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现代化农业机械初显神通 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夺得大丰收 二十人耕种一万一千亩土地平均每人产粮二十万斤 编者按：请大家都来看这个好消息。在辽阔的“北大仓”原野上，只有二十个农业工人的一个小队，使用引进的先进农业机械和运用科学种田方法，耕种了一万一千亩土地，平均每人生产粮食和大豆二十万斤。这个农业现代化试点的成功，是党中央决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一个试验的初步胜利。它对于我国逐步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为我国农业高速度发展带来了可喜的消息。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创造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有关各方面的工作必须迅速进行很大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要求。我们只有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次试点的经验，认真研究和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才能促进我国农业战线出现一场巨大的革命。 新华社哈尔滨十月三十日电　本社记者李普从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报道：这里今年采用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国外农业机械和科学种田方法，种植大豆和玉米一万一千多亩，已经获得丰收，亩产分别比去年增长两成和七成多。加上几千亩油菜和其他作物，全队二十名农业工人，平均每人种地近千亩，产粮二十万斤。我国农业中首次出现的这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于逐步改变现在几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在深秋的阳光下，我们来到二队田间。只见玉米秆高穗大，大豆果实累累，三台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正在工作。这种收割机工效高，作业质量好，收割、脱粒等几道工序一次完成。它乘风破浪般地前进，所过之处，把玉米秆、玉米芯切成一小节一小节，均匀地撒在地里作肥料。转眼之间，一大片庄稼就被剃光了。金黄的粮食，随即由运粮拖车送到晒场。 这批机器，是四月上旬开始从国外运到的，共六十台（件），包括从耕耘、播种到收割、运输和粮食加工的各种机械。那些拖拉机既是牵引农具的动力，又是操纵农具的枢纽。它牵引的旋转锄，八小时能松土两千亩左右。它牵引的耕耘机，作业面宽达十八米八，八小时耘地一千多亩。 黑龙江省无霜期只有一百二十天左右。过去大秋作物的春播时间一般要半个多月，播得较晚的地块往往庄稼没有成熟就遭到霜害，大幅度减产。今年二队试用这种新的播种机，不到五天就全部播完了，为庄稼赢得了比较充裕的生长期。 我国农村每年都要为农作物间苗锄草耗费很多人工，黑龙江地多人少，困难更大。二队今年的玉米用精量点播机播种，一窝玉米下一粒籽，一粒籽儿长一棵苗，不仅节约了种子，更可贵的是把间苗这件费时费事的活儿省掉了。同时，由于喷洒了除草剂，消灭了杂草，避免了因为管理不过来而发生的那种“粮草间作，草比苗高”的严重情况。记者来到一块大豆田，这块地播种后既没中耕，又没锄草，地里却很少杂草，一株株豆棵挂满了豆荚，生长良好。队里的同志们很高兴。除草剂把他们从锄草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二队带来了丰硕的生产成果，也促使他们冲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解放了思想。曾经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既要精耕细作，就只有多投人工，也就谈不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眼前这些新鲜事儿却告诉人们：精耕细作同手工操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一定需要多费人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精量点播机，一个人八小时能播种玉米一千二百亩，开沟、点种、施肥、下药、覆盖、镇压一次完成，行距、株距、深度都好，下种量的精确度达百分之九十八，无论速度、质量都远远超过了手工操作。相形之下，手工劳动反倒成了粗放耕作。 二队采用这种先进农业机械和科学种田方法还只有半年时间，这些生产成绩还是低水平的。二队原有三百多人，现在已腾出二百七十多人去干别的工作。美国朋友韩丁前不久来参观，认为还有很大的潜力，农业工人可以减少到十五个，耕地可以扩大到至少三万亩。他说：“你们十五个人，我看两年就可以达到我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竞赛吧。”韩丁一个人种地一千七百亩，每年劳动一百五十天，生产玉米一百五十万斤。友谊农场的领导和二队的同志准备明年先做到二十个人种地三万亩。他们要记者转告全国人民：他们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决心接受韩丁的挑战，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第1版()专栏： 安乡在前进 ——中共安乡县委整风后的一些见闻 夜深了，中共湖南省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从北京参加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回来后，还在灯下读着一封封干部、群众的来信。许多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安乡整风的报道后，怀着对家乡关切的深情，对共同事业的责任感，写信支持、鼓励县委。读着亲人的信，刘淑元同志思绪万千。今年春天，当她和县委其他领导人，在会议上，在村舍里，向干部和群众检查县委的错误时，许多同志也曾鼓励他们说：不要光检查了，挺起腰杆来带领大家干吧。她想起刚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勇敢地挑起担子。今天，她对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决心恢复和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用实际行动回答党的关怀和群众的期望。 坚持实事求是 不说空话假话 整风以后，中共安乡县委把转变作风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决反对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县委十分重视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专门举办了有公社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大队会计参加的政策学习班，重温“六十条”和省委的有关规定，总结这几年减产虚报的教训，要求做到人人讲政策，事事讲政策。县委专门把有关粮食政策的条文摘抄印发到各个生产队，出安民告示，宣布不购过头粮。安文公社春粮、早稻获得了大丰收，一季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县委表扬了这个公社。可是，就在这时，刘淑元同志从人民来信中了解到，有的生产队没有按省委的要求留足到年终分配前的口粮，便在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要他们认真检查一下。公社通过调查，了解到全公社一百五十八个生产队中，有十九个生产队没有留足五个月口粮。于是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进行检查，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问题，从入库粮中退出了五万三千斤粮，补足了社员的口粮。 县委在全县普遍检查了一次非生产性建筑问题，发现：一九七四年以来，有五个公社修建了招待所之类的非生产性建筑，其中有安金和安文公社。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安金公社是全县的先进公社，安文公社是为迎接全省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修招待所，非生产性建筑面积也不大，不必上报。县委副书记杨振东同志坚持说：对先进单位不能护短，向上级汇报不能缩小错误。县委如实上报了情况，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坚决制止了随意动用国家和集体资金、平调农村劳动力搞计划外基建的歪风。 早稻丰收时节，一批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县直属机关干部、农技干部，来到安尤公社官民大队第七生产队，验收县委副书记罗贻斌同志的试验田。象今年这样组织一批批人来验收评议，还是第一次。在验收中，罗贻斌同志叫大家把生产队的田亩全部丈量，逐丘鉴定验收，发现生产队少算了五亩，便叫如实地补上。验收结果：今年试种的五十亩无泥温室育秧试验田，亩产八百零八斤。大伙边看，边评议，边总结，先进经验也就从这里传播开了。 闻过则喜 知错就改 六月中旬，全县进行了一次生产大检查，重点放在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的点上。当检查的同志来到安尤公社六家渡大队第八生产队时，见早稻田间管理粗糙，禾苗长势不好，大家很不满意。这里是县委常委、安尤公社党委书记张光彩同志的点。要是在过去，大家可能只在私下议论，而县委书记刘淑元也会考虑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关系，伤了感情。 这一回大不相同了，大家七嘴八舌当面议论开了。在总结会上，刘淑元同志尖锐地指出：工作抓得不扎实，这那里象打翻身仗的样子，没有按县委决议精神领导群众干。张光彩同志诚恳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表示立即采取措施改正，要在晚稻生产上作出成绩来。果然，张光彩同志带头苦干实干，晚稻栽插任务保质保量提前完成，禾苗长势好。七月下旬，县委又在六家渡八队召开了由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全县落实晚稻超早稻的计划。 由于县委知错就改，许多干部群众敢于当面向领导提出批评建议，或写信反映情况。前不久，县革委农村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直接给县委副书记罗贻斌和杨振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县委进一步改进作风。原来，前些时县委在安德公社召开了一次各部、办、委及有关科局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这次会比以往开会降低了伙食标准，但是公社另买了西瓜、梨子招待。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时间也不紧，却开动了专车和专船。提批评的同志说，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如果注意节约，对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减轻国家和农民负担，改进领导作风，就更有现实意义。罗贻斌和杨振东认为批评得对，立即写了一份检查，并让全体参加会的同志补交了伙食超支及瓜果钱，派人送给安德公社。以后，又把这封来信和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县、社党组织，使大家都从中受到教育。 干部挑重担　群众积极干 “干部挑重担，群众积极干，大打翻身仗，长征添力量”，这几句顺口溜，概括了当前安乡的干部和群众同心干的精神面貌。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任保华，是在安乡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前几年，由于县委没有很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他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想讲又没有机会，心情不舒畅；加上身体多病，对有些工作便抱着一不说、二不管的消极态度。经过省委、地委帮助县委整风，矛盾揭开了，大家敞开思想，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他心情舒畅了，干劲又上来了。七、八月间，正是酷暑高温季节，他头顶骄阳，怀里揣着镇痛药，骑上自行车，一天跑五、六十里，深入到六个公社、十七个大队，调查了领导班子和多种经营的情况。回县以后，对如何加强社队领导班子建设，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向县委提出了十几条合理化建议。 县委常委、安金公社党委书记汤胜保整风后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我思想上自满，作风上不扎实，同群众一起干得少了，这样不行啊！现在，他经常在队里同群众一起劳动，并到较后进的长乐大队第十一生产队蹲点。群众向他反映，队干部吃风太盛：去年一年，这个仅有一百人的生产队，就开支了三百八十多元的干部吃喝费用，把群众的积极性吃掉了。汤胜保就耐心教育干部，切实改变作风。这个队肥源缺，他又带领队干部车干了一口塘，挑了一百多方塘泥。今年，春粮和早稻丰收，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四。 在十一生产队的影响下，长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尚发，也主动检查了自己贪图吃喝的不良作风，下决心改正。每年双抢结束时，大队总要吃一次“丰收酒”。今年他从生产队参加双抢回来，有的大队干部已把酒肉买回来，他说服他们把东西卖给群众，不让再吃“丰收酒”。于是，在这个队传出了这样几句顺口溜：去年的刘尚发，吃喝都有他，今年的刘尚发，浑身是泥巴，这样搞下去，长乐有办法。 在全县许多地方，干部作风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参加劳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多了，浮在上面、凭想当然办事的官僚主义少了。往年，干部要登门上户催社员出勤；今年，则要劝群众吃好、睡好、休息好，高温天不要中暑，还把皮蛋、海带等送上门。今年双抢，比往年少开了许多会，可是完成任务比往年提前了十多天。县革委会办公室作了个小统计，往年上半年开会费用达六万元，今年只用了两万元。会开得少了，干部却感到工作好做了，原因是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许多干部、群众认为，这样坚持下去，安乡大有奔头，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　晓渡　刘见初

第1版()专栏： 省委加强领导　采取切实措施 江苏农村千方百计抗旱播种 新华社南京十月三十日电　江苏省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正在千方百计挖掘水源，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目前，全省三麦（大麦、小麦、元麦）二豆（蚕豆、豌豆）的播种面积已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五，种得早的麦子，嫩苗已经破土而出。 今年，江苏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旱，许多水库干涸，塘坝断水，一些地方土壤的含水率下降到百分之十左右。需要抗旱播种的有四十多个县、市，面积在两千万亩以上。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紧急行动起来，战胜干旱，搞好秋播，并对抗旱所需的电力和柴油及时作了调配和安排。省委还将省属抗旱排涝队派往旱情严重的洪泽湖地区，突击翻水，帮助解决那里抗旱急需用水的问题。 现在，一场大打抗旱播种、抗旱保全苗的人民战争已在全省普遍展开。广大干部、群众除充分利用现有水利设施浇灌外，还充分发挥人力、畜力和机械的作用，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抗旱播种措施。凡墒情比较好的，就集中力量突击耕翻，随整地随播种；墒情不足的，先洇水再耕田播种，力争早出苗，出全苗。 为了防御今冬明春可能出现的持续大旱，考虑到今后抗旱大量用水的需要。省委提出，要“向长江要更多的水，向地下要更多的水”。目前，正在着手规划，准备实施一些必要的工程项目：在淮北大打机井，挖掘地下水源；续建江都抽水机站的配套工程，提高向北送水能力，补充淮北地区抗旱水源；挖深和延伸镇宁地区通江通湖的河道，提高镇宁丘陵山区引水蓄水的能力；扩大里下河地区自流引江的范围。

