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二十种轻工业产品提前完成年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我国轻工业生产今年取得了优异成绩。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已有原盐、机制纸及纸板、合成洗涤剂、灯泡、大型及专用衡器等二十种产品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今年原盐生产到七月底便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到十月底，总产量已超过全年计划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机制纸及纸板提前四十六天完成了全年计划。灯泡、大型及专用衡器的年计划，都已在十月下旬提前完成。 到目前为止，提前完成年计划的还有：塑料制品、干电池、皮鞋、民用剪刀、刮脸刀片、民用木家具、地毯、精甘油、氯化钾、钨钼材料、打火机、日用精铝制品、民用镜、造纸用网等。 许多产品的质量稳步提高，是今年轻工业生产的一大特点。特别是从九月份开展“质量月”活动以来，不少工厂的产品质量达到和超过了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

第1版()专栏： 吉林完成“小秋收”年计划 据新华社长春十二月一日电 吉林省超额完成了今年的“小秋收”计划，平均每个农村人民公社增加收入十万元。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十月末，吉林省已经收购各种“小秋收”产品近二十万吨，总产值达一亿多元，超过了国家计划百分之八点七，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贵阳十二月一日电 贵州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动群众狠抓“小秋收”，据不完全统计，到十月中旬，全省“小秋收”产品的收购总值已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九以上。

第1版()专栏：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接见参加第八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陈锡联、耿飚同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第八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导成员、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并同大家一起照了像。 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启程前往曼谷。华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接见，给他们很大的鼓舞，都表示要努力去完成亚运会的各项比赛任务，为促进亚洲体育运动的发展，增进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地区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 被接见的还有亚运会举行期间将访问泰国的东方歌舞团。（附图片） 图为接见时情形。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摄

第1版()专栏： 认真落实党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 鞍钢加快现代化步伐重在革命 正在进行思想、技术、管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革命 本报讯　本报特约记者阎福君、记者纪希晨报道：今年九月下旬以来，鞍钢党委先后召开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和两次全公司党员干部会议，专题传达和学习讨论华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视察鞍钢时作的重要指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沈越同志在十一月十二日九万人参加的广播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加快实现鞍钢现代化的报告。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干部和工人思想活跃，精神振奋，决心在改造和建设鞍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坚持要革命，不要改良的方针，把鞍钢改造和建设成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变一个鞍钢为两个鞍钢。 鞍钢党委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公司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党委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快改造建设鞍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上来。为了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迅速落实到行动上，党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别成立了研究改造鞍钢规划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培训组，鞍钢体制改革组，加强企业管理和扩大企业权力组，以及农副业生产等小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冶金企业的客观规律和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十一月八日，鞍钢党委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为加速鞍钢改造和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决议》。 决议规定的奋斗目标是：一、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把鞍钢的矿山建设成先进的矿石生产基地。二、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设备和工艺，建设一个鞍钢新区，同时改造老区，分三步实现钢铁生产的宏伟目标。三、全部实现规划目标后，主要产品产量比今年将有大幅度增长，生产总值增长二点五倍，上缴利润增长二点六六倍。预计鞍钢改造建设的投资四年之内全部收回。钢铁生产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要攀登七个高峰，创十一个新水平。 鞍钢党委认为，要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 首先思想要革命。华主席指示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搞好思想革命，关键是要解放思想，狠批林彪、“四人帮”，砸碎精神枷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凡是错误的就坚决纠正。 鞍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的诞生地，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旗帜鲜明的拨乱反正，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前要教育职工分清路线是非，这就是：一、实现现代化，是不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复辟资本主义；二、实现现代化，搞高、精、新、尖，是不是贪大求洋；三、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是不是崇洋媚外；四、接近外国专家是不是里通外国；五、坚持自力更生，是不是闭关自守；六、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是不是就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思想解放了，才能大干快上。 第二，技术要革命。鞍钢党委认为，要把现在的一个鞍钢变成两个鞍钢，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以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为起点，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逐步建立电子化、大型化、自动化、连续化的生产体系。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这种新技术和新设备，把鞍钢的新区建设起来。新区位于鞍钢的西北侧，这个占地十平方里的新区，已于十一月十一日破土勘探。 鞍钢党委强调，对引进的技术，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造新东西。要正确处理好引进和制造的关系，不能什么都要引进，引进要结合制造，自己能制造的就不引进，引进的技术和设备要消化、发展、创新，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引进的同时，要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能“等、靠、要”。 实现技术革命，科研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鞍钢党委决定抽调百分之十的人员，建立四级科研网和三结合的技术攻关队。为了迅速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鞍钢成立了工学院、医学专科学校、矿山技术学校；恢复了五所技工学校，全公司整顿了八所“七·二一”大学，开办了三所职工业余学校，各厂矿还举办三千八百个文化技术学习班，有十七万职工参加学习。 第三，管理要革命。管理是个大政策，大学问。管理革命的关键，在于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鞍钢。首先要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增加职工收入。增加职工收入也是革命。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他们应该按劳动贡献，享受比较高的待遇。最近又恢复了综合奖、竞赛奖和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奖，有条件的厂矿还实行了计件奖，大大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为了改进企业管理，鞍钢党委还改变了管理体制。他们按照专业协作，实行独立核算和合同制的原则，在冶金部和鞍钢党委领导下，把现有的鞍钢分为鞍山钢铁公司、鞍山冶金矿山公司、鞍山冶金建设公司、鞍山冶金设备和备品备件制造公司、鞍钢设备检修公司、鞍钢生活服务公司。 第四，为了适应向现代化进军的新形势要求，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要来一场革命。鞍钢党委运用大庆的经验，进一步在全公司各厂矿开展了大整顿，把坚持实事求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整顿作风的重要内容。鞍钢党委对关于工作中存在的“喊得凶、抓得松”，“雷声大、雨点稀”的不良作风，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广大干部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关心群众，落实政策，抓好典型，在加速鞍钢现代化建设中踏踏实实迈好头一步。

第1版()专栏： 群众气愤这样滥用职权的瞎指挥 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因地制宜，把部分早稻田种上黄豆，县委和公社党委某些人竟强令用拖拉机犁掉，改种肯定减产的早稻，造成严重后果 编者按　这是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农村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这两个材料说明，在有的地方，凭“长官意志”办事，强迫命令，瞎指挥，已经到了叫人气愤的程度，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危害。 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一味利用职权搞瞎指挥，不仅浙江有，别的地方也有；不仅农业战线有，别的部门也有。十几年来，我们吃瞎指挥的亏实在太大了，教训太深了。有“权”的人说句话就是政策吗？不！不能把“权”和政策混同起来，更不能把“权”和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有的同志眼看群众利益受损失不心痛，眼看群众缺吃少穿不难过，搞瞎指挥顽固得出奇，群众的批评、恳求根本听不进去。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这些同志改变这种坏作风呢？教育，这是很重要的。长洋大队要求搞瞎指挥的人赔偿损失，看来也是一个有效办法。如果有这么一条规定：干部瞎指挥造成经济损失者，要负责赔偿，要扣工资，那么，那些凭“长官意志”办事，搞瞎指挥的人，在作出决定之前，大概就会三思而后行了吧！ 我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其中就包括革这种既无知又滥用职权的主观蛮干的恶劣作风的命。不革掉这个命，即使引进了新的技术、新的设备，要迅速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转载《浙江日报》的这篇报道，就是为了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调查附记 接到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贫下中农的来信后，我们曾两次进行实地调查，证明来信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长洋大队地处丘陵，共有水田五百九十亩，旱地二十四亩，社员素有种黄豆的习惯。前年全大队种黄豆七十多亩，去年种三十多亩。今年初，他们得悉国家规定：交售一百斤黄豆，可抵二百斤稻谷，还能奖励二十斤化肥。社员们合计：本队土地瘠薄，肥料又缺，种早稻每亩可收四、五百斤，但较花肥，成本高；如果种黄豆，撒些灰肥就行，既省工又省成本，每亩可收二百多斤黄豆，折原粮四、五百斤，又可得奖售化肥四十至六十斤。由于黄豆收获期一般比早稻提前，可以使晚稻抓住季节，同时，豆苗有根瘤菌，豆叶落土肥田，能使农田增加养分，通风透气。晚稻亩产五、六百斤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尽管县委在去年十二月就提出凡是能种水稻的田都要种早稻，全大队仍然于清明前后种了八十亩四分黄豆。 五月八日，长洋大队听到县委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为了保证早稻面积，凡是可以种早稻的农田，已种上黄豆的要犁掉。二十二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发现长洋大队的黄豆没有犁掉，当即责成公社党委：要逐丘排队，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犁掉。 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召开现场会议。二十五日，又召开二十九个大队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中心议题都是：层层表态，统一思想，犁掉黄豆苗。在两个会议期间，县委办公室来电催询：长洋大队水田里的黄豆犁掉没有？长洋大队的黄豆种在公路旁边，县委领导车来车往都能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同志感到不执行上级指示不行，思想压力很大，他们向区里反映过意见，得到的回答也是要犁掉！ 这时，长洋大队有些同志提出：已经种下的黄豆长得这样好，有的已经开花，犁掉黄豆改种早稻肯定减产，今年就让我们种一季黄豆吧，明年保证按计划种稻行不行？公社党委断然回答：不行！社员们看公社同志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借口劳力紧张，抽不出劳力来犁豆田，想以此拖延时间，保住黄豆。哪知公社党委书记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那公社派拖拉机来帮你们犁。”　 二十六日，公社党委果然派了一辆拖拉机来长洋大队犁豆，公社领导成员也跟来了。这时，四十多名男女社员涌了上来，有的坐在拖拉机前头阻挡，有的手挽手拦住拖拉机，有的含着泪说：“这样好的黄豆，犁光了我们今年吃什么？” 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说：“冲过去，冲过去！”于是，拖拉机下了田，刚刚犁了半畦，又被社员挡住，一队社员洪昌兴索性把油门关掉。另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喝道：“谁说不犁的？”一位贫农社员说：“不犁就是不犁！”他就被带到公社片的所在地扣留了几个小时。由于社员们继续阻挡，拖拉机手只得开着拖拉机走了。 下午，公社领导再次指挥拖拉机出动，刚开到长洋大队黄豆田边，又被几十名妇女、儿童团团拦住，没有犁成。 在犁豆苗的日子里，公社干部几乎天天到长洋大队做说服动员工作，双方有过争执。 也就在犁豆苗的日子里，上级拨给这个公社一批供三类苗用的化肥。公社就动用这批化肥，向社员宣布了一项奖惩办法：凡是犁掉黄豆改种早稻的，每亩奖给化肥四十斤；凡是不犁黄豆的，每亩扣除化肥四十斤。与此同时，公社党委一位同志在干部会上说：“长洋大队阻拦犁黄豆，我看一定有坏人搞鬼，要抓出个把坏人来示众！” 社员们一怕“示众”，二看在化肥面上，只得忍痛割爱，于二十九日之前陆续犁掉黄豆苗六十二亩四分。这时“小满”已过一星期了。 结果，这批改种的早稻，由于季节太迟、有的秧龄过长，加上高温干旱，生长很差，严重减产。而且引起连锁反应，使晚稻插秧季节推迟，也造成减产，有的队还要求赔偿损失。　傅通先　郑普顺

