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庆祝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邓副主席致祝酒词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盛大招待会。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聂荣臻、赛福鼎、陈云、谭震林、李井泉、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谷牧、康世恩，出席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并在主宾席上就座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外交部部长黄华，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政委王平。 今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毛主席和华主席身着军装的巨幅画像并排高挂在主席台中央，两边排列着十面红旗。 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汪副主席和党政军其他领导同志步入宴会厅时，全场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外宾有：以柬共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为团长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奥托·雷施，各国驻中国使节、大使馆武官和他们的夫人。 邓小平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致祝酒词。他代表华主席，代表国防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大民兵和烈军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出席招待会的贵宾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他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五十一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他说，我军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跟随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解放全国人民，开创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在保卫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大好河山的艰巨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伟大进军中，我全军指战员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贯彻落实军委会议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争取时间，加快步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他强调说，当前的世界上，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疯狂扩军备战，到处钻空子，抢占军事要地，掠夺战略资源，使战争因素明显增长。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军必须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把我军建设成为经得起现代化战争考验的钢铁长城。 他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要学大庆、学大寨、学全国人民；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的群众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加强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要加强民兵建设和人民防空工作；要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加速我军装备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招待会洋溢着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爱萍、张才千、李达、王尚荣、何正文、伍修权、迟浩田、徐立清、傅钟、黄玉昆、颜金生、张令彬、饶正锡、张贤约、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曹思明、李耀、谭政、王建安、傅秋涛、孙毅、喻缦云、万毅、李耀文、洪学智、宋时轮、肖克、段苏权、陈漫远、杜义德、刘道生、高厚良、余立金、宋承志、金如柏、李水清、黄新廷、钟汉华、谭善和、王六生、陈再道、吕正操、旷伏兆、秦基伟、傅崇碧、吴烈、杨俊生、李人林、孔原、戴镜元、张正光、江文、彭清云、柴成文； 中共中央各部门、人大常委会机关、国务院各部门、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张耀词、胡绳、马文瑞、张平化、胡耀邦、冯铉、罗青长、李贵、王惠德、秦川、熊复、杨西光、马纯古、韩英、曾宪植、仲曦东、刘振华、章文晋、余湛、王殊、楚图南、顾明、袁宝华、韩光、蒋南翔、胡嘉宾、赵苍璧、程子华、李强、石林、杨立功、唐克、周子健、刘伟、吕东、王子纲、张珍、柴树藩、郑天翔、肖寒、张文彬、孙敬文、钱正英、钱之光、梁灵光、段君毅、郭建、朱春和、张劲夫、李葆华、姚依林、陈国栋、黄镇、刘西尧、江一真、徐寅生、胡克实、胡乔木、王伏林、苏静、林海云、邓力群、曾涛、林修德、曾绍东、张香山、张策、王子野、王冶秋、糜镛、沈图、沈振东、孙大光、康永和、李开信、刘卓甫、陈先、白向银、王大钧、须浩风、赵凡、罗玉川、肖鹏、饶兴、邹瑜、李乐山、刘秉彦、叶籁士、魏今非、李梦夫、刘毅、卢绪章、杨寿山、武新宇、齐燕铭、贾庭三、王磊。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周士第、张天云、唐天际、李寿轩、李天焕、刘型、李一氓、张启龙、凃国林、柯麟、李逸民、赵镕、李贞、何连芝、薛明、林月琴、汪荣华、黄杰、张瑞华、林丽韫； 董其武、冯梓、赵宗礼、黄友寿。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进单位、英雄模范人物、民兵、烈军属和工人、农民代表：姜泗长、沈志宏、李恩宝、韩忠孝、胡寿根、吴幼芳、孙志、尹铭德、王洪桂、刘瑞田、刘贺生、王学礼、张锡田、陈永祥、徐庆文。（附图片）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国防部七月三十一日晚举行盛大招待会。 左下图：宾主步入宴会厅。 右下图：邓小平副主席在庆祝建军五十一周年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宋成副总理 华主席在同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的同志谈话时说：“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柬共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 会见时，华主席同宋成副总理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就一些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华主席说：“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 宋成副总理转达了柬共中央书记、副书记对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的问候。 华主席也请宋成副总理转达他对波尔布特书记和柬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参加了会见。

第1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吴克列中将 华主席同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的同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 华主席对朝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前夕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吴克列中将首先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华国锋主席的问候。 华主席请吴克列中将回国以后转达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对金日成主席的良好祝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

