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叶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同志们： 我热烈祝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 华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关怀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华主席的讲话，非常重要，我完全赞成。韦国清同志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虽然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但一直关心着这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军委就提出要召开这样一个会，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破坏捣乱，没有开成。现在开成了，开得好，全军同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十分高兴。 这次会议着重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大课题。这就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主要矛盾。同志们要我讲话，讲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问题。 毛主席从缔造我军之日起，就把革命的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来看待。我们军队是党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抵制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不能坚持我军的宗旨，就要脱离人民。团结是我军的力量所在，没有政治工作保证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坚强团结，保证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军队就会涣散、瓦解。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政治工作保证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要打仗的，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使部队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而英勇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有这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 我说了这些，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我军就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就有被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领导权的危险。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想，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一九五四年，毛主席针对当时彭德怀贬低政治工作的倾向，重申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回顾一下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就会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我们许多老同志曾亲眼看见过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我军的政治工作。许多老同志都直接聆听过毛主席关于不能忽视政治工作的语重心长的教导，聆听过如何做好政治工作的深入浅出、生动具体的指示。许多老同志也亲自看到由于政治工作的威力，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威武不屈，勇往直前，胜利不骄傲，困难不动摇。我想，在座的同志，全军的老同志，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政治工作确确实实是我军的生命线。 三湾改编，是毛主席创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端。当时，毛主席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亲自担任书记。这样，红军便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再一个是破除旧军队的习气和带兵方法，确立了我军的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的关系。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对于我军至为重要。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懂得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时，实际上已经形成。毛主席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用于军队建设，这是个伟大的创造。我军官兵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生活上艰苦与共，俘虏兵一到红军，就感到红军与白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部队打下茶陵以后，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它是无产阶级军队本质的体现，也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在纪律上的体现。红军的官兵关系很亲密，就象长兄幼弟，军民也很团结，就象鱼水相依。干部的模范作用很好，就连我们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和大家一起挑粮背米。那时生活很艰苦，战斗很频繁，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是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的光辉著作中，谈到北伐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当时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就是在叶挺同志的部队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尽管这样，由于叶挺同志指挥的独立团，有共产党员，有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为什么叶挺同志的部队能够屡建战功，特别是汀泗桥关键性一仗，以少胜多，扭转战局，打败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也证明，军队中有无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情况大不一样。 古田会议，对我军建设，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强调要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指出，不提高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建立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毛主席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把军事和政治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就是批判脱离党的领导，轻视和不要政治工作的倾向。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我们军队就会走国民党军阀主义的道路。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长征得以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胜利前进。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政治工作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爬雪山，过草地，虽然风餐露宿，野菜充饥，但是官兵上下那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是十分动人的，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尤在眼前。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党的正确路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顽强战斗力，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的开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党和国民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个重要关头，王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取消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成国民党那样的政训处。有个别人受国民党酒色逸乐的引诱，以做国民党的官为荣耀，不愿意再过艰苦的生活，新军阀主义开始抬头。毛主席坚决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批判了新军阀主义倾向，及时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当时，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大力抓军队政治工作，一九三八年还亲自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指示重印古田会议决议，发到连长，每人一本，要求大家当作课材，加以熟读。一九四四年，毛主席主持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在毛主席领导下，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使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的战争的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到了解放战争，我军政治工作又有了重大发展。一九四七年，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了辽东三纵队诉苦经验的报告，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指示全军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革命团结、纪律性和战斗力，加速了把俘虏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这对以后实行战略决战，推翻蒋家王朝，取得全国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毛主席亲自起草命令和指示，谆谆教导志愿军同志要尊重朝鲜的人民、军队、政府和党，尊重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同朝鲜同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毛主席指出，这是完成抗美援朝军事任务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志愿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最可爱的人，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美国侵略者。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不仅对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且对全国各条战线都有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是集中了到会同志的集体智慧，大家动脑、动口、动手写成的，是毛主席主持修改和批准的。这个决议中提出的十四条基本内容，是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传统，总结了全国解放以来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经验。毛主席曾批示，这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现在已经把林彪塞进的私货剔除，作为政治工作的学习文件。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粉碎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经风雨，见世面，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极大地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和政策水平。广大指战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主流是好的。我军的政治工作在斗争中也取得了新的经验。 是坚持加强政治工作，还是取消削弱政治工作，历来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先是“左”，搞教条主义，后是右，搞取消主义，张国焘搞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们都反对毛主席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彭德怀照搬外国经验，要搞一长制，贬低和削弱我军政治工作。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他们对我军政治工作破坏之严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王明、张国焘到林彪、“四人帮”，他们用种种手法，毁坏我军政治工作这个生命线，都是要改变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 林彪一上台就全面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破坏党的革命学风，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搞所谓政治冲击一切，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天上，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作摔到地下。“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们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假左真右，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成为他们篡党篡国的工具。 林彪、“四人帮”一脉相承，不仅从理论、思想、作风上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破坏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且处心积虑地从组织上摧垮、搞乱我军政治机关。先是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后来“四人帮”又继续整总政，打 “闷棍”。他们给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下面一些政治机关诬蔑为“阎王分殿”、“阎王殿的缩影”，等等。他们这样干，完全是个阴谋。这决不单单是一个破坏总政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绩，使全军政治工作失去统一领导，从而达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罗荣桓同志在世时，就同林彪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军政治工作是有卓著成绩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是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是团结全军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我们绝大多数政治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对总政治部和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予以推倒。对他们在政治工作领域里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是，只要彻底肃清了他们的流毒，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军的政治工作必定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我军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各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认真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华主席在科学大会上讲过：“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政治思想工作不但不能减弱，而且更要加强”，“使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保卫新时期总任务的胜利实现，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要准备打仗。那种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小生产的习惯势力，都会损害我军的战斗意志。我们一定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牢固树立我军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思想，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和解放台湾而战。现代战争比过去更残酷更激烈，这就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更精更强的技术战术、军事本领和指挥艺术，更坚强的团结，更严格的纪律，更高度的集中统一。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政治工作。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要靠毛主席教给我们的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来取胜。要充分发挥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威力，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都要由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组织去发动。在这里，我读一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这段话，精辟地透彻地指明了政治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我们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仍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们，我还想讲一下，如何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出来，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传下去的问题。这是我们政治工作要抓的大事情。我们的老同志要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情操，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把革命的接班人选拔培养出来。大家都要当伯乐、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毛主席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有老同志热心的传帮带，有全军院校的努力，有年轻同志的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我相信，优秀的接班人一定会大批地成长起来。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朱德同志在一首诗里说得好：“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全军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要做，政治委员要做，军事指挥员要做，后勤干部、技术干部要做，干部要做，战士也要做。当然，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更是责无旁贷。总之，要形成一个人人都来做政治工作的大好局面，这样，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出无穷的力量。全军同志都要维护政治工作的威信，而政治工作威信的提高，主要是靠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各级政治干部的模范作用。我们政治干部要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岗位光荣。 导师创业垂千古。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其中就包括了创建我军政治工作这个伟大业绩，它也是千古不朽的。毛主席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伟大革命实践，学习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做好我军政治工作，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最后，我热切地期望同志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在新的长征中建立新功！（附图片） 叶剑英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煤矿“百日红”竞赛成绩好 本报讯　全国一百多个煤矿的“百日红”竞赛，正在蓬勃开展。到四月十日止，在第一个“百日红”竞赛中，八十二个矿实现了“百日红”，达到甲级标准；四十七个矿在九十多天里做到天天完成计划，达到乙级标准。 从五月一日开始的第二个“百日红”竞赛，截至五月二十日的统计，已有一百四十七个矿实现了“天天红”；三十四个矿完成计划天数在十八天以上。

第1版()专栏： 首钢转炉炉令创新纪录 本报讯　首钢炼钢厂二号氧气顶吹转炉的炉令达到二千八百六十八炉，创造了国内同类型转炉单炉炉令的新纪录。本炉役连续作业六十一天，产钢九万九千五百吨。

第1版()专栏： 化学刺激割胶方法研究成功 据新华社广州六月三日电　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生产试验，初步研究成功一种新的化学刺激割胶方法。采用这种新的割胶方法，可使橡胶树的产胶量增加百分之十到二十，还可减少割胶刀数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这一成果是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广东省农垦部门所属农场协作研究出来的。最近，有关部门对这项成果进行了鉴定。化学刺激割胶方法，主要是通过动员植物体内贮备养分和改善排胶生理机能获得高产。操作方法也比较简便易行，而且节约劳力。

