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北京部队某师党委发扬光荣传统坚持整顿思想作风 灭资兴无思想红　抓纲治军斗志旺 干部作风正、腰杆硬，共产主义新道德、新风尚进一步发扬，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电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师党委，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针对社会主义时期部队经常出现的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整顿。他们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从而使部队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思想红，风气正，抓纲治军斗志旺。 这个师的这场思想作风的大整顿，是在贯彻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时开始的。师党委结合部队实际情况，学习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文件，回顾部队前些年思想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深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部队中来。特别是由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破坏部队的战斗力。例如，有的图安逸、求享受，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有些减退了；有的向党伸手，谋取个人私利，忘记了我军的建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逐渐淡薄了；有的不想过紧张的部队生活，时刻准备带兵打仗的战斗队思想不牢了；有的骄傲自满，纪律松弛，闹不团结，搞不正之风。师党委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整军备战的方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当前加强部队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开展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课题。 为此，师党委首先进行了自身的整顿。然后，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就作出了一项以灭资兴无为内容的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决议。师、团、营三级党委一齐动手，军政第一把手亲自挂帅，司政后机关密切配合，决心在一年之内，整顿好团、营领导班子，并对全师二分之一的连队党支部，普遍进行一次认真的思想整顿。他们组织了六十多个工作组，分赴问题比较多的连队，进行具体帮助。各营区、各单位的广播、墙报、黑板报等宣传工具也一齐开动起来，大造灭资兴无的舆论，在全师形成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大围攻的声势。不久，和林彪反党集团一丘之貉的“四人帮”，疯狂攻击整顿是“复辟”，恶毒诬蔑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是“矛头向下整群众”。这个师的干部、战士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开展灭资兴无，整掉的是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是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需要。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师党委坚持认为整顿没有错，决心不能变，不但没有退缩，没有松懈战斗意志，反而重新调整了部署，加强了领导，使整顿一直坚持下来。就在这一年，他们在对各级党委整顿的同时，一气整顿了六十二个连队党支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在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时，紧紧抓住了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级党组织引导干部、战士把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小节无害论和散布的个人主义合法化等谬论，同部队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联系起来分析，把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中的肃清流毒结合起来，启发大家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中找根源，从思想整顿的实践中肃流毒。大家深刻认识到，只批判不整顿，不能拨乱反正，从而更加自觉地投入这场斗争。两年多来，全师上下集中力量对资产阶级思想发动了三次大的主动进攻：一是以反腐蚀为中心的自我教育运动，二是以增强战斗队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整顿，三是反骄破满，大批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有力地扫荡了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师党委在领导这场灭资兴无的斗争中，始终贯穿了党的群众路线。他们把党委研究的关于思想整顿的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等领导意图，都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单位的普遍做法是：本单位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和整顿的重点问题，发动群众来查来摆；整顿过程中对各种各样歪风邪气的批判是否批得狠、挖得深，依靠群众来评论鉴定；每次整顿的效果怎样，组织群众来验收，验收不合格，群众通不过的，重新“补课”。 师党委十分强调推动干部自觉革命，来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灰尘。师党委成员既当领导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同时又把自己摆进去，用自觉革命的模范行动，带动干部勇于揭露矛盾，自觉斗私批修；对思想作风上缺点、毛病较多的同志，既严肃认真地批评教育，更从爱护出发，使他们解除“挨整”的顾虑，推动他们自我批评；对少数一时觉悟提高不快，甚至出现思想反复的同志，更是强调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决不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促使他们端正态度，和大家一起投入灭资兴无的斗争。由于领导思想明确，各单位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着眼于启发干部自觉革命的好方法。“济南第一团”七连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大家忆传统、学党章、查斗志，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和革命前辈比，和共产党员的标准比，和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要求比，想想自己思想上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应该怎么办，狠破了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努力树立一心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这个师在发动群众大批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同时，还注意有针对性地从正面树立体现无产阶级新思想、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进典型。两年多来，师党委先后树立和宣扬了二十多个先进单位和个人，在全师上下热气腾腾地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竞赛，使无产阶级正气压倒了资产阶级邪气。 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地开展灭资兴无的思想整顿，给这支英雄部队的政治、思想、军事、作风、纪律等方面的建设，都带来了可喜成果。经过整顿，师党委“一班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人多心不散，劲往一处使，人人争着比艰苦奋斗，比深入基层，比为抓纲治军多作贡献。各个基层党支部都出现了党管干部和群众监督干部的新气象，使各种歪风邪气没有市场。经过思想整顿，干部作风正、腰杆硬，敢于扶植正气，批判邪气，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进一步发扬。去年全师有九个连队成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集体，涌现出近千名学雷锋积极分子。思想革命化带来了战斗力的大提高。在北京部队举行的评比考核中，这个师的作训科获得了参谋“六会”竞赛第一名；某团“济南英雄连”获得军事总分第三名。北京部队党委最近表扬了这个师，号召所属部队向他们学习。

第1版()专栏： 努力加快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步伐 石油化学工业第二次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开幕 新华社大庆五月二十三日电　全国石油化学工业第二次工业学大庆会议今天在大庆开幕。 这次大会是石油化学工业战线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长征的誓师大会，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群英盛会。 辽阔的大庆油田，红旗飘飘，喜气洋洋。来自全国石油化工战线的七百二十名披红戴花的英雄模范，在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中，穿过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的人群，向大会会场前进。参加大会的代表，有全国石油化学工业战线的英雄模范和各级领导干部，共四千三百多人。 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明主持了开幕式。 化学工业部部长孙敬文致开幕词。他说，从一九七六年底第一次全国石油化学工业学大庆会议以来，石油化工战线革命和生产都夺得了新的胜利。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健康地发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步步深入，整顿企业取得显著成效，基层建设进一步加强，队伍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建设全面迅速发展。去年，原油生产继续跃进，化工生产全面上升，石油和主要化工产品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今年以来，石油和化工生产都夺得了开门红，月月红。 孙敬文部长指出，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中，石油工业要实现华主席的战斗号召，在本世纪内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化学工业要高速度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次会议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广大职工和家属，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攀登高峰，努力加快发展步伐，在新长征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剑飞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陈烈民在会上作了报告，介绍大庆油田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把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基本经验。 会议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一个好的会风，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讲空话，讲大话，要艰苦朴素、精简节约，要开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代表们到达大庆以后，就分组深入到油田的一千多个基层单位蹲点，和大庆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扎扎实实地学大庆。

第1版()专栏： 国务院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雍比总统和夫人 刚果贵宾抵京时，耿飚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国务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若阿基姆·雍比—奥庞戈和夫人一行。 耿飚副总理主持了今晚的宴会。 刚果驻中国大使桑巴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外经部副部长程飞，水电部副部长张彬，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交通部副部长曾直，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等。 耿飚副总理首先在宴会上祝酒。他热情赞扬富有反帝反殖斗争光荣传统的刚果人民。他说，一年多来，在雍比总统为首的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刚果政府和人民继承恩古瓦比总统的遗志，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刚果政府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强调非洲团结和睦邻友好，主张非洲的事务由非洲国家和人民协商解决，反对外来势力对非洲的侵略和干涉，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耿飚副总理说，中刚两国建交十四年来，两国人民一贯互相支持，互相学习，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他说，我们深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 雍比总统在祝酒时说，中国朋友对我们的欢迎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多么深厚，也证明了刚果和中国都怀有加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建设性合作的共同愿望。 他说，今天，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完美地继承了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刚果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你们为治国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的有力而顽强的斗争。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他说，刚果人民共和国认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一律平等，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宴会始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热烈气氛。席间，军乐团演奏了中刚两国乐曲。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若阿基姆·雍比—奥庞戈和夫人一行，在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途中，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到机场迎接刚果贵宾。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刚果驻中国大使桑巴和夫人，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和夫人，以及非洲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 雍比总统和夫人一行到京。耿飚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1版()专栏： 应我国政府邀请 萨莫拉总统率党政代表团即将来访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阁下和由他率领的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将自五月二十五日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第1版()专栏： 军队和地方都要抓灭资兴无的斗争 本报评论员 北京部队某师党委坚持思想整顿，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使部队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他们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不仅部队的同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同志，都可以读一读，想一想。 灭资兴无，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早在红军创建时期，毛主席在红四军九次党代会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了纠正红军中共产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意义。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大力表彰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新人新事。在我们国家，资产阶级思想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产阶级的新风尚方兴未艾。这曾经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一次大扫除。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军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普遍提高，思想主流是好的。人民解放军无愧于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及周副主席、朱德委员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起来的革命化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一个时期里，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弄得很乱。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着“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旗号，大搞阴谋诡计，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家。你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叫嚷这是“矛头向下”，“整群众”。你提倡学雷锋，他们诬蔑这是“不抓路线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正是林彪与“四人帮”，一边唱着“革命”高调，一边散布腐朽不堪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毒素，败坏党风军风，败坏社会风气，腐蚀广大群众的灵魂。林彪、“四人帮”不仅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保护人，而且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大的毒贩子！ 由于林彪、“四人帮”肆虐逞凶，这些年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灭资兴无，竟成了人们不敢触动的“禁区”。到底要不要抓这方面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在党内外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思想要不要批判，无产阶级世界观要不要树立，似乎都成了问题。结果，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不香了，坏思想、坏道德、坏作风不臭了。各色各样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沉渣泛起。在共产党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不准无产阶级去占领，双手拱让于资产阶级，岂非咄咄怪事！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要拨乱反正，扫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要打开这个“禁区”，坚持进行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对于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妥协退让，而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行下去。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要求全党全军，必须不断地增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不断地提高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觉悟；必须具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献身精神；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互相协作、团结一致的高尚风格，有谦虚谨慎、任劳任怨的优良品德。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国家要有一个好的作风，军队要有一个好的作风，人民也要有一个好的作风。”这好的作风怎样得来呢？不破不立，不止不行。首要的问题是，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把那些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出去，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就没有立锥之地。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进行思想整顿，旗帜鲜明地把灭资兴无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无疑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通常情况下，主要的、大量的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的交锋。共产党员、党的组织决不应该在这种交锋中退却。毛主席说过：“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这就是说，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于各种腐朽的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地进行斗争，决不能搞调和与折衷。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这就又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必须运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论危害。要通过耐心的启发教育，满腔热情地帮助那些犯有这样那样思想错误的同志翻然觉悟，决心改正。北京部队某师党委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得人心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深恶痛绝的。他们早就要求来一个思想大整顿。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灭资兴无斗争的胜利。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领导以身作则，整掉了不正之风，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领导权。

