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贝耶部长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马里外交和合作部长阿利翁·布隆丹·贝耶和夫人以及由贝耶部长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华主席对贝耶先生任外长后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我国表示热烈欢迎。贝耶部长感谢华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他们。他在谈话中首先转达了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对华主席的友好情谊。 华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华主席说：“特拉奥雷元首阁下一九七三年对我国的访问为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我相信，这种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华主席请贝耶部长回国后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本人对特拉奥雷国家元首、马里政府其他领导人和马里人民的问候和良好祝愿。 会见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马里驻中国大使太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黄华外长等在座。（附图片）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八月二日会见了马里外交和合作部长阿利翁·布隆丹·贝耶和夫人以及由贝耶部长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华主席同贝耶部长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社论 干部作风要来一个大的转变 当前，全国各地根据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正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一批双打”斗争，结合进行整党整风和各条战线上的整顿工作，推动学大庆、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不久以前，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转了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着重解决落实党的政策问题；最近，党中央批转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作出要认真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要批示。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和重大决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各级党委一定要联系实际，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执行，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在当前运动中，真正做到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转变干部作风，这对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旬邑县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和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情况。陕西省委对旬邑县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采取了解决的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应当继续抓紧落实。全国凡是有类似情况的地方和单位，都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实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旬邑等地发生的严重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关键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当地实际，彻底批判和清除“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任意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流毒和影响，认真整顿领导班子。对“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作风造成的恶果，要深揭狠批；对其流毒和影响，要彻底肃清；对混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一小撮“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和各种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去。这是关系到把揭批“四人帮”斗争进行到底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认真对待。决不能马虎从事，留下后患。同时，要选派政治上强，有群众观点，懂得党的政策的干部去加强领导，真正把问题解决好。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是少数。对个别混进干部队伍，实行阶级报复，残酷迫害群众，民愤极大的坏人，要依法惩办，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对少数犯错误的干部，要重在教育，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改了就好。要注意，不要打击一大片。一定要把偶然犯有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错误的干部，同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一贯欺压群众的坏人严格区别开来。同时，也必须严肃指出，任何人打骂群众，都是违犯党纪国法的，都要诚恳检讨，认真改正，并向受损害的群众赔礼道歉，取得谅解。对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干部违法乱纪所造成的冤案，应予昭雪。对被逼被打而死的群众，应予抚恤，家属生活困难的要给予适当照顾。对违犯党的政策，无理扣罚群众的粮、款、工分，应予退赔。对当前群众生活上的困难，要立即采取措施，作好妥善的安排。 干部发生违法乱纪行为，往往是同领导上搞瞎指挥，工作要求上“一刀切”，只愿报喜不愿报忧，助长弄虚作假之类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分不开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同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彻底决裂，提倡深入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在向下级交代任务的时候，同时要把政策界限和工作方法交代清楚，要有布置，有检查。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全国各部门、各地区都要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疲疲沓沓、慢慢腾腾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但决不能把革命干劲、革命魄力同主观蛮干、强迫命令混为一谈。我们党的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一向是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我们要依靠强有力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深这种关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要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各项工作都要一分为二，认真倾听群众意见。从旬邑县的情况来看，全县和一些社、队的农田基本建设本来是有一定成绩的，但工作中也有不少问题。当地群众对工作中的问题早有意见，多次向上级反映，而有的同志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动不动就给扣上“拔红旗”、“反先进”的帽子，封住群众的嘴巴，结果把矛盾掩盖起来，使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我们的工作不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即使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先进典型，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能只听表扬的话，听不得批评的话。我们一定要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坚决改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危险态度，否则，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前进。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级干部贯彻执行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了重大作用。近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腐蚀干部，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干群关系，流毒很深，为害很大。我们有些同志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印象淡薄了，有的人甚至忘掉了，现应予重申。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带头贯彻执行，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发扬光大，并使之代代相传。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文章，对于转变干部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务必使我们的干部认识到：干部只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欺压群众“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是“反人民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沾染这种坏作风。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学会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学习、通过整风，使广大干部、广大共产党员受到一次集中的党的传统教育、政策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我们的干部作风来一个大的转变。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全国政治形势大好，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扬，各条战线都涌现出大量的好人好事，应予广泛宣传，大力表彰。要学习好人好事，揭露坏人坏事，发扬正气，压倒邪气，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更好地团结战斗。 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从一切方面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现在，最紧要的是要真正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要彻底转变干部作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认真走群众路线，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一定要充分理解和切实执行党中央的重要部署和重大决策，把七亿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促进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高速度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以保证新时期总任务的胜利实现。

第1版()专栏：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转变干部作风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党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强调结合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解决干部作风问题 新华社西安八月二日电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对陕西省旬邑县人民来信揭发该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作了重要批示。中共陕西省委接到批示后，立即组织力量，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在旬邑县期间，来访群众络绎不绝。调查结果证明，人民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实，有些还比信中反映的更为严重。最近，陕西省委将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指出，湖南省湘乡县经验着重解决的是落实党的政策问题，这一件所要解决的是干部作风问题。 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旬邑县地处渭北高原的西北部，全县共有十七个公社（其中八个公社是革命老根据地），二百四十七个大队，二十万人口，五十七万亩耕地。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旬邑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职田公社，山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二万八千亩原地已全部平整，九千亩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基本上实现了园田林网化，沟坡绿化，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 但是，旬邑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主要是干部作风粗暴，违法乱纪，打骂群众，乱扣乱罚成风。 县、社、队的干部动手打骂群众。县委书记刘书润、常委周金玉、刘环赤都打过人。职田公社原有十名正副书记、主任中，就有六名打过人。青村四队队长木振安，一九三七年入党，六十多岁，因给树苗浇水不足，县委书记刘书润就打了他一记耳光，指甲还把老汉的脸皮划破了。原底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庄里大队支部书记李应斌，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四年内打了三十多人、五十六次。他曾把上工迟到的社员集合起来用皮带抽打，一次就打了二十多人。有的社员说，一听李书记叫，不管春夏秋冬，先把棉袄披上，准备挨鞭子。 他们在整治群众上搞了很多花样，甚至施用种种刑罚。许多公社一度组织的所谓“民兵小分队”，把群众当敌人，随意采取专政手段，以及许多侮辱人格的恶劣作法残害群众。近三年来，这个县由于干部作风粗暴、违法乱纪，造成有的群众自杀死亡，有的被逼疯打残。 扣粮罚款之风很盛行。完不成生产定额、完不成生猪交售和饲养任务、完不成鲜蛋交售任务、交不上马铃薯种子、小学生等辅助劳动力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病不能出勤、开会不到、不上避孕环、不住防震棚等都要扣粮罚款。湫坡头公社西洼大队去年规定，每户交售一头肥猪、三人养一头猪，交不出、养不够的，每头扣粮一百二十斤，全大队百分之五十的户被扣过粮，共扣粮一万一千多斤。城关公社崔家河大队，两年共罚社员现金一千二百三十二元。党团员、干部开会，迟到的罚一元，缺席的罚二元，三年来共罚了二十三元。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底，全县共扣罚现金一万三千多元，粮食十万多斤，劳动日一万七千多个。 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恶劣作风，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严重地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土桥公社社员苏世贤、王进民痛心地说：“抗日战争那会儿，村里来个干部，大家总是围成一堆，热情地问长问短，从不知害怕；现在群众见了干部，如象见了老虎，回头就走，如今怎么成了这个情景？！”广大群众异口同声地说：再也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自然灾害的影响，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产指挥不当，这个县从一九七五年以来，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今春以来，国家已给了返销粮四百八十万斤。在居住问题上，群众的困难也不少。近几年，因修路、搜集肥料和整顿村容，把一千八百五十户社员的五千零二十一间房屋、七百七十七孔窑洞拆掉了，至今还有五百六十九户社员的一千四百多间房屋、三百多孔窑洞，仍未修建，不少群众住房既拥挤又破烂。 旬邑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打骂群众、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现象，为什么会持续时间这样长，发生范围这样广？根据调查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县委少数负责同志，特别是县委一把手刘书润，思想上受“四人帮”的毒害很深。他们在“四人帮”散布的一系列反革命谬论的影响下，对斗争哲学、群众专政、改造小生产等一系列问题存在不少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做法。