第1版()专栏：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编者按：一九四四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五十一周年，特将全文公开发表，供全党全军学习。 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干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一年以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予的任务的。 一年工作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上，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这些改造与进步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的若干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去年的开荒、锄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现在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军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增强了。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违反纪律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转变，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大进步的一年。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真正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去做；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样快的成绩。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这种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销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一定不会变好。但在一 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 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 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 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的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但因为揭发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的转变过来了。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与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主义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去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的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懂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喊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我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旅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的竞赛方式。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机，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做起来的。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后来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到了成功。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的，竞赛热情就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督促。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落后分子比较中间分子又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但是当我们鼓励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例如在生产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自愿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的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纯的惩办，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谩骂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纯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与肉罚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罚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必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他。 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 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他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种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内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各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所有这种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巩固正当的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的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合作。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中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干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汇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 此外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哪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做一种负担，当做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问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大多是消极地向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议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拚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的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但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彻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 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结果呢？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他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查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问题，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平均主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即使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经验已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 中的一些规定 根据上述陕甘宁边区部队一年工作的总结与全军历史上的一些总结（不是全部总结），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政治工作中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应有某些修改，并加入许多新的东西进去，才能适合目前军队的需要。但是我在这里不准备来说全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问题，只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待将来再讲。并应指出，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有些还是好的，应当保留的，这里所说的修改，是指那些已被长期经验证明不适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仅具形式而无工作内容的，有些则由于情况变化，从前适用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在工作中，应当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应当留恋已经陈旧了的东西。这里的原则是：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便利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例如我们从战争中，从整训运动中，从生产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创造了战斗英雄会议，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会议，连队军人坦白大会等，都是很好的组织形式，应当予以发扬。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连队中的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过去有些部队会议太多，一个连队每月有多至四五十次的，空虚繁杂，徒耗精力。今后不论是属于行政的，党务的，或政治工作的，也不论是属于党员的，非党群众的，或干部的，凡属工作性质相同，到会人相同，又不妨碍机密能够合并举行的，应当合并举行；不能合并必须单独举行的，才许单独举行。一切会议，必须是有内容的，例如充分切实地检讨工作，教育同志，解决问题等。凡无此类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概取消。一切会议汇报，都应注意节省时间，会议次数不应过于机械的去规定。党员向组长，战士向班长的固定汇报制度，已成形式的东西，且使战士讨厌，应予取消。 （二）连队工作网的作用，是为着对付奸细与逃兵。但是证以过去经验，依靠少数耳目与固定的网对付奸细，是不起多大作用的。防止逃兵，争取与巩固动摇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责任，是所有党员及所有革命战士应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般的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质的工作。对逃亡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争取，是说服、教育、感化，是改善官兵关系，改善管理制度，改善连队的物质生活，从这些积极方面去解决问题。逃兵归队时，应取欢迎态度，使他安心，禁止轻视、讥笑与打骂。过去许多工作网用反侦探的方法对付企图逃亡的分子，是错误的，反而妨碍了争取。因此，今后连队固定的工作网无存在之必要，应予取消。只在必要时，临时布置侦察员，任务完毕，这种临时组织即行消失。 （三）连队中的十人团，在对付逃亡，巩固部队上，起过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过分注意消极防制的方面，忽视从政治上去积极争取的方面。而且这种组织只有在新兵居多数的连队，或逃亡盛行的时期，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没有此种情况的一般连队中，无组织十人团的必要。只是在需要这种十人团的特殊情况下，才去临时组织之。 （四）在青年占多数的连队，应当重视青年的教育工作，过去青年队组织曾起过某些教育青年的作用。但是，过去的青年队，由于不注意发挥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以与成年协同奋斗，往往使青年脱离成年而突出。又由于过于从外表上强调青年的组织生活与特殊教育，而连队中青年与成年的组织生活及各项教育，又大都是一致的，因而使青年队的工作，变成空虚与无力。今后不必有固定的青年队的组织与纪律，不必有固定的青年特殊教育，也不必有固定的青年会议生活与汇报制度，而应在连部或队部指导下，开一些非固定的青年会议，借以教育青年，启发青年的积极性，并使他们与成年一道，努力于共同工作。 （五）连队中的政治战士，因无一定工作内容，应予取消。 （六）在取消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与政治战士等固定形式之后，关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及青年工作，均由支部集中领导，按照实际需要，规定适当的具体办法。支部应注意利用军人俱乐部去做自己的工作，很多带群众性的工作，均应通过军人俱乐部去做。过去有些部队把军人俱乐部看成只作文化娱乐工作的机关，致使俱乐部工作内容贫乏，今后应扩充俱乐部的工作内容。 （七）由于发展了伟大的生产运动，把连队的经济工作提到比前更加重要的地位了，因此应该重视连队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连队经济委员会应由选举产生，官长可以当选，但不超过三分之一。其职权为计划、组织与监督连队的生产、消费及防止贪污浪费等，为连队全体人员特别是为战士群众谋物质福利的一切必要事项。连队经济委员会应脱离俱乐部而独立，支部应经常注意其工作。 （八）改变支部与连队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总支委领导之外，应该接受连指导员的领导，指导员兼任支书。支部在纯粹党务问题上（如接受党员、开除与处分党员，以及处理党内纠纷等），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得个人包办。在全连事务和政治工作方面，支部应经常与连长取得意见上的一致，并应尊重连长的意见。 （九）根据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举行拥政爱民运动。全军应利用这个时间，在所有连队中进行拥政爱民的深刻教育。这一制度的规定及其认真实行，将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获得极大的改善，全军都应重视这一方式。 （十）每年举行一次至三次以教育为目的的反省坦白运动。每个连队，在一年中择一个至三个适当的机会，每次三天至五天，举行连队的反省坦白大会，根据“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在高度的同志友爱互助精神之下，使每个干部与战士均把心中的不满情绪，打骂现象，想逃亡的心理，奸细分子勾结与破坏的现象，物质困难情形，侵犯民众利益现象，不尊重党政不尊重上级现象，以及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等，一概反省出来，坦白出来，然后由连队支部及行政首长收集起来，一面反映到上级去，一面讨论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切实办法。这种方式，现已在很多部队中证明是发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战斗情绪，提高领导威信，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消灭逃亡现象，破获奸细分子，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很好方式，上级领导机关应很好地注意组织之，应在事前有各种积极准备及精神上的酝酿，使这种大会在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不是惩罚的，而是教育的，不是冷淡的，而是热烈的空气之中去进行，使这种大会成为干部与战士团结一致的真正教育性质的群众大会。如果一年中开两次至三次时，其中有一次可在拥政爱民月内举行。 （十一）以分区以旅以团或以营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各方面模范工作者的会议（如果合开时，可以总名之曰群英大会）。各种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应经过认真的选择与民主的选举，真正是广大群众所佩服的人物，并在选出及开会以后，经常注意培养他们。