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在华盛顿重申 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时，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一月三十日在华盛顿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邓副总理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 他说：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比较能够顺利地实现”。 邓副总理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六个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谈到台湾问题说：“统一祖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我想，曾经在一百多年前经受过国家分裂之苦的美国人民，是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的。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 他强调说：“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这在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当然，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还要看形势的发展。” 今天早些时候，邓副总理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他还说：“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第1版()专栏： 在华盛顿由六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 邓小平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 阐述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在这里参加由六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时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联合举行这次招待会的六个美国团体是：外交政策协会、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以及中国理事会。 大约八百名美国各阶层人士出席了这次充满友好气氛的招待会。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约斯特在招待会上向大家介绍了邓副总理。他说，联合举行招待会的各团体的成员们“为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他们为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邓副总理在招待会上说：“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在非洲、中东、西亚、东南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受到了威胁和侵犯。苏联全力支持下的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狂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欧洲也笼罩着战争威胁的阴影。人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各个地区动乱的主要根源就是霸权主义的扩张。霸权主义如此猖狂地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不能不增加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反霸已成为一切珍视独立、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切任务。” 他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他强调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邓副总理指出：“中国人民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们不希望打仗，除非别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战争。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努力延缓新世界战争的爆发。” 他说：“我们希望和平，这种和平应当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取得发展和进步，不受侵略、干涉和欺负的真和平，而不是那种霸权控制下的假和平。我们赞成缓和，这种缓和应当是确实减少战争威胁，有利于保障各国安全的真缓和，而不是那种被某些国家利用来掩护扩军备战、侵略扩张的假缓和。” 邓副总理批驳了有些人宣传的“中国人好战”和中国是“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的谬论。他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受侵略的历史，就是今天，中国也还是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说到打世界大战，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 他接着说：“不错，我们经常谈到战争威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战争，而是因为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种战争的危险恰恰来自天天都在散布和平幻想和缓和假象的战争策划者。我们认为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不能象驼鸟那样把头埋在沙里就自以为安全。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在美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这种危险了。” 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一片悦耳的‘和平’声中爆发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记忆犹新。我们之所以一再呼吁各国人民警惕新世界战争的危险，正是希望能够通过联合的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副总理说：“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我们两个国家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邓副总理在谈到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所作的巨大努力时说，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 他说：“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也有根本区别。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我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都要求我们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这是我们友好相处和广泛合作的重要基础。” 邓副总理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对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一向怀有友好的感情，对你们那种实干和创新的精神深为钦佩。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深厚的。今后，随着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我们之间的友谊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我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千秋万代友好下去，共同为人类造福。” 邓副总理强调指出，中美关系的改善，毫无疑问将会大大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但是，他说，“当然，也有人感到不高兴，甚至认为中美建交是对他们的威胁。如果说它是一种‘威胁’的话，那只能是对霸权主义的威胁。，， 他提请大家注意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关于反对谋求霸权的各项原则。他说：“这对我们双方是一个约束，对各国人民是一个保证，对霸权主义是一个遏制。我们两国都信守自己的承诺，就可以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副总理说：“我们知道，不少朋友关心台湾的前途。统一祖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我想，曾经在一百多年前经受过国家分裂之苦的美国人民，是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的。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这在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当然，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还要看形势的发展。”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中国客人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 （附图片） 图为邓副总理在招待会上同美国朋友握手。新华社记者谢丰泉摄（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我国冶金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刻苦钻研 研究成功钛铁分离新技术 新华社北京一月三十一日电 我国钛铁分离的科研工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钒钛磁铁矿是一种共生矿。矿石中有铁、钛等元素。用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是炼铁技术上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外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迄今没有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国外冶炼钒钛磁铁矿时，炉渣中二氧化钛的含量只允许维持在百分之十左右，超过这个限度，冶炼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我国攀枝花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其他地区也有不少这样的矿脉。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国家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进行钛铁分离的科研工作。二十年来，全国许多单位的冶金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刻苦钻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高炉冶炼试验，在一九六五年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解决了用普通高炉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问题，并且在选矿过程中，就能把尾矿中的一部分钛分离出来。一九六七年他们完成了工业试验，一九七○年开始应用于工业生产。我国攀枝花钢铁公司目前已采用这种新技术来冶炼钒钛磁铁矿，冶炼时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达到百分之三十，渣铁仍然畅流，炉况良好。冶炼中的某些经济技术指标，比用同样品位的普通铁矿还要好一些。冶金工业部最近为此决定，除攀钢外，昆明钢厂、水城钢铁厂和重庆钢铁公司都要全部或部分采用钒钛磁铁矿炼铁。

第1版()专栏： 我国农村新建六千多座小水电站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六日电 一九七八年，我国农村小水电站建设取得可喜成绩。据水利电力部最近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农村新建小水电站六千多座，装机九十五万多千瓦，虽然没有完成一百万千瓦的计划指标，但是与一九七七年比，装机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小水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小水电站，投资少，收益快，技术简便。在国家辅助下，有水力资源的山区、平原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兴办小水电站。去年，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山东、吉林、甘肃、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西藏等十多个省、自治区都超额和接近完成了小水电站建设计划。湖北省去年新建小水电站九百零八座，装机十二万多千瓦，为上一年的三倍，有十多个县缓和了农村缺电的矛盾，罗田、英山两县由缺电县变为余电县。 把电力搞上去，是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许多省、市、自治区为了解决农业缺电的问题，加强了对小水电建设的领导。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各级党委，把在农村兴办小水电站当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大事来抓，发动群众，用一年时间新建七十多座小水电站，使偏僻山乡的一些社队有了廉价的动力，农副产品加工用上了机器。北京市在京密引水渠上开工兴建五级小水电站，计划安装十五台低水头大流量发电机组，去年已安装了三台，投产容量一千八百千瓦，为郊区一些社队进一步发展农业和社队企业提供了动力。 在小水电站建设中，各地坚持“谁建谁有、谁管谁受益”的原则，调动了各级办电的积极性。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农村已拥有小水电站八万七千多座。由于加强管理，小水电站逐步巩固起来，设备利用率不断提高。 国家的支持，对发展小水电站起了保证作用。去年，水利电力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为农村办电创造条件。

第1版()专栏： 北京市一批新建工业项目投产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一九七八年，北京市又有一批冶金、矿山、电力、化工、建材、机械、轻纺、化肥等工业项目建成投产。 这批新建成投产的工业项目，包括有北京照相机厂、第二热电厂三号机组、首都钢铁公司裴庄铁矿扩建工程、第一轧钢厂小型轧钢措施、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制苯工程、内燃机总厂扩建工程和北京市涤纶实验厂、北京市建筑塑料制品厂塑料壁纸车间、北京市电影洗印厂染印法车间、通县化肥厂等新建工程，以及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缝纫机总厂的部分扩建工程。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使北京市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新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可新增铁矿石开采能力二百万吨，小型钢材生产能力二万五千吨，内燃机生产能力三十万马力，苯生产能力十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一万一千吨，塑料壁纸生产能力九百五十万平米，缝纫机生产能力五万架，涤纶长丝生产能力九十吨，染印彩色电影拷贝三千万米，为进一步发展首都的生产和建设事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供了新的条件。

