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同志 同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和《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罗马尼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和《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 参加会见的罗马尼亚同志是：罗马尼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副主席、克鲁日县委第一书记斯特凡·莫古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委员、《社会主义时代》杂志总编辑斯特凡·沃依库，以及这两个代表团的成员。 华主席同罗马尼亚同志一起照了像，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斯特凡·莫古查同志转达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和曼内斯库总理对华国锋主席的亲切问候。华主席请罗马尼亚同志回国后转达他对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和曼内斯库总理的热情问候。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组部副部长曾志，中联部副部长乔石，《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副总编辑刘宗卓。 又讯：罗马尼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和《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十月十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第1版()专栏： 华主席致电波尔布特书记 慰问柬埔寨遭受水灾人民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华国锋主席十月六日打电报给波尔布特书记，对柬埔寨人民战胜特大洪水表示钦佩，并对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电报全文如下：金边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同志： 我高兴地获悉，柬埔寨人民已经战胜了七十年来罕见的洪水灾害，取得了抗洪斗争的初步胜利。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对柬埔寨人民战胜特大洪水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表示钦佩，对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我深信，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在以波尔布特书记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克服特大洪水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在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华主席同罗马尼亚同志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国家经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动员广大职工 继续大打产品质量进攻战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国家经济委员会最近发出《关于继续大打产品质量进攻战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工交各部、总局，进一步动员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巩固和发展“质量月”成果，深入持久地把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抓紧抓好。 国家经委的通知说：全国工交战线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果。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产品质量问题确实是个路线问题，非抓好不可。许多企业的管理工作有所加强，一部分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改进。但是，今年的“质量月”活动，发展还不平衡，仅仅是个开端。工交战线的同志们绝不可有丝毫的松劲情绪，必须继续大打质量进攻战，从思想上到工作上切实地把整个工业生产纳入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 通知要求在继续大打质量仗中，抓好六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牢固地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要把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满足用户的需要，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出发点；把产品的使用效果作为衡量质量好坏的基本标志；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工业学大庆、整顿企业和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内容。要批判那种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欺骗国家，欺骗人民的恶劣行为。 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养成“三老四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工交战线各级领导机关和政治工作部门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干部、工人的政治责任心，使每个人都树立起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要狠抓典型，大树标兵，大造舆论，树立起生产优质品光荣，生产劣质品可耻的社会风尚。 三、建立健全符合质量第一要求的各项管理制度。所有企业都要按照《工业三十条》和全国工交战线“质量月”广播电视大会上提出的三项要求、十条规定，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要建立起严格的以岗位责任制为基础的质量责任制。实行赏罚严明的奖惩制度，生产优质品有奖，生产劣质品有罚。停产整顿的企业，要限期改进，过期整顿不好、产品质量仍然低劣的企业，要扣发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工资，对造成严重质量事故有直接责任的人员也要酌情减发工资。完不成质量指标的企业，不得提取企业基金。对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在电力、燃料、原材料供应上，实行择优供应制度，优先安排。在价格上都要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坚持“四不”、“三包”制度，做好技术服务工作。没有检验人员签发合格证的产品，一律不得计算产量。 四、在生产计划安排上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制定产品升级换代计划。在今年内把产品质量恢复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的基础上，制定质量升级规划，赶超目前国内先进水平，一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把科研和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有计划地进行产品质量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同时要搞好产品技术标准的修订、制订工作，搞好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对耐穿耐用的产品，都要规定使用寿命指标。 五、大力加强技术基础工作和技术培训。要扎扎实实地把图纸、工艺整顿好，把设备和工卡量具一件件、一台台地整修好。要大力加强试验研究，充实测试手段，加强技术后方，采用先进技术，改进产品设计，搞好新产品试制和生产。今年冬季，各企业都要大规模地开展技术学习、技术培训、技术练兵、技术比赛，为明年一季度对工人普遍进行考工定级做好准备。同时，今冬每个工人生产的产品质量的检验记录，也作为考工定级的一项重要内容。 六、加强组织领导，保证贯彻质量第一方针。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对“质量月”活动，都要在年底前进行一次大检查、大总结、大评比，对质量好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资奖励。抓住主要矛盾，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对重大的质量课题，要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组织生产、调度指挥、检查总结、评比考核的首位，作为企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中心环节来抓；要亲自抓重点企业、重点产品，抓住不放，直到抓出成效来。同时，要把访问用户、站柜台、背回废次品等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都要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举办质量管理学习班，提高管理水平，将经常的抓质量工作同今后每年一次的“质量月”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所有企业都要广泛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质量信得过”、“质量一次成功”、“万米无次布”、“零件一顶几”、“百日无事故”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优异成绩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第1版()专栏： 要把质量抓到底 本报评论员 最近，国家经委在《关于继续大打产品质量进攻战的通知》中，强调对提高产品质量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继续打进攻战，夺取提高产品质量的新胜利。 开展“质量月”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把工交生产真正转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好中求多，好中求省，好中求快，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经过这一段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认识的提高上，在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上，在产品质量的改进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个良好的开端。据有关部门分析，在这次“质量月”活动中，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矛盾揭露得透，主攻方向明确，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单位，还是少数。有不少单位，领导也抓了，会也开了，用户也访问了，废次品也“背”回去了，差距也找了，措施也提了，但还限于一般化，成效不大。有的“喊得凶，抓得松”，甚至无动于衷，还在原地踏步。应该清醒地看到，要巩固和发展“质量月”的成果，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一次“质量月”活动，就一个月的时间来说是过去了，但就抓质量来说，不但没有结束，而且仅仅是个起步。抓质量是长期的任务。 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通过“质量月”活动，我们不仅更加清楚地看到林彪、“四人帮”破坏产品质量的严重恶果，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在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有些过去对违反操作规程看不惯的人，出了废品就痛心的人，现在也习惯了，麻木了。心有余悸、脑有余毒的领导还大有人在，他们这也不敢抓，那也不敢碰，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产品质量上不去，人民不满意，国家受损失。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流毒，治内伤，拨乱反正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我们在提高产品质量上，胆子更大，办法更多，步子迈得更快。 当前，在抓产品质量上必须克服一些糊涂思想。一种说法是“质量月抓质量，过了质量月抓产量”。这种想法阻碍我们继续去打产品质量的进攻战。开展“质量月”活动，集中一段时间，大搞群众运动，这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好形式，但并不等于平时可以放松抓质量了。应该说“质量月”仅仅是抓好质量的一个部署，是为平时抓质量打基础的。如果抓一下，停一阵，必然是前功尽弃。我们要在前一段“质量月”的基础上，把提高质量的工作长期地持久地抓下去。 这种思想还说明有的同志不懂得抓质量可以带动产量的道理。这一点过去我们讲的少，现在要反复讲。产量当然是要抓的，问题在于如何抓法？丢掉质量抓产量，实际上抓的是一堆废物，劳民伤财，坑害国家。用质量去带动产量，就能使企业从产品设计、原材料使用、机器设备维修、以及组织均衡生产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等方面去积极努力，使产量的增长有了保证。这次“质量月”活动中，许多企业开展以优质带低耗、高产的劳动竞赛，不仅质量提高了，消耗降低了，产量也上去了。所有企业的职工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有的同志经过“质量月”活动，搞了一次质量战役，取得了一些进展，好象质量问题在他那里已经解决了。这种盲目自满的情绪，实在要不得。即使你那里的产品已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又有什么可以自满的呢？这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同国外先进水平距离拉大了。现在所讲的历史最好水平，许多还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水平，是带恢复性的。提高质量是无止境的，我们要看到世界上各种产品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应该提出更高的目标，有计划地进行产品质量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在这次“质量月”活动中，还有些同志一说他们的产品质量不好，就片面强调外部原因，说是协作厂和原材料的产品质量差。应该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一些原材料和协作件质量差，给企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就本企业来说，主要的应从内部找原因。有的企业过去也存在“外因论”，这次发动群众，对一道道工序、一个个班组、一个个产品进行了具体分析，发现造成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主要在本企业。他们采取措施认真解决，产品质量就很快上去了。如果每个企业都从本企业内部找原因，采取积极态度，外部条件不是就改善了吗？ 产品质量好坏，同许多工作和许多生产环节都有关系。从这次“质量月”活动实践中看，要把工交生产真正转到“质量第一”轨道上来，除了必须有组织上、制度上、技术上的保证外，还需要在工业管理、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过去我们在计划安排、生产调度上讲数量和产值多，讲质量少，一些产品还是按吨位布置任务，这就妨碍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供应上，过去平均分配使用，这就不利于优质产品的生产。今后要实行择优供应。在价格政策上，要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奖励企业生产优质产品。总之，要从各个方面实行鼓励提高产品质量的政策和办法，使工交生产真正从思想上和工作上走上“质量第一”的轨道。 