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大战三江荒原 黑龙江省成立了开发三江平原指挥部。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垦荒大军按照统一规划，排水除涝，抢修道路，开始了向荒原进军，向荒原夺粮的战斗 本报记者景博、张广远报道：向荒原进军，向荒原夺粮！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上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垦荒大军，已经纷纷开进各垦荒点和水利建设工地。一顶顶帐篷、马架平地支起，一辆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川流不息，一台台拖拉机、推土机昼夜轰鸣，人们正在为唤醒亘古沉睡的荒原而英勇奋战。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包括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的三角地带和倭肯河、穆棱河流域，总面积约十万三千平方公里。这里荒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垦区。多年来，这里已开发建设良田三千万亩，每年生产粮豆约五十亿斤，提供商品粮近二十亿斤，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根据科学考察探明，三江平原尚有荒原四千三百万亩，其中近期可垦的宜农荒原有两千多万亩。 今年，三江平原上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计划开荒造田二百多万亩。为了加强对大规模开荒的组织领导，黑龙江省成立了开发建设三江平原指挥部，开荒任务较大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农场和地、县，都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开荒领导机构。各开荒单位制订了开发建设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十分注意把当前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兼顾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严禁破坏林地、草原和多种经营资源。他们还注意把开荒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争取开一片荒，建设好一片高产稳产农田，当年生产，当年受益，当年对国家做出贡献。 这里百分之八十的荒地，是地表季节性或常年积水的沼泽荒原，开荒必须首先治涝，重点治理安邦河、别拉洪河、七星河等十条骨干河道，解决排水出路，同时修好田间排水渠系。早在去年七月份，治理别拉洪河的工程就上了马，七个农场管理局出动两千五百多人、二百四十台推土机、六十辆运输汽车，在一百多公里的地段，进行大规模机械化施工，目前已完成土方六百多万立方米。全部工程完成后，流域内的大片荒原就可以开垦了。担负治理安邦河的桦川县人民，已完成主河道工程，配套工程正在进行。排涝之后，这里可开垦荒地七十五万亩。 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多开荒，快开荒，三江平原最北部的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所属各农场的职工，二月中旬就冒着风雪严寒，到新垦荒点安营扎寨。他们推雪破冰，排水除涝，抢修道路，为开荒作准备。五星农场许多当年开发北大荒的农垦老战士和知识青年，组成八个开荒连，今年年初就在冰封雪盖的荒原上搭帐篷，支马架，挖地窨子。他们不怕苦，不怕冷，苦战一个月，在沼泽地里抢修出一条简易公路，运进开荒所需要的机具、油料等物资，力争今年开荒十五万亩。农村人民公社，根据需要和可能，在统一规划下，就近开垦荒地，努力扩大耕地面积，为国家增产更多的农产品。有些新垦荒地，已经种上粮豆作物。

