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社会主义企业要有好厂风 记产品质量优良出名的“全国纺织工业大庆式企业标兵”嘉丰棉纺织厂 今年五月上旬，在全国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前夕，上海市委作出决定：上海市第三十三棉纺织厂恢复原厂名——嘉丰棉纺织厂。 社会主义企业要有一个好的厂风。“嘉丰”有一个好厂风，已经很有一些年头了。人们把嘉丰的厂风概括为：虚心好学，严细成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务虚名，不赶浪头，不做表面文章，作风踏踏实实。 好产品和好厂风 嘉丰，论规模不过三万多纱锭，论职工人数不过两千多，但这家中型纱厂在上海工交战线和全国纺织战线影响很大。长期以来，这个工厂以生产多快好省全面发展、特别是产品质量优良出名，以有一个好厂风出名。 六十年代初，嘉丰厂在全国纺织系统，第一个获得外贸商品检验部门授予的“出口免检证书”。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树立工交战线勤俭办企业五面红旗，嘉丰是其中之一。周总理在接见这个厂的代表、了解到这一情况时，勉励他们：“这个不容易啊！要保持。”时隔十年，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在广交会接见各省市代表时，又提到了嘉丰，称赞这个厂的产品质量好，在东南亚受到欢迎。直到目前，这个厂始终保持“出口免检”的荣誉。它的棉布行销一百来个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质量事故。 嘉丰的棉布，一部分是在国内经过印染加工然后外销的；由于质量水平高，能够适应印染厂加工漂布、花布、深色布、浅色布等各个品种的要求，多年来被印染厂称誉为“万能布”。上海印染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嘉丰厂提供的坯布，总是被用于加工难度最大的品种。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历次产品质量评比中，嘉丰的布总是被列为同类产品的“标样”。今年，这个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批获得产品质量信得过证书的企业之一。 产品质量过硬，其他经济技术指标也过硬。二十年来，这个厂的纱、布单产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先进行列；解放以来，机器设备增加不到三分之一而产量却增加了三倍。用工用料，年年低于国家规定；近年每年节约的原棉，相当于一千亩棉田的产量。成本、利润，长期保持纺织行业先进水平；两个主要品种４０４０府绸和３０３６细布的利润，分别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百分之二十八和十八；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中，为国家提供的利润、税金，可以建设十一个同样规模的棉纺织厂。这样好的产品和经营成果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联系嘉丰的好厂风了。 嘉丰的干部、工人常讲，要“为人民着想，为国家兴旺着想”。这两个“着想”，是嘉丰厂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他们以大庆为榜样，不断地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克服本位主义，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需要放在第一位。嘉丰生产的布，多数都要经过印染厂加工才到消费者手里；他们把自己厂看作是用户厂的前道工序，提出“用户厂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质量标准”。当规定的质量标准同用户厂的要求有矛盾时，坚持服从要求高的一方，从严要求自己。十多年来，这个厂曾四次根据用户厂的需要，提高质量标准。 最近几年在学大庆运动中，嘉丰“自找压力”，在产品质量方面又抓了两件事：一是实行了“少拆、不拆坏布”的制度。纺织系统不少企业作了“少拆、不拆坏布”的努力，但坚持颇难。嘉丰进行分析比较，总结出了不拆坏布的六大好处，终于坚持了下来，使棉布的内在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二是提出了向“零分”布进军的响亮口号。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下机的棉布如果存在少量的疵点，扣分不超过十一分，就是正品。搞“零分”布，就得要求下机的棉布没有任何够上扣分的疵点，不经整理车间修、洗、织补，直接可以入库、出厂。嘉丰为了织出“零分”布，从三班挡车工人到保全保养工人，从织布车间到前纺车间大力协同，道道工序都严格把关。 嘉丰，为了对消费者负责，用一丝不苟的精神把好产品质量检验关。工人群众为寻找六枚误夹在布匹里的大头针，把已经运出几十公里外的布追回来，逐匹翻检，直到把六枚针统统找到为止。这种“布海捞针”的精神，已在嘉丰厂的干部、群众中扎了根。 严密的企业管理 科学的严密的管理，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一环。他们抓企业管理，确实称得起“严细成风”。 严，首先是严在设备维修、工艺管理、操作管理等基础工作上。他们学习大庆，扎扎实实抓设备管理，制订了“严格要求，严格检查，严格交接，严细分析”的“四严”措施。机器的大修理和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内容总是比国家规定的多，工作标准总是比国家规定的高。全厂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二以上，超过了上级规定的指标。“罗拉”是细纱机上把粗纱牵伸成为细纱的关键部件；棉纱的条干是否均匀，与“罗拉”平直有密切关系。细纱保全工作法规定了“罗拉”的偏心度。嘉丰的细纱保全工人为了提高细纱质量，决心把偏心度进一步缩小，使之达到只有一根头发的二分之一。工人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使全厂八十几台细纱机台台达到了这个高标准。到如今已十几年了，一直是这样。 嘉丰厂执行操作法的严和细，也是有口皆碑的。“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把操作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嘉丰厂针锋相对提出：“质量是关键，操作半爿天”。一九七一年以来，全厂大张旗鼓地整顿和健全了各个工种统一的操作法，周周有操作练兵，月月搞操作测定，季季抓操作经验交流。细纱车间开辟一个车速高、难度大的生产工区叫做“红专工区”，专门配备了团支部书记和教练员，每一个青年工人都要轮流到这里“入学”。布机车间一九七三、七四年进厂的新工人，在学习操作法、上技术理论课以后，还要经过笔试、口试，上车实践，然后正式挡车。全厂一百二十名布机挡车工，个个创造了“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 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三次修订规章制度，对企业管理一直没有放松过。他们很注意依靠群众搞好企业管理，采取了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质量分析、操作互查、纪律互查、安全值岗等民主管理制度。经常开展质量分析、经济活动分析等活动，认真总结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有一次，车间反映断头增加，操作困难。为了合理地确定车速，技术部门的专业干部同工人一起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八年来有关车速，断头、效率、产量、电耗等一千多个数据，画出曲线，寻找这些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车速，使断头减少，电耗降低，效率提高，取得了多快好省的效果。 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 这个厂的干部、群众，注意鼓实劲，干实事，讲实效，不赶浪头，不务虚名，不做表面文章。这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在企业工作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事关路线的问题。 多年来人们对嘉丰有个评定：这个厂是坚持总路线、多快好省全面发展的先进典型。多快与好省的关系，在这个厂一直处理得比较好。 五十年代后期，在大跃进形势下，纺织系统出现了一股片面强调提高车速，追求产量的潮流。嘉丰也注意车速，注意产量，但他们是从整顿机器设备、提高工人操作水平入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加快车速。当时，嘉丰由于在提高车速方面迈得步子不大，一度被一些人指责为“右倾”、“保守”。但他们始终坚持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的方针，不赶那种片面地抓一个“快”字的浪头。经过一段时间，当有些厂由于基础工作差，不得不把过了头的车速大幅度退下来时，嘉丰的车速和产量水平却连同产品质量稳稳地进入了先进行列。六十年代初，他们又顶住了当时的一股右倾情绪和用牺牲生产效率来换取棉纱质量的另一种片面性。类似的情况，后来在不同时期里几次出现过，每一次他们都能较好地处理。常常是这样：他们在某些“单项”上往往“成绩平平”；而到后来，那个“全能冠军”的桂冠却总是落在他们身上。 也正是这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使这个厂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畏“四人帮”的帽子、棍子，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四人帮”及马天水一伙在上海强行推销他们那套假左真右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鼓吹建立“无制度工厂”。嘉丰厂党委从实际出发，在一九七一、七三、七五年，围绕要不要规章制度问题，发动全厂职工开展了三次大讨论，学习恩格斯《论权威》等经典著作，进一步武装思想。在那几年里，这个厂不仅坚持了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且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在管理工作的不少方面实行严格要求。一九七五年八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到嘉丰厂调查、总结加强企业管理的经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得知后，派人急匆匆赶到厂里，又是威胁又是哄骗，硬要厂党委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去讲什么“路线”，不要讲生产，不要讲企业管理。厂党委坚持汇报真实情况，不说假话，用“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办法，回击了“四人帮”。在“四害”横行的那几年，这个厂受到的压力不小，什么“复辟势力严重”，什么“上海棉纺行业中最差的班子”，帽子、棍子一齐飞来。党委一班人不怕打击，不怕撤职，顶住了这股逆流，他们互相鼓励：在革命岗位上干一天，就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一天。 好厂风的由来 嘉丰的好厂风，是由这个厂各级领导班子带出来的。这个厂的党委，要求每个成员做革命的带头人，生产的内行人，群众的贴心人。要求群众做的各级领导先要做到，不要群众做的领导坚决不做。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他们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工作习惯，就是：做工作先学学党的政策，办事情先听听群众的意见，作决定先查查实际情况。这样一来，他们处理各种问题心里就有底了，就能果断地坚持正确的东西，拒绝错误的东西。 嘉丰之所以有个好厂风并长期保持，还由于这个厂很注意发挥老工人传帮带的作用。嘉丰已有四十多年历史，老工人多。他们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生产上一丝不苟，技术上精益求精；厂里所提倡的“严”、“细”，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是一种习惯。他们最珍惜本厂的好厂风，时时处处对青年工人言传身教。十一大代表、老劳模张浩芬，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被评为模范标兵。她看管络筒机，打的“结头”小，牢，好，清。从七五年以来月月保持百分之百的好结率，两年打结二百七十多万只，没有一只疵结头。她先后带了二十八个徒弟，带一批，红一批，专一批。细纱挡车工李品娥，文化大革命前是市级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在“四人帮”横行的几年里，她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操作法被胡说成是“管、卡、压”，她照样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从墙上拿掉了，她仍然照着做。“四人帮”一伙污蔑她是个“生产党员”、“保守势力”，把她打成“黑标兵”，她坚信抓革命促生产不会错，坚信“嘉丰风格”不会错，坚信“三老四严”不会错。不仅依然战斗在岗位上，年年月月出好成绩，还带出了一批思想红、作风好、技术过硬的青年接班人。就是这样，使许多进厂不久的青年工人迅速拿起了“嘉丰风格”的接力棒。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分是非，“嘉丰风格”重新得到了高度肯定。今年五月份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授予嘉丰厂“全国纺织工业大庆式企业标兵”的光荣称号，并发出了纺织战线要有一百个“嘉丰”的号召。 本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第1版()专栏： 石油钻井速度翻番大有希望 ——关于钻井速度翻番的报告 本报讯　本报记者高新庆报道：为了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石油战线“要搞十来个大庆”的战斗号召，石油部决定下最大力量把钻井速度搞上去，提出“一九七八年要实现钻井速度翻番”的响亮口号。华主席多次指出，石油的同志把现有的钻井队速度搞上去，要翻番，这个想法好。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钻井工人。今年一至八月份，钻井战线在十个方面刷新了历史最好水平。这十个方面是： （一）完成的钻井进尺超过了历年同期水平。今年一至八月，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八，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七十七；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七一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四十。大庆油田一马当先，今年一至八月完成的钻井进尺，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二百九十，提前一百三十一天完成了全年进尺计划。华北等五个油田与去年同期比较，也接近或实现了翻番。 （二）今年五月份全国月进尺，超过了历史最高的一九七一年六月份创造的月进尺最高水平。 （三）今年六月三十日，创历史最高日进尺水平。今年头八个月全国平均日进尺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七一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四十。 （四）平均队进尺创历史最好水平，比去年同期平均队进尺增长百分之四十六，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七一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 （五）打三千米以上深井的先进井队为历史最高的一九七四年的三倍。打井水平接近世界打同类井的先进水平。 （六）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已有六分之一的井队，总进尺上了万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七）今年头八个月改造装配了一百七十台能在高泵压下打井的钻机，并组建了一批新钻井队。 （八）大力发展高压喷射新工艺、高效能喷射式钻头和低固相优质轻泥浆钻井三大技术，钻井速度大幅度提高。据华北、胜利等五个油田统计，头八个月采用三大技术的钻井队七十个，平均队进尺比普通钻井队钻井速度提高一倍以上。 （九）超深井钻井速度显著提高。我国六○一三队、三二五五队、六○○三队，打到五千米井深的时间分别为一百六十四天、九十一天和八十七天。 （十）钻井新纪录不断涌现。胜利油田三二五二队采用三大技术打井，创十二天十二小时打完一口三千三百二十二米深井的纪录。 钻井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石油工业持续高产稳产。一至八月份，原油生产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天然气生产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六，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油气勘探不断获得新成果。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成效显著。一至八月，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为了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引导到实现钻井翻番上来，石油部发动各个油田广泛开展了“为什么要实现钻井翻番，怎样实现钻井翻番？”的大讨论。广大职工深入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等著作和华主席、党中央有关加快国民经济和石油工业发展速度的重要指示，使大家认识到速度就是政治，大大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速度，首先是大大加快钻井的速度，对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石油部还认真总结先进单位的经验，要求各个油田对照自己单位工作认真检查一下：对实现钻井翻番，各级领导重视起来没有？是不是下辛苦认真抓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措施是不是得力具体，效果怎样？很快在石油战线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石油部和各油田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深入到钻井前线，深入井队，抓整顿工作。整顿队伍不仅对“老落后”、“重灾户”十分必要，对一般的队，对先进队，也非常必要。胜利油田三二五二钻井队曾被授予 “铁人式英雄钻井队”的光荣称号，一九七三年，创造了队年进尺十五万米的最高纪录。就是这样一支打了胜仗的队伍，同样存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为了在新长征中攀高峰，这个队从整顿班子入手，整顿支部，整顿队伍。在全面整顿的基础上，加强科学管理，采用三大新技术，终于创造了新的成绩，攀上了新的高峰。 为了提高队伍的技术素质，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除普遍抓基本功训练外，石油部着重推广了华北油田办教导队的经验，先训练领导干部，从书记、指挥、工程师、基层干部训练起，然后分期分批成队成组轮训每一个高压喷射钻井队。实践证明，举办教导队是加速职工掌握七十年代这种钻井新工艺、新技术的好办法。石油部还要求各油田将技术训练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年内要来一次考工定级，把考核成绩作为下一次调整工资的主要依据。 钻井翻番形势喜人，但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宋振明同志最近在一次油田领导干部会上说，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低估，要进行大检查、大总结，使揭批“四人帮”运动再深入一步，进一步把队伍整顿好。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组织生产，不能按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组织生产。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各油田要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生产，把相同的专业组织起来。第二，坚持政治挂帅，全面关心职工生活。在发扬大庆“三要十不”的革命精神的前提下，各单位要经过试点，逐步实行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1版()专栏：短评 “嘉丰风格”赞 嘉丰棉纺织厂的高质量是怎样取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厂有一个好厂风，即群众所称赞的“嘉丰风格”。 厂风，就是一个工厂的作风。作风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思想的反映。我们提倡的作风，就是华主席、党中央要求恢复和发扬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嘉丰风格”的具体内容，象虚心好学，严细成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务虚名，不赶浪头，不做表面文章，都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严格按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作风，也就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严格按照科学态度办事，对每个共产党员、每个职工，都是个原则问题。拿工厂的产品质量来说，如果我们不按照质量标准行事，不下苦工夫，不做“笨”工作，产品质量就不能提高。“嘉丰”厂的产品质量所以“信得过”，就是由于他们时时处处注意说实话，干实事，讲实效。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林彪、“四人帮”鼓噪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袭来时，顶得住；在“右倾”、“保守”、“唯生产力论”等帽子扣来时，不怕压，始终按照科学态度办事，确保了棉布生产的持续高产高质量。 社会主义工厂企业，都应当是“信得过”产品的制造厂，都应该有一个好厂风。我们赞扬“嘉丰风格”，赞扬“嘉丰”的优质产品，更赞扬这个厂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希望所有工厂企业都向“嘉丰”学习，横扫林彪、“四人帮”那种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弄虚做假，吹嘘浮夸的坏风气。