第1版()专栏：社论 坚持党委的集体领导原则 三中全会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真正地实行集体领导。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华国锋同志的这个意见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这里表现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谦虚美德，而且是因为他的提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表明了我们党的生活正在恢复到应有的正常状态。这两次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集中了正确的意见，做到了集思广益，确实为我们健全党的生活带了一个好头。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优良风气坚持下去，推广到全党、全国。 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处在频繁战争的环境中，我们党都是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更加完备，集体领导制度更为健全。一九四八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更是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又着重指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使得林彪、“四人帮”得以横行，他们进一步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践踏无遗。他们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句话，就把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一张便条，就在全国掀起一场运动；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最黑暗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经过两年多揭批林彪、“四人帮”，整顿领导班子，党的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开始恢复和发扬。但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一些单位还存在着个人决定一切的现象。在那里，不是“群言堂”，而是“一言堂”，不是一元化领导，而是“一人化”领导。有的领导人，甚至称王称霸，听了一点不同意见，就火冒三丈。这种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必须坚决纠正。 是不是坚持集体领导，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性质的重大原则问题。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它的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基层，都必须实行集体领导。我们党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实行集体领导，才有利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志、智慧和经验，保证领导的正确和革命事业的胜利。一个人说了算，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一人称霸是不行的。因为任何个人的才能都是有局限性的。即使是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同志，当他们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的时候，也必然会使自己的头脑僵化起来，不可避免地做出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当然，实行集体领导，也难免出现某些错误，但是，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走群众路线的，是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的，这些错误就能够比较快地发现和纠正，而不会发展成全局性的、长时期的错误。 为了维护集体领导，要坚决实行三中全会决定的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推动历史前进具有决定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肯定杰出人物的活动对推动历史发展有重大作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没有一批久经考验、最有威信的革命领袖来集中他们的意志，率领他们前进，组织他们战斗，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领导的结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否定和低估革命领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是极其错误的、有害的。把领袖神化，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夸大个人的作用，也是极其错误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三十年代以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突出宣传个人的现象很少。开始泛滥是在苏联，是赫鲁晓夫那伙人搞起来的。我们党突出宣传个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不多。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同志就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后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大搞什么“大树特树”，宣扬什么“顶峰”、“最高最活”，鼓吹什么“三忠于”、“四无限”。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制造迷信。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指出，“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的少宣传个人的意见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现在，华国锋同志重申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我们应当认真领会，坚决贯彻。 应当指出，突出宣传个人的现象，从上到下都还存在。有些无原则的歌功颂德达到十分庸俗的地步。有的领导同志到下面转了一下，就说是什么“百忙之中，深入基层，亲临指导”。同群众见了一次面，就说是什么“最大关怀，最大鼓舞”。随便讲几句话，就说是“重要指示”，“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讲成绩，都归之于主要领导人名下。宣扬先进单位，也是吹那里的第一把手。在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周围，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充当吹喇叭、抬轿子的角色。这种庸俗的吹捧，是对党、对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蚀。一些思想不健康的领导同志，不正是在这种阿谀奉承声中昏昏然、飘飘然，更加忘乎所以，飞扬跋扈吗！对领导人吹吹拍拍，说轻点是低级趣味，说重点是别有用心，应当坚决制止。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力戒骄傲，谦虚谨慎，自觉地抵制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对来自周围的赞扬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要警惕那种怀有个人目的的肉麻的恭维。如果一个领导同志，只喜欢别人捧他，把他捧得越高，他越是美滋滋的，那就一定会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高空中摔下来。 实行集体领导，领导班子内部必须有充分的民主空气。在这方面，党委书记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书记和委员的关系，决不是家长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不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而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不能形式上也开党委会，但实际上还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听不得相反意见，党委委员形同虚设。凡属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的部署、检查和总结，负责干部的提拔、任免、调动和处理，以及群众利益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让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统一思想，形成决议，决不能由个人擅自决定。为了搞好集体领导，党委“一班人”要经常互通情况，交换意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互相谅解。在党委内部，要健全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强调书记的自我批评和委员对书记的批评，不断地总结经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生的偏差，领导干部要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不要互相推诿，更不能把责任推给下级，要注意保护下级干部的积极性。 集体领导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基础上。正确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我们讲集体领导，决不意味着仅仅依靠几个领导成员的个人智慧，而是通过每个领导成员广泛联系群众，反复调查研究，集中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领导班子只能起加工厂的作用，原材料在人民群众中。如果领导成员不联系群众，不听取群众意见，几个人关在会议室里，闭门造车，那是造不出什么好产品来的。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认真阅读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研究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重视大字报的意见。一些领导班子经常实行开门整风，让党内外的群众对自己的工作评头品足，批评建议，对改进领导工作作用很大。这个方法值得提倡。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具体工作则应责成专人分头去办。不能把一些细小问题都拿到党委会上，使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以致妨碍了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党委作出的决定，也要有人负责贯彻实施，落到实处。决不能把集体负贵变成无人负责。要提倡勇于负责的精神，在集体领导下，每个领导成员郊要充分发挥积板性和主动性，把自己分管的工作认真抓起来。不能事事都推给党委去讨论，都要第一书记点头或摇头。这种勇于负责的精神，各级党委都要有，都要在党中央总的路线、方针指导下，解放思想，大胆工作，敢于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处理新问题，而不要把应当自己解决的问题向上推。 当前，全党正在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事业。虽然建国已近三十年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主要精力用在政治运动方面，因而直到现在，许多同志对搞建设还是知识很不足，经验很缺乏，甚至是很陌生的，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要尽快地胜任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职责，我们各级领导同志既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实践，更要十分注意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使我们党的这个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更大的威力。

第2版()专栏： 要用极大的努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联系实际学习中央文件，强调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再搞“一平二调”和瞎指挥 据新华社长沙一月二十七日电 “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要用极大的努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这是最近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会议联系湖南省的实际，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了贯彻执行《决定》的措施。大家认为，《决定》的基本精神是要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此，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切实保护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能再搞“一平二调”和瞎指挥，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有农业的高速度。大家还联系实际讨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湖南省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全省还有五千万亩荒山荒丘、一百二十万亩水面没有开发利用。已经开发利用的，产量也还很低。邵阳市城西公社白田大队第九生产队的一口鱼塘，去年由生产队作主，实行包工，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平均亩产鱼八百斤以上，而湖南全省养鱼的水面平均亩产鱼只有几十斤。如果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决定增产措施，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这些自然资源就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生产潜力就可以大大发挥，就能够使整个农村经济逐步繁荣起来。 会议认为，湖南省过去重视粮食生产是对的。因为粮食生产搞得好不好，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备战备荒。因此，过去在发展粮食生产上的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必须坚持，继续把粮食生产抓得很紧。但是，过去湖南省对发展多种经营重视不够，抓得不得力，社队企业发展不快，农业生产长期单打一，造成集体经济穷，社员收入低，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今后必须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工业。会议提出，在今后两三年内，要努力做到以大队为单位，多种经营和副业的产值超过粮食的产值；三五年内，以公社为单位，社队工业的产值超过农副业的产值。今后扩大的耕地，一般都要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粮食增产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自山区、林区的同志说，山区、林区的条件并不差，问题是要象《决定》中指出的那样，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如果硬要林区也“以粮为纲”，只好毁林种粮，结果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不但林业不能很好发展，到头来粮食生产也上不去。他们说，只要因地制宜，并从粮食征购、口粮供应、木材价格、物资支援等方面认真制定合理的政策，山区大有可为。 会议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积极兴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采矿业等社队企业。对国家给社队企业的一亿多元投资和补助资金，要一个一个项目地进行落实，保证大部分项目做到当年投产，当年受益。 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谈到，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冲破小生产的框框，向区域化、专业化生产的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农业的社会化水平。

第2版()专栏： 福州、厦门、泉州、广州等地银行 帮助居民调回在国外和港澳资产 新华社福州一月三十一日电 中国银行福州、厦门分行和泉州支行，积极协助归侨、侨眷和其他居民找回失落在国外或港澳的资产，到目前为止，已找回四十八万美元。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一些侨胞因为种种原因，把资产遗留在国外或港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怕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不敢承认有钱存在国外，有的人把股票、证券藏了起来。“四人帮”被粉碎后，福州等地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向归侨和侨眷宣传国家有关政策，说明找回失落在国外或港澳的资产，是受到国家鼓励和保护的，政治上不会受到歧视，找回的资金不论多少，都归个人所有。不少人解除了思想顾虑，请求中国银行协助调回资产。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把埋藏了多年的外汇股票挖了出来，要求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帮他调回资金。厦门市一位妇女向中国银行提出，她丈夫生前在海外银行存了两万多美元，死后被他人侵吞，希望能找回。经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多方设法，现在已追回这笔财产。去年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协助居民办理从国外或港澳领取死亡赔偿金、抚恤金，和出售股票等有二十多起。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协助一户居民调回的资产就有八万美元。 新华社广州一月三十一日电 广州市一位退休工人得到香港当局通知，他祖传在香港的一笔价值一百万港币的地产必须限期处理，过期就要没收。正当他感到为难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市分行秀丽二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表示可以代办，并代为垫支一切手续费。 不久以后，这笔出售地产的资金就从香港汇到广州，交给了本人。这位老工人非常感激，写信给《广州日报》表扬银行的同志。 秀丽二路办事处从一九七七年以来，帮助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家属以及其他居民，从国外或港澳调回或正在调回的股票、存款、房地产有十三宗。他们不仅代办大笔的，也重视小笔的。有一个工厂干部，他母亲生前在香港参加了人寿保险，有一笔二千元的保险金。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帮他通过有关途径调回来了。