第1版()专栏： 虚心向老工人学习　刻苦钻研操作技术 徒工王秀芹创四十万米无次布优异成绩 新华社沈阳十月三十日电　辽宁瓦房店纺织厂徒工王秀芹，刻苦钻研操作技术，创造了四十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 王秀芹是去年一月到这个厂的织布车间工作的。她虚心向老工人学习，业余挤时间练习接头，进厂三个月就能看五十六台织布机，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万米无次布的竞赛中，她每天做好接班检查工作，严格把好质量关，赢得了全省万米无次布竞赛的冠军。 九月十六日，瓦房店纺织厂党委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王秀芹以“优质高产标兵”的光荣称号，奖给她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第1版()专栏： 靠现代科学技术战天斗地 ——访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农业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现代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样搞法？这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又十分陌生的问题。今年四月，国家从美国陆续引进了一套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农业机械，交给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搞农业现代化试点。秋收时节，我们来到辽阔的三江平原，访问了这个生产队，所见所闻，使我们大开眼界。 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北大仓”的耕地上，玉米长得秆高穗大，籽粒饱满。引进的联合收割机正在收获。但是，辽阔的田野静悄悄的。通常北方农村秋收时那种镰刀挥舞、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在这里竟看不到了。 一台草绿色的一百四十五马力的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里乘风破浪般地前进，就象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中的大型游艇一样，不同的是它的速度几乎能赶上城市的公共汽车。它那六米多宽的割台，象一把巨大的理发推子，不一会就把玉米地推了个半边光头。它的大肚皮里面，急剧地在处理“食物”，玉米籽粒被剥离下来，秸秆和玉米芯被切碎后均匀地撒在地里当作肥料。一台载重十一吨的运粮拖车早就在地头等候，及时地把金黄的玉米粒运往场院。一万多亩耕地上这一连串的秋收活计，总共只由三台联合收割机、三台运粮拖车、六个驾驶员和三名助手，（助手本来不需要，主要是跟班学技术）在半个月时间里就轻松愉快地“包干”了。而去年这个时候，二队男女老少三百多人一齐上阵，起早贪黑拚命干，光是把庄稼从地里收到场院，就足足忙了一个多月。等到脱粒完毕，粮食入库，已快赶上过新年了。 在队部办公室，管生产的副队长肖士斌喜气洋洋地拿着一份报表对我们说：他们使用引进的这套农业机械，粮食亩产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队二十名农业工人，平均每人种地九百七十亩，刨去十六万斤油菜籽不算，每人全年生产粮食和大豆二十万斤。 这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我国农业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向肖队长祝贺。大家都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办法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感到欢欣鼓舞。 成龙配套，发挥先进技术的威力 接连几个夜晚，皓月当空，“北大仓”显得更加宁静。室外虽已接近摄氏零度，寒意袭人，室内却热气腾腾。我们向二队的同志提出各种各样的询问，引来了一连串关于现代化农业机械大显神通的“神”话。 地处祖国东北部的“北大仓”，气候寒冷，无霜期短，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困难。这里每年只能种一季庄稼，而且老天爷只给一个十天左右的“最佳播种期”。早播了，地温不高，种子发芽率低，影响产量，播晚了，那怕晚一两天，秋收时庄稼贪青，遇上早霜，粮食就会减产甚至失收。所以当地有句俗话：“过了芒种，等于白种”。多少年来，二队的职工为了同老天爷作斗争，抢住“最佳播种期”，总是人机一齐上，起三更睡半夜，大干苦干拚命干，但到头来还往往事与愿违。那时，因为农业机械效率不高，又不配套，误了农时。他们记得，一九六九年那场早霜，大地一片白茫茫，尺把长的红穗子的棒子，毛茸茸的豆荚，正在灌浆，却被早霜打得落了架，眼看唾手可得的丰收成了泡影。这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产近三成。 今年春耕，驾驶员李万金第一个开动引进的“铁牛”。播种玉米时，他驾驶拖拉机牵引着耕耘机松土，作业宽度十八米多，时速十几公里，一天松土一千多亩。播种机一天也能播一千二百亩。往年，二队春播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今年不到五天就播完。五天下来，李万金扳着指头一算，好家伙！他和助手两个人，干了全队三分之一的活。他兴奋地说：“看来战胜老天爷夺丰收，光靠不怕苦、不怕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使用引进的精量点播机播种，使二队今年免除了给庄稼间苗这道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工序。以播种玉米来说，我国传统的方法是，一穴玉米下四、五粒种子，等出苗后再间苗，把多余的苗去掉，留下一棵好苗子。间苗时，由于庄稼人手下的功夫不同，留的苗质量有好有坏。今年使用精量点播机由“铁牛”牵引。“铁牛”内部有电子——液压控制系统，精量点播时由电子监控，一粒一粒地计算着播出的种子，依照速度计的信号，严格控制种子落下的快慢，按照人的意志，一穴一粒，不多也不少，行距、株距、深度完全符合规格。若是有一垄发生故障，不符合质量要求，电子警报器就会发出声音，提醒拖拉机手及时调整。二队五千六百多亩玉米地，每亩播四千多粒种子，全部种子就是二千四百多万粒，百分之九十七的种子出苗整齐，几乎同一天“过生日”。精量点播机播种，省工、省种子、质量也好的事实，给了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精耕细作一旦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上，便不是哪一个能工巧匠的双手所能比拟的；而能工巧匠一旦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就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化学除草剂代替人工灭草，就更使许多人感到“神”了。草荒，是“北大仓”庄稼的一大祸害。人们每年用于除草的时间，占田间管理时间的一半。而草苗争长的现象，仍不能完全避免。今年，当喷洒车载着二十吨的除草剂，在地里来回奔跑，喷射药剂的时候，有的人将信将疑，担心这一万多亩庄稼地，秋后会变成一片大草原。甚至有人说：“留分头，抹豆油，梳也梳不开，难受的日子在后头哩！”后来的事实说明，这除草剂真灵，再没有用人工铲耥，就基本上消灭了杂草。草荒，是可以成为“历史陈迹”的。但是，用除草剂是不是花钱很多，增加了农业成本呢？二队有个统计：每亩地施用除草剂成本费仅一元多钱，省三到四个工，实际上每亩要节省三元多钱。 这套引进的农业机械，共六十台（件），特点是大型、高速、宽幅，能综合作业。拖拉机最大的达二百七十五马力，算得上是目前国内力气最大的“铁牛”。由十四个胶轮托起、机面十八点八米宽的耕耘机，更是庞然大物。然而它一点也不笨，操作时，前进、后退和拐弯，运转灵敏。操作完毕，它可以折成五段托起，由“铁牛”拖着，在田间公路上奔驰。这套农业机械配套齐全，从翻耕、耙地、施肥、撒药、播种，到中耕、收割、运输、粮食加工，乃至捆秸秆、集垛等，样样的农活它们都能干。 这些年来，二队也有不少农业机械，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劳动力不能有效地解放出来呢？除了机械老旧、技术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配套，间苗、除草、掰棒子、捆秸秆、集垛、施肥等等基本上依然靠手工劳动。正象美国朋友韩丁指出的那样：用农业机械种庄稼好比用木桶盛水：一只木桶，由几块木板拼起来，只要其中一块短缺，其他的木板再长，水也会盛不住，流掉了。 新的生产力将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如果把韩丁说的那只“木桶”放大来看，二队要和韩丁挑战，赶上世界先进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好几块短一截子的木板必须补齐。 韩丁一个人种一千七百亩地，平均劳动一天生产粮食一万斤。这么高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并不是韩丁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他们那里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结果。韩丁生产需要的种子、肥料、农药、农机配件，都由各专业公司负责，只要订好合同，一个电话，有关公司就会送货上门。而我们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今年有一天，火车为二队运来一百吨化肥，通知第二天去车站领取。二队人少活多，农时紧迫，本来无力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自己不去就没人给你送来，怎么办？只好扔下农活，全体出动去运化肥。再如，由于没有种子公司供应良种，二队今年采用的玉米种子比较混杂，玉米长得高高低低，成熟期有先有后，推迟了收割期；收割时也影响了作业进度。又如，二队今年用的化学除草剂全部是进口的，以后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化学除草剂。我国的化工部门需要尽快地研制和成批生产出这种高效优质的除草剂，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二队已经腾出并可以继续腾出一些人力去干别的工作，对他们需要加以妥善的组织和培训。总之，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迅速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新的生产力是革命的因素，它提出的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必将推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更快地前进。 新华社记者　于有海　黄正根

第2版()专栏： 韩先楚、肖华同志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做到 要解放思想　要发扬民主 新华社兰州十月三十日电　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党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会议结束时，司令员韩先楚、第一政委肖华发表了意见。 韩先楚同志说：搞清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们军队的建设。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前几年，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鼓吹“天才论”、“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把毛泽东思想神秘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反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对他们这一套早有察觉。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在南昌就曾对我说过，什么天才，我不是天才，读过孔夫子、资本家的洋学堂，后来才开始读马列主义。“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马克思列宁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的这些话，打中了林彪的要害，揭露了林彪的假马克思主义嘴脸。值得注意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一些同志用宗教迷信的方式来对待革命领袖和革命理论，他们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忘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结果，把自己的思想搞僵化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 韩先楚同志说，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我们抓纲治军更为重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为我军建设总结的一整套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但是，我们要搞国防现代化，就必须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新问题，摸索新经验。只有不断地解决这些新问题，才能尽快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战斗任务，使我们的战备工作经受得起实战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韩先楚同志还谈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才能辨别是非，弄清真伪。战争年代，我军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干部战士敢于讲话，敢于批评上级，敢于争论问题，积极提出各种建议，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我们战胜了凶恶、强大的敌人，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践踏党的民主生活，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谁要是对他们那一套提一点意见，就不得了，就说你是反党反毛主席，搞得人们不敢说真话，不能开展批评。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有些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甚至打击提意见的群众。我们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把党的民主作风恢复发扬起来，不断加强民主集中制，真正做到广开言路，让群众讲话。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抓纲治军的步伐，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肖华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其重要任务就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路线上分清是非，正本清源。真理的标准问题不解决，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就不可能。