刘书润曾多次强调要批判所谓“惜民”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的干部竟然认为打、骂、罚是“坚持斗争哲学”，是“出以公心”，是“改造小生产”，“对小生产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专政”，不打不骂是“老右”、是“好人主义”、是“老好人掌权”等等，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而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县委不但没有很好地联系实际，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反而把群众对问题严重的职田公社领导干部提的批评和意见，竟同“四人帮”的“三反一砍”混同起来。这种谁给职田公社提意见，谁就是和“四人帮”遥相呼应，就是砍红旗的思想，严重地影响和干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使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 旬邑县存在的问题，大量的表现在基层，但主要责任在县委，特别是刘书润。去冬今春省委也接到一些情况反映，给地委、县委打过招呼，咸阳地委已初步作过一些调查，帮助县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旬邑县问题上，省委过去只看到旬邑县职田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好，在那里开过现场会，表扬过他们，而没有看到少数干部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省委对群众的反映也重视不够，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工作中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使旬邑县的群众受了罪，干部犯了错误，革命和建设事业受到损失。这些，省委是有错误的，教训是深刻的。类似旬邑县这样的问题，在陕西省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全省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这次对旬邑县问题的调查，使省委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在农村的严重性，受到很大教育。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关于“把那里的问题解决好”的重要批示，坚决刹住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歪风，除了深刻检查省委的领导作风，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外，省委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对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问题向全省发了通报，并作出了《关于坚决落实中央负责同志批示，认真整顿和改进干部作风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深刻领会中央负责同志批示的重大意义，对照旬邑、志丹县的问题，认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纠正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歪风，教育提高干部，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二、向旬邑县派出了工作组，以中央负责同志的重要批示为武器，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矛盾，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颠倒敌我关系，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揭批“四人帮”破坏安定团结，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揭批那些积极追随“四人帮”，利用职权打击压制群众，搞反革命打砸抢的犯罪分子的罪行；揭批那种认为打骂残害群众有理的种种谬论，使干部、群众把仇恨集中在“四人帮”身上，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边揭发，边改正，切实把那里的问题解决好。 三、对犯了错误的干部采取挽救教育的方针，要他们向群众赔礼道歉，对乱扣乱罚社员的钱物，要认真清理、退赔。截至目前，已有许多打骂过人的干部主动登门向群众赔礼道歉，并已退还了扣罚的现金一千九百多元，粮食三万多斤，劳动日五千多个。还组织劳动力修复了一批被拆毁的群众住宅。对群众生活作了初步安排。对这些做法，群众是比较满意的。多数干部也放下了思想包袱。 四、组织了专门班子，由领导干部带领，深入社队，对打骂残害群众后果严重的二十一个案子，正在查清落实，拟选择典型，公开处理，严厉打击阶级敌人和坏人打击报复、残害群众的罪恶活动。 五、责成县委书记刘书润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检讨，坚决改正，待问题全部查清后，再严肃处理。对打骂群众的“闹派”人物、县委常委刘环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原底公社党委副书记李应斌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职田公社原党委书记李忠贤等人的问题重新审查处理。 六、帮助县委搞好整风，进一步揭开盖子，弄清问题，分清是非，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对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整，加强县委领导，认真搞好社、队的整顿，彻底解决全县的问题。

第1版()专栏： 贾卢德阁下率阿拉伯利比亚代表团应邀即将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阁下率阿拉伯利比亚代表团将于八月四日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第1版()专栏： 落实政策威力大　大旱之年传喜讯 全国夏粮丰收 二十四个夏粮产地，除山西、陕西减产，两个平产外，二十个增产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全国二十四个夏粮产地，除山西、陕西两省减产以外，其余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有两个平产，二十个增产。其中四川、贵州、云南、湖北、广东、江苏、福建、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的夏粮总产量创造了新纪录。更可喜的是，在大灾之年出现了一批高产更高产、低产变高产的地区、县。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五百多万亩小麦，今年创造了平均亩产五百一十八斤的新成绩，一季过了“黄河”，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三成。河南新乡地区小麦平均亩产达四百五十多斤。过去认为夏粮难高产的我国南方，也出现了高产地区。江苏省的苏州、扬州地区和四川省的温江地区，今年夏粮平均亩产都在四百斤以上。全国夏粮平均亩产五百斤以上的县（市、区），仅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就有四十多个。河南省的温县和河北省的栾城、藁城县平均亩产都达七百多斤。江苏省的扬中、沙洲县平均亩产六百斤以上。还有一大批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公社、大队。 去冬今春以来，许多主要产麦区干旱无雨，特别是四、五月份以后，旱情迅速发展，扩大到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夏粮受严重干旱的面积达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多年来所少见的。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十一大路线和五届人大精神，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广大社员干劲倍增，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旱斗争，终于夺得了夏粮丰收。 各地各级干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实际，参加劳动，实事求是地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正确地指挥生产，是今年夺得夏粮丰收的另一重要原因。 夏粮丰收以后，各地正总结交流夏粮增产经验，大抓秋田管理，争取全年丰收。同时，组织群众积肥、选种，搞好今年的秋种准备工作，为夺取明年夏季丰收打好基础。

第2版()专栏： 我们总政的好主任罗荣桓同志 总政治部理论组 在最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敬爱的叶副主席指出：“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学习罗荣桓同志的光辉业绩，对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是很有意义的。 罗荣桓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是我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为创建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特别是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赤胆忠心，光明正大，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罗荣桓同志在他革命一生中，以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从事我军政治工作。在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他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他从担任连党代表起一直到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始终坚持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工作。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干部的优秀品质，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 罗荣桓同志一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他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呵。这是伟大领袖对罗荣桓同志一生的高度评价。 全国胜利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五十年代初，我军出现了一场两条军事路线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不要坚持政治工作制度，要不要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高岗鼓吹“军党论”，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彭德怀照搬外国的一套，借口实行现代化正规化，极力鼓吹单一首长制，要取消政治委员，要把部队党委员会变成只管党内具体事务的党务委员会，把政治机关变成外国军队那样的俱乐部，妄图削弱、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罗荣桓同志针对高岗、彭德怀这一套谬论，多次教育干部说：要不要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历来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有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才有真正的人民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我们这支军队就失去了革命灵魂，就同国民党军队没有什么差别了，人民军队也就不存在了。 罗荣桓同志同彭德怀作了尖锐的斗争。一九五三年八月，他在北戴河当面批驳彭德怀鼓吹一长制和削弱政治工作的谬论，质问说：“这样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搞起来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吗？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倡导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吗？”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搞一长制就是否定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罗荣桓同志还当面向毛主席报告说：“政治工作出现了危机，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丢掉可不行。”毛主席完全同意和支持他的意见，并指示：还是要搞两长制，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坚持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制度，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九五四年，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写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等根本制度。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条例，重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彭德怀妄图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有力回击。一九五五年八月，罗荣桓同志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强调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 林彪窃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权以后，大搞假左真右，疯狂地破坏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这是一场更为严重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林彪的错误早有抵制和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同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辽沈战役中，又同林彪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的错误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六十年代初，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装着特别重视政治的样子，胡说政治思想可以代替一切，把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大搞资产阶级的政治，既破坏了军事，又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罗荣桓同志针对林彪的谬论，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明确论述了政治同军事、业务、技术的辩证关系。一九六一年九月，他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上指出：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就是要有无产阶级觉悟，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实现专的要求。同年十一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红要落实在专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 林彪破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革命学风，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什么“走捷径”、“立竿见影”，只背诵“老三篇”和个别词句，找现成答案。罗荣桓同志反对这一套极为有害的作法，强调要系统地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精神实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行动。他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总结了每个革命时期的经验，只有反复钻研才能理解得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了？未免太简单了。”罗荣桓同志还当面对林彪说：“毛主席写了那么多著作，应该系统地学，单纯地提出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很不够。”他还不止一次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 在处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罗荣桓同志同林彪也是有斗争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干部战士反映了某些地方刮“共产风”带来的一些问题。罗荣桓同志提出，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由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集中起来，向地方党委反映，供他们参考。他说，这样做一方面倾听了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地方及时了解情况，纠正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对加强军民团结，对党对人民都有好处。但是他的这个正确意见却遭到林彪的反对，林彪攻击这是破坏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坚持不准向地方党委反映。 