现在已进入第四季度，工交战线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要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再发动一场“冬季攻势”，努力使产品质量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已经达到的要赶上或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为夺取明年的更大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1版()专栏： 反华鼓噪无损中国一根毫毛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一个时期，苏联领导集团利用一切时机，掀起一股规模空前的反华恶浪。勃列日涅夫等人亲自出马，调度指挥，又是发表公开讲话，又是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苏修的宣传机器更是一齐开动，炮制成百篇反华文章，对我国的内政外交进行了集中、疯狂的诽谤和攻击。它们除了重复中国“好战”、“反苏”的滥调以外，竭力把“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等帽子反扣在我们头上；并且不择手段地编造种种荒诞离奇的谣言作为反华的炮弹。不仅如此，苏联还唆使和利用越南、古巴煽起反华狂热，制造声势。 苏联领导集团的反华鼓噪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可是为什么这一回却如此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大发作呢？这是因为苏联的霸权主义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各国人民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有了新的高涨。苏联的“缓和”骗局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识破。它百般鼓吹的所谓“赫尔辛基精神”的行市一落千丈。西欧、北美的反绥靖的力量日益增强。苏联伙同古巴，在非洲穷凶极恶一再挑起战火，引起了非洲和各国舆论的严正谴责，使它们在全世界声名狼藉。苏联支持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向东盟国家推销变相的亚安体系，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不安和警惕，处境十分孤立。在中东、地中海、印度洋，苏联的扩张、干涉活动和炮舰政策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苏联的扩张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外国报纸最近指出：“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致认为，克里姆林宫最近在对外政策方面接二连三地遭受了挫折。”世界各国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高涨，促进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苏修的对外扩张遇到了重重的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赢得了广泛的朋友。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华国锋主席的出访，发展了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种局势使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坐立不安，十分恼怒。他们想以掀起新的反华高潮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摆脱自己的困境。 苏修在反华叫嚣中竭力把苏联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的挫败，归罪于所谓中国的“反苏鼓动”，甚至中国领导人“最近频频出访外国”也成为大逆不道。这种攻击实在可笑之至。老实说，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苏联如若不称霸，中国本领再大，也是无法鼓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它。反之，苏联既然要称霸，必然激起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不管它施展什么手段都是压制不住的。今天，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得到这样的发展，不是别人，正是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调动起来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霸正义斗争，这是我们一贯的、坚定不移的立场。中国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出访活动，完全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我们讲的和做的无非是阐明我们一贯的立场和政策。苏联领导对此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是毫无道理的。 苏联自己推行霸权主义，却反诬中国搞霸权主义，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手法。苏修一贯在国际上称王称霸，恃强凌弱。它任意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谁要是对它表示不顺从，它就进行颠覆破坏，直至武装干涉。这样的事例还少吗？不用说别的，苏修领导集团最近煽起的反华丑剧，就是它的霸权主义面目的又一次暴露。只要那一个国家对中国友好交往，苏联就进行蛮横无理的干预和攻击。日本同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苏联就从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对日本施加种种压力。条约载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苏联领导人既然自己标榜不搞霸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对中日条约的签订暴跳如雷呢？华国锋主席应邀访问罗、南，苏联就盛气凌人地对两个东道国横加指责。亚洲一些国家要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苏联又拿出“反苏”的大棒加以恫吓，力图阻止。这不是十足的霸权主义又是什么？苏联的这种蛮横行径，不能不遭到各国公正舆论的痛斥。日本《世界周报》说：“世界并不是围绕着苏联转的，希望它不要利用其它国家来追求自己的一切利益。”《印度快报》社论也说：“俄国无权在公开对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表示敌意时把第三国卷进去”，“莫斯科露出想要制止印度作出政策上的选择的样子是狂妄之至。” 苏联给中国扣上扩张主义的帽子，力图挑拨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胡说中国“企图征服整个地球”。好吓人的大帽子！但是，这种弥天大谎能骗得了谁呢？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领土。我们过去不称霸，今后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而苏联加紧扩军备战，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疯狂进行全球扩张和侵略，这是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今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多年之后，苏联还在一系列国家驻扎庞大的军队，这究竟为什么？很清楚，有野心“企图征服整个地球”的是苏联，决不是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苏联的对外扩张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而不断遇到挫折，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就企图利用反华作为幌子，以掩护他继续对外扩张。苏联叫嚷所谓中国“在东南亚谋求霸权”，结果正是它利用越南这个“前哨”在这一地区搞霸权主义。苏联在非洲散布所谓中国“勾结种族主义”的谎言，结果正是它在反华叫嚣声中鼓动古巴，挑起战争，乘机渗入了非洲。现在，苏修集团这样大张旗鼓地掀起新的反华浪潮，显然包藏着更为险恶的祸心。 克里姆林宫要反华，又没有真理，不得不乞灵于造谣诬蔑，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他们诬蔑中国“对邻国提出一千零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要在邻国“建立苗族王国”，“走私鸦片”等等；甚至更荒唐地炮制出所谓“王宝秘密访华”，中国“参与绑架莫罗”，“同黑手党共同策划暗杀肯尼迪”的谎言，真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连当年的戈培尔也相形见绌。但是，这种手法只能证明这伙反华狂人的无耻与堕落，充分暴露了他们黔驴技穷的困境。 苏联的反华叫嚣并不能达到丑化中国的目的，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的卑劣嘴脸；它要离间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图谋，也并未得逞，反而遭到公正舆论的严正谴责。克里姆林宫恐怕也会发现自己的这种做法未免太愚蠢了。因此，在表面上装出有所收敛的样子。但是，反华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既定方针。他们反华的策略可以变换，反华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准备他们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反华恶浪，骂我们几千年。 苏联的反华鼓噪损伤不了中国的一根毫毛。对于敌人的咒骂，我们早已经听惯了。我们就是在敌人的骂声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敌人骂得越是起劲，越是证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苏修这样起劲地咒骂中国，证明中国坚决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立场，触到了苏联扩张主义者的痛处，成为它们推行霸权主义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我们的光荣。苏修集团骂了我们快二十个年头了，我们被骂倒了没有呢？没有。我们被孤立了没有呢？也没有。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克里姆林宫的任何诅咒和谩骂，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第2版()专栏： 岂有共产党的干部唯恐农民收入多的道理？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不久前，四川省郫县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发生了一场争论：“十三斤半菜籽油该不该给？”现在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争论的起因却发人深思。 郫县是油菜主要产区之一。过去，这里对社员吃油问题有个规定：凡是完不成国家油菜籽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当年每人吃油三斤；完成任务的，吃油四斤；超额完成任务的吃油五斤。不管增产多少，贡献多大，每人平均吃油标准不许超过五斤。这项规定实行以来，因为增产油料不能多吃，而种油菜又费工又耗肥，所以许多社队每年只求完成征购任务，或稍有超过就行了。也有的生产队宁可吃三斤油，把主要力量拿去发展粮食生产，连计划内的油菜也不好好种了。造成全县油菜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影响了国家油料收购任务的完成。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省农村认真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油料方面实行了多产、多购、多留的方针，规定凡是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在每人留四斤油后仍有多余的那一部分，按三、七分成，七成由国家加价收购，三成归社员。郫县执行这项新的规定后，社员群众干劲倍增，今年油菜籽空前大增产，超额百分之四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这时，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发生了。晨光公社前进大队第四生产队，今年油菜籽生产连夺两个全县第一：平均亩产突破了四百斤，全县最高；交售给国家的油菜籽超过任务一倍多，贡献最大。按照规定，这个队应留的口油也要增多，估算一下，每人可以分到十三斤半油，超过往年一倍多。按不按政策规定办事呢？县社干部一时拿不准，正好省里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来郫县检查工作，他听到这消息就说：“社员一下子分十三斤半口油，恐怕太多了吧？”他要县社干部先研究个办法加以控制，再向省委汇报请示。 不久，这件事反映到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那里，省委很快作了指示：坚决按照政策规定的办。这样，一场可能引起的混乱避免了。前进大队第四生产队每人如数分到十三斤半菜籽油。消息传出后，轰动了方圆几十里，人们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政策兑现了，上级说话算数，我们还不加劲干？！”和前进大队第四生产队相邻的五个生产队，都在争取明年油菜籽亩产四百斤以上。 这件事告诉人们，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颠倒了是非标准，有一部分干部，甚至唯恐农民收入多，生活好。在这些人看来，收入多些，生活好些，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在处理分配问题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更快地发展生产，增加社员的收入，而是一看到社员分的粮、钱、油等多了些，就象见了瘟疫一样害怕，总是想方设法去加以限制，直到把社员的收入降下来，才心安理得，仿佛这才是“社会主义”。结果是，农民多劳不能多得，生产积极性被挫伤。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有些地方，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那种唯恐农民收入多的思想，不是直接给社员带来苦头的吗？ 唯恐农民多得的那些干部，还常常自以为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农民得多了，国家和集体就少了。这是一种对具体事物不加分析，机械地把农民利益同国家、集体利益对立起来的看法。实际上，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无一不是依据“三兼顾”的原则制定的，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决不可能出现只有利于一头的情况。农民得多了，国家和集体必然是“水涨船高”，得的也多。前进大队第四生产队每人今年分得的口油，比过去以五斤为最高限额时多了八斤半，但是也要看到，全队每人向国家交售的菜油比过去多二十一斤，国家得的更多。全县共多交售油菜籽五百多万斤。请问，这种建筑在国家得的更多的基础上的个人多得，有什么可怕呢？这样的个人多得应该看成是一件大好事。你真的想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吗？你就要对此大力提倡和鼓励。因为这样才能逐步做到社员富裕，国家富强。人们爱用“大河”与“小河”来比喻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说明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是，大河的水是小河汇集起来的，“小河水涨大河满”，不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道理吗？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要给人们以眼睛看得到的实际利益。因此，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社员多得一些现金和实物，这是合情合理的，是完全应该的。当然，我们讲的多得，是指的多劳多得。前进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多得口油，是因为他们在油菜籽生产上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他们实现亩产四百斤，花费的劳动和肥料，要比过去亩产二百多斤时多二至三倍。因此，每人多分一些油，是完全符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应该看到，即使农民得的再多一些，比起我们理想的目标，又是差得多么远啊！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不然的话，有谁还拥护你呢？ 岂有共产党的干部唯恐农民收入多的道理？