第1版()专栏： 李副主席会见坦桑革命党代表团 同卡瓦瓦团长等进行了亲切友好谈话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四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以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负责党的事务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为团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等。（附图片）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发动群众保护草原 建设草原鄂尔多斯高原绿草如茵，牛羊肥壮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九月二十一日电　本社记者刘云山、田聪明报道：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委员会坚决煞住滥开草牧场、破坏草原植被的歪风，发动群众保护草原、建设草原，很快扭转了畜牧业生产连年倒退的局面。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又呈现出一派绿草如茵、牛羊肥壮的喜人景象。今年这个盟畜牧业生产夺得近十年来最好的收成，全盟七个旗县个个增产，牲畜总数已达五百八十多万头（只），比去年增加四十八万七千头（只），总增率、纯增率分别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和百分之九点六。 伊克昭盟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全盟有干旱荒漠草原六万五千平方公里。针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盟委首先作出了保护草原的决定，重申牧区“以牧为主”的方针和“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 为了把草原工作抓好，盟委和旗、县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亲自挂帅，同时还专门成立了治沙造林局。盟和一些重点旗、县也恢复和建立了草原工作队、草原研究所、治沙站等机构，从事草原保护和建设的科学研究、技术指导。与此同时，盟委还对全盟农牧业布局因地制宜地作了调整。原来沙化严重不适宜发展农业的二十六个农业公社，都改为以牧为主的牧业公社。草牧场使用权也固定下来了，公社、生产队既有管理使用之权，又有保护建设之责，极大地调动了牧民保护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全盟大力推广了乌审召公社建设草原的经验，集中主要力量兴修水利，围建草库伦。 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全盟已有八百万亩流沙得到了治理，二千五百万亩草场得到更新和改良。

第1版()专栏： 降低煤电消耗　保持稳产高产 浙江小氮肥提前完成年计划 新华社杭州九月二十一日电　浙江省小氮肥产量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截至九月十日止，全省小氮肥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一，比去年全年还高百分之十六。由于煤、电消耗降低，全省现有四十五个小氮肥厂中，二十二个厂有了盈余。 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小氮肥发展很快。它的产量已经占全省化肥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支援全省农业生产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煤、电消耗多，成本高，亏损面比较大，影响着小氮肥的进一步发展。今年以来，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有关部门，针对小氮肥生产的这些弱点，大力推广桐乡化肥厂“精心管理、高产低耗”的经验，在各小氮肥厂之间开展学先进、带中间、帮后进的活动，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努力降低煤、电消耗。每生产一吨合成氨消耗燃料煤、原料煤二千公斤以下的小氮肥厂，去年只有两个，到今年八月已经增加到十一个。今年一月至八月，全省小氮肥每生产一吨合成氨，燃料煤、原料煤的平均消耗是二千一百八十五公斤，比去年下降五百六十九公斤，仅这一项，全省共节约煤炭十万七千多吨。同时，电力的消耗也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由于煤、电消耗的下降，今年以来全省小氮肥一直保持稳产高产，每吨小氮肥的生产成本比去年同期降低了百分之十九点七，即每生产一吨小氮肥少花八十六元多钱。目前，全省有盈余的小氮肥厂，已由去年的五个增加到二十二个。