第1版()专栏： 华总理电贺久拉诺维奇同志 再次担任南斯拉夫执委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华国锋总理五月二十一日打电报给久拉诺维奇主席，最诚挚地祝贺他再次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韦塞林·久拉诺维奇同志： 在你再次担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贺，祝你在履行崇高职责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兄弟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祝南斯拉夫繁荣昌盛。 我相信中南之间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必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叶委员长电贺马尔科维奇同志就任南斯拉夫议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叶剑英委员长五月二十一日打电报给马尔科维奇主席，最衷心地祝贺他就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同志： 在你就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的时候，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在新的崇高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祝英雄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幸福。 祝南斯拉夫繁荣昌盛。 祝中南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　叶剑英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社论 改造荒原的大进军 向辽阔的荒原进军，垦荒造田两亿亩，这是实施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一项重大措施。在今后的八年里，从祖国的北大荒到海南岛，从天山之麓到东海之滨，都将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在不损害水土保持、森林、草原和水产资源的条件下，组织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逐年有较多的增加”，以确保一九八五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八千亿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 我国人口众多，已耕地偏少，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要种好现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二要有计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总产量。八年开荒两亿亩，保证耕地逐年有所增多，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个任务实现后，我国耕地面积将扩增八分之一，相当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可以基本上满足全国几十个大城市关于商品粮的需要，还将提供大量工业原料、肉类和副食品，以及外贸出口物资。这些荒地，大都分布在边疆、沿海、山区、湖滨，把它们迅速开发出来，大大有利于边疆和山区建设，促进那里的经济文化繁荣，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海防。 八年开荒两亿亩，既是迫切的需要，又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扫除了“四人帮”这个最大障碍，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大规模开荒，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我国荒地资源丰富，而且大多数集中连片，便于大规模机器开垦，部分荒原已经初步踏勘和有了初步的综合开发规划，可以立即动手开发。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过多次大规模垦荒会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星罗棋布的国营农场，大多数临近荒原，早为长期垦荒作了合理的布局，而且拥有比当年雄厚得多的垦荒机械和物资。有荒原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垦荒的潜力也很大。总之，无论国营农场或人民公社，都可建设成为开垦新荒原的良好基地，为有计划地向荒原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把垦荒的需要和可能变成现实，还要作极大的努力。八年垦荒造田两亿亩，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垦荒数量为过去二十八年垦荒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且荒原越开越远，越开越难开。如果不是全党动手，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这一垦荒任务就很难如期完成。因此，无论荒原多或少的地方，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在向荒原进军中，都要亲自挂帅，把垦荒的领导和组织重任担当起来。首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继续揭批“四人帮”，开展“双打”运动，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把各种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把垦荒规划、垦荒力量和垦荒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形成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 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垦荒任务，必须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全民和集体的两个积极性，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荒原进军。八年中，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要分别完成一亿亩的任务。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集中连片的国有荒地，要以国营农场开垦为主。任何单位垦荒，都要纳入国家计划，统筹安排。有插花荒地的地方，要充分协商，合理分工。各方面都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和长远利益，加强组织纪律性，绝对不能搞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本位主义。如果抢荒、乱开，只会延缓垦荒进度，破坏国家荒地资源，于国于民都很不利。 垦荒是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的斗争，一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把计划和措施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坚决防止引起灾害性的后果。荒原是由气候、地貌、土壤、水、植被和动物等各种因子综合构成的生态系统，长期处于自然平衡状态。我们垦荒，特别是短期内大面积垦荒，就要打破已有的平衡，引起上述各种因子的变化。如果垦荒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会促成有益的新的平衡，就会提高荒原的生产能力；否则，便会导致大范围自然环境的恶化。在这方面，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因此，任何地方垦荒，都要首先对荒地，包括海涂、湖滩等资源进行综合性考察和深入研究；然后科学地确定利用方向和分期分批的开发利用方案，绝不可盲目垦荒，或者只看到宜垦的某一有利因素，就轻率开垦。同时，新垦区的生产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做到农林牧副渔合理布局，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力争收到全面的经济效益，切实防止破坏自然资源，引起沙化、碱化以及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 在多年垦荒的生产建设实践中，我们拥有一批当年垦荒、当年生产、当年盈利的先进典型，至今仍然是垦荒事业的好榜样。我们要发扬过去开荒时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争取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迅速形成生产能力，用较少的投资办更多的事，反对不计成本、不讲贡献、铺张浪费等现象。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都要在种好现有耕地的基础上，充分发掘人力、机械设备等潜力，多快好省地开垦荒地。国营农场要采取“滚雪球”、“母鸡下蛋”等方式，有依托、有步骤、由近及远地开垦，力求开出一片荒原，建好一片耕地，使之成为高产稳产农田。人民公社垦荒，要坚持自办为主、就近为主的方针，力争当年垦荒，当年收益，以鼓舞社队垦荒的积极性。 垦荒是向大自然进军，多半是在荒无人烟的艰苦条件下进行披荆斩棘、改天换地的战斗，不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是难以取胜的。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学习大寨、大庆的先进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同时要切实搞好后勤工作，确保我们的垦荒队伍兵强马壮，万众一心，发挥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坚信，八年垦荒两亿亩的战斗，一定能够攻必克，战必果，捷报频传，为加速农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1版()专栏： 靠劳动好挣钱多是资本主义吗？ 新华社记者来信 新华社编者按：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故意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今天本社发表的两位记者的这封来信，揭露了“四人帮”还把劳动人民分配上的差别，当作产生“两极分化”的论据，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打击迫害劳动好贡献大的群众，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澄清来信中提出的靠劳动好挣钱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对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重要意义，对于调动广大工人和一切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有普遍意义。信中所写的材料典型生动，观点鲜明，语言尖锐泼辣，很有说服力，值得一读。 最近在农村采访，感到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等报纸和新华社发表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对于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很有成效，深得人心。同时也感到还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特别是解决基层干部和社员“心有余悸”的问题，需要多用他们容易理解的道理和事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他们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靠劳动好挣钱多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乍一听，把“劳动挣钱”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提出问题，是天大的笑话，怪事。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确实有这种劳动挣钱有罪的怪事。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社员刘权，就遭遇到了这种怪事，受到了迫害。因此，把刘权的遭遇公诸于众，有助于澄清是非，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刘权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哈尔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中农社员，家住村东头大黑山下，是个独门院子，有五间房，一家四代住在一起，共有二十口人。这一家人，在队里干活都是好手，就是在家里也没有闲人。由于日子过得勤俭，生活开始富裕起来。文化大革命以前，家里购置了一台旧缝纫机、一辆自行车，买了一个座钟和一块旧手表。他家的生产工具也比较齐全，还有一头过去当地政策上允许饲养的小毛驴，一辆自己做的小车。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忽然飞来了横祸。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四人帮”另搞一套。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哈尔套搞阴谋活动，硬说刘权是个所谓“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有人听到这个死党的“新精神”，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农社员刘权是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部材料。叛徒江青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在北京一次公开讲话中，点刘权之名问罪。这一来，一个偏僻农村的普通社员，顿时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坏人”。一顶顶又大又黑的帽子，什么“发家致富”、“暴发户”、“冒尖户”、“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模仿地主庄院，建立封建大家庭”等等，都扣到了刘权的头上。 一时间，刘权成了阶级敌人，被拉到哈尔套大队各生产队轮流残酷批斗。 刘权被批斗后，家破财光。门楼、院墙被扒了，坟地上的三棵大树被砍了，毛驴、小车充公了，四个儿子被迫分了家。孩子们流着眼泪不愿分，刘权说，你们走吧，不然咱还要挨批。现在刘权家里有七口人，只有刘权一个劳动力，去年挣了三千九百个工分，倒欠生产队三百元。刘权说：“现在我穷得叮当响，再不会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来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般指的是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雇工剥削等等。刘权是否搞了这些违法的事呢？当地的社员说，刘权一家是正经八辈的勤劳的庄稼人，没有搞过那些违法的事。可是批刘权的文章却说他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合法”手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居然可以“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奇闻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篇揭发刘权的所谓罪行的材料，是怎样描写刘权“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吧！ 这篇材料说，刘权的第一条罪状是，“多种自留地，增加粮食收入”。具体内容有这样几项：在自留地上专种又粗又高能增产的高粱，每亩产量六百余斤；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粮食；在盖房子之前利用地基种了一茬粮食；三年困难时期开过一点荒地种粮食 （十五年以前刘权已把这点开荒地交给集体）。一个社员在集体分配给的自留地上，在自己所有的房基地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土地增产粮食，获得亩产六百多斤的高产，这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把这叫做“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明明是欲加之罪吗？ 第二条罪状，叫做“发展家庭副业，搞商品生产”。材料说，他家“新媳妇都是编织能手，全家一年可以编二百多领席子。……前年盖了三间新房，实际成了编织作坊”。说他家“白天不得闲，晚上不得眠，一心想着钱，双手编的欢”。这一家人白天在队里劳动不得闲，晚上加班搞副业，每年卖给国家二百多领席子，这样做，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都有好处，怎么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第三条罪状是，“利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巧拉活计，多挣工分”。什么“巧拉活计，多挣工分”呢？原来是党支部书记分配刘权担任大队林场的护林员，每年给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同时又让他兼当地国营林场的护林员，每月拿半份工资。刘权一人身兼二职，干两个人的事，树木看管得好，贡献多，理应多得，哪有“多挣”之罪。他利用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什么“缺陷”呢？在“四人帮”眼里，“按劳分配”这个上了新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这种“理论”上的屁话，比打砸抢的破坏性更大。不过，假左派常常忘记，“左”得出奇就会露出极右的尾巴。“四人帮”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都反掉了，那不是就剥掉了他们身上那层“革命”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狰狞面目吗？ 最后一条罪状大得吓人，叫做“模仿地主庄院，建立封建大家庭”。这条“罪状”不妨原文照抄： “刘权家二十口人，分工是：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四个儿子，不过问家务；八十岁的父亲专种菜园、蹲小市卖菜卖菜子，常年拾粪，种好自留地；三个儿媳妇（搞）家庭编织；他老婆烧火做饭，兼管养猪；上学的孩子负责拣饲草、放猪、放羊。” 象这样一个热爱劳动的家庭，是应当受到称赞的。刘权把全家劳动力最强的四个儿子，安排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说明他热爱集体，先公后私。至于干那些家务劳动，也全然和地主、封建沾不上边。天下谁见过地主庄院里八十岁的老太爷种菜园又常年拾粪？谁见过地主老婆每日烧火做饭又喂猪，儿媳妇们农忙下地，农闲编席？又有谁见过地主家上学的小少爷打草放猪羊？把象刘权家这样勤劳的人民公社社员看作是地主，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照“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逻辑，全国劳动人民岂不都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分子”了吗？这不是对全国劳动人民的仇视和侮辱又是什么？正如哈尔套公社的社员们所说的：“把社员搞得一分钱也没有了，才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 那些批判刘权的文章中说刘权是个“冒尖户”。说得又对又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刘权这一家人不是冒资本主义的尖。说它对，是因为刘权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确比一部分社员冒了点尖：首先，这一家人在劳动方面有点冒尖。其次，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有点冒尖。这一家人五个整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干活，三个妇女有小孩，农忙下地，全家每年在队里做两千多个劳动日，这就是很大的贡献。他家的老人妇女小孩都劳动，每年要卖给国家两百多领席子，两头二百来斤重的肥猪，还有蔬菜供应市场。第三，他家的生活也有点冒尖，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比当地有些人多一些。其实，按稍微高一点的标准说，他家并不富裕。据队里的干部、社员计算，刘权一家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扣除四十五元到五十元的口粮钱，每人平均一年收入三十多元，是个中等收入的人家。所以，照我们看，刘权这三个方面的“尖”还冒得不够。如果全国每一家农民在这三个方面都大冒其尖，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是，如果新宪法上规定的“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不能得到贯彻，上面说的那三个尖就冒不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搞不起来。如若不信，请看哈尔套在批判刘权以后的严重后果吧！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拿刘权开刀之后，在哈尔套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下子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回一半。自留地上不准种能够多增加收入的经济作物，谁家种了“四辣”（葱、蒜、辣椒、黄烟），就给拔掉。社员家的院子里种倭瓜，爬上了墙头，就说“资本主义伸了脖子，探了头，占领了社会主义空间，拔掉”。社员在工余时间编席搞副业生产，就说“谁编席谁想发家，批他”。社员把席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说“小生产长了翅膀，飞到集市上，要拔毛”。结果把好端端一个哈尔套公社搞得人心散了，产量降了，东西少了，社员穷了。全公社九十六个生产队有二十九个吃国家返销粮，二十七个平均劳动日值在三角钱以下。刘权所在的第五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减到了只有五分钱，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两元七角。全队户户欠生产队的钱，生产队欠国家贷款一万多元。哈尔套是彰武县炕席产地，过去供销社每年要收购十六、七万张，一九七六年只收购五千张。哈尔套大队家家会种菜园子，过去只是大葱一项，每年就调给阜新市十二、三万斤。一九七六年不仅没有外调葱，社员吃的大白菜也要从阜新市调来供应。有的社员愤怒地说，“四人帮”装“左”行右的时候，搅得低头是“资本主义”，抬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影了，可他们这帮真正的资本主义倒时兴起来了。 当然，回过头来说，刘权是个中农，自然有小生产者思想的残余。比如他曾经对参加农业合作社犹豫观望过，现在也应该象对农民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一样，对刘权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刘权一家勤奋劳动，对国家多做贡献，靠劳动好多增加收入，是光荣的，是应该鼓励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哈尔套的干部、社员无不欢欣鼓舞。刘权一家在政治上又翻了身。这里的领导班子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也逐步在落实，炕席生产又恢复了，去年冬天，供销社收购了十五万张。 邱原　高方