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中央报刊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实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是从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肖华同志谈到，华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认为，这四个“再”，关键是思想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彻底砸烂林彪、“四人帮”套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从他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恢复实践的权威，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这一点，对于我们抓纲治军尤为重要。因为军事是一门极为严肃的科学，军队是要打仗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讲唯物主义，不讲实事求是，就要打败仗，就要亡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认真总结我军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子才能迈得快一点。 肖华同志还就部队如何开展这一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谈了几点意见。他强调，要教育干部战士充分认识学习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克服“与己无关”的思想；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推动当前部队各项工作；要领导带头，解放思想，努力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通过学习讨论，真正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第2版()专栏： 重在政治表现　坚持择英举贤 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出身反动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本人政治表现较好、考试成绩优秀的糜解为研究生，受到赞扬 本报讯　据十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招收研究生中，录取了一个出身反动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本人政治表现较好、考试成绩优秀的研究生——糜解。 糜解是上海常德中学教师、数学教研组组长，今年三十五岁。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一九五二年因反革命罪被专政机关逮捕，不久被镇压。他的祖父是地主，于解放初被镇压。他有几个舅舅和姨母在台湾，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蒋匪军的高级军官。糜解本人的历史是清楚的。他于一九五九年毕业于上海育才中学后，考入安徽大学数学力学系，攻读概率论。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报考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考试成绩名列第二，因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分配在上海常德中学当教师。糜解坚信，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只要自己努力，是有光明前途的。在党的教育下，他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自学，除了继续钻研概率论以外，还学习现代数学分支的知识，如规划论、对策论、信息论、数理统计、组合数学等，并自学外语，能阅读和笔译英、俄、德、法、日五国文字的数学专业文献。去年下半年，他在常德中学党支部推荐下，报考研究生内部招生试点单位——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专业，考试成绩优良，概率论专业课考分为第一名，也因政审未通过，没有被录取。今年春天，糜解又在一些热心的同志鼓励和常德中学党支部推荐下，报考交大的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初试成绩为：数学96分＋20（附加分），外语94分，其他各科考分平均在80分以上。复试的两门专业课成绩全优，体检合格。 象糜解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录取为研究生？交大党委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对糜解的家庭情况和本人的政治表现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糜解的工作单位和有关同志的意见，对糜解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 糜解的父亲于一九五二年因反革命罪被专政机关逮捕后，他的母亲即与他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由他长期担任小学教师的母亲抚养成人。他父亲被镇压时，糜解只有九岁。那几个反动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解放前跑到台湾去的，糜解都没有见过。这些关系，糜解对组织从未隐瞒。从家庭对他的影响来说，还要看到这样的情况：糜解也有几个姨母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科研工作者，对糜解关系比较密切、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九姨和十姨。她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十姨曾获得上海市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多次幸福地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 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糜解是否真正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主要是看他的现实政治表现。糜解的政治表现一直是比较好的。在中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一再说：“我出身于这样一个反动的家庭，党没有歧视我，而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我应当以加倍的努力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长期来，他勤勤恳恳地搞好本职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争挑重担，他长期担任班主任，他带过的一些班级，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全校比较先进的班级。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都很好。“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时，他拒绝写那些随意诬陷别人的大字报，经常抵制那些颠倒是非的“批判会”。“四人帮”大肆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时候，他拒绝写诬陷邓副主席的大字报。他衷心拥护华主席、党中央，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教育革命，受到师生的好评。 经过这样的调查和分析，交大党委认为，糜解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虽然复杂，但根据本人的一贯表现，证明他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他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考验的。经过考试和了解，他确实学有专长，业务成绩比较出色，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可以录取为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 在一个人身上落实了政策，影响一大片。糜解被录取为交大研究生的喜讯传到常德中学，师生员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放鞭炮，刷喜报，象过节一样。学校本来只准备组织各教研组的代表十来人到糜解的家里去报喜，结果有四十多人参加。有的教师拉着糜解的手，眼含热泪连声说：“共产党伟大，华主席英明！”在党支部举行的欢送会上，许多教师激动地说：“我们为糜解高兴，为交大高兴，也为党高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落实了。”有些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背着思想包袱的教师说：“糜解的榜样，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糜解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愿：“我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我决心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糜解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常德中学的当天，有人填了一首《蝶恋花》，词的下阕是：“是党恩择英举贤，说甚‘臭九’，功罪凭实践。园好人欢百花艳，放歌十一大路线。”

第2版()专栏：短评 团结全党的正确方针 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是动不动就撤职查办，一棍子打死？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党的队伍能不能兴旺发达，能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干革命、搞建设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湖南省委帮助安乡县委整风后所出现的团结战斗的局面，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干部从关心爱护出发，进行及时有力的教育帮助，这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长期路线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一条正确方针。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从爱护干部出发，从团结更多的人干革命、搞建设出发，就应当认真执行这一方针。过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今天在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都是这样做的。而象林彪、“四人帮”这些阴谋家、野心家，为了个人争权，为了一帮一伙的私利，就必然对反对他们的广大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唯物主义者认为，没有完全先知先觉的圣贤，任何一个革命者，要想在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不走一点弯路，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这就一定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析发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提高觉悟。中共湖南省委在处理安乡县委犯错误的事件中，就正确执行了这一方针：既不掩盖矛盾，又不否定他们过去的成绩；对犯错误的同志既关怀爱护，又一分为二，严格要求。这样做，把压力变成了动力，既振奋了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精神，又为下级如何对待错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比单纯地撤换几个干部，或者简单地给个处分，更能教育人，更能团结人，更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 当然，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于教育，并不排除按照党的规定，给予犯错误的干部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即使给极少数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以纪律处分，目的也是为了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因此，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讳疾忌医，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常言说，“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只要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接受教训，就能使我们更加聪明起来，今后少走或不再走弯路，把坏事变成好事。 毛泽东同志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这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年来，这个好传统好作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恢复和发扬起来。要提倡全党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团结战斗。

