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欧洲共同体代表团 同哈费尔坎普副主席等客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率领的欧洲共同体代表团。 华主席同哈费尔坎普副主席等客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华主席说：“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许多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之间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前景是广阔的。现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将来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哈费尔坎普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华主席的看法，并相信今后欧洲共同体和中国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将会进一步扩大。 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华主席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进行友好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比斯塔首相抵京　华主席到机场热烈欢迎 国务院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尼泊尔贵宾 邓小平副总理和比斯塔首相讲话，宴会充满亲切友好的气氛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尼泊尔王国政府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他在开始这次对中国进行为时八天的正式友好访问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是比斯塔首相第五次来我国访问。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和夫人才桂兰等，到机场迎接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在飞机舷梯旁，华主席同比斯塔首相亲切握手，热烈欢迎他再次来我国作客。今年年初曾访问过尼泊尔的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又在北京见到比斯塔首相，表示十分高兴。 随同比斯塔首相来访的有比斯塔首相的夫人博德·库玛丽·比斯塔。首相的其他随行人员有：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和夫人（已在北京），外事秘书乌德夫·德奥·巴特，政府其他官员和新闻记者。 在热烈欢腾的机场上，中尼两国国旗在灿烂的秋阳中迎风飘扬。军乐团奏尼中两国国歌后，比斯塔首相由华主席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数千名穿着鲜艳服装的青少年排成方形的欢迎队伍，热情欢迎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友好邻邦的贵宾。比斯塔首相和夫人等来到群众中间时，人们载歌载舞，响起了欢乐的鼓乐声和热情的欢呼声。 在机场上接受群众的欢迎后，比斯塔首相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驱车前往宾馆。在贵宾们路经的东西长安街上，五色缤纷的彩旗迎风招展，一座座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大幅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支持尼泊尔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第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比斯塔首相的随行人员、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卡纳尔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专程前往仰光迎接并陪同比斯塔首相一行到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国务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尼泊尔王国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陈慕华副总理，出席了宴会，同来自亲密邻邦尼泊尔的尊贵客人一起亲切欢聚。 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宴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中尼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亲密友好的邻邦。近年来，中尼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他说：“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马亨德拉国王生前亲自培育起来的，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我们愿意同尼泊尔朋友一道，为不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而共同努力。” 在邓小平副总理讲话后，比斯塔首相接着讲话说：“自从五十年代中期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尼泊尔和中国的历史悠久的关系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由于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先王马亨德拉的远见，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坚固和现实的基础上的。我回想起几次会见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情景，他在同我谈到尼中关系时总是那样思想明确，了解体谅和亲切关怀，使我留有深刻的印象。我要高兴地说，在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和以他杰出的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一段关键时期的华国锋主席阁下的英明指导下，这一神圣的友谊遗产不仅被保持下来，而且得到扩大和增进。” 今晚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尼中两国国旗。在邓小平副总理和比斯塔首相讲话（全文见第三版）后，军乐团分别奏尼泊尔国歌和中国国歌。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卡纳尔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的负责人韩念龙、张百发、周化民、魏玉明、刘向三、宋季文、布克、潘琪、李琦涛、于步血、张瑞霭、张香山、王若水、杨家祥、王怀义、白介夫、杨骥，以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和夫人才桂兰。（附图片） 华主席在机场同比斯塔首相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精心设计　精心施工　质量第一 纵贯我国南北的鲁宁输油管道建成 输油管道全长一千多公里，对于改变我国燃料布局、减轻华东地区铁路运输的压力、促进工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纵贯我国南北的第一条输油管道——鲁宁输油管道胜利建成，并已正式输油。 这条输油管道包括鲁宁干线（山东临邑—江苏南京油港）和两条支线，北起河北，贯穿山东、安徽，南到江苏，途经几十个县、市，总长一千多公里。有了这条管道，山东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的原油，可以直接输送到扬子江畔的南京油港，然后再通过长江运往沿江一些省市。它的建成，对于改变我国的燃料布局，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对于减轻华东地区铁路运输的压力，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鲁宁输油管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亲自批准的重大工程，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动工，到一九七八年七月建成。施工过程中受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这个工程，除了铺设长距离、大口径的管道外，还建设了大小泵站十几座及原油中转码头一座。管道全程穿越铁路、公路一百三十七处，穿过和跨越大小河流八百零七条，其中宽度四十米以上的河流有六十八条。参加会战的管道、通信、电力工人和沿线人民解放军、贫下中农，团结战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这一繁重的施工任务。 在管道建设过程中，会战大军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认真把好质量关。电焊工人发扬大庆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好作风，苦练技术本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工作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道焊缝都要检查三四遍，千方百计确保焊接质量。由于会战大军高度重视工程质量，保证了千里油龙机泵运转正常，输油安全平稳，做到了一次投产成功，为我国输油管道工业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第1版()专栏： 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 本报特约评论员 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去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点。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为了培育和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光荣传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同一切破坏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是否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到了能否保持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能否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则高度。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近十年来，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斗争的实践，使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严重的教训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被他们控制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人民民主被彻底践踏，民主集中制受到彻底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了最黑暗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对于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的这一场浩劫，人们历历在目，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他们究竟是怎样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旗号来实行法西斯专政的。 林彪在“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提出了所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理论”。“四人帮”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下，抛出了所谓“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什么叫做“全面专政”呢？张春桥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中说，“全面专政”，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和“一切阶段”上，对“一切阶级差别”和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一切观念”，统统实行专政。从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到“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是一脉相通的，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因此只讲暴力镇压，而绝口不讲人民民主。他们的“理论”从根本上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实质。可是，张春桥却在他的文章中宣称：谁不接受他们的“全面专政”论，谁不按照他们这种“理论”去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这种喧嚣恰好暴露了他们做贼心虚、因而要贼喊捉贼的惶惧心理。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就作过明确的阐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页）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两段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实质的经典性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但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其内容都是一样的，都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本阶级内部和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对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也只有对敌对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粉碎它们的一切反抗和破坏，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的民主才有保障。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人民民主，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敌人的专政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且，对人民实行民主，这本身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否定，意味着把资产阶级排斥于民主之外。而把资产阶级排斥于民主之外，就是对它实行专政。按照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制度，这本身也就意味着把无产阶级和人民排斥于民主之外，就意味着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质。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所以，对人民实行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又叫做无产阶级民主制。（《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页）同样，毛泽东同志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他说：“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 修正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右的形式，就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情况下，宣布把民主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取消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搞所谓“全民国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实际上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一种是极“左”的形式，就是打着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把专政扩大到党内和人民内部，取消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搞所谓“全面专政”。林彪、“四人帮”就是妄图通过这种形式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右与极“左”，“全民国家”与“全面专政”，虽然形式不同，口号不同，但目的完全一样，都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我们党曾经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因此，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以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是有认识有警惕的。但是对于以极“左”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我们不少同志却缺乏精神准备，缺乏识别能力。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这方面的弱点，来疯狂推行他们反革命的“全面专政”。这伙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阴谋家，打着“高举”、“紧跟”的革命旗号，披上“继续革命”的左派外衣，在“加强专政”的叫喊声中，肆意颠倒敌我，扼杀人民民主，把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统统排斥于民主之外，由行使专政的主体变成专政的对象，对他们实行最狂暴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这对于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我们不仅要警惕在扩大民主的幌子下，用否定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右的修正主义，而且要特别警惕在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用否定人民民主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的（即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警惕性，作好这两种精神准备，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及时地克服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粉碎林彪、“四人帮”的胜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也是人民民主的伟大胜利。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必须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现在，从全国范围来说，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已基本结束。但是应当看到运动发展不平衡，少数落后地区和单位，清查工作还需要深入进行。在这些地区和单位，有一些“四人帮”的余党还没有被清查出来，他们至今还死抱着“四人帮”的那一套不放，捂盖子，压群众，不让群众说话，有的甚至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而把遭受“四人帮”迫害、同“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干部和群众打成“帮派势力”，继续颠倒敌我，推行“全面专政”。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不把这些“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彻底清查出来，不深入批判反动的“全面专政”论，肃清其余毒，那就会留下后患，就会妨碍人民民主的发扬，妨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可侵犯 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首先必须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经济关系决定的。如果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不充分，或者受到限制，那就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人民丧失了民主权利，处于无权状态，国家不是保护人民，而是反过来对人民实行镇压，那就说明社会主义已经蜕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是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国家如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被侵犯，这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来解决。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劳动人民虽然作了国家的主人，但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直接管理国家，而只能由他们中间政治上、文化上先进的分子，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列宁早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就指明了这一点，他说：“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6页）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劳动人民是通过他们的代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干部来为他们管理国家，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代表、这些国家干部，是否始终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否始终能够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否始终能够不官僚化，不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阶级异己分子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钻入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国家干部中一些人也会发生官僚化，发生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的问题。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从巴黎公社诞生的那一天起，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干部官僚化，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提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巴黎公社第一次提出了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干部官僚化的三项著名措施。这就是：（1）国家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2）他们的工资相当于工人的工资；（3）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马克思曾经热情赞扬和详细阐述过这三项措施。他说：巴黎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 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页）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认为巴黎公社提出的措施，为无产阶级解决根绝官僚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彻底破坏官僚制”。（《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73页）怎样“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呢？列宁反复指出，对苏维埃国家干部要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7页）同马克思、列宁一样，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一贯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特别是在我们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他一再告诫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要脱离人民，不要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要做官僚主义者。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6页）为了防止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同志不仅从理论上作了很多阐述，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 根据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理论，鉴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充分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当前首先应当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的干部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国家的，必须懂得自己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只能运用它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决不能把它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篡夺人民的权力，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残害人民。