第1版()专栏： 江渭清同志等到农村掌握第一手情况后决定 江西农村必须抓紧落实经济政策 省委通过的十八条意见在全省农村试行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南昌五月二十八日电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分赴抚州、赣州、宜春、井冈山地区和萍乡市等广大农村。他们采取召开小型座谈会、到现场察看和农民直接交谈等方法，了解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手情况。省委领导同志发现，各级党委在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罪行的同时，都在认真研究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形势大好。但是，也发现有些县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认识有分歧。省委领导同志从全省各地掌握的大量材料中感到，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必须把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个重要环节，抓紧抓好。 江渭清同志对去年农村社、队的分配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指出解决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问题，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当前要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搞好劳动管理和评工记分；加强经营管理，健全财务制度；减少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性开支，杜绝不合理的摊派，改进干部作风，带头归还超支借款等方面，解决这一关系调动社员积极性，巩固集体经济的大问题。省委于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及时召开了有地委、部分县委和省级直属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农村政策座谈会。在这个会议研究讨论的基础上，省委正式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政策若干问题的十八条意见，作为文件立即下达，在全省试行。省委的这个有力措施，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1版()专栏： 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在全国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第2版()专栏： 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引向深入 ——评述湖南省的“一批两打三整顿” 中共湖南省委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因势利导，及时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批两打三整顿”的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批，就是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三整顿，就是认真搞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重点是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 湖南省在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发现帮派体系中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重要头目，既是乱中夺权的打手，又是乱中发财的扒手。湘潭市风动机械厂有父子六人，群众称之为“五虎一霸”。他们上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省里的帮派头子勾结，直接向“四人帮”提供反党材料，下与投机倒把分子合谋，盗卖国家资财，坐地分赃，为非作歹，民愤极大。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群众的检举揭发，又进一步发现，一些地区在“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庇护下，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也一齐跑了出来，从政治上、经济上配合“四人帮”同无产阶级较量：有的纠集反革命势力，拼凑反革命集团；有的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腐蚀干部，妄图篡夺基层领导权；有的趁机翻案，进行反攻倒算。这说明妄图复辟的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而“四人帮”则是他们的总后台、总代表。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共湖南省委分析了斗争发展的形势，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在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双打”斗争。 “双打”的斗争矛头，始终对准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解决的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清查中，也同时揭露出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级领导班子在思想、路线、政策、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解决的方针，今年年初，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带领调查组，前往常德、益阳、岳阳、郴州、零陵、邵阳、衡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一些干部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对修正主义不敢批判，对资本主义不敢斗争，对错误倾向不敢纠正，对歪风邪气不敢打击。部分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搞宗派。部分干部骄傲自满，甚至说假话，搞浮夸。一些干部缺少革命锐气，遇事得过且过。还有一部分干部政策观念淡薄，对政策执行不力，使党的政策不能落实。因此，湖南省委认为，很有必要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认真搞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重点是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从思想、组织、作风、政策、制度等方面，拨乱反正，大破大立，把各项工作更好地纳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揭批、“双打”和整顿的关系，揭批是领先的，并且贯穿于“双打”和整顿的全过程；通过“双打”和整顿，使干部和群众更加看清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从而促进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不断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搞好“一批两打三整顿”的关键。在开展“双打”的初期，湖南各地、县举办了各种学习班，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一大路线，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并由各地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工厂农村，调查阶级斗争的现状，使多数干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识到“双打”非搞不可。“双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听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一句空话。对那些心有余悸的领导干部，则由上级党委给予帮助，通过整风，使他们分清路线是非，打消顾虑，振作革命精神，理直气壮地站到斗争的前列。 湖南省从“双打”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城乡串通、内外勾结，是当前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问题常常涉及到领导机关中的某些人。因此，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时，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动员起最大多数的群众，城乡、内外、上下一齐动手，相互配合，造成很大的声势，使阶级敌人无处躲藏。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到领导机关的某些人时，更要下大决心把盖子捅开。问题牵扯到那里，就追查到那里；问题牵涉到那一级，就追查到那一级。 由于“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一批两打三整顿”涉及的面相当大。湖南省委和各级党委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通过斗争，使极少数坏人得到应有的惩处，使犯错误的人真正受到教育。在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时，打击的重点是那些极少数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而态度又很坏的人。贪污盗窃问题严重的，只要交代清楚，主动退赔，也可以从宽处理。对有一般贪污盗窃行为的，主要启发他们觉悟，洗手洗澡，积极退赔，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至于小拿小摸之类问题，不作贪污盗窃对待，让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受到教育。 湖南省开展整顿工作，就公社和企业单位来说，象抓“四清”运动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企业扎扎实实地进行整顿。就面上来说，是采取结合每个时期的工作，一个阶段着重解决一两个问题的办法，务求收到实效。这样稳扎稳打，步步见效，干部满意，群众欢欣。 新华社记者　陈四益（本报有删节）

第2版()专栏： 漏洞百出　欲盖弥彰 越南报纸是怎样报道越军开枪打伤难侨事件的？ 新华社编者按：由于新华社五月二十九日报道了越南军队开枪打伤华侨两人的严重事件，越南当局着慌了，竟然不顾事实真相，急急忙忙于五月三十一日在报上抛出了一则消息，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开枪伤人确有其事；另一方面，为了掩盖开枪伤人的罪责，却又编造了一些谎言，结果漏洞百出，欲盖弥彰。 本社记者就此访问了被打伤的难侨及在场的难侨家属，并将他们揭露的事实加以发表。同时，本社特将越报刊载的消息全文转发。我们认为，唯物论者最尊重事实，诡辩论者最害怕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　越南《人民报》和《人民军队报》五月三十一日刊载的这则消息全文如下： 题：关于四艘船在芒街海域非法逃越海域的事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芒街县春宁乡民兵在巡逻保卫海岸时，发现四艘来历不明的船只正在逃越海域。春宁乡民兵多次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但他们仍然不肯停下来，反而蓄意逃跑。为了实现保卫祖国海域安全的任务，民兵便开枪。这时候，一艘船才停下来，其他三艘逃跑。春宁乡民兵赶到时，发现这是广宁省先安县垌垒乡人民的船只，被坏人欺骗非法前往中国。船上负伤的两个人由地方民兵及时送到医院急救。地方政权向随同的人进行解释，劝他们应回去继续正常谋生，不应听信坏人的欺骗。 事实就是如此。北京电台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广播说：“越南当局指使他们的军队制造枪击华侨的严重事件”，完全是歪曲和具有煽动性。

第2版()专栏： 事实胜于雄辩 受伤难侨用事实驳斥越南宣传机构编造的谎言 新华社南宁六月四日电　本社记者陈思报道：越南宣传机器秉承越南当局旨意，最近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竭力歪曲五月二十七日越南军队开枪扫射并打伤我难侨的事实真相。在这一事件中被越南军人开枪打伤的难侨妇女黄珍四、杨月姑和她们亲属，在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揭穿了越南宣传机构编造的谎言。 问：越南宣传机构说你们乘坐的船只“来历不明”，事实情况如何？ 杨月姑的父亲杨子林答：越南当局对我们这两条船的来历清楚得很。就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在距春宁河口不到一公里的拉桥河口 （芒街县红旗乡地段），越南民兵曾三次到我们船上来查问。他们知道我们是垌垒乡的华侨，也知道我们要经芒街回中国。再说，最近一个时期，越南当局在春宁河口设立关卡，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乘船回中国的难侨，抢劫我们的财物的，所谓“来历不明”完全是胡说。 问：你们的船只是在“逃越海域”吗？ 黄珍四的儿子庞德辉答：所谓“逃越海域”的说法更是荒唐。当越南军人向我们两条船开枪扫射时，我们正在越南的内河哥龙河上从东南向西北航行，也就是朝着出海的相反方向航行。当时我们两条船的位置是在哥龙河上的春宁河口，北离哥龙桥约一公里，东南距哥龙河的出海口约有十二、三公里。那里谈得上是“逃越海域”？！ 问：越南报纸说是民兵向你们开枪的，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杨月姑答：先是越南民兵在河岸上用步枪向我们开了十多枪；这些民兵穿便衣。后来是乘木帆船的越南正规军用冲锋枪向我们扫射。我亲眼看到，船上的越南正规军穿的是军服，佩戴领章，端着冲锋枪。 黄珍四补充说：我就是被越南军人用冲锋枪扫射打伤的。在我们船上找到的子弹头，就是冲锋枪的弹头。 问：越南军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开枪的？越南报纸说是在你们不肯停船的情况下才开枪的。 庞德辉答：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当时，越南军人喝令我们停船，我们看到他们那样凶，就停了船，可是越南军人还开枪打伤我母亲。正是由于他们心虚，他们在开枪伤人之后把我们扣留，越南公安人员在芒街医院用枪逼我签字承认“不服从停船命令”。 问：你们是“被坏人欺骗非法前往中国”的吗？ 黄珍四气愤地说：我们并不是受什么“坏人”欺骗，而是被越南当局逼得活不下去，是被越南当局赶回来的。越南当局克扣我们华侨的口粮，我们吃不饱。越南当局还指使一些人随意抄我们的家，抢我们的财物。越南当局逼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越南回国。 庞德辉说：我们在垌垒乡时，华侨已无法正常谋生。今年三月，华侨开荒种的甘蔗，全被越南当局指使一些人犁掉。我们华侨种的蕃薯、玉米，也不让我们收。我们受尽越南当局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回国是越南当局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越南当局诬蔑我们“非法”，这算什么“法”？ 问：越南军队开枪伤人后，把你们“及时送到医院急救”了吗？ 黄珍四和杨月姑答：这完全是撒谎！ 杨月姑说：我们被打伤后，想开船快点回国医治，越南军人和公安人员却拦住不准，硬把我们扣留下来。他们把全船人赶到岸上，反复检查。我们的伤口一直在流血，拖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我们两人送到芒街医院。 杨月姑的妈妈苏亚石（和杨月姑一起被扣留）说：我的女儿月姑被打伤，我很心痛。到医院，越南当局不给好好治，随便包扎一下就算了事。黄珍四大娘和月姑流血很多，也不给洗洗伤口，还不给她们水喝。越南当局不把我们华侨当人。越南公安人员在芒街医院逼迫月姑在文书上按了指印，要她承认受到“良好照顾”。现在他们胡说什么“及时送到医院急救”，这完全是骗人的。