第2版()专栏：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 本报特约评论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 我们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一条原则，指的是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原则，这条路线，检验真理要靠实践，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靠实践。 正象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指出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人应当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中，即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自己认识的正确程度，并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理论、纲领、路线、政策、计划、指示、意见、声明、检讨、诺言，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是正确，还是错误，是真的，还是虚伪的，归根到底，都要看实践的结果怎么样，通通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 证明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靠声明和宣言，而是靠实践。 王明不是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是什么东西证明他的路线完全错误，宣告他的路线彻底破产呢？是我党的革命力量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的事实。林彪不是自吹举旗最高的吗？是什么东西揭开了他假高举的骗局，暴露了他的反党野心家的嘴脸呢？是他篡党夺权、叛党叛国的罪恶活动。“四人帮”不是伪装成天下最革命的英雄吗？是什么东西揭穿了他们一伙的新老反革命分子的面目呢？是他们祸国殃民、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行径。历史无情地宣判，王明也罢，林彪也罢， “四人帮”也罢，都不过是假高举的骗子手。骗子也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戳破纸老虎，当然要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看清本质，识别真伪。但是，最终撕掉他们假面具的，只能是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出哪些是真象，哪些是假象。听其言，观其行，这是我们应当牢牢记取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当然，检验需要时间。但是，只要是好的，真的，于人民有利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终证明其正确。凡是坏的，假的，不利于人民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证明其错误。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真理和谬误的唯一裁决者。 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 当前，在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的斗争中，我们面临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正确对待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干部，这两项严肃的工作。这两个方面，都关系到对人的处理。毛主席多次指出，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这就是说，要使我们处理的问题，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坚持正确的东西靠事实，纠正错误的东西也靠事实。判断对干部的处理是正确还是错误，唯一的根据只能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核对，只要是对干部的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不论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都应当坚决纠正和推倒。犹犹豫豫，怕这怕那，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至于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不顾事实，无视干部政治生命的态度，更是错误的。坚持实践第一，坚持有错必纠，正是我们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表现。 对于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干部应当怎么办？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和严重违法乱纪、民愤很大的，就应当允许人家有个在实践中认识的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情形，跟着王明路线犯了错误的人，经过长期实践的教育，有的一直到了七大的时候，才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当前，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属于认识上犯了错误的干部里面，如果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那我们就应当等一等，允许人家再想一想，看一看。正确的东西是不怕检验的，是经得住检验的。要允许人家检验我们。害怕检验，还算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这一条，我们自己就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正是基于这个原则，对于犯错误干部的组织处理，也必须采取慎重态度。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十分注意政策，不必操之过急，力求我们处理的问题，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光要看他的检讨，还要看他的行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批判自己的错误，当然十分必要。没有这一步，就不能分清是非，总结经验。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看行动，要看他改正得怎么样。考察一个人是不是真正认识了错误，最终要靠他改正错误的实践来检验。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检讨更重要。我们不轻信诺言，而相信实践。 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 正确地识别干部，历来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识别干部，不能靠印象，不能靠道听途说。好干部，有能力的干部，不是装出来的，捧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骗出来的，而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一步一步地干出来的。离开革命的实践，就无从区别谁个好，谁个劣；谁个强，谁个弱。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在规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时，特别强调指出，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干部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先进的可能转变为落后的，落后的也可能转变为先进的；能力强的可能转化为能力弱的，能力弱的也可能转化为能力强的。因此，看干部，不能一成不变。要有发展的观点，要在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毛主席说：“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0页）这也就是说，要使我们对每一个干部的看法，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在革命道路上，凡属先进的事物，先进的单位，先进的人物，都是应当学习的。但是，鉴别什么是先进，这也是个实践的问题。先进，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首先，所谓先进，是指在实践过程中，比人家走在前头。先进和落后，是前头和后头的关系。先进的事物，包含着落后的因素；落后的东西，也往往包含着先进的因素。先进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落后，落后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先进。实际生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先进。实践在向前发展，人的认识也必须随着向前发展。不然的话，先进的东西就不再成其为先进，就有变成落后的可能。 其次，所谓先进经验，是指对于人们的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是指适合人们实践需要的东西。先进单位的经验，既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又包括只适合于本单位特殊情况的具体经验。学先进，主要是学习那些带普遍性的经验，而那些具体的经验则只能有选择地学。即使是学习普遍的经验，也要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结合得如何，还要靠实践检验。我们的原则应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至于哪些经验带有普遍性，哪些经验没有普遍性，这不靠主观的夸张，而靠实践的检验。如果用具体的经验充当普遍的经验，不问情况，条条照搬，那就不得了，就一定经受不起实践的检验。 此外，所谓先进，当然是指那些确确实实走在别人前头的真先进，而不是那种徒具空名，甚至弄虚作假的假先进。这样的“先进”，为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不容，为共产党人所不齿，当然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 在农业生产上，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切忌主观武断，搞瞎指挥。这里鉴别的依据是什么？归根结底，只能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只能看这个生产队，这个公社，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向后倒退，是停步不前，还是向前发展。 以农作物的种植为例，农业的作物种类和耕作制度，是同气候、地形、土壤、雨量等自然条件紧密相联的。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决定了种植特点的多种多样。适于此地的作物，不一定适于彼地；在这里是增产的制度、措施，到那里就可能减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毛主席就全国范围提出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贯彻这个方针，不需要因地制宜，不需要从实际出发。如果不调查研究，不看具体条件，主观主义地强迫农民只准种这，不准种那；只许这样种，不许那样种，就必然受到实践的惩罚，挫伤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的领导，当然是错误的，当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 毛主席说：“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页）这就是说，一个作品的好坏，归根到底要靠实践来检验。 这里所说的实践，并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实践，而是千千万万人的实践。这就是说，要看它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为人民所欢迎，还是为人民所抵制；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人民有害。判定一个作品，要眼睛向下，不能只听上边的，不听下边的，最根本的，还要靠人民群众来评论。要看群众的好恶，要听群众的呼声。不能只经过少数领导人的审查，就拍板，定论，随意下禁令。作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把自己创作的命运寄托于人民，要经常想到，自己的作品能不能经得住人民的检验。人民批不准的作品，群众不买账的作品，照例没有生命力。只有在群众中扎了根的东西，才最有生命力，任何人都禁不住，砍不掉。 总之，不论从事何种革命工作，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革命的自觉性，只能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 革命导师不仅为我们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而且在这方面亲自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历来重视不断用革命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正如华主席指出的，毛主席“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专门写文章，反对那种遇事“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他们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转述过一位瑞典同志讲的一段“故事”。我们照抄如下： “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海陆军起义的时候。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向你们请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坡里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关塞瓦斯托坡里、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一点指示也没有找到。（笑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结束自己的故事说： ‘海军和步兵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笑声）”（《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3—84页） 这个故事，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端正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各条战线的同志一个共同的战斗任务，是我们忠实于马列主义，忠实于毛泽东思想，胜利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第2版()专栏： 轻工业部邀请首都四大百货商店人员座谈 倾听消费者意见　抓好产品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四日电　为了了解广大群众对轻工业产品的意见，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生产，轻工业部最近邀请北京市四大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和部分售货员座谈，请他们反映消费者对轻工业产品的批评。这四个商场是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四人民市场、西单商场和东风市场。 东四人民市场售货员谈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市朝阳区一个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买去一只北京铝制品厂生产的“京”字牌压力锅。一天，他用这只锅熬骨头汤，盖上限压阀才五、六分钟，突然整个锅从煤球炉上蹦出四尺多远，掉落地上，限压阀被甩掉，锅里气和汤直往外喷，烫坏了他的脚，还烫了近旁的几只小鸡。事后，他拿着这只锅，瘸着腿来到人民市场，对售货员说：这个锅我不敢用了，请换一个。经销压力锅的老师傅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检查，这个事故是因为产品质量不好而造成的。 大家在座谈中提出，沈阳、天津、北京生产的压力锅常有漏气，盖不上盖等现象。卖出一百只压力锅，因质量不好拿回来修理和退货的，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北京市铸铝制品厂生产的压力锅，有漏气等毛病，积压在北京市批发商业部门的就达七千六百只之多。此外，北京、上海等地生产的搪瓷面盆、盖杯等产品，质量也有下降趋势。 有些产品造型、结构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不变样，群众风趣地称之为“十年一贯制”。百货大楼的售货员说，国外生产的钟表已进入电子时代，而扬州生产的红旗牌怀表、济南生产的东方红牌怀表，没有宝石轴承，机芯结构与机械闹钟类似，质次价高。又如保温瓶、旅行用的军用式水壶、缝纫机等产品，也是“几十年如一日”。铁皮保温瓶常常发生这样的现象：装满水后，因积压了上冒的水气，一打开盖，水就哗哗往外流，洒满一桌；另一种现象是灌满水放在桌上，瓶口的水就往下流，使瓶底积上一圈水，引起桌面的漆变色。使用这种保温瓶，倒水时也很不方便。旅行用的铝制水壶，瓶塞不严，从来不改进。背在身上走得快一点或跑几步，水就往外流。再如钻笔刀，使用时容易断铅，这也是个老毛病了。 售货员们反映，一些群众喜爱的商品，如上海的白玉、中华牌牙膏，海鸥牌洗净剂，海鸥牌护肤香皂，拉链活页夹；天津生产的可治面刺的康复香药皂，大号蓝天牙膏；北京生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带有四把钥匙的锁，大号有机玻璃发卡；青岛生产的保护牙齿不怕凉的芦丁牙膏；以及上海、天津、青岛生产的海绵鞋垫等等，一到市场销售，很快就卖光，经常断档脱销。群众说，过去不敢戴大号有机玻璃发卡，现在敢戴了，又没有货。而另一些产品，如塑料手电筒，不受群众欢迎，而来货却很多。到今年六月底止，北京市批发商业库存积压已达二百一十六万只。丹东手表厂生产的红旗牌手表，防水性能差，质量不好，有时在百货大楼一天还卖不出去一只。 另外，一部分商品配不到零部件，也是群众感到头痛的事。如卷削铅笔刀配不到刀片，保温杯配不到杯胆、杯盖，陶瓷盖杯配不到盖子，塑料雨伞不容易配到伞面，二十元左右一把的折叠布伞，伞架坏了也配不到。 轻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取了商业部门的意见，表示今后要在抓产量的同时，务必要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抓好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

第2版()专栏： 珍惜和维护产品的信誉 ——沈阳市味精厂纪事 同志，你是怎样对待信誉的？你的产品质量让人信得过吗？让我们看一看沈阳市味精厂的职工是怎样珍惜和维护产品的信誉、工厂的信誉、国家的信誉的。 沈阳市味精厂已经连续十多年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他们生产的味精，尤其是红梅牌味精，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远销几十个国家。 沈阳市味精厂的味精质量为什么能长期保持稳定？他们的体会是：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自觉维护国家的信誉、工厂的信誉、产品的信誉是自己的职责。即使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把产品质量始终放在第一位，味精质量逐年提高。 一九七四年三月，沈阳市味精厂荣获外贸部门免检的信誉。“国家越是信任我们，我们越是要对国家负责！”免检后，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质量检查员增加了，质量标准提高了。含麸酸钠越高，质量越好。国家规定的味精出口标准是含麸酸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厂里规定的标准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六以上。从一九七五年到现在，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最高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二。 味精属于“快货”。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沈阳市味精厂认为，越是快货，和人民生活关系越大，越要注意质量。每当产量和质量发生矛盾时，党委就提醒大家防止重产轻质的思想，坚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在味精厂的生产调度上，有关车间、科室首先汇报当天的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当场表扬；质量不好，指名道姓地批评。党委书记、厂长等对产品质量的各项指标询问得十分详细。发现问题，限期解决。象这样的调度会他们坚持多年了。职工们还告诉我们：书记、厂长几乎逢会必讲质量，布置工作时要布置质量，检查工作时要检查质量。全厂从上到下，对每天的产品质量都心中有数。 质量第一的思想在职工中扎了根。好多工人说，假如我是个顾客，你把质量不好的味精卖给我，我能要吗？既然自己不愿意要，为啥还要卖给别人呢？工人们还说，味精出口到几十个国家，质量不好，他们不说是那个人、那个厂生产的，而说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的。这对我们国家的信誉该有多大的影响啊！　　　　　　　　　　　　　谢怀基

第2版()专栏： 山东新汶矿务局协庄煤矿 干部工人同努力　煤炭质量大提高 今年五月，山东威海玻璃厂打电话给山东新汶矿务局协庄煤矿，说从协庄矿拉的煤里掺着一块九十六公斤的大矸石。协庄矿党委马上派人去威海玻璃厂赔礼道歉，并把大矸石运了回来。矿党委书记和大家一起查找原因，并对全矿煤质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含矸率高于国家规定三倍。 协庄矿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放手发动群众，狠批“四人帮”否定“质量第一”的谬论。全矿建立了六十人的煤质检查网，从采煤面、掘进迎头到溜子巷道，从井下煤仓到井上煤仓，从各级提升到装车发运，都有不脱产的质量检查员“把关”。这个矿还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发动群众把矸石以及各种杂质从煤炭中清除出去。回采一区的矿工们在一次高产战斗中，发现煤堆上边冒落了一层破碎的矸石，如果急于出炭，这些矸石就会混进炭里。为了保证煤炭质量，大家突击拣矸石，抬的抬，搬的搬，很小的就一点一点用手拣，奋战四十分钟，拣出冒落在炭堆上的大约四立方碎矸石。 经过全矿职工的努力，煤质大提高。今年五月份以前，块煤含矸率是百分之七点二，最高达到百分之三十；六月份降到百分之一点八，七月份又下降到百分之一点四，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低。目前，协庄矿的块煤含矸率继续下降。 本报通讯员

第2版()专栏： 轻工业部向杭州红旗造纸厂颁发奖状 一号卷烟纸质量全国第一 新华社杭州九月二十一日电　杭州红旗造纸厂一号卷烟纸的质量，在今年九月全国卷烟纸质量评比、经验交流会上被评为全国第一。这种卷烟纸外观匀度、罗纹清晰度都比较好，透气度、燃烧度、抗力及灰分等物理性能也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轻工业部向这个厂颁发了奖状。杭州红旗造纸厂生产一号卷烟纸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产品畅销全国二十一个省、市，有六十三家烟厂用这个厂出产的卷烟纸生产卷烟。