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个明显不过的真理，我们的干部是应当而且必须懂得的，如果连这一条都不懂，那就说明他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在我们的干部中，大多数同志是懂得这个真理的，他们运用人民授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不承认这个真理，他们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在这些同志看来，他们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而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倒是他们恩赐的；他们手中的权力如何运用，群众无权过问，而群众享有什么权利，却要听从他们的摆布。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这种现象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篡夺人民的权力，打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权力问题上大造反革命舆论。这伙阴谋家极力宣扬“权力决定一切”的法西斯哲学，制造一种极端反动的权力拜物教。他们大肆叫嚷：“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权力就是资本”。在他们的反革命煽动下，那些野心家、打砸抢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获得了精神武器，纷纷跳出来为他们篡党夺权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什么“一切为了权字”，什么“现在是权力再分配的大好时机”，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什么“要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闹得乌烟瘴气。在林彪、“四人帮”的指挥和鼓动下，这些反革命分子到处明火执仗地抢夺人民的权力，到处制造法西斯暴行。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还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呢？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这种权力拜物教的糖衣炮弹，也打中了我们队伍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干部，他们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起来，简直被“权”字迷住了心窍。这些同志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忘记了共产党人是要争阶级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而不是争个人的权力，忘记了共产党人是要革命，而不是要做官。他们公然向党向人民伸手要权，公然借权营私，实际上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当成了争权夺利的旧式官场。在这些同志领导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当然不可能得到保障。 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如果不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使我们的一些干部从反动的权力拜物教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就不可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 第二，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多高，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经常的直接的监督之下。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意见，欢迎群众揭露和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决不能拒绝和反对人民群众的监督，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没有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直接监督，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机关能否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存亡。如果人民群众无权监督国家干部，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干部一旦受权行使管理国家的某些职权，就离开了人民。人民群众既然监督不 了他们，也就无法保证他们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无法保证他们不蜕化变质。所以，人民群众对干部进行严格监督，有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是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保证。 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同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之一。列宁说过：“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狡猾手段，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于政权之外，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它是靠欺骗来维持的。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6页）可是，我们有一些干部至今不懂得或者无视无产阶级政权同剥削阶级政权的这个根本区别。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领导干部，却害怕人民群众的监督，千方百计地拒绝和反对这种监督。在他们领导的部门和单位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千方百计捂盖子，不揭不批不查；党的各项政策，他们可以不执行，可以任意地规定和推行违背中央方针、违背客观实际的“土政策”；错案、假案、冤案，他们可以迟迟不予平反和昭雪；国家的财经纪律和财经政策，他们可以随便违反，可以任意浪费以至私分国家财产；只要是给自己抬轿子的，即使是坏人，他们也可以包庇起来，任其逍遥法外；他们只能听顺耳的话，不能听逆耳的话，老虎屁股摸不得。总之，他们总想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和单位，搞成一个不受任何人监督的独立王国，自己称王，总觉得那个个人专制很威风，很有味道。那里的群众呢？只能绝对服从他们，颂扬他们，而不能批评他们，监督他们。谁要是监督他们一下，当面指出他们的问题，或者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情况，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他们就要想方设法打击报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法宝”，就是把敢于提意见的人诬指为“坏人”、“反革命”，然后实行专政。他们已经走到了混淆是非、颠倒敌我的地步，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气味呢？他们口头上也说“高举”、“紧跟”，实际上却把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干部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指示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十分喜爱“四人帮”的“钢铁工厂”、“帽子工厂”，至今不想彻底关闭。最近以来，报纸上公开揭露的原湛江地委副书记白俊峰、原淮北市文化局局长黄俊、原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刘德才、原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局党委书记侯正邦、原驻马店地委书记苏华、原临泉县委书记胡泉等人的案件，以及运城地委主要负责人实行打击报复的事件，就是一些突出的例证。我们的干部应当从白俊峰等人的案件中吸取教训，诚心诚意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否则，就会使自己走上违背人民意志的错误道路，人民就有权撤换和惩处他们。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7页） 第三，我们的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法定的民主权利，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人民实行他们所谓的“群众专政”。 我们的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群众的各种民主权利，诸如管理国家的权利，管理各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按劳分配的权利等等，具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的法律效力，决不是宣布一下就完了，而是每一条都要实行的。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而实际上根本不让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享有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实际保证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真正实现。（参看《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745页）当然，要从实际上保证人民法定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实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和斗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各级干部“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8页）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干部中，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中，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各种权利还得不到承认和保障呢？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各种违法乱纪的现象而得不到及时纠正呢？为什么那里一小撮坏人横行霸道，肆意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得不到及时制裁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有些领导干部，深中林彪、“四人帮”之毒，他们根本没有维护和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观念，完全无视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制之上，以为自己是“口含天宪”，可以对群众的各种民主权利任意进行处置。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就应当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牢固地树立法制观念，并且对违犯和破坏法制的人坚决惩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完备我们的法律，健全我们的法制。事实证明，单有宪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各种专门的法律。当然，如同列宁所说过的，“任何法令都有办法躲避不执行的，或者甚至阳奉阴违”，“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农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73页）但这丝毫不能成为贬低法制作用的借口，丝毫不能因此就认为法制可有可无，健全不健全无关紧要。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加强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如果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法制不健全，那就会给敌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留下方便之门和可乘之隙。“四人帮”在群众专政的幌子下，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给人民群众造成的严重灾难，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群众专政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被“四人帮”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流毒全国，危害极大。群众专政，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通俗表述，它形象地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具体说来，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就是强调我们的专政机关一定要采取和群众相结合的路线，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来破案、办案，就是强调要把专政对象置于广大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可是，“四人帮”完全篡改了我们党所说的群众专政的实质内容，把它变成了为他们法西斯专制服务的工具。他们打着群众专政的幌子，首先把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统统摧毁，把我们的宪法和其它法律、制度统统否定，对广大的公安人员、司法人员进行残酷迫害。他们在进行了这些反革命活动以后，就到处成立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什么“民兵小分队”，什么“封闭式学习班”，公开叫嚷“要用专政的方法办农业”、“要用专政的方法改造小生产”，到处私设公堂、私立监狱、滥施刑罚，对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骇人听闻的法西斯镇压。群众专政完全变成了对群众的专政。 “四人帮”搞的这种所谓“群众专政”的流毒现在还没有肃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着。在陕西的旬邑县和志丹县，“四人帮”垮台以后，一些县、社、队干部不是还在搞“四人帮”式的“群众专政”吗？不是还在私设公堂，任意处罚、鞭打群众吗？类似旬邑、志丹县的情况，在其它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竟然至今还存在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吗？须知，把专政和民主割裂开来，以为“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是一种反动的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9页）任何打着群众专政的旗号，压制群众，迫害群众，侵犯群众的人身自由，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都是“把革命暴力和专政用来违法乱纪”（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7页）的犯罪行为。对于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必须象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那样：“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74页） 第四，我们的干部必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决不能滋长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损害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 一九五三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页）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同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是，近十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所蔓延和滋长，以至在我们不少干部中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当前，这种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这种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于自己所属部门和单位发生的严重危害群众，侵犯群众民主权利的坏人坏事全然不知，或者虽然知道，但听之任之，根本不揭露，不惩处，采取姑息态度。正如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所揭示的：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2页）这些领导干部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小撮坏人的保护伞。一些“四人帮”的爪牙，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正在利用他们这些保护伞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犯有这种官僚主义的同志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保护坏人坏事，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决不可以用“作风不深入”之类的遁词来敷衍搪塞。如果他们坚持不改，人民群众就有权要求他们负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这种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于人 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经济上的民主权利漠不关心。他们虽然作了我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的领导者，但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去调查和处理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采取任何措施改进经营管理，保证群众的经济利益，而是用官工、官商的一套官僚行政的办法，把自己主管的经济组织衙门化，给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而这些官僚主义的领导者却安之若素，居然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这种现象不应当再存在下去了。事情很清楚，如果不克服经济工作中的这种官僚主义，要根本改变我们的经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这种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我们有些干部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割裂开来，忘记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 他们只讲对上级负责，不讲对群众负责；只讲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讲服从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只看上面领导人的脸色，不管下面群众的呼声。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顶头上司给的，因而一切行动都要以顶头上司的意志为转移。这些同志把我们的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看成了一种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是看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下级依附于自己，自己依附于上级，这就是他们的公式。很明显，这不仅对于我们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同志关系是一种反动，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契约关系、雇佣关系来说，也是一种倒退。 因为人身依附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奴隶主贵族专制和封建官僚专制中才存在这种最腐朽的关系。这些同志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却拖着一条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尾巴，这难道还不令人吃惊吗？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这条尾巴却受到保护和纵容，而且盛行一种新的“护官符”，叫做“从上面嗅气候”。气候需不需要嗅？当然需要。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做工作，当然需要有正确的思想，需要有对政治气候的高度敏感，问题在于从哪里去嗅气候。毫无疑义，我们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一定要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但是，上级的意图，上级的政治敏感归根到底是从群众中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气候是要从群众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去嗅。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制定方针、政策的一切原料也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又说：“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0页）我们希望那些专门从上面嗅气候的同志，好好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真正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真切地了解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愿望、群众的意见、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利益，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对人民负责，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 我们强调发扬民主，强调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不是忽视或者贬低了集中的重要性呢？完全不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被侵犯，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在可靠的正确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就会削弱党的领导，因而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时，民主也是团结的前提。只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讨论和争论，分清是非，这样才有利于促进和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如果党内党外缺乏民主生活，人们不敢讲话，甚至弄得人人自危，在这种空气下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团结。这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重要历史经验。 为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 第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在总纲中明文规定：“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制定出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办法，及时发现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紧密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各方面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叶剑英同志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也指出：“要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就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重申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明确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根本的政治保证。 粉碎“四人帮”后，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他们的帮派势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扫除危害社会主义民主的障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正在恢复和发扬起来。广大群众心情舒畅，被“四人帮”压抑和窒息的革命积极性重新焕发出来；揭发坏人坏事、反映各种问题、提出各种建议、发表各种意见的群众来信日益增加；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逐步建立起来；报刊上公开揭露各种违法乱纪、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典型事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贯彻执行；“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正在一个一个被冲破，所有这些，都是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带来的新气象，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出现的重要标志。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要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得到充分实现，真正造成和保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为此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进行很多的工作和斗争。 