第3版()专栏： “四人帮”尊法丑剧的幕前幕后 《人民教育》编辑部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一九七四年夏季，“四人帮”继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假批孔，搞了一场大树他们自己的假评法的阴谋活动。在这年七、八月间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以下简称法注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大搞假评法，把他们关于儒法斗争史的屁话合法化，并把它推向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从假批孔到假评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后，全党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揭发批判。江青叫嚷：“批林整风，都整到我们头上来了！”他们以攻为守，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大搞假批孔，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叶副主席，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受到广大群众的坚决抵制。 “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决不就此罢休。一九七四年五月，姚文元、张春桥在修改一篇社论时，胡说什么：不尊法“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张春桥和姚文元编造这种荒唐的因果关系，目的何在？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六月十八日社论中加进去的一段黑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文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这就为“四人帮”的“尊法”丑剧，确定了主旋律。在此前后，江青频繁召见梁效、唐晓文等，并由他们随侍窜到天津东站、小靳庄，兜售尊法反儒黑货。一则说，“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二则说，“必须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宣扬法家”，因此，要大胆发掘法家，宣传法家，要大动干戈，动员“全党全民干”。三则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主要是法家的东西”。这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江姚的黑话，明显地暴露了他们鼓吹尊法的反动意图。批林批孔必须解释为古代儒法斗争的继续，而且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说成是法家思想的继续，“四人帮”则是法家的嫡传子孙，只有他们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当然继承者。“四人帮”借古说今，胡诌“五四”时代批孔不彻底，在于未能宣扬法家的功绩。实际是说，他们的假批孔搞不下去，是因为没有充分肯定他们这几个“当代法家”的作用。尊法也者，尊“四人帮”之谓也！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这里。“四人帮”既发泄了对毛主席的怨恨，也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部署制造了口实。果然，在这一阵尊法的鼓噪声中，“四人帮”利用召开法注会议所演出的跳梁丑剧，也就开场了。 好一个“白虎观会议”！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一切传统观念，包括古代社会的各种思潮和学派，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研究，给以历史的科学的总结。因此，注释法家著作，研究法家思想，对法家作出正确的评价，本来是应当提倡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 但是，“四人帮”的注法、尊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姚文元在法注会议中间对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说：“要把会议开好，意义不仅是注释法家著作”，“搞得好，可以象白虎观会议那样”。东汉章帝于建初五年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制成定论，写成了《白虎通议》。实际是独尊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从思想上巩固东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姚文元竭力要把法注会议开成白虎观那样的会，说穿了是要把用所谓法家思想掩盖着的“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定于一尊，以便拥戴他们的当代“法家女皇”江青上台。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四人帮”竭力把法注会议纳入借尊法反儒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轨道上。他们的指导方针乃是江青天津之行关于尊法反儒的一系列讲话。“四人帮”在科教组的那个黑干将，在一次筹备会上说：“会议要跟上这个形势，否则就搞偏了。”“新的精神搞清了，就可以开会。”他们要在江青反动思想的指导下，制造“四人帮”所期望的那种“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新形势”。这一点，他们的人是心领神会的。广东那个教授宣称：“必须以儒法斗争为一条线来重新改写整个中国史”和中国哲学史。唐晓文的顾问赵纪彬叫嚷：“儒法斗争这条线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国思想史上学派、体系、范畴，都要重新加以研究”， “这是振奋人心的”。梁效的某顾问说，讲儒法斗争“是一个新事物”，读法家书，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寻诗觅句，把江青所鼓吹的尊法昏话中所包含的反革命目的，颇为形象地反映出来了。名为尊法反儒，实乃大盗窃国，这就是“四人帮”演出一幕幕假评法丑剧的反革命主题。 其次，“四人帮”及迟群一伙，背着党中央、国务院，撇开参加会议工作的其他负责人，竭力从组织上操纵、控制会议。迟群的一个心腹穿梭般地来往于迟群和会议之间，发号施令，俨然迟群的代理人。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某些头目、顾问和成员，或者充当领导小组成员、正式代表，或者充当特邀代表，成了在会上宣扬“四人帮”反革命谬论的主要喉舌。 为了进一步控制这次会议，姚文元还特别指令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亲自带队前来赴会。在此以前，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姚文元曾经多次授意上海写作组准备法注方面的材料。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狂叫：“现在，理论工作是大好的春天！”会议中间，他派人掌握动向，对于会议发言、会下谈话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则视为“异端”，随时组织围攻，不准越“四人帮”的雷池一步。 反映这次会议中尖锐斗争的《情况反映》，他们既不送党中央，也不送毛主席，只送到“四人帮”那里。他们同“四人帮”的联系畅通无阻。迟群与江青、姚文元保持密切联系，“四人帮”的黑指示，通过迟群明里暗里传达到会议上来，使与会者感到一种颇为神秘的气氛。会议中间，张春桥、姚文元又共同召见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进行长时间密谈。姚文元还不断给此人送来信件、文稿，布置任务。罗思鼎的大头目因与“四人帮”关系密切，成为控制会议舆论，举足轻重的一霸。 解决所谓“理论”问题——补漏和反扑 “四人帮”所谓尊法反儒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借召唤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妄图用封建法西斯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当江青在天津的那些鬼话一经传开，理论界和广大群众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和抨击。江青说：“知识界有点混乱，产生了一些问题”，指的就是这种反对的呼声。因此，补漏弥缝，排除“混乱”，使江青的胡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并把它迅速地推向全国，就成为“四人帮”要在法注会议上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修补漏洞，是为了向党进攻，而当这个无法修补的漏洞越补越漏时，他们的修补就直截了当地变为反扑。 主宰一切的法家之神 法注会议在研究“理论”问题时，由迟群那个心腹策划炮制并散发了一份“参考资料”，对于当时报刊已经发表的有关儒法斗争的二百六十多篇文章，做了一番分析，指出：一“对于儒法斗争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两千年这个问题，前阶段的认识和研究都还很不够”；二“对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如何贯穿和反映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亟待加强研究”。现在查明，江青六月间对梁效说过：“我们现在对哪些是法家，哪些是儒家，还顺不下来，一个历史长河还联不起来。”“没有（儒法）矛盾，历史就不能存在”。这就是说，自先秦以至于今天，中国存在着一个超历史、超阶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主宰一切的法家之神。此神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就要断流。这个“理论”之荒诞，自不待言。然而，在法注会议上，颂扬和捍卫法家之神，却成为主题。梁效某顾问说，法家“了不起”，“表扬法家，批判儒家，这就是要叫人民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为了论证法家之神的永恒存在，风派史学理论家，除了给法家送上一个“革命”的光环，把法家统治说成是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战争为法家上台开辟道路之外，又发明了更玄妙的理论：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二重性，法家代表适合生产力的一面，儒家代表不适合的一面。论者把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封建生产关系，说成永远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又由法家不断地调整其不适应的一面，封建制度就得以万古常青，法家之神也就永世长存了。 “法家爱护人民，法家代表人民” 这是江青胡诌儒法斗争史的一大“发明”，因而也成为她的侍从、顾问之流在法注会议上探讨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广东那个教授认为，“凡是具有法家思想的，都是属于进步的阶级，或者是被压抑的阶级”。赵纪彬赤裸裸地叫嚷：“法家思想，不可能从地主阶级中来”，“只能来自人民，或反映人民的要求”。“法家的进步性与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社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把地主阶级的法家捧到九天之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稍许回溯一桩往事。五十年前，当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清党”时，赵纪彬曾经向蒋介石条陈“铲共”之策。他写道：“共产党已经转化成国民革命上之不可救药的最险恶的敌人”，要“从政治上”“扑灭共产党”，“理论上所需要的是严峻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学说之不同”。蒋帮逃台之后，它的一个御用文人看到赵纪彬的这段条陈，称赞“赵君确有先见之明”。看看赵纪彬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几十年前，效忠于蒋介石，在“围剿共产党的战场上往来驰骋”的赵纪彬，今天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四人帮”的指挥下，向共产党杀过来了。用地主阶级法家取代共产党，用封建专制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他昔日从政治上、理论上条陈“铲共”的继续。时代剧变，老谱翻新，他的反革命立场和他所追逐的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却是绝对不变的。 如此“古为今用” “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的又一丑恶的表演，是接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大搞影射史学。迟群在一次会议上说：“研究法家，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否则，谈不到古为今用。”所谓“指导今天的斗争”，就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现实需要。罗思鼎的大头目说：“研究儒法斗争史，无非是为了今天。”他提出的被誉为“富有启发性、指导性”的问题有：“‘两千年’与‘五十年’，是什么关系？儒法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是什么关系？注法家著作与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他不谈结论性的看法，但是结论呼之欲出。在他“启发”、“指导”之下，果然有人说：“党内五十年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这样一来，可把“四人帮”“古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来了。“四人帮”以法家自命，宣扬法家功德无量，为的是给自己涂抹脂粉，树碑立传，以便临朝登基，篡党窃国，实现其反革命幻梦。那个顾问在江青接见后，有一段绝妙的自白：“古为今用的问题，过去我以为共产党讲厚今薄古，不会重视历史的研究，后来虽然认识有了变化，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新主子“四人帮”竟千方百计地运动群众，大规模地“研究起历史来，而且这样深刻”。顾问先生的政治嗅觉，是相当灵敏的。他嗅出了“四人帮”尊法反儒的火药味。他把黑诗中“前门一会释鞅非”，改成“前门一会振鼓旗”。在顾问先生看来，“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大振了“法家”的旗鼓，“当代法家”将要袍笏登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衣钵，已经 不愁后继无人。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永志不忘的。 在革命的挑战面前 “四人帮”及其党徒们，在法注会议上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和坚决的抵制。史学工作者在会上会下，就有关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问题；法家的阶级基础问题；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法家“爱护人民”的问题；儒法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关系以及 “法家爱国”等问题，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有的同志指出：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最近时期发表的文章，掩盖法家缺点，局限性一点也不讲，回避不开就掩盖一下。法家不能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现在报上天天讲帝王，天天宣传地主，而不讲人民。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这些质问，犹如一颗颗子弹，射向了江青、姚文元及其顾问和侍从们，痛斥了法注会议中的那些谬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有力的一击呵！ 在尖锐的革命挑战面前，“四人帮”和迟群恨之入骨，极端恐慌。他们一面虚伪地表示可以允许“百家争鸣”，一面则大搞见不得人的特务活动。他们派人以走访、听会为名，广泛搜集与会同志的动向和反映，整成黑材料，名之曰《情况反映》，径直单线密送迟群，上报姚文元。他们给这些革命同志安上了一顶顶帽子，叫嚷“应注意分析思想动向，掌握其中的斗争”。这个黑材料，从七月六日到九日，连续上报三期。七月十六日的第四期，又详细列举了一位同志发表上述言论的时间、地点，罗织“罪证”，准备整人。但是，这种黑材料，在七月十六日以后，突然停止整理上报。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现在已经弄清。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把他们反党宗派的问题提了出来，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猖狂反党活动。 “四人帮”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七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在新华社关于报道法注会议的内部材料上写了一个批示，说会议原定计划“并没有要求对人物一一作出评价”。张春桥批道：“应先注主要法家的主要著作”。江青同意张春桥的鬼点子。过去，迟群一伙分明说：“要大规模地搞”，要解决“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这一“重大新课题”，现在他们统统否认了。他们分明早就滥封了一大批“法家人物”，无限制地扩大法家队伍，上伸下延，一直到把共产党也说成是法家，现在也都不认帐了。他们分明是以江青的天津讲话为纲，指导他们在法注会议的活动，现在他们却企图加以掩盖。迟群竟煞有介事地当众“辟谣”，说是“现在有些地方到处传播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是“阶级敌人伪造、歪曲、破坏”，下令“禁止传播小道消息”。连他在梁效内部散布过的一些反动谬论，也被他自己辟为“谣言”，极力加以否认了。 “四人帮”的反扑 “四人帮”和迟群一伙的这种转变，不过是策略性的暂时退却。就在毛主席批评后的第三天，七月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罗思鼎的大头目。姚文元问道：“春桥给你们批些什么，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则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是影射什么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些阴谋家心怀鬼胎，生怕露出马脚，企图加以掩盖。但是，张春桥把话头一转，就反扑过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将来要杀头，无非是杀我的头。我这个头本来早就该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张春桥的“豪语”，一则为自己提神壮胆；二则为奴才撑腰打气，表示他们反革命的顽固立场。密谈中，姚文元肯定吕后，赞扬道家黄老之学，吹捧江青。姚文元还说：“汉代的文景之治值得研究，吴王刘濞清君侧的经验值得研究”，“康熙平定三藩是有功的”。姚文元对一个皇朝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帝王，如此感兴趣，说明“四人帮”已经在考虑他们夺权上台前后，要干的两件大事：一是要“清君侧”，即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二是要“平藩”，即搞掉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特别是要打倒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张姚的这一席黑话，充分证明了“四人帮”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决心在反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果然，不到半个月，在接见法注会议全体人员时，江青在连说了四声“要谨慎”之后，就脱下伪装，赤膊上阵了。她时而说：“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大量的工作”，“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又有现实意义”；她时而叫喊：“这次会议没有兵参加，是个很大的缺点（张春桥马上应声：“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军队！”）；她时而赞赏出土的吕后印，说：“这就是玉玺”， “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她在张春桥引见之下，同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连连握手，予以嘉奖；她向广东那个教授说：“×××教授，你回去也要促一促你们那里吧！”尤其恶毒的是，江青恬不知耻地把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同“八七会议”相提并论，杀气腾腾地嘶叫：“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呀！我们就是斗儒！那时是主席斗陈独秀！”含沙射影，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了敬爱的周总理。 会议至此，算是告了结束。“四人帮”煽起的批大儒，反总理；尊法家，捧黑帮；赞女皇，树江青的反革命狂潮，从此在全国泛滥开来。至于批林，很快就被这股尊法的狂潮所淹没了。 尊法狂潮大泛滥 尊法狂潮所到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被置之高阁，封建专制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对法家是顶礼膜拜，一片颂声。 在政治上，“四人帮”利用尊法反儒进一步大搞影射史学，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梁效、罗思鼎抛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黑文，伪造历史，突出地吹捧吕后、武则天，借以美化江青。他们把“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一点：要使 “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就必须使“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那么几个“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亦即掌握在王张江姚“四人帮”手中。他们以批判儒家为名，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和大批领导同志，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面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煽起的尊法狂潮，在思想、理论上所造成的混乱，更为严重。这一时期，评法图书、文章泛滥成灾。“四人帮”尊法的谬论，在法家著作注释本的前言、按语、后记中，都有大量的反映或影响。在一些书籍、文章里，“法家”模式满天飞，不仅将许多思想家称做法家，而且许多皇帝、皇后、王侯、霸主、政客、将领、酷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以至农民领袖，都谥以法家称号。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体系还嫌不够，还有法家先驱者、法家同盟军、法家领导集团、不象样的法家、不自觉的法家、尊法者、具有法家倾向者，以及道表法里者、儒表法里者、法家的老师、法家的朋友，等等，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洋洋大观。 “四人帮”以尊法反儒为中心的反动历史观影响所及，在教育界、学术界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根据“四人帮”和迟群的黑指示，在中小学教材中，塞进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黑货。高等院校的情况，特别是对文科教学的破坏，更为严重。学术界有人或闻风而起，或违心附和，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从通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到科技史，也被贴上儒法斗争的标签。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由于受到尊法风的影响，着力论证法注会议确定的几个“近代法家”，结果费时两年，印出来根本无法使用。通读全书，凡有关“近代法家”的论述和根据，大都难以经得起推敲。 江青说：“研究法家儒家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又有现实意义。”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我们看清了江青这段话的本质：所谓“百年大计”，就是要把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极端落后、极端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所谓“现实意义”，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思想搞乱，用集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成的“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想，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为“四人帮”实现其复辟大业铺平道路。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本报作了删节）

