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保护森林制止乱砍滥伐 国务院发布布告，提出十项措施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六日电 国务院于一月十五日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制止乱砍滥伐的布告。 布告说：森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又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我国森林资源少，与国民经济发展很不适应。为了大力植树造林，加强森林保护，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促进了林业的发展。但是，近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煽动无政府主义，肆意践踏林业政策法令，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国有山林被非法侵占、砍伐。不少单位擅自进入林区收购木材和木竹制品。相当多的地方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有些林业部门不爱惜森林资源，浪费木材。森林火灾严重，烧毁大量林木。目前，不少地方破坏森林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破坏森林就是破坏农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刹住这股歪风。为此，特布告如下： 一、坚决维护国家和集体的森林所有权。国有林统一由国家林业单位经营，集体林由社队经营。不准将国有林划归集体或非林业单位，不准将集体林划归个人。任何其他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农牧场、社队以及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砍伐国有林木。已经侵占的，必须限期退还。抢砍盗伐林木和抢劫木材的，要追回赃物，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 对山林权属纠纷，各级革命委员会应组织政法、民政、林业等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抓紧解决。在山林权属未定之前，任何一方不得乘机砍伐森林。对挑动山林纠纷的坏人，要严加惩处。 二、严禁乱砍滥伐，以木易物，搞非法协作。非林业单位不准擅自进入林区采伐和收购木材。林区县所需要的木材，要经过省、自治区计划委员会批准，纳入国家计划，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不得在计划外向国营林业单位和社队下达木材生产任务，更不准在国营林业单位的经营区内建立采伐点，已经建立的必须立即停止采伐，限期撤出。 三、严禁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继续毁林的，限期由毁林单位还林。今后，对于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的，要追究领导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制裁。 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要严加保护。国家规定保护的珍贵动物和珍贵树木，禁止猎捕和砍伐。 四、加强市场管理，严禁非法贩运木材，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运输木材、竹子和木竹制品、半成品出县、出省的，必须有县、省林业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明。 五、健全护林防火组织和制度，设立林区公安派出所，整顿林区社会治安，清理盲目流入人员。在防火时期，严禁野外用火。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一切火灾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当地革命委员会要迅速组织群众扑灭。对违反规定引起森林火灾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和损失大小，分别给予罚款、纪律处分或法律制裁。对放火烧林的坏人，要严加惩处。 六、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实行谁种谁管谁有的政策。铁路、公路两旁，河渠两侧，水库、湖泊周围，工矿区，机关、学校、部队营房附近，以及农场、牧场经营地区，要按照当地革命委员会规定的期限，由主管单位进行植树造林。煤炭、轻工、冶金等企业，应当利用一切可能条件，营造用材林，林木归造林单位所有。 社员个人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竹子、果树等，归社员个人所有，不得侵犯。 七、毁林者罚。毁坏林木者，毁一棵要栽活三棵，并处以罚款。经过批准采伐的林木，要限期更新，并保证成活。 八、广泛开展爱林护林教育，表彰、奖励护林有功人员和单位，严肃处理破坏山林、树木的案件。要大力支持林业部门和护林人员的工作，尊重他们的职权。对破坏森林案件中的为首分子和打死打伤护林人员的罪犯，必须从严惩处。 九、各级林业部门和林业单位，必须模范地执行国家林业政策法令，坚持合理采伐，及时更新迹地，切实纠正重采轻造的错误作法。违反法令、乱伐林木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加处罚。 十、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认真发动群众造林护林。凡所辖地区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毁林案件，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损失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对玩忽职守，纵容支持破坏森林的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

第1版()专栏： 加强法制 保护森林 本报评论员 我国是个森林资源很少的国家，解放以来，党和政府曾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和保护林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许多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林木的歪风，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不仅使木材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使自然条件恶化，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乱砍滥伐林木的歪风还没有刹住。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为什么保护不住？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吗？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是载入宪法的；党和国家为保护森林曾颁布过一系列政策、法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务院还颁发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然而，一些县、社、队和机关、部队、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无视国家法令，任意强占盗伐国有林，无计划地大量砍伐集体林，把砍伐林木作为生财之道，影响所及，少数群众也私自滥伐国家或集体的林木。如果说“四人帮”横行时期，对滥伐林木的行为管不了，没法管，如今为什么仍然熟视无睹，不管不问？这说明有关单位的同志，特别是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法制观念十分薄弱。他们为了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或者照顾某些人的“情面”，而把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置于脑后，对违法行为不过问、不斗争，甚至包庇纵容，这正是滥伐林木的歪风长期不能制止的主要原因。为了保护林木资源不再遭受破坏，必须普遍加强法制的宣传和教育，认真解决有法不依的问题。有关领导人员，更应以身作则，严守法令。 在加强法制教育的同时，还应当广泛进行关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重要地位的宣传教育。森林对于改造自然，促进农牧业发展，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林业发展了，在这些方面显示的效果就会越来越显著；相反，乱砍滥伐林木，人们就要遭到自然的惩罚。这不仅古今中外都有严重的教训，而且各地群众也有切身体会。人们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就能够自觉地爱护林木，发展林业，也可以更加有效地制止滥伐林木的歪风。 现在，国务院颁发了《布告》，各地应该做出具体部署，坚决贯彻执行。对破坏森林的坏人，要严加惩处；对玩忽职守，纵容支持破坏森林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同时，要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把《布告》宣传好，贯彻好，做到法纪严明，政策落实，保护森林，发展森林。

第1版()专栏： 把有限的钱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中央决定，一九七九年建国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不大搞，“不要在这方面多花钱和物” 编者按：今年十月是建国三十周年。怎样迎接和庆祝今年的国庆？应当用实干苦干的优异成绩来迎接和庆祝。中央决定：“一九七九年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不大搞。”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农林部关于拨款整修北京农业展览馆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央这个决定，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愿，很值得各级各部门领导同志深思。 先念同志的批语说：“不要在这方面多花钱和物。”说得很正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百乱待理。我们应该把主要财力用到加快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本报曾收到不少人民来信，对有的地方过去搞庆祝活动铺张浪费很大，人民群众是很不赞成的。 小平同志的批语说：“要首先把钱花在农业科研和大专学校方面。”也说得很正确。整修农展馆，加强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都必要。但比较起来，哪个更急需、更重要呢？当然是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应该把有限的钱财花到最急需的地方去，要分个轻重缓急。 建议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检查一下，你那里是否也有想大搞庆祝活动，铺张浪费的打算？如果有，应当坚决纠正。 本报讯 记者王惠平报道：从正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获悉：农林部为了迎接国庆三十周年，计划拨款二百二十万元整修北京农业展览馆，报告送给中央审批。李先念同志的批语是：“中央决定，一九七九年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不大搞。根据这个精神，农展馆应逐步改革，我意一年搞不成，二年也可以，甚至以后每年还可以不断充实，真正起到交流经验的作用。不要在这方面多花钱和物。”邓小平同志的批语是：“要首先把钱花在农业科研和大专学校方面。”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语在会上传达后，代表们受到深刻教育。很多同志说，开会，搞展览，组织参观，要真正起交流经验的作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歪风邪气盛行；不解决问题的会议，形式主义的“展览”，游山玩水式的“参观”，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严重地败坏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方面的流毒甚深，不可低估。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的思想首先要来个大转变，想问题、做事情，都要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基点出发，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很多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教育、科技战线多出人才，早出成果。为了做到这一点，适当增加教育、科研经费是必要的。目前，我们国家还面临很多困难，教育、科研经费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但是，如果各有关主管部门能够深切领会中央领导同志批语的精神，把有限的钱财首先用到科研和教育方面去，用到解决教学和科研人员进行工作的迫切困难上去，那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科教事业更快地发展。

第1版()专栏： 团中央、国家林业总局发出通知 青少年要成为建设“绿色万里长城”突击队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六日电 共青团中央、国家林业总局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北方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为“绿色万里长城”的早日建成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知指出，各级团组织要把开展这一活动的宣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团的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建设“绿色万里长城”的重大意义。在造林运动中，要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大力开展评思想、比贡献、选突击手、树标兵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广大青少年成为建设这一宏伟工程的朝气勃勃的突击队。

第1版()专栏： 春节期间全国大部地区降瑞雪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今天，首都又降瑞雪。据中央气象台提供的材料，我国大部地区春节期间也降了雪。 由于冷空气的影响，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二日，我国从东北南部、西北东部直到华南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先后降雪（有些地区先雨后雪）。降水量一般有二到十毫米。其中，河南东部、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有十到二十毫米。降水量大于四十五毫米的地方有：安徽阜阳、黄山，湖南长沙，江西南城。 去年入冬以来，全国大部地区雨雪稀少，有些地区干旱严重。这次降雪，使北方冬麦区南部、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和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部分地区的旱情有所缓和，有利于越冬作物的生长。但是，降水不均，不少地方雨雪还少，这些地区仍需继续开展抗旱和防旱工作。

第1版()专栏： 邓副总理在亚特兰大受到热烈欢迎 佐治亚州州长举行晚宴，十七位州长参加；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亚特兰大商会联合举行盛大午宴 宾主畅叙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增长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今天晚上出席了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和夫人在他们官邸举行的晚宴。 当邓副总理和其他中国客人来到州长官邸时，巴斯比州长在门口迎候，他向中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宴会厅内，宾主频频举杯，畅叙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 巴斯比州长在祝酒时说，中国领导人这次对美国的访问，特别是对佐治亚州和其他地区的访问“标志着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还说，今天参加宴会的十七位美国州长代表全国所有地区，他们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 邓副总理感谢主人在亚特兰大市给予他的热烈款待，并表示很高兴同十七位州长会见。他说，美国的南方在过去是比较落后的，而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标兵，这些成就是对刚刚开始实行现代化规划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力量。他说：“我们很愿意同你们南方各州进行有效的合作。” 邓副总理还说，他同卡特总统的富有成果的会谈表明，美中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今后的任务是要由两国人民来扩大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在祝酒时说，中美两国已经走上了寻求人类的友谊、目标与和平的道路。“虽然路程是漫长的，但你和卡特总统已开始了第一步。” 出席晚宴的有邓副总理一行的成员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参加晚宴的来宾有：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阿拉斯加州州长杰伊·哈蒙德、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夏威夷州州长乔治·有吉、伊利诺斯州州长詹姆斯·汤普森、衣阿华州州长罗伯特·雷、肯塔基州州长朱利安·卡罗尔、密执安州州长威廉·米利肯、密西西比州州长克利夫·芬奇、蒙大拿州州长托马斯·贾奇、新泽西州州长布伦丹·伯恩、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姆·亨特、北达科他州州长阿瑟·林克、罗得岛州州长约瑟夫·加拉希、佛蒙特州州长理查德·斯内林、弗吉尼亚州州长约翰·多尔顿、西弗吉尼亚州州长约翰·洛克菲勒以及特拉华州州长夫人伊利丝·杜邦。 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出席了宴会。他在晚宴后会见了邓副总理。 邓副总理及其一行将于明天上午离开亚特兰大前往休斯敦。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及其一行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午宴上受到盛大的欢迎。 午宴设在七十多层楼高的现代化的桃树广场饭店的大厅里，气氛热烈友好。它是由（美国）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亚特兰大商会联合举行的。当中国客人们进入宴会大厅时，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在走廊里排成了长队。陪同中国客人们进入宴会厅的是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和夫人、已被提名为驻华大使的伍德科克和夫人以及美国国务院礼宾司长伊迪丝·多贝尔夫人。 在宴会大厅楼上一间圆形起居室中共有数百名摄影记者和电视工作人员挤在那里工作。 在阵阵掌声中，伍德科克把中国客人们介绍给参加宴会的人，然后，亚特兰大市长梅纳德·杰克逊也把出席宴会的当地知名人士和贵宾介绍给中国客人。 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彼得·怀特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在二○○○年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的目标。他接着谈到亚特兰大市和佐治亚州以及美国东南部地区曾经遭受过战争和天灾的破坏的情况。他说：“我们历史上的痛苦经历，虽然同汉族人民相比是短暂的，然而它使我们不仅在技术上有能力，而且对于你们在发展计划中所将遇到的问题抱有真诚的同情。” 梅纳德·杰克逊市长说，亚特兰大市的人民将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建设自己的城市。他还赞扬了亚特兰大市的卓越公民、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牧师。 梅纳德·杰克逊是亚特兰大市第一位黑人市长，他一直主张美中建交。他今天倡议，在亚特兰大市和中国之间开始建立直接航空联系，并在亚特兰大市设立中国总领事馆。他向邓小平副总理赠送了一件玻璃雕塑品。 邓副总理在午宴上讲话时向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的公民表示敬意和衷心的问候。他特别指出，亚特兰大市的公民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建设起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城市，这充分显示出美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 他说：美国人民不愿意和平生活受到战争破坏，中国人民也希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略部署。 他说：“今天，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他还说：“美国人民二百年来艰苦创业，实现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特别是你们称作阳光地带的南部地区，近三十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