第2版()专栏： 地质部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决定按专业化分工原则改革管理体制 新华社北京一月三十一日电 我国地质部门决定按专业化分工原则改革地质工作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国的地质工作基本上按照行政区划、行政方法从事经营管理，很不符合客观地质规律和经济规律。地质调查和探矿施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但过去一直把它们扭在一起，用同一的行政方法管理，结果严重阻碍了地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地质工作范围，违背了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还造成了技术力量和资金使用上的不合理和浪费，同时也助长了主观主义瞎指挥，使地质事业的发展受到损失。 在国家地质总局最近召开的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大家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国发展地质事业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状况，按照专业化分工原则改革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他们的具体改革方案是：把地质调查和探矿施工分开。地质调查工作按地质资源条件，成立地质调查所或地质队，这些单位属于事业单位，从事地质及矿产的调查，向国家提交各项地质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探矿部分设立企业性的探矿公司，根据地质调查队的设计要求，承包钻探和山地工程任务。各地质所（队）以国家拨给的地质事业经费向探矿公司支付工程价款。探矿工程公司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它除了从承包地质队工程价款中获得经费外，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也可计价承包工厂企业的钻探和农业打开等任务，增加收益。同时，组建物资供应、地质机械仪器和其他服务性的专业公司为地质调查和探矿服务；以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中心实验室为骨干，集中或分片组成实验中心，承担野外队的化验分析和测试任务。地质所（队）与各专业公司之间，以及各类专业公司之间，通过经济合同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在合同中，明确各自承担的经济技术责任。有关方面必须严格履行合同规定，不按规定执行合同或随意中断协作关系的要追究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违犯合同的要受到经济制裁。在实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各单位还将采取一系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措施。各专业公司要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企业基金制度和奖惩制度，积极实行民主管理，使企业基层有较大的自主权。 全国地质局长会议认为，实行专业化对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改革将保证地质调查和勘探施工人员按照各自的专业方向，努力提高技术、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各专业单位以经营效果来考核企业和职工，改变过去找到矿和找不到矿一个样，矿产储量交与不交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情况。这一改革也有利于扩大企业基层的权限，减少行政层次，避免“长官意志”，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大大加速地质事业现代化的进程。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实行上述改革后，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调查研究，搞好规划，推广先进经验，主持各专业单位签订合同，监督合同的实施，仲裁执行合同中的纠纷等。 会议指出，按地质和经济规律以及专业化分工原则改革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是地质部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思想要解放，工作要稳妥。会议决定，最近先在四川、云南、湖南、北京、吉林、陕西、江西、安徽等省、市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部门也将选择若干单位进行试点。

第2版()专栏： 三机部、六机部改进作风 停止召开全系统学大庆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九日电 水电部决定撤销即将召开的全系统学大庆会议的消息一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后，受到有关领导同志和领导部门的重视。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就此建议国防工业等部门的学大庆大会仿效水电部的办法办理。三机部党组经过讨论决定：将原来准备在四五月间召开的三千人以上的工业学大庆会议改为小型的领导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如何更好地联系本行业实际，更深入地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问题。六机部党组也决定：停止召开原来准备召开的一千二百多人参加的工业学大庆会议。 三机部、六机部的同志说，为了改进作风，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多做具体工作，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尽可能不开群众性的大会，让大家把精力和时间集中到科研、生产和建设上来。他们用召开小型工作会议或领导干部会的方法，研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将继续抓好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

第2版()专栏： 隔海遥望思亲人——访居住在厦门市的台湾籍同胞 新华社记者 黄汉兴 在祖国东南滨海城市厦门，居住着四百多户、一千二百多名台湾籍同胞。今年一月一日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台湾籍同胞，他们隔海遥望思亲人，渴望早日同亲人团聚。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记者来到景色秀丽的厦门大学校园，访问了外文系副教授、台湾籍同胞朱天顺。朱天顺虽已年近花甲，两鬓染霜，但精神矍铄。他操着浓重的台湾乡音，激动地对记者说：“《告台湾同胞书》说得太好了！祖国人民盼望台湾回归、骨肉相聚这一天早日来到。” 接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党和人民对台湾同胞倾注了何等深沉的爱。朱天顺的老家在台湾基隆市，一九三九年他被侵华日军胁迫来大陆当翻译。一九四二年一月逃离虎口，参加了新四军。在革命队伍里，领导和同志们待他亲如手足，给他讲革命道理，使他迅速成长，一九四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令他难忘的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他随王震同志带领的部队突围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请三五九旅南下回延安的团以上干部吃饭，他也应邀参加了。在宴会上，当王震同志把他带到毛主席面前，报告他是台湾籍干部后，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和蔼地说：“辛苦了！”说到这里，朱天顺激动地起身推开门窗，窗外不远的前方是碧波万顷的大海。他遥望着大海彼岸的家乡台湾，凝神聚思，深沉地说：“祖国母亲爱台湾，台湾儿女想母亲。等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时，我要回到故乡去告诉乡亲们，全国各族人民是多么关怀台湾同胞生！” 在黄厝大队，记者见到了党的十一大代表、台湾籍干部陈城铨。他满怀激情地说：“听说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摆到具体日程上来了，我的心就象大海一样不能平静。”陈城铨出生在台北县，全家一贫如洗，一九四八年他十一岁时被迫随母亲来厦门谋生。解放后，他一家的生活有了保障，他自己也成长为一名干部。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华国锋同志到厦门视察工作时，曾来到黄厝大队，听取过他的汇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他赴京参加协商党的十一大代表名额时，华国锋同志又接见了台湾籍代表。陈城铨说：“社会主义祖国怀抱暖如春，祖国统一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记者还访问了一些年老体弱、已经退休的台湾籍同胞。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乘船横渡厦鼓海峡，记者来到著名游览胜地鼓浪屿日光岩。在一壁镌刻着“鼓浪洞天，鹭岛第一”八个大字的峭岩下，座落着一幢漂亮的小楼，这是退休工人、台湾籍同胞林华敏的家。跨进门，适逢退休工人、台胞郑玉惠、郑玉美两个老姐妹也来作客，客厅里充满着节日气氛。房主人酷爱花卉，时值农历腊月，但桌案上一盆盆万年青青翠欲滴，各色仙人球千态百姿，几株兰花、野玫瑰芳香馥郁，看来主人的晚年退休生活是过得挺舒适的。林华敏出生在台北市，一九四四年来厦门，第二年就结了婚。她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她曾带着女儿林明芳、儿子林明杰回台湾探望老阿妈，老阿妈煮了许多火鸡蛋招待他们，她的两个孩子吃得满嘴是蛋黄，逗得老阿妈哈哈大笑。说到这里，全屋的人都笑了起来。郑家两个老姐妹也谈起了台湾家乡的香蕉、菠萝土产。童年趣事，乡亲故里，好象这三十几年前的事犹如昨天。林华敏说：“这些日子总是思念老家，未知老阿妈可健在？我盼望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早日架起一座金桥。如果老阿妈健在，我要告诉她老人家：第一，我退休了，每月领退休金，在家抱孙儿，生活幸福；第二，我最小的孩子林明扬考上了福建医科大学；第三，明杰儿就在春节要结婚了。这全托共产党的福啊！”

