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外交部发言人受权发表声明 重申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就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受权发表声明，重申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外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受权就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重申如下： 南沙群岛，正如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一样，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多次声明，中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地区的资源属于中国所有。任何外国侵占南沙群岛的岛屿以及在这些地区进行开发或其它活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都是不能允许的。任何外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第1版()专栏： 全国侨务会议、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发展侨务工作建设现代化祖国 李先念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 大会修改了侨联章程，推举廖承志为侨联名誉主席。庄希泉当选为侨联主席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全国侨务会议、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为大会题词。 华国锋同志的题词是：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调动广大华侨、归侨、侨眷的积极性，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叶剑英同志的题词是：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解放思想，大力发展侨务工作。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全国华侨农场、华侨工厂、重点侨乡的归侨、侨眷代表，有科技、工交、文教、卫生、体育等战线和人民解放军、国家机关的归侨代表，有各地的侨务工作者代表，有居住在港澳地区的归侨代表、台湾省籍的归侨代表，有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代表近一千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耿飚、陈慕华、廖承志、谷牧，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全国侨联的负责人林修德、连贯、庄希泉、庄明理、蚁美厚，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李先念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他说，建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侨务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于归国华侨和国内侨眷，我们一贯遵照“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的侨务政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的侨务政策有利于调动归侨、侨眷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侨务政策，颠倒敌我关系，歧视、打击和迫害归侨、侨眷。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对迫害归侨、侨眷的冤案、错案、假案必须彻底平反；对歧视、打击归侨、侨眷的遗留问题必须尽快妥善解决。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他们同国外亲人的正常联系，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党的政策决不容许破坏，对破坏侨务政策的人员和事件，要分别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各级党委要重视侨务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关心侨乡的生产建设，改善侨乡人民生活。侨务部门和侨联的工作人员，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归侨、侨眷的疾苦和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协助归侨、侨眷解决存在的问题。总之，全党应当关心支持做好侨务工作。 李先念同志指出，我国的国外侨务政策，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生前亲自制定的，是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李先念同志说，我们希望，国外侨胞、国内归侨、侨眷，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共同努力奋斗。 廖承志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新时期侨务战线的各项任务时说，从一九七九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侨务战线也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狠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充分调动归侨、侨眷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真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办好华侨事业、企业；欢迎华侨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密切党和归侨的联系，积极开展侨联活动；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健全侨务机构。 廖承志同志在报告中谈到了越南反华排华问题。他说，去年以来，越南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反华排华，肆意破坏中、越两党于一九五五年关于解决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协议，大规模迫害、驱赶华侨。最近，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实质上结成了苏越军事同盟，完全投入苏联怀抱，在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指使下，推行其地区霸权主义，彻底暴露了它扮演的东方古巴的角色。近来越南反华步步升级，竟然在中越边界上不断进行挑衅，蚕食中国领土，其猖狂程度，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严正警告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对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迫害，立即停止在中越边境的挑衅和入侵。否则，必然自食其果。 全国侨联代理主席庄希泉在报告中总结了第一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以来的侨联工作，并提出了全国侨联和各地侨联今后的任务。 这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修改了全国侨联章程，选举了全国侨联委员。 会议一致推举廖承志为全国侨联名誉主席。 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侨联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庄希泉当选为本届全国侨联主席。（附图片） 左上图：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耿飚、陈慕华、廖承志、谷牧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第1版()专栏： 叶委员长和华总理电唁布迈丁总统逝世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十二月二十七日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代总统拉巴·比塔特，对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电报全文如下：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代 总统拉巴·比塔特阁下： 我们十分悲痛地获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不幸逝世。 布迈丁总统是阿尔及利亚杰出的领导人，第三世界著名的反帝战士、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他为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解放、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赢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布迈丁总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叶剑英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华国锋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版()专栏： 邓副总理以个人名义电唁布迈丁总统逝世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代总统拉巴·比塔特，对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唁电全文如下：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 共和国代总统拉巴·比塔特阁下： 惊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不幸逝世，深感悲痛。 布迈丁总统在争取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解放和领导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中、阿人民的战斗友谊，以及促进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团结反帝的光荣事业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巨大损失。 我谨向阁下、贵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布迈丁总统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第1版()专栏： 前往阿尔及尔参加布迈丁总统葬礼 耿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由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阿尔及尔参加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的葬礼，今天晚上乘专机离开北京。 代表团团员有外交部部长助理林中、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徐明（已在国外）等。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等。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苏伊贝斯也到机场送行。

第1版()专栏：社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到会的同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三中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对于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极为重要的。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开动机器，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的规律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种态度，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品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是思想解放的人。他们只尊重事实，只服从真理，决不迷信盲从，决不让任何违反科学的、缺乏客观根据的条条框框禁锢自己的头脑，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才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一百多年来的不断发展，才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功绩，就在于打破了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冲破了禁区，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全党和全国人民都看到，我们的党有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的国家有了宏伟壮阔的希望。 但是，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思想还很不解放，甚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明明是不对的、有害的、不利于工作的一些做法，因为习以为常，历来如此，就沿袭下来，视为不成文法，不思改进，不求变革，不讲效果。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至于符不符合事实，符不符合党的原则，却不大动脑筋。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里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别人多说了一句话，多做了一件事，则视为“越轨”，横加指责。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 为什么在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会有这种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机器，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化身”出现，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都不干，四平八稳，反而成了不倒翁。在这种颠倒的局面下，一些人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凡此种种，都说明解放思想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还有待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去努力，去带头。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古人又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不去思想了，那是最可悲的。领导干部思想僵化，不动脑筋，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死官僚主义，这是最可悲的。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他多次批评那些不肯使用脑筋，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的同志，提倡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去掉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这场浩劫以后，在当前这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这个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解决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要深入进行下去。 从明年开始，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就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既缺乏知识，又很少经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华国锋同志指出：“我看办法就是两条：一叫学习，二叫实践。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加才智。”这就更需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坚持实事求是，经过反复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们对于现代化建设能够“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只要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就能尽量避免盲目性，减少挫折和失败，不断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伟大飞跃，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打开新的局面，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工作。这样，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第1版()专栏： 钢城马鞍山　迎接大转变 本报特约记者　张振国 著名钢城马鞍山市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为实现全市工作的革命大转变而紧张工作。 最近，中共马鞍山市委根据党中央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市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市委和马钢党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全市保马钢，实行革命大转变”的问题，并将讨论结果报告安徽省委。省委认为马鞍山市委提出的发展规划“是真正要为加快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将这个规划批转全省。 马鞍山市实现全市工作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一是各单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陆续结束，“双打”斗争也即将结束；二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需要复查的案件，年内大部分可复查完毕；三是县以上的领导班子百分之八十以上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四是广大职工通过近一年来学习贯彻《工业三十条》，已经明确企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生产建设搞好，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和生产上；五是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总额提前两个月到三个月完成，马钢的八大经济技术指标有六项全面超过历史水平，有两项大部分超过历史水平。 现在，尽管还有少数单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没有全部完成，还有一些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工作要做，但只要安排妥当，充分发挥组织、人事、政法等部门的作用，就能够很快完成。因此，全市的主要精力完全可以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要“转”好，领导必须先转。马鞍山市委和马钢党委通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所作的重要指示，深深感到：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现四化上来，领导机关必须改进作风，领导干部必须走在前边。他们得知首都钢铁公司采用先进技术，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一直在全国领先，以及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用革命精神加快现代化步伐，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好经验学到手。马鞍山市委书记、马钢党委第一书记崔剑晓率领一个技术考察团赴首钢学习了九天；市委副书记高峰和三名市委常委带领一批人员到鞍山学习了十天。他们在首钢学到了提高精矿品位、提高高炉利用系数、降低炼铁焦比、延长转炉炉龄和原材料管理等先进经验。现正由崔剑晓同志负责一项一项地向常委汇报，一项一项地组织各厂矿落实，下定决心，赶超首钢。去鞍山的同志重点学习了鞍山市全力“保钢”、按客观经济规律改革管理体制的经验，已向马鞍山市职工广泛宣传。现在，全市上上下下都决心为建设新钢城贡献一份力量。 要“转”好，就要按照七十年代的水平，搞好新厂区的规划和老厂区的改造。马钢现已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制订出一个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设备来加快建设速度的三步发展规划，以便逐步把马钢扩建成现代化的大型炼钢企业。第一步规划中的炼钢和轧钢工程，今冬明春即可完工。老厂区也正在加紧改造。今年马钢老企业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就大大超过今年国家给马钢的全部基建投资。马钢的同志说：“老马钢要出老马钢的力，新马钢要新出七十年代的高水平。” 要“转”好，还要赶快培养人才。马鞍山学习天津的经验，正在积极筹办马鞍山钢铁学院，专门为马钢培养高等专业人才。同时，继续办好马钢技校、建筑学校和各厂矿的业余科技大学、专业训练班。目前，为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马钢已办起英语、日语培训班十七个。全市小学生已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外语，初中准备增加钢铁基础知识课。全市和马钢处以上干部每周一次的技术学习讲座已进行了半年多，各行各业都在抓紧岗位技术大练兵。马钢的广大职工正在参加技术考核，各种鼓励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奖励制度正在普遍试行。