第2版()专栏： 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 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商品生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败。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斗争。一九五八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陈伯达鼓吹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毛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按照他的观点去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在这次斗争中，毛主席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这对于巩固人民公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张江姚“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是一伙，他们在新的条件下，采取更狡猾、更阴险、更恶毒的手法，蓄意歪曲毛主席的理论问题指示，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理论，丑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现实，妄图毁灭我国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所散布的谬论，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我们必须通过对“四人帮”的批判，澄清混乱，肃清流毒。同时，还要继续总结经验和进行理论探讨，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 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 商品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价值、货币、价格等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它自身发展的顶点，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它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它的性质和内容都已经根本改变，并且已经不象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一切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了。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商品生产，有它们的共同性：它们都是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的生产，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交换都是等价交换。这些共同点，也就是“商品生产一般”的概念。马克思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一般是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不能离开特殊而独立存在。人们认识事物运动的过程，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一般不能代替特殊，只有一般的概念，不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质，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质，又必须从一般回到特殊中来。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我们在考察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时候，如果只是看到它是不同所有者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这样的一般规定，而不去分析这些不同所有者即全民的或集体的经济组织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理解社会主义这个现实历史阶段的商品生产，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 毛主席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历史上存在过的商品生产的共同点，尤其要注意它的特殊点。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其他社会阶段的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 “四人帮”为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极力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他们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上玩弄了一种诡计，就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或者小商品生产，说成是商品生产一般，又用这个所谓“商品生产一般”，来代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他们说： “正是由于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仍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的商品。……就商品的内在矛盾来说，就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说，它总是要求摆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只要存在商品制度，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新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宫效闻：《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6期）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在这两段话中，没有说明他们所说的商品生产究竟是哪一种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小商品生产。显然，他们使用的是商品生产一般的概念。但是，从他们所叙述的这种商品生产的性质和作用来看，实际上根本不是讲的商品生产一般，而是讲的特殊形态的商品生产。 “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商品生产“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有的发展趋势。小商品生产是私人的生产。他们生产的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是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他们的私人劳动，只有经过交换，才为社会所承认，才变成社会劳动。他们所生产的一种使用价值不论花费多少劳动时间，社会都只承认生产这种使用价值平均必要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产条件差的私人生产者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多，在交换中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而那些生产条件好的私人生产者，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只有这样的商品生产，才引起生产者的分化，才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私人的生产，而是由不同的公共所有者进行的生产。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生产商品的劳动已经不是私人劳动，而是全民的或集体的公共劳动，个人的劳动是作为这种公共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使用的。个人之间并不交换产品。商品交换是在全民和集体或者集体和集体之间进行的。这种存在于不同的公共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根本不会引起劳动者个人的两极分化。因此，仅仅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根本得不出商品生产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结论，更得不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企图由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导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产生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是极端荒谬的。 至于“只要存在商品制度，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这也不是什么商品生产一般所具有的现象，而是商品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形。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怎么能够“必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呢？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又怎么变成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呢？ “四人帮”把小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商品生产一般，即适用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阶段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这是一种混淆一般和特殊的诡辩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就曾经把资本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他们不承认生产资料只有在被用来支配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时候，才变成资本，而是把生产资料说成就是资本，于是连原始人使用的石刀石斧，在他们说来也是资本。马克思说：“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四人帮”所玩弄的，不正是这种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方法吗？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创造”的话，那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还只是把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而“四人帮”的“理论家”却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成是和小商品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他们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性质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法。玩弄这种手法，也就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程越、康立、宫效闻之流的“全部智慧所在”。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国原来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以前，大量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之外，对于个体经济，只能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不同的公共所有者。它们互相取得对方的产品，都不能是无偿的，而必须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必须实行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否则就不能实现它们作为不同所有者的利益，也就等于否定了它们是不同的所有者。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说过：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在概括列宁关于要在社会主义的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的观点时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毛主席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并且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又说，在我国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这些论述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两种公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也不能不影响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同时，为了使全民所有制各个企业的劳动消耗和生产成果得到独立的表现，在它们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还需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它们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这样，全民所有制各个企业之间相互取得产品也就采取了商品交换的形式。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时指出：“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不存在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品分配。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还用货币，劳动者在取得和他们给予社会的劳动量相应的货币后再向社会换取消费品。所以，商品交换是实现消费品分配的一种手段。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中通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就这一点说，它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前提的。它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这一点说，它同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在理论问题指示中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在这里，毛主席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具有共同点，又指明了它们的本质差别。 所有制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所有制变更了”，就是包括商品货币关系在内的整个生产关系改变了。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分配和交换是所有制的实现。取消了一定的分配和交换方式，也就等于否定了一定的所有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商品的所有者和生产者已经不是私人，而是代表全体劳动者的国家和由部分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 在这里，作为商品所有者和生产者的国家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劳动者是组织在全民的或集体的经济中的一分子，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全民的或集体的总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来使用。“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而不是劳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既然劳动力不再是商品，货币也不再成为资本，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即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就已经被排除。马克思在描写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时说过，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在这个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和平等。愿买就买，愿卖就卖，这就是自由。等价物相互交换，这就是平等。但是，一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就会看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谁都看得清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被排除，不仅仅是商品交换范围的缩小，而且是它的性质的根本改变。这种关系的被排除，不是回到小商品生产去。因为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已经不是私人，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觉地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用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私人商品生产中那种无政府状态和盲目地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现象，被自觉的有计划的生产所代替；私人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引起生产者两极分化，即有的发财、有的破产、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他们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既然同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它们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洪翟平：《旧势力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文汇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甚至胡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即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都在那里“攫取大量的商品和货币，爬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去”。（宫效闻：《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6期）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从事商品生产的广大工人、农民、企业管理人员，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业人员，从事货币信贷事业的金融工作人员，岂不都成了资产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岂不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企业？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岂不成了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产生的吗？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说： 对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只要它仍然存在商品流通即W—G—W，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四人帮”在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党内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继续存在和不断产生？从经济上说，是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内容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等。……如果说，在几百年前，曾经从商品中诞生出最早一代的资产阶级，那末，在现阶段，也一定会从商品中孕育出最后一代的资产者。”（康立：《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四人帮”在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他们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然而这种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小商品生产。而且，小商品生产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小商品生产曾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存在过，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小商品生产在封建社会中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也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只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较大发展，商品经济才逐渐取代宗法的自然经济，才具备了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就是：第一，货币财富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第二，形成大量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具有人身自由、丧失一切生产资料、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的劳动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力才转化为商品，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小商品生产才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我国原来存在的大量的小商品经济，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上述条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已经不存在。“四人帮”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改造以前的小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并且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完全是蓄意制造混乱。 其次，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因此它决不能“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都是它自身的再生产。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只能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身，即一方面再生产出资本家，另一方面再生产出雇佣工人。说社会主义再生产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象说资本主义再生产会“再生产”出原始公社一样荒唐。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私人的生产，它不能使私人从这种生产中积累货币，即使某些人有了比较多的货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允许他们随意去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为每个劳动者都是组织在全民的或者集体的经济机构中，而主要的生产资料也不是私人可以自由买卖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从本质上说，并不能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也不是由私人从事的，也不能使私人从这种流通中积累货币。固然商业资本的产生，并不需要具备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那样的条件，但是却同私人能够占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和能够从事商品流通分不开。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从本质上说，并没有给商业资本和商业投机的产生提供这样的条件。 当然，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例如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完全变了质、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以及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贪污盗窃密切结合的投机倒把活动，等等。从事这些活动的，有老资产阶级分子，更多的是新资产阶级分子。 那末，这些资本主义活动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呢？ 第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已不存在。但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消灭，它既然存在，总是要活动，要力图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们要活动、要发展，就一定要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人互相勾结，“拉出去”， “打进来”，通过盗窃、套购以及盗用社会主义经济机构的名义等等手段，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使一些人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被发现一批，搞掉一批，又会新产生一批。还应当看到，农民个体经济虽然已经变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但它还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在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还顽强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某些人身上还很严重。这些人很容易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和资本主义势力相联系，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因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而决不象“四人帮”所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二，资产阶级所以能够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国家机关中的某些人勾结起来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建立不久，发展的水平还很低，还很不成熟，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等方面，以及在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等方面，都还有不少的缺陷。这样，在社会主义的生产领域、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就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借以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许多缝隙，或者许多空子。由于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使得计划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实际，或者某些单位和地区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搞分散主义、冲击国家的统一计划的情况下，这种缝隙或空子就会更大，就会给资本主义活动以更多的可乘之机。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遭到“四人帮”这样的阶级敌人严重破坏的时候，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就会非常广阔，资本主义活动就会十分猖狂。 第三，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还有空子可钻，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很低，生产品还不足，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劳动力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尽人皆知，如果我们的物资比较丰富，商品比较充足，生产单位能够按计划及时地得到它们所需要的物资，消费者手里的货币都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那末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多年的事实证明，当我们的生产发展比较快、供应比较充分的时候，资本主义活动就少，相反地，在生产停滞甚至下降、供应比较紧张的时候，资本主义势力就活跃起来。“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使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结果一些地方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就是例证。 “四人帮”掩盖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真正原因，而把这种原因归之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他们把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归结为同样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内容”之后，说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并由此得出“资产阶级法权，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样的结论。这是“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概括、最典型、带有纲领性的语言。 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不过是社会主义等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所谓社会主义“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不过是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按照他们的这种说法，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并且还要继续产生资本主义，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成了资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则被说成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他们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统统打倒中国共产党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老干部，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彻底毁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恢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则是他们的反革命经济纲领。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纲领，就是以这个反动的经济纲领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曾经吸引和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为之浴血奋战，英勇牺牲。它集中着人民群众的崇高愿望和革命理想。但是，“四人帮”却如此险恶地颠倒红黑，混淆是非，把鲲鹏说成麻雀，把善美说成丑恶，把朝阳说成落日，把社会主义制度说得比旧社会还坏，蛊惑人心，妄想败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在人民群众中制造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使我们的革命成果丧失尽净。他们所干的，正是使台湾蒋邦高兴的事，正是蒋介石想干而没有干得了的事。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占着绝对统治地位。同时，还存在着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属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尽管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非法的，并且经常地、不断地受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排斥和打击，它仍然还是力图生存和发展，有时候甚至活动得很猖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此外，还有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它们已经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小商品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和必要补充，但是，它们仍然带有小商品经济的性质。如果哪个时候、哪个地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停滞了、甚至下降了，资本主义泛滥起来了，它们就会和资本主义相联系。 列宁一九一九年十月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指出，当时俄国社会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与此相适应，存在着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根据对这种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分析，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指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现在我国社会中两种经济力量的对比，和列宁当时所说的俄国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了。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在这个基本点上，毛主席的理论和列宁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实斗争要求我们把二者区别开来。“四人帮”肆意篡改列宁和毛主席的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歪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斗争，其目的是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视线，而把斗争的矛头，从资本主义那里引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部门，说成是“垄断资产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把党在城乡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说成是“大资产阶级整小资产阶级”，等等。这不是清楚地暴露出了他们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和反动面目吗？ 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属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处于激烈的斗争中，那末，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才能有力地打击城乡资本主义活动，排斥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还发展得很不够。例如，我国的商品粮只占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弱，人民公社各种产品的总产值中，商品产值占的比重还很小，国营经济作为商品提供给农村的农业机械和其它产品，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日用工业品也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必须大大发展。 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末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毛主席又说，公社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积极推广合同制度。 农村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大大发展了，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副食品，提供更多的经济作物和其他工业原料，这就要求轻工业生产出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和它们进行交换。公社积累了更多的资金，也就要求重工业部门生产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给他们，以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同样，国营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要求人民公社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展了，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就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这对于加强城乡联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努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广大工人、农民和财贸战线职工的光荣任务。他们所从事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伟大事业，根本不象“四人帮”所诬蔑的那样，是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土壤和条件”。 既然我国现阶段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所以，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什么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据以制订我们的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打击以至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买卖，一切雇工剥削和变相的雇工剥削都是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取缔。 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由全民的和集体的经济组织进行的。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剥削他人的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商品生产以及人民公社社员少量的自留地和养猪、养禽等家庭副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和必要补充，受到保护。此外，私人的商品生产，例如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等，必须禁止。 三、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是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及其在城乡的代购代销店进行的。在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下，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可以在农村集市上出售。买卖双方只是互通有无，这同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一样，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是允许的。倒买倒卖、长途贩运等，是不允许的。 四、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经营大宗商品的流通。国家的或集体的生产单位不通过物资部门的调拨，不通过商业部门的购销，或者不通过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直接进行交换，自行销售，是不允许的。 五、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须有计划地进行，不允许搞冲击计划的“自由生产”、“自由贸易”。 六、必须依据客观的经济规律，制订统一的价格政策，实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制订价格的权力应当集中在中央和各级物价机构的手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而不允许自由订价。集市贸易的价格可由交易双方议定。但是市场管理机构要加强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商业要在经济上进行必要的干预。 我们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打击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四人帮”却颠倒过来，打击和取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保护和纵容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比起来，是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的商品生产。斯大林说：“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毛主席认为：这个话说得对。后来，他在理论问题指示中说到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时又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里所说的限制，就是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所说的对商品制度的限制，是要限制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限制这个原则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即资产阶级权利。（参见程越：《认真读书　抓紧学习》，《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商品交换，就是等价物的交换，这是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订价格时，要考虑到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但是仍然要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决定的价值作为依据。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和集体这两方面的利益；在国营企业内部，就不能使不同生产单位的劳动消耗和生产成果得到合乎实际的表现。当然，等价交换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这一原则正是通过价格和价值的又相一致又相背离来实现的。这种背离，并不是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家可以自觉地利用这种一致和背离来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为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指出，必须采取“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4页）。政策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否则，是要受到惩罚的。 毛主席在谈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时说过：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这个伟大的学校里学到些什么呢？应当学会精确地计算生产中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计算生产成本，计算产品的品种和产量，考核产品的规格和质量，计算企业的利润，计算企业的经济效果，学会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做好经济核算，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盈利。我们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使我们的企业后进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调节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使之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 只要承认商品生产，就必须承认等价交换原则。所谓“限制”等价交换原则，就是要实行不等价交换原则，其结果只能破坏和取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场所，“四人帮”的所谓“限制”，本意就在这里。 《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指出：“‘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本质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恶毒攻击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是‘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必须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继续抓紧清查工作、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同时，深入揭发和彻底批判他们的这些谬论和罪行，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和影响。”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打碎“四人帮”加在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头上的精神枷锁，扫清障碍，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第3版()专栏： 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同环境污染作斗争 ——新华社记者访问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第十一条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一件关系到广大人民健康的大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制定环境保护的法令和条例，保证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心。最近记者带着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走访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现将他们的回答整理发表如下： 问：环境保护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答：我们讲的环境，是指人们生活和从事生产的自然环境。环境污染与公害，是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问题。环境保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消除污染和公害，防止自然环境恶化，为人民造福。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三废”的防治，生活“三废”的防治，农药残毒的防治，放射性污染的防治，噪声及地面沉降的控制，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改善水域的管理等等。当前重点是治理工业“三废”，即工厂排出的有害的废气、废水和废渣。 问：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答：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都十分重视和关怀环境保护工作。建国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七三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了。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门都建立了环境保护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开始了对主要江河海域和城市的污染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环境污染的现状。近几年来，对官厅水系、白洋淀、蓟运河、鸭儿湖、淄博工业区的污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治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工业部门研究成功并推广了无汞仪表、无氰电镀、酶法脱毛、亚铵法制浆造纸、油田污水处理回注等消除污染的无害或少害工艺。还出现了长岭炼油厂、上海燎原化工厂、上海炭素厂、无锡县电化厂、沈阳化工厂、合肥制革厂等一批注意治理三废污染，改善环境的先进典型。 问：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怎样？ 答：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当前，许多城市、江河湖海、土壤，以及职工劳动环境的污染，不仅没有控制住，而且有所发展，有的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先说空气的污染。由于大量向大气中排放烟尘，许多大中城市、特别是工矿区烟雾弥漫，空气污浊，降尘量和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国家允许排放标准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个别城市整日烟雾腾腾，能见度很低，甚至汽车白天行驶有时也要开车灯。 再说水的污染。由于大量工业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或间接排进江河湖海，使主要水系和湖海，以及城市地下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污染。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主要河系，在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段，都能见到明显的污染状况。我国的最大内海——渤海，受石油污染也日趋严重。 再说工业废渣的污染。全国每年排放各种工业废渣达二亿吨以上，除少量利用外，大部分丢弃未用。全国火力发电厂每年有几百万吨粉煤灰直接排入江河，淤塞航道。全国历年来积存的钢渣达二亿多吨，占地二万亩，煤矸石十亿吨，堆积如山。 此外我国许多城市和工矿区的噪声危害也十分严重。 环境污染与公害，对工农业建设和人民的健康危害极大。许多排出的有害气体，会使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污染江河湖海，会使水产资源受到破坏。由于江河受到污染，我国长江、松花江、图门江一些有名的鱼类，阳澄湖和白洋淀的一些名贵水产品，现在产量下降很多。工业“三废”，实际上都是有用的自然资源，弃之为害，用之为宝。我国由于没有很好地治理工业“三废”，每天都要浪费大量的财富。许多污染严重的地区，现在已经危害到人民的健康，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多痛苦。 我国面临着工业的大发展，如果还不引起对环境污染的高度重视，那末污染就会对人体的健康带来更大的危害。 问：对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有些什么要求和措施？ 答：当前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掀起一个大治污染、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治理污染的步伐。 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引起高度重视，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定期讨论研究。各工矿企业要把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作为工业学大庆的一个重要内容，凡是不积极治理污染或污染危害严重的企业，不能被评为大庆式企业。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要根据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对污染进行治理，切实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所需资金、物资要予以保证。凡有污染的企业都要按照实现清洁工厂的标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治理规划，发动群众，努力组织实施。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企业，治理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防止出现新的污染。否则，不准建设、不准投产。各地建设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要认真检查监督，严格把关。 要尽快制订出环境保护的法令和条例；加强环境科学和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积极整顿和加强各级环境保护机构。 问：为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有哪些政策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答：环境保护工作中有许多政策问题。政策规定得对头，就能促进环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政策不对头，就会阻碍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当前有几个问题特别要引起注意： 治理“三废”的费用问题。治理“三废”污染应当提倡依靠企业挖掘潜力，自力更生去解决。特别是污染严重的企业，更应该集中力量治理。财政部门要支持企业解决污染问题，那种治理“三废”污染没有钱，赔偿污染损失有钱的不合理现象，应尽快研究解决。 跨部门的综合利用问题。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利用往往较难开展，如有色金属冶炼厂的二氧化硫的回收利用，牵涉到冶金和化工部门；发电厂的粉煤灰的综合利用涉及到水电和建材部门，等等。这样的综合利用，就要求有关部门进行统一规划，也要求有关厂矿以国家利益为重、互相协作加以解决。 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利用工业“三废”，支持变“三废”为“三宝”。这一政策现在还没有很好执行。有些企业在“三废”造成危害时，苦苦求人利用；而一旦当别人利用取得效益时，又要向人家索取高价。这种错误的做法，必须迅速纠正。 问：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当前从思想认识上还要解决些什么问题？ 答：环境保护工作在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还缺乏必要的知识，不了解环境污染的严重危害，不认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工业部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错误认识，就是把保护环境和发展生产截然对立起来。有人说，“生产是硬任务，环境保护是软指标，不完成生产任务天天有人催、有人问，感到有压力；环境保护工作则很少有人催、有人问，感不到有什么压力”。也有人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哪有时间管环境保护。”这种思想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环境保护工作的迅速开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思想阻力。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各级国家机关，工业部门、科研部门和宣传部门，都要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环境污染的严重危害，宣传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大声疾呼，唤起民众。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同环境污染作斗争，同公害作斗争。