林彪对罗荣桓同志怀恨在心，散布罗荣桓同志同他唱对台戏，并恶狠狠地说“林（彪）罗（荣桓）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因病去世，可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还不忘派他的一个死党窜到总政，指名大肆攻击诽谤罗荣桓同志，发泄对罗荣桓同志的刻骨仇恨，胡说什么，反对林彪的“学习方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以后，又借机迫害罗荣桓同志一家。 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忠实执行、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生。“我一辈子做对了一件事，就是紧跟毛主席！”这是罗荣桓同志临终时发自肺腑的一句遗言，充分反映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崇高品质。 （二） 罗荣桓同志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和指导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罗荣桓同志满腔热情地全面正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大力宣传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就批驳了王明之流对毛泽东思想的诬蔑，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发展，同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建国后，他针对某些人散布的毛主席著作不算经典著作的谬论，多次指出：马列主义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恩、列、斯著作是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也是经典著作，否定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罗荣桓同志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干部战士的头脑，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首要位置上。他历来强调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他一生离不开书，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从不放松读书，战争年代在担架上，建国后在病床上，都坚持学习。他在军队首先提出要通读《毛泽东选集》。他身体力行，利用养病时间，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了四遍。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他病重入院前，还谆谆教育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要通读《毛泽东选集》。他还根据部队、院校干部的学习经验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他认为，这样学习，可以了解各个时期毛主席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五结合”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选读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主席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罗荣桓同志十分重视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解决部队进入和平环境后出现的新的思想问题。他首先抓紧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全国胜利后，有些干部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骄傲，比资格，比地位、待遇，追求享受，有的甚至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反复抓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本色的教育，并抓住个别问题严重的典型，严肃处理，下指示、发通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斗争。他经常告诫干部：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是产生修正主义的一种基础，干部沾染了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注意改正，不加以批判，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堕落和蜕化变质。他指出，我们大量干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往往或多或少有一点个人主义，如果不加警惕，它是会发展的，而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在大风大浪中就会迷失方向。罗荣桓同志还针对部队进驻营房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如战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同士兵的待遇差别比过去大的情况，特别强调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他坚持干部只能搞低薪，不能搞高薪。他多次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干部的生活待遇不能太高了，高了，要脱离群众，脱离士兵；军队平时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不能经受残酷的战争考验。他针对部队中产生的和平麻痹情绪，反复强调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强调“军队还是要有战备观念”，指出：要提高警惕，搞好训练，要准备对付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付国内敌人的捣乱。历次政治运动中，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总政治部及时发出指示，编写提纲、教材，抓紧部队的教育，克服一切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想，保证干部战士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变修以后，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强调要抓好反修防修的教育，批判了那种只抓反帝教育、忽视反修教育的错误做法。 罗荣桓同志在抓部队革命化建设的同时，也很重视抓现代化建设。我军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工农，文化水平较低，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建国初期，罗荣桓同志多次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其他特种部队，“必须提高部队的各种军事技术与文化科学水平”。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总政治部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主席一九五○年八月亲自修改、批准了这个指示。《指示》提出了“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制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并具体规定了部队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和举办干部速成小学、速成中学。《指示》发出后，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向文化进军的热潮，全军指战员的文化科学水平不断提高，为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打下了基础。 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一个如何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照搬外国的一套，还是以我为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学习态度。彭德怀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提出要不走样的学习。罗荣桓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他明确指出：学习要有鉴别，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照搬，确实好的、对我们有用的，要认真学习，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但是，外国的东西并不都好，凡是同我们的光荣传统相对立的东西，不仅不能学，而且要加以批判。 罗荣桓同志总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是他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三） 罗荣桓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一道工作。 罗荣桓同志五十年代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他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的现象深恶痛绝。不论哪个地区、哪个部队来的干部，他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胸怀宽广，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能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人从不记仇。他坚决反对“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说：对干部“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 罗荣桓同志不仅注意团结老干部、工农干部，而且注意团结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他说：“我们既要看到老干部，也要看到新干部。”“要看到新生力量，这是带方向性的问题。”战争年代，罗荣桓同志言传身教，培养教育青年干部怎样带兵、怎样行军、怎样做政治工作。他把青年干部放到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去锻炼，大胆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鼓励他们放手工作，不要怕跌跤子。不少当年在他领导和培养下的青年干部，后来成了高级干部。许多同志赞扬说：罗荣桓同志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典范。他十分重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干部，教育他们到工农中去滚一身泥巴，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一九六二年，有人笼统地把军队院校和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听到后严厉地批驳说：这些干部都是经过挑选的，有些已经入了党，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团结他们，还是为了使他们不安心呢？罗荣桓同志这些话，是对当时一种错误倾向的纠正，在今天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打击、迫害科技人员罪行的有力批判。 罗荣桓同志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干部都愿意找他谈话，把心里话告诉他。许多同志反映：“罗荣桓同志的家就是干部之家”。干部和他谈话没有拘束，有啥说啥，讲错了也不要紧。他能听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反面的意见，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干部的意见也能耐心听。他听取意见的时候，从不打断别人的话；讲错了给予正确引导，耐心批评帮助，从不扣帽子、打棍子。他常说：“现在进城罗，我们更要注意接近干部，联系群众。下面干部来找，一定要热情接待，要知道他们来一次是不容易的。”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有人找我，你们不要阻挡，让他及时见我。有一次，有个干部打电话要见他，天已很晚了，他身边工作人员照顾他的身体，就请那个干部明天来。第二天，罗荣桓同志知道后批评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来，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见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开始他在总政机关办公，后来有病在家办公，总政的干部找他请示汇报工作，可以随便去，有时他在病床上同干部谈话。他病重期间，医生再三不让他见太多的人，他还是要见。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还牵挂着没有同一位调动工作的领导干部谈话。当这位领导干部去看他时，他很高兴地说：“前几天我还想着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谈谈呢？”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政治思想要求很严格，原则问题从不让步。他说：“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是执政党，对党的干部更要严格要求，不能马马虎虎。”解放初期，有的干部喜新厌旧闹离婚，有的干部伸手要地位、级别，都受到他的严肃批评。他批评人，总是以理服人，一分为二，循循善诱，耐心教育。他说：“响鼓不用重槌敲”，“批评教育干部最好的方法是启发干部作自我批评，这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罗荣桓同志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歧视、不嫌弃，能拉的就拉，不是把人压下去就算完了。他说：“一个干部有了错误的时候，最需要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领导更需要对他热情关怀。”有一次，罗荣桓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身体不很好，一位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打电话要来见他，没等那位同志来，罗荣桓同志先去看了他，使那位同志很感动。对于个别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不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罗荣桓同志主张要严肃处理。六十年代初，有一个高级干部违法乱纪，屡教不改，总政确定给予严厉处分，有些人不同意，罗荣桓同志顶住了错误的意见，坚持党的原则，给予纪律处分。他说：“不坚持原则，该处分的不处分，这不是爱护干部，而是损害干部。”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不仅从政治思想上关心，而且生活上也想得很周到，真是达到体贴入微的程度。干部负了伤他去安慰；有了病，就问寒问暖；有了困难，就想办法帮助解决。有的干部要到前方去，他就叫把子女留下代为抚养。年龄大的干部没有结婚，他询问什么原因，要不要组织帮助？干部去世了，他总是指示要把善后抚恤工作做好。有位干部患眼病，罗荣桓同志专门送给他一副风镜，至今那位同志还珍藏着。 “群众作挚友，干部当至亲。”这一悼念罗荣桓同志的诗句，正是同志们发自内心的赞颂。 （四） 罗荣桓同志对我军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在全军很有威信的总政治部。 罗荣桓同志首先抓了总政机关的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时，总政只有几个人。他明确指示，总政的副主任、部长、处长、干事，要从各个方面军、各野战军、各军兵种选调，这样对团结干部、熟悉部队有好处。他亲自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总政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配备。在他领导下，陆续选调了数百名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有工作能力，有一定实际经验的优秀干部到总政机关工作，为总政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罗荣桓同志强调总政治部的根本任务是领导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他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敢于联系实际，善于联系实际，从不照抄照转。他常说：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只有与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坚决反对那种“依样画葫芦，只管往下灌”的一般化的坏作风。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和平环境下部队的特点，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作了重要指示。 罗荣桓同志很重视部队进入和平环境后党的建设。五十年代初，连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怎样解决？罗荣桓同志强调要加强连队党的建设，提出要有步骤地普遍整顿连队党支部。六十年代初，林彪别有用心地鼓吹“四好为纲”，要部队一切工作围绕“四好”转，用“四好”代替党的建设。罗荣桓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工作，指出“党的建设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应当经常抓”，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他特别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他说，各级党委、支部都要让下边讲话，要听干部战士的呼声。