第3版()专栏： 北京钢铁学院是怎样从“没治”到“有治”的 揭批“四人帮”斗争长期处于后进状态的北京钢铁学院，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在冶金部工作组的帮助下，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各种干扰，经过四个多月的大揭发、大批判，初步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反动的“两个估计”，分清了路线是非，整顿了领导班子，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得到落实，各项工作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原来认为北京钢院“没治”的许多同志，如今舒展双眉，高兴地说：钢院“有治”了。 冶金部是怎样帮助北京钢院改变后进状态，使它从“没治”变为“有治”的呢？ （一）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揭批运动长期落后的原因。 粉碎“四人帮”以来，北京钢院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揭批运动三起三落，广大干部和师生强烈不满，心情十分焦急。今年二月，国务院确定北京钢铁学院等大专院校实行双重领导，以部为主以后，冶金部党组根据群众的呼声，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及时向钢院派出调查组，深入群众进行了上千人次的调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摸清了揭批运动三起三落的主要原因：一是几个积极追随“四人帮”的人继续控制着钢院的部分权力，窃踞政工组和清查办公室的领导权，拚命反揭批，反清查，压群众，叫嚷钢院“没有清查的问题，只是肃流毒的问题”。二是有人接连给运动定调子，划框框，捂盖子。他们把“四害”横行时，闻名于首都教育战线，被人们称为仅次于清华、北大的“钢老三”——北京钢院，作为非重点清查单位，只搞“面上的运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翻“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再号召联系实际深入揭批之后，有人又以种种借口，阻挠联系实际揭批，进一步助长了该院帮派势力的嚣张气焰。三是钢院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在一段时间内，心有余悸，左顾右盼，旗帜不够鲜明，领导不够得力。 （二）采取果断措施，旗帜鲜明地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打击帮派势力的反动气焰。 调查组进院后，该院几个同“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为了转移斗争目标，妄图把几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领导同志作为打击对象，挑起一场混战。但是，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冶金部党组根据调查的情况，在征得北京市委同意之后，果断地决定，向钢院派出工作组，协助院党委领导运动。五月十五日，工作组进驻的当天，冶金部有关领导同志在全院大会上，及时揭穿了该院有些人搞假批真捂，妄图把水搅浑的阴谋，明确点了头面人物的名，宣布他们不能参加对揭批运动的领导，要他们老实交代问题。这一鲜明的态度，给院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撑了腰、壮了胆，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战斗打响后，冶金部有关领导同志多次到钢院听汇报，参加批判大会，帮助总结经验，明确工作部署。为了解决班子问题，工作组协助钢院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由近及远，紧紧抓住帮派势力头面人物反揭批、反清查、反对党的十一大路线、反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罪行，深入进行揭发批判，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帮派头面人物的反动面目，识破了这伙人搞黑串连，订立攻守同盟，妄图策划打乱仗的一系列阴谋诡计。这样就团结了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孤立了帮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和个别顽固分子，把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委手里。 （三）发动群众搞好清查，深入揭批，回击捂盖子的种种谬论。 钢院党委针对捂盖子的种种论调，着重抓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揭发和批判： 第一，北京钢院有没有清查任务？是不是象某些人说的属于“面上的运动”，“只是肃流毒的问题”？对此，广大群众用一桩桩事实作了有力的批驳。 一九七四年，钢院帮派势力的头面人物，不批林，假批孔，在“研究儒法斗争史要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下，印发了几十种材料，大批所谓“现代的大儒”，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在第三天按照某些人“要集中精力”，“迅速掀起大批判的高潮”的调子，不顾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在全院大会上，大批所谓“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只字不提悼念周总理，还恶毒攻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正确指示。他们从哪里来的这股劲头，难道不需要清查吗？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十三日，周荣鑫部长两次通过正常的组织途径，在教育部召开了北京钢院教育革命座谈会。他针对“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提出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八月二十九日，有人跑到钢院，对周荣鑫同志的讲话进行所谓“消毒”。十二月九日，又有人在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交流会上，公然指名诬陷说：“前些日子，周荣鑫带着一些人在北京市插手一些学校，从不打招呼”，并多次派人到钢院，强令按规定口径，代他们起草了所谓《周荣鑫妄图插手钢院，篡改教育革命方向的情况》，进而诬陷邓副主席，为“四人帮”提供反党炮弹。 一九七五年，邓副主席针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曾尖锐地批评说：如果把钢铁学院办成中专水平，还要办大学干什么！周荣鑫同志也批评了钢铁学院搞的那个所谓“厂校合一”、实际上是取消学校的“经验”。到了一九七六年，某些人把这件事当作向“四人帮”邀功的又一个“礼品”，大肆诬蔑这是什么“翻案风”，大肆鼓吹那个被周荣鑫同志批评过的所谓“经验”，又是召开大型现场会推广，又是授意写文章吹嘘它是“压不垮砍不倒的未来教育的幼芽”，以显示自己是“对着干”的“英雄”。这些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难道不应该清查吗？ 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只有把那些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才能分清阶级阵线，消除隐患。在问题还没有查清之前，就划个属于“面上的运动”的框框，叫大家“只是肃流毒”，实质上是搞“错误人人有份”，自己好蒙混过关。那些定调子、捂盖子的人，本身就很不干净。他们象阿Q一样，深怕人家揭出头上的疮疤，先是拚命捂，捂不住了就赖帐。例如“消毒”一事，当年自视为“英雄”事迹，在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有人竟当众抵赖，说周荣鑫同志召开座谈会在后，“消毒”在前。这些捂盖子的拙劣表演，进一步教育了钢院的干部和群众，使大家认识到揭与捂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只有把问题统统揭发出来，才能认清某些人的面目，把运动搞深搞透。 第二，揭批反革命的“两个估计”，要不要联系钢院的实际？一九七七年秋，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彻底推翻“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给钢院广大群众以极大鼓舞，干部师生再次积极行动起来，向“四人帮”鼓吹的“黑线专政”论猛烈开火。他们就文化大革命前的钢院党委是“修正主义党”，还是共产党？十七年的钢院是社会主义大学，还是“党阀学阀的联合专政”？钢院的教师是劳动者，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钢院过去培养的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还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精神贵族”等问题，展开大辩论，大揭发，大批判。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都同钢院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帮派势力慌了手脚，多次到院外告状求援。有人就亲自出马，到钢院灭火，规定批判发言稿“要审查”，甚至说什么不按规定办的“要执行纪律”。他们公然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运动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反对揭批林彪、“四人帮”一定要联系实际。他们的理由是：一曰会“纠缠历史旧帐”，“引起不好后果”；二曰“势必挑起派性”，“使一部分人高兴，一部分人不高兴”；三曰会搞成“十七年清楚了，十一年又胡涂了”，用这几根大棒把群众又打了下去。 钢院揭批运动深入开展起来以后，广大干部师生从揭发的大量事实中进一步认清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反革命教育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帮派势力赖以生存的护身符。这帮人，就是靠推行“两个估计”、否定十七年发迹的。联系实际揭批“两个估计”，势必暴露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毁灭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行，他们就要孤立。 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推翻“两个估计”，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提高群众觉悟，使学校教育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培养人才。林彪、“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累累，如果说这也是“历史旧帐”，这个帐不清算，路线是非就分不清，教育事业大治快上就没有希望。师生们说：“两个估计”出笼前后，钢院那几个人紧跟林彪、“四人帮”，狂热鼓吹“黑线专政”论，把钢院一大批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好同志打成“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二千二百多名教职工，受到立案审查的竟达六百四十人。五十七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五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分别有五十人和四十七人受到审查、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这些“历史旧帐”不算行吗？ 帮派势力散布联系实际“势必挑起派性”，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帮性。师生员工们说：林彪、“四人帮”是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罪魁祸首。我们任何时候都反对闹资产阶级派性。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帮助那些中毒较深的同志摆脱“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余毒，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革命团结。事实上，经过揭批运动，钢院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正在消除，广大师生员工是高兴的。 他们散布联系实际揭批“两个估计”就会“否定十一年”的谬论，更是别有用心。捂盖子长达一年半之久，揭盖子经历了如此复杂的斗争，师生们对“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的罪行刚刚开始清算，有人竟说什么“十七年清楚了，十一年又胡涂了”，这不是不让肯定十七年的成绩，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吗？钢院帮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对推翻“两个估计”是不甘心的。但是，有的人经过批判教育，也说了老实话：“推倒‘两个估计’，就象挖了我们的祖坟；我们这些年干的，就是推行‘两个估计’那一套。”这句话，确实道出了某些人怕联系实际揭批“两个估计”的心病。 在深揭狠批“两个估计”的基础上，钢院党委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钢院的领导班子，在斗争中经过整顿、充实，进一步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一些过去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领导同志，做了自我批评，精神抖擞地投入揭批运动，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教师，正在全面复查，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制造的冤、假、错案，正在逐个平反昭雪。到目前为止，已对五百四十七名干部、教职工落实了党的政策，占受审查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任命了各系的正、副主任，并着手准备提拔一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教学、科研、后勤工作正在抓紧整顿。总之，学校开始象个学校的样子了。 在成绩面前，北京钢院党委清醒地认识到，钢院如今的“有治”，仅仅是初见成效。从“有治”到“大治”，从“初见成效”到“大见成效”，还需经过艰苦的努力。目前，这个学院的揭批运动正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广大师生员工满怀激情，决心夺取揭批斗争的全胜。　　　　　　　　　本报记者

第3版()专栏： 热情支农送配件下乡 邢台县农机公司改变“坐门等客”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满腔热情为农业服务 本报讯　河北省邢台县农机公司出现了新气象：从干部到职工，进一步树立了支农思想，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满足农民需要，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这个公司担负着全县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的配套、配件供应工作。全县共有三十四个公社、六百四十八个大队。京广铁路以东为平原区，铁路以西属丘陵区和山区。全县东西长二百多华里，南北宽六七十华里。过去，县农机公司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没有明确的支农思想，错误地认为农机是独家经营，不请也得上门，常常“坐门等客”，只图自己方便，不管群众困难。西部山区农民到县城买一个小零件，近的要往返一二百里，远的要往返三四百里，来去路费往往比买零件的钱还多。而且当天去，当天回不来，影响生产，社员很有意见。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农机公司的领导干部和职工通过揭批“四人帮”，肃流毒，提高了对支农的认识，一改过去那种“坐门等客”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走出柜台，主动送货下乡。他们的口号是：“宁肯自己麻烦千遍，不叫顾客一时为难”，“三人的工作两人干，抽出人员送配件”。平时重点送，农忙天天送，书记带头人人送。今年上半年，他们仅送货下乡销售的整机和配件就达一万二千多台、件。他们除送货下乡以外，从去年起，还主动和县供销社协议，由二十二个基层供销社经销农机产品。他们自己又在山区和丘陵区设立了两个供应点供应农机配件，群众很满意。为了更好地方便山区群众，今年他们又在山区同人民公社联办了六个供应点，计划到年底增加到十个供应点。这样，群众当天就能在就近的供应点上买到零件，再不用长途跋涉到县城去买了。 过去，这个县的农机公司由于作风不深入，对农民的需要不了解，往往是凭想象造计划，盲目进货，造成进货和销售不对路，农民急需的没有，农民不需要的大量积压。现在他们重视调查研究，为了摸清农民的需要，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方面认真研究县委对农机工作的要求，了解县委在农田基本建设上的布局和重点；一方面派出职工，分别深入到平原、丘陵和山区进行调查摸底，了解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农机使用情况和配件磨损规律，作为进货和供货的依据。 这个县的农机公司通过揭批“四人帮”对农机事业的破坏，还克服了两手向上、两手向外“要”配件的思想，除了必须依靠国家供应的配件以外，大力抓好修配工作。他们要求各公社生产队买新件时交旧件，进行修旧利废。经过复新后的零件，两个能顶一个新的用，虽然寿命不如新的长，但价格却比新的大大降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配件供不应求的矛盾。去年，他们从回收的旧件中，挑选复新配件六千六百多件。今年上半年，除挑选出四千多件复新配件外，还加工水泵零件一万多件，加工柴油机、拖拉机零件四千多件，为支援农业大干快上作出了贡献。