社会主义民主在原则上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充分实现这种最广大的民主，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呢？这是由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具体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状况决定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还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钻到我们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来，破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改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因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既是颠覆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也是颠覆和捍卫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这种斗争实质上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领导下的劳动群众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胜利以前，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争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主要是向钻进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争民主。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要有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存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我们也只有通过同这些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 从思想方面来说，我们虽然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剥削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旧传统并未肃清，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小生产的种种习惯势力仍然严重存在，这些东西还将长久地多方面地束缚人们的头脑，妨碍我们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我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地主阶级长期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鸦片战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一百年间，虽然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仍然是旧中国基本的政治支柱和精神支柱。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影响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之，近代中国是一个只有专制传统而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这一点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还要落后得多。列宁在谈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环境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时说过：“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被缩小、压抑并阉割得残缺不全了。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负责人被资本主义环境腐蚀了（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有变为官僚的趋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既然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社会环境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还落后，而且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又是长时期被国民党分割包围，敌对阶级的思想无孔不入地向革命队伍渗透，因此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很容易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国民党作风的侵蚀。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把反对和抵制封建专制思想的侵蚀，树立和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摆在我们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早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1页）一九二九年，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又尖锐地提出，在党内、红军内和根据地内，要“严禁肉刑的使用”，废止“打人的习惯”，废止“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的 “封建式的会场秩序”等等，做到“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封建军阀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又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页）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针对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长着专制独断的官僚主义作风，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注意反对专制独裁，发扬和维护社会主义民主。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的任务。（《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页）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经验时，反复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从高、饶事件中吸取教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违反这一原则的个人专制、个人独裁。他说：“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0页）“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9-210页）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再一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不要一人称霸，不要做封建霸王。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彻底扫除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和反复斗争，才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光荣传统。一切革命的人们都十分珍惜这个伟大的革命成果。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许多地方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毁坏得不成样子，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旧作风、旧传统泛滥起来，严重地毒害了我们很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败坏了许多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作风。因此，深入批判被林彪、“四人帮”复活和助长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肃清其余毒，不仅是当前而且是今后长时期内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精神准备。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彻底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污毒，才能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开辟广阔的道路。 从经济方面来说，由于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虽然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变。我们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小生产的残余仍然存在。在工业、交通运输和国营商业中，还存在着一些手工业式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小生产的残余和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基本的生产形式仍然是手工劳动。国民经济中存在的这种落后的小生产的残余，正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赖以继续存在的经济条件。要消灭小生产的残余，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大提高，有赖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全面的充分的发展，而这不是一个早上能够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实现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是随着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充分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经常向人民群众施行民主教育，向他们灌输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但是要使这种教育卓有成效，要使民主的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真正扎下根来，就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民主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总之，只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才能最后根除小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封建专制的残余，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实现。 毛泽东同志说：“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只要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努力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政治上高度民主、经济上高度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2版()专栏： 大办民兵师好 ——对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前后的回忆片断 傅秋涛 在纪念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使我更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加热爱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我国民兵队伍，更加珍惜毛主席为我国民兵建设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经过实践考验的我国民兵工作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一些教导，犹如辉煌灿烂的画卷，又一幅幅地展现在眼前。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人民公社诞生的一年，是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也是我国民兵建设上最难忘却的一年。这一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集团到处制造紧张局势，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不断向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干涉我国内政，实行战争威胁的情况，对民兵工作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会上，曾再三提出要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毛主席说：否定小米加步枪没道理。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民兵是否也能够每人发一个原子弹呢？将来有了特种武器，也还是有小米加步枪，刺刀、手榴弹也还是有的。洋的土的要结合。不要否认常规武器的作用，否认是不对的。同年八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了生产轻武器和武装民兵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全民皆兵”的号召，要求各地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中，还强调了“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为什么要实行全民皆兵，正如这个决定中所指出的，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为了保卫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制止和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规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同年九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着重指出：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进行训练。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要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实行全民皆兵，组建这样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为好。当时，由于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大集体、大协作的形成，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出现，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有利条件。毛主席在巡视长江流域几省，对农村、工厂进行反复调查之后，于九月二十九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高瞻远瞩地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在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号召鼓舞下，从首都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学校到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热潮。由于几亿青壮年参加的千万个民兵师、团的成立，军政训练的广泛开展，以民兵的组织形式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把工农商学兵结成一体，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对此，毛主席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说：“全国各地的民兵在很短的时间就组织起来了。参加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人们的身体很快就好起来，工人和农民生产更好了，学生学习更好了，干部也工作得更好了。”（见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到这年的十二月，毛主席就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英明论断：“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在当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大办民兵师的群众运动，赞扬这是群众的伟大力量，是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大发展的一件大事。 为了巩固大办民兵师的成果，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又作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这样，就保障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进一步落到了实处。 回忆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几十年来人民战争的实践，为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实现全民武装问题而提出的伟大战略方针，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发展，是我国民兵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国防，具有深远的意义。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有效办法，它可以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充分动员亿万人民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增强我国人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战斗意志和革命警惕性。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可以进一步发扬我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培养我国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直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在大干社会主义中，敢于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有利于改天换地，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可以更好地用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教育人民，增强人民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便于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逐步改变旧社会遗留在少数群众中的自由散漫习气和私有观念，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觉悟，促进生产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文化技术的高涨。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可以增强人民的体质，提高人民的军政素质，把广大人民培养成为能文能武，进工厂是工人，下农村是农民，拿枪杆是军人，亦工、亦农、亦兵的又红又专的全面人材。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还可以进一步巩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使我军有无比雄厚的后备兵员，保证部队的补充扩大。当我军对敌作战时，更可以处处得到广大民兵武装的有力配合，亿万民兵群众的支援，使我军具有巩固的后方，消除后顾之忧。总之，通过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我们有了一支由亿万人民组成的既是民、又是兵的人民武装，既不穿军衣，又不吃公粮的人民武装，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人民武装，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又是社会主义保卫者的人民武装，就可以完全实现“寓兵于工、寓兵于农、寓兵于商、寓兵于学”的目的。这支人民武装力量，不脱离生产、工作和学习。在没有外来敌人入侵时，他们坚持劳武结合，以劳为主的原则，主要是大干社会主义，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遇有外来敌人，特别是那个亡我之心不死的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时，就会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这些凶恶敌人而进军。 二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成千上万的民兵师团，已经成为各条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强大力量。在国防战线上，他们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海陆边防，捕捉特务，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交通运输和生产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和正在进行现代化装备的人民解放军，有了这样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作后盾，不论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多么强大，采取什么手段，使用什么武器，向我们发动什么样规模的侵略战争，我们都能有足够的把握把他们彻底打败，把入侵者消灭得干干净净。正因为这样，就连某些资产阶级军事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就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蒙哥马利在这里确实说了一句老实话。帝国主义对我国所害怕的，并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人民战争。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五月和一九六四年十月，与外宾谈话中，就先后指出：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敌人不怕空军、海军，怕陆军，怕我们的老百姓。 今天，当回顾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指示和取得的巨大成绩的时候，我们要以十分敬佩的心情，感激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对我国民兵建设的极大关怀。他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方针，亲自领导和组织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定期召开民兵工作会议，调查研究和解决民兵建设中的问题，批改民兵工作的文件，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典范。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指示，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民兵建设，贬低民兵的伟大作用。这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终于遭到历史的惩罚。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对民兵工作十分重视。在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上，英明领袖华主席一再指示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大力加强民兵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又为会议亲自题了词，邓副主席对会议作了重要指示。军委徐向前副主席和聂荣臻副主席也分别题词和到会作了讲话。我们一定要遵照华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办和办好民兵师，实行好全民皆兵；一定要为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大办和办好民兵师，实行好全民皆兵。在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面前，我们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发扬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的指示永放光辉！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我国对外贸易今年又有新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六日电　今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又有新发展。截至八月底，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八，进口总额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二。进出口总额都超过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今年出口的商品中，原油、煤炭、纺织品等工矿产品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产品的质量有了提高，花色品种增加，包装装潢进一步改进。在进口方面，引进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仪器和机电设备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 我国对外贸易方式比过去灵活，有补偿贸易、生产协作、来样加工、进料和来料加工，以及展卖和寄售等。我国还准备采用更加灵活的贸易方式和支付形式。