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集中统一的目的。 在保卫工作上，罗荣桓同志总是根据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工作重点和应注意的问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提出保卫工作 “要特别注意正确区分两类矛盾，要防止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他指示，处理问题“要有宽有严，有张有弛”。他说：“现在暂时困难，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敌人又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作掩护进行破坏活动；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要有意识地松一些，有些问题的处理也要宽一些。松一点，便于我们把问题看清楚，便于让群众认识敌人面貌。宽也是为了严，是为了对敌人分化瓦解，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对哪些应该严，哪些应该宽，他都有明确指示。 在文化工作上，五十年代，罗荣桓同志根据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总政要设文化部，要加强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要坚持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六十年代初，他又针对军队文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强调“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多反映军队生活，反映我军的光荣历史”，“主要的应写武装斗争”。他指示文工团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宣传队的传统，节目要多搞小型的，要多下部队演出，做到“活跃部队，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在群众工作上，罗荣桓同志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经常关心和支援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对枪杆第一的思想”，“教育部队尊重政府”，“随时随地遵守国家法令和政府的一切规定”。要广泛开展拥政爱民，为人民做好事的活动，主动征求地方意见，听取群众批评。对于民兵建设，罗荣桓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兵建设，不能完全用过去的一套，也不能用正规军的一套，要注意服从生产建设，要结合中心去搞民兵工作。 罗荣桓同志很重视总政机关的思想作风建设，强调总政要带好头，给下面做出榜样。他经常教育总政干部，要敢于坚持党的原则，要敢于对干部发生的问题提出批评，要敢于同违背党的原则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是我们的老习惯，光荣传统。”他经常对总政干部讲，对部队来机关办事的同志要热情接待，要使下面的干部来到机关就象回到家里一样。“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要多找干部、党员谈心，谈得越多越好，决不能‘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他指出：“连队政治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要经常研究，帮助解决问题。”他要求机关熟悉连队，为连队服务，多深入连队，搞调查研究。总政的干部下连当兵、代职，回来要写调查报告。他坚决反对机关干部坐在家里闭门造车，乱出点子，给部队制造麻烦，他说，如果这样，还不如睡觉。他常引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到处派“钦差大臣”，使许多地区的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教育大家，坚决反对机关干部到部队乱发议论、随意表态的“钦差大臣”作风。他强调总政机关了解情况要准，经常批评那种一问三不知，只能回答“大概”、“可能”的现象。他要求办事要快，对部队请示的问题能处理的要马上处理，该向上请示的要马上请示，一时处理不了的也要给下面打个招呼，不要让下面久等，应该总政机关办的事不要推到下边去。他很注意培养总政的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准搞花样、唱高调、喊空口号，不准写言之无物的长文件。 罗荣桓同志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机关各部门的作用，倾听群众的意见。他经常找各部的干部开座谈会，不仅找部长，而且找处长和一些干事一起谈。他带病亲自到部队搞调查，召开指导员座谈会，找营、团、师负责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身体不好，不能常下部队，就邀请一些同志到他家谈情况、谈问题。他常说：“领导干部多接近群众，不管从那个角度讲都有好处。”“群众的智慧是宝贵的，一个领导干部遇到了问题，自己闷了好几天想不出名堂来，和群众谈谈话，群众两句话就给你点破了。” 罗荣桓同志领导下的总政治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军乱军的重大障碍。从林彪“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到“四人帮”对总政“打闷棍”，其矛头都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罗荣桓同志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聂荣臻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罗荣桓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领头起立默哀。默哀后，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很有原则性的人，他对敌狠，不背后议论人。党内要有原则性、原则精神。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和贺龙同志、聂荣臻同志，到医院向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表达对罗荣桓同志的无限哀思。 罗荣桓同志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中。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认真学习罗荣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为落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任务，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对罗荣桓同志最好的纪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八期）

第3版()专栏： 评“留尾巴” 高放 人类早在若干万年以前就脱去尾巴了。但是，现在仍有人有尾巴。这不是笑话，也不是寓言，这是现实。不过这是早该截去的政治尾巴。 今天本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王英斌的情况就是一例。本来是革命者，当作反革命抓了，抓错了。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就应该大公无私地予以平反。但是，不，有人硬要留尾巴。“你看过黄色小说……。”云云。黄色小说，我们是要取缔的。但是，《安娜·卡列尼娜》怎么是黄色小说呢？它的作者托尔斯泰不是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给予肯定的评价了吗？怎么看这类书也要当作政治问题给留尾巴呢？真是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不了解，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归根到底，是一个分清是非，分清敌我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许多地区、部门在清理这类积案中，恢复党的传统，增强社会主义法纪，取得很大的成绩，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执行这一政策时，也有人总是扭扭捏捏，拖泥带水，不着眼于分清是非、敌我，而是背着精神枷锁，杂念重重，总要给人留上点尾巴，使一些身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同志，虽然获得了自由，仍是胆战心惊，担心有朝一日再被抓尾巴。 我们党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冤案、假案必须彻底平反，错案必须坚决纠正；全错的全平反，部分错的部分平反，不能一风吹。这里说的“留尾巴”，就是该彻底平反的不彻底平反，有意对受害同志非难挑剔。 “‘四人帮’当时还是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你反他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有严重政治错误”。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反对“四人帮”就是反对“四人帮”，怎么能说反对“四人帮”是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呢？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和反对，正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正是热爱毛主席、捍卫毛主席旗帜的具体表现。他们的正义行动好得很！ “你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实际上攻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怎么能成为一条理由呢？象本报介绍的庄辛辛、蒋林川等同志，都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英雄，怎么能说是反对和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呢？请问：当这些同志毫无畏惧地向“四人帮”挑战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这种判断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这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那里有一丝一毫共同之点？ 还有一种高论。一个受迫害的同志说：“我在狱中听到‘四人帮’完蛋的消息后，万分激动，高呼胜利了！可是，有人竟训斥我说，别高兴太早了。你反‘四人帮’反早了，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好比一场战斗，没打响你先放了一枪，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再听听另一个受害者的揭发：“我出狱后，为了给我留尾巴，说什么别人都看不出‘四人帮’有问题，就你看出来了？你反‘四人帮’是违反组织原则，是错误的，要认真检查，吸取教训。”这么说，不成了顺“四人帮”者有功，反“四人帮”者有罪么？落实政策，还给人家留下“反早了”、“斗争方式不当”、“作法不对”以至“给‘四人帮’通风报信”之类的尾巴，这是为什么？戳穿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过去制造的错误，否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否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修正主义的光明正大的行动。这种说法和作法，同毛主席的教导，同党的方针、政策、作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但事情还没有完。有的单位给人安上尾巴，还要本人“供认不讳”以示其正确。他们诱使反“四人帮”的同志写“检查”的时候竟然说：“反‘四人帮’的内容不用写，悼念周总理的话不用写，就写对毛主席的态度有问题，这样我们也好交代。”同志，该清醒了。硬让人家承认你说的这些话，这不叫“证据确凿”，叫逼供；以这些假话为由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不叫“定性准确”，叫“扣帽子”；人家有理讲理，不叫“诡辩”、“翻案”，叫坚持原则。 人们不禁要问，“四人帮”已经垮台一年多了，为什么党中央多次指示，广大群众一再呼吁，要为受害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有的地方总是充耳不闻，阳奉阴违，暗中抵制？这说明，“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四人帮”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还没有彻底肃清。一些地方的领导人本身就不干净，他们焉能正确对待那些反“四人帮”的好同志？留尾巴这一手就是他们的妙作，可以“证明”我“当初抓你是对的，今天放你也是对的，明天再抓你还是对的”。这种作法，难道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继续在作怪么？ 当前，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正在深入。我们一定要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高度认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错案、冤案，为受害同志彻底昭雪平反。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些反“四人帮”的同志是作得对的。他们能够在那种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培养的结果。如果他们亲眼看到这些同志，会是十分高兴，欣喜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同志就是十全十美了。特别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在政治上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于他们，要诚恳地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总结斗争的经验，而不能苛求、指责他们。 平反冤案，纠正错案，要实事求是，不留尾巴。作好这件大事，关键在领导。《十五贯》里的况钟说：“若百姓含冤，为官心愧。为民请命，即丢官，不后悔。”我们的领导干部，总该比况钟高明多少倍吧！领导通了，领导抓了，事情就好办了。在纠正错案、冤案中，要虚心听取受害者的意见，允许申诉、辩护，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处理“四人帮”造成的冤案、错案，仇恨要集中在“四人帮”身上，为受害的革命同志彻底平反，千万不要硬给他们留尾巴。

第3版()专栏： 不能把大干和政策对立起来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 “农田基本建设一要大搞，二要注意政策。”这是李先念副主席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讲话里强调的一个要点，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中心问题。 农业要大上，为农业增产开拓道路的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大干，这一点，代表们通过从江苏到山东的实地参观，认识是大为提高了。许多农业先进单位由大干到大变的动人事迹，深深教育了他们。看，原先是村破、田瘦、产量低的江苏江阴县华西大队，坚持几年大干，生产跃上了亩产一吨粮的高峰，在平均每人只有八分田的条件下，八年来每人每年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七百六十斤，猪零点八头，禽兔十五只，蛋十三斤。社员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人人住了新房。原来地处穷山恶水间的新泰县，大干三年，治河四十二条，改岭四十五座，建成大寨田三十六万亩，三年来实现了粮食生产每年递增百分之十点二的高速度发展。这些先进单位是怎样由大干到大变的？他们的一个共同体会是：大干必须沿着党的政策的轨道前进，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规划，是引导大干走向胜利的保证。 有少数同志，把大干和政策对立起来，认为要大干就不能讲政策，要讲政策就不能大干。持这种看法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意见却颇有影响。 “要大干，就得搞点平调。”这种论调是错误的。什么是“一平二调”？一平二调就是无偿使用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剥夺农民。我们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依靠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只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走，广大群众积极性不高，甚至消极怠工，农田基本建设怎么能搞得好？大干就是要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只有认真执行政策，才能使农民群众个个鼓实劲，出大力。那种不讲政策的大干，只能鼓虚劲，而且也难以持久，一呼拉上去，一呼拉下来，造成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这是早已为过去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掖县的同志谈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段经历，发人深思。十年前，掖县曾经采用平调的办法，抽调了全县百分之四十的农村强劳动力，大搞水利建设。由于“一平二调”，再加上瞎指挥，全县突击建设的三十座水库，大部分工程质量很差，水利反而搞成了水害，有的水库刚建成就被群众扒平了，当年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损失。一场大干，变成了一次大浪费。认真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最近几年，掖县又组织了一个改造琅玡岭的大会战，在大干中认真执行政策，搞好各社队之间的协作互利，做到合理负担。对民工实行“五定一奖”，即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报酬，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确保多劳多得。