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科学大会结束了，回去怎么办？ 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将大会精神落到实处 辽宁、安徽、广东代表团团长对本报记者的谈话 本报讯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后，各代表团在返回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前，认真讨论了回去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代表们说，说千道万，不如实干。他们坚决表示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将大会精神和要求落到实处。本报记者走访了辽宁、安徽、广东代表团团长。现将他们对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辽宁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苏羽说： 深批“四人帮”抓紧抓好整顿 辽宁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苏羽同志特别强调要以大会文件为武器，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他说，辽宁是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外伤”和“内伤”都十分严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十分艰巨。通过一年多的揭批斗争，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四人帮”及其在辽宁那个死党一伙长期控制舆论工具，制造并散布了大量反革命谬论，毒化人们的思想，至今还有一些干部和群众，由于中毒太深，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太理解，甚至有的干部担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过了头，怕知识分子再翘尾巴。这说明，我们决不能丝毫放松消毒工作。 苏羽同志说：抓紧科研机构的整顿，特别要抓紧领导班子的整顿。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有些科研单位的一、二、三把手，还不完全符合中央所要求的标准，需要进一步调整充实，有些单位一、二、三把手还未配齐。要首先抓好重点科研单位的整顿，选准、配好领导班子，不能让那些“震派”、“风派”、“溜派”人物和吃了饭不干事的人进领导班子。至于少数还在捂盖子的单位，更要采取得力措施，抓紧解决。 苏羽同志指出：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科技队伍的建设，是发展科技事业的根本措施。现有科技人才很宝贵，是我们党花了多年的力量培养起来的。因此，首先要把前几年被“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及其同伙打散了的科技人才收拢起来，这是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力量、解决燃眉之急的最现实的办法。对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科技人员，要抓紧进行调整，凡是还在顶岗劳动的要迅速撤回。在这同时，还要抓紧人才的培养教育，办好大、中、小学和各类学校，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苏羽同志说：关键是要加强省委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我们决心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要求，在思想上作风上来一个转变。长期以来，我们同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接触少，对他们不太了解，没有发言权。这说明我们还很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华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邓副主席也为我们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指明了方向，现在就看我们努力了。辽宁是我们党最早建设的一个工业基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应该作出贡献。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干！ 安徽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顾卓新说： 切忌空谈　扎扎实实干 安徽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顾卓新同志说，华主席号召：“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实现这一伟大的号召，就必须紧张地踏实地开展工作。反对空谈，反对形式主义，这本身就是大会精神和要求之一。我们代表团全体代表，都要身体力行，切实做到这一点。回去传达贯彻，要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动脑筋，想主意，提出自己搞什么、怎么搞。当前能做的，马上动手去做，并且做出成绩来。正如邓副主席指出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代表回去，不要搞敲锣打鼓接送，光敲锣打鼓是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的。 谈到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时，顾卓新同志说，有的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不敢抓生产，不敢抓科研，怕别人说他走回头路。有的领导人对科技人员很不关心，很少接近，同科技人员之交淡如水。现在有一种说法，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翘什么？就这么大的房间，翘到那里去？受压抑十几年，刚开了笑脸，有了点模样，怎么能说翘尾巴呢！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个，而是如何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党委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要真心实意，不要打官腔。如果只摆领导架子，什么问题也不给解决，就谈不上领导了。党委如何领导科技，这是个新问题。我们办法不多，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真正做到一要热心，二要全心全意，三要支持帮助。这样，即使有的问题暂时解决不了，大家也会谅解的。科研人员的六分之五业务时间一定要保证，星期天不要占用，晚上也不要占用。 提到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时，顾卓新同志说，首先要继续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凡是大学毕业、有专长的一律恢复干部身分，归人事局管。用非所学的，尽快调整，做到人尽其才。凡是外省科技人员愿意来我省的，只要是需要的，同意调进，不受户口、编制的限制。凡是审查没有做结论的，要实事求是地定下来，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有的人搞专案工作，先入为主，非要搞出点问题不可，否则就想不通，这样的人干脆调开，换新的人来搞。第二，现有高等院校科系、教师要合理调整，院校要增加。每个地区办农、医、师范三个专科学校，几年后再升级为大学。各个大学要增加研究生；研究生不一定都要大学毕业的。第三，中、小学基础要打好，可以搞竞赛、会考。连续两次考得好的，可以跳级。这样，可以鼓励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数、理、化、外语、生物都可以搞竞赛、会考。第四，出版科普读物，要多出版故事性的科技读物。广播电视，也要普及科技知识。 党委要抓规划。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研究所、一个大学都要搞规划，明确三年、八年、二十三年达到什么目标，怎样达到。为给科研创造条件，我们打算增加些科研和教学经费，用来买仪器、搞实验室、搞标本等等。只要是科研确实需要，又有可能，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广东代表团团长、省委副书记吴南生说： 领导思想要跟上形势 广东代表团团长、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同志说，回去后首先要认真传达大会的精神，学习大会的精神，宣传大会的精神，要搞得扎扎实实，不要搞形式主义。