第2版()专栏：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宁夏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 据新华社银川九月二十七日电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目前，全区已有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一万一千多名，比一九五八年自治区成立时增加了二点二倍。 在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少数民族委员已分别占到百分之二十六和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其中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的有五名回族干部。在自治区所属部、委、办、局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回族干部有五十八名。在回族人口比较集中的泾源、同心、海原、吴忠、灵武、平罗等县和蒙古族聚居的阿拉善左旗，都有回族和蒙古族干部担任县、旗委书记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各条战线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共有二百七十多名。 宁夏回族自治区现有三百五十多万人口，其中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为一百零八万。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对培养宁夏少数民族干部甚为关怀，曾经作过不少重要指示。一九七二年，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华国锋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期间，华国锋同志反复指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纠正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此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地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从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培养和选拔回族和蒙古族干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当地，同本民族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熟悉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懂得本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推动全区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回族干部、吴忠县委书记文力，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社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调查研究，倾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今年春天，他在金积公社西门大队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社员负担过重，立即向县委写了报告。县委根据他所反映的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受到群众的好评。

第2版()专栏： 大庆科研和技术革新又结新果 据新华社大庆九月二十七日电　大庆油田党委根据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的精神，今年向广大职工提出了加快实现油田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油田各级机构都制订了科研和技术革新规划，几千名技术干部被抽调出来充实、加强了四级科研网，各基层单位成立了上千个群众性的科研组和“攻关”队。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群众刻苦钻研技术，积极搞革新，到处充满着想现代化、议现代化、干现代化的气氛。今年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千七百多项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五十八项。 为了加快实现油田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油田各钻井队、采油队、施工队、工厂、后勤单位和工农村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都踊跃投入了技术革新活动。现在，已有一些水源泵站实现了遥控、遥测和遥讯，有的油库试验成功了脱水自动化装置。这些技术革新成果，都收到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员、降低消耗的效果。

