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安徽省委工作会议认为要迅速顺利实现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就必须： 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解决遗留问题 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现代化建设 据新华社合肥一月十七日电 最近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会议认为，为了迅速地顺利地实现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巩固和发展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必须充分地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安徽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和现实存在的问题。会议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充分调动全省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省、地、县各级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且围绕如何实现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认真思考问题，联系安徽实际讨论了当前还有哪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也对省委负责同志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对省委工作提出积极建议，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次工作会议为全省发扬民主，解放思想，顺利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要善始善终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大家认为，为了保证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顺利实现，一定要善始善终地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会议分析了安徽揭批查运动的形势，认为从全省来说，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要善始善终结束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前要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对那些运动没搞好，走了过场的地方和单位，要加强领导，坚决搞好，决不留下后患，留下不安定的因素。再一个是可以结束运动的地方和单位，也需要解决好遗留问题。要统一政策思想，抓紧解脱清查对象的大多数，必要时要领导讲话，敢于实事求是。此事久拖不利。 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抓紧冤案、错案、假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安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多。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并统一认识，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切实把全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力和智慧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有重要的作用。会议一致认为，安徽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全省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安徽人民是好的，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家认为，安徽的反右派斗争确实有扩大化的问题。原省委书记李世农，由于对省委在一九五七年春季开展的政法部门反右倾不同意，提了一些正确意见，却被戴上“反党集团首脑”、“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批判斗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在全省株连了大批干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原省委书记张恺帆到无为县检查工作，发现由于“五风”严重，群众生产、生活上存在严重困难，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向省委作了报告，结果却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受到批判斗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之后，全省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安徽受到很大破坏。一九六二年，虽然对李世农、张恺帆两位同志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了职务，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他们的问题重新翻出来，进行批判和斗争。这次会上，同志们纷纷建议省委给他们彻底平反，推倒一切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省委完全接受大家的建议，受到与会同志热烈赞扬。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迫害造成的大批冤案、错案、假案，作了认真的分类排队、讨论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平反、纠正的要求；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要求坚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安徽前一段为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仍然抓得不紧，进展不快。省委接受大家的批评，表示一定要继续抓紧抓好复查平反工作；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重新组织力量，采取积极措施，把复查平反工作做得又快又好。省委指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案件，不论哪一级党委，什么人批的，都要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复查平反；致死、致残的，要妥善作好善后工作。 要解放思想，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省委工作会议认为，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必须从思想上转好，就是要解放思想。省委分析了干部的思想状态后认为，现在思想仍然不解放，有些同志的思想甚至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至今一些同志余悸未消，在工作中怕这怕那，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缺乏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很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说明，思想解放是当前一个重大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解决。提倡和发扬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 要充分发扬民主，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会议还认为，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坚决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到会同志深切感到，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了。因此，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发扬民主方面给我们带了好头，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民主精神推广下去。会议认为，现在，安徽的干部和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提出批评和意见，这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四个现代化的表现。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要创造发扬民主的条件，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既然发扬民主，让人家讲话，就不能要求人们提出来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有的人发表一些片面的、偏激的、甚至错误的意见，这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一方面要发扬民主，一方面又要求人们不说一点错话，那就等于不要人家讲话。如果人们说了错话，就要追究，那就没有人敢讲话了，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有害的错误做法。

第1版()专栏： 围绕加速国防现代化做好政治工作 总政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政治工作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向全军各部队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紧紧围绕加速国防现代化做好政治工作。 总政对军队政治工作如何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提出了六条意见： 一、首先要转变思想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转变思想。要认真传达和贯彻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这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继续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充分发扬民主，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克服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思想障碍。 把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部队要经常进行党的现行政策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育。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搞好军队建设。 二、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善始善终 要妥善解决三支两军中遗留的问题，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三、加强部队教育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为适应加快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和现代作战的要求，必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并大力进行改革，使其走上轨道。 部队的政治教育，根本的是组织干部战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同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各项政治教育，都要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针对性、战斗性，克服保守主义、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切实注重实效。 要加强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干部战士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倡科学练兵，要鼓励和支持干部战士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破除不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现代作战要求的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等老习惯和旧框框。要鼓励部队进行训练改革和技术革新。 四、继续整顿配备领导班子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一定要按照军委会议、全军政工会议，特别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把各级领导班子整顿配备好。 要认真贯彻执行干部服役条例，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启发他们识大体、顾大局，关心军队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大事，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也要关心干部的物质利益，认真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 要坚持干部考核制度，做到赏罚严明。 五、积极参加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军队负责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的单位，要加强领导，集中精力，把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搞上去，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给入侵之敌以毁灭性打击，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六、转变领导作风 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在领导作风上来一个大转变。 要加强责任制。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切实做到分工负责，改变党委包揽一切和分工不负责的现象。 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搞一切工作，包括教育训练、国防科研、施工生产等，都要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 要深入下去。各级领导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深入部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第1版()专栏： 内蒙古师范学院附中发挥教师办校积极性 民主选举校务会议成员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一月十六日电 最近，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了校务会议成员。 为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学校办好，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党总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上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建立校务会议。关于校务会议成员的产生办法，最初是先由党总支提出名单，在群众中征求意见后，由总支最后决定。但是，名单刚一下发，就有不少教研组反对。他们提出校务会议成员的人选不应指定任命，而应民主选举。只有民主选举，才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发挥广大教师办好学校的积极性。学校党总支根据教职员工的意见，决定校务会议成员由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经过民主选举，一个有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教研组长、团委书记、教师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产生了。这些成员绝大多数是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教师，全校师生很满意。他们说，这些人有能力，有办法，我们信得过，一定支持他们做好工作。（附图片） 右上图：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教师萨仁格日勒针对儿童特点，运用直观、书写、形象等教授方法，帮助学生较快地掌握蒙古语文基础知识。 新华社记者 杨慎和 摄

第1版()专栏： 冷冻医疗前景广阔 冷冻疗法效果好、安全简便，已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普及 据新华社杭州电 冷冻医疗这门新兴的医学科学，已经普及到我国的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各地医务工作者积累的数万个病例表明，这种疗法有着广阔的前景。利用氮、氟利昂和二氧化碳等产生的低温接触病变组织，使之发生坏死而自然脱落，或于冷冻后用手术方法将病变组织切除，以达到治疗目的。这就是冷冻疗法。它具有出血少、反应小、疤痕轻微、安全简便等优点，大多数病例无须麻醉，在门诊即可进行治疗。冷冻疗法能适应五官、皮肤、外科、妇科等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对于癌症也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浅表的恶性肿毒，效果更加明显。

第1版()专栏： 团结起来向前看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转折开始了！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这就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我们的主要战斗口号。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定的政治局面，总是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粉碎了“四人帮”，挖掉了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大祸根；两年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使我们赢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切真正热心四个现代化的同志，都应当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维护它，巩固它，发展它，而决不能损害它，破坏它。除了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外，要善于团结一切愿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力的志同道合的人们。大家都放眼前程似锦的未来，把心思和精力用于搞四个现代化，精神境界就会越来越高，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战斗情谊就会越来越深，牢固的同志团结和持久的社会安定才能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创建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宏图大业。 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关键在于加强全党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历来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最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前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是非，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精神。在全党进一步发扬这种精神，积极稳妥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这正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需要，是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需要，也是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那种把团结一致向前看，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这样向后看正是为了向前看。事情很清楚，一个地方或部门，如果有一批人长期沉冤莫白，更多的人继续受牵连受压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是非不清、功过不分还憋着气，这怎么能够安定团结呢，怎么能够齐心协力搞建设呢？因此，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分清重大历史事件的路线是非和人们的功过是非，一定要善始善终，不能松劲，不能草率行事。当然，有的地方积案甚多，要求一下子统统解决有困难，但是，工作一定要抓紧，办事一定要利落，疲疲沓沓、拖泥带水，影响尽快集中精力搞“四化”，是不能允许的。 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两种态度和方法：一种是就事论事，纠缠细枝末节，计较个人恩怨，争论小是小非。这是心胸狭窄，只向后看，不利于团结起来搞“四化”的错误态度和方法。另一种是识大体，顾大局，着重从政治上解决大是大非问题。这是高屋建瓴，坚持向前看，有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全党，系统地讨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在分清是非功过的基础上，为受错误路线诬陷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力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它不仅为我们当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学习的榜样，而且对我们今后妥善解决新长征中的团结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搞法西斯专政，使许多干部和群众吃了苦头受了罪。有些同志有气要出，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个气应当集中出在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身上，不可出在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过错误的同志身上。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斗争十分复杂，无论新同志、老同志都有些人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在那些斗争几经反复的地方和单位，犯错误的人更多。对于这些同志，决不应当嫌弃，而是应当用科学的态度帮助他们分析错误、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鼓励他们继续前进。我们共产党人，是面向未来的革命者。我们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目的在于向前看，消除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把今后的事情办得好些。现在，新的斗争已经开始，革命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要眼光远大，胸襟宽阔，只要把过去搞错了的问题平反纠正了，诬蔑不实之词推翻了，该分配工作的适当分配了，已经去世的善后工作做圆满了，就应当豪情满怀，对过去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给予宽恕和谅解，想全党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团结一致，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处理党内路线斗争中遗留的历史问题，一般不应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这对团结起来向前看是完全必要的。但并不等于可以不分清大是大非，不去纠正已被实践证明的那些错误。有的同志过去参与搞了冤、假、错案，现在站出来向受伤害的干部、群众道个歉，说句公道话，干净利落地落实政策，解决问题，这总是天公地道、起码应该做的。如果有人为了维护个人尊严，有错不认，知错不改，硬是捂着压着，逼得人家到处告状，使矛盾越来越激化，只会在党内和社会上增加新的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你自己也过不好安稳的日子。有的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影响下犯过较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犯过严重的打砸抢错误，现在应该知过悔过，认真做自我批评，党组织和同志们帮助你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完全必要的。即使受伤害的同志对你说几句尖锐的话，也不应该一听就火冒三丈，或者耿耿于怀。至于犯了错误，就从此背上包袱，六神无主，萎靡不振，贻误工作，这也不好。惩前意在毖后，治病为了救人。你跌倒了，党和同志们希望并且帮助你站起来，并不是要搞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自己打倒自己呢！总之，共产党人对待自己过去的错误，应当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风格：第一老实认错，第二坚决改正。有了这种态度，不论同志间过去有什么疙瘩，一定可以在新长征道路上重新团结起来。 领导班子的团结，对于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安定团结至关重要。两年多来，特别是近一年来，结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对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做了许多调整、充实工作，总的看来，团结状况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也有些领导班子，或者因为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完全消除，或者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是非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因为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不团结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有这些，都应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以向前看的姿态，采取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班长”对搞好“一班人”的团结负有特殊的责任。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气量，坚持搞“五湖四海”，善于把各方面的同志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斗争。搞“清一色”、“一边倒”，历来不好；相反，有几个跟自己的意见不大相同的同志在一起工作，耳边能经常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使自己考虑和处理问题更周到些，倒是大有好处。每个领导成员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经验证明，如果背上“一贯正确”的包袱，对自己陷入盲目性，不但不能维护团结，而且往往会干出一些损害团结的蠢事来，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全党同志都要为此而努力，决不要做违背党心民心、损害革命团结的事情。组织部门的同志，尤其应当对此有很高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全力搞好党风，不断增强全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斗争的团结。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多务实事，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消除一切有碍团结、有碍“四化”的消极因素。在组织部门内部，必须带头讲党性，讲原则，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破坏团结的流毒和影响，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以及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努力把各级组织部门建设成为一个团结合作、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组织部门团结得好，对于作好各部门各单位的团结就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林彪、“四人帮”破坏团结、反对“四化”，给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子子孙孙都不应当忘记。我们一定要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争做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个现代化的坚定的促进派。