第2版()专栏： 重在政治表现 《解放日报》短评 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糜解为研究生的这篇报道，提出了当前落实政策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同本人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党的一贯政策是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不是根据他的家庭出身，父母的行为，而是根据他本人的社会实践，即根据他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现实表现来检验。这就是重在政治表现。贯彻这项政策，就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 当然，不好的家庭出身和不好的社会关系，对本人来说，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此，党一贯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在思想上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到党和人民这一边来。但是，家庭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到学校、工作单位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那些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主要是那些青年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风尚的熏陶，这些影响对他们的思想的进步起了主导的作用。实践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决贯彻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是符合这种实际情况的，是适应实际斗争需要的。 但是，这项政策长期来受到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林彪和“四人帮”大肆鼓吹反动的“血统论”，采取封建统治者株连的办法，对那些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加上种种侮辱性的称号，为他们设置了种种人为的障碍，不少人还因为父母和亲属的问题而受株连，遭到残酷的迫害。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践踏了党的政策，搅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尽管华主席、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坚决贯彻这项政策，有些同志还不大放心，他们还要看一看：重在政治表现，究竟重到什么程度？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个格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想，交通大学录取糜解为研究生的事实，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当糜解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常德中学后，许多教师信服地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落实了”，这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应当看到，重在政治表现这项无产阶级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党的政策具体落实到某个人身上，在掌握上也可能会有某些出入。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同志或者因为心有余悸，怕以后被戴上“右倾”帽子，在掌握招生、用人的政审标准时，存在着一种宁紧勿宽的思想。或者因为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唯成份论”的思想界限，错误地认为在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掌握得紧一点，才是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这些思想都是不利于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应当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清思想和路线是非，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使党的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华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党要打破常规，发现、选拔、培养杰出的人才，党已经采取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如改革招生制度，扩大高校招生名额，多招收研究生，解决技术人员学非所用的问题等，以广开才路。在党中央倡导下，许多同志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积极推荐各种人才，形势十分喜人。但是，不拘一格选人才，要有热心的“伯乐”，还要解决许多政策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坚决贯彻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交通大学录取糜解为研究生，正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3版()专栏：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本报评论员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最近出现了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为内容的短篇小说。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十一期）开始，我们陆续读到了吴强的《灵魂的搏斗》（《上海文艺》第五期），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鸭绿江》第七期），卢新华的《伤痕》（八月十一日《文汇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人民文学》第九期），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第二期），等等。这一批作品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给予热情的赞扬，有些同志对某些作品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对一些作品开展自由讨论，广开言路，这对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大有好处的。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毛主席说过：“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评判一篇作品的好坏，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是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又是文艺作品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的鉴赏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是少数人说了就算数的，而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定。在这方面，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他们会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短篇小说刊出以后，广大读者争相传看，议论纷纷。他们在表示热情欢迎的同时，也针对某些作品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希望。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的。因此，评论文艺作品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对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是非问题，靠行政命令来解决是不好的。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的出现，是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设置许多禁区，制造种种禁令，扼杀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整个文坛百花凋落，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清算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和禁令，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班主任》等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就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许多作者是初学写作、缺乏经验的青年，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我们应该容许作家，特别是青年作者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作家们敢于拿起自己的笔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敢于对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进行思考，敢于反映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生活中和精神上的“伤痕”，敢于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是很可贵的，应该给予热情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应该允许这些新花开放。 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影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文艺是反映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一个对革命对人民负责任的作家，要正视而不要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大题材之一。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两年了，但是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流毒和影响，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严重存在，清除这些流毒和影响，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如华主席指出的，揭批“四人帮”仍然是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用文学艺术的手段，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对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人民群众身上的“内伤”进行批判和触动，帮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本质，认清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更加热爱华主席领导下的新历史时期的美好战斗生活。 文艺作品对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进行揭露，不能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作品就是“暴露文学”。我们的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以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应该加以暴露的。毛主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就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是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沉滓泛起。对于他们这一伙，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舆论，包括革命的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也要通过揭露和批判，加以肃清。这种揭露和批判，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正是歌颂革命人民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怎么能说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暴露文学”呢？ 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生活的。因此，运用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和影响，必须解决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提出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本质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艺术概括。但是，其中有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提高。比如有的作品如果描写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更充分些，就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更为典型的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的艺术形象来；有的作品的某些情节、细节的真实性还可以多推敲一下。许多读者对某些作品提出的批评和希望是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有它的两重性。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四害”横行时期，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凶残，另一方面是革命人民英勇的斗争。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声讨“四人帮”的英勇搏斗，全国各地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就是历史的见证吗？尽管作家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有所不同，不能作刻板的规定，但就本质上说，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同它所进行的斗争，要写出人民的力量，要显示出人民必胜的前景，要塑造出同这种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使人们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奋起来。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方面，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作品的艺术效果是会不同的。 我们时代的斗争生活是壮丽多彩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和影响为内容的作品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方面，但光有或主要是这方面的作品是不够的。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华主席还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漫长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斗争，创造了伟大的英雄业绩，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斗志是高昂的，精神是振奋的，八亿人民正在以巨人般的步伐，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挺进。我们的文艺应该谱写我们时代的英雄凯歌，唱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深入生活，努力搞好创作，用各种文艺形式，反映出新长征中各种英雄的业绩，塑造出新长征中的各种英雄人物，描绘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丽图景吧！

