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对先进不护短 着重批和帮 湖南省委帮助安乡县委从虚报粮食产量的错误中分清路线是非，吸取经验教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共湖南省委对安乡县委虚报产量，破坏粮食政策，挫伤群众积极性，引起连年减产的错误，既严肃认真地揭开盖子，解决问题，又热情帮助他们深入揭批“四人帮”，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公开向群众检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湖南省委处理这个事件的经验说明：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将干部革职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们的这种作法也是一种典型。 连续两年谎报 产量造成严重恶果 安乡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取得很大成绩。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由三亿四千多万斤，上升到五亿八千多万斤，棉花产量由六万一千多担，上升到十二万八千多担，成为全国第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可是，从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三年减产，一九七七年全县粮食总产比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前的一九六九年还低。 中共湖南省委对这个县的问题十分重视。去年冬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和省、地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先后两次来这个县参加劳动，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县委领导成员座谈会，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接着派出了强有力的省、地委工作组，进一步调查研究，终于弄清了安乡三年减产的原因。 一九七五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安乡县的粮食减产了。在“四人帮”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影响下，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为了保荣誉，保地位，错误地认为：这一年春天，省委在这里开了现场会，现在报减产对上“不好交代”；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安乡的代表发了言、表了态，现在报减产“影响不好”；这一年，年轻的女干部刘淑元同志刚接任县委书记，如果报减产，新干部的“面子不好看”，老干部也不“光彩”。因此，他们就谎报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产一百万斤。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谎报产量的错误做法很不满。早在早稻收割后不久，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曾把全县早稻减产的真实数字报告了县委一位副书记，他不仅不考虑，反而斥责是“刮冷风”、“粮食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晚稻收割后，县委几个负责人不顾减产的实际情况，让公社按“略有增产”的调子上报全年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些公社多报了粮食产量四千多万斤，比县里虚报的产量数字还少八百多万斤。这时，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又分头到下边“做工作”、“挖浮财”。县委一位副书记“启发”安德公社党委书记李国扬同志多报产量，李国扬同志不同意这种错误作法，坚持如实上报。县里便背着他硬给这个公社多填报了六十九万斤的粮食产量。就这样，全县虚报产量五千零一十四万斤。 安乡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曾设想：今年多报了产量，有了亏空，明年把生产搞上去，就可补上“窟窿”，“暗打暗消”了。结果适得其反，一九七六年粮食产量又比一九七五年减产了近两千万斤。他们又将国家的奖售粮、定销粮统统算作自产粮，多报了产量二千八百零七万斤。 安乡县委连续两年谎报产量，造成了严重恶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挖空了储备粮，购了“过头粮”，拉平了社员口粮，降低了社员的收入。这样，党和政府规定的粮食政策遭到破坏，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影响。一九七七年粮食产量下降到四亿三千多万斤，比他们原先要“保”的一九七四年的产量少了一亿四千多万斤，下降百分之二十四，不仅没有完成征购任务，还给社员生活造成了困难。群众意见很大。有的社员说：“增产不喜，减产不愁，‘三超’无底，储备无用”，“吃的只管吃，吃了有救济，懒的只管懒，困难有贷款”。 通过整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中共湖南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常委会，研究如何解决安乡县的问题。大家认为，安乡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内伤”确实深重，必须严肃认真地解决，才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 怎样解决安乡县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县是全省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县，如果公开发动群众揭矛盾，怕搞坏先进县的名声，建议内部批评教育。省委常委的看法是：过去安乡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那时是名副其实的学大寨先进县。一九七五年，受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出了一些问题。有问题就要揭露，有“内伤”就要医治，有流毒必须肃清。这是真正爱护先进单位，不让他们继续垮下去的唯一途径。因此，对问题只能揭，不能捂，更不能“暗打暗消”。 要揭露矛盾，要解决问题，是采取将干部革职的组织措施，另派干部，还是着重搞好思想整顿，帮助教育干部？省委常委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有关指示，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们逐一分析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情况，特别是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了县委一把手刘淑元同志的情况。刘淑元同志是一九五四年著名的防汛抗洪劳动模范，有一定的乡、区、公社和县的工作经验，过去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挑着孩子下乡蹲点，历来表现是好的。这几年，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背上了先进的“包袱”，图虚名，多报产量，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损失，错误是严重的。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积极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愿意改正错误，紧跟华主席继续长征。省委认为，对这种深受“内伤”的干部，要立足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揭矛盾，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路线，克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凡是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就是好同志，不能轻易革职。 为了帮助安乡县委提高认识，省委决定把县委常委全部集中起来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彻底揭开盖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一起揭批“四人帮”。毛致用等同志一个一个地找县委常委谈心，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分析所犯错误的教训和根源。县委领导成员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互相帮助。经过认真整风，县委领导干部思想上打开了 “一把锁”，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了。过去，县委把三年连续减产的原因推到客观上，用他们的话来说：“输在秧苗上，缺在肥料上，差在管理上”。通过整风认识到，这几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有些生产措施脱离实际，是造成减产的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领导班子思想路线不端正，虚报浮夸，破坏了党的政策，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去，说大不说小，说多不说少，掩盖矛盾，隐瞒错误，一害了国家，二害了人民，三害了自己，今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 面对面听取干部群 众批评引出好结果 县委常委整风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千家万户。广大干部和群众原来对县委的错误早有察觉，不少人怀着关心和爱护的心情，打听县委对自己的错误是怎样认识的，担心象过去那样不从思想政治路线和作风上吸取教训，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就在这时，县委常委的集中整风结束了，当晚就召开了电话会议，把整风的情况传达下去。接着又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县级各部、办、局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县、社、队三级干部会，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如实地讲自己是怎样虚报产量，怎样把路线搞偏了，怎样把党的优良作风败坏了，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面对面地听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批评和帮助，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然后，又把检讨的内容和改进作风的措施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县委领导成员还分别到自己的“点”上汇报整风的收获，检查自己的错误。一九七五年，刘淑元同志在安康公社蹲点，曾动员公社党委多报产量。如今，她又来到这里蹲点，想起三年前这件事，思绪万千。一天，她在公社党委会上，公开检讨了那年让公社、大队说假话的错误，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在这期间，县委负责同志除了在本县讲，还到省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向出席会议的几百名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讲了所犯的错误和教训，对各级领导干部震动很大。 端正路线一身劲，甩掉包袱一身轻。县委负责同志经过上上下下这么一讲，得到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在常委扩大会上，讲到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时，心情非常沉重，眼睛也湿润了。在场的人深受感动，有的说：“刘淑元同志讲的是实在话，认识了错误，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了。”还有不少同志在县委检查后，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安宏公社党委书记丁普庭同志，放弃看电影的机会，找刘淑元同志谈心。他说：“你不要抬不起头来，我们对县委是相信和支持的。过去安乡县有成绩，得荣誉，我们有份；后来你们犯错误，全县减了产，我们有责任。你们应当振作精神，鼓起干劲，带领全县人民前进。”刘淑元同志说：“我觉得检讨一次，脑子清醒一次，包袱减轻一次，搞好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安乡县委在开门整风中，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越来越深刻，检讨时不是躲躲闪闪，而是和盘托出，真正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同时，坚持真理，大胆领导，带领群众向不良倾向作斗争。这样做，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过去县委对错误总是捂着，群众有意见，常常“顶牛”。比如，他们批评社队干部“不听话”，干部却批评他们“主观主义，瞎指挥”；他们批评社员“出工不出力”，社员却批评他们“破坏政策，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等等。现在干部和社员心情舒畅，非常支持县委的工作，上下“顶牛”的现象没有了。有位原来讲真话，挨批受气的同志，曾经要求调离这里，如今他主动找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县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了希望，我愿在安乡干一辈子”。还有的同志带病工作，抢挑重担。县委负责同志劝他们住院治疗，他们却说：改变安乡的面貌，夺回三年的损失，不只是县委几个领导人的事，是全县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虽然患病，也要多尽一份力量。 坏事引出了好的结果。记者在安乡采访的日子里，深深感到全县人民对“四人帮”流毒的气，已经变成了大干快上的力，到处可以见到上下团结战斗，革命生产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一批两打三整顿”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新局面，农业第一线兵强马壮，形势喜人。去冬今春，全县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土石方一千多万方。今年油菜籽获得较大幅度增产，小麦、蚕豆也获得了丰收。早稻底肥多，插秧质量好，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三万多亩，苗齐苗壮。干部和群众兴奋地说：今年的大好形势，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整顿领导班子，克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丰硕成果，把安乡搞上去，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　石德连　刘见初

第1版()专栏： 坚决按照党中央规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办事 都匀县废除各种“土政策” 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热烈欢迎县委拨乱反正的决定 新华社贵阳七月十六日电 贵州省都匀县废除农村中各种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坚决按照党中央规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办事，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前几年，在“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都匀县农村出现过好多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土政策”，有些打着批资本主义的旗号，限制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有些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强行砍掉多种经营；还有的用罚粮、扣发布票等办法迫使群众种某种作物或某个品种，等等。这些“土政策”形“左”实右，侵犯了群众利益，也害了集体和国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纷纷写信和上访，要求县委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废除各种“土政策”。中共都匀县委对此十分重视。今年三月，县委发出一个清理、废除“土政策”的文件，又从县直属机关抽调了五百多名干部，由县委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各个区、社，具体帮助和指导这项工作。 为了纠正和废除“土政策”，都匀县委首先把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干部和群众，发动大家深入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破坏党的经济政策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认清“土政策”的危害性。前几年，迎恩公社、栗木公社党委担心完不成烟叶种植计划，规定生产队少种一亩烟叶就罚粮食二百斤，结果种植计划仍然没完成，收上来的“惩罚粮”，粮食部门不收，公社又无处存放，弄得党委伤透脑筋。县委用这样的事例对干部进行教育，使人们懂得“土政策”并不是搞好工作的法宝，而是卡群众、破坏生产的“紧箍咒”。它脱离群众，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两个公社的干部也表示，一定要接受经验教训，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并把收上来的“惩罚粮”全部退给了生产队。 县委在全县摸清“土政策”的底细以后，根据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旗帜鲜明地宣布废除，同时对群众所受的损失作了补救或退赔。去年，栗木、羊列、坎固等公社修建办公室等公用设备，本应由县、社公家拨款拨料，可是他们却随意向生产队摊派劳力和物资，不付报酬，不给钱。群众说：生产队是棵棕树，剥得快剩下光杆杆了。县委发现这个问题，立即责成这几个公社公开检讨，并且宣布废除乱摊派的“土政策”，还从县财政收入中拨款如数补还给生产队。 都匀县委在废除和纠正“土政策”的同时，教育基层干部不折不扣地按中央的规定办事。明英公社永丰大队的社员素有养羊的习惯，平均每户养羊二至三头。一九七六年，大队党支部怕羊损坏集体的庄稼，下令把羊全部杀掉或卖掉，搞得社员吃不到羊肉，减少了收入。今年四月，在县委帮助教育下，大队党支部宣布废除了这条“土政策”，大力宣传按照中央的规定，允许社员养羊，并且发动群众讨论，订出了社员养羊夏秋季节实行圈养，冬春季节实行拴养的措施，解决了养羊与损坏集体庄稼的矛盾。 在纠正和废除“土政策”的过程中，县委明确提出，“土政策”是“四人帮”假左真右造成的恶果，帐要算到“四人帮”头上，干部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了就好。同时县委还反复向群众讲清，当时县委对“土政策”未加制止，也有责任。这样做，就促使一些基层干部解除顾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主动地纠正和废除“土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第1版()专栏： 全国小氮肥厂降低煤电消耗竞赛 浙江省名列第一 新华社北京电　全国小氮肥厂今年以来降低煤、电消耗的竞赛，最近已经揭晓。浙江省名列第一，其次是江苏省、上海市、山东省、安徽省等。 同本省历史最好水平相比，浙江省生产一吨合成氨平均少用煤三百九十六公斤，少用电三十一度。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能达到浙江省现在的水平，全国小氮肥生产一年就可以节煤五百万吨，节电二十亿度。 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其他地区的小氮肥生产也取得了降低消耗的初步成绩，一季度全国的煤、电耗用量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七和百分之十二点二。 随着煤、电消耗的降低，各地小氮肥企业正在出现扭亏增盈的良好开端。