第2版()专栏： 在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 大庆油田坚持开好技术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郭玉德报道：大庆油田党委召开油田开发第十七次技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石油部副部长、油田党委负责同志、地质师、工程师和工人代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洋溢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气氛。许多份报告和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有专题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利用了室内试验、现场试验及油田生产动态的大量数据。尤其可喜的是，普遍运用了沉积相和渗流力学的理论，增强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加深了对中含水期油田稳产特点的认识。 大庆油田把开这样的技术座谈会，当作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实行民主管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来，其中只有两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中断。在这次会上，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流体室在规划油田高产稳产技术措施时，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纯油区的井口注水压力要继续控制在一百三十个大气压左右，非纯油区的井口注水压力要继续控制在一百五十个大气压左右，否则，油层会出现裂缝，含水急剧上升，造成暴性水淹，使油井减少产量。对这个问题，采油四部的同志依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大部分油井按照上述压力注水以后，纯油区还有大部分非主力油层没有吸水，油井中个别层段出现的水淹现象，不是由于提高注水压力的结果。他们主张纯油区井口注水压力要提高到一百五十个大气压，才能保证注水采油的实际需要。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目前油田开发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或技术政策。油田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后一种意见，希望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试验和研究，求得更新的认识。多少年来，对一些技术上有争论的问题，他们都不忙作结论，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就能鼓励大家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 在这次技术座谈会上，大家讨论通过了油田副总地质师唐曾熊作的《大庆油田高产稳产近三年来地下形势及今后七年稳产的分析和安排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历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去年九月中旬以来，为总结油田高产稳产的经验和制订下一步稳产规划，广大采油工人开展了地下情况大调查活动。唐曾熊和一些技术干部分头深入基层，和工人们一道，从一口井，一个开发区块，一个采油队做起，分析研究地下情况，把分散的、局部的一些经验和问题集中起来，然后交给技术座谈会反复讨论，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总的技术方案。技术座谈会后，主管技术部门的同志再次下基层，和群众一起贯彻落实技术方案，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经过半年的实践，对方案的有关内容又作了个别的修改。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领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过程。这样做，就减少了瞎指挥的现象。 在技术座谈会上，一些工人的发言，常常使技术人员开阔了思路。有一次，采油二部四十七队一个工人说，油层中有一条固有的水路，就象人身上的血脉一样，我们工人把它叫做“自然水路”。油田开发室副主任地质师王启民听了很受启发。他当时在进行主力油层开发的现场试验中，也碰到油层的水“不听指挥”的问题。他两次专程拜访了这位工人，并且研究了流体力学的有关理论，综合分析了一百多口井油层中水的自然流向和注水后的变化，从沉积理论的新认识中解答了这个难题。他根据这个认识，调整了注采关系，取得了原油增产的明显效果。 这次技术座谈会召开以后，王启民正在搞油田老开发区第三套油层开发试验的方案设计。开始，他准备设计一种井距相同、井与井之间距离比较小的方案。后来，他同来自老开发区参加技术座谈会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座谈。他们提出对这套油层的井距要适当加大，注意跟老井衔接，便于今后综合调整改造。王启民吸收了他们的建议，设计了一种大小两种井距的试验方案。这种方案，可以相互进行比较，既能够早一点看到试验效果，又能看到将来打生产井时用多大井距更为合适。在技术座谈会临近结束时，王启民的设计任务已经完成了。通过开好技术座谈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研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第2版()专栏： 为什么国营厂装配门锁的效率不如街道生产组？ 上海长征锁厂生产的丰收牌弹子门锁，在去年七月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会上被评为第一。因此，厂党支部办公室挂着一面大锦旗，绣着“全国弹子门锁质量评比流动红旗第一名”十七个大字。 但是，这种门锁绝大部分是包给武夷街道一个生产组做的，工厂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同样装配门锁，效率大不相同，国营厂反而不如小小的街道生产组。 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有四十九名生产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装四百六十把锁，最高的超过五百把。长征锁厂装配门锁的一个小组有十三名工人，平均每人一天只装配二百八十把，还不到一九七一年的水平。 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的全部成员都是体弱的家庭妇女和知识青年；而长征锁厂那个小组的工人，平均比街道生产组成员年轻七岁，技术水平和健康状况都比较好，生产场地和设备条件更是好得多。 过去向街道生产组传授装锁技术的锁厂工人，现在平均每人的日产量只有徒弟的百分之七十，这是什么缘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长征锁厂厂长常家坤。他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主要是“吃大锅饭”的思想在作怪。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常家坤的话确是击中了要害。街道工业是集体所有制，实行生产小组独立核算，街道自负盈亏。职工是计日报酬，干一天拿一天的工资。生产任务完成的好坏，企业积累的多少，与个人收入密切相关。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自从一九七一年成立以来，由于生产发展，积累增加，福利待遇有了很大改善。因此，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集体，千方百计地把生产组办好，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上班八小时，人人争分夺秒地干。几年来，这个组的产量、质量直线上升，定额指标一再提高。 长征锁厂的那个装锁小组却是另一番景象。有的人干活慢慢吞吞，有的人边干边聊天，有的人干脆放下工作找人闲聊。据说，厂里从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实行定额制度。但是，过去由于没有奖励办法，干多干少，超过定额和完不成定额一个样。因此，工人们往往做多少，算多少，不大关心自己的生产成果。去年十月，这个厂开始试行奖励制度，但是奖金级差仅一元，鼓励作用并不大。有的工人看到完不成定额，拿不到奖金，干脆多请几天病假，反正工资分文不少。十月份，这个组的十三名工人共请假一百十七天，相当于四个半人全月没有上班。 据记者所知，在上海经济战线上，类似这两个单位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在提高生产效率，关心产品质量，精打细算、勤俭办企业，讲究经济效果等方面，有些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往往不如街道里弄加工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办得是好是坏，是盈利还是亏损，与职工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大。有的单位尽管长期亏损，而干部、群众的工资却月月照拿，领导人也不感到什么压力，用不着为“吃饭”问题操心。 在采访中，许多干部、工人向我们提出，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前迫切需要实行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直接结合起来的经济制度，那些“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落后思想和做法该彻底打破了。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李琳

第2版()专栏： 既当“意见箱”又做“加工厂” ——记江都县委发扬民主作风的二、三事 不光是当“意见箱”，群众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去，还要做“加工厂”，采纳群众正确的意见，纠正错误，改进工作。这是中共江苏省江都县委在发扬民主作风中的一点切身体会。 一九七八年四月，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时，县委书记章昌祥只听了个别同志的建议，没有经过试验，就要求各地推广“条播粒摆”的育秧方法。这种方法花工费时，一亩要几十个人工，群众很有意见。许多队干部和育秧员纷纷向章昌祥和县委其他领导成员提出批评，说这样做要耽误季节，推迟栽插，造成减产。刚听到这些刺耳的话时，章昌祥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转念一想，群众批评“顶头上司”是很不容易的，是出自对农业生产的责任感，应该认真对待。他立即到黄恩、周西、宗村等公社作调查，并在蹲点的小纪公社纪东大队和社员们一起研究，这才认识到大面积搞“条播粒摆”确实有困难。他回县后，立即召开电话会议作了自我批评，收回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命令。 再一件事对县委的教育也很大。有个公社在一段时间内，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砍掉桑树，改种粮食。结果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但副业产值下降了，社员收入降低了。可是县委有的领导成员只看到这个公社粮食产量高，很赞赏这种做法，便大会宣传、小会表扬，又授红旗，又发奖状。其他公社的干部、社员气愤地给县委提意见说：毁桑种粮，还得到表扬，这要把我们引到哪条路上去？县委成员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公开向群众检讨，纠正种植方针上存在的偏向。但县属部门有的干部说，这样做会削弱县委的威信，今后说话就没人听了，不如拖一拖，个别做做工作，悄悄改正算了。到底怎么办？县委讨论后认为，群众的批评切中要害，县委遮遮掩掩不行，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于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委会上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并以实际行动纠正了光抓粮不抓多种经营的片面做法。一九七八年对夏熟高产单位授奖时，县委不再把粮食产量作为授奖的唯一标准，而是要求做到“大、全、多”，即粮食增产幅度大，农副工项目发展全，社员增加收入多。社员们说：“这样指挥生产，我们有奔头。” 江都县委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勇于改正错误，广开了言路，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干群关系，敢讲话、肯提意见的人多了。现在，县委负责同志下乡，一大群人涌上来围成一堆，就拉起了“知心话”。一九七八年春天，队干部和饲养员从母猪繁殖到饲料生产，从人员落实到奖赔制度，向县委提了几百条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县委制定了发展养猪的八条规定。去年一月到十月，全县各地干部、群众向县委写了三千多封来信，反映落实政策、干部作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柴米油盐等方面的问题。县委负责同志对其中的四百多封作了批示，做到件件有着落。 江都县委的同志感到，有广大群众做耳目，走起路来脚步更稳了，抓起工作来方向更明了。 新华社通讯员 倪玉泉