第1版()专栏： 我们种黄豆犯了什么罪？编辑同志： 今年夏天，我们大队有些田地因没有肥料，地势又较高，种早稻收成没保障，而土质又适合种黄豆，所以改种了八十来亩黄豆。五月下旬，正当黄豆长得整齐健壮的时候，公社党委领导突然来到我大队，责令我们必须在几天之内将黄豆全部拔掉，种上早稻。我们没有照办，公社就派出拖拉机，到黄豆地里耕翻。有的公社领导站在田头，想抓出一个敢反抗的人来。有个社员见此情景，愤怒地讲了声“自古以来没有这种做法”，就被立即抓了起来。 结果，几十亩黄豆全部拔光压光，白白损失了几百斤黄豆种子。早稻是勉强种上了，可长成什么样子呢？亩产不到二百斤，而且还没有成熟。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晚稻的栽种和生长。这样领导农业生产，农民讨饭都无路可走。 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贫下中农

第1版()专栏：思想评论 提倡互称同志的风气 在我们党内，历来有一种好风气，互称同志，不称“官衔”。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同志对此就有过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专门就这个问题发了通知，指出： “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有过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几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过去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不论领导干部和被领导干部，或者党员、干部之间，大家见面，都是互称同志，广大群众对干部也都采用同样的称呼，或直称为老张老李，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解放以后，许多人渐渐丢掉了这个好传统，而以职务相称。有些干部，人家不叫他‘官衔’，不称他某书记、某常委、某部长、某支书、支委……还不高兴，好象是不尊重他。这是一种旧社会的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为了切实纠正这种不良风气，现在特再重申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多年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职务相称的风气仍很盛行。 这里，我们刊登谭宗级同志的来稿，以期再一次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相信，只要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带头让别人这样称呼自己，自己也带头这样称呼别人，这个好风气就会很快形成。 ——编者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服从的阶级对立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打碎了剥削阶级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枷锁。今天，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只有分工的不同，并无贵贱、尊卑、高低之分。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历来有这么一种好风气，不论上级和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都是互称同志，或者直呼为老张、老王、老李。但是，有些干部官气十足，人家不叫他“官衔”就不高兴。这是一种腐朽习气和低级趣味，它在本质上是同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崭新关系不相容的。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阶级敌人“横眉冷对”，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他在逝世前夕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痛斥托派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诬蔑和造谣中伤，明确宣告：他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都“引为同志”，是自以为无尚光荣的。鲁迅用“同志”这个称呼表达了他对党对毛泽东同志十分爱戴的心情。 “同志”，它不是一般的相互称呼，而是打破了几千年来“贵贱”、“尊卑”等级森严的旧观念，揭示了我们革命队伍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志同道合的本质。 希望那些担负一定领导工作而对“官衔”感兴趣的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互称同志的指示，重温中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通知，振奋革命精神，打掉官气，放下架子，破除等级观念，做“社会的公仆”，当人民的勤务员，真正做到以同志相称，以同志相待。　 谭宗级

第2版()专栏： 对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再教育 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说，必须对干部作风来一次大整顿，努力搞好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据新华社西安十二月一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以及在陕北视察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对我们的干部要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再教育。 王任重同志最近多次讲了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和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制定方针、政策、措施时，要下去问问老百姓，问问基层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我们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是从自己的脑子里想出主意来，发到群众中去；群众不接受，就硬“打通”，“我打你通”。这是和毛主席的思想作风、领导方法、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王任重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都是由于没有实事求是或者没有“求好”的结果。这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实事求是的作风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使我们受害不浅，吃了不少苦头。例如，怎样看待我们的工作，是满足现状，沾沾自喜，还是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不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个问题，囿于自己的小天地，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就不能改变我们陕西的落后面貌。我们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任务，如何正确地掌握经济规律、搞好经济管理，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加强学习，坚持深入实际，兢兢业业地去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以实行正确的领导。他说，我完全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要重视关于这一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认真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陕西省的工作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王任重说，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走群众路线。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影响下，使党的群众路线这个传统作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做事情首先要虚心地向群众求教，向下级干部求教，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批评。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真正承认群众是主人翁。而我们有的同志就不是这样。例如，旬邑县、志丹县的某些领导同志，把农民当做专政的对象，任意打骂、扣罚，情节的恶劣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干部受了林彪、“四人帮”反动谬论的毒害。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遭到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旬邑县、志丹县的问题，群众早有反映，而我们过去漠然置之，这是我们缺乏群众观点的一个突出表现。我们有时对干部缺乏正确的了解，把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弄虚作假最严重的人，当作好干部提拔起来，委以重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必须对干部作风来一次大整顿，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再教育。我们党的干部，只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和群众心连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虚情假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决不容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官做老爷。我们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你提出的东西，群众不赞成，怎么办？如果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你就要接受群众的意见；如果群众的意见是不对的，那你就要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或者耐心等待。我们领导生产，必须听取群众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按客观规律办事，决不可靠你的官位来瞎指挥，强迫命令。生产队的自主权，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真正的保障，不受侵犯。 王任重同志在陕北革命老根据地视察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说，陕北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现在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周总理生前曾经多次指示要努力搞好陕北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切实改善陕北人民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关心陕北人民和陕北的建设。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不许讲改善人民生活，谁要一讲改善人民生活，就给你扣上“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帽子。可是，他们自己穷奢极欲，追求最腐朽的封建帝王的生活。王任重同志说，我们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生活。群众生活改善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会更高，也就会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无数先烈牺牲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我们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使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起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

第2版()专栏： 要让用户满意人民高兴 ——上海市纺织系统整顿提高产品质量的经验 上海市纺织系统大打产品质量攻坚战，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质量问题有了突破。从八月一日开始，向国内外市场大量供应的棉线卡其和华达呢，都经过防缩处理出厂，缩水率从百分之五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用这样的布做服装，可以完全避免洗涤后尺码不合身的问题。涤棉卡其统统经过树脂整理，色泽综合牢度提高一倍以上，起毛、发旧现象减轻，弹性也更好。针织品的变形问题有所改进，棉毛衫的袖子将不象过去那样越穿越长。曾被人们讥称为“前进袜”的锦纶丝袜，由于改进生产工艺，消除了后跟向前跑和袜统下垂毛病，被评为优良产品。绚丽多采的羊毛衫，起毛起球情况大为改善；毛织品的手感弹性进一步提高；色布染色更加均匀；印花布提高了印制效果；真丝织物的织造和染整质量也更好了。 第一，把工作转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棉布缩水、涤棉卡其起毛、针织品变形等问题长期不得解决，不完全是技术上的原因。十多年前，上海有的工厂就已经采用防缩设备，生产出缩水率在百分之二以内的“优级防缩”产品；树脂整理技术也开始运用，产品质量较好。后来，主要是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质量又下降了。这次为什么抓了几个月就大见成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提高纺织品质量的重要指示深入人心，上海市纺织局和有关公司党委发扬整风精神，坚决把工作转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针对“四人帮”在质量问题上散布的大量谬论，全系统开展了产品质量“三大讲”：大讲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怎样重视产品质量的，大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质量的，大讲自己在坚持“质量第一”方面的经验教训；肃流毒，治内伤，分清是非，拨乱反正。广大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真正认识到：提高产品质量是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必需，产品质量的好坏是衡量工业生产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产品质量是一个路线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尽快提高产品质量，是贯彻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要求，是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展了 “这笔帐应该怎么算”的讨论，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不能只算企业的小帐，要算国家和人民的大帐。例如：如果不把缩水率降下来，群众做衣服就要多买布，多花钱，甚至还会使整套衣服不能穿用。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以前总觉得缩水率能做到百分之五，达到老标准已经很不错了，就是没有认真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端正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很短时间里，就制造和改造了一批专用的防缩设备和树脂整理设备，一举解决了棉线卡其、华达呢缩水和涤棉卡其起毛等问题。 第二，抓住质量上的关键问题，定出主攻方向，抓紧抓狠，一抓到底。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整顿产品质量一开始，领导就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解决十个老大难质量问题，并把它作为主攻方向；年内全系统创出二百种优良产品，五十种名牌产品；创办五十个“质量信得过”工厂；把五种落后于兄弟地区的产品抓上去。围绕这些目标，局、公司和各工厂企业都制定措施，规定进度，狠抓落实。上海针织六厂生产的“鹅牌”32支精梳精漂汗衫，具有布质挺括、细皱纹少、光洁度好、布面清晰的特色，二十年来远销四十多个国家。但在“四害”横行时，生产这个产品的一整套严格的工艺要求，被说成是“束缚工人手脚”的管卡压制度而冲掉了。工人们气愤地说：“‘鹅牌’变成了‘鸭牌’。”在这次整顿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厂党总支发动干部、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班班组组肃流毒。厂长和技术人员一道道工序调查分析，找出与广州“鲨鱼”牌的差距，全厂上下各个部门一起动手，经过八次系统的实验，终于摸索出一套比原来更严格、更完整的生产工艺，使“鹅牌”汗衫质量超过历史先进水平，成为国内同类产品中最好的一种。 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具体的目标，每个行业都抓住质量上的主要矛盾，集中精力一个个地加以解决。棉纺工业公司首先针对用户厂的批评，把降低纱织疵率作为整顿棉纱、棉布质量的重点，发动群众提高操作技术，开展防捉纱织疵竞赛；加强管理，分清责任，把质量指标分班分组落实到每个工人。从八月下旬开始，棉纺织行业的平均纱织疵率降低到百分之三以内，达到先进水平。在这基础上，他们又抓住降低细纱断头这个关键，组织全行业总结推广了降低断头的七个方面、四十五条经验。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抓，把其他各项工作也都带动起来。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经过九月份“质量月”，十个老大难质量问题已基本解决，五个落后于外地的纺织品，也摘掉落后帽子。 第三，广泛开展“产品质量信得过”活动。 纺织品的生产特点是多工序。从纺纱、织布到印染，或者从纺纱到织造各种针棉织品，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针对这一特点，上海纺织工业局在整顿、提高产品质量中，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他们不仅继续组织“万米无次布”等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而且把“产品质量信得过”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形成浩大的声势。上海色织一厂三次修订岗位责任制，规定了以个人“质量信得过”保小组、小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的“三保”措施；还在车间主任、轮班工长中建立干部“上岗制”，将原来对质量进行一次检验、一次抽查，改为两次检验、三次抽查，牢牢把关。经工商联合鉴定，这家工厂已被命名为“产品质量信得过”企业。在质量工作上以严细著称的大庆式企业嘉丰棉纺织厂，又向自己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厂部成立了“信得过”活动领导小组，经常对这项活动进行研究、检查、总结和交流。几个月来，全厂已先后评选出一百四十几名“信得过”个人和四个“信得过”小组。六月份以来，这个厂所有的质量指标全面达到和超过国内先进水平。 上海纺织系统还组织厂际互帮互学，对质量长期不稳定的单位，组织先进企业对口帮助，搞“名医会诊”。第二印染厂年初印花布补印率高达百分之六十，是行业倒数第一名。印染公司组织第十一印染厂等四个补印率低的厂上门“会诊”，帮助出主意，订措施，使该厂补印率迅速降低到百分之十九点八。 目前，全系统已经命名三十九个“产品质量信得过”企业，给二百九十六种产品颁发了“优良产品”证书，并给这些工厂发了奖状。全局百分之九十的单位，产品质量超过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 第四，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上海纺织工业局认识到，一个企业如果管理不善，技术水平低下，搞好产品质量是不可能的。根据《工业三十条》的要求，在产品质量攻坚战中，从局到厂都把搞好企业管理整顿作为一个关键，牢牢抓住不放。讲究科学管理，实行文明生产。许多企业从整顿生产秩序入手，把设备一台一台地整修好，把工艺一道一道地重新审查修订，把操作要求一道一道明确起来，把制度一条一条健全起来，使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第五，提倡高标准严要求，既要看质量指标，又要照顾用户的特殊情况。 衡量纺织品的质量标准，既要看质量指标完成得如何，更要看用户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树立起这种思想，抓质量就会不松劲，永不满足。大庆式企业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是纺织系统第一批获得“产品质量信得过”证书的单位。这个厂提出，只要用户厂的产品还没有成为优良产品，就不能说自己的产品质量真正“信得过”。他们主动派人巡回到用户厂听取意见和批评。一次，派出去的人在第二十七织布厂跟班劳动，发现由于本厂供应的棉纱纱疵多造成布机大量停台，就立即向厂部汇报。工厂很快同有关车间研究，及时整顿机械，迅速把纱疵降了下来。他们还主动向二十七织布厂提供一种技术革新装置，使这个厂的下机一等品率从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最近，上棉十二厂本着“为用户服务，就要一包到底”的精神，又同主要用户单位二十七织布厂、上海绒布厂签订了质量协议书，规定由于十二厂半制品质量不好而影响最后成品质量，就承担责任，赔偿经济损失。上海第五毛纺织厂生产的羊绒纱，过去质量分等时，一、二、三级纱都属于正品纱。但用户单位羊毛衫厂使用三级纱会影响成品质量，第五毛纺织厂就主动修改质量标准，把三级纱列为降等纱。这样，用户厂完成质量指标有了保证，但羊绒纱的正品率从百分之九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七十八。他们宁愿自己完成质量指标暂时低一点，决心为用户服务得好一点；同时积极改进管理工作，加强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把关制度，使羊绒纱的正品率又逐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目前，“为用户厂服务”的思想，在全市三十多万纺织职工中逐步树立起来。 孙中兰　吴复民