第4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布热津斯基博士 黄华外长同布热津斯基博士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同他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和看法。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会见后，邓小平副总理在北海公园仿膳设晚宴招待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一行。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外交部长黄华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今天上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邓小平副总理五月二十一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4版()专栏：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瑞典朋友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扬·朱尔达尔和夫人、摄影艺术家鲁内·哈斯纳和夫人等瑞典朋友，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对外友协常务理事朱子奇等。 乌兰夫副委员长五月二十一日会见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扬·朱尔达尔和夫人一行。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第4版()专栏： 耿飚副总理会见英国卫生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晚会见以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恩纳尔斯为团长的英国卫生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戴维斯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副部长黄树则，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卫生部外事局负责人徐守仁。 代表团是应卫生部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会见以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恩纳尔斯为团长的英国卫生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耿飚副总理会见所罗门群岛政府农业土地部长沃塔·本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所罗门群岛政府农业土地部长沃塔·本和他的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所罗门群岛将于今年七月宣布独立。谈话时，耿飚副总理对所罗门群岛即将独立表示祝贺，并希望独立后中、所两国和两国人民加强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等。 在此之前，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分别会见了沃塔·本部长。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五月二十一日会见所罗门群岛政府农业土地部长沃塔·本。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夫人一行，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第4版()专栏： 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出席京剧晚会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夫人一行今天晚上出席京剧晚会，观看了中国京剧院演出的优秀传统剧目《秋江》和《大闹天宫》片断。 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陪同美国客人观看演出。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和夫人以及联络处其他官员也出席了文艺晚会。 今天下午，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一行由柴泽民主任和夫人李友锋陪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夫人由何理良陪同，今天和昨天还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游览了颐和园、碧云寺、卧佛寺。