第3版()专栏： 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 ——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黎澍 最近《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举行座谈会，纠正了许多错误的文艺批评。其中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姚文元对吴晗同志所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吴晗同志原是以对明史的精湛研究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九五九年底受北京京剧团委托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剧上演以后，除了少数戏剧界和历史学界人士表示赞扬以外，在群众中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使此剧的创作和上演突然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严重政治事件。 姚文元的批评是强词夺理，不足以服人的。就在当时，已有许多作者提出不同意见，跟他进行辩论。姚文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坏人利用职权制造冤狱的可能，他的这篇精心罗织罪状的文章本身就证明它大谬不然。它不仅造成了吴晗同志的千古奇冤，并在全国各地株连了难以数计的作家、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举诬蔑、陷害，制造冤狱的开端。 本文试图根据现有资料对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造成的吴晗同志的冤狱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希望大家来进行揭发，使事实真相逐步澄清，得出应有的教训。 “保密”的真相 江青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以《为人民立新功》为题的讲话，其中讲到她组织批评《海瑞罢官》的经过说：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 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当时在北京， 可攻不开呵！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 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呵，还 搞了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 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 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 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江青要找人写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中央有关各部竟毫不放松地要跟踪加以“扼杀”，以致她不能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而且参与其事的张春桥、姚文元还担了“很大的风险”。实则当时也许有些同志不重视或者不同意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但是谁也无从加以反对。江青所谓“他们就要扼杀”云云，张春桥和姚文元还为此事担了“很大的风险”云云，显然都是危言耸听。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讲话倒是透露了一点事实，足以说明江青所谓“保密”的真相，张春桥说：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 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 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 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 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 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 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 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 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 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 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 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 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感到问 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 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 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 ——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 ‘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原来真正的秘密不外两点：第一是作者们对明史茫然无知，要写出一篇文章来批评以明史为题材的剧本，还得“埋头读书”，经历一个从无知到略有所知的过程；第二，要把剧本的创作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必须挖空心思。这两个问题对张姚和他们手下的那个写作班子说来，当然是“很伤脑筋的”。从姚文元的文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明史尽管“埋头读书”八个多月之久，不学无术依然是个一望可知的特点。把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更是一个难题目，因为根本没有联系。所谓“单干风”，在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只是个别地区的现象，一九六二年大受批评，才以“风”著闻于世。吴晗同志在他创作剧本的时候根本不知有此风。至于所谓“翻案风”，那是指一九六二年根据中央指示对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反右倾”运动滥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刚开始不久，就有一些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极“左”分子跑出来指摘为“翻案风”。因此很快就被迫中止，还没有来得及成其为“风”。而且事出一九六二年，当时《海瑞罢官》已经上演约有一年之久了。可见所谓配合“单干风”、“翻案风”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一定要生拉硬扯在一起，这就叫做诬陷。 姚文元的陷害 姚文元在江青耳提面命下发表的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诬陷。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言中说，此剧经过七次修改，“前四个本子的主题都是强调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百姓的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许多朋友指出，海瑞下令退田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来衡量，这种政治措施肯定是改良主义的。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姚文元一口咬定此剧主题是退田。他说：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 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 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 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 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 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 剧作者本人清楚地说明了主题从退田改为除霸的经过，为什么姚文元拐弯抹角地咬定主题是“退田”呢？据曾经被江青指定写批评文章的其他作者说，这是江青的主意。一定要咬定主题是退田，这才能勉强同发生在一九六一年的所谓“单干风”和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联系起来，证明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为了罗织这个罪状，姚文元采取歪曲史料的方法来证明他的一个非常古怪的逻辑：农民土地被兼并光了，进一步兼并就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官僚地主和中小地主的矛盾。据说： “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 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 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在土地 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 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 ‘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 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 由此得到结论，海瑞退田不是退给农民，而是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姚文元说：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 地吗？不是。……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 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 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 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 ‘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 保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在几年以后不正是“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和罗思鼎所谓法家路线的进步作用吗？被姚文元指摘起这种作用的海瑞岂不大有可能获得被封为“法家”的荣幸吗？可是在“四人帮”发迹之初，由姚文元所作的同样的论证完全是为了对知识分子大举进行打击和陷害的目的。姚文元明知他的这种论证不足以服人，于是就只有拿出以势压人的最后一招，蛮不讲理地说，“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创作的这个剧本既然宣传了保护中小地主利益的清官，配合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那就注定得被判为“一株毒草”。 “平冤狱”从来是清官戏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吴晗既把《海瑞罢官》的主题定为除霸，而以退田为陪衬，自然也就要把平冤狱作为此剧的一个内容了。姚文元的指摘，一则说剧中关于平冤狱的描写是假的，根据他们查到的资料： “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 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 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 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 其用意仿佛是说，海瑞从来没有平过冤狱，剧中情节纯属捏造。历史剧就是历史，不许虚构。再则说剧中写海瑞为受屈的农民平冤狱是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美化为超阶级的东西，所谓清官平冤狱是地主资产阶级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剧中平冤狱的描写不是破除而是加深这种迷信。姚文元在作了这些指摘以后，汹汹然质问剧作者要我们向海瑞学习什么，是“学习‘平冤狱’吗”？他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 狱”，“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 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 能‘平’呢？” 罗织至此，可谓极尽诬陷之能事而吴晗同志也就因为写这么一个历史剧被推到阶级敌人的行列里面去了。随后就是“四人帮”演出的冤狱遍于国中的大悲剧。姚文元反对写平冤狱的目的何在，不是昭然若揭吗？ 可是姚文元的诬陷并未就此善罢干休。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就抓住吴晗同志在剧情提要中所说“他（海瑞）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种好的品德就是剧中着重描写的“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这可是触了大忌讳。“四人帮”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大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早已远远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倘若广大群众坚决跟他们作斗争，揭发他们的阴谋和罪恶，那他们就会混不下去了。他们需要的是人们的阿谀逢迎和紧跟照办，而不是对他们的直言不讳的指摘。姚文元在文章中多次把曲六艺同志写的一篇剧评的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当作指摘的口实，他显然非常恼火，意在警告人们最好还是服服帖帖地做“甘草”和“乡愿”，并且举起“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派的大棒来进行威胁，仿佛高声喝道：“你们听话还是不听话？” 要害在罢官吗？ 姚文元诬陷吴晗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江青及其帮伙立即利用人们因无法理解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发动了全国性的讨伐。参加讨伐的人又因为遵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指为把政治问题引向学术讨论，比不参加讨伐还要罪加一等。其中特别是由于有陈伯达、王、关、戚一类文化丑角穿插其间，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造成了一场一时以非为是，一时又以是为非的大混乱。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多矣，未有大于此者！ 现在“四人帮”垮了。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许多是非功过都因已成陈迹而渐见分明。吴晗同志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狱中。他的问题是个冤案，自应彻底平反，有些事实也还有说清楚的必要。 《海瑞罢官》最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它同彭德怀同志罢官事件的联系。最近有人揭发，最早指摘《海瑞罢官》要害在“罢官”的是那个窃取了文革小组大权的人。其实那个人的指摘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吴晗同志在剧本序言中说：“剧本原来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本写的只是海瑞生平的一部分，才改名为《海瑞罢官》”。这个说明太简略了。据参加排演过程的戏剧界人士补充说，此剧最初的本子原是以海瑞罢了官又复官，重新穿上大红袍作结的。大家看了感觉这是个大团圆的老套，未能免俗，后来才改以罢官结尾。据吴晗同志老友、一位植物学家说，他在看过吴晗的剧本以后，认为里面写的不是海瑞的一生，定名《海瑞》不贴切，建议改为《海瑞罢官》，并且大笔一挥，就在稿本上题了《海瑞罢官》四字。据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说，罢官结尾又经过多次修改，才完成了他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本子。由此可见，此剧的创作当初并非以罢官为主旨。 在一九六六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展开以后，原北京市委对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作过了解，据说二人既无工作关系，亦无私人交往。吴晗同志在创作《海瑞罢官》以前，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对海瑞为人极力加以颂扬，最后有几段话表明他已经了解到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精神有与海瑞近似之点，极力想把他所宣传的海瑞同彭德怀同志划清界限。这些话使我们为彭德怀同志不平，又使我们深深地同情吴晗同志本人。因为我们从这些话看到的是一个多少年来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挣扎的知识分子。他怀抱着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善良愿望，兢兢业业，力求不犯错误，同所有的错误划清界限。但是他总是被指摘犯了错误，左冲右突，不能摆脱这样的困境。 事实很清楚，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发表文章如此坚决地同彭德怀同志划清界限的人，会在一九六一年发表一个改了又改的剧本来为他鸣冤叫屈，那是不可想象的。吴晗同志的剧作本身表明他到底不过是个历史学家而不是戏剧家，除了忠实于他所标举的学习海瑞的目的以外，看不出有影射现实或反映现实生活的任何企图。作品的缺点恰好不在歪曲历史事实来塑造理想人物，而在于过分地为历史材料所限制，思想拘谨，以致历史性远过于戏剧性。这大概正是他平日所遵奉的所谓“当时当地标准”的一个具体表现。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以后，有的批评者指摘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为了反党的，完全不合事实。 永远不能重演的悲剧 吴晗同志的冤狱终于平反了。人们应当从中得到教训，这样的大悲剧再也不能允许重演了。 最近看到江青一伙布置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一份材料，其中记录的种种“指示”，名为展开讨论，实则完全是把无辜的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对待。这些所谓“指示”，大量使用了对敌作战的军事术语，例如：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 引到面上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 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 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 战场。” 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不是。这是思想斗争吗？不是。这是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吗？不是。只有一个回答可以说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无辜的知识分子。“四人帮”阴谋建立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而知识分子是他们实现这个阴谋的大障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他们用尽了各种最恶毒的诡计，诱使所有被认为不听驱使的知识分子落进他们布下的罗网，制造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而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名精心罗织的吴晗同志的冤狱是这场大悲剧的序幕。在经历了这么一场浩劫以后，人们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施再施的诡计已经使得那些足智多谋之士信义全失，想要人们照旧上当，照旧听人摆布，再也不可能了。 平反吴晗的冤狱是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因为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思想界起破坏作用的重要的因素。他的文章认定讲历史一定是对现实的影射，不是为了影射就不需要讲历史。这使历史学家为之心惊胆战，十分诧异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从事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可以任由他人对研究的成果和目的作出随意的解释，不知何时祸从天降。而林彪、“四人帮”也确实害怕有人看出他们是从古坟堆里爬出来的幽灵，干脆从学校教学中取消了历史课。戏剧家也很紧张。因为姚文元批评吴晗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认为历史剧必须忠实于历史记载，不许有虚构的情节。另一方面，“四人帮”又发明一种文艺理论，要求戏剧创作“三突出”，反对写真人真事。这种历史观点和文艺理论使人们啼笑皆非，不知如何是好。到处有人公然声言“心有余悸”，实际上是展示这次劈头盖脑乱打棍子的批评运动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是对“四人帮”专制统治满怀愤怒的抗议。 吴晗同志的冤狱是一次大冤狱。现在给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这个长期悬而不决的冤狱彻底平反，总算解除了一个精神负担，使人心胸为之一快。 可是“四人帮”的全面专政造下的冤狱太多了。吴晗的冤狱无非是许许多多冤狱中的一桩。然而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破坏的开端，是我党历史上的耻辱。我们应当牢记“四人帮”反革命复辟事件的教训。这个万恶的黑帮是在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封建残余至今未能完全消灭，如果我们不坚决为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党内民主而斗争，一旦有隙可乘，它又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只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使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处于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监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止和及时粉碎野心家们阴谋复辟的活动。这是我们从平反吴晗同志因创作《海瑞罢官》而造成的冤狱应当得到的结论。