第2版()专栏： 怎样把西北黄土高原建设好？ ——部分林业科研人员座谈纪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童大林、鲍彤和石山写的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建设方针问题的两篇文章，并建议科技工作者展开讨论。最近，国家林业总局邀请了林业科研等部门的学者和科研人员，就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进行了座谈。下面是本社记者根据座谈整理的摘要。 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 应以林牧为主 马杏绵（林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我赞成童大林等同志提出的西北黄土高原建设以林牧为主的方针的建议。因为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方针，要看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和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早已遭到破坏，长期遭受无穷尽的生态性灾难。以农为主，已是恶性循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地区的现状，就应改变以农为主的方针，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后，能不能尽快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呢？我认为完全可能。以林业为例，在我国大面积成功的例子不止一处。 二十多年来，同样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性灾难地区——雷州半岛，已造林三百六十万亩，现在整个半岛变成了绿色海洋，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而且保障了农业增产。河南省黄河故道也是全国闻名的老灾区，由于大搞造林绿化，二十年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园林化村。目前的发展趋势正由一村、一队、一社、一县向一个地区发展，村、社、县、乃至地区之间园林化正在形成有机联系，必将向更大的范围引伸。这一地面上的绿色连锁反应，今天是“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基础，而明天必将为这里的人民创造出享之不尽的绿色源泉。 雷州半岛、黄河故道大力发展林业，可以改变面貌，西北黄土高原也应当是能够做到的。 以林牧为主也要因地制宜 宋朝枢（林业科学院森林植物研究室主任）：童大林等同志提出的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我是赞同的。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确要考虑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 黄土高原面积达二十七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根据我和一些科学工作者对这里多年的调查，应按不同类型，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大区： 一、黄土塬地区。塬地主要有甘肃省的董志塬、早胜塬、长武塬，陕西省的洛川塬等。这一地区的特点是塬面平坦，水土流失较轻。但塬地由于流水侵蚀，大部分已被深沟所分割，沟道面积逐渐扩大，如不加速治理，将来也会变成黄土丘陵。这一地区塬面应实行以农为主，自给有余，林牧为副，自给自足的方针。塬面营造农田防护林和塬边林带，实行草田轮作；沟谷则以林为主，待树木成林后，可作林地放牧。 二、黄土丘陵区。这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的一个地区，约占百分之六十五。由于自然界的长期侵蚀，造成许许多多的沟谷，沟谷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形成黄土高原特有的梁、峁、坡、沟、壑的地貌类型。以陕西省为例，大致在富县以南侵蚀程度较轻，为高原沟壑区，富县以北侵蚀严重，为丘陵沟壑区，也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这里应以林牧为主，自给有余，农业为副，自给自足。具体则应在梁、峁顶部及坡的上部发展林业；梁、峁坡面下部修梯田，实行林带草带结合或草田轮作；在沟底应打坝淤地造良田，有的地区可实行果田或果菜结合；河川地则治河造田，建成高产的基本农田。但在治理时，必须象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队和山西省河曲县曲峪大队那样，采取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坡沟兼治，生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实行“三三制”，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如果仅在沟川打坝造田，不治坡面，结果坝被冲垮、良田被冲毁、水库变泥库，这样的经验教训不少。群众说得好：“水是一条龙，先从顶上行，治下不治上，结果一场空。” 三、黄土山区。黄土高原还有少数高出高原数百米并覆盖一层黄土的山地及半石质山地，如山西省的太岳山、吕梁山，陕西省的黄龙山、乔山、崂山，甘肃省的子午岭、陇山，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等。这里目前尚有一定面积的天然次生林 （俗称稍林）。总面积仅占黄土高原的百分之二，均为水源涵养林。无疑宜以林为主，以林带牧，兴畜促农，牧农自给。但当前的问题是不断向林区蚕食。如甘肃省的子午岭，近几年来，毁林开荒，林区面积缩小了二十多平方公里。陕西省黄龙县仅一九七八年就毁林开荒四万亩。目前黄土山区首先应严禁毁林开荒，保护好现有森林。 树木是多年生植物，经济价值比牧草和农作物都高得多，而且一次投资，多年受益。目前亩产粮食只有几十斤的耕地，种粮食已远不如种树有利。种一亩树林，每年平均生长零点五至一立方米木材，就是几十元，在“四旁”种速生树种杨树等，一株一年就生产一元钱。林地既是牧群良好的放牧草场，又能解决水土保持、改良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群众总结后形象地说：“山上栽上树，好比修水库，天涝它能吸，天旱它能吐。” 黄土高原如果能在一九八五年或稍长一些时间，逐步实现每人平均两亩农田，三亩牧草，四亩树林，它的落后面貌必将大大改观。时不待人，我们应该迅速地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宜什么搞什么，水土保持是关键 杨含熙（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要在搞好水土保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水土冲刷不停下来，什么都是空话。不仅农田要注意水土保持，林地草地也有个水土保持问题，不是说种了林草就万事大吉了。要知道，不合理的林业、牧业也要引起水土流失的。我建议：国家最好能成立水土保持总局，西北每个省、自治区也要建立相应的机构；要制定全国水土保持法律；应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水土保持会议，重点解决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问题。只有经过国家通盘考虑，明确责任，共同抓综合治理，才能迅速见效。各自为政，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劳民伤财，这是为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证明过的。 粮食和水的问题很值得考虑 程崇德（国家林业总局造林局副总工程师）：我认为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粮，二是水。不管生产方针确定以什么为主，首先都要解决吃饭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人口增殖问题。目前多数地区口粮和生活水平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要改善这种状况，既不能全靠调进粮食，也不能实行移民，只有下力量改变广种薄收，使吃饭有保证，同时可以把退耕腾出来的土地，发展林业与牧业。这就要有一定时间的过渡时期，即休养生息。在这段时期内，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一个队一个队的确定口粮标准，应该减免农业税的就减免农业税，应该不卖余粮的就不卖余粮，应该调进粮食的就调进粮食。国家在资金、水利、机械、化肥、良种、技术等方面应该扶持的，就积极扶持，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殖。 其次是水的问题。这一地区全年降雨量不多，且又集中在夏季，往往是无雨旱灾，有雨涝灾。目前灌溉条件很差，多数地区不宜打井、不宜开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指望靠南水北调，所以当前除了要搞好水土保持以外，如何增加生产用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很值得考虑。 以牧为主的方针不宜采用 刘家声（国家林业总局造林局工程师）：为了改变黄河中游地区落后面貌，中国科学院石山同志提出以牧为主，兴畜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我个人认为以牧为主的方针不宜采用。这里提出来，与石山同志商榷。因为这样一个失去发展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地区，干旱而又水土流失严重，种植牧草也不见得到处可以长起来的，即使能成活，产草量不会很高。更重要的是只有靠发展林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完全控制水土流失。据科学测定，这一地区森林覆被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以后，才谈得上种草，大力发展畜牧业。 我的看法是：在这个地区结合林业和农业的发展，因地制宜，适当种植牧草，发展一些以圈养为主的牛羊等牲畜是可以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发展得过多了，一则饲草不易跟上来，二则改良细毛羊能否适应这个地区山高、坡陡的环境，还有待研究。实践证明，当地山羊不能多发展，它破坏植被，促使水土流失，经济价值也不高。 建议尽快成立机构加强领导 刘广运（国家林业总局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范济州（原北京林学院教授）：改变黄土高原的面貌，确定正确的治理方针是十分重要的，科研单位要当好参谋，但决定权在党政领导手里。建议国家成立专门领导机构，迅速抓起来。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成立西北林业研究所为例，讲了七、八年也成立不起来，老议而不决怎么行呢？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当地农林科技人员的作用。他们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又熟悉当地的自然情况，在改造黄土高原的事业中，是一支很可贵的力量。但当前许多科技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这是对人材的很大浪费。应当向各级领导呼吁，尽快改变这一部分同志的处境。另外，西北许多农业院校应增设相应的专业，积极培养这方面的人材。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 ——重读陶铸同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秦牧 随着陶铸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的冤抑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也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我把全书再次细读了一回，感到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实事求是风格教育的好书。陶铸同志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为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这位前辈革命家，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这本书是他留下的宝贵的革命遗产之一，是应该向还没有读过它的读者推荐的。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同志的遭遇怎样，内部始末如何，我知道得很少，因此，这篇文章是不打算也不可能谈这么一些事情的；他的女儿陶斯亮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已充分说明了这一切。我这篇读后记，不过是就书论书，因事论事，最多涉及我对陶铸同志的一些印象罢了。 广州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的时候，陶铸同志担任他的副手。那时我们这些南方干部还都不认识他。某日，在一次集会上，一个留着浓胡子的老头儿登台演讲，他对于事物分析的深刻锐利和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感情很快就吸引了我，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折服。事后一打听，这人就是陶铸同志。这之后不久，他把胡子全刮了，年龄仿佛轻了许多，象个中年人了。但是每次听他演讲，那种热情洋溢和鞭辟入里的言辞给我的印象仍然和第一次听到的一样。在多次的接触当中，我观察到，群众对他是十分敬爱的。他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态度也很平易随和（在作报告，批判严重不良现象的时候，那又是非常猛烈凌厉的）。一九五九年夏，我在韩江流域一个农村参加劳动。陶铸同志率领省委一些同志前来视察，把我从田野里叫了回来，问这问那。午餐时，那个大队设了有些儿丰盛、但也不算浪费的饭菜欢迎他们，其中有一样菜是番薯蘸蜜糖。陶铸同志笑着说：“番薯蘸蜜糖？这恐怕不是农民的吃法，是地主的吃法。”他又要大家算一算，办这么一顿饭菜招待省里来的一批人，这个大队每一个农民要负担多少。接着，又穿着拖鞋在村头村尾到处瞧，到处问，这事情也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律己颇严的。 以后，我在《羊城晚报》工作的时候，和陶铸同志接近的机会更加多了一些，为了改进晚报，党委委员们常常被召集到一起开会。陶铸同志抓工作抓得异常之紧，会议常常开到深夜；有时把许多报纸铺在地下，他就蹲在地上对照着来看，边看边议。我觉得，陶铸同志是相当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对其中的一句有意见，直率地提出要修改，他考虑后就完全按照大家提的改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做报告时，常常讲到希望自己一生的努力，能够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好了，死后能够真正有资格在墓碑里题上“共产党员陶铸之墓”就好了。若干年后的今天，这些话竟成了谶语。在本书里《高度发扬革命的自豪感》一文中，陶铸同志写过这样的话：“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很有意思。那么我们究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是‘普通材料’甚至是‘假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呢？在严重的斗争考验中，在炽热的熔炉中，是钢是渣，自然立见分晓。”这段话，经过了浓雾漫天、风雨晦冥的那些日子以后，读起来格外令人感到新鲜和震动。当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切从前如坠五里雾中的人物和事件逐渐呈现出他们清晰轮廓的时候，陶铸同志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我们读他的书，对照这段话来看，是别有一番深长感受的。 我所以写下这些事情，是想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因为这书，也相当深刻地显示了他的个性。这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是陶铸同志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七、八年间，一些谈论思想、修养的文章的纭集，它们一共十篇。六十年代初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受到广大青年热烈的欢迎，在短期间内，就印刷了二十六次，发行一百五十万册。现在，它重版出书，意义不但丝毫不减当年，而且更增添了重量，因为陶铸同志的刚正不阿、凛然正气为林彪、“四人帮”所不容，受迫害致死，这就使这本论述共产主义品德的书更加焕发光辉。再说，“四人帮”横行十年，对老一辈革命家固然是肆意迫害，而对年轻一代的败坏，不如说在范围、规模方面更加广泛。此辈人面东西，惯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施展两面三刀手法，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就在广大青年当中造成了一批批混沌愚昧的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以及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分子。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公德？对这方面的道理，真象是“山在虚无缥缈间”。他们不是茫然不知，就是在偶尔听到几句的时候，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立刻在嘴角挂上一丝哲学家般但实际是市侩主义者的微笑，摇头了事，表示自己早就“看破红尘”，不再理会这一套了。自然，当年残酷的现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批青年革命战士，因此而有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但是，前一种人物相当大量的存在仍是有目共睹的事。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革命的青年更加迅速在进步，自不待说了，不革命的，怀疑革命的，以至当过流氓阿飞的青年在新形势的教育下，也有不少人渴望汲取新知，改造自己。广大读者对于青年修养读物需求的殷切情况是异常感人的。常常有些作者，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收到几百封来信；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一篇这样的稿件，青年听众在深夜里就从四面八方，也从边疆海岸上迫不及待地写信向作者表示共鸣和感谢。在当前情况下，陶铸同志这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重版出书，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应，并将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必然的事。 陶铸同志在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主要就是写给青年人看的、或者对青年人讲演后整理出来的作品。他曾经大声疾呼：“不仅党、青年团要关心青年，而且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青年，要在各方面造成关心青年、热爱青年的空气。”“我们要把各阶层各方面的青年都当作是关心、爱护、培养的对象”。写这本书，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实践之一。他谆谆教导青年人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情操，具有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他不断阐明，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努力学习和实践，树立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树立强烈的劳动观点，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们要使青年养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良好的思想品质；要使青年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定要最后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靠剥削吃饭是可耻的，靠大家共同劳动来过美好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新社会的唯一出路。”这些语言是响着共产主义的强音的。 读这本书，有一种“娓娓道来，中肯动人”的感受，原因就在于它既有很高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材料，而且，文采灿然，相当生动活泼。例如其中《松树的风格》一篇，就曾经多次被选入学校语文教材和全国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建国三十周年散文选也把它选进去了。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向往，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使本书的许多语言喷射着火花，因而也就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 全书贯串着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就使得它既切合实际，又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书中有这样的言语：“在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除非他不做工作。一个政党也是如此。”“总起来讲，敌特和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而人民内部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则一定要继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对敌人的斗争。”“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成千上万人的大工厂，要根本解决长江、黄河的水患问题，要把祖国地下的各种矿藏开发出来；所有这些，光喊几句空口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要依靠现代的高度的文化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造与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话分别说于二十年前左右，而今天看来，却象新打刀剑，熠熠射出它的光辉。这就可见，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从生平事迹到言论文字处处可以示人以本色，总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曾经对陶铸同志的这些作品横加污蔑，说什么这书宣扬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姚文元所运用的手法无非是歪曲割裂、造谣中伤。这套花招在这个无耻文痞看来，是他平生扣帽子和打棍子的起家绝招和得意之作，其实不过是一套流氓本领罢了。在鼠辈们看来，真理象是一团泥巴，可以任由他们随意捏来捏去，改变形状。但是历史无情，这些想随意践踏真理，涂改历史的小丑终于被抛到历史垃圾箱去了。陶铸同志这本书重版发行，也是对于万恶的“四人帮”的又一有力批判。 读这本书，我不禁想起了陶铸同志的音容笑貌，重温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听他演讲时的深刻印象。掩卷凝神，寄慨遥深。我写下这些，既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革命家的怀念和哀思，也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这本好书，这是陶铸同志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这里面，也显示了作者松树般的风格。