政策落实，干劲大增，工程进行得又快又好，第一个冬春就整出了三千多亩大寨田，当年就实现粮食大增产。大干四年，大进四年，昔日的荒山秃岭上，建成了大寨田九千多亩，产量比整治前翻了两番，社员收入年年增加，充分显示了政策的巨大威力。 两种做法，两样效果，事情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这是一种思想糊涂的说法。党的政策，对那些热衷于搞平调和瞎指挥的人，确实是一种限制，把这些人的手脚束缚一下，是大有好处的，这样就能把广大群众的手脚解放开来。大干农田基本建设，我们只能着眼于解放群众的手脚，也就是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田基本建设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搞“一平二调”，违反群众的意愿，只能靠强迫命令行事，群众运动势必成为运动群众。 大干农田基本建设，早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只要政策落实，干部作风端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群众行动起来了，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苏州地区浏河工程就是真正实现了多快好省的一例。这条为二百六十万亩低洼田排水的河道，西连阳澄湖，东通长江，长四十九里，工程量不小。苏州组织了十二万人，原计划大干两个月，结果一个月就胜利竣工，河、闸、林、路、桥一齐建成。工程进行得这样快这样好，大出人们的意料，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高兴地说：“大河小河开过不少，还没有见过象浏河开得这么好！”为什么干得这样出色？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出来了。 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原则上谁都承认。但是，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在实际工作中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呢？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些同志脱离群众，灵魂深处没有摆正个人和群众的位置，他们实际上不承认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他们不体察农民的疾苦，和农民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很少共同语言。他们迷信行政权力，习惯于发号施令。遇到困难，往往忘掉了真正能解决问题、排除困难的是千百万群众。这是他们忽视党的政策的实质。政策观念薄弱和群众观念薄弱，这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重要表现。 一要大干，二要注意政策，这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的农田基本建设中，付出不少学费而总结出来的一条根本经验。全面地正确领会它的精神，坚定地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我们一定能迎来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第3版()专栏：来信 说说我的“尾巴”《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是个青年工人，出身工人家庭。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为悼念周总理，张贴四首词，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于四月二十六日被抓进监狱。 我因为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拥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在频繁的审讯中，我坚持不承认犯罪。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广播了粉碎“四人帮”的巨大喜讯，我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经过一个多月，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于十二月三日获释。 不过，在解除审查时，北京市公安局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把持之下，仍然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在我们这些反“四人帮”的人身上找问题，以证明他们当初没抓错。对我，他们抓了所谓看黄色小说的事。 我一向爱好文学，读过不少中外小说，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于是，他们指责我“看黄色小说，灵魂肮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等等。另外，我还自习写作小说。有爱情内容。他们又指责我“写黄色小说”。这些问题根本谈不到政治错误。为了留尾巴，他们硬说我有“错误”，并逼我写检查。在宣布“审查结论”时，还没收我个人借阅的二十余本小说。在我回到单位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我的领导，抓住我的“尾巴”，继续对我歧视。后来，一些小说陆续开放、出版后，我又口头申诉，有的领导竟说，你看黄色小说这条可以不算，还有写黄色小说呢！我写的所谓黄色小说，已被公安局非法烧毁，有理没法说。如果说，为了平反，要销毁诬陷人的黑材料，那么你烧了我的习作干什么呢？现在，又要给我定罪，又把“罪证”烧掉，是何道理！迫于无奈，我又找到公安局申辩，审我案子的人竟说：“你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四人帮’，你看了那么多黄色小说，就不受一点影响？”我说这些小说已开放出版，难道我还有罪？他大怒：“不给你谈！”并通知传达室，今后不许接待我。出狱一年多，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个人荣辱，可以不计较，路线是非，是要分清的。要为我们这些无辜受罪的人真正平反，就不应留尾巴。希望那些当年跟着“四人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同志，要真正转变立场。 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 王英斌

第3版()专栏： 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　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浏阳县各级党组织对干部实行“四定一评”，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新华社长沙八月二日电　为了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医治“四人帮”造成的“内伤”，湖南省浏阳县各级党组织对干部实行“四定一评”岗位责任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四定”的主要内容，一是定蹲点社队。县委常委、区委和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工作队长，定一个公社，蹲一个生产队；县委工作队的组长、区和公社干部以及大队党支部书记，定一个大队，蹲一个生产队；工作队员、大队党支部委员蹲一个生产队。二是定任务指标。所有定点社队，都要落实增总产、增总收入、增贡献、增积累、增储备、增社员纯收入、增社员口粮，降低生产费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七增两降”奋斗目标。三是定劳动天数。参照昔阳县干部的劳动标准，分别落实到人。四是定工作要求。每个干部一定要带头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坚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评”就是逐月逐季进行检查评比，年终验收总评。 过去，浏阳县各级党组织曾派过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工作，也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些同志工作飘浮，纪律松弛，缺乏责任感。少数人挂名蹲点，点上不见人，以致有些干部在点上几进几出，旧的面貌仍无改变，甚至还减产。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由县委带头，层层举办整风学习班，对照毛主席、华主席关于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搞乱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腐蚀和瓦解干部队伍的罪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肃流毒，治“内伤”，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要切实改变作风，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同时，要有制度作保证。搞“四定一评”就把改进作风具体化、制度化了。 为了搞“四定一评”，县委书记陈再仁带头履行岗位责任制卡片登记手续。他的“四定”的内容不但向县、区、社三级干部公开宣布，而且立卷存档，以便干部、群众监督检查。县委书记带了头，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也认真实行。现在，全县百分之八十五的大队、百分之八十六的生产队，都有一名大队党支委以上的干部驻队工作。他们带着县委印发的“四定一评”登记表，回到自己所定的生产队，同那里的干部、群众共同商量革命和生产大计，一项一项地落实“四定”内容。据今年一月至五月的统计，这个县的十五名县委常委（其中一名长期患病，两名因病住院二十多天），每人平均劳动四十二天半。全县七十八名区、公社党委书记，每人平均劳动六十三点六天，绝大多数干部比去年同期的劳动天数有很大增加。 “四定一评”，重点在评，只定不评，就会流于形式。检查评比实际上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区、公社检查评比，主要有两条措施：一是县委和区委、公社党委组织力量到点上进行检查，区、公社定期出榜公布；二是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的监督作用，依靠社员评比。社员群众对驻队干部的工作和劳动情况最清楚，评论也最公道。从四月一日至七日，全县已组织了第一季度的检查评比。县委常委的点同其他点一样，进行了认真检查。这次检查交流了经验，表扬了一批先进队和个人，同时，批评帮助了个别工作不好的干部，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第3版()专栏： 三十万千瓦水轮发电机转轮试制成功 据新华社沈阳八月二日电 我国第一台分两半铸造的三十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的转轮，最近在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经鉴定质量良好。 转轮是水轮发电机的“心脏”，是国家建设大型水电站急需的关键产品。水轮发电机能否安全运行，与转轮的质量有直接关系。可是转轮制造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不但体积大，重量重，而且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国际上通常用它来衡量铸造水平。 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的这台转轮直径五米五，高三米，重达百吨，是解放后二十八年来我国制造的最大、也是质量最好的一个转轮。 担负这台转轮铸造任务的是一机部系统的“质量信得过小组”——沈阳重型机器厂铸钢车间的大转子小组。这个小组在组长、劳动模范陈富文的带领下，采用了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只用一个半月，就高速度、高质量地把转轮铸造成功。有关部门的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我国铸钢生产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4版()专栏： 科学的总结　深切的教诲 ——中央党校部分学员座谈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 本报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以后，本报记者约请当年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同志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同志们，回顾了当年亲自聆听毛主席亲切教导的幸福情景，联系这几年经历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蛮横践踏党员的民主权利，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罪行。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是一篇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它不仅是当年为我们拨开迷雾，克服困难的指路明灯，也是当前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彻底肃清他们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要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一定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要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了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情景。这是我党有史以来一次规模空前的重要的会议。一九六二年，苏修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国内连年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减产，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在这重重困难面前，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建国十二年来、特别是后四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创造性地把民主集中制提高到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法西斯专政的高度来认识。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毛主席的讲话有强烈的针对性。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作风很不民主，唯我独尊，个人说了算，实行“霸王”专政。他们怕群众，怕群众的批评，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对敢于提批评意见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有一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虚报粮食产量，县委的一位部长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这位书记残酷的打击报复。有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领导干部隐瞒实情，谎报产量，结果造成生产继续下降、人畜死亡。有一百多名干部，联名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没有送到，反而受到批判。类似情况，当时在不少地方存在，弄得大家心里有气，上下互相埋怨，影响了积极性。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心情无比激动，既认清了当时造成困难的客观原因，也看到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的同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深深感到对党、对人民有愧。回去以后，省、市、地区的领导同志，认真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充分发扬民主，热情欢迎来自下级的批评，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党委内部，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心情舒畅，上下一条心，很快克服了困难。结果，不是十年、七年，而是只用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 现在大家敢于讲话了，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仍需肃清 参加座谈的同志，联系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亲身经历，愤怒地揭发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罪行。他们利用窃据的那一部分权力，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恣意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猖狂地践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们狂热地鼓吹“全面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等反动谬论，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反对党的集中领导。对于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则是大开“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任何人稍一违反他们的帮规、帮法，就抓辫子、打棍子，大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在这种法西斯统治下，弄得党内党外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敢怒不敢言，出现了“两人一起讲真话，三人一起讲空话，四人一起讲假话”的极不正常的现象，造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严重挫伤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同志们谈起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那一套摧残民主的法西斯手段，都认为它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无不感到痛心。