第3版()专栏： 首都史学界举行太平天国问题讨论会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于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邀请北京地区的科研、高等院校、出版、新闻、博物馆（院）等单位的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者五十余人，举行太平天国问题讨论会，揭批“四人帮”对太平天国史的歪曲，讨论太平天国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仅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对太平天国史作了种种歪曲。他们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纳入所谓的“儒法斗争”轨道，以所谓的“反孔斗争”取代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甚至大搞影射比附，借古讽今，把太平天国历史的科学研究引入了绝路。对“四人帮”搅乱了的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批判，拨乱反正，肃清其流毒。 与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肆意否定农民革命领袖历史作用的险恶用心，还就怎样看待农民革命领袖，怎样看待他们的历史功绩和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问题；杨秀清的评价问题；石达开、李秀成的前期表现和投降问题；对于怎样看待农民革命政权的性质及其两重性的问题；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究竟有没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问题；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以及和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研究太平天国史五十年的罗尔纲因病未能到会，作了书面发言。他用解放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和资料、文物的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驳斥“四人帮”炮制的史学界“一片黑暗”的谬论。 这次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同志们解放思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于学术上的问题，既能本着同志式的态度展开热烈的讨论，又能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例如，对洪秀全是否密诏韦昌辉杀掉杨秀清的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都能注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服人。同志们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出现的新气象，希望这种生动活泼的学术研究风气能够发扬下去。 讨论会倡议筹备成立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并提议在今年适当时候召开全国性的太平天国史讨论会及其他主题的历史学术讨论会。

第4版()专栏：批评答复 加强经营管理只是下级的事吗？ 编者按　丘华端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重视。改进经营管理，有许多是企业的事，也有许多是上级领导部门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说，造成更大浪费、更不合理的事情，往往表现在下面，责任却在上面。有些问题还牵扯好多部门。象丘华端同志提出的问题，就牵扯到农村工作、交通运输、工业、财政……等许多部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路上，改善经营管理，从这方面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加快速度，大有文章可做。希望企业中的同志在积极改进自己工作的同时，多帮助上级部门和有关联的其它部门找漏洞、提建议；上级领导机关更应深入基层，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上下一条心，群策群力，我们的经营管理工作一定能够不断改善。 我是一个工作二十多年的基层供销社财会人员。 在商品的购进上，我们这个地区和县都是实行“出库不认”的制度。就是说，我们基层向有关公司、批发站购进货品，他们开票就向当地银行找我们要钱。不管你收到货时数量多与少，质量好与坏，品名、规格与发票相符不相符。我们近几年向上级公司购进的泸州尿素肥，每袋原定装四十公斤，而我们收到时，包装完好的差十斤八斤，包装损坏的差数更大。棉布、药品、火柴、香烟也一样。一九七七年七月购进广州产红色罗口女衫，每包应为十件，我们验收时，发现两包每包只有五件。我们找谁谁也不认，只有作原件差货损失处理。 但是对我们收购上调的农副土特产品，上级又采用“仓库收货”制。就是说，我们把商品运出后，不仅不能找他们要钱，还得把商品运到各有关单位的仓库验收完后才付款。一九七七年，运交离我们九十里远的县日用杂品公司一批竹箩筐。四天后，我们电话询问商品情况。公司有关人员答复：“没有这回事。”我们指出承运车号、司机姓名后，他们说：“我们盘底时清一下。如有多的，就补你们。”而他们售给我们的亮瓦二十二箱，收到时有七箱完全损坏，他们却说：“我们发出时是好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运交万县地区药材公司一批佛手，因车船转运，又遇雨受潮。他们不仅拒不验收，还要我们去专人处理。 我们基层单位少者三、五人，多者一、二十人，照看门面还顾不过来，怎样去清查、押送商品到上级仓库去交呢？ 每当开会都听领导讲，上级要为下级服务，基层为群众服务，要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明码实价、物真价实、钱足秤够，是只应基层对群众如此，还是上级对下级也应如此？ 四川云阳高阳供销社高阳公社会计员　丘华端

第4版()专栏：答复 答复 （一） 丘华端同志提出的问题有代表性。我们已将来信印发全省各地、市、州、县供销社和各省属公司、二级站，要求各级供销社在“一批两整顿”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帮助公司、站端正思想，恢复和发扬供销社的优良传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多担担子，更好地支持基层社。 四川省供销合作社 （二） 接到省社转来群众来信，我们召开了县属公司及本社负责人会议，经研究，一致认为丘华端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意见宝贵。我们的初步处理意见是： 一、恢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传统的进出仓、验收、付款、保管、送货、押货等行之有效的制度，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二、对揭露出的问题，属于本系统的，结合当前开展的“一批两整顿”，恰当处理。 三、通知各区社、分社，充分发动下面再揭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梳成辫子，召开专业会议研究解决。 四、牵涉系统外（工业、商业、交通、车船码头）和上级站、公司的有关问题，建议上级社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属于县内的，我们主动找有关部门商量解决。　　　　　　云阳县供销合作社

第4版()专栏： 能这样派购鸡蛋吗？ 我是苗族，家在贵州省惠水县雅水区。这些年来，苗家寨被“四人帮”破坏得不成样子。“四人帮”被粉碎后，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今年一月，我回家看到有的贫下中农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养鸡。但有的人还让他们买鸡买鸡蛋交给国家。还说：“五天内不交，就是对华主席的态度问题。”这些做法，不知是哪层干部定的。许多苗家儿女不会汉语，引起了许多误会。苗家听说我从北京来，找我反映情况，希望替他们反映给中央。 海政歌舞团苗族演员　罗秀英