其次，要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实实在在地制定出我们省的规划。第三，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要整顿领导班子，调整科研机构，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等等。总之，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都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我们各级领导的思想能跟上形势的发展。 吴南生同志说，毛主席早就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华主席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提出要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三大革命运动是统一的、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科学实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继续革命。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用他们的所谓阶级斗争来破坏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过去我们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在理解上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往往把三大革命运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总认为生产是硬任务，科研是软任务，就生产抓生产，不大相信科学的作用。就说广东省的农业吧，目前的生产水平是不高的。广东自然条件很好，水稻矮杆优良品种，是广东首先研究出来的，而广东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多少年来却徘徊不前。 “四人帮”的破坏是个重要原因，但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科学实验的重要意义，没有坚持培育具有更先进水平的良种，对农业没有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科研工作，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不懂也不要紧，只要肯学也好。问题是有些同志既不懂，又不肯学。甚至错误地认为，我是搞政治的，学技术、学业务，是技术干部、业务干部的事。这样的认识，至今是否消除了呢？没有。 不提高广大干部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认识，要领导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不可能的。我们省委已经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干部都要拿出一定时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业务技术部门的干部，更要抓紧学，至少要了解本部门的现状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确主攻方向。这样才能尽速改变长期当外行的状况。现在我们一些同志有一种糊涂观念，一提到学习似乎就只是政治学习，尽管在政治学习中搞形式，走过场，也心安理得；而一提要学点科学技术，就很不以为然。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干部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

第1版()专栏：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坚决刹住商品“走后门”歪风 杭州市委严肃处理解放路百货商店出售电视机“走后门”的严重错误，责成商店党支部作深刻检讨，对有关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本报讯　三月三十一日《浙江日报》一版刊登了《杭州市委严肃处理解放路百货商店出售电视机“走后门”的严重错误》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谈了浙江省财贸战线的大好形势以后指出：有一些同志的头脑里“四人帮”的流毒还在流，他们把自己工作的岗位和职责，当作自己谋私利的便利条件，商品“开后门”、做人情、搞交易等歪风不断发生。今天本报揭露的“解百”电视机“开后门”的事件，便是其中一例。这种思想和作风与今天的时代精神是多么格格不入，与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是多么的不相适应！我们希望沾染了那种坏思想坏作风的同志，要痛下决心迅速改正。让我们都来和那种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 报道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杭州市委就解放路百货商店出售电视机“走后门”的严重错误，向浙江省委作了调查处理报告。市委决定，在报上公开揭露这一严重事件，并责成“解百”党支部作深刻检讨；对于在这一事件中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有关人员分别给予纪律处分。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杭州五金交电化工采购供应站交电批发部，分配给解放路百货商店西湖牌九英寸电视机六十六架。在分配时，批发部电讯组副组长朱锦才凭借分配商品的权力，私自与解放路百货商店无线电柜柜长陈志良商定，留下六架，开了后门。由解放路百货商店供应的为六十架，在供应前，商店党支部书记李鸿花虽然曾提出，票子要发给在商场等候的顾客，但没有强调要防止商品“走后门”的问题。党支部副书记柳淑昌不以身作则，首先留了一张票子。接着，生产组长董则友等也相继提出留票，陈志良均一一照办。发票时，陈、董两人根本不同在营业场所排队的顾客打招呼，突然到商店东侧小巷发票，当排队的顾客闻讯赶到时，票子已全部发光。这样，在出售的六十架电视机中，“走后门”的达四十六架（有二架未卖出），其中陈志良一人私送掉了供应票十二张。 当时，顾客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并纷纷要求立即改正。但商店领导未作妥善处理，个别领导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因此，大批顾客坚持不散。在这种情况下，商店又错误地叫来一位公安民警，说了一些带有威胁性的话，于是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五十位顾客集体写信给《人民日报》揭发这件事。 一月九日，市委接到《人民日报》群工部转来群众来信；二月五日，又收到中央领导同志和省委负责同志的重要批示。遵照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市委当即派人进行调查处理，市委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到该店听取汇报，作了具体研究。市委常委还就这一事件作了几次讨论。现在查明，来信提出的批评完全正确，揭露的情况符合实际。 市委的报告认为，解放路百货商店这次供应电视机“走后门”事件，性质严重，后果很坏。它背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损害了社会主义商业的信誉，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该店领导和某些人员无视人民群众的需要，不顾党中央的三令五申，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的今天，还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是不能容忍的。问题在基层，关键在领导。商品“走后门”这股歪风至今没有刹住，是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平时对干部、群众教育不够，对发生的严重问题抓得不力分不开的，市委是有责任的。 报告说，中央、省委负责同志的批示和人民群众的来信，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鞭策。前一阶段，市解放路百货商店党支部，在市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帮助下，向干部、群众普遍传达了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重要批示，开展了认真的讨论。