第1版()专栏： 李副主席会见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代表团 会见后耿飚同志宴请阿吉雷同志率领的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最近在北京会见了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阿吉雷率领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代表团。李副主席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访问我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的谈话。 会见后，耿飚同志宴请了代表团。 耿飚同志在宴会上祝酒时说，阿根廷革命共产党自一九六八年诞生以来，积极投身于国内的革命群众运动，坚持反帝反修斗争，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沿着马列主义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前进。他对阿根廷革命共产党成立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阿吉雷团长祝酒时谈到了代表团在中国行程八千公里的访问，他说：“我们看到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领袖华国锋的周围”，“看到了十一大提出的初见成效的目标已经实现。” 他说：“我们党完全赞同三个世界的理论，热烈支持你们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的各项决议，以及大会提出的战略决策和总任务。” 阿吉雷团长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目前最富有侵略性和危险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他接着说，只要各国人民认清这种危险，有所准备，积极斗争，最终将不是超级大国消灭人民，而是人民消灭超级大国。 会见和宴会始终在兄弟般亲切气氛中进行。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张致祥等。 代表团已经离开中国回国。

第1版()专栏：短评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先进典型 中共湖南省委实事求是地解决安乡县虚报产量，破坏粮食政策，造成连年减产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真正爱护先进典型的好经验。 在如何对待典型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早已成为全国人民自觉学习的榜样，带动着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另树修正主义的“样板”，疯狂反对一切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进典型。对他们的“点”，无不采用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法，大树特树，吹捧得好象“点”上的月亮都比别处的圆，谁要说一个“不”字，什么“反对新生事物”、“对抗正确路线”、“反对首长”等等罪名，就强加在谁的头上，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影响恶劣，流毒全国，严重破坏了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虽然被粉碎了，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对待先进典型这个问题上，也很必要肃清流毒，医治内伤。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先进典型也不例外。要真正爱护先进典型，一定要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既要旗帜鲜明地表扬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思想，又要帮助他们揭矛盾、肃流毒、找差距，使先进更先进。几年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不少先进典型不信邪，敢于抵制“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风雨中，更加显示出先进典型的革命本色。大庆、大寨就是许多先进典型的代表。同时，也应该看到，确实有那么一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典型，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受“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跌了跤子，落后了，甚至变成“老大难”了。对这种问题，是压群众，捂盖子，隐瞒错误，还是依靠群众，揭开盖子，肃清流毒，端正路线？前者，美其名曰“爱护典型”，实质上是弄虚作假，抵制正确路线，坑害典型；后者，则是实事求是，有问题就揭露，有“伤”要医治，这是真正爱护先进典型的积极态度，也是对一切先进典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才能使原来的先进典型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湖南省委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先进单位中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坚决纠正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安乡县的作法的普遍意义在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规定的各项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把自己所犯错误和盘托出，在领导班子里讲，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到群众中讲，真正吸取经验和教训，理所当然地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她威信不是降低了，反而提高了；群众的情绪不是低落了，而是更高了，把受“四人帮”的气，变成大干快上的力。这一发人深醒的事例，很值得犯错误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也应该引起领导机关注意，正确地对待先进典型。 抓好典型，不是个局部问题，而是影响全局和带动全局的问题，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各级党委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盘。对“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所制造的假典型，要一律推倒，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对“四人帮”打击和陷害的先进典型、英雄模范人物，要尽快恢复名誉，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要联系各条战线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运用典型，进一步澄清是非，以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政治斗争的全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步伐。