第3版()专栏： 介绍高士其的《你们知道我是谁？》 红耘 在我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中，高士其同志的诗文选集《你们知道我是谁？》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它是这位身残心红的科学前辈送给广大青少年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这本集子主要选自高士其同志为青少年读者写的科普文艺作品，包括科学小品、科学诗以及介绍作者为科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两篇文章。集子里的科普作品是饶有趣味的，它同我们谈天说地，引导我们登山入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广阔世界：从山川湖泊到日月星辰；从声、光、化、电到花、鸟、虫、鱼；从各种新元素的发现、科学发明的斗争史到地质考古活动的趣闻轶事；从人造卫星研制等尖端科学到点灯用电等日常生活；大至宇宙天体及其演变的规律，小到灰尘、微生物、细菌的“个性”特点和活动情况，在这里都有比较生动细致的描述。例如，在《我们的土壤妈妈》诗中，作者就形象地介绍了土壤和太阳以及地球上许多有机、无机物质的密切关系，和它那孕育生命、造福人类的伟大功能……。总之，作者用文艺手法向我们展示的，是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丰富内容，是客观世界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 高士其同志在作品中，恰当地把政治与科学、科学性与战斗性结合起来了。如一九四六年发表的《天的进行曲》一文，作者在介绍天体、地球的有关知识和运行进化规律的过程中，自然而有力地批判了中外古今的封建迷信思想，鞭挞了关于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谬论邪说，和摧残科学事业的欧洲黑暗的教堂势力；同时，又热情地赞颂恩格斯和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所作的科学预见，讴歌了敢于同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哥白尼、康德、爱因斯坦等科学界的前驱，最后并高喊出“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样宏亮有力的声音！在《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一文中，他声讨了“四人帮”摧残科学技术的罪行，歌颂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大搞四个现代化的英明决策。 使我们高兴的是，在高士其同志的作品中，对科学和政治内容的叙述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它们往往能够体现在相当完美的艺术形式之中。大概因为这些作品是专门为青少年读者写的吧，作者为了增强故事性、生动性，而有意识地运用了童话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拟人化。如《时间伯伯》《我们的土壤妈妈》《电姑娘》等篇，题目就是拟人化的。在《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中，作者这样写道：“祖国大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兴奋地赶来参加，你的领队是数、理、化，理、工、农、医都是你的战友和部下。”高士其同志在运用拟人化等手法时，较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力求作品生动有趣、真切可信。语言也通俗、形象，使科学知识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在这个集子里，尽管也有一些显得粗糙和感染力不足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作者是费了一番匠心的。如在《你们知道我是谁？》这首诗里，有巧妙的设问，亲切的对答和严谨的结构，使读者在和作者同声礼赞春天的时候，充分体会到生气勃勃的青春和生命的力量。此外，《天的进行曲》，《我们的土壤妈妈》，《生命进行曲》，《犀鸟》、《猪笼草和紫胶虫》，《空气》等篇，都是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我们从中既能吸取到科学知识的营养和具体的教益，又能激起一种探寻宇宙和自然界各种奥秘的浓郁的兴趣。 高士其同志是科学家，是诗人，也是战士。从三十年代起，他就站在人民一边，向人民的敌人宣战。到了七十年代，高士其同志对万恶的“四人帮”也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在敬爱的周总理接见时，他通过秘书给周总理送上一张字条：“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求给予关心和支持。”这字条，实际上是对“四人帮”破坏科普工作的愤怒抗议和严厉声讨。 高士其同志是在身体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的。《你们知道我是谁？》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高士其同志用自己整个青春和生命写成的书，是他用心血浇灌的科普文艺之花。

第3版()专栏：文艺喜简 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 晓风同志致陈荒煤同志的信荒煤同志：您好。 目前，全国各省的文艺刊物都已恢复，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有一个副刊。但是，翻一下报刊，见到的常是几个名字——“名人”。新人刘心武同志写作了《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作品，确实是创作上的一个新突破，使我们高兴。但这样的新人，太少了，出来得也太慢了。 我们尊敬那些对革命有贡献的著名作家，他们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他们中大都热心培养新生力量。可是，我们有的编辑同志就不是这样。他们重“名”而不重“文”，不是择优录取，而是择名录取。 我们如今拥有的“名人”，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老笔杆。他们当初动笔办刊物、辟阵地、出杰作的时候，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我们如今正当年轻，我们也经过时代的洗礼，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以为，写今天，尤其是写近十年，我们青年人更有所长。文艺前辈们十年中大都受到各种迫害，被隔绝于世，所体验的是特定的生活。而我们，由于我们的年青和无名，得以在社会动荡中冲杀沉浮，与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共呼吸，共哀乐。 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无产阶级不写这十年，资产阶级迟早也会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来写这十年。不重视写这十年，无益于无产阶级，只有益于“四人帮”。我们也不能等。一边认识一边做，一边争论一边提高。我们青年应该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我们年轻，不怕摔跟斗，我们无名，没有负担。 文艺应该协助人民去总结、清算。老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刷新自己的历史。可是，我们有的编辑同志却缺乏革命的气魄。外界的风霜已使他们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当然，我们知道编辑在内心里和我们一样，很希望祖国的文苑百花烂漫。但十年来，他们有许多难言的苦衷，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是“受夹板气”，稿子要从他们手里通过发出，如果有问题，他们也“罪责难逃”。这些编辑，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没有胆量。要解放文艺，编辑的思想也要解放。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作品快完成时，不禁忧从中来，愁上眉尖。到哪里去投稿？谁来看我们的稿件？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作品发表、出版的机会很少，也难得到指导和提高。冷遇和无理的批评使你处于孤独的探索之中。也许我们中的某个人会遇见一个“伯乐”，或找到一个“关系”，可是整个文艺界按此章程办下去，恐怕终难改变大局。 荒煤同志，我向您和文艺界的前辈们呼吁，为我们这样的无名青年，为业余作者创办新的文学刊物，开辟崭新的阵地，以鼓舞士气；给各地刊物作出榜样，打破报刊、出版界重名不重人的倾向，把重视、关心、培养和发展文学新生力量的问题，一一付诸解决。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 请为我们青年打开闸门吧！我们已经急不可耐了。 晓风 陈荒煤同志致本报的信编辑同志： 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把晓风同志的来信转给你们。 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与其说是向我和文艺界发出的呼吁，还不如说是向人民发出的呼吁。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青年文艺爱好者对我们的文艺现状不满，对我们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实质上，“请为我们青年打开闸门吧”的这个呼吁，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报刊编辑部门、出版部门、甚至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好好思考。 我认为，晓风同志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他要求文艺更广泛地更深刻地反映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生死搏斗，写这十年的斗争，总结历史经验。 他认为：“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的提高。”还特别指出：“老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刷新自己的历史。”这话讲得多好啊。 仅仅对照一下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为一篇《伤痕》的出现就忧心忡忡、顾虑重重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对写这十年这个历史任务，还认识不够。广大青年“已经急不可耐”，要写或正在写，而我们如何去领导、引导，给予更多更有效的帮助，还远远落后于形势。各个有关领导部门怎么把这个工作领导起来，是很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 二、晓风同志对报刊编辑同志的批评，有对的部分，但我认为也有过分的地方。“心有余悸”的关键，并不在于只重视“名人”而忽视新生力量，还在于领导上不敢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不敢执行百花齐放的政策，而是实行百花齐“防”的方针，使得编辑人员怕“罪责难逃”，不能解放思想。 但报刊编辑部门如何实行艺术民主，如何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如何积极发现、培养新生力量，也确实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才好。 三、我国是一个八亿多人口的大国家，建国近三十年，由于教育的普及，青年知识分子愈来愈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们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因而，一方面，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愈来愈高，另一方面，不满意文艺的现状，想拿起笔来自己创作，讲讲心里话，发表自己见解的人也就愈来愈多。这是非常好的形势。怎样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勃勃的新文坛，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应该积极予以支持的大事么？ 我觉得所有党报都可以考虑办一个青年创作园地的副刊。例如，人民日报除一个《战地》外，还可来个《青年园地》，或者把《战地》扩充一倍至二倍，多刊登青年的创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是每天都有副刊么？ 在解放前，不论什么政治派别甚至商业性的报纸也都有个“报屁股”。许多现在知名的作家，当初就是在这些“报屁股”上发表文章的小青年。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报纸就不能开辟这么个小小的园地，给青年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战地》？ 我建议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办一个《中国青年文艺》的杂志。由青年们来主办，发表青年的作品。并每年举办青年文艺评奖，奖励青年的作品。 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与各地作协恢复过去举办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座谈、讨论会，甚至举办一年左右的讲习会，积极开展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 各地文艺刊物应该开展工厂、农村文艺通讯员的工作，加强对青年文艺作品的评论工作。 总之，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文艺创作的队伍确实太小了，需要积极培养。希望党的宣传部门加强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关于晓风同志对老作家的一些看法，我基本上同意，我想文艺界前辈也会同意。其实，我们这些“老人”，经常也谈到“接班人”的问题，不是怕“后继无人”，而是感到继者太少，起来太慢。 至于说老作家这十年“大都受到各种迫害，被隔绝于世，所体验的是特定的生活。”这是实情。我们也确实没有能“在社会动荡中冲杀沉浮，与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共呼吸，共哀乐。”但是这种特定的生活体验，我觉得并不会比“冲杀”的青年们得到的东西少。说实话，现在也有老年的“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在重新思考、重新投入战斗。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战斗的目标，是和青年们一致的。然而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由于他们过去战斗的经历，加上“特定的”体验，恐怕较之某些青年还要深广一些。我坚信，许多老作家在不久的将来会拿出更多更好的反映这十年和四个现代化的作品来和青年们竞赛的。 我也热诚地向你们建议，发表晓风同志的信，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 陈荒煤