党支部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风，支部副书记柳淑昌已在全店职工大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董则友、陈志良也分别作了检查。 报告最后说，商品“走后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反映，是“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表现。这种不正之风，不仅解放路百货商店存在，其他商店、其他部门也较普遍，有的甚至更加严重。为教育干部群众，市委决定： 一、将这次供应电视机“走后门”的严重问题，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并责成解放路百货商店党支部在报纸上作深刻检讨。二、对于这次供应电视机大量“走后门”的直接有关人员必须严肃处理。鉴于他们已经作了检查，市委同意市第一商业局党委意见，给陈志良行政上记大过一次，并调离做其他工作；柳淑昌、董则友分别给予警告处分。三、抓住这个反面典型，召开干部、职工大会，联系财贸工作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流毒和影响，坚决煞住商品“走后门”等歪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运动的发展。

第1版()专栏：来信 一个汽车司机对公路的评论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汽车驾驶员。在北京、天津市郊的公路上开过车，到过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辽宁、吉林的一些城市和县城。我亲身体验到，养路工作做得好的要数山东。我在山东省跑过很多公路。不论是柏油公路，还是沙土公路，保养得都很好。在许多沙土公路上，看到养路工人不顾尘土飞扬，辛勤地平沙补路，使沙土公路跑起车来同柏油路一样平坦。四川和东北三省的公路，大部分也很好。对比起来，河北某些地区做得就差一些。例如，进沧州市就是一连串的坑窝，而且是一大片，想躲都躲不开。司机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非常缓慢地往前行。听着车身钢板弹簧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真心痛。有一次，我出车路过沧州，遇到一辆大马车切了轴，造成交通堵塞，整整耽误了两个小时。大车切轴，是同那里的公路打窝分不开的。车上的货物重，再加上剧烈的颠簸，车轴吃不消了。希望沧州市公路管理人员向山东学习，重视养护公路。我也希望全国各省市的公路管理部门切实把养路问题重视起来。 天津物资回收公司青年司机 吴晓刚

第1版()专栏：来信 一百三十一天和五天的差距编辑同志：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江苏省南通港托运一批搬家物品去广州。长江航运用了一百三十一天由南通港交到汉口火车站。铁路运输只用了五天，我们就收到了东西。 搬家物品托运时间这样长，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初秋托运行李，冬天仍不到。我们在广州又借被子又借衣服，而东西运到，一些家具散架了，连铁的缝纫机架都断了。 这次水运只涉及南通港和汉口港。从来往信上看，这批东西在南通港停放了六十七天，在汉口港停放了五十三天。而且是经我们研究所、广州铁路局南站、中山医学院等单位多次信函催促才着手办理。铁路部门说个人搬家物品在货运中是优先启运的。不知长江航运有没有这个规定？暂且不说优先，就照一般常规运输也不能四个多月。南通到汉口就是用板车拉，四个多月也可以拉到了。 四机部第五研究所 许　甫 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陈　寅

第1版()专栏： 答复 送来的两篇读者来信，经核对，确有此事。群众的批评监督，促进我们改进工作。我们拟在最近召集的港口工作会上，把货运质量问题狠抓一下。　交通部办公厅

第1版()专栏： 山区夜明珠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因地制宜兴建了水电、火电中小电站一百四十多处，装机容量达到八千七百二十七千瓦，为发展少数民族山区工农业生产，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大放光采。图为梅达二级水电站夜景。 本报通讯员摄

第2版()专栏： 评一本《政治经济学》 张朝尊　方生　胡乃武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人民怀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积极地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生死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在这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在“四人帮”控制舆论文教阵地时编写的一本宣扬“四人帮”的反动观点、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版了，并以收回成本费为名，在天津市许多机关、学校以及全国各地，发送和出售了二万七千六百多册。 书既然公开出来了，人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有错误就得批判。现在我们来剖析一下这本书，看看它究竟错在哪里。 “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归结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大作反革命文章。《修订本》围绕着“资产阶级权利”这个“中心”，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所谓经济上的论据。 《修订本》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派”的谬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此，它把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一科学论断，偷换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产主义因素和表现为资产阶级权利的资本主义痕迹的矛盾”，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歪曲为“对资产阶级权利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说什么对“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抱什么态度，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试金石”。那末，是谁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呢？书中写道，就是那些“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利用资产阶级权利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党内资产阶级”。于是，这些被诬蔑为“党内资产阶级”而实际上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就成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主要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修订本》诋毁和丑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鼓吹张春桥炮制的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影射攻击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派”手里。它宣扬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旧式分工”，就会使少数人“变成精神贵族”，“剥夺全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它甚至说，由于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要“独立地进行经济核算”，所以彼此之间还要“当作不同的所有者相互对待”，等等。