第1版()专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派出调查组 专题调查研究农村经济政策问题 新华社南宁七月十六日电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转发的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和转发这一经验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组织全省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讨论的同时，专门从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治部和财贸部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三个农村经济政策调查组，分赴平东、忻城、灵山等县，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调查组出发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和大家一起研究，订出了八个调查题目。这八个题目是：一、关于如何减轻生产队的负担，减少非生产人员、非生产性开支问题；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哪些问题；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奖售问题、社员正当家庭副业产品的收购问题；四、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问题，什么是社员正当家庭副业问题；五、如何解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计划管理）中一些界限问题；六、进一步发展集体和社员生猪生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七、加强社队企业管理和收益使用，需要解决哪些政策问题；八、农村集市贸易管理问题。在调查中，要注意研究自治区过去规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以便及时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修改。同时，注意了解干部、群众中提出的其他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第2版()专栏： 我以我血荐轩辕 ——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作斗争的事迹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 ——弗·伊·列宁 广州市青年工人庄辛辛，就是一个坚持革命原则的好同志。 庄辛辛是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电工，今年二十六岁。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满腔热血，宁折不弯，怒斥群贼。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他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被“四人帮”心腹所控制的《人民日报》，信中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等革命口号。因此，他惨遭“四人帮”迫害，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逮捕入狱，判处徒刑十五年。 最近，在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直接干预下，庄辛辛终于获得彻底平反。共青团广东省委号召全省共青团员和青年向庄辛辛学习，在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把自己锻炼成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一 一九七六年春天，一种悲伤与愤懑的气氛笼罩着祖国上空，寒风飕飕，乌云滚滚；眼看医治好了的创伤又要流血，祖国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 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面对着“四人帮”卷起的狂风恶浪，庄辛辛同广大人民一样，心境犹如飓风下的大海，波涛汹涌：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到此完结？难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就要毁于旦夕？ 斗争越是激烈，庄辛辛的决心越坚强。 一天，庄辛辛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野心家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暴露了。他立即做好了以生命和鲜血保卫敬爱的周总理的思想准备。 在一天夜里，庄辛辛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讨伐阴谋家、野心家的檄文，投寄给《人民日报》。 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庄辛辛最后写道：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写完了这封信，痛感“四人帮”疯狂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把我们国家糟踏得不成样子，于是，他满腔仇恨，又填了一首词。词中预言，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四人帮”迟早要完蛋，“终必有一日，独裁要覆颠！”第二天，他把信投进了邮筒。 二 庄辛辛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他才十四岁。他和同学们一起，满怀革命激情地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接受疾风暴雨的磨练。在斗争中，庄辛辛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也体验到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野心家对祖国、对人民的严重危害。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使庄辛辛无比振奋，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林彪反党集团对国家经济基础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我们青年人能够为祖国做些什么？不久，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学习、学习、再学习，要使自己成为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为的人。 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满满的学习日程表。数学、物理、电工学、英语、文学、历史、政治……他都想掌握起来。他除了每天清早坚持游泳锻炼身体外，全部业余时间都被用到了学习上面。他补完了中学全部功课，学了大学的一些课程。他还自学英语，能够阅读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一九七五年暑假，他过去的一个中学同学从南京航空学院毕业归来，告诉他两道毕业考试的数学难题，他立即演算起来，快速准确地得出了答案，使他的同学大为惊讶。 然而，当时正是我们国家处于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时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常常使这个青年不能安心学习。林彪垮台了，为什么林彪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还有人在积极推销？为什么伙同林彪干了大量坏事的人仍然盘踞在许多重要岗位？这不得不使庄辛辛再一次给自己提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能够为祖国、为人民做些什么？ 社会主义祖国需要有大批掌握科学知识的青年，我们需要学习！然而，顺着“潮流”，找到一条与自己的理想并行不悖的途径，有吗？ 他矛盾，他惶惑，多少个夜晚无法入睡。 一九七三年“五一”节，他邀了相知的同伴登上白云山，在“南天第一峰”的松涛深处漫谈。从先辈的创业到青年一代的重任，他们都谈到了。最后，他们得出结论：道路是曲折的，要有碰得头破血流的准备；但是，黑暗的后面，即是光明。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庄辛辛暗暗地下定决心：不管情况多么严重，道路多么艰难，也要坚决捍卫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 从此以后，庄辛辛，不仅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他和一批最亲密的战友、最相知的同志低声传递全国各地的战斗信息；他系统地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他冷静地分析当时报刊杂志上出现的各种谬论，警惕地注视着一伙可疑人物的动向；他逐步地认识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面目。 一九七三年，庄辛辛在日记中写下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江青以“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武斗；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针对江青要抢当文艺革命“旗手”，疯狂破坏革命文艺，造成“风扫文坛万花谢，唯独江氏一家昌”的局面，他写道：“我们好心地奉劝你：勿口沫横飞，勿操屠猪之刀乱砍生灵，还文权以能者，谢桂冠于鲁迅”。 张春桥、姚文元发表了“论全面专政”、“论基础”的文章，庄辛辛敏锐地感觉到，这帮家伙又要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挥舞屠刀了。他在许多同学面前谈了他的看法：“他们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理论上的唯心主义暴露了他们抢班夺权的阴谋。” 庄辛辛对“四人帮”的这种刻骨仇恨，使他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英勇不屈。 三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接到了庄辛辛的信，如临大敌。不久，这封信就转到了广州市公安部门，要求立即查办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下午，一辆囚车载着庄辛辛来到了广州市公安局。 “你最近干了什么坏事？” 庄辛辛觉察到，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没干什么坏事，我是给《人民日报》写过一封信。”就这样，庄辛辛被戴上了镣铐。 “庄辛辛怎么会是反革命？他是一个多好的青年呐！”工厂的老师傅们在议论：“张铁生之流被捧上了天，庄辛辛这样的好青年却下了牢，还有什么是非可言！” 庄辛辛被捕、坐牢，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不平。这是因为庄辛辛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路，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立场，群众了解他，疼爱他。因而，他们也就更加憎恨万恶的“四人帮”。 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审讯在紧张地进行。 “你老实交代你的作案动机！” 庄辛辛勇敢顽强。审讯记录中记载着他铿锵有力的回答： “一、我认为文化革命中，有许多事情并没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办，张、江、姚伙同林彪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想把老干部打下去，结党营私，篡党夺权。二、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毛主席委以重任。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他光明磊落，不象林彪那样搞阴谋诡计。我信任他，佩服他。三、我对周总理无比崇敬。我认为张、江、姚一伙想通过打击邓小平同志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从根本上否定周总理的业绩。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尸骨未寒，就有人要分裂党，我不能容忍。四、我认为，谁也不能阻止人们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张、江、姚一伙诬蔑革命人民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行动，我不能接受。……” 审讯室成了庄辛辛声讨反党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的场所。 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审讯室里，鸦雀无声。公安人员听着庄辛辛慷慨激昂的陈词，不肯打断他的话。记录员记下了他的每一句话。庄辛辛热血沸腾，一口气说了九条，历数张、江、姚之流的滔天罪行。这一篇出自“四人帮”高压下的审讯记录，道出了我国八亿人民的心声，道出了用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我国青年一代的高度觉悟。 正义的力量是无敌的。预审员在向上级汇报了庄辛辛的“案情”以后，轻轻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庄辛辛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宣判前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正在对庄辛辛的判决进行最后一次讨论。会上，有的人认为庄辛辛是当前“打击的重点”，应予“重判”；有的人则表示了反对这个“重判”的意见。 但是，在那“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许多是非被颠倒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庄辛辛终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庄辛辛的家里。庄辛辛的同学和朋友们怀里揣着苹果和炼乳，要求和他的亲属一起去探监；工厂的工人们送来毛巾、肥皂等，要求捎给庄辛辛；庄辛辛父亲的老战友们对他的家人说，“祝贺你们家里出了个好孩子！” 人们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四 庄辛辛判刑没几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次伟大的转折。在这场前进与倒退、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我们的党胜利了，我们人民胜利了！ 南岭秋色，金光灿烂，格外明媚。 人们在狂欢中，自然地记起了这场斗争中勇敢的战士。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工人们等待着。 家里的亲人等待着。 同学和朋友们等待着。 监狱管理人员也做好了欢送庄辛辛出狱的准备。 身陷狱中的庄辛辛，一次一次地收拾简单的行装和书籍。他多么需要立即回到战友中间去，为彻底清算“四人帮”而继续战斗！ 然而，庄辛辛依然被关在牢房里。 这是为什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庄辛辛递出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申诉书。 庄辛辛日夜盼望着“申诉”会给他带来自由。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仍在司法机关中作祟，庄辛辛不能获得自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中共广州市委打了一个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坚持要维持原判，并批复庄辛辛“绝对不许翻案”。 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近半年之久了，我们的司法机关竟然作出了这样一个极其错误的“批复”！这正如华主席所说的，“四人帮”的流毒的确不能低估。这个打击，对庄辛辛来说，甚至比宣判之日还更加沉重。难道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庄辛辛，这个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的人还要继续受到惩罚，服刑到四十岁才能出狱！？他百思不得其解，在整天劳动之后，躺在牢房里无法入眠。他半夜爬起来，提笔写道： “屈指陈情已数番，石沉大海音杳然。 遥托飞雁传话语，春风可度玉门关。 蒙冤昔闻‘好秋曲’，雪辜今歌《行路难》。 不为春光不悦目，咫尺天涯北风寒。” 春光悦目，犹有寒气袭人。这使庄辛辛切身感到：斗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四人帮”这具政治僵尸散发出的臭气还在毒害着人们。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庄辛辛提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此后，他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 在一份又一份的申诉书里，庄辛辛淋漓尽致地揭批“四人帮”，以十分有力的论据批驳了那份错误的“批复”。 针对“批复”中所谓“态度极不老实”的指控，庄辛辛在申诉书中驳斥说：“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日子里，我庄辛辛如果态度稍有一点不老实，例如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有鬼，不说为佳，昧着良心、人云亦云，‘四人帮’说邓小平同志是‘反革命’、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也随声附和‘是’；‘四人帮’说‘整顿就是复辟’、‘四个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我也昧着良心说‘是’；‘四人帮’说他们自己是‘左派’、是‘旗手’、是‘功臣’，我也说‘是’；‘四人帮’污蔑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我也胡说‘是’……如此等等，那么，我庄辛辛还会写这封‘反革命’信吗？还会犯这个‘反革命’罪吗？非但不是反革命，而且还是‘革命’的哩！” 针对“批复”中所谓“绝对不许翻案”的恐吓，庄辛辛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他驳斥说：“‘四人帮’垮台后，一切对邓副主席诬蔑陷害之词已被推倒；成批冤案得到昭雪；老干部不再是‘民主派’、‘走资派’、‘还乡团’；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电影《创业》、《园丁之歌》重见天日；‘整顿’不再是‘复辟’；大干社会主义不再是‘唯生产力论’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再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了；十七年也不是‘修正主义的十七年’了……总之，颠倒了的事实统统被颠倒过来。试问，所有这一切都是‘翻案’，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吗？这样的时代已经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结束了。我庄辛辛的案，以及一切冤案、错案，都有党作主，迟早一定要翻的。” 庄辛辛在呼喊！广州市许多知道内情的干部和群众也表示了极大的不平！ 为庄辛辛冤案平反的强烈要求，终于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冤案必须昭雪，错案必须平反，党的政策一定要贯彻落实。在省、市委领导同志的干预下，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之后，庄辛辛重新获得了自由，这个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这件事说明，对“四人帮”的流毒决不可以低估，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战斗，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白云山上，红棉似火。人民群众期待着庄辛辛在新的长征中以实际行动写下新的英雄诗篇。 新华社记者　汪振华（附图片） 　张跃良庄辛辛在学习。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2版()专栏： 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本报评论员 二十一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一些青年同志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事实正是这样。经过二十年革命风雨的锻炼，特别是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毛主席瞩望的一代青年更加茁壮地成长起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千百万青年在毛主席召唤下奋然而起；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展开生死搏斗的重要时刻，大批大批青年人挺身而出。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用自己的血和泪，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事迹，使许多老年人感慨，使亿万青年人振奋。今天本报介绍的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青年工人庄辛辛，就是这一代青年中的一个。 从庄辛辛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最可贵之处，就是他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真正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旗帜而战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四、五岁的一个少年人，能在“四人帮”掀起的腥风血雨之中，逆反动潮流而出，为革命利益而呐喊，这种精神不正是毛主席所寄希望于这一代的吗？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残酷镇压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诬陷邓副主席，打击革命的老干部，全盘否定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当时，天空乌云压顶，大地动荡不安。我们党、我们国家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大家都在考虑怎么办？在我们队伍中，不是有那样的人，以为大势已去，“四人帮”的江山坐定了吗？于是有的逃避现实，想当桃花源中人；有的逆来顺受，成了“四人帮”的奴隶；有的竟至出卖灵魂，劝进效忠，卖身投靠。同这些人相反，经过毛主席、共产党多年教育和培养的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并且采取各种方式同他们进行斗争。庄辛辛就是这样。他毫无畏惧地向“四人帮”宣战，公开喊出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的响亮口号。他坚信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一方面代表光明，代表进步；而另一方面则是代表黑暗，代表倒退”，光明必定战胜黑暗，进步必定战胜倒退。所以他能在受迫害期间，满怀信心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也许有人要问，庄辛辛还很年青，他这么高的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呢？的确，这不是庄辛辛生来就有的，而是他受革命前辈的影响，听从党的教导，认真学习、不断实践的结果。他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很认真，即使被关进监狱，也从不放松。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庄辛辛才十四岁。他以一个红卫兵的热情投身这一革命运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生活在群众中间，知道群众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不随波逐流，不断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当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还窃取党的很高职位的时候，庄辛辛能够喊出打倒他们的口号，这决不是一时感情的冲动，而是他在实际斗争中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象庄辛辛这样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为什么遭到“四人帮”如此残酷迫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处徒刑十五年，刑满以后还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美好的青春几乎被他们断送掉？这不奇怪。“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需要的是翁森鹤、张铁生那样的反革命打手和走卒，而决不能容忍庄辛辛这样能够洞察其奸、障碍他们篡党夺权的真正革命的反潮流战士。他们千方百计要靠镇压把这样的革命青年打下去。但是，革命者既收买不了，也镇压不下，越镇压，越坚强。我们从庄辛辛身上看到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三代、第四代，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陷害革命青年的又一罪证。“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利用《人民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利用处理读者来信的权力，肆意颠倒敌我，捏造罪名，打击和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他们把读者的正义呼声和要求，看成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什么“反革命言论”，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庄辛辛案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据统计，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四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就把五十多封充满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深情、对“四人帮”一伙表示无比愤恨的读者来信当作反革命信件转交公安部门查办，致使许多革命干部、群众象庄辛辛一样，受到迫害。 无产阶级的报纸镇压革命群众，这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我们无产阶级报纸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该反映群众的情绪、呼声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党报的光荣传统。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不仅不反映人民的呼声，反而镇压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教训。“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犯下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道，一笔一笔地加以清算。“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使党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光大。 现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政法部门，对庄辛辛的冤案作了平反，领导同志还亲自登门承认错误，表示道歉。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具备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德。知错必改，改了就好。