这些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中，大多数应从战士及杂务人员中选出，但须有相当一部分从初级下级及中级干部中选出来。在这种大会上，应给予优异者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奖励，并在报纸上予以发扬，号召群众学习他们。 （十二）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分区为单位或旅团为单位全年举行一次。代表经选举产生。 （十三）恢复古田决议的书宣组联席会议。分区或旅或团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 （十四）全营集合讲话，每月一次，一有可能，应举行全旅及全团的集合讲话。应重视此种集合讲话，把它当作提高战士情绪、统一全军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种讲话，由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负责人共同出席。此种讲话的精神，应是鼓励多于批评（连队集合讲话亦应有此种精神）。 （十五）报告与表格的目的，是为着反映部队及其工作的发展情形，使上级能够据以了解那里的问题所在，给以适当的指导。今后应当废止那些不分析工作发展过程，不指明问题在什么地方，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报告方式，提倡能够生动地反映工作发展过程，能够指明成绩所在及为什么获得此种成绩的原因，能够指明矛盾所在，困难所在，问题所在及为什么发生此种矛盾，此种困难，此种问题的原因，以及自己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困难与问题的意见这样一种报告。少作按周按月按年的报告，多作叙述事件起讫，叙述过程发展的报告。表格也要废止繁杂而不切实用的，提倡简明而切合实用的。 （十六）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少而精为原则。并应改造某些机关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种“办公事”式，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不良作风。 我的这个报告，经过很久的积累，又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到会同志的多次座谈，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前方来的军事工作同志与政治工作同志又提供了许多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及西北局同志的指导，才这样地做出来。如果大家认为恰当，我们就决定照此去做。只要全军上中下各级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工作成绩是会很快看见的。在整风的精神之下，我们坚决相信，全军将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神圣任务，我们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第5版()专栏： 左图：华主席会见柬政府军事代表团。华主席同宋成副总理亲切握手。 右图：华主席会见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华主席同吴克列团长亲切握手。 左下图：华主席同宋成副总理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合影。 右下图：华主席同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合影。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徐向前副总理会见宋成副总理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今天下午在医院会见了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有关方面负责人尹佐珍、王雁冰等。（附图片） 徐向前副总理在医院会见了柬共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刚果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以刚果新闻部长顾问苏加为团长的刚果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刚果驻中国大使桑巴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金照、新华社负责人彭迪、《人民日报》秘书长郭渭、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了刚果新闻部长顾问苏加为团长的刚果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柬政府军事代表团访问北京卫戍区某部 陈锡联副总理陪同柬埔寨战友参观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今天上午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观看了指战员们的军事表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陪同柬埔寨战友参观。 上午，当宋成副总理等柬埔寨战友来到部队驻地时，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师长张良友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军事表演结束后，宋成副总理对这个部队的负责同志说，柬中两国军队和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今天，我们对你们部队的访问是这一友谊的体现。他热情赞扬指战员们在军队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并预祝他们取得新的胜利。宋成同志还把柬埔寨革命军在最近保卫祖国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赠送给中国同志。师政委陈先达代表全师指战员对宋成同志表示感谢。他热烈祝贺英雄的柬埔寨军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5版()专栏： 席望南大使举行宴会 庆祝瑞士联邦成立日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日电　瑞士驻华大使席望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庆祝瑞士联邦成立日。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

第5版()专栏： 朝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参观北海舰队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陪同，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访问了北海舰队，受到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北海舰队驻地时，北海舰队、当地驻军和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北海舰队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同志。北海舰队负责人康志强和吴克列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他们热烈赞颂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 吴克列团长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参观访问了北海舰队所属部队，观看了指战员的军事表演。吴克列团长向部队赠送了舰艇模型、锦旗和徽章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也随同访问。

第5版()专栏： 中日彩色显像管成套设备合同签订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九日电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和日本的日立制作所、东京芝浦电气公司以及商社，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彩色显像管和集成电路成套设备的协议书和彩色显像管成套设备合同。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总经理彭润民、副总经理陈扬，日立制作所总经理吉山博吉、东芝公司专务董事永井胜三等分别在协议书和合同上签字。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于六月下旬曾分别与大日本网板、旭玻琍、大日本涂料公司签订了与彩色显像管合同配套的阴罩、玻壳、荧光粉等成套设备合同。