第2版()专栏： 从“败家子”到好榜样 ——访黑龙江省双鸭山农场十四连 编者按：这篇通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国营农场和社队拥有的农业机械越来越多，管得好、用得好，就可以大大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增加国家、集体和个人收入；管不好、用不好，就会损害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黑龙江省双鸭山农场十四连，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农忙时节农业机械开不动，紧要关头故障多，年年亏损，机务排被称为“败家子”；后来这个连的党支部发动群众，创造了一整套管好、用好农机的制度和办法，扭转了落后的局面，成为全国农机管理的好榜样。他们的经验，可供各地借鉴。 在完达山北麓，有一个农机管理水平较高的先进典型——双鸭山农场十四连。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这个连的大、中型拖拉机的平均完好率为百分之九十六，出勤率为百分之九十四，利用率为百分之九十二，比黑龙江垦区的平均水平分别高百分之十以上；每马力一年完成三百八十二标准亩，比国家规定到一九八○年达到的指标还高；标准亩成本为七角一分，其中一九七七年为六角四分，在垦区，在全国，都是较低的。 十四连一九五八年开荒建点，拥有一万零九百亩耕地，四台链轨式拖拉机，两台轮式拖拉机，四台联合收割机，农具基本配套。就生产资料来说，农机具装备是连队的“半拉家底子”。 可是，这“半拉家底子”起初没管好。拖拉机没有“窝”，零件、油料没有库。作业时想到机器，作业后随便一丢，再用时匆忙维修。由于机具技术状态差，往往农忙时节开不动，紧要关头故障多。一九六四年以前，年年亏损两三万元。农工排气愤地称拖拉机是“死牛”，管机务排叫“败家子”。 严重的教训，一针见血的批评，使党支部认识了加强农机管理的重要性。六十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把农机管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还由一名支委专门去抓。打这以后，“死牛”变成了“活牛”，“败家子”的帽子也摘掉了。 记者最近到这个农场，看见一台东方红54拖拉机——39号机车。从机车外壳到驾驶室内，从发动机到变速箱，没有一点油垢，象是刚买的新车。听了机务副连长邓玉龙的介绍，才知道是一九六四年购置的。这台车十四年来没大修过。今年年初测量，曲轴磨损还不到一根头发丝。就连易消耗的喷油嘴，也只换了两个。十四年来，完好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平均每年完成作业量一万三千七百多标准亩，每标准亩修理费为六分钱。 这些优异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多年来，东方红54——39号机车组一丝不苟地执行“防重于治，养重于修”的原则，坚持做到高标准保养机车，要求机车不漏油、不漏水、不漏气、不漏电。机车保养时，做到按部位专人分工，农具维修也有专人负责。还常年严格执行双班保养制，严格把住油、水、气三关，严禁机车高速大油门行驶，严禁机车超负荷和“带病”作业，并且做到了常年检修农具。他们把这些做法作为制度自觉贯彻执行，就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日子里，也不走样。 近几年，十四连党支部总结推广了39号机车组的经验。同时，自力更生修起了机车库、零件库、油料库和永久性农具场，还逐台建立了农机具的技术档案和卡片。现在，全连十个机车组维修保养机车，都做到了这一步。 坚持严格的管理制度，可以使农机提高效率，降低消耗。只有农机人员具有从严要求的精神，才能自觉地坚持严格的制度。 就拿十四连保养机车要求达到“四不漏”来说吧。机车漏油本是产品质量差造成的，比如东方红54或75拖拉机，新车一到连队就漏油。因此，有的农机人员认为，工厂都解决不了“四不漏”，我们哪能解决。可是39号机车组的同志说，工厂解决不了的，我们也要想办法解决。在共产党员、老车长张吉贵带领下，全车组把革命热情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反复试验，终于做到了“四不漏”。在事实面前，原来不相信的同志也鼓起了信心。现在，全连的拖拉机都达到了“四不漏”。 坚持单机核算，是十四连实现农机高效、低耗的又一条重要措施。现在，全连每个车组都有一名兼职核算员，每班次作业后都自觉进行成本核算，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各车组都做了个节约箱，随时将废旧零件、材料收集保管起来。农机具更换新零件要经全车组通过，做到能以旧代替的不领，能修复的不领，能自己做的不领。开封二号联合收割机组，一块收割台输送大帆布，补了二百多个补丁，用了十二年，比规定时间延长了九年。通过搞单机核算，这个连的农机人员连几厘钱也不随便花。 农机管理的高水平，促进了十四连的农业生产，创造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一九七四年以来，粮食亩产逐年递增，连年超过《纲要》，经营也年年盈利，上交利润二十二万二千五百元。一九七六和一九七七年，每一个农业工人平均每年生产粮豆三万五千五百斤，比黑龙江垦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一点八倍。但是，十四连党支部认为，劳动生产率仍然大有潜力，因为劳动力管理还不严不细。目前，他们正采取措施，努力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决心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给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 本报记者　王来喜

第2版()专栏：短评 提倡质量第一，是对人民高度负责 社会主义的轻纺工业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看一个企业是否对人民高度负责，不仅要用产品产量的多少，更要用产品质量的好坏来检验。 以纺织品为例，人们普遍要求它既耐穿耐用，又绚丽多彩。纺织品的质量提高了，人民就高兴了。象棉布缩水率大、容易褪色，针织品容易变形之类令人恼火的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我们的工业企业决不能办成官工衙门，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 我国现在有不少工业产品是出口外销的，把产品质量搞好了，就可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用同样的出口数量换取更多的外汇，增加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以便更多地引进新技术，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条件。工业产品的质量是否优良，还关系着国家的声誉。我们要力争有更多的工业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名牌货。 搞好产品质量，涉及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许多因素，而最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提高一步。 轻纺工业产品一般有高、中、低三档之分。高档产品要重视质量，中档、低档产品也要提高质量。对待各种档次的产品，都要一丝不苟，力求精美，做到消费者满意。那种认为大众化的中、低档产品可以马虎一点的想法和做法，是很错误的。 我们的轻纺工业产品，销售对象不同，但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无论是供应城市还是供应农村，对销售对象都要高度负责。有的同志认为“外销不要内销要，城市不要农村要”，对质量问题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轻纺工业产品的质量，一般包括外观质量和内在质量两方面。光讲究外观质量而忽视内在质量，固然不对；认为轻纺工业产品只要经久耐用就行，不必注意外观的想法和做法，也不符合群众的愿望。产品的艺术设计和包装装潢，都应该赶超先进水平，满足群众的要求。“四人帮”胡说什么生产好看的花色品种是迎合资产阶级的爱好，这种谬论必须肃清。