第2版()专栏： 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汪锋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时候，适逢甘肃省话剧团创作的话剧《西安事变》在京作纪念演出。有的同志要我写点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在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情况。时间过去四十二年了，回忆这段历史，还是令人十分激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西安事变之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毛主席派我前往西安做争取杨虎城将军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工作。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当年的斗争情景，把我带回西安事变前后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指挥下进行的革命斗争行列当中。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十月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十一月中旬，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我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全歼东北军一○九师，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间，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完整的分析。这个报告是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个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奋起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开始，前赴后继，形成汹涌澎湃的洪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更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西北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并接我去见毛主席，接受重要任务。在鄜县套通源东村前线总指挥部，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当地群众的土窑洞里，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那里的时候，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同我连续谈了三天。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下层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确实是很大的。我向主席表示，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一国的殖民地，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都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得到一个大解放。过去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最后一天，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我回到住处，异常兴奋，夜不能寐，仔细地回味毛主席的指示，反复地考虑如何胜利完成毛主席交付的这个任务。我在前总又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在这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了两三天准备工作，找来化装衣物、证件，研究周围敌人封锁情况，选择外出路线。一切准备好了，就装作西安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由可靠的向导带领，取道邠县、长武之间，出苏区向关中大道前进。这时正是十一月下旬。 到了西安，杨虎城将军见了毛主席的信以后，令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张依中是杨虎城的亲信，负责特情工作。大概为了保密关系，他们把我的住处，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张依中同车陪我到看守所，并向看守所长打了招呼。看守所长认为我是张依中的朋友，对我招待很好。 过了几天，杨虎城约我会见。时间是在夜晚，张依中派车将我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随即陪同我到西客厅谈话。我首先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说明来意，说明了当前形势和我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杨虎城非常客气，他先问候了毛主席，又向周副主席致意，很关切地询问了红军近况。他认为我党关于联合一切抗日部队的主张很好，但是对于我党还有某些猜疑。他最关心的，是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行动。 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杨虎城将军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杨虎城将军在谈话中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只是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而是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和张依中两位先生继续同我会谈。 我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曾三次会见杨虎城将军。这个期间，我还多次与杜斌丞先生恳谈。杜先生长期在杨部担任要职，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较大影响；并曾于一九三三年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促成杨部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他的态度十分热情，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对杨虎城和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尽力促进两军合作抗日。他还分析杨虎城的态度。他说，杨先生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进步思想；但是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不敢得罪，宜多作解释，打消他的顾虑。我同王菊人等又谈过几次，他们表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当削弱；同意跟红军建立关系，希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今后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彼此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在战场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行动，不要追击。有次同杨虎城谈话的时候，王菊人在座，杨表示同意我和王等谈话的内容和所规定的联络办法。 毛主席这次派我去西安，是我党中央同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毛主席的亲笔信，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政策，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党中央派叶剑英、彭雪枫等四十多个同志到西安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到西安后，以《工商日报》记者等身分进行活动。这个期间，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后，经常能够听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无数次的接触当中，深深感到，周恩来同志对毛主席无比崇敬，无限热爱。他对同志襟怀坦荡，善于团结；对群众亲切关怀，平易近人；对工作严肃细致，立场坚定。周恩来同志所具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胆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他在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各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统一战线方面尤为卓著。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高度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多次指示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对于一些细节，都考虑的很周密。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同国民党的人员接触。同他们来往，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办法就不行罗！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发展自己，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一些最右的反动势力，他是主张坚决打击的。如当时耀县民团头子雷天一，控制我们从延安至西安的咽喉要道，经常袭击我们，使我们受到损失。周恩来同志指示把这个钉子拔除了。他每次布置工作，除去交待任务外，都教给我们方法。党中央派我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那次，毛主席指示后，周副主席也跟我进行了谈话。他说，方针大计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他特别指出，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我到西安后，多次找杜斌丞先生恳切交谈。杜斌丞先生向我详细谈了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和性格。这些情况对于我党开展杨虎城部队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当年，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对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为了争取和团结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他冒着生命危险同李克农同志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同张学良直接会谈。周恩来同志针对张学良的顾虑，分析了全国抗日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他还指出，要抗日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实行民主，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他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定。这次会见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作用，为西北大联合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后，围绕着放蒋与杀蒋的问题，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都活跃起来，形成一个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党中央、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和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头，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杀掉蒋介石，导致全国更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种前途是，迫使蒋介石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释放蒋介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根据这种分析，我党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率领由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在那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高瞻远瞩，坚持原则，机智灵活，多谋善断，废寝忘食地工作，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打击了托派的破坏捣乱，说服教育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和西安各界群众，接受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所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部分党员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有的同志提出要杀蒋介石，有的甚至主张押到保安去杀。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分析当时的形势，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他说，你们和社会隔绝了。杀了蒋介石对谁有利？对日本有利。现在是何应钦要打，汪精卫正在急忙回国，妄图取蒋而代之。他们两个和蒋介石比，谁好？我们说，都是王八蛋！周恩来同志说，杀了蒋介石，全国内战就会爆发，就乱了。捉蒋介石是对的、好的。劝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不听嘛！捉起来给他讲，就有可能听。我们要逼他抗日，不能杀他。恩来同志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我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统一了思想。他在西安还向我布置了任务。他说，由于何应钦调兵遣将，挑动内战，投合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要粉碎亲日派的阴谋，一方面要揭露他们，另一方面军事上也要有准备。现在派你到渭南阎揆要团去当政委。这个团党员多，你要不惜一切牺牲顶住何应钦，争取三、五天时间，以利于我们在西安开展工作。 西安事变的结果，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爆发了全国抗日战争，提高了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铺平了道路。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在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以惊险的手段，善良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捉蒋放蒋，终于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宏愿。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将军遭到长期囚禁，直到现在未能恢复自由；杨虎城将军被囚禁了十二年，竟在全国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周恩来同志曾经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赞扬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在一九四六年西安事变十周年的时候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在一九五六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他又指出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名字，将长期留在人们的心里，引起人们的怀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这种英明正确的政策，是使西安事变获得伟大的成果和成为以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团，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机智勇敢地冲破惊涛骇浪，战胜许多艰难险阻，稳稳地掌握住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对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 祸国殃民的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多年来肆意践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竭力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瓦解革命统一战线。他们残酷迫害长期同我党合作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党的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进一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2版()专栏： 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的报告 加强工业卫生工作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国务院最近在批转卫生部《关于加强工业卫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时指出，搞好工业卫生，保护环境，保护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对促进工业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把这项工作做好，使工业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工业建设服务。 卫生部的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业卫生和劳动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各工交系统、各省市建立了卫生和安全机构，有效地保护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安全与健康。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为搞好工业卫生，防治职业病、多发病，改变工矿卫生面貌，提高广大工人的健康水平勤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近十几年来，工业卫生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致使工业卫生工作落后，职业病、职业中毒、多发病、常见病上升。随着我国大规模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新的有害因素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多，防治污染，保护环境，都将给工业卫生工作提出更多的新任务、新要求。 卫生部的报告对进一步加强工业卫生工作提出了意见： 一、加强党的领导，把工业卫生工作搞上去。 建议各级党委把工业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检查，每年抓几次。各级卫生部门要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经常深入厂矿调查了解，总结经验，抓好典型。 工业卫生工作的重点，当前是抓好工矿企业防尘防毒和职业病的防治，搞好射线防护工作。要重视保护环境，防止工业“三废”污染。要争取在一、二年内使工矿企业劳动环境接近或达到国家卫生标准。要基本上控制急性中毒，不断降低慢性中毒的发病率。要采取积极措施，把矽肺发病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二、恢复和健全工业交通部门和各省市的工业卫生管理机构。 搞好工业卫生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卫生部门的两个积极性，实行条块结合。建议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部门，根据职业危害和卫生工作任务的实际需要，恢复或健全必要的卫生管理机构，切实把本系统、本单位的卫生工作领导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城市的卫生部门都应恢复或健全工业卫生机构，加强对工业卫生工作的领导。 为了适应职业中毒、职业病医疗的需要，加强科学研究，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积极开展对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指导，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新建职业病附属医院，并适当调整充实职业病临床技术力量。 各工业交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工业集中的城市，应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机构，认真做好职业病防治研究工作。