第3版()专栏： 驳“言者有罪”论 邵景均 讲民主，最基本的一条是允许人们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也就是要实行言者无罪。 “四人帮”是不准人讲话的。谁讲了真话，谁讲了不合他们口味的话，就打棍子，扣帽子，实行“全面专政”。在他们那里，言者有罪，因而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 打倒了“四人帮”，党中央十分重视恢复和发扬我党的民主传统。但是，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那里，言者无罪这一条仍难付诸实践。他们一听到不合口味的批评、有损“面子”的意见，听着“刺耳”的言论，就要给点颜色瞧瞧。轻者，把脸拉得老长；重者，或给个“小鞋”穿，或送顶“帽子”戴，或点名批判，或隔离审查，总之是不会让你舒服的。 古代兴兵打仗，讲究师出有名。现在某些领导干部压制群众讲话的时候，往往也要搬出一些大道理（权且叫做“言者有罪”论吧），以表示理直义正，师出有名。 譬如，“要用无产阶级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就是一条。 这里有几个问题被他们搞乱了。其一，究竟是谁代表了无产阶级思想？“言者有罪”论者自恃手中有权，是党的某一级领导干部，便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当然代表者”，似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发出的每一项指示，都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体现，谁有不同意见，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完全不懂得，任何思想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你的话才算是反映了无产阶级思想，否则就不算数。决不能“有权就有理”，以为领导的话都是金石之言，“语重九鼎”，而群众的话都是草木之音，不屑一顾。 其二，我们所讲的“统一思想”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努力把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但是，“言者有罪”论者所讲的“思想统一”，则是不允许别人与自己有不同的意见。这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必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过去，林彪、“四人帮”曾经打着“统一思想”的旗号来搞乱人们的思想，这个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 其三，无产阶级怎样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对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不能搞专政，而只能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用说理的方法来解决。 “要维护领导的威信嘛。”这又是一条。 下级对上级、群众对领导明里暗里说几句不大尊敬的话，这是自古以来都有的事，而且今后也不会绝种。不管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中总会有人对他有所非议。一是因为任何领导者都不是至善至美的完人，总会有缺点错误；有缺点错误，就有人议论。二是因为群众中各种人都有，一些群众对情况不一定都了解得那么清楚，对问题的分析也不一定都那么正确。但是，群众的议论，个别人的责难，从来就不是影响领导威信的原因。在“言者有罪”论者看来，领导的威信是靠人“捧”出来的，是从“拥护”声中“树”起来的。其实恰恰相反，领导的威信，只能是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靠密切联系群众，靠实事求是、讲真话，靠自身的模范作用，才能真正获得。有些领导者的威信之所以丧失，不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相信几句不敬的话会降低自己的威信，也不相信别人骂几句自己就会倒台。他们不需要靠封住人家的嘴巴来维护自己的威信。 封建皇帝唐太宗很懂得“言者无罪”与“兼听则明”的关系，用各种方法鼓励他的臣下“犯颜直谏”。他的妻子长孙皇后也很支持他这样做。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那些“言者有罪”论者虽然身为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其见识却短于长孙皇后，心胸狭于李世民。 在党中央领导下，许多领导干部都开始重视发扬民主作风，一些革命老干部以身作则，在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最近报道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虚心接受下级批评的事，就是一例。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党内公开反对民主、不准群众讲话的人是逐渐少了。但是，是真是假，不能光看声明，而要看实践。中国有个人们熟知的寓言叫“叶公好龙”。现在，有一条叫“言者无罪”的真龙已经呼啸着飞到窗口了。请问：你要怎样对待它呢？是象习仲勋同志那样真心诚意地欢迎它呢，还是象“叶公”那样慌里慌张地逃避它呢？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与美国参议员共进午餐 并出席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茶话会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同美国参议员们共进午餐。 席间，邓副总理同二百多名有影响的美国政界人士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副总理在祝酒词中说，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正常关系”。 邓副总理希望美国参议员们为增进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而共同努力。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表示希望，邓副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将“开始架设一座逾越过去的敌对而通向友谊的新时代的桥梁”。 外交委员会少数党领袖雅各布·贾维茨强调，中美双方在世界和平与福利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说，美中建立新的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之间有许多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现在有可能共同努力，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指出，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点”。他表示相信，“随着新的关系的不断增长，我们的友谊将证明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一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中方出席午餐的有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 餐后，邓副总理与参议院领袖们进行了私下会见。 在回答参议员提出的关于台湾的问题时，邓副总理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邓副总理后来对记者说：“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上说，他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是“加深两国人民彼此间的了解”。“我们感到在这方面的收获是很大的。” 他说：“不仅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两个大国能够永远友好下去。诸位先生同我们一样，肩负着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我们愿意与诸位一起为尽到我们的责任而努力。” 将近一百名众议员出席了这次茶话会并同邓副总理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们热烈鼓掌欢迎邓副总理，同他握手并要求签名留念。赠送给邓副总理的礼物是一册有关亚伯拉罕·林肯的书。 同邓副总理一起出席茶话会的中方人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扎布洛基在向众议院介绍邓小平副总理时用中国话对邓副总理表示欢迎。他接着说，在座的许多众议员都访问过中国，并且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邓副总理的访问将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对中国客人说，邓副总理的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他说，美国人民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并保证要为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而努力。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罗兹说，中国副总理的访问十分重要，因为这表明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他要求邓副总理向中国人民转达美国人民深厚的友好情意。 茶话会结束后，邓副总理同众议院领袖们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在华盛顿应邀出席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茶话会的盛况。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传真照片） 邓小平副总理同美国参议员们共进午餐。图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右）和外交委员会少数党领袖雅各布·贾维茨（左）在参议院门外热情迎接。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在友好的气氛中 邓副总理同美国内阁官员共进早餐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一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他下榻的宾馆布莱尔大厦同美国内阁成员以及卡特总统的其他高级助手共进早餐。这次早餐聚会在友好的气氛中历时一个多小时。 美国方面共进早餐的有：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农业部长罗伯特·伯格兰，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小约瑟夫·卡利法诺，运输部长布罗克·亚当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总统贸易谈判特别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中国方面共进早餐的有：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特别助理浦寿昌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一日电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宾馆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在座。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向林肯纪念堂献花圈并参观全国宇航博物馆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一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在这里瞻仰了林肯纪念堂。 他在亚伯拉罕·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年）的大理石座像下献了花圈，并静默致敬。 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他为解放黑奴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赢得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许多人的尊敬。这个纪念堂是美国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兴建的。 华盛顿陆军军区司令肯尼思·多利曼和来自林肯总统家乡伊利诺斯州的一些议员陪同邓副总理瞻仰林肯纪念堂。 前往瞻仰林肯纪念堂的还有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副总理方毅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纪念堂负责人向邓副总理赠送了一本《亚伯拉罕·林肯传》。 当邓副总理一行离开纪念堂时，仪仗队向他们举旗致敬。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一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参观了华盛顿的全国宇航博物馆。 同邓副总理一起参观的有：方毅副总理以及邓副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博物馆里展出了二百四十架过去的飞机，四十艘宇宙飞船和五十个导弹和火箭。这些展品生动地表现了人类为开拓征服空间而作的努力。 邓副总理来到阿波罗一十一号指令舱的时候，宇航员柯林斯向他叙述了一九六九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是怎样乘坐这个座舱飞往月球的。 邓副总理用手摸了一下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块。博物馆馆长齐塞因对他说：“先生，你接触到月球啦。”邓副总理高兴地笑了起来。 他们随后看了一部关于人类飞行史的影片。宽达二十三米，高十五米的银幕使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自己仿佛也置身于空间一样。 这个博物馆于一九七六年建成并向公众开放，它是全国性的一个宇航展览、教育和研究的中心。