第3版()专栏： 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 ——批林彪、“四人帮”合谋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上海文艺》评论员 反革命“两杆子”的结合 一九六六年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首先在文艺战线上，达成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们合谋抛出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黑线专政”论非同小可，它是这两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共同纲领。 二月下旬，张春桥在与江青的那个亲信（即在部队搞“放火烧荒”的那个“纵火犯”）一起加紧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之际，向后者透露：“这个问题我和江青早就有议论，但一直没有个适当机会提出来，现在才有机会提出来。” 原来，江青和张春桥对于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蓄谋已久的。他们野心勃勃，想以文艺为突破口，先把文权夺到手，进而篡夺整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说：“我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原来“文艺黑线专政”论有无机会抛出，关键在于是否“搬”动了林彪这个“尊神”。 这位“尊神”为什么一搬就动，如响斯应呢？因为他十分懂得造舆论的重要性，据说“政治是用笔杆、嘴巴”的，利用江青一伙的“笔杆、嘴巴”，就可以大树自己“正确路线代表”的“崇高”形象了。 正是由于林彪与江青早有往来，互相摸了底，所以江青在一月下旬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才能一拍即合。林彪安排江青召开一个所谓座谈会，事前，由他的老婆向与会者传达“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江青“意见”的指示，为江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提供讲坛。于是，二月二日在上海，所谓的座谈会就开场了。 这个会的气氛异乎寻常。到会的一律不得穿军装。会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不准记录，不许外传，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还十分紧张地查问有人“带窃听器没有”。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要搞得如此诡秘呢？无它，因为野心家搞阴谋活动见不得人。于是，在会上江青肆无忌惮地谈开了，整个会成了她的“一言堂”。她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并歇斯底里地叫嚷：“这条黑线专了我十七年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该是我们去专他们政的时候了！”这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开端。 竟然有一条“黑线”“专了”江青“十七年的政”，真是有点骇人听闻！江青是怎么被“专了政”的呢？查一查建国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实在找不到一点根据。不过，十七年来，江青在文艺界抓权抢旗那一套搞得并不顺手，常常被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总理以及其他革命领导同志挡了回去，倒是真的。原来，江青搬来林彪这位“尊神”，为的是扭转局势，变被“专了政”为“专他们政”，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革命领导同志。 座谈会结束后，整理了一个稿子。 随后，江青把她的那个亲信从北京再叫到上海，会同陈伯达、张春桥，一起精心修改，加以增补拔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曰“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的迷信。”姚文元虽然没有露面，却出了一个“高超”的点子：文艺黑线要跟三十年代文艺挂上钩。陈伯达更是大加发挥，说什么：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于是，稿中加上了破三十年代文艺的大段内容。他们一刀砍掉了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革命文艺战斗的实绩和整个队伍。 二曰“立”。立林彪，立江青。江青吹捧林彪“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正确的指示”，林彪吹捧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这是第一稿中早已记录在案的。修改时，陈伯达又提出：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东西。于是稿中就整整增加了一节，大谈所谓近三年来文化革命的“突出”成绩，以江青一九六四年跑出来抢夺京剧改革成果作为标志，吹嘘什么“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就这样，通过自我标榜，相互吹捧，推出了两个反党阴谋集团的头子，为他们窃取“亲密战友”和“英勇旗手”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林彪、“四人帮”在文艺这个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上，筑起了一个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桥头堡，亮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纲领。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正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勾结的经验总结。 “两杆子”的反革命协定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共同“商议”后达成的第一个文字协定。这是一个带有纲领性的反革命协定。林彪与“四人帮”后来“发明”的种种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理论，其实皆滥觞于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反革命协定主要是由如下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其一，他们提出建国以来在文艺界实行“专政”的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按照他们的解释，其中“三十年代文艺”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根子”和“来源”，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则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指导思想”。这样，他们就把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统统打成为“黑线”。其二，他们认为贯彻这条“黑线”的文艺队伍，是一个“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的“黑班底”，因此，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众所周知，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发生于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它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空前剧烈斗争的十年内战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在许多著作中都已根据历史的事实，对三十年代文艺作了科学的评价。他说：“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段话，肯定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是我国自“五四”开始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肯定了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成绩和贡献的主要表现是它在极其艰苦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在政治上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立场，在文艺上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打垮了国民党的空前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一大批的文学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伴随着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发展而到来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加之于它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与镇压。而在三十年代参与“围剿”左翼文艺的流氓、侦探与走狗之中，就有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姚蓬子和叛徒江青之流。时隔三十余年之后，他们又和林彪合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继续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未竟事业。 林彪、“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大布“围剿”阵，不仅是为了翻历史的案，更重要的是为了把建国以来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从“黑根子”上长出来的“黑线”，诬蔑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林彪、“四人帮”所胡诌的那条所谓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文艺黑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捏造出这样一条“黑线”来，是妄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案，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案。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共同“商议”的反革命协定的第一个重要内容。 林彪、“四人帮”不仅把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路线诬蔑为一条“黑线”，而且把社会主义文艺队伍打成“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的“黑班底”，叫嚷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这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 我国解放后的文艺队伍，经过历次斗争，特别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充分说明它是好的，是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存在，它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但是，历史早已证明：第一，这些干扰和破坏来自不同的方面，没有扭结成一条一以贯之的“黑线”。没有“黑线”，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人物”。第二，这些干扰和破坏有的属于敌我矛盾，如胡风；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俞平伯和文艺界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思想认识错误，不能一概以“黑”来概括问题的性质。第三，虽有这些干扰和破坏，但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和培育，由于“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所以十七年来这支队伍的主流始终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的。 对于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始终坚持革命、坚持前进的文艺队伍，林彪、“四人帮”却要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黑线人物”，也是妄图从文艺阵地打响反对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第一枪。而所谓“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就是要按照这两个反党集团的“模式”拼凑大小舰队和帮派体系，在文艺阵地上构筑篡党夺权的桥头堡。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共同“商议”的反革命协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极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出笼，林彪就如获至宝，吹捧这个谬论“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十年阶级斗争严峻事实的检验，这段话的真实含意已彻底暴露了出来。 什么“现实意义”，什么“历史意义”，拆穿了讲，它的全部“意义”不外是两点。首先，通过这个共同纲领的公布，宣告了两家合伙经营的反党黑店的开张，并作为一股反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意义”还有一层，“文艺黑线专政”论，基本确定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纲领、方针和步骤，即从文艺打开缺口，突破一线，推向全面，把“黑线专政”论朝四面八方抡打砍杀过去。林彪在这个共同纲领出笼后不久，就急不可耐地对合伙的笔杆子们点出要旨：“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此后十年，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教育战线首当其冲，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翻版。十七年教育路线被打成“黑”的，队伍被打成“烂”的。整个文教卫生战线无一幸免，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等相继成了“黑线专政”。 他们的目的在夺权，在搞反革命政变，于是，公安、政法等等国家机器是他们的当然目标，他们大搅大闹，妄图摧而毁之，取而代之。江青反复叫嚣公安机关“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彻底砸烂公检法”。张春桥狂叫：“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林彪俨然以挂帅者的身份下了结论：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涂抹得一团漆黑。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公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口号。 上层建筑全部打光，经济基础也不能放过，林彪提出：要大破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的观点”，要让“黑线专政”论席卷全国，铺天盖地地打向工农业每个基层单位。 “文艺黑线专政”论已经破产了，但它的流毒，仍不可低估。这种谬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一则由于这种谬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搞假左真右，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二则由于中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观片面性和好走极端，使他们很容易受极“左”的词句和口号的迷惑和影响；三则由于我们建国以来对宁“左”勿右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不够，因而就看不透假左掩盖下的极右实质。正如周总理在批林时深刻指出的：“‘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想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鉴于此，在第三战役中，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剥去其“左”的伪装，还其极右的真面目，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不然，文化专制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复活，仍然不是不可能的。 （原载《上海文艺》第九期，本报有删节）