第3版()专栏： 农机产品质量为什么低？ 本报记者述评 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公社购买了几个厂生产的拖拉机，因为质量差，经常趴窝，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影响了农业生产，社员群众意见很大。例如，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一台七十五马力拖拉机，因为缸垫上反了，造成油路不通，运到公社一试车，摇臂全烧了。天津拖拉机厂生产的一台五十五马力拖拉机，试车时，小起动机卡住了，拆开一看，发现小起动机里面掉进了一个弹簧垫。北京南苑拖拉机配件厂试制的一台六十马力拖拉机，一开到家就坏了。 拖拉机和农用柴油机质量低劣的问题，相当普遍、严重。广州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没有一台是合格的。大连柴油机厂生产的4100柴油机，都是不合格品。天津拖拉机厂的产品，质量一直不合格，却仍在出厂。沈阳拖拉机厂生产的柴油机，过去说是一等品，按规定功率应该是二十八马力，今年第三季度抽查两台，结果一台是二十马力，一台只有十八马力。河南、河北两省有十七个厂生产手扶拖拉机，除河南一个厂的产品质量勉强合格以外，其余都不合格。有的厂在产品质量问题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厂不搞经济核算，乱摊成本，随意定价。山东临沂拖拉机厂生产的五十马力拖拉机，去年售价高达两万元，比定价高出九千元。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应该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提得好象有些怪，人们会顺口回答，谁还不知道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使用？但是，在工厂企业中，有不少人在思想上对这一答案是又明白又不明白。有的人说，这个问题，讲起来好象明白，干起来却又糊涂了。有的人说，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这是个普通的常识，但是在生产中，不少人就不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 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一到月末，只顾产值、产量完成计划指标，而忽视产品质量；不少领导机关向下面企业催问的、统计的数字，也只是产量、产值、利润。他们认为只要完成了数量就算“交了账”，就可以心安理得。他们想的是，有了产量，就有了产值、利润、劳动生产率；至于产品质量问题，查出来再说，查不出来就算了。正是这个缘故，有的柴油机功率试验按规定需要三个多小时，却被任意缩短为一两个小时。一台拖拉机下了装配线，需要跑四十分钟里程检验质量，却只跑一二十分钟，质量问题还未暴露出来，就作为合格品出了厂。事实表明，在他们思想上，只要产量、产值完成计划指标，能够向上级“交账”，就是搞生产的最终目的。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使用，他们并不关心。 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能用，必须方便用户，对用户负责到底。然而，现在有些地区、部门、企业的领导人，对这一点很不明确。对产品质量低劣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或是嘴上说要大力整顿，实际上却只说不干。有些企业的领导对质量问题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指导，缺乏调查研究，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比如，柴油机现有二百几十种型号，有的同一型号的零部件不能通用。沿海地区支援青海高原抗旱用的159柴油机，有的坏了活塞肖，社员从当地农机公司买回同一型号的活塞肖，怎么也装不上。原因是本地产的活塞肖，直径三十五毫米，原来的则是三十四毫米。就因为差一毫米，社员不得不跑上千里，到沿海地区买回这个小零件。由于对机械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和专业化协作抓得不紧，机型杂乱问题长期解决不了，造成农机生产点多，批量小，质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 许多生产单位还对用户不负责任，没有定期的访问用户制度，没有为用户服务的机构。用户来信得不到妥善处理，用户找上门来不能很好接待。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对用户提出的批评所持的态度十分恶劣。如此等等。 造成机械产品特别是农机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很多，不仅是主机厂有问题，协作厂也有问题。不光是加工、装配的问题，也有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的问题。长春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协作件就占整机的百分之八十。钢材、生铁乃至油漆、涂料质量好坏，电力供应是否充足，都会直接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因此，所有的工交部门、企业，对于“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都应该认真想一想。

第3版()专栏： 切勿把社队企业扼杀在摇篮里 最近，记者听到许多人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有些部门和单位乱向社队企业征收管理费，平调财产或转嫁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社队企业的发展。 近几年来，内蒙古的社队企业发展较快，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公社和百分之六十的生产大队办了企业。由于内蒙古地处边疆，基础较差，社队企业总产值仅占农牧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同全国大多数地区比起来，还是很落后的。对这些处在萌芽状态的社队企业，如果不大力扶植，而是四面八方向它们伸手、挖墙脚，社队企业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而且最终也会影响农牧业的发展。 乱向社队企业伸手，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乱提管理费。为了扶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国家对社队企业一向实行免税和低税政策，同时明确规定，除国家规定的税收外，任何部门不准加收费用。但是，现在有些部门加在社队企业身上的这个费那个费竟达十多种之多。在巴彦淖尔盟，社队开办采矿业，盟里工业局要提取矿山管理费百分之七，工商局提取工商管理费百分之三，化工局每吨矿石要提取手续费一元。 二、采取“升级”的办法，把办好了的社队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无偿平调社队财产。土默特左旗陶思浩和哈素公社利用当地资源，一九七四年联合办起一个小煤矿。一九七八年五月，有关部门决定把它转为国营，决定之前根本不同公社商量，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 三、向社队企业转嫁经济损失。有些部门只管安排产品，不管收购，造成产品积压，使社队企业没有能力进行再生产。一九七六年乌兰察布盟盟委有关领导，让卓资县印堂子公社机械厂为盟里生产小四轮拖拉机的离合器。这个厂生产出一百三十套，盟里又不收购了，结果积压在厂里，占用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类似的事例还很多。 发展社队企业有利于促进农牧业高速度发展。现在广大群众办社队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希望有关部门把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支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事来办，切实减轻社队企业的负担，不要把这个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 文基田 （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对“三废”污染要采取措施认真治理 我们前不久到安庆市采访，头一夜，就被一股股浓烈的臭鸡蛋味呛醒。第二天一看，城市上空笼罩着一层烟雾。一位同志告诉我们，这是新建的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放出的废气。他还说，这个厂排放的污水，已经严重地污染了紧靠城区的一个湖，并领着我们到湖边转了一圈。 三年前的夏天，记者到这里采访，曾漫步湖滨。那时，绿柳婆娑，菱藕满湖。几里外，就能闻到沁人肺腑的阵阵清香。许多人携儿带女到湖边游玩，呼吸新鲜空气。这次来到湖边，情况完全变了，水发黑发臭，柳叶变黄，荷叶枯焦，菱角、芡实、蒿瓜等都已发莠、坏死。 我们访问了沿湖的社员和街道居民。湖滨大队的社员告诉我们，这湖盛产鱼虾和菱藕。湖水污染后，藕皮变厚，藕心发红，表面生满黑斑，吃起来有一股腥臭味。安庆市的老住户说，这湖原来产的鱼，腮红，鳞白，味鲜美。现在，腮发紫，鳞变成青黑色，吃起来有煤油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厂至今对于上述严重的污染情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而只是消极地向蒙受损失的群众或单位赔款完事。安庆市人民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说，党中央、华主席对解决污染问题曾作过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工业三十条）中就明确指出：“新建和改建企业，要坚决执行主体工程和‘三废’治理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石油化工总厂对“三废”污染不治理、光赔款，是违反“工业三十条”规定的。他们指出，赔款并不能防止环境污染、保护资源，更不能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他们急切地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薛汉生　田学祥（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城市间开展公路联运办法好 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公路上，货运汽车空驶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京津公路开展联合运输的实践提供了经验。 北京和天津两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从一九七○年七月份起，分别建立了京津公路联运站。两市的联运站，互相预报每天驶向对方参加联运的车数，为对方来的车辆配货并组织力量装卸货物，还帮助司机解决食宿等问题。开展联运后，汽车的空驶、亏吨等浪费现象大为减少。 京津公路开展联合运输的实践说明，大中城市之间开展公路联合运输，是提高汽车利用率的好办法。但是，北京现在通往外省、市的六条公路干线，除了京津公路以外，北京通往河北省的京唐（山）、京衡（水）、京石（家庄）、京张（家口）、京承（德）五条干线，都还没有开展联运；就是京津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参加联运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汽车空驶的浪费现象还十分惊人。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和外省市之间来往的汽车，平均每天约有近千辆在空驶。 如何改变这种严重的运力浪费现象？联运站的同志认为，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建立对口联运站，把联合运输开展起来，逐步组成公路联运网。北京市开展京津公路联运的实践说明，要把公路联合运输开展好，各省、市的有关领导部门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尽可能地把“社会车辆”都组织到联合运输中来。北京市的货运卡车，十分之九分散在各个机关和工厂企业。现在空驶最严重的，就是这些“社会车辆”。因此，要充分挖掘运输潜力，就要把机关企事业的汽车按系统组成车队，统一调度管理，独立进行经济核算。同时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对参加联合运输的汽车司机给予必要的报酬（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从运费收入中提成），以便更好地调动汽车司机参加联运的积极性。 夏俊生（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新华社通讯员、记者来信 竹乡伐竹要适时 目前市场上竹制品特别是竹床、竹靠椅等供不应求，但记者最近访问盛产楠竹的湖北省咸宁县汀泗桥公社，却在公社供销社竹木制品门市部的后院里看到横七竖八地堆着大量因虫蛀而报废的竹制品，这些竹器有的只能当作烧柴送进灶门了。这是很大的浪费。原来这是生产上的瞎指挥造成的。 “春不伐竹”是竹乡人民的老经验。而现在竹子绝大部分是春季砍伐的，这就是现在竹器大量生虫的原因。因为开春以后，气温上升，万物竞长，这时竹茎里含的水分和糖分最多；砍伐后，水分挥发，糖分积留，就招致虫害。而冬季砍伐的竹子一般不生虫。这就是说，只要适时伐竹，就能解决竹器生虫的问题。 可是，县、社一些领导人却认为，竹子长在山上，跑不了，什么时候砍都行，只要砍下来就有人要。因此，他们往往在冬季将这个公社集中生产楠竹的赛丰和双石两个大队的劳动力，大量抽调到外地去搞农田基本建设，越是楠竹生产的旺季抽调的劳动力越多。 冬季调走了竹乡的劳动力，不仅不能适时伐竹，对楠竹资源也有损害，因为没人培育管理，竹林得不到垦复，春季小树杂草丛生，就影响竹笋生长。春天伐竹，竹笋营养供应不上，也造成大量死亡。楠竹的质量因此大大降低。 此外，这里的竹农对不准生产队搞竹器加工也有意见。这里的楠竹枝丫很多。县、社规定，这些枝丫当柴火烧掉可以，烂在山上也行，就是不准生产队加工制成品。有的领导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杜绝“乱砍滥伐”。实践证明，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生产队不搞竹器加工，收入就少，他们就用多伐竹子的办法来增加收入。 胡烈斌 （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要不得 编者按：邵纯同志的来信、来稿，发人深思。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是四个现代化的大敌，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奉劝沾染这类恶习的同志，抽空看一看这两篇短文。如果能够起到“振聋发瞆”的作用，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改进，那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编辑同志： 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深感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难！ 比如：我所一九六○年建立，设有六个专业，是综合性科研单位。现在实有八十三人，而编制定员仍是一九六二年确定的四十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写报告、订规划，三番五次催办，不知耗费了多少笔墨、口舌，都得不到及时批复。 今年十月，跑了几年之久的编制终于批下来了，要增加到一百七十人。增加的人从何而来呢？ 上级一再重申，用非所学的技术人员要归队。因此，这些同志主动找上门来的，络绎不绝。可是，有的原单位不放，有的原地区不同意。解决一个人都很难办，落实八十七个人的问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科学事业要大干快上。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不克服，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为此，我把半年前写的稿子寄给党报。让列宁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新疆机械研究所　邵　纯