第4版()专栏： 美国国旗的由来 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各州都有自己的旗帜。海上舰只的旗帜更是“百花齐放”。 一七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大陆会议正式确定国旗形式。旗底为红白相间的十三条，旗角为蓝底和十三颗白星，用以代表最初的十三州。但是并没有规定红白条纹各为多少条，因此规格仍不一致。 一八一八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具体规定为红白相间十三条，而“每逢一个新的州加入合众国，就在国旗上增加一颗星”。随着美国领土的增加，现在已增为五十颗星。

第4版()专栏： 邓副总理出席美国友好团体和华侨的招待会 向多年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美国朋友和华侨表示感谢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今天晚上出席了由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美华人协会和旅美华侨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邓副总理向多年来为增进中美友谊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美国朋友和华侨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这两天，我同卡特总统进行了融洽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会谈。今后，我们两国人民不再是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而可以大大增加友好往来，积极开展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邓副总理表示欢迎美国朋友和华侨访问中国，进行参观游览、探亲访友，对中国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对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提供有益的帮助。 邓副总理说：“诸位侨胞和华裔美国人当中，可能有许多人还有亲属居住在中国大陆，希望他们出国来同你们团聚，有的希望回去探望亲属。这是人之常情。中国政府是以同情的积极态度对待这种合理愿望的，并且将采取有效措施来满足这一意愿，对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邓副总理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比较能够顺利地实现。” 全美华人协会会长杨振宁在讲话中说，美中关系正常化和邓副总理访美“是我们时代的分水岭事件”，“它开辟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两主席之一弗兰克·佩斯塔纳说：“（美中）关系正常化对争取和平是一股具有重大意义的力量，不仅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而且对亚洲人民、太平洋地区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这样。” 杨振宁和佩斯塔纳都表示要继续为在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友谊的桥梁而努力。 招待会大厅里悬挂着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横幅：“热烈欢迎邓副总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另一位主席尤妮塔·布莱克韦尔向邓副总理赠送了礼品。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邓副总理一行的成员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和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两个团体的领导成员、知名友好人士、著名学者、华侨代表和旅美台湾同胞，其中有马克·谢尔登、罗伊·约翰逊、塞缪尔、海伦·罗森、李政道、牛满江、吴健雄、袁家骝、任之恭、李振翩、缪云台、何炳棣、邹谠、谢侨远和梅子强等。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出席由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美华人协会和旅美华侨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卡特总统夫人为邓副总理夫人举行招待会 卓琳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使两国妇女有更多机会相互了解学习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美国总统卡特的夫人罗莎琳·卡特一月三十日下午在国际基金会会址梅里迪安大厦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举行了招待会。 卡特夫人对卓琳表示热烈欢迎，并祝愿她和邓副总理一行在访美期间生活愉快。 她对参加招待会的约六十名来访的中国学者致以良好的祝愿，并期望两国之间能更多地进行文化和学术交流。 卓琳对卡特夫人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她说，中国妇女“一向钦佩美国妇女求解放的精神，也十分重视美国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接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使两国妇女“有更多的机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对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世界妇女团结进步的事业，将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副总理方毅的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夫人李友锋以及邓副总理随行人员中的其他女同志出席了招待会。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的夫人、运输部长亚当斯的夫人、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夫人、一些国会议员的夫人以及许多国家驻华盛顿大使的夫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来宾共二百五十名。 卡特夫人和卓琳一起，和出席招待会的来宾握手问好。 一月三十日上午，卓琳在万斯夫人陪同下参观了史密森博物院的历史和技术博物馆和弗里尔艺术馆。她们在艺术馆馆长托马斯·劳丁和史密森博物院秘书狄尤·里普利的陪同下，很有兴趣地观看了这两个馆的展品。 二十九日，卓琳还在华盛顿参观了国家档案馆和全国医学中心的儿童医院。 （附图片） 美国总统卡特的夫人罗莎琳·卡特为邓小平副总理的夫人卓琳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谢丰泉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美国通讯 玫瑰园里春意浓 本报记者 袁先禄 蒋元椿 一月三十日上午，白宫玫瑰园里阳光灿烂，景色宜人。邓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刚刚结束第三次会谈，就满面笑容地来到这里，同各国记者会面。在答复记者的问题时，卡特总统对两国领导人两天来进行的三次会谈的评价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邓副总理表示，他完全同意卡特总统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转向主人说，“让我们再一次握手”。两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时邓副总理又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这个动人的场面，在记者中引起了一阵阵的欢呼和笑声。玫瑰园里的春意更浓了。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取得如此满意的结果，这是不奇怪的。在邓副总理访问美国前后，美国的政界和舆论界对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将会取得什么结果，表现了巨大的关心。 在美国报纸上可以看出，有些人猜测可能出现某些分歧的问题。但是，美国很多有识之士指出，如果从历史发展和世界战略形势的角度来看，有些并不是什么问题。 例如台湾问题。有的美国朋友回顾说，早在一九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因此，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两国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中国对台湾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邓副总理三十日晚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美华人协会和旅美华侨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在使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上，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这段话受到到会的全体华侨、华裔美国人和美国朋友们的热烈鼓掌欢迎。很多美国朋友在其他接触中也对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一政策表示赞赏。 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性质就不一样了。越南明目张胆地侵略柬埔寨，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不仅仅是越南企图实现它的地区霸权野心的问题，而是苏联在全世界推行它的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将形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同中美两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是两国的共同点。 邓副总理三十日晚上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六个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根本区别，但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都要求两国都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这段话指明了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会谈取得成果的原因。 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还郑重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邓副总理这一庄严宣告，在美国受到极大的重视。 对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在美国，能够理解的人士越来越多，从前总统尼克松在上海公报中同中国一起承担了美国不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的义务以来，有一个超级大国始终拒绝承担同样的义务，而且在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对于许多美国人是一服很好的清醒剂。 二十九日中午，万斯国务卿在宴请邓副总理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尽力协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并曾特别指出，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决不是“想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很多美国人士已经认识到，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仅仅是有关美国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存在；但是，从国际形势的全局来看，一个强盛繁荣、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在亚洲，有利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华盛顿会谈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说明能够用远大的战略观点来考虑中美关系的美国政界人士在美国正在起着主导作用。 世界舆论密切注视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华盛顿会谈。面临着霸权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各国人民正在积极为保卫自己的安全、独立和世界的和平、安定而进行努力，并且希望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华盛顿会谈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它的成功，对世界形势向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毫无疑问将受到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第5版()专栏： 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 柳青 遗作 编者按：这是作家柳青同志生前所写的一份建议。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报发表《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一文以后，柳青同志的女儿刘可风同志把这份建议送给了报社。经送有关单位和科研部门征求意见，他们都认为一个作家这样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认真研究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是很值得学习的。他的意见是否完全可行，可以讨论研究。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又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对于调查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从实际出发来制订各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和步骤，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观点。 根据这两个观点观察分析问题，陕北地区是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的。 首先是干旱，当地群众叫做“十年九旱”。 我国北方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的各省区，其间大多有山脉横隔。在河北省是燕山，在山西省是恒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是贺兰山，在甘肃省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只有陕北地区没有隔山，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和毛乌素沙漠相连，成为一个气候区。陕北地区南部的黄龙山和晋西的吕梁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洋气候对陕北地区的影响，加重了干旱的因素，因而常常在河北和山西下雨的时间，在陕北仅仅是阴天而已。 鄂尔多斯草原和毛乌素沙漠在内蒙古自治区里也是雨量最少的，全年只有二百七十三毫米，仅仅是辽宁省昭乌达盟的一半，而且这点雨量还集中在七、八月间，即陕北群众所说的“大暑小暑，灌死老鼠”，就是说大部分是暴雨（即雷雨）。这个自然条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出有人为的办法可能改变。 修水平梯田和沟谷筑坝，可以防止七、八月间的那几场暴雨的水土流失，对提高产量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增加雨量，就是说不能改变其它月份干旱的根本局面。梯田在受旱时同样收获很小，甚至没有收获；沟谷坝地稍好一些，但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太小。 水利受到水源的限制。绝大多数生产队即使要用机械给梯田和坝地送水，也找不到水源。由于洪水的浑浊度大和地势的错综复杂，蓄水的实际可能性很小。 机械受到地形零碎的限制。在兴修的梯田和坝地，即使某种程度的机械化可以做到，而干旱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大量的劳力和生产投资不能收回生产成本，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一个命脉，一个出路，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至于高寒、无霜期短，只能种生长期不长的粗粮作物，春季风多，禾苗被风摇得很难生长，冬小麦常常连籽种也收不回，这些还不是主要问题。 我提出上述种种问题，并不是为了给我亲爱的几百万同乡泄气，而是为了研究适合陕北地理条件的经济建设方针和计划。 我们祖国广阔而且富饶。大自然给了我们东北的大豆高粱产区，北方和中原的棉麦产区，南方的水稻产区，内蒙古和新疆的畜牧区，等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最适于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建设。 在西欧和北美，按照经济地理条件，有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加龙河下游的葡萄产区，有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苹果产区。在我国，有渤海沿岸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辽西的苹果产区。 陕北地区的气候、土壤和地形是天然的理想的苹果产区。 ——首先苹果不怕旱，靠土壤中大地的潮湿度就可生长。幼苗根部太浅太小，如遇大旱，需要浇水，及至树苗稍大，根部延伸至生土层，就不需要浇水了。 ——陕北冬季有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许多虫卵不能过冬，暖季果树基本不需要农药，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这一点，连胶东、辽东和辽西的苹果产区都做不到。 ——陕北丘陵地带坡地的斜度，最适于苹果树生长，因为便于通风透光。地形零碎不利于机耕，而生长果树，则可以避免枝叶拥挤现象。为了施肥便利，在果树苗移植时即挖鱼鳞坑，随着根部发展，鱼鳞坑逐渐地加大，终于坑坑连接，形同梯田，也起水土保持作用。 （按：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同志在此处补充说：“还有一条，陕北地区日照长，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苹果糖分的积累，而且果皮色泽好看。沟壑坡度大，可修反坡梯田，广种紫穗槐，既可保持水土，又可用作饲料、肥料，编筐编笼，一举多得。”） 上述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是其它国家和其它地区无法达到的。即使我国现有的苹果产区，也不如陕北地区理想。全部坡地培育成林以后，陕北地区将成为我国的先进经济区——园艺基地，并成为世界著名的苹果园之一。由于疏果、剪枝、收获和包装，主要依靠人力，其它地区可有计划地向陕北移民，陕北将成为我国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 不适于苹果树生长的“直风梁”（山峁、山梁）宜于植桑养蚕。采桑养蚕季节正是果树方面活路不多的时间，这样两种作业在气候、土地和劳力三方面天然地相适应。桑树更新下来的老枝，桑皮造纸制箱，装出口苹果，桑枝编筐，装内销苹果。在经济地理上两种经营这样和谐地全面衔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沟谷筑坝和部分可以兴修水利的梯田，全部种植粮食和蔬菜，还有一部分土壤太差的可以种植牧草，喂养当地使役的大牲畜。这样，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就构成陕北经营土地最理想的经济地理面貌。彻底改变面貌的过渡时间大约需要四个到五个认真制订并确实执行的五年计划。 毛主席说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关系而说的，“以粮为纲”不是说每一地区不管客观地理条件，都种粮食。这个道理显然用不着详细论述。 陕北地区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就是说经济关系的基础改变，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变。但改变经济结构的过程和改变后的经济结构，都还要以工业为主导，否则违反了经济关系的法则，事情是根本办不好的。 试以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经济结构为例，来说明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规律性。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机器的不断革新促进了工业发展，但真正迅速的发展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人类第一次修筑了铁路以后。交通运输的发展在现代经济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在十八世纪初期仅有七百余万人口的岛国，到二十世纪初期变成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英帝国（包括被它进行经济掠夺的殖民地在内），而英国本土的土地经营早已由主要生产粮食变为主要生产畜产品了。 殖民地独立以后，约五千万人口的英国所需要的农畜产品，仅能自给四个月，其余要用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因为这个雾国不适宜于农业。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消灭小土地所有制的。这与英国以资本主义方式结束封建主义经济停滞期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而且，由于我国幅员广大，面积与欧洲大陆接近，人口比整个欧洲还多。我们本国的资源和劳力再加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一旦结束了封建主义停滞期，就能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发展自己的多种经济区域，充分利用客观经济地理的优越条件。绝不能受着客观经济地理不利条件的限制，抱残守缺，强求各个经济区粮食自给。我建议改变陕北地区的土地经营方针，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陕北地区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必然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延安、绥德、榆林三个城市将有酿酒（苹果露）、纺织、造纸、罐头、毛织、皮革等工厂。随着经济发展，陕北的地下资源也将被开采，特别是石油和煤。 陕北地区的动力供应将是十分廉价的。境内黄河水流湍急，河面不及百米宽，水力资源极为丰富，需要多少就可以兴建多少水电站。但是为了便于管理和使用，可修三至五个大型水电站，高压供电主干线路大体上与新修的铁路平行，参考这点决定水电站的位置。 铁路运输线是陕北地区经济结构改变的关键。首先打破陕北与国内其它经济区隔离和半隔离状态，使陕北自己生产不足的粮食（要求自给三分之一，是可以做到的）容易进入陕北市场，其次使园艺和蚕丝产品以最近便的运输线运到出海口天津。 当然，铁路的修筑将和陕北土地经营的改变相配合，一定是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的，大致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先修最重要的一两条线与华北和关中相通，还需修境内支线，使得这个富饶地区的经济得以尽可能充分发展，与这个地区光荣的革命历史相辉映。 毫无疑问，在改变经济结构的同时，延安、绥德和榆林三地不仅将成为工业城市，而且将成为陕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园艺、蚕丝、电力、机械、建筑各业必须有高等教育机关和中等技术学校，培养当地的知识分子。 我在一九五五年我国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以后，就曾将此建议写给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未见信，被转给原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七年我催问第一书记本人，经查寻，原件已找不到了。当时我的写作已很紧忙，再没有写建议。 这次我在受审查期间，因病重不能劳动，在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亲友，谈起那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使我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它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这个建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有错误，愿接受批评。 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 西安