按照这种观点，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就只剩下一个“形式”，它的“实际”内容则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派”手里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要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那当然就要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了。 现阶段我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尽管各集体单位在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着差别，但这种差别只会形成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正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质所在。该书却丑化集体所有制经济，胡说什么集体所有制经济“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经济根源”。如此突出地诋毁集体所有制，就在“四人帮”控制舆论时期的报刊上也是少见的。 《修订本》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性质的基本原理，硬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仍然是“阶级关系”，资本主义旧痕迹“处处可见”，“资产阶级权利还严重地存在着”，因而“不断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照此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同样成为“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了。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巨大变革。《修订本》却诋毁按劳分配，说什么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知识和能力等等，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维护了旧的劳动分工和三大差别”，“把劳动者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制度化、固定化了”。该书简直把按劳分配描绘成了万恶之源，说按劳分配 “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产生“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者”，并“把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使之“变为形式上的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企业”，“造成资产阶级权利思想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泛滥，使一部分工人、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资产阶级化”。这种诬蔑，是为“四人帮”炮制的“党内资产阶级”的谬论制造论据。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打击城乡资本主义活动，巩固工农联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修订本》则丑化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什么“我们不应当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简单说成是满足社会需要”。书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正是出现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片面追求产值、利润挂帅，以钱为纲等资本主义经营的客观基础”，“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该书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诬蔑为资本主义生产。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实行对外贸易统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保护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修订本》则故意混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根本区别，硬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国外资产阶级的影响更直接，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更肥沃”，妄图给坚持毛主席外贸政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扣上“外汇挂帅”、“爬行主义”、“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等大帽子。 《修订本》反对四个现代化。它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全书十三章、长达四百多页的篇幅中，对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规划，不但不作任何论述，反而设立所谓“驳‘一切为了现代化’”的专节，进行诬蔑，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完全对立起来，说什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务，决不能是什么‘生产’和‘现代化’，而只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奋斗”。这跟“四人帮”炮制的把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完全对立起来的反动谬论没有什么不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需要，是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需要，是支援世界革命和提高本国人民生活的需要，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需要。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修订本》对四个现代化进行攻击，它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不是十分清楚吗？更有甚者，该书采取骄横霸道的态度，给坚持毛主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指示的中央领导同志，扣上搞“阶级斗争息灭论”、搞所谓“唯生产力论”、“一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大帽子，硬把他们打成“党内走资派”。 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因此，“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恨得要死，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妄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进而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修订本》紧跟“四人帮”，攻击邓小平同志，全书十三章中公开点名攻击的竟达二十七处之多，几乎每章都不放过。该书还编造了一些谎言，其中有些可以说是编者的独创。例如，造谣诬陷邓小平同志“竭力反对以农、轻、重为序，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等等，都是“四人帮”控制舆论时期的报刊上所未曾见到过的。该书还把邓小平同志和刘少奇、林彪并列，实际上是把刘少奇、林彪作为陪衬，突出攻击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修订本》竟走得如此之远。 从上面所揭露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出，《修订本》是一本坏书。它同“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姊妹篇。