第3版()专栏： 振聋发瞆 邵纯 一九二○年五月，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责成五金部委员会组织生产两千部法列尔式犁，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小组。有关人员对待这项任务拖拖拉拉，漫不经心，结果用了两年的时间，花了大量资金，仅造出五部法列尔式犁。莫斯科军事法庭审查了这一严重失职事件，查明失职事件属实，考虑到有关人员过去的功劳，决定不予处罚。 列宁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深恶痛绝，亲自处理了这个事件。列宁认为，必须消除那种广泛流行的认为失职人员可不受处罚的成见，把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拿出来让群众公开审判。他在给波格丹诺夫的信中愤慨地说：“如果我们不善于对可恶的拖拉作风进行公开审判，那就完全应该把我们大家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用脏绳子勒死，而且我总在想，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因此而理应被人这样勒死的。”列宁批驳了对官僚主义的姑息态度，亲自为法庭起草了一个判决书，其中写道： “本庭认为公开审理有关拖拉作风的案件，具有特殊意义；由于被告等非常忠诚，所以这次从轻处理，但同时警告，今后对神圣的但无能的傻瓜（法庭当然要说得客气些）因拖拉作风而犯罪也将给以惩处，因为我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需要的不是神圣的品德，而是处理事情的才能。” 判决书还对被告提出警告，说这些同志“由于初犯，才从轻处理，以后再犯，就要把工会和共产党内的坏蛋（法庭当然要说得委婉些）监禁起来，严惩不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八二页至五八四页）。 列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严肃果断地处理这类问题并不是偶然一次。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有些农民写信给人民委员会主席，对地方政权征用他们的马匹的错误提出申诉。这两封信在三个机关之间“踢皮球”，有人在信上批道：“工作太忙，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列宁得知此事，下了一道命令：“给国家监察部阿瓦涅索夫，请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三四页） 列宁对官僚主义采取如此严厉的处理办法，绝非一时感情用事和小题大做。因为官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种消极的、有害的、对立的东西。当时，苏联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非常时期，谁误了事，谁就是犯罪。矛盾表现得格外尖锐。 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就亲笔题词告诫我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遭到破坏，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有些机关，人员不断增加，而工作效率却显著下降。有的领导同志整天象空中飘的一丝棉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自由自在，悠然自得，当“甩手掌柜”，视此为天经地义。还有的同志，对群众的来访来信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或者说一句“研究研究”、“等一等再看”，来敷衍搪塞；对上级催办的事情，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层层往下推。他们任意向基层单位发表报、要数字、借干部；而对基层单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轻则拖拖拉拉，议而不决，重则冷眼一翻，厉声呵斥。有些问题，在基层单位反复讨论，写成报告，反复斟酌，一再修改，认真再认真，郑重再郑重，但送到某些领导机关以后，或如鸿毛，无人问津；或如石头，沉入大海。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时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消极作用更加令人气愤。我们虽不能把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机械照搬到今天来用，但列宁对克服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高度重视的革命精神，应该对我们染上了这些毛病的同志起到振聋发瞆的作用。

第3版()专栏： 奖惩分明　别开生面 记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的一次庆功会 在质量活动月最后一天的下午，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庆功会。会场上彩旗招展，主席台前摆满了报捷的喜报和图表。厂党委书记白德高首先兴奋地宣布：经过全厂职工九个月的努力，特别是开展质量月活动以来，我们厂棉纱、棉布、印染布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冲上“一档”水平！这时，热烈的掌声、欢乐的锣鼓声交融在一起，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两年前，这个厂还是经常停工停产的“老大难”单位。去年抓纲治厂，迅速恢复生产，提前完成国家计划。今年，大打质量翻身仗，各项产品达到大庆式企业的经济技术标准。自五月份实行基本工资加综合奖制度后，月月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副厂长宣读得奖的四个班组和三十六个个人的先进事迹和奖金额。细纱车间平车五队、染色车间甲班二号机组、漂炼车间丙班丝光组、印花车间八色机组优质高产，分别得到三十元到一百元奖金。三十六名个人中有老工人，也有学徒工，有第一线生产工人，也有辅助工种职工。织布车间值车工周宝珍九月份创造六百八十九米布无疵点的全厂最高纪录，得奖十元。并粗车间检修工张忠炳，刻苦钻研，通过二十多次工艺试验，使粗纱伸长率的差异由百分之十四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二以内，得奖十元。织布车间值车工万静和曾艳英都创造两万米无次布的好成绩，各得奖十元。获得一等奖的十三个车间和二等奖的七个车间，也按不同标准发给了奖金。 正在人们为得奖者贺喜的时候，党委负责同志又宣读两份惩罚决定，对个别工作不负责任，一再违反操作规程，致使产品质量降低，而又不虚心接受批评教育的职工，分别给予不同处分。 这次庆功祝捷大会开得生动活泼，没有冗长的总结报告和大同小异的表态发言，而是奖惩分明，干脆利落。这一奖一罚，在职工中引起很大震动，会后纷纷议论。人们说，这才象干社会主义的样子。 本报记者　杨福田（附图片） 南宁麻纺厂实行奖励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蓬勃开展。 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第4版()专栏： 《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影展在京展出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以歌颂周恩来同志丰功伟绩为主题的摄影展览《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已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 进入展览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华国锋同志的题词：“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展览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一百多幅照片，表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生的革命实践，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起的历史性镜头，有会见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镜头，有走遍祖国大地，同各族各阶层人民亲切交谈的感人镜头。许多照片是第一次展出。 第二部分近二百幅照片，是一九七六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的真实纪录。一月的哀思，三月的悼念，四五运动的现场，都得到了反映。这些照片，真实地纪录了首都人民强烈的爱和憎，揭露了“四人帮”镇压四五运动的法西斯罪行。这部分照片，是从二千五百多张照片中选出来的，它们的作者相当广泛，有工人、战士、干部、学生、医生、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等。

第4版()专栏： 越南武装人员又入侵我云南河口县开枪射击 新华社昆明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十二月二十七日，越南当局又一次派遣武装人员，侵入中国云南省河口县境内，向从事和平劳动的中国社员开枪射击，并且强占了中国领土。 二十七日早晨，河口县桥头公社东瓜岭大队的二十四名社员在中越边界一段十五号界碑附近的中国领土上劳动。这时，已经有一批越南武装人员趁着晨雾偷偷地侵入这个地区，侵占了离中国社员劳动地点六百多米的一个山头。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正在紧张劳动的社员突然听到这个山头上响了三枪，弹头钻进他们身边的泥地里。紧接着，山头上又升起三发信号弹，只见边界对面窜出二十多个穿军装的越南军人，向中国境内冲来，企图配合侵占中国山头的越南武装人员，包围中国社员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劳动的中国民兵向空中鸣枪，警告越南武装人员，要他们撤离中国领土。越南人员不仅不听警告，反而用各种武器向中国民兵和社员发射子弹数百发，弹头纷纷落在已卧倒在地的中方群众的身边。直到中国边界地区民兵闻讯赶到，这些社员群众才得以脱险。到当天下午五时，越南军人仍然强占着中国境内的那个山头。