第4版()专栏： 贵州食品公司的答复 罗秀英同志反映的问题省里已发现。省委很重视，已派省委秘书长带人去惠水、安顺等县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惠水县雅水区的情况已得到纠正。

第4版()专栏：批评以后 重视群众来信，改进储蓄服务工作 本报四月九日发表辽宁省彰武县徐祖同同志的来信《我们休息它休息》和彰武县银行储蓄所改进工作的答复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非常重视。五月十三日，总行向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发出通知，要求重视读者的意见，进一步改进储蓄服务工作。　　　　——编　者 储蓄工作为群众服务，同广大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服务网点、营业时间是否便利群众，直接影响到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彰武县读者的来信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联系储蓄工作实际，彻底批判“四人帮”散布的“服务好了就会出修正主义”，搞好服务就是“业务挂帅”等反动谬论，肃清流毒，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二、营业时间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有些服务较好的大中城市做到繁华街道全年每天从早到晚对外营业；居民地段提前或推后一些；工厂机关地区与职工工作时间错开，星期天不休息。有些县城储蓄所星期天也不休息。这些做法，各地可根据本身情况，因地制宜加以调整。 三、储蓄所要普及网点，合理分布。机构不足的，特别是新兴工矿区，要适当增设储蓄机构，并积极发展储蓄代办所。 中国人民银行

第4版()专栏：建议与要求 综合利用小牛 我们公社是首都产奶基地之一，拥有乳牛一千七百余头，每年产牛犊一千七百余头。这些小牛犊除了部分培养作为后备，大部分生下来就宰了。小牛犊肉很不好吃，但它有独特的用途。比如，从小牛胸腺提取DNA，用小牛肉制取牛肉膏，还可以制胆盐之类其它试剂。 我算了一笔帐：若按进口价格计算，一头小牛平均四十斤肉，可制肉膏六斤四两，价值三百二十六元四角。一头小牛平均可提DNA十五克，价值六百元。两种试剂共值九百二十六元四角。而小牛价值五、六元。抛开经济价值，科研方面的价值恐怕更可观。 作为废物廉价处理的小牛犊，能有这么高的价值，应当受到重视。 中越公社敬甲大队 王震一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答　复 王震一同志的建议很好，现在北京郊区国营农场已经开始这一工作。 去年十一月我局到上海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综合利用小公牛的经验，很受启发，打算在我市建立一个小公牛综合加工厂。南郊农场党委在市医药公司、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支持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已试制出科研急需的牛肉浸膏。目前，正在试制小公牛血清。还准备利用小公牛的胸腺、肝、胆试制胸腺素、脱氧核糖酸、小牛肝片、胆盐等药品。现在该场正在筹建“生物化学制品厂”，使全市小公牛得到充分利用。 北京市农林局

第4版()专栏：好人好事 列车员学会了哑语 最近，我看到全国铁路先进典型——张家口铁路车务段“三八”包乘组的列车员，利用休班时间，向一位哑语教师学哑语。 列车员跟哑语有什么关系？ 原来，她们有时碰到聋哑旅客，对方比划半天，自己毫不理解。找个“翻译”，还挺费劲。今年一月份，一位聋哑旅客跟正在列车上参加劳动的党支部副书记朱桂莲打手势，指指肚子，手作圆圈。小朱一想，噢，准是饿了。想告诉他过一会才卖烧饼，可是不知该怎么比划，就干脆跑一趟，把烧饼拿来。谁知道，对方把烧饼推开，表示不吃，仍然作着刚才的手势。这可把小朱难住了。周围旅客也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小朱往前走去，问了几个车厢的旅客，好容易找到一名通晓哑语的人。这位“翻译”告诉她：这位旅客不是要吃饭，而是肚子疼，问有药没有。 原来如此。小朱马上把专门为旅客准备的药箱拿了来，聋哑旅客吃了药，满意地笑了。 朱桂莲从中得到启示：要为聋哑旅客服务好，必须学会他们的“话”。这个想法立即得到领导的支持。从聋哑学校请来的教师，也深深为之感动。 “三八”包乘组的同志们初步掌握了哑语的会话本领。有一次，一位聋哑旅客站在车门口，列车员用手势告诉他：“这儿危险，请到车厢里边。”对方不胜惊讶，感慨地比划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铁路服务工作大变样！”列车员马上打着手势回答：“在华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要把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北京铁路局张家口车务段　杜浙泉

第4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温斯顿·邱吉尔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英国保守党下院议员温斯顿·邱吉尔。 温斯顿·邱吉尔曾于一九七二年来我国访问，他是已故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孙子。会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对他再次来访表示欢迎。温斯顿·邱吉尔说，六年后我再次访问中国感到很高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六月四日会见英国保守党下院议员温斯顿·邱吉尔。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索马里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下午会见由索马里高等教育和文化部长艾哈迈德·阿什基尔·博坦率领的索马里教育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卡欣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卢耀武、李珩、龚炜。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还访问了杭州、上海、广州，他们将于日内离京回国。（附图片） 陈慕华副总理六月四日会见由索马里高等教育和文化部长艾哈迈德·阿什基尔·博坦率领的索马里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马达加斯加计划工作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晚上会见以财政和计划部计划总局长拉乔纳·安德里亚马南扎拉为团长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工作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康世恩副总理在谈话时向贵宾们介绍了中国计划经济建设的情况。他说，毛泽东主席为我国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遵循的就是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依靠广大人民，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德里亚马南扎拉团长说，我们在城市、农村访问时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马达加斯加人民的友好情谊。他祝愿中国人民到二○○○年胜利实现四个现代化。马达加斯加驻中国大使拉科托菲林加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有关部门负责人陈先、浦寿昌、罗旭、李成瑞、宋子明等。（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六月三日晚举行宴会，欢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和夫人井上初江，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主编白西绅一郎。 有关方面负责人周培源、刘大年、孙平化等出席宴会作陪。 井上清一行是应中日友协邀请，于六月二日到达北京的。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临床血液学和肿瘤学科主任伊克及其助手马休斯六月四日离京经广州回国。 伊克主任及其助手是应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邀请，在访问了广州、上海、杭州后于五月二十九日抵京的。在京期间，他们参观了医院、研究所、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并同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曾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战斗在雪山草地上 ——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汶川公司 在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里，有一支铁人式的运输职工队伍——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汶川公司。他们终年战斗在平均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雪山草地千里运输线上，冒风雪、斗严寒、战坍方、排山洪，把生产、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手里，连续十二年每年都提前超额完成国家运输计划，成为四川省交通战线上的第一个大庆式企业。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来，这个公司的广大职工创造了更优异的成绩。 去年二月，在四川省工业学大庆会上，汶川运输公司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红旗刚到家，党委就及时提出了“红旗到手，下步咋走”的问题，在全公司范围内展开讨论。公司党委对照大庆经验，多次进行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找差距，把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在群众性的劳动竞赛中，共产党员、老工人陈炳章同志想，过去“四人帮”干扰，想大干，没法干，如今有华主席领导，咱们就要树雄心，多贡献，他提出以每月两万吨公里的目标，向全体驾驶员发起竞赛。很快，全公司出现了一个你追我赶，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今年一季度，又月月创高产，提前十七天完成一季度客货运计划。 在阿坝高原上创高产，汽车就要在夜间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鹧鸪山、梦笔山、阿依拉山、海子山等大雪山。夜过大雪山，从傍晚到日出，山上经常是浓雾茫茫，坐在驾驶室里，常常分不清哪是山，哪是崖。以“夜老虎”闻名的共产党员马明全同志，为争分夺秒创高产，他经常夜闯鹧鸪山。一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又开车上了鹧鸪山。尽管开亮了所有的车灯，由于小雨蒙蒙，云雾弥漫，还是看不清道路。这时，他索性把头伸出驾驶窗外，在雨雾中慢慢开，终于胜利地闯过了大雪山。 冬天的阿坝高原，寒风呼啸，白雪皑皑。汽车行走在冰雪路上，车轮直打滑，即使带上防滑链，上山也困难。但是，好汉面前无困难。他们冒着冰雪危险，又在重车后面挂上一辆拖车。遇到雪崩，他们就下车来刨雪开路。脸冻紫了，手冻肿了，仍不停止战斗。有时遇到险峻的陡坡，实在上不去，他们就把拖斗摘下来，主车先开上坡，再用钢丝绳把拖斗挂住拖上坡。驾驶员同志们风趣地说：“我们就是靠这种‘钓鱼’办法，把千万吨物资，钓过大雪山！” 在雪山草地行车，职工们特别注意精心维护车辆。许多早该报废的“老牙车”，大伙补了又补，修了又修。由于反复修补，车身自重增加了一吨多。开着这种车，车子突然坏在百里无人烟的荒原上，驾驶员就得忍饥受冻，自己动手修车。有时柴油冻了，就用柴火烤，随冻随烤，继续在高原行车。 为支援兄弟民族的生产，公司增加了支农班车。有一次为急调一批西藏小麦良种，几十辆汽车满载着党的关怀，翻雪山，过草地，按时把小麦良种送到松潘。接着又把五十吨麦种通过简易林区公路，送到了毛儿盖区。当支农班车开到偏远的漩口白石公社时，当地群众赠送他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开天辟地大喜事，支农班车下乡来。” 在繁忙紧张的战斗中，各级领导班子经常活跃在第一线。他们坚持跟车、下班组，那里有问题就出现在那里。深夜，当驾驶员正在极度疲倦，要打瞌睡的时候，常常看见公司党委书记张庆余同志乘一辆货车迎面驶来，停下车向司机问寒问暖，从车门递上香烟、苹果，嘱咐一路小心，注意休息和安全。夏天，当山洪爆发、坍方阻路时，司机们经常发现，张书记早已带人和道班工人一起，在紧张地抢修。领导还关心职工生活，为保证驾驶员吃好睡好，全州各车站都通宵值班，汽车一进站，就热情安排食宿。各车队保修车间也改为二十四小时值班，作到车辆随到随修。驾驶员们豪迈地说，领导群众同心干，雪山草地有何难？！ 吴晓阳