第2版()专栏： 黑龙江喜气洋洋秋收忙 据新华社哈尔滨十月十日电　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黑龙江省，今年播种的玉米、大豆、高粱等各类秋收作物，已普遍黄熟。目前，全省六万多名各级干部，已下到秋收第一线，同广大人民公社社员和农场职工并肩战斗，喜气洋洋地收割丰收的庄稼。 为了把丰收的粮食全部拿到手，中共黑龙江省委要求各地把搞好秋收生产作为当前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从九月下旬开始，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省委书记李力安、李剑白、陈雷等领导同志，以及各地、盟、市、县的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到秋收第一线，参加秋收，指导秋收。 在省委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全省农村干部、社员和农场职工尽最大努力投入秋收战斗。

第2版()专栏： 春雷喜雨 ——记湘乡县落实党的政策 我到湖南湘乡县的时候，大旱已经六七十天，气温持续在三十七八度以上。这在种水稻的南方，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灾情。但是这个县的新研和新塘几个公社的广阔田野上，满目尽是碧绿的稻田。韶山灌区的渠道里，清澈的流水，通过一座座几百米长的渡槽，从这个山头涌向另一个山头。渠道两边的梯田上，培植的茶园和成林的果树郁郁葱葱，一片墨绿。在这葱绿的土地上，远处的池塘里，还开放着许多荷花，嫣红似火，衬托着碧绿的禾田，生机勃勃。群众说，十三年前华主席亲自领导修建了韶山灌区，给我们送来了幸福水。十三年后的今天，华主席、党中央又转发了湘乡经验，真是北京响了春雷，湘乡下了喜雨，第二次给我们送来了幸福水。他们纷纷传告：毛主席的爱民政策又回来了！ 自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发了湘乡县的经验以后，在湘乡县，仅仅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每一个公社都召开了政策兑现退赔大会。县委在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把二百一十五万多元的现款，用红纸包成几十包，当场退赔给各生产队。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激动了多少人的心！而这些政策兑现款退赔以后，单是龙潭公社的十几个生产队，就用退赔款买回了三十多台拖拉机、机滚船、抽水机和五十六吨化肥。当这些农机和化肥运回来的时候，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敲锣打鼓，拥挤在披红挂彩的农机前迎接。东郊公社石竹大队第九生产队的社员，看到队上用退赔款子买了农机和化肥，夺取大丰收的信心和劳动的劲头更足了，出工人数，一下子增加到一百零七人，连过去从来不出工的七个家庭妇女，也争着出工。 湘乡县泉塘公社泉塘大队第一生产队常年缺水。人们多年以来，就想打通一条三十米长的隧洞，把韶山灌区的水引过来，但是总实现不了。直到今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双抢大忙季节里，靠本生产队的力量，就把这条三十米长的隧洞打通了，还同时抢收抢种了一百二十亩田，如期把晚稻全部插完。大队会计领着我们沿着山嘴，从隧洞上面走了过去。这里红黄色的土坡上，开出了一行行绿油油的茶园。韶山灌区的盘山渠道，正好绕着山岗从这里经过。大队会计指着开挖出的堆得很高的新土，说：这种沙灰胶泥很不好挖！过去，我们大队靠一平二调，组织各生产队的人来挖这条隧洞，挖了一个月，也没挖成。调来的人出工不出力，最后终于散了伙。现在，他们一个生产队，抽出十八个人，分日夜三班，二十天就打通了，还同时完成了双抢任务！这一比，就看到了政策兑现的威力！ 现在，湘乡县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已经向纵深发展，除了清查那些明显的不合理负担，还进一步清查出了一些间接的、无形的不合理负担。湘乡县邮电局的一个译电员，有一次向梅桥公社邮电所的话务员传送从长沙拍来的一份电报，要梅桥公社农机站派车到长沙大桥去接运农药。由于他们两人粗心大意，误把发报地点长沙传成了常德，害得公社农机站把车派到了常德，白白耽误了两天时间，使生产队浪费了八十多元。这件事发生以后，当时认为邮电工作中难免有些错失，谁也没有认真对待。这次通过落实党的政策，这位译电员和话务员，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竟然给农民群众带来这么大的损失，给生产队增加了这样一笔完全不应该有的负担，心里感到很难过。县邮电局通过这件事情，也受到很大教育，制定了传送电报的制度和检查制度。在县农机局的院子里，正在兴修一栋四层的办公楼，刚刚修起二层，四处堆满了石灰砖瓦。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文件下来以后，要停止一切非生产性基本建设。这座办公楼要不要立即下马？农机局的一位副局长当时认为：修建办公楼是地区拨来的款，又没向下面要钱，这不是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后来通过学习，他的认识才有转变。特别是他又看到横卜公社永福大队，买了一台县工厂制造的机滚船，质量不过关，才用了三天，就打坏了三套齿轮，只好再花一百多元去买配件，使他思想震动很大。他想：农机质量不好，害得农民和生产队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笔负担。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还修什么办公大楼！便决定让工程下马。我见到这位同志的时候，他很坚决地对我说：现在农机局已经派人下去，组织技术力量，要把全县三十多台十二型拖拉机，由“死牛”变成“活牛”，使这些农机在夺取晚稻的丰收中，起更大的作用。同样，县公安局的同志，也查出了过去对一些贪污盗窃案侦破不及时，追赃不彻底，造成农村资金和物资散失，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县公安局发现以后，立即派出工作小组，分途到农村中去，很快清除了一批隐患和事故苗子，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县供销社，也清查出他们向生产队供应整包化肥和农药的时候，往往都是斤两不足，就卖给了生产队，给农民转嫁了不合理的负担。事情发现以后，供销社决定从今以后，用化肥和农药厂的地磅向生产队供应化肥和农药，一律过磅，保质保量。门市部为了减少生产队购货往返城乡浪费劳力和时间，今后要做到县城有货，基层也有供应，还定出学习、节日、假日、午休四不关门的制度。 当然，在湘乡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一片大好形势中，也还有极少数人至今不觉悟的情况，县委查出了个别公社没有把政策兑现退赔款用于扩大生产或纳入当年分配；有的用欠款名义扣除了兑现款；有的竟乱花退赔款，在干部会议上大吃大喝，一次就用去一百六十多元。目前县委正在抓紧教育处理。这虽然只是极个别的例子，但是，值得引起注意。大家相信，湘乡县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必将促进大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本报特约记者　柯蓝

第2版()专栏： 不拿名不符实的一等奖 南汇县横沔公社党委纠正弄虚作假的错误受到群众欢迎 据新华社上海电　本社记者李正华报道：中共上海市南汇县委最近批准横沔公社党委的请求，撤销这个公社夏粮、油菜籽双超历史水平的光荣称号，把奖给他们的“双超”奖品一台手扶拖拉机改为单超奖品机动喷雾器。县委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表扬了这个公社正视错误，主动纠正错误的精神。 横沔公社今年夏熟作物获得丰收。夏粮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万多斤。油菜籽总产量虽然比去年翻了一番，但比历史最高水平还差一万斤左右。为了追求“双喜临门”，党委要求各生产大队复打复收，多收一些油菜籽，并且按照面积摊派任务。 复打复收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菜萁已作为柴草分给社员，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烧掉。任务摊下去后，部分群众反映无法完成任务。为了调动所谓积极性，党委订了一条土政策，规定复打的油菜籽每斤给以五到七个工分的高报酬。有的生产队层层加码，以超过国家牌价的标准折算金额，还答应给予食油奖励。于是，有些社员就把自留地上收的油菜籽充数上交。就这样，全公社又收得油菜籽一万八千多斤，使油菜籽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一千多斤。横沔公社也就成了全县夏粮、油菜籽双超历史的三个公社之一。 八月间，县委召开评奖大会，横沔公社受到了表扬，领到一等奖奖品手扶拖拉机一台。当时群众意见纷纷，有些社员写信给县委，批评公社党委弄虚作假的错误行为。县委领导看到群众来信后十分重视，要求公社党委查明情况，认真对待。 县委的指示和群众的批评，对横沔公社党委震动很大。他们决定不遮丑，不护短，以中央批转的湘乡县经验和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为武器，发动群众揭露这次油菜籽核产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同时派调查组深入到生产队，挨家挨户听取意见。 通过调查核实，全公社一百一十三个生产队中，有四十八个生产队把社员自留地上的部分油菜籽以集体的名义交售，共九千五百八十三斤，扣除这部分自留地的产量，全公社油菜籽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少八千多斤。党委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向县委写了检查报告，并且作出四条决定：一、横沔公社油菜籽总产量今年没有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请求县委撤销“横沔公社夏粮、油菜籽双超历史”的称号，把已奖给的一台手扶拖拉机改为单超奖品机动喷雾器；二、召开社员大会，向群众公开检讨，同时举一反三，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党委在落实政策和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三、把收缴社员自留地的油菜籽全数退还社员；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消极、不气馁，抓好秋熟作物生产，争取晚稻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努力建成大寨式公社。 横沔公社党委勇于纠正错误的做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社员们说：我们支持党委不拿这个名不符实的一等奖。我们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勇攀高峰的精神，拿真正的、过得硬的一等奖。（附图片） 在当年红军转战取得辉煌胜利的赤水河畔，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天然气化工厂。 黑龙江省的漠河，位于北纬五十三度，被人们称为我国的“北极村”。过去，当地居民主要以伐木、狩猎为生。现在，每年收获的粮食，自给有余。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南昌针织总厂和南昌染织一厂 全部退还江西工学院校舍 据新华社南昌电　最近，南昌针织总厂和南昌染织一厂，将占用的最后四千四百平方米江西工学院校舍，全部退还给江西工学院。在这之前，两厂已经归还了一部分校舍。目前，江西工学院正抓紧整修校舍，准备迎接新生入学。

