，邓小平副总理同卡特总统的会谈，确认反对霸权这一共同立场的新闻公报，继去年底的历史性的美中建交之后，“开辟了美中间真正的友好交流的道路，它也将在国际上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4版()专栏： 美中友协休斯敦分会负责人赞扬邓副总理访问 新华社休斯敦二月二日电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休斯敦分会的负责人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休斯敦是这个城市在发展美中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事件。 据今天的《休斯敦邮报》报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说，邓小平的访问“将给我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既可以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又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科学文化的交流”。 美中友协休斯敦分会的领导人苏珊·斯普鲁斯说：“中国人民如此坦率友好，使我感到惊讶。看来所有中国人民都想同美国人友好。” 分会成员戴维·罗斯说：“我们对邓副总理的访问和中国要在休斯敦设立领事馆的消息感到欢欣鼓舞，这将为我们提供了解中国之窗。”

第4版()专栏： 赞比亚报纸发表社论指出 邓副总理访美有助于世界和平 秘鲁委内瑞拉舆论赞扬中美关系进入新纪元 新华社卢萨卡二月二日电 《赞比亚时报》一月三十日发表社论赞扬中美关系正常化和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社论说：“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可能是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社论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今后的合作将有助于世界和平。社论还说：“中国从未在非洲谋求霸权”。“中国从未输出她的革命，也不强加于人。”社论强调说，赞比亚以有中国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中国目前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将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 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秘鲁《最后一点钟》报一日发表评论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标志着自一月一日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评论指出，被冷战歪曲了的历史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后宣告结束了。评论说，美国和日本“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亚洲大陆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它在谈到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时说：“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反对霸权主义”。“为确保亚洲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为密切世界这个地区友好关系，迫切需要加强中美关系”。 委内瑞拉《国民报》二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大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互相谅解，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宝贵和积极的贡献。”

第4版()专栏：美国通讯 “阳光地带”的热情 本报记者 袁先禄 蒋元椿 二月一日上午，邓副总理乘美国总统座机，从华盛顿到达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开始了访问美国的第二阶段。 卡特总统曾对邓副总理说，你到各地去，会发现美国人民对加强中美友谊和新的关系是多么渴望。事实的确是这样。《亚特兰大宪法报》在邓副总理到来前就撰文说：“中国贵宾在这里将受到他在华盛顿所受到的同样热烈而诚挚的欢迎。” 亚特兰大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但是有风，据说是少有地冷。但是正如邓副总理在佐治亚州州长宴会上所说的，虽然天气冷，有寒流，但是他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亚特兰大是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大城市。一百多年前，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这里是主要战场之一，城市全部被毁，但是，后来人们把它重建得更加美好，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发展极为迅速，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卡特总统是佐治亚州人，曾在这里担任州长。加以这里的工商界对同中国发展经济来往抱有很大期望，所以邓副总理的来访，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 邓副总理下榻桃树广场饭店。这是一座七十多层的钢铁和玻璃结构的圆筒形建筑，最高一层是能够自行缓缓转动的餐厅。关于这家饭店，亚特兰大报纸联系邓副总理的来访，谈了一段历史。据说它的前身也是一家饭店，老板格拉第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南部现代化的主张者。他为了获得关于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经验和帮助，曾经力排众议，亲自跑到当时与南部敌对的纽约去。