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华国锋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文件 会议根据新时期总任务和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决定调整政策，改进做法，城乡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解决现存问题，加强培养和教育工作。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十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决定调整政策，改进做法，城乡广开门路，发展生产，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知识青年在新长征中的生力军作用。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前，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会和大家一起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十二月十日，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陈永贵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李先念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陈永贵副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十二月十二日，华国锋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着重指出：要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要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告诉广大知识青年和人民群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国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有一个过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前，全国安定团结，形势很好。巩固和发展这个形势，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是大局。解决知识青年问题，要从这个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的，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地总结了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新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改进措施。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会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农业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农业所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因此，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我国工农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体现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贫下中农一起顶着林彪、“四人帮”刮起的妖风，坚持农业学大寨。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立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大批优秀的下乡知识青年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被选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贫下中农、知青家长和广大干部都为动员、安置、教育下乡知识青年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破坏党的领导，破坏国民经济，破坏文化教育事业，破坏“统筹兼顾”的方针，使知识青年就业和升学都很困难。他们干扰了毛主席关于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落实。这些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 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各项事业发展很快，为城乡广开升学和就业门路，安排知识青年，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但是，就目前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来说，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乡要广开门路。城市应该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在农村，要学习大庆的做法，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领导下，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工、林、牧、副、渔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要学习湖南湘潭红旗农场的做法，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要学习江苏省常州市的做法，把城市改组工业，调整工业布局，同创办亦工亦农知青农场结合起来。还可以因地制宜举办造林队、牧区建设队、水产养殖队。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对于社队的知青点要在发展社队工业中把它们带起来。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 会议提出：对于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国家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对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和安置知青为主的农、工、林、牧、副、渔业基地，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担负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通过城乡协作、工业产品扩散等办法，支持知青场队把工业副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家拨付的安置经费，要重点用于扶持知青场队。 会议认为：对于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方面要支持和鼓励他们扎根农村、志在边疆的革命志向和行动，使他们安心农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务农光荣的新风尚。对于已经选拔为公社以上机关和农场连职以上脱产干部的下乡知识青年，经过考察，符合条件的，根据编制定员和工作需要，报主管部门批准，给予定职定级。对于有技术专长、有发明创造的下乡知识青年，应当量材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下乡知识青年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政治上要给予应有的荣誉，物质上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有不少实际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各地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有些插队青年生活困难较大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组织他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教育他们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要正确对待受“四人帮”毒害而犯了错误的知识青年。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 会议强调指出：知识青年工作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工作，各级党委一定要加强领导，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全党动员，各方配合，齐心协力做好这项工作。

第1版()专栏：社论 发展社队农副产品加工工业 华主席、党中央今年多次指示，要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逐步实行农业的工业化。李先念副主席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谈到大力扶植社队企业的时候指出：“农副产品的加工，特别是粗加工部分，原则上应由社队企业经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到这一点。”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副产品的数量很大。但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大都集中在城市，由工商业部门统一经营，农村只是为城市工业提供原料。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工，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并且造成了社会财富的许多浪费。农民为了把农副产品送进城市加工，运回加工以后的副产品，每年往返运输，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农副产品在运送途中还要大量损耗。尤其是牲畜，运往城市加工，长途跋涉，肥的拖瘦，瘦的拖病、拖死。这些农副产品如果在农村及时加工，既可以克服上述不合理的现象，又可以开展综合利用，生产出更多的副产品，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民的收入。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缺少农副产品加工工业，远离农村的城市工业又难以充分承担农副产品加工的任务，势必影响农副业的发展。解放后，我国水果生产发展相当迅速，现在全国年产水果约近一亿担，每年收获季节，许多地区水果堆积如山。但生产罐头、果汁等食品的加工工业都设在城市里，人民公社没有加工能力，运不进城的大量水果只好白白烂掉。每年因此而损耗的水果，约占总收购量的十分之一以上。在一些牧区，由于同样的原因，有近一半的奶牛不挤奶，因为挤出来的奶无法处理。在山区，大量的土特产品因为无力加工而遭受损失。我国农、副、畜产品的种类不下千种，加工任务极大，可以发掘、利用的社会财富极多，如果不动员人民公社的力量，不建立社队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只是依赖数量有限的城市工业，是难以扭转加工工业落后于农副业生产发展的局面的。 为了高速度发展农业，一定要发展社队工业，走公社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点，现在许多同志已经有所认识。那末，发展社队工业应当从哪里着手呢？答案是：要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作为重点。人民公社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条件，发展这样那样的工业，但是，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应当是社队工业的基础。人民公社应该从这个基础出发，逐步扩大工业生产，达到公社工业化。人民公社没有自己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单纯从事农副业生产，只为城市工业提供原料，农业就会成为城市工业的附庸，农副业生产本身就不可能发达兴旺。近些年来，一些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作为振兴农业的有力手段。这种加工工业建立在农村或者城市郊区，和农业直接结合，并且以最新的技术成就装备这些工业。农副产品在进入消费之前，经过就地加工，经济价值大为提高，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农民的收入显著增加。我们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学习和研究这方面的有益经验，走出一条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农业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 有些同志认为，把国家经营的工业“让”给农民去办是“倒退”，担心让农民去搞农副产品加工要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一句话，这样做会富了农民，亏了国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怎么可以把七亿农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呢？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过去依靠农民的支持不断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今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也要以农业为基础，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成功。我们要抓纲治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首先要使七亿农民安定团结。七亿农民稳定了，齐心了，积极性真正发挥起来，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有了保证。七亿农民大办农、工、商业，国家的财政、税收等项收入，也会大幅度增长。目前，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尽快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也就是要让农村富裕起来，让农民富裕起来。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建立在贫困落后的农业上的。 还有些同志认为，城市技术先进，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理应放在城市，放到农村去不合理。按照他们的“理”，城市就要越搞越庞大，农村只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这是扩大城乡差别的旧道理，必须推倒。我们党的方针是：凡是农村能办的工业，都要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在产量、质量、劳动生产率等技术经济指标不降低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到农村去，发展小城镇，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差别。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放到农村去，既减轻城市的负担，又发展了公社工业，是完全合理的。至于农村目前技术条件差一些，那是可以逐步改进的。我们坚信，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能够创造出很高的生产水平。四川广汉县自产的油菜籽全部由公社油厂榨油，菜籽出油率创造了本县的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增产了大量食油，就是一个例证。 把适宜于在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逐步从城市转到农村由社队经营，是工业布局的一个重大变革，牵涉的面很广，有一系列具体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们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各地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作出规划。可以先搞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只要采取积极而又稳步前进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1版()专栏： 全国纺织工业提前完成年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我国纺织工业取得新成绩。截至十二月十二日，棉纱、棉布、印染布、呢绒、丝织品、毛线等十五种主要纺织品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其中，化学纤维产量比去年全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棉布增长百分之七，毛线增长百分之二十，呢绒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八，麻袋增长百分之十二以上。 今年以来，各地区纺织工业部门通过“质量月”活动，广泛开展“万米无次布”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使不少纺织品的质量有了提高，一些质量老大难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 纺织工业系统今年还恢复和创造了一批传统、名牌产品，使新花色、新品种不断增加。据陕西、广东、上海等六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恢复名牌产品就有一百二十八种。