第2版()专栏： 农村工作杂谈 种植计划 凡事预则立。办事情，做工作，搞生产，有个计划当然是好的，必要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这里。 问题是怎样作计划，作什么样的计划。 有些地方——不是全部，可也不是少数，更不是个别，农业生产计划作得太死，违背“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原则，违背群众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惯，束缚了干部群众的手脚，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些直接领导农村经济的县、区干部拍打着自己的脑壳说：“我们这个玩艺的任务，就是记住上级的要求，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走样，就是好干部。” 最有实践经验，最了解本地情况的社、队干部和广大社员不无意见地说：“要是不相信我们会种田，不相信我们愿意把生产搞得更好些，生活得更富裕些，那就什么事情也难办了。明明不对，我们也得照着办。” “何至于这么严重呢？”最初我们还不大相信问题有这样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才知道，干部、群众说的这些话，还是很有“分寸”的哩！ 四川省什邡县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县共三十七万亩耕地，冬种夏收作物的种植计划规定：种麦十一万亩，叶烟七万亩，红薯二万三千亩，洋芋三万亩，豌豆六千亩，大麦一万亩，油菜五万五千亩，川芎七千亩，胡豆一千亩，大麻一千亩，饲料十万亩，共计播种面积四十一万三千亩，比总面积还多四万多亩——原因是叶烟春天才栽秧，冬天先种一茬饲料。你看，种什么，那种作物种多少亩，规定得多具体。什邡县人有吃海椒、姜、大蒜的习惯，没有土地不能种了，其他如豆类、花生及别的小杂粮也没法种了。 广汉县的计划更具体，不仅有什邡县那些要求，而且连用什么种子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如小麦，这个品种多少亩，那个品种多少亩，都明白无误地规定好了。 这样的计划，怎么能因地制宜，使地尽其利？怎么能充分发挥本地自然条件的有利因素，获得更高的产量？怎么能生产出满足当地人民生活多种需要的农产品？ 技术措施 小麦几月几日开始播种，几天播完；油菜几月几日开播，几天播完；豌豆…… 小麦每亩施多少底肥，其中氮肥多少，磷肥多少，钾肥多少；化肥多少，农家肥多少；油菜每亩…… 何种作物何时施追肥，各种肥各施多少。 最后是何种作物几月几日开镰收割……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割，各道“工序”都规定好了。在这样的技术措施面前，天时气候的差别不见了——那怕是一个公社，恐怕这种差别也有吧！土质、土性等等的差别也不见了——每一块地都有每一块地的情况吧！结果造成或者种早了种晚了，或者庄稼还没熟或熟过劲儿了，或者肥料不对路浪费了甚至起了坏作用，等等。 猛一听，好象是说笑话，细一问却都是事实——比这个更离奇的还有哩！ 温江地区有些地方前年用“竿竿秧”的办法栽插水稻获得丰收，有的地方创造了“卡肥”办法施追肥得到了增产。于是，去年就大面积推广起来。发现新经验，总结新经验，推广新经验是应该的，是好事，人类总得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嘛！问题不是出在应不应该推广新经验好经验上面，而是出在如何推广上面。是示范呢还是强迫命令？是结合本地状况呢还是生搬硬套？有些地方不是采取前一种作法，恰恰采取的是后一种态度。 例如灌县吧，把“竿竿秧”精神扩大到种小麦上来了。所谓“竿竿秧”就是行距株距都定好了，划在或刻在一根竹竿上，播种、栽插时都得照尺寸来，一点也错不得。前些日子报纸上不是批评过浙江省一位公社书记硬强迫人家把长得很高的大豆拔掉改种水稻吗？这里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而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是公社书记而是县委书记，不是因为没有按照播种计划少种或多种了某种作物，只是因为没有（其实是稍差）按照“竿竿”定好的尺寸播种了几十亩小麦。虽然小麦已经出土封垄，还是硬叫毁掉，重新再按“竿竿”尺寸播了一次。社员们气忿地说：“就算我们错了，可看在节令的份上，看在上千斤种子的份上，也该饶这茬麦一条命啊！” “卡肥”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是把各种不同成分的肥料搞碎，按一定的比例拌匀，加水揉成象元宵、核桃、红枣那样大小的圆球，然后晾得半干成形后，放进一个容器里——比如洗脸盆之类，一人端一盆，专给稻子施追肥，一窝稻下面塞一球，卡在根底下，所以叫作“卡肥”。卡肥的好处是施肥集中、经济，可以充分发挥肥料的效益，“有钢用在刀刃上”，从这方面想的确有道理。可从另一方面想，比如从劳动力方面又怎样呢？从制造“卡肥”，到把一个一个圆球卡到一棵一棵秧苗下面去，要用多少工呢？能忙得过来吗？我们应该精耕细作。但种庄稼毕竟不是绣花或写文章，在实验室里能办到的事，在大面积耕作中不一定能办到，不能把精耕细作理解成无止境地加工加肥。应该把各方面的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从总的方面衡量利害得失。要想法用最少的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也就是应该把精耕细作理解为科学种田。 话说远了，还是回头来说“卡肥”吧。广汉县因为播插时没有严格按照“竿竿秧”尺寸办事，受了批评，不得不在推广“卡肥”时特别卖力，不管原来底肥如何，需不需要追肥，一律往里“卡”啊！结果，出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情况：原来被认为是一类苗的田块，得到的是三等的产量；三类苗反而获得了头等的产量。 消费标准 去年十月，本报发表过一条新闻，说的是四川省郫县一个生产队油菜大丰收，在超额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每人分得了十三斤半油。本报同时发了文章，赞扬这件事情办得好。 这个事，在当地，在四川，在我们到过的安徽、江苏等地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好，好得很，我们双手拥护。”——广大社员异口同声地说。 “早就应该这样作，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过得更好嘛！”——很多干部这样说。 “哎呀，吃这么多油，比城市、比工人、比干部都高了，行吗？”——内心里赞成，可又怕“树叶砸破头”的人委婉地说。 “这怎么行啊，都这样作，国家用什么支援灾区，调剂余缺？”——说这种意见的人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好心肠从全局着眼的人；有的是怕由此完不成上级给的收购任务的人；有的是脑袋里从来就认为城里人、工人、干部天经地义应该比农民吃得更好更多的人，等等。 这场争论，经过两个月，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实质来了。口头上都说人家生产多了，就应该多吃嘛！可是不少地方、不少干部内心里却不大赞成。于是行动上就表现出来了： 社员口粮——不要超过六百斤。多点行吗？咳，也可以，可别超得过多。 社员食油——不要超过五斤，多也不要多过六、七斤，七、八斤。 劳动工分值——一天不要超过一元二角，这是广汉县一个公社的规定，理由是全省才平均四角左右，全县才平均一元零一分，咱已经一元二角了，再高不是太过分了吗？ 对社员的限制，还可以举出好多种，总之，是不能因为你们社队生产好你就生活好。 对生产队、对公社也有限制吗？有，而且很多。比如，生产队只能在自己的林地伐木头卖给国家，不能把这些木头做成家具卖给国家——不买你的；更不能直接卖给个人，那是“非法”行为。再如，国家号召养猪、养鸡鸭，要公养私养并举，可社队养的群鸭，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商业收购部门，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还有——不再列举了吧，只这些还不能看出“农村诸限”的程度么？ 这恐怕要影响社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吧？ “那还不影响！”人们都这样回答。 “够吃够用算了，多生产、少生产又跟自己无关，谁还拚命干呢？”这是很多人藏在心里的主意。多生产不能多吃多用改善生活，我们已经知道了，少生产怎么会跟自己没有关系呢？不明白。 “国家给嘛！就象油菜，产多了，不能多吃，要不产呢，国家照样每年给你四斤油。” 原来如此。对这事，我们想了好久：生产多了自己不能多吃多用，不生产也能吃到“标准定量”，如果因此谁也不多生产，国家拿什么去保证人人得到“标准定量”，又如何不断提高人们的吃油标准呢？ 本报记者 田流 刘宗棠 张平力 （未完待续）

第2版()专栏： 不当“收发室” ——成都化工局领导班子二三事 粉碎“四人帮”以来，成都化工局领导班子的突出变化是思想活跃，工作大胆。他们认为，要把工作做好做活，领导干部必须开动脑筋，发挥创造性，不当“收发室”。作领导工作的，如果样样都要上级拿出具体办法来，左顾右盼，步子就快不了。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不能等”。要根据上面总的精神，自己研究，该搞就搞。 车间主任以下干部要实行民主选举，对这个问题，上级主管部门还没有具体布置，他们就要求各厂先确定一个车间试点，然后总结经验普遍推开。中央确定按专业化协作改组工业体制以后，他们也没有等上级的具体部署，而是先研究，提出初步设想。有些事，上级领导部门虽有具体规定，他们也灵活掌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自己的措施。 从实际出发指挥生产，也是成都化工局领导班子的一个突出表现。比如，提出“首季开门红、二季双过半、三季超二季、四季大决战”的要求，一般说来是对的，但具体到各个企业，则要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别。去年一季度电力紧张，上级提出统一供电办法。可是，化工生产连续性强，不能象机械加工那样说停就停，说开就开。他们就适当调整班次，合理使用有限电力。二季度是化工生产的黄金季节，电力供应也大有好转。化工局领导抓住有利时机，深入生产第一线，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力争多产超产。结果，全行业提前二十多天完成了上半年计划。三季度是雨季高温，雷电较多，对高温高压的化工生产不利。他们认为不能笼统地要求所有企业都要“三季超二季”，于是提出不受季节影响的企业或工种，要超二季；受影响大的企业着重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质量指标要超过二季。四季度，他们又针对许多工厂提前两三个月完成全年国家计划的实际情况，不是一般地号召“超产再超产”，而是根据不同条件，提出不同要求。化工局这样做的结果，步步主动，去年实现了稳产高产。 本报记者 杨福田

第2版()专栏：来信 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好编辑同志： 我们在江西省崇仁县孙坊公社采访时，看到社员家门口放着一堆堆自留地上收获的甘蔗。社员们喜悦地告诉我们，一九七八年平均每户自留地上的蔗糖收入，都不会少于一百八十元，国家收购的红糖也将比往年大大增加。 社员自留地的收入这么高，要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就大祸临头了。那时，“钱”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社员手头上稍微有几个钱，“暴发户”的帽子会立刻飞来。在这股假左真右的歪风影响下，公社曾错误地规定：自留地上只能种植自己吃的蔬菜或饲料，一般不许种其他经济作物，更不许种收入大的经济作物。至于种甘蔗，每人不得超过十蔸，多了就要拔掉。为拔蔗问题曾引起一场风波。 一九七六年四月的一天，公社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十多人，来到自留地上种甘蔗最多的乐家洲大队，要拔掉这个大队自留地上多种的甘蔗。这下激怒了社员群众，上千人扶老携幼把公社干部围住。他们拿着《六十条》质问说：“你们凭哪一条要拔我们自留地上多种的甘蔗？”经过整整六个小时的辩论，驳得公社干部哑口无言，只得向社员作了“让步”，允许这个大队每人种二十五蔸甘蔗。 粉碎“四人帮”以后，公社党委联系“拔蔗事件”，认真批判了“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家对比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以前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甘蔗，劳动力很少外流，一九七六年限制社员种甘蔗，社员手头经济不活，有百分之四十的劳动力到外面去挣现钱，留在家里的社员也不安心集体生产。公社虽然组织了几次“批判资本主义的高潮”，并未见到什么效果。公社党委的成员们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赶假左的浪头，吃够了真右的苦头。”他们在各种会议上向干部、群众检讨了错误，决心今后再也不去干乱干涉社员种自留地这样的蠢事了。 一九七七年，公社放手让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甘蔗，大批外流的劳动力不用公社三请四邀，都纷纷自动回来了。这一年，公社虽然遭受水灾，粮食总产量却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一百八十三万斤。这件事再次震动了公社党委成员，使他们认识到为什么有了大集体还要有小自由的道理。原来，社员有点小自由，不必为零花钱到处奔波，就会更加热爱集体，搞好集体生产。所以，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经济收入大的作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此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 为了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甘蔗，公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过去开榨之前，全社有二、三千人去三、四里路远的山上砍熬糖用的木柴，一九七八年公社党委组织拖拉机拉进一大批煤，供给社员熬糖。过去这里靠牛拉辗榨蔗，一九七八年公社从外地买回了十二台榨蔗机，工效提高了五、六倍，每百斤甘蔗可比过去多出四到五斤红糖，每百斤糖的成本也下降了六元。过去全社自留地的甘蔗从收割到熬完糖，起码要两个月时间，现在只要半个月就够了。在这期间，还可以抽出四千个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和田间管理，做到了集体生产和社员榨糖两不误。 一九七八年社员自留地里的收入高了，心更稳了，大家集中精力大干社会主义农业。这一年，虽然遇到了少见的严重干旱，但粮食总产量却在一九七七年丰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十万斤。棉花、油料、生猪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新华社通讯员 钟天兵 江崇文 新华社记者 黄其庄