第3版()专栏： 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 《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对当前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今年七月出版的第三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署名周柯的评论文章：《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文章对当前的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 文章首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曾经遭受“四人帮”的灾难性的破坏。“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沉重枷锁，使人动辄得咎，造成了文艺园地的荒芜冷落。正象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的谈话中所说：“怕写文章，怕写戏。”“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打倒“四人帮”，文艺大解放。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力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所建树，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为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作出新的贡献。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是一门创造性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这门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和毛主席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这门科学。列宁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的纲领》）毛主席也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也是如此，它不能停滞不前，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向前推进。 文章说，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发出必须重视研究现状，必须重视研究历史，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指示，对于今天的文学战线，也同样适用。关于理论的研究，文章说，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及其发展历史，要进行真正认真的学习和研究；要批判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和庸俗化；要着重研究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伟大贡献，完整地建立我们自己的、结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并且是有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科学。 文章认为，文学研究评论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及其种种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散布的假左真右的谬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既要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又要保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天地，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艺多方面的需求。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艺来源于生活，它必须真实地再现生活；当然，它又要比生活更高、更美、更典型。但是，“四人帮”却把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诬之为修正主义的“写真实”论；他们高喊“反对写真人真事”，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鼓吹所谓“主题先行”论，所谓“从路线出发”论，都是赤裸裸地主张文艺可以离开生活而凭空捏造。取消了对文艺的真实性的要求，也就是毁灭了文艺。我们必须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联系实际，切切实实地探讨、阐述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文章说，二十年前，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周总理在阐述这个创作方法时指出，必须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这是对中外文艺史上两种主要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的总结和发展。“四人帮”提出所谓“三突出”的“原则”，妄图抵销和篡改这个创作方法，把那些违背和歪曲生活的东西，冒充作“革命浪漫主义”，把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冒充作“革命的理想”。今天，我们在批判“四人帮”的“三突出”谬论的同时，必须深入地探讨、研究、阐述和宣传这个创作方法。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学工作者是有不同看法的，即针对“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当前文艺创作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前提下，应该更加强调现实主义方面，还是更加强调浪漫主义方面，或者两者都需要强调。探讨这些问题，显然对文学创作的实践是有益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帮”打着“创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旗号，提出“三突出”、“三陪衬”、“三对头”等一套僵死的公式和教条，把英雄典型的塑造引进了死胡同的罪行，认为应当结合创作实践，结合我们解放以来对塑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经验，深入探讨和研究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塑造问题。 文章指出，“四人帮”把所谓“黑八论”作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代表性论点”，强加给革命文艺界。谁都知道，“黑”，是反革命的象征语。把大部分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哪怕是有错误的意见，统统说成是“黑论”，这就首先必须推倒。其次，就每个具体问题而言，情况也很不相同，有的是莫须有的，是“四人帮”杜撰的，有的是根据个别同志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随意引申的，有的在出现的当时就受到革命文艺界的严肃批判，有的虽然是有错误的，当时革命文艺界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但它可能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意见，不能一概否定。“四人帮”挥舞所谓“黑八论”的棍子，从反面提醒我们：应该对被他们强烈攻击的某些问题或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作认真的研究和剖析，以便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谈到“四人帮”对“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的文学历史作的否定和歪曲时，文章认为，首先必须揭露“四人帮”歪曲和污蔑鲁迅的卑劣伎俩，批判他们在鲁迅研究工作中散布的种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谬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有众多的战友和同志，“四人帮”用“架空鲁迅”的恶劣手法把鲁迅描绘成“孤家寡人”，从而达到他们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同时也就否定鲁迅的罪恶目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廓清这方面的流毒，对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和著作，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其次，要为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名誉，无论《子夜》、《家》，还是《林家铺子》、《雷雨》和《日出》，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它们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东西。被“四人帮”扼杀的作品，要为它平反；我们自己批判错了的，也应纠正。至于对某些有争论的作品，包括解放以后出现的有些作品，也可以用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动辄一棍子打死。 文章在批判“四人帮”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否定和歪曲时指出，对“四人帮”胡诌的那个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儒法斗争史”的谬论，还必须深入地进行批判。“四人帮”给一部分《红楼梦》研究者加上种种罪名，特别是那个所谓“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罪名，是彻头彻尾的诬陷，必须坚决推倒。毛主席曾经对《水浒》这本书有过评论，“四人帮”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对毛主席的评论作了篡改和歪曲。究竟应当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应当怎样评价《水浒》这部古典文学名著？这是一个可以而且也应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对外国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特别是被“四人帮”长期封存禁锢的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应当恢复其历史地位，给予应有的正确评价。 文章认为，在批判“四人帮”的同一目标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之间有不同意见，你那样看，我这样看，都是正常的。在批判和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也都是可能的。但不能允许继续散布“四人帮”的反动观点，毒害人民。 文章认为，文学研究评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创新。在学术研究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四平八稳，人云亦云，或者是搞一阵风、一窝风，都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要冲破“四人帮”为了钳制舆论而人为地设置的种种“禁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完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坚持六项政治标准，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禁区”。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研究和探讨的。 文章说，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允许人家讲话，讲了错话也不要紧，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就是了。对于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既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还要允许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自己的意见。在科学问题上，一项发明创造，常常要经过十次、百次、甚至千次的失败，为什么在文艺问题上，就不能允许有一两次的失误呢？为什么犯了一次两次错误，就该一棍子打死呢？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应该造成一种民主的空气，在学术问题和文艺问题上，尤其需要民主。 文章强调指出，要特别注意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一条重要的政策界限。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在文学评论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但不能把学术探讨中的争论、不同意见或者某些错误的意见，都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更不要把人民内部的政治和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掌握好这些政策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学术活动，不能活跃思想，也就不能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3版()专栏： 芜湖市恢复发展小商品生产 新华社合肥七月十六日电　安徽芜湖市恢复和发展小商品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许多前几年市面上看不见的小商品，现在又摆上了各个商店的货架子。 芜湖市原是安徽省小商品生产比较集中的城市，最多时小商品品种达到一千三百余种。其中象“芜湖三刀”，（菜刀、剪刀、剃刀）以及皮鞋、保温瓶、家具、铁锅、羽绒、竹器、精铝制品、桅灯、童装等，在省内外都享有声誉。这些小商品，都是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离不了的。但是，“四人帮”却胡说“生活好了会变修”，千方百计破坏小商品的生产，结果前几年许多小商品从芜湖市面上消失了。最严重的时候，减掉的小商品达四百余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那时，在芜湖买一口铁锅，需要街道、单位出证明，然后拎着破铁锅，排队换回一张锅票，再拿着锅票去排队，才能买回一口锅。 粉碎“四人帮”后，芜湖市工业部门批判了“四人帮”的胡说八道。大家指出，小商品虽然花工多，产值小，利润少，但烧饭要用锅，吃饭要用碗筷，针头线脑千家万户少不了。恢复和发展小商品生产，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好，就能使人们集中精力去进行新长征。他们调查了全市小商品生产情况，批判了“重大轻小”的错误思想，把转了产的厂、社，减少了的品种，丢掉了的传统产品，逐步恢复过来。一年多来，全市已恢复和新增小商品二百余种。有一种适用于冬季野外工作人员的套脖子帽，投入市场后受到广大农民和野外作业工人的热烈欢迎。一位南陵县的农民买到后，爱不释手，高兴地说：“今年冬天搞水利冻不着耳朵了！” 前几年，小商品生产上的形式主义流毒也很严重。为了显示服装的“革命”，颜色和样式千篇一律；为了表示毛巾、手帕、枕套、玻璃器皿、搪瓷制品等有“革命内容”，用标语、口号代替花色品种、图案设计。现在，芜湖市正在扭转这种局面，各种珍禽花卉、秀丽山川，又出现在小商品上了。芜湖工艺绣品厂生产的枕套，以前花型少，群众不欢迎，年产两万对还要积压。现在，花型不断增加翻新，年产六万对仍供不应求。

第3版()专栏：批评 这个“马蜂窝”能捅掉吗？ 黑龙江省嫩江县邮政局科洛支局积压报刊、信件和邮件的现象，已经有几年了，简直成了惯病。 有一次，我们订户一天收到了十四天的《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和《黑河日报》，足足一大包。是我们这儿交通不便，导致报纸积压成灾吗？我们调查，嫩江县邮政局天天都及时分发，由邮押员乘公共汽车，一天一趟送到科洛支局。原来，这些报刊是被这个支局关了“禁闭”。 这个邮政支局不仅担负着成千上万的报刊投递工作，还担负着山河农场、科洛公社等单位共二万多人的邮件投递任务。他们常常十天半月才送来一次信，从这个支局往外发的信也常常不能及时寄走。支局门口挂的两个信箱经常塞得满满的，再投进一封信就会挤出一封。这个支局共十多名领导和职工，对我们焦急地盼望报纸、盼望亲人来信的心情，他们大概连想都不想。 两年前我们曾给这家支局贴了一张大字报，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年复一年，原来怎么积压现在还是怎么积压。我们准备再给他们贴大字报。有人说：“越贴他们积压越厉害，干脆忍了吧。这种情况县局也不是不知道。科洛支局是个捅不掉的马蜂窝。”现在给党报写这封信，问问这个“马蜂窝”能捅掉吗？ 黑龙江省山河农场 高遇生　焦永顺　潘燕

第3版()专栏：读者来信 这种工作态度行吗？ 河北省峰峰矿区十一个公社，报纸、杂志、信件、邮单常常不能及时送到收件人手里。有的邮递员腿沉脚懒，想了许多“巧”办法：一是捎，让上学的孩子、劳动的社员往回捎；二是攒，两天或几天送一次；三是建立“转运站”，让别单位替他代劳。 一九七六年从河北省曲周县寄来李庄一封信，一个月零十一天才收到。学校订的《红小兵》刊物半年收不到，到邮电局去寻查，邮电局的同志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扔在你面前。新庄大队因经常收不到报刊，学校负责人给矿区邮电局写了一封提意见的信。负责这条邮路的邮递员大发雷霆：“你们告我的状，告吧，越告越不来。”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邮递员进村了。 义张庄大队共订报纸、杂志十二种二十五份。从一九七二年起，邮递员在离这个大队五里路的义井砂货厂北车间设立了“转运站”，长达六年多时间，几乎没有往这个大队送过报刊。 大队不得不从一九七五年起，给捎报纸的社员每个月记三个工。这样每月的报纸才能收到三分之二多点。同志们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邮电局这种工作态度行吗？ 邯郸市峰峰矿区 刘武群　路永红