第2版()专栏： 工交战线质量月活动初战告捷 各行业、各地区涌现出一批优质高产的先进企业、质量“信得过”班组和标兵，一些产品质量有了提高。但运动发展不平衡。国务院领导同志号召把提高质量的工作持久地抓下去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我国工交战线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初战告捷，形势喜人。各行业、各地区涌现出一批优质高产的先进企业、质量“信得过”班组和标兵，一些产品质量有了提高。首钢、本钢的生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首钢、鞍钢、上钢一厂和三厂等钢铁企业的转炉钢，抚顺、北京、天津等钢铁企业的钢材，合格率都达到或突破了历史最好水平。石油产品的质量，有五种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印染布缩水合格率，已由上半年的百分之八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轻工产品也有一些质量有所提高。 这次“质量月”活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围绕着提高产品质量而开展的一次广泛的群众性活动，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不少领导同志到工厂、商店、农村人民公社，听取群众对产品质量的意见，“背”回不合格产品。有的地方对产品质量长期没有改进的单位进行了必要的经济制裁。 全国许多地区和行业在“质量月”活动中，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产品质量的罪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大打质量升级仗。旅大市把揭批“四人帮”和提高产品质量结合起来，把“四人帮”横行时的废品和现在的优质品摆在一起，向职工进行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些煤矿批判了“四人帮”诬蔑抓质量就是“技术第一”，就是“管、卡、压”的谬论，清除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等错误思想，使煤炭质量有所提高。枣庄、双鸭山等矿务局，煤炭质量达到或超过了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徐州、淮北、北票等十七个局矿的煤炭质量。普遍升了一级。枣庄矿务局被煤炭部命名为“煤炭质量过得硬”的企业。 在“质量月”活动中，有些企业恢复、建立了质量检验机构和质量管理制度，增加了质量检验测试手段，并创造了不少提高产品质量的好办法、好经验。如举办产品质量展览，将好坏产品进行对比，将领导“背”回来的不合格产品公开展出，用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大家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进行质量大检查，组织技术攻关，开展“万米无次布”、“百炉无废品”等竞赛活动。 最近，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和国家经委其他负责同志，听取了经委派赴一些省市质量检查组的汇报，认为“质量月”活动的开展有声势、有成绩。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一些企业的领导对抓质量不重视，或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或者根本没有动起来。康副总理和其他负责同志指出，“质量月”活动仅仅是抓产品质量工作的一个开端，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必须巩固发展“质量月”成果，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继续揭批“四人帮”，不停顿地大打质量进攻战，把提高产品质量这一工作持久地抓下去。同时，要把政治思想教育和严明的赏罚制度结合起来，大力表扬、奖励质量先进的企业、班组和质量标兵。对那些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就是要限期停产整顿；过期整顿不好，产品质量仍然低劣的企业，要扣发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工资，对发生严重质量事故有直接责任的人员也要酌情减发工资。

第3版()专栏： 假左的理论　杀人的刀子 ——斥丁学雷围剿《上海的早晨》的两篇文章 章楚民　蒋守谦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策划的围剿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的阴谋和迫害桑伟川的事件，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受害者已经得到彻底平反。在这个阴谋事件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丁学雷，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和《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两篇黑文，不仅强加给《早晨》和桑伟川同志种种诬陷不实之词，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今天，在揭露林彪、“四人帮”策划这个阴谋的时候，对这两篇黑文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九年夏策划这个大阴谋呢？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深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的团结、胜利的路线。同林彪反党集团沆瀣一气的“四人帮”，对这条路线恨之入骨，疯狂反对。他们在会上与林彪相勾结，极力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很早就站出来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因而，更成了他们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然而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全部得逞。陈毅同志依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林彪、“四人帮”贼心不死，“九大”以后，继续寻找机会，攻击和陷害陈毅同志。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早晨》的大规模围剿，就是这个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妄图通过围剿《早晨》，否定这部作品中多次明确提到的陈毅同志领导上海“五反”运动的功绩，进而把这位经过长期考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对于《早晨》的写作和出版，都曾从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角度，给予关怀和推荐。对此，“四人帮”的走卒丁学雷在围剿该书时，竟然含沙射影地狂叫：“这部破烂不堪的被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捧为‘了不起的工程’的反动小说《早晨》，已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很明显，他们批判《早晨》的真正目的，正是攻击陈毅同志和周总理。这就是“四人帮”疯狂围剿《早晨》的政治背景。 丁学雷秉承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给《上海的早晨》加了种种罪名。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丁学雷诬蔑作者“为了给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谬论提供艺术标本，挖空心思地在《早晨》中刻划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一个是“红色小开”马慕韩，作品写了他“爱国”的表现，丁学雷说这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捏造出来的”，“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一个是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作品写了他经过党的政策攻心，终于“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丁学雷说这是“要人们相信象徐义德这样的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团结’‘合作’”，“完全否定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个是药房老板朱延年，作者明明对他作了批判，而丁学雷则歪曲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些强加给作者的罪名完全是荒唐的。象朱延年那样五毒俱全，罪行累累而又顽抗到底的反动资本家，作者对他是持否定态度的，怎么能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呢？至于马慕韩，丁学雷自打耳光，他们在论证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红色资本家”的时候，引的恰恰就是小说揭露和批判马慕韩的材料。再说所谓“美化徐义德”，也完全是无中生有。小说里的资本家徐义德，在解放前夕，出于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的恐惧心理，设置“三道防线”，准备逃出国外；解放后，他从几个方面反对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犯有“五毒”行为；“五反”中，他玩弄阴谋，订立攻守同盟，抗拒运动。这一切，说明作者对这样一个资本家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是揭露得比较充分的。但是作者又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徐义德不同于进步较快顽固性较少的“红色小开”马慕韩，也不同于罪大恶极、顽固到底的反动资本家朱延年。这样一个人物，除了具有作家所着重描写的反动性的一面之外，并非从未做过好事，他所经营的企业，也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就是作品中的“五反”检查队队长杨健初进厂时所说的，“徐总经理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在对徐义德的斗争中，除了必须坚定、果断，还必须充分注意政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也就是杨健在“五反”检查队尚未掌握徐义德确凿罪证之前，主张以查帐等调查研究的方法来击破徐义德停伙、停薪、停工的“三停”阴谋，对有的工人要采取抄家等暴力行动加以劝阻的原因。这是符合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符合毛主席关于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教导的。丁学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破坏党的政策，别有用心地把解放前夕妄想外逃但未付诸行动，按政策只能算是思想反动的徐义德，同那个在抗美援朝中卖假药毒害志愿军、构成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反动资本家朱延年混为一谈，把徐义德说成“叛国分子”、“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否认他和朱延年的区别。因而，把挽救徐义德，争取他坦白的描写，全部加以否定。这样，就等于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他们的大多数，统统都当成资产阶级右翼来打击，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假左真右！他们否认徐义德所经营的企业还有可以利用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反对把同他的斗争放在人民内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进行，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所谓 “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流毒”，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而已！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丁学雷胡说作者“把工人写成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早晨》塑造了很成功的工人形象，但丁学雷强加给《早晨》的罪名纯属污蔑，是形左实右！丁学雷一方面居心险恶地把杨健、余静召开诉苦大会、进行调查研究、运用重点试纺等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活动全部抹杀掉，另一方面又抓住他们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加以歪曲引申，无限上纲，把他们污蔑为“被资本家牵着鼻子走”的“工贼”、“败类”、“走资派”。同样，作品中的汤阿英，作者写她由不觉悟到觉悟的成长过程，是为了歌颂“五反”运动和党的领导。丁学雷一笔抹杀汤阿英提高了觉悟以后的许多进步表现和斗争精神，把她的一些落后言论孤立起来，然后加以恶毒的攻击，胡说她是资本家的“奴仆”，是作者按照刘少奇反革命谬论塑造出来的一个“活样板”。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作品为什么不能写有缺点的、成长中的工人？按照丁学雷的逻辑，现实生活中大量成长中的工人岂不都不属于工人阶级了？岂不都是“奴仆”、“奴才”了？可见，不是作者在“丑化工人阶级”，而是丁学雷故意污蔑工人阶级。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丁学雷说，作品中描写的“杨健在‘五反’运动中所推行的路线，是完全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抗衡的，是刘少奇的那条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和平’有之，‘改造’却不见了。”污蔑作者“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其实，“四人帮”祭起林彪“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的反革命策略，借口“依靠工人阶级”，恶毒攻击作品中体现的毛主席关于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毛主席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又指示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我们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制定的这些策略，都是行之有效、十分英明正确的。小说中的杨健、余静等工人干部，用早先作了坦白交代的资本家马慕韩向徐义德作示范，通过做徐义德小老婆林婉芝、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的工作，冲破徐义德攻守同盟的“堤防”。这显然都是符合毛主席上述指示精神，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的。丁学雷丧心病狂，竟然把这一切都污蔑为“完全按照刘少奇所说的一套，‘在资产阶级中间’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来引起徐义德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难道在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同时，从徐义德营垒的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就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难道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刘少奇所说的一套”？难道只有支持抄家、抓人的行动才叫做“依靠工人阶级”？很清楚，“四人帮”所谓“依靠工人阶级”、“支持革命行动”，不过是他们取消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反对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斗争策略的同义语。只要看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狂热地煽动打砸抢抄抓的反动思潮就更加清楚了。 “四人帮”就是这样通过否定作品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左、中、右的正确区分，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求以打砸抢之类的极“左”行动取代党的斗争策略，在援引作品的人物、情节时又以断章取义、歪曲引申，强词夺理，捕风捉影，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从而把作品中体现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污蔑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这不是典型的假左真右吗？！ 在策划围剿桑伟川同志的阴谋时，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一则黑“批示”中不无挂碍地写道：“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一个“难”字，道出了这一伙篡党窃国之徒极端虚弱、极端孤立的本质。假左掩盖不了他们真右的丑恶面目。谎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让群众自由发表意见，他们的底细立刻就会被戳穿。于是，他们只能乞灵于手中的权力，变党的“双百”方针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实行精神奴役，禁绝一切不同意见，镇压一切敢于起来抗争的革命人民。这就是他们使用暴力来对付写文章同他们“商榷”的桑伟川同志的缘由，也是他们横行时文艺界有那么多同志惨遭迫害，直至被活活整死的缘由。 桑伟川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应当根据毛主席关于“放”的方针，做到使群众“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四人帮”对此极端恐惧。丁学雷诬蔑说：这就是“对毒草应‘自由开放’论”，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手里挥舞着棍子，公然把毛主席“放”的方针篡改为“打”的方针。他们这样蛮横凶暴，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全是一戳即穿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谬论，他们所拿出的“证据”，全是经不起检验的。 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文艺路线，不知摧残了多少革命文艺作品，打击了多少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革命同志！《上海的早晨》的被围剿，周而复同志和桑伟川同志的被迫害，不过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今天，在为《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彻底平反的时候，必须坚决批判造成无数冤案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及他们的那条假左真右的路线，彻底肃清在我国造成极大灾难的这条反革命路线的流毒！