但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该书的《出版说明》还认为可“供研究参考”，说什么书中缺点仅仅是“提法”“不适当”，“带有片面性”。请问，难道只是这样吗？！ 理论斗争历来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反映，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全面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我们一定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第2版()专栏：思想评论 外行要变为内行 凌　云 某单位的一个领导人说过：“当领导越外行越好，不是外行领导内行嘛！”这是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教导，为自己的错误领导作辩护。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说我们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毛主席批驳他们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业务，使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如果不掌握自己所领导的工作的情况和规律，能把工作领导好吗？ 前些年，林彪宣扬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四人帮”大批什么“业务挂帅”、“白专道路”，谁只要学习一点业务，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领导”。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呢？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两校里，教师应该是“万能”的。领导要学文学的教师去讲授政治经济学，并且今天布置任务，明天就得上课。教师要求多给一点备课时间，领导就训斥说：“你们教师应该会讲课，正象工人应该会开机器一样。工人开机器以前，谁要求过给几天准备时间？就是你们知识分子的臭讲究多！” 还是在两校，领导要学外语的师生到农村去“开门办学”，让学生用外语发言，批判地主，地主分子听得两眼发呆。领导居然以此作为“新经验”，到处吹嘘：“事实已经批驳了说学外语的不能下农村开门办学的谬论。” “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有个头头，被“四人帮”指定为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把关人。他在审稿时看到无穷大的符号“∞”，觉得很奇怪，质问作者：为什么把“8”字横着写？ 有一个地质学院，几十年来师生们千辛万苦从国内外收集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地质标本，陈列在展览馆里。有一位领导来看了说：“嘿，这有什么稀奇！象这样的石头，我们那里的山上多得很。”类似这样的事例，其他一些学校和科研机关也发生过。许多珍贵的科学标本和资料被抛弃，贵重的实验仪器摆着生锈，教师和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被任意糟蹋，还美其名曰，这是“加强了政治领导”。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的管卫生工作的不知道李时珍是谁，管商业工作的弄不清货币发行和商品流通的关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的。 在“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那里，当领导就只要对他们的“首长”负责。只要能博得“首长”的欢心，什么草包总编、阿飞局长，尽管笑话满天飞，都可以加官进爵。 打倒了“四人帮”，这种恶劣作风已经开始扭转过来。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已经把学业务摆在议事日程上。他们请能者为师，第一把手带头学习。这样做很好！ 但是，还有不少领导同志，自己不懂业务，又不肯虚心学习，官架子十足，不懂装懂；讲起话来，空空洞洞，实际问题，解决不了；明明行不通的事情，不听群众意见，硬要去办；今天一个决定，明天一道命令，就是不问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能行！？而这些同志却甘居外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群众把他们叫做“空头政治家”，叫做“瞎指挥”！ 这样的同志，现在应该猛省了！要赶快将自己头脑里的“四人帮”流毒，打扫干净，对革命负责，对群众负责，努力学习，使自己迅速从外行变为内行。如果要问怎样才能变为内行？有一位领导科学工作的老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刚上任的时候，就对群众说：“我虽然将近七十岁了，但是我决心将我的余生，完全贡献给科学事业，尽我的一切力量为科学发展服务。”后来，他又说：“我虽然不懂自然科学，但是我有决心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学一点就懂一点嘛！”只要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努力掌握做领导工作所必需的业务知识，从外行变为内行，是不困难的。

第2版()专栏： 驳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 兴华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质的规定，按照张春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个贯穿于全书的观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权利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该书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腔调宣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最基本的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归根到底也要表现为阶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的观点，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丑化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张春桥授意炮制的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套用了列宁的类似语言招摇撞骗。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说：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列宁的这句话被肆意歪曲了。列宁在这里所讲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情况，并不是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他清楚地写道：“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投机倒把活动；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措施，或者用列宁自己的说法，就是指的在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劳动的最初步骤”。 显然，列宁所讲的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初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却把列宁讲的篡改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包括着资本主义因素，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 不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体现着旧社会的痕迹。但决不能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事物的“痕迹”不等于事物本身，例如，弹痕不等于枪弹，伤痕不等于创伤，同样，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痕迹不等于资本主义。