第4版()专栏： 元旦起将上映一批中外影片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一批中外影片将从元旦起在全国各地上映。 元旦上映的国产新故事片有四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拔哥的故事》（上集），描写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韦拔群百折不挠地探求革命道路的艰苦历程，形象地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真理；故事片《风雨里程》、《并非一个人的故事》、《风浪》，分别反映了铁路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干部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事迹。 同时上映的，还有过去拍摄而没有及时发行的两部戏曲片：一部是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的《尤三姐》，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合拍的，由童芷苓、童祥苓、王熙春等主演；一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民间故事改编摄制的《铡美案》，由张君秋、马连良、马长礼等主演。 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生死搏斗》，也将在新年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影片揭露了资本家靠吸工人血养肥自己的反动残忍的阶级本性。 被“四人帮”打成“大毒草”、横遭批判的故事片《早春二月》、《红河激浪》、《逆风千里》和《阿诗玛》，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得到昭雪平反，从元旦起恢复上映。恢复上映的还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狼牙山五壮士》、《激战前夜》、《红珊瑚》、《羊城暗哨》、《花儿朵朵》、《红色邮路》、《箭杆河边》等八部故事片、歌剧片、舞台艺术片。 将在元旦上映的外国影片有：根据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巴黎圣母院》，英国故事片《女英烈传》，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曾在我国上映过的印度故事片《流浪者》。 新年期间还将上映一批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

第4版()专栏： 教育部、北京市举办中外师生迎新晚会 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七百多名留学生同中国师生联欢，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政协礼堂里今晚张灯结彩，歌声阵阵，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七百多名在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师生一起举行新年联欢晚会。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文化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笑一等，同一千四百多名中外师生一起欢庆新年。 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首先向大家祝贺新年。他说，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同中国师生一起学习和生活，增进了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他祝愿大家新的一年里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并向帮助外国朋友学习的中国老师和工作人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北京市一些高等艺术院校的师生和文艺工作者在晚会上为师生们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演出结束后，中外师生一起促膝谈心，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 毛里塔尼亚留学生太斯说，今晚的联欢活动，是增进各国同学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好机会，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表示在新的一年中，将和中国同学一起努力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法国留学生埃蒂·玛丁说：她很高兴能同中国师生一起欢庆新年，并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朋友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增进友谊。

第4版()专栏： 川剧汇报演出团在京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成都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在独具一格的川剧锣鼓声中，帷幕徐徐升起，舞台上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明月当空，望江亭里静悄悄，作恶多端的杨衙内独伏几上。谭记儿巧妙地用酒把他灌醉，盗走了“圣旨”和宝剑，飘然而去。川剧著名演员杨淑英以圆润清甜的唱腔，刻画入微的表演，塑造了一位机智勇敢、聪明美丽、不畏残暴的古代妇女形象，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是四川省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团最近在首都演出优秀传统剧目《谭记儿》的一场。川剧在与首都人民阔别十二年后，目前正在向党中央和首都人民汇报最近两年恢复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川剧是流行于我国西南数省的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它的表演艺术既保留了我国戏曲的优秀传统，又善于反映人物内心性格，表演细腻而富于变化，生活气息浓厚。特别是喜剧和“三小”（小生、小旦、小丑）的表演，深受观众喜爱。 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四川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把恢复川剧的工作列为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点，使川剧恢复工作有了很大进展。现在川剧老艺人已陆续回到剧团，在教学和演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著名川剧演员陈书舫、名丑周企何等，都已重返舞台。过去被“四人帮”解散的川剧团大都恢复了建制。省文化部门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有领导、有组织地在全省范围内恢复上演了四十个优秀传统剧目，包括《柳荫记》、《谭记儿》、《乔老爷奇遇》、《御河桥》、《秋江》、《评雪辨踪》、《拷红》、《迎贤店》等许多有鲜明的川剧特色的剧目。同时，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大力组织好川剧现代戏的创作工作。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一批新花开始绽露头角，川剧后继有人。今年年初在成都市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十六岁的演员凌建华。她在《白蛇传》水战金山一场饰演白素贞，武功、技巧都很不错。只见她在台上跳跃翻滚，身轻似燕，各种造型，优美骠健，观众为之动容。她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向她父亲和老师认真学习，刻苦锻炼，才练出一身演技的。 许多川剧工作者认为，川剧恢复工作虽有很大进展，但无论从演出的内容和剧作的思想性上，还是唱、做的表演上，都还需要作出很大努力，才能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第4版()专栏： 全国侨联第二届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委员名单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委员名单 名誉主席：廖承志 主席：庄希泉 副主席：（按姓氏笔划排列）王汉杰、尤扬祖、刘念智、庄明理、李广臣、吴桓兴、苏惠（女）、陈宗基、林慧卿（女）、蚁美厚、钟庆发、洪丝丝、郭棣活、郭瑞人、连贯、黄长水、谢文思、廖胜、廖灿辉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王汉杰、王纪元、尤扬祖、司徒慧敏、卢心远、卢朝柱、田夫、刘念智、庄希泉、庄明理、沈兹九（女）、李华、李广臣、邱及、肖岗、吴桓兴、吴益修、苏惠（女）、张敦、张国基、张持平、张相时、张殊明、张楚琨、陈宗基、陈福顺、周铮、林芳声、林修德、林珠光、林慧卿（女）、郑学祥、蚁美厚、钟庆发、钟惠澜、洪丝丝、郭棣活、郭瑞人、秦牧、连贯、黄长水、黄复康、黄登保、黄鼎臣、常任侠、董寅初、谢文思、彭光涵、廖胜、廖灿辉、蔡钟长、滕洪吉、黎汉威、颜西岳 秘书长：钟庆发（兼） 委员： 北京市：王一知（女）、邱及、张国基、吴益修、蔡钟长、许志猛、陈福顺、黄周规、陈燕贻、蔡其侃、翁会巧（女）、金映光、李梅（女） 上海市：张持平、董寅初、刘念智、陈失因、赵维梁、林莺、沈瑛（女）、郑揆一、陈瑞铭、杨庆贤、陈德明、郑学祥、施正泉、吴鼎铭、荣漱仁、张香桐、关颖谦（女）、沈光 天津市：廖灿辉、邱绍棠、刘南藩、李梅英（女）、黄兴 广东省：谢文思、吴风、方君壮、方君健、蚁美厚、伍觉天、杨汤城、郭棣活、范子英、薛两清、谢创、陈茂垣、周铮、吴金铎、雷贤钟、廖胜、许崇德、黄复康、秦牧、方凯祥、许天禄、吴灼年、谭威、郑曼如、林树平、白雪樵、蔡明、丁翀、曾义华、刘耀曾、何柏龄、黄笃阵、郑为信、胡一声、张奋、黄开吉、黄文龙、周锦照、许丽华（女） 居住港澳地区归侨：刘家棋、徐四民、吴友苏、刘胜锐、许东亮、梁雪予、陈若之、王纪元 福建省：王汉杰、吴锦南、尤扬祖、郭瑞人、傅维丹、吕敦村、李鸠陵、刘成鹏、林珠光、颜西岳、陈应龙、陈德润、柯朝阳、余淑芳（女）、游范吾、郑日晖、王炎之、黄亮、杨章熹、高剑峰、林开德、贝双梅（女）、赖爱光、罗潭庆、林竹、刘汉钦、李鹤鸣、何崇坤、曾淑萍（女）、陈永福、高明轩、陈曲水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汉威、黄独峰、马南、许玉娥（女）、刘德、张昆烈、苏萍、白国顺、卢朝柱 云南省：王昭明、张相时、黎家明、周禾书、黄重远、曾南寿、阎世忠、黄光 山东省：滕洪吉、王捷臣、谢天瑞、林淑娘（女）、刘效阳、丛培珍、张德瑞、韩其宽、方宗熙 湖北省：谢心正、刘正言、陈应桐、彭应龙 湖南省：王棋南、梁孟达、李秋桃（女） 江苏省：吴宏日、蔡秉光、章臣桓 浙江省：蔡福高、林者弟、吴秀德、赖中和、卓炳芳 江西省：蔡兆群、范冬寿、邝润棚 河北省：李广臣、颜联芳、佟荫康 河南省：陈大明、卓玉赵 四川省：赖松彬、温鑫京 陕西省：陈明、苏明 山西省：刘琪、苏成益 安徽省：熊步康、常秀峰 贵州省：余志坚 辽宁省：张敦、张育明、崔殿芳 吉林省：慕德政、李顺亮、陈觉万 黑龙江省：林北星、许仕策、谢飚 宁夏回族自治区：王柏玲（女） 甘肃省：罗元贵 青海省：陈基娘（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谢良英 内蒙古自治区：白音布和 台湾省：许文思、李国仁、郑进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登保、王耀华、陈常凤（女） 中央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谢光、王谦宇、沈兹九（女）、黄鼎臣、林季良、林棠、田夫、陈沫、林慧卿（女）、汤仙虎、薛两鸿、陈天水、陈宗基、吴桓兴、林秉南、郑正仁、陈祖庇、黄锡坚、常任侠、颜迺卿、于家翘、陈宽（女）、林修德、连贯、彭光涵、庄希泉、黄长水、庄明理、洪丝丝、钟庆发、李华、苏惠（女）、张殊明、张楚琨、卢心远、肖岗、林芳声、朱曼平、许侠、钟育民、林中、林星、谢德印、洪进山、司徒慧敏、钟惠澜

第4版()专栏： 卡纳尔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比兰德拉国王诞辰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为庆祝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诞辰，尼泊尔王国驻华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贺彪，轻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交通部副部长陶琦，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国家体委副主任尹忠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笑一，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4版()专栏： 韩英宴请日本青年朋友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二十七日晚宴请了以日本劳动青年同盟委员长辻宏为团长的日本劳动青年友好访华团。代表团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抵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 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为团长、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结束对老挝的友好访问，于二十六日晚回到北京。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 老挝驻华大使塔汶·西扎伦也到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喀麦隆驻中国大使离开中国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喀麦隆驻华大使贝莱奥肯离任，今天乘飞机离开中国。