第3版()专栏：文艺随笔 对作品的评价要坚持两点论 周春令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我家又添了个弟弟。满月后，邻居们都来看，议论纷纷。刘婶说：“瞧！多可爱。小脸就象个红苹果。”崔嫂说：“是呀，真好！就连这孩子的哭声也跟唱歌似的，特好玩。”妈妈听了这些称赞的话，很高兴。结果忽视了对孩子的管理。小孩子吃、睡、玩都很随便。只有后院的郑阿姨仔细地看了孩子后说：“孩子是挺好。可是，这腿可不太直，要是不注意，长成了可就没办法了。”我妈听了郑阿姨的话，注意纠正弟弟的腿。后来，弟弟的腿长得挺好。妈妈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郑阿姨，这孩子的腿就白瞎了。” 高尔基曾在和他孩子的合影照片上题道：“高尔基和他的作品”。孩子——作品。是呵，一个婴孩的诞生可以引起不同的议论，一部作品的问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说电影《我们都是八路军》吧，上映以后，报纸刊物出现了些评论文章，但多属赞扬的。说这是部好影片，是说它的主流应该肯定。那么它有没有缺点呢？有的。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听到前边两位同志议论：“烧炭队的人也不多，队长讲话干嘛非得往高处站一下，故意拉个架势，象做大报告似的，多不得劲。”我忍不住地插话说：“是呀，太做作了，别说编演这样的场面，就是看看这样的场面也够难为情的了。”我想，对自己或别人的作品的评论，只说好不说缺点和毛病，或只听好的，不听缺点和毛病，是一点论的表现。老电影艺术家夏衍说得好：“影片拍出来之后……为了要了解一下群众的反映，我曾经混在观众里面了解观众意见……听听他们的谈话很有好处。”“混在观众里”是个好办法，这样做不仅能听到表扬的话，更重要的是能听到批评的话。听听批评，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读了茅盾与《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的通信，也很受启发。茅盾在信中就是用两点论来对待《李自成》的。这种指出优劣的办法就是两点论的评论。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搞创作、评论作品或听取对作品的反映，都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全面地看问题，而不应“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文艺创作也罢，文艺评论也罢，都是“老娘”定乾坤。他们每搞出一部作品，随之而来的便是吹喇叭、抬轿子，把它说得完美无缺、天花乱坠。这种赞歌盈耳、颂词塞目的专制暴行，哪还能容得不同意见的发表？这种情况，极严重地破坏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必须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持用两点论评价作品。 每逢遇到对一部作品发生分歧意见时，常常使我把弟弟的腿、刘婶和崔嫂的赞扬、郑阿姨的好心建议、妈妈的话联系起来。我想，只有象郑阿姨那样去评论，象妈妈接受郑阿姨建议那样去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愿我们的电影和其它文艺作品，不仅受到人们的称赞，也能得到衷心的批评和好心的帮助。

第3版()专栏： 《红河激浪》何罪之有？ 杨文林　王家达　余斌 由刘万仁、程士荣、吴乙同志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影片《红河激浪》，于一九六三年八月拍成后，还未上映，就被某些人扣压，责令查作者、查导演、查领导、查“背景”，准备加上反党罪名。事隔不久，一九六六年初，被叛徒江青定为“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大毒草”。接着，“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策划《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整版批判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剿杀《红河激浪》的恶浪。在作品被批判的同时，他们对作者、导演、作曲者以及支持过影片创作的领导干部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进行残酷迫害，株连很广。 《红河激浪》反映的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活跃在陇东地区的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经历千辛万苦，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影片塑造了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长张铁娃的形象。影片的主题思想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应当说，影片《红河激浪》在政治上是好的，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这样一部革命影片，却被“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打成了“毒草”。叛徒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象巫婆念咒一样，一口气否定了五十多部影片，《红河激浪》就是其中的一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按其主子的旨意行事，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在给《红河激浪》扣上“为高岗翻案”的大帽子之后，就进一步以“炮制者”、“操纵者”、“策划者”、“支持者”、“包庇者”等等罪名，或残酷迫害，或点名批判了曾经关心和支持过影片创作拍摄的许多领导同志。《红河激浪》冤案的铸成，是“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妄图抹煞我们党领导下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的罪恶阴谋中的一支非同寻常的插曲。 在讨伐《红河激浪》的众多文章中，题为《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一文，是“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策划炮制的对《红河激浪》“定性”的文章。这篇文章给《红河激浪》罗织了三大罪状：一、《红河激浪》“是高岗反党集团阴谋的继续”；二、“竭力美化反党头子高岗”；三、“竭力鼓吹‘陕北救中央’的反动谬论”。罪名不小，可惜一条也不能成立。 且看第一条罪状：《红河激浪》“是高岗反党集团阴谋的继续”。文章列举了三条“理由”：其一，因为《红河激浪》的作者是高岗的死党；其二，因为《红河激浪》是《陕甘宁边区简史》的翻版；其三，因为“《红河激浪》的‘操纵者’，强调要写出‘左’倾的影响，以便形象地体现‘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红河激浪》的作者和他们诬指的“操纵者”吴坚、铁军等同志都是从小参加革命，在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均与高岗没有任何联系，怎么能够说他们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一小撮死党”呢？《红河激浪》是《陕甘宁边区简史》的翻版之说，更属无稽之谈。实际情况是：在《红河激浪》剧本修改过程中，因为有关制片厂和领导提出时代背景不够清楚，于是领导《红河激浪》创作的有关同志就从解放初期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史资料》里面找到了《陕甘宁边区简史》，从中摘录了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西北大事记，其中包括洛川会议、八一宣言等情况，摘录时摈弃了有关高岗的一切论述，打印为“《红河激浪》历史背景参考资料”，让作者参考，并不是要按这个来写剧本。事实上，剧本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按《陕甘宁边区简史》写的。说到“《红河激浪》的‘操纵者’强调要写出‘左’倾的影响，以便形象地体现‘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这一条在文学剧本里是有过的，但因为写得不深刻，故事枝蔓又太多，影响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主题思想的突出，因而在影片拍摄时舍弃了。即使揭露了“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又何罪之有呢？ 再看第二条罪状：《红河激浪》“竭力美化反党头子高岗”。文章说：张铁娃“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盖世英雄，戳穿了，就是反党头子高岗”。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象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怎么能说是高岗呢？其次，他们混淆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乱扣帽子。作为故事影片的《红河激浪》，是陇东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艺术再现；作为主人公的张铁娃，则概括集中了许许多多游击队员的英勇事迹和优秀品质，加工锤炼为艺术典型。《红河激浪》歌颂武装斗争，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 再看第三条罪状：《红河激浪》“竭力鼓吹‘陕北救中央’的反动谬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陕北救中央”云云，只不过是“四人帮”拿来打人的一根棒子罢了。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正是刘志丹同志充分认识到毛主席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的重大意义，带领陕甘工农红军，出生入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基地，走向全国胜利。在壮丽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陕甘宁边区涌现了象刘志丹那样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英雄，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这样可敬可爱的人民，这样英勇斗争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歌颂？ 有必要强调指出，“四人帮”挥舞“陕北救中央”这根大棒，决不只是针对《红河激浪》这一部电影，也远不只是为了给文艺创作的题材定下一条戒律。他们挥舞这根大棒，是为了抹煞革命历史，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否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广大革命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今天，在国务院文化部和省委的关怀支持下，《红河激浪》冤案昭雪了。我省文艺界人心大快。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旗帜，在新长征的伟大进军中奋勇前进。 〔原载九月二十六日《甘肃日报》， 原题为《革命激浪滚滚向前》， 本报有删节〕

第4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西德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情报局对外司司长格奥尔格·内格韦尔博士为团长的西德新闻代表团。 会见时，邓副总理对西德新闻界朋友来到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愉快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西德驻中国大使魏克德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西德新闻代表团团员是：卡尔—海因茨·布林克曼博士、弗里茨·乌尔里希·法克博士、奥斯卡·费伦巴赫、汉斯·迪特尔·耶内、约尔根·克勒尔迈尔博士、拉尔夫·勒曼、汉斯·施米茨、迪特尔·施罗德、特奥·佐默尔博士、伯恩哈德·韦尔德霍夫。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秘书长郭渭，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李普，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等。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首都新闻界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情报局对外司司长格奥尔格·内格韦尔博士为团长的西德新闻代表团。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主持宴会，并代表首都新闻界对西德新闻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魏克德和夫人以及西德驻京记者应邀出席了宴会。 西德新闻代表团是应我国首都新闻界的邀请，于十月八日到达北京的。（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同西德新闻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华主席同罗马尼亚同志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安莎社董事长和社长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意大利安莎社董事长格朗佐托和社长莱普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回答问题时扼要地介绍了我国二十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介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意大利朋友们曾到西藏进行了参观访问，乌兰夫副委员长还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民族政策。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史高福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等。（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意大利安莎社董事长姜尼·格朗佐托和社长塞尔杰·莱普里。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美国友好人士约翰·鲁茨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约翰·鲁茨。 约翰·鲁茨是一位美国作家，解放前曾在中国居住过多年。一九七一年他曾再次访问中国。邓副委员长同这位七十五岁的老朋友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对外友协副会长谢邦定等参加了会见。 约翰·鲁茨是在十月五日抵达北京的，将于日内离京前往外地参观访问后回国。在京期间，谢邦定副会长设宴招待了他。（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美国友好人士约翰·鲁茨。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朱利叶斯·陈副总理离京前往广州访问 纪登奎副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初级产业部长朱利叶斯·陈和夫人一行，由农林部副部长刘锡庚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访问。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宝光等到机场欢送。 朱利叶斯·陈副总理等在北京访问期间参观了朝阳区双桥人民公社，并游览了长城、故宫和颐和园等。