二者并不具有共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因素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关系，它必然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关系或私有制关系相联系。而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并不是这种关系，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难道能够说，我国目前还存在于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同工种的分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关系？难道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同工农群众之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是资本主义关系？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性质上是不同的。就以按劳分配来说，它所体现的经济要求，是否定剥削和私有制，否定阶级差别。它只承认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这样一种权利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即所谓“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初级形式的共产主义，那就是社会主义本身。用不着同义反复，以免制造理论上的混乱。把初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因素，而把其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作为另一个因素与它相对立，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资产阶级权利”正是体现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而不是脱离开这种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和对立的因素存在着。 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解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因素，那就是：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诬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本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硬拔高为共产主义的东西。这就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搅得一塌胡涂，从而完全歪曲和搞乱了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当然，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解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因素的观点，并不是反对一分为二地看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不存在矛盾。那是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分解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因素，又说这两种因素的矛盾表现为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为阶级对抗关系，这无论从理论上和政治上看，都是荒谬的、反动的。 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并不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那样，存在着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凡是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的生产关系，就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出现了剥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现象就已不是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和“内部阶级对抗关系”论的背后，是这样一个观点：无产阶级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只是其中一种因素的代表，资产阶级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另一种因素的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两种因素的矛盾，就在于无产阶级要消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衰亡着的资产阶级权利”，而资产阶级则要维护和保卫它。“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不是使劲地叫嚷关于限制和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是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吗？其理论根据就在这里。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资产阶级什么时候竟为保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按劳分配而进行斗争呢？资产阶级什么时候竟厌恶不劳而获，竟如此热爱和重视起集体生产劳动来了呢？ 这种观点肆意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源和实质。它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说成是这种斗争的根源。它转移了视线，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掩盖和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真正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掩护社会上真正的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宣传上述谬论，是为了篡改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颠倒敌我关系。这同他们宣扬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是类似的“理论”。前者是后者的经济上的根据。根据这种“理论”，在经济上，就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不断造反；在政治上，就要在共产党内不断造反。总之，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第3版()专栏： 光辉的道路　热情的颂歌 ——谈彩色纪录片《大庆之路》 司徒慧敏 春回大地，喜事迭连。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届人大、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时候，大型彩色纪录科教组片《大庆之路》同广大观众见面了。 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庆的道路，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都向往着大庆。利用电影全面地宣传大庆，是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光荣责任。 《大庆之路》是在第一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号召和全国人民的期望，由文化部组织全国七个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而成的。影片共分十部。它们分别以大庆誉满天下的一些标杆单位和优秀典型为依据，形象地反映了大庆的道路、大庆的精神和大庆的经验。 