第5版()专栏： “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初步调查 新华社记者　徐坤明　杨成明 南斯拉夫最大的农工联合企业 “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塞文缩写为“PKB”，以下简称“佩科贝”）按总产值来说，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农工联合企业，在南斯拉夫举足轻重的二百家社会所有制的大企业中居第十三位。 “佩科贝”是联合劳动复合组织（相当于总厂），包括三十五个劳动组织（相当于厂），一百四十四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分厂或车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三十七个区，职工两万三千四百多人（从事农、牧业的约五千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三是熟练和高度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佩科贝”拥有土地近九万公顷，其中耕地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公顷，果园和葡萄园五千四百公顷，草地和牧场八千四百九十公顷，森林九千二百九十公顷。有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一千五百台，联合收割机四百五十台和其他农机四千台。饲养五万头牛（其中奶牛二万多头）和十二万头猪。 “佩科贝”还拥有现代化的屠宰厂、奶制品厂、肉制品厂、面粉厂、面包厂、饲料厂、榨油厂、制糖厂、糖果厂、酿酒厂、水果和蔬菜加工厂等三十多个工厂，生产八百多种产品。“佩科贝”在首都和外地有独立的销售网，其中包括六百二十个食品商店，在内地和海边的旅游地区还开设了数十个旅馆和饭店。 “佩科贝”一九七七年的主要产品产量如下： 农畜产品：粮食十五万吨、蔬菜七千吨、水果和葡萄四万八千五百吨、甜菜二十万吨、葵花子六千吨、大豆八千吨、饲料三十万吨、牛奶一亿六千八百万公升、菜牛一万一千五百头、肉猪十三万头。 食品工业产品：面粉和面包七万吨、精饲料八万吨、水果和蔬菜加工制品一万六千吨、白糖三万一千二百吨、糖果和糕点四千二百六十吨、食油五千吨、鲜肉六千吨、干肉和香肠一千吨、肉罐头一千一百吨、冷冻方便食品（加热即可食用）四千吨、各种葡萄酒和烈性酒二万五千吨。 “佩科贝”的产品不仅供应贝尔格莱德，而且在全国各地和国外销售。一九七七年的出口额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道路 “佩科贝”的前身是“潘切沃沼泽地国营农场”，创建于一九四五年底。当时，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为了解决首都人民的吃饭问题，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决定在贝尔格莱德市北郊多瑙河和塔米什河交界处的大片沼泽地上建立国营农场。随后开始饲养牲畜，农牧并举。进入五十年代后，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场办起了简单的食品加工厂，用手工业方式生产黄油、奶酪和肉制品。一九五八年建成奶制品厂，一九六一年屠宰厂和冷藏库相继投产，一九六四年又开办了饲料加工厂。与此同时，“佩科贝”逐步建立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商业网。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又一面继续发展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一面同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企业多次进行合并，逐步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农、工、商“一条龙”的大型联合企业。 一九七七年，在“佩科贝”近九亿美元的总收入中，农业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工业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商业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其他占百分之六点一。目前“佩科贝”的农场所生产的农畜产品中，十分之九都由联合企业的加工厂进一步加工；工农业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都由联合企业所属的批发部门和零售网销售。 “佩科贝”负责人在回顾联合企业的发展时强调，这条从单纯搞农业到农牧业与加工工业相结合、再到与商业网连成“一条龙”的发展道路，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 农工联合企业的五大好处 根据主人的介绍和我们实地采访所见，建设农工联合企业有如下好处： 1、农工联合企业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发展速度快，劳动生产率高，对解决城市食品供应问题具有重大作用。现在，“佩科贝”每年生产的小麦足够贝尔格莱德市一百二十万人吃半年。全市所需的百分之四十的鲜肉和肉制品、百分之八十的牛奶和奶制品以及百分之八十的食糖，也都是由“佩科贝”供应的。 2、农牧业与加工工业相结合，可以使农牧业增加收入。这样，既有利于更快地为发展农业生产积累资金，也有利于不断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佩科贝”在单搞农业时发展速度较慢，建立加工工业后才使农业长了翅膀，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3、农场建立加工工业，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避免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减轻大城市在交通、住房和食品供应等方面的困难。“佩科贝”的加工厂大多建立在农村或小城镇。这些加工厂不仅吸收了当地的剩余劳动力，而且成为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农牧业与加工工业相结合，既为农牧业产品保证了销路，又为加工工业保证了原料，从而加强了生产的计划性。农畜产品就地加工，还大大缩短了运输原料的距离，既能节省运费和减少原料在运输中的损耗，又能减轻交通部门的压力。“佩科贝”的糖厂设在甜菜地附近，收获的甜菜就地加工，剩下的甜菜渣再供给附近的畜牧场作为饲料。在葡萄园旁建设酿酒厂，在畜牧场附近开办肉类加工厂，既经济，又方便。 5、联合企业具有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优越性。各单位可以及时协调发展计划，合理分工，实行专业化；可以有计划地消除薄弱环节，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可以联合使用资金，逐步更新设备，采用先进工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联合以后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办到各单位在分散时办不到的事情。“佩科贝”的不少车间和工厂都是在联合以后才新建或改建起来的。 农工商“一条龙”之间的关系 在“佩科贝”的发展史上，农工商“一条龙”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目前，这种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最初阶段，农牧场在向加工厂提供原料时，完全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在价格问题上，双方经常讨价还价。那时，联合企业是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各单位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整体利益，而是自己的局部利益。后来，联合企业各个单位进行协商，根据互利原则，每年确定各种农畜产品的内部价格。这种做法比以前有了改进，但还没有根本改变商品交换关系。从一九七三年起，“佩科贝”在参加“一条龙”的各个单位之间开始实行“收入关系”。所谓“收入关系”，从实质上说，就是把从原料生产、成品加工到销售这“一条龙”看作是个整体，把最后成品销售后获得的收入作为参加“一条龙”的各单位的总收入，再以社会平均劳动为标准，来衡量各单位为生产最后产品所作出的贡献，然后根据各自的贡献再来确定在分配总收入时各单位应该分得的百分比。这就是说，在“收入关系”中，除最后成品仍然是商品外，“一条龙”内部各个阶段所生产的产品已不再是商品，参加“一条龙”的各单位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是在“联合劳动”中按照劳动分配收入的关系。 以牛奶和奶制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这“一条龙”为例，参加这“一条龙”的各个单位，如种植玉米（饲料）的农场、饲料加工厂、饲养奶牛的牧场、奶制品厂和销售网等，通过“收入关系”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在分配收入时，以奶制品销售的收入为一百，农场、饲料厂、牧场、奶制品厂和销售网按各自作出的贡献分得一定的百分比。 “佩科贝”负责人在介绍“收入关系”时指出，由于在分配收入时以“一条龙”为整体，参加“一条龙”的各单位只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而，各单位的收入多少，不仅取决于自己经营好坏，而且也取决于“一条龙”经营好坏，这就促使各单位的劳动者不仅关心本单位的局部利益，而且关心“一条龙”的整体利益。同时，由于在衡量各单位对生产最后成品的贡献时，是以社会平均劳动为标准的，这就促使各单位的劳动者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如果超过平均水平，就能增加收入，而低于平均水平，收入就会减少。 他强调，“收入关系”以劳动为分配的唯一标准，联合企业通过“收入关系”，努力使每个同样熟练的劳动者，不管他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部门工作，只要付出同样的劳动，都能享有同样的个人收入。 从“佩科贝”一九七七年的收入分配情况来看，“收入关系”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原料生产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状况。例如，熟练工人，无论在农、牧业或者在工、商业工作，去年的平均个人收入大体相同，而又有一定差别。有些农、牧业组织中熟练工人的平均个人收入甚至超过了在工、商业组织中工作的熟练工人。 据介绍，在“一条龙”中实行这种“收入关系”，减少了商品交换的层次，把农、工、商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加强工农联盟、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吃大锅饭”到按劳分配 “佩科贝”负责人在介绍企业分配问题时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宪法明确规定：“劳动和劳动成果决定人的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人的劳动是占有社会产品和管理社会资料的唯一基础”。他们说：“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绝对平均主义不能促进生产，只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鼓励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他们在回忆战后初期的情况时说，当时“潘切沃沼泽地国营农场”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由国家统一给职工发固定工资，实际上是“吃大锅饭”。这种做法不能鼓励人民的主动精神。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和一点不干都有“大锅饭”吃。 “佩科贝”负责人又说：“在‘吃大锅饭’时期，完全由国家给企业投资并规定生产任务。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成了‘伸手派’，只知道伸手向国家要钱，要东西。我们往往是把国家的钱花掉了，却拿不出东西给国家。当国家质问我们为什么完不成任务时，我们就强调天气不好或其他客观原因。 “一九四八年，我们开始感到当时的经济制度有问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从一九五○年起实行了工人自治，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国家不再向企业投资，企业需要资金时可向银行贷款。尽管农业贷款利息很低，我们却开始精打细算，不再当‘伸手派’了。因为国家投资花掉就完事了，可银行贷款是要还的，而且还要付利息。我们想尽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尽量减少开支，节约费用。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地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在分配制度上也改变了固定工资的办法，按每个人在劳动中的贡献，即劳动成果，来决定每个人的收入，使个人的物质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使每个劳动者不仅关心个人利益，而且关心整个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不仅关心眼前利益，而且关心长远利益。一句话，就是使每个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 “二十八年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发展和改善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支流上看，也出现过偏差和问题，但主流是好的。” “佩科贝”当前是怎样贯彻按劳分配呢？ 据介绍，“佩科贝”同其他社会所有制的企业一样，分配大权主要集中在同生产者最接近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手里，每个基层组织的工人委员会根据国家法律、社会协议和自治协议制订出收入分配条例，经本单位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佩科贝”在分配过程中，首先从“总收入”（即在市场上最后实现的价值）中扣除原材料消耗、劳务费用等各种生产费用和各种税收，余下的部分是“纯收入”。从“纯收入”中又扣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发展科研事业的业务基金，用于弥补企业亏损、自然灾害的储备基金和用于职工集体消费的共同消费基金后，余下的部分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的分配完全是以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基层组织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对每项生产任务定出质量、数量、原材料消耗等指标，经工人讨论通过后，严格按每个人完成指标的情况，即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和贡献大小确定个人收入多少。在评价每个工人劳动成果时必须考虑下面一些因素：劳动量和复杂性；劳动成果的质量；专业性、劳动经验和责任；劳动条件和对工人健康的危害性；应完成的任务和效果；在劳动中的节约情况；劳动任务的重要性。 根据分配条例规定的原则，劳动好，超过社会平均劳动的工人，收入就多；劳动差，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的工人，收入就少。例如：奶制品厂规定，八小时产品数量超过定额百分之二十，质量超过指标百分之十，个人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拖拉机手每天耕地二点五公顷，收入为百分之百，如完不成定额，耕地二点二公顷，只能收入百分之八十；如超额完成，耕地三点五公顷，可收入百分之一百五十。如耗油量超过平均指标或拖拉机保养不好，都要扣工资。每个拖拉机手都有记载完成定额质量、数量、机器维修、耗油量、节约情况的卡片，作为个人收入的考核依据。其他职工也都有这类卡片。又如，牛奶按含脂量定级，规定每生产一公升一级牛奶，个人收入零点二五第纳尔，二级牛奶零点二二第纳尔，三级牛奶零点二○第纳尔，达不到三级的牛奶，没有收入；还规定奶牛必须保持一定重量的标准，不合标准时也没有收入或减少收入。 八小时劳动之后，由于劳动需要工人加班时，则按照加班时间的长短增加个人收入。据介绍，这样做，一是鼓励农忙时肯于加班的工人，同时，规定各种加班费也促使领导人尽量合理安排生产，减少临时加班。职工经领导批准后才能加班。 由于天气不好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出工而又没被委派其他工作时，工人可得到相当于平均个人收入百分之八十的补贴。如工人拒绝在缺工期间被委派的其他工作，按旷工论处，无权得到补贴。 基层组织工人委员会在年终时有权把职工一年节约的原材料、节约的油、电等资金的一部分作为个人收入发给职工，以鼓励工人增产节约的积极性。 “佩科贝”各基层组织的个人收入分配条例规定，最高个人收入和最低个人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四比一；最低个人收入不能低于同行业平均个人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佩科贝”各级领导人的个人收入由各级工人委员会根据各级劳动组织的经营情况确定。经营有方的经理和经营不力者个人收入相差很大。 大力开展科研提高劳动生产率 “佩科贝”负责人强调：“科学研究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采用最新科学成就，是‘佩科贝’一切工作的基础。”三十多年来，“佩科贝”积极提高广大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并把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不断更新设备、改进工艺、改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在当年创建农场时，全场只有一名农艺师，一名兽医和两名技术员，许多职工都是文盲或半文盲。面对这种状况，企业领导人一面在农场里开办夜校，鼓励职工白天上班、晚上学习；一面在国内培养专业人才，特别是派人到农业发达的国家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为了适应生产现代化的需要，“佩科贝”的工人委员会在一九六○年作出决定，不再招收八年制学校没有毕业的新职工，已就业的职工中尚未达到这一程度的也必须迎头赶上。当时的工资条例规定，谁没有达到这一文化程度，谁的工资就得减少。“佩科贝”现在仍然设有教育中心，经常根据生产需要，培训各种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现在，“佩科贝”设有农业经济科研所，下设十二个研究所，分别研究种植业、畜牧业、园艺、加工工业、机械化和自动化、计划制度和发展规划等问题。随着企业的发展，科研所已从研究改良品种、革新工艺，扩大到研究产品的包装、运输、销售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科研部门每年根据生产需要提出研究计划，生产部门也可主动提出研究课题。经过磋商后，科研部门和生产部门就研究项目和所需费用签订合同。 “佩科贝”在自身加强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科研所同罗马尼亚、美国、西德、荷兰、瑞典、丹麦等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有合作关系。“佩科贝”在新建或改建工厂时，经常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设备和工艺。 由于采用了现代化科学技术，“佩科贝”农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显著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一九四七年每公顷不到十七公担（约合每亩二百二十多斤），一九七七年超过四十八公担（约合每亩六百四十斤），比三十年前增加了一点八倍。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一九四七年为每公顷三十四公担（约合每亩四百五十多斤），到一九七七年达一百二十九公担（约合每亩一千七百二十斤），增加了二点八倍。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在一九四七年为一千四百一十八公升，到一九七七年达四千四百七十三公升，增加了二点一倍。现在，“佩科贝”每一个从事农牧业生产的职工，平均可以提供四十二人所需的食品。 改造小农经济的桥梁 据介绍，“佩科贝”作为社会所有制的联合企业，起着团结和带动个体农户，使小农经济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桥梁作用。 “佩科贝”设有专门从事同个体农户进行“联合劳动”的组织，据介绍，“佩科贝”同个体农户“联合劳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简单的购销关系。企业向农户出售良种，提供机械服务等，农户向企业付现款。企业从农户那里按市场价格收购产品。双方互不承担义务。这种农户多半是有劳力在工业部门的混合户，主要兴趣不在农业上，逐年减少土地量。 第二种是个体农户同企业签订一年的合同，企业根据合同向农户提供良种、饲料、新工艺、机器等；农户根据合同有义务向企业提供产品。年底时，双方根据投入的劳力、设备、资金进行结算，互相承担义务的风险。目前，这种形式最多。 第三种形式是农户把自己的一部分或全部土地、资金、劳力同企业联合，双方签订至少合作五年的协议，共同制订年度和中期稳定发展生产的计划。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收入，双方共同利用“佩科贝”拥有的最新科学成就，在企业专家指导下统一规划，进行生产，农户的生产纳入企业的计划。年终按双方投入劳力、资金和比例进行分配。冬季企业为农民举办知识讲座，并共同制订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这种农户比前面两种农户的产量高，销路有保障，收入多。他们可以选举代表参加联合企业的生产管理，享受企业的免费医疗福利，并免交土地税。第三种形式是两三年前才开始的，但发展十分迅速，大批第二种形式正在向第三种形式过渡，今年就比去年激增百分之四十二。（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十二月二十八日电）（附图片） “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养牛场。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牛奶加工厂。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第5版()专栏： 黎明的金桥——日中友好的赞歌 日本著名歌手三波春夫满怀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喜悦心情，创作了一首题为《黎明的金桥——日中友好的赞歌》的歌词。歌词写道： 跨上黎明的金桥， 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毗邻的国家我们的老朋友啊， 你好，你好，你好！ 冲过长时间的风暴： 和平鸽向晴空展翅飞翔。 太阳露出笑脸， 我们走在黎明的金桥上。 亚洲国家的新朋友啊， 你好，你好，你好！ 满怀开辟未来的希望， 越过波涛汹涌的海洋。 火红的太阳在燃烧，黎明的金桥放射光芒， 两国有无穷的力量。 你好，你好，你好！ 黎明的太空， 欢乐的歌声回响。 现在，这首歌词已由日本作曲家三木隆志谱曲。三波春夫准备最近在日本演唱，并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亲自向中国人民演唱这首歌。 三波春夫在谈到创作这首歌的感想时说：“五年前，我就想创作一首歌颂日中友好的歌曲。现在，我们盼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终于缔结了，日本人民都为之欢欣鼓舞，我觉得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为了表达日本人民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喜悦心情，展望日中友好的美好前景，我创作了这首歌，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金日成主席致电波尔布特书记 祝柬埔寨捍卫主权斗争取得更大胜利 新华社平壤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十二月二十七日致电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表示衷心祝愿柬埔寨人民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革命胜利果实、建设繁荣的新柬埔寨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成就。 电报说：“柬埔寨共产党、民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对我们党的祖国统一方针和我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一方针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表示完全支持和声援，强烈谴责美帝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是对我国人民的巨大鼓舞。” 电报强调：“朝鲜人民非常珍视同兄弟和战友——柬埔寨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并对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共同斗争中正在日益良好地发展感到高兴”。