第3版()专栏：好人好事 新长征路上的“铁脚板” 湖北省宜昌县樟村坪公社邮电支局乡邮员、共产党员丁应南，今年四十八岁。他参加工作二十六年来，一直战斗在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大山区，跋涉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上，把报刊、信件、包裹及时送到山村。他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过县、地、省劳模大会。 他负责从邮电支局到茅湖岭大队这条邮路。邮路全长二百一十九里，三十一个投递点。三日一班，每班要过一百○八条溪河，爬十五座高山，是全社最长的一条邮路。 今年元月，大雪覆盖，溪河结冰，班车停开。元旦的报纸转到邮电支局，已是元月五日下午三点半钟。是当天就出发，还是第二天赶早走呢？老丁想：元旦社论要尽早让干部、群众看到。他用塑料薄膜包好邮件，带了个手电筒，背上几十斤重的邮包，迎着寒风，拄着棍子出发了。一路上，摔倒了多次，爬起来再走。来到黄马河大队已是深夜十一点半钟了。老丁成了个“雪人”，但元旦社论却提前一天送到了干部和群众手里。 从三堡垭大队到大荒头大队，中间隔着一条有名的陡槽河。这里河水湍急，山洪爆发就无法通过。四月的一天，老丁来到三堡垭大队，已是下午四点半钟了。按惯例要在这里住宿，第二天再走。这时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刹那间，大雨下麻了山。老丁心想：如果不迅速赶过河，将会被洪水隔在三堡垭，邮件就不能准时送到群众手里。他顾不得休息吃晚饭，又朝前赶路，终于抢过了大河，不一会山洪咆哮而来，冲走了渡口的木桥。老丁看着汹涌的洪水，虽然饥饿疲劳一起袭来，但是，他为赢得了时间感到无限欣慰。从这里到第一个投递点，还有十五里的大上坡路。老丁继续前进。当老丁满身汗水地来到投递点时，已是深夜十点多钟。干部群众都伸出大拇指说：“老丁真是个‘铁脚板’”！ 老丁不仅按规定的投递点投递好报刊信件，给群众代办汇款、代订报刊杂志，还为不顺邮路的贫下中农捎带办事。黄马河大队三生产队有个七十多岁的军属老大娘，儿子在西藏服役。大娘家离投递点有七里多路，往返一趟十五里。一九六八年以来，十年如一日，每当老大娘的儿子寄回钱和包裹，老丁总是亲自送到大娘手里。前不久，老丁给大娘带了三十元钱汇款，走到黄马河，天已黑了，又下着大雨。“今天不送，下次带来，又要积压三天。”“还是要去！”老丁淋着大雨，摸黑去了。 老丁常说：“群众需要办的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湖北宜昌县樟村坪公社革委会 边明亮　陈传梓

第3版()专栏：来信综述 有些邮局的工作要改进 本报编辑部不断接到工人、公社社员、干部、教师、学生、解放军指战员来信，批评一些邮局的投递工作。 一、投递不及时和差错 一些地方，邮局两、三天或六、七天送一次报纸。河南省淮滨县张庄刘绪德订的《光明日报》，两年来没有一个月送够过，每月平均少三、四份，多时少六、七份，而且少的都是有重要学习材料的。 四川农机厂曹邦信说，他们厂公家和私人订的不少杂志和画报，经常是邮局工作人员自己或借给熟人看够了，翻旧了，才送到厂里。每年各种杂志和画报第一期里的日历图片，几乎全部被拿走了。 山西省机械工业局赵加积反映，洪洞县赵城邮电所常常把电报译错。他们是驻该地区的工作队，半年内收到七份电报，就有六份译错或发错。例如，去年十二月一日，他们队小赵收到太原发来一份电报，说：“加力双力溜需住院……”，看完电报，小赵莫名其妙，十分焦急。后来家里又来了信和电报，才知道他妹妹加丽从宜昌得病回来。 读者特别对杂志投递慢和丢失不满。交通方便的地方，很多还是在出版后一两个月收到。边远地区常常隔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当然，有的杂志有时不能按期出版，但投递不及时是一个重要原因。 读者对信件投递不及时、出差错甚至丢失很有意见。内蒙古郭灿城说：“我的老家广东郁南县连滩公社的亲人，于二月二日寄一封信来包头，而且是航空信，我到四月十五日才收到，整整两个月。”辽宁铁岭龙山公社于伟光反映，本县内邮一封信有时用十天时间。有的因信件经常收不到，造成误会，引起家庭不和。江西王秀群远离家乡几千里，去年半年没有收到家信，引起家庭矛盾。后来收到一封挂号信，才知道已经来过四封信，可他一封也没见。 二、邮件丢失严重 不少群众反映邮局工作制度不严，邮件丢失情况严重。有的包裹全部丢失，查无着落。有的包裹中东西被抽去一部分。山西长治市工人赵桂荣一九七八年元月从上海寄回四个被面，家里仅收到三个。同厂工人李世刚往家寄的一个包裹中，缺了毛料裤和尼龙袜等。广西上林县覃潘芬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他内弟从山东嘉祥县纸坊邮局寄给他一块手表，至今查无下落。冶金部宋建说：他离北京只有三十六公里，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从上海、北京、贵州寄给他的书刊、资料、信件、电报有七件未收到。长江航运管理局芜湖分局寄南京一百本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也丢了。 三、有的地区邮局网点少 来信反映，不少地区邮局网点适应不了需要。有的公社方圆百里，仅有一个邮电所，投递员也很少。有的新建地区，距离邮局远，去邮局一次往返需一天时间。河北王强如说：他们那里是个新矿区，距县城十多里，一个邮政信箱都没有，原有一个还被取消了，报纸信件都得自己到邮局去取。无锡油泵油嘴厂新建住宅区，职工订了报刊，邮局不管送。

第4版()专栏： 响应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号召 武汉长沙南宁北京军民举行群众性游泳活动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武汉、长沙、南宁、北京等地军民，今天举行了横渡长江和畅游湘江、邕江等群众性游泳活动。 今天，武汉市六千多人举行了横渡长江活动。 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市委、市革委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主要负责同志，乘船检阅了游泳队伍。 武汉市渡江游泳活动指挥部向最先到达终点的一百二十名优胜者颁发了奖章。 武汉市及各区、县去年夏季普遍成立了渡江游泳活动指挥部，组织群众利用当地条件开展各种游泳活动。许多区、县还举办了不同类型的游泳训练班，为各基层单位培训了大批游泳骨干。今年夏季，已有五万多人到江、河、湖、塘等水域游泳锻炼。据去年统计，武汉全市三百万人口中有八十六万人学会了游泳，涌现了一百三十多个群众性游泳活动的先进单位。 长沙市七百多名游泳健儿今天畅游湘江。游泳健儿排着整齐的队列，从桔子洲头下水，顺流而下。 长沙群众喜爱游泳。每到夏季，许多工厂、机关都组织群众开展游泳活动。有些学校，还开了游泳课。今年，长沙热得早，全市每天约有一万五千多人次参加游泳活动。 三十名桔子洲头学校的小朋友参加了今天的游泳活动。其中最小的只有七岁。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畅游湘江上岸后，视察了桔子洲头学校，并与师生照了相。从这以后，游泳就成为这个学校的传统体育项目。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游泳，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能横渡湘江。 在广西南宁市，三千五百多军民畅游了毛主席冬泳过的邕江。毛主席冬泳邕江时乘坐过的“喷水二号”在前头导航。畅游活动的起点是邕江大桥桥头，终点是当年毛主席第二次冬泳邕江起水处对岸的白沙大队渡口。全程十五里。 今年入夏，南宁市革委会发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的通知。从自治区、南宁市的领导同志、机关干部，到学校的青少年、幼儿园的儿童和各界群众，积极参加游泳锻炼。仅据区、市的六个游泳池的不完全统计，入夏以来，游泳人数已达十二万多人次。 今天，北京市国营青云仪器厂的基干民兵横渡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北京市的一些单位还分别举行了职工、学生和幼儿游泳比赛，北京市游泳、跳水和航模代表队也分别在陶然亭和丰台游泳池为广大群众作了表演。从昨天起，来自十九所高等学校的五百多名大学生运动员，参加了北京市高等院校举行的学生游泳运动会。

第4版()专栏： 措施果断　行动坚决 鞍钢党委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问题 本报讯　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使一些还在基层顶岗劳动的技术员和大专毕业生，得到合理使用。 鞍钢党委解决技术人员的用非所学问题，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使鞍钢成为辽宁“重灾区”的“重灾户”。许多科研机构被砸烂，四千多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技术员和新分配来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被赶到基层长期顶岗劳动，学炼钢的开吊车，学采矿的拣废铁。当时，鞍钢流传着这样的话：“技术人员出外是个宝，在鞍钢是棵草”，“劳动力紧张，技术人员过剩”。还出现了三个“一大堆”的奇怪现象：一大堆技术人员没使用；一大堆生产技术问题没人解决；一大堆现成的技术成果没人推广。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这个极不合理、极不正常的情况。一九七五年，派专人到鞍钢进行了调查。同年十一月，鞍钢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研究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整顿鞍钢科技队伍问题，大部分陆续作了安排。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在上海的几个余党，竟恶毒诬蔑鞍钢调查是“造谣”，“典型的右倾翻案”。“四人帮”在冶金部的那个黑干将公开扬言，“鞍钢大专毕业生顶岗劳动就是落实了政策”。“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安插在鞍山的党羽、亲信，也在各种会议上攻击调查报告“是翻案，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喊冤叫屈”，趁机大整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鞍钢还有一千多名大专毕业生的用非所学问题，就这样一直未得到解决。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鞍钢党委又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这项工作。按照党委部署，有些厂矿很快调整了一些大专毕业生的工作，但是，有些单位行动迟缓，许多顶岗劳动的大专毕业生十分焦急，希望尽快解决用非所学问题。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回去等着吧，现在还顾不过来抓你们这些事”。满腔热情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究竟是什么问题阻碍解决用非所学、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呢？鞍钢党委经过调查，发现这样几种情况：有些厂矿领导干部认为几年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反复大，吃过苦头，怕现在落实过头，将来再挨批；有的至今没有转过弯子。还有的同志认为，用不用科技人员无关大局，照样炼钢出铁。鞍钢党委认真地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两个估计”的流毒还在起作用，流毒不肃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不能落实。鞍钢党委发动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联系鞍钢的实际，开展“三大讲”，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大家指出，现在不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头，而是还没有落到实处，必须坚决落实。至于“用不用照样炼钢”，则是受了“四人帮”“科技无用”论的影响。鞍钢这些年在“四人帮”的破坏下，科研工作遭到严重摧残，致使钢铁生产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普遍下降。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同时，鞍钢党委采取了果断措施，把还在顶岗劳动的一千一百多名技术员和大专毕业生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由公司统一调整。党委的这一措施受到广大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有些厂矿担心，抽出顶岗劳动的科技人员，劳动人手减少，影响生产；有些大专毕业生和技术员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较多，愿意到科研设计部门，不愿到教育部门。针对这些情况，鞍钢党委采取措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向各厂矿反复宣传华主席、党中央十分关怀鞍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一切着眼于四个现代化。人力不足问题，由本单位自己挖潜解决，做到减人不减产，减人要增产。 鞍钢党委专门成立了调整分配领导小组，与各厂矿党委紧密配合，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对这一千多人，逐个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技术专长和表现。在学习班结束时，又进行了技术考核。最后，根据生产需要和每个人所学的专业、业务水平高低，统一调整。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基本结束。五百多人调整到科研设计部门、大专院校和其它厂矿做技术工作，其余的回到原厂矿科研办公室和技术革新攻关队，从事技术工作。 鞍钢各级党委还针对这批大专毕业生因长期顶岗劳动，专业有所荒废的情况，采取技术讲座，短期技术培训班和“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多种形式，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