谈这段历史，是为了借古喻今，表示亚特兰大的工商界愿意在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这种愿望在一日中午的欢迎招待会上充分得到了表现。 这次招待会是由亚特兰大商会和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参加的有亚特兰大市政界和工商界人士一千四百人。据亚特兰大人士说，他们是经过剧烈的竞争才得到招待会的请帖的。许多人在招待会开始前两小时就到了。亚特兰大市长杰克逊向邓副总理赠送了一只玻璃雕刻的凤凰，象征亚特兰大从废墟上获得新生，也表示祝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强大的工业国。邓副总理在答辞中赞扬被称为“阳光地带”的美国南部最近三十年来的迅速发展，表示要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他还谈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成果，两国今后在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的广阔前景。不管莫斯科怎样按捺不住地进行攻击，邓副总理再次强调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鼓掌。 邓副总理在招待会上会见了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谋害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同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下午，邓副总理冒着寒风，在杰克逊市长的陪同下，向马丁·路德·金的墓献了花圈。金是亚特兰大人，毕生致力于黑人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不幸于一九六八年在田纳西州的孟斐斯遇害。今年一月十五日，这里举行了纪念他诞生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十多个可爱的黑人儿童，在墓前欢迎邓副总理，向他献了花。邓副总理慈祥地亲吻了孩子。 接着邓副总理前往设在哈泼维尔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小轿车装配工厂，进行了参观。 晚上，邓副总理出席了州长巴斯比的宴会。参加宴会的不仅有本地的主要官员，有从首都赶来的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而且还有来自美国几个大区的十七位州长，其中包括两个远离美国本土的西北边陲地区的阿拉斯加州和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州的州长，表现了美国各大区当局和人民对于同中国友好交往的热烈愿望。 在亚特兰大的访问结束了，但是正如巴斯比州长在宴会上引用的中国成语所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人民同美国南部和其它地区人民的友谊，随着邓副总理的访问，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第4版()专栏： 越南侵略军的苏古顾问被击毙 柬革命军继续在一些地方歼灭敌人 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法新社二月二日自曼谷发出一则消息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柬埔寨部队在一月份袭击首都金边近郊的波成东机场时，若干名苏联和古巴顾问被击毙。这些顾问是在越南部队的师一级指挥部中工作的。 它说，目前，柬埔寨部队在全国各地保持着有效的通讯联系。装备良好的柬埔寨部队驻扎在金边周围，金边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家通讯社在另一则报道中说，柬埔寨部队袭击波成东机场的行动一结束，士兵们就分散成小部队沿着公路以及在一些地区进行骚扰敌人的活动。 另据《纽约时报》二月二日报道，柬埔寨的许多部队冲破了越南部队的包围，正在猛烈地进行反击。在大部分主要公路上，战斗据说是激烈的。 路透社一月三十日从曼谷报道，早些时候柬埔寨部队收复了茶胶市。报道说，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二十八日广播已收复吴哥窟的消息是属实的。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的战报所说的地点同情报机构发表的关于战斗的消息相符。 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腊塔纳基里—上丁等战场上打击越南侵略军。 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柬埔寨革命军在腊塔纳基里—上丁战场上的博胶、班龙、上丁、云晒、暹邦袭击越南侵略军的车队和驻地，打死打伤一批敌人，击毁军车六辆。 从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二日，柬埔寨革命军在磅同战场上的斯威迭、山图克山南面、当格罗消灭一批敌人。 一月二十九日，柬埔寨革命军偷袭了暹粒市的越南侵略军，击毁一辆吉普车，打死了车上的敌人。一月三十日，革命军袭击了从格拉兰到三隆去活动的敌人，打死十二人，打伤一批。 在磅逊—戈公战场上，柬埔寨革命军一月二十八日打击盘踞在韦楞的越南侵略军，消灭敌人二十多名。一月二十九日，革命军又在戈公袭击敌人，打死敌人十名，打伤一批敌人。一月三十日，革命军在磅逊痛击敌人，收复磅逊炼油厂。 柬埔寨革命军在金边周围的达克茂以南、瓦斯莱西南、贝占以西和拉三隆西北继续箝制金边的敌人，使金边的越寇与外边的联系发生困难。革命军还不断在金边市内开展游击活动，袭击敌人。 在磅清扬战场，柬埔寨革命军继续围攻盘踞在磅清扬市场的越南侵略军，敌人有生力量不断遭到损失。现在，陷于困境的敌人，士气日益低落。