第4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十月二十三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前举行正式仪式，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副总理同福田赳夫首相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国会两院议长举行盛大室外酒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十月二十八日，日本奈良市群众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一行。 十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副总理参观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十个友好团体在东京联合举行盛大酒会，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在大阪参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在日本奈良参观唐招提寺。 十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雨中游览京都“御所”。（本版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在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的八天里，人们强烈地感到，中日关系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终于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它最终地结束了两国间曾经有过的不幸的历史，使两国关系迅速地进入了一个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很多中国代表团访问过日本，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但从来没有象这次邓副总理一行访问日本这样，政府和人民一起如此热情欢迎。连日来，东京轰动了。整个日本沸腾了。为了迎接邓副总理的来访，日本政府做了周到的安排。各友好团体反复进行了研究，以满足各界友好人士要求参加各种欢迎集会的愿望。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发出了二千五百多张采访邓副总理活动的特别证件，各新闻报道机关仍然埋怨卡得过紧。各家电视台每小时的新闻节目里，都有邓副总理各项活动的画面。各家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显著地、详细地报道了邓副总理活动情况和各种场面的照片。日本舆论界就邓副总理访问日本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意义纷纷发表评价：“迎来了日中新关系的黎明”，“开始了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了和平友好的新时代”，“开辟了日中友好的新世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邓副总理在日本，广泛地接触了朝野政治家，会见了多年来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各界老朋友，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彼此在互道恭喜时，都一再强调周恩来总理生前的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两国能有今天这样友好的关系，是在长期而广泛的民间友好往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饮水不忘掘井人”，又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邓副总理在访日期间同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石桥湛山、浅沼稻次郎、片山哲和村田省藏的家属亲切会见，以表示对为促进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的已故先驱者们的深切怀念。家属们对于中国领导人这种情谊，表示深为感动。会见时，坐在邓副总理左边的八十三岁的片山哲夫人菊枝听到邓副总理向他们慰问的时候，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眼泪。浅沼稻次郎的夫人享子在邓副总理谈到有的朋友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献出了宝贵生命后，眼睛湿润了。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外相园田直以及政府各个部门对邓副总理一行的接待是隆重的。在通往邓副总理下榻的国宾馆的几条大街两旁，都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每天都象节日一样。日本天皇陛下也对邓副总理的来访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十分关怀。天皇陛下在同邓副总理一行共进午餐时，丰明殿内特意演奏了一千四百多年以前从中国传来的几曲唐乐。 日本人民和政府这样热烈地欢迎邓副总理，中日两国有今天这样友好的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这一点，一到京都和奈良感受就更加深刻。邓副总理一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声，而且这种欢迎是越来越热。在京都近郊的岚山脚下，行人在细雨潇潇的街头，自动地夹道欢迎；在奈良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千百张天真活泼的儿童笑脸，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到了工厂，从经理到工人，都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表示关心，主动地表示愿意通过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来协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奈良市长键田忠三郎说得好，奈良是日本的精神故乡，而奈良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来的。邓副总理说，现在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了。键田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回老家探亲”。这真是，二千年的文化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放出新的花朵。他们的这段对话，使当时在场的人，使所有通过电视和报刊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人，都感到异常的亲切。 在同日本朋友交谈中，他们总要提到敬爱的周总理。他们谈到周总理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曾到过岚山，也有人因此而推断他一定也到过奈良。他们谈到难忘的周总理的音容笑貌。这些交谈，充满着对周总理的怀念和爱戴，而这种感情又成了推动中日友好运动的力量。这就说明，日本的政界、经济界、友好团体为什么那么欢迎邓副总理。日本朋友丰田汽车福冈公司副经理今野宗次说，过去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推动着日中关系向前发展，现在华总理、邓副总理在继续把这一关系推向前进，在欢迎的热情中，包含着无限的期待。 人们注意到，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宣告生效时，许多日本人士已经提出，不能只停留在欢乐的气氛中，而是更重视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井上清教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历史性的一百八十度的方向大转变，从而恢复了阿倍仲麻吕时那样的日中友好关系，这种关系是亚洲各民族建立新关系的出发点，并向全世界宣告了这一点。”日中经济协会关西本部常务理事峰永了作认为，日中两国在科技、资源、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将由于邓副总理的访日和条约的生效而迅速发展，这对两国都是有战略意义的。京都大学一年级学生竹田说，沿着这项条约的方向前进，中国、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就会得到和平与稳定。我在电视中看到邓副总理那样精力充沛，讲话很有风趣也很亲切，感到他是一位推动着中日关系历史车轮前进的大政治家，我非常敬佩他！ 中日两国人民认为是大好的事情，各国人民都为之高兴的事情，却被霸权主义者视为眼中钉。这是无足为怪的。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它是百般阻挠，多方破坏，蛮横威胁。可是，它这样干反而使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威胁面前，更加接近了。那些最能察觉到国民感情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对这点看得非常清楚。《东京新闻》主笔枫元夫说：“邓副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霸权主义的讲话，我认为日本国民是会理解的。现实就是这样，你要和平友好，它就威胁你，因此不反对霸权主义，也就不能和平友好。”《北海道新闻》主笔小林金三说：“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个日本和一个百分之一的日本。千岛群岛被无理霸占，不归还给日本，这就是明显的霸权主义行径。邓副总理说，日中两国都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我完全同意。” 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京都、奈良和大阪，记者随同邓副总理的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前进，一路上都是绿灯，不断地看到人们笑容满面，挥手致意，确实是感到人民之间的友好大道越走越宽了，政府间的来往大门更敞开了，中日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明年，当樱花盛开时，邓颖超副委员长将应邀访问日本；福田首相在给邓副总理送行时，已经约定尽早去北京见面；日本政府盛情地邀请了华国锋总理访问日本。而中日间经济界、科技界、文化界的交往，更是象由千丝万缕结成的纽带一样，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他们要把这种“中国热”化为力量，在政府间、民间、群众团体间，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既要扎扎实实，又要加快步伐前进。真是日中友好前程似锦，友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第5版()专栏：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李先念副总理、彭冲第二副主任等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上海十月三十日电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偕同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乘专机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当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和夫人向两千名欢送群众告别时，人们满怀友情，热烈祝贺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访问中国取得成功。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彭冲和夫人骆平，到机场热烈欢送。宾主在临别前热情握手告别。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华国锋总理、中国政府和人民祝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和夫人一路平安，并请总统问候墨西哥人民。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说，这次访问是墨、中两国关系史上少有的重大事件。他请李副总理转达他对华主席和中国人民的问候。总统还对彭冲第二副主任说，感谢你们的热情好客，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是永远忘不了的。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杨恺，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苏步青，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关子展等；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刘溥和夫人等。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浅田太三和夫人、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也到机场送行。