第2版()专栏： 铜仁县谢桥公社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取消自留地“五不准种”的错误规定 新华社贵阳一月十六日电 贵州省铜仁县谢桥公社在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废除社员自留地“五不准种”的错误规定，坚决把自留地交给社员自己去经营，不乱加干涉，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 谢桥公社社员有在自留地上种植蔗、瓜的习惯，每年都有蔗、瓜上市供应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社员经济收入也较高。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刮起的批判“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妖风影响下，公社党委错误地提出社员在自留地上种蔗种瓜，就是资本主义，并作出决议，规定自留地“五不准种”，即不准种甘蔗、西瓜、香瓜、地瓜、花生。已经种了的西瓜等，要坚决拔掉。同时，还规定社员生产的甘蔗、西瓜、蔬菜都不准上集市出售，说什么“多卖一分钱，倒退三十年”。 谢桥公社党委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以来，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联系自留地“五不准种”的问题，认真讨论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清了“五不准种”的危害，三年来执行“五不准种”的规定，严重挫伤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作物的发展。甘蔗、西瓜大幅度下降，市场没有供应，群众很有意见。同时社员收入也减少了，出现了超支户多、向集体预支的多、生产队向银行贷款的也多等现象。过去年年有存款的新庄生产队，一九七七年就向国家贷款一千元，一九七八年又贷款二千多元。 谢桥公社党委认真总结三年来执行“五不准种”的教训后，认识到：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前提下，利用工余时间，经营好自留地，把自留地上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销售，与投机倒把、长途贩运、雇工剥削、牟取暴利有着本质区别，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补充，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公社党委经过讨论，在全公社三干会和群众会上公开宣布取消“五不准种”的规定，并作了检讨。

第2版()专栏： 福建省煤炭工业局与三个主要煤矿协同作战 签订生产合同 确保计划完成 据新华社福州一月十七日电 前不久，福建省煤炭工业局分别与龙岩矿务局、邵武煤矿、漳平煤矿等三个主要局、矿签订了一九七九年的生产合同，以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 在签订的合同中，煤炭工业局为甲方，矿务局、矿为乙方。甲方对乙方实行“五定”：定当年产量、进尺，定人员，定主要器材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流动资金，定原煤外运方式和运输计划。乙方对甲方实行“八保”，即保证完成核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甲方要按定员给乙方配足职工人数，并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地解决电力、运输、器材、流动资金等；乙方在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合同规定的指标。乙方在完成合同后，可以照财政部规定，从利润中提取相当于年工资总额百分之五的资金作为企业基金。在甲方提供了必要条件后，乙方没有完成规定指标，就要酌情减发工资。反之，如果甲方因工作失职，致使乙方生产任务完不成，甲方的有关领导也要减发工资。 去年十二月八日举行了合同签字仪式，省煤炭工业局长等代表甲方，矿务局长和矿长等代表乙方在合同上签了字，双方表示一定要认真执行合同，为加快福建省煤炭工业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第2版()专栏： 工厂完成任务好 个人同样得好处 哈尔滨轴承厂向职工颁发年终奖 据新华社哈尔滨一月十五日电 新年前夕，哈尔滨轴承厂在总结一九七八年工作的大会上，厂长向职工颁发了年终奖金。这笔奖金是从企业基金和超额利润留成中提取的。领到奖金的广大职工兴高采烈，都说工厂完成任务好，给个人也带来了好处，按劳分配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 哈尔滨轴承厂去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部达到和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尤其是全厂开展了每人节约一千元的活动，努力降低成本，全年超额六百万元完成上缴利润计划，比前年多上缴一千万元。 这个厂按照国家关于提取企业基金的规定，从企业基金和超额利润留成中拿出二十四万元作为全厂职工的年终奖。奖金分为三等，全厂除长期不上班，出重大事故和受刑事处分的人以外，都可得到十五元到二十五元的奖金。

第2版()专栏： 养蜂能手何正喜获超产奖一千五百多元 新华社昆明一月十七日电 养蜂能手何正喜，一九七八年养蜂产蜜一万二千多斤，有关部门按规定发给他一千五百多元超产奖金。 何正喜是云南省大姚县赵家店公社毛稗田大队蜂场养蜂员。他努力钻研养蜂技术，不断改进饲养方法，常年带着蜂群，不辞辛苦地在云贵高原上追花夺蜜。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止，他放养的六十五群蜜蜂，产蜜量达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八斤，为集体增加收入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二元。赵家店公社根据大姚县革委会关于集体蜂场经营管理办法中有关奖励的规定，决定把超产部分的百分之二十奖给何正喜。最近，公社专门召开授奖大会，县委书记在会上表彰了何正喜养蜂的先进事迹，当场把一千五百五十四元奖金发给他。