第4版()专栏： 霍梅尼宣布将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巴赫蒂亚尔首相表示要继续任职 新华社德黑兰二月三日电 伊朗政府反对派、宗教领袖霍梅尼二月三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将很快宣布成立他的“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这是霍梅尼二月一日自巴黎回到德黑兰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霍梅尼还说，议会两院和现政府要靠边站和退出舞台，而成立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是必须的。 霍梅尼再次强调他不同巴赫蒂亚尔首相会谈，除非巴赫蒂亚尔辞职和承认他的政府是非法的。 他还说，已经和军队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如果需要，还将继续进行会谈。 巴赫蒂亚尔首相一日晚上曾对广播电台记者说，尽管霍梅尼要求他辞职，他还将继续任职。他还表示，他将吸收反对派成员参加内阁，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和霍梅尼进行对话。 他特别提醒说，“在民主制度中，军队也是有发言权的”。 据路透社报道，地位很高的伊朗政府人士二日说，除非巴赫蒂亚尔首相和霍梅尼在两、三天内就政治解决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伊朗可能爆发武装冲突。

第4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会见日本经济学家 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谷牧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大来佐武郎、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向坂正男和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次长小林实，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晚上，谷牧副总理设宴招待大来佐武郎先生等日本朋友。 大来佐武郎先生等是一月二十六日抵达北京的。在北京逗留期间，日本朋友同国家建委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座谈，并就经济理论问题和日本经济建设的经验，向我经济学界人士作了报告。 日本朋友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第4版()专栏： 西安市庆祝同奈良结为友好城市五周年 据新华社西安二月二日电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一定要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贡献力量。”这是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林，二月一日在西安市热烈庆祝西安、奈良结为友好城市五周年大会上代表西安市人民表达的心愿。 西安和奈良，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两市人民就远涉重洋，友好往来，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西安和奈良结为友好城市。 西安市各界群众一千多人参加了二月一日的庆祝大会。 大会收到了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的贺电。

第4版()专栏：特写 骑士精神赞 新华社记者 二月二日晚间，在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当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到达的时候，人们全体起立，掌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两位得克萨斯州的女骑士策马来到邓小平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面前，把两顶乳白色的骑士帽献给了他们。两位副总理接受了这珍贵的礼物，立即戴在头上，并同大家一起鼓掌。随后他们又频频挥动骑士帽，向欢腾的人群致意。这时，场内的气氛更加热烈，友谊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感谢主人们的精心安排，使中国客人在休斯敦又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友谊之夜，欣赏了美国的骑士丰采，看到了美国人民强悍勇敢的精神。 育马喂牛，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极为普遍。广大牧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同马牛打交道的，因此练出了一手好骑术。他们在训练牛马的过程中，往往互比高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风靡全国的骑术体育运动。这种骑术比赛，起初只有男子参加，后来在女子中也流行起来，通称“牛仔”。在美国人看来，“牛仔”体现着一种勇敢、强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入场式以后，男骑手跃马登场。这种马性情暴烈，一出栏就暴跳如雷，一蹦三尺高。骑士们只许一手抓马鬃，骑在没有鞍子的马背上，任由烈马前翻后仰，情景十分紧张危险。按照比赛规定，只要骑马人能在马背上坚持八秒钟就是胜利者。今晚的骑士们大部分都冲破了险点。 接着，女骑士们英姿勃勃地上阵。场上放着三个大桶，参加比赛的人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驰马跳过这三个桶，谁就得胜，如果不小心，翻倒一个桶，就多算五秒钟。在今晚的比赛中，女骑手们控制马的技艺十分高超。她们在两桶之间纵马飞驰，以争取速度，绕桶时又立即把马勒住，以免把桶撞倒。今晚最好的成绩是十五秒三。 骑野牛的技术表演，更加令人惊心动魄。比赛的要求是，必须把一只手举在空中，在牛背上骑八秒钟，才算获胜。这种牛性子特别暴烈，一出场，前蹦后跳，左右猛旋，使骑士们头晕脑胀，天旋地转。今晚参加表演的骑士们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最后是套小牛表演。骑马人手持一个绳圈，纵马追捕一头小牛，在八英尺以外把小牛牵住，并且立即下马，以快得出奇的动作，把小牛的三条腿捆住。如果在八英尺以内套住小牛，要罚十秒钟，这也是场勇敢、机智和熟练的劳动技巧相结合的比赛。 参加今晚表演的还有来自其他州的骑士们，他们的技艺高超，表演精采，扣人心弦。邓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看得很有兴趣，不断同大家一起鼓掌。 