第1版()专栏： 积极扶持人民公社发展社队企业 广汉县社社建起榨油厂 对国家、集体和社员都有好处 本报讯　四川省广汉县积极扶持人民公社发展社队企业，把榨油厂下放到社队，全县二十一个公社，社社都建立了榨油厂。这个改革给社队带来了经济利益，减轻了群众劳动负担，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 广汉县是四川省油菜籽的主要产地之一，每年产量都在二千万斤左右。过去，农民收获菜籽以后，都要远途挑运到国家收购点，由国家油厂榨油，然后再把榨过油的油饼（当地叫“油枯”）挑回生产队作肥料。这样一来一回，每年都要耗费大量劳动力。国营油厂又常常不能及时把油饼退给生产队，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广汉县委为了发展社队企业，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先在六个公社试点，把油脂加工下放到社队经营。试点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可行，群众非常拥护。一九七七年在全县推广，今年又继续前进。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壮大集体经济的一个好办法，对国家、集体、社员都有好处： 一、节省了农村劳力，社队收入增加。由于油菜籽就地加工，不再长途往返挑运，据粗略统计，全县每年可节约五万个劳动日。去年，公社油厂收入加工费几十万元，为农业增加了积累。 二、提高了出油率，国家收油量增加。一九七七年，国家规定油厂的出油率是一百斤菜籽出油三十八斤，结果各公社油厂普遍突破，全县平均出油率为三十九点五斤，比本县历史上出油率最高的一九七五年还提高了一两二钱，为国家增产油脂二十七万七千五百斤。 三、加快了榨油进度。去年全县各社办工厂比一九七六年提前一个月把油榨完了。 广汉县在发展社办油脂加工企业过程中，县委曾多次组织粮食、银行、财税等有关部门，学习党中央有关农业是基础、扶持社队企业加速发展农业的指示，统一思想，随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1版()专栏： 严明法纪　纠正冤案错案 江华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目前，我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我们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大好局面。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始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 搞四个现代化，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要发扬民主，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没有人民民主，没有革命法制，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更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说的就是法，我说的就是政策”，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泛滥，使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安定团结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要进一步把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的工作做好，首要的是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胆子不会大，办法不会多，步子也不会快。 为了促进安定团结，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人民法院首先要把打击现行罪犯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另一方面，就是要认真复查和纠正冤案、假案、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这是我们人民法院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保护人民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有很多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还没有作出结论，没有恢复名誉。这不仅仅是这些同志本人的问题，还牵涉到他们的子女、家属、亲戚、朋友。对这些问题，我们是怎样想的呢？对革命对人民，我们抱什么态度呢？这类冤案、假案、错案不进行平反纠正，怎么能拨乱反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说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岂不是空话！ 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嚷并实行“砸烂公检法”，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这些年错判的案件中，大多数是混我为敌，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处理，伤害了好人。混敌为我，放纵坏人的，只是少数，甚至是极个别的。冤案、假案、错案如此之多，占的比例如此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把那么多无辜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林彪、“四人帮”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此，应该激起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大愤慨，增强我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把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的工作抓紧做好。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的，保护人民的。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审判员胡在旺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审理了一件“反革命”案，搞错了。当时胡在旺本不同意给当事者治罪，后来在压力之下判刑三年。粉碎“四人帮”之后，胡在旺主动提出这个案子要平反。现在这个案子平反了。这样的同志，是好的人民审判员，应当表扬他，鼓励他。据说，上海市人民法院有一些审判员，自己办错了案件自己提出来纠正，这很好，要表扬。我们要提倡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改正缺点错误的精神和作风。 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可能没有阻力。想一帆风顺，办不到。实践证明，阻力相当大，甚至有人持阻挠、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某些在立场、思想、作风上同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划不清界限的人，自然会对这项工作采取阻挠、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当然，大多数同志还是认识问题，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跟不上斗争的需要。对这些有错误认识，思想上有阻力的人，要批评，要作说服教育工作。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昭雪，实际上是解放一大片人，影响所及，远远超出受害者本人和他的家属子女，对消除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对活跃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迫害鸣不平的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被关进监狱里，如今“四人帮”垮台了，还不给他们平反昭雪，人民法院怎么取信于民？党组织怎么取信于民？谁还敢说话？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怎能形成？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就是为天下大治，实现安定团结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黑龙江伊春地区大丰林业局有个下乡知识青年叫王景斌，一九七六年反对“四人帮”诬陷邓副主席和镇压革命群众，被以反革命罪判十二年徒刑。今年九月给他平反了，在大丰林业局震动很大，广大职工和家属十分满意，齐声赞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恢复和发扬了，决心以更高的热情，更大的干劲，搞好林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这个例子说明了，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深得群众的拥护，可以调动许多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 我们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的有力批判，是真正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过去曾经错误地批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只讲专政，不讲民主，只讲社会主义法制是对敌专政的工具，不讲社会主义法制是保护人民民主的武器。不讲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而把两者对立起来，歪曲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你一说民主，林彪、“四人帮”就说你是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你一说社会主义法制是保护人民的，他们就给你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你一说人民法院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就给你安上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性质的罪名。在他们看来，只有资产阶级能讲民主，无产阶级不能讲民主。列宁说：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百万倍。离开了人民民主，还有什么对敌专政？广泛发扬民主，是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前提。人民法院的任务就是通过审判案件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人民有说话的权利，就是说得过火了，或者骂了几句，那也只是教育的问题，不能动不动就给戴上“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帽子，滥施刑罚。把案子办错了，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专了政，就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平反纠正行吗？ 做好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解放。但是，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彻底打碎，不少同志的思想还被它紧紧束缚着。解放思想也有个过程，认识是逐步提高的。这主要靠自己，要自己清理清理思想，自己解放自己。在人民司法工作中是有禁区的，有禁区就要勇敢地冲破它。冲破禁区，要有唯物主义观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冲破禁区，必须有革命的胆量和革命的坚定性。首先，要把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搞清楚，否则你怎么敢冲破禁区呢？口说解放思想，一碰到具体案子就眉头皱起来：啊，没办法呀。路线是非都分不清，哪来的革命胆量和革命坚定性？前怕狼，后怕虎，唯唯诺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既有谋略又敢闯禁区的先进分子是搞不成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反革命目的，把党的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当成宗教的“教义”，只要谁损坏了一枚像章，谁弄坏了一张伟人像，谁说了一句牢骚不满的话，不问他的目的、动机如何，统统以 “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判处。这些年来，判处的“恶毒攻击”案件中，冤案、假案、错案最多。这里有深刻的教训。有些人反对林彪、“四人帮”，但由于不了解情况，或因一时一事不满，或者是其他原因，说了或写了一些攻击性的话，他又不是推翻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你为什么要把他当成反革命处理？我们对每一个案件都要作具体分析，要看它的本质是什么，主流是什么，只要本质和主流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就要平反、纠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懂得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怎么解放思想呀？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我们有些同志受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也搞形而上学。他们不是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对问题不分析不研究，片面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禁区有些是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划的，自己树菩萨自己拜。说这是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是对的，但有些问题原来就存在，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时候膨胀起来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要把一些事情看得那么神秘，那么绝对。不要以为某些领导人说的批的，错了也不能改变，那样我们的思想就不能进步，就不敢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我们的事业就停滞不前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个问题要弄清楚，不弄清楚，思想就不能解放，就不能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人家要冲破禁区，你还可能认为人家是“砍旗”，是“恶毒攻击”。 我们办案子，一是根据事实，二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某个“长官意志”。“长官意志”凌驾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之上，是当前加强革命法制的一个大障碍。我们是根据事实说话，尊重科学，而不是盲从于“长官意志”。什么事情，都要开动脑筋，具体分析，就是对地富反坏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只是因为地富反坏说了几句话，不分析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说这些话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来个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犯，捉起来判刑。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定什么问题，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没有的问题不能随便往他头上安。人民内部的问题，更不必说了。群众说了不满的话，甚至谩骂的话，只要他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就不能定为“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可以批评教育他，但逮捕判刑是错误的。你工作做得不好，还不准人家说几句不满意的话？共产党还怕群众批评？林彪、“四人帮”曾经在党内党外造成一种很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就是不让人讲话，只许歌功颂德，不准批评指责，这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许人家讲不满的话甚至反对的话，动不动就是反革命，那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哪里去了？你说那是些坏话，难道讲坏话就要判刑？要求每个人的思想都是马列主义的，一开口都说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可能吗？我们要加强学习，通过学习，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做好人民司法工作，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的要求。比如说，有的不许人家上告，到北京上访回去后就受到压制和迫害，这都是奇怪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党的方针政策都有了，他硬是那么干，有什么办法？水平就是那么高，能力就是那么大，所以要对干部进行再教育。还是华主席讲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把平反纠正冤案、假案、错案的工作进一步做好。

第2版()专栏： 中央代表团亲切会见广西各族各界代表 代表团将分五路前往百色、南宁、河池、钦州、玉林、梧州、柳州、桂林访问 新华社南宁十二月十四日电　以韦国清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连日来在南宁亲切会见广西各族各界代表。代表们表示要以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党中央、华主席对广西各族人民的关怀。 十日下午，韦国清团长会见了四十位红七军、红八军的老战士。这些年逾花甲的红军老战士表示决心发扬革命传统，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韦国清团长、卓琳副团长分别在十日、十二日会见了李明瑞烈士的夫人罗昭仪及其子女，韦拔群烈士的妹妹韦武丁，陈洪涛烈士的侄女陈娱生等。他们长时间地亲切交谈。韦国清同志说：李明瑞同志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是位好同志，他为革命而光荣牺牲。我们要发扬烈士的革命精神，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革命进行到底。烈属们表示十分想念当年在右江和烈士们一起战斗的邓副主席。韦国清、卓琳同志都说，小平同志也很惦念广西的同志，特地委托我们代表他向你们问好，希望烈属们保重身体。 十一日下午，王震、杨静仁、天宝、布赫副团长以及中央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会见了壮、苗、瑶、侗等十一个民族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王震、杨静仁同志勉励大家加强民族团结，切实做好工作，搞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并表示相信勤劳勇敢的广西各族人民，一定能够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中央代表团成员在十二日、十三日分别会见了自治区、南宁市党政军和政协等各方面的负责人。 卓琳同志和代表团部分成员十一日下午同广西各界妇女代表座谈时，热情赞扬了勤劳、勇敢的广西各族妇女，勉励大家团结一致，在新的长征中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中央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十二日前往武鸣县华侨农场，对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表示亲切慰问。 在这期间，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还到南宁罐头食品厂、绢纺厂参观访问，并同南宁市群众一起举行游园联欢。中央代表团将在十四日分五路前往百色、南宁、河池、钦州、玉林、梧州、柳州、桂林等地、市进行访问。

第2版()专栏：工作研究 普通机床盲目生产为何制止不住？ 去年以来，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三令五申，要控制普通机床的生产，确保国家急需的大型、高精度和关键机床生产计划的完成。但是，普通机床的盲目生产至今没有被制止，甚至还在继续发展。 据有关部门反映，去年国家计划生产机床六万多台，实际生产了将近二十万台，超过计划二点二七倍。今年国家计划生产机床七万多台，但到八月份就已超过百分之四十二，提前四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盲目生产普通机床的情况，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地都有，而且相当严重。 盲目地大量生产普通机床，耗用了国家大量原材料、燃料、电力和配套产品，加剧了这些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严重冲击了国家生产计划和产品分配计划，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仅如此，盲目大量生产出来的机床，大都是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消耗大，成本高，浪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企业还以盲目生产普通机床作为交换手段，大搞以物易物不正之风。如不坚决制止这种盲目生产现象，任其自流发展，必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进而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普通机床盲目生产为什么制止不住？ 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彻底肃清。“四人帮”破坏计划经济，竭力鼓吹“需要就是计划”，这反映在机床生产上就出现了“自由定型”、“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销售”、“自由交换”的“工业自由市场”。上海市二十五个局和十个县，今年安排生产机床二万一千多台，按计划来源分，其中一机部（包括部列地方计划）下达任务一万多台，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八；市计委下达任务二千二百多台，占百分之十点四；市属局、县、公司安排的，共计五千四百多台，占百分之二十五强；工厂企业自行安排的，达三千三百多台，占百分之十一。另外，四机部、六机部、轻工业部、邮电部、交通部、建材总局和一机部仪表局还下达了四百四十多台，占百分之二点一。就是说，除一机部下达的以外，谁需要谁都可以列为计划，需要多少就列多少，这样，机床的生产怎能不膨胀呢？四川仁寿县机械厂生产Ｃ6136普通车床，省农机局下达任务七十台，地区加三十台，县加二十台，层层加码，造成了生产上的极大盲目性。 造成普通机床的盲目生产，有些地区为了追求产值、“以盈补亏”；有些地区为了谋取材料、以物易物，也是重要因素。浙江省瑞安县一九五八年只能生产机床一百台，十年以后社队农机厂（站）迅速发展，学校、街道办厂增多，为了解决农机修造赔本或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困难，大都转为机床生产。去年机床产量达到一千五百台，今年头八个月即已生产了一千三百八十四台。这个县的红旗公社，去年社办工业总产值为二百二十三万元，其中七个生产机床的企业产值就有一百五十一万元，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全年利润三十八万元，其中机床厂利润占百分之七十点五。这个公社的红旗农机厂，每年修理农机具和排灌设备要赔钱一万三千元，但每年生产机床获得利润十万元，“以盈补亏”。许多企业之所以生产普通机床，并不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也不是生产上的需要，而是为了以物易物，搞到钢材等原材料。四川省渠县集体所有制企业曙光机修厂，今年头四个月购进八吨多钢材，其中一半是用产品钻床从南充地区换来的。成都市解放机床厂以来料加工的方式生产Ｘ61Ｗ铣床，每台向加工单位索要一吨半生铁、两吨钢材，大大超过了原定的消耗定额；东风机床厂生产Ｃ618机床，加工一台索要两吨生铁、一吨钢材，都超过产品自重一倍以上。有的地方工业生产所需的煤、汽车等，物资部门分配得少，不能满足需要，就用机床进行串换。浙江省不少地方就用普通机床换回“三材”。余姚县有的领导干部说，我县建机床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来钢、铁。 从以上情况来看，计划管理不严，综合平衡搞得不好，是造成盲目生产普通机床的关键所在。许多地方反映，由于社队企业发展很快，需要机床武装，但国家分配很少，只好自己建厂造机床。可是，另一方面现有机床利用率又很低，积压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问题就在于没有加强计划管理，搞好计划综合平衡。不少同志反映，要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得正确处理和搞好生产和基建之间的平衡，农、轻、重之间的平衡，努力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如果计划留有缺口，各级层层加码，物资供需脱节，或者比例关系安排得不够协调，或者任意批条子，人为地打乱计划，或者先安排生产、后制订计划，本末倒置，等等，都不利于计划的综合平衡。而计划缺乏综合平衡，就为盲目生产普通机床开了“后门”。 新华社记者　黄奉初 本报记者　 鲁牧