第3版()专栏： 关于奖金的若干理论问题 苏绍智　李定中 奖金的本质 要认真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需要有一种能够灵敏地、充分地反映投入的劳动（包括质和量）和劳动成果的实际变化情况的劳动报酬形式。在这种劳动报酬形式下，每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如一个月，所取得的报酬，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是随着他在这一定时间内投入的劳动和所取得的劳动成果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比较普遍地实行计时工资，主要是月工资，只要劳动做满若干天，每月取得的工资是固定的。同等等级拿同样的工资，不管实际投入的劳动的质和量，不管劳动成果。这种计时工资距离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相去很远，这就很有必要用奖金来补充。奖金和计时工资相比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和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直接联系。例如，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可以得奖金，没有超额就不能得奖金；超额多的可以多得奖金，超额少的只能少得奖金。节约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无异于创造更多的产品、超额完成定额，也可以得奖金。所以，奖金可以更好地成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补充形式，是计时工资的必要补充。我们讲要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这里的奖励从物质上讲就是奖金。 计件工资虽然能够比计时工资更好地适应按劳分配原则，有时也需要奖金，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 总之，生产的产品数量多了，质量好了，原材料节约了，才能得到奖金，而做到这几点，不能不多付出一些劳动。如果说计时工资是正常劳动的报酬，那么奖金便是超额劳动的报酬。超额劳动越多，奖金就应该越多。超额劳动在价值上表现为超额利润，一个企业的超额利润越多，该企业的劳动者所应得到的奖金就应该越多。 奖金应该同企业利润相联系 奖金的本质要求奖金应该同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企业利润联系起来，劳动成果好，企业利润多，奖金就应该相应地增多，反之，奖金就应该减少甚至没有。奖金不应该有一个事先硬性规定的固定不变的量，例如，预先规定固定不变的奖金总额，或事先硬性规定与工资基金相联系的比率，如规定奖金不得超过工资基金的百分之几。这种种对奖金的限额是不妥当的。 首先，这样的规定是同奖金的本质相矛盾的，它不能充分发挥奖金的作用，不利于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要求，不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限制奖金总额，无异于限制劳动者多劳多得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劳动者的报酬（包括工资加奖金）不再体现为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劳动者的工资加奖金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量，它应该随着劳动成果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在工资部分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奖金部分就更应该是有弹性的。 其次，把奖金同工资基金联系起来，不利于精简机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规定奖金为工资基金的百分之几，那么，工厂里尽管人浮于事，但由于工人多，工资基金就多，奖金也相应地多。如要精简机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则奖金就要随着职工人数与工资基金的减少而相应地减少。这样，精简机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同职工个人的物质利益缺乏必要的或足够的联系，难以收到应有的成效。 所以，奖金不应该同工资基金联系在一起，而应该同劳动生产的成果密切联系起来。就一个企业说，最能反映职工劳动成果的，是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的企业利润。企业完成了计划利润，职工固然可以按规定得到一定的奖金，但更重要的是奖金应该同超额利润联系起来，水涨船高，超额利润越多，奖金也应该随之增多，在此前提下，再由企业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各个劳动者贡献大小，确定奖金如何分配到人。不要不分有无贡献及贡献大小，事先规定“奖金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才能使劳动者个人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及时地相应地增长，才能充分发挥奖金促进生产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 奖金与综合平衡 有的同志担心，奖金如果随利润的增长而增长，工资加奖金就会成为一个有弹性的量，就有可能突破计划的工资基金总额，使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这种顾虑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怕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破坏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怕造成个人消费品的供不应求，破坏市场供应的平衡。 计划制定后，在执行中是不可能完全不变的。事物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要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的平衡。问题是要组织积极的平衡，不要搞消极平衡。 第一，就财政收支的平衡来看，奖金与企业利润联系起来，奖金的增多，是以企业利润的增多为基础的，从而也是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基础的。 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盈利。企业盈利的一部分以税金的形式上缴国家，它与奖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另一部分则采取上缴利润的形式变成国家财政收入，它与奖金有直接的联系。如果孤立地看问题，从这部分企业利润中按一定的比例抽作奖金发给劳动者而不上缴国家，似乎财政收入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从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事情很清楚，奖金越多，意味着劳动者增产节约的成果越大，意味着企业利润已有了相应的增加，从中按一定的（通常是很小的）比例提取奖金发给劳动者，则奖金越多就同时意味着企业上缴的利润越多，搞得好，不但财政收入会相应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还会快于奖金增长的速度。半年来一些企业试行奖金制度的结果，企业扭亏增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鞍钢为例，今年上半年实行了五项单项奖，就节约价值达六百六十万元（还不包括增产在内），而奖金只用了五万五千元，只占节约的百分之零点八三。这样的奖金难道不是越多越好吗！从我国二十多年的经验可以看出，每一次调整工资，最后“发财”的还是财政部。应该说，同企业利润相联系的奖金，它的增加，比一般调整工资，比计时工资的增加，能够更有把握地达到最后财政部“发财”的目的。 第二，就个人消费品的供求关系看，这个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认为奖金的增加会破坏市场供应的平衡也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看到，在增产节约和增加利润的基础上增加奖金，不仅适用于第一部类的企业，而且也适用于第二部类的企业。因此，奖金的增长也是以个人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为前提的，而且个人消费品的增长比第二部类企业奖金的增长要大得多，不会造成仅仅因奖金的增加而出现个人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 其次，有些服务性行业，比如理发业，它的营业额增加了，利润增加了，相应地奖金增加了，理发员所多得的奖金收入，是理发的人的购买力的转移，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对个人消费品的购买力相应地增加。 解决个人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根本问题是国家对两大部类生产发展的计划安排要搞好。我们只要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使农业轻工业有较快的发展，在此条件下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全盘棋就活了。个人消费品首先是农副产品的供应逐步增长了，个人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就会逐步解决。 总之，在奖金增加同综合平衡的关系上，要破除消极平衡思想，组织好积极的综合平衡，这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在这个问题上，忧心忡忡是没有必要的。 ＊　＊　＊ 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这种变革确有一定的困难。例如，我国的计划价格往往背离价值，并按成本利润率定价。因此，某些企业由于国家投资多或自然条件优越而得到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劳动者超额劳动的结果。这样，在不同的企业间就会出现奖金不合理的状况。所以，要进行价格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如改用资金利润率定价；把由于国家投资多或自然条件优越所产生的级差收入通过税收形式转归国家所有。 以上的问题可能是当前难以把奖金和超额利润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因此，改革奖金制度应该是改革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一环。不是消极地见难而退，而是积极地促进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改革，才符合我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第3版()专栏： 定额记工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好形式 郭修生　高献松 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有一个计算劳动消耗和报酬的标准。在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工分制。工分是衡量社员参加集体生产付出了多少劳动的尺度，又是社员参加分配的依据。如何才能使社员所得的工分和他所付出的劳动尽可能一致呢？这就取决于合理的计酬形式。 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计酬形式有四种：死分死记，底分活评，大寨式记工，定额记工。 死分死记，不顾社员每天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显然不能反映按劳分配的要求。底分活评，在实践中，执行起来有困难，因为“评”的时候难于排除主观因素，“活”起来也缺乏科学依据，有时为了评工分，搞的社员不团结，结果只好仍按底分记工，实际上又变成了死分死记。大寨式记工，如果主客观条件不具备，也难于推行。 定额记工，包括小段包工、季节性包工、常年性包工和按件计工。这是一种以定额管理为前提的计酬形式。生产队在分组作业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农活的要求制定出相应的定额，把农活分配给各作业组或个人去完成，并根据他们完成各项定额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工分。一般以作业组定额为主，但也有实行定额到人的，即使定额到组，也要考查个人完成定额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计件性质（集体和个人计件）的计酬形式。它较之上述三种记工形式更能反映按劳分配的要求，把劳动者的“劳”和“酬”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更能调动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定额的制定是很复杂的，如果干部力量不强或执行不认真，也可能影响到农活的质量，但这并不是这种记工形式本身的缺点。 定额记工在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就出现了，一九五八年时被刮掉；一九六二年贯彻《农业六十条》时部分地恢复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林彪、陈伯达把它当作“工分挂帅”来批；一九七一年北方农业会议又提倡定额管理，实行小段包工，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又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权利来批判，胡说实行定额记工，会强化资产阶级权利，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说，长期以来，这种记工形式一直遭到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扼杀，不断受到批判和禁止。尽管如此，但始终没有禁绝，在多数生产队中，一遇大忙季节，农活进度和质量要求高，为了不误农时，几乎每年都要“偷偷地”实行一阵子定额记工。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定额记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计酬形式，要不然，为什么一再被批判和禁止，都禁不绝、批不垮呢？ 定额记工有哪些优越性？ 第一，实行定额记工，克服了好坏不分、赏罚不明的平均主义现象，使社员政治上感到劳动光荣，经济上得到与劳动消耗相适应的报酬，大大调动了社 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大呼隆”干活，一般上工拖拖拉拉，出勤不出力，窝工浪费很严重。实行定额记工，只要任务一分配，不用队长催，大家就自动干起来了，不会造成窝工浪费。群众反映说：“过去出工人等人，人不到齐不出工，青年人坐在田头打扑克，老年人抽黄烟，妇女附带做针线；现在是干起活来人催人，组与组之间互相竞赛，人与人之间互相督促，真是大家一条心，人人为集体。”许多典型调查的资料证明，实行定额记工，劳动工效可以提高一倍到几倍。 第二，有利于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过去妇女底分比男劳力低，不管死分死记还是底分活评都很难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现在实行定额记工，只要妇女能完成同男劳力一样的定额，就可得到同等工分。这就使男女社员的工分报酬更加合理。 第三，实行定额记工，社员在完成自己定额任务后的多余时间可以早休息或自行支配，用来处理一些家务，或种自留地，或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就这一点来说，定额记工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员“公”和“私”的矛盾，有利于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四，有利于加强干部对生产的领导。实行定额管理、定额记工，该干什么作业组长自己会安排，每天出工不用队长喊，社员就自觉下田去了。队干部可以集中精力多考虑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并且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 目前，有些同志对定额记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模糊认识。现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有人怀疑定额记工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把定额记工污蔑为“工分挂帅”，搞乱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破坏了党的政策，以致在一些基层干部中不敢搞定额记工，不敢谈多劳动多得工分，怕被戴上“工分挂帅”的大帽子。 必须指出，“工分挂帅”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如果说生产队实行定额记工，多劳动多记工分，就是“工分挂帅”，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工分是衡量社员劳动的尺度和参加分配的依据，所以抓工分是应该的，用定额记工多劳多得的办法，鼓励社员的积极性也是应该的。 “工分挂帅”是“四人帮”挥舞的一根大棒，它煽动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造成了好坏不分、奖惩不明的恶劣后果。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抓好社会主义的定额记工。第二，有人担心实行定额记工会扩大贫富差别，产生两极分化。其实，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定额记工，只是计酬形式的改进，决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同时劳动者在体力与技能上的差别是有限的，单身汉再强收入也不过只高出二至三倍。这样一点劳动收入上的差别，怎会造成两极分化呢？ 第三，有人担心，实行定额记工会助长“私”字，产生个人主义倾向。其实，“大呼隆”记工，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严重，不仅尖头滑脑的人乘机混工分，就是一般社员也可能产生混工分的思想。实行定额记工，混工分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尖的钻不进，滑的溜不掉，老实人卡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额记工确实限制了一些人少劳多得、投机取巧的个人主义思想。 有人还认为在定额记工条件下，社员在完成集体生产劳动的定额后，有剩余时间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怎么是资本主义倾向呢？ 第四，有人担心实行定额记工会出现只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定额记工是以定额管理为前提，定额的制定不但要定数量，定时间，而且还要定质量，在完成“三定”的基础上，还要检查验收，才能最后定工分。这就是说，定额记工本身就包含有对农活质量的要求。只要坚持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就能克服只图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实践证明，定额记工，不仅不会降低农活质量，而且会有利于提高质量。