第2版()专栏： 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情赞颂。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尚未肃清，社会上也有少数人对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存在糊涂认识，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参加最近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认为，持这些错误观点的人虽然很少，但反映的却是原则争论。与会代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方针政策。下面就是这次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 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却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去年的招生工作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并威胁说：“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事实究竟怎样呢？与会代表联系本省、本校一九七七年招收新生的实际情况，对这种错误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着重指出，改革招生制度，是华主席、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符合我国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这一改革，深得人心。去年招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据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去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这能说“要了城市，丢了农村”，“工农成份降低了”吗？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 代表们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招生实行所谓“推荐”，实际上是为某些利用职权“走后门”的人开了方便之门。群众说：“平时不学数理化，到时全靠好爸爸。”四川省有个公社，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一九八○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贫下中农不满地说：“推荐、推荐，把党的优良传统都推掉了。”这样的招生办法，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党群关系，埋没优秀青年，毁灭教育事业。人民已忍无可忍，不进行彻底改革怎么得了！ 去年改革了旧的招生制度，从根本上把“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堵住了。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一点。他们反映，现在孩子能否上大学，不靠父母的权力，而靠自己的能力。广东省乐昌县曾组织调查组，就招生改革问题下乡访问贫下中农，征求意见。贫下中农说，过去招生，“走后门”的歪风盛行，实际上剥夺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权利。现在，我们的孩子有权参加考试，就是考不上心里也满意。他们举例说，有一个生产队，几年来，贫下中农的子女没有一个上大学和中专的；去年改革招生制度后，有三个人上了中专，贫下中农很高兴。事实告诉我们，贫下中农是衷心拥护新的招生办法的。 与会代表还指出，招生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少年学习的积极性，改变了社会风尚。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他们称赞说，党中央、华主席真英明，不用发布告，只是把招生办法这么一改，广大青少年就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了，流氓、阿飞就大大减少了，社会风气也大变了。上海一位老工人说，过去天天担心孩子出事，跟在孩子后面团团转，现在不管他，孩子也读书了。这那里是什么“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明明是招了几十万，调动了几千万。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为什么偏偏有人瞪着眼睛说瞎话，甚至威胁说：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这种人实际上是站在维护旧的招生制度的立场上，为那些因改革招生办法再也不能依仗权势“走后门”的人鸣冤叫屈！ （二） 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是不是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这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去年招生录取了少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好，文化考核成绩较高的学生。于是就有人说：“‘有成份论’是前提，然后才是‘不唯成份论’。”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非但如此，他们甚至连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上学也认为是偏离了党的阶级路线。在他们看来，录取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就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与会同志指出：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在去年高考政审工作中，有的单位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使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未能入学，是很可惜的。这是政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是，有的人至今仍然坚持“四人帮”的帮记“政审标准”。在他们的头脑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和剥削阶级连在一起的。老干部是所谓的“走资派”，他们的子女理应往后靠一靠。此外，什么“海外关系”、“华侨”、“他爷爷是地主”等等，按照他们的“政审标准”，统统不能上大学。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子女和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子女上大学的人数，相对地比前几年多了一点，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代表们说，粉碎“四人帮”后，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升学的比前几年相对多一点，是完全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被打成“走资派”、“臭老九”，子女受到株连，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不少人鼓励自己的子女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说明他们做得很对。去年招生，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文化考核成绩优秀，政治表现好，符合择优录取原则，考进了大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有力批判。老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他们的优秀子女按照党的政策吸收到大学深造，有利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正是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正确体现。 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少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学，也是正确执行党的阶级政策的表现。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把这说成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种话似乎很“革命”，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必须批判。 （三） 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有人认为去年招生实行择优录取，是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他们说：“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说什么“要吸取二十八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恢复过去的也不对”。 代表们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统一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青年学生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是又红又专的表现。所谓“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言外之意，去年招收的新生政治上不优。事实怎样呢？据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录取的新生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九，绝大多数青少年在政治上都是好的，去年招生是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的标准的。“四人帮”挥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两根大棒，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就是为了使广大青少年变成“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对立起来，树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害得不少青少年胸无大志，不求上进，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竟有人也把德育和智育对立起来，把招生中的政治质量择优和文化质量择优对立起来，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这些同志的头脑里远远没有肃清。 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还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在招生工作中反映这个差别并不奇怪。要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华主席指出，只有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招生工作中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利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因而，也是缩小“三大差别”的积极措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四人帮”那样用倒退的办法，乃至用毁灭文化、毁灭知识分子的办法，只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葬送国家的前途，哪里谈得上什么缩小“三大差别”呢？ 事实上，去年招生中，在坚决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下，是注意了统筹兼顾的。教育部作出明确规定：在德智体等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注意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注意录取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各地对贫下中农考生都有分数线的照顾，就是照顾到了城乡的差别，特别是考虑到了前几年“四人帮”对农村教育破坏比较严重的情况。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别，不能依靠拉平的办法，只有不断努力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才是真正关心农村教育。如果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不够上大学水平的硬塞进大学，学生本人并不能真正有所收获、提高，对国家更是一种浪费。 至于说“要吸取二十八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恢复过去的也不对”，这种说法也是十分荒谬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这是华主席、党中央明确作了结论的。既然占主导地位，就是说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方针、政策、方法，包括招生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不应该恢复？说穿了，这些人实际上是认为，我们现在搞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教育革命，而是“复旧”。“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反对搞四个现代化，大肆破坏教育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反革命。而我们实行招生制度等改革，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才是真正的教育革命。不加快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吗？当然，不是说新的招生办法已经十全十美，不需要进一步完善了。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这次招生会议，就是在去年实践的基础上来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高考制度。但总结、完善是不断前进，绝不能借此去非难、怀疑正确的改革。 这次招生工作会议热烈讨论的上述几个问题，所涉及的绝不只是招生问题或某一地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事关全局的大是大非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与会代表认真学习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邓副主席在这次全教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着眼于分清路线是非，清理思想，通过充分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端正方向，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华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自觉性。 代表们说，改革招生制度，正是华主席、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党的十一大路线采取的英明决策。离开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不能正确理解新的招生制度。上面这些错误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离开了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同时，它也说明，教育战线确实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外伤和内伤都十分严重。对“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联系教育工作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特别是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和种种假左真右的谬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与会代表普遍反映，这次招生会议，通过学习、讨论，大有收获。原来有模糊认识的同志也提高了思想认识。大家表示，今后要继续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科学大会文件和邓副主席在全教会上的重要讲话，加深理解新时期的总任务，结合教育工作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努力搞好今年的招生工作和教育革命。