第3版()专栏： 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 张仲瀚 三年前的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悲痛彻骨。因为失去您，哭坏九亿人！ 今天，我们要用行动来实现您生前的遗愿和指示，而不再用眼泪来纪念您。我身患重病，虽感到体力不支，但我将挖掘我的记忆，写几段您对军垦、农垦工作的深切关怀和宝贵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我们正跋涉在进军新疆的征途中。进疆后，我们放下背包，就挥起新疆的砍土镘，向荒地开战，我们几乎就在到达新疆的当天，开始了勘察荒地，寻找水源，积肥整地的生产准备工作。正在这个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号召全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的命令。 一九五四年秋冬之间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多次听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高声议论：总理说了，为了搞好军垦、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要从解放军里调一个敢打敢冲的将军，比如象王震那样的同志来办这件事，才能打开局面。 总理对发展我国军垦、农垦事业密切关注。总理有知人之明，念念不忘在南泥湾、在新疆、在北大荒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那个闯将。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农垦部，王震同志担任部长。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中央直属企业，由农垦部和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懂得总理的思想，不负总理的期望。我们把自己当作新疆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野战军，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兵团成立后，我们立即恢复了王震同志进疆后艰苦创业时的革命精神，实行了“积极发展”的方针。几年之间，我们在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九六二年二月初的一天，我接到农垦部电话通知，说总理叫我立即赶到北京，随同他去广州，说要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和我谈话。第二天，我随同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起上了飞机。到机场照料一切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同志，请总理批准两件事：一是给总理和同志们每人泡一杯茶水，再是给每人准备两片面包、一片熟肉，在途中作点心。总理笑着批评说：你们明知故犯（总理规定过，任何会议和工作场合不准招待茶水，只喝白开水），今天你们已经准备了，就同意吧，以后不要这样搞了。 在机舱里，总理亲切地问：“你们在全国是使用农业机械比较多、比较早的，现在有多少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我答：“我们现在有七千多标准台拖拉机，有两千多台联合收割机，其中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 总理问：“你们对农业机械的操作规程，在前几年是否破坏了？” 我答：“没有，我们一直是按照操作规程办，并且用它训练机务人员。” 总理满意地说：“这很对。在政治上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但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比我们先进些。已经行之有效的东西，或者我们没有新的东西超过它，就不要乱改。” 总理还问：“是否在继续实行经济核算？”我答：“我们一直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劳动不好的，在不影响其生活的条件下，多少扣一点或降一点工资，是象征性的，起一点批评督促作用；劳动好的给一点物质奖励，幅度要比受罚的大一些。这样可以消除一些平均主义思想。当然我们还有一整套政治工作相辅助。” 最后，总理说：“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 在三小时飞行航程里，总理这么细致地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原来是在充实、丰富、检验他和主席的这个设想啊！ 在广州，我们住了八天。几乎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总理都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谈话，每次都谈到深夜十二点以后。总理的秘书问我：“你受得了吗，总理叫你白天好好睡觉。”我心里不安地想，我晚上谈久了，早晨可以睡觉。而总理却是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就又开始他的重要工作了。他自己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却还这样关心一个普通干部的生活。 在广州的这些天，总理对新疆兵团的情况问得比以前更具体、更详细了。从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到水利、地质、机械的使用和维修；从转业后仍然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工作制度，到怎样办好联合企业；从每开垦一万亩荒地平均投资多少，需要多少配套的水利、机械和建筑材料，到农牧结合、工农结合、劳武结合等，都问到了。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总理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空手来没带资料，一般情况我是知道的，但是总理要求的不是“大概”，也不是“基本上”，而是精确的数据和具体的措施。有时候我不得不象口试不及格的小学生，留下作业题目，第二天打电话，向兵团的业务部门问清楚，晚上再向总理汇报。 一天晚上，罗瑞卿同志找我来说：“总理叫你到中央军委工作会议上去讲讲你们生产兵团的情况。”还说：“明天整个下午归你讲。”第二天，我向军委会议作汇报，从进军新疆讲到一九六二年，从几次主要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讲到兵团生产的几起几落，为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关于用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搞生产的指示提供参考。 从广州回到北京后，总理要我再留一个时期，说还有些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事要找我谈。过了些日子，我想主要的都已经谈过了，总理这么忙，可能顾不上找我，就请贺龙同志向总理转告一声，总理有事叫我来，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便乘飞机离开北京，飞机刚到兰州过夜，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叫我明天回北京。到北京后，我先到王震同志家，饭后和王震同志一起赶到总理那里。杨尚昆、王尚荣等同志已经先到了。我正担心总理批评我不辞而别，总理却只说了一句：“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走呢！” 原来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苏修在中苏边境挑衅，制造事端，挑唆和裹挟新疆数万边民越界外逃。总理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解决边界问题的措施，并叫我去征求邓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意见。 总理用深沉的语调，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当前有些问题，你们兵团去处理比较合适，也可以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总理的信赖，使我们全兵团军垦战士感到无上光荣！ 我赶回新疆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全力以赴地落实总理的部署。我们提出为使当地各族居民免遭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践踏和残害，由生产兵团在千里边防线上建立起一条边境农场带的建议。总理指示：立即执行。 一九六五年七月四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归来，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下飞机到宾馆休息，总理说：“我在新疆一共只有四天，你们怎么安排？”我说：“请总理视察一下兵团，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吧。”总理说：“那当然，我要看看你们兵团，用两天的时间。” 两天！这在总理四天的日程中已经占了一半，总理不是专门来看兵团的，总理是要视察整个新疆的工作啊！然而，军垦战士也该向总理汇报具体业绩，我们在天山南北，千里无垠的白纸上，写出了多少新的文字，画出了多少美丽的画图，抛洒了多少热腾腾的汗水，建成一千五百余万亩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的新耕地；修起了钢铁厂、机械厂、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制糖厂、食品厂以及许多农牧产品加工厂……。这一系列工厂之中，还有沿袭了在延安建厂时光荣命名的“大光毛纺厂”。军垦战士们在连亘的山区，象骑士一样放牧着二百多万头牲畜。这里是更大更新的南泥湾。南泥湾的老一代和新一代，用自己的双手，在我国地图的空白上，增加了一两万人，三四万人，七八万人星罗棋布的新城市的新符号。 七月五日中午，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由王恩茂同志陪同，从乌鲁木齐来到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总场。总理一见我，就批评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本来要和你在车上谈话的！”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不顾乘车的疲劳，下午顶着烈日，看了大田里的小麦、水稻、玉米的长势，还看了一些工厂、宿舍、医院和农学院，随后，在长廊一样的绿色林带里，会见了在石河子总场安家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代表。总理指着陈毅副总理对大家说：这是你们上海的老市长来看你们来了，人群中又一次爆发出欢笑声和震耳欲聋的鼓掌声。 总理听到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到来，语重心长地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要爱护他们，让他们受到锻炼，要象老兵带新兵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陈毅同志打趣地说：“总理能批准我退休以后，来这里落户就好了。”逗得满座的人都笑了。 总理那天劳累一天，出席晚会以后，又找干部谈话，还叫人把有关材料拿来，亲自审阅到深夜三点钟。石河子兵团招待所一片寂静，总理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总理一起床就对我说：“昨天一夜没睡好，给你们想了几句话”，他一口气说下来，我记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我请总理把这几句话写在纸上，作为指导兵团工作的方针。经过林彪、“四人帮”猖狂肆虐的岁月，总理的手迹不知道流落何处，但总理的指示至今仍然是我们军垦战士前进的动力。总理如此关心军垦、农垦事业，正是关心九亿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正是为应付一旦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外敌入侵的战略性措施。 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一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上，总理指示我把新成立的“西北农垦兵团”和“西北林业兵团”也管起来。总理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关怀上来了。我理解总理命令我管起来，并不是总理看出我有管理这些工作的才能，而是利用新疆兵团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大批有经验的干部，便于支援这两个兵团的建设和发展。总理可以放心，我们对他们在建设中遇到的困难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同一个会议上，西藏的领导同志向总理报告，各地青年都愿意到新疆去，我们动员不到知识青年到西藏来。总理当时回过头来对我说：“由你们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你们动员他们到西藏去。”我遵照总理的指示，连夜给新疆打了电话，广大青年听说总理叫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的只有两千多人。几天之后，我回到新疆，开了欢送大会，并且把总理留给新疆兵团的那几句重要指示，绣在一面巨大的红旗上，我把这面红旗授给了带队前去西藏的干部，要他们牢牢记住，忠诚执行总理的这些指示。总理的亲切关怀，又给予了西藏。 回忆同总理的相见，回忆在他身边的日子，回忆他的亲切的教导，是幸福的。就是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本来不好的身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也没有忘却这种幸福。我回忆着交道镇剑拔弩张的气氛，回忆着广州的早春，回忆着西安到北京的风雨航程，回忆着石河子七月的阳光，我一直记着：总理横眉冷对敌人的严峻的目光，总理在灯下沉思默想，总理奋笔疾书的背影和光明磊落的品格！ 我想起，就在从乌鲁木齐宾馆驱车前往陶峙岳将军公馆的路上，在车里总理听了我关于建立更大规模的民兵值班部队的建议，总理立即肯定了它，从而扩大和加强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斗队的作用。总理对于任何人一点有益的想法都很珍视。 我想起，在石河子视察后，总理叫我们派人到大庆去学习。我当时说：“我带队去。”总理说：“那更好。”但直到我参观学习了大庆人因陋就简的宿舍、厂房，以及他们“三老四严”一整套革命化措施之后，才体会到这是总理对我们发扬艰苦奋斗作风不够的一种批评！当我向总理汇报大庆“缝补组”时说：“大庆人在那样严寒的地方，干着那样又脏而又磨损极大的工种，如果向总理打个报告要点布，补补衣服，您会批准吧？”总理笑笑说：“当然会批准。可是他们体念国家的困难，咬紧牙关自己克服，这更好，这就使他们从各方面树立了勤俭建国的榜样。”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手遮天，欺上压下，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妄图毁灭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他们到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无辜人民的鲜血，沾满了多年来跟随毛主席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殊死战斗的老同志们的鲜血！他们把盛开着社会主义鲜花的好地方，一大片一大片地血洗！他们杀红了眼！他们用捏造罪名、无限上纲的罪恶手段，使多少有功于人民的好同志、老同志含冤抱恨于地下。 我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总理，但总理时刻在我心中，在我的梦中。我不止一次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不是党的敌人，我是党的敌人的敌人！我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从没有退缩。总理不会知道，在我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曾经写信给他。但我知道这些信没有送达他的手中。 当我在被监护八、九年之后，又听到有人叫我“同志”时，我象听到一个多么痛心的生疏的字眼！敬爱的总理！您的骨灰早已从天空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我没有地方去找到您的墓碑，我只得在那年的一月八日，茫然地极目四望，洒下一串串怀念之泪！ 总理呵！因为我身患重病，可能失去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我力争把病治好，参加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行列中去。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民族的真正希望，我愿为其早日实现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最后一息。 我是这样地想念总理，我是这样地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只要一闭眼睛，我就仿佛置身于那些美好的往事之中。 今天我最后要向总理汇报的是，从新疆传来最新的消息：在您视察石河子农场休息过的那个林带里，老兵们和下一代，为总理建起了“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敬爱的总理：您永远和军垦、农垦事业在一起，永远和军垦、农垦战士在一起，永远和新疆各族人民在一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3版()专栏： 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战士 ——怀念刘长胜同志 刘晓 马纯古 张承宗 一月二十日，是刘长胜同志逝世十二周年。每当我们回忆起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日日夜夜，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共同战斗历程，他的形象又重现在我们面前。长胜同志一生为革命而战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战士。 一九三七年九月，长胜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派，到上海重新恢复和建设党的地下组织。那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群众抗日救亡的情绪极为高涨，迫切需要党的领导。然而，由于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上海党的组织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只在一些群众团体中有一批党员在活动，而且互相没有联系。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长胜同志大力宣传和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方针，耐心教育党员，使他们参加到群众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那时，上海许多工厂毁于敌人的炮火，大批工人和城市贫民集中在难民收容所。长胜同志发动党员住到难民收容所去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员，动员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参加新四军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输送力量，许多同志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骨干力量。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上海解放的十二年里，上海有成万名党员、工人、店员、职员、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奔赴前线和根据地，同时输送了大量的器材、物资、医药品，对壮大人民军队和建设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长胜同志正确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广泛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在上海工厂区举办了大量工人夜校，并且在工厂里广泛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合作社、自治会、互助会等各种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了大批工人群众。在店员、职员中，则利用社会力量，组织拥有几千人以至万余人的联谊会、同乐会，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群众性的抗日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一九三九年底，长胜同志辗转千里途经重庆，随周恩来同志一起回延安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上海地下党这一时期的工作，称赞他们从方针路线上实行了彻底转变，坚决肃清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流毒，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特别赞扬了在长胜同志领导下举办的工人夜校和联谊会等组织，他说，你办好一个工人夜校，就等于办好了一个工会。长胜同志从延安回上海以后，兴奋地向上海地下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重申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工人机智巧妙地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不断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上海党员人数比一九三九年成倍增长，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针对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长胜同志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坚定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通过斗争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包庇日伪的丑恶面目，使广大群众逐步认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这一时期的群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在斗争方式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创造，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组织的斗争和自发斗争，以及集中的和分散的斗争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斗争中，长胜同志一贯主张要充分信任和依靠群众，要善于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在这一系列群众斗争的基础上，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长胜同志直接领导了上海十万工人、学生和人民欢送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和民主人士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大示威，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大大提高了上海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蒋介石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残暴地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时，长胜同志坚决领导群众进行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正面战场，在敌人统治区的大城市打击和牵制敌人。一九四七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的指示下达后，长胜同志领导上海工人把国民党组织的“五一”纪念会变成了各业工人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大示威。紧接着，五月八日，上海一万丝织工人游行；九日，法电全体职工游行；十一日，三千余店员、职员游行，喊出了“大票满天飞，职工饿肚皮”，“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的口号。工人的斗争和学生的斗争相互呼应配合，形成了有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伟大人民运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时期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评价很高，称它是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八年底和一九四九年初，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江南的解放指日可待。长胜同志动员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准备迎接最后决战时刻的到来，发动党员调查敌伪工厂、企业、学校、机关、银行、仓库的情况，写成调查资料，画了地图，及时送往解放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六次劳大的决议，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开展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动员八千多党员，组织有十万人参加的人民保安队，团结各阶层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向国民党残匪发动政治攻势，宣传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约法八章，迫使他们放下武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阴谋毁灭上海的罪恶计划。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全市水、电、电话、煤气、交通都没有中断。绝大多数工厂的生产一天也没有停止。解放后，广大群众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社会治安和进行接管，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共中央特地电贺上海解放，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过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指出：“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在这场最后决战，配合解放上海的斗争中，长胜同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建立以后，长胜同志全心全意献身于我国工人运动。他是我们工人卓越的国际活动家，无论在国外活动期间，还是在国内进行外事活动方面，也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外事工作方针，为增强中国和世界各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长胜同志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战斗的一名无畏战士。一九六○年六月，有五十八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参加的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在招待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的宴会上告诉大家：“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最毒辣最阴险的一手，就是利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专门从事分裂工人阶级的活动。……因此，世界工人阶级面临着一个严肃的战斗任务，就是要继续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长胜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工会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散布的和平幻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我国工会第一次对世界工人阶级全面地阐明我国的观点。这对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长胜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在一九六一年二月至六月，行程万里，走访西非。当时他已六十高龄，患有糖尿病，加上非洲炎热的天气，使他的健康受到影响。但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外交路线，增进中非友好关系，他不辞辛劳，坚持要多访问一些国家。六十年代初，同我国建交的西非国家只有几内亚、马里和加纳。经过他的努力，代表团又访问了尼日尔、塞内加尔、上沃尔特、多哥和达荷美（就是现在的贝宁人民共和国）等当时还未建交的国家，起了建立友谊桥梁的作用。他在西非八国结交了许多朋友，并认真向非洲的朋友们学习，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学习非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长胜同志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他十几岁就到海参崴做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苏联加入列宁共青团，一九二七年五月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对党一片丹心，热爱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作风正派。他处处以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为准则，身体力行。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在华中局城工部工作以及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期间，坚持学文化、学理论，经常学习到半夜三更。他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教导，一贯重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积极主持创办《劳动》、《职业生活》、《生活知识》、《朋友》等职工运动的刊物，并为这些刊物写文章，指导群众的斗争，从工人、职员中间教育出大批干部。由于长胜同志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使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上海工人运动能够一直沿着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向前胜利发展。 长胜同志一贯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他在地下工作期间，曾经以开商店为掩护，但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有一次他的家属买了几条鱼，他就批评说：“你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吃的是什么？”他心中时时刻刻想着毛泽东同志，这是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呵。他把同志的生活和工人疾苦也时刻放在心上。在城工部工作期间，他经常把自己的津贴和分配到的香烟分给大家。他告诉党内同志，对撤退到解放区的，或者不幸被捕的同志的家属，一定要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在他的倡导下，上海党内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一有同志撤退或被捕，大家就凑钱帮助他们的家属。这种帮助，有的一直继续到上海解放，这些同志回到上海或出狱为止。长胜同志一直与群众同甘共苦，生活在群众之中，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十几年，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战斗任务。 长胜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光辉形象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缅怀他战斗的一生，心潮起伏，思绪万端。我们要以他为榜样，永远和人民血肉相联，同呼吸，共命运。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对刘长胜同志最好的纪念。

第4版()专栏： 关于《发明奖励条例》的若干问题 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同志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国务院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发布后，引起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本社记者为此走访了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 问：大家都说这个《发明奖励条例》很重要，请谈谈现在发布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 答：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规定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精神鼓励为主的方针。这次发布的《发明奖励条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对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发布的原条例进行修订后产生的。实践证明，给发明者以奖励，这对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过去，党中央、毛主席很重视科学技术奖励问题。毛主席曾为发明证书题字。周总理领导我们制订并颁发了几个科学技术方面的奖励条例，如《科学奖金暂行条例》、《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这些条例，都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林彪、“四人帮”诬蔑奖励制度是修正主义货色，是什么“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批判了多年，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这些条例不能贯彻执行，不少发明创造得不到应有的奖励，严重地影响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次重新颁布《发明奖励条例》，是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是科技战线上的又一件大事。它将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问：条例强调了奖金应该发给发明者本人，请谈一谈这样做的必要性。 答：奖金应该发给谁？条例明确规定：应该发给发明者（个人或集体）。这一点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问题被搞乱了，结果搞科学研究吃大锅饭，发奖金也吃大锅饭。有的只强调奖集体，不敢奖个人，更不敢奖科技人员。奖金不按贡献大小，平均分配，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是平均主义思想在作祟。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怕麻烦，图省事，拿到集体发明奖后，不按贡献大小分给个人，而改作他用，搞所谓“集体福利”。这是变相取消奖励制度。这样做，怎么能起到鼓励先进的作用呢？为了防止这种错误倾向，条例明确规定了奖金分配的原则：集体奖金，按发明者的贡献大小，合理分配；个人奖金，发给个人。 应当说明，要真正执行好条例，按条例的规定办事，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在执行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舍得花功夫，切实解决好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使这个条例得到正确的、严格的贯彻执行。 问：过去有人在评奖时，把技术革新等也算作发明，这样做对不对？ 答：条例规定，发明是一种重大的科学技术新成就，它必须同时具有下列三个条件：（1）前人所没有的；（2）先进的；（3）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应用的。这就是说，前人已有的技术当然不能算发明；虽然前人没有，但是不先进，或者不能应用的，也不能算发明。这里所说的发明，必须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它能使生产或工作更加多快好省。所以，发明奖就是奖给发明的，不是奖给技术革新的。 当然，技术革新也很重要，它的成果也能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应当受到奖励。国务院一九六三年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就是奖励技术改进的，技术革新成果应按这个条例的规定给予奖励。 问：这次经过修订的条例与原来的《发明奖励条例》有什么不同？ 答：这次颁布的条例，比原来的条例增加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如第十四条，原来条例中是没有的，是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并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增加的。过去在进行发明奖励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互相封锁、互不协作等不良倾向。有的人还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甚至对发明者进行压制、打击。这次修订后的条例，在第十四条中明确规定，对发明奖励要采取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贯彻执行奖励制度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对于那些打击、压制发明和在发明上弄虚作假，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应当批评教育，加以纠正，情节恶劣者，要给予应得的处分。有人说：“第十四条执行不好，整个条例都将执行不好。”这句话说得有道理。另外，这次修订的条文，比过去更简明、精炼，因而也更有利于贯彻执行。