第2版()专栏： 武钢翻身了！ 据新华社武汉九月二十六日电 深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户”武汉钢铁公司终于翻过身来了，出现了建厂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 今年前八个月，全公司列入国家考核范围的生铁、钢、钢坯、钢材、钢板、人造富矿、焦炭、耐火砖和铁矿石等九大产品，产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钢板已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钢、生铁等许多产品的日产量、月产量、季度产量，都突破历史最好水平。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原材料消耗不断降低。

第2版()专栏： 曙光化工厂提前九十九天完成今年生产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到九月二十三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曙光化工厂提前九十九天全面完成了今年生产计划。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部刷新去年创造的本厂历史最高纪录，大部分指标居于全国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全员劳动生产率都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增长两倍。

第2版()专栏：来信 恢复开架卖书 最近，记者到一些书店去看看，发现不少群众对现在书店的卖书办法很有意见。群众提出，以前书店都是开架卖书，为什么现在不能实行呢？ 说到书店买书，我是个近视眼，每次戴上眼镜，隔着老宽的柜台，伸着脖子往书架上张望，真是费尽了眼神，有时还是看不清书籍的名称和作者姓名。偶然看清了一本想买的书，还要排着队，等售货员有了空才给拿出来，自己赶快翻阅一下，好开发票付款，否则，售货员又忙着照顾别的顾客，自己还得等着。由此，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以前书店里的书都是放在书架上，让读者随意浏览。你想看看或买那本书，自己可以到书架上取。说老实话，我觉得那时逛书店、逛旧书摊，是一种享受，差不多总会买到一本或看到一本自己爱好的书。为什么以前我们书店能做到的开架卖书，现在反而办不到了呢？对这种状况，读者很不满意，一再向书店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他们十分形象地把书店的柜台比作读者和营业员之间的“隔心墙”，希望书店充分发挥书籍的精神食粮作用，改革现行的售书办法。当然，开架卖书有些困难，特别是畅销的书，但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是完全可以做到让顾客买书方便的。听说广西等省（区）的书店已经开始开架卖书了，上海部分书籍也开架卖了，北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城难道不可以这样做吗？ 柏　生

第2版()专栏： 不要硬性规定三种三收编辑同志： 近几年来，北方农村有些地方推行了一种“三种三收”的耕作形式，方法是在种麦时，以七尺五为一畦，中留畦埂，畦内种麦（上茬），第二年五月在埂上套种玉米（中茬），收麦后再在畦内种高粱或玉米等（第三茬）。这种耕作形式的主要好处是中茬种的早，雨季到来时，玉米已经生长两个来月，抗涝力强，秋粮收成比较有保证，在低产易涝地块比较合适。 但是，这种耕作形式也有很多缺点。首先是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劳力负担过重。再就是对上、中、下三茬都不利。上茬土地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多，就是说，一亩地只种了七分多。中茬玉米五月份播种，与麦子共生期一个月左右，受麦子遮荫，先天不足，苗瘦苗弱；中后期玉米长大，又挤在一起，叶片重叠，根系交错，对增产极为不利。收麦以后，又正是粘虫为害盛期，中茬玉米正好喂粘虫。对第三茬和种麦不利。第三茬整个生长期都在中茬遮荫之下，光照不足，成熟晚，产量低。因此，不是被迫推迟种麦，造成第二年减产，就是提前砍三茬，当年减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种三收耕作形式是有利有弊，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前几年有些地方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一律推行三种三收，并且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谁提出要因地制宜种植，就给戴上“分散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大帽子。 “四人帮”横行时，对于这种作风，群众敢怒不敢言。“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有些地方口头上承认可以采取其它耕作形式，但因对过去的瞎指挥、强迫命令没有进行批判，所以群众心有余悸，不适宜“三种三收”的地方，也不敢改变。应该发动群众，批判过去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作风，使大家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介绍各种种植形式的优缺点，让群众有所比较。总之，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相信群众，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比群众高明。要科学种田，必须民主种田。 黎　明（附图片）

第3版()专栏： 在欢迎比斯塔首相的宴会上 邓小平副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比斯塔首相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比斯塔首相阁下和夫人，尊敬的尼泊尔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接待来自亲密邻邦尼泊尔的尊贵客人比斯塔首相阁下。首相阁下多次访问过我国，中国人民对他是很熟悉的。现在老朋友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到格外亲切。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比斯塔首相阁下和夫人，向全体尼泊尔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尼泊尔是一个景色壮丽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国家。热爱自由和独立的尼泊尔人民，在历史上为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过长期英勇的斗争。今天，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比兰德拉国王陛下领导下，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根据平衡的、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针，努力发展农业和中小型工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尼泊尔奉行独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尼泊尔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感到高兴，并衷心祝愿尼泊尔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尼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亲密友好的邻邦。近年来，中尼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今年五月，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在出国访问途经北京时，对我国进行了非正式的友好访问，为增进中尼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七月，我们又有机会同贾伦德拉和迪伦德拉两位亲王和公主殿下在北京进行了亲切的会晤。今年二月，我非常荣幸地访问了贵国，受到国王和王后陛下、首相阁下和夫人以及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款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中尼两国政府签订了民用航空运输协定，我们两国间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更加方便了。这次我们还要签订关于建设成套项目的协定。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马亨德拉国王生前亲自培育起来的，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我们愿意同尼泊尔朋友一道，为不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而共同努力。 朋友们，同志们： 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发展中的国家，为了各自的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各地加紧争夺，使当今这个世界很不安宁。最近中东、非洲和亚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更加看清了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面目，世界人民维护独立、和平和安全的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南亚，各国人民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坚持反对外来颠覆、控制和干涉。南亚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加强合作，符合南亚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人企图破坏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挫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阴谋。 首相阁下和其他尼泊尔贵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前夕来我国访问，同我们一起欢度国庆，我们特别感到高兴。我国人民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志，正在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要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需要我们付出十分辛勤的劳动。但是，我们相信，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我预祝比斯塔首相阁下访问圆满成功。现在，请大家举杯， 为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巩固和发展， 为尼泊尔王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 为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的健康， 为比斯塔首相阁下和夫人的健康，为尼泊尔贵宾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第3版()专栏： 在国务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比斯塔首相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邓小平副总理阁下和夫人，其他尊贵的中国朋友们： 我要感谢你刚才发表的亲切的欢迎讲话。你称赞了尼泊尔及其为了履行自己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责任而作的巨大努力，这使我和我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深受感动。你如此夸奖我们微小的成就，说明了你的器度；你们从我们到达中国时起就给予如此热情的款待，又说明了你们的慷慨。我借此机会再次对这些友好的表示致以衷心的感谢。 正象你所说的，自从五十年代中期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尼泊尔和中国的历史悠久的关系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由于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先王马亨德拉的远见，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坚固和现实的基础上的。我回想起几次会见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情景，他在同我谈到尼中关系时总是那样思想明确，了解体谅和亲切关怀，使我留有深刻的印象。我要高兴地说，在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和以他杰出的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一段关键时期的华国锋主席阁下的英明指导下，这一神圣的友谊遗产不仅被保持下来，而且得到扩大和增进。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了频繁广泛的交换意见；在这方面，阁下今年早些时候对尼泊尔的访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由于双方领导人和人民所作的这些努力，互相了解和尊重、友谊与合作都发展了。我相信，通过两国间按照最近缔结的协定开辟航班，我们之间的交往还会更加频繁。 阁下知道，我们不结盟、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是旨在积极加强同各国特别是邻国的友谊。我们在各方面所处的地位，包括地理位置，使我们相信同一个邻国的友谊应该加强同另外的邻国的友谊。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坚定地致力于发展我们国家，他认识到对于尼泊尔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发展与和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这样，我们支持在关键地区建立和平区的主张，而且我们自己提议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你们理解和支持我国这一基本政策，我们表示赞赏。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在服务于和平事业并促进和平的气氛。 我们支持联合国，支持联合国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决议，并对戴维营协议表示满意，只要它们推进联合国二四二号决议和三三八号决议中规定的和平纲要；我们支持非统组织关于非洲问题的决议和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采取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以及我们积极地参加不结盟运动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此，每当大国之间和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象今天那样倾向于出现紧张局势的时候，我们自然很关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看到不结盟运动是继续有效的，虽然我们认识到这一运动正在经受着新的考验。由于近来中国和日本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平时期的前景，中国和印度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虽然还小但却是可以觉察到的积极迹象，我们可以带着某种希望和乐观主义展望我们这个地区的未来。不止如此，使我们感到某种宽慰的，还有南亚次大陆各国间的关系出现了缓慢然而却显然是积极的发展这件事。 在这种总的情况下，尼泊尔人民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人民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成就。我们认为中国在联合国内外积极参与当前的国际事务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中国使人们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了解增加了新的深度。在国内事务方面，我们怀着友好和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你们在新的长征途中所取得的进步。 在今后的几天中，我希望同你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并访问贵国的一些地方，以便亲自看一看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我期待着参加贵国的国庆，同时我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和祝贺，衷心祝愿他们成功和昌盛。 最后，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对尼中两国间经济合作的情况感到高兴。我们感谢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发展的深切关怀。由于我们知道中国自己也在从事于经济建设十年计划这项代价极高的宏伟任务，我们就更加感谢中国所给予的援助。 现在，我提议： 为华国锋主席阁下的健康和长寿， 为邓小平阁下和夫人的健康和长寿， 为在座的其他尊贵的中国朋友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尼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增长的友谊， 为中国人民的昌盛， 干杯！（附图片） 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到达北京。 比斯塔首相由华主席陪同，在机场和欢迎群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专栏： 马卢姆总统离开上海回国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彭冲第二副主任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上海九月二十七日电　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及随同来访的乍得其他贵宾，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驻乍得大使苗九锐，外交部副司长罗旭、高建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彭冲、副主任裴先白，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张承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宝奇等。 新华社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电　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以及乍得其他贵宾，今天下午由上海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彭冲陪同，访问了上海郊区城西人民公社，受到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乍得贵宾在公社参观了养牧场、家具厂、农机厂、卫生院，访问了社员家庭。马卢姆总统还同公社领导干部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公社的生产情况和组织机构。他祝公社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上午，马卢姆总统等乍得贵宾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裴先白陪同，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并乘船游览了黄浦江。 晚上，马卢姆总统等乍得贵宾出席了文艺晚会，观看了杂技节目。