第2版()专栏： 加强法制教育　严格依法办事 ——参加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学习新宪法的体会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本社记者徐心华报道：正在北京参加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最近座谈学习新宪法的体会时，用亲身经历畅谈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法制的罪行，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造成干部带头守法，群众自觉守法，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依法办事的浓厚空气。 新宪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的意志的集中体现 代表们说，要实现天下大治，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要有治国的章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这些年来，“四人帮”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闹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老老实实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干部，被诬蔑是“走资派”，肆无忌惮篡改毛泽东思想、大搞修正主义的人却成了“左派”，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的人被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满口空喊“革命”口号，煽动停工停产的则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努力学习的人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交白卷的小丑则戴上“反潮流英雄”的桂冠；遵守革命纪律、规章制度是什么“奴隶主义”，打砸抢则成了“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四人帮”这样颠倒黑白，就是为了大乱天下，乱中夺权。如果按照“四人帮”的一套搞下去，我们不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且要亡党亡国！ 河北省保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玉堂说，我们保定地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操纵和指挥保定地区的极少数坏人，到处挑动武斗，煽动打砸抢和停工停产，大乱保定，把一个好端端的保定搞得乌烟瘴气，好人受气，坏人嚣张，一些地方和单位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那些反革命、打砸抢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狠狠打击，特别是惩办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东霸天、西霸天式的人物，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人们兴奋地说：打倒“四人帮”，法制得加强，坏人受惩罚，人民喜洋洋。现在，混乱的保定变成了安定的保定，分裂的保定变成了团结的保定，生产下降的保定变成了生产上升的保定。无数事实证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 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关子展说，“四人帮”一方面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搞法西斯专政，使人民的民主权利以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又打着所谓“大民主”的旗号，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鼓吹“越乱越好”、“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鼓吹“文攻武卫”、“青少年犯法无罪”、“捅刀子勇敢”等反动谬论，致使青少年犯罪案件不断上升，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要结合案例，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子正说，“四人帮”惯于以极左面目推行极右路线。他们打着所谓“依靠群众”的幌子，大肆鼓吹什么“群众专政”的“新创举”：一不要党的领导，二不要专门机关，三不要社会主义法制。他们私设“公堂”，任意判群众的刑。浙江省搞“群众判刑”的黑风一度刮得很大。常山县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判刑的有四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错判和不应判的。这哪里是什么“群众专政”，分明是他们那伙反革命黑帮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坚持贯彻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 加强党的领导是贯彻社会 主义法制的根本保证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全党的事，不只是司法部门的事。只有全党都来重视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各级党委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社会主义法制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复海说，这几年来，我们广西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和加强，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各级党委注意抓了社会主义法制。我们人民法院这几年能够抵制“四人帮”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罪恶阴谋，就是因为区党委直接抓法院工作，支持司法部门坚决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对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安、司法部门，坚决依法打击。同时，各级党委还经常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把党的政策、法令、规定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使大家增强遵守法制的自觉性。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邓运增说，要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做遵守法制的模范，极为重要。对于我们司法部门来说，就是要勇于坚持党的原则，依法办事。昆明市过去有三个反、坏分子，在“四人帮”横行时，篡党夺权、贪污盗窃、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群众称为“春城三霸”。一九七五年，我们根据他们的罪行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把这三个恶霸依法抓了起来。可是，“四人帮”在云南的党羽，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硬要无条件释放这三个反、坏分子。面对资产阶级帮派的围攻，我们坚守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岗位，不信邪，不怕压，坚决主张对这三名罪犯依法惩办，终于粉碎了他们的进攻，伸张了无产阶级的正气，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第2版()专栏： 正确认识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意义 许家屯同志在南京大学建校七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在招生问题上散布一些错误论调的人，一种可能是路线是非界限不清；另一种也可能是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本来就和“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坚持“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我们对于“四人帮”的流毒绝对不可低估 据新华社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五月二十日，南京大学举行建校七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同时举行全校第九届科学报告会。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家屯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许家屯在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形势很好，但是有些同志对于在科学、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有些同志至今还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还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好工作。还有的同志思想上受“四人帮”的流毒很深，还把“四人帮”的一些谬论当作正确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坚持。还有的人过去拚命鼓吹“四人帮”的那一套，现在仍然不觉悟，对华主席、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有抵触，散布一些错误言论。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我们绝不应当忽视。去年招生时，有的人就说，你们丢掉“四人帮”的一套，又拣起刘少奇的一套。当时，省委认为散布这种论调的人，一种可能是路线是非界限不清，另一种也可能是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本来就和“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坚持“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这也说明对于“四人帮”的流毒，我们绝对不可低估。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以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

第3版()专栏：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多年来，经广大史学工作者与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毛主席和周总理交代的点校《二十四史》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二十四史》点校本现已全部出齐。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历史遗产整理工作，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今天，当我们回顾二十年来辛勤劳动的艰苦历程，面对这一项巨大工程所获得的成果，我们无比怀念毛主席，无比怀念周总理，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总结整理《二十四史》的经验，继续做好整理我国古籍的工作。 （一） 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开始对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组织点校。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史记》作为第一部点校本和读者见面。此后陆续印行了《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因感到点校工作分散进行，人力、时间缺乏保证，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将担任点校的主要人员调集到北京中华书局，以便全力以赴，从事整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速度大大加快。从一九六三年年底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南齐书》、《陈书》和《周书》的点校付型，《梁书》、《北齐书》也基本上定稿。其余各史，也程度不等地作了点校或必要的准备，其中《晋书》、《隋书》、新旧《唐书》、《旧五代史》、《辽史》、《明史》都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已接近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特别是“四人帮”推行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使出版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也给《二十四史》的整理带来灾难。已出的前四史点校本被打入封、资、修的行列，从书店里消失，更不用说组织力量点校其他各史了。一九七一年初全国出版会议召开前夕，周总理指示必须改变当时的出版状况，并明确指出《二十四史》还要校点。“四人帮”慌了手脚，姚文元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罗思鼎组织班子，别有用心地妄图抓旗子，摘桃子，破坏《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周总理洞察“四人帮”的诡计，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一个批示中，决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者外，其余各史都由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并指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就给“四人帮”当头一棒。当时负责出版的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写了报告，周总理很快地转呈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时常惦记着《二十四史》的整理，同一年中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查问整理工作的情况，并作了具体指示。自从毛主席批准的文件下达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又恢复了，并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进行，上海负责的几部史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史学工作者进行整理，其余各史均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并统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 《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这部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这部巨著，用统一的体裁，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为《二十四史》奠定了基础。它开创的纪传体为《汉书》以下各史所因袭，它的编写方法，也为后代史书所模仿采用。纪传体是在历史编纂学上颇具特色的一种史体，它形式上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实际上却是兼备众体，除“列传”以外，还有编年记事的“本纪”，专记典章制度的“书”或“志”，以及用来补充纪、志、列传所不能尽详的“表”，纪、志、表、传相互补充，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它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志、表等的门目可以根据时代特点及编者意图加以增减变换。这种史体所以为历代“正史”的作者普遍采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这二十四部“正史”都是用唯心主义历史观写成的史书，各史记述的具体史事，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歪曲和隐讳等问题，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贬低它的价值和作用。因为它给我们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记录了我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情况和历代人民的生产斗争。至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创造，文艺、学术的源流演变，以至文化典籍的存佚流传，在一部《二十四史》中都有叙述。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就是要凭借这些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各史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分析评论，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简单地斥为唯心史观，不做具体研究。其中也有些意见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使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或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论点，反映了史学观点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研究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单靠一部《二十四史》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私人著作，记载当时见闻的笔记，以及文集、石刻等等。这些资料，或可纠正“正史”的歪曲，或可订正它的错误，或可补充它的缺略。但是，这些私人的历史著作，只能补“正史”之不足，不能代替《二十四史》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文化知识为地主阶级所垄断，当时不可能有一部人民群众所写的历史。私人的历史著作，同样是出于封建士大夫之手，它的观点与“正史”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再就史料而论，它集中掌握在封建政权手里，除奉命修史的史官而外，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见到，因而以个人力量要想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汉代“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记》虽是个人著作，也因为司马迁身任史官，才有条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成一家之言”。唐代以来，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也更加制度化，更加集中。此后官修的各史，都是以政权的力量，动员了大批人力，凭借着史馆拥有的大量资料编写而成。尽管由于它是官书，又成于众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就占有材料一点来说，绝非个人所能企及。因此，如果说《二十四史》是研究明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并不算过分。 （三） 过去的学者选择一部或几部史书加以句读、批校，有不少人做过。但对于整部《二十四史》用统一的体例来标点、分段，并进行全面的校勘，还不曾有过。现代老史学家当中，虽曾有人想做这一工作，但限于力量，未能完成。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本的标点、分段工作，确是一个创举。 点校本总的要求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并力求超过前人，经过不断的修改提高，使它成为定本。我们认为，要达到上述标准，工作上必须严格要求，在对各史原文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到标点、分段、校勘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为了使这部大书的整理工作大体一致，我们还对标点、分段、校勘等方面规定了统一体例。但各史有它本身的特点，不是一个框框能够硬套的，因此在“大同”的原则下，又允许有些“小异”。 从校勘方面来说，点校本不但荟萃了各本的长处，而且做了“本校”（本书前后互证）和“他校”（相关史书的比较），工作规模远远超过了流传的各本。为了判断史文的是非，对于版本岐异，校勘中发现的矛盾，前人的考订意见，我们还进行了必要的科学的考证。 无论学术研究或文化遗产的整理，都不能不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批判地加以总结，否则就会重复别人已做过的事，走些弯路；或失之于陋，人家早已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喋喋不休。从宋朝直到近现代，都有不少人对这些史书做过研究考订，他们的成果或已写成专书，或散见于他们的读书札记，有的是针对某一史的，有的包括几史，甚至《二十四史》的全部。对这些考订意见，我们已吸收了其中属于校勘范围的合理部分。还有些未刊稿，如近人张森楷的“校勘记”（限于十七史，到五代为止，稿本藏南京图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下所作的各史校勘记录，也都曾采用。此外还参考了一些批校本或某一史的校勘记稿本。 由于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的整理，《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不少人反映，新本解决了许多阅读上的困难，是当前最好的本子。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密切协作结出的丰硕果实。先后参加点校的人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以及出版社编辑部等二十多个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勤勤恳恳地工作，往往伏案到深夜。老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业务专长，其中很多人连续多年全力以赴，为这部大书的整理出版贡献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大量心血。原来对古籍整理经验很少的青年同志，在工作中也得到锻炼提高，经过几年的实践，有些人已初步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集中多数人共同编书、校书，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而他们拿出来的成果往往是问题百出，不为学者所重视。我们则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有统一的工作方法和体例，每一史有专人负责，有明确的目的，参加工作的同志又是经过党的多年教育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这就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克服“成于众手”的缺点。这种大协作，只是在新中国才有可能，它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二十四史》点校本虽已全部和读者见面，但我们的工作并未全部结束。 尽管我们力求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整理，但是标点、分段、校勘方面的错误缺点，包括点错、误校、漏校、体例不统一、处理不妥当的地方，还是不少。要使它成为定本，还要有一个修改提高的过程。我们恳切希望各方面的读者不断指正，帮助我们提高它的质量，以便渐趋完善。 “四人帮”散布的“儒法斗争”的谬论，给点校本带来恶劣影响。这在后期出版的几部史书的“出版说明”中，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有些出版说明，虽没有谈所谓的“儒法斗争”，但分析批判历史观部分，或没有抓住主流，或仅就某一点来发挥，不大符合客观实际。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流于一般化，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读者很希望了解有关各史的具体知识，有些出版说明这方面的介绍却不够，已有同志对此提出意见，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各史修改重印时，要对出版说明重行研究审查。首先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同时还要加强它的科学性。 《二十四史》既是研究明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还应当为史学工作者检查利用其中的资料提供方便。因此，编制各种类型的索引，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目前正在编制的是各史的人名索引，其中《史记》和《晋书》的人名索引已经印出。地名索引也已着手进行。今后还要陆续编制制度名物和史事索引，等等，以便读者从不同角度检查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现在的工具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在编制新索引的同时，还可以有选择地重印一些过去出版的索引。 前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关校勘的虽已为点校本基本上吸取，但还有很多校勘以外的成果，点校本限于体例，无法容纳。这主要是考订史实之作和补志、补表一类的资料书。这些书在史料上解决了不少问题，对研究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我们计划选择其中质量较高、作用较大的，汇编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书》，陆续出版。 《二十四史》篇幅很大，点校本没有注释，一般人阅读仍有困难。同时，除专业人员外，也没有必要对某一史全部通读。因此，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还想组织编选一些选注本，供干部、中学教师和青年同志阅读参考。 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具体建议。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这项整理工作进行下去，使之日臻完善，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3版()专栏： 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顾颉刚 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二十四史》全部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史书是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整理出版的。我看到这崭新的史书，想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心里真感到无限的喜悦；但一想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看到全史的整理本，又感到抱憾终天的痛苦。 饮水思源。《二十四史》能够整理出版，应该归功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在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就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陆续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煽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对古代文化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把所有古籍都指为大毒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封存或销毁。一时古籍读物从书店消失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被取消了，《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只好被迫停止。一九七一年，毛主席再次作了关于整理出版这部史书的批示。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对整理出版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指定这一工作由我总其成。当我听到周总理的指示时，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因为这不仅仅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个人的信任，而是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啊！正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华书局很快地调集了各方面的史学工作者，对前四史以外各史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尽管“四人帮”及其爪牙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关怀，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看到《二十四史》的整理本，我们怎能不深切地怀念毛主席，怀念周总理啊！ 古籍整理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作到古为今用。毛主席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的批示，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给我们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学习的范例，进一步指明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前进方向。看到他临终时，病床前还放着一本《旧唐书》，这对我们是多么深刻的教育呀！二十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成绩，无疑都是在毛主席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这一方针指引下取得的。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恣意践踏民族文化遗产。一九七四年初，他们打着批孔的幌子，大搞影射史学，掀起了批“周公”、批“现代大儒”的妖风恶浪，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为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四人帮”严重地摧残了民族文化遗产，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一场从来没有的浩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也是中华民族的无耻败类。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和广大史学工作者一样，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多么想把我的晚年贡献给社会主义，努力作出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史学研究工作和古籍整理工作。可是当时怎能达到这个愿望呀！“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压抑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是滔天的罪孽！今天，“四人帮”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可以肯定，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出现新的发展高潮。这不但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它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第3版()专栏： 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 ——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 刘纲纪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他们宣扬这种蒙昧主义，是为了推行最黑暗最腐朽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蒙昧主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它仇视知识，仇视科学，仇视文化，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潮。它否认知识在人类进步中的伟大作用，宣扬知识即是罪恶，无知才是万幸。如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认为，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有知识，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不断提高物质文明而产生出来的。人类只有彻底干净地抛弃一切知识，象木石那样无知无欲，和禽兽一起游戏，那才算达到了最理想最幸福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蒙昧主义的思想，它要人类倒退到动物状态去。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也有一些宣扬蒙昧主义的哲学家。但西方最大最反动的蒙昧主义，是欧洲中世纪的反动神学。它用宗教迷信宣扬蒙昧主义，声称人类的祖先是上帝所造的亚当和夏娃，而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被逐出天堂，降落人间，就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果。它断言知识是邪恶，只有信仰才是唯一的真实。欧洲的封建教会不仅在思想上大肆宣扬蒙昧主义，而且采取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摧毁科学，迫害科学家。这样的事例很多，最突出的就是把意大利主张“太阳中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判处火刑，在烧死之前，还活活地烤了他几个钟头。欧洲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和早期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反抗。十七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即力量”的口号，这是同蒙昧主义者的“知识即罪恶”的口号针锋相对的，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我国五四运动时期从西方输入的进步的科学思想，大部分就是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提倡科学，不仅遭到了中国封建阶级祖传的蒙昧主义的反对，而且还有人把西方的蒙昧主义也输入进来，大讲所谓“虚无哲学”，向科学进攻。这种“虚无哲学”声称“没有知识便罢，有了知识即有罪恶，而知识就是罪恶”。针对这种邪说，鲁迅先生写了《智识即罪恶》一文（见《热风》），对反动的蒙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 我们只要懂得一点蒙昧主义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它同一切蒙昧主义者的基本信条“知识即罪恶”，是完全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四人帮”还企图给它穿上一件革命的外衣，似乎他们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反对知识的，他们连“知识即力量”这个口号也要批。但是，他们越是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知识，其宣扬蒙昧主义的反动面目也就越是暴露无遗了。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如果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就太不全面了，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为了避免成为书呆子或吹牛家，实际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宁反复强调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他教导我们说：“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同你们的直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今天，在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重温列宁这些教导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知识行吗？我们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参加管理国家，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没有知识行吗？我们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没有知识行吗？可见，要不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问题，关系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 历来一切蒙昧主义者反对人民群众掌握知识，都是为了反对革命。欧洲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四人帮”也是这样。他们在所谓“革命”的幌子下，用蒙昧主义来毒害人民，妄图使中国人民陷入愚昧黑暗的深渊，以便他们篡权复辟，把中国重新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绝境去。 然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人民的革命要求，决不是用蒙昧主义所能够扼杀的，也不是任何法西斯的手段所能够扼杀的。人民需要科学文化，革命需要科学文化。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文化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进军的长征中，献出我们的一切。