第3版()专栏： 物质鼓励和物质刺激能划清界限吗？ 李文 一年多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散布的谬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已经逐步得到澄清。但是，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物质刺激问题，还是比较混乱的。不少文章仍然力图要在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之间划清界限。他们划了哪些界限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条：一、“按劳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内容”，而“物质刺激则是修正主义思潮，是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分配领域中的表现”；二、按劳分配“体现着国家、集体、个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相互关系”，而“物质刺激则反映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腐蚀劳动人民思想、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手段”；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条件；物质刺激是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但是，他们又都赞成物质鼓励。这就发生一个问题：“鼓励”与“刺激”之别，就成为划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了吗？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澄清。 其实，“鼓励”这个词在德文、英文、俄文中，意思都是推动、促进人和事物前进的意思，同德文、英文、俄文中“刺激”的意思是相通的。如在德文中，物质刺激和物质鼓励，有时都用同一个词，不加区分。在德文、英文、俄文词典中，往往有用“刺激”与“鼓励”这两个词彼此解释的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没有严格区分“鼓励”和“刺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40页）这里的“促进”，德文原文为“鼓励”，在俄译本中则译为“刺激”。 列宁在谈到实行粮食税时曾指出：“实行商品交换可以刺激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技术。”（《列宁全集》第32卷424页）又指出：“这种周转对于农民是一种刺激、鼓励和推动。”（同上，第215页）这里，“刺激”和“鼓励”显然是同一意思。 斯大林在谈到奖励熟练工人时指出：“而提升他们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意思呢？这对非熟练工人会有什么影响呢？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这就是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刺激他们成为熟练工人。”（《斯大林全集》第13卷55页）这里的“刺激”也同于鼓励的意思。 由此可见，“鼓励”和“刺激”这两个词，无论从德文、英文或俄文的原义来看，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使用情况来看，两者的意思是相通的，没有根本区别，更没有褒贬之分。 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的觉悟程度还达不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水平，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得食。从物质上鼓励或刺激人们为社会主义更好地劳动，这就是按劳分配的实质。试图用按劳分配和物质刺激来划分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是划不清的。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习惯于用物质鼓励而不用物质刺激，那是可以的，但不必一定要说物质鼓励是社会主义，物质刺激则是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

第3版()专栏： 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高等院校、党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城市规划局以及有关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共一百七十一人。陈慕华同志曾到会听取了部分发言，并向全体与会同志讲了话。 这次会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人口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关于人口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总的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的认为人口规律是经济规律的一个侧面，有的认为人口规律不仅仅是经济规律的一个侧面，还有同志主张人口规律是独立存在的规律，人口理论是一门综合的科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问题，大家认识不尽一致，但都强调了有计划地调节人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大家还着重讨论了我国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同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要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必须相应地贯彻执行中央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既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为高速度扩大再生产奠定物质基础；才能够保证更快更好地用先进技术装备劳动者，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办好各类学校，加快普及和提高青少年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够进一步解放妇女，保护儿童，更好地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不少同志介绍了各地的典型经验，论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提出了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方针，在口粮分配等经济政策和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会上还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我们的计划生育，在内容、目的、手段等方面都同它有本质的区别，应该理直气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计划生育方针。同时，对当代国外各种人口理论，也作了批判的分析。 这次讨论会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对今后人口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会议建议各级党委要更加重视人口问题，加强领导，并建议成立人口学会，加强各地研究机构的分工合作，使人口理论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第4版()专栏： 全国社队企业展览在京举行 琳琅满目的展品，充分显示人民公社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道路的光辉前景，展示了全国社队企业大发展的辉煌成果，有力说明社队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全国社队企业展览从今天开始，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这次展览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道路的光辉前景。 展览共分三个部分，序幕、先进典型、产品陈列。 社队企业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伟大领袖毛主席赞扬它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华主席称赞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这次社队企业展览丰富的内容，从展出的大量实物、照片、模型、绘画，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生活，使社员越来越紧密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同人民公社联系起来，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展览的先进典型部分，介绍了七个县、五个公社兴办社队企业的经验和成果。这十二个单位是：江苏省无锡县、湖南省邵东县、广东省顺德县、山西省晋城县、四川省广汉县、陕西省户县、河北省遵化县、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湖南省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北京市玉渊潭公社、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山东省泰安县省庄公社。这些县、社的社队企业发展得快、办得好，共同的经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认真贯彻社队企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的方针。他们充分利用、挖掘本地资源兴办社队企业。靠山吃山，靠水用水，有矿开矿，平原和城市郊区的社队，就大搞农副产品加工、三废利用，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些典型单位都办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机、化肥、水泥、农药、砖瓦厂，促进了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展出的这些先进单位都有一段艰苦创业的过程。资金少，就先办小的、见效快的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土到洋，不断扩大；设备不足，自己制造；原料不够，就地取材，穷办苦干。四川省广汉县用“滚雪球”、“母鸡下蛋”的办法，办起了一千二百多个企业，去年的社队企业产值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九十。这些典型单位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有关的县、社党委都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来抓，派有专人领导，有计划、有措施，并动员其他行业支援社队办企业。社队企业的大发展，使这些先进典型有充分的资金、设备、技术力量武装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些地方的粮、油、猪和其他经济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都比当地平均水平高出几倍，贡献也多，社员生活不断改善。北京市玉渊潭公社的社员去年平均收入每人达二百二十三元。公社还兴办许多福利事业，使社员的生、老、病、死有了可靠保障。 展览的产品陈列部分，向人们展示了全国社队企业大发展的辉煌成果。琳琅满目的展品，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社队企业的产品。这次陈列的三千五百九十七种（件、套）展品是从各地选送的三万多件中选出来的，其中有农机具、机电、矿产、化工、轻工、工艺美术、建材和种（植）、养（殖）业的各种产品。 展出的大量产品，充分说明社队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一九七七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九万个，产值达到三百九十一亿多元，当年积累七十七亿多元。生产的农机具、原煤、铁矿石、黄金、硫磺、金属矿石、水泥等，都在全国同类产量中占可观的比重。

第4版()专栏：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约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陈中 强烈抗议越方利用所谓阮庭荫事件攻击 中国中国政府根据宪法和国际惯例给予阮庭荫以居留权，是完全正当的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十二月一日约见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中，就越南当局利用越南干部阮庭荫到中国要求政治避难问题大肆造谣攻击中国，向越南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指出，中国政府根据宪法和国际惯例给予阮庭荫以居留权，是完全正当的。 沈平司长说，今年十月十五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负责人，就十月十三日发生的所谓阮庭荫事件，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交涉。越南当局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并对中国方面进行恶毒的攻击。 他说，中国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今年十月十三日，有一名叫阮庭荫的越南人，跑入我国云南省河口地区要求政治避难。据阮庭荫本人申述，他是越南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被越南当局派往黄连山省孟姜县发陇乡，担任山区农村工作队队长，执行“净化边境”的任务。由于他不满越南当局推行反华排华政策，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被迫逃来中国，并要求政治避难。我国政府根据宪法和国际惯例，给予阮庭荫以居留权，是完全正当的。这些就是所谓阮庭荫事件的真相。 他指出，但是，越南当局却故意颠倒黑白，诬称中国方面派人到越南境内“绑架”阮庭荫，枪杀越方人员，并大肆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恶毒攻击中国方面。这是越南当局为反对中国而蓄意捏造的无数谎言的一个例证。

第4版()专栏： 他怎样冒险来到中国 ——访问越南干部阮庭荫 不久以前，越南当局大肆宣传在中越边境发生了中国边防部队抓走越南干部、打死越南战士的事件。越南外交部说：“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时三十分，黄连山省孟姜县发陇乡一名干部阮庭荫和两名边防战士郑庭实和万德军（经查，应为尹德军——编者注）正在第二十号至二十一号界碑靠近边界的地区执行任务，遭到早在越南领土上埋伏好的中国边防部队一个单位开枪突然袭击。这伙人当场打死郑庭实和万德军两名边防战士，抢走枪三支（冲锋枪二支、步枪一支），将干部阮庭荫抓走并带回边界那边。”接着，越南的报纸、通讯社、电台，一齐大叫大嚷，说这件事“暴露了中国当局的残暴面目”，要中国当局立即交还“被他们绑架的”阮庭荫和“被他们抢去的武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真相，还是让这位越南干部阮庭荫自己来说吧。他现在居住在我国。记者最近访问了他。 阮庭荫三十多岁，来中国前，是越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阮庭荫说，他对于越南领导人反对中国、排斥华侨的政策，接受不了，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已经引起了他的上级对他的怀疑。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因而产生了逃往中国的念头。今年七月，他被派到同中国接壤的黄连山省孟姜县发陇乡担任山区农村工作队队长。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贯彻越南当局“净化边境”的政策。他说：“十月九日，我到孟姜县去参加一个会议，接受了要在今年底驱赶边境‘华人’的指示。这个指示太残酷了，它将使许多无辜的华侨受到致命的打击。我决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十二日上午会议结束，下午我就步行二十多公里回到发陇乡。晚上，我偷偷地准备了要带到中国去的东西，第二天一早便向边界走去。工作队队员尹德军（越南《人民报》报为万德军、越南通讯社报为武德军——编者注）问我干什么，我说去边境检查战斗组的情况。他说他要和我一起去。我劝他不要去，他不听。于是，我们两人就各带一支冲锋枪出发了。上午九点左右，我们到了边界附近的黑皮寨。这个寨子原有十六户‘华人’，已被全部赶走，当时驻有一个班的正规军和一个民兵班。正规军带队的叫郑庭实，是个少尉。他听我说要去检查边界上的情况，决定也跟着去走一趟。于是三个人就朝着二十一号界碑走去。到了边界，看了看，我说这里很安全。三个人就转身往回走。” “我们离开边界已有二百多米了。这时我想，如果丧失这个机会，以后再想离开越南就不容易了。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对郑庭实和尹德军说：‘走！再去检查一下那边的竹签，看是不是被中国人拔了。’三个人又折回去，向二十号界碑走去。我走在最前面，到了边界，看了看竹签，再往回走时，我就走在最后。” 说到这里，阮庭荫从座位上站起来，边比划边继续讲：“当时，尹德军把枪背在背上，郑庭实用右手提着枪。我当机立断，端起枪，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把枪放下！’他们二人一下子呆住了。尹德军举起了双手，郑庭实举起了左手。我说：‘我现在要到中国去，你们不干涉，我决不伤害你们；如果你们干涉，我只好采取强硬措施了！’这时，郑庭实猛地一转身，哗啦一声，打开枪的保险，喊了一声：‘打！’我一看不好，马上向旁边一跳，同时扣动了扳机，郑庭实当即被打倒在地。尹德军急忙从背上取枪想打死我。我掉转枪口把他打倒。我拿起他们的两支枪，然后转身向中国境内跑去。” 阮庭荫回到座位坐定以后，接着说：“我给他们指了活路，但是他们却要打死我，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先开枪了。我走了一段路才找到一个中国村子。我后来到了边防站。我讲了这一切。” 他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到中国来的。”“越南人民奋斗了三十多年，希望获得独立、自由、幸福和温暖的生活，但是，今天人民美好的愿望破灭了。”他说，由于他当时担负的工作，他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农村去了解情况，亲眼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可是，当他向有关的领导人汇报这些情况时，却受到申斥，说他怀疑党的政策。 阮庭荫说：“越南现在粮食奇缺，但是，国营农场却不种粮食，反而按照所谓‘国际分工’种茶叶、咖啡、可可和水果。这些东西收获后直接送往苏联。可是，换回的是什么呢？不是粮食，而是旧机器和杀人武器。” 他又说：“越南领导人在内部对干部说， ‘美帝撤出了东南亚，我们要赶快插进去。’ ‘中国是越南的头号敌人，苏联是越南最亲密的朋友，是越南的后盾。’‘越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成立反华的统一战线。’……”。 阮庭荫说，越南领导人的这些反华言论，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说：“在越南人民反抗法、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都给了越南非常巨大的支持。现在越南祖国统一以后，不能翻脸反华。” 他说，每当上级传达和宣传关于中国的说法以后，他总是有自己的看法。“我在组织部工作时就常常提出来同人们争论。这样我就受到一些人的注意。上级越来越明显地要清洗对中国有感情的人员时，我受到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一次我在上级面前说了一句，‘中国同志太好了！’上级就立即说：‘所有对中国有模糊认识的人都要被清洗出去！’我感到很吃惊。在工作中，他们怀疑我，派人质问我。当我被派到黄连山省工作时，中央组织部和书记处派来两个人专门找我谈话，试探我。这些使我感到再不能犹豫了。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立即到中国来的。” 新华社记者　张立