第4版()专栏： 杨立功部长举行宴会 欢迎菲律宾乡村发展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我国农林部长杨立功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菲律宾土改部长孔拉多·埃斯特雷利亚为团长的菲律宾乡村发展代表团。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塞维里诺应邀出席了宴会。 农林部副部长李友九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郑重、李永凯、王晓云、孙冠辛、张其瑞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杨立功部长和孔拉多·埃斯特雷利亚部长先后祝酒，共颂中菲友谊。 杨立功部长说，中菲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自从两国建交以来，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菲两国农业工作者也进行互访，结下了深情厚谊。孔拉多·埃斯特雷利亚部长说，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同中国有着悠久的友谊。我们不仅是你们的邻邦，而且是一水之隔的兄弟。我们都有着被殖民主义奴役的遭遇。在我们之间的海湾上已经建立起一座友谊的桥梁。我们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它将使这座桥梁更加巩固。 代表团是应农林部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昨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的。杨立功部长到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小蒋比老蒋…… 在蒋经国的办公室里，有两件东西引人注目：一件是墙上挂的一幅比真人还大的油画，画面上画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两人站在海滩上，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两眼盯着远方的大陆，凶相毕露；蒋经国则穿着一件皮夹克，两手插在衣袋里，目光瞥在他们站立的岩石嶙峋的地面。另一件是蒋介石转送给蒋经国的条幅，上面写着三句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一个美国记者在题为《父与子》的报道中谈到那幅油画时，评论说：“这幅画的象征意义太富于诱惑力了”。它象征着蒋经国将象他老子那样不放弃“光复大陆”的梦想，但他的注意力则“放在他立足的地方”。也就是说，蒋经国将坚持与祖国人民为敌，妄图永远分裂祖国。 台北《自立晚报》在谈到那个条幅时，透露说，蒋介石在把别人书送他的这个条幅转送蒋经国时，对蒋经国说：“余一生以此三句话为行事处世标准，今特以转赠与汝，希善体斯旨。”明明白白要蒋经国继承他那一套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处世哲学。 蒋经国从蒋介石的“教诲”中继承了一些什么？小蒋比老蒋怎么样？当蒋经国要在五月二十日爬上蒋邦第六任“总统”宝座，最终完成蒋家世袭王朝的传子部署时，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蒋介石一生反共卖国，蒋经国也是反共卖国，父子两人完全一样。 事实的确如此。蒋经国继承蒋介石的衣钵，按照蒋介石的腔调，一直喋喋不休地叫嚷：“只有反共才有生路”，“绝不放弃反共立场”，“坚决贯彻反共政策到底”。今年三月，就在“选举”蒋经国当“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会议上，蒋经国还声嘶力竭地叫嚷，他要“加紧实践”蒋介石的“遗训”，“坚持反共复国的目标”，“绝不妥协，绝不谈判”。蒋经国的这些反共叫嚣，表明他和蒋介石一样是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顽固派。但是有一点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就是在蒋经国叫嚷“反共复国”的同时，他有时又高喊“革新保台”。他所谓的“革新”是假，“保台”是真，他要保住台湾不和大陆统一，妄图永远分裂祖国。 既要“保台”，就要卖国。近年来蒋经国卖国言行的无耻程度，比起他的老子来毫不逊色。为了继续保持苟且偷安的局面，蒋经国曾不止一次哀求美国政府要把蒋邦当作“资产”，而不要当作“赌注”。有一次他在同美国记者谈话时，甚至说什么美国霸占台湾“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也是保障美国安全所必需的”，公然无耻地要当美帝的儿皇帝。为此，他还加紧推行卖国经济政策，大量出卖民族权益，让外国垄断资本渗透到台湾各个经济部门，使台湾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据报道，近年来外国资本在台湾工商企业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居于台湾工业第二位的电子工业，外国资本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作为台湾经济支柱的对外贸易的业务，也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人们还说，蒋介石一生专制独裁，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蒋经国在这一点上也继承了他老子的衣钵，父子两人毫无区别。 事实也的确如此。蒋经国口头上空喊“开放民主”、“革新吏治”，实际上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疯狂镇压台湾人民。早在一九四九年由蒋介石下令颁布实施的法西斯“戒严法”，蒋经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施行。他通过这样长期的“戒严”及其他一系列反动法令，把台湾人民置于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剥夺了台湾人民一切民主自由权利。不久前，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的“反对台湾秘密处决政治犯委员会”的一项声明中揭露说，在台湾，“对目前状况的任何批评都会被扣上‘颠覆’或‘受共产党唆使’的帽子”，为了“扼杀台湾人民要实现自由和民主的越来越高涨的要求”，“一般新的政治迫害浪潮目前正席卷着整个台湾”。去年十一月，六名台湾青年因揭露蒋经国媚外卖国，指责外国资本家剥削台湾劳工，主张祖国统一，蒋经国就以“企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将他们逮捕判刑。去年十一月，蒋经国为了装饰“民主”门面，在台湾举行了一次地方选举活动，蒋邦人员在选举中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舞弊争权。在距台北市不远的桃园县中坜镇，蒋邦人员的舞弊行为被群众发现，因此触发了一场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了蒋邦警察分局和十余辆警车。蒋经国对此十分恐慌，立即下令逮捕，结果逮捕二百多名无辜青年，并对其中八人判了重刑。据报道，历年来被蒋邦关进监牢的“政治犯”，在蒋经国上台后仍有八千多人在继续遭受折磨。 蒋经国为了巩固他的独裁地位，还不断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他这套做法也是从他老子那里学来的，与他老子一模一样。他把那些为他老子卖命一生的国民党元老们及老将们，都一一打入了冷宫，由他培植的亲信取而代之。 蒋经国专制独裁同他老子完全一样，但他为了欺骗台湾人民，比他老子更多一套矫揉造作的“亲民”、“爱民”的伪装。有些外国记者宣传蒋经国如何跟他老子“不一样”，其根据就是他的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如他到一些工厂、农村、学校去同人们“闲话家常”，到受灾罹难者的灵前“上香致祭”，穿着大红袍给一个退役老兵“祝寿”，等等。特别滑稽的是，有一次他钻进一家茶馆，看到一些人正在玩扑克牌，他借过牌给大家表演了两套戏法，而后对大家说：“戏法都是假的”。他的种种所谓“亲民”、“爱民”表演，不正象他表演的戏法那样都是假的吗？而他每次表演，却都要他控制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借以收买人心。 不论蒋经国怎样表演，都改变不了他那反革命顽固派和专制独裁者的丑恶形象。现在在台湾，认清蒋经国这副丑象的人已愈来愈多，参加反帝反蒋爱国斗争的人也愈来愈广泛。在内外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蒋经国龙袍加身，沐猴而冠，今后他的日子将更不好过。 新华社记者　袁光强

第4版()专栏： 蒋经国粉墨登场当了伪“总统”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原蒋邦“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五月二十日在台湾粉墨登场，当了蒋邦第六任“总统”。同时就任“副总统”的，是原蒋邦“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 蒋经国是在蒋邦内外危机不断加深、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情况下当上伪“总统”的。祖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越来越好，加上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蒋邦更加孤立，更加恐慌。蒋邦内部离心倾向日益增长。台湾人民反帝反蒋爱国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不断打击和动摇蒋邦的反动统治。面对这种形势，蒋经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其内部控制，以作垂死挣扎，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就开动宣传机器为他当“总统”大造舆论。在蒋介石死后按伪宪法规定由原“副总统”递补为“总统”的严家淦提出“恳切请辞”以后，经过今年二月由国民党中央全会提名，三月由伪“国民大会”“选举”，在五月二十日严家淦任满后，蒋经国爬上了伪“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继承他的反革命老子蒋介石的衣钵，近几年来在担任国民党“主席”和伪“行政院长”期间，一直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为了维持在台湾的反动统治，对外加紧推行媚外卖国政策，继续把台湾置于美帝庇护之下，使台湾的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对内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疯狂镇压台湾人民。最近他在准备登台当“总统”的时刻，更接二连三地叫嚷：他要坚持伪宪法所制定的“国体决不改变”“反共复国总目标决不改变”，“对共产党不妥协的立场决不改变”。蒋经国的反共卖国的叫嚣，表明他同蒋介石一样是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顽固派。他当上伪“总统”，丝毫改变不了蒋邦困境，必将遭到台湾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具有爱国革命光荣传统的台湾人民同祖国大陆人民团结一心，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