第3版()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抓紧消灭“胡子工程” 一提起“胡子工程”，人们就会摇头。工程迟迟不能竣工，大量资金、材料、设备和工人、技术人员的劳动投进去了，却不能形成生产力，这是多么大的浪费！为了把这些工程的“胡子”刮掉，并且防止今后再出“胡子工程”，亟需采取一些有力措施。 “胡子工程”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计划管理、物资分配方面的问题，有设备制造和设计、施工方面的问题，这些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拿南京第二石油化工厂来说，它是国家计委批准建设的，一开始就被列为江苏省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一九七○年开始设计并施工，要求两年建成投产。可是，由于“四人帮”横行，打乱了设计、材料供应等项工作，如今八个年头过去，费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一个项目能够投产，工程量只完成了一半，设计工作还差百分之二十没有搞完。要是按正常投产计算，已经损失总产值四亿元。象这样重要的建设项目，应当抓紧把它建起来，才能挽回损失。 中共南京市委很重视消灭“胡子工程”这件事。市委书记和常委几次让市建委汇报情况，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过堂”，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南京市有关部门对已批准的一千七百九十三个项目的资金和材料情况作了全面调查，对全部重点工程、民房住宅和中小学的基建情况进行了排队摸底。通过清查，发现许多工程超过竣工时间三五年以上，甚至已报过竣工，但留有尾巴不能使用的也有六十七项。这些项目，集中反映了基本建设中“战线太长，管理混乱，物资使用分散”所造成的漏洞。市委对这一情况多次进行研究，并召开施工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 从第三季度开始，凡是市里的项目，由建工局材料供应处统一采购材料，按计划供应。这样便于把有限的材料集中用于急需的工程。过去，各单位自己备料，材料常常没有保证。例如，南京油嘴油泵厂的多罐车间，上级拨给的材料缺口很大。钢材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十二点三，木材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水泥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都要自筹。这个车间于一九七五年开工后，中途因材料不足，曾停工达一年半之久。厂里为了解决材料问题，先后派人去新疆、安徽、湖北、上海以及本省的一些市县，拉关系，搞物资交换，伤透了脑筋。 南京市建委的同志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省里拨给市属项目的建筑材料，只能满足百分之十二的需要。如果各家都分一点，势必使一大批工程干干停停。现在，材料由建工局统一调度使用，改变了“材料到处有，到处有缺口”的局面，就为消灭“胡子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施工方面，他们按照“两保、一狠抓”（即保重点，保人民生活，狠抓竣工收尾）的原则，编制了施工计划；对列入计划的项目，都根据具体情况，排出施工进度，限期完成。那些没有列入计划的项目，都暂时停下来，不再占用施工力量。施工部门狠抓了企业整顿，开展了技术练兵，并在着手改进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施工队伍的战斗力。 南京市委还根据国家计委和建委最近颁发的基本建设管理办法的精神，决定把各区、局对工程项目的批准权限收上来，由市里统一审批。原来区、局可以批一些小项目，有的今天批一点，明天再批一点，批几次就成了个大项目。这样，往往会打乱基建计划，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由于市委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力，南京的一批“胡子工程”正在改观。有的长了多年的“胡子”已经刮掉，有的施工进度已显著加快。　　　颜世贵

第3版()专栏：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捕捞工人干劲倍增 宁波市场出现多年不见的海味品 据新华社杭州九月二十三日电 今年八月，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作出一项决定：鼓励捕捞工人把捕获的虾、蟹等小水产品在海上进行加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收购金额中付给百分之二十的加工费。这个办法实行后，捕捞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他们不辞辛苦地把小水产品拣出来，利用生产间隙，刀剖、水煮、剥肉、晒干，及时加工处理。于是，宁波市一些副食商店里，出现了多年不见的质量很好的虾米、虾干、蟹肉干、鱿鱼干等海味商品。这样，为国家增加了财富，消费者买到了可口的海味品，捕捞工人也增加了收入，三方面都满意。

第3版()专栏： 不让农民吃亏 上海县七一公社供销社发现错账及时纠正，把少算的钱一笔一笔送到生产队 新华社上海九月二十四日电上海县七一公社供销社前段时间结算去年收购皮棉账目的时候，发现有几笔账算错，少给了生产队钱。党支部立即发动职工对全部三千一百七十一笔棉花账进行复核。 复核结果，共查出二十五笔差错，总计少给生产队收购款五十四元九角八分，其中最小的一笔差额只有四分钱。 错了就改。他们把少算的钱一笔一笔送到生产队去，并且主动向农民作了检讨。 生猪收购时是凭眼力估计出肉率定等级的，难免有出入。供销社职工为了不使农民吃亏，在购进的猪的耳朵上写上号码，如果宰杀后实际出肉率高，就把少给的钱补还农民。一九七七年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内，他们共补还给农民三千零三十四元。七一公社供销社职工这种知错改错，认真负责的精神，受到社员的称赞。

第3版()专栏： 哈尔滨热电厂给合理化建议提出者发奖金 新华社哈尔滨九月二十四日电　哈尔滨热电厂今年上半年给创造价值大、节约资财多的十项合理化建议的提出者，分别发了五元至六十元的奖金。 “水塔积雪保温”是这批合理化建议中较为重要的一项。今年年初，在对二号水塔进行大修改造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保温材料珍珠岩，眼看就要停工。在这种情况下，修缮车间副主任张明书等人从冬小麦被雪覆盖犹如盖上一层厚棉被的事实中受到启示，及时提出了用积雪代替珍珠岩保温的建议。采纳这项建议的结果，既保证了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又节省了五万元的保温材料费。厂里给这项合理化建议的提出者颁发了六十元奖金。 文化大革命前，哈尔滨热电厂曾经实行过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对于促进广大职工以主人翁责任感关心工厂安全、经济发电，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活动，起了良好作用。那时仅锅炉车间一年实现的合理化建议就有一百余项。由于技术革新和其他各项工作搞得好，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个厂创造了发电设备连续安全运行八百二十天的最高纪录。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厂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努力澄清是非。今年一月一日，在厂党委领导下，重新成立了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恢复了前些年已被废除的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定期向全厂公布革新、改造、挖潜的关键项目，引导职工围绕这些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就由工厂列入计划，组织各方面力量付诸实现。 哈尔滨热电厂恢复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以来，广大职工主动关心工厂生产，搞技术革新的积极性很高。七月份，给合理化建议提出者颁发奖金后，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热情，到九月上旬，群众又提出了二十八项合理化建议，目前有些项目已经被采纳实施。

第4版()专栏： 做好后勤工作　保证“六分之五” 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分院努力减少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本报讯　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分院，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努力减少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科研工作。 过去，这个院为采买有关器材设备，不少科技人员经常外出，根本坐不下来。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全院五百一十六名科技人员中，有一百三十七人外出采购器材、设备。全国科学大会给这个研究院后勤部门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科学大会的文件时说：打仗没有弹药不行，搞科研没有材料设备不行。做好后勤供应，保证科技人员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钻研业务，是后勤人员的责任。这个院科研需要的材料品种多，规格杂，而供销办公室只有八名采购员。后勤党支部发动大家调查研究，动脑筋、想办法，对今年所担负的七十四个科研项目需要的器材设备做到心中有数，保证重点，兼顾其他。齐大山红矿选矿是全国的重点项目，院党委提出今年第一季度建成试验设备“五层圆锥选矿机”。任务一下达，采购员全体出动，保证了这台设备的材料供应。其他科研项目所需的材料也没受到影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宁可自己多流汗，绝不让科研停半分。从一个仓库的记录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去年一至六月份科技人员采买的材料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点四，今年只有百分之五点三。 这个院的后勤部门还做到了编制计划、填写报表、调剂使用、财务报销、设备材料五个送上门。研究院地处广州郊区，研究室分散，有的设在市里，有的设在附近的山头上，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过去科技人员到院里领材料、报销，往往要用半天或一天时间。现在，党支部制定了“二五送货”的制度，每到星期二、五供销办公室干部、工人一齐出动，人拉、肩扛、小车推，把几百公斤的钢管，一吨多重的钢板和精密仪器送到班组科研人员的手中。现在，他们已经做到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研器材送上门。 这个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年科技人员和双职工，过去他们的家务劳动比较繁重，费去不少时间和精力。负责生活的总务办公室狠抓了几项措施：一是解决生活用煤问题。今年三月，他们多次与当地商业部门联系，由煤店把煤拉到院里，代销店的职工利用星期天代售。二是解决看病问题。院医务室增设了化验设备，并正在积极筹备建立X光室。三是改进食堂工作。食堂每周供应两次面包，每天尽量多供应馒头，减少双职工做饭的时间；每周一、三、五为职工代压面条，每天中午增加炒菜品种。此外，幼儿园为了方便科技人员加班、倒班，延长工作时间，随送随收，还增设婴儿班，五十六天的婴儿即可入托。代销店原来只经营四十多个品种，今年已增加到一百一十多个品种。 要减少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必然要加重后勤部门的工作量。广东有色分院后勤部门的同志为什么能这样任劳任怨、积极主动呢？关键是党委加强了领导。这个院的后勤部门过去是全院的老大难单位。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挑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把不少后勤部门的同志思想搞糊涂了。一些人把为科研服务看成是为“臭老九”服务。院党委认为，要改进后勤工作，首先要解决后勤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党委书记亲自组织后勤人员认真学习全国科学大会文件，狠批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使大家逐步认识到，科研和后勤是革命的分工，没有谁侍候谁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缺少哪个环节，都会影响全局。后勤工作不是低人一等，而是无尚光荣。党委书记还亲自找个别不安心工作、思想问题较多的同志谈心，启发教育他们澄清模糊观念。与此同时，党委选派得力的干部加强后勤部门领导班子，挑选热心科研、熟悉业务的人充实后勤队伍，表扬工作有成绩的后勤职工。

第4版()专栏：来信 我这样做对吗？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技术员，担负着厂里的主要技术工作。几年来，我在积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搞翻译。为此，竟给我带来了苦恼。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六年底，我收集了有关米糠制油的资料，编写一篇约四、五万字的《关于米糠的合理利用》的文章，交到我单位党委，要求以单位名义发表。领导研究以后，让我以个人名义投稿。后来科学出版社决定出书，需我单位出一纸证明。我单位领导拒绝开证明。直至一九七七年九月以后，我将国家计委公函和出版社的意见转至市粮食局组织处，该处同志请示局领导同意后，我单位才勉强开具证明，但指责我：“为这点点事情，不需要到处告状。” 事情不只这一桩。 一九七六年，我应市粮食局工业处有关同志的要求，整理了一份《大豆磷脂的制造和应用》的材料，介绍国内外有关大豆磷脂的制造和应用的先进技术。此文后来登载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我单位领导认为，我厂未生产磷脂，怎能侈谈磷脂，当面给予训斥。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应市粮食局郊区处有关同志要求，编写了一份《关于蓖麻的利用》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有关蓖麻籽的油、秆、皮、壳和制油后的蓖麻饼的利用。市粮食局领导对于蓖麻饼去毒作饲料颇感兴趣，希望我研究。我单位领导却让我以后再搞。对于工作安排我没意见，但说我背着他尽放空炮，我想不通。 一九七八年三月，我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投稿，宣传米糠制油的科学道理。文章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短短两星期内，收到各地听众来信数十封。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急切地期待我们提供技术资料。有的听众两次、三次来信询问有关技术细节。我认为，充分利用米糠资源，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于是准备了一份较详细的技术资料，希望立即付印，送给来信的同志。但是我单位领导却不让付印，而且还规定我不准私自回信。他们的理由是：我正在编写一本《谷类油脂》的书，里面包括米糠制油的内容，等出书之后，大家都会看到的。但是此书要九月底完稿，经过审核、编排、印刷，至少要明年才能与读者见面，为什么不可以先印有关技术资料分送呢？ 为了研究和写作，我牺牲了业余时间，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在图书馆度过，晚上经常搞到深夜。困难和挫折我不怕，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单位领导要谅解、支持我，而不要无端给予刁难和训斥。我希望把我的所学所知贡献给人民，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由于群众的殷切期望，目前我已搬到单位住，以便加速《谷类油脂》的写作，但有人却讥讽我是“为个人名利”、“为稿费奋斗”。他们的说法对吗？ 北京大红门粮库油厂　田仁林