第4版()专栏： 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第二次哲学讨论会 哲学研究应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二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哲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北京、广东、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吉林、山东、广西、陕西、辽宁、江西、天津、湖南、安徽、山西、河北、贵州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哲学、经济学工作者，共一百六十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顾问周扬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邓力群同志着重讲了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他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在今天，就是不能容许为“四人帮”辩护，为他们鸣冤叫屈，不能继续散布“四人帮”的反动观点，毒害人民。在批判“四人帮”的同一前提下，有不同意见，你这样批，他那样批，你对问题这样看，他那样看，都是可以的，即使批得不那么正确，甚至批得有点错误，也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同志中，谁能保证自己对“四人帮”的批判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在人民内部，要充分发扬民主，请大家各抒己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 周扬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密切联系实际，配合当前斗争，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阐述了做好研究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他说，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我们要反对混淆政治和学术界线、混淆两类矛盾，乱扣帽子的粗暴倾向，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针对有人提出的“理论禁区”的问题，周扬同志谈到，理论是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来说，不存在什么“禁区”。承认“禁区”，就是承认客观世界中有些事物是科学所不能探讨的，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科学。当然，一个革命的理论工作者，探讨任何理论问题，都会考虑到党和人民的根本的利益和需要。我们所以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我们要有科学上、理论上的勇气，要为真理而斗争。做理论研究工作、探索新的问题犯些错误是难免的。我们要力争少犯错误，这就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扫除学术工作中一切逢迎吹捧、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

第4版()专栏： 经济科学研究要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先后召开了华东、华北、西北、中南、东北、西南等六个大区的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交流了我国目前经济科学工作的情况，讨论了经济科学三年和八年发展规划的设想。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涤新、孙冶方和邝日安分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宣传部门、高等院校、经济业务部门以及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和经济学家。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开展经济科学研究是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与会同志愤怒声讨和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经济科学工作，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罪行。一致指出，为了推动经济科学的发展，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谬论，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 到会同志讨论了经济科学规划设想。初步确定的经济科学研究项目有五百个左右，大部分项目定出了初步完成的期限。 座谈会上还讨论了部门经济学的问题。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具体部门经济业务相结合，探讨本部门的特殊规律，解决本部门的特殊矛盾。 与会同志建议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科学科研体制，尽快恢复和设置经济科学的科研机构，充实和加强经济科学研究队伍，切实做好研究人员的归队工作，抓紧新生力量的培养。 与会同志特别提出，在经济科学研究工作中，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解决经济科学工作者心有余悸的问题，以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

第4版()专栏： 史学工作者座谈中国古代史研究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邀请北京地区的科研、高等院校、文物考古和新闻出版等单位的历史学者和领导干部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探讨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规划的有关问题。 座谈会上，热烈讨论了历史研究所草拟的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分析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加速发展研究工作的建议。白寿彝、邓广铭、任继愈、戴逸等就如何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一般研究项目、专史与通史、理论研究与具体史实研究、普及与提高、研究工作与资料工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季羡林、严仲平、翁独健、严敦杰、王尧、黄盛璋等分别介绍了中国经济史、少数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自然科学史、历史地理学等方面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并提出了加强这些学科研究的具体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人尹达、梁寒冰主持座谈会，周扬、齐燕铭到会讲了话。