第4版()专栏： 韩副外长会见巴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今天会见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尤纳斯，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尤纳斯大使是于十月八日到京的。

第4版()专栏：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前海军中将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前海军中将石榑信敏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副秘书长金黎等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前海军中将石榑信敏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资料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积极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成立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发行了《劳动周刊》。在书记部的积极活动下，工人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一九二二年，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于五月一日到六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组织，二十三万多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组织工会的原则和全国工人当前的奋斗目标。大会正式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全国工会总的领导机构。 这次大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各党各派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团结起来，使全国工人运动从分散逐渐走向统一。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至七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共合作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下，为了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确定工人运动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的。到会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 这次大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工农联盟决议案》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重要的决议案。大会闭幕不久，就掀起了上海“五卅”大罢工，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的新起点。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次大会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五百零二人，代表一百二十四万一千多会员。这次大会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全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号召全国工人积极参加和支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规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总策略。会后，广大工人阶级采取积极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上海工人实行“四·一二”血腥大屠杀。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六月十九日在汉口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进行了十天，到会代表共四百二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百九十万。大会总结了北伐以来的工会工作，讨论了如何对付蒋介石叛变的问题，驳斥了“工农运动过火”的右倾谬论，正确地规定了扶助农民运动、巩固工农联盟的方针，特别是强调了组织工人武装的重要性。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继续进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会期五天。这次大会各重要产业及重要城市都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号召并组织工人下乡，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市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解放区职工会的代表，有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代表，有铁路、矿山、军工、电业、纺织等各大产业部门的代表，共计五百一十八人，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二百八十三万多人。这次大会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明确规定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民主阶层，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大会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这次大会以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在全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从五月二日开始，十一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大区及铁路、海员等代表团，共计正式代表八百三十人，代表一千零二十万会员。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人阶级提出了新时期的新任务——尽最大努力充分地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经济计划而奋斗。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规定了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贯彻党的“八大”的精神，讨论和决定全国工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具体任务，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九百八十九名，候补代表一百名，代表全国一千六百三十万会员。 中共中央向大会致了祝词，指出：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国家计划而斗争。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和新的中国工会章程，发出了告全国职工书，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附图片）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　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一些国家元首和马列主义政党、组织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一些国家元首致电华主席，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发来贺电的有：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易卜拉欣·纳西尔，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家元首穆阿迈尔·卡扎菲，赤道几内亚全国统一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共和国立宪终身总统马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涅格·恩东，挪威王国国王奥拉夫五世。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发来贺电或贺信，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发来贺电或贺信的有：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杜哈、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泽姆勒、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冰岛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贡纳尔·安德烈松。

第5版()专栏： 朝鲜劳动党百炼成钢前途无限 《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纪念劳动党成立三十三周年 新华社平壤十月十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十月十日发表社论指出：“团结拥护自主性的世界人民，为革命事业的胜利而战斗，是朝鲜劳动党坚定的原则立场。我们党和人民今后仍要团结拥护自主性的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支配主义，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建设新社会而继续战斗。” 这篇社论是为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三周年而发表的。 社论说，朝鲜劳动党发展成为革命党的整个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 社论说，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十分重视革命的群众路线，她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创造智慧。 社论说：“我们党在反对外来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内的阶级敌人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和在组织领导艰苦而复杂的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锻炼成了钢铁般的党，发展成为具有丰富经验的、强有力的、前途无限的党。” 社论说，今天，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任务是，遵照金日成同志在纪念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央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宏伟纲领，加速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祖国的自主统一，实现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社论说：“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是民族的最大任务，是我们党肩负着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一如既往，遵照祖国自主统一的方针，粉碎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罪恶阴谋活动，为使全体朝鲜人民能够一起在人民的乐园里享受幸福的日子的早日到来，而更加顽强的斗争。”

第5版()专栏： 耿飚副总理到几内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杜尔总统和贝阿沃吉总理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科纳克里十月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应几内亚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十月九日下午乘专机到达科纳克里，对几内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几内亚国家元首、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到机场热烈欢迎耿副总理一行。 当耿副总理走下飞机时，杜尔总统迎上前去，同耿副总理热烈握手，亲切拥抱。几内亚妇女和青年伴随着乐曲跳起欢乐的民间舞蹈，热烈欢迎来自远方的中国贵宾。几内亚少先队员给塞古·杜尔总统、耿飚副总理和他的夫人赵兰香献了红领巾。这时，一队少先队员有节奏地用中国话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几中友好万岁！”“中国万岁！”“几内亚万岁！”“向毛泽东致敬！”少先队员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国歌曲以及几内亚歌曲《光荣—伟大，塞古·杜尔和华国锋》。 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耿飚副总理在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接着，耿飚副总理同在场的几内亚政府高级官员一一握手。 到机场迎接的有：几内亚总理兰萨纳·贝阿沃吉，经济和财政方面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内政和安全方面部长穆萨·迪亚基特，文化和教育方面部长马马迪·凯塔，乡村发展方面部长凯塔·恩法马拉，贸易和交通方面部长哈吉·阿卜杜拉耶·杜尔，立法议会议长卡马拉·达曼坦，外交部长菲利·西索科，国防部长阿拉费·库鲁马，司法部长迪亚内·兰萨纳，新闻和意识形态部长塞奈农·贝汉津，以及几内亚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彭华以及在几内亚工作的中国专家的代表也到机场迎接。 在贵宾室里，塞古·杜尔总统和耿飚副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耿飚副总理在机场向报界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我们十分高兴有机会到贵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我们一踏上美丽的几内亚国土就受到你们热烈的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我愿借此机会对几内亚政府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并向几内亚人民和政府转达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友好问候。” 耿飚副总理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中几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说：“我希望，这次对贵国的访问，能有助于加强中几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耿飚副总理由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乘车前往“人民宫”下榻。穿着民族服装的市民们聚集在“人民宫”广场上，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第5版()专栏： 中国和西德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字 方毅副总理和根舍副总理深信协定将促进两国关系 新华社波恩十月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十月九日在波恩签字。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代表西德方面签字的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和研究和技术部长豪夫。 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将为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创造便利条件并加以促进，其中包括交换科技情报和资料，互派专业代表团、科学家、其他研究人员和进修生，组织共同的科学讨论会，执行共同的研究项目，包括共同使用科学技术装备。 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果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宣布废止，协定将每次顺延五年。 方毅和根舍在签字以后发表的讲话中，都对协定的签订表示高兴，并相信协定将促进两国间科技合作和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方毅副总理还同豪夫部长一起签署了一份执行这个协定的会谈记要，记要规定：双方将在能源研究和技术、原材料研究和技术、航空及空间研究和技术、物理技术、生产技术、应用数学和信息技术、农业研究、医学和保健、环境保护研究和其他环境问题、海洋研究和技术、物理和化学基础研究等十一个方面加强合作。 同一天，方毅副总理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西德研究和技术部长豪夫、经济部长兰姆斯多夫、联邦议院副议长伦格尔、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费特尔、德国工商业大会主席冯·阿梅龙根和克虏伯公司监事长拜茨等西德各界人士出席了招待会。 方毅副总理还在十月九日会见了西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同他就双方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附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十月九日在波恩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希腊《人民之路》发表评论 揭露苏联支持制造“两个朝鲜”阴谋 新华社雅典十月九日电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最近一期刊登一篇评论，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朝鲜问题上的伪善面目。文章揭露说：“出席本届联大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他的发言中，对朝鲜统一问题保持完全的沉默。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朴正熙集团调情，为其制造‘两个朝鲜’的罪恶目的服务已非一日了。九月六日，朴正熙集团的一个成员，受到了苏联当局热烈、友好的欢迎。同时，两名南朝鲜记者得到了访问苏联的入境签证。一家苏联报纸在提到朴正熙集团时，竟称之为‘大韩民国’。” 文章指出：“通过这些行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了制造‘两个朝鲜’阴谋的朴正熙集团的罪恶活动，并使这些活动合法化。他们打击为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新沙皇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他们是反对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的，因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是他们在这一地区推行霸权计划的障碍。”

第5版()专栏： 朝鲜军停会举行秘书长会议 新华社平壤九月三十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第四百五十五次秘书长会议九月二十九日在板门店举行。 会议上，朝中方面秘书长崔元哲大校抗议敌方最近违犯停战协定，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军事挑衅的罪行。他揭露说，南朝鲜伪军在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二日向北方人员用自动步枪和机枪射击挑衅。他还揭露，南朝鲜伪军把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运到非军事区南侧，并在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和侦察等敌对活动。 崔元哲大校强烈要求，南朝鲜当局必须认真遵守停战协定，立即停止在非军事区进行各种挑衅活动。

第5版()专栏：国际短评 帮了倒忙 十月二日，新华社揭露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联大第一次绝口不谈朝鲜问题，表明苏联正在牺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讨好朴正熙集团。塔斯社对此暴跳如雷，大肆攻击新华社进行“诽谤”，并吹嘘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如何“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但是，塔斯社却不敢碰一下苏联和南朝鲜当局勾勾搭搭的一系列事实，而新华社正是十分准确地用这些事实揭露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一不光彩表演的。试问，究竟最雄辩的是事实还是抵赖？既然不能不象猫头鹰怕见阳光那样躲避人们的正义指责，又怎能硬充好汉呢？ 十月六日，朴正熙集团“总理”似乎想出来给莫斯科的尴尬处境，帮一点忙，说什么汉城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酝酿着某些事情，以改善苏联和南韩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承认，南朝鲜和苏联“来往增加了”。到底南朝鲜比莫斯科要胆大一些，不象塔斯社那样回避事实。可是，这样一来，南朝鲜的“总理”先生却给莫斯科帮了倒忙了！