第5版()专栏： 苏联必须在非洲住手　古巴应开除出不结盟运动 第三世界国家舆论纷纷谴责苏古对非洲肆无忌惮的干涉 新华社金沙萨六月三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六月三日发表文章指出，由于古巴在非洲猖狂地推行苏联霸权主义，它已不属于不结盟国家。 文章问道：“怎么对古巴赤裸裸地进入非洲完全为其主子的野心效劳可以熟视无睹呢？这样的一个国家能算不结盟运动中的一员吗？”文章接着指出：“蒙博托总统说过，认为古巴是一个不结盟国家，那是一种误解。它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最结盟的。” 文章说，古巴在非洲扮演了苏联代理人的角色。非洲统一组织应该要求撤销这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宠儿的不结盟成员的资格。 文章强调指出：“古巴以军事行动和其他行动竭力在非洲实现苏联的野心，它不应该再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它自己已明确地选择了苏联阵营。” 文章呼吁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古巴作为不结盟成员国提出责难。 新华社拉各斯六月一日电 据尼日利亚《每日时报》六月一日报道，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经济事务局局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五月三十一日在这里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俄国人和古巴人最近在非洲之角的行动同他们的全球战略图谋是一致的。” 这位局长是在结束了对尼日利亚的访问以后在拉各斯机场上发表这一谈话的。在访问期间，他曾向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递交了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一封特别信件。 他说，俄国人和古巴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非洲之角。 他指出：“俄国人简直同欧洲老殖民主义者一样剥削成性。”他强调说：“对于那些在困难时期要求苏联援助的非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如同从油锅跳入火坑一样。” 新华社哈博罗内六月二日电　据博茨瓦纳电台六月二日报道，索马里体育部长哈桑六月一日在博茨瓦纳电台发表谈话，重申索马里要求把古巴从不结盟运动开除出去。他说，古巴已经不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走狗。他还说，索马里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是因为古巴在干涉非洲事务。 哈桑部长率领代表团于六月一日到达博茨瓦纳访问。 新华社北京六月三日电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六月二日广播一篇评论，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扎伊尔的罪行。 评论指出，苏联在非洲正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五月间发生的苏、古雇佣军大规模进攻扎伊尔沙巴省事件，是苏联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颠覆扎伊尔政府，控制扎伊尔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把它作为苏联在非洲扩张势力，同美国争霸的另一个军事基地。 评论说，在这次入侵事件中，“苏联和古巴的雇佣军对扎伊尔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抢劫商店、银行和扎伊尔人民的财物，大批屠杀和拘捕扎伊尔人民，严重破坏沙巴省的矿业生产。但是，他们终于遭到扎伊尔军民给予应有的惩罚。”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日电　圣保罗消息：巴西《圣保罗州报》最近在一篇评论苏联在非洲的扩张的文章中说，应当向苏联大喝一声：“住手！” 文章说：“莫斯科决定扩大和加速对非洲的扩张。它的目的不仅是要破坏世界力量平衡，把整个非洲大陆纳入它的帝国势力范围，而且要从南翼包围西欧。”文章说，西方对于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表现得毫不在意。苏联进行扩张的政治和战略参谋部就是从西方的这种态度中得出了自然的结论”。 文章谈到古巴对非洲的入侵时说：“除了数千名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以外，卡斯特罗已向非洲派遣了四万名正规军，他们任意在边界上穿来穿去，就好象这些边界不存在和边界不可侵犯不是非洲统一组织最神圣的原则似的。” 文章还批评了美国的态度，指出，到目前为止，卡特试图对卡斯特罗在非洲的武装侵略行动做出的唯一反应是，警告卡斯特罗这样下去将不可能恢复美国同古巴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是鼓励在非洲进行争夺战的最好办法，因为莫斯科和哈瓦那领悟到它们将可以在非洲大陆肆无忌惮地扩大和加速其扩张行动。卡特一再表明愿意继续进行旨在达成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议协定的谈判，而不重视苏联对非洲的扩张，这个事实是对莫斯科继续其在非洲从事的事业的另一个相当有效的鼓励。”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　尼科西亚消息：塞浦路斯《时代报》最近发表一篇题为《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分裂不结盟国家团结的活动》的文章，揭露超级大国破坏不结盟运动的阴谋。 文章援引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韦塞林·久拉诺维奇的话说，大国在不结盟国家之间制造冲突，他们企图分裂不结盟国家的团结。 文章说：“在不结盟国家之中，对在非洲进行军事干涉的古巴反应日趋强烈。许多国家表示，古巴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苏联的武装别动队。索马里政府也要求把古巴从不结盟运动中开除出去，并说古巴是苏联的雇佣军。”

第5版()专栏：编后 编后 苏联日益陷于世界舆论的围攻之中。不管苏联宣传机器怎样鼓如簧之舌进行抵赖诡辩，或企图以贼喊捉贼的手法转移视线，但都不能使苏联摆脱这种狼狈处境。 非洲、亚洲和拉美舆论的一个突出的动向是，要求非统组织采取有效行动，包括派遣泛非安全部队，支援各国对苏古雇佣军入侵的反击；并强烈主张把古巴开除出不结盟运动，以维护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大方向。这一正义要求和主张，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愧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它教育各国人民识破这个“天然盟友”的真面目，动员各国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开展反对苏联侵略扩张政策的斗争。 另一个国际舆论的突出动向是，西欧报刊日益清醒地看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是它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包围西欧战略的一部分，不能等闲视之。在美国，批评政府的姑息政策的言论，也日益强烈。 还应指出，上述舆论还反映到正在举行的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会议上，许多国家代表根据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有力地揭露苏联正在“裁军”、“缓和”幌子下加紧扩军备战，日益严重地威胁世界各国安全。 这是值得注意的舆论动向。它说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加紧，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加强。

第5版()专栏： 扎伊尔武装部队收复穆察察 新华社金沙萨六月三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武装部队六月三日中午从苏、古雇佣军手中收复了科卢韦齐市以西约一百二十公里的重镇穆察察。 报道说，根据扎伊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蒙博托将军的命令，由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一个营六月三日上午冲进了被雇佣军占领的穆察察市，经过激烈的战斗，迫使雇佣军向安哥拉溃逃。据扎通社援引扎伊尔军方人士的话说，在这次战斗中，雇佣军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受到重大损失。

第5版()专栏： 黄华外长抵金沙萨对扎伊尔进行正式访问 扎伊尔舆论赞扬中扎人民团结反霸斗争 新华社金沙萨六月三日电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应扎伊尔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邀请，六月三日晚上乘飞机到达金沙萨对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黄华外长在机场上受到扎伊尔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翁巴—迪—吕太特和这个部的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在国内的扎伊尔驻中国大使图马·瓦库的热烈欢迎。 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和随同黄外长访问、先期到达的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何功楷也前往机场迎接。 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翁巴国务委员首先代表蒙博托总统和扎伊尔人民对黄华外长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说，黄华外长在扎伊尔最近遭受到雇佣军第二次入侵时进行的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赞扬扎伊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黄华外长说：“正当扎伊尔人民在蒙博托总统领导下和在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下，挫败了入侵者的时候，我能前来进行这次访问感到十分高兴。”他强调说：“由于扎伊尔处在非洲心脏的重要地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总是想把扎伊尔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这是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雇佣军对沙巴省发动两次入侵，这决不是偶然的。”他说：“我相信，扎伊尔人民在蒙博托总统领导下，能够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并且能够击退一切外来侵略。” 新华社金沙萨六月三日电　扎伊尔报纸和通讯社六月三日分别发表社论，赞扬扎伊尔—中国友谊，谴责苏、古对扎伊尔沙巴省的入侵。 《埃利马报》在欢迎黄华外长访问扎伊尔的社论中说，在苏、古策动雇佣军对扎伊尔的第二次入侵的时候，这次访问“是人民中国同扎伊尔之间的真挚友谊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和扎伊尔人民决心最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以战胜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一切强权政治”。 社论说：“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扎伊尔人民和中国的所有真诚朋友感到高兴。” 社论说：“中国积极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它坚决与帝国主义推行的强权政治作斗争，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它主张一切国家之间平等，积极发展它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社论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内政，进行颠覆活动，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控制别国”。 同一天，扎伊尔通讯社在一篇社论中赞扬中国和扎伊尔的合作关系。社论指出，在扎伊尔遭受侵略的时候，黄华外长的访问是两国间的友谊和团结的证明。

第5版()专栏：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接见我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墨西哥城六月二日电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六月二日晚在墨西哥城的松林别墅接见了以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并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热烈欢迎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墨西哥。他在谈到墨—中关系时说：“我们非常同情中国人民。我们希望密切和中国的关系。” 接见时在座的有墨西哥总统府新闻和联络司总司长费尔南多·加尔萨。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六月三日电　中国新闻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墨西哥历时十天的友好访问后，六月三日上午离开墨西哥城回国。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刘溥六月一日晚在大使馆为代表团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我钢铁工业代表团结束访英 新华社伦敦五月二十九日电 以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为团长的中国钢铁工业代表团结束了对英国为期十八天的访问，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乘飞机离开伦敦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访问。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参观了英国国营钢铁公司的一些主要钢铁厂和一些私营炼钢厂，参观了机械公司和电力公司等单位。 唐克团长同英国政府官员、英国钢铁公司和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两国间在钢铁工业方面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期间，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戴维·欧文、贸易大臣埃德蒙·德尔以及工业大臣埃里克·瓦利分别会见了唐克团长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工业部政务次官莱斯利·赫克菲尔德和工业大臣埃里克·瓦利分别于五月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代表政府为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和宴会。五月二十八日，英国钢铁公司董事长查尔斯·维利尔斯爵士和夫人邀请唐克团长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到家中作客。