第6版()专栏：柬埔寨通讯 在茶胶以南 新华社记者组 十二月的柬埔寨，绿未凋，岁不残，仍然是万物争繁茂的季节。这里没有暑去寒来的景象，只有雨季旱季的交替。十二月正是旱季的开始。 我们乘车离开金边市，绕过波成东机场，沿三号公路，向干丹、茶胶地区驶去。一到郊区，到处车来人往，道路上熙熙攘攘，田野上忙忙碌碌。这和大清早一过便车稀人少的市区相比，成了十分引人注目的对照。柬埔寨繁忙的战斗的生活是在农村。 热带风光迷人心目。香蕉林连接椰子林，榴梿树夹杂着芒果树。田埂上是一棵棵挺拔的糖棕树。稻田里正在成熟的水稻和后来又插下的秧苗，黄一片，绿一片。一路上，我们和柬埔寨同志从柬埔寨大地的肥沃富饶，谈到越南在旱季开始的新的入侵。柬埔寨同志说：“洞里萨湖里的鱼，金边平原的大米，越南早就垂涎三尺了啊！” 三号公路在解放战争中经过激烈的战斗，至今战争的痕迹仍历历在目。公路两边的砖瓦楼房差不多全遭毁坏。被炮火摧残了的糖棕树的树冠尚未长齐，一些为农民修造的高脚木房还没完工。正如柬埔寨同志所说的，还没有来得及治疗好战争的创伤，越南人又来了。 道路的前面扬起浓重的灰尘。长长的运弹药的卡车队在前进。我们的汽车费了很大的劲才超了过去，抵达茶胶。茶胶已可听到炮声。 从茶胶转入二号公路，路面更加崎岖。这里是去年底今年初越南军队入侵的主要途径之一。车行不久，在树林里从吉普车上走下来几个身穿黑色服装的指战员来迎接我们，为首的是前线的指挥员新恩师长，他告诉我们：“越南军队在二号公路上，就是在这里被我们打退的。” 我们祝贺西南大区柬埔寨军民反击侵略的胜利。但是，我们更关心当前战场上的形势，我们还能向南走多远。新恩师长对我们说：“在西南大区，目前主要是越南人用炮轰和飞机炸。看来他们还在试探。” 吉普车引导我们的汽车继续前进，但不远就停了下来，离前沿只有三、四公里了。师长指给我们看前面隐隐约约的山丘，那里就是越南军队的阵地。 越南军队几乎每天都向这边开炮。在我们来之前不久，还炮击了一阵，炮弹落在公路旁边的被水淹着的田地里。今年雨季，柬埔寨发洪水，这一带至今水还未退尽。这也许是越南军队暂时还只能炮击的原因之一吧。 越南人也出动飞机侦察和轰炸。十二月五日，两架飞机炸了边境的一个农业合作社，当时社员正在吃饭，有好几个人被炸死炸伤。 异族的入侵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们听说，有一个合作社，房屋和田地全被毁坏，几千社员只好携儿带女，另寻地点，重建家园，这就是戈安德县昂克努合作社。 汽车离开二号公路，曲曲折折地沿着一条黄土小路，穿过密密的椰树和香蕉林，我们来到合作社访问。 戈安德县和合作社的干部们在一所新建的宽敞的房子里接待我们。这是合作社一个生产队的食堂。柬埔寨没有商品和货币，在城乡都实行供给制，每个合作社都有食堂。沿途，我们看到，许多合作社修建新房时，总是先建一所漂亮的食堂。 昂克努合作社原来在离边界五公里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里是老根据地，一九七三年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共一千三百多户，七千来人。 合作社的党委书记向我们叙述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越南军队包围了村庄的情景。他心情沉痛地说：“他们把我们的村子全毁了，把粮仓、食堂、住宅全烧了。他们用坦克把田里的庄稼压坏，用卡车把粮食运走。我们村子里许多人被打死。” 越南军队被打退以后，合作社社员们满怀悲愤，搬迁到这片靠后十来公里的地方。经过一年来斩荆披棘，辛苦经营，合作社算是又站立起来了。这片新房子是今年五月十七日动工兴建的，但只够一个队住。其他六个队还只好在一些茅棚里栖身。明年合作社将继续修建房屋。 越南军队也迫害居住在边界那一边的下高棉人。象在中越边境上的所作所为一样，越南当局也在柬越边境上搞“净化区”，驱赶下高棉人。我们顺道去访问了一个由下高棉人新建立的贡本合作社。在离边界约十公里的地区的丛林里搭着许多茅舍，里面住的都是被赶出来的下高棉人，他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屋前收拾。一对中年男女向我们叙述了逃到柬埔寨来的经过。他们都是越南南方朱笃省人，男的名敦蒂，女的名波斯努。男的说，越南军队拿走他家的稻谷和猪，都不给钱。他的弟弟前去阻拦，被诬为敌人。后来，全村的人都被赶出家门。他们实在活不下去，才逃出来。在路上他们又被追赶殴打，有一些人死亡。女的说，越南当局把许多同村人抓进监狱，硬说他们把大米给了柬埔寨人，后来又要他们出钱去赎人。她的母亲六十多岁了，也被抓走。她今年四月与同村的人一道逃了出来。 正在讲述他们不幸遭遇的时候，一声轰鸣从南面传来。一个略带岁数的人慨叹地说：“听，越南人又在炮击了。” 这些下高棉人成立了合作社，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同时准备对付越南军队的入侵。“击退新的入侵”，这是我们在茶胶以南地区常常听到人们表达的坚强决心。 我们还记起参观贡布盐场时的情景来了。这个盐场的五千名工人绝大部分是解放战争中的女战士。在解放战争期间，柬埔寨军队中共有四个女战士师，两个就在西南大区，那时，提起女战士师，敌人是心惊胆战的。现在她们都还是刚过二十的姑娘。带领我们参观的两个女青年，年纪稍大一点，但也才二十五、六岁。如果自己不说，人们很难相信她俩都担任过团长，曾在四号公路上带领部队英勇地多次参加战斗，多次负伤。她们应该得到安宁和幸福，从事和平建设。但是，面临越南的侵略，她们坚定地表示，她们随时准备重新拿起武器。 （附图片） 柬埔寨克列地区合作社社员，在七号公路沿线收割水稻，他们决心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第6版()专栏： 斯诺夫人赞中美建交 扎报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亚太地区和平 新华社日内瓦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已故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中美建交实现了美国人民的愿望，这也是斯诺先生生前的愿望。 斯诺夫人在她的尼翁市附近的住宅中接待了记者。她说，她听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中、美两国人民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显然对世界和世界的未来是有利的。她说，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看到中、美这两个他最喜爱的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一定会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 斯诺夫人接着说，美国人民一直是关心和支持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它必将使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特别是在文化、教育、艺术以及工业技术方面的合作得到更加广泛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最后，斯诺夫人再三要求记者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转达她对中、美建交的热烈祝贺。 新华社金沙萨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就中美建交发表文章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大大有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事业”。 文章说：“无庸置辩，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人民中国外交的巨大胜利。今年八月，人民中国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在外交上已经取得了一大胜利。”文章说，这一正常化符合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期望，符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人民的期望，同样也符合美国人民的期望。 文章转述了中美建交公报中有关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之后说，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人民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是维护和平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6版()专栏： 阿卫生部长接见我医疗专家小组 新华社阿尔及尔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赛义德·艾特·梅萨乌丁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了由吴德诚医生率领的中国医疗专家小组。这个医疗小组是十二月一日到达阿尔及尔，专门给布迈丁总统治病的。 梅萨乌丁部长赞扬中国医疗小组的工作。他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极端困难的时刻迅速派出医疗小组，这是对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总统医疗小组的巨大支持和有力的鼓舞。 他强调说：布迈丁总统的逝世使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尽管医学还有它的局限性，但你们在医疗方面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你们的到来加强了阿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联系。梅萨乌丁部长请中国医疗队回国后，转达他对中国卫生部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谢意。