第5版()专栏： 齐奥塞斯库总统抵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金日成主席盛宴欢迎齐奥塞斯库总统 新华社平壤五月二十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邀请，五月二十日上午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夫人和其他随行人员同机到达平壤。 金日成主席前往机场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总统。金日成主席和齐奥塞斯库总统在机场上紧紧握手、热烈拥抱。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罗马尼亚和朝鲜国歌。鸣放礼炮。齐奥塞斯库总统由金日成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齐奥塞斯库总统同欢迎群众见面时，人们挥动花束，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罗马尼亚贵宾。 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夫人在金日成主席和夫人陪同下，乘车进入市区前往宾馆时，沿途受到平壤市几十万群众盛大热烈的夹道欢迎。 前往机场欢迎罗马尼亚贵宾的还有朝鲜党政领导人朴成哲、李钟玉、吴振宇、徐哲、桂应泰、金永南、许锬、金万金、孔镇泰、黄长烨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以及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平壤五月二十一日电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五月二十日晚在锦绣山议事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夫人。 金日成主席和齐奥塞斯库总统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金日成主席在讲话中说：“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以自己的卓越领导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和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很大成就。” 他说：“由于尊敬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精力充沛的对内对外活动，罗马尼亚作为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繁荣发展，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在日益提高。” 他说：“朝鲜人民和罗马尼亚人民很早以来就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斗争中互相积极支持和密切合作。” 他说：“我们今后仍将本着自主的原则，为加强同罗马尼亚党、政府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竭尽一切努力，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支配主义势力的共同斗争中，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发展中国家人民和世界上的所有维护自主的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战斗到底。”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讲话中指出，以罗朝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为基础的朝鲜和罗马尼亚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团结和多方面合作得到了巨大发展。 他说：“罗马尼亚人民以及我们党和政府完全支持你们为实现朝鲜人民伟大的民族愿望——国家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的斗争。” 他说：“在国际生活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力地证明了人民希望永远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发展的愿望。 “同时，我们还看到强权政治正在加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支配权的斗争也在加强，国际矛盾正在激化。 “这就要求民主力量、进步力量、反帝力量和一切人民去阻止国际形势的恶化，并且比任何时候都要进一步加强争取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安全与和平的新政治的斗争”。 他说：“目前，为了解决基本问题，必须让所有国家，尤其是对于捍卫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表示直接关心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积极参加国际生活。” 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随行人员应邀出席了宴会。朝鲜领导人李钟玉、吴振宇等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充满朝罗两党、两国人民亲切友好、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金日成主席和齐奥塞斯库总统二十日在平壤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罗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讨论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5版()专栏： 科卢韦齐宣告收复　苏古雇佣军溃退 雇佣军俘虏供认有一个古巴摩托化连在科卢韦齐作战 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决定向扎伊尔提供援助 新华社金沙萨五月二十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被苏、古雇佣军占领了八天的扎伊尔沙巴省的铜都科卢韦齐已于五月二十日宣告收复。雇佣军已向南溃退。 据这里的军方人士说，根据蒙博托总统的命令，扎伊尔先头部队攻进科卢韦齐市后，占据了这个城市南郊阵地，以阻止苏、古雇佣军果胁人质逃跑。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法国伞兵部队为营救在科卢韦齐市被雇佣军作为人质的欧洲人，于五月十九日下午用配有机枪的装甲车袭击了雇佣军，摧毁敌人一辆装甲车，俘虏四名雇佣军。据俘虏供认，到十九日为止，在科卢韦齐还有一个古巴摩托化连在作战。 据报道，雇佣军占领科卢韦齐期间，大约杀死了一百多名欧洲侨民，现已发现六十具欧洲人的尸体，许多死者的妻子和女儿被奸污。据一位幸存者说，雇佣军在一座别墅周围进行了大屠杀，尸体堆成了堆。 新华社达喀尔五月二十日电　据达喀尔报纸和法新社报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表示，塞内加尔准备对受侵略的扎伊尔提供援助。 桑戈尔总统五月十九日在法国的一次讲话中说，在非洲统一组织主席邦戈总统呼吁这个组织的成员国援助扎伊尔之后，他已经决定派遣一位塞内加尔官员常驻扎伊尔，以便了解和报告扎伊尔政府的需求。据法新社报道，塞内加尔已准备向扎伊尔提供军用车辆。 在此以前，桑戈尔在法国的另一次讲话中谴责外来势力对非洲的侵略。他说，近年来，非洲遭受着外来侵略这样一种最深重的历史性的苦难。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阿比让消息：象牙海岸五月二十日正式宣布，决定向遭受侵略的扎伊尔提供援助。 根据乌弗埃—博瓦尼总统作出的决定，象牙海岸本着积极声援的精神，将尽快地把食品和药品运到扎伊尔，帮助它对付目前面临的局势。 象牙海岸是在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加蓬总统邦戈呼吁这个组织的成员国援助扎伊尔之后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5版()专栏： 安哥拉游击队击落古巴占领军飞机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据南斯拉夫《政治报》五月二十日报道，在安哥拉活动的游击队五月十七日在安哥拉北部击落古巴占领军的一架直升飞机，机内的十三名古巴占领军全部死亡。 报道说，游击队最近三周来在安哥拉北部城镇威热以北的广大地区发动了八次进攻。早些时候，游击队还用反坦克导弹击中了一辆古巴军车，打死打伤了一些古巴士兵。

第5版()专栏： 许多国家报刊纷纷就苏古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发表评论 苏联是非洲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非洲人民支持扎伊尔反对侵略就是维护非洲独立 新华社喀土穆五月二十一日电　苏丹报纸连日发表评论，呼吁非洲国家响应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的号召，支持扎伊尔人民反对外国入侵和捍卫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新闻报》五月二十日发表评论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应该立即响应邦戈总统的号召，协力阻止外国侵略和干涉。”评论指出：“外国对非洲的干涉，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损害他们的利益，把非洲变成国际争夺的场所。”评论说：“非洲统一组织应当趁形势还没有变得不可控制、不经过一场大流血就不能解决以前，显示出它有能力以必要的速度解决这个大陆的问题。” 《天天报》十九日发表评论说：“某些外国把扎伊尔政府看作妨碍它们实现控制扎伊尔的意图的障碍。这些国家一直在策划入侵扎伊尔的险恶阴谋，原因就在这里。”评论还说：“苏丹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也是扎伊尔的邻邦，它坚决响应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号召，坚定地支持扎伊尔保卫领土完整、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九日电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报纸谴责苏联和古巴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行径。 《南洋商报》五月十八日发表社论说，古巴军队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沙巴省，“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公开侵犯”。社论指出，苏联“整个政策的真正用意，是利用古巴和其它愿意充当‘马前卒’的国家，在非洲四处从事一次又一次的‘代理战争’”，“把整个非洲逐渐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星洲日报》五月十七日发表的社论说，在苏联和古巴的指挥下，大约四千名雇佣军又一次入侵扎伊尔，这“再次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非洲的活动是何等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据新华社拉巴特五月二十日电　摩洛哥报纸接连发表评论和文章，谴责苏联和古巴策划雇佣军再次入侵扎伊尔沙巴省。 《宪章报》五月十七日的文章说，扎伊尔的一个省受到了背后有非洲大陆以外的外国军队的侵略，金沙萨直率地抨击了苏联和古巴，这意味着外国以新的形式对大陆进行渗透，其结果是外国军队干涉了一个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旗帜报》五月二十日题为《非洲人联合起来》的评论指出：“在扎伊尔发生的一切，无疑是非洲之角争斗的延伸。如果说在策略上有所不同，但从战略上看，同是一个目标，即为了达到加强苏联在非洲的势力。” 评论指出：“扎伊尔问题涉及到正在执行的一个扩张计划的问题”，“它告诉了非洲人，互相团结不仅仅是为了捍卫扎伊尔，也是为了捍卫战斗的非洲的独立”。文章最后说：“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人联合起来吧！” 新华社雅典五月二十日电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五月二十日在头版发表评论，谴责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 这篇题为《社会帝国主义雇佣军对扎伊尔的新入侵》的评论说：“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对扎伊尔采取了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又一次撕下了苏联的和平假面具，百分之百地暴露了其侵略本性。” 评论指出：“把社会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对扎伊尔的这次入侵同它对非洲的多次类似的入侵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对非洲大陆的各国和各国人民发起了总进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天然盟友’的面纱下，利用非洲人民要求自由、独立和进步的愿望，企图控制非洲人民。”评论指出：“事情很清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威胁着非洲人民，是非洲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评论最后强调：“然而，饱经侵略者法西斯暴虐之苦的非洲人民，深深懂得它们（两个超级大国）在追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非洲人民正在奋起反击他们的自由与独立的蹂躏者。”