第4版()专栏： 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决赛已经举行 三百五十人参加决赛，优胜者将在六月上旬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电 教育部和全国科协举办的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五月二十一日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合肥、广州、沈阳、成都、重庆、西安设考场同时举行。 这次八省、市中学数学竞赛，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参加决赛的三百五十人，是八省、市预赛选出来的。年龄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多数是高中学生，但也有初中学生。 这次中学数学竞赛决赛是分两场进行的。第一场试题，主要考察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情况，第二场试题主要考察学生灵活运用及复杂运算的能力。 二十一日，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华罗庚，副主任刘仲候、苏步青、江泽涵，著名数学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士王寿仁、段学复、陈景润、潘纯、龚升、孙树本、越民义、杨士法等分别在北京、上海亲临考场观战；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也到分设考场鼓励考生。 这次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决赛的优胜者，将在六月上旬公布。

第4版()专栏：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下午会见以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何塞·玛丽亚·戈麦斯为团长的哥中友协代表团一行二十二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谈话时，乌兰夫副委员长对哥中友协的朋友们为增进中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他希望，中哥之间今后增加相互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戈麦斯团长表示，他们将继续为促进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常务理事陆璀，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等。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以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何塞·玛丽亚·戈麦斯为团长的哥中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4版()专栏： 康副总理会见德意志联邦铁路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康世恩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德意志联邦铁路理事会主席彼得·考赫率领的德意志联邦铁路代表团。 会见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康世恩副总理对西德客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国西德两国铁路部门之间的相互往来，交流经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康世恩副总理表示，在铁路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工作者要虚心学习西德的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彼得·考赫主席对康世恩副总理说，我们在参观访问中看到了中国人民为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辛勤工作。我们同中国同事们所进行的技术座谈很有意义。我们很愿意同中国加强技术交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凯尔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局长韩力平、副局长王得泉。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德意志联邦铁路理事会主席彼得·考赫率领的德意志联邦铁路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4版()专栏： 廖副委员长会见日自卫队退役高级军官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早晨会见日本自卫队退役高级军官奥宫正武、松金久知、味冈义一、门胁尚一，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防卫驻在官宫崎文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副武官刘竞。 会见以后，宾主共进早餐。 又讯：伍修权副总长五月二十二日晚会见并宴请了日本客人。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4版()专栏： 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离开北京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到机场送行的有我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司长林平，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和夫人、副主任丁大卫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中日《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及技术协作合同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为一方与新日本制铁公司为另一方，今天上午在这里签署了《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及技术协作合同。 我国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许言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代表中方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是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杨友德，代表日方签字的是新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斋藤英四郎、副总经理原田鼎。

第4版()专栏： 黄镇部长会见墨西哥客人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文化部长黄镇今天下午会见了墨西哥外交部文化总司长路易斯·德·伊达尔卡一行，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墨西哥驻华大使马丁内斯参加了会见。有关方面负责人朱明、晏鸿亮等会见时在座。 伊达尔卡一行日内将去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第4版()专栏： 北京国际排球友好邀请赛的比赛已经过半 日本男、女队和中国男、女队三战三胜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一九七八年北京国际排球友好邀请赛今天已经进入第四天。本届男、女共二十场比赛现在已经打完十二场，日本男、女队和中国男、女队都分别取得两战两胜的成绩。 又讯：北京国际排球友好邀请赛二十三日比赛，日本男、女队和中国男、女队分别再次获胜。 到目前为止，日本女队和中国女队都是三战三胜，她们将在二十四日晚争夺这次邀请赛女排第一名；日本男队和中国男队也都是三战三胜，他们将于二十五日晚争夺这次邀请赛的男排第一名。

第4版()专栏： 意大利邮电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意大利邮电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回国。 邮电部副部长李玉奎，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济曦等到机场送行。代表团团长科隆博，已于昨日离京回国。

第4版()专栏： 江一真部长欢宴英国卫生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电 我国卫生部长江一真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恩纳尔斯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英国卫生代表团。 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戴维斯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宴会作陪。 宴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江一真部长和恩纳尔斯大臣先后祝酒，共祝中英两国人民和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第4版()专栏： 王炳南、夏衍宴请日本作家代表团和日本《东山魁夷画展》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夏衍今晚设宴欢迎以井上靖为团长、水上勉为副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和以园城寺次郎为团长、东山魁夷为顾问的日本《东山魁夷画展》代表团。 日本作家代表团是由日本著名作家组成。团长井上靖是深受日本读者欢迎的著名老作家。东山魁夷先生是日本画坛中造诣很高的艺术大师。一九七二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给毛主席的日本绘画，就是东山魁夷的杰作《春晓》。 今晚的宴会是一次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稀有的盛会。在宴会上，著名作家茅盾、周扬、刘白羽、谢冰心、张光年，姚雪垠、严文井、李季、周而复、孟伟哉，画家吴作人、朱丹、黄永玉、艾中信，同日本朋友欢聚一堂，畅叙友情。 王炳南会长在宴会上祝酒时，盛赞以中岛健藏先生为首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同日本广大文艺界朋友一起，为发展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可喜成就。 井上靖团长说，在粉碎了“四人帮”后的今天，能同这么多老朋友会面，感到无比高兴。中国的文艺界已驱散乌云，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贵国文艺界在文艺创作中培育出更加瑰丽夺目的花朵。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伴正一和夫人。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五月二十日晚上会见并设宴欢迎墨西哥外交部文化总司长路易斯·德·伊达尔卡一行。墨西哥驻华大使马丁内斯和夫人应邀参加了宴会。 　日本友好人士、著名法学家一元一亿和夫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五月二十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等前往机场送行。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煤炭部副部长贺炳章率领下，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平壤。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煤炭部副部长任志恒等前往车站送行。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车站送行。 　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希愈为团长、局长尚明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应日本银行总裁森永贞一郎的邀请，五月二十二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访问。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卜明、方皋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伴正一，以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经济协会驻京联络员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刘寅五月二十二日晚举行招待会，欢迎在京参加彩色电视显像管成套设备项目谈判的日本朋友。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王宗金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招待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驻京代表大园睦郎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由贸易、旅游与手工艺国务秘书奥斯瓦尔多·米格尔·塞克拉率领的佛得角共和国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五月二十二日离开北京回国。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等前往机场送行。 二十二日上午，外贸部部长李强会见了代表团，双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在京期间，塞克拉国务秘书等还同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国际旅行总社负责人李权中等进行了会晤。 　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以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租船公司总经理庞之江为团长的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租船公司友好访日代表团一行八人，五月二十三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澳大利亚阿姆德克斯矿业公司董事长伊萨·舒尔曼先生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谈话。会见后，肖方洲副主任设宴招待了他们。舒尔曼先生是在四月二十九日到达广州的。先后访问了杭州、南昌、庐山等地。 （据新华社）