第4版()专栏： 全国科协等组织的四化宣讲活动受到欢迎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全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联合举办的四个现代化宣讲活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称赞他们这是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这项宣讲活动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已经在北京举行了三十六次。宣讲活动的方式包括：由各专门学会聘请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和业务领导干部作报告；放映电影、幻灯，展出图片等。通过这些活动，向广大干部、中小学教师、工农兵群众和科技人员通俗地介绍世界上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情况，以及我国目前的水平。人们踊跃前来听讲。首都机场的一位宣传干部一连参加了二十七次，每次都从二十多公里的郊外乘公共汽车赶进城来听讲。很多人听讲时还认真记笔记，有的还录了音，带回去传达。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一位青年教师高兴地说：“我们学校也组织了一些科学普及活动，但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科协组织的四个现代化宣讲活动，内容广泛、丰富，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宣武区科委利用宣讲材料，在本区办起了训练班，提高干部和科技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 通过四个现代化的宣讲活动，使很多人知道了世界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情况，看到了我国的差距，了解了有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在较短时期内由落后变先进的经验，从而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增强了信心。 全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最近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总结经验，准备今年把四个现代化宣讲活动开展得更好。科学普及出版社也将把宣讲的文字材料编辑成册，公开发行。

第4版()专栏：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成立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已在最近成立。 为了适应热带作物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一百三十多名热带作物科技工作者最近在广东省湛江市集会，成立了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当选为理事长的是梁文墀同志。

第4版()专栏： 赵汉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邓小平陈云王震邓颖超余秋里胡耀邦聂荣臻张鼎丞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赵汉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七岁。赵汉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邓小平、陈云、王震、邓颖超、余秋里、胡耀邦、聂荣臻、张鼎丞、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也送了花圈。 余秋里、康克清同志以及赵汉同志生前友好和有关机关的工作人员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新致悼词。 悼词说，赵汉同志是河北省定县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革命工作，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大同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副部长等职。 悼词说，赵汉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以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他一直在游击区坚持工作，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曾被指定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大同与敌人谈判，赢得了大同市的和平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限敬爱。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党的建设方面，他刻苦钻研，积极努力，联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作风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是我党的一个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赵汉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

第4版()专栏： 王尚荣副总长在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日宴会上说 坚决支持柬军民的抗越卫国战争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王尚荣副总参谋长今晚在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日的宴会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全国人民一样，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柬埔寨革命军和人民的抗越卫国战争。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和大使馆参赞勇燕参加了王尚荣副总参谋长举行的宴会。 王尚荣副总参谋长在讲话中表示深信，柬埔寨军民在民主柬埔寨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打败越南侵略者，赢得解放祖国的最后胜利。 毕姜大使在讲话中说，柬埔寨军民对越南侵略军怀有强烈的仇恨。我们的斗争是一场为保存民族、保存国土的生死斗争。我们有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席间，王尚荣副总参谋长同毕姜大使畅叙中柬两国军队的战斗情谊，谴责越南当局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卑劣行径。

第4版()专栏： 黄镇部长向新华社记者宣布 邀请台湾省文艺工作者参加全国汇演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文化部部长黄镇今天向新华社记者宣布：邀请台湾省文艺工作者来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艺汇演，并欢迎台湾省文艺界派代表来北京观摩。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举行全国文艺献礼汇演。这一活动已开始分批在北京进行。 黄镇还表示：如果台湾省电影工作者愿意和祖国大陆的电影厂合作拍摄电影，也热烈欢迎。

第4版()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香港发行纪念金章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所属中国造币公司精工铸造的北京名胜纪念金章一千五百套，春节前由香港宝生银行在香港经销发行，以供应港澳和国外的藏币家和旅游者。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铸造和发行的这套纪念金章，每枚直径二十七毫米，成色为二十二开，含纯金零点五盎司。

第4版()专栏：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在广州成立 新华社广州一月六日电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最近在广州成立。 它是由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等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组成的学术团体。研究会的宗旨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自由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研究会将组织年会，出版《辛亥革命史研究丛刊》，编选《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集》（1949—1979），编印交流研究动态的《通讯》等。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活动，研究会还聘请了刘大年、黎澍和李新同志当顾问。

第4版()专栏： 全国少年速度滑冰赛在张家口市举行 据新华社石家庄一月十七日电 一九七九年全国少年速度滑冰比赛于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行，有一百三十五人分别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一、二、三级运动员的标准。 这次比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成绩普遍有了较大提高。少年女子组三千米比赛前十二名的成绩，都比去年全国少年速滑比赛第一名的成绩好。获得这个项目第一名的吉林省运动员董凤林，比去年第一名的成绩提高了二十二秒九；第十二名也比去年第一名快三秒二。

第4版()专栏： 不要和少年儿童争房子 寒假马上就要到了，组织好少年儿童的校外活动也显得更迫切起来。从西安市的情况看，办好这件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恢复少年宫、少年之家等机构，退回这些机构的被占用的房子，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西安市的一些少年儿童最近就呼吁市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叔叔、阿姨们多给他们开辟校外活动阵地，不要和他们争房子。这是多么恳切的要求啊！ 据记者了解，文化大革命中，西安市原有的三个城区少年宫的房子被一些单位全部占用；全市有固定房子和设施的二百四十四处少年之家和少年活动站，也有一半被区、社工厂或一些私人占用了房子和设施。未被占用的许多房子，不是年久失修，就是成了临时堆放杂物的“仓库”。少年儿童校外活动多年来无法正常开展。原有的五百多个少年之家和少年活动站，如今坚持活动的只剩下四十多个。原有的一千多个校外辅导员也所剩无几。目前，跟孩子们争房子的事情还继续发生。 开展少年儿童校外活动的这些问题，已开始引起西安市委的重视。市里最近成立了一个由团市委、文化局、教育局等方面的人员组成的、有市委负责人参加的少年儿童校外活动小组，领导全市少年儿童的校外活动，并负责解决活动场所问题。现在，已经恢复了市少年宫的机构，并开始筹建少年宫大楼。市委还发出文件，要求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将占用的少年宫、少年之家或少年活动站的房子以及家具、图书、电视机等财产尽快退出，还要求为少年之家、少年活动站聘请校外辅导员和恢复辅导员的生活补助制度。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公社、莲湖区北关公社等地的团组织，已开始把少年儿童的校外活动抓起来。他们在少年之家和少年活动站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学习小组、科技小组，组织青少年们补习功课，学习科学知识和外语，举行数、理、化和语文等竞赛，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 新华社记者 景杰敏

第4版()专栏： 坚决为被迫害的社员平反昭雪 新华社编者按：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是发挥我国亿万农民积极性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林彪、“四人帮”专以人民为敌，他们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整了社员群众。被打成“暴发户”、“新富农”的社员邓少成、黄绍军，便是两例。尤其是社员黄绍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竟还被打成“新富农”，可见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有多深！ 对假左真右在农村的流毒及其造成的恶果，我们切切不可低估，在农民中造成的各种冤案、假案、错案应当彻底平反昭雪。这样，农村才能安定团结，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多悦公社党委为被打成“暴发户”的社员恢复名誉并退还没收财物 最近，四川省眉山县多悦公社党委，为“四害”横行时被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的社员邓少成一家平反，恢复名誉，将原来没收的六间瓦房、一分五厘自留地、一部自行车和五十元现金全部退还。 贫农社员邓少成一家八口人，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队里出工多，还为队里养一头牛，年终分配收入也较多。同时，他们合理安排劳力，利用业余时间搞家庭副业生产。这一家每年养肥猪六、七头卖给国家，还养一头母猪，繁殖仔猪；每年养兔子四、五十只，还养鸡、鸭、鹅等家禽。每年向集体投大量肥料。邓少成还有一把木工手艺，工余时间常帮助附近社员做木工活。多年来，邓少成一家勤勤恳恳，省吃俭用，陆续购置缝纫机、自行车、闹钟等家庭生活用品。邓家的四个儿子长大成人，老大要结婚，又新修了几间瓦房，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里以批资本主义为名，大搞“掐尖子”、“割尾巴”，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整。邓少成被当作典型，在大会上被批判斗争，他家被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一部分劳动所得的财物也被没收。 这顶“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帽子，使邓少成一家除经济受到很大损失外，政治上也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大儿子原是担任生产队的作业组长，二儿子是队上的记分员，全被撤了职，三儿子参军，因为家庭是“暴发户”未被选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亲，女方一听邓家是“暴发户”就吹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多悦公社党委认识到，过去那样对待社员邓少成是一个严重错误，决定公开承认错误，为邓少成一家恢复名誉。公社党委书记罗国祥在会上说：邓少成一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积极发展家庭副业是正当的，不仅不应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 梨垭公社党委给贫农社员黄绍军平反、摘掉“新富农”帽子 贵州省正安县梨垭公社党委为被打成“新富农”的贫农社员黄绍军平反，受到广大社员欢迎。 一九七七年五月，梨垭公社新明生产队有人向公社反映，说贫农社员黄绍军家庭收入超过其他社员，是农村中新的富裕农民、暴发户。公社有的干部当时由于思想上还有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富则修，生活好就是资本主义等假左真右的余毒，无理强行没收了黄绍军的存款八百九十七元、缝纫机一台和一些家具，并把他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交各大队进行批判。接着，还给黄绍军戴上了“新富农、暴发户”的帽子。黄绍军无论如何想不通。他心情十分沉重，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最后竟卧床不起。 党中央批转的“湘乡经验”和“旬邑问题”两个重要文件下达后，公社党委成员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大多数同志认为，过去这样对待黄绍军是受了“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批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整的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贫农社员。完全整错了。这样做造成了严重恶果，要迅速纠正。 公社党委访问了新明生产队的社员群众，调查了解黄绍军钱物的来历。调查表明：黄绍军全家热爱劳动，生活俭朴，既在队上积极出工，又注意发展家庭副业。他喂养大母猪一头，每年下仔两窝，一年能收入现金二百多元。十多年来，他年年向国家交售肥猪。他还在自留地里种了土烟、海椒等。他的几个孩子，放学回家把牛赶上山坡，就挖山药材，卖给国家。社员们说，黄绍军的钱来得明，是用汗水一滴一滴淋出来的。 事情完全调查清楚了。公社党委统一了认识：按照党的经济政策，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不但不能阻挡，而且要大力提倡和支持。过去对黄绍军的处理是极其错误的，是受“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影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作出这样的决定，说明“四人帮”的流毒很深很广，要下决心肃清它。为此公社党委撤销了对黄绍军的错误处理，当众给他平了反，主动登门向他赔礼道歉，如数退还了没收的全部钱物。 公社党委还作出决定，全社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鼓励社员搞好正当的家庭副业。 现在，黄绍军的病也好了，心情舒畅了，干劲也鼓起来了，出工积极。（新华社）