第5版()专栏： 建议扩大北方绿肥种植面积 柯晴 世界上粮棉高产的国家，土壤含有机质一般在百分之三以上。而我国华北地区土壤平均含有机质不到百分之一，河北省高产地区土壤含有机质也只有百分之一到一点二。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大量增施有机肥，则机械化程度越高，对土壤的破坏性就越大，产量不是越来越高，土地不是越种越肥，而是产量徘徊，地力下降。 国内外农业生产的实践证明，施用肥料应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化学肥料。光靠增加化肥用量或长期施用化肥，会破坏土壤结构。尤其是我国化肥品种单一，磷肥量少、品位低，钾肥是空白，只施用氮肥，更难以保持高产稳产。因此，必须大量施用含有机质和氮、磷、钾元素的有机肥。 如何增加有机肥料？秸秆还田是一个好的作法。但从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农村还缺少燃料和饲料的情况看，普遍采用秸秆还田是有困难的。积极种植绿肥，是北方地区快速增加有机肥料的有效方法。 发展绿肥作物的好处是很多的。 首先，对粮食增产有显著效果。绿肥作物（如田菁、苕子等）多属豆科植物，有固定空气中氮素的作用，且本身含有大量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元素。如以一亩苕子产二千斤鲜草计，所含氮素相当于五十六斤硫铵。几年来各地实践证明：翻压绿肥后，一般每亩可增产粮食几十斤至一二百斤，增产比例从百分之几到一两倍，增产效果可持续两三年。 其次，在盐碱地区种植绿肥，可使土壤结构得到改善，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山东省禹城、陵县以及河北省南皮县种植绿肥后，改碱效果显著。我国北方有盐碱地数亿亩，如能广泛连续种植绿肥，对促进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第三，种绿肥还有利于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北方地区提高复种指数，往往遇到土壤肥力不足等问题。山东省临沂地区推广的两粮两肥耕作制，不但为一年两熟制提供了大量有机肥料，而且因绿肥翻压早，玉米、小麦播种期均较以往提前二十到三十天，保证作物有足够的生长期和生长中所需要的气候条件，为提高复种指数赢得了时间。 此外，绿肥产量高，营养价值高，是养猪的好饲料，有利于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种绿肥有利于提高果树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我国北方有八亿亩耕地，不论是山区丘陵、盐碱涝洼、旱田水田、人少地多或人多地少的地区，都可以种植绿肥。目前已经涌现出一些每年种植一粮一肥、两粮一肥和棉肥间作、林肥间作、改良盐碱等用地养地相结合的先进典型。展望未来，北方发展绿肥，前途广阔。