第5版()专栏： 金主席设便宴招待齐奥塞斯库总统 齐奥塞斯库总统结束访朝离开平壤 新华社平壤五月二十三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夫人五月二十二日举行便宴招待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 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随行人员应邀出席了便宴。 朝鲜方面领导人李根模、金永南、许锬和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申仁河在座。 席间洋溢着友好的热烈气氛。 新华社平壤五月二十三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夫人，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乘专机离开平壤。 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随行人员同机离开平壤。 金日成主席和夫人以及平壤市各界群众到机场热烈欢送。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欢送群众挥动花束，载歌载舞，祝贺齐奥塞斯库总统访朝获得圆满成功。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朝鲜党政其他领导人朴成哲和夫人、李钟玉、吴振宇、徐哲、桂应泰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夫人以及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第5版()专栏： 萨莫拉总统为金主席举行盛大宴会 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结束访朝离开平壤 新华社平壤五月十九日电　据《劳动新闻》报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莫拉和夫人，五月十八日晚在平壤为金日成主席和夫人举行了盛大宴会。 朝鲜党政领导人朴成哲、桂应泰、许锬、金万金、孔镇泰以及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萨莫拉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完全同意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坚决要求外国军队从南朝鲜撤出去。 他还表示坚决反对企图使南朝鲜傀儡政权合法化的任何阴谋活动。 金日成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通过在这期间的会谈和谈话，对于共同坚持的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见解。” 金日成主席衷心祝愿莫桑比克人民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宴会是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在朝鲜访问期间，萨莫拉总统和金日成主席在五月十五日、五月十八日举行了会谈。代表团在朴成哲等陪同下，五月十七日到达咸兴市进行访问。同一天，咸兴市举行群众大会，欢迎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五月二十一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五月二十一日在平壤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莫拉在条约上签了字。 条约说：“缔约双方反对帝国主义者分裂一个国家、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人民的一切企图，并且为使所有外国军队从他们占领的南朝鲜撤走，使朝鲜统一问题由朝鲜人民根据民主的原则、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主地加以解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条约将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 同一天，还就莫桑比克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说，朝鲜方面坚决谴责帝国主义者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不断进行的侵略阴谋，高度评价莫桑比克人民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的英勇斗争，并表示对南部非洲人民争取完全的和全面的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充分的国际主义支持。 公报还说，莫桑比克方面表示全面和无条件地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争取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强烈谴责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和使南朝鲜傀儡政权合法化的行径，要求占领南朝鲜的外国军队带着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战争工具立即撤走。 新华社平壤五月二十一日电　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莫拉为团长的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结束对朝鲜的正式访问，五月二十一日乘专机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以及朝鲜其他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其他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第5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在布鲁塞尔举行告别宴会 比利时国王博杜安接见谷牧副总理 新华社布鲁塞尔五月二十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告别宴会，答谢比利时政府的热情款待。 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出席了宴会。 谷牧副总理和莱奥·廷德曼斯首相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谷牧副总理说，在比利时访问期间，他和陪同他访问的人员，看到了比利时人民在工农业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比利时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谷牧副总理说，在许多方面，中国需要向比利时学习。 廷德曼斯首相在致答词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和均衡的现代化的目标，是“令人鼓舞的”。他说，“我相信，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有才干和有能力的中国人民，是能够达到他们的宏大目标的”。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比利时参议院议长罗伯特·范德克尔克霍弗，农业和中产阶级大臣安托万·安布莱，邮政电信和布鲁塞尔事务大臣莱昂·德福赛，科学政策大臣里克·范德克尔克霍弗和布拉邦特省省长伊凡·罗根等人。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和陪同谷牧副总理访问的其他人员。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康矛召也出席了宴会。 谷牧副总理还在二十二日下午在布鲁塞尔的圣昂纳堡举行了告别招待会。比利时各界人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人士和各国驻比利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外交使节二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宴会和招待会都是在热烈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五月二十二日电　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五月二十二日在莱康宫接见了正在比利时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接见时，阿尔贝亲王在座。 博杜安国王同谷牧副总理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对谷牧副总理访问比利时表示欢迎。谷牧副总理向博杜安国王转达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对国王的问候，并且代表叶委员长和华总理热烈欢迎博杜安国王和法比奥拉王后今年十月访问中国。对此，博杜安国王表示十分高兴。他请谷牧副总理转达他对叶剑英委员长和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接见以后，博杜安国王设午宴欢迎谷牧副总理一行。宴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布鲁塞尔五月二十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陪同他访问的人员五月二十二日继续在比利时进行参观访问。 谷牧副总理前往布鲁塞尔以南六十公里的沙勒罗瓦，参观了阿瑟克工厂生产大功率发电机和变压器的车间。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参观了普拉伊翁冶金公司的炼锌厂。比利时炼锌技术是很先进的。 二十一日，谷牧副总理一行参观了布鲁塞尔以东一百公里林堡省的露天博物馆。中国客人还参观了露天博物馆内的弗朗兹·马塞雷尔木刻展览会。中国人民在三十年代就熟悉马塞雷尔，鲁迅先生曾把马塞雷尔的木刻介绍到中国来。一九五八年，马塞雷尔曾访问中国。林堡省代理省长斯梅在露天博物馆举行午宴，欢迎谷牧副总理一行。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五月二十三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结束对比利时的友好访问以后，于二十三日乘专机离开布鲁塞尔前往丹麦访问。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到机场热烈欢送。 谷牧副总理在离开比利时的时候，给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和首相延德曼斯发了电报，感谢比利时政府和人民在他访问期间给予的热情友好的接待。 五月二十二日，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在莱康宫接见了正在比利时进行友好访问的谷牧副总理。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附图片）

第5版()专栏： 我新任大使向委内瑞拉总统递交国书 新华社加拉加斯五月二十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委内瑞拉特命全权大使郑为之五月二十二日向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座的有委内瑞拉代理外交部长豪尔赫·戈麦斯·曼特利尼和外交部礼宾司长赫苏斯·玛丽亚·宠塞。 递交国书后，郑为之大使向委内瑞拉国家名人公墓献了花圈。 郑为之大使是五月六日到达委内瑞拉的。五月十日，郑大使拜访了委内瑞拉代理外交部长豪尔赫·戈麦斯·曼特利尼。

第5版()专栏： 东京华侨总会举行大会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据新华社东京五月二十二日电　东京华侨总会五月二十一日在东京举行会员大会，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广大华侨的团结，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 旅居日本东京的华侨七百多人出席了大会。 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在会上作报告。 刚从祖国探访归来的黄文钦副会长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四月三十日分别会见归国华侨时的谈话。 大会选举了新的东京华侨总会理事会，理事共九十人，其中台湾省籍人士占三分之一。 会议一致通过的宣言呼吁更多更广泛的侨胞参加到爱国的行列中来，加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崇高目标而奋斗。

第5版()专栏： 我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周伯萍离任回国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五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周伯萍今天离任回国。五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秘书长米苏姆·斯比设午宴为周伯萍送行。邮电部长穆罕默德·泽尔吉尼、卫生部长赛义德·艾特·梅萨乌丁和商业部长哈吉·亚拉也分别于五月十二日和十八日设宴招待周大使。 五月二十日晚，周伯萍大使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以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杨铿为团长的中国汽车工业考察团五月二十一日结束了对西德的考察访问后乘飞机离开西德回国。 　以李敬为团长的中国石油考察团结束了对科威特的访问，五月十八日乘飞机离开科威特回国。科威特石油大臣阿里·哈利法·萨巴赫五月十五日接见了中国石油考察团的全体成员。 　由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王维率领的中国橡胶技术考察组结束了对民主柬埔寨的友好访问，五月二十日离金边回国。 　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五月二十日乘飞机到达内罗毕对肯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前往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有肯尼亚工商部副部长穆顿加以及外交部和工商部有关官员。 　日本邮政大臣服部安司二十二日晚在东京举行酒会，欢迎以宋兴民为团长、王苏塘为副团长的中国邮政代表团。 同日上午，中国邮政代表团拜会服部大臣，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日本朋友五月十六日晚在东京举行酒会，欢迎以宋养初为团长、白向银为副团长的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 日本建设大臣樱内义雄、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顾问大槻文平、日本住宅公团总裁泽田悌以及藤山爱一郎等二百五十多人出席了欢迎酒会。 　第五十一届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五月十五日闭幕。自博览会四月二十九日开幕以来，有十五万多人参观了中国馆。会上展出的中国手工艺品博得了观众的高度赞誉。在参加这届博览会的五十九个国家中有三十二个是第三世界国家。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学会副理事长侯宝勤率领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代表团于五月九日至十二日出席了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十七次国际热处理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章守华在会上作了题为《声发射技术衡量氮化层脆性》的报告。（据新华社）

第5版()专栏：巴黎通讯 访法国比热伊核电站 最近，我们在随同谷牧副总理访问法国时，参观了位于法国里昂以东三十五公里的比热伊核电站。接近比热伊核电站时，首先看到的是四个大“酒杯”，也就是一般火力发电厂常有的冷却水塔。 比热伊核电站是一九六五年开始兴建的。建造的第一座反应堆是发电能力为五十四万千瓦的石墨气冷反应堆，已于一九七二年初开始运转。一九七一年，法国又在这里建造四座压水反应堆，每座的发电能力约为九十万千瓦，其中的一座已经在运转。 核发电设备，基本上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反应堆，另一部分是汽轮发电机组。后一部分同一般火力发电厂的设备没有很大区别。核电站的关键部分是反应堆。已经投产的反应堆厂房是完全密闭的，不能到里面去参观。幸亏比热伊核电站有一座压水堆正在安装，给了我们一个参观的机会。 从外面看，容纳反应堆的厂房是一个大圆柱体，高达五十五米。这个圆柱体是予应力钢筋混凝土制的安全壳，约一米厚。我们从一扇小门进去，爬了一百二十米楼梯，才到达反应堆厂房的中部，从那里向下俯瞰，可以看到尚未装入燃料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反应堆投产后，核燃料就在压力容器内发生裂变，产生大量热能，把里面的加压冷却水加热，所以叫压水反应堆。 压力容器连盖高达十二米，用的燃料是低浓缩铀。投产时，第一次装料七十五吨，以后每年更换三分之一。压力容器上部有五十三组控制棒。整个操作过程是用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反应堆的内部情况在中央控制室的电视荧光屏上显示出来。 我们在反应堆厂房里看到的另一个重要设备是蒸汽发生器，也就是热交换器，高达二十米。每座反应堆配有三台蒸汽发生器。由反应堆出来的高温高压带有放射性的冷却水流入蒸汽发生器，经冷却后再返回反应堆中去，构成一个主回路循环系统。在蒸汽发生器里还有二回路的循环水（不含放射性物质的水）。这两个回路的循环水在蒸汽发生器内互不接触，只是把主回路里高温高压水的热量传给二回路的循环水，使其变成高温高压的蒸汽。蒸汽通过管道送到汽轮机房，带动汽轮机，以后的生产过程就和一般的火力发电厂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参观比热伊核电站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里昂以北一百一十公里的法拉马托默核电站设备制造厂。在这个工厂里，我们看到了正在制造、装配的压力容器和蒸汽发生器。这个工厂目前每年生产的压力容器和蒸汽发生器可供组装八套核发电设备。 据这个工厂的负责人介绍，法国在制造核电站设备方面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六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七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只是制造部分设备，重点放在培训人才，特别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由于有了前一阶段积累的经验和培训的人才，到了七十年代就进入大规模生产的阶段。 法国是世界上发展核电站较早和较快的国家之一。在六十年代，法国兴建的核电站采用的是热效率比较低的石墨气冷反应堆。进入七十年代，通过进口专利，大量发展热效率较高、技术比较成熟的压水反应堆。现在，法国在核电站的发展方面，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建造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这种堆型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铀资源。在研究和发展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技术方面，法国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法国原子能发电的迅速发展，是它推行独立的核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它缺乏石油资源，有此需要。法国所需要的石油百分之九十九依靠进口，发展核电站可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从世界范围来说，煤和石油的资源有限，石油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有多种用途。因此，核能已经开始成为重要的能源，特别是将来核聚变的能量能为人们控制和利用以后，发展核能更有着广阔的前途。 核电站的造价较高，但建成后生产电力的成本却较低。据法国估计，一座象比热伊电站这种总发电能力为四百二十万千瓦的核电站，造价比普通烧煤的火力发电厂高三分之二，而每度电的生产成本却只及后者的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 原子核反应产生巨大的能量，如控制不住，具有较大的破坏能力，也可能产生污染。从我们在参观中所了解到的情况看，由于在设计、建造中采取了许多控制和安全措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防止的，世界各国核电站多年的运行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比热伊核电站已经运行近六年，我们离开时看到电站四周树木和田野里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麦地里一片葱绿，油菜地里则是一片黄澄澄的油菜花。 新华社记者