第4版()专栏： 杨家骐的政治“尾巴”该不该留？ 编者按：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在落实政策中，该留“尾巴”，或不该留“尾巴”，唯一的根据就是事实。在杨家骐同志的假案上，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他平白无故地遭到迫害，而且对他使用了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精神一度失常，出现异常言行。不看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不但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且正是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反映。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赶快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真正站到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原成都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共产党员杨家骐同志被扣上参加过“反共救国军”、“中统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严重摧残。经过九年审查之后，证明实属假案，决定予以平反。但是，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杨所在单位一再抓住他被监禁审查期间，精神一度失常时出现的不正常言行，说他没有经受住考验，犯了政治性错误，坚持要在复查结论中给他留一条“尾巴”。 一九六九年，西北电业管理局派人到成都供电公司（现已改名为成都供电局）外调，口头谈到他们单位有人检举杨家骐解放前在西京电厂时参加过“反共救国军”、“防奸保密小组”和“中统特务组织”。这个局的军管会、革委会就轻率地作出决定，立即将杨当作中统特务立案进行监禁审查，并派人严加看守，残酷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杨精神极度紧张，不久就出现精神失常现象，发生过政治性的异常言行。一九七一年，成都供电局解除了对杨的监禁审查，但对他的特务案一直挂起来未作处理。杨在解除监禁后，精神失常现象逐渐消失。 现在，成都供电局党委虽然认为杨的问题是个假案，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应该予以平反，但又认为是“事出有因”，将他隔离审查是必要的。今年以来，他们以杨在监禁审查期间精神一度失常时出现的异常言行为理由，说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没有经受住审查考验，要求对杨进行党内组织处分，坚持要把原定的现行反革命材料装进档案，在结案中写上犯了政治性错误的复查结论。 四川省委组织部、成都市和省电力局的组织部门，以及其他单位审干复查的同志，曾分别把杨家骐的问题作为典型疑案多次进行讨论，都不同意成都供电局的处理意见。他们的理由是： （一）为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迫害的同志昭雪平反，应该坚持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能借口这样那样 “理由”，继续对受害同志非难挑剔。 （二）由于错误立案这个前因，加上刑讯逼供，使杨家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造成精神一度失常，导致了以后出现的一系列不正常言行，把这些拿来定罪是不合情理的。 （三）落实党的政策，关键在领导。成都供电局的领导背着精神枷锁，私心杂念重重，怕人说他们“包庇现行反革命”，“落实政策过了头”，想给杨家骐留条“尾巴”。这恰好说明他们还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中解放出来。 今年九月初，由于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的干预，杨家骐才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本报记者　李绍伊

第4版()专栏： 中国妇女访日代表团离京去日本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以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黄甘英为团长，全国妇联常委、四川省妇联主任戴克宇为副团长的中国妇女访日代表团，应日中友协和日本欢迎中国妇女代表团委员会的邀请，今天乘飞机离京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是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全国妇联恢复工作后出访的第一个妇女代表团。

第4版()专栏： 宫达非会见约旦朋友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外交部部长助理宫达非今天会见了约旦哈希姆王国建馆人员法提赫·米斯卡尔·阿萨夫，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阿萨夫先生是十一月十九日到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 对外友协、中老友协举行招待会 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今晚举行招待会，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周年。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等。

第5版()专栏： 罗党政机关团体企业致电罗共中央和齐奥塞斯库总统 罗代表团表达了全体劳动人民意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两天来，罗马尼亚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工厂企业、农业合作社等继续纷纷打电报给罗共中央和齐奥塞斯库总统，完全支持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立场，认为齐奥塞斯库总统所阐述的立场表达了罗马尼亚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表的罗马尼亚外交部给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电报指出，“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您采取了坚定的、对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未来极为负责的立场。” 罗共各县委员会、匈牙利族劳动人民委员会、日耳曼族劳动人民委员会、全国科技委员会、罗共中央机关党组织及其他单位在致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电报中分别写道： “我们感谢您作为罗马尼亚人民的使者，以共产党的原则性支持国家独立和主权、加强缓和、脱离军事接触的事业，支持减少军费负担、铲除集团政策以便各国之间实行和平、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合作。” “我们完全赞同您采取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革命立场：我国代表团没有对事先未经征得同意的一些军事问题表示同意。” “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您坚决表达的观点：我国军队只能根据党和国家的指示和领导、遵照国家宪法、国防法和其他法律而行动，永远不把调动罗马尼亚军队参加军事行动的权利交给罗马尼亚议会、人民、党和国家机构之外的任何人。” “每个国家的军队只能从属于该国党和政府的领导。”

第5版()专栏： 越南扩大对柬进攻遭到沉重打击 越俘虏说苏联顾问正在训练越南部队 本报讯　据西方报刊报道，越南正在扩大对柬埔寨的进攻，遭到柬埔寨军民的沉重打击。 报道说，越南入侵部队“在最近两星期里”，“在金边东北采取行动，从斯努往北推进，从棉末往西推进”。“斯努和棉末是长期以来被越南人占据的两个橡胶园市镇”。 西方人士说，“越南空军驾驶着各种类型的美国和苏联飞机，使用了重磅炸弹和杀伤武器”。在加强空袭的同时，发动了“猛烈的地面攻击”。 报道还说，“越南还不时在柬埔寨东北角的腊塔纳基里进行袭击。据说越南和柬埔寨军队还偶而在柬老边界上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越南正在对边界越南一侧训练柬埔寨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并派遣他们越过边界进行骚扰。河内电台就大肆播放柬埔寨“发生暴乱”的消息。但是，西方分析家却“注意到”越南报道“暴乱”的地点“正好是情报机关的消息表明有越南军队的地方”。 西方认为，“越南现在在越柬边界上部署了十三个师”，“越南驻扎在老挝的军队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 消息说，越南发动对柬埔寨的入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越南驱使一小撮柬埔寨民族败类打头阵，遭到柬埔寨人民的痛击后，“迫使越南只得派遣自己的军队”。但是，越南侵略军的“伤亡仍很严重”。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三十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被柬埔寨军队俘虏的一名越南士兵说，苏联顾问正在训练越南部队。 二十二岁的越南士兵阮明冲说，他出生于越南广平省广安县黄海乡。他供认，他在越南中部广平省（现为平治天省）洞海受过训。他说，苏联军官经常到他受训的那个“学校”去。越南军事干部听苏联人的使唤。 他透露，在西贡新山一机场，大约有一百名苏联技术人员、三百名苏联飞行员和数百架苏联飞机，其中有些飞机是由苏联人员驾驶的。 他说，他所在的第六十六团在九月底入侵柬埔寨磅湛省的七号公路。他个人是在这次作战中于九月二十六日被俘的。 他说，苏联人和越南军官经常虐待士兵和老百姓。他们遭到越南人民的反抗。今年四月间，新山一机场附近约三百群众手持镰刀、斧头举行游行，要求越南当局停止强迫征兵。游行者要求“苏联人必须立刻从越南的领土上滚出去！”人们还在机场附近的路口悬挂起不少标语，其中有：“我们反对强迫征兵侵略柬埔寨！”“我们反对苏联的军援！”

第5版()专栏： 越南国会常委会批准越苏条约 新华社河内十二月一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了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同盟的“越苏友好合作条约”。 据越南《人民报》报道，会议发表的公报说，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听取了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就今年十一月三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这项条约所作的报告后认为，这项条约标志着越苏两国的“战斗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5版()专栏： 莫斯科的严重失败 ——西方报刊评华约组织莫斯科会议 本报综合报道：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莫斯科会议后，西方国家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这次会议 “分歧重重”、“意见不和”、“一片严重混乱”，暴露了“华沙条约的裂痕”。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认为，华约会议反映出来的分歧是这个组织自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侵捷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它“还会对东欧的政局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莫斯科会议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宣言，侈谈“缓和”、“裁军”、“和平”。西德《新奥斯纳布吕肯报》的评论写道：“东方集团很少发表这种对和平和缓和不乏娓娓动听的词藻，但对实现这些目标实际贡献如此之少的宣言。这一不清不楚的文件看起来就象一块烟幕。”不少西方报刊指出，这是一种“宣传动作”，目的是向外界隐藏“发生的冲突”。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苏联企图通过这次会议以北约组织增加防务开支为借口，要华约成员国全面增加防务开支。显然，苏联由于疯狂扩军造成经济上重重困难，现在想把军费重担转嫁给华约其它成员国。有些报刊指出，这表明“苏联人决心奉行扩张的方针”。但是，华约的某些成员国“拒绝这种压力”。奥地利《新闻报》说，东欧国家，包括老百姓和绝大部分党的干部“首先担心的是自己有限的福利”，他们“到处在要求加速提高其同西欧相比仍然还是太低的生活水平”，而不愿“让人勒紧裤带”。 苏联在会议中还企图以“军事合作”和加强“一体化”名义，建立一个“由苏联控制的统一指挥部”。外报指出：这样做“自然而然就会剥夺‘华约国家’对本国军队的控制权”。但是，这个图谋也遭到了反对。英国《金融时报》说：“迄今为止，罗马尼亚人成功地挫败了苏联旨在加强军事合作并在对外政策上恢复更大程度的纪律性和一致性的企图”。西德《世界报》指出：“这意味着，苏联这个华约的最高司令，不再能在任何情况下调动至少是一个成员国的军队”，“可以说出现了一种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东欧国家的新局面”。 在会议中，苏联还竭力企图要华约国家同它一起“联合起来”反华，并承担所谓“支持”华约范围以外的越南的义务。西德《总汇报》写道，“这次首脑会晤最重要的题目”，“是要把莫斯科的伙伴们统一到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上来”。但是，莫斯科会议文件最后既没有提到中国，也没有提到越南。据美国报刊报道，“莫斯科被迫把它所喜爱的谴责中国的内容全部从最后文件中去掉了，它不得不删掉了它通常对越南的那种过分的赞扬”。西德《世界报》认为，东欧各国“很不乐意地受华约组织‘亚洲政策’的约束”。奥地利《新闻报》说：华约成员国的“高级干部们在对中国新的方针的公开评价方面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见分歧过”。 至于在中东的问题以及其他外交政策方面，苏联迫使华约成员国遵循莫斯科路线的企图，也未曾得逞。 这次莫斯科会议，用西方报刊的话来说，是以“对克里姆林宫公然冒犯而告终”。勃列日涅夫在闭幕宴会上“号召团结”，“就象一个人嚷着要得到已经过去的东西一样”。西德《世界报》指出，华约国家拒绝支持苏联政策“表明在东方集团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会议出现了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苏联人再也不能把它的对外政策强加给它自己的东欧盟国了”。这家报纸甚至说：“看到在这样重要的文件里连苏联对这样一些大问题的哪怕是礼仪上的立场也没有，真叫人吃惊”。法新社也预言道：“东欧集团国家明显的小困难，不久后可能成为明显的大危机”。