第6版()专栏：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隆重闭幕 会议通过宣言坚持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基本原则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三十日电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七月三十日在贝尔格莱德闭幕。闭幕仪式于当天下午在“萨瓦”会议大厦隆重举行。 在闭幕仪式上首先通过了各国代表团致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政府的感谢电。接着，苏丹、朝鲜、巴拿马及塞浦路斯的代表分别以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欧洲各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一致祝贺外长会议的成功，并感谢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政府为会议成功所作出的贡献。 会议主席、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约西普·弗尔霍韦茨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通过这次会议，“我们确认了真正忠于从一开始就将我们联合起来的那些目的、原则与理想”。 他说：“我们大家再次强调，我们坚决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外来统治而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促进我们之间的合作。” 弗尔霍韦茨强调指出，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是对那些在会前作出或多或少幸灾乐祸的悲观主义的臆测的人的最好回答。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是七月二十五日开幕的。会议自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会议下设的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也同时分别举行了会议。会上发言的多数代表重申了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强调指出了不结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性质。但古巴、越南等国代表不断从中作梗、制造障碍，给会议带来困难。最后，经过各国代表的努力与斗争，会议终于通过了一项反映不结盟运动基本原则与性质的宣言。 宣言指出：“不结盟运动已成为富有成效的独立的国际因素，它鼓舞着各国人民为争取建立以独立、平等和正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秩序而斗争。” 宣言说：“不结盟运动作为独立的富有生命力的力量，积极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反对包括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种族主义的斗争，投入了反对剥削、实力政策和一切形式的外国统治和霸权的斗争。” 宣言强调：“不结盟国家坚决拒绝集团政策、军事联盟和任何旨在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政策。” 宣言指出，各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巩固独立。这是当代的基本倾向，是不可阻挡的。宣言强调说，不结盟国家要积极支持和全力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会议“支持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合法权利”。 宣言在谈到有人企图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性质时指出：“必须维护不结盟运动作为独立的全球因素的性质”，“必须反对运动内外的旨在削弱运动或使运动背离其基本原则的企图。” 宣言说：“团结是实现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性作用的前提条件”，会议谴责“任何方面在任何基础上分裂不结盟运动团结的任何企图”。宣言强调，不结盟国家必须为加强团结、互助和合作而努力。 宣言在谈到某些不结盟国家间存在的争端时指出，一切争端必须根据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在排除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谈判等和平的途径来解决。 这次外长会议决定下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将于明年九月三日至七日在哈瓦那举行。

第6版()专栏： 陈慕华副总理抵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 阿布卡尔副总统和数万名群众热烈欢迎 陈慕华副总理拜会西亚德总统 新华社摩加迪沙七月三十日电　由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副团长、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和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受到索马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政府代表团是应索马里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由中国援建的贝莱特温—布劳公路竣工典礼的。 今天，摩加迪沙机场上洋溢着索中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机场上矗立着西亚德总统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机场的建筑物上挂着“打倒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幅标语，两千多名索马里人民穿着节日盛装欢迎中国贵宾。男女青年用中国话高唱《东方红》和《在北京的金山上》歌曲。 陈慕华副总理走下飞机时，受到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的热烈欢迎。身着鲜艳服装的少女们向陈慕华副总理和潘琪、张百发副团长献了花环。 乐队奏中国和索马里的国歌后，陈慕华副总理在阿布卡尔副总统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政治局委员艾哈迈德·苏莱曼·阿卜杜拉、总统事务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公共工程部长穆罕默德·哈瓦德·马达尔、索马里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卡欣以及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局长、政府部长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代表团团员、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以及在索马里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体育教练的代表，也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欢迎代表团的还有各国驻索马里外交使团的团长。 陈慕华副总理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她说：“我们是本着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的，也是来向伟大的索马里人民学习的。”她还说：“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西亚德总统领导下的索马里政府和人民，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的深情厚谊和亲切问候。”随后，陈慕华副总理在阿布卡尔副总统陪同下，乘车前往国宾馆，沿途受到数万名群众热情的夹道欢迎。欢迎的人群中一位名叫阿希格罗的老太太对新华社记者说，她曾到机场欢迎过周恩来总理，今天她又为能来欢迎陈慕华副总理而感到高兴。她说：“中国和索马里是兄弟。”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前往索马里途中，今天中午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作了短暂停留。巴基斯坦信德省省长马苏德·扎曼和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王景融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 新华社摩加迪沙七月三十一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拜会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西亚德总统同陈慕华副总理进行了非常亲切友好的谈话。 