多亏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否则我们党和国家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真是不堪设想啊！过去，对毛主席说的，闹不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理解不深，经过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才真正理解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值得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深思、再深思！ 同志们高兴地谈到，一年多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使党内党外开始出现了砸烂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冲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的新局面，大家敢于讲话了。现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开发表毛主席的这一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对于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彻底战胜由于他们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困难，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要有一套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制度 参加座谈的同志从历史经验中，特别是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严重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做好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而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关键在于党委领导，特别是 “班长”的民主作风如何。不少同志谈到，林彪、“四人帮”虽然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对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一定不能低估。有些领导同志仍然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总以为自己高明，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下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工作，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则就非得给点“颜色”看看不可，轻则穿“小鞋”，重则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还有些人，对人民内部的一些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学术和理论方面的问题，不是采取平等的、说服和讨论的方式，而是摆出一副贵族老爷的架式，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以势压人，蛮不讲理，有时简直使人以为他们是“四人帮”的“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的继承人！还有一些领导人，被“四人帮”的反动淫威吓破了胆，至今心有余悸，遇事不点头，当家不作主，当“官”不当家，严重丧失了应有的原则性和责任感。他们把个人的荣誉、得失看得比党的事业，比人民的利益还重。 参加座谈的同志们指出，有些人不一定是“四人帮”的人，但他们中毒较深，已习惯于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做法。对这些人，要加强党性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党纪国法和党的传统的教育，对其中屡教不改者，就只好让他们“别姬”下台。要有一套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制度。要提倡自下而上的批评，不要使领导失去群众的监督。要允许人讲话，允许人批评，讲错了也不要紧，不准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充分保证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要提倡领导干部善于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合作共事。一定要在全国各个地方、各条战线造成毛主席倡导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同志们认为，是不是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个思想作风、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世界观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充分发扬民主，就一定要解决好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就一定要摆正一个位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只有真正以勤务员的身份深入群众之中，才能知道群众在想什么，才能听到群众的真心话，才能有知人之明和知己之明，从而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样，群众也就敢于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只要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一些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具备了马克思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一定会发扬民主；如果满脑子是资产阶级的权欲至上和称王称霸的思想，就不仅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必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总有一天要垮台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满怀信心地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经过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全国已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都心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形势很好，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思想和作风符合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附图片） 华主席同贝耶部长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谭副委员长会见冈比亚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由冈比亚政府新闻和旅游部政务次官兰丁·贾洛·松科率领的冈比亚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新华社副社长刘敬之，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晏鸿亮。 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曾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广州、桂林，同新闻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王震副总理会见马耳他客人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晚上会见马耳他国民党领袖爱德华·费内克·阿达米博士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副秘书长李德华，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布蒂吉格总统举行宴会欢迎耿飚副总理 布蒂吉格总统热情赞颂毛主席的理想和事业得到了继承 耿副总理赞扬马耳他政府坚持反霸维护独立的正义立场 新华社瓦莱塔八月一日电　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在圣安东宫举行宴会，招待耿飚副总理。 布蒂吉格总统的夫人和明托夫总理出席了宴会。耿飚副总理的夫人赵兰香出席了宴会。 布蒂吉格总统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对耿飚副总理访问马耳他表示欢迎。 布蒂吉格总统说：“当一个国家长期昏睡的时候，历史常常决定吹起复苏的号声将它唤醒。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吹响这一复苏号角的人正是毛泽东，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个在各方面都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象钻石一样光芒四射，每个方面都闪烁着奇辉异彩，瑰丽夺目，他是文武兼备的领导人、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今天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并没有死，他仍然活着。他的精神今天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理想和事业正在由他的继承者卓越地来实现，这些人当中有的今天就在我们面前。” 布蒂吉格总统说：“马耳他人民非常钦佩中国人民。”“确实，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为马耳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感谢你们在我国总理三次访问贵国时所给予的热烈欢迎。” 布蒂吉格总统最后说：“你们和你们代表团的来访将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远程来访问我们这个小岛。我们希望你们在此停留期间愉快，在会谈中取得圆满的成功。” 耿飚副总理在答词中对布蒂吉格总统和夫人、明托夫总理、马耳他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屹立在地中海中心的马耳他共和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国家。马耳他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每一次外来的入侵都遭到英雄的马耳他人民的顽强抵抗。“我们高兴地看到马耳他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所进行的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耿飚副总理接着说：在取得独立以后，马耳他政府和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继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马耳他政府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重视发展同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马耳他政府关心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对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和扩张保持警惕，为维护地中海的稳定与和平在国际上仗义执言，提出要使地中海成为地中海各国人民的地中海。”“中国政府和人民注视着马耳他在前进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坚决支持它在国际上所持的正义立场。” 耿飚副总理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加强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强弱，应该一律平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始终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一个地区的事情，要由有关国家来管，世界的事情要由全世界各国共同来管，决不允许超级大国发号施令、垄断包办。” 出席宴会的还有马耳他政府副总理兼司法、土地、住房和议会事务部长约瑟夫·卡萨尔等高级政府官员，马耳他工党主席利奥·布林卡特和国民党副领袖吉多·德马科等。陪同耿飚副总理访问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以及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之平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布蒂吉格总统在圣安东宫把他自己写的一本诗集赠送给耿飚副总理，耿飚副总理也向布蒂吉格总统回赠了礼品。 七月三十一日这天，耿飚副总理一行在工程和体育部长洛里·桑特和马耳他驻中国大使福拉切的陪同下访问了马耳他的第二大岛戈佐岛，参观了五千年前的甘蒂贾庙的遗迹以及岛上的其他地方。 新华社瓦莱塔八月一日电　马耳他共和国总统安东·布蒂吉格八月一日上午在总统府接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及其一行。 布蒂吉格总统同耿飚副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带领中国客人参观了总统府所在的古老建筑物。接见时在座的有马耳他工程和体育部长洛里·桑特和马耳他驻中国大使福拉切。 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之平也参加了接见。 早些时候，耿飚副总理拜会了马耳他议会议长卡尔西东·阿吉乌斯，宾主互赠了礼物。 新华社瓦莱塔八月二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八月一日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马耳他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工程和体育部长洛里·桑特，发展、能源和邮电部长维斯廷·阿贝拉，工业、渔业和农业部长丹尼·克雷莫纳，总检察长埃德加·米齐，外交部常务秘书莫里斯·阿贝拉，马耳他航空公司和马耳他海运公司董事长艾伯特·米齐和马耳他驻中国大使福拉切。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和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之平等。（附图片） 图为宴会前布蒂吉格总统（中）、明托夫总理（左）和耿飚副总理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索马里隆重举行贝莱特温——布劳公路竣工典礼 阿布卡尔副总统指出公路胜利建成进一步加深了索中人民的友谊 陈慕华副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索马里人民反帝反霸的斗争 新华社摩加迪沙八月一日电　由中国援建的贝莱特温—布劳公路的竣工典礼八月一日在索马里北部图格迪尔州的布劳市隆重举行。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的陪同下当天乘飞机到达布劳市参加竣工典礼。 同机到达的还有代表团副团长：中国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百发，代表团团员、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以及索马里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卡欣。 今天，布劳市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数千名索马里群众挥动着索中两国国旗，用中国话高呼“热烈欢迎”，迎接中国代表团。公路旁边还矗立着“索中友谊万岁”的标语牌。 竣工典礼在公路桥附近举行。在那里挂着西亚德总统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索中两国的国旗迎风飘扬。 陈慕华副总理和阿布卡尔副总统为这条公路和公路桥的通车剪彩。 阿布卡尔副总统和陈慕华副总理先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讲话。 阿布卡尔副总统说，这条公路的胜利建成将在各方面有利于索马里的经济。它有助于把南部的农业地区和中部、北部的非农业地区连结起来，从而鼓励南方的农民增加生产以满足北方消费者的需要。这条公路还有利于将畜产品运往伯贝拉港和摩加迪沙港。 他说，在公路工程的建设期间，两千五百名索马里工人受到了各种技术的训练。这本身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阿布卡尔副总统指出：“毫无疑问，这种宝贵的援助将进一步加深和巩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说：“如果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完全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合作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话，我们两国关系中的这些成就将是不可能的。” 他说：“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通过献身于工作和友好合作赢得了索马里人民的信任和钦佩。” 陈慕华副总理发表讲话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索马里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公路建设的中索两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陈副总理接着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力量有限，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向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提供一些微薄的援助。我们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一九六四年访问索马里时，曾发表了中国对外提供援助的八项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事实确实如此，索马里政府和人民一贯给予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以鼓励和支持。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是深为感激的。” 陈副总理说：“贝莱特温—布劳公路贯穿索马里南北，绵延千里。它的建成与索中两国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是不可分的。施工过程中，西亚德总统亲临工地视察指导，看望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忠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分关心公路的建设，曾指示设计人员公路工期不能过长。在索马里政府的直接指导和大力支持下，两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保质保量如期地完成了任务。不久前，西亚德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华国锋主席亲自告诉西亚德总统，派我率代表团参加公路竣工典礼。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推动了这条公路顺利建成。” 陈副总理最后指出：“中国政府将永远珍视中索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索马里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我们将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努力。” 讲话后，阿布卡尔副总统和陈慕华副总理代表各自的政府在这条公路的移交议定书上签了字。 这条公路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开始修建，最近完工。在过去五年里，索中两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酷热、风沙等带来的困难，共同劳动，修建了这条经过五个州、全长九百七十公里的公路。经过雨季的考验，公路质量良好。 当天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阿布卡尔副总统的陪同下，离开布劳，前往哈尔格萨。