第3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欧洲共同体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欧洲共同体代表团，同他们就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代表团是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率领的，全团有三十多人。 外贸部部长李强、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等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同欧洲共同体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有关方面负责人肖方洲、荣凤祥等。（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同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欧洲共同体代表团。 华主席同欧洲共同体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国防部欢宴赞比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陈锡联副总理等出席宴会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六日电　国防部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祖卢为团长的赞比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总后勤部副政委李真，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北京部队副司令员汪洋、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等，出席了宴会。 赞比亚驻华大使姆翁德拉应邀出席了宴会。 陈锡联副总理在宴会上祝酒时说，祖卢主席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曾经两次访问我国，今天老友重逢，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和高兴。 陈锡联副总理说，赞比亚人民和军队在卡翁达总统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建立民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说，中赞两国是友好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我们两国建立在反帝、反殖、反霸共同斗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在两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他表示相信，中赞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得到更加令人满意的发展。 祖卢团长在祝酒时说，中赞两国虽远隔万里，但我们两国由于爱好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共同信念而发展了友谊。他说，赞比亚决心同你们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并肩战斗。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需要以团结作为武器，来消灭全球的资本主义剥削，和由此引起的饥饿、贫困、愚昧和疾病，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他说，我们作为不结盟国家，渴望和平共处，而不要冲突和侵略。 代表团是应国防部邀请，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等到机场迎接。

第5版()专栏：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德国广播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黑森州广播电视台台长沃纳·黑斯率领的西德“德国广播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魏克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外交部新闻司长钱其琛等。（附图片） 乌兰夫会见“德国广播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前防卫厅政务次官加藤阳三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前防卫厅政务次官加藤阳三和他的秘书加藤哲，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副秘书长金黎等。（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前防卫厅政务次官加藤阳三。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中波轮船公司举行第十四次股东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中波轮船公司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了第十四次股东会议。 会议对一九七六年第十三次股东会议以来中波轮船公司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双方对中波轮船公司成立二十七年来在加强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两国航运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 二十六日下午，举行了会议议定书签字仪式。中国方面股东代表、中国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和波兰方面股东代表、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副部长塔·日乌科夫斯基分别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代表团是九月十五日到达北京的。十七日交通部长叶飞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第5版()专栏： 十月二日将发生日偏食 新华社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预告：今年十月二日将发生日偏食，我国除南海诸岛和喀什到广州一线的西南部外，都可以看到。 我国部分城市见到这次日偏食的时分是，北京：初亏十四时二分，食甚十五时八分，复圆十六时八分；上海：初亏十四时三十七分，食甚十五时二十九分，复圆十六时十八分；哈尔滨：初亏十三时五十八分，食甚十五时七分，复圆十六时十分；台北：初亏十五时五分，食甚十五时四十分，复圆十六时十三分；长沙：初亏十四时四十三分，食甚十五时二十五分，复圆十六时五分；乌鲁木齐：初亏十三时二十四分，食甚十四时十七分，复圆十五时十分；成都：初亏十四时二十八分，食甚十五时九分，复圆十五时四十八分。 我国下一次所能见到的日食，是将于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初一）发生的日全食。

第5版()专栏： 为突尼斯国家男女手球队访问我国 穆罕默德·梅米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突尼斯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梅米和夫人今天中午为突尼斯国家男女手球队访问我国举行了招待会。 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等，以阿·哈·穆拉亚为领队的突尼斯国家男女手球队全体成员，出席了招待会。 突尼斯国家男女手球队在我国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合肥。他们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第5版()专栏： 中国青年杯足球赛前四名揭晓 新华社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电　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杯足球赛昨天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比赛。日本青年队、摩洛哥青年队、广东青年队和中国“八一”青年队在比赛中分别获胜，进入了前四名。 在争夺前四名的比赛中，日本青年队以二比一胜泰国青年队，摩洛哥青年队以四比二胜辽宁青年一队，广东青年队以二比零胜湖北青年队，“八一”青年队以一比零胜上海青年二队。 二十五日进行的另外四场比赛，是在第一阶段比赛中获得九至十六名的队之间进行的。比赛结果，北京部队青年队以三比一胜江苏青年队；上海青年一队以三比一胜香港队；河北青年队以四比二胜山东青年队；意大利青年队以一比零胜辽宁青年二队。 这天，上海六万多观众分别在五个体育场观看了十六个队的八场比赛。