这种骑术表演，在这里每周都举行一次，但是今晚由于有邓副总理等中国客人出席观看，表演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观众情绪格外高昂，充满着两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第5版()专栏： 深深地感谢 陶斯亮 编者按：本报在去年十二月十日发表陶斯亮同志《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以来，陆续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这些来信对惨遭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的陶铸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敬意；对曾志、陶斯亮同志一家和有类似遭遇的老干部的亲属表示热情关怀和慰问；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表示无比的仇恨和愤慨。许多来信充满火一般的炽热的感情，读起来使人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我们曾将这些信转给陶斯亮同志，因来信很多，不能一一复信，因此写了这篇文章，对广大读者、特别是给她写信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近一个多月，雪片似的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来。读着它们，我感动、兴奋，但又有些意外与不安。我就象是一个胸中积满了感情，忍不住对着苍天大地呼喊了一声的人，自己却被那从千山万壑反射出来的雷鸣般的回声惊呆了，我那一声呼唤与这天地间的轰鸣相比，只不过是一声小小的呐喊！ 面对着这一封封的信，我不由得凝神自问：人们为什么用这样美好的语言写信给我——一个陌生的人？为什么这样情同手足、胜似亲人般的关怀我？这种来自人民的深情厚意，难道仅仅是对我们一家的同情和关怀吗？是什么样的共同感情和信念，使我们这样的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痛苦的磨炼，使我已经不再轻易流泪了，但是看了这样的信件，我却常常热泪盈眶，情不能禁。这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饱浸着人类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这里有同情与愤恨，也有探索与追求；有热情的勉励，也有真诚的提醒；有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也有对党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它们象火一样的炽热，又象水一般的柔和；从这里既可听到革命战士的豪言壮语，又能听到亲人的絮语绵言。 “从你的文章里我更深刻地懂得了陶铸的风格——松树的风格。” “从你的信里我看见了陶铸同志是一个怎样的真正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气而又充满感情的人。” “请你转告天国里的爸爸：人民怀念他。” “我愿陪你寻遍九泉，去找你那亲爱的爸爸。”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流血牺牲，出生入死，为人民打下了江山，却被林彪、‘四人帮’横加迫害摧残，我拍案而起，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血的教训，国家要有法，人民要有权！”…… 读着这些直抒胸臆的话语，我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我沉思着，我默想着，这种反复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人民的热爱和热爱人民。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作家，更不是诗人。这封写给爸爸的信，不是创作，只是把我所经历的一段生活如实地写下来；我没有塑造什么人物，我只知道，文章里的亮亮就是我本人，而那个倔强的老头，就是我心中的爸爸。但是人民却给我这么大的关怀和鼓励，这不仅是对我陶斯亮个人，也不仅是对我的爸爸陶铸同志，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整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热爱，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所信仰和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崇敬和热爱。人民的爱憎使真理与谬误界线分明。人民的爱憎使历史的谜团澄清。 看着这一封封的来信，我仿佛漫步在人海中，我走啊，走啊……，我不时遇到一些两鬓染霜的叔叔和阿姨，他们用亲切的目光爱抚着我，关切地询问着妈妈和小亮，勉励我要做爸爸的好女儿，接好革命的班……；我还不时碰到许多经历相仿的同龄人，我们在一起严肃地讨论着，究竟应该记取哪些历史教训，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我们民族的灾难。我们中的不少人，在经过痛苦的体验后，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土上，竟然会出现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使林彪、‘四人帮’这样血腥的怪物得以产生？”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坚持法制和民主，只有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防止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但我碰到更多的还是弟弟和妹妹们，他们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有着既天真又敏锐的感受，对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有着自己的理想。可最引我注意的却是那些心事重重，忧郁负疚的年轻人。他们为自己受骗的过去感到痛苦和不安。一个青年痛心地说：“斯亮大姐姐，我不敢称你为‘同志’，因为我曾受骗，喊过‘打倒陶铸’，揪斗过老干部……”“陶伯伯，你快回来吧，我们再也不打倒你了……。”听着这些稚气的忏悔，我忍禁不住含泪微笑了。在这种天真的自责中，含着多少苦涩的记忆和深刻的领悟啊！我的好弟弟，好妹妹们，你们是无辜的，陶伯伯和许多老干部是在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场比流血更加残酷的斗争中光荣战死的。