第5版()专栏： 马祖罗夫被解除苏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新华社莫斯科十二月一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十一月三十日通过决议，解除马祖罗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十一月二十八日颁布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指令中说：马祖罗夫是“因健康原因而退休的”。 前已报道，马祖罗夫已被解除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人们注意到，今年八月份柯西金休假时，马祖罗夫曾经一度主持苏联部长会议的日常工作。

第5版()专栏： 丝绸之路谱新声 ——听伊朗钢琴家娜汶·阿芙露兹的演奏会 中央音乐学院 陈永连 杨峻 伊朗著名钢琴家娜汶·阿芙露兹最近访华演出，给我们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主题变奏曲》、舒伯特的《流浪者主题幻想曲》和柴可夫斯基的《Ｇ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等欧洲古典音乐家的钢琴作品，受到首都听众的热烈欢迎。她那朴实、严谨而细致的演奏风格，以及熟练、准确而稳妥的演奏技巧，使我们耳目为之一新。 贝多芬的《英雄主题变奏曲》，是作者用自己的第三交响乐（即《英雄交响乐》）末乐章的英雄主题为基础，运用交响性的发展手法和富于动力的性格变奏原则写成的。全曲由十五个变奏和一段赋格组成。娜汶·阿芙露兹在演奏这部作品时，倾注了她的全部感情。她用敦厚、结实的音色，铿锵有力地表现了英雄主题。随着主题的变奏发展，她把不同音区和力度的强弱与明暗的对比、强有力的和弦以及快速流动的旋律，演奏得激越迭宕。到高潮处，可以分明感觉到演奏者内在的感情波澜也达到了顶点，较好地表现了贝多芬所意图塑造的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 舒伯特的《流浪者主题幻想曲》，是在他著名的《未完成交响乐》之后的又一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杰作。作者用自己的同名歌曲《流浪者》的音调作形象中心，运用浪漫主义交响诗的构思和交响性变奏手法，把歌曲中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更加深刻和炽烈。这首乐曲是世界上许多著名钢琴家的保留曲目，这次我们能有机会听到娜汶·阿芙露兹的演奏，感到很幸运。她熟练地运用对比的手法，生动地刻划了《流浪者》丰富的情感。音色的丰富变化，使我们似乎看到了《流浪者》多彩的生活图景。乐曲结束时不断出现的固定节奏的和弦，使我们仿佛听到了《流浪者》那走向光明的坚定步伐。 柴可夫斯基也是我国音乐界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位作曲家连同他的作品，也一同遭到了厄运。这次，伊朗钢琴家和我国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合作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Ｇ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使首都听众感到格外高兴。这部作品是作者专为献给他的老师安东·鲁宾施坦而写的。作品象风俗画一般，充满了对光明、幸福的憧憬与向往，有着群众性的欢乐的民间歌舞的场面，基调明朗、健康。娜汶·阿芙露兹以她对这部作品的深刻理解，在中央乐团的协奏下，成功地再现了作者的意图。特别是第二乐章钢琴同小提琴与大提琴交替独奏的片断，展现出诗情画意的抒情场面，很是引人入胜。 此外，娜汶·阿芙露兹演奏的贝多芬著名的以土耳其音调为主题的《六番变奏曲》、舒伯特的《圆舞曲》，以及斯克里亚宾为左手创作的作品《夜曲》，也都各有特点，表现出了她的广泛艺术修养和熟练的演奏技巧，受到听众的好评。 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通过丝绸之路，中伊两国人民早有文化艺术交流。在世界乐坛上享有盛名的风格独特的伊朗民族音乐，一向为中国人民所熟知，早在六百年前，优美的波斯歌曲，就曾传到东亚，就曾在我国流行一时。这次我们又从伊朗钢琴家的精采演出中得到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感到分外亲切和兴奋。通过这几次演奏会，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伊朗钢琴家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所作解释的造诣之深。她的演奏很注意表现乐曲内涵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这使首都听众经历了一次不平常的美学享受。

第5版()专栏：罗马尼亚通讯 阿尔巴尤利亚 ——闪烁着独立、统一光辉的古城 在罗马尼亚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六十周年的前夕，我们访问了罗马尼亚的著名古城阿尔巴尤利亚。据历史记载，早在二千年前，罗马尼亚人的祖先——达契人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的达契亚国，并在特兰斯瓦尼亚定都。 然而，历史几经变迁，在公元十一世纪以后的数百年中，特兰斯瓦尼亚归匈牙利管辖。一六九九年，它又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自治公国，而到奥匈帝国成立后，成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八七七年，罗马尼亚通过独立战争赢得了独立。一九一八年，特兰斯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至此，形成了罗马尼亚统一的民族国家。 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古城堡前，一座矗立着的纪念碑首先映入眼帘。这是人民为纪念一七八四年农奴起义领袖霍里亚、克洛什卡、克里尚三人修建的。 陪同人员说，霍里亚就义前曾被关在古城楼的石牢里。后人在牢门边的石头上刻记着霍里亚被囚禁在这里的时间：一七八四、十二、二七——一七八五、二、二八。那正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起义领袖被处以车裂酷刑。那一天，统治当局从特兰斯瓦尼亚地区各村抓了许多农奴，迫使他们到场目睹这一惨状。但是，英雄们虽然被杀害，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理想却永远鼓舞着人民前进。 古堡的中央，耸立着勇敢的米哈伊大公的高大塑像。他是反抗奥斯曼帝国侵略的英雄。十四世纪，在罗马尼亚东北部和南部建立了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封建公国。一六○○年，蒙特尼亚大公勇敢的米哈伊第一次把罗马尼亚历史上的三个公国——蒙特尼亚、特兰斯瓦尼亚、摩尔多瓦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并定都在阿尔巴尤利亚。塑像后面的几排建筑物，就是他那时的宫殿。墙上有一幅大型的铜铸浮雕，表现了当年阿尔巴尤利亚人民欢迎他入城的热烈场面。塑像是一九六八年纪念特兰斯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五十周年时落成的。浮雕是一九七五年庆祝阿尔巴尤利亚有史二千年的纪念物。 米哈伊大公建立的统一历时不到一年，因他本人遭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暗杀而遭失败。但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间，这次统一始终是激励后代为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人民称颂他是民族史册中的光辉形象。现在每年都有许多新入伍的战士到这里举行入伍仪式，宣誓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 同米哈伊大公塑像隔着一条路的对面是全国闻名的“统一博物馆”。馆长告诉我们，一九一八年十月，奥匈帝国崩溃。同年十二月一日，就在博物馆的一个大厅内，特兰斯瓦尼亚地区选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八名代表，在这里举行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了宣布特兰斯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的历史性决议。这一天，在附近的“罗马人广场”还举行了十多万人的庆祝大会。 出了古堡向西，是著名的“罗马人广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夜晚，从特兰斯瓦尼亚各地赶来的十多万人，就在这里燃起篝火，忍着饥寒，等待着伟大的黎明。昔日的荒草地，如今成了新市区。 陪同人员告诉我们，全市四万五千人口中的将近一半居民住在这里，其中有罗马尼亚族、匈牙利族和日耳曼族。 在“罗马人广场”的一栋住宅楼里，我们拜访了七十七岁的谢尔德安老人，他是当年十万人大会的参加者。他兴奋地回忆说：“当宣布特兰斯瓦尼亚和罗马尼亚统一这历史性决议的时候，整个广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流着喜悦的眼泪拥抱、欢呼和歌唱。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着，当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八十岁老人，颤抖着双手说：‘我现在可以死了，我已经亲眼看到了祖国的统一。’”谢尔德安老人退休以后，经常向学校里的孩子们介绍当年实行统一的情景。他的七十四岁的老伴也激动地说：“当年父亲经常教我们唱民族音乐家波隆贝斯库创作的《三色旗》，并对我们说：‘你们将来也要把这首歌传给你们的子孙’。我确实这样做了。退休前，我是小学教员，我的学生都会唱这首歌。”一九七七年十月，这首歌已正式成为罗马尼亚的国歌。 罗马尼亚谚语说：“水逝而石在”。历史变迁，然而阿尔巴尤利亚古城依然存在。时光流逝，罗马尼亚人民在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共中央领导下，不畏强暴、勇敢捍卫统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永放光芒。人民不忘过去，正是为了珍惜今天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郑坚 丁永宁 （据新华社）（附图片） 阿尔巴尤利亚的“罗马人广场”一角。如今是拥有六千多套住房的新住宅区。 罗通社传真照片 （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老挝人民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 据新华社万象十二月一日电　今年以来，老挝人民克服困难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 目前，老挝各地水稻和旱稻已基本收割完毕。据老挝有关部门估计，除遭受水灾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收成超过去年。 八月中旬，老挝万象、甘蒙、沙湾拿吉和占巴塞四省的一些地区遭到较严重水灾，沙耶武里和沙拉湾等省的一些地区发生了虫灾。灾区人民为了克服灾害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同水灾、虫灾展开了斗争，补插了一些秧苗。同时，为弥补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各地农民大力开垦、复垦荒地，种植玉米、红薯、木薯等杂粮作物。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老挝全国共种植杂粮作物四万八千多公顷。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工人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十月份，距万象七十公里的南俄河水坝第二期工程竣工，使南俄河水电站的发电能力从原来的三万千瓦增加到十一万千瓦。万象啤酒厂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一些工厂克服了原料不足和零件缺乏的困难，生产出了一批产品。万象苏巴龙织布厂七月至十一月份生产了布十一万多米。工商部所属的各个木工厂和家具厂一至九月份除生产了一批胶合板和薄板外，还制造了各种家具八万四千多件。 在交通运输战线上，各地筑路工人和人民今年以来修复公路二千七百多公里，特别是在九月份以来修复了被洪水冲断多处的十三号和九号公路。近来，丰沙里省工人建成了横跨南乌河上长一百米的浮桥，促进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据初步统计，老挝交通、公共工程和运输部以及九个省的运输工人今年以来已运输各种物资二十九万多吨，为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第6版()专栏： 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联合公报 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是国际共运的阶级路线 丹麦和土耳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丹文版和第五卷土文版 新华社马德里十一月三十日电　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代表团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代表团在马德里发表的一份联合公报赞扬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争夺，指出欧洲人民必须联合反霸。 公报指出，“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团结的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认为，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公报说，“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路线。”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强调指出，“建立和发展各国人民和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 公报还说，“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认为，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总有一天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争夺的焦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重新瓜分世界，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它们坚决主张，“全体欧洲人民以及欧洲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公报说：“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热烈支持民主柬埔寨保卫祖国和为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策动的侵略而进行的革命。” 据报道，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代表团应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邀请，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七日访问了马德里。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电　哥本哈根消息：据十一月八日出版的丹麦《工人报》报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丹麦文版已由丹麦十月出版社翻译出版，目前正在丹麦发行。 新华社北京电　安卡拉消息：据土耳其《光明报》十一月十一日报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土耳其文版最近由光明出版社在土耳其出版，开始向全国发行。 光明出版社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已陆续出版了土耳其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第6版()专栏： 北大西洋议员大会和美国大西洋协会发出呼吁 西方应采取措施认真对付苏联威胁 新华社里斯本十一月三十日电　北大西洋议员大会第二十四届年会十一月三十日在里斯本闭幕。会议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及其对西欧国家的威胁表示担心，要求北约各国采取措施，认真对付苏联的威胁。 会议提出的一份文件指出，近十年来，苏联武装力量无论在战略武器或常规武器装备方面都得到加强，如果西方国家没有相应的行动，将使苏联在各方面占优势，这将有利于它实现其长远的政治目的。文件指出，苏联越来越多地干涉独立国家，苏联海军力量的加强是对北大西洋联盟各国利益的威胁。因此，大会提请各成员国对此加以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来反击这一威胁。 许多议员在发言中指出，地中海地区国家面对苏联威胁，急需加强军事力量。因此，大会通过了一项给予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军事援助的决议，要求大西洋联盟国家政府尽快给予援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在三十日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必须正视苏联军事力量以每年军费增长百分之四到五的幅度不断迅速增长，西方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认为西方在武器质量上的优势能够敌得过苏联在武器数量上的优势。他说：“要对付苏联力量在全球的挑战，不仅必须在欧洲中部地区形成力量均势，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要加强西方的团结、目标的一致以及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全面协调。”他还谴责了苏联“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对非洲毫不掩饰的非法的干涉”。 这次大会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斯本开幕的，历时六天。北约十五个成员国约二百名议员出席了大会。 据新华社北京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大西洋协会在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警告说，苏联正在建设一支能够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或非核战争、或者局部冲突中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现代化的海军。 这份题为《保卫海洋》的报告说，苏联正在建立一支拥有七百七十五艘舰只的现代化舰队，已经有能力封锁东地中海和破坏整个西方石油和贸易的海上通道。 报告说，“最近几年苏联的海军大大地加强了，苏联现在已能够严重干扰主要海运，并在利用海洋方面向西方进行挑战。”“与此同时，联盟的舰队在数量上减少了，并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过时了。”报告认为，联盟的海军力量很难对付这一挑战，它建议美国和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加强它们的海军力量。 报告要求把美国国会每年拨款一百亿美元来扩大海军。把美国海军每年建造十三艘舰只的计划增加到二十五艘左右，把舰只的总数由目前的五百二十五艘增加到六百艘。报告还建议北约其他成员国每年花六十亿美元建造二十艘舰只，使它们的联合力量保持在六百艘左右。 新华社北京电　纽约消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美国大使贝尔恩特·冯·施塔登十一月十四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十五届美国全国外贸大会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西欧国家应加强防御能力对付华沙条约集团的军事威胁。 他说：“在苏联指导下，华沙条约国一直在努力使其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现代化。根据我们的看法，华沙条约集团拥有的军事潜力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自卫需要。”“客观地说，我们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危险的并且具有潜在的威胁。” 他说，欧洲国家应尽力加强防御能力，弥补发现的差距和不足。 在谈到欧洲的稳定问题时，他强调说，欧洲国家正“通过促进欧洲团结”以求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在未来的谈判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对欧洲具有战略性威胁的所谓的中程武器。”