第2版()专栏： 中共山西省委根据群众揭发和调查落实的材料作出决定 撤销太原市金属焊接厂的大庆式企业称号 这个工厂的主要负责人李文喜为了骗取荣誉称号，弄虚作假，擅自动用国家贵重物资，挥霍企业资金，请客送礼，问题严重，同时被撤职 据新华社太原十二月十四日电　山西省太原市群众揭发出了太原市金属焊接厂弄虚作假、请客送礼，骗取大庆式企业荣誉的严重问题。中共山西省委根据群众揭发和调查落实的材料，决定撤销这个工厂大庆式企业的称号，撤销工厂负责人李文喜党支部书记和厂长的职务。 这个决定一经宣布，立即在太原市和山西全省工交战线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鼓吹“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粉碎“四人帮”已经将近两年，还有这种靠说假话骗取荣誉的事件发生，这再一次说明，在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肃清“四人帮”流毒的艰巨性不可低估，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必须进行到底。 这个工厂的主要负责人为了骗取大庆式企业的荣誉称号，在生产上弄虚作假，以少报多，以劣充优。一九七七年，全厂只生产小化肥设备一百台，约占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为了制造“完成计划”的假象，竟将尚在制作，甚至刚刚投料的半成品也算作成品，虚报“百分之百完成计划”。一九七八年一至五月份，他们实际只生产了七台，又虚报为十七台，虚报数竟超过实际生产数的一倍以上。据山西省机械局小化肥办公室的检查，这个厂生产的碳化塔部件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点四，项目合格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六点六，许多小化肥厂来信来电对这种粗制滥造、恣意“坑农”的恶劣作风提出批评，要求返修。而这个厂却向上级假报质量合格率为百分之九十七和百分之百。与此同时，他们还任意抬高价格，非法预收货款，以达到骗取荣誉的目的。 为了欺世盗名，骗取大庆式企业的荣誉称号，这个工厂的主要负责人擅自动用国家贵重物资，挥霍企业资金，大搞请客送礼。据统计，仅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年多时间，光请客吃饭就花了五千四百三十七元。长期以来，工作组进厂要请吃饭，上级领导来厂要请吃饭，开现场会要请吃饭，举办学习班要请吃饭，甚至党支部委员开会、评资小组碰头也统统要请吃饭；他们嫌请吃饭还不够，还要请吃烟、酒、糖和水果。一九七七年，仅这“四吃”就开支六百二十多元。除了吃而外，他们又利用国家短缺的无缝钢管和钢板，大量做床、沙发、家具、火炉等等，名为“处理废料”，实为行贿送礼。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仅给上级机关和外单位制作的单、双人床就达一百张，沙发、椅子二十多把，火炉六十余个，并向私人出售“废钢管”七千三百六十五公斤，每公斤平均只收二角多一点，不足国家价格的十分之一。职工们愤慨地说：慷国家之慨，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哪里是在学大庆，简直是在丑化大庆！ 中共太原市委对发生在这个企业的严重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领导责任。市委决定，有关工交领导部门立即对全市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单位再次逐个进行检查，杜绝弄虚作假的歪风。

第2版()专栏： 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心声编辑同志： 家庭出身给我带来了无限痛苦。去年九月，我愤然离开了我的家。政治上、精神上的苦痛和疾病的折磨，几乎逼我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今天我含着泪水，怀着病人渴望求医的愿望，给你们写信。 我出世的时候，祖国大地已阳光普照。我在红旗下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我小时候是个电影迷，看了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雷锋的英雄事迹，从小立志当个解放军，象黄继光那样去挡住敌人的枪口，象雷锋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偶然进城，看到火车、汽车、轮船，看到繁华的街市，宽阔的马路，高大的楼房，沸腾的工厂，……眼界更开阔了，回来就和小朋友们谈论不休。想长大当个工人，战斗在钢花飞溅的平炉旁；又希望当个新农民，驾驶着铁牛在田野里奔跑；又希望继续升学求知，成为一个哲学家或文学艺术家。 当我进入了青年时代以后，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鼓吹反动的血统论，我的希望和理想被家庭出身限制，一个个如泡影一般消逝了。我念完小学，因为家庭缘由，不能升入正规中学；后来，二弟念完小学，一个文教干部说：不能再让这种人家的子弟念书。这使我受了极大刺激。 我十七岁那年，贫下中农叫我当大队民办小学教员。我努力钻研业务。任教二年后，竟被一个文教干部赶出了校门，理由是：出身不好，要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一年征兵，我向县和公社的征兵办公室提出申请和要求。然而这有什么用呢？！ 我从童年时代就受党的阶级教育，知道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富农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坏人。想到我的家庭是富农，长辈和祖辈也不会是好人。我开始讨厌我的家庭。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就不和大人们一起上祖坟，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为革命烈士扫墓的活动，为此在家里挨了打。此后我一直没有祭过祖。然而谁能理解我思想感情的变化呢？！有一次，我和一个青年干部为一件小事吵嘴，那个干部不骂其他，光骂：“地主富农不老实。”还说：“你们世代永远是地主富农，还想出头？”我知道道理是说不清的，只有泪水往肚里流。 我开始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和马恩列斯的书，读一些文艺作品和报刊杂志。我很喜欢鲁迅的作品，它给我深刻的教育和影响。鲁迅先生也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却成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渴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然而，在某些基层领导看来，老鼠生下来的儿子总是打地洞的，我们的身上总象生着无数毒菌，他们总是避着我们走，更不用说教育、帮助、鼓励我们前进。 多少年来，革命的理想和抱负，沸腾的热血，被无情的现实打碎了。我这个曾经做过理想美梦、有着革命激情的青年人，变成了一个颓唐的废人。我母亲常常含着眼泪对我说：“娘害了你们。”母亲是贫苦农民家里的人。她在解放初误入这个家庭。 我是长子，也有一定年纪了，母亲总想给我成个家。我也有过几次恋爱，全是悲剧。有个姑娘明白告诉我：“我是爱你的，但我不爱你的家庭。它不仅会害了我自己，而且会连累我的家里人。将来弟弟妹妹们长大了，要入团入党、要参军、当工人、升学，……查起社会关系来，都会埋怨我的。”这是对的。这样的家庭不仅人家讨厌，我自己也讨厌。我想脱离这个家庭，到独养女的劳动人民家里去招亲。另一个姑娘对我说：“我喜爱你来我家，但你的家庭会给我们带来不光彩，弄得我们低人一等。”既然如此，我也决定不去害人家了。 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流下眼泪。我又想起在毛主席逝世的悲痛日子里，大队党支部统一发黑纱，竟不发给我们地富子女。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多次下决心挣脱这个可恶的家庭。去年九月，我和大队党支部打了招呼后，离开了家。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但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不可能也不希望象贾宝玉那样跟着空空道人而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象民主革命时期那样，跑到延安去寻求革命道路。我是如此苦闷、失望。要求党和政府在我家乡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解除我的苦痛，让我做多艰苦的工作我都愿意。我更希望我的同类人不再象我一样痛苦，在升学、招工、参军等方面不遭受阻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干革命总是多团结一些人好。 福建建阳地区综合农场 何本贤

第2版()专栏：外国朋友来信 人人维护交通安全 我骑自行车上班，也坐出租汽车上班。十五个月来一直如此。 北京马路上的汽车急剧增加。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现代化城市不可避免的趋势。 车辆的增加引起了许多问题。增建新道路和加宽原有道路，已着手解决。可是这需要一段时间。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障交通安全。我骑自行车，感到受汽车的威胁。汽车有时突然窜到自行车道上，甚至不减速地从小路、车道上冲出来。我也受到其他自行车的威胁。那些自行车经常莫名其妙地突然转向，或者突然插到我的前面。如果我坐汽车，稍许感到安全，但也经常怕迎面碰撞，如一辆自行车为了超越别人而处在危险的位置。同时，汽车不停地鸣笛，也使人感到头痛。 我对交通管理一窍不通。但是，就我看来，有些措施是应该采取的，而且应迅速采取。 看来，交通规则应该明确。例如，是否允许汽车在自行车道上行驶？在交叉路口怎样让车？车速应限制多少？超车有什么限制？ 某些规章制度即使有，也没有得到遵循和实施。我住的饭店那里有限制车速和禁止使用喇叭的标志，但这两项规则一直被忽视。 再有，需要一个广泛的教育计划。每天，我看到路上有许多性急的人，那些傲慢地认为自己是唯一有权使用马路的汽车司机，那些不看一下自己往哪儿走或想一下自己行为的心不在焉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危险的，他们会引起事故。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关心和照顾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实现每一个人都有使用和分享道路的权利，不让马路成为有些人竭力跑在别人前面的无休止的竞争场所。只有每一个人都尽力认真地遵守交通规则，官方的措施才能奏效。只有每一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使马路更为安全。　约翰·加纳