第5版()专栏： 民主柬埔寨电台发表社论 号召军民团结一致抗击越南侵略者 柬埔寨海陆军部队广泛出击一度攻入磅逊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十六日广播了一篇社论，强调柬埔寨人民决心团结在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政府周围，打败越南侵略者，夺取最后胜利。 越南侵略军一月七日侵占金边以后，民主柬埔寨电台的广播一度中断。一月十六日，民主柬埔寨电台重新广播。这一天，这家电台除广播一篇社论外，还广播了民主柬埔寨政府一月十一日的声明和世界各国人民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等消息。 社论说：“自古以来，柬埔寨人民具有英勇斗争的传统，打败过各种敌人——大的和小的，远的和近的。柬埔寨民族和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侵略敌人。”“现在，越南敌人在苏联国际扩张主义的支持下，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亲爱的柬埔寨领土。我们柬埔寨民族、人民和柬埔寨革命军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波尔布特书记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周围，紧握武器，奋起斗争，在城市、首都金边和农村歼灭侵略、扩张、兼并领土和灭绝种族的越南敌人。” 社论号召柬埔寨全国军民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进行斗争，把越南侵略者从柬埔寨国土上赶出去或者全部、干净地消灭掉。 社论说：“现在，越南侵略敌人在柬埔寨战场上日益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越南侵略者可以侵入柬埔寨，但是它吞并不了柬埔寨，也控制不了柬埔寨人民。” 社论说，柬埔寨军民决心把侵略柬埔寨的战场变成埋葬越南侵略军以及越南的坦克、大炮和一切战争武器的火葬场，直到最后彻底消灭越南侵略军。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报道，柬埔寨海军和陆军部队继续抗击越南侵略军。在许多地区，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在靠近泰国边境的地区，柬埔寨军队进行活跃的游击战。 法新社一月十六日援引泰国警方的报告说，在位于暹罗湾的戈公岛附近发生了海战。十六日早晨，从泰国的达叻府听到了炮声。 美联社一月十六日从曼谷报道，磅逊地区好几个岛周围有激烈的海战，越南进攻了其中最大的岛——贡岛。配备有重型机关炮和迫击炮的炮艇组成的柬埔寨海军继续在战斗。 有消息说，柬埔寨军队曾一度攻入被越南军占领的海港磅逊。越南战斗机对磅逊进行了几周以来最猛烈的空袭。 在柬埔寨西北部和其他地区，柬埔寨军队仍在顽强地抗击越南侵略军。美联社一月十六日报道，在柬埔寨的几个地区仍在进行激烈战斗，包括菩萨省的省会菩萨市、西北的诗梳风、柴桢省和东部其他地区。 合众国际社一月十六日从曼谷报道，在金边西北的菩萨市附近，柬埔寨军队仍在进行激烈的抵抗。《纽约时报》透露，暹粒市周围有战斗。英国《卫报》记者报道，战斗还在马德望周围进行。路透社一月十六日透露，越南部队看来还没有开到柬埔寨军队在西北部奥多棉吉和柏威夏两个省中所控制的地区。 柬埔寨军队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美联社十四日说，在马德望附近，柬埔寨军队采取了“打了就跑”的战术。法新社十六日报道，驻在柬埔寨边境据点波贝附近的士兵每到黄昏就集中起来上前线作战。这家通讯社在另一则消息里报道，柬埔寨的小股部队不时地出没于靠近泰国边境河边上的茂密的竹林之间。这家通讯社认为，相当大的一部分柬埔寨政治和军事机构继续按照预订的计划和领导人的命令在发挥作用。

第5版()专栏： 东盟各国官员和报刊赞扬东盟外长会议声明 谴责越南侵柬 团结一致维护东南亚和平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政府官员和报刊连日来发表谈话和社论，支持和赞扬东盟外长会议关于印度支那局势的联合声明，表示东盟国家将团结一致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东盟五国外长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曼谷举行特别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烈要求立即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外国军队。 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十四日对记者说：“柬埔寨发生的事件，不仅马来西亚感到不安，而且新加坡和东盟其他成员也感到不安”，柬埔寨的局势及其发展“对东盟国家前途关系重大”。他说，东盟五国外长会议讨论了当前局势并表明了态度。“如果其他东盟国家认为应召开一次首脑会议，马来西亚将会参加”。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说，“东盟国家正在注意柬埔寨局势的发展，他们一致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以维护和保证本区域的安宁、和平与稳定”。他说，东盟五国外长特别会议的目的在于维护“东南亚和平、自由及中立概念”。 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十三日就越南出兵干涉柬埔寨的后果发表谈话时指出，现在不仅是越南对柬埔寨，或越南对东盟的问题，而是越南面对着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同声谴责越南出兵干涉柬埔寨这个独立国家。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在雅加达说，“东盟各成员国不能为任何一个不管以什么理由攻击别国的国家进行辩护”，“东盟国家对待柬埔寨问题的立场是坚决的，所以它们要求从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东盟国家一些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赞扬东盟外长会议所坚持的严正立场。《马来亚通报》十五日的社论说，东盟五国外长会议谴责武装入侵柬埔寨，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领土，不承认柬埔寨傀儡政权，“这一项严正的决定及坚决的立场，无疑对侵略者是当头棒喝”，“反映了东南亚二亿人民的心声”。菲律宾《今日公报》十六日的社论支持东盟外长会议的声明，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社论说：“联合国安理会许多国家谴责越南入侵柬埔寨”，越南当局“要考虑它干涉柬埔寨将在道义上意味着什么”。新加坡《海峡时报》十五日的社论指出，东盟国家对柬埔寨局势采取的立场，再次证明五国是团结的。社论说，东盟提出要入侵军全部撤出柬埔寨领土的要求，在联合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据新华社曼谷一月十六日电泰国《中华日报》今天就苏联和越南矢口否认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发表社论指出，举世皆知，现在在柬埔寨境内，与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军队作战的，就是越南的军队。社论说，在泰国边境附近，越南虽然把它的装甲车涂上“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军队穿上新军装，看起来颇象柬埔寨人，但事实上那仍是越南军队。

第5版()专栏： 西哈努克亲王接见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月十六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十六日在纽约接见了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米·科马蒂纳，对南斯拉夫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感谢。 接见时，科马蒂纳向西哈努克转达了铁托总统给他的口信。西哈努克亲王在长时间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对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特别感谢南斯拉夫政府在联合国对柬埔寨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第5版()专栏： 巴基斯坦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印尼外长表示仍承认民主柬埔寨政府 新华社伊斯兰堡一月十六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支持从民主柬埔寨撤出外国军队的要求。 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一月十六日说，外国进行军事干涉以推翻柬埔寨合法政府，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条例的违犯。 发言人说，尊重别国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这是每个国家的国际义务。 发言人说，根据这些公认的原则，巴基斯坦政府完全支持要求立即从民主柬埔寨撤走所有外国军队的国际呼吁。 据新华社北京电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越来越升级的战争扰乱了和平，引起了东盟国家的忧虑。 库苏马阿马查是十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常委会会议开幕式上说这番话的。 库苏马阿马查一月八日说，印尼仍然承认波尔布特总理的柬埔寨政府。

第5版()专栏： 加拿大不承认柬埔寨“新政府” 新华社渥太华一月十四日电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一月十四日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唐纳德·贾米森说，目前，加拿大无意承认柬埔寨“新政府”。 他说，加拿大政府承认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的合法政府。

第5版()专栏： 丹麦将停止对越南的援助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月十六日电 哥本哈根消息：丹麦外交大臣亨宁·克里斯托弗森在一月十六日内阁会议上说，“丹麦目前将停止对越南提供一九八○年一亿丹麦克朗的援助”。 外交大臣指出，中止对越南的援助是同丹麦对一个侵略国家所采取的传统做法相一致的。

第5版()专栏： 满腹“经纶” 钦哲

第5版()专栏：国际短评 有力的回答 在当前广大国家强烈谴责越南侵柬、支持柬埔寨人民正义斗争的浪潮中，东盟国家表现突出，引人重视。东盟五国外长最近举行特别会议，强调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要求外国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领土。在安理会会议上，东盟国家代表仗义执言，指出越南侵柬是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威胁。泰国总理江萨明确宣告，东盟各国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已作好准备，随时抗击外来的侵略”。在泰柬边界的泰国驻军已奉命全面戒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这一切，反映了东盟各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是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扩张阴谋的有力回答。 越南当局以它对柬埔寨的野蛮侵略，充当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它使东南亚各国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东方政治流氓的丑恶面目。人们都还记得，几个月前越南头目曾遍访东盟五国，曲意逢迎，大献殷勤，许下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诺言和保证，什么“主张用和平的方法通过谈判解决同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呀，什么“尊重别国的独立和自由”呀，什么“不干涉内政”呀，等等。当时，东盟国家的舆论就对此表示怀疑，并且指出，越南的所谓“诚意”首先要“从它对柬埔寨的政策来衡量”。越南对柬埔寨的血腥侵略证明，越南头目是一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政治骗子。 越南当局曾经向东盟国家抛出使东南亚成为“和平、真正独立和中立区”的方案。为什么越南硬要在东盟国家一贯奉行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中塞进“真正独立”一词呢？请看越南当局自己的回答。当越南侵略军占领金边的第二天，河内宣传机器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地以救世主的口吻宣称，“从今以后，柬埔寨才算真正独立”。范文同更是肉麻地吹捧越南所扶植的柬埔寨傀儡集团“对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宝贵贡献”。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越南当局所谓“真正独立”的样板就是柬埔寨，它要东南亚成为“和平、真正独立和中立区”，就是要东南亚各国都象柬埔寨那样成为越南的殖民地附属国。 东盟国家谴责和反对越南侵柬的立场是完全正义的。他们加强团结、对付大小霸权主义威胁的斗争，不仅关系到维护它们本国的独立和安全，而且关系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中国人民坚决站在正在进行抗越卫国英勇斗争的柬埔寨人民一边，坚决站在为维护东南亚和平、安全和稳定而斗争的东盟各国一边。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而努力吧。