第5版()专栏： 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指出 苏联干涉非洲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　西方报刊最近纷纷发表评论，指出苏联在非洲的“帝国主义活动”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西方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英国《约克郡邮报》五月三十一日的一篇社论说，俄国在非洲的活动是“莫斯科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控制西方的极其重要的原料、经济和军事生命线，作为策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 这篇社论说：“勃列日涅夫展开一场歇斯底里的、空前的活动来反对美国的中子弹计划，这比最近几周的事件，甚至比苏联、古巴在非洲的冒险活动更明显不过地说明苏联的意图”。“如果苏联人不打算有朝一日发动坦克进攻，如果不是为了进行讹诈而决心保持这样一种可靠的威胁手段的话，他们为什么如此拚命地要使西方彻底放弃中子弹呢？因为中子弹只会用来对付深入（西欧）盟国境内的坦克。当卡特总统及其盟国在这件事上过份姑息勃列日涅夫时，他们就使莫斯科有一切理由怀疑西方的生存意志了。” 社论指出：“按照俄国的含义，所谓缓和只不过是削弱西方的实力防务和心理防务的手段而已。” 美国《洛杉矶时报》五月二十二日的一篇文章说，如果俄国人在非洲大陆保持一支“实际的力量”，“他们就能从那里威胁向欧洲和美国运输石油的工作”。而“如果俄国人有了切断这些重要的石油供应的实际能力，他们就有了巨大的政治手段来左右西欧和在较小程度上左右美国”。 这家报纸认为，美国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使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相信，“俄国的帝国主义冒险活动一定会是得不偿失的”。它建议美国政府除利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苏联施加压力以外，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施加压力的行动，如阻止美苏科技交流，因为“这种交流对俄国人来说要比对我们重要得多”；“下令着手为欧洲的防务生产中子弹”；“推迟已经签订合同的谷物的交货期限”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三十一日发表评论指出，莫斯科至少已经把十亿美元投入在非洲的“有目的的军事冒险”，“它的忠实的工具古巴现在正在把它的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派出去进行这些军事冒险”。评论说，由于“关于苏联、古巴在更多的非洲国家的赤裸裸的干涉活动的证据越来越明显；大量证据表明苏联一直在以比美国大得多地稳步增强其军事力量”，这使“美国正在出现一种比较警惕和觉醒的舆论”。 这篇题为《言论是不够的》评论说，“卡特总统告诫人们注意苏、古军队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大规模的干涉活动，这是他缓慢地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这些受苏联雇佣和指挥的部队不大可能仅仅由于美国总统公开说了要是他们收拾好坦克离开就好了这样一句话，就会撤离非洲的一寸领土。”评论认为，卡特总统应该“把这些警告莫斯科的言论化为行动”，因为“言论是从来遏制不了苏联人的”。 新华社布鲁塞尔六月一日电比利时《何故不？》周刊和《晚报》最近就苏联和古巴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的野心是想控制整个非洲。 《何故不？》周刊最近一期的文章指出，“苏联取得了非洲，威胁石油之路，它就能控制缺乏原料和稀有金属的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命运”。文章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欧洲为了挽救缓和把非洲大陆拱手交给克里姆林宫，那就是拿长子的权利去换一碗红豆汤”。 五月三十一日的《晚报》在一篇文章中说，“从战略上说，征服了非洲，苏联就把它对缓和的概念实现了。苏联这一概念并不是秘密”。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日本银行总裁森永贞一郎五月二十三日晚，在东京举行宴会，欢迎以陈希愈副行长为团长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 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日本大藏大臣村山达雄、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外务大臣园田直先后会见了陈希愈团长、尚明副团长和部分团员。 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是应日本银行的邀请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日本的。 由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率领的中国卫生代表团在结束了对瑞士的友好访问之后，于五月三十日上午乘飞机离开苏黎世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中国卫生代表团在伯尔尼和索洛图恩等地参观了一些医院和医学研究中心，广泛地接触了瑞士医务界人士，并交流了医务工作的经验。 中国登山协会代表团在参加了尼泊尔登山运动周的活动后，于六月三日离开加德满都回国。 代表团于五月二十九日参加了在加德满都市政厅举行的登山运动周开幕式，同一天拜会了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卡德加·比克拉姆·沙阿。六月二日，中国代表团和尼泊尔登山协会的成员在一起交流了经验和技术。三日，代表团会见了尼泊尔体育界、尼中友好协会、以及尼中文化协会的人士。 中国东方歌舞团学习小组结束了对乌干达的学习访问后，五月二十二日离开坎帕拉回国。学习小组在乌干达访问期间，向乌干达艺术家们学习了传统舞蹈和音乐。五月十七日，乌干达文化和乡村发展部长阿斯特莱斯夫人接见了这个小组。 叙利亚卫生部长迈达尼·希亚米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了中国针灸医疗组组长关茂桧和医疗组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以蒋佑桢同志为领队的中国体操队参加了罗马尼亚国际大学生体操比赛并进行了友好访问后，于五月二十六日乘飞机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 陈之骅 “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象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和他一起创办《新莱茵报》时，满怀无产阶级的战斗豪情，写了上面这段话。 是的，在革命风暴中，《新莱茵报》一诞生，确实象是一门重型榴弹炮，不间断地向敌人发射连珠炮弹。 一八四八年三月，柏林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示威者筑起街垒，与政府军进行了浴血战斗。资产阶级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会危及自己的利益，急急忙忙地把革命从街头引到了议会厅。他们和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妄图扼杀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为了直接领导德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于四月上旬从巴黎回国。他们决定出版一份大型日报，作为宣传革命路线，团结、教育、组织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的战斗武器。 为了筹办这张报纸，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从物色通讯员到与国内外进步报刊建立联系，从筹措资金到准备各项具体出版事宜，他们都一一亲自负责。他们选择莱茵省的科伦市（今译科隆）作为办报地点，是因为这里工业发达，无产阶级比较集中。筹备工作进展很快。报纸原定于七月一日创刊，结果，提前了一个月，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就和读者见面了。《新莱茵报》从创刊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一百三十年。 《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的报纸。当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它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报纸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几乎都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执笔。《新莱茵报》评论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问题，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进行了不倦的斗争。《新莱茵报》在对外政策上坚决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揭露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和它鼓吹的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沙俄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欧洲人民只有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反对沙俄的革命战争，才能推进整个革命运动。正因为《新莱茵报》刊登的评论笔调锋利，战斗性强，所以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新莱茵报》的威信在群众中日益增长，引起了普鲁士政府和资产阶级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反动报纸攻击它是“一切可恶的报纸中最可恶的报纸”。反动政府以各种方式对它横加迫害。一八四八年九月，科伦当局曾命令报纸停刊，并制造借口通缉恩格斯，使他不得不流亡国外达三个多月。在马克思的坚持斗争下，报纸于十月复刊，但反动派仍不断对它进行种种限制和刁难。一八四九年二月，科伦当局又以报纸“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罪名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诉讼，并搜查编辑部。反动派没有料到，马克思、恩格斯把反动政府的法庭变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讲坛。马克思在法庭上的发言最后指出：“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他的话音未落，旁听席上就发出叫好声。他们义正辞严的发言把反动政府的丑恶面貌揭露无遗，同时深深地教育了群众。 敌人在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报纸施加经济压力。《新莱茵报》开始是集股创办的。由于对报纸的革命方针不满，资产阶级股东老爷们一个个地退出了。有的股东甚至以改组编辑部，驱逐马克思为要挟，停止对报纸投资。在这种困难形势下，为了坚持革命阵地，马克思毅然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现款，接收了报纸，独自承担了报纸的全部债务。这些债务到最后马克思都一一偿还了。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致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说：“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三百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 一八四九年五月，反动派对革命发动了全面进攻。在镇压了德累斯顿和爱北斐特等地的革命运动以后，对《新莱茵报》也下了毒手。他们以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为借口，下令驱逐他出境；又以参加爱北斐特起义的罪名下令逮捕恩格斯。这样，《新莱茵报》无法继续存在了。五月十九日，报纸用红色油墨印行了最后的一号。在这“红色的一号”上发表了马克思亲自写的题为《〈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的告别词。在反动政府的残暴镇压面前，马克思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他写道：“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他满怀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指出了革命胜利的前景：“看吧，在东方，由各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军已经同以俄国军队为代表的、联合起来的旧欧洲相对峙，而巴黎已经出现了‘红色共和国’日益逼近的征兆！”在最后一号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向科伦工人保证：“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总共出版了三百零一号。但是，它对当时德国和欧洲革命运动的指导、教育和鼓舞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它将以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的报纸而永垂史册。（附图片） 《新莱茵报》的第一号第一版