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大庆基本经验，是这个影片的基本宗旨和特征。其中第一部《大庆之路》可以算作一个序曲。它用简明扼要的手法，以表现新面貌为主，介绍了大庆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用不足十分钟的篇幅，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影片从大庆大量火热的生活场景中提取了一件典型的事物——萨（尔图）大（庆）路，从这第一条路的历史说起，记叙了在这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八年前，这里是一片人迹罕见的荒原，大庆人来了，才在这丛莽荆棘中踏出了一条毛毛道。十几年过去了，这里井房林立，炼塔冲天，油龙纵横，麦菽浩瀚，到处是诗情画意般的工农村，到处是意气风发可亲可敬的英雄。萨大路变了，变得笔直，宽敞，乌亮。英雄的大庆儿女在世界东方的一块荒原上创造了震惊中外的伟大奇迹！这个奇迹的产生，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大庆之路是使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其他几部影片从不同角度具体地介绍了构成这条道路的各个方面。每个领导干部，每个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楷模，找到自己熟悉而又并不完全熟悉的朋友和榜样。 什么叫大干社会主义，什么叫大庆精神？看一看被誉为石油野战军的钢铁钻井队伍中两把永不卷刃的钢刀一二○二、一二○五钻井队的英雄们（《一代铁人在成长》），你就会明白了。什么叫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怎样才能够得上合格的组织者、领导者？请看《战斗的指挥部》吧。它将把你带到大庆二号院深夜的灯光下，带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带到大庆油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巡礼一番，看看大庆的各级干部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怎样干的。什么叫“三老四严”、“四个一样”？请看《女子采油队》的姑娘们，大庆的传统作风已经在第三代、第四代工人身上发扬光大了。大庆创业初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已成为全国人民有口皆碑的美谈。在今天，在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中，这种精神还需要不需要继续发扬？《缝补精神赞》、《修旧利废万年春》认真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庆之所以伟大，不光在于英雄的大庆职工凭借自己的努力，高速度、高水平地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同时也在于他们细致点滴的努力创造之中。在《家属闹革命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周总理生前为大庆规划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蓝图，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精兵比武》、《仓库新花》生动地介绍了大庆人如何以生产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怎样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苦练本领的事迹。在这十部影片中，别具一格的《一口油井的故事》，介绍了由大庆独创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采油新工艺、新技术。它雄辩地表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一个长期为“四人帮”所诋毁的真理。 作为一套纪录、科教影片，在艺术上，也有许多好的想法和创造。整套影片既注意了整体性，有一个统一的构思、铺排，又注意了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有的粗犷一些，有的就比较细腻；有的象一篇形象化的政论，有的象是一篇轻快活泼的散文小品；有的力求雄壮豪放，有的则深挚朴实、真切感人。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女子采油队》，它较好地发挥了艺术性纪录片的特长。影片把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钢铁作风溶汇于一群年青姑娘天真活泼的生活场景之中，再加上散文诗似的富于感情色彩的解说，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我认为，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缝补精神赞》。影片有头有尾，层次分明，思想开掘较深，注意利用一切机会来揭示人们的感情和内心世界，因而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这套影片从创作到制成，仅用了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的工作，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我认为是从两个方面产生出来的。一个方面是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种种精神枷锁，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精神振奋了，敢于放开手脚大干社会主义了；另一个方面，是同电影工作者深入大庆火热的斗争生活分不开的。正是在大庆精神的熏陶下，参加摄制工作的一百多位同志响亮地提出了“学大庆，拍大庆，用大庆精神反映好大庆”的战斗口号，用“会战”的方式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们电影工作中的第一次大会战，这个头开得很好。 还值得指出的是，为了搞好《大庆之路》影片的会战，电影胶片工业的科研技术人员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派出专人，前往第一线调查研究，改进工作，赶制出彩色底、正片，使影片在拍摄效果、彩色还原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描绘了我国今后二十三年的光辉图景。这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在这新的长征中，将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多少振奋人心的英雄业绩，需要我们用电影来表现、来记载！华主席对电影工作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勉励我们“要下大的力量，多出好的影片”。战斗在电影战线的同志们，让我们振奋精神，加倍努力，紧紧跟随伟大时代的步伐，用我们的电影镜头摄下更多更美的大干社会主义的场面吧！

第3版()专栏： 漫话人才 黎烈 人才问题，日益成为人们议论的要题。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单位的一系列会议，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不仅如此，亲朋好友，茶余饭后，乃至街谈巷议，常常不离“人才”二字。 人才问题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四人帮”横行时，人们忧虑党和国家的命运，无心议及人才，到今天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一日千里，举国上下共议人才，深刻地说明了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说到人才，不禁想起“人才难得”这句话。 “人才难得”，可用来评价有杰出才能的人。这样的人，能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人才难得”，也被用来说明真正有才能的人很少。这种用法，看来需要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践出真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科技工作者中，有大量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很多，并不难得。