第2版()专栏：读者论坛 特殊商品 有一种专供摆样子的特殊商品，就是所谓“样品”。 样品全是商品中之姣姣者。当你走过各类大小商店——从百货大楼到街面小店，常常看到各类质地优良、装潢华美的货品摆在橱窗柜台里。不过当你冒昧问津，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对不起，这是样品。” 有经验的顾客深深了解此类“样品”的属性：从设计、生产，到摆在橱窗里好几年了（比如沪产春雷牌带喇叭箱的落地收音机，几乎每家无线电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一次也没有见卖过。上海南京路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器皿柜台里，制品造型新巧，色彩华丽，晶莹闪亮，五光十色，全是没有牌价的。相比之下，那些放在货架上供出售的玻璃制品显得黯然失色，式样笨拙。有些商店甚至样品的种类多于商品。事实上，这些所谓样品已经分离出商品的范畴，失去了它们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凌驾于其它商品之上的一种特殊商品，一种装饰品。 这类情况不仅上海有，各地也普遍存在。 陈列样品，是为了把本店出售的商品介绍给顾客，以便于顾客挑选。另一方面，橱窗陈列也可以反映出国家工农业生产的水平、市场供应的现状。光摆样子不卖，就失去了陈列商品的意义，也就无所谓“样品”，当然也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供应现状。 仔细回想，这类所谓样品的“旺季”，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那时候，“四人帮”一面疯狂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搞得工厂不冒烟，农田尽长草，商品奇缺，市场紧张；一面却又打肿脸充胖子，拚命制造虚假繁荣，拿一些不打算出售的和早已脱销的商品装潢门面。 打倒“四人帮”，橱窗的商品陈列也应该跟上形势的发展，多陈列一些正在销售的各式商品，多预告一些即将问世的新产品，做到既充分又如实地反映市场供应情况。 周鸿猷 编者附记：我们就周鸿猷同志提出的问题征求了有关领导部门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卖的样品不应在橱窗里陈列，这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但是，有些花色的商品可能一时脱销，过几天又有了，这类商品还是可以陈列的。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班机起飞时间可以随意推迟吗？ 十一月二日中午，意大利外贸部长一行乘民航516班机，由北京去上海访问，我部负责同志和意驻华大使等去机场送行。该班机预定起飞时间为十二点零五分。当时气候很好，各航班起落正常。可是这个航班却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二十余分钟才起飞。我们打电话询问迟飞原因，答复是因为“机组人员吃饭”。我们认为，民航规定的起落时间，应当作一项制度严肃对待，如果没有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轻率变更。这次仅仅由于机组人员“吃饭”没有安排好，让飞机推迟起飞，使数十名外宾、旅客以及领导同志和送行人员的宝贵时间白白浪费在候机室里，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民航应有的工作态度。几年来，不少外宾和同志对民航局的一些做法和某些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常有意见和议论，我们诚恳地希望民航局能听一听有关单位和旅客的意见，认真改进，使民航的服务质量早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外贸部部分工作人员

第3版()专栏： 拚将热血灌春花 ——驳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 任文屏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阶级异己分子、反动文痞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黑文，对曾经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陶铸同志进行了卑鄙无耻的诬陷，给他加上了许多大得吓人的帽子，使陶铸同志蒙受了奇耻大辱、不白之冤。现在，我们应当重新评价这两本书，把林彪、“四人帮”一伙向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陶铸同志身上泼撒的污水洗涤干净，让陶铸同志在两本书里所宣传的正确思想，以及他本人的高风亮节，成为鼓舞我们进行新长征的精神力量。 “评两本书”是个政治大阴谋 陶铸同志的两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 一本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九六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等十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据陶铸同志对高等院校的师生、共青团干部和青年所作的讲话整理而成的，部分是为报刊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陶铸同志结合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的具体情况，满腔热情地引导青年既要关心政治，又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既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要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既要有太阳那样的宽阔胸襟，又要有松树那样的坚贞品格。这是一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唯物辩证法，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另一本是《思想·感情·文采》，主要是陶铸同志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陶铸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党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来领导文艺；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要放手让作家去写作；文艺创作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采取简单化的粗暴态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从多方面来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要充分发扬民主，等等。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中肯的，富有现实意义的。 这两本书出版后，在广大青年和新闻、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出版后，重印过二十六次，发行一百五十万册，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姚文元的黑文却把这两本大有益于人民，大有益于党的事业的好书，诬蔑为十恶不赦的大毒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夺权谈起。 就在陶铸同志被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的第三天，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们在上海掀起了“夺权”的黑风，首先摧毁了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为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夺权上台提供了黑样板。由此开始，夺权黑风席卷全国。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象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党的革命传统，在党的会议上痛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破坏党的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打倒一切的罪恶行径。这就是被他们诬蔑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壮举。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用各种形式公开对抗他们那一套，这就是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千上万的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同他们相对抗，爆发了百万人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王力之流的武汉“七二○事件”这样的革命行动。亿万群众进行革命抵抗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恐惧了。为了把群众斗争的烈火压下去，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了一个所谓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他们所控制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一篇题为《炮打司令部》的社论，狂叫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给所谓的走资派以“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随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他们想借助这个“大批判”，加紧诬陷革命老干部，加紧镇压广大群众，以巩固他们已抢到手的权力，进而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想在“革命大批判”的旗帜下，全面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实现他们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评陶铸的两本书》就是他们阴谋部署中重要的一着棋。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树立了一个诬陷革命老干部的黑“样板”，提供了一个制造冤狱的黑“经验”，在林彪一伙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谓“典型示范”的作用。 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四人帮”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同志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同志于死地。 姚文元把陶铸同志打成叛徒、奴才的根据是什么呢？他拿不出任何材料，只是抓住陶铸同志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并以蒋介石也曾引用过为由，据此就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同志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查原文，完全不对了。陶铸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煞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同志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这里无须分析，只要将陶铸同志的原话和姚文元的“批判”作一对比，就可以把所谓叛徒、奴才的诬词以及他们的无耻手法击得粉碎。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这完全是造谣。现已查明，那个打着什么“造反兵团”的一伙人公布的一份所谓“陶铸给蒋介石的信”，是违背中央三令五申的禁令，用逼供信的手法，严刑毒打被审查的当事人，逼他伪造的。不久，招供者自己就推翻了。江青、陈伯达、姚文元把明知是伪造的所谓“证据”，仍然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不是卑鄙狠毒到了极点吗？ 陶铸同志是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不畏艰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党的决定，经过叶剑英同志的介绍，辗转来到当时军阀张发奎新成立的警卫团，参与广州起义的发动工作。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陶铸同志同起义官兵一道，出生入死，英勇杀敌。随后，又被党派到福建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陶铸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慷慨陈词，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在国民党准备的“供词”上，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国民党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将他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陶铸同志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痛斥了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表达了他身陷囹圄心怀天下的崇高感情。抗战开始后，陶铸同志由于党的营救，胜利出狱，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陶铸同志光荣的斗争历史，是经得住任何审查和检验的。 姚文元抓住陶铸同志说过的一两句话，把陶铸同志宣判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更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同志就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不是也诬称陶铸同志“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吗？那末，为什么陶铸同志在被非法监禁八个月之后，又突然被宣布为极“左”思潮的代表呢？这完全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花招。姚文元在黑文中又说陶铸同志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又说他“支持、包庇”许多人，这种语无伦次、自相矛盾的表演，不仅显示出谎言制造者的愚蠢，而且暴露了姚文元一伙贼人的心虚和慌乱。事实上，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恰恰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自己。想当初，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时而说这个是叛徒，时而点那个是坏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多少优秀干部遭到他们肆无忌惮的“炮轰”、“火烧”、“揪斗”。毛主席对这种极“左”思潮提出批评后，他们感到不妙，便采取“贼喊捉贼”的伎俩，倒打一耙，把这一罪名转嫁在陶铸同志的头上，这正是一切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惯用的伎俩。 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 姚文元还颠倒黑白，胡说陶铸同志宣扬什么“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发泄什么“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推销什么“腐朽不堪的文采”等等，把陶铸同志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这里，我们摭拾几例，看看姚文元的无耻谰言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姚文元咬牙切齿地咒骂陶铸同志宣传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根据是什么呢？一说陶铸同志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二说陶铸同志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三说陶铸同志宣传“崇高的理想”就是当“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完全是一种把人家的东西推到哈哈镜前，使它变形，然后加以嘲弄和攻击的卑劣手法。就拿“崇高的理想”来说，陶铸同志明明说得很清楚，当航海家、科学家、文学家、教师等“所有这些想头”，都要“围绕着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但是，到了姚文元手里，却变成了当这个“家”、当那个“家”就是“崇高”的理想。其他两条，也都是采用同样手法摘引出来的。而且，就以姚文元开列的那几条来说，怎能看出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呢？即使今天来看，陶铸同志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这一些，也是站得住脚的。鼓励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千方百计地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反倒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吗？我们今天不是也理直气壮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全力以赴地搞四个现代化吗？十分明显，陶铸同志所坚持的理想，正是我们无数革命前辈浴血奋战、广大人民群众埋头苦干为之实现的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姚文元对陶铸同志的诬蔑，恰恰证明他们一伙所坚持的，才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姚文元还恶毒攻击陶铸同志有“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他们的唯一“根据”，就是陶铸同志在《太阳的光辉》一文里说过这么一段话：“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陶铸同志的这个比喻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着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认识世界的精神。他一方面指出，太阳尽管有黑点，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光辉；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不过是灿烂的太阳中的黑点，巨大的成就不容抹杀。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太阳毕竟还有黑点，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有缺点、有错误，那就要严肃地正视它，坚决地改正它，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可以看出，这是陶铸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表现。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但是，姚文元却斥之为大逆不道，指责为“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林彪、“四人帮”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荒唐，实事求是有罪，弄虚作假有功。谁要是实事求是地说句真话，就会给你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好象只有他们几个才是我们党、我们领袖的最虔诚的“保卫者”。但是，脂粉可以遮丑于一时，真相却迟早要露出来。真正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刀砍掉，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的，不就是大话说得最绝、“高举”喊得最响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吗？ 姚文元还一口咬定陶铸同志“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污蔑陶铸同志所谈的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把他专门用来残害无产阶级作家，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几条棍子——“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集束向陶铸同志打去。大家都知道，陶铸同志一向关心党的文艺事业，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自然引起江青、姚文元一伙的仇恨和恐慌。姚文元煞费苦心地从陶铸同志的两本著作中寻找靶子，掐头去尾对原文作歪曲引用，先定下罪名，然后进行“讨伐”。例如：陶铸同志说：“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姚文元把这些统统诬蔑为 “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在姚文元的笔下，是非、黑白，革命与反革命完全颠倒了，革命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无产阶级文艺被剥夺了鞭挞黑暗势力的权力，真实成了文艺的禁区，谎言罩上了神圣的灵光……姚文元诬陷陶铸同志的无耻谰言，为“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起了杀一儆百，廓清道路的恶劣作用。 历史功过人民评说 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姚文元一口气给陶铸同志宣判了几十个罪名。什么“漏网的大右派”， “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奴才”，“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党的阴谋家”，“卑劣的实用主义者”，“投机商人”，“伪君子”，“见不得阳光的鬼物”，“土地主”，“南霸天”等等，不一而足。他把林彪、“四人帮”帽子工厂的高、尖产品几乎全都拿了出来。至于根据何在，那是莫须有的。这个戈培尔的忠实门徒，确信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事实。林彪、“四人帮”一伙以为，只要他们这么一说，就可以掩盖他们非法囚禁党和国家一个领导人的罪恶行径，就可以抹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的影响。然而，正象列宁在《政治讹诈》一文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诽谤、被陷害、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好证明。”野心家墨写的谎言永远涂不掉革命家血写的历史。 陶铸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投身于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征途中，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公开的敌人面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铁窗烈火中，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在暗藏在党内的奸贼们残酷迫害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相信党，相信群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主义战士。陶铸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他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有口皆碑。他胸怀坦白，刚直不阿，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态度诚恳，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面对着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掀起的腥风血雨，面对着姚文元的所谓“历史的判决”，陶铸同志象当年被囚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中一样忠贞不屈。在姚文元黑文发表后的二十二天，即一九六七年国庆节，他满腔悲愤地写了四句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两年以后，在身患癌症、被强迫去安徽之前，仍然壮怀激烈地写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同他的共同战斗四十多年的战友、夫人曾志同志互相勉励。 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日本侵略者的枪弹没有夺去陶铸同志的生命，他却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制造的冤狱中牺牲了。陶铸同志和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以宝贵的生命为无产阶级换来了血的教训。悲壮的斗争绍继先烈，沉痛的教训启迪后人。它深刻地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党和人民是多么重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党内民主被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一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能不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内的民主原则，维护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吗？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人民，只有人民。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人民对陶铸同志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被历史嘲弄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那个反革命刀笔吏姚文元，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被姚文元诬陷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则载入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陶铸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大洪山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写过一首七绝：“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踏日斜。风自寒人人自瘦，拚将热血灌春花。”陶铸同志和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浇灌出的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灿烂春花，必将在祖国大地上遍地开放！