这场斗争的残酷性，远非许许多多同志所能预料和设想，更何况天真单纯的你们呢？！ 很多年青朋友对林彪、“四人帮”毒害他们心灵的血泪控诉，使我愤怒之极。这帮刽子手，他们不仅残害了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摧残了年轻一代纯洁美好的天性。他们用黑暗、邪恶、愚昧，抢走了光明、美善、聪慧。看着这些青春蓓蕾未及绽放，就遭到风霜吹打的年轻人，看到他们深重的心灵创伤，怎么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恨从中来！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青年的。在经过长时间的困惑和彷徨、体验和思索之后，他们终于进一步认清了真理的所在和中国的未来，于是他们进行了新的反抗，新的斗争。他们冲破“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禁锢，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伟大的“四五”运动，就以它那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青年大有希望！ 老一代及我们这一代，付出重大代价换取的深刻经验和教训，为着下一代的安宁与幸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祝愿我的弟弟和妹妹们，再也不要经历我们的灾难。让阳光永远普照你们，让春风永远沐浴你们，年轻的朋友们！ 一千多封来信展现了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思想里的一个新境地。这里充满着生动活泼的春天气息，充满着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充满着智慧的闪光和文采的横溢；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民在思索着什么，在追求着什么，他们热爱着什么，又在憎恨着什么！……看着这一封封的信，我想起了爸爸曾经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亮亮，你要记住，唯有人民是不朽的，你要终生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我在饱经忧患又重新获得幸福的今天，重温爸爸的这段话，感到格外的亲切，也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全部价值所在。所谓松树的风格，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爸爸数十年如一日，正是遵照着这一宗旨去做的。如今他永远离开了人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却把热爱人民的忠贞信念留给了我，使我真正懂得了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使我懂得必须永远扎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亲爱的读者，用你们那超出血肉的阶级情谊，用你们那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书信，使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和理解到了这一点，这是多么的珍贵啊！我感激你们，永生永世……

第5版()专栏： 荆人渡河的教训 王凤举 在《吕氏春秋》的《察今篇》中，有个荆人渡河的故事，说的是荆人要进攻宋国，路隔着澭水，先派人去测量，把可以渡河的地方记下来，准备晚上从那里偷渡过去。殊不知，晚上“澭水暴溢”，而荆人却仍旧原路前进，结果“溺死者千有余人”，进攻计划当然也以失败告终。 荆人渡河的故事启示我们，要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思想一定要跟上客观形势的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切不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荆人渡河前虽然下了一番功夫，并把可渡河之处记了下来，但在情况已发生变化了的晚上，还把白天决定了的事情死守着，结果弄得“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这怎能不吃苦头？！ 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革命道路上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这一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当务之急。 思想转变是行动转变的前提。思想不来一个转变，其他一切转变都无从谈起。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行进中会不断出现许多新变化，向我们提出许多新问题，无论我们熟悉的“本本”，或已有的实际经验，都不足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密切联系实际，勤奋学习，使自己的头脑跟上新的变化，及时找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有些同志的思想还远远跟不上当前客观发展的新形势。多少年来，按陈规旧习办事，无形中已成为一些人的思想方法和行动准则，他们对那些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作风、旧习惯恋恋不舍，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还很不解放，满脑子条条框框，你要从实际出发提出一些新问题、新见解，他始而惊呆，继而等待，总觉得“本本”没有载的，不敢表态；过去没有走过的路，就不敢跨步。这样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如不尽快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试想，让他们去带领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岂不象昔日渡河的荆人，要吃败仗？！ 要使思想适应这一伟大的革命转变，跟得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就必须善于学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规模之巨大，牵动之广泛，变化之剧烈，任务之繁重，时间之紧迫，意义之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一次革命，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超过。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新事物、新问题、新经验，定会层出不穷，过去我们有的本领已远远不够了，只有善于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真正懂得科学和技术，懂得管理和业务，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我们的保守、落后与无知。