第5版()专栏： 我驻朝鲜等国使领馆分别举行招待会 热烈庆祝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缅甸、老挝、泰国、伊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阿富汗、扎伊尔、卢旺达、赞比亚、马里、刚果、莫桑比克、多哥、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塞浦路斯、斐济、上沃尔特、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希腊、法国、加拿大、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馆和驻桑给巴尔领事馆分别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朴重国中将，缅甸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觉廷上将，老挝总理府部长沙立·冯坎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理府部长西沙瓦·乔本潘，泰国国防部长纽玛利、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乍伦·逢帕尼上将，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众议院议长阿卜杜拉·里亚齐、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代表、国防和领土安全部国务秘书埃卢基，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总书记博纳旺蒂尔·哈比马纳，赞比亚国防部国务部长、国防军司令祖泽，丹麦国防大臣保罗·瑟戈尔、国防司令部参谋长克里斯滕森，比利时国王武官侍从室主任阿尔贝·伯隆迪厄中将，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安东·贝尼亚，希腊议会议长季米特里奥斯·帕帕斯皮鲁等各国许多高级军政官员。 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铁雷举行的宴会上，朴重国中将在讲话中赞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目前在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说，在金日成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深切关怀下，朝中友谊正在盛开鲜花。他表示要竭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

第5版()专栏：索马里通讯 沙漠“动脉” 在索马里，最近建成贝莱特温—布劳公路。它从南部的贝莱特温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加罗韦向西北，到达北部的重要城市布劳，全长近九百七十公里。这项工程是根据索马里、中国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由中国援建的。在贝布公路正式移交前夕，记者参观了这条穿过浩瀚的荒原和沙漠、被人们称为沙漠“动脉”的宽阔的公路。 贝布公路修建以前，这里只有简易的便道可通。在干旱季节，人们乘汽车从贝莱特温到布劳，需要一星期以上；每逢雨季，汽车常常陷入泥沼，难以通行；南北交通几近断绝。如今，人们乘车走完贝布公路全程只需二十四小时。这条公路南端与摩贝公路相接，直通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港口；北有公路直通北部重要港口伯贝拉，成为沟通索马里南北交通的要道。 酷　热　少　水　无　所　惧 地处热带的索马里，终年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最高气温达摄氏五十度。中国施工人员初来时不适应气候，不了解当地水文地质情况，加上公路沿线地质结构复杂，有的地段溶洞分布较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他们同索马里朋友密切合作，艰苦奋斗，终于一一战胜了它们。 一九七五年，公路工程进入无水区。在一百六十公里长的地段内没有一眼水井，施工用水必须从远处运来，运水距离最远的有七十多公里，靠各工程队的水车运水，每天仅能修筑路基零点一公里。在这样的困难面前，索、中两国工人斗志昂扬，为了把公路早日建成，许多人加班加点地工作，眼熬红了，人累瘦了，仍然不肯休息。一进入雨季，又带来新的问题，每天都下好几次瓢泼大雨，造成洪水横流，交通中断。在工地的人难以返回驻地，他们就身穿淋湿的衣服，坚持战斗在工地上，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几口干粮。但是，雨季也带来了好处，可以利用雨水施工，解决缺水的困难。中、索两国工人创造了抢雨施工的经验，他们为了减少往返驻地食宿的时间，甚至在路边用几块石头支上一口锅，自己煮饭吃，在汽车上搭床，轮流休息。这样，一个月完成了相当平时运水施工四个月的工程量，取得了重大胜利。 修建约戈里大桥时，遭到暴风雨和洪水袭击，清理出来的基坑被水淹没，坑内全是污水和淤泥，妨碍了施工进展。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索、中两国工人决心用人工排除淤泥。他们站在梯子上一桶一桶地把淤泥排出。正在紧张的斗争中，另一场暴风雨又袭来，就这样，连续四次基坑被淹，挖淤四次，终于及时完成了清基任务。 从　当　地　实　际　出　发 公路修建过程中，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坚持实事求是，大搞调查研究，取得了多快好省的筑路经验。全线除设中心试验室外，各工程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对保证工程质量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公路每段都先作试验路段，验证工艺以后再大面积施工。 在公路技术组的办公室里，总工程师李昌泽向记者介绍了如何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经验。公路的碎石用量很大。开始路面设计用机轧碎石，不但碎石机不够，而且需占用大量劳力。如用水泥稳定，共需水泥十万吨，成本很高，且因当地风沙大，气温高，缺水，施工养护都不易控制。经过施工人员反复调查和试验，发现公路沿线有丰富的天然碎石可利用，只要筛去泥土和掺配适当的机轧碎石，就能保持足够的强度。这个利用公路沿线天然碎石的经验在全线推广以后，不仅节约了一千二百万索马里先令的资金，而且对缩短工期，提前完成筑路工程起了积极作用。 过去，索马里政府曾要求西方国家援建贝布公路，但都遭到拒绝，据说原因就是缺水，解决施工用水费用太大。但是，索、中两国工人敢于藐视困难，他们一方面采取开渠引水、打井取水、挖蓄水池等办法解决一部分施工用水，另一方面创造了抢雨施工的经验，抓住每年四、五月和九、十月雨季的有利时机，大打抢雨施工之战。近三年来，通过抢雨施工完成的路基工程量占全线工程的三分之一以上，节约用水五十六万吨，水费七百多万索马里先令。索马里公共工程部长穆罕默德·哈瓦德·马达尔意味深长地说：“有人曾对中国在索马里的自然环境下修建这条公路的能力表示怀疑，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事实作了回答。” 互帮互学　情深谊重 记者来到公路第二工程队，访问了索马里工人努尔·穆罕默德·亚丁。他于一九七三年参加公路建设，如今已能熟练地操纵装载机、铲运机和推土机。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和我同来工地的许多索马里人，原来都是普通牧民。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在中国工人兄弟的真诚帮助下，现在我们不仅能开机器，而且听它的声音就知道有没有毛病。” 随着公路的建成，索马里自己的一批技术工人已茁壮成长起来。几年来共培养出了包括三十四个工种的二千一百多名技术工人。他们可以独立进行测量放样、开山放炮，对于各种筑路机械会独立操作和修理，能排除一般故障。其中还有三十多名女电焊工、女压路机手、女机床工、女修理工等，作为索马里第一代女机械筑路工人成长起来。马达尔部长高兴地说：“这批工人将成为我国建设公路的重要力量，这比修一条公路的意义更大。”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关心贝布公路的建设，曾经对这条公路的建设亲自作过指示。贝布公路的修建始终得到索马里政府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西亚德总统、库勒米副总统和索马里政府一些部长们都先后到工地视察和指导，他们对工程的进展和质量表示满意。 几年来，中国专家和工人经常得到索马里人民的大力帮助。索马里朋友热情地、有时甚至是忘我地帮助中国工人解决各种困难的事例，屡见不鲜。一次，在清除灌木丛时，突然一条毒蛇向中国工人张忠扑来。索马里工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阿卢斯在推土机上看到了，他立即跳了下去，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张忠，并迅速用石头砸死毒蛇，保护了张忠的安全。有一次，公路技术组的两辆小车在路上陷入泥坑之中，从上午直到天黑，连下三场大雨，平地涨水一尺多深，车子开动不了。附近村庄的村民知道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三十多人步行了十多公里，带着铁锨来帮助他们把车子推出泥坑。在整个公路修建过程中，每当公路修到村庄或城镇时，那里的男女老幼都会前来欢迎中国工人，有的还送来西瓜等他们生产的瓜果。他们用索马里语热情欢呼：“希那，菲扬巴登（中国好）！”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修路之余，也积极帮助沿路人民解决困难。在沙漠地区，水就是生命。公路沿线打了三十六眼水井，虽然施工用水十分紧张，但每口井也都给当地人民供水，每天都有大批牛、羊、骆驼到井边饮水、驮水，汽车司机也常常随车带上一大桶水，以便送给沿途缺水的群众。 索马里公共工程部总工程师、贝布公路索方总陪同官穆罕默德·阿里·马甘对记者说：“我从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中国人民是索马里人民最真诚的朋友。索、中友谊将象贝布公路一样，永远铭记在索马里人民的心中。” 新华社记者　李人怡

第6版()专栏： 铁托和人民 ——访问南斯拉夫通讯之一 中国新闻代表团 七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具有重大意义的南共联盟十一大刚刚开过，代表团所到之处，无论是在高楼林立的“白色之城”贝尔格莱德，还是在山青水秀的亚得里亚海滨城市斯普利特；无论是在欣欣向荣的克罗地亚共和国，还是在被称为不发达地区的马其顿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都看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正为实现铁托同志在十一大报告中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我们是铁托的，铁托是我们的”，这是每逢南斯拉夫举行群众性集会时，人们满怀亲切而自豪的感情高呼的口号。它生动地反映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铁托同志的爱戴和尊敬。铁托是铁，这铁的力量来自人民，代表团访南期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访　铁　托　旧　居 铁托同志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克罗地亚西北部山区一个名叫库姆罗维茨的村子里。中国新闻代表团一到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就怀着崇敬的心情，驱车访问铁托旧居纪念馆。 当年，这里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山谷。铁托同志的父亲和叔父合住着一座普通的农舍。我们走进小小的院子，通过狭小的前厅，来到右侧的一个套间。说是套间，其实只是一间半房。铁托的父母和他们的十五个孩子，包括排行第七的铁托，就挤在这里生活。 铁托同志曾经回忆说：我的童年是艰苦的，家里的孩子成群，而且常常不够吃，只有亲戚来访的时候，才能得到一块比平常大一点的面包。 厨房也很窄小，两家共用。厨房里有一个手推的石磨。解说员告诉我们，铁托同志后来回忆说，他七岁的时候，就用这个石磨磨玉米面；他记得石磨很重，推起来很吃力。看来，铁托同志从小就承受了远非他的年龄所能够承受的苦难。这是阶级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为了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摆脱这种苦难的生活，铁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当初是铁托的叔父居住的房间里，现在陈列着一些珍贵的图片和实物，简明地介绍了铁托同志革命的生平。我们看到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斗争被捕时报纸上刊登的照片；看到了德国法西斯用十万金马克通缉铁托的悬赏令；看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铁托率领游击队走遍南斯拉夫河山的示意图；也看到了战后三十多年铁托同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为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而辛勤奋斗的足迹。 在　萨　格　勒　布 告别了铁托旧居，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而行。这座山名叫黑熊山，公路两侧都是高大的松林。太阳下山了，林中的公路一片漆黑。突然，透过森林的隙缝，我们看到山下一片灯海，绚丽多彩，陪同的南斯拉夫同志说：我们又回到萨格勒布了。 萨格勒布现在是南斯拉夫的第二大城市。铁托同志青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参加工人运动，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里的许多地方，都有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一九三七年铁托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于一九四○年十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就是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南共的派别活动很严重，组织涣散，斗争无力，党处于危机之中。铁托认为，派别活动是在党的上层，而党的基层是健康的。铁托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坚决消除派别活动，并作出决定：党的领导必须在国内，而不能在国外；党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而不能依靠外部力量。铁托的这些思想，表明他了解广大的党员，了解人民，信任人民。他要把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依靠党和人民的联系，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这次会议完全消除了派别活动，选出了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为一年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次会议，实际上起着代表大会的作用，标志着南共发展的新阶段。 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在萨格勒布市郊，一座两层楼的住宅里，秘密举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零五名代表，聚集在这座小楼里，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眼皮底下，召开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会议，是多么危险啊！然而，南共巧妙地利用当地正在进行的一项纪念活动，转移了军警的注意力，胜利地开了四天会。会议是在只有两间屋子大小的楼上召开的，长条木板凳占去了一大半地方，周围墙上贴着用各民族文字写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谁能想到，就在这小小的房间里，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做出的决议，竟关系到南斯拉夫全体人民的命运，影响到整个南斯拉夫历史的进程。