第3版()专栏： 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等自治区深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对各族干部和群众广泛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加强了民族团结。大家高兴地说： 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等自治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取消民族工作的罪行，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加强了民族团结。各族人民高兴地说：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否定民族工作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存在，推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反动民族政策，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错案，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内蒙古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深受林彪、“四人帮”的祸害。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与平反冤案、假案、错案紧密结合起来，将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结合揭批斗争，各自治区广泛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党委通过召开会议、广播、墙报等方式，在全区大张旗鼓地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到家喻户晓。《广西日报》开辟专栏，定期刊登有关民族政策通俗讲话材料，介绍本区少数民族的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把《关于认真学习华主席对民族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通知》发到全区，强调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时，应注意照顾民族特点；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时，要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近几个月来，区党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牧区，检查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倾听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呼声。许多地、州、县、市和国营农牧场党委领导同志，认真转变工作作风，纷纷深入基层，把党的民族工作做到各族群众的心坎上。最近，他们根据哈萨克、蒙古、塔吉克等族人民的要求，加强了对牧区的特需商品供应，并就逐步提高牧民口粮、不准随意增加牧民负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地方从县到厂矿、学校和社队，普遍恢复了经常检查民族工作、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制度，恢复和发扬了过去一些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好传统；大力表彰那些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目前，各自治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积极措施，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党委近一年多来，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先进分子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职务。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中有五名回族干部分别担任了书记、常委、副主任职务。在回族聚居的县，都有回族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或革委会主任；回族占一定比例的县，也配备了回族干部担任县委常委或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区党委还抽调干部分赴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固原等地区，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们还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尽快摆脱历史上遗留的落后状态。

第4版()专栏： 越南武装人员侵占我领土、重伤我巡逻人员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十二月十三日，越南当局出动武装人员非法侵占我广西宁明县廖行地区的三个高地，炮击我廖行边防哨所，还开枪重伤我一名巡逻人员。 十二月十三日八时二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向我广西宁明县廖行边防哨所打炮，一发炮弹落在离我哨所一米远的地方。与此同时，越南武装人员四十多人侵入我国境内，非法占领我廖行地区三个高地。下午三时三十分，越南武装人员从其中一个高地向我廖行地区板就村开枪射击三十多发，重伤我巡逻人员梁健。 在此以前，十二月十日，越南武装人员曾向我廖行边防哨所打炮一发。接着，越南武装人员二十多人侵入我国境内，向我边防哨所开枪射击。 在云南，十二月十一日晚八时至十二日晨四时半，越南武装人员先后六次向我云南金平县隔界村开枪射击，打了一千多发子弹。

第4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威拉德·布彻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会见了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威拉德·布彻。会见时，李先念副总理表示，欢迎中国同美国间加强银行业务的联系，扩大两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往来。他说，在不损害我国独立主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同美国进行合作。 布彻等十位美国朋友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到达北京的。他们就扩大银行合作范围问题同中国银行等有关部门进行了业务会谈。 会见时，布彻先生向李先念副总理表示，愿意加强同中国银行的合作，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作出有益的贡献。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会见时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等在座。（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威拉德·布彻亲切握手。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第4版()专栏： 《罗马尼亚摄影艺术展览》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罗马尼亚摄影艺术展览》今天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开幕式。 罗马尼亚摄影家在会上展出的一百多幅精彩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罗马尼亚的美丽风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反映了英雄的罗马尼亚人民在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英勇斗争精神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面貌。展品中有许多画面是反映不久前华国锋主席访问罗马尼亚时受到隆重接待的情景的。 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等出席开幕式。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陪同观众欣赏展品。

第4版()专栏： 西德西门子公司举办的电子和电气技术展览会在上海闭幕 据新华社上海十二月十三日电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门子公司举办的电子和电气技术展览会，今天下午在上海闭幕。 早在一九五三年，西门子公司就同新中国建立了贸易往来，有着良好的业务关系。这次在上海举办的电子和电气技术展览会，是西门子公司第一次在我国举办的展览会。 展览会开幕以来，上海和其他省市的科学、技术和贸易界人士近四万人参观了展出的电子和电信设备以及医疗设备等产品。 展览会是十二月二日开幕的。

第4版()专栏： 这样的干部人人夸 ——记南城县万年桥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细凤 万年桥大队是江西省南城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去年粮食亩产一千五百多斤，每个劳动日值一元五角左右。这个队的生产搞得好，同支部书记王细凤的作风好是分不开的。 一九七三年春节前夕，高塘生产队社员喜气洋洋地捕鱼过年。大家看到眼前网起鱼跃的动人景象，想起王细凤带领群众同林彪、“四人帮”推行“单一经营”作斗争的功劳，不禁异口同声地提出：送条大鱼给书记过年！恰好这天王细凤检查生产路过这里，一个小青年拿起一条大鱼就往他手里塞，说：“王书记，今天你好歹得收下这条鱼，这是大家的心意呀！”生产队长万开宗见王细凤又摇头又摆手，连忙改口说：“你不收这条鱼就拿钱买回去也行！”王细凤说什么也不肯，他回答说，“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社员分多少，我也分多少。”万开宗见他执意不肯要，就悄悄叫人把鱼送到他家里。王细凤回来发现后，又赶快给送了回去。 二十年来王细凤一直告诫自己，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他坚持不吃请、不受礼，群众家里请他不去，干部和亲戚家里请也不去吃。人们说：“要请王书记吃喝，你扯破了衫袖拉红了脸也枉然！”在王细凤的影响下，万年桥大队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上面来的干部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吃派饭；大队的农副产品，不许走后门，干部出外办事不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 王细凤对自己严格要求，一尘不染，对社员则细心体贴，关怀备至，时刻注意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一九七一年严冬的一个清晨，王细凤迎着风雪，来到江上生产队五保户龚芙蓉家里，躺在床上的龚大娘以为是出嫁的女儿来照料自己，抬头一看，见是王书记，连忙从被窝里坐起来。王细凤想起她的双腿有毛病，天气冷要穿得厚实些才下得了床，可是她的女儿还没来得及帮助老人准备冬装。于是王细凤毫不迟疑地脱下自己的棉裤送给龚芙蓉。旧社会受尽地主、保长欺压的龚大娘，接过王细凤的棉裤，两行热泪象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激动地说：“我女儿还没来，你就来了，你真比亲人还要亲呵！” 王细凤自从当干部以来，总在想：自己是近三百户人家的当家人了，当家人不关心群众疾苦怎么行。他有个老习惯，寒冬腊月，逢年过节，总要到五保户、困难户和烈军属家里问寒问暖；那个社员有困难，他总要想办法帮助解决。 王细凤为什么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到身不离劳动，所以才能心不离群众。 一九五四年王细凤入党时，就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一九五八年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穷苦出身的干部，由不劳动而蜕化变质、以至被开除党籍。王细凤从这个事例中悟出了一条道理，当了干部，面临的一个严重考验就是拒腐防变。而参加劳动，则是拒腐防变的一件法宝。 有一年，正是“双抢”大忙季节，王细凤从公社开完紧急会议回来，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为了使干部有更多时间参加劳动，又不妨碍会议精神的传达，他就高一脚低一脚地摸黑到各生产队干部家里去讲。等他到最后三个生产队时，生产队长已关门睡了。队长听到是书记叫门来传达会议精神，便要起床开门，王细凤却忙说：“不用起床了，你就在床上听，我在门外讲。”他走完最后一个队返回大队时，已是下半夜了，他随便和衣打了个盹，第二天天刚亮，又同社员一起出工了。 王细凤就是这样自觉地“挤”时间参加劳动。每天，他总是肩扛一把锄头，腰系一条围布，裤脚卷过膝盖，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 大队有个规定，少开会，开短会，晚上开会。有什么事要研究，就在田头地边碰个面，有什么任务要布置，就分头下队在劳动中说。他每年参加劳动实际天数都在二百天以上，今年一至八月份，他劳动超过一百五十天。 王细凤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把工作做好。去冬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大队要修筑一条机耕路。有的人提出搬走四十株大桔树，在老路基上加宽，说这既省工又省地。后来有人反对，认为四十株大桔树搬走不易栽活，建议在一条废沟上修，既不占地也不花工，只要搬走二十株小桔树。开始，王细凤是同意前一种意见的，后来仔细分析，感到后一种意见更切合实际，于是他改变主意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干群都很满意。 新华社通讯员　华桂勤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 （本报有删节）

第4版()专栏： 亲自接待来访群众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好办法 重庆市委建立常委“接待日”制度 新华社成都十二月十四日电　中共重庆市委从今年九月建立常委“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日”制度以来，受理了十七个“老大难”案件，其中大部分已得到处理。重庆市委领导同志接待群众热情，处理问题认真，人民称赞说：打倒了“四人帮”，共产党的传统又回来了。 今年八月，重庆市委检查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建立常委“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日”制度。市委规定，每星期三都有一名常委到信访处值班，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迅速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常委在值班时受理的案件，一定要负责到底，能够立即处理的，决不拖到第二天。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原重庆市六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杜贵文，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同志，她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假党员”、“叛徒”，受到残酷迫害，长期未作结论。她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都未见结果。九月十三日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聚珍在信访处值班时，听了她的申诉。当天下午，杨聚珍就去找市中区委有关同志共同研究，给杜贵文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安排在市中区委宣传部当顾问，并增补为市政协委员。 重庆市委常委认为：市委领导同志亲自接待来访的群众，自己也受到了教育，增强了群众观点。他们在值班中，不请假，不迟到，不早退，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处理群众的各种问题，做到事事有回答，件件有着落。 重庆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建立常委“接待日”制度，是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好办法，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重庆市委的带动下，目前市属一些区、县和部门，也都陆续建立了领导同志“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日”制度。