第5版()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伊文思和罗丽丹 新华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 会见时，邓颖超副委员长同这两位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对他们利用电影为加深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会见后，邓副委员长同他们共进午餐。 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对外友协副会长谢邦定等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方毅副总理会见日本神户学术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会见以须田勇为团长，以南正巳、林雪光、末永隆甫为副团长的神户学术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由神户大学、神户商船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和神户商科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助教等组成的。他们当中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他们这次来中国访问主要是同我国学术界进行交流，并探讨今后两国学术界交流的前景。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秘书长孙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余冠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负责人田方增等。 访华团是应对外友协天津市分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他们于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后，夏衍副会长曾宴请了他们。（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以日本神户大学校长须田勇博士为团长的日本神户学术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宴请法国环境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和夫人以及由多尔纳诺部长率领的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代表团。 宴会以前，谷牧副总理会见了多尔纳诺部长等法国朋友，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谷牧副总理和多尔纳诺部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共祝中法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技术交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出席宴会和参加会见的有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李超伯，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人王宗杰等。 代表团是应我国国家建委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十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的。（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十月三十日会见由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率领的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意农业记协授予陈永贵副总理等“国际农业新闻奖” 新华社罗马十月二十九日电　意大利全国农业记者协会十月二十八日在罗马附近的锡耶纳市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授予中国副总理陈永贵和其他六名意大利人和外国人以“国际农业新闻奖”，以表彰他们在发展农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其他六名获奖者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主席阿卜杜勒·穆欣·苏迪里（苏丹人），美国科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曼·欧内斯特·伯劳格，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主席马里奥·利昂纳，意大利著名农业育种家奇里洛·马利亚尼，意大利电影制片人埃尔曼诺·奥尔米，意大利农业部长乔瓦尼·马科拉。 在授奖仪式上，意大利农业部长乔瓦尼·马科拉把奖品——一个象征农业的青铜雕塑品——发给获奖人或他们的代表。他说，希望“国际农业新闻奖”的颁发能促进交流发展农业的经验。他本人的奖品则由意大利全国农业记者协会主席奥伯丹·奥塔维亚尼颁发。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临时代办王传斌代表陈永贵副总理接受了奖品。 意中友协秘书长乔治·祖凯蒂在会上介绍了陈永贵副总理对发展中国农业所作出的贡献和中国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情况。另外的人介绍了其他获奖人的事迹。

第5版()专栏： 奥克塔伊·詹卡尔德什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五十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　土耳其驻中国大使奥克塔伊·詹卡尔德什和夫人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五十五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夫人王浩，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农林部副部长朱荣，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教育部副部长刘仲候，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立功，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何英宴请阿布·胡勒特使 新华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特使、“法塔赫”中央委员阿布·胡勒及其随行人员。宴会充满着友好、热烈气氛，体现了中国人民同巴勒斯坦人民的深厚战斗情谊。 何英副外长首先讲话。他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坚决谴责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霸权，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政策。阿布·胡勒特使在讲话中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支持巴勒斯坦革命事业所采取的坚定的、原则性的立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塔依布·马哈茂德和副主任萨米·穆萨勒姆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 今天上午，何英副外长同阿布·胡勒特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第5版()专栏： 香港同胞捐资建设的广州机械化养鸡场投产 新华社广州十月二十九日电　由香港同胞捐资引进美国设备和良种鸡苗的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已基本建成投产。经过半年饲养，蛋鸡已开始为市场提供鸡蛋，肉鸡已长到五斤多重，大的达七、八斤。 这个鸡场设在离广州市约五十公里的乡村。现在鸡场的种鸡、蛋鸡、小鸡育成舍等主要设施已基本建成。第一批五栋鸡舍、六套引进的养鸡设备已付诸使用。三万多只从美国运进的种鸡苗已分类安排进入蛋鸡舍、种鸡舍和小鸡育成舍。整套全机械化、自动化的链轨式饲料输送带，每天正常、稳定和均匀地把饲料送到鸡群里；鸡口渴时，就把嘴伸向小塑料杯，轻轻地触动杯盖，清水就流出来。蛋鸡舍是利用空间把鸡笼架起来的。它们的设计简单、轻巧，而又科学、合理。用铅线制成的鸡笼，在梯架上支撑起来，象楼梯状互不重叠，既整洁，又卫生。 据美籍养鸡专家许志俭介绍，这些养鸡设备是美国七十年代的新产品。蛋鸡每只每年可产蛋二百九十五个。按目前的世界水平看，产蛋率是高的。 在广州建设这个机械化养鸡场，是去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香港爱国同胞邓焜、刘浩清和美籍养鸡专家许志俭向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的。邓焜是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他和刘浩清捐献了六套养鸡设备、五套孵化机和良种鸡苗、种蛋等主要进口项目。许志俭负责从美国引进这些项目，并表示至少要留在广州一年，负责设备安装和饲养技术指导。 这个养鸡场从今年二月下旬开始建设，有些设施还在继续建设中。养鸡场全部建成后，预计十二栋鸡舍的种鸡、蛋鸡、肉鸡和小鸡的存栏量可达十九万六千多只，每年将为广州市场提供鲜蛋二百八十多万斤，肉鸡三十多万只，还将为全国各地输送良种鸡苗五十多万只。

第6版()专栏： 民主柬埔寨电台发表社论 世界人民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苏越侵略 泰国和马来西亚报纸揭露越南准备对柬发动新的侵略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八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十月二十八日广播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世界上主持正义和热爱和平的人民，支持柬埔寨人民抵抗越南当局和苏联扩张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社论说，在三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对英萨利副总理的讲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清楚地看到，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军在今年一月六日抵抗越南侵略者和苏联扩张主义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论说，世界上主持正义和热爱和平的人民支持和同情柬埔寨人民，因为柬埔寨高举独立的旗帜、主权的旗帜、领土完整的旗帜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旗帜。 社论说，越南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加入了苏联的联盟。它是推行苏联扩张主义东南亚战略和亚洲战略的雇佣军。 社论说，越南当局到处活动，企图掩盖它在旱季大举入侵柬埔寨的活动。但是，东南亚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被它迷惑。人们不需要听越南当局的甜言蜜语，而要看它的实际行动。如果它继续侵略柬埔寨，这些甜言蜜语就不过是一种欺骗宣传而已。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　泰国和马来西亚报纸十月二十日发表评论和社论，揭露和谴责越南准备对柬埔寨发动新的侵略行动。 泰国《新中原报》发表的评论指出，最近明明是越南准备向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却诬蔑中国在边境增兵声援柬埔寨，中国“顾问”指挥柬埔寨军队企图进攻越南。 评论指出，这是河内领导人采取的恶人先告状的手法。是从它的主子苏联霸权主义者那里学来的。 评论说，河内领导人为什么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呢？说穿了是企图掩饰它对柬埔寨的侵略野心，为进攻柬埔寨制造借口。可是这种拙劣的伎俩，是欺骗不了明眼人的。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社论说，近几天来，大量的报道和消息非常清楚地显示，河内当局正在积极部署，准备对柬埔寨大举进攻。 社论说：“过去河内曾经两度对柬埔寨发动攻势，但皆因遭到柬埔寨军队的顽强抵抗，徒劳无功，铩羽而归。两次的失败，并未令河内死心。”社论指出：“越南是身不由主，虽然国内哀鸿遍野，也不得不听令行事。” 社论说：“越南领导人在东盟国家中宣称欲与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实际上却一再向最邻近的国家动武，可见言行并不一致。”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拙劣的诽谤 苏联为了把它的霸权主义的帽子栽到中国头上，不断诬蔑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胡说什么中国进行“地图侵略”，向邻国提出了“一千○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并且要“借助武力来实现领土要求”。苏联这种反华诽谤，很快得到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的响应。越南当局的官员和宣传机器紧接着就如出一辙地对中国大肆造谣和诽谤。越南《人民军队报》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一幅所谓“中国出版的地图”，并就这幅地图恶毒诬蔑中国“明目张胆地、不需掩盖地暴露出大国扩张主义野心和霸权阴谋”。 越南报纸拿出来的这张地图，是中国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北京一家私营书店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简史》一书的附图。这幅图对清朝疆界的画法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有出入。中国政府对这家私营书店出版物的附图从未认可。一九五四年以后，这本书就已停止发行。一九六三年三月，新华社曾就此发表了澄清事实的报道，并指出任何利用这家私营书店出版的附图来作反华文章的作法是错误的。 越南当局现在甘充苏联反华诬蔑的应声虫，拿出中国方面早已澄清了的一张错误附图来证明中国今天有“扩张主义野心”和“霸权阴谋”，难道不足可证明越南当局的穷极无聊和道德堕落吗？ 其实，如果谈到扩张主义野心，人们用不着去找二十几年前的越南出版物，只要把越南官方几年前出版的教科书和最近出版的教科书找来比较一下，看看里面的地图怎样明目张胆地把中国的领土和领海画入了越南的疆界，人们马上就会明白，有扩张主义野心和霸权阴谋的恰恰不是中国而是越南当局。越南当局对中国的诬蔑，不过是掩盖他们自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的拙劣诽谤罢了。