第5版()专栏： 沙生植物园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胡延清 甘肃省民勤治沙站的科技人员，在巴丹吉林沙漠上，建起了我国第一座沙生植物园。 这所植物园占地千余亩，有九十多种乔木、灌木和草类。有本地的沙生植物，也有异乡别国的沙生植物，如东北的山竹子，北京的火炬树，西亚的阿月浑，黎巴嫩的旱生油瓜，德国的水飞蓟，等等。 这个沙生植物园是一个以引种驯化为中心，发掘利用沙漠野生植物资源，培育和推广良种的科学研究单位。植物园里引种驯化的沙生植物，具有抗风、固沙、耐旱、耐盐的特点。经过选种和育种，它们中间的优良品种源源不断地被推广到广大沙区种植。 我国沙漠的总面积有七十二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二。要改造和利用沙漠，采用植物固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沙漠中经过长期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沙生植物有千种以上。大力发掘研究沙区天然植物资源，广泛搜集野生的乔灌木和草类，同时引进国外优良品种，进行引种驯化、选种和育种，就成为治沙科研战线上的当务之急。 治沙站的科技人员和工人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使北京植物园寄来的火炬树和从西亚引进的阿月浑在园内扎下了根，安全地过了冬。

第5版()专栏： 开辟蛋白质饲料来源 柯晴 精料不足，蛋白质饲料缺乏，是我国畜禽生产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养猪量不足我国的五分之一，年产猪肉量却和我国相仿，他们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蛋白质饲料。 棉籽饼和菜籽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我国农村大多用以肥田，蛋白质的最高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五十。而用来喂猪，一部分蛋白质被利用，另部分随粪便排出，猪粪施到田里，当年可被利用，则蛋白质的利用率可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左右。棉籽饼含粗蛋白质百分之三十一到四十八，菜籽饼含粗蛋白质百分之三十四到三十八，比玉米、米糠、大麦等均高，氨基酸也比较全，是畜禽良好的蛋白质饲料。 从一九七六年起，青海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江苏省海安县大公油脂化工厂等单位，用去毒菜籽饼代替百分之二十的青稞喂猪，对采食量无影响，日增重比对照组高百分之二十，每增重一斤肉，比对照组少用一斤精料。 但是，由于棉籽饼含有棉酚，菜籽饼含有硫葡萄糖甙（主要是挥发性异硫氰酸盐和不挥发性的恶唑烷硫酮）等有毒物质，容易引起畜禽中毒甚至死亡，过去一般不作饲料而直接用于肥田。现经国内外大量试验证明，只要经过去毒处理，完全可作饲料。 美国对棉籽饼采用两种去毒方法，一种是培育不含棉酚的棉花新品种，另一种方法是在棉籽加工过程中，采用“液体旋风集料加工法”，部分去掉毒素。目前美国每年有百分之十的蛋白质饲料靠棉籽饼解决，无不良影响。 一九七三年以来，湖北省粮油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养猪研究所等先后在棉籽饼去毒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试验工作，初步寻找出三种较好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百分之二的硫酸亚铁水溶液浸泡，可去毒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其次是水煮法，用这种方法可去毒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另外是采用新的榨油工艺，可去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试验结果表明，游离棉酚在猪体内的残留极低，对人的健康没有影响。 国外对菜籽饼去毒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加拿大、瑞典建立了生产菜籽饼蛋白饲料的工厂，法国已将菜籽饼用作牲畜饲料。 一九七六年以来，有关单位对菜籽饼去毒方法进行了多种试验，其中以坑埋法和发酵中和法去毒效果最好。坑埋法对异硫氰酸盐的平均去毒率为百分之八十四，对恶唑烷硫酮的平均去毒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发酵中和法是工厂化的去毒方法，去毒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去毒后的菜籽饼喂猪效果良好。

第5版()专栏：来信 读者对黄土高原建设方针问题的反应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报发表了童大林、鲍彤、石山同志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参加讨论。不少读者反映了自己家乡或工作所在地耕作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下面是几封来信、来稿的摘录： 若要富，去栽树，林木成荫谁栽树，挨批斗，地秃山光 甘肃省木材公司徐林来信说： 《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一文所提建议，符合实际情况，是走向富裕道路的好主张。我的老家在晋西北黄土高原，自古以来是农林牧三结合地区，但自一九五八年起改为单一务农，结果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里的滩地除了盐碱就是沙漠，但只要下挖一尺深，就全部是黑土，适于栽杨树、柳树、柳条；丘陵地从表到里全部是红胶土，最适合种杏树、桃树和榆树。乡亲们历来说：“若要富，去栽树”。一九四七年土改后，这里家家有树木，村村有树林，户户养牲畜。三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有一群羊四百多只，牛马驴混合一群一百二十多头。夏天树林黑压压一片接一片，林间水草丰茂，是最好的牧场，只听铃铛响，不见有牲口，只听羊咩声，不知羊在那。一片片森林的间隙是一块块庄稼地，庄稼长势喜人。真是林护农，农养牧，牧促农，一派兴旺景象。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横行，打死了猫，反了耗子，沙子堆成丘岗，盐碱印染大地。“谁栽树，挨批斗”，弄得地秃山光，洪水泛滥，可耕地面积年年缩小。十多年来，社员年年口粮只有二百斤上下。与一九四七年相比，牛羊减少三分之二，粮食单产减少一半。 发展多种经营，把全局搞活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革委会民政处李思亮来信说： 我老家在黄土高原的甘谷县与通渭县的交界处，由于我每年回家探亲，所以情况很了解。这里修梯田，一般是年年修，年年垮。投入劳力、资金不少，但收效很小。有的社员说：辛辛苦苦把山坡造成平地，没有水也不能增产。 在我家乡，种草发展畜牧业却大有希望。种的苜蓿、黑麦长得倒不错，豌豆、油料、胡麻等也有收成，种当归等药材也适宜。是否可象石山同志文中所说，给他们一个调整耕作制度的时间，搞好多种经营和水土保持，把全局搞活呢？烧草皮牛粪，坏了农牧业根基 辽宁省阿鲁科尔沁旗人民银行郭存义来稿说： 我们这里也存在着类似黄土高原的问题。由于开荒、砍柴（小灌木）、刨疙瘩 （灌木根）、搂毛柴（野草），这里的草场逐年退化，水土流失逐年严重，气候恶化。有时盼降雨，雨后又立即山洪暴发。山洪冲走人畜的事每年都有。一九五三年我初到这里，旗政府所在地的天山镇西门外有一条常流水的小河套（溪），上面架一条小木桥。现在河床宽达二十多米，桥也改建成水泥石拱桥，却是一条干河套。由于冬季长，每户每年要烧一万五千斤到两万斤毛柴。现在毛柴也搂不到了，就烧牛羊粪。粪肥都给烧了，更谈不上秸秆还田。烧柴的问题是阿旗的严重问题，它破坏着农牧业的基础。保护生态平衡，制止滥垦滥伐，解决烧煤问题，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第6版()专栏： 在今天的舞台上 花鼓灯（安徽民间舞蹈） 丰收乐（江西舞蹈） 海侠三人舞（古典芭蕾舞） 昌都舞（藏族舞蹈） 蔡文姬（历史话剧） 马刀舞（蒙古族舞蹈） 育新苗（朝鲜族舞蹈） 三岔口（京剧） 拷红（川剧）王东 摄 小二黑结婚（豫剧） 张淑丽摄断桥（京剧） 阿依古丽（歌剧） 宝莲灯（舞剧） 相声 外国歌曲演唱 山东快书 独舞：春江花月夜 杂技 男声独唱 女声独唱 唢呐独奏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陈健腾、王景仁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