第5版()专栏：影评 从“摩登”到“未来” ——美国影片《摩登时代》和《未来世界》观后 冯昭奎 正当新春佳节、邓副总理访问美国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美国影片《摩登时代》和《未来世界》。《摩登时代》是卓别林早期的一部重要作品。这位闻名世界的喜剧艺术大师果然名不虚传，他那精湛的表演艺术、作品的深刻思想内容和巨大讽刺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摩登时代》和《未来世界》，一部是喜剧片，着力于针砭现实，充满着带泪的笑料；一部是科学幻想片，着力于推测未来、显示着惊人的想象力。尽管两部影片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但在内容上却有着一个互相联系的地方，这就是它们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人类生活的影响。 在《摩登时代》里，我们看到工人查理正在验看运货车带上的螺丝帽。他双手拿着扳手，在机器效率（实质是饥饿的鞭子）的驱赶下，进行着非常单调又极度紧张的工作。他终于神经错乱了，以致把一切形状类似的东西都误认为是螺丝帽，他被送进疯人院，又历尽了种种酸辛。查理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深刻的人间悲剧：人们发明了机器，自己却被贬为呆板的机器零件；人们创造了科学，自己却被化作愚钝的物质力量。 然而，在《未来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人类把自己的机能（包括一向是作为思维物质——人类所独有的特权的那些机能），愈来愈多地移交给了机器，从而机器被赋予了人的行为，人的形象以及人的某些思维能力。而人类本身则转移到更为高级的监督、指挥庞大机器系统的工作岗位上去。 从“摩登”到“未来”，人——劳动者从机器的附属品变成了机器系统的指挥者、监督者，他们的工作重心也从体力劳动转移到脑力劳动上去。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何等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社会面貌啊！但是，正如控制论的奠基者维纳所说的，控制论这门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技术发展，它具有为善和为恶的巨大可能性。”其实，维纳说出了所有的科学技术的共同遭遇。在《摩登时代》里，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却也被脑满肠肥、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作为榨取工人血汗的艺术。在《未来世界》里，机器人既代替和帮助人类的许多工作，却也被野心勃勃的坏蛋作为杀人的手段，作为一个难以置信的阴谋的工具：操纵“未来世界”的人——施奈德博士之流，正准备向我们这个世界输送完全由他们制造和听从他们指挥的机器人，企图以假乱真，用以替换人类世界的领袖人物，从而达到控制整个人类世界的罪恶目的。 用机器人来冒充真人，这种想象看来似乎离奇，却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机器人是一种能够模拟人的某些智能的自动机。目前，比较复杂的智能机器人，正在控制论、计算机、信息论、仿生学、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的共同孕育下，逐渐生长起来。这种机器人具有“电脑”（电子计算机）、眼睛（电视摄象机、光学测距仪、前处理计算机）、耳朵（微音器、前处理计算机）、手（多关节机械手、压力敏感元件等传感器、控制计算机）、脚（行走机构、控制计算机）等等，甚至还能讲话。这就是说，机器人可以具有跟人类所有主要器官对应的模拟器官，从而能够模拟人类从感觉外界信息到加工、处理信息并作出有控制的行动反应的全套本领。特别是凭借电脑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可能具有自动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自动积累经验知识的自适应、自学习本领。可以想见，当这样的机器人不断完善起来，并且要用极为灵巧的电子器官、极为逼真的假面、假肢、再穿戴上时新的服装，很可能当它们近在咫尺，你还分辨不出真假。 当然，机器人在外表、行为和某些思维能力方面发展得与人类再相似，它仍然是机器，是人的模拟物，而不是人。它终究是由非生命物质组成的，因此，它不可能具有生命物质那种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繁殖的本质特性。尤其不可能具有人类这样高等生物所特有的高级的思想感情。这里，正如影片的主人公、那位勇敢的记者查克所说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冒充的”。而这“不能冒充”的东西正是那些体现了人与机器的本质差别的东西。我看，查克要女记者特雷西用性感反应来鉴别真人和假人，这种办法是颇得要领的。因为机器人如果能够与人类发生恋爱、通婚、生育之类事，这就意味着完全抹杀了人与机器人的本质区别，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机器人决不可能真正“配备性的程序”。国外某些“学士文人”，曾经正儿八经地讨论过“人与机器人谈恋爱”的问题。我看在这一点上，查克和特雷西比那班信口雌黄的学士文人高明得多。 就我过去所知，都是机器人如何驯顺地听从人类指挥，为人类所用，因此，在影片开始看到机器人起来“造反”、“暴乱”，感到有点意外。但继而再想，发现这里也有道理。从根本上说，作为自动机的机器人，总是受人类控制的，随着机器特别是自动机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借以控制机器的种种因果联系变得愈来愈间接，其间的中介环节愈来愈长，因而就显得机器的独立性愈来愈大，以至在《未来世界》里出现的机器人，似乎是完全“独立”地在那里活动了。