第4版()专栏： 北京市科协积极开展科普活动 本报讯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在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抓紧恢复各个学会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三个月来共举办专题报告、学术讨论、科普讲座二百二十一次，参加人数十万六千多人次。 北京市科协各学会认真贯彻“双百方针”，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交流工作。广大会员心情舒畅，敞开思想，踊跃发表学术见解，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各学会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积极研究解决工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北京土建学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举办的《唐山新建居住小区及住宅设计展览》，展出了十几个省市设计单位推荐的二十八个小区和八十六个住宅设计方案。这对尽快落实华主席关于建设现代化新唐山的指示，提高广大会员和土建工作者的建筑设计水平，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京市科协还注意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美籍学者牛满江、加籍学者高国楠分别作了有关遗传工程和体细胞杂交的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这类活动已搞了十三次，对学习国外科学技术经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起了推动作用。 在大力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北京市科协还专门成立了科学普及工作部、青少年工作部，认真加强对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科学普及工作。为了扩大听讲范围和效果，北京市科协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星期天科技讲座”。 北京市科协还编辑出版了普及科学知识的报纸《北京科技报》。这份报纸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报道北京市科研双革成果，科技战线的新气象，宣传好经验好思想，鼓励人们学科学，攀高峰。

第4版()专栏：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美国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以小威廉·斯潘为首的美国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常务理事陆璀等。 代表团在京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会见了他们。美国客人将于日内离京回国。（附图片） 纪登奎副总理七月十六日会见以小威廉·斯潘为首的美国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以堀昌雄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工人自治管理研究会议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等参加了会见。 访华团是七月八日到达北京的。张香山副会长于七月九日设宴招待了日本朋友。（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七月十六日会见以堀昌雄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工人自治管理研究会议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圆满结束对瑞典和意大利的友好访问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回到北京 陈锡联、王震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圆满地结束了对瑞典和意大利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司令员陈锡联，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梅嘉生、空军副政委刘世昌等。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德森，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博肃礼中校也到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方毅副总理会见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以尾形学教授为团长的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农林部副部长朱荣、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马凌等。 访华团是应中国农学会邀请于六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曾分别会见和宴请他们。日本朋友们曾赴上海、广州、桂林、大寨参观访问。他们在访问期间同中国科研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阿留学生实习生于二十日前回国 我援阿专家于二十日前回北京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阿尔巴尼亚政府已决定召回在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和实习生。第一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三十一名已于七月十三日乘飞机回国，其余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和实习生将于七月二十日乘飞机回地拉那。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将分别于七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乘飞机离地拉那回北京。

第5版()专栏： 朝鲜党和政府联席会议阐述对不结盟运动的立场 不结盟国家坚持团结反帝反殖反支配主义 新华社平壤七月十五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七月十五日刊登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新闻公报强调指出，当前形势迫切要求不结盟国家形成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支配主义势力的统一战线，以团结的战略对付它们分裂、瓦解和争夺的阴谋。 新闻公报说，在金日成主席主持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于七月十二日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问题的方针和参加这次会议的朝鲜代表团的活动方向。 公报指出：今天，不结盟运动正经受着曲折，但是，整个形势的趋势依然是朝着有利于高举自主旗帜前进的人民的方向发展。 公报说：“特别是最近以来，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支配势力，在世界各地离间、分裂不结盟国家，为把其拉入自己的支配圈内，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并狡猾地企图瓦解不结盟运动。”“因此，现在，一部分不结盟国家之间，相互仇视、憎恶，甚至出现了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局面。这真是不幸和令人痛心的事。”联席会议认为不能坐视这种局面，大家应当把力量联合起来予以解决。 公报说，联席会议对于实现不结盟运动的统一团结的问题予以很大注意，并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坚定地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政策、捍卫运动固有的特性，是实现统一团结的根本问题。 公报说：“在不结盟运动中，不要谈论进步的国家，或者是非进步的国家，不要把成员国分成这一边、那一边，应当在传统的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公报说，不结盟运动是一个要求自主性的运动，它的成员国正为捍卫民族独立、实现经济自立和拥护自主而斗争。“当不结盟国家真正尊重运动的独立自主信念，发扬相互信赖和合作的精神时，就不可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公报指出：“就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问题来说，我们认为，每个国家要互相尊重现有的国境，不得越过其国境线范围；在某一方越过现有国境线时，必须在返回原来位置的条件下求得公正解决。” 联席会议指出：自主性的原则，要求一切民族之间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不仅反对被别人奴役而且也反对奴役别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容忍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自主权受到侵犯，应当彻底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势力的支配和干涉。” 公报指出：“如果不结盟国家坚持自主性，那么，帝国主义、支配主义势力就不能插足于我们的运动，任何国家的指挥棒也不会灵验。” 公报说，发生帝国主义侵略时，支援为反对侵略而奋起战斗的国家人民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结盟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干涉别国内政、介入他国内战。” 公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为不结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等支配主义势力，维护自主性的神圣事业作出贡献。 公报强调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今后仍将坚决反对在‘和平’和‘裁军’的幕后，只说空话，欺骗人民群众，同时加紧军备竞赛，加剧紧张局势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在为履行关于裁军问题的不结盟会议决议的斗争中，作出自己的努力。” 公报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后仍将同不结盟国家协力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为了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而积极斗争。” 公报最后说：“联席会议表示确信，经过不结盟国家的共同斗争，帝国主义和一切支配主义势力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的所有企图必将破产，不结盟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

第5版()专栏： 南斯拉夫报纸就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发表评论 坚决反对改变不结盟运动方针 抨击古巴要不结盟国家同“天然盟友”“保持团结”的主张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五日电　南斯拉夫《战斗报》最近就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表示坚决反对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性质、方针。 评论说，贝尔格莱德会议要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国际时刻召开，其特点是世界舞台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乱子。集团在世界各地区的争夺有增无减。 评论在谈到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情况时指出，“在运动的发展中经常伴随而来的还有其他的各种外来压力，其次是内部的困难和某些不结盟国家之间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利益。无疑，即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议将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评论说，“不结盟国家最彻底地反对集团划分，反对帝国主义和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与控制。铁托总统认为这一事实是不结盟的各种反对者竭力破坏运动和削弱它的活动能力的基本原因。” 评论指出，“在坚决地反对旨在使不结盟政策丧失自主的国际力量、改变它的性质或者把它同别人的利益和集团政策联系起来或置于从属地位的各种努力的同时，南斯拉夫坦率地指出不结盟运动内外压力的危害。” 评论说，“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米洛什·米尼奇不久前说，最有害的是，把所谓改变不结盟运动方向的作法强加于人，即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性质、作用和方针。当谈到企图把不结盟国家分成进步的和保守的宗派立场和行动时也是这种情况，这种立场只是假激进，而实际上就其效果而言是搞分裂的。”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六日电　南斯拉夫《新闻周报》七月十六日发表评论指出，古巴使不结盟国家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的主张是“毫无可取之处”的。 评论说：“许多人，如果他们不能把不结盟国家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他们就想至少使它们成为国际事件的消极的观察者。”“这样一来，就使一个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和进步的运动，变成一个由对外界不感兴趣的和孤立的国家组成的孤岛，因而也就会变成今后的某种欲望的轻易的猎获物。” 评论指出，古巴党报《格拉玛报》和这个国家的官方通讯社拉美社近来尖锐地反对“不结盟运动中立化”倾向。同时，古巴的新闻工具建议走另一种毫无可取之处的极端：使不结盟国家同“它们的天然盟友——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 评论指出，“不结盟国家知道，这完全意味着是某种结盟”，这种论调的作者们“把矛头对准了不结盟国家的反集团方针本身”。评论说，“他们不是把反集团和反霸的政策宣布为运动的基本原则。拉美社写道：‘在所谓独立和不结盟国家同两个集团保持等距离的借口下，实际上是想使不结盟国家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这就如同众所周知的格言所说：谁不跟我在一起，他就是反对我！”