第6版()专栏： 大平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新华社东京十二月一日电　在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于十二月一日上午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十五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大平正芳当选为党的新总裁，并将出任日本首相。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的自由民主党总裁预选中，大平正芳以得票比现职总裁福田赳夫多一百一十分（每一千票为一分）的优势获得胜利。福田随即宣布退出总裁的正式选举。在今天举行的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上，没有举行投票，而是在大会主席提议下，一致鼓掌通过选出大平正芳为党的新总裁。 大平正芳在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新总裁后在大会上简短致词，强调自由民主党当前的最大课题是加强协调与团结，要求全党为此给他以支持和合作。 据报道，在大平正芳当选自由民主党新总裁后，福田内阁将于十二月六日宣布辞职，日本国会将于当天召开临时会议，指定大平为新首相。大平将立即着手组织新内阁。 据《朝日新闻》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道，大平正芳的“政策纲要”的主要内容有：采取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战略以维护和平；建立环太平洋连带关系的外交；进行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经济往来和开展民间经济。纲要强调继续维持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并同所有国家协调关系。

第6版()专栏： 美国总统卡特反对外国干涉伊朗内政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卡特十一月三十日说，美国“没有任何干涉伊朗内政的意图，也不赞成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干涉”。 卡特总统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伊朗问题时这样说的。在此之前，国务卿万斯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已先后两次表示了美国方面对伊朗局势所持的这一立场。 卡特说，他认为伊朗国王对他自己国家的局势是很清楚的，也了解他最近遇到的某些问题引起的原因。他重申美国支持国王，相信他能够“保持伊朗的稳定”。卡特还表示，他信任伊朗人民会对自己的领导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6版()专栏： 英《泰晤士报》停止出版 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三十日电　英国《泰晤士报》十一月三十日晚宣布，该报的全部报刊，包括《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及三种增刊从十二月一日起无限期停止出版。这项决定是当天继英国下院为挽救这些报纸的出版而举行三小时紧急辩论之后宣布的。 这些报纸停止出版是由于资方和工会之间长期存在争议的结果。今年四月份，资方提出要采用新的技术和工作程序以控制非正式的停工，要求工会同意，并把十一月三十日定为最后期限，否则就停止出版报纸。面对资方的多次警告，一些工会，特别是处于争议中的全国制图工人协会在资方以停版相威胁的情况下拒绝进行谈判。 《泰晤士报》于一七八五年创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报纸之一。《每日电讯报》三十日在一篇社论中说：导致《泰晤士报》停版的情况也威胁着其他报纸。

第6版()专栏： “人民圣殿教”惨案透视 杨真 美国“人民圣殿教”九百多名信徒，集体自杀的惨案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巨大的震惊，也在全世界引起广泛的议论。人们自然要问，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美国，怎么会发生这种荒诞的人间悲剧呢？ “人民圣殿教”十五年前创立于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后来迁到加利福尼亚州，以后又在旧金山设立大本营。一九七四年，一部分教徒来到南美的圭亚那。一九七七年后，教主琼斯也来到这里。这个教派的教规极为严格而野蛮。教主可以任意虐待和折磨信徒，可以过荒淫无耻的生活。信徒如被认为触犯教规，要受到种种体罚，有的儿童甚至被投入水中溺死。教主琼斯鼓吹“世界末日”，只有“自杀”才是所谓“圣洁之死”。然而这个野蛮而又愚昧的教派在美国竟然能够公开活动，甚至还受到某些当权派人士的赞赏。 “人民圣殿教”惨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日益衰落，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严重，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丧失信心，对历来信奉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因此，在美国社会中泛起了各种颓废的、虚无主义的思潮。有的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真理，传统的道德和价值标准都已崩溃，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是徒劳的，活着只是一种痛苦，由此出现了对“死亡”的膜拜，把自杀看成是“圣洁之死”。而另一方面，在一种所谓弗洛伊德主义影响下，把人生看作是受盲目的“下意识”支配的无意义行动，人的一生只是浑浑噩噩的，只有“性的冲动”是支配生物的基本动力，这种理论为生活上的放荡提供了理性化的外衣。所有这些腐朽的现代资产阶级思潮又通过文艺、书刊、广播、电视大肆张扬，到处传播，这就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凶杀、抢劫、强奸、欺诈、吸毒等病态。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光怪陆离的新兴“宗教”应运而生。“人民圣殿教”不过是其中之一，除它以外，还有上百个新兴教派，有的称为魔鬼派，有的称为耶稣颓废派，有的崇奉占星术，有的宣扬与神灵相通，能治百病、行奇迹，而更多的则是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有的教派头子针对教徒精神空虚、思想颓废，把自己神化，对教徒实行专制统治。有的教派内部鼓吹放浪形骸之外，把淫乱称为“属灵”生活。甚至一个与南朝鲜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南朝鲜人申某也创立起一个教派，以“求神拯救美国”为口号，蒙蔽控制一些青少年，激起美国家长们的愤怒抗议和游行示威。 “人民圣殿教”惨案正是美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潮的产物。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向人们揭开了美国“自由”和“文明”帷幕的一角。 据美联社十一月二十七日报道，在“人民圣殿教”的教徒们集体自杀之前，他们的教主曾忙着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避难所”，并曾向教徒们提到过“古巴与苏联”。教主还派他的高级助手与苏联驻乔治敦的一名外交官员进行了两次“会商”。这名苏联官员与教主的高级助手“讨论了他们的问题”，并表示“随时可获得签证”，让该教派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讨论”他们“迁往俄国”的问题。在这之后，该教派的信徒们就学起俄语来了。 “人民圣殿教”这个极其野蛮而充满罪恶的教派指望最终在苏联取得一个新的活动场所，这是耐人寻味的。 美国人民是富于求实精神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象“人民圣殿教”信徒之类的一些人，只是美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腐朽的社会思潮的牺牲者而已。（附图片） “人民圣殿教”信徒的尸体躺在毒药罐旁边（左）和庙里的圣坛周围（右）

第6版()专栏：新闻人物 大平正芳 在十二月一日举行的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大平正芳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新总裁，按照惯例，他将在即将举行的日本国会临时会议上被指定为日本政府的新首相。 大平正芳在一九一○年生于香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后入大藏省工作，任横滨税务署长等职。战后，历任大藏省主计局课长、大藏大臣秘书官、经济安定本部公共事务课长等职。一九五七年任自由民主党总务。一九六○——六二年任内阁官房长官。一九六二——六四年任外务大臣。一九六八——七○年任通商产业大臣。一九七二——七四年任田中内阁外务大臣。一九七四——七六年任大藏大臣。一九七六年底起任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十次当选众议院议员。 一九七二年九月，大平正芳以外务大臣的身份陪同田中首相到中国访问，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九七四年一月，他又一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大平正芳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英报揭露苏在苏伊边境部署军队 据新华社北京电　英国《每日电讯报》不久前刊登了一条它的记者发自德黑兰的消息，报道苏联已经在同伊朗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军队。消息说：“苏联与波斯（即伊朗）有着一千六百公里的共同边界。俄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讲波斯语的陆军师，部署在这段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