第6版()专栏： 我首批赴美进修学者抵华盛顿 新华社联合国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五十名访问学者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乘飞机抵达华盛顿。 他们在机场受到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等迎接。 莱因哈特署长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他们在美国学习期间取得良好成绩。 韩叙副主任说，中国学者不但能有机会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能为增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他们的贡献。

第6版()专栏： 伊朗实行燃料油定量供应 新华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阿卜杜拉·恩泰扎姆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伊朗电台宣布，伊朗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实行燃料油定量供应。 据报道，伊朗石油生产由于石油工人罢工已下降到每天五十万桶，不到正常生产的百分之十。为了弥补国内石油供应短缺，伊朗当局现正日益增加从其他海湾国家进口必要的石油产品。 阿卜杜拉·恩泰扎姆呼吁罢工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

第6版()专栏： 因出差挥霍浪费 丹麦教育大臣被解职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哥本哈根消息：丹麦教育大臣丽特·比耶雷戈尔夫人因在巴黎出差时挥霍浪费受到报界批评并被解除职务。 丹麦首相耶恩森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宣布解除这位大臣的职务时指出：“比耶雷戈尔夫人选择最费钱的住处，使用花销过大的交通工具和在巴黎最昂贵的饭店之一举行招待会，从而造成了过高的开支。” 据丹麦报纸揭露，比耶雷戈尔夫人在今年十月份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时，租用了巴黎豪华的里茨饭店的一套房间，十二天花费了一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