第4版()专栏： 江都县切实解决中小学校舍问题 据新华社南京九月二十四日电　本社特约通讯员杨孝楚报道：今年秋季开学，江苏省江都县有四千多名中、小学生搬进了宽敞明亮、一式砖墙瓦顶的新教室。教师们都把这作为一件喜事挂在嘴上，学生们更是乐得象过节一样。 在秋季开学前的二十天里，江都全县共盖起了新教室一百四十多间，相当于前几年一年所完成的建筑面积。还有一百五十多间新教室，也即将竣工交付使用。 江都县的这种新气象，是经过一番斗争出现的。今年七月，县委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郭村公社幸福大队个别领导不重视教育，随意拆除小学校舍的严重情况。县委领导十分重视，和县文教局的负责同志亲自到这个公社蹲点调查。幸福小学本来有五个教室。今年初，公社开河，两个处在河道线上的教室给拆除了。春季开学后，大队不积极筹盖新校舍，师生只得借用群众住房和队里的公房上课。后来，生产队要利用公房养鸡，师生只得另找房子。四年级学生，一学期就搬迁了六次。就这样，挤了又挤，搬了再搬，师生们熬过了一个学期，教育质量是明显地下降了。七月份，大队盖厂房，做门窗缺少木料，看中了学校教室的梁架，结果又拆掉了一个教室。大队个别领导人的这种做法，引起群众的不满，他们说：“伢子上学象逃荒。把学校都拆了，哪天能现代化？” 这所小学的遭遇给了县委深刻的教训。县委常委立即召开了全县公社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重新学习邓副主席在全教会上的重要讲话，解剖郭村公社幸福小学这个典型，提高各级党委对教育工作意义的认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教育工作。各级党委也把抓教育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重视改善教学条件，不仅把全部教育经费用于教育，而且从物力、财力上想办法，尽量多盖、盖好校舍。 过去盖校舍，县文教局“手无寸铁”，要派人远去外县、外省采购材料，不仅费用大、造价高，而且拖延时间。现在，县计划、物资部门制定计划，优先供应全县建造新校舍所需的钢材、木材、水泥和砖瓦。仅这几项就比往年节省了近六万元，可多盖六十间新教室。

第4版()专栏： 把家庭妇女和闲散劳力组织起来 天津邵公庄街道党委利用这批力量办起了托儿所、代营食堂、拆洗缝纫点等，大大方便了广大职工 据新华社天津九月二十四日电　天津邵公庄街道党委把家庭妇女和社会闲散劳力组织起来了。他们利用这批力量在全街道办起了十个托儿所，十个代营食堂，十个拆洗缝纫点，十一个群众防疫站，四个商品代销点，五个理发点，十三个自行车存放处和五个代卖牛奶站，为千家万户服务，广大职工安心生产、工作、学习和休息。 邵公庄街道有十个居民区，一万零八十多户，四万一千多人，还有近百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普遍办起托儿所以后，全街道愿意入托的一周岁半至七周岁的孩子基本上都管起来了，有的托儿所还收托了出生满五十六天的婴儿。 新办的街道代营食堂，主要供应职工群众吃早点，有些还备有午餐。过去群众吃早点排长队，等候时间长，现在随时都能吃上。早点品种多样，经济实惠。有的代营食堂为职工蒸饭。双职工的上学儿童可以在代营食堂“包饭”。 根据群众需要办起来的四个商品代销点，经营百货、副食、香烟、糕点、糖果、文具等一百多种商品，群众购买油盐酱醋和日常生活用品方便多了。

第4版()专栏： 马卢姆总统在山西访问 山西省革委会举行宴会欢迎乍得贵宾 据新华社太原九月二十四日电 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及随行的其他乍得贵宾，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同，今天乘专车到达山西省访问。 乍得贵宾首先来到大寨大队，由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大寨大队大队长郭凤莲等陪同登上虎头山，观看了大寨的层层梯田和水利设施，并参观了社员住宅。郭凤莲向贵宾们介绍了大寨人民改造自然，建设新大寨的情况。马卢姆总统对大寨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参观大寨后，乍得贵宾乘专车来到太原。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王谦，太原市革委会主任王秀锦，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贾俊、王茂林，太原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天乙以及两千多名群众到车站热烈欢迎乍得贵宾。 当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为贵宾来访举行欢迎宴会。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出席了宴会。 王谦主任首先在宴会上祝酒。他说，山西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家乡和工作过多年的地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就在山西，我们应该把山西建设得更好。马卢姆总统的这次访问，无疑对我们山西省、太原市的工作是一个推动。乍得外交和合作国务秘书伊·哈利代表马卢姆总统在宴会上祝酒。他祝愿乍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合作关系万古长青。

第4版()专栏： 欧洲共同体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四日电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率领的欧洲共同体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哈费尔坎普团长在机场对记者说，我们第一次派出由各个经济界人士组成的重要代表团访华。这说明，欧洲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王润生、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外贸部局长孙锁昌，外交部副司长张毅君等到机场迎接。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荷兰、英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由欧洲共同体有关官员、九个成员国的企业界、银行界人士，以及欧洲工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负责人组成。

第4版()专栏：短评 这样做完全对 田仁林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值得一议。一个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科学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这是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很高的表现。这样做完全对。粉碎“四人帮”以来，遭到林彪、“四人帮”压制的这种积极性，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广大科技人员辛勤劳动，一心扑在社会主义科技事业上。这种忘我的精神完全符合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应当鼓励、支持和提倡，而不应当指责和刁难。 然而，正如田仁林同志所反映的，一些部门和单位有的领导同志，对科技人员搞业务，特别是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科学技术，总是看不惯。不是说人家“不务正业”，就是怀疑人家“动机不纯”，有“名利思想”。这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一种表现。 科技工作难道不是科技人员的正业吗？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怎么能叫“不务正业”呢？判定科技人员是否有名利思想，要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稿酬是党和国家对写作者艰苦劳动的鼓励。为了科学技术事业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发表文章，得到一些稿酬，完全是合理的，怎么能叫“名利思想”呢？如果这也叫“名利思想”、“动机不纯”，那么，那种无所作为地混日子，倒是“思想纯正”么？ 我们有些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对待科技人员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把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错误观点不摒弃，就必然产生种种疑虑，进而压制、打击科技人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请大红门粮库油厂及有类似思想的领导同志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缘故呀？我们希望这些领导同志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端正对科技人员和科技工作的认识，争当新时期的“伯乐”。

第5版()专栏：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重申 坚决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决心加强武装斗争，宣布不参加南非伪选举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九月二十四日电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九月二十三日重申，坦桑尼亚坚决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 尼雷尔总统是在国家运动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在谈到坦桑尼亚政府接管伦罗公司的问题时强调指出，坦桑尼亚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伦罗公司在经济上支持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它阴谋分裂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坦桑尼亚工会的代表也在大会上指出，接管伦罗公司的措施是对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支持。他表示，坦桑尼亚人民保证继续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直到他们赢得独立为止。 新华社坎帕拉电　据乌干达广播公司广播，阿明总统九月六日在接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事书记彼得·穆埃什哈恩格时说，乌干达完全、无条件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阿明总统宣布，乌干达政府决定给在安哥拉的纳米比亚难民捐献二十吨食品，乌干达高等学校准备为纳米比亚培训各种人材。他还说，乌干达愿意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坎帕拉建立办事处免费提供住房，这个组织可以利用乌干达广播公司和卫星站广播自己的节目。 新华社内罗毕九月二十二日电　肯尼亚劳工部长詹姆斯·尼亚姆韦亚九月二十二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肯尼亚将全力支持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神圣事业。 尼亚姆韦亚重申，当南部非洲广大黑人仍在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遭受非人道压迫的时候，肯尼亚人不能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获得自由。 他还强调应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援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直到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获得多数统治下的独立。 他在强调武装斗争的意义时说，为了改变对南部非洲的非洲人的政治压迫，我们只能让种族隔离政权懂得武力的重要。 他还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非正当的劳役制度，漠视人权以及其它反对非洲人民的种族隔离政策。 据新华社卢萨卡九月二十二日电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副主席米谢科·穆荣戈九月二十二日在卢萨卡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决不参加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任何伪选举，也不接受南非种族主义者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傀儡政权。 穆荣戈副主席指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加紧武装斗争，消灭强加在纳米比亚的任何傀儡政权。 他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曾多次指出，只参加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的选举。 他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要求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不承认纳米比亚的任何傀儡政权。他还号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有成员与一切爱国者共同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真正解放而斗争。 另据报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九月二十一日还在联合国发表了一项新闻公报，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拒绝联合国关于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要求世界进步国家增加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和援助。 非洲统一组织九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国发表新闻公报说：“非洲统一组织将继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加强武装斗争，直至纳米比亚的每一寸土地都获得解放，而不管在纳米比亚的伪选举的结果如何。” 这项公报指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在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 公报说，“应当向安理会提出对南非实行包括强制性石油禁运在内的严厉制裁。”

第5版()专栏：国际短评 居心叵测 苏联无时不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居心叵测的宣传，向东南亚联盟兜售特洛伊木马式的诡计。塔斯社对最近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常设委员会会议的评论，就是又一例证。 这次东盟常设委员会会议只是一次工作机构的例会，塔斯社却大做起文章来，硬说什么东盟正在“沿着”一种“轨道”，开始主张按“赫尔辛基精神”建立关系，并“努力把缓和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因而“赢得了威望”。这真是活见鬼！谁不知道，所谓“赫尔辛基精神”、“缓和”，不过是苏联用来掩盖它对西欧实现霸权主义野心的烟幕；而根据苏联一贯的宣传，把这些宝贝“扩展”到亚洲来，是为了建立由苏联称霸亚洲的“亚安体系”。可是，臭名昭著的“亚安体系”，同东盟的宗旨格格不入，早已遭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唾弃。塔斯社现在竟仍然要把这些私货强加给东盟国家，岂不恰好证明，苏联正处心积虑把东盟推向苏联霸权主义的轨道？ 更露骨的是，塔斯社硬说这次东盟常设委员会会议，是在所谓“越南得到加强”和“越南领导人走访东盟国家的背景下举行”的，还说什么越南和泰国“两国首脑表示希望使东南亚成为和平、独立、自由、中立、稳定和繁荣的地区”。这种生拉硬套的手法，显然是要为越南打入东盟的活动打气，并制造似乎东盟确实正在纳入苏联轨道的迷雾。然而，这都是徒劳的。泰越联合公报说的是，双方“就东南亚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和平、独立、自由、中立以及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的问题各自表明了看法。在这方面，泰国总理重申泰国决心为实现东盟的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而努力”。这明明是公开了双方的分歧，说明泰国并不同意苏越企图强加于东盟的“建立和平、真正独立和中立区”的主张。 塔斯社这样无视事实，编造谎言，已经不止一次了。在此之前，它还居然捏造什么越南的主张已得到东盟“各国首脑的正式赞同”。当我们引证泰越联合声明有关原文，揭穿其虚构时，塔斯社却大骂我们“曲解联合声明的条款”。现在，塔斯社是否认为，谎言重复一次，就可以成为真理，特洛伊木马之计就有市场了呢？！