第5版()专栏： 远洋万里访友邦 ——记我人大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时当六月，委内瑞拉的国花——兰花正在盛开，散发阵阵幽香；墨西哥高原雨季刚到，几番新雨，把绿树繁花洗刷得流光溢彩。正是在这美好的季节，中国人民的使者——姬鹏飞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代表团，来到拉丁美洲这两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家进行了十五天的友好访问。从加勒比海滨，到安第斯山麓，到古玛雅文化发祥地，代表团到处受到热烈而亲切的欢迎，反映出同属第三世界的拉美人民和中国人民心连心。 委内瑞拉佩雷斯总统在一个多小时的接见中，同姬鹏飞团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佩雷斯总统提供他的专机供代表团前往内地参观时使用，并派总统军医为代表团服务。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在“松林”别墅热情地接见了中国人大代表团，他对姬鹏飞团长说：“我们同中国建立了友谊关系，我们是朋友。当我们知道不仅有着共同的原则，而且能有你们作为我们的朋友时，我们非常高兴”。 有的朋友是老相识，见了面就更加亲热。墨西哥参议院大委员会主席甘博亚会见姬副委员长时，拿出他一九七二年访华时同敬爱的周总理合影的照片，激动地描述了当时他访问中国和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在两国代表团开始工作会谈之前，甘博亚主席两次拿出那张珍贵的照片让与会的人们传看，并且深情地说：“这是我政治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委内瑞拉七十高龄的国民议会议长巴里奥斯在一九七四年中委建交后不久就曾率领议会代表团访华，早已同姬副委员长相识。他先后十次同代表团见面，包括亲自陪同到工业区和农业区访问。他亲自过问甚至安排代表团的访问计划，指示一定要接待好。他说：“这次访问特别重要，这不仅因为它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因为这是人民中国向拉丁美洲第一次派出这样重要的代表团，并且从委内瑞拉开始访问，这使我们感到荣幸和高兴。” 代表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深深感到，中国人民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经历。委内瑞拉人民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进行了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六月九日，中国人大代表团前往卡拉沃沃州参观了那里的古战场。一八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委内瑞拉爱国军民在卡拉沃沃战场一举粉碎了西班牙入侵者的进攻，从而维护了委内瑞拉的独立，以后这一天就被定为陆军日。代表团看到了为纪念这一战役在这里修建起来的宏伟壮丽的纪念碑和凯旋门，还看了一部介绍委内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影片《一个自由国家诞生的乐章》，更加形象地体会到委内瑞拉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六月十五日，代表团从委内瑞拉飞抵墨西哥的当天就去耸立在首都市中心改革大街的独立纪念碑前献了花圈，为争取独立而献身的英雄塑像一尊尊排列在大街两旁，象征着墨西哥人民在外来侵略下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十多米高的印第安人塑像，墨西哥朋友们介绍说：他是墨西哥第一个起来英勇打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库伊特拉瓦克。一五二○年，当殖民主义者入侵墨西哥后，英勇的库伊特拉瓦克率领当时的特诺奇特兰城（即今天的墨西哥城的前身）居民把暴虐的殖民者赶出了该城，并在这里一举歼灭了一大半殖民军。这是一次闻名史册的战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人民的战斗并没有结束。今天，他们正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争取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代表团在访问中高兴地看到了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被称为拉丁美洲的“石油之国”的委内瑞拉，正在利用大量的石油收入来发展基础工业和农业。委内瑞拉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播种石油”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个国家东南部的新开发区——瓜亚纳地区便是一个缩影。代表团在那里看到了运用石油收入迅速兴建起来的大规模工厂群。那里的奥里诺科钢铁厂和炼铝厂目前年产量已分别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吨钢和七万吨铝，经过扩建预计到一九八○年将分别达到五百万吨钢和二十八万吨铝。从首都到瓜亚纳的途中，代表团成员还从飞机上鸟瞰了正在兴建中的古里大型水电站。据委内瑞拉朋友介绍，目前这个电站发电能力已达到二百多万千瓦，占全国发电量的一半，到一九八五年工程全部完工后将达九百万千瓦。 墨西哥新建的萨阿贡联合企业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机械工业企业，主要生产大型客车和火车车辆等。墨西哥朋友热烈欢迎代表团到这里参观，并向中国客人介绍说，墨西哥以前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这里过去是一些庄园主种植剑麻的地方。二十五年前，这里先建起了一个火车车辆厂，开始生产自己的火车车辆。后来迅速发展，达到目前的规模。它的技术人员都是墨西哥人，有的还是直接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今年，这家企业将生产五千辆火车车辆，其中百分之四十可供出口。当中国代表团走进装配车间时，看见墨西哥工人正在紧张地装配着一辆辆供地下铁道使用的车厢。 代表团感到鼓舞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正在努力发展农业，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前单一依靠石油的委内瑞拉现在提出了“使农业成为国家发展原动力”的口号，利用石油收入增加了农业投资。代表团在素称委内瑞拉“粮仓”的葡萄牙萨州访问，与主人分享了丰收的喜悦。当地农民热情地拿出自产的最好的热带水果招待中国客人。主人高兴地介绍，葡萄牙萨州的农业近几年得到新的发展，每年为国家生产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稻谷，百分之九十的芝麻，玉米和高粱也在全国各州中名列前茅。 墨西哥近几年不但在育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继续取得成就，而且正在向大自然进军，努力扩大耕地面积。代表团参观了离首都一百多公里的特拉斯卡拉州一个新的农垦区。那里荒山野岭，草木稀疏。有一些小块的绿色玉米地零散地分布在山坡上。代表团到达时，附近的农民闻讯赶来，给中国贵宾带来了各种水果，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主人指着正在山坡上开荒犁地的拖拉机向代表团讲述，这里以前满布森林，由于多年来乱砍滥伐，林区变成了秃山，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目前这里的农民正在组织起来，已经开垦出了四千多公顷新耕地。去年在新开垦的耕地上，每公顷收获了五百多公斤玉米。陪同参观的州长埃米利奥·桑切斯说：“开荒种粮，解决当地农民吃饭问题，这是我们奋斗目标。”他指着周围一座座荒山秃岭说，将来这儿都要种上庄稼。 现在，以姬鹏飞副委员长为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已结束了对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友好访问，满载着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到了祖国。然而，这两个友好国家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在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取得的可喜成就，给中国代表团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代表团向两国人民学习了不少东西。中国同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同属第三世界，有着许多共同点，需要互相支持，也存在着进一步发展国家友好关系和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广阔前景。人们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通过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委和中、墨友谊之花必将开得更加繁茂。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左图：中国人大代表团参观委内瑞拉葡萄牙萨州“拉斯马哈瓜斯”农庄。 右图：中国人大代表团参观墨西哥玛雅文化古迹“堡垒金字塔”。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威廉斯总理再次会见耿副总理 新华社西班牙港七月十五日电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今天下午在总理府再次会见耿飚副总理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王占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家安全和外交部长约翰·唐纳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的女儿埃里卡·威廉斯小姐在同一天晚上会见了耿飚副总理的夫人赵兰香。

第5版()专栏： 我新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递交国书 周秋野大使和法·霍查副主席共赞中南友谊发展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周秋野，七月十四日在贝尔格莱德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副主席法迪利·霍查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法·霍查副主席同周秋野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周秋野大使在致颂词时首先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对铁托总统和法·霍查副主席的亲切慰问和良好祝愿。周秋野大使说：“近几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特别是去年铁托总统对我国的成功访问。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历史性的会晤，把真诚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我们相信，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友好合作，今后必将达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法·霍查副主席在致答词时说：“我热烈地感谢您代表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委员长向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转达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法·霍查副主席在盛赞了南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后说：“南中关系贯穿着和平、社会主义和世界进步的理想，并且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基础上。毫无疑问，在当代的国际条件下，这种合作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法·霍查副主席接着说：“我们在南斯拉夫怀着巨大的兴趣和好感，注视着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华国锋同志领导下为更迅速地发展经济和争取普遍进步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为你们在贵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法·霍查副主席最后请周秋野大使转达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委员长的亲切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第6版()专栏：国际随笔 河内的迷梦 司马达 东南亚国家联盟最近召开第十一届外长会议之前，越南的一位副外长向东盟五国打出一张牌来：建议在东南亚建立所谓“和平、真正独立、中立”的地区。 粗粗看来，这个建议，和东盟五国提倡多年的使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似乎大同小异，不过一词之差。然而这区区一词之差，却十分触目，大有文章，不能不使东南亚国家反复捉摸，仔细玩味。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就说：“这里面有什么奥妙，要多加思索。” 河内所谓的“真正独立”，究竟什么意思？ 不久以前，他们不是还在骂东盟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吗？可见，在他们看来，无非是今天的东南亚各国，包括东盟五国在内，独立有真假之分。谁个“真正独立”，谁个独立而非“真正”，要由他们来鉴别与认可。大概只有符合他们的“独立”标准，方可入选，参加他们设想的那个“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否则的话，对不起，你还不够资格。虽然河内当局是以笑脸相迎，向东盟五国提出这个建议，然而这种“真正独立”的带刺的提法本身，岂不就是对别人的蔑视与侮辱？东盟国家的官方和舆论，对此表示反感、讽议和申斥，这是理所当然的。 东南亚各国的独立，河内真的那么关心吗？人们从它对周围邻国关系中看到的事实，倒是恰好相反。 以越南的邻国柬埔寨为例，因为金边不甘低头屈从，而是坚决维护主权独立，河内就恼羞成怒，兵戎相见，公开发动侵略，暗中大搞颠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现在竟然想借用加丹加匪徒入侵扎伊尔的无耻手法，公开喊叫要在柬埔寨建立“根据地”，推翻民主柬埔寨的政权了。 这分明是要把别人的独立主权消灭得一干二净，把一个东南亚国家囊括到越南的版图中去，那里是关心别国的独立，提倡“真正的独立”！ 河内的胃口与野心，岂止限于吞并他们的近邻。美国侵越战争遭到失败、越南全国实现统一后不久，一个企图称霸东南亚的迷梦就开始了。他们手里捞到别人丢下来的几十亿美元武器，头脑就大大地膨胀起来，暗暗自喜地以所谓“世界军事强国”自居。他们在报刊上公开鼓吹要“抓住无比有利的时机”，争取百年“未有的美好前景”，“攀登时代的高峰”，开始一个由“东南亚人主宰东南亚”的“新时期”。似乎抗美战争的胜利，就应该赋予他们称霸东南亚的权利，主宰东南亚地区的命运。 可是，这种美梦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他们本来以为，小试牛刀，出动一点兵力，就能长驱直入，把柬埔寨的一大片领土划归己有。那想得到，脑袋刚一伸进鹦鹉嘴，就给敲掉两个门牙。只好捂着嘴巴、忍着痛，用贼喊捉贼的手法来自我解嘲，掩饰自己的惨败。“大印度支那联邦”的好梦难圆，称霸东南亚的计划更是谈何容易。“东南亚人主宰东南亚”，说得倒是动听，可是人家不让帝国主义干涉东南亚，未必就等于可以容忍一个东南亚国家来主宰别的东南亚国家。河内的霸权欲望和扩张野心越是露头，东南亚国家就越是疑虑警惕，“敬鬼神而远之”。 现在越南假惺惺地抛出一个“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的方案来，管它是莫斯科冷冻库存多年的“亚安体系”的缩影翻版也好，或者是河内梦想已久的“大印度支那联邦”计划的扩大化也好，反正东南亚国家是决不会轻易上钩，中其圈套的。河内越是梦想“大展鸿图”，其结果只能使它在东南亚地区更加萦萦孑立。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讽刺。回想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年月里，河内报纸曾经用“拿起老爷的拐棍来打老爷的腰”这句话，来比喻夺取美国武器反对美国侵略。现在时移势易，河内领导人大概以为自己手里有了一根拐棍，也可以当起老爷来了。他们究竟当不当得了老爷，还是反倒会成为另一个大老爷的拐棍，人们毋须急于寻找答案，事实本身正在提供结论。