第6版()专栏： 波尔布特总理接见香港两报记者并发表谈话 柬埔寨决心抗击侵略制止苏越对东南亚扩张 柬人民在柬共领导下团结一致捍卫独立主权胜利建设社会主义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九月二十一日在金边国家宫接见了在民主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的香港《文汇报》记者麦华章和《大公报》记者冯仲良。 英萨利副总理接见时在座。 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记者热烈赞扬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柬埔寨和反对越南及扩张主义大国侵略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对柬埔寨革命军干部和战士在前线反击越南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 波尔布特总理感谢《文汇报》和《大公报》对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的同情和正确评价。接着，波尔布特总理回答了两位记者提出的关于柬埔寨在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的问题。 另据广播，香港《文汇报》记者麦华章和《大公报》记者冯仲良是在九月二日到达金边，对民主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的。访问期间，他们到东部前线进行了战地采访，目睹了越南当局的侵略罪行，看到了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确凿证据。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九月二十一日在金边国家宫接见香港《文汇报》记者麦华章和香港《大公报》记者冯仲良时说，柬埔寨目前抵抗越南的侵略和苏联扩张主义的作用，就是保卫独立和主权；也应该看到，这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局势。现在亚洲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理解这个问题。 民主柬埔寨电台九月二十六日广播了波尔布特总理的这次谈话。 波尔布特说，我们不断进行革命斗争，其目的就是要把柬埔寨民族和人民从别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独立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解放以后，我们遵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努力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积极与邻国建立联系，加强友好关系，和平睦邻相处。但是，我们的邻国不接受我们民主柬埔寨的良好愿望，一意要侵略民主柬埔寨。越南推行“印支联邦”战略由来已久，它妄图通过“印支联邦”战略把柬埔寨作为越南的一部分。 波尔布特指出：“我们解放后不久，越南就侵占了威岛。越南还在陆地边界不断入侵柬埔寨，妄图压服我们。但我们不甘心向它屈服，我们要独立。越南就恼羞成怒，进攻我们。在一九七七年年底，越南开始大规模入侵。越南侵略者、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竭力进攻我们。它们想通过速战速决战略一下子攻占柬埔寨。但是，他们的入侵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坚决抵抗。我们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六日就把他们赶回到越南国土。” 他说：“从一九七八年二月到现在，越南还在不断进攻我们，但现在动用的军队最多时也不到一九七七年年底所投入军队的一半。它们的军队损失很大，它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许多困难。” “它缺少兵力，就出动飞机。它动用飞机，是表明它陆军的失败。从七月到九月初，我们已经击落了它们的战斗轰炸机和直升飞机八架。” 波尔布特说，越南入侵柬埔寨，使人们认清了它的面目。越南不是革命的，它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不结盟国家。它加入了苏联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它在国外建有军事基地。 他说：“除此之外，越南在经济和财政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它缺少粮食，而且情况日益严重。在政治上，越南在国内也遇到了困难，越南许多地方的人民起来斗争。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它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挑衅。它将更加困难重重。” 波尔布特在揭露越南、苏联的阴谋时说，越南进攻柬埔寨，是为了对东南亚进行威胁和扩张。它们会继续干下去的。越南想当印度支那的大国，苏联国际扩张主义的世界战略也是要夺取东南亚。如果越南占领柬埔寨的阴谋得逞，它们就将在陆路和水路上进一步向东南亚进行军事扩张，控制马六甲海峡，主宰东南亚的经济命脉。东南亚国家和亚洲国家对这个问题是清楚的，并将越来越清楚。“我们坚信，东南亚和世界各国人民决不允许越南和国际扩张主义推行其阴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清了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与马六甲海峡有战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还没有看清这个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它们将会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 波尔布特说：“越南进攻柬埔寨，是为其侵略东南亚战略服务的。越南在东南亚进行外交活动，也是为这一战略服务的。它是为了挽救它在柬埔寨战场上的败局，为了争得喘息时间：一方面是为了孤立柬埔寨；另一方面是为了组织力量，进攻柬埔寨。它占领了柬埔寨，就要继续侵占东南亚。” 他强调说：“但我们认为，越南的阴谋是行不通的。越南及其同伙不能占领柬埔寨。如果越南继续进攻我们，我们要告诉它，它要准备打一百年，一百年后它也不能占领柬埔寨。”他说，民主柬埔寨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人民同党团结一致；有英勇的革命军；有自力更生的经济；有日益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越南在国内各方面十分困难，在国际上处境日益孤立。“这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土的信心所在。我们捍卫自己的独立，我们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的支持和鼓舞。” 波尔布特最后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扩张主义对柬埔寨内政的攻击。他对记者们说，你们是见证人。你们到许多省进行了参观访问，你们看到了我们这里有不安宁和暴乱了吗？过去，我们柬埔寨的革命没有人民的参加，就不会有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的胜利。现在，柬埔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保卫国家、解决粮食问题的革命，依靠的也是全体人民的力量。这就清楚地说明，全体人民站在革命一边，柬埔寨人民是民主柬埔寨的主人。

第6版()专栏： 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奉行和平和不结盟政策 尼泊尔积极开展对外关系 新华社加德满都九月二十七日电　尼泊尔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尼泊尔一贯奉行和平、不结盟以及同世界各国特别是邻国友好和合作的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或者强弱一律平等。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在谈到对外关系时曾经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关系的基础，这些原则确保各国的独立发展。”“我们不允许利用我们的国土进行敌视任何国家的任何活动，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在这个原则上采取同样的立场。”遵循这一原则，尼泊尔在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人民团结反霸事业中作出了贡献。一九七五年，比兰德拉国王提出的关于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主张表达了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维护本地区和平和同邻国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尼泊尔特别注意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比兰德拉国王一九七六年访问了中国四川和西藏地区，今年五月又到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今年二月，中国邓小平副总理到尼泊尔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些令人难忘的友好往来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比兰德拉国王一九七七年四月非正式访问了印度，会晤了印度总理德赛。当年，德赛总理也访问了尼泊尔。之后，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又访问了印度，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访问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谅解和合作，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今年，两国分别签订了贸易条约和过境条约，在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有了一定的进展。 尼泊尔与孟加拉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去年年底访问了尼泊尔，今年一月比兰德拉国王应邀回访了孟加拉国。 从一九七六年以来，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先后签订了六个有关贸易、过境、航空、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协定，使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尼泊尔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交往也日益频繁。今年以来，比兰德拉国王访问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去年以来，缅甸总统奈温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等先后访问了尼泊尔。此外，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不丹等许多国家的各种代表团相继访问了这个美丽的山国。 今年五月，比兰德拉国王还访问了日本，增进了两国间的了解和合作。尼泊尔同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有发展。 在对外贸易方面，尼泊尔政府强调贸易多样化的政策，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增加出口。尼泊尔已同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额逐年增加。

第6版()专栏： 日本首相福田就国内外形势发表讲话 归还北方领土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 园田外相驳斥葛罗米柯对日中条约的指责 新华社东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据时事社报道，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九月二十六日在一次关于内外形势调查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苏联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 福田首相在谈到日中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我确实感到苏联对缔结日中条约是不愉快的，但是这个条约丝毫也没有损害其他国家的立场”。他说，苏联应理解日本的外交政策，并说“要在（苏联）归还北方领土以后，才能缔结和平条约”。他强调指出，日本“将抱着这样的希望，把日苏谈判顽强地进行下去”。 福田首相在会上还谈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纽约消息：日本外相园田九月二十五日在纽约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时，拒绝了苏联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指责，并重申，签订日苏和约首先必须解决两国间的领土争端。 这次会谈是应苏方的要求举行的。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园田外相的随行人士认为苏联的态度“相当严峻”。报道说，“两位外长的交锋一直在紧张气氛中进行”。葛罗米柯在会谈中指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反苏”的。他以威胁的口吻说，日本同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日苏关系发生了变化。他还说，“如果日本下定决心缔结前些时候苏联建议的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现在的日苏关系的气氛可能会好转”。 园田外相驳斥了葛罗米柯的指责，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表明“它并非是针对苏联的”。园田强调“解决（日苏间的）领土问题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 在会谈中，葛罗米柯还拒绝了园田早先向他发出的本年内访日的邀请。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是无法考虑的”。