第5版()专栏： 骗取承认傀儡就是要使侵略合法化 ——从国际法角度看苏联支持越南侵柬 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陈体强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悍然发动对民主柬埔寨的野蛮侵略，于一月七日占领金边，八日宣布由它一手拼凑的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一个所谓“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傀儡“政府”。十一日又变了一个花样，成立一个所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越、苏两国煞有介事地一唱一和，把越南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说成是柬埔寨的“内战”，是“人民起义”，借以混淆视听，企图把傀儡“政府”拿到国际上去招摇撞骗。越、苏迫不及待地宣布对傀儡的“承认”，并力图对一些国家诱压兼施，迫它们也予以承认。骗取别国承认傀儡组织，是当前越、苏掩盖其赤裸裸的侵略和为下一步侵略制造法律根据的一个主要阴谋，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严重警惕。 一、傀儡组织无权获得承认 对于金边傀儡可以不可以承认、应该不应该承认，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法上，首先要区别两种承认：一种是对一个新国家或新政府的承认，一种是对侵略结果的承认。这两种承认是有原则区别的。 承认一个新国家，是表示肯定该新国家已经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承认一个新政府是肯定它是它的国家的唯一合法政府，可以代表它的国家在国际上进行一切交往。一个新国家通过当地人民自己的斗争从原来国家分裂出来而独立，一国的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把原来政府推翻而成立新政府，这完全是有关国家内部的事，是民族自决原则的体现。它不危害别国的安全，不损害别国的权利，不违反任何国际法的原则或规范，在国际上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的新国家或新政府如果已在本国绝大部分地区行使有效统治，而母国或旧政府已显然没有恢复其统治的希望，第三国就可以予以承认。这种承认也是合法的、无可非议的。不过，第三国对局势的判断必须符合事实。过早或过晚的承认，都会构成对别国内政的干涉。 对侵略结果的承认，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一个国家武装侵占另一国家的一部或全部领土，加以直接吞并，或名义上保持其独立而在侵略者武力支持下成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两种情况虽然形式有所不同，其法律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新政府”，因为傀儡组织只是侵略者的代理人，承认傀儡就是承认侵略的合法性。侵略是国际上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结果”，这是国际法——也是一切法律——的一项根本格言。否认这个格言，就是否认法律本身。它是国家领土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逻辑引伸，也是国际和平的基础。不守住这条防线，就会为干涉、颠覆、侵略敞开大门。 在现代国际法中，侵略的结果，即使用傀儡政权的形式伪装起来，也是无权获得第三国承认的，第三国也负有义务不予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支持。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规定：“联盟会员国担任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会员国之领土完整及现有之政治上独立。”不承认侵略结果，显然是“保持”会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最起码义务。一九二八年巴黎公约规定：“谴责以诉诸战争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一九三四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有名的“布达佩斯解释条款”，认为巴黎公约的规定意味着：“缔约国通过违反本公约的手段事实上取得的任何领土或其他好处，无权被承认为是法律上的取得”。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了“不承认主义”。二月十六日国联行政院一致（当事国中国和日本未投票）通过决议：“凡不顾盟约第十条之规定，侵略联合会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之独立者，联合会各会员国，均不应认为合法有效”。三月十一日国联大会又通过决议：“凡用违反联合会盟约或巴黎公约之手段所缔造之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联合会会员均不能承认之”。尽管国联盟约和巴黎公约本身存在不少缺点，但当时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把持下的国联，也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决议，可见不承认侵略结果这一原则是深入人心的。 除此之外，许多国家还签订了不少包括类似原则的地区性公约，如一九三二年八月三日十九个美洲国家宣言；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反战条约；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蒙得维的亚签订的国家权利义务公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的扩大及保证履行美洲国家间现有条约的公约；一九四○年七月哈瓦那宣言；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查普特别克公约等。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国联行政院就秘鲁与哥伦比亚之间的争端，曾通过一项不承认侵略领土的决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和土耳其一九二一年订立的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各方同意，不承认任何违反缔约他方意愿强加于它的和约或其他协定”。第八条规定：“缔约各方承担不容忍在各自领土内组成或居留自称为缔约他方的政府的、或以对缔约他方发动战争为目的的组织或会社”。人们有权利质问苏联：它是否仍然赞成这个条约所表现的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一款规定：会员国承担制止侵略的义务；第二条四款规定：会员国“在其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略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些义务显然是与承认侵略结果不相容的。 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九届联大通过了一个《侵略定义》。这《定义》有许多缺点，我国没有接受。特别是第二条规定，是否存在侵略行为，必须由安理会作出结论。这就注定，在实际运用中，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苏联肯定会把这个《定义》变为一纸空文。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为了伪装“爱好和平”而大事鼓吹宣扬的这个文件，今天却成了把苏联及其走狗越南钉在耻辱柱上的一颗钉子。《定义》第五条规定：“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性质的考虑，都不能当作为侵略辩护的理由”；“侵略战争是危害国际和平的罪行，侵略引起国际责任”。特别与承认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是：“由侵略发生的领土取得或特殊利益，都不、或不应该被认为合法”。仅仅根据这最后一款，就无可争论地判定越南在柬埔寨制造的傀儡是“不应该被认为合法”的，是无权获得国际承认的。 二、不承认的效果 不承认傀儡组织的效果，最主要的是该傀儡组织在国际上没有代表其国家的资格。即使原来合法政府失去了首都，只要它继续进行游击战或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继续作恢复其统治的努力，它的法律地位不变。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中，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阿首都失陷，五月九日意宣布吞并阿比西尼亚。但尽管国联是在英法绥靖主义者操纵之下，国联大会还是不得不于六月三十日让阿皇海尔·塞拉西代表阿出席，对意进行控诉。第二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国家被纳粹德国所占领，它们的政府在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继续抗战，一直被认为是合法政府。 在国际组织中，原来合法政府的代表应被认为其国家的合法代表，这本来是没有疑问的。但在联合国，越、苏力图混淆是非，叫嚣傀儡组织的代表才是柬埔寨的“合法代表”而否认民主柬埔寨的代表资格。但是许多国家识破了越、苏的阴谋，主持正义，一月十一日在安理会会议上确认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合法代表资格，并以十三票对二票（苏、捷）的压倒多数否决了苏联提出的推迟安理会讨论以等待伪代表到达的无理要求。同时，联合国秘书长也宣布接受民主柬埔寨政府出席第三十三届联大的证书。苏、越企图把伪代表塞进联合国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诱压承认难得逞 虽然越、苏把傀儡政权塞进联合国的阴谋在第一轮较量中遭到了失败，但它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它们还会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一些国家不明真象，或存在麻痹绥靖思想，继续威胁利诱，使其落入圈套。它们的手法可能是： （一）混淆两类政权的改变，把越南的侵略说成“纯属柬埔寨一国内部的斗争”，是“人民起义”。但是，这种谎言是骗不了任何人的。谁能相信，越南产婆手上血渍未干，而呱呱落地才二十五天的怪胎就能组成十几万人的现代化部队攻下柬埔寨首都？这种说法简直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白痴！即使用一九七四年的《侵略定义》来衡量越南的侵略罪行也是昭然若揭的。按照该《定义》第三条，下列任何行为“不论曾否宣战”，均应视为侵略行为：（1）“一国武装部队侵入或进攻另一国的领土，或由于这种侵入或进攻发生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并吞另一国的领土或其一部分”；（2）“一国的武装部队轰击另一国的领土，或一国使用任何武器侵犯另一国的领土”；……（4）“一国的武装部队进攻另一国的陆军、海军或空军、船队或航空部队”；……（7）“一国派出，或经其授权派出武装团队、集团、非正规军或雇佣军，而这些武装团队等对另一国施行武力行为，其严重程度等于以上列举的行为，或等于该国实质上卷入这些行为”。谁都知道，柬埔寨今天的局势完全是越南军队入侵造成的，无论侵略者打出什么旗号，都不能否定这一铁的事实。如果真象越南所说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的十几万大军是在柬埔寨境内组成的？是在越南境内组成的？还是在宇宙空间组成的？对这一点，越南有何高妙的解释？ 当然，全世界人民不用这个《定义》也同样可以分辨是非。朝鲜《劳动新闻》一月十三日社论就明确指出：“武装起义”的说法是“广泛的世界舆论不愿相信也不可能相信”的。其他许多国家如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等国的领导人、代表和舆论都毫不犹豫地断言，这场战争是越南的侵略，不是什么“人民起义”。东盟外长特别会议一月十三日发表联合声明严正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武装干涉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立即从柬埔寨领土撤出全部外国军队”。至此，越、苏关于“人民起义”的鬼话，可以说是完全破产了。 （二）宣传伪政权的成立是“既成事实”，诱使一些国家承认。但是，在柬埔寨存在的“事实”只是越南侵占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新政权行使统治的事实。由于民主柬埔寨把斗争重点转移到农村、山区和丛林发动广泛的人民战争，以及国际上反侵略力量的增长，即使目前存在的越南侵占柬领土这一事实，也将朝着相反方面转化。越南侵略者得手于一时的“既成事实”，最后会被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所代替。绝大多数国家决不会眼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事实”，而把国际和平安全赖以存在的国际正义和国际法律秩序丢在一边。正如出席安理会会议的玻利维亚代表所说，世界人民“决不能屈服于一个既成事实”。 （三）宣传越南的野心“到此为止”，决不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世界人民对扩张主义者的这类腔调是很熟悉的。人们不会忘记希特勒在占领莱因后，直到二次大战爆发，曾多次“庄严”宣告：“我们在欧洲没有什么要求可提了”。同样，当越南在战争的艰苦年代，它的领导人也曾指天发誓：越南“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甚至永远”都承担严格地和始终不渝地尊重“兄弟”柬埔寨的独立、主权、中立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义务。在过去的年代里，越南也多次确认越柬之间的现有边界。越南领导人去年秋天遍访东盟国家，甜言蜜语，作了许多“保证”。最近越驻泰大使又于一月十一日再度向泰国重申不干涉内政的“保证”。这种“保证”值多少钱？与希特勒的“保证”又有多少差别？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希特勒讲话的回音。许多国家一定会对越南的“保证”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施加威胁，宣称“谁反对柬埔寨新政府，谁就是对越南不友好”。在东南亚地区，越南在苏联支持下，确实拥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怕它、向它屈服，对于一个胃口越吃越大的侵略者能起什么作用？现在很清楚：只有受威胁的国家团结起来，加强自卫力量，制止已经发生的侵略，防止新侵略的发生，才是安全自救之道。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对侵略的退让和迁就，只会导致更大的侵略；抛弃国际法原则，承认伪政权，从而使侵略合法化，只可能为侵略者的下一步侵略创造法律先例。最近新加坡外长指出：越南“应用在柬埔寨头上的论据和原则”是否“也适用在非共产党的东盟国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面对大小霸权主义威胁，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对它们的侵略进行坚决反击，为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而斗争到底。

第6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抵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姆宾加第一国务委员设宴欢迎并同李副总理会谈 据新华社金沙萨一月十六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十六日乘专机到达金沙萨，对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今天，扎伊尔首都的国际机场上洋溢着中扎两国友好的气氛。两国的国旗迎风飘扬。李副总理和夫人走下飞机后，受到了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姆宾加·卡桑达和夫人等的热烈欢迎。 姆宾加代表蒙博托总统和扎伊尔人民致欢迎词，对李副总理表示欢迎，并希望他的访问对于加强两国之间的诚挚的友谊和多方面的合作作出贡献。 李副总理在讲话中向扎伊尔人民转达了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他说，中扎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帝反霸和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中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团结反霸事业。 他希望他对扎伊尔的访问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随后，姆宾加陪同李副总理前往宾馆下榻。 据新华社金沙萨一月十六日电 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姆宾加·卡桑达和夫人十六日晚上在金沙萨举行宴会，欢迎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有三百人出席的宴会上，姆宾加第一国务委员和李先念副总理相继发表讲话。 姆宾加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中国目前奉行的外交政策。他说，扎伊尔共和国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的愿望十分关注。“因为，我们认为贵国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必将有助于加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缓和。”他指出，华国锋主席对罗马尼亚进行的正式访问，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等就能够说明这一点。 姆宾加在谈到南部非洲问题时指出：“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使整个非洲大陆感到忧虑。为此，我国将同整个战斗的非洲一道为从根本上消除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殖民主义的最后巢穴而努力。” 他强调指出：“独立的非洲必胜，因为，在这个争取解放的正当斗争中，她不是孤立的。她能够得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一些可靠和忠实的朋友所给予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他说，“扎伊尔将不遗余力地为消灭我们大陆的可耻的种族隔离行径作出贡献。” 他在谈到扎伊尔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时说：“扎伊尔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谈到李先念副总理的访问时，他说，这对扎伊尔来说是道义上的支持，明显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与扎伊尔人民的团结。 姆宾加说：“我们相信扎中两国将进一步增强和扩大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他请李先念副总理向华国锋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转达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的深切谢意，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一直给予的难能的宝贵支援和援助。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扎伊尔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抗外来侵略、干涉的光荣传统。我们高兴地看到，扎伊尔军民在蒙博托总统领导下，不畏强暴，英勇奋战，接连挫败外来势力的侵略颠覆阴谋，沉重地打击了野心勃勃的霸权主义者的威风，为非洲和第三世界团结反霸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他说：“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们两国人民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地球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梦想称王称霸，热衷于侵略扩张。他们到处伸手，扶植代理人，制造事端，挑起冲突，搅得世界很不安宁，严重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安全。但是霸权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是十分孤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反帝反霸的斗争日益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最近两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的决议，广大非洲国家积极推动和平解决非洲国家之间的争端，这都有力地体现了非洲国家和人民要和平建设不要侵略战争，要团结合作不要分裂对立，要独立自主不要控制干涉的强烈愿望。” 李先念指出：“伟大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了，他们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是任何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一切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争端，不断巩固和加强非洲团结的正义事业。” 李先念在谈到中扎两国的友好关系时指出：“中、扎关系正常化以来，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两国友谊的巩固和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 据新华社金沙萨一月十六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一月十六日下午在金沙萨同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姆宾加·卡桑达举行了友好会谈。 双方就两国的经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一月十六日乘专机到达金沙萨，对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机场上受到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姆宾加·卡桑达等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 摄（传真照片）