第5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访问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 詹金斯主席说发展中国与共同体的合作有重要政治意义 谷牧副总理说中国支持西欧联合，希望欧洲强大起来 新华社布鲁塞尔五月十九日电　正在比利时进行友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五月十九日在布鲁塞尔访问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并且会见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 会见以后，詹金斯设午宴招待谷牧副总理。 詹金斯在宴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天的会见是发展中国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的又一步骤。我们之间在四月三日签订的贸易协定对于世界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未来意味着经济上潜在的可能性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他还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协定置于尽可能广泛和坚实的基础上，并使它成为成功的典范。” 谷牧副总理在致答辞时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西欧各国人民争取西欧联合的斗争。我们希望欧洲团结、强大起来。” 他强调指出：“现在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国际形势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因素，这对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是有利的。” 谷牧副总理表示，中国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世界各国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往来。 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和陪同谷牧副总理访问的其他人员以及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康矛召应邀出席了宴会。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奥托利和威廉·哈费尔坎普以及秘书长埃米尔·诺埃尔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谷牧副总理五月十九日在布鲁塞尔访问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会见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在比利时参观访问 新华社布鲁塞尔五月二十日电　正在比利时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行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访问了欧洲最大港口之一安特卫普港、一些工业企业、农场和一所农学院。 谷牧副总理十九日在安特卫普港参观了码头、仓库。这时，一艘中国船正停泊在港口内。据这个港口的负责人说，安特卫普港平均每星期接待一艘中国船。同一天，谷牧副总理还访问了贝尔电话公司的一个生产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机的工厂和安特卫普附近的一座核电站。中国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还参观了一个热电站。 二十日，谷牧副总理一行参观了一个蔬菜种植中心，一个农场和一个养猪场。 下午，谷牧副总理在比利时农业和中产阶级大臣安托万·安布莱陪同下，参观了设在比利时中部让布卢的国立农艺科学院，受到了去年访问过中国的这所科学院院长博尼埃的热烈欢迎。谷牧副总理一行怀着很大的兴趣，了解了这所科学院的种子改良、肥料、灌溉和植物保护等研究科目。

第5版()专栏： 中非皇帝接见我大使和展览团团长 新华社班吉五月十九日电　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五月十八日在贝朗戈宫接见了中国驻中非帝国大使李石和中国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宋益三，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五月十五日，李石大使和宋益三团长为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中国馆举行招待会。 中非帝国政府工商国务大臣博库夫人、皇宫大臣科巴、代理外交大臣佐科埃以及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出席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王猛主任结束对突尼斯的访问 据新华社突尼斯五月十七日电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一行结束了对突尼斯的七天访问，五月十七日下午满载着突尼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离开这里回国。五月十五日晚，王猛主任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王猛主任还同突尼斯青年和体育部长福阿德·姆巴扎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加强两国在体育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问题。

第5版()专栏： 太平洋沿岸国家体操锦标赛结束 我体操队获男、女团体赛冠军 加拿大选手分获男女个人全能冠军 新华社温哥华五月十八日电　太平洋沿岸国家体操锦标赛五月十七日晚在温哥华结束。中国体操队获得男、女团体赛冠军。近五千观众观看了比赛。 中国女运动员们在埃德蒙顿举行的第一次比赛和在温哥华举行的第二次比赛中，总共获得一四九点六○分。加拿大队获得第二名，总成绩为一四九点四○分。第三名是美国队（一四八点二五分），第四名是澳大利亚队（一三九点五○分）。 男子团体赛中，中国队总共获得二二四点七○分。加拿大队获第二名（二二三点一五分），美国队获第三名（二一四点九○分），澳大利亚队获第四名（二一二点三五分）。 在五月十七日举行的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加拿大选手德·菲利普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中国选手熊松良获第二名，黄玉斌获第三名，彭亚平获第四名，第五名是美国的斯特西·马洛尼，第六名是加拿大的琼·乔奎特。 加拿大的卡伦·凯尔萨在同一天的女子个人全能比赛中获得冠军。加拿大的莫尼卡·戈尔曼获第二名，美国的特·唐纳获第三名，中国的马文菊获第四名，第五名是中国的唐小丽，第六名是加拿大的谢里·霍科。 在男子个人单项比赛中，中国的熊松良分别获得跳马、自由体操、吊环和单杠的冠军。加拿大的德·菲利普获得鞍马冠军，他和另一名加拿大选手琼·乔奎特平列双杠冠军。 在女子单项决赛中，加拿大的卡伦·凯萨尔获得高低杠冠军，唐小丽和凯萨尔平列平衡木第一名，马文菊、凯萨尔、克里斯塔和舒·朗达平列跳马冠军，马文菊获自由体操冠军。

第6版()专栏：国际随笔 何处更是吉隆滩 何江 十七年前，古巴人民在吉隆滩英勇地抗击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入侵，保卫了古巴的独立。吉隆滩，它代表着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风云变幻，吉隆滩名称依旧，抗击帝国主义雇佣军的吉隆滩战役的光荣旗帜，却竟然被人移花接木，当作了为社会帝国主义充当雇佣军的一块遮羞布。 现在，有人打着吉隆滩的旗帜，告诉古巴人民说，古巴派了几万名军队到非洲去，为的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新的吉隆滩战役”。他们宣称，古巴已经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打了两个胜利的“吉隆滩战役”，并且还要准备打更多这样的战役。 “新的吉隆滩战役”？！在非洲，在安哥拉、非洲之角和扎伊尔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需要古巴人越过大西洋去为之流血丧命？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是：在安哥拉，这个国家的具有不同意见的几个民族解放组织之间发生了内战。在非洲之角，两个非洲国家之间在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在扎伊尔，是苏联和古巴组织、训练、武装、指挥的雇佣军的入侵。如果古巴派军队到这些地方去打的是“新的吉隆滩战役”，那末，在这些安哥拉人和非洲国家之中，谁是帝国主义雇佣军？如果安哥拉人之间的内战是吉隆滩式的战斗，那末当年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那些人，他们又是谁的雇佣军？如果被入侵的扎伊尔是帝国主义雇佣军，那末当年被入侵的古巴又是什么？ 看看这多么惊心动魄的对比吧： 当年在吉隆滩，从海上踏上古巴土地的是美国的雇佣军；今天在非洲，从海上和空中踏上非洲土地的却是古巴的军队。 当年古巴人民在美国雇佣军的射击下流血牺牲；今天，非洲人民却在古巴军队的射击下流血牺牲。 当年，古巴人打的是美国的雇佣军；今天，非洲人打的却是古巴军人。 今天古巴军队在安哥拉、非洲之角和扎伊尔的所作所为，同十七年前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所干的勾当，是何等的相似。如果说古巴今天在非洲进行的是“吉隆滩战役”的话，那是一个颠倒了的吉隆滩战役：当年的被入侵者，现在充当了入侵者。这究竟是值得某些人夸耀呢，还是令人感到可悲？ 那些宣扬所谓“吉隆滩精神”的人说，他们把古巴军队派到非洲去，是为了“完成国际主义使命”。因为据说“苏联帮助古巴，我们没有直接报答，而是帮助需要我们帮助的其他兄弟”。怎么“帮助”法？就是要“发展人材”，象出口古巴糖那样把古巴军人送到非洲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从而开辟一个“新的出口领域”，也就是把古巴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出口到非洲去，为苏联在非洲的侵略扩张效劳，来偿还欠下苏联的债务。 这实在是一出悲剧。当年在吉隆滩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雇佣军入侵的战士和他们的子孙，如今却被迫充当了另一个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非洲的雇佣军。吉隆滩的光荣旗帜，竟被用来掩盖对古巴人民的背叛和出卖。 然而，“新的吉隆滩战役”的确正在进行。非洲人民正在为抗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古巴雇佣军的入侵而浴血奋战。而那些出卖古巴人民的人，历史将判决他们有罪。

第6版()专栏： 萨拉热窝，闪光的城 迎秀 夜间，从贝尔格莱德登上火车，黎明，迎着晨曦，我们来到萨拉热窝。萨拉热窝，提起它，我们不禁浮想联翩。是啊，六十多年前，正是在萨拉热窝，一个热血青年刺杀了奥国王储斐迪南，这个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去年，反映南斯拉夫人民同法西斯占领者英勇斗争的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那样广泛地吸引着我国观众。这故事，又是发生在萨拉热窝！萨拉热窝，这座闪光的富有战斗传统的英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下火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高大的新建筑，那漂亮的式样繁多的多层住宅，那穿梭般往来的汽车……呈现着一幅现代化城市的图景。 萨拉热窝被群山环抱，山就在眼前。原来，它是处在“山窝”中啊！米梁茨卡河流水潺潺，穿过市中心，萨拉热窝紧贴着它伸展，形成一座狭长的城市。二次大战后，赶走了法西斯，人民做了主人，城市飞速发展，原有的老城区已变成城市的一角。然而，老城的面貌，依然如故。米梁茨卡河上一座座桥梁，有的已有几百年历史。一九一四年六月，刺杀奥地利王储斐迪南的青年普林茨甫，就是站在靠近拉丁桥头的街角，朝着乘车过来的斐迪南开枪的。人们热爱自己的英雄，如今，在普林茨甫当年站立的街角，人行道的混凝土上特意嵌有一双脚印。据说，当时普林茨甫就站在这里。今天，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桥，已被命名为普林茨甫桥了。 漫步在萨拉热窝街头，我们欣赏着那带有尖塔的十六世纪的穆斯林教堂、古老的钟楼和市场广场，以及由制造和出售工艺品的小店组成的小巷。优美的建筑和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叫人目不暇接。在一条专门制造铜器工艺品的小巷，一家店主人邀请我们进去参观。这个只有一间小屋的店里，两个工人正并肩坐在那里敲打着手中的铜盘，聚精会神地制做花纹。这似曾相识的情景，使我们不由得忆起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一些情节……。 到萨拉热窝才知道，瓦尔特不仅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位英雄。他担任过人民军队的营长，也当过萨拉热窝地下市委书记。一九四五年春，萨拉热窝获得解放那天，他在保卫发电厂的岗位上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听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城内拍摄外景时，很多人自发地参加了“导演”，指出某一情节当时发生在何处，应当如何表现。人们忘记了这并不是纪录片，而是艺术地再现当时的某些斗争片断。这说明，萨拉热窝人对自己的英雄和城市的斗争历史，是何等关注。 萨拉热窝人民象南斯拉夫各地人民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战斗传统。他们在瓦尔特牺牲的发电厂前建立了英雄的半身塑像。每年，在他为祖国捐躯那天，都要献花悼念。他们在伊格曼山脚竖起一座纪念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时第一无产阶级旅冒着严寒，昼夜艰苦行军而被冻牺牲的战士们。饮水思源，他们牢记着幸福生活得来是多么不易：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年月，南斯拉夫全国平均每十人中有一人被夺去生命，而在萨拉热窝，每六个人就有一人为了夺取胜利而牺牲，英雄的萨拉热窝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啊！ 南斯拉夫朋友还告诉我们，这个曾被外国统治者盘踞过几百年的城市，直到二次大战前还没有大学，更谈不上科研机构。现在，情况已彻底改观，全城三十多万居民中，就有职工十四万，大中学生十一万。这里已能生产汽车、内燃机、电站设备和电视机了。我们看了一部纪录影片，反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首都萨拉热窝从战后初期发展到今天的历程。开始，银幕上到处是断垣残壁，一片废墟，少数穿着破衣衫的孤儿和佝偻的老妇徘徊街头。随即，参加义务劳动的男男女女，排列成行，紧张地传递着一块块砖瓦；青年们举着红旗出发，光着膀子抡起镐头大干。那年头，共和国连遭旱涝天灾，吃饭成了严重问题……但是，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克服了艰难险阻，驱走了贫困落后，建立起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今昔相比，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啊！ 萨拉热窝人没有停步，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加速建设萨拉热窝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们正用辛勤的劳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这座城市的面貌。 （附图片） 瓦尔特在萨拉热窝战斗过的地方。 一九一四年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王储斐迪南的青年普林茨甫（浮雕）。 萨拉热窝拉丁桥。普林茨甫正是站在桥的左侧街角开枪的。