第4版()专栏： 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谱写雄壮的进行曲 ——《诗刊》召集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本社记者徐民和报道：诗歌，要和人民的脉搏、人民的脚步一起跳动——谱写我们四个现代化伟大进军的雄壮进行曲；诗人，要和人民一道去思考、去奋斗——唱出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在北京最近举行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上，诗人们所发出的共同心声。 由《诗刊》社召集的这次诗歌创作座谈会，是近三十年来新中国诗歌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和民间、民族歌手共一百多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期间，王震同志和诗人们亲切见了面，勉励大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诗人和业余诗歌作者、收集者，有冯至、臧克家、徐迟、李先辉、贺敬之、赵朴初、艾青、白桦、姜秀珍、雁翼、晓雪、韦丘、景晓东、韩瀚、刘章、孙友田、徐刚、孙静轩、金近、李舟生、朱子奇、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鲁歌、苗得雨、田间、公刘、叶文福、梁上泉、丁力、李瑛、张志民、公木、芦芒、宁宇、肖岗、李季、张光年等同志。《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主持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在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在这个伟大的转折中，诗人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为我们四个现代化伟大进军献出光辉的诗篇。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民也就要求精神产品的日益丰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为精神生产的劳动者提供丰富的原料，精神生产的劳动者给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以鼓舞、以信心，以崇高的精神境界。我们这两类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 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有它自己的独特规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党领导这种精神生产的正确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回顾了近三十年的历史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什么时候执行得好，成绩就大，什么时候执行得不好，我们就要吃苦头。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双百”方针，是摧残我们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罪魁。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在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也不懂得或不善于领导精神生产，搞过瞎指挥。但是，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相信：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是一定可以学会善于领导精神生产的。我们一定会迎来诗歌的春天。 “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文化战线上的体现。座谈会就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进行了极为热烈的讨论。座谈会回顾了我们党的历史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实践，认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粉碎了林彪、“四人帮”，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党是有民主的传统的。无可否认，我们党内出现过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是摧残社会主义民主，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我们党内也有些同志进城以后当了“官”，不讲民主了，他们搞“一言堂”，损害了我们党的民主传统。今天，固然还要继续肃清前些年留下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但是，缺乏民主是我们的主要的倾向。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决心来提倡恢复和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这是广大人民所看到的。与会者充满信心地相信，我们党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大家认为，我们党是讲民主的，这是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不能忘记的基本前提。忘记了这个基本前提，我们的头脑就会不清醒。我们要维护我们党的民主的旗帜。我们党的民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而不是个人民主。在中国的这块大地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宪法所规定的。我们的民主、自由不是离开我们的宪法去讲民主、自由，不是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讲个人的民主、自由。我们的作家、诗人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教育人民去为健康地发扬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保障四个现代化的胜利实现而奋斗。 诗歌是一种极为敏感的艺术，没有民主的空气和土壤，是不可能茁壮地生长的。座谈会认为，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要允许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表自己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观点。诗人的政治思想观点向谁负责？向党和人民负责——党和人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政治生活不正常，例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就是要直接地向人民负责。尽管这有风险，但我们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在诗歌的题材方面，我们有无比广阔的天地。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人民的事业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人民的精神境界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不能限制诗人只能写这种题材，不能写那种题材。诗人、作家可以到一切领域的生活中去，到一切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去。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我们要提倡万紫千红，允许各种形式的自由竞赛。对不同的形式，要允许作者和读者有偏爱，但是决不允许偏废。决不许可只允许某种形式的存在，不允许某种形式的存在。 座谈会讨论了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大家说，林彪、“四人帮”的审查，判决了许多作品的死刑，但是，人民要审查审查者，判决判决者。林彪、“四人帮”打倒了，许多作品不是照样又复活了吗？我们人民内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审查，不能动不动就“拿枪审查——‘枪毙’”、“拿刀审查——砍掉”。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好坏、优劣，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爱憎、好恶为转移的。讲审查，我们就要提倡实行内行加群众，要实行评议、评奖的办法。 围绕着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中心问题，座谈会回顾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大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成绩的。五·四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诗都有过大发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诗歌运动的又一个新发展。对新诗六十年来的成绩不能一笔抹煞，从零开始。创造新诗这样的新诗体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抛开了前人在新诗发展中的探索和成绩，我们新诗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新诗要继续发展，当然要吸收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营养、外国诗歌的营养，但是，新诗六十年的传统和经验，是发展我们今天的诗歌的最直接的营养和借鉴。新诗的六十年中出现过许多诗人和作品，研究这个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为人民的、为我们国家前途命运舍身奋斗的人是永存的；同我们人民、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作品是不朽的。 座谈会上的许多发言认为，我们的新诗有讲真话的传统，很多优秀诗篇抒发了诗人的真情实感，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我们的诗歌既要有歌颂，也要有暴露——歌颂我们人民的英雄，暴露我们人民的敌人。这是不能颠倒的。但是，无论是歌颂和暴露，都要讲真话，抒真情。我们当然要以歌颂为主。但是，人民并不需要那种浮泛的、不符合实际的歌颂。因为这种歌颂不但没有力量，而且是有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定会出现新的英雄，也一定会出现新的斗争。我们的诗人要歌颂新的英雄、新的时代，要排击四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用投枪和匕首同人民一道披荆斩棘，共同前进。 为了调动诗歌队伍的积极性，发挥诗歌在四个现代化中的战斗作用，座谈会还就诗歌界落实政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各地的诗人列举事实说明，诗歌界还有不少冤案、错案、假案至今仍然没有平反、昭雪，呼吁加快诗歌界落实政策的工作。 出席座谈会的诗人们认为，我们的诗人应该具备一种革命者的风格：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对自己的思想要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创作要以一种对人民严肃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诗歌同行——互相帮助，互讲友谊，既不要孤傲的互相轻视，也不要庸俗的互相捧场；要正确地对待兄弟艺术部门——和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界的同行协同合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大型作品。诗人们充满激情地表示：我们的诗歌界，我们的文艺界，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着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为着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共同事业，同心同德地去一起奋斗。

第4版()专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 本报讯 北京市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到春节前，全市已有二千五百三十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原市、区、局级领导干部和知名的教授、副教授王斐然、贺生高、罗青、钱端升、向达、陈达、薛愚、金宝善、孟昭英、王重民、王铁崖、张岱年、孙念增、刘思职、于振鹏、张天麟、林传鼎、沈启无等三十五位同志都已得到改正。党的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中共北京市委在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的同时，结合本市情况，对改正和安置工作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许多单位以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则，参照市委的具体规定，依靠本单位的复审人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分清大是大非，凡属错划的，坚决改正；凡应该安置的，妥善安置。北京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抓得较紧，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发动群众办案。北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需要复审的面相当大，光靠少数人关门搞专案是不行的。他们采取层层发动的办法，从校党委、系总支到党支部和每个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审改意见。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抓住集团性案件，解决一个，改正一批人的问题。同时，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受审人员和所有同志都能深刻理解中央文件精神，对当时定案情况分析有个准绳，做到既积极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市法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把九名右派分子开除、强迫退职退休、遣送回乡。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申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央文件下达以后，院党委从去年九月初开始，对这些人的改正、安置问题多次研究，并迅速派人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给他们认真落实政策。在当地党委协助下，给这九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市公安局对错划为右派的民警，做到了一个不漏地全部改正，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下落，把改正结论通知到本人。 据市委有关部门介绍说：北京市这项工作与中央一些机关相比，还是落后的。因此，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条条、框框，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去。

第4版()专栏：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上海市抓紧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工作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委会各部门以及各区、县、局党委，在做好对右派分子摘帽和安置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一些有影响的案件，做好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的审改工作。到春节前，全市已有四千一百七十二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有局以上干部二十四人，处级干部八十多人。经过改正的同志，都表示要在今后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许多部门从审改工作复议情况中看到，当时所以有许多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是有许多历史教训可以吸取的。如：有的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反对市委领导”、“攻击党的领导”；有的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有的把执行上级的指示，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有的把正常的工作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把思想作风上的一般缺点错误，和在学习讨论中说的一些学习体会，上纲为“右派言行”；有的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经过对原来定案材料的分析，以当时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来作衡量，分清了是非，明确了那些是不应划而错划了的，凡不应划的都坚决予以改正。 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复审改正工作时，注意抓主要问题，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同时，注意做好办案同志和被改正同志的思想工作。对原来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同志，教育他们提高认识，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当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要高姿态，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 对被错划的同志，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教育他们向前看，顾大局，讲团结，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困难，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尽力帮助他们合理解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工作。

第4版()专栏： 《学术月刊》复刊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学术月刊》，已在今年一月复刊。 复刊第一期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夏征农在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学术民主》的文章中，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许涤新写的题为《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述了关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关于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一期的《学术月刊》还刊载了邢贲思等理论工作者写的一组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题下发表了经济学工作者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撰写的一组笔谈。

第4版()专栏： 云南出版一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正在陆续出版一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有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新生活的长诗和民歌《金花银花献给毛主席》、《云南歌谣》、《流沙河之歌》、《彩虹》、《傣家人之歌》、《小河淌水》、《耍山调》、《赶马调》、《绣荷包》、《猜调》、《今年梅花开》、《蝴蝶泉边》；介绍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阿细人（彝族的支系）史诗《阿细人的先基》、彝族史诗《梅葛》、纳西族史诗《创世纪》、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生产斗争的叙事长诗撒尼人（彝族的支系）的《阿诗玛》、纳西族的《玉龙第三国》、傣族的《一百零一朵花》、《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三只鹦鹉》、《缅桂花》、《葫芦信》、《线秀》、《苏文纳和她的儿子》、彝族抒情长诗《逃到甜蜜的地方》等。