陈慕华副总理向西亚德总统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李先念对他的衷心的问候。 西亚德总统对此表示感谢，并请陈慕华副总理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以及对其他中国领导人的问候。 他们在谈话中，谈到了索、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非洲的局势，特别是非洲之角的局势。西亚德总统谴责苏联在非洲之角、红海以及印度洋地区玩弄的政治和战略阴谋。他说，索马里将为保卫自己的主权而进行斗争。他说：我们决不会向霸权主义屈服，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尊严。陈慕华副总理说，西亚德总统在非洲统一组织第十五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高举反霸的旗帜，对加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她说，中国赞赏和支持这一立场。 拜会时在座的有：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潘琪和张百发，代表团团员、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以及其他团员。 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和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总统事务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以及索马里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卡欣也在座。

第6版()专栏： 萨莱克主席接见我驻毛里塔尼亚大使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七月二十九日电　毛里塔尼亚全国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穆斯塔法·乌尔德·穆罕默德·萨莱克七月二十九日在努瓦克肖特接见了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赵源，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6版()专栏： 从越南当局反华看苏联的战略意图 《红旗》杂志评论员 越南当局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两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彼此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的岁月里，全体中国人民作为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作为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各方面的援助，不惜承受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我们战争创伤还很严重的时候，在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封锁禁运的时候，在苏修对我们疯狂破坏和逼债的时候，我们都尽力援助越南。越南战争结束后，在我们国内由于“四人帮”捣乱和严重自然灾害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继续援助越南。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民宁可自己忍受困难，节衣缩食，保证了越南军民在战争期间吃、穿、用的需要，帮助越南进行基本建设。我们从自己部队里抽调武器弹药，甚至把一些还没有给自己部队的武器装备，首先支援越南部队。我们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在越南战火中同越南战友们的鲜血洒在一起。我们的援助，从来不附带任何条件。那怕对越南一草一木，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我们对越南人民尽到了自己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对此问心无愧，也不后悔。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越南的事情。多年来，越南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行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华煽动。我们在长时期里采取尽量克制的态度，在内部向他们进行耐心的劝告和必要的斗争。我们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只是在他们反华排华愈演愈烈，蓄意制造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迫害和驱赶华侨事件以后，只是在他们严重地破坏了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条件和气氛使得我国无法再继续进行经济技术援助以后，我们才被迫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步骤。只是在他们走了第十一步以后，我们才开始走第一步。 越南当局在世界公众面前这样拚命反华，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人们目光所及，看到的是，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苏修叛徒集团从黑手伸进越南起，一直处心积虑，挑拨离间越中关系。多年来，苏联拉拢越南当局紧一步，越南当局反华就升一级。苏联竭力煽风点火，支持越南当局利用各种方式挑起争端反华。苏联大造舆论，为越南当局迫害和驱赶华侨，肆意破坏越中两国关系撑腰打气。苏联称赞越南当局在反华排华上“采取了坚定立场”，叫嚷“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这样干。苏联日益从幕后站到前台，出谋画策，指手划脚。社会帝国主义惯于使用的那根指挥棒，简直按捺不住，要到光天化日下挥舞了。 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唆使和支持越南当局反华呢？这点也更加明朗了。苏联在越中两国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是要把越南拖进它的霸权主义轨道。勃列日涅夫早就吹嘘越南是所谓“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巩固前哨”，是所谓“东南亚甚至是整个亚洲和平与进步的重要因素”。现在，苏联颇有把握地宣布，“越南如今已成为社会主义在地球的这一地区的可靠堡垒”。越南当局在反华高潮中，正式参加了“经互会”。苏联声称，这为“全面合作开辟了新的阶段”，苏越“友谊”今天“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深度”。越南《人民报》也表示，越南当局“决心发挥作为社会主义体系在东南亚前哨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早已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不过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帝国的代名词。那末，莫斯科在东南亚究竟是需要什么样的“前哨”，什么样的“因素”呢？ 莫斯科需要的是，通过拼凑“印度支那联邦”控制这个地区的“前哨”。苏修叛徒集团总想把自己打扮成过去一贯支持这个地区抗美民族解放斗争的模样。但是，历史毕竟无法抹杀。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他们曾经公然反对和拒绝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随着越南人民抗美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他们改而采取摘桃子政策，要把这个地区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支持越南当局拼凑“印支联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反对和破坏柬埔寨民族解放战争，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同朗诺卖国集团始终勾勾搭搭，保持外交关系，直到朗诺集团彻底垮台之日。随着柬埔寨民族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他们又推行越南当局的“印支联邦”方案，曾经直接出面压诈柬埔寨接受这种丧权辱国的“联邦”。柬埔寨坚决反对这种霸权主义，越南当局就发动武装入侵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并对柬埔寨进行颠覆。苏联公开站在越南当局一边，挑动和扩大越柬冲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通过越南当局搞“印支联邦”来控制这个地区的阴谋，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东南亚和亚洲的“前哨”。