第6版()专栏：国际随笔 “梦里忘忧”的和平 刘宓庆 “当灰蒙蒙的天空布满乌云的时候， 你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梦里忘忧，梦里消愁。 任你的城堡倒塌， 那原是命中有数。 笑看它转眼化成瓦砾， 你难道不正是昨日的王侯？” 这是美国男低音歌唱家平克劳斯贝曾经唱过的风行一时的伤感歌曲《梦里忘忧》。 在今日的美国和西欧，象这类的伤感歌曲何止千百。那低吟的靡靡之音，在西方世界催人沉醉。《纽约邮报》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写道：“平克劳斯贝的歌声在风潮翻涌的时代是一帖强身滋补剂”，“美国人是透过泪眼、带着笑声”接受这服奉献给他们的“逃避现实的精神补药”的。 这种“梦里忘忧，梦里消愁”，逃避到虚幻的和平世界中去醉生梦死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非少见。 法国作家莫鲁瓦在他的《美国史》中这样描写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二十年里美国的社会景象：“挥霍无度的疯狂时代开始了。……每年都有更多的汽车、更多的洗衣机和更多的收音机。……全国为成功所陶醉。精神价值被弃如敝履。利润和产品被奉若神明”。 莫鲁瓦所描写的这种“太平盛世”是怎么结束的？人们记忆犹新，历史书上也有明明白白的记载。“疯狂的陶醉”纵然不是倏忽即逝的瞬息，但世局的瞬息万变，却使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惊破好梦。一九三八年德国的铁骑闯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年纳粹突然向西线展开闪击，马其诺防线不攻自溃。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突袭珍珠港，九十五分钟的狂轰滥炸，使一代人的和平美梦，灰飞烟灭。 今天，当“疯狂的陶醉”又一次迷漫于美国和欧洲，当有人沉醉在“一代人的和平”而不顾第二、第三代人的命运的时候，重温旧事，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发人深醒的么？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 此时此刻，正当“梦里忘忧”的歌声回荡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上，飘忽在阿尔卑斯山的避暑地时，从乌拉尔山和第聂伯河却传来了战争机器的轰鸣。今日的欧洲，北起芬兰，南至意大利，都在苏联军事扩张的威胁之下。它在欧洲已经拥有常规武器的明显优势，而就全球来说，苏联正在咄咄逼人地夺取对美国的战略核优势。尽管美苏之间在举行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旷日持久的会谈，然而在苏联的战略武器指挥部里，美国的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战略要地，都已成了苏联洲际导弹瞄准攻击的目标。难怪美国的军事评论员米德尔顿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苏联的军事扩张和美国的收缩继续下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今天在美国，为这种前景感到不安，对苏联的威胁敲起警钟，反对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人士是越来越多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报道写道：近来，很多美国人认为，由于“苏联一边大谈和平，一边却搞战争、侵略活动”，因此“谋求同它缓和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人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对苏联加紧争夺、得寸进尺熟视无睹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幻想的和平，不过是“梦里忘忧，梦里消愁”式的和平。他们的好梦，是不是也要等到“城堡倒塌”，“化为瓦砾”的时候才算到了尽头呢？

第6版()专栏：中外交流史话 东海六渡遂宏愿 ——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鉴真 陈德文 公元七五四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春，古代日本的国都奈良，风和日丽，繁花似锦。郊外一条蜿蜒的小路上，走来了一队远行僧。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已是步履艰难，筋疲力尽了，但人人却是神情振奋，欣喜异常。其中一位双目失明的高僧，在弟子们的搀扶下，一边走一边饱吮着大和原野清爽宜人的空气，他为自己终于战胜海上的惊涛骇浪而感到无限鼓舞。啊，到啦，终于来到啦！ 这位和尚就是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法师。十二年前，他接受留唐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六次起行，五次失败，最后以百折不回的毅力，战胜重重艰难险阻，实现了东传佛法的宏愿。 鉴真，扬州江阳县人，俗姓淳于，生于公元六八八年，当时正值开元、天宝盛世。他十四岁出家，远游长安、洛阳，就学于许多名僧智识之士。后来坐镇淮南，在扬州大明寺（今法净寺）讲经传律，济施贫病，闻名江左。公元七四二年，鉴真受到日僧延聘时，已经五十五岁，况且又是学养深湛、名满天下的禅门大师，加之自然条件险恶，交通阻隔，真可谓“淼淼沧海，百无一渡”。照常人的想法，他是不会远赴异国的。然而出人所料，鉴真一经邀请，便欣然承诺，从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六次东征”的壮举。 他教育众弟子说：为了佛法，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勇于献身的果敢精神，实在令人钦敬。 鉴真渡日五次受挫，最惨重的是第五次失败。公元七四八年，鉴真的船队浮海不久，就碰到了特大台风，在海上漂泊数月，几至绝境，最后漂到了海南岛南端的振州（今崖县）。他们一行越过雷州海峡，辗转广西、广东、江西，经陆路回到扬州。在长期的羁旅生活中，鉴真和尚得力的助手日僧荣睿病殁于端州，弟子祥彦身死吉州（今江西吉安），鉴真本人也因奔波劳顿和天气暑热的折磨而双目失明。但是，这位六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并未因屡遭挫败而气馁，他一念不泯，壮志弥坚，依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万难，取得了第六次东渡的成功。 鉴真每次入海都携带着大量的佛教经典和雕刻、绘画、医药、书法等文化艺术珍品。他的随行人员中，除了学有专长的弟子以外，还有玉匠、画家、建筑师等能工巧匠。鉴真的渡日，实际上也是一次以僧团组织的形式，向日本传播唐代高度发展的文化的活动。在鉴真东渡以前，日本早就通过派遣唐使和留学人员等各种途径，吸收唐代文化的精萃，并加以创造性的溶合发展。日本古代光辉灿烂的奈良、平安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鉴真在日本传播戒律，兴建佛寺，行医治病，十年如一日，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两国人民友谊的花朵，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正如日本奈良市副市长庆田八郎所指出：鉴真和尚不仅对日本佛教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日本人一提起鉴真的名字都肃然起敬。 公元七六三年，鉴真病逝于奈良，终年七十五岁。他死后就葬在唐招提寺内。每年六月六日是鉴真圆寂纪念日，这座保有盛唐建筑风格的著名寺院对外开放，展出鉴真使用过的法牒、袈裟、法灯等遗物。寺内供奉的鉴真干漆雕塑像，被定为日本 “国宝”，受到特别的保护，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 鉴真和尚墓地前有一个水池，传说鉴真生前最爱倾听潺潺的流水声，因此弟子们特意在他墓前开塘引水，以寄托缅怀之情。（附图片）

第6版()专栏：世界一角 死海不死 出约旦河河口，气温突然升高。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海面好象覆盖着一层液体油质，在灼热的阳光照耀下，象一匹缎子，发出美丽的光泽，这就是地球表面最低洼的地方，人们称之为死海。 事实上，死海不是海，而是一个湖，长七十五公里，宽十五公里。死海比距它只有七十五公里的地中海的海面竟低三百九十九米。 在希伯来语中，死海被称为“盐海”。这是名副其实的。死海的水含盐量比一般海水约高八九倍，是世界上含盐分最多的一个水域。虽然每天平均有四百七十五万吨淡水从北面的约旦河和其它小河流入死海，但死海盆地气候酷热，淡水一到这里立即蒸发。植物在这种含有超量盐分的水域几乎没法生存。顺着约旦河游下的鱼，接触到死海的水就死去。中世纪时，凡到过死海的人误认为海面上不见只鸟飞翔是因为有毒气。实际上，由于海里没有鱼，鸟自然不飞到这里来了。 初次到死海地区的旅游者都想尝尝这里的水，但只要稍用舌尖舔一下，就会感到一阵刺痛。由于水的密度大，人们可以象躺在床上一样舒适地仰卧在死海水面上。死海的水对人的皮肤和眼睛刺激性很大，在这里游泳后，如果不立即用水冲净，皮肤将持续疼痛几小时。 人们也许认为，死海是个毫无生气的水域。其实不然，它有丰富的矿藏，它的水含有氯化镁、氯化钾、氯化钙和溴化镁等矿物。死海的水还含有一种喜盐微生物。这种微生物能产生具有光合作用的紫色素。 死海离火山地区不远，它的沿岸有许多熔岩、硫磺等。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死海的水和泥能治病。因此，世界各地的人至今仍不断前来治疗关节炎、风湿症和哮喘病等。 一九四七年，一个贝都印牧童在死海西北岸的一个山谷里寻找一头丢失的山羊，他把一块石头扔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他听到了坛罐被打碎的响声。后来，人们在这个洞里发现了许多陶瓮，瓮内收藏着用皮革和纸莎草纸制成的卷轴，上面是二千年前用希伯来文抄写的圣经。死海地区气候极其干燥，所以这些卷轴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在瓮内。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另外十个洞内发现另一些卷轴和手抄本，其中包括最早的希腊文圣经译本。这些文物总称为“死海卷轴”，是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之一。 （毅华）（附图片）

第6版()专栏： 小地方　大地名 地球陆面的最大单位是“大陆”或“（大）洲”。严格地说，“大陆”和“洲”又有区别，不完全相同。它们的名称是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等等。 世界上的地名难以数计，一本大型地图集中的地名，少说也有二、三十万。地名和人名的情况相仿，重复的很多，古今中外，都不例外。也许有人问，和大陆或（大）洲同名的地方恐怕没有吧？实际上，不仅有，而且有许多同名之处仅是小小的“弹丸之地”呢！ 比如，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以东，伊里安查亚（即西伊里安）西北，在太平洋上有紧紧挨在一起的三座小珊瑚岛，它们合称为亚细亚群岛。论面积，恐怕只相当于亚细亚洲的几千万分之一。 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半岛，自古以来大名鼎鼎，面积却小得很，不足十平方公里。岛的南尖端，不消说更小了。但地图上却赫然注着它的名字：欧罗巴角！无独有偶，在非洲空荡荡的莫桑比克海峡中，一座“针尖”似的小岛，中流砥柱般挺立在海峡中央，差一点就“骑”在南回归线上。它的名字也很有“气派”：欧罗巴岛。 以阿非利加命名的小地方也不少，比如突尼斯的东海岸，便有一个阿非利加角，小到一般地图上都注不出来，但可以找到一个叫马迪亚的港口，阿非利加角便处在由这个岬角延伸成的小半岛上。至于以阿美利加命名的地方（小河流、小瀑布、小居民点等）就更多了，但它们大都在美国。（伉）

第6版()专栏： “火车大学”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众多，大量居民住在郊区。不少人每天到市里上班，往返得乘一两个小时的火车。几年前，纽约一所大学和铁道公司合作，利用人们每天这两段乘车时间，办起了一所“火车大学”。 “火车大学”的教室就是车厢，里面设有黑板和扩音器，学员包括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他们在“火车大学”都有固定的座位。火车开动后，教师开始讲课。一般情况下，每天早晨上班和傍晚下班乘车时各讲课一次，每次约一小时。除在乘车时听课外，学员还必须用一些业余时间来完成课外作业。这样，经过两年学习，考试及格，学员即可毕业，学校授给的学位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学员毕业时，还要举行典礼，这种典礼常常在车站的月台上举行。在“火车大学”成立的几年中，已有一百五十人毕了业。 纽约的“火车大学”带有业余进修性质，学员大都上过大学并有了工作。课程设置结合学员工作的实际，主要讲授经济和法学等方面的课程，两年时间所学的绝大部分是实用的学科。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