第4版()专栏： 胡仁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二日电 北京林学院原院长、党委常委胡仁奎同志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含冤病逝，终年六十五岁。今年一月十二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胡仁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叶剑英、邓颖超、王震、刘澜涛、姚依林、程子华、薄一波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农林部、外贸部、铁道部、国家林业总局、海关总局和北京关、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林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山西省定襄县也送了花圈。 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胡仁奎同志的生前友好姚依林、程子华、吕东、罗青长、李葆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许多同志向胡仁奎同志的爱人李伦同志及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骨灰安放仪式由国家林业总局副局长梁昌武主持，农林部副部长、国家林业总局局长罗玉川致悼词。悼词说，胡仁奎同志是山西省定襄县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利用自己的合法社会地位，大力掩护营救我党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派他打入敌人营垒，先后在重庆、南京等地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中央贸易部办公厅主任、外贸部对外贸易管理总局局长、外贸部海关总署副署长等职。悼词说，胡仁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原则，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勤勤恳恳，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逝世前后，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被扣上“大特务”的帽子，蒙受不白之冤，家属子女、战友同事也受到牵连。现在，将加给胡仁奎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推倒，为他昭雪，恢复名誉。

第4版()专栏： 解放思想 加快速度 本报评论员 今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我们各项工作的步伐，都要大大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也必须抓紧进行，不能犹犹豫豫，久拖不决。把过去不应划为右派而错划了的同志，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是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时间不等人，今天可以办好的事，决不要拖到明天，更不能让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再遗留下去。 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是抓得紧的。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拖拖拉拉，行动迟缓，有的单位到目前为止，连一件错案也没有改正。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怕”字在作怪。怕什么呢？怕将来被戴上“右倾”、“为右派翻案”的帽子；怕“善门”难开，引起连锁反应；怕年深日久，不易查证，“自找麻烦”；怕否定自己，面子难看，下不了台；怕步子快了，又出差错，陷于被动。因此，他们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成文的方针：宁迟勿早，宁少勿多。个别地方甚至想拖它一年半载，最后不了了之。这种精神状况，与中央提出的“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与当前各项工作加快速度的形势是不相符合的。 改正右派错案是“右倾”、“为右派翻案”吗？不是。把过去做错了的事坚决改正过来，这正是忠于实事求是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正是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机会主义的态度！至于说翻案，如果确是错划右派的案件，就是应当翻，不翻不能正确评定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是“善门难开”吗？不是。所谓“善门”，应该理解为为人民、为革命做好事。为人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为长期受屈的同志解除苦恼，恢复政治名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应当做呢！应当是有多少做多少，善门能开多大就开多大，根本不需要怕什么连锁反应。 是“自找麻烦”吗？是的。革命工作本来就是“麻烦”的事，改正过去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的确是麻烦事。正因为有麻烦，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去做工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再麻烦的事也应当去做，而且应当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地去做。我们应当想一想，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二十年来曾碰到多少麻烦。时至今日，难道能因为我们工作中有困难就撒手不管，或采取消极态度吗？ 是“否定自己”吗？不对。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大公无私，为了革命利益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过去错划右派确实与自己有关，那么，否定过去工作中的差错，主动进行改正，这是完全符合党性原则的，怎么能是否定自己呢！过去一些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应该、也不允许追究个人的责任。现在知道错了，就应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知错不改，一错再错，那就很不得人心，那才会否定自己。 总之，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定要解放思想，突破长期以来在落实政策工作中人为地设置的种种禁区，亲自动手，加强领导，具体帮助所属单位把这项工作认真抓起来，而且要抓紧抓好。光说空话，不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能取信于人的，反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困难是有的，但主要的还是思想解放不解放，对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政策的态度对不对。中央有规定，不少地方和单位已经做出了样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发扬共产党人应有的求实精神，思想明确，态度端正，方法对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会有办法克服的，改正右派错案的速度一定会加快。

第5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参观福特汽车公司装配厂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二月一日下午在亚特兰大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 邓副总理、黄华外长和柴泽民主任，在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亨利·福特第二、公司总经理菲力普·考德威尔和装配厂经理乔治·皮特的陪同下，观看了汽车装配线的整个生产过程。 在参观过程中，正在上班的工人不断向中国客人挥手，表示欢迎。邓副总理同一位从事联结车身与底盘的青年工人瓦特·胡特进行了交谈。胡特后来对一些美国和外国记者说，他对自己能有机会同中国副总理交谈感到很高兴。胡特说：“他真是一位友好的人。我很抱歉当时忘记对他讲些美好的话。” 在装配线的末端，邓副总理看到精制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离开装配线。 这个装配厂约有四千名职工，生产数十种型号的小汽车、重型卡车、推土机和拖拉机。年产量为十八万辆，平均将近每小时生产五十辆。 福特汽车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汽车工业史上资格最老的一家汽车公司。它是一九○三年由亨利·福特与其他股东合伙创立的。二十世纪初期，它是美国和世界的最大的汽车公司。以后，被通用汽车公司赶上，现居第二位。一九七七年，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年产量是三百七十四万八千辆。 福特汽车公司总公司设在美国密执安州的迪尔博恩，在国内设有六十几个制造厂和装配厂以及十几个工程科研单位。它在主要生产各种汽车的同时，还兼营钢铁、冶金、玻璃、造纸等企业和飞机、坦克、导弹等军用物资的生产。它现在也是美国第三家最大的工业公司。（新华社）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二月一日在亚特兰大参观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 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邓副总理向马丁·路德·金的陵墓献花圈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二月一日下午在亚特兰大向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陵墓献了花圈。 马丁·路德·金于一九六八年遇害。他生前曾为美国黑人争取正义、平等和自由而斗争。 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以及黄华外长等人在马丁·路德·金中心与亚特兰大市市长梅纳德·杰克逊和夫人以及已故者的家属会面并进行了亲切交谈。 杰克逊市长说，马丁·路德·金曾为世界和平工作，并为此而献身。邓副总理的到来表明，中美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繁荣、正义和互相谅解的斗争中可以找到共同基础。 马丁·路德·金夫人向邓副总理赠送了一张马丁·路德·金的照片和两本有关他的生活和工作的书。她说：“带着这些东西，当您回国时就会惦记我们。我们对您的到来表示感谢。”

第5版()专栏： 方毅副总理参观佐治亚州理工学院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在这里参观了佐治亚州理工学院，看了学院的研究项目中某些重要的部分。这所学院是美国南方最大的理工学院，在校的广大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 方毅副总理是在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的陪同下到这所学院参观的。学院院长约瑟夫·佩蒂特谈起他在去年秋天率领一个工程教育代表团访华期间同方毅副总理会晤的情景。方毅副总理听了有关该学院的简要情况的介绍。他还看了说明该学院的地球资源数据分析系统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使中国客人能概括地了解该学院的研究人员如何利用这个电子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从卫星上获得的数据，利用遥感技术看到某一特定覆盖地区地面的总情况，并向计划人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以改进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在参观一个太阳能试验装置时，正在从事高级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托马斯·布朗告诉中国客人说，在这个面积为五百三十二平方米的场地上，共安装了五百五十面镜子，这些镜子能够把太阳光聚集于一个焦点，从而产生足以把钢板烧穿的极高温。 当方毅副总理一行来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中心时，聚集在那里的数百名学生向他们欢呼和鼓掌。这个电子计算机中心是供研究人员和学生使用的。它能够帮助解决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中的问题。方副总理观看了这个电子计算机中心人员的一些操作表演。 佐治亚州理工学院成立于一八八五年。它为学院的一万名学生提供了选修工科专业的广泛的条件。学院十分着重环境和能源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太阳能的研究。这个学院所进行的关于太阳能的多方面的研究，在美国是很有名的。

第5版()专栏： 美国新兴工业城市——休斯敦 位于墨西哥湾西北约四十公里处的休斯敦，是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六大城市，人口一百五十万。 休斯敦这个城市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的。它本来是人烟稀少、低洼潮湿的荒原。一九○一年，休斯敦东北一百二十公里的斯普林德托普地方发现了大油田。随后在联邦政府资助下，扩大、加深了由休斯敦至墨西哥湾的航运运河工程。一九一四年运河工程完成，可以容纳巨型海洋货轮出入，休斯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随着得克萨斯州大油田的相继发现，许多石油公司都在休斯敦设立了炼油厂。休斯敦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石油、石油化工工业中心，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科研机构和设备。 设在休斯敦地区的许多石油化工厂生产两百九十多种有机化学产品和八十多种无机化学产品，它们生产的合成橡胶产量约为全国产量的一半。这里生产的乙烯约为美国全国乙烯产量的三分之二。 休斯敦在空间科学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所属空间飞行中心设立在休斯敦南面的“清漪湖”畔，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最新、最大的空间研究和发展中心之一。它进行训练宇宙航行员，指挥宇宙飞船的航行，负责回收工作，并对宇宙飞船发回的资料进行研究。一九六九年第一艘航天飞船在月球登陆和返航，以及以后飞往月球的航天飞船都由这里操纵指挥。休斯敦文化教育事业也很发达。全市有大学二十四所。这个城市又是在全国居第九位的科学研究中心。市内还有近六十个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凡文） （附图片）