拿闹钟打个比方，当你把它拨到清晨六点，它本该按时“自动”地把你叫醒，但是，如果它失灵了，也可能在半夜三点把你吵醒。既然闹钟这样最简单的自动装置弄不好还会造你的反，那么，自动化程度如此之高、“独立性”如此之大的机器人，一旦发生故障，起来“暴乱”、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工具是人类器官的延长。机器人尽管是人类的各种感觉器官、动作器官以至人脑的延长的巧妙结合，它仍然没有超出人的工具这个范畴，作为人类工具的机器人，它只能受人类的支配和操纵，而决不能反过来支配和统治人类。施奈德博士要以机器人来控制人类世界的痴心梦想，由于颠倒了人和机器的根本关系，是注定要破产的。同时，施奈德博士本身属于人类这一事实，又正说明了他的野心当然不是由机器人，而是由他们自己利用科学技术最新成果来统治和奴役人类。因此，这场斗争决不是发生在人和机器之间，而是一切善良的人类同这伙人类中最反动、最凶恶的毒蛇猛兽之间的斗争。 幻想作家总是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现象作为编织幻想的原材料。《未来世界》的作者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个利用机器人进行的骇人听闻的阴谋固然是一个虚构的幻想，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科学技术被利用来作恶的事实不是俯拾可得么？目前，各种类型的机器人正象刚刚踏入人世的少年英才，在许多工业部门和科研领域崭露头角的时候，那些惯于利用科学技术作恶的人们，也决不可能不在机器人身上打坏主意，他们正象躲在黑暗中的“教唆犯”，千方百计地引导机器人走上邪恶的道路。由此可见，《未来世界》这个幻想故事，不仅没有脱离现实，而且恰好是切中时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在现代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潮流中，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在利用科学技术作恶方面升级。同时，这个故事的似乎离奇的情节，更是具有提高人们警觉的意义，即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比较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利用科学技术作恶的公开事实，而且尤其要警惕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利用科学技术作恶的秘密阴谋。在这方面，新闻记者查克和特雷西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寻根究底，终于揭破“未来世界”黑幕的正直、勇敢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 幻想是科学的先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幻想与现实的距离是在不断变化的。即以《未来世界》中出现的机器人来说，它们虽然都含有不少幻想的成分，但是其中相当部分已经不是幻想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或是不久即将实现的东西了。机器人已经立下的卓著业绩及其未可限量的远大前程，充分显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用于发展生产、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进，是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效益和威力。今天，已经打碎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枷锁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够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伟目标。 《未来世界》、《摩登时代》等影片，是建国以来首批公映的美国电影。这些影片的放映，也展示了中美建交以后，中美两国科学文化交流的广阔前景。我们希望今后要更多地放映美国以及其它技术发达国家的科学幻想、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影片，使我国公众更多地接触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开阔眼界，吸取营养，不断攀登科学技术的新高峰！

第5版()专栏： 钢花报春〔外一首〕 金谷 雪朝多美呵，银装玉砌， 高炉在天上盼这场大雪； 此刻，冶金群英会上， 华主席正和代表们谈钢说 铁。 三千万钢花报春， 情怀是如此壮烈； 一亿吨重任在肩， 我们也决不会胆怯！ 党的号召是前进动力， 快把钢铁的春天迎接， 迈开大步踏冰雪， 明年呵，再向党报捷！ 和时间赛跑人， 该怎样珍惜生命？ 请问一问同时间赛跑的人 —— 当年，他发明万能工具胎， 一年顶四年，靠的是闹革新； 为什么跑在时间的前面？ 他说大干是咱本分！ 寸金难买寸光阴呵—— 二十八年，一百多项革新！ 永远坚持同时间赛跑， 王崇伦才永葆青春…… 春风又吹绿千山万岭， 八亿神州旌旗奋。 把工作重点转到四化上， 党中央发出了庄严的进军 令！ 战鼓催征哟，分秒必争， 敢同时间赛跑，才能战无不 胜！ 十二年走完新长征的路， 四化未来美似锦……

第5版()专栏： 万里长江第几桥〔木刻〕 酆中铁

第6版()专栏： 祖国的宝岛——台湾 台湾省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海上，总面积三万五千九百八十一点二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台湾本岛三分之二是山地，平原多在西部沿海。 在台湾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汉族，还有高山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台湾盛产茶叶、稻米、甘蔗，还有香蕉、凤梨（菠萝）、柑桔、龙眼、椰子等。樟脑产量居世界首位。台湾沿海水产丰富。台湾地下矿藏最重要的是金、石油、煤和硫磺。 （台盟北京支部供稿） 春秋阁 ↓开元三塔 ↑赤嵌楼 →燕子口与九曲洞 ↑阿美族的千人舞 ↓东台湾海岸 →日月潭光华岛 ↑香蕉与凤梨（菠萝） ↓碧潭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