东南亚扼据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又是战略物资的富饶产地，早已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近年来，苏联大力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实力，增强它在印度洋的常驻舰队。它亟需在从它本土太平洋舰队基地到印度洋的漫长航途上，占有得力可靠的基地。这就是它那样垂涎于越南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美国修建的现成的金兰湾巨大军港的缘故。苏联需要越南这个“巩固前哨”，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同美国的争夺，特别是直接威胁东南亚，攫取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从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苏联就急于钻进来，加紧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作为建立它在东南亚和亚洲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四出奔走，到处碰壁，没有能给“亚安体系”找到什么市场。它也亟需有代理人出面，继续推销改头换面的“亚安体系”。越南当局时而鼓吹“东南亚人的东南亚地区”，时而建议由他们领头建立“真正独立”的“新形式的区域合作”，现在又说愿意讨论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苏联对于这种迎合它的需要的活动大为满意，宣扬越南当局这种活动对解决东南亚问题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这出双簧戏，在越南当局正式加入“经互会”后，更加引人注目。越南当局出外游说，表白仍然奉行“独立自主”路线，准备与东盟组织合作，同东盟国家会谈。同时，苏联也一反过去公开敌视和攻击东盟的态度，表示要以“善意的态度”对待东盟这个现实。它接着强调，东盟应该扩大范围，把越南等包括进去。这种拚命贩卖“亚安体系”变种的活动，难道不正好揭穿了据说是苏联自己的“善意”，也揭穿了据说是越南当局的“独立自主”吗？ 事情很清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培植的，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前哨”，决不是什么“和平与进步因素”，而是彻头彻尾霸权主义的“前哨”，是制造战争和动乱、威胁东南亚各国独立和安全的“因素”。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坚决支持东南亚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控制干涉、维护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支持东盟国家坚持实现东南亚中立化的积极主张。苏联推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把中国看作是巨大的障碍。苏联总是用恶毒诬蔑中国，来为其扩张开路。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首先想实现“印支联邦”，进而向东南亚扩展，也把中国看作是巨大的障碍。苏联从中挑拨煽动，越南当局就跟在苏联后面猖狂反华。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把苏联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者当作靠山，苏联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者利用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充当工具。这就是他们两家“全面合作”的实质。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活动，是它全球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它目前正特别激烈争夺中东和非洲等战略物资产地和战略要地，争夺从太平洋通向印度洋、从印度洋通向地中海和大西洋、从苏联本土直下印度洋这几条战略通道。最近，就是在这些地带，出现了一系列的争夺热点，出现了一连串的局部战争、冲突和颠覆活动。从非洲之角战火到再次武装进犯扎伊尔，从南亚和西亚国家接连发生颠覆动乱事件到阿拉伯半岛血腥暗杀事件，从越南当局侵略柬埔寨战争到它大肆反华，这些都是同一条链条上的环节，都可以找到同一只罪恶的黑手。苏联为什么搞得这样急不可耐，这样穷凶极恶，这样不顾一切？这只能表明，苏联在加紧谋求实现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全球战略布局，战争的危险在明显增长。这是需要世界人们密切注视，高度警惕，认真对付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侵略扩张中，竭力利用代理人打头阵，也成为国际上异常特出的现象。古巴就是它一手培植的这种代理人。它的黑手伸到那里，往往把古巴雇佣军派到那里，为实现它的战略布局服务。它指使古巴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和冲突，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进行渗透、控制和颠覆。它利用古巴打着“不结盟”的旗号，到第三世界兜售它的黑货，特别是钻在不结盟运动里面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苏联大概是在古巴身上尝到了甜头，正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培植同样的代理人。但是，苏联这套扩张手法，也已经引起世界人们的警觉。越来越多国家的舆论，揭露和谴责古巴作为苏联的战争代理人和破坏不结盟运动的特洛伊木马的行径。无论是西方的古巴，还是东方的古巴，终究都要落得声名狼藉的下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它的代理人之间，决计没有什么他们宣扬的“国际主义友谊”。象苏联同古巴之间，也是大小霸权主义者之间的结合。归根到底，大霸权主义者是要把小霸权主义者踩在脚底下的。古巴已经从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沦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古巴雇佣军的出现就是这一附庸地位的主要标志。古巴越仰赖苏联的“援助”，就越得为苏联全球战略卖力；古巴为苏联出的侵略炮灰越多，古巴本身受苏联的控制就越深。古巴用人民鲜血和生命偿还欠苏联债务的民族灾难的道路，是东方的古巴的前车之鉴。 在当今世界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它不断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人们，它怎样到处扩张，狂热备战，成为当今最富有进攻性和冒险性、最阴险狡诈的超级大国，成为最危险的新世界战争策源地。这个反面教员跑到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横行霸道，正在教育着非洲人民和阿拉伯人民。这个反面教员跑到东南亚兴风作浪，也正在教育着越南人民，教育着东南亚和亚洲人民。 苏联插足东南亚，可能有点自鸣得意。其实，这不过是在它自己脖子上又套上了一条新的绞索，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越南人民，交给了东南亚人民，交给了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苏联妄想包围中国。可是，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从来就是在包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倒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正日益陷入世界人民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 无论如何，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友谊，是建筑在休戚与共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是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过去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斗争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过。我们深深懂得，友好团结有利于两国人民，而分裂对立只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我们深信，这也是越南人民的愿望。长期为民族解放英勇斗争的越南人民，是不会容忍霸权主义的，是不会容忍在越中两国间制造分裂和对立的阴谋的。越南当局倒行逆施，在越南人民中是通不过的，在东南亚和亚洲人民中是通不过的，在世界人民中也是通不过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