第6版()专栏： 英国司机大罢工严重影响全国经济 货运陷于瘫痪 进出口贸易停顿 物价飞涨 据新华社伦敦一月十六日电 今年元旦前后，大罢工的风浪猛烈冲击着英伦三岛，使英国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近几年来，由于政府采取了限制工资增长和有限度地刺激经济的措施，使英国经济从一九七六年起逐步缓慢回升，通货膨胀年率已由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去年的百分之八左右。为了把通货膨胀率继续控制在一位数，英国政府在去年七月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工资增长不超过百分之五的限额。但是这一新的工资政策宣布后立即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并且在工党内部也遇到攻击。从去年八月起，因工资纠纷而引起的罢工风潮从未间断，新年后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以油车司机和货车司机的罢工声势最大。 新年刚过，德士古石油公司运输工人从一月三日开始就举行全面罢工。其他几家大的石油公司如埃索、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的油车司机也纷纷集会，表示如公司不满足他们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的要求，也要开始罢工，致使整个英国的石油供应曾一度相当紧张。 新年后不久开始的货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对英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不可低估。据统计，英国的陆路交通承担着货运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因而这次罢工几乎使整个英国的货物流通陷于瘫痪。许多工厂因原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而被迫减产和停产，工人暂时被解雇。货车工人的罢工还使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陷于停顿。食品价格猛涨，比新年前贵两、三倍。（附图片） 英国由于卡车司机罢工，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这是一月十三日顾客在超级市场抢购食品。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第6版()专栏： 伊朗国王巴列维到达埃及 新华社开罗一月十六日电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月十六日从伊朗到达埃及的阿斯旺，以便就目前伊朗和中东局势的发展同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会谈。 巴列维国王是在伊朗经历长期动乱后于十六日下午离开德黑兰到国外“长期度假”的。 据报道，巴列维国王在同萨达特总统会谈后，将前往美国。

第6版()专栏： 一篇充满虚伪狡诈和霸道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口称“缓和”，实际到处扩张；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却指使越南侵柬；肆意反华，挑拨西方和中国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莫斯科消息：苏联塔斯社一月十五日播发了勃列日涅夫一月九日答美国《时代》周刊问的谈话。这篇谈话充满了虚伪、狡诈和霸道。 勃列日涅夫在解释“缓和”的含义时说，当我们说“缓和紧张局势”或为了简便起见只说“缓和”的时候，指的是那种与通常被称之为“冷战”的国际关系状况（其特点是经常保持紧张局势，在任何时候都有发展成为公开冲突的危险）相对立的国际关系状况。换句话说，缓和，这首先是克服“冷战”、过渡到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同等关系。“缓和，这是准备不靠武力，不靠威胁和炫耀武力，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分歧和争论。”他说，苏联在这方面是执行“积极路线”的，是“想尽一切办法使缓和的进程得到加强并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其中包括既扩展到非洲，也扩展到近东”。 勃列日涅夫这番话的虚伪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苏联利用古巴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扎伊尔、非洲之角和南也门的行径记忆犹新，的确，苏联为了把“缓和”扩展到非洲和中东是“想尽一切办法”的，但最主要的办法是靠武力。 勃列日涅夫谈到赫尔辛基文件时说，“它的任何一项规定都没有赋予一些国家以干涉他国内政、过问别人事务的权利。”“签署了最后文件的国家都承担了‘尊重彼此自由选择和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以及确定其法律和规章的权利’的义务。”他的这些话是为了指责美国而说的。但是，他在说这些漂亮话的时候，却完全避而不谈，为什么苏联根本不尊重一个主权国家民主柬埔寨的“自由选择和发展”的权利，而指使越南对它进行武装侵略和干涉？根据苏联和越南的公开言论，他们要推翻柬埔寨合法政府的唯一“理由”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 勃列日涅夫就苏美关系的现状对美国表示了不满。他说，“总的来讲，最近两三年来，可以直率地说，苏美关系中出现的高兴机会不多。我要非常坦率地说，我们常常甚至很难理解为什么华盛顿千方百计地企图从别人的不利中寻找自己的利益。”他进一步指责美国说，“如果把另一方仅仅看作是‘对手’（华盛顿经常这样说），那当然就很难作到有计划地加深和扩大合作的领域。有了这种态度，不仅会使达成新的协议成为一件长期令人头痛和困难的事，而且整个关系也会踏步不前，或者后退，实际上最近两年就是这样。”他说，尽管“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的工作正接近结束”，然而“为最后协调立场显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威胁”的说法又一次表示恼火。他竟然煞有介事地问道：“我们在‘威胁’谁呢？难道我们想要得到哪个国家的哪怕一平方公里的领土吗？”他说，“我们不想取得对西方的军事优势，我们也不需要这种优势。我们需要的只是可靠的安全。”但是，事实是，苏联庞大的军事力量早已超出防务的需要，苏联不仅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大大超过了美国，而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极力追求对美国的全面优势。 勃列日涅夫在对《时代》杂志的谈话中，肆意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同时徒劳地就西方各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进行挑拨，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一种想把北京变成对社会主义世界施加压力的工具”的“冒险”政策，并诡称苏联对中国“既没有领土要求，也没有其他要求”，却重弹“他们觊觎许多国家的领土并对这些国家组织挑衅”等攻击中国的陈腐老调。

第6版()专栏：扎伊尔通讯 访问英加水电站 地处非洲腹地的扎伊尔，尽管多次遭到苏联策划的雇佣军的骚扰、侵犯和破坏，但是扎伊尔政府和人民仍然集中巨大力量和资金从事国家经济建设。英加水电站就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一提起这一工程，当地朋友就赞誉它是扎伊尔“发展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前不久，记者怀着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这个还在继续兴建的巨大工程。 英加水电站座落在扎伊尔河下游的英加三角地带，距首都金沙萨约三百公里。我们从下扎伊尔省首府马塔迪市出发，渡过扎伊尔河，然后驱车向西南穿过苍翠的山川、峡谷，大约走出五十公里，来到一排排掩映在热带树丛中的乳白色楼房前，这就是英加水电站的工程指挥部和职工住宅区。在工程指挥部一位负责官员的陪同下，我们首先去电站的上游观看了英加地形。尚未走出山谷口，就从口外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巨大流水声。出了谷口，站在河岸上举目远眺，只见扎伊尔河水犹如万匹白马从西北谷口脱缰而出，在宽阔的青山之间欢跃、奔腾，然后突然消失在下游的深谷之中，景色十分壮观。据扎伊尔朋友介绍，扎伊尔河平均流量为四万二千秒立方米，流量较稳定。在英加地区，岩谷纵横，地势高低悬殊。当扎伊尔河流到这里，形成一个约四十五度的夹角，在十五公里的流程里，落差却达一百零二米。这使这一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建设巨大水电站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独立后，特别是蒙博托总统执政后，扎伊尔政府宣布把修建英加水电站放在建设工程的首位，并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来具体负责。一九六八年初，水电站正式动工。 英加水电站是扎伊尔政府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部分外资建设国家的一个重要项目。根据政府开发英加水力资源的计划，电站全部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又分三个阶段，主要是建立引水坝，兴建三个水电站，依次叫英加一号、英加二号和英加三号。这三个电站建成后，总发电能力可达三百多万千瓦。第二期工程是修筑截断扎伊尔河大坝，在下游建立一个更大的称为大英加的水电站。据说，两期工程完成后，总发电能力可达三千多万千瓦，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之一。 汽车在英加一号电站高大的水坝和站房前停下。当我们步入宽敞明亮的电站自动控制室时，几位值班员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情况。英加一号共装有六台意大利造的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三十五万千瓦。一九七二年正式发电以来，除满足金沙萨市和下扎伊尔省的全部用电外，还有剩余。该站有技术人员六名，工人十七人，全部是扎伊尔人。值班员还专门表演了一组发电机的起动和发电过程。从进水起动到全速转动发电，从温度变化到转速是否与其他电机一样，以及那个部件出了故障，在自动控制台上都一目了然。离开英加一号电站，我们来到了正在建设安装中的英加二号水电站。这里有八台比利时和西德造的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一百四十万千瓦。现在已安装好四台，另四台正在安装过程中，全部电机是密封的。整个工程预计一九八一年或一九八二年完工，并开始发电。虽然整个电站有些工程尚未动工，但是昔日河盲症流行、荒无人烟的英加地区，现在机器轰鸣，车来人往，一片繁荣。 英加水电站对发展扎伊尔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扎伊尔经济以矿业为主，矿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占国家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其中铜的收入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些矿产大多集中在沙巴省，特别是铜，年产四十多万吨。据陪同的扎伊尔朋友说，由于电力不足，沙巴省开采的铜大部分要运往欧洲精炼电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扎伊尔政府决定英加二号电站建成后，将专供沙巴省用电。为此，已在电站附近的山坡上建成了英加—沙巴高压输电站。从英加到沙巴长达一千七百公里的高压输电线的架设工程已于一九七四年动工，现已完成全部架设工程的百分之八十，预计在一九八二年供电。 参观结束时，我们站在英加三角地带的高处，遥望雄姿勃勃的英加水电站和通向四面八方的高压线，对扎伊尔人民在开发和利用英加水力资源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我们深信，勤劳的扎伊尔人民在开发资源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必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 新华社记者 欧玉成（附图片） 扎伊尔英加一号水电站全景。 梁贵和摄（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高度评价美中关系正常化 美中建交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万斯指出，由于美中“恢复了接触并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一个新时代已出现在我们面前”。布热津斯基博士在讲话中也强调说，美中建交“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一种越来越大的作用”。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是一月十五日在美国务院就美中建交和与中国贸易问题，向近八百名美国企业界领导人和公众领袖讲话时作出这样的评论的。 万斯在回顾中美关系及建交经过时说，美国官员在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之后发现，美中两国“在全球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之点，虽然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我们继续有分歧。”他说，“我们更加相信，一个强大、安全与和平的中国是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万斯说，美中建交“将会大大加强亚洲和太平洋的稳定和和平的前景”。“中国在谋求全球和平和稳定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万斯还强调说，美中关系正常化“不会威胁到任何其他国家”。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在讲话中从广泛的角度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这是我们为巩固和改善同世界上所有新兴力量的关系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力量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了。”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不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或权宜之计的考虑。相反，我们是承认了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一种越来越大的作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同这个政府保持一种持续的、扩大的和有结构的关系。” 布热津斯基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撇开这些分歧，使我们的新关系获得成功，就需要有耐心、智慧和谅解。” 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对维护全球性和平是一个关键的力量，仅仅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独立的强大国家，正在努力增加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同时基本上实行自力更生，并且抵制别国试图对它进行控制的任何活动。”

第6版()专栏： 日本参院议长安井谦谈访华观感 中国制定跃进计划充满了光明 上海市革委会欢宴日本参议院代表团 据新华社上海一月十七日电 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中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安井谦议长离开上海前向中国记者发表了访华观感。他说：我们在中国访问期间，看到中国人民的表情是明朗的、生气勃勃的。这不是在一种权力的迫使下出现的，正如华国锋总理指出的那样，中国要发扬民主，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我认为这个方针得到了贯彻。中国正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制定今后的跃进计划。这使我感到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很有希望的，充满了光明。他祝中国取得更大的成就。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行志等。 据新华社上海一月十六日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在宴会上首先祝酒。他说，一九七八年是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年。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衷心拥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他说，上海的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和最近开工兴建的宝山钢铁厂，体现了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新成果。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上海同日本各个城市之间的友好来往和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必将进一步扩大。 彭冲主任在谈到越南霸权主义者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柬埔寨发动的军事侵略时说，上海人民坚决支持我国政府的正义立场，反对越南政府发动的野蛮、卑鄙的侵略战争；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 安井谦议长在祝酒时说，我们两国都寻求世界和平。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在我们两国前进的道路上是不平坦的。在这里我向你们保证：为了和平，我们把中国作为我们的好朋友，携起手来共同前进。 代表团是今天上午由杭州到达上海的。彭冲主任等到机场欢迎。

第6版()专栏： 我新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阿尔及尔一月十七日电 中国新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徐明一月十七日上午在人民宫向阿尔及利亚代总统拉巴·比塔特递交了国书。 拉巴·比塔特代总统同徐明大使进行了友好谈话。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和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

第6版()专栏： 中匈签订今年换货和付款协定 新华社布达佩斯一月十六日电 中国和匈牙利一九七九年换货和付款协定一月十六日在布达佩斯签字。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和匈牙利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托尔多伊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匈牙利外贸部国务秘书萨拉伊·贝拉和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安康参加了签字仪式。

第6版()专栏： 中捷签订今年换货和付款协定 据新华社布拉格一月十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晚上在布拉格签署了两国一九七九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和捷克斯洛伐克外贸部副部长布尔萨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今天下午，捷克斯洛伐克外贸部部长巴尔恰克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