第5版()专栏： 我学术代表团出席“欧洲研究中国会议” 据新华社罗马电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学术代表团，不久前出席了第二十六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和在意大利进行了参观访问。 中国学术代表团在第二十六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上作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经济规律的问题》、《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和《儒家的变迁》四个学术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们结识了许多欧洲朋友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并同他们就学术问题交换了意见。 大会最后发表的一份公报说，“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这次出席了大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大的科学意义的事”。

第5版()专栏：几内亚通讯 雷雨中访卡巴克岛 新华社记者　熊善梧 八月，正是几内亚的暴雨季节。在一个惊雷不断、大雨瓢泼的日子，我们来到几内亚的鱼米之岛——卡巴克访问。我们所以要在雨天来走访卡巴克岛，主要是想看看几个月前在岛上竣工的一项农田水利工程是如何在接受着雨季的考验而显示它巨大威力的。该工程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工程主要包括两个水闸、二十五公里渠道和八座桥梁，于一九七六年初完工；第二期工程更为宏伟，沿着海岛西岸用砂石和泥土兴建了一道十多公里的挡潮堤，还挖沟开渠、修桥建闸、围海造田八百多公顷。 我们利用大雨暂歇的机会，登上长堤。极目四望，只见大堤内绿油油的稻田连接着远处青翠的椰林，雨后显得分外生机勃勃；大堤外则是淤泥灌木丛，逐渐淹没在烟波浩渺的大西洋里。陪同参观的几内亚朋友自豪地指着大堤内外迥然不同的景色，向我们讲起了工程兴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工程兴建前，这里是一片荒凉景象，到处是淤泥沼泽灌木丛。卡巴克岛年年闹潮、涝灾害，潮水不断淹没农田，大雨经常把田野变成汪洋，大片土地无法耕种，即使种上了的也所收无几。自从中几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成这套水利工程，海潮可挡，内涝可排，经治理的农田面积达二千三百五十公顷，占岛上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从此，水稻稳产有了保障，当地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一九七七年，岛上生产稻谷近六千吨，创造了该岛水稻产量最高纪录。全岛约一万人，平均每人有粮六百公斤，每人向国家交售余粮一百一十七公斤。卡巴克岛是一个县，去年粮食产量在全省八个县中跃居首位。 耳闻目睹卡巴克的感人变化，我们更加赞赏几中两国工程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英雄业绩。特别是围海造田，这是多么艰巨的战斗啊！据担负工程建设的中国技术组负责人介绍，在工程开始时，人们要在五至八米深的淤泥上筑堤，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是施工机械进不去。然而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只能激发出人们新的勇气和才干。经过大家献计，终于找出了一个好办法：就地取材，用棕榈树垫道。当地居民踊跃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很快砍伐了八至十米长的棕榈树五百余棵，为施工机械铺出了前进的道路。为了抢在雨季前封闭堤线，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几内亚工人和技术员改变了下午三点前收工的作息制度，每天起早贪黑连续劳动十二小时以上。由二十四名几内亚司机组成的汽车运输队是工地上的一支突击力量，他们采取固定工资加超产奖励的办法开展劳动竞赛，将工效提高了一倍，共为堤坝运了近二十万方土。司机凯塔一次运送挖土机急需的配件回岛，途中发高烧三十九度多，仍坚持把配件送到工地。 筑堤的劳动十分艰苦，护堤的工作同样紧张，无情的海浪不停地冲刷着新填的沙土，一排浪头袭来，一层沙土被卷走。为了护堤，几内亚工人头顶烈日，脚踩淤泥，每天从早到晚在泥水中战斗。就是这样，他们用半年多的时间将两万多方淤泥一锹一锹端起贴上新堤，做到了堤身伸向哪里，护堤工作跟到哪里。为了避免暴雨冲洗，他们还在淤泥上加植草皮，确保堤身稳定，堤形完整。在中几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堤终于赶在去年雨季前胜利建成了。去年七月三十日，卡巴克上空电闪雷鸣，一天就下雨三百毫米。在这当地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雨中，长堤以不屈的姿态昂然挺立，积水及时被排除，海潮只能在堤外无可奈何地咆哮。目前，二十里长堤正接受第二个雨季的考验，你看它在暴风雨的洗礼下显得多么坚强和稳固！ 从堤上回到村边，我们看到许多崭新的圆顶茅屋掩映于绿树丛中，同行的主人象猜中了我们的心思，兴奋地介绍道：工程结束后，岛上新住户多了。内地的工程建设者把家属带到这里安家，首都的一些居民也迁来种地。另外，由于水稻的迅速增产，原有的粮库不够用，全岛六个基层政权不久前都兴建了新的粮仓。 傍晚，炊烟四起，我们信步村头，居民们都向中国朋友含笑致意。在一家茅户的庭院，我们见一位女主人正在做饭。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并高兴地揭开锅盖，指着雪白的米饭连声说：“阿方！阿方！（苏苏语：好！）” 雷声在滚动，骤雨又来了！雨啊，你下吧！卡巴克人民往日愁雨，今日喜雨。他们在风雨中同中国水利工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在风雨中继续奋勇前进！（附图片） 几内亚卡巴克岛上的水利工程。 新华社记者摄

第6版()专栏： 波尔布特书记谴责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攻击和干涉 世界广大人民支持柬埔寨革命事业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十月九日广播，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在八月二十四日接见瑞典—柬埔寨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的革命者、世界上广大进步人民是衷心支持和同情柬埔寨革命事业的。”“他们是绝大多数。” 波尔布特书记回答了瑞典电视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向他们介绍了民主柬埔寨解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军团结一致，粉碎了越南接连策划的政变阴谋和从一九七七年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入侵。“这是柬埔寨人民在捍卫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柬埔寨种族斗争中，所取得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历史性伟大胜利。” 他说：由于贯彻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依靠本国人民力量为主的原则，柬埔寨国内开始逐步展现了新的面貌。“人民吃得饱，有衣服穿，有房子住。在各地，特别是在各个合作社，有医生和医院保护大家的健康。”“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他指出：“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我们还必须克服种种困难，继续解决许多问题。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果，在我们柬埔寨的历史和社会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波尔布特在谈话中谴责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国际反动派反对、诬蔑、攻击、干涉柬埔寨革命的罪行。他说：“它们合伙反对并妄图推翻柬埔寨革命和民主柬埔寨，把柬埔寨人民变为它们的奴隶。” 波尔布特谴责越南妄图通过“印支联邦”战略，施展种种阴谋，不断进行干涉和颠覆以及策动政变，企图推翻柬埔寨革命和民主柬埔寨，直至灭亡柬埔寨。 他说，柬埔寨人民“决不允许越南进行侵略、扩张和吞并自己的国土。现在不允许，将来不允许，永远也不允许。” 他说：“柬埔寨在保卫自己的国土的斗争中，使越南遭到了失败，这使柬埔寨人民更进一步认清了越南的侵略和扩张本性，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越南的侵略和扩张本性。”他重申：“如果越南现在停止侵略柬埔寨，真正在实际行动上作到真诚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民主柬埔寨政府将再次提出与越南签定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如果越南表明它愿意同柬埔寨人民友好的话，柬埔寨高级领导人将在金边或河内在这一条约上签字。” 波尔布特在讲到国家建设计划时说：“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会议和一九七六年一月召开的柬埔寨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家建设的战略计划，这就是：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内，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具有各方面基础的工业国。” 他说：“我们完全有条件实现这一计划。”

第6版()专栏： 谁是“政治游戏”的主角？ 本报记者述评 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谈判。苏联的宣传机器一方面大吹自己对谈判是如何“诚心诚意”，另一方面指责西方国家在谈判中“玩弄政治游戏”，采取“拖延”手段，“阻挠缔结协议”。 大家记得，当一九七三年中欧裁军谈判的锣鼓敲响的时候，苏联大肆吹嘘这个谈判“具有重大意义”，能够“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然而，如此“重大意义”的谈判进行了近五年，举行了十五轮谈判，共一百七十多次会议，迄今却是一事无成。如今在苏联报刊上，维也纳的裁军谈判却成了可笑的“政治游戏”，这对他们自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苏联指责西方国家玩弄政治游戏，而近五年来的事实清楚表明，苏联正是维也纳这场“政治游戏”的主角，而且其手法和花样之多远远胜过了它的对手。 中欧裁军谈判本来是西方国家在一九六七年提出来的建议，当时苏联拒不接受。由于苏联的兴趣是要召开所谓“欧安会”，而西方国家把“欧安会”和中欧裁军谈判联系在一起，苏联为了骗取西方同意召开“欧安会”，最后表示接受西方关于举行中欧裁军谈判的建议换取了“欧安会”的召开。至于中欧裁军谈判嘛，苏联连一兵一卒也没有裁，相反在中欧增加了不知多少兵力和武器。 在中欧裁军谈判的过程中，苏联长时期不肯提供它和华约集团在中欧集结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据说，这是什么“军事机密”。但是连部队的数字都讳莫如深，那么裁军从何谈起呢？维也纳的谈判谈来谈去，毫无结果，原因之一就是苏联方面采取的这种无理态度，而这样一个过程竟拖了两年之久。 到了一九七六年，苏联改变手法，忽然透露它的“军机”来了。它宣布华约集团在中欧部队总人数为九十六万五千人，其中地面部队八十万五千人。可是，这是不是表明苏联终于有了裁军的诚意了呢？否！这个数字原来是假的。西方揭露苏联集团少报了十五万人，因此拒绝接受苏联的虚假方案。于是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西方国家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那就是美国从欧洲撤走一千枚战术核武器和二万九千名美国军队，以换取苏联从中欧撤走一个坦克集团军，即一千七百辆坦克和六万八千人。西方报刊把这个方案称之为“拿苹果换桔子”的交易。可是苏联呢，它既要苹果又要桔子。美国撤走战术核武器，对苏联当然是正中下怀；但要苏联撤走坦克，那就万万使不得。这样，“苹果换桔子”的交易也就告吹了。 苏联长期来在谈判中主张“冻结现状”，目的是要巩固它在中欧的常规兵力优势。由于西方不同意，苏联在不久前又提出了所谓“新建议”。据说，这个新建议就是在裁减之后，双方在中欧部队保持在各为九十万，其中地面部队七十万这样一个“同等水平”。从表面上看这是何等的公平合理，但实际上苏联这一建议有一个前提，就是西方必须首先承认双方在中欧地面部队“大致相等”，这就意味着允许苏联少报十五万军队。如果按照这种“对等”原则裁到“同等水平”，岂不仍然是苏联占居优势，西欧国家注定处于危险的劣势吗？因此，西方认为，苏联提出的游戏的规则只会“危害西方的安全”。上一轮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 中欧裁军谈判本来就是一场苏美双方相互讹诈和愚弄的“政治游戏”。它掩盖着苏美对欧洲的争夺特别是苏联的军事扩张。谈判谈了五年，苏联军事力量对西欧的战争威胁一年比一年严重。西欧舆论不禁惊呼，正是在“欧安会”和中欧裁军谈判的烟幕下，苏联在欧洲前线部队“得到越来越多的新坦克、飞机、导弹以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并已具有“在相当少的警报时间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的能力”。他们从严酷的现实中得出结论，中欧裁军谈判已“没有意义”。仍然热衷于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游戏”的，恰恰就是扮演主角的莫斯科。