第5版()专栏： 日本宫城县、兵库县各界庆祝日中条约 反对霸权主义是日中友好支柱 新华社东京九月二十三日电　日本宫城县各界人士二百三十多人九月二十日在仙台市集会，热烈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集会是由宫城县日中友好协会等十八个团体联合举行的。宫城县知事山本壮一郎在讲话中说，“盼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缔结，国会最近即将通过，这是真正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他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日中两国的交流必将更加增多。我们要重视这一形势，为了日中和平和友好要尽力起到我们应起的作用。 仙台市长岛野武讲话说，中国有句谚语“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不能忘记多年来一直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尽力的许多先辈们。 在这之前，日中友协兵库县本部、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神户支局和神户华侨总会等三团体在神户市联合举行酒会热烈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兵库县各界人士四百多人出席了酒会。 日中友协兵库县本部会长高木正雄讲话时强调说，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具有深远意义。反对霸权主义是日中两国友好的支柱，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他说，“我们要为此继续努力，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第5版()专栏： 联合国一委员会要求对南非禁运石油 据新华社联合国九月二十二日电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九月二十一日通过一项要求对南非禁运石油的特别报告。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安理会紧急考虑这一问题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强制性的决定。

第5版()专栏： 南非种族主义的猖狂反扑 新华社记者述评 最近，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头目沃斯特宣布辞去总理职务，而同时又公然拒绝联合国关于解决在南非占领下的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决定单方面在纳米比亚进行伪选举。这既说明了沃斯特政权困难重重，又表明它顽固坚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反动统治。 沃斯特是一九六六年上台的。在他当政的十二年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坚持推行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对广大黑人群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镇压，拚命为摇摇欲坠的罗得西亚史密斯反动政权打气和输血，对纳米比亚实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同时还不断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武力威胁和侵略。面对沃斯特的种种反动暴行，南非和南部非洲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洪流不断高涨。随着葡萄牙在南部非洲殖民统治的崩溃，沃斯特政权失去了在北方的一道屏障，处于十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沃斯特的下台正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内外交困的必然结局。 然而，沃斯特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下台的。就在沃斯特宣布辞职的同一天，又悍然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宣布拒绝联合国的建议，玩弄单方面进行伪选举的阴谋，企图在纳米比亚扶植起它的傀儡政权，使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获得真正独立的愿望化为泡影。这是南非种族主义对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的猖狂反扑，也是沃斯特为延续种族主义统治而施展的新阴谋。 在斗争中日益觉醒的纳米比亚人民看穿了沃斯特之流所玩弄的阴谋诡计，表示坚决抵制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设下的圈套。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副主席米谢科·穆荣戈九月二十二日庄严宣布，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决不参加南非种族主义在纳米比亚所导演的伪选举，也不接受它们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傀儡政权。他还坚定地表示：“我们将加强武装斗争，消灭比勒陀利亚将要在纳米比亚扶植的任何傀儡政权。”非洲统一组织也在同一天发表新闻公报，表示“继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加强武装斗争，直至纳米比亚的每一寸土地都获得解放”。公报表示深信：“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在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 沃斯特是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而宣布辞职的，但却又声称要竞选南非的总统，这说明不管沃斯特去职也罢，摇身一变，重新登台也罢，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反动政策是不会改弦更张的。沃斯特自己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下台“不会对南非政府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因为那不是一个人制定的政策”。不管是不是沃斯特当政，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动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然而，不管沃斯特之流还要玩弄什么花招，推翻种族主义的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一定会迎来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新曙光。

第5版()专栏： 尼加拉瓜人民坚持反独裁斗争 埃斯特利再度发生激战　其他城市群众转入山区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　马那瓜消息：尼加拉瓜人民在进行了十三天的一场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后，二十一日夜间在这个国家的第四大城市埃斯特利坚持战斗。 这场武装斗争就是在这个距首都马那瓜一百二十八公里的城市首先发动，并迅速扩及尼加拉瓜各地的。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过去的十三天中，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积极投入斗争的行列，并一度控制埃斯特利、第二大城市莱昂以及奇南德加、马塔加尔帕等十几个城镇。索摩查政权的国民警卫队使用坦克、飞机、火箭等重型武器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并残酷屠杀城市平民。但是，人民群众设置街垒和路障，用步枪、手榴弹和各种自制武器，同国民警卫队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战。二十一日晚间，在一些城镇被国民警卫队重新控制以后，埃斯特利市内再度发生激战。据报道，尽管国民警卫队动用飞机和火箭对这个城市进行了好几天的滥炸，城内依然有八百多名人民群众英勇抵抗。在其它城市，参加武装斗争的群众且战且退，有的进入山区，有的越过边界进入邻国。反对派人士指出，尽管索摩查政权声言它已重新控制各个城市，但是，反对独裁暴政的斗争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据报道，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全国总罢工、罢市斗争，几乎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 索摩查政权的血腥暴行在其它拉美国家激起强烈愤慨和抗议。委内瑞拉总统安德烈斯·佩雷斯九月十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事件深感痛心”。秘鲁立宪会议九月二十日通过一项提案，宣布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英勇斗争”。墨西哥的许多众议员在九月十二日联名向众议院提出建议，要求墨西哥政府同索摩查独裁政权断绝外交关系。

第5版()专栏： 瑞中友协决议谴责越南反华 河内推行反华政策为某个大国服务 瑞（典）柬友协举行报告会驳斥反对柬埔寨的喧嚣 新华社日内瓦九月十九日电　瑞中友协最近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上宣读了瑞中友协委员会关于谴责越南当局执行的反华政策的一项决议。 决议指出，“很明显，河内所推行的反华政策是为某个大国服务的，这个大国在同美国进行争夺中试图占据全世界的战略要地。越南的这一政策不是为亚洲的和平服务，而是恰恰相反，它增加了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战争危险。” 决议接着指出：“我们要求越南当局停止推行这一既不利于越南人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和平的政策，并且对华侨采取正确的态度。” 宣读决议之后，英中了解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和最近中越边界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九月二十三日电　瑞典—柬埔寨友好协会九月二十三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报告会，协会主席贡纳·贝格斯特隆在会上介绍了他访问柬埔寨时的见闻，受到二百多听众的热烈欢迎。 贝格斯特隆主席曾率领瑞（典）柬友协代表团在八月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访问了柬埔寨。 他在报告中说，他亲眼看到柬埔寨人民正在愉快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他指出，有人把柬埔寨描绘为一个军事社会，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我们可以证实的是，那些常听到的反对柬埔寨的大量喧嚣，不论是来自华盛顿、河内，还是来自莫斯科的，全都是谎言”。

第5版()专栏： 萨达特总统回到开罗 新华社开罗九月二十三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出席美、埃、以三方最高级会议之后，今天下午回到开罗。 萨达特总统在回国途中，对摩洛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在访问期间，萨达特总统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举行了会谈，并向他解释了戴维营三方最高级会议达成的协议。

第5版()专栏： 东盟常委会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新华社北京电　雅加达消息：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东南亚国家联盟常务委员会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度第一次会议九月十四日在雅加达举行。五个联盟成员国的大使级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席、印尼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在会上说，东盟现在业已成长为一个为世界广泛接受的、能够自立的区域性组织。许多国家都要求和它建立关系。他说，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大大加强了。 这次会议草拟了关于给成员国派驻总部的秘书以外交豁免权的东盟“总部问题协议”和建立东盟文化基金的协议草案。会议还就东盟成员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话和合作的准则取得了一致意见。

第5版()专栏： 以色列经济日益恶化 据新华社贝鲁特电以色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以色列中央银行副行长埃利泽尔·沙菲尔八月十七日向报界供认：“今年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预料将达百分之四十。” 由于庞大的军费，以色列的预算和国际收支出现了巨额赤字。一九七七年的赤字很高，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

第5版()专栏： 阿拉伯对抗阵线四国五方举行最高级会议 新华社大马士革九月二十三日电 阿拉伯坚持和对抗阵线四国五方最高级会议从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秘书长卡扎菲、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纳赛尔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 据报道，这次会议讨论了如何对付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方不久前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及其以后的局势。会议公报表示“拒绝戴维营协议及其结果”和“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会议决议宣布，参加会议的元首们决定“断绝同埃及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委托阿萨德总统以阵线的名义同苏联进行联系，以便研究发展苏联同阵线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恢复本地区军事和政治均衡，并密切和加深苏联同阵线国家之间的关系”。 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四国首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组成的“最高指挥部”，并由它就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做出决定。会议还决定建立一个外长级的政治委员会。

第6版()专栏：札记 想起了《南方来信》…… 黎建 从广播里听到旅越华侨中学生黄杰在谅山监狱惨遭虐待的事情后，心里实在是感慨万千。愤怒之余，不由得想起了那本一直牵动着中国人民心肠的书——《南方来信》。《南方来信》是我国翻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它收集了越南革命者在美帝和吴庭艳集团监狱中惨遭迫害、英勇斗争的故事。在抗美援越的严峻日子里，从《南方来信》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美吴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得知在从西贡到金瓯许多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牢房中，无数的爱国者、革命者遭受着难以形容的非人待遇。敌人不把越南革命者当人看待，使用种种酷刑和卑鄙无耻的手段，加以拷打、折磨、迫害和残杀。那时，每当我们得知这些惨状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对美帝和吴庭艳集团的极大义愤，也不止一次地为越南革命者流下“同志加兄弟”的热泪。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从“南方”来的“信”。来信的是个中学生，名字叫黄杰。他在“来信”中谈到在越南谅山监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竟然与《南方来信》中说的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平方米大小，关了三十人……”，也都是把人“打死、饿死、病死都不算一回事”。然而，监狱的主人却不一样了，当年是美帝和吴庭艳集团，今天却是自称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越南当局。历史正在重演，不过角色的扮演者却换了人。我不能不对今天的越南当局表示极大的“佩服”。因为他们具有惊人的模仿能力，竟然把美帝和吴庭艳迫害革命者的一套毒刑搬来对待和越南人民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华侨，真是天才，然而是卑劣的天才！

第6版()专栏： 翩跹三十载　友情深似海 李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和中日恢复邦交六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又一次带着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来到我国进行访问演出，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它在日本和中国都享有盛名。 作者过去在日本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去东京都的南青山拜访过松山芭蕾舞团。那儿靠近东京湾，是个风景优美，环境安静、适于艺术创作和演员练习的地方。当时的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部只有一幢不大的两层楼房。楼下有一个可以容纳三四十人的排练场，以及一间只能容纳五、六人的小会客室。会客室布置得精巧、别致，墙上挂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会见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夫人、副团长松山树子女士和主要演员、导演的多幅照片，还有郭沫若同志的题诗，使人感到浓烈的中日友好气氛。 松山芭蕾舞团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开始既无资金又无排练场，演员也只有松山树子一人，每次演出，都要从别处借人。那时演出的节目，主要是以日本民间故事为题材的芭蕾舞，如《祗园祭》等，还有一些外国的民间舞蹈。 一九五○年松山树子读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是松山芭蕾舞团应该遵循的方向。后来，他们看到中国影片《白毛女》，觉得电影表现了妇女解放和阶级斗争，对当前的日本社会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便决定把《白毛女》改编为两幕芭蕾舞。他们这种首创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一九五五年二月，《白毛女》芭蕾舞剧在东京首次演出，在日本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革命军队——八路军的英雄形象。清水正夫先生说，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在日本震动很大。但是他们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些日本艺术团体、剧场不愿协助，而日本官方又要他们在演出之前先付相当于全部票价一半的税金。因为手头无钱，他们只好把松山芭蕾舞团住地的地契拿到日本大藏省作了抵押。终因收入少，税金高，松山芭蕾舞团在这次演出之后，负了一大笔债。然而困难并不能使松山芭蕾舞团低头。为了把芭蕾舞《白毛女》演好，松山树子在一九五五年辗转来到北京学习，同中国的《白毛女》歌剧演员、电影演员王昆、郭兰英等见了面，相互交流了经验和意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松山树子时，勉励她把《白毛女》芭蕾舞剧演好，并欢迎她到中国演出。这对松山树子是个极大的鼓舞，她感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每当回忆起这段情景时，松山总要深情地说：“我见到周总理，好象见到自己的父亲。”“我为他的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品格深受感动。” 松山树子回到日本后，对《白毛女》芭蕾舞剧重新加工、排练、提高，先后到日本京都、北海道等地演出了半个多月。一九五八年，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来中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一九六四年，芭蕾舞团第二次来中国演出，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鼓励。那一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松山芭蕾舞团的启发下，排演了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松山芭蕾舞团得知这个消息，发扬互相学习的精神，先后派遣了八名演员到中国来学习。一九七○年，他们终于把原先只有两场的《白毛女》芭蕾舞改编成大型的《白毛女》芭蕾舞剧，并正式在东京公演。郭沫若同志为此去信并题诗予以鼓励： “银丝白发话艰难， 壮志终移三座山。 二十八年如昨日， 万方翘首望长安。” 一九七三年，清水正夫率领十名演员和作曲家来北京，学习《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并同中国演员同台演出，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们在东京正式上演了《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 清水正夫先生说，由于松山芭蕾舞团的艰苦斗争和中国朋友们的帮助，松山芭蕾舞团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越来越多的人想通过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出，来了解中国，不少剧院欢迎松山芭蕾舞团去演出。 现在，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员已发展到近百人，拥有第一流的演员近十人。女演员森下洋子由于受过严格训练，具有精湛演技和优美的舞姿，曾在世界芭蕾舞比赛中得过第一名，在日本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男演员清水哲太郎，也在世界芭蕾舞演员中名列前茅。他们两人，已经成为佳侣。 今年五月，清水正夫先生和松山树子女士应邀到中国参观访问。他们高兴地告诉作者，松山芭蕾舞团团部已在原住地重新建造了一幢四层楼房，并有了一个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排练场。他们仅在东京一地就招收了一千多个芭蕾舞学员。他们除了继续演出原有的舞蹈节目之外，还创作了一部以反映日本江户时代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大型民族芭蕾舞剧《红战袍》。这个新的芭蕾舞剧将作为这次在中国访问演出的重要节目之一。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们演出成功。