第6版()专栏： 罗共中央领导人接见我党的工作者访问团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九月二十二日电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维·卡扎库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接见了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卡扎库同志在接见时高度评价了华国锋主席今年八月访问罗马尼亚的重大历史意义。 接见时，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在座。

第6版()专栏： 我政府代表团离河内回国 新华社河内九月二十七日电　参加中越两国关于越南华侨问题谈判的、以副外长仲曦东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九月二十七日乘火车离开河内回国。 代表团是在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暂时休会后回国汇报工作的。 到车站送行的有越南副外长、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和越南代表团其他成员。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鲁明也到车站送行。

第6版()专栏： 后生可喜 ——记在上海举行的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杯足球赛 爱好足球运动的“球迷”，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但是参加足球赛的运动员，显然受着年龄的制约。有人把足球运动称之为青年人（十五岁到三十岁）才能发挥专长，驰骋自如的体育项目，是有道理的。这次在上海举行的、有六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杯足球赛，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新的姓名、新的面孔、新的人才和新的精神。 九月十五日晚上七时半，在上海虹口体育场碧绿的草地球场上举行了青年杯赛的开幕式。当泰国、日本、意大利、摩洛哥、香港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足球队以及中国东道国的十二个省市和“八一”队的青年足球运动员列队走过主席台前时，如果你仔细端详近二百名中外足球选手的面庞，并核对各国选手名册时，就可以发现：其中并没有久经沙场的老将，也不见驰名球坛的名手。按照这次中国青年杯足球赛竞赛规程的规定，只有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以后出生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真是名副其实的后生。无怪乎他们的面貌是那么年轻，甚至有点稚嫩。如香港队的平均年龄是十八岁六个月，日本队是十九岁七个月。参加这次足球赛的还有几个十六岁的选手。只能说他们是刚刚从少年的队伍跨入青年的行列。 “初生之犊不怕虎”，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十七个队在第一阶段分组比赛中，多数都表现了猛打敢争、不畏强手的特点。湖北青年队以一比一逼和日本青年队，就是因为湖北青年选手在日本青年队全攻全守、技术略高一筹，并且在日队先攻入一球的情况下，毫不气馁，层层插入对方禁区，不断发起强攻，终于扳成一平，从而在第一阶段比赛中进入前八名的行列。上海青年二队，平均年龄十八岁三个月，是一支组建时间不长的年轻队伍。他们解放思想，坚持“以我为主、以攻为主、以快为主”的战术思想，在第一阶段分组赛中，接连战胜了辽宁青年一队、意大利青年队和江苏青年队，获得小组第一名。在对意队的比赛中，他们攻至禁区五十四次，射门十三次，超过了意大利青年队。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多一点的广东队，战斗意志强，身体灵巧，动作迅速，配合较好，以四比一战胜了呼声较高的泰国队，获得观众的好评。进入前八名的有三个外国队，即日本青年队、泰国青年队和摩洛哥青年队，他们比赛经验较丰富，技术比较全面，队员有选位好、反应快的特点，值得我们的运动员学习。 我们要攀登世界足球运动的高峰，把立足点放在哪里？往哪个方向努力？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访问了不同国籍、不同年龄的参加上海青年杯赛的足球界人士。意大利足球运动技术中心副主席维沃利·马西莫爽朗地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中国各个青年队的素质不错，田径基础较好，但看来足球训练差，技术也有待提高，带球插入，往往冲不过对方的防线。这位专家话锋一转，意味深长地说，要从少年时代训练起，“在意大利，从八、九岁的儿童中选拔苗子，进行初步训练。例如著名米兰甲级‘英特’队，它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有青年队、少年队，发现其中有才能的，就逐步提升。”这次来华的意青年队选手、该队攻防的核心队员切卡泰利·马里奥，已被米兰队选中，从中国回国后就将离开青年队进入米兰“英特”队。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李凤楼同志认为中国这次选派的十二个青年队，总的素质都不错，如果好好总结经验，狠抓训练，是大有希望的。这位足球界的老前辈说：“中国各个青年队要提高水平，必须抢速度。具体地说，要抢时间、抢空间，否则，不能适应国际水平的比赛。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奔跑速度，而是全队配合进攻的速度。国外足球界有句老话：‘去争球，别等球’。这就需要勇敢顽强的精神，要学习这次日本青年队每球必争的作风。”他接着列举了中国青年选手基本功训练方面有待努力的方面，如临门一脚的功夫，个人突破的能力，传球到位的本事，等等。球坛老将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指点，有助于我国青年一代选手培养出速度快、抢截好、配合默契、能攻能守的全新的战斗风格。 显然，只有从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中间最广泛地选拔、培训人才，一个国家的足球选手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才能为攀登足球运动高峰提供优秀的杰出的“尖子”。这恐怕是一条规律。日本青少年足球运动比较普及，为了选拔人才，专为青少年举办的比赛就有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大学生足球锦标赛、关西学生足球联赛、关东学生足球联赛，等等。仅每年参加高中足球联赛的学校就有二千四百多所。早在一九七四年日本向国际足联登记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就有十六万多人。这次访华的日本青年队，就是三个月前从大学、高中及青年工人中选拔组成的。意大利这个世界足球强国（在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十一届比赛中，意大利队八次参加，二次获得冠军，一次获亚军，一次得第四名），也同样重视这个足球选手的“源泉”问题。全国各足球俱乐部都有一个由十四到十九岁的青年组成的“希望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意大利全国有八千一百多个青年足球队，有近二十三万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意大利人口为五千五百多万），试想，他们在培养和选拔足球人才方面，基础是多么雄厚和广泛。有这样雄厚的基础，保持和发展足球运动的高水平，争夺世界足坛的冠、亚军宝座，当然充满着希望。 青年队和青年选手，有它的优点和弱点。一般来讲，它主要的一个弱点是经验不足。我国参加青年杯赛的十二个球队，在这方面尤其不足。泰国青年队对北京青年队一仗，泰国青年队除了两个边锋速度快、突破好外，可以明显看出比赛经验比较丰富。在泰国青年队胜北京青年队之后，泰国教练巴卫·猜汕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北京队体质比我们好，我们赢球是因为运气好”。这当然是谦逊之词。“运气”，可能就是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恰恰说明比赛经验丰富这种必然性所起的作用。香港青年队介绍他们的经验说，他们近几年来不断邀请欧美强队去香港比赛，如著名的巴西桑托斯队、葡萄牙的菲卡马队等，并邀请国外优秀教练到香港训练。这种活动，无不是为了开阔眼界、积累经验，作为提高自己球艺水平的重要借鉴。 这次在上海举办的中国青年杯足球赛，仅仅是良好的开端。中国和各国足球选手之间的交往，必将日益加强。这次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青年队即将前往孟加拉国参加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这种日益增多的比赛和交往，必将促进我国足球运动的迅速发展。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