第6版()专栏： 福田首相在参院预算委员会强调 苏联归还北方四岛才能缔结日苏和约 新华社东京十月十日电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十月九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再次强调，苏联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前提。 据日本报纸报道，在十月九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明党议员相泽武彦就日本“将如何推进对苏外交”提出质询。 福田首相答复说，“日苏之间存在着归还北方四岛的问题”。 福田首相说，“首先实现收复北方四岛，再缔结日苏和约，这才能有真正的稳定关系。要为此继续进行不懈的谈判”。 当相泽武彦再次质问“是否在任何事态下，都毅然坚持这一外交方针”时，首相回答说，“可以作那样了解”。

第6版()专栏： 黎巴嫩交战双方实行停火 黎、叙总统研究黎巴嫩局势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贝鲁特消息：经过十天的激烈战斗，在黎巴嫩的阿拉伯威慑部队中的叙利亚部队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已于十月八日下午六时（当地时间）实行停火。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于六日和七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规定十月七日下午八时实行停火。据报道，实际停火推迟了二十二小时。 据阿拉伯威慑部队发言人八日说，从联合停火命令生效以来，“停火协议执行了百分之九十五”。 据报道，在这次停火协议生效之前不久，叙利亚部队同贝鲁特东区、北部和南部郊区以及附近山区的基督教民兵之间曾发生激战。 据美联社援引黎巴嫩警察局的统计数字说，在这次十天的激烈战斗停止之前，有一千三百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十月九日电　据大马士革电台广播，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结束了对叙利亚为时四天的访问后，于十月九日上午离开大马士革前往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阿拉伯国家，将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黎巴嫩问题举行会谈。 陪同萨尔基斯总统出访的副总理兼外交和国防部长布特罗斯在离开大马士革时发表声明说，阿萨德总统和萨尔基斯总统研究了黎巴嫩目前的局势和摆脱这种局势的途径。双方一致认为，参加和支援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的国家应在黎巴嫩举行外长紧急会议。

第6版()专栏：从图片看世界 来自哈瓦那的“客人” 今年九月，卡斯特罗到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埃塞俄比亚革命四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位来自哈瓦那的“客人”半躺地坐在阅兵式的观礼台上。卡斯特罗那副旁若无人的神气，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他在非洲扮演着什么角色。

第6版()专栏： 伊拉克建议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 十九个阿盟成员国表明了对会议的各种态度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据报道，阿盟十九个成员表示将出席伊拉克建议举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阿拉伯联盟发言人十月八日在开罗宣布，伊拉克已正式邀请阿拉伯国家参加十一月一日在巴格达举行最高级会议。 据伊拉克通讯社早些时候报道，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十月一日公布一项决议，阐述了伊拉克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并且呼吁阿拉伯国家协商召开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讨论阿拉伯形势。随后，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和革命指挥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作为贝克尔总统的特使，分别访问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协商。 据报道，截至十月九日止，阿盟十九个成员表示同意出席旨在“恢复阿拉伯团结”的首脑会议。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表示，只有在萨达特总统不参加的情况下，它们才出席会议。埃及官方宣布，埃及支持召开这样的首脑会议，但要求在开罗的阿拉伯联盟总部举行。突尼斯和黎巴嫩尚未明确表态。

第6版()专栏： 中欧裁军谈判又一轮会谈开场 本报讯　中欧裁军谈判九月二十八日在维也纳复会，开始了第十六轮的会谈。 西方代表在会上强调指出，双方在驻中欧地面部队人数问题上继续存在分歧，这被认为是维也纳会谈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据西方揭露，苏联及其华约组织在中欧部队的人数比西方多十五万人。但苏联顽固地不承认它在中欧据有军事优势，坚持要双方“对等地”裁减部队。在今年五月十八日开始的第十五轮谈判会议上，苏联提出了一项“新建议”，把双方在中欧的地面部队都裁减至七十万人。西方指出，苏联的建议不足以消除目前的不均衡状态，会“危害西方的安全”。 在最近中欧谈判复会之后，苏联及其华约组织的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我们必须持现实的态度”，硬要西方同意他们的所谓“对等”裁减的原则。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前几天在电视讲话中，指责西方在中欧裁军谈判中“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达成协议的愿望”。他坚持说，苏联“主张不改变参加维也纳会谈的一个国家集团和另一个国家集团之间的武装力量对比”，仍然要双方“以同样的比例降低武装力量的水平”。

第6版()专栏：列国志 欧洲的“袖珍国家”安道尔 今年九月，欧洲“袖珍国家”之一安道尔举行了建国七百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小小的国家，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只有一条河流。它的面积四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约为北京的四十分之一；居民只有二万七千人。 两个元首 安道尔的居民主要是巴斯克族人，讲加泰罗尼加语。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西班牙语。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同是安道尔的官方货币。在安道尔学校里，教学语文是加泰罗尼加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教育经费由法国和西班牙分担。邮政也由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兼管。 这个小国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有两个元首，一个是法国元首，一个是西班牙乌盖尔地方主教。他们分别派有常设代表团管理安道尔事务，受理安道尔议会的动议和提议。议会任命正副长官各一人，作为执行机构。安道尔没有军队，只有十六名警察。 折断的橄榄枝 关于安道尔的古老传说很多，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公元九世纪，查理曼帝国为了防止摩尔人的骚扰，在西班牙边境建立了许多小缓冲国，安道尔即是其中之一。查理曼的孙子任命了西班牙乌盖尔伯爵为安道尔的王公，而乌盖尔伯爵的后人又把安道尔赠送给乌盖尔地方的主教。可是，法国的佛亚伯爵却因为与乌盖尔家族的婚姻关系又对安道尔有主权要求。于是安道尔就成了法国、西班牙长期争夺的地区。一二七八年法、西结束了它们的争夺，据传当时由一位大主教把一根橄榄枝折断，一段交给法国的佛亚伯爵，一段交给西班牙的乌盖尔主教。双方协议由法国、西班牙共享对安道尔的宗主权。 七百年以来，安道尔一直根据当时的规定，每年向法国元首和西班牙乌盖尔主教进贡。法国元首收到的是象征性的九百六十法郎，而西班牙乌盖尔主教收到的则是四百六十比塞塔以及六只火腿、十二只阉鸡和二十四大块乳酪。 繁荣的旅游业 安道尔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和游览业，而后者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收入。 这个国家对外交通只有两条主要公路，一条向东北通往法国，一条则向西南通向西班牙。此外，大都是在群山之中回绕盘旋的羊肠小道。但是方圆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安道尔都是有名的游览胜地。这里的高山和高原草地，夏季绿草如茵，冬季则白雪皑皑，在包括首都安道尔在内的溪谷地区，冬季很短，适于过冬。 安道尔没有关税。当地居民利用免税条例进口大批外国商品，向游客推销。因此在这里游客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苏格兰名牌威士忌、各种名牌香烟、照相机、电唱机以及汽车零件；汽油价格也比法国或西班牙低廉。 每年大约有一百多万辆汽车驶入安道尔，出境时大都满载而归。安道尔二万七千居民中，登记注册的汽车竟达二万二千辆。现在安道尔的游客每年达二百多万人。昔日牧羊山谷与私枭匿藏的巢穴，今日已经变成了巨型的超级市场，每年销售额近三亿美元。 “改变之风”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安道尔举行了一次不受法律约束的、“民意测验”式的“谘询协商投票”，选民三分之二投票赞成安道尔进行“民主改革”。尽管这种“改革”的到来还很遥远，可是人们认为，“改变之风”已经进入了这个古老的小国。 （乐山）（附图片） 安道尔的首都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以色列万名邮电职工罢工 特拉维夫消息：以色列一万二千名邮政和通讯部门的职工十月八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印度大雨成灾 最近，印度西孟加拉邦连续下大雨，造成严重水灾。由于暴雨使汹涌的阿乔伊河和达莫达尔河的河水泛滥，淹没了地势低洼的四个县，几千个村庄被洪水围困，使数万人无家可归。（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