第5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一月三十一日在华盛顿布莱尔大厦接受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律博士学位。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美国通讯 中美友好的新起点 本报记者 袁先禄 蒋元椿 二月一日早晨，邓小平副总理圆满结束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活动，乘坐美国总统专机前往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白宫飘扬，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一家美国报纸这样写道。的确，从邓副总理访美以来在华盛顿的见闻，使人们强烈地感到，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这就是：近三十年的两国相互隔绝的状态已经结束，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从此开始。邓副总理和卡特总统会谈取得的成果，表明中美两国在全局性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点。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对邓副总理的热情接待和盛大欢迎，反映了美国人民加强中美友好关系的殷切期望。 “超级的接待” 几天来，美国报纸报道欢迎邓副总理的情况时，普遍使用了“破格的安排”、“超级的接待”、“盛况空前”、“激动人心”之类的词句。这种描述并不是夸张。 卡特总统一月二十九日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标志着邓副总理正式访问的开始。在这次仪式中，出席的美国高级官员和著名人士之齐全，参加采访的各国记者和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之众多，以及人们在整个过程中表现的情绪之热烈，都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罕见的。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朋友说，如此盛况，只有当年英国首相邱吉尔访美差可比拟，无怪乎一些美国报纸把这次欢迎仪式称作是“超级红地毯”规格了。 当晚的国宴同样引起美国新闻界的注意。限于白宫宴会厅的容量，出席人数无法扩大。但是，正如报纸所说的，美国政界的重要决策人几乎全都在国宴席上出现了。国宴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了确定菜单，卡特夫人亲自主持，聘请名厨师反复研究。为了布置宴会厅，卡特总统特地请他故乡佐治亚州一些园艺爱好者在家庭花园里采选一批艳丽温馨的山茶花，用专车赶送到白宫来。山茶花，根据当地习惯，是喜庆吉祥的象征。当年卡特总统进入白宫时，就曾从佐治亚州采运山茶花来布置就职仪式的大厅。这次，在欢迎邓副总理的国宴中，宴会厅的每张桌子的中央均放着一丛鲜艳的山茶花，周围点燃着一圈明烛。这种别具一格的布置，表示了美国主人的良好愿望。 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文艺演出，又是一种破格的安排。通常，美国政府在国宴后接着就在白宫宴会厅或玫瑰园举行小型演出，款待客人。这次，为了使美国各界人士有机会更多地参加欢迎邓副总理的活动，卡特总统决定把文艺演出改在豪华的肯尼迪中心举行。对演出的要求是，在不长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反映丰富多采的美国表演艺术的面貌。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演出的组织者作了紧张的准备。参加演出的艺术家，是从全国几个地区邀请来的。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几天来华盛顿的一个有口皆碑的佳话。 就在正式访问的第一天，高潮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出现。在邓副总理在华盛顿整个访问活动中，情况都是如此。 友好的气氛 中美友好的气氛，几天来在华盛顿以至整个美国是越来越浓了。拿起报纸，从头版到里页登载着大量有关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的访问以及介绍中国的报道。打开电视，新闻节目的第一条总是邓副总理访问的实况。在社交场合，中美友谊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同美国朋友个别接触时，不少人反复表示对于发展中美友谊的热忱。 在对邓副总理的接待工作中，美国主人们着意地通过各种方式来突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从国宴开始，不论是政府举行的宴会还是民间团体举行的宴会，餐桌普遍采用中国式的圆桌。在参院的宴会上，参议员丘奇特别建议全体参加者都用筷子用餐。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文艺演出和几个招待会上，美国女宾中不少人特地穿着用中国衣料制作的服装，有的甚至穿着纯粹中国式样的服装。每一个节目演出前，都专门安排了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著名人士报幕，并且对中国进行赞扬。有的演员还特地学几句中国话，向中国客人表示欢迎。这次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孩子们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在美中人民友协等团体举行的宴会上，每个参加者胸前都佩戴了用中美两国国旗图案组成的“友谊纪念章”。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则选择了由中国血统的美国著名建筑师贝聿明设计建造的国立美术馆东厅作会址。在卓琳同志的访问日程中，安排了观看中国人民赠给美国人民的珍贵动物熊猫的项目。……正如一些美国朋友说的，美国再次出现了“中国热”。 一位美国朋友对出现这种“中国热”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这不是为了表示好客所作的姿态，而是栽植在人们心房里的鲜花在开放”。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美好的语言！ 广阔的前景 邓副总理在华盛顿的访问，生动地表明，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发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卡特总统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邓副总理代表华国锋总理接受了访问美国的邀请。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几项换文和协议，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并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毫无疑问，今后两国政府的合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必将更牢固，更富有建设性，更充满希望。 在邓副总理在华盛顿的整个访问活动中，有一个场面是特别激动人心的。当肯尼迪中心的文艺演出结束时，邓副总理和夫人在卡特总统和夫人陪同下走上舞台。卓琳同志亲切地同卡特总统十一岁的小女儿艾米牵着手。邓副总理在同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后，慈祥地俯身同表演合唱的孩子们亲吻。这时，在场的很多美国朋友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很多美国朋友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依然心情十分激动。卡特总统在会谈中，蒙代尔副总统在邓副总理的答谢招待会上，都一再提到这次激动人心的场面。这种感情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容。今天，中美两国友好的道路已经打通，两国人民都希望下一代人将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当看到邓副总理慈祥地亲吻孩子们而孩子们天真地报以微笑时，人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欢呼：让孩子们在中美友谊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让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第5版()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虎视眈眈的北极熊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北极熊虎视眈眈正想吞噬印度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图中的标题是《危机四伏的月形地带——麻烦波及伊朗以外地区》。感受威胁地区国家的名称，按逆时针方向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曼、南也门、以色列、埃及、埃塞俄比亚。这期杂志的专题报道——《危机四伏的月形地带》引用了布热津斯基的一段话：“一个由危机构成的弧形地带正在印度洋沿岸展开。在一个与我们利害攸关的地区、一些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面临支离破碎的危险，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混乱，很可能被敌视我们的价值、同情我们的敌手的那些因素所填补。” 在发表这篇长篇专题报道的同时，《时代》周刊还发表了《基辛格访问记》，指出“缓和不应该是一种镇静剂”，“美国必须作出无情的估计”。 （附图片） 图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第5版()专栏： 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较早的国家。美国的科学家对人类生产的进步和发展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鼓励科学发明，并把科学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美国在科研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战后以来，美国在许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突破，如原子能利用、集成电路、激光、电子计算机、合成原料、电子通讯、卫星、宇宙空间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有百分之六十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的。 在科学研究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虽然早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还是比较有限的。一九四一年，全国用于科研的资金只有九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私营企业和大专院校。当时美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吸收西欧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借助别的国家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国家，在新的竞赛中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政府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一九五○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法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了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激起美国对科研工作更大的重视。这一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向总统提出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依靠外国输入新基础知识的国家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这年十月，美国把原属国防物资动员局的科学问题委员会划分出来，改组为由总统直接领导的科学问题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又通过了发展科学与技术法令。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在十年内把第一个人送上月球的庞大的探索空间的计划。 自此以后，国家机构成为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开支急剧增长，五十年代初期约为五十亿美元，一九六○年上升到一百三十六亿美元，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每年达二百七十多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亿美元。一九七七年科研和发展费用达到四百零八亿美元。二次大战以前，美国的研究与发展费用从未超过国民生产总产值的百分之零点五，即使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也未超过百分之一。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提高到百分之二以上，在美国联邦预算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占百分之十到十四，而西德、英、法等国则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花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相当于法国或西德的四倍。除联邦政府外，地方政府用于科研方面的经费也大大增加。 随着科研工作的发展，一支更大的科技队伍也逐步建立起来。一九四一年，美国全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只有八万七千人，一九五四年不到二十四万人，而一九六一年增加到四十二万五千人，一九七六年超过了五十四万人。 在研究方针上，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初期，美国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方针。美国通过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拨出基础科学研究基金，大大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当前基础研究的三大前沿科学——基本粒子、天体演变和生命起源方面，美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美国的大专院校是搞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同时也进行应用和技术研究。全国各大学设立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共五千多个。 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大多数私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越来越重视科研工作，把科技研究视为竞争和企业存亡的生命线。许多大公司都设有专门搞科研的机构和收集情报的系统，招聘大量科技人才，投入巨额经费，通过科研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和发展产品。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研究所，雇佣一万六千名职工，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七千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科研机构有二万九千人，它在国内有二十一个研究所，在西欧和日本设有九个研究所，其中的沃森研究所与贝尔研究所并称于世。美国《商业周刊》曾对五百九十八家私营企业进行了调查，它们在一九七六年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达一百六十二亿美元。一九六○年以后，美国三十多个州陆续建立了科研工作区。把工厂、企业设在有名的科研机构或大学附近，形成一个科研和工业的综合体。现在美国的科研单位正向综合性科研方面发展，强调综合性成果，以便形成专利技术。 战后，美国在科研和发展事业中投入经费之巨大、活动范围之广泛、科研机构人员之众多，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已成为推动美国生产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美国虽然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但工业生产仍然增长了一点八倍，而在这一时期职工人数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 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广泛应用在美国近代生产发展中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美国是电子计算机工业最发达、技术最领先的国家。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九四五年底在费城问世之后，技术不断改进。从电子管计算机发展为晶体管计算机，又由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使美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生产和管理实现高速化、大型化、综合化、自动化创造了条件。例如：在钢铁工业中，采用吹氧转炉炼钢，每二十分钟可出一炉钢，但它的反应十分迅速和复杂，只有用电子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装置，才能大大提高冶炼效率和合格率。又如带钢热轧，七十年代初一台年产二百万吨的带钢热轧机，用人工控制每周生产五百吨就是破纪录的成绩。改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后，每周能生产五万吨，为人工控制产量的一百倍，而且质量显著提高。目前，美国在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机械加工等部门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生产日益增多，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除了工业部门以外，美国在农业、商业、服务性行业等经济部门以及科研和军事部门也大量使用电子计算机。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现在应用电子计算机的领域已超过三千个。电子计算机设置的累计台数迅速增长，一九五○年全国只有十台，到一九七六年就超过了二十二万台，其中百分之四十是中型和大型的。此外还有七十五万台微型电子计算机。有人估计，美国现有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量，需要四千亿人才能完成，而且有些工作是人工根本无法完成的。 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有许多方面仍然是中国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华盛顿正式签署的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标志着这一新时期已经开始了。 新华社记者

第5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二月一日前往亚特兰大之前，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传真照片）

第6版()专栏： 新春访友三万里 ——记李先念副总理访问亚非五国 新春伊始，李先念副总理一行满载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行程三万二千多公里，对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扎伊尔非洲四国和巴基斯坦进行了友好访问。回顾过去的战斗，展望未来的风云，亚非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共同迎接新的里程。 赤道骄阳红似火，非洲人民的心比火还红。李副总理一行，从元月四日到达坦桑，一踏上非洲大陆，就受到了非洲人民的热情欢迎。从碧波浩瀚的印度洋畔到中非腹地，从“丁香之岛”到“铜矿之国”，李副总理不论是在夹道欢迎的队伍中，还是在盛情招待的宴会上，不论是在参观访问中，还是在个别交谈时，都会听到非洲朋友发出内心的问候——“您好！”。手挥五星红旗载歌载舞相迎的朋友比比皆是，激动人心的非洲战鼓声，使中国客人久久不能平静。 李副总理到达坦桑那天，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的三万多群众，在从机场到总统府长达十三公里的大路两旁夹道欢迎。他们身穿节日盛装，手举中坦两国国旗，热情洋溢地用斯文和中文欢呼：“欢迎，欢迎”，欢迎中国朋友来坦桑作客，欢迎中国朋友来非洲访问。当李副总理的车队驶进总统府时，在那里等候欢迎的人们和舞蹈队顿时沸腾起来，欢迎的仪式达到了高潮，歌声、掌声和赤道战鼓声象印度洋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入夜，中坦两国人民济济一堂共赏坦桑杂技团为中国客人表演中国传统的杂技。从小武术到蹬坛子，从高台定车到狮子舞，每一个扣人心弦的动作都使中国客人感到格外亲切和高兴。中坦人民友谊之花就象凤凰树火红的花一样到处盛开。林佳楣同志在访问坦桑姆贝吉村时，全村妇女倾村出动欢迎。李副总理到外地参观路过马尼亚拉时，当地的马赛族在机场上举行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欢迎仪式。在欢乐的鼓乐声中，一位长者朗诵吉祥的祝福词，另一位老人把象征着战斗非洲的“矛”和“盾”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使者。一位有着十五年工作经历的非洲新闻工作者，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回忆过去，放眼未来，非洲人民始终把中国人民看成是他们可信赖的战友。在一九七九年刚刚开始之际，非洲人民迎来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朋友，他们怎么不由衷的高兴！” 扎伊尔人民对李副总理一行的热情款待同样令人难忘。蒙博托总统为了亲自接待李副总理，缩短了他在欧洲的访问，提前从国外赶回他的家乡——巴多利特。在这里，他同李副总理共进三餐，愉快地度过了一整天。会见时，他们开怀畅谈了非洲的大好形势。在欢迎李副总理的盛大宴会上，扎伊尔著名的歌唱家马迪亚塔纵情歌唱中、扎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少个白天和夜晚，我们将中国朋友盼。喜今日，在美丽的金沙萨，兄弟相会分外亲密……。”充满友谊的扎伊尔民歌声，使中国客人忘记了自己是置身异国他乡。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好往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坦桑《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六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对非洲的访问，使非中友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周总理在这次非洲之行中，发表了“关于中国和非洲之间一直存在着的深厚的战斗友谊的著名声明”。在迎接新的战斗里程时，李先念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再向非洲朋友表示，不管世界风云有多大变幻，中国人民将永远同非洲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结束非洲四国访问后，李先念副总理在金沙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通过访问，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当前非洲形势一片大好。”他说，伟大的非洲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高度赞扬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非洲事务由非洲人民自己解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同霸权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和欺负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李副总理说：“这一切雄辩地证明，伟大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第三世界团结反帝反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先念副总理在访问非洲四国时，还会见了南部非洲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风暴方兴未艾。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日益扩大和深入发展。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谈到，津巴布韦人民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三个年头了。过去的斗争虽然遇到不少挫折，但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有很大的发展，获得了可喜的战果。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津巴布韦游击队对敌人的兵营、哨所和巡逻队发动了数百次的进攻和伏击，总计歼灭一千六百多敌人，击毁敌人一些军车、飞机和军事设施。目前，从东北部到东部，从东部到南部，游击战争不断在扩大，广大农村地区到处可以听到自由战士反击敌人的枪声。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津巴布韦的领土，史密斯除了依靠空袭游击队外，在陆地上对付津巴布韦的武装力量已经很困难。他们从去年起，开始对敌人的战略经济目标进行袭击，使敌人无法维持其反动的统治。不久前敌人的油库被炸，就是他们新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副主席姆扬戈也谈到他们在武装斗争和政治谈判的两条战线上，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尽管诡计多端的敌人玩弄各种阴谋花招，纳米比亚人民决不会放松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阿扎尼亚的代表说，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同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相互呼应，正在有力地冲击着南非种族主义的反动政权。正如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李先念副总理一再表示，尽管斗争是复杂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非洲人民提高警惕，防止种族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阴谋破坏，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在全世界人民支持下，一定能够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李副总理说：“伟大非洲人民彻底埋葬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统治，整个大陆彻底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关云秋 王宗引 （本报有删节）