第6版()专栏： 大洋洲新诞生的国家——所罗门群岛 于勤 今年七月七日，大洋洲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所罗门群岛。这个新国家的总理彼得·凯尼洛雷亚在独立这天庄严地宣布，将以“自力更生”和“区域合作”为准则，建设自己的国家，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 所罗门群岛位于西南太平洋，在澳大利亚的东北方，全国面积三万一千平方公里。从飞机上俯瞰，她的覆盖着莽莽原始森林的九百个大小岛屿，象一颗颗晶莹透剔的翡翠，串连成一条一千四百公里长的翠链。这条翠链在地理上属于美拉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为希腊文，意思是“黑人群岛”，因为这个群岛上的居民属黑色人种。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为二十万零六千，除了美拉尼西亚人外，也有波利尼西亚人，还有少数欧洲人和华人。 所罗门群岛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产资源。岛上居民主要以农业为生，自耕其食。社会商品很少。独立前还没有自己的货币。岛与岛之间很少来往。二十万人中使用着七十种语言。共同语是一种混杂的英语（Pidgin）。这样的天涯海角，老百姓总可安居乐业免遭战祸吧？不！殖民主义的铁蹄，世界战争的烽火，给他们带来过苦难的岁月。 早在一五六八年，西班牙殖民者就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当西班牙人在这里登陆时，他们一看见土著居民身上佩戴着金光闪闪的黄金饰物，便以为他们找到了圣经故事中所罗门王购买黄金的地方，于是把这条翠链取名为“所罗门群岛”。到了一八九三年，所罗门群岛又沦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地”。后来，英国殖民者在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开发棉花、甘蔗和椰子种植园，劳动力奇缺，于是不断到所罗门群岛绑架土著居民，强迫他们去做苦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又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所罗门群岛人民是有斗争传统的。当年，他们曾同西方殖民者进行过殊死搏斗，用长矛阻击过奴隶贩子的船只。二次大战后，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九七六年一月，英国不得不同意所罗门群岛“内部自治”。一九七七年九月，所罗门群岛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伦敦跟英国谈判，终于在九月十六日达成协议，定于一九七八年七月正式独立。（附图片） 所罗门群岛的年青人正在学习造船技术

第6版()专栏： 漫谈百科全书 杨祖希 “百科全书”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原意是“普遍知识范围”。这一术语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被用来表示“七种自由艺术”（简称“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从十六世纪起，它被认为是“各种知识的汇编和分类”。到了十八世纪，它逐渐取得目前通行的意义：以词典形式编排的，对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给予系统、完备解释的大型工具书。它可以是综合性的即包括一切科学部门，也可以是专科性的即只包括一个或几个科学部门。专科性的百科全书，往往标明它涉及的科学领域，如“医学百科全书”、“工程技术百科全书”。 何谓百科全书？ 在现代，衡量用词典形式编排的工具书是否属于百科全书，主要有三条标准：（一）是否包罗万象。（二）是否总结一切已经积累的知识。（三）是否把这些知识归纳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达到这三条标准，即使书名不用百科全书，事实上也是百科全书。否则，充其量只是百科词典。由于这三条标准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并由于只有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往往冠以国名。 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同中国古代的类书（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是包罗万象的大型工具书。不同之处在于类书只是对各种资料加以汇编，辑而不作，而百科全书则要求在利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撰述。因此，在百科全书的发展史上，虽然也将类书包括在内，而且《永乐大典》还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但二者终究是不同的。 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同语文词典有区别，主要在于百科全书一般只对专科术语和专有名词进行解释，而不收录普通词语。 最早的百科全书 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在奴隶社会就已出现。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学者瓦罗的文集《学科》，被认为是最早的百科全书之一。它共有九册，分类提供了有关七艺、医药和建筑学方面的资料。可惜原书已经流失，是靠其它书籍中的大量引文流传下来的。 “百科全书”一词的正式使用，最早见于一七二八年英国词书编纂家张伯斯编辑出版的《百科全书，或艺术和科学大词典》（二卷）。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从内容到形式的正式确定，是以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和达兰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为发端的。全书正文十七卷，另附“版画插图”十一卷，一七五一年开始出版，一七七二年出全。当时法国进步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科学家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卢梭、魁奈、杜尔阁、毕丰，以及许多著名的工程师、航海家、医师、军事家等，都分担了编写任务。狄德罗还吸收手工业者（手艺人）参加工作，并且用他们的语言编写有关“机械艺术”的条目。这些汇集在《百科全书》周围的思想家和作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的哲学观点虽然不相同，政治主张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经院哲学和封建制度。《百科全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百科全书》在一七七六至一七八○年又出版了补编和目录七卷（这时候狄德罗没有参加），因此，一般都把这部百科全书介绍为三十五卷。此书当时流传很广，订购数近四千部。由达兰贝尔执笔，发表在第一卷上的卷首语《知识图》和《初步论断》，宣告了《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揭示人类一切知识的本质，详细阐述各门科学，并指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百科全书》是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从一七八二年到一八三二年，它在巴黎被增补改编为《分类百科全书》。在俄国，曾用俄文翻译出版过《百科全书》的一些重要条目，并出版过《哲学条目汇编》、《论国家管理及其各种形式》等专辑。 英国出版的《英国百科全书》按照英文原名应该译作《不列颠百科全书》或《英国百科全书》。解放前我国一般称之为《大英百科全书》，现在也有译作《英国大百科全书》的。《英国百科全书》第一版共三卷，一七六八年至一七七一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出版。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九年出第九版，扩大为二十四卷，并在“序言”中确定了该书的编纂原则。一九二九年，在伦敦和纽约整套出版了二十四卷本重编第十四版，版权实际上已经转入美国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百科全书》以芝加哥大学为编辑顾问。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出版了重编第十五版，共三十卷，分为提要（一卷）、简释（十卷）、详释（十九卷）三编，用三种颜色作为封面，意在把简要介绍和系统论述汇集于一体，取详取简，由读者查阅时自定。马克思列宁重视百科全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百科全书都很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过《军队》、《步兵》、《阿富汗》、 《缅甸》、《阿尔及利亚》、《玻利瓦尔》、《巴克莱—德—托利》等六十七个条目。《美国新百科全书》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三年在纽约出版，共十六卷，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重印过一次。 列宁曾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撰写过《卡尔·马克思》条。还写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末叶俄国土地问题》，但这两条在沙皇检查制度下没有能够发表。《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是格拉纳特兄弟公司在莫斯科出版的一部多卷本百科全书，一九一○年起开始发行第七版，至一九一七年底共出了三十七卷。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格拉纳特书志学研究所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间继续出版二十一卷，使全书合共五十八卷，把列宁当时所写而未能发表的条目列入书中（附图片） 狄德罗像

第6版()专栏： 加拿大的白求恩故居 崇聘

第6版()专栏： 聂耳“终焉之地” 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蓝天碧海，景色如画，是著名的游览避暑胜地。我国国歌的作曲者、人民音乐家聂耳同志的纪念碑就坐落在这里的海滨公园里。 一九三五年四月，聂耳离开祖国，计划取道日本赴苏联学习。同年七月十七日，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二十三岁。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人民和各界友好人士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音乐家，表达日中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开始筹建聂耳纪念碑。一九五○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日中友好协会为建碑而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在藤泽市人民和日本各界、各友好团体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纪念碑于一九五四年在聂耳逝世的地方落成。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以李德全同志为团长、廖承志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了揭幕式。可惜过了两年，因遭强台风的袭击，纪念碑一度损坏。一九六五年，经过广大日本朋友的努力，在原址重新建立了聂耳纪念碑。同时，当地的日本朋友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对纪念碑进行精心保护。 纪念碑原为铜碑，一九六五年重建时改用花岗岩雕成，呈平放的“耳”字型，衬以长方型的大基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晶莹、明净。纪念碑的周围绿草茵茵，繁花夺目，远望犹如聂耳同志安祥地静卧在花草丛中。（见下图） 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亲笔题的“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镌刻在一块黑色花岗岩上，安放在纪念碑入口处的右侧。 纪念碑的左侧立着一块刻有介绍聂耳同志生平事迹的石碑。碑文字体遒劲秀媚，刻工精细，是由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所著、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先生手书的。聂耳同志在日本逗留的短短三个月期间，积极参加日本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活动，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秋田雨雀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碑文说：“聂耳在短暂的二十几年生涯中，歌唱中国人民的劳动，留下了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他作的曲。听吧，聂耳为亚洲解放的吼声至今仍回响在我们的耳际！” 自从纪念碑建立以来，这里经常成为中日两国朋友怀念聂耳、开展友好活动的场地。（何平）

第6版()专栏：亚非拉反帝反殖史话 黑人在巴西土地上的战斗足迹 鲍宇 人们称巴西是世界人种的大熔炉，在那里可以遇到各种肤色的人：白人、黑人、黄种人以及混血种人。其中黑人是巴西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他们的先辈在十六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期间，被葡萄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贩运到巴西。 黑人大批到达巴西是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当时，巴西的甘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对劳力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作为殖民地劳力主要来源的印第安人，因长期被杀戮人口锐减，幸存者也纷纷逃往森林。于是，欧洲殖民者便在非洲大批抓捕黑人，把他们运到新大陆的海岸。被运到巴西的黑奴，大都贩卖到种植园或矿场。到一五八五年，巴西已拥有一万四千余名黑奴，占巴西已开拓地区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到十六世纪末，黑人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印第安人，成为巴西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 黑人在巴西所受的待遇不如牛马。他们在烈日暴晒之下在田间进行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在矿井里劳动的黑人往往早出不能晚归，常常被砸死或被塌方活埋。但是黑人从未屈服于奴役和压迫。他们来到巴西的第一天，就是他们开始反抗、斗争的第一天。他们常常打死监工，烧毁种植园，逃往森林，建立村庄进行斗争。这种村庄很象非洲黑人的村庄，史称“逃奴堡”。 建立逃奴堡是巴西黑奴争取自由解放的一种斗争方式。一六三○年，巴西黑奴在伯南布哥建立了第一个逃亡奴隶国家——帕尔马雷斯。她有自己的君主——赞巴。在极盛时，帕尔马雷斯有两万余人。白人殖民者对于这样一个逃亡奴隶的基地视为眼中钉，必欲消灭而后快。一六四三年、一六四五年先后两次讨伐帕尔马雷斯，但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的几次讨伐也都大败而归。一六九四年葡萄牙殖民者用专门组织的军队包围帕尔马雷斯，在炮火的掩护下不断进攻。当时黑人缺乏粮食，又少武器，但是他们顽强地战斗，最后寡不敌众，营垒被攻破，黑人宁死不屈，纷纷跳崖自尽。 一个逃奴堡被消灭了，又一个新的逃奴堡建立起来。十八世纪初，一个由矿区逃亡黑奴建立的逃奴堡坚持了二十四年之久。一七七二年黑人的暴动者联合印第安人，同殖民者的讨伐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特别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巴伊亚黑人的频繁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巴西还有许多逃奴堡。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八八二年在圣多斯港附近建立的雅巴卡拉逃奴堡。这个逃奴堡后来被宣布为雅巴卡拉共和国，总统是金蒂诺·德·拉瑟达。它得到了当时巴西社会上一切进步阶层的声援和支持。它拥有自己的武装，使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黑人的逃奴堡虽然一个一个地被消灭了，但是他们在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所立下的功勋是永世不灭的。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拉丁美洲人民的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