第5版()专栏： 国际大学生体操赛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国际大学生体操比赛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中国、保加利亚、美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五个国家的二十多名选手。中国男女运动员在全部十二个项目（包括全能）的比赛中，获得六项冠军、七项亚军和七项第三名。罗马尼亚选手丹·格雷库和恩·格利科拉斯分别获得了男、女个人全能冠军。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中国运动员李月久和潘辰飞分别获得冠军和第二名。 在单杠比赛中，李月久和潘辰飞又分别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和第二名。罗马尼亚运动员杰奥尔杰斯库获得跳马冠军和吊环的第二名，丹·格雷库分别获得鞍马和吊环的冠军，并且在双杠比赛中，同中国的潘辰飞并列冠军。 在自由体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李翠玲以九点八○分和十九点三五分的总成绩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高低杠决赛中，中国运动员于富华以九点七○分和十九点二○分的总成绩夺得了冠军。李翠玲还获得了跳马冠军。罗马尼亚的恩·格利科拉斯获得了平衡木冠军和跳马的第二名。

第6版()专栏： 扎伊尔领导人和马来西亚报纸驳斥苏联谎言 事实胜于狡辩 苏古侵略欲盖弥彰 苏古雇佣军入侵沙巴烧杀抢掠残害居民犯下滔天罪行 新华社波恩五月二十三日电　扎伊尔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翁巴·迪·吕太特最近在一次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谴责了苏联、古巴雇佣军对扎伊尔的入侵。 刊登在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明镜》周刊上的这篇谈话说：“在沙巴省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民起义，而是一次由外国准备的入侵。”他说：“很长时间以来，古巴就在安哥拉训练人员。去年当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我们就指责了古巴人。” 翁巴·迪·吕太特还向《明镜》周刊的记者指出，古巴目前向非洲派出了三万五千名士兵，而在非洲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决不是象古巴这样一个国家所能胜任的，“后面必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为之付钱的国家”。当记者问到这个国家是不是苏联时，翁巴·迪·吕太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指出：“这次入侵牵涉到一种针对扎伊尔、针对非洲的全球战略。如果扎伊尔被击败，那么整个非洲的未来也将受到威胁。” 翁巴·迪·吕太特五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在波恩参加了第五届德国—扎伊尔混合委员会会议。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五月二十日就苏联和古巴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发表社论，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扩张野心。 社论说，苏、古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南部，“是去年入侵事件的重演。尽管它们否认，但事实胜于狡辩”。 社论说：“苏联口称要‘缓和’，要‘裁军’，但实际上，却在制造紧张局面和疯狂扩军备战，每逢有机可乘时，苏联就依仗它的强大军事力量，以军事行动去试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只要美国表现软弱，或反应不太强烈，苏联就敢冒更大的风险，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 社论指出：“极其明显，苏联出钱、出武器，利用古巴人在非洲征伐，目的就是在非洲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侧翼完成对欧洲的包抄，并威胁西方赖以生存的海上石油通道。利用古巴军队对非洲实行武装干涉，这也表明，苏联已经发展到不惜通过发动一场常规有限战争来实现其争霸世界的战略图谋的阶段。” 社论说：“在苏联雇佣军对安哥拉实行武装干涉以后，古巴是苏联安插在第三世界的一只马前卒。”社论揭露了苏联把四万多名古巴军队和大批军事装备运进了非洲，对非洲国家实行军事干涉，并指出：“这正是苏联在非洲采取的一个经过深谋远虑、野心很大而绝不肯轻易罢手的战略行动。”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苏联、古巴策动雇佣军再次入侵扎伊尔沙巴省，在占领铜矿中心科卢韦齐市的七、八天中，烧杀抢掠，任意残害手无寸铁的居民，甚至连儿童也不放过。这就是被苏联赞扬为“起义者”的雇佣军对扎伊尔人民犯下的法西斯暴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一度在雇佣军盘踞下的科卢韦齐，断水断电，铜矿被水淹了。整个商业区变成一片废墟。所有橱窗被砸碎，商店遭到洗劫，大街上瓦砾遍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 据报道，雇佣军屠杀了许多黑人和白人。当这座城市被收复时，西方记者看到街道上躺着数十具尸体。还发现了四个屠杀场所。一位幸存者说，雇佣军占领期间，实行了“八天八夜的恐怖”。 据逃出来的难民揭露，雇佣军十分残暴，连三岁的小孩和婴儿也被杀害。有的匪兵当着妻子的面把她丈夫的头砍下来。他们还奸污死者的妻子和女儿。一名法国士兵说：“我曾到过一些动乱的地方，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屠杀！”

第6版()专栏： 西欧和拉美舆论揭露 古巴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苏联卫星国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七日电　伦敦消息：英国《外交研究会》杂志五月七日的一期刊登了这个研究会副主任扬·格雷格撰写的一篇文章，揭露苏联和古巴的关系，指出：“苏联于一九六○年开始向古巴提供军援，到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的军援达到估计每年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数千名苏联教官在古巴服务，由一名中将指挥，古巴高级军官经常去苏联学习。自一九七八年初以来，苏联的飞行员看来一直驾驶古巴飞机（在古巴）执行例行的防务巡逻，这大概是因为许多古巴飞行员现在正在非洲和别处服役。” 文章说：虽然古巴不是华沙条约的正式成员国，但是莫斯科已发出暗示，如果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可能邀请古巴参加华沙条约。古巴贸易的百分之三十四是同苏联进行的，苏联政府除了以高于世界平均价格近一倍的价格购买该岛几乎全部蔗糖外，还提供一天达二百万美元的津贴。 文章指出，除了津贴外，苏联一个时期来一直供应古巴的全部石油需要，包括对维持空运非常重要的航空汽油，而空运是它在国外冒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文章在谈到古巴在非洲的军事卷入时说：“一九七七年秋举行的一次保卫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责成全体会员在需要时到国外去服务，眼下首先去执行非洲的任务。” 文章还指出：“古巴政府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提供大力援助的政策，不仅是通过其军事和非军事援助进行的，而且是通过其十分活跃的情报机构的活动进行的”。文章说，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古巴情报机构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苏联情报机构控制。目前在非洲的古巴士兵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古巴情报总局的人员。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九日电 哈瓦那消息：德意志新闻社记者五月十七日一篇发自哈瓦那的报道说：“在今天的古巴，苏联的存在处处可见。” 报道说，据西方估计在古巴的莫斯科军事顾问、农业专家、技术人员或工程师有十五万人。 报道指出，苏联对古巴承担的义务耗费是很大的。苏联以高于目前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从古巴进口原糖，今年比去年又增加约二十万吨。苏联还控制了古巴的对外贸易。古巴所需要的石油也都是由莫斯科供应的。 报道说：现在在古巴，“苏联的军事存在到处可见。例如，陆军的‘喀秋莎’装甲车隆隆驶过大街，古巴和俄国军队在沿海地区试验新武器。”“据美国情报机构说，苏联飞行员在他们的古巴战友忙于在世界其它地区活动的时候，接任了飞行任务。” 报道还指出，苏联人呆在那里主要是为了训练十万古巴士兵和六万后备役军人。 新华社墨西哥城五月二十二日电　墨西哥《至上报》五月二十日发表署名文章说，古巴已经不再是不结盟国家。 文章说，古巴已经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这些年来，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来讲，古巴都只不过是俄国的殖民地。 新华社加拉加斯五月二十二日电　委内瑞拉《宇宙报》五月二十二日发表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和古巴在非洲大陆的冒险行径。 文章说：“古巴正在一天天地、越来越深地卷入非洲的冲突中去”。文章指出，在欧加登，古巴人攻打索马里人，在安哥拉，古巴人进入森林寻找和枪杀当地的游击队员。 文章指出，对于俄国人来说，这种战斗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命令来自莫斯科，而古巴人去送死。 委内瑞拉执政党民主行动党最高领袖、前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最近在电视节目中指出，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是对拉丁美洲的一个威胁，不能不注意这个政府最近在国外，尤其是在非洲的活动，它的士兵在那里充当苏联的小卒子。