第6版()专栏： 越南武装人员又在我边境制造流血事件 打死我边防战士四人打伤炸伤七人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越南武装人员今天又在中国云南、广西边境制造流血事件，打死中国边防战士四人，打伤、炸伤七人。 二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中国边防部队一支小分队在云南富宁县燕家湾中越边界我侧五百米处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突然遭到越南武装公安人员三十多人的袭击。他们用步枪、轻重机枪、60炮向我战士猛烈射击，我战士李德昌、李灿学、吴腊顺等四人当场中弹牺牲，景光映、方乔保等五人被打伤。 今天凌晨，越南武装人员还两次向中国云南马关县冬瓜林公社境内开枪开炮，严重威胁当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今天上午十时二十分，广西龙州县水口公社水口大队社员下地耕种，对面越南哨所的武装人员竟然开枪射击，迫使社员群众停止生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耕牛、犁、锄头等农具还留在田里。 今天上午十一时，一支中国边防小分队到广西那坡县西路一百三十八号界碑附近巡逻，踩响越南武装人员越境埋设的地雷。战士杨凯勤左脚被炸断、左手被炸伤，战士张细威也受了伤。

第6版()专栏： 罗共中央全会号召为使经济达到更高质量而奋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二月一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共中央二月一日在党的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的主持下召开了全体会议。 全会认为，在一九七八年，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些成就证明了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把普遍真理运用于罗马尼亚具体条件的政策是正确的，本五年计划指标是现实的，人民有力量有能力实现党的十一大制定的各项目标。全会号召各级领导为完成今年的目标，使整个经济达到更高的质量而奋斗。 全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完善农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的决议，关于建立国营的和合作的农工联合理事会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全会指出，通过建立农工联合理事会，将为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为在充分有效地使用土地、物力、财力和人力方面组织联合行动确保必要的组织条件。 全会还通过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以确保对国营农业单位和农业社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实行统一领导，并使这两种活动日益深刻地结合起来，确保完善从基层单位到部的组织结构，鼓励最有效地调动一切力量来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 全会批准一些农业社因财政困难而减免向国家偿还贷款，其总额达一百三十六亿五千万列伊。全会相信，这个措施将有力地推动农业社和广大社员努力生产，完成计划指标。 全会决定免除罗共中央政治执委埃·博布的党中央书记职务，因为他已被任命为政府成员和总工会主席；免除瓦·穆沙特的党中央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罗宣布政府任免事项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二月一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一月三十一日报道了罗马尼亚政府人员任免事项。 据报道，格奥尔基·乔亚拉被解除副总理兼工业建筑部长职务，任命他担任电力部长。扬·丁卡被任命担任政府副总理兼工业建筑部长。格奥尔基·帕纳被解除劳动部长职务，担任布加勒斯特市人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埃米尔·博布被任命担任劳动部长职务。 维尔吉尔·卡扎库被解除副总理的职务。

第6版()专栏：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会议继续举行 各国代表发言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解放斗争 据新华社马普托一月三十日电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会议第二阶段部长级会议今天下午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开幕。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在开幕词中要求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协调局“认真考虑采取具体措施，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历史上处于决定性阶段的解放斗争”。 他在谈到津巴布韦问题时说：“必须承认爱国阵线是津巴布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因为爱国阵线在有效地团结和组织津巴布韦人民进行反对史密斯政权的斗争，维护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利益和意愿。” 他在谈到纳米比亚问题时说：“我们必须通过提供物质、财政和军事援助来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武装斗争的支持。” 他还要求不结盟运动支持作为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战略后方的前线国家。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哈米德主持了今天的开幕式。他在讲话中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大多数成员国来自非洲大陆。非洲人民在不结盟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尼日利亚、印度、圭亚那和南斯拉夫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代表四个洲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分别在会上发表讲话。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代表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也在会上讲了话。 出席开幕式的有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二十三个成员国的代表以及来自大约三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和来宾。 由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宾努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据新华社马普托二月一日电 出席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会议第二阶段部长级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在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一日的一般性辩论中，表示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少数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 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约西普·弗尔霍韦茨在发言中重申不结盟国家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和非洲前线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 他指出：“南部非洲的局势要求把科伦坡不结盟最高级会议通过的有关协定付诸实践。”“即将召开的第六届最高级会议应该帮助不结盟国家抵抗侵略、外来干涉和各种形式的支配和霸权，并维护它们的国家自由和独立。”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不结盟国家团结的重要性。 印度外交部长阿塔尔·瓦杰帕伊、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姆卡帕、赞比亚外长查库利亚、牙买加代表团团长巴尔纳特大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金忠一、尼日尔外交合作部长阿达穆和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亨利·阿德福佩相继在会上发言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穆加贝在会上发言时谈到了该阵线自一九七六年建立以来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斗争的情况。他说，津巴布韦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他要求不结盟运动增加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援助，以适应战争激化的需要。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说：“纳米比亚人民在该组织领导下决心继续加紧进行反对种族主义南非非法占领我们国家的武装解放斗争，反对任何违背我们合法政治利益的帝国主义阴谋。”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外事负责人西贝科在会上表示，希望不结盟国家“从道义上、物质上、政治上以及外交上加强对南部非洲人民和他们的后方——英勇的非洲前线国家——的正义斗争的支持。”

第6版()专栏： 柬革命军不断歼灭敌人缴获一批武器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许多战场打击越南侵略军。 一月三十日，柬埔寨革命军在四号公路战场痛击盘踞在特能多栋等地的越南侵略军，全歼这股敌人，收复了特能多栋和另外一个地方。 在磅湛战场，一月二十九日，越南侵略军聚集力量妄图侵占德楞，遭到柬埔寨革命军的猛烈袭击。一月三十日，柬埔寨革命军同当地人民密切配合，清除了从博克诺到德楞的七号公路沿线的敌人，敌人在逃跑时丢下几十具尸体，革命军控制了这个地区。 一月二十九日，柬埔寨革命军猛烈打击盘踞在五号公路上卡哥以西的越南侵略军。敌人四处逃窜，革命军缴获敌人一批武器，并且控制了卡哥以西的一段五号公路。同一天，柬埔寨革命军在六号公路上磅特莫地区截击越南侵略军，消灭敌人三十名，击毁军车一辆。 一月二十八日，柬埔寨革命军在巴萨河地区猛烈反击越南侵略军，打死、打伤一批敌人，并控制了从布雷达胶到达克茂的巴萨河地段。 在西南战场，一月二十七日，越南侵略军集中兵力妄图再次侵占茶胶，遭到柬埔寨革命军的猛烈反击。

第6版()专栏： 叙利亚和伊拉克宣布 将实现两国两党统一 新华社大马士革一月三十日电 据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叙利亚和伊拉克联合高级政治委员会一月三十日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实现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和两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双方同意下次会议在巴格达举行，以便讨论组织上和政治上实现统一的方案。 这个委员会从一月二十八日起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三天会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出席会议，就中东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联合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应付对这两个国家内部和外部安全的任何威胁。 叙利亚和伊拉克出于对戴维营协议的共同立场，曾在去年十月决定加强两国关系，签署了一项两国间的民族联合行动宪章，并决定由两国领导人组成联合高级政治委员会为实现宪章中规定的目标而进行协调。

第6版()专栏： 意大利政府辞职 据新华社罗马一月三十一日电 意大利安德雷奥蒂政府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向佩尔蒂尼总统提出辞职。 安德雷奥蒂政府是在去年三月十一日由天主教民主党一党组成的。但是，执政十个月来，各党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分歧不断加剧。一月二十六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宣布不再支持政府。接着，在议会辩论安德雷奥蒂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也表示希望组织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和更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安德雷奥蒂政府不得不向总统提出辞职，从而导致了自从法西斯政权一九四三年倒台以来的第四十届政府危机。

第6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四大闭幕 沙德利当选为总书记并指定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新华社阿尔及尔一月三十一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在阿尔及尔闭幕。大会通过的对外政策决议重申：“阿尔及利亚忠于不结盟原则”，呼吁“在尊重不结盟运动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使这一运动巩固和团结一致”，以便“在保卫和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决议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领导机构决心继续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表示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解放家园和恢复国家主权而进行的长期的英勇斗争。 决议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黎巴嫩国土的侵略”。 决议重申：“阿尔及利亚无条件地支持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 决议还表示：阿尔及利亚奉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的政策。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经济和社会的决议表示：要“继续进行工业革命、土地革命和文化革命”。 决议重申：必须建立更加公正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各国有权支配自己的自然资源，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必须进行合作。 根据大会通过的民族解放阵线章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阵线总书记的沙德利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大会还选出了阵线中央委员会，并且组成有十七名委员的政治局。 新华社阿尔及尔一月三十一日电 本吉迪德·沙德利上校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并被指定为共和国总统的唯一候选人。 沙德利在当选为总书记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将努力奋斗，在已故总统胡阿里·布迈丁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以便加强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且从最广泛意义上来维护我们的民族独立。”

第6版()专栏： 科威特新任驻华大使赫尔比什 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科威特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扎伊德·赫尔比什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

第6版()专栏： 叶飞部长会见泰国海运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交通部长叶飞今天下午会见了以泰王国交通部副部长沙农·尼沙拉为团长的泰王国海运代表团。 泰王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参加了会见。 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会见时在座。 会见后，宾主共进晚餐。 代表团是二月一日到达北京的。在我国逗留期间，泰王国海运代表团将同中国海运代表团就签订中泰海运协定举行会谈，并参观我国的一些港口。

第6版()专栏： 楚图南副会长会见德中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楚图南二月一日会见并宴请了以德中友协主席格查·菲利浦为团长的德中友协代表团一行四人。 德中友协代表团是应对外友协邀请，于一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进行友好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