第4版()专栏： 天津二万多名高中生考入中专和技校 新华社天津十二月十三日电　天津市一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上山下乡及回乡知识青年，最近考入了六十四所中等专业学校。在这同时，一万四千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进了技工学校。这些学生，大都实行走读。 为了加速培养各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今年开始，全市中专和技校不再招收初中毕业生。为此，中专调整了专业设置，增加了电子技术、工业电气自动化、集成电路等专业。新建的三十二所技工学校则偏重培养有关电子、无线电技术，以及电视元件、建筑机械化施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的人才。

第5版()专栏： 柬埔寨革命军在上个雨季中重创越侵略军 在柴桢和七号公路歼灭敌军三千多击毁敌坦克二十辆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　据柬埔寨《革命报》最近报道，从今年九月到十一月十日，柬埔寨革命军在柴桢战场打死越南侵略军两千多人，俘虏五十五人，缴获各种枪三百四十八支，击毁敌人坦克十一辆，其中苏联坦克三辆，缴获敌人坦克一辆，击毁敌人军车七辆。此外，还缴获敌人机动船五十二艘。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三日电　据柬埔寨《革命报》十二月十日报道：柬埔寨革命军在上个雨季中沉重地打击了越南侵略军。报道说，七号公路战场，从八月到十一月十五日，越南侵略军被打死打伤一千六百七十多人，活捉七十八人，缴获各种武器三百五十七件，其中包括各种枪支八十九支，各种大炮三十四门，无线电报话机一台以及数吨弹药等。革命军还击毁坦克九辆，其中苏联坦克四辆，军车十五辆。

第5版()专栏： 美洲四个马列组织分别发表联合公报 谴责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产党（马列）和美国共产党（马列）不久前举行了会谈。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两党一致指出：“苏联今天是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最危险的超级大国”，“世界人民必须主要打击苏联”。 美国《号角》周刊不久前发表了两党会谈的联合公报。公报表示“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波尔布特同志的领导下，为争取主权、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和反对越南的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公报指出：“越南的侵略是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煽动下进行的”。 公报说：两党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公报说：“两党认为，为了击败（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反对它们和它们的霸权主义、侵略和战争准备”。 两党还对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粉碎反革命“四人帮”的胜利和正在开始的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表示祝贺。 据新华社渥太华十二月十三日电　据最近一期加拿大《锻炼》周刊报道，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代表团不久前访问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多米尼加劳动党建党促进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声明，加共同盟（马列）和多米尼加劳动党建党促进委员会一致支持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理论。 双方谴责越南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对社会主义柬埔寨进行的侵略，对柬埔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维护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致敬。

第5版()专栏： 苏越双簧丑剧 新华社记者述评 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同盟的苏越条约签订以后，在亚洲引起强烈的反应。苏越当局急忙采取各种方式大肆辩解和表白，其中有两位苏越大使先生奉命表演了一出双簧： 十二月初，刚上任的苏联驻泰国大使尤里·库兹涅佐夫在泰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极力抵赖苏联向越南派了军事顾问，并且否认苏联打算利用越南的金兰湾作为军事基地。在此之前，越南驻日本大使阮甲十一月七日主动向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白说，越南同苏联签订条约，“并不意味着放弃独立的方针”，也不会向苏联提供基地云云。 苏越军事结盟在条约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至于苏联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和使用金兰湾基地之类的具体行动，更是早已有目共睹，事实俱在。深受在苏联支持之下的越南武装侵略之害的民主柬埔寨，就曾一再揭露，苏联军事顾问不仅训练越南部队，而且指挥越南部队向柬埔寨进攻。苏越当局不提这类军事勾结倒也罢了，但终究是做贼心虚，偏偏在进一步结盟之后发表“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公告，结果落得个欲盖弥彰的下场。 针对苏联大使的谈话，《曼谷邮报》十二月五日发表题为《否认明摆着的事情》的社论说：“苏联大使尤里·库兹涅佐夫上周否认苏联在越南和老挝有军事顾问”，这是在否认“已经证实和可以证实的事情”，目的可能是“想要给人这样的印象，老挝和越南在军事上完全不受苏联的影响”。可是，“外国驻越南和老挝的外交官员以及其他到这两个国家去过的人都看见过苏联专家。苏联人在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军事顾问。他们提供了包括飞机大炮在内的军事装备，那就至少得有顾问在那里教越南人和老挝人怎么使用这些武器”。有关的新闻报道更是俯拾皆是。例如，法新社十二月六日从曼谷报道：“有四千名苏联军事顾问正在帮助越南军队”。 关于地扼太平洋和印度洋国际航道的金兰湾，苏联海军出入其间，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据前美国白宫官员、现任美国塔夫特大学教授斯科特·汤普森最近援引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指出：苏联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同越南达成协议，开始使用“越南的金兰湾作为苏军舰船的供油基地。其后，随着苏联海军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增强，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苏联舰船出入金兰湾。”“从最近越南加入经互会和苏越缔结友好条约的这种新事态来看，美国政府预料，越南在今后一两年内，不仅把金兰湾作为供油基地，而且还很可能作为维修、供应及其他各方面的全面海军基地供苏联使用。”日本军事评论家岩野正隆写道：“根据苏联和越南的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当然会把金兰湾作为苏联海军的供应基地。这样，苏联海军就轻而易举地可以切断（从中东到日本的海上）石油通路。” 据报道，苏越结盟之后，苏联加紧派遣舰艇通过对马海峡到金兰湾一带大肆活动。这使人们回忆起一段历史：二十世纪初，俄国舰队从欧洲远涉重洋到对马海峡同日本舰队决战之前，就曾在金兰湾停泊休整。俄国老沙皇对于西太平洋上的这一天然良港当时就已馋涎欲滴。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出于其争夺亚洲与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对于美国在六十年代花了两亿多美元建成的现代化的金兰湾海空基地，更是梦寐以求，力图染指。利用金兰湾作为基地，苏联就可以把它太平洋舰队的前沿阵地从海参崴向南推进几千公里，进一步威胁东南亚和日本、美国的海上通道。 苏越当局在游说工作中总算费尽了心机，但是，效果呢？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说：苏越缔约前，“范文同向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不可能让苏联人在美国过去的基地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但是，东盟五国对此并不特别感动。”“每个东盟国家都怀着极大的疑虑，怀疑河内正在这个地区悄悄地起着一种古巴式的作用”，“东盟五国不相信河内会拒绝莫斯科的操纵。”“这项新（苏越）条约将加剧这些担心。”

第5版()专栏： 各国健儿奋勇向前　亚运会纪录不断刷新 据新华社曼谷十二月十三日电　第八届亚运会的火炬在曼谷国家体育中心已经连续燃烧了五天。本届亚运会日程上的十九个项目已有十六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又有十项亚运会纪录被刷新。 在今天出现的各项冠军中，日本运动员得了七项，中国得五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黎巴嫩各三项，南朝鲜得两项，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各得一项冠军。 黎巴嫩是参加本届亚运会代表团人数最少的一个，只有两名举重运动员。但是，穆·特拉布利斯今天在七十五公斤级的比赛中取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三块金牌，特别引人注目。 今天打破亚运会纪录的有： 新加坡十四岁的孙宝玲以四分三十一秒二五的优异成绩，把原来的亚运会纪录一下提高了四秒八五。日本游泳选手打破了四项亚运会纪录。 今天出现的亚运会纪录中有四项是在射击比赛中创造的。由两名女选手冷桂英、金东翔和两名男选手牟鲁会、林波组成的中国队在小口径自选步枪3×40项目的比赛中，以四千五百五十六环的成绩获得团体比赛第一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四千五百四十四环获团体第二名。中国和朝鲜的团体成绩都打破了第七届亚运会由朝鲜队创造的四千五百二十四环的亚运会纪录。在个人比赛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优秀运动员李浩准获第一名，打出了一千一百四十八环的优异成绩。中国的二十七岁选手牟鲁会获第二名，成绩是一千一百四十四环。他们两人的成绩都打破了一千一百三十六环的亚运会纪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在手枪速射中以二千三百四十八环的成绩获得团体比赛第一名，日本队获第二名（二千三百四十六环），中国队获第三名（二千三百四十环）。这三个队的团体成绩都打破了由日本队一九七○年于曼谷创造的二千三百三十四环的亚运会纪录。这个项目的个人比赛第一名由南朝鲜选手崔钟洙获得，成绩是五百九十三环，第二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苏吉山（五百九十二环）。他们都打破了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尹昌浩于一九七四年在德黑兰创造的五百九十一环的亚运会纪录。 本届亚运会举行的球类比赛共有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曲棍球和地滚球八项。今晚，在男子网球决赛中，印度尼西亚队以三比一击败了巴基斯坦队，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网球第一名。 羽毛球今晚进行了团体半决赛，中国男队和印度尼西亚男队将在明晚进行决赛。中国羽毛球女队和印度尼西亚女队今天已取得团体的决赛权。

第5版()专栏：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在亚运会的团体赛中，以六战皆捷的成绩，蝉联女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张德英与尼泊尔选手赛贾林·夏（面对镜头者）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于小平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第八届亚运会 我国运动员在第五天比赛中成绩优异 陈肖霞尤建莉创跳台跳水世界新水平　我乒乓球女队获团体冠军 新华社曼谷十二月十三日电　在亚运会第五天的比赛中，中国跳水队员创造了世界水平的优异成绩；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打破了一些亚运会纪录。今天，中国队共获得五枚金牌、四枚银牌和六枚铜牌。乒乓球女队取得了团体冠军，其他球类运动员也取得了一些好成绩。 中国年轻跳水队员今天大显身手，四名选手分别获得男、女跳台跳水冠军和亚军。他们的成绩分别创造了世界新水平。来自中国“游泳之乡”广东省东莞县的十六岁的陈肖霞，在女子跳台跳水比赛中，以四百七十七点四二分获得冠军，她的队友十八岁的尤建莉以四百二十九点四五分获得亚军。她们的成绩比苏联选手伊丽娜·卡琳尼娜今年二月在西柏林创造的世界水平分别高出六十四点七一分和十六点七四分。十九岁的刘恒林，在男子跳台跳水比赛中，以六百二十九点二五分获得冠军；十五岁的李宏平以六百一十四点三四分获得亚军。他们的成绩超过意大利选手克劳斯·迪布拉西一九七六年在蒙特利尔创造的六百零点五一分的奥运会水平。 中国选手马文广在八十二点五公斤级的挺举比赛中，成功地举起了一百八十五公斤，获得这个单项的冠军。他的成绩打破了南朝鲜选手保持了十二年之久的亚运会纪录。 由两名女选手金东翔和冷桂英、两名男选手林波和牟鲁会组成的中国射击队，在今天举行的小口径步枪一百二十发团体比赛中，获得冠军，打破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在上届亚运会上创造的四千五百二十四环的亚运会纪录。 三十六岁的张立华和二十一岁的徐永庆在今天进行的自行车比赛中，分别获得一千米个人计时赛和四千米个人追逐赛的第三名。 在今天进行的游泳六个单项决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一项亚军。十九岁的汤群在男子二百米仰泳比赛中，以二分十二秒四八的成绩名列第二，这个成绩也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由张立、张德英、杨莹和曹燕华组成的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在分别以三比○的同样比分击败南朝鲜、日本等六个队之后，以全胜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冠军。