第6版()专栏：世界一角 两洋咽喉马六甲海峡 姜铁生 在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之间，有一条连接南海和安达曼海的狭长水道。由于它临近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因而被称为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长约八百公里，最狭处宽约四十公里。海峡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风力较弱，海流缓慢，经常是个风平浪静的航行海峡。但由于全线的深度和宽度并不一致，其间有三十多个危险处，不宜巨型超级油轮航行。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主权国协商，于一九七六年达成协议，同意把马六甲海峡继续提供为国际航行路线，并特别强调各国船只必须遵守新的航行管制办法。 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承担着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因此，早在公元七至十三世纪，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必经孔道。从我国到印度、阿拉伯的贸易船只或西方来中国东南沿海各港的船只，都要经过这里。到了十五世纪初叶，我国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也是行经马六甲海峡的。所以马六甲海峡早已成为中国、南亚、阿拉伯各国和非洲人民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要道。 马六甲海峡历尽沧桑，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侵占过，直至二次大战后，马六甲海峡才重归沿岸国所有。现在，苏联为了同美国争霸海洋，便于其太平洋舰队无阻碍地驶入印度洋，从一九六七年起，就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渗透。苏联为了使其在马六甲海峡地区的扩张合法化，悍然不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强烈反对国际管理马六甲海峡，极力鼓吹海峡“国际化”和“通航自由”的谬论，无理要求实行包括军舰在内的“一切船舶和飞机自由通过海峡的原则”，叫嚣海峡“沿岸国不得阻挠通航”，否则就以“必然会产生冲突”相要挟，露出一副十足的海霸嘴脸。 目前，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许多中小国家代表强调，位于领海内的海峡是在一国的领海主权范围之内，沿岸国有权对海峡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这正是对肆意侵犯别国领海主权的苏联海霸的有力打击。 （附图片）

第6版()专栏： 哈谢克和他的“好兵帅克” 蒋承俊　周尊南 “伟大的时代要求有伟大的人物出现。有一种谦恭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既无拿破仑的英名，也没有他那些丰功伟业。可是把这种人的品德解析一番，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将显得黯然无色。” ——引自《好兵帅克》一书的卷首语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讽刺作家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我国读者是颇为熟悉的。《好兵帅克》是一部以一个普通捷克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题材的小说。作者以独特的辛辣、讽刺的笔法，通过帅克这个人物，揭穿了反动派欺骗人民充当炮灰的种种骗局。帅克表面上好象忠心耿耿为皇帝陛下服务，实际上他却破坏上司的一切命令。只要他在哪里一出现，就会搅得那里盆翻罐倒，鸡飞狗跳，把反动统治的秩序搞得个一团糟。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对《好兵帅克》作过这样的评价：它“将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历史教师可以用它来说明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最后支柱——资产阶级军队的腐朽情况”。 九十五年前，哈谢克出生在一个穷教员家庭。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遭受奥匈帝国的民族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他的童年十分凄苦，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留下他同母亲弟妹靠施舍甚至是乞讨过活。这种艰难的生活使他较早地懂得恨谁、爱谁，与谁为伍。还在中学学习时，他就参加反对奥地利统治下反动官吏的压迫和侮辱的示威游行，常同警察发生冲突，因而常遭逮捕和拘留。他从小渴望自由，极力想从包围着他的窒息的环境里挣扎出来。后来他遍游全国，深入底层，把游历中获得的种种情景，作为在文艺创作上取之不尽的源泉。 二十世纪初，哈谢克开始文艺创作，他早期的作品就以辛辣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奥匈帝国的黑暗统治，抨击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和丑恶。一九一一年五月，哈谢克的作品中出现了好兵帅克。当时哈谢克写了五则帅克的反战故事，这就是后来《好兵帅克》的雏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哈谢克被征入伍，参加捷克兵团到俄国去作战。他不愿为奴役自己民族的外国统治者卖命，用种种方式进行了抵制。伟大的十月革命，使哈谢克毅然投身到革命方面，一九一八年二月参加红军，以后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哈谢克在红军中进行热情的宣传鼓动。他在伊尔库次克主编过德文的《狂飚》、匈牙利文的《进攻》等杂志，宣传支援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哈谢克担任过红军第五军政治部国际部的秘书，同当时参加红军的中国志愿兵有过深厚的友情。因此，后来哈谢克曾计划在书中写一段帅克去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可惜这一计划未及实现。 哈谢克于一九二○年返回祖国，一九二一年完成了他的杰作《好兵帅克》。通过帅克的形象，他生动地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外国压迫、奴役的强烈情绪和顽强斗争。《好兵帅克》受到国内外人民的热烈欢迎，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的压制。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政府禁止《好兵帅克》公开发行，不准图书馆出借。哈谢克自己愤然沿街叫卖，以示抗议。 由于资产阶级的迫害和贫病交加，哈谢克不幸于一九二三年逝世，当时还不满四十岁。哈谢克留下了一千多篇短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好兵帅克》已被译成近三十种文字在全世界流行。它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宝贵遗产，而且是鼓舞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压迫，争取独立自由的精神武器。当希特勒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好兵帅克辛辣的讽刺和嘲笑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用作对付外国占领者的匕首。在今天的情况下，《好兵帅克》这部作品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银幕上的好兵帅克（附图片）

第6版()专栏：外报札记 日本的饮酒风 “饮酒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酒精中毒已近于流行病的程度”。这是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关于日本社会饮酒情况的一篇报道的标题。 据这家周刊说，现在全日本有三百多万男人常年饮酒，而三分之二的男人觉得不喝酒就消磨不了日子。在妇女中，借酒消愁的人的百分比也相当高。更严重的是，日本全国约有五分之一的高中学生也时常饮酒，以对付繁重的学校生活。 由于饮酒和嗜酒的人越来越多，日本生产和销售酒的行业生意兴隆，去年酒的消费量高达十五亿四千九百万加仑（一公升等于零点二二加仑），已扩展成为一个四百亿美元的行业。 为什么饮酒在日本成了一种流行“病”呢？《时代》周刊说，这是因为人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紧张”，很多人要靠酒来“摆脱精神上的压抑”。据报道，日本政府去年从酒类行业征收了高达三十五亿美元的税款，但是，日本全国治疗酒精中毒的设施却很差，只有三个这样的专门诊疗所，研究酗酒问题的经费也只有区区九万美元。 （士） 醉倒的酗酒者（附图片）

第6版()专栏：国际副刊 美好的称号 汤夏 ＊尼泊尔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势高峻，多山，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因此，尼泊尔自古有“山国”之称。 ＊斯里兰卡共和国在印度半岛的南面，中间仅隔一条三十二公里的保克海峡。国内资源丰富，橡胶产量居世界第四位，茶叶产量仅次于我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出产的三十多种宝石驰名世界。因此，人们称它为“印度洋的明珠”。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岛联合组成。在坦噶尼喀，剑麻是最主要的农产品，年产量二十万吨左右，居世界各国产量的前列，所以，坦噶尼喀被称为“剑麻之乡”。桑给巴尔盛产丁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四。桑给巴尔的丁香不同于常见的丁香花，而是高三、四丈的乔木。丁香花蕾是提取香精的原料。桑给巴尔以“丁香之岛”闻名于世。 ＊厄瓜多尔共和国有“赤道之国”的称号。赤道通过该国的北部，首都基多北离赤道仅二十四公里，是世界上最接近赤道的首都。“厄瓜多尔”在西班牙语中是“赤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