第6版()专栏： 非洲前线国家举行首脑会议 强烈谴责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侵略邻国 一些国家政府和舆论支持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十月二十九日电　非洲前线国家坦桑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安哥拉四国总统十月二十九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公报，强烈谴责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的侵略行径。 公报说，前线国家首脑重申，坚决谴责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政权对邻国的侵略行径，并谴责它们无视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决议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公报说，前线国家首脑重申他们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津巴布韦人民的坚定不移的战斗团结，支持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综合新华社消息：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的野蛮袭击激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愤慨。最近几天来，突尼斯、加纳、苏丹、南斯拉夫政府和非洲知名人士纷纷谴责史密斯政权的侵略行径，支持赞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十月二十七日打给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电报说：“对你们的这一攻击如同对整个非洲的攻击一样，是对文明的起码准则和权利的侵犯。赞比亚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战斗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它有义务最直接地支持赞比亚邻国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收留难民和向自由战士提供援助。” 加纳外交部十月二十五日发表声明说，加纳政府毫无保留地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最近对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袭击。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必须为它自己选择的自取灭亡的道路所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苏丹外交部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说：“苏丹政府和人民重申，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发言人米尔科·卡莱集奇十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谴责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难民营采取的侵略行径。 非洲工会统一组织总书记阿库穆十月二十四日在阿克拉发表声明指出，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最近对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袭击是怯懦的强盗行径。它决不能减弱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下的英勇的自由战士的斗志。声明表示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前线国家的斗争，直到它们取得完全胜利。 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首席院长克巴·姆巴耶十月二十四日在达喀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比以往更需要得到物质上、外交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他呼吁塞内加尔全国人民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他还表示希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加强武装斗争。

第6版()专栏： 黎笋到柬越边境活动 新华社河内电 据越南《人民报》报道，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不久前视察了与柬埔寨毗邻的越南第九军区司令部。 在视察时，黎笋要求当地军队干部“必须搞好武装力量的建设，使干部和战士们深刻领会新形势和新任务，保证部队随时准备战斗和很好地进行战斗。” 据路透社引述河内电台十九日的报道说：“驻河内附近的越南空军部队已在进行演习以测试作战准备状况。”

第6版()专栏： 伊朗政府宣布释放政治犯 新华社德黑兰十月二十八日电　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根据巴列维国王的大赦令，在十月二十六日伊朗国庆之际，宣布释放一千四百五十一名犯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二十六名是政治犯。 伊朗司法大臣穆罕默德·巴赫里宣布，释放的犯人将得到补偿、恢复名誉和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 据伊朗报纸报道，伊朗国王巴列维二十六日在为他举行的寿辰仪式上说，无疑，过去是有错误和不正当行为的，但这些可以加以纠正和改正。“现在，我们必须全力进行反贪污运动，同时要扩大和加强国家已经为人民做的好事。”他还保证要加紧自由化措施，继续释放政治犯。 另据报道，十月二十六日，伊朗西北部的雷扎耶市的农民驾驶拖拉机在街上表示庆祝国王的生日 （即国庆日），并参加该市人民支持国王的示威游行。同一天，伊朗一些主要油田的工人宣布结束罢工。 与此同时，伊朗十来个城镇的工人和学生于二十六日继续罢工和示威游行。在贾赫罗姆市，一名持枪狙击手打死了该市的警察局长，并且打伤了该市的首席军事管制执行官。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英法西德共同研制新型战斗机 英国、西德和法国最近已经就共同研制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种新型战斗机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关于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的设想是出于对九十年代来自东欧的军事威胁将会是怎么一种状况的预测。 瑞士举行军事演习 瑞士军队从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举行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一万五千多名官兵和一千四百多辆军车。 菲律宾遭受强台风袭击 菲律宾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遭受强台风袭击，造成了严重损失。在东吕宋和中吕宋有十四个省受灾。有四万多户、二十四万多居民因受台风袭击而被迫离开家乡。 大批波兰人参加教皇就任仪式 最近当选的梵蒂冈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十月二十日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了就任仪式。他是梵蒂冈历史上第一个由波兰人担任的教皇。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同大约四千名波兰人去梵蒂冈参加了这个仪式。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波兰人当选为新教皇已经在波兰激起了强烈的民族及宗教感情，对苏联来说，这也是一种挑战。 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员罢工 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三千八百名服务员十月二十七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资方宣称，这次罢工已使泛美航空公司的全部班机停航。（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南斯拉夫通讯 从亏损到赢利 ——记贝尔格莱德“绿山”针织厂的变迁 今年上半年，南斯拉夫经济发展很快，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三。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发生亏损现象。这个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铁托总统在九月份的几次谈话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求对亏损单位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找出哪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哪是主观因素引起的。比如说，应该弄清楚是因为领导不力呢，还是因为设备陈旧，等等。铁托同志还说，不允许那些对亏损负有责任的领导人从这个工厂溜掉，然后又到另一个工厂去担任要职。他强调指出，必须制止没有能力的人高踞领导岗位。 贝尔格莱德的“绿山”针织厂现在是个先进企业，但它两年前曾出现了严重亏损。不久前，我们访问了这个企业。它最近几年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企业连年亏损　经理就被撤职 “绿山”针织厂有一千五百名职工，主要生产游泳衣、运动衣，也生产一部分棉布和化纤衣料。工厂包括三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另外还有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在南斯拉夫称做“劳动共同体”。 我们来到经理办公室，正副经理都在。两位主人热情而健谈，他们自豪地告诉我们，“绿山”针织厂现在生产增长很快，产品畅销，收入增加，它在经历了两年的困难时期之后，已经跨入先进企业的行列。 “两年困难时期”的含义是什么呢？原来是指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工厂连续入不敷出，亏损一亿三千多万第纳尔的情况。当时，为了改建工厂使之现代化，利用贷款从外国引进了一些先进设备。但是由于对这些设备掌握不好，机器经常发生故障，有的甚至长时间不能投产。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经理业务能力较差，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厂内技术力量薄弱，掌握不了新机器；缺少有经验的经济专家，掌握不了市场情况，造成部分产品积压。 在南斯拉夫，企业由工人自己管理，企业经营不好，经理不是主动辞职，就要被工人委员会撤职。“绿山”针织厂那时的经理就被撤职了。 认真分析原因　采取改进措施 “绿山”针织厂的新经理彼特罗维奇是个曾经担任过七年针织厂经理的、有经验的法律专家，副经理巴乌诺维奇是个经济专家。他们于一九七六年六、七月先后来到“绿山”，并立即投入分析亏损原因的紧张工作之中。分析是很细致的。例如，关于技术力量，分析研究的结果是，按照工厂设备情况需要熟练工人九百二十一人，实际上只有四百九十三人；需要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专家一百零四人，实际上只有六十二人。与此同时，非熟练工人只需要六十五人，实际却有六百一十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要扭转生产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改变人员结构。关于产品，他们认为应该减少品种，集中生产游泳衣和运动衣，使生产更加专业化，以便提高产量和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对工厂中的销售和行政管理部门也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应该积极了解国内外市场需要，努力打开销路。主人告诉我们，目前“绿山”生产的尼龙游泳衣和运动衣，将近一半销往国外。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他们不断改进产品设计。说到这里，工会主席指着一件女游泳衣上用绳子系着的几个小木球笑了起来，她对我们说：“真想不出这几个小球对游泳有什么用处，不过，既然外国订货者要求这样做，我们也就做了。” 根据分析结果，工厂制定了扭转亏损的计划，然后发给职工讨论。由于这是与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因为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不了，还继续亏损，工厂就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就要停办，所以大家都认真地参加研究和讨论。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签字同意了这个计划。然后工厂负责人拿着这个文件去争取贷款。经理说，提供贷款的单位，如银行，也要把这份文件拿去仔细研究。他们要看看他们订的措施是否切实可行。当他们认为可行时，才同意出贷款呢！总之，经营亏了本，想轻易得到贷款是办不到的。 生产有了发展　职工收入增加 经过努力，终于扭转了亏损局面。今年则开始突飞猛进，仅上半年就得到九百一十万第纳尔的赢利。工会主席耶芙蒂奇同志强调说，她认为生产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加强了技术力量，二是充分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因为通过讨论，大家都知道亏损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而且工厂亏损直接影响到个人收入，谁不愿意把生产搞上去呢？ 谈到个人收入问题，“绿山”针织厂和南斯拉夫其他劳动组织一样，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每个职工的收入都同全厂收入密切相关。今年，由于工厂有了盈余，职工收入也比去年激增百分之四十七。 在南斯拉夫，个人收入是按“分”计算，不同的工作岗位有多少不等的“分”数。用全厂所有岗位职工“分”数的总和去除工厂用于个人收入分配部分的总金额，即为“分值”。企业经营得好，用于分配部分的钱多，分值就高，个人收入就多，反之，分值低，个人收入也少。个人收入的“分”数是怎样决定的呢？主人告诉我们，每个企业决定“分”数的具体作法并不相同，这是由本企业自己定的。当然，大的原则是一致的。 “绿山”针织厂个人收入的“分”数主要由三项组成，即工作的复杂性和劳动强度、责任大小和劳动条件。根据工作岗位的不同，定出每一项的分数，三项分数总和就是该岗位工作人员的总分数。不过，还要看到，总分数虽由三项组成，但每一项内还分有几个细目，每一细目都有四级到八、九级不同的分数。例如“劳动条件”项，它包括有危险性、温度、酸和湿度、有害气体和刺激味道、灰尘和肮脏、噪音和震动、光线等七个细目，每一细目有五种等级不同的分数。一个工作岗位“劳动条件”项的分数，就是根据这七个细目确定的各级分数的总和，因此，一个工作岗位的总分数是由几十个条件决定的。听到这里我们不由得说，真复杂啊！但是主人说，条例虽多，但都有明确规定，而且全厂的所有工作岗位的分数，根据条例一次就定好了，所以平时实行起来很“简单”。他们还告诉我们，这个“分数”是职工的基本收入，而实际收入还有其他条件呢！即只有当他完成工作定额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这个基本收入。如果完不成定额，收入就要减少，超额完成定额，则收入增加。此外还有工龄补贴等其他因素。这一套办法，使职工的实际收入一方面同全厂的生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决定于他本人完成任务的情况。他们认为，这种办法有利于发挥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并促使他们关心集体。 从主人拿给我们看的个人收入分数表上，可以看出行政管理人员是非常精干的。总经理告诉我们，全厂一致同意要尽量减少行政人员的数量，这样，才不会使“分值”降低，影响大家的收入。当然，他又补充说，这同企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是一致的。 从“绿山”转亏为盈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关键在于领导。两位经理在向我们介绍经验时也说，解决干部问题是首要的，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的看法是：只有当企业有了赢利，产品质量提高，工人收入增加时，才能说领导发挥了作用。他们还说，我们对社会负有责任，搞不好是应该撤职的。其次，这一事例说明，随着设备的日益现代化和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干部和管理水平也要相应地跟上去。否则，先进设备不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为引起亏损的原因。 本报记者　迎秀南（附图片） 斯拉夫波斯尼亚诺维“萨纳”针织厂的成衣车间。南通社稿（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