第5版()专栏： 栾菊杰和朱庆元分获女子花剑冠亚军 新华社曼谷十二月十四日电　两位英姿飒爽的中国姑娘栾菊杰和朱庆元，今晚在第八届亚运会女子花剑决赛中以显著的优势获得了冠军和亚军。 二十岁的栾菊杰临场镇定而勇猛，发挥了主动进攻和防守还击的特长，以五战五胜的成绩获得冠军。她的同伴朱庆元是五战四胜。朱庆元在和栾菊杰交锋时先是打成平局，在延长比赛中以一剑之差输给了她的对手，名列第二。 比赛之前，七十三岁的国际击剑联合会主席皮埃尔·费里特地走到这两位姑娘面前向她们问好。费里说，她们在预赛时表现良好，希望她们在今晚的比赛中能够夺得冠亚军。这两名年轻的选手以优异的成绩回答了他的祝愿。 二十四岁的日本选手吉冈正子也打得非常积极主动，不时受到观众的喝采。她以三胜两负名列第三。第四名至第六名的顺序是：上届的女子花剑冠军、日本选手河村弘子，印度尼西亚的比丽·丽塔和泰国的西里拉克。

第5版()专栏：曼谷通讯 向亚洲的新高度冲刺 ——记亚运会女子跳高决赛 本报记者 十四日下午，是亚运会女子跳高决赛的关键时刻。观众们注视着亚洲跳高女选手的紧张角逐。她们只有七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选手八木玉美和中国选手郑达真。 八木穿的是镶有红边的白色衣裤，她从一米六六起跳，用背越式轻轻一跃而过。一米六六，这是八木一九七四年参加上届亚运会的成绩，那时她才十五岁。一九七六年，这位身高才一米六四的姑娘竟越过了一米八五的横竿。这个高度超过了她的身高二十一厘米之多。就单纯跳跃能力，即跳过自己身高的高度来说，八木在世界上是数一的了。今年十月，她在日本国民体育大会上，越过一米九○，成为日本跳高选手中的佼佼者。 下午三时，我国女选手郑达真从一米七○起跳。这位穿绿色短裤、白色背心的福建姑娘，也是用背越式一跃而过。郑达真今年十九岁，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但她和日本选手八木的较量，却并非第一次。今年九月在东京举行的中日田径对抗赛上，女子跳高冠军的争夺者就是她们两位。那一次，郑达真平了国家纪录，成绩是一米八三，八木的纪录是一米八八。今天，两人在曼谷重逢，再比高低。 横竿提高到一米八○了。八木和小郑先后一跃而过。一米八二，两位选手也是一次完成。横竿升高到一米八四，两人第一次都没有越过。第二次跳，小郑轻松地背越而过。有点紧张的八木接连都因打落横竿而失败。现在，只剩下小郑一人了，冠军已成定局。但是，郑达真要求一米八六的高度，观众看到她一米八○的修长身影，如箭发流星，一闪而过。接着出现了一米八八的横竿，小郑又一次越过，一下子越过了她过去的纪录四厘米。场内的喝采声腾空而起。许多日本记者跑来询问有关小郑的情况，从年龄、籍贯问到训练要素。今天，有经验的体育观察家都发现，郑达真是亚洲有可能跳得最高的最有希望的优秀运动员。 近五时，授奖仪式开始，郑达真获得金牌，八木得银牌，杨文芹得铜牌。两面五星红旗，在中国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授奖仪式开始前的短暂间隙，记者请亚运会女子跳高冠军谈谈感想，朴素的姑娘笑着说：“讲不出来”，然后又补充一句：“我有信心，超过亚洲最高水平。”郑达真的教练黄健同志，爽朗地说：“一年来，小郑的成绩提高了十厘米，而且各方面竞技状态都很好。虽然她在技术上还有弱点，但她还年轻，十九岁的生日刚过。加强科学训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充满着希望的。” 的确，女子跳高的世界水平目前已破了两米大关。要攀登新的高峰，每提高一厘米，都是难上加难的，这就要求在训练方法、训练手段、科学研究、了解和掌握国外的先进经验等方面，都要进行新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加强的地方。通过这次亚运会的实践，以及同外国同行们的切磋，我国女子跳高一定能越过我国的现有水平，向亚洲以及世界的先进水平不断冲刺。（附图片） 中国跳高运动员郑达真以一米八八的成绩获得亚运会女子跳高第一名，并破亚运会纪录。新华社记者官天一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在亚运会头五天各国和地区获奖牌情况 新华社曼谷十二月十三日电　在第八届亚洲运动会第五天比赛结束后，日本已赶上中国，在得奖牌数目上开始领先。 随着比赛进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获奖牌的行列。 各国和地区获奖牌情况如下： 国家和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日 本　 二四　 二四　 一六 中 国　 二三 　一九 　二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四 　九　 一一 泰 国　 四 　六 　二 黎 巴 嫩 　三 　○　 ○ 南 朝 鲜 　二 　一一　 一二 菲 律 宾 　二　 一 　二 印 度 尼 西 亚 　一　 二 　五 新 加 坡 　一　 一　 ○ 马 来 西 亚　 一 　○　 ○ 巴 基 斯 坦 　○ 　一　 二 香 港　 ○　 一　 一 伊 拉 克　 ○ 　○　 一

第6版()专栏： 苏丹、埃及和索马里领导人纷纷发出呼吁 警惕苏联在中东和非洲进一步扩张渗透 新华社喀土穆十二月十二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十二月十一日晚在他每月一次的《面向全国》广播和电视节目中说：“阿拉伯人应该警惕那些从继续进行战争而渔利的人。这突出地表现在苏联对非洲的策略中。苏联在非洲的策略是支持这个大陆继续存在敌对和争端。” 他说：“我将呼吁非洲统一组织全体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不仅在一个特定地区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引起紧张局势或使冲突升级或导致外国干涉和威胁和平与安全的行动。” 尼迈里总统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我们发现，美国支持实现和平的努力，而苏联作了另一种选择。”他接着指出：“不管这些对立的大国赞成的是和平还是战争，它们所采取的立场都是从它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他说：“美国的态度源于它放弃了军事干涉，改用其他方式来遏制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尼迈里总统说：“总而言之，戴维营协议有它积极的东西，也有它的缺点，尽管积极的东西多于它的缺点。” 他说：“我们支持戴维营的主动行动，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导致中东全面和平的第一步。” 尼迈里总统在谈到阿拉伯团结的问题时说：“阿拉伯团结不仅仅是人们的愿望，而且是取得积极成果和实现这一地区的持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 新华社开罗电　据中东社报道，埃及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号召埃及武装部队对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渗透保持警惕。 阿里部长十二月四日在伊斯梅利亚向第二军的官兵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周围地区的危险情况。我们知道苏联在我们周围地区渗透的程度。为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说：“武装部队应当能够往四面八方调动，能够在四面八方进行战斗。” 作为埃及参加华盛顿和谈的代表团团长，阿里部长在谈到埃以和谈的问题时说：“将通过协议实现的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应当给中东各国人民带来正义、安全和稳定。这种和平应当能够维护国家的主权，恢复埃及对西奈半岛的全部主权，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 新华社科威特十二月十二日电　索马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巴雷在科威特参加阿拉伯—非洲合作常设委员会会议之后，动身回国时对科威特《觉醒》周刊发表谈话说：“苏联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产油国，因此产油国应该用一切手段和能力阻止苏联的挺进。” 这家周刊十二月十一日刊载了这一谈话。 阿卜杜拉赫曼用索马里的事例揭露了苏联在非洲之角军事存在的目的，他说：“我们索马里了解真相，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了解它所扮演的角色……它的目的是为了石油油井。”

第6版()专栏： 前后五年多　会谈十六轮 中欧裁军谈判会谈毫无结果 新华社维也纳十二月十三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第十六轮会谈于十二月十三日宣布休会。从九月二十八日开始的这一轮会谈共举行了十一次全体会议，但未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进展。 由十二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七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参加的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开始第一轮会谈以来，至今已经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共举行了十六轮会谈、一百九十次全体会议。双方都提出过不少建议和方案，目的都在于削弱对方在中欧的军事实力，因此谈来谈去，始终谈不出个眉目。 第十六轮会谈主要讨论的仍然是个军队人数问题。西方认为，华约国家在中欧的兵力比西方多十五万人，而华约方面则坚持说，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接近相等，但却拒绝提供自己方面的兵力的确切数字。西方发言人、荷兰大使德·沃斯·范斯廷维耶十二月十三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必须要在数字上取得一致，这是不言而喻的。决不可想象西方政府会在就这些事实取得一致看法之前就签订协定。” 另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是，西方建议为参加谈判的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确定集体的兵力最高限额，而华约国家则提出，如果要它们接受这一点，就必须同时确定每一个有关国家的最高兵力限额，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对参加谈判的西欧国家中兵力最多、最强的西德加以限制。西方表示不同意这一反建议，因而谈判也没有取得进展。 在会外，苏联集团不仅不断加强其在中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苏联还以北约的威胁为借口，迫使华约国家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而北约各国外长也在最近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指出：鉴于东方不断地加强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必须大力加强其防务力量，并使之现代化。 在这种情况下，此间观察家对于这一会谈能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取得重大进展普遍表示怀疑。

第6版()专栏： 印度勒令一苏驻印官员离境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二日电　新德里消息：印度斯坦新闻通讯社十二月七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苏联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处负责人奥列格·乌尔策费洛夫已被勒令离开印度。 这是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第八个被勒令离印的俄国外交官。大约五个月以前有一名苏联公使也被勒令离印。 据报道，这些苏联外交官是因为行为可疑而被命令离开印度的。