第6版()专栏：编后 编后 国际舆论纷纷揭露：古巴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苏联的卫星国。 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受害国的切身经历证明，古巴已成为执行苏联远征非洲战略的侵略工具，完全背离了不结盟原则。这样不容辩驳的见证人，还有安哥拉、扎伊尔和其他非洲国家。另一方面，今天本栏刊登的消息，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苏联不断加强对古巴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严重损害古巴的独立主权，使古巴丧失了不结盟的地位。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古巴仍在披着不结盟的外衣，继续混身于不结盟国家行列之中，力图把不结盟运动纳入苏联霸权主义的轨道。因此，国际舆论警惕地注视和揭露古巴的真实情况，不论是对加强国际反霸斗争，还是对维护不结盟运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6版()专栏： 苏美侈谈“限制”转让常规武器完全是欺人之谈 二十年来苏联向第三世界倾销了一百九十六亿美元的军火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开幕前夕，五月十一日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地同时公布了苏联和美国关于两国政府代表就限制国际转让常规武器问题发表的联合公报。这个问题曾经在赫尔辛基进行过磋商。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公报中宣扬两国“一致认为限制国际转让常规武器的问题是紧迫的，它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解决，以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加强缓和”。 对于这样一份目的在于为两个超级大国将在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的表演烘托气氛的公报，法新社在报道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向中东和非洲大量倾销军火的情况，并且具体指出，苏联在不久前刚向非洲之角运去了价值十亿美元以上的武器。 众所周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除了用武器输出捞取大量利润外，还把它作为它们控制别国、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向来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但近年来苏联急起直追，不甘落后。它在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限制东欧各国军工生产，以推销苏制武器的同时，又以军事“援助”为幌子，加紧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作为渗透扩张的手段。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十年间，全世界常规武器输出总额共七百零四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三百四十九亿美元，苏联输出二百零二亿美元。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苏联向第三世界出售武器价值共三十四亿九千万美元，平均每年三亿八千万美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出售武器达一百六十一亿六千万美元，平均每年十三亿四千万美元，比赫鲁晓夫时期增加了两倍半。苏联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向第三世界总共出售了一百九十六亿美元的军火（其中一九七六年就出售了三十七亿美元），比美国在同一时期的军火出售额只差六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号大军火商。 中东历来是苏联同美国激烈争夺的地区。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苏联向这一地区出售的军火急剧增加。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向中东地区出售的武器多达六十一亿二千万美元。 近几年来，随着苏联加紧对非洲进行军事扩张，苏制武器大批涌向非洲，仅一九七六年一年就有十亿七千万美元，占当年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额的第一位。 近年来，埃及、索马里等国的惨痛教训说明了苏联“军事援助”的本质。随着苏联军火的输入，大批苏军顾问、技术人员接踵而至，他们竭力控制接受武器国家的军事要害部门，谋求海、空军基地，并干涉它们的内政。苏联还利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某些矛盾或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煽风点火，挑起局部冲突，制造地区争端，乘机浑水摸鱼，大做军火买卖。在安哥拉内战和非洲之角发生冲突时，苏联曾万里迢迢，从空中和海上紧急运送大批武器、顾问和雇佣军，投入交战地区。它甚至使得交战双方用苏制武器互相残杀，从中渔利。 人们注意到苏联出售的武器不仅很多是陈旧过时的东西，还经常乘人之危，抬高武器价格，要求现汇支付，并利用停止供应武器、零配件来进行敲诈勒索，强行逼债。埃及总统萨达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俄国人出售武器是为了使他们在中东有一块新地盘”，是“执行一种新的干涉政策”。 法新社在一则报道中指出，“美国和苏联都不愿达成任何有损它们的盟国或传统的（军火）顾客的安全的协议”。因此，所谓磋商限制国际转让常规武器云云，只不过是欺人之谈。

第6版()专栏： 法外长就塔斯社的报道向苏联提出抗议 新华社巴黎五月二十三日电　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二十二日要求法国驻苏联大使就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的一条电讯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塔斯社发的这条电讯说，法国和比利时伞兵“在扎伊尔和在沙巴制造大规模的恐怖，这使人想起了最坏的殖民主义时代”。 法国外交部长德居兰戈对法兰西全国广播电台说：“塔斯社错了。更确切地说，是古巴人所训练的加丹加叛乱分子在制造恐怖。塔斯社的这条电讯是如此不真实和卑鄙，我要求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立即就此提出抗议。”

第6版()专栏：东京通讯 渔港今昔 五月四日，一批日本中型鲑、鳟挂网渔船，从北海道的钏路、根室等渔港出发，去北太平洋捕鱼。这是四月二十一日刚签订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后第一批渔船出海。当天的日本东京各报晚刊都作了突出的报道，给渔港描绘了一幅惨淡的景象：“这天，北海道是爽朗的五月晴空，风平浪静，是绝好的出海良辰”，但是，渔港里却是“没有生气的无声无息的出海风光”。“往常这种时候本来是家属拥挤的渔港，现在前来送行的人却少得屈指可数”。“过去出海时那互相唱和的歌谣声听不到了，招手回答欢送人的鼓励的船员也少了”。一批几天前就由日本各地集中到北海道各海港整装待发的渔船，由于规定的捕获量不敷分配而不能出海，只好静静地靠在岸边，默默地目送伙伴们出海。报道说，“所有出海的船都未挂大渔旗，船尾上的彩色纸条也寮寮无几”。 这种同欢送渔船出海这个喜庆活动很不相称的气氛，就是在所谓“以发展渔业上互惠合作为目的”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限制之下的日本北洋渔业的写照。 这个新“协定”大大扩大了禁渔区，日本的捕获量在去年已削减百分之二十的基础上，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日本出海渔船的数目也就不得不随之再相应地裁减三分之一。谁愿意放弃世代相传的谋生之道呢？一家老小的全年生计都寄托在这一季渔汛上。如果不能出海，在日本目前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又到哪里去另寻生路呢？因为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有三分之二希望的机会，最后只好用抽签来决定。抽上不能出海签的渔民及其家属所受到的冲击自不必说；“运气好”抽中了出海签的，也担心好渔场被大片地划为禁渔区，因而可能捕鱼达不到低微的定额。而不管是否达到，按定额必须向苏联缴纳的百分之四点五（即每公斤九百二十日元）的“合作费”却是一文也少不得的。此外，还要以“共济”的形式分担一部分给被裁减的同行的补助费。因此，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指出的，“无论去留，处境都是困难的”，因为日本的整个北洋鲑、鳟渔业面临着不妙的前景。 新“协定”里一些严格得离奇的规定，正如日本报纸所形容的，几乎把出海作业的渔民“五花大绑”地束缚起来，使他们无时不在担心因“违章”而被逐出渔场。比如：“协定”所附议定书中，对捕获量除明文规定为四万二千五百吨之外，还在括号内加注“三千二百八十万尾”。这两者中间，超过任何一项指标都算“违章”。苏联的检查船不仅检查捕获量是否超过和作业日记是否完整，而且用卷尺量度渔船的长宽，弄得现在集中在北海道的几百艘小型渔船，有的为鉴定吨位和修改鱼仓而耽搁了时间，只好把出海日期从五月一日推迟到五月十日前后。 为了使渔船不触犯上述严格的规定，日本农林省水产厅的官员几次告诫渔民说：“苏联监视比过去更严厉了，今年的作业状况将决定将来北洋鲑、鳟渔业的前途，一定要绝对遵守各项规定”。水产厅还提出：对于第一次违反规定的渔船勒令停止作业一星期；对第二次违反的，就全部停止所余汛期的作业。这样的告诫可谓用心良苦。 苏联究竟凭什么对在公海里捕鱼的日本渔民这样任意摆布呢？这次在日苏渔业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回游于苏联二百海里水域以外的北太平洋公海上的鲑鱼和鳟鱼，都是在苏联的河流里产卵孵化的，所以都是苏联主权范围内的资源，这就是所谓“母河国主义”。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在谈判中就明确说，“回游到苏联的鲑鱼和鳟鱼，被中途在公海上截去是不能忍受的，苏联老早就坚持禁止在公海上捕捞的立场。”在谈判中苏联甚至曾提出“全面禁止在公海上捕捞鲑鱼和鳟鱼”的提案。其实，公海上的鲑鱼、鳟鱼的捕捞要是被“全面禁止”了，日苏在渔业上还有什么“合作”可以“协定”的？苏联这种做法，不过是要强烈表示它要对公海上的鲑鱼和鳟鱼“唯我独霸”。在这个前提下，准许日本捕捞，是苏联的“恩典”；禁止日本捕捞，是苏联的“权利”。 苏联这样做，目的之一是逼迫日本同它缔结所谓“睦邻合作条约”，以便控制日本。除此之外，也还有它经济上的需要。伊什科夫以“苏联在欧洲等地失掉了渔场”作为它扩大北太平洋禁渔区的理由，就是要把所谓苏联在大西洋失掉的份额，从太平洋捞回来。《每日新闻》驻莫斯科记者江川昌在报道中说：“苏联几乎全部把鲑鱼和鳟鱼用于输出，欧洲的食品商店里摆满了苏制鲑、鳟鱼罐头。鲑、鳟鱼是苏联获取外汇的重要资源。与其征收‘渔税’让日本捕捞，远不如让低工资的苏联渔民捕捞、再以高价出口更符合经济原则”。 东京几家报纸已经预计：苏联的“禁止公海捕捞论”今后仍将重重压在日本鲑、鳟渔业上，使日本渔业一年年萎缩下去，“将来使日本完全停止公海捕捞”。这种预计可能不幸而言中。 日本现有鲑、鳟渔业者约二万人，加上有关的产业共约二十万人。日本水产厅的负责官员说，“如果这些产业垮掉，将引起大混乱”。日本北洋渔业的处境，是同北方领土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北方领土继续被人家霸占着，那么，它就很难改变北洋渔业的困境。 本报记者　聂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