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铁托同志说：“下次会议我们将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召开。”六个月后，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果然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仅仅十天，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权和军队就完全崩溃了。当时有一万二千名党员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铁托同志领导下，象一个人似地站了出来，领导人民同法西斯强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自由和解放。在整个战争中，当初的一万二千名党员牺牲了九千人；后来发展的党员中又有四万人献出了生命。整个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牺牲了一百七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百分之十。 萨格勒布的同志，也同代表团接触过的其他地区的南斯拉夫同志一样，非常珍惜铁托同志领导他们打天下的光荣历史。《信使报》总经理格鲁依奇同志在同代表团座谈时说：“我们同你们一样，是用血来换取了今天的胜利；我们也同你们一样，象保护眼睛一样来保护革命的成果。” 铁　托　乌　日　策 代表团还冒雨访问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铁托乌日策。这座以铁托命名的城市，就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南斯拉夫影片《六十七天——乌日策共和国》故事发生的地方。在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最初的日子里，南共在这里开创了第一个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建立了神话般的乌日策共和国，虽然它只存在了六十七天，却照亮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参观了铁托同志领导游击战争的指挥部，也看到了许多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非常相似的实物和图片：土法制作的手雷，脚踩的印刷机，男女群众用双手掀翻铁路，妇女们为战士制作的棉衣，支前用的担架……这一切，都使我们如同置身国内的任何一个革命博物馆。代表团的每一个同志，都深切地感到，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同志领导下，走过了一条同中国人民极其相似的道路，这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侵略者，解放自己的国家。 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冒雨沿着当年铁托同志率领总指挥部和游击队主力部队撤退的山路，继续访问。这次撤退，是铁托同志亲自指挥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担任阻击任务的是一个工人营，他们同十多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全部牺牲在卡提尼亚查山岗上，其中最年轻的工人只有十五岁。而指挥部和游击队主力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后，成立了南斯拉夫第一个无产阶级旅，成为一个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 等我们来到山顶时，雨越下越大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矗立在高山之巅。这是战后为了纪念这次战略大转移中牺牲了的英雄们建立的。代表们冒着大雨，登上雨雾迷漫、松柏常青的山顶，向纪念碑敬献了鲜花。 这一天，我们在附近的金松岭的一个疗养院住了一宿。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疗养院的所在地，就是当年游击队医院的所在地。它海拔一千多米，具有大陆性气候、高原气候和海洋气候三种气候的特征，很适宜手术后的病人休养。在疗养院里，我们遇见不少老战士，也遇有教师、工人和妇女。他们都是免费到这里来休养或接受治疗的。在南斯拉夫，凡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都被称为“老战士”，并有自己的组织，叫作“老战士协会”，它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社会政治组织。老战士们谈起当年残酷的战争和今天幸福的生活，都对铁托同志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金松岭时，太阳出来了。汽车在山路上行驶，昨天的雨水把山山岭岭洗刷得更加秀丽，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对面山坡上用石块砌成的一条塞尔维亚文标语：“铁托，我们的骄傲”。这可以说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共同感情。 力量来自人民 在战争年代，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依靠人民战胜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在战后的年代里，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也是依靠人民顶住了外来的压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闻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听到南斯拉夫人民热烈赞扬他们实行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南斯拉夫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实行自治制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九五○年，根据铁托同志的建议，议会通过了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的法令，从此开始了工人自治。以后，工人自治的权力不断扩大。现在，南斯拉夫的自治已经从工矿企业发展到文教、体育、卫生，直至国家机关，形成了贯串于南斯拉夫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除了共盟和军队）的一套制度。只不过由于各个单位的性质和任务不尽相同，工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不一样。我们听取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共盟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议会的领导成员，工人委员会的主席，普通的工人和一般的干部以及被“招聘”的经理、厂长、报刊主编，对南斯拉夫实行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介绍和评论，都认为它是适合南斯拉夫情况的。为什么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很快？为什么南斯拉夫工人有很高的主人翁责任感？实行自治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我们看到了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共联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组织群众的力量的。南斯拉夫的同志告诉我们，铁托同志经常到群众中去。就在最近，十一大后，他还到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唯那共和国的一些地方。他参加了纪念苏捷斯卡战役三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并参观了“苏捷斯卡战斗纪念馆”。苏捷斯卡战役，是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铁托同志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负伤的。在这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上，铁托号召年轻一代保持和发扬“苏捷斯卡精神”，把它作为南斯拉夫人民为建立日益美好的生活、为加强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而斗争的永不消失的激情。铁托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夹道欢迎。有的地方，人们纷纷向他乘坐的敞篷汽车掷献鲜花。见到这种情景，铁托同志总是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当电视台播送铁托同群众见面的这些极其热烈的场面时，观看的同志都为这种领袖与群众的亲密关系而深受感动。 我们在南斯拉夫访问，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也不由得想到了许多。其中的一点就是，铁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是南斯拉夫的面貌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6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当局继续驱赶和迫害华侨责任不容推卸 七月二十九日，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代表约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继续歪曲事实真相，诬蔑中国“煽动”华侨回国，同时无理要求中国“开放口岸，让被拦阻在友谊关口岸和北仑河口岸的华人去中国”。在刚刚作出“同情”“被拦阻华人”的姿态以后，八月一日和二日，越南方面就向友谊关口出动了几十名公安人员，在某些人指挥下，殴打滞留难侨，抢夺他们的财物，纵火焚烧他们的席棚，甚至鸣枪胁迫华侨冲进中国境内。 目前，滞留在友谊关口和北仑桥越方一侧的华侨已达三千多人。他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备受煎熬。这种境况，孰令为之？孰令致之？事实早已提供了答案：这全然是越南当局蓄意造成的。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代表反诬中国“煽动”这些难侨回国，妄图推卸责任，完全是徒劳的。八月一日和二日在友谊关发生的事件，就是越南当局有计划、有目的地迫害和驱赶华侨的又一有力的证明。 去年十月以后，中国方面就曾多次通过内部交涉，一再希望越南方面停止迫害和驱赶华侨和很早以前迁居越南的边民，以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可是，越南当局置中国方面的劝告于不顾，反而变本加厉，不断驱赶华侨。从今年年初到七月上旬，他们先后把十多万难侨从陆路赶到中国境内。越南当局迫害和驱赶华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中国方面竭力采取克制态度，劝他们以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执行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的协议，不要使事情继续恶化。但是，他们反而倒打一耙，说中国“煽动”华侨回国，这种谎言骗得了谁呢！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成千上万华侨被驱赶回国，给中国在难侨安置、边境管理和边境人民生产等方面造成很大困难。同时，越南方面还乘把大批华侨驱赶回国之机向中国派遣特务，扰乱中国边境治安。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七月十二日，中国方面根据中越双方关于中越边境管理的协议，决定执行边境管理的规定。这一规定，并不是越南方面所宣传的“关闭口岸”，而是要求华侨回国必须持有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发给的“归国证明书”和越南方面的出境签证。这不仅符合中越双方关于边境管理的协议，也完全符合国际惯例。遗憾的是，越南当局对中国这一合理合法的措施不但不予以合作，相反，仍然一意孤行，照旧采取各种手段驱赶华侨，把没有办理回国手续的一批又一批华侨赶到口岸。七月中旬，越南公安人员一次就从越南的姑苏岛驱赶二百多名华侨，用船运到芒街，随后又用枪口胁迫他们到北仑桥畔的中国东兴关口。从七月十二日到二十八日的短短十多天内，就有四千多人被赶到中越边境。这些难侨中有些人经中国边境管理人员讲清道理，要到河内中国大使馆领取“归国证明书”，但遭到越南方面的阻挠。一些华侨本来已经领到的证明书也被强行没收，致使他们不能顺利回国。此外，越南方面还横蛮地阻挠一些经中国方面劝说后愿意返回原住地的华侨回去。三千多难侨之所以滞留在友谊关口和北仑桥，就是越南当局这些恶毒做法造成的结果。现在，越方在友谊关关口又制造新的事端，胁迫华侨冲关。在这一桩桩不容置辩的证据面前，说中国“煽动”华侨回国，这不仅背离事实，而且岂不是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也公然不顾了么！ 十分清楚，越南方面继续驱赶和迫害华侨，是目前几千名难侨滞留在友谊关口和北仑桥的唯一原因，这个责任是越南当局无法推卸，也不容推卸的。在中越两国副外长即将就全面解决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开始谈判的前夕，他们却挑起新的争端，鸣枪胁迫难侨冲关，这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 “解铃还是系铃人。”对于妥善处理滞留边境口岸的难侨问题，越南方面负有完全的责任。我们再一次劝告越南当局，不要再用中国“煽动”、“号召”华侨回国、“中国强迫华人迁居”之类的谎言，掩盖自己歧视、迫害、排斥、驱赶华侨的错误政策，委过于人。 解决滞留在关口的难侨这个问题的合理合法的办法，只能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中去寻求。这就是：越南当局应当立即完全停止驱赶华侨的行动；认真解决滞留在口岸的难侨的困难；这些难侨如果要求返回原住地，越南当局不应刁难、阻挠；对要去河内办理“归国证明书”的难侨，则应当提供方便条件。象越南当局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一日、二日这样玩弄手法、毒化谈判气氛，特别是野蛮地驱赶和威胁难侨冲关，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为中越双方解决关于华侨问题的争端设置新的障碍，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越南方面应负全部责任。

第6版()专栏： 我“明华”、“长力”号返抵黄埔港 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亲切慰问全体工作人员 新华社广州八月一日电　我国派往越南接运难侨的“明华”、“长力”号轮船已于七月三十一日返抵广州黄埔港，回国待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罗范群，以及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徐绳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于八月一日登上“明华”、“长力”号轮船亲切慰问全体船员和工作人员，热烈赞扬他们一个多月来不畏强风和巨浪，战胜困难，坚守岗位的革命精神。

第6版()专栏： 越南当局鸣枪驱赶二千难侨涌进我友谊关口 我边防检查站强烈抗议越方这一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新华社友谊关八月二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八月一日下午七时左右，越南当局指使其公安人员在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制造了鸣枪驱赶约二千名难侨涌进我边境关口的严重事件。 这一严重事件是越南当局坚持迫害、驱赶华侨的政策，蓄意破坏中越关于边境管理协议的又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在我国从七月十二日开始严格执行关于边境管理的规定以后，越南当局继续把没有办理回国手续的难侨从各地驱赶到中越边境，以致滞留友谊关外越方一侧的难侨达到三千多人。十多天来，越方为了继续破坏边境管理协议，曾用欺骗、煽动、恫吓等手法妄图把这些难侨驱赶到中国境内，但是没有得逞。七月二十九日，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代表约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公然要求中国方面“开放口岸”，让滞留在友谊关口岸和北仑河口岸的“华人去中国”。紧接着，八月一日，在友谊关附近，从同登到越方关口的公路上，突然出现十多辆小汽车，来往频繁。这些迹象表明，越南当局正在有计划地进一步破坏关于边境管理的协议，阴谋胁迫难侨冲关。果然，八月一日下午六时左右，从同登方向开来十多辆大型汽车，随车来的三、四十名越南公安人员和便衣人员，抢夺难侨的行李。有的难侨上去讲理，便遭到越南公安人员毒打。难侨王华章当场被打倒在地，不省人事。有些越南公安人员连续鸣枪，制造恐怖气氛和紧张局势。这时，聚集在公路上的数千名难侨顿时大乱，许多难侨慌忙丢弃了行李和帐篷，拚命跑到边界线中国一侧。据估计，在越南公安人员的武力胁迫下，约有二千名难侨已涌进我友谊关口。 记者发电前不久，即八月二日凌晨二时左右，越南公安人员已开始纵火焚烧难侨为防雨和住宿所搭的席棚，断绝难侨的退路。 上述事件发生后，我友谊关边防检查站人员前往会晤越南边境管理当局人员，向越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越方蓄意破坏边境管理协议的事态，我方正密切注视中。

第6版()专栏： 美国国会决定增加国防开支 外电说预算反映美对苏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忧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九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关委员会七月二十八日举行联席会议，同意批准一项三百七十亿美元的军事采购法案，为从今年十月一日开始的一九七九财政年度中采办和研究新武器提供经费。 这一法案规定开支的经费，比卡特政府原来提出的预算还要多十五亿美元。 这一法案授权拨款六十二亿美元用于建造十五艘新的舰船以加强海军力量。 法案还规定用二亿一千万美元来研制巡航导弹，用十五亿美元来采购九百辆新型坦克。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已经通过的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亿美元，比卡特政府原来要求的增加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众院拨款委员会提出的这一预算数字“反映了它对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