第6版()专栏：国际随笔 粗野的“文明使节” 何立 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最近对日本记者大放厥词，侈谈日本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好处。但是，看来，这位大使当不好农业部长，被贬出使东洋，招揽生意，也并不高明。 大使举例说，那个“日本抱有极大的怀疑，主动放弃了”的秋明油田计划，由于西方接了过去，结果“对西欧国家极其有利”，并反问道，日本丢了这笔生意，“不可以说是很不利吗？”他还以那种“本店存货不多，售完为止”的奸商口吻，宣传说苏联已经同芬兰、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缔结了经济协定，劝日本趁苏联正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之际，赶紧缔结“苏日长期经济合作协定”，“越早越好”，如果犹豫不决，坐失良机，以后再想“纳入制定好的计划，那就太难了”，而“作为经济伙伴，日本再也找不到比苏联更加可靠的伙伴了”。但是，究竟为什么日本财界并不象大使那样把苏联看成施惠四邻、恩泽天下的摇钱树，相反地十分怀疑苏联急于求得日本在开发西伯利亚方面的“合作”的诚意的“可靠”性？大使先生对此却有难言之隐。 事实是，苏联在西欧兜售“经济合作”所包藏的祸心，早已被人们识破。西欧舆论界不断发出警告：对苏搞经济绥靖主义，无异“养虎贻患”！这几年来，苏联大量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扩充军备，加强对西欧的威胁，说明这种警告决不是出于杞人之忧。那么，苏联劝诱日本同苏进行“长期经济合作”的肯后，又是什么玩艺儿呢？难道苏联在加强其远东地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同时，它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和霸权行径，不也是越来越咄咄逼人吗？ 当记者谈到苏日关系的要害问题即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时，波利扬斯基就立即收起“微笑外交”的花招，显露了霸权主义者本色。他不仅象往常一样，矢口否认苏日两国间存在“未解决的领土问题”，而且竟然倒打一耙，硬说什么，从会见日本方面的代表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国民对所谓领土问题没有兴趣”。与会者当场揭穿他这种明目张胆的捏造，追问他：“什么样的日本人会见了大使？”他不敢正面回答，却故意岔开话题，抓住日本记者提出的北方四岛上有日本祖先的历史事实，指责日本是“以此为借口，燃起领土野心”。这种自己霸占别人领土反而指责别人抱有领土野心的手法，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人们所常见的克里姆林宫“外交家”们惯用的流氓无赖手法。 波利扬斯基禁不住他对于日本民众对苏缺乏“友情”的恼怒之情。他抱怨说，尽管苏联作出了“很大努力”，日本却“存在着不高兴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的有影响的力量”。但是，大使先生怎么不首先问问自己：苏联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努力”呢？霸占着北方四岛不还，诬蔑日本加强防务是“复活军国主义”，接二连三在日本周围大搞军事演习、进行露骨的威胁恫吓，利用日苏渔业谈判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如此等等，这都是大使抹煞不了的事实。常言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苏联在日本播下怨恨的种子，怎么能指望收获友谊的果实？ 莫斯科的宣传家们总爱吹嘘苏联驻外使节是如何的“友好”，“文明”。可是，这位苏联“超级”大使波利扬斯基先生给人的印象却是：体现克里姆林宫霸权意志的“文明使节”是何等的粗野。

第6版()专栏： 苏联船员行凶记 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一艘名叫“斯涅坚斯克”的苏联船正在肯尼亚滨海省蒙巴萨港基林迪尼停泊处的第十二号泊位卸货。突然间，一个气势汹汹的苏联高级船员走来，蛮不讲理地用脚踢一位正在工作的肯尼亚绞盘工。正在该港工作的大约五百名码头工人被这一无礼的行为激怒，他们立即举行罢工，拒绝为这艘俄国船卸货。他们还要求对这个俄国高级船员起诉。事件发生后，肯尼亚客货装卸处和肯尼亚码头工人工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肯尼亚警察拘留了这个俄国船员。 肯尼亚码头工人工会组织书记阿里·阿布巴卡尔十一月十四日在和当地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肯尼亚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人用脚踢，这是对肯尼亚人的侮辱。码头工人要求这个俄国船员向肯尼亚工人赔礼道歉。后来得知，这个俄国船员终于被迫向码头工人赔礼道歉。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大平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继续执行全方位外交使之成功 据新华社东京十二月九日电　日本新任首相大平正芳十二月八日下午在首相官邸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新内阁将继续执行全方位外交，并将加强和充实这一政策。 大平首相在答复记者提出的前首相福田推行全方位外交、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等事件以后的日本外交政策重点的问题时说：“政治的根本是要珍视前人留下的遗产。在外交方面也是一样。迄今以对美关系为基轴，扎实地巩固了同各国的外交关系，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成果。因而，我认为必须珍视先辈创建的遗产，并且以加强和充实这些遗产为根本。” 关于预定明年在日本召开的发达国家会议问题，大平首相说：“这件事已经通过三木内阁、福田内阁固定下来了，并列入了外交日程。” 关于日苏关系，大平首相说：“日本本来就把同北方邻国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正如同过去做的那样，今后也将全力以赴地积极增进日苏之间的理解和互惠关系。只是有一点，就是北方领土问题尚未解决，这是极为遗憾的。我想要遵循历来的方针，而不改变在日苏之间进行耐心谈判的姿态。” 大平首相在答复记者问及如何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说：“我认为东南亚和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大概是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的自立。因而，日本如何进行合作和帮助，这是处理同这些国家关系的根本。”他表示将遵循福田内阁时期曾经制定的方针。

第6版()专栏： 苏联经济境况不妙 ——西方报刊看苏联经济 严明 苏联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年）已经实施了三年。这个被苏联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伟大目标”究竟实施得怎样？苏联的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发展？对此，西方报刊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议论。它们的普遍看法是：苏联经济增长率已大大减缓，经济困难在日益加重。 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 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几乎一致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形势已面临困难局面”，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处在“一幅令人不快的图景中”。据日本《世界周报》的文章说，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工业生产确有显著的提高，在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等若干部门，在数量上也确实已“赶上和超过美国”，但“自七十年代初以来，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英国《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以苏联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例，认为苏联经济“不是获得进展，而是走向衰退”。这家刊物指出：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从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五点八下降到了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五点一，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间，平均年增长率只达到百分之三点七”。估计在八十年代，其增长率“将是百分之三到三点五”。 苏联的第十个五年计划，被西方称之为“紧缩计划”。据统计，这个计划的各项指标的增长率，比第九个五年计划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然而就连这样低指标的计划，其执行情况也不妙。例如一九七七年的“苏联经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糟的一年”，没有达到“十五”计划规定的增长指标。许多西方学者有这样的看法，苏联“短期的增长前景”可能略有改善，“但是总的看来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基本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可能要用六年才能完成”。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苏联经济的不景气现象短期内难以克服，其程度也将日益严重。因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些原因，如：疯狂的扩军备战，劳动力匮乏和苏联能源困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要起作用。 军备竞赛的巨大代价 美国《生存》双周刊的文章指出，过去“苏联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加强动用资金和劳动力上面”。现在由于苏联疯狂扩军备战，大炮挤掉了黄油，庞大的军费开支阻碍了投资率的增长，从而也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据西方报刊揭露，现在苏联的军费达一千四百亿美元，这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有人说，苏联军备虽有庞大发展，“但不免外强中干”。因为“世人徒然震惊于近十年苏联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而不知军事力量的提进，是用透支政策来达成的。”美国哈佛大学伯格森教授说：“如果苏联目前决定把它的国防预算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的增长率几乎可以增加一倍。” 西方报刊还指出，苏联为了扩军备战，不但与非军事的经济部门争资金，而且还争设备、争资源、争技术，争劳力，“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苏联的资金是有限的，但是它的扩张野心却是无限的。西方报刊指出，苏联为了争霸世界，在八十年代仍然要把军备维持在目前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水平上，这样，苏联扩军备战造成的经济困难将继续下去。 劳动力匮乏日趋严重 西方学者把“劳动力匮乏激化”看作是与扩军备战一样是使苏联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据美国商务部的一位专家说，过去苏联的劳动力被计划人员认为是一个不受限制的生产因素，“然而，今天，劳动力的供应不再是无限的了，到八十年代甚至会更少”，“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在苏联寻求足够数量的劳工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西方报刊指出，造成苏联劳动力匮乏的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二是死亡率普遍上升，男子寿命缩短（长期的酗酒所致），人口的增长不足以满足生产增长的需要，另外“工人热情不高”，“纪律松弛”，“生产效率低，劳动力流动大”。因此“劳动力储备枯竭”成了计划工作“特别棘手的问题”。 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为了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包括“力图降低离开学校的年龄”；试图用双份收入引诱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继续工作，大量使用犯人，苏联“使用的犯人要比其他国家为多”；还从国外，特别是东欧国家招募劳动力。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据西方经济学者分析，“这种现在就在妨碍苏联经济增长的缺少劳动力的现象，到八十年代会更严重”，对苏联的经济来说，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能源问题前途未卜 石油的生产情况，会直接影响到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苏联的石油占它全国能源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是控制和剥削东欧国家的重要手段。对于苏联的石油资源，西方经济学家有两派不同看法。一派认为，苏联石油资源几年内不成问题，但许多西方报刊指出，不仅在西方国家，甚至在苏联和东欧，也会发生能源危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绝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石油是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者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随着它的军事机器和支持它的重工业的不断扩大，随着它对西方贸易逆差的扩大，苏联用于消费和出口的石油需要量将会大大增加，与此同时，苏联的石油生产的增长率却在下降。一些西方学者预测，苏联石油产量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会达到高峰，以后就开始下降。 对苏联政策的影响的估计 不少西方报刊在分析苏联经济问题时，特别联系到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种种估计和猜测。总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认为，苏联财政拮据，劳力短缺，“将迫使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削减其武装部队人数”；“由于经济压力很大”，“苏联会在外交政策和长期战略目标方面作相应的变更”。他们还把苏联的这种经济状况视作是“一个有利于东西方经济合作的趋势”。其实，这种估计不过是绥靖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过去十年苏联疯狂加紧军备竞赛，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劣势转向均势和优势时，苏联的经济同样存在着问题，但并未减缓苏联向全球扩张的势头，而是恰恰相反。西德《世界报》指出，由于苏联经济力量下降，克里姆林宫“必然已认识到它处在一种时间的压力下，即时间对它不利。这可能就是苏联疯狂地推行扩军备战和扩张政策的一种原因”，它企图“以发动侵略来摆脱困境”。例如，如果它自己的石油不再能满足需要了，它就会“把手伸向波斯，或者为自己开辟得到非洲原料的通道，同时又破坏西方绕过好望角的油轮航线或使之不能使用。”《亚洲华尔街日报》文章提醒人们，如果西方以为可以靠自己优越的经济和技术来战胜苏联和保证稳定的话，就会变成虚假的安全感。

第6版()专栏：世界之最 奥地利阿尔山公路隧道十二月一日建成通车。它全长十四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