第6版()专栏： “老人河”与马克·吐温 李宜华 一首美国著名的民歌中唱道：“有个老人名叫密西西比。” “老人河”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昵称。对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密西西比河确实算得上是“老人”了。它威严、壮丽，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是世界最大河流之一。关于这条大河，有过许多记载、轶事和传说，但迄今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一书。 马克·吐温生长在密西西比河西岸的汉尼拔，他原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他从小迷恋河上生活，渴望当一名水手。有志者事竟成。一八五七年，马克·吐温二十一岁的时候，终于成了一艘汽船上的掌舵工。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对于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马克·吐温来说，密西西比河是一所大学校，使他认识了许多奥妙的自然规律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密西西比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它北起艾塔斯卡湖，奔腾而下，蜿蜒曲折，向南流入墨西哥湾，全长约五千九百多公里。它接纳众河之水，美国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受到它的灌溉。整个流域，人口稠密，城市众多。但是，这位“老人”的性情难以捉摸。它时而安详，时而暴怒，改变河道，泛滥成灾。“老人”息怒后，河水恢复平静，被洪水挟带到岸上的大量淤泥，使下游的大片河谷地变得更肥沃，给人们带来了下一年的丰收。 在一个普通游览者的眼里，密西西比河景色瑰丽，令人神往，但对于河上的掌舵工，在这条河上驾驶汽船却十分艰苦。青年时代的马克·吐温，把密西西比河当作一本书仔细地阅读，刻苦地钻研。树桩是他的航行方向的标志，水面上每一根线条的形状和波涛的起伏，是他辨别风向、暗礁和河床坡度的信号。他终于掌握了这条大河的秘密。他热情歌颂河上船工们的劳动，并把水手们测水的喊声“马克·吐温！”当作自己后来的笔名（“ＭＡＲＫ”是标志，“ＴＷＡＩＮ”是二，两字合在一起，意为“标出二噚”。二噚即十二英尺）。 密西西比河，这条联系美国南北部分的交通命脉，在十九世纪中叶铁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促进美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整个密西西比河系有二万二千多公里可供航行的水道，河上最早的通航工具是平底船和大角船。一八四○年到一八八○年之间，是密西西比河作为贸易运输要道的黄金时代。汽船代替了平底船，运输量大大增加。随着贸易的发展，大河两岸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马克·吐温在船上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市侩、赌棍、奸商、歹徒等等，他亲耳听到奸商们的窃窃私语，亲眼看见他们搞偷换商标、以假乱真的把戏。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罪恶：“金钱是他们的上帝，生财之道是他们的宗教。” 二十年后，马克·吐温重返“老人河”，这时候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前期。大河上下，风物变易，水路交通已让位于铁道运输，沿河两岸耸立起更多更大的城市。旧地重游，马克·吐温不胜今昔之感。 密西西比河至今仍然是美国的一条重要河道。 两个世纪来，美国人民为了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修筑了堤防，使河道固定，沿河还设置了浮标。现在航行的船只能够定期获得有关水道状况的情报，因而驾驶员已不再象当年的马克·吐温那样，必须记住大河沿岸千变万化的特征才能完成航行任务了。（附图片）右图为密西西比河一景

第6版()专栏：古今人物 烧不死的扬·胡斯 蒋承俊 寻求真理，倾听真理， 学习真理，按真理行事， 坚持真理，誓死捍卫真理。 ——扬·胡斯 金色布拉格的古城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塑像，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赞扬过的捷克民族权利和人民权利的保护者、中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扬·胡斯。每年夏天，在胡斯遇难的日子里，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向这位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致敬。 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中叶的捷克王国，是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捷克广大农民受着封建土地的占有者——德国僧侣把持的天主教教会和德国贵族的残酷的剥削。捷克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展开了反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争。他们首先起来反对宗教压迫。传教士扬·胡斯是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 胡斯一三七一年生于捷克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三九六年他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后留校任教。不久升任校长。一四○一年他成了传教士，第二年三月开始在布拉格教堂传道。胡斯认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主张没收教会财产。他大胆提出了许多改革宗教的措施和反对异族统治的主张。他的观点首先反映了市民和捷克下层贵族的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把教会财产还俗归公的主张是反对整个压迫制度的第一步。 在教堂听胡斯讲道的听众越来越多。他常当众指责德国高级教士们奢侈堕落的行为，揭露城市德国贵族的罪恶。一四一二年，罗马教皇派人到捷克兜售“赎罪符”，胡斯严厉谴责这种从普通教民身上榨取钱财的卑鄙做法。在胡斯的号召下，愤怒的布拉格下层居民和贫苦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镇压。 胡斯被驱逐出布拉格，他表示要用语言的利剑继续战斗，他坚信真理必胜。他以后又避往捷克南部农村继续传教。他在那里斥责农奴剥削制度，反对贵族在法庭上欺侮农民，因而受到下层贵族的支持及广大农民的热爱。胡斯的爱国主义行为还表现在他用本地方言而不是用教廷所规定的拉丁语作祈祷。他把圣经译成了捷克文。他奠定了捷克书面语言的群众基础。他用捷克文写作。他在《布道录》、《人民议会》等作品里，尖锐地抨击了罗马教皇的教权和整个罗马教会。 胡斯在农村的活动，更加激起了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对他的仇恨。他们采取威胁利诱、禁止传教、开除教籍，甚至使用宗教裁判等手段，一步紧逼一步地迫害胡斯。然而胡斯始终不屈服。他说，“我宁愿死去，也不会沉默。就是要帮助人民——就是为了这个”。一四一四年，胡斯被召参加在康斯坦茨举行的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是罗马教皇同皇帝西克孟德阴谋策划陷害胡斯的一着。胡斯不顾城乡老幼劝阻，坚决赴会。他认为可利用这次大会申述自己的主张。但会议拒绝听取他的申诉，并强令他撤销自己的主张。胡斯拒绝这样做，庄严地宣称，自己固然不免一死，但是真理“将从墓穴里站起来，发展壮大，得到永恒的胜利”。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在康斯坦茨的广场上胡斯被统治者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活活烧死。 胡斯之死，在整个捷克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人们把对胡斯的迫害看作对整个民族的冒犯，反抗罗马教皇和帝国皇帝的斗争更趋激烈，一四一九年七月在胡斯宗教改革的旗帜下，爆发了捷克史上伟大的农民战争——胡斯战争。 这一震撼整个欧洲的胡斯运动以及此后十余年的胡斯战争，给帝国和罗马教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扫除了德国上层剥削者在捷克的势力，保证了以后一个多世纪捷克完全脱离帝国的统治。（附图片）

第6版()专栏：国际书窗 一部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书 《超级大国苏联》 恒炎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遭到了举世的揭露和谴责。许多国家的报刊、学者和知名人士，近年来不断发表文章、言论和著作，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侵略本质及其特点、手法，进行种种的评论与剖析。不久前西柏林《解放》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超级大国苏联》一书，是其中一部比较引人注意的研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书。 这本书是《解放》杂志社一九七七年五月举办的“今日苏联”国际会议的讨论辑录。参加会议的有日本、伊朗、瑞典、英国、西德等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报刊编辑等。书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苏联在欧洲搞假缓和的目的，苏联对第三世界的伪善面目，苏联对外扩张的内部原因。 有的发言者在分析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特征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苏联的资本输出比美帝国主义等国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他们因而低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然而资本输出多少的问题，并不是构成侵略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拿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情况作一对比。过去希特勒德国的资本输出比英美少，但它是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性和危险的国家。苏联所以资本输出少，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在扩军备战方面投资很多，使国内经济十分紧张，以致没有多少资本用来输出。因此，资本输出的多寡，不能作为衡量社会帝国主义的标志。 这本书对苏联向外扩张的内部原因作了较多的揭露和剖析。它指出：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事实上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全部支配权。苏联统治集团为了镇压工人阶级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抗、镇压人民对苏联扩军备战加给他们沉重负担的反抗和少数民族对不断加重的民族压迫的反抗，就使用暴力手段，实行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 《超级大国苏联》一书，在分析苏联今天的国内状况时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十多年来，虽经几次调整农业政策，但迄今仍然问题成堆。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苏联的农畜产品的生产，无论是从总产值还是从某些产品的产量来说，均未完成计划。他要使消费品生产增长超过生产资料增长的诺言，迄今也未兑现。这种情况，是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沉湎于“超级大国”迷梦，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超级大国苏联》一书的作者认为：在苏联，“这样一天将会到来：或者人民起来推翻统治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在灭亡之前的绝望中走上战争的道路。” 这本书，对于了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6版()专栏：国际副刊 世纪和年代 在文件中，在书籍和报刊杂志里，经常出现“某某年代”、“某某世纪”的提法，比如《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一九七○年元旦联合发表的《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社论中，就提到“七十年代”。 “世纪”一词源自拉丁文“centuria”，意思是一百年。公元第一世纪是公元第一个一百年，即公元一—一○○年。公元第二世纪是公元第二个一百年，即公元一○一—二○○年。依此类推，公元第二十世纪是公元第二十个一百年，即公元一九○一—二○○○年，指从一九○一年到二○○○年这段期间。不过，近年来国外已把世纪的开始年份和结束年份都提前一年，比如，二十世纪是指公元一九○○—一九九九年。 在每一世纪中，又以十年为一阶段，称为“年代”，比如“三十年代”。“七十年代”，等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指一九三○—一九三九年的十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指一九七○—一九七九年的十年。 一般在讲到某世纪的十一—二○年的十年的时候，不叫“一十年代”而称为某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比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 一个世纪的最初十年，也不用年代来称呼而称作“最初十年”。 （刘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