但是，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剥夺了亿万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处于愚昧的状况，又用沉重的奴役和压榨窒息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群众中真不知有多少人才被埋没了。就是那些崭露头角的真知灼见者，也常被剥削阶级的偏见所不容，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可是他的名著《天旋论》，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布鲁洛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于罗马。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出一个人才，确实很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难得”也还有些道理。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理说，应该是人才辈出的社会。但是，事实并不尽然。“四人帮”的那条路线和他们的“帽子”工厂、“钢铁”工厂以及其他种种帮令帮规，就扼杀了许多人才。 “人才难得”，还能用以说明发现人才很难。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讲的也是发现人才不容易。因此，发现人才的人，特别受到社会的赞扬。 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国家、对人类起着多大的作用。 世界闻名的大物理学家、大化学家法拉第，出身于铁工家庭，早先是个刻苦自学的钉书工。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被英国著名科学家、当时英国皇家学会主讲戴维所赏识，并在戴维的帮助下进入英国皇家学院工作。后来，法拉第成为电磁场理论的创始者之一，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都有重大的发现。戴维把发现和培养法拉第，看作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最大的成就，这是很有见地的。 我国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青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并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熊庆来发现并培养了华罗庚，华罗庚发现并帮助了陈景润。 这类事，不只出现在科学史上，在文化史、艺术史、政治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 京剧里有个历史剧目，叫《肖何月下追韩信》，演的就是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故事。这在《史记》、《汉书》里都有记载。韩信原是楚霸王项羽的部下，因“无所知名”，不见用。于是，韩信投奔汉王刘邦，也不被重视，再次出走。汉王的相国肖何听说韩信离去，万分着急，星夜去赶，把韩信追了回来，向刘邦竭力推荐，说韩信是“国士无双”。刘邦任命韩信为大将。后来，韩信带兵平定了项羽所封的魏、代、赵、燕、齐诸王国，又大破楚兵，并与刘邦合兵围项羽于垓下，灭楚，帮助刘邦统一了中国。象肖何这样能够识别、推荐“国士”的人，在封建社会里是十分难得的。 今天，我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无论从性质来讲，还是从规模来说，是决非前人所能比拟的。但是，要发现千百万真正有才能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方面，老同志、老科学家，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老同志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人才，搞好传、帮、带，帮助中年、青年干部和科技人员迅速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使他们能够迅速胜任他们所担负的工作，以至最后超过他们的老师。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一生十分重视培养人才。他说：“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鲁迅书信集·致曹白》）鲁迅给青年“打杂”，校书改稿，撰写序跋，介绍出版，校对寄书，跑印刷所，什么都干，并甘愿“耗去生命不少”，为的是“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榜样，是值得效法的。 我们现在的条件，比鲁迅生活的年代不知好多少倍。相信我们的老同志也会不惜“耗去生命不少”，甘心为中年、青年“打杂”，搭桥、铺路，使他们尽快地成长起来。华罗庚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过，他心甘情愿当“人梯”，让年轻一代蹬着他的肩膀，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这表达了老同志们的共同心愿。有了这种心愿，老同志们一定能够为党为人民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才，建立他们最大的功业。

第3版()专栏： 勉青少年攀登科学高峰 董纯才 学科学， 志气雄。 快车超欧美， 奋战胜天公。 踏破难关千万道， 登峰红旗映碧空。

第3版()专栏： 看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 吴作人 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随着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着迅速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京剧艺术以及历史文物等等，曾受到法国人民的热情欢迎。这次法国的油画来我国展出，同样也受到了我国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这八十六幅选自法国四十七所博物馆的珍贵艺术收藏品，无疑将会给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增添新的光采。 法国的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美术史上占重要辉煌的一页。早在十四世纪就有以精密著称的古代袖珍风景画。到了十七世纪，出现了著名画家格罗德·洛兰，他带着浓厚的意大利风景的风味，描绘假想的法国的山水园林。与他同时的路易·勒南，则以同样的风格着意表现农民的生活面貌。十九世纪的法国绘画更有卓越成就，博收荷兰、英国和东方艺术之长，发展自己的传统，成为西方绘画的瑰丽篇章。当时，法国社会动荡，反映在艺术上，是不满足于过去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所虚构的表面甜美的学院主义艺术，要求来一次艺术革命，因此，在世界观、艺术观方面，都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在这个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为歌颂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些著名的历史画、风俗画和肖像画，虽然不属于这次展览的范围，但是，从这次展出的农村风景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种社会变革的反映。当时，如晴夜繁星般的众多的法国画家，鄙弃了波旁王朝以及第二帝国的腐朽统治，离开了都会，迁入农村和林区，面向着自古以来祖祖辈辈用双手所改造的自然，和在这个土地上耕耘而难得温饱的勤劳农民；也有一批画家奔赴西海岸的边陲，挥写那自然的辽廓，那碧波拍岸，那山林溪流，田野村舍，放牧捋乳，刈草伐木……。十九世纪法国风景画家都是以深厚的感情来挥写其时代的乡土风情的，所以我们在这些作品面前，会感到一种现实艺术的高度艺术感染力。 对于法国十九世纪擅于农村风景画的画家，如：库尔贝、柯罗、米叶、卢梭、莫奈、毕沙罗、西斯莱、梵高，以及果甘等，我国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可是过去只能从印刷品上看到他们的大作，今天，竟有机会从他们的手迹来欣赏他们的艺术，更加感到亲切。从这些原作才能真正了解到画家的表现风格。他们的用色千变万化，用笔随机应变，就同音乐家一样，各有其独特的旋律；调子的明暗抑扬，冷暖对照，以中间调子的对比来丰富物象的浑厚深远。例如柯罗的作品，精妙地反映西欧海洋气候，湿润含烟的林间树下，用柔和的笔调写出银灰色的氛围。他的艺术造诣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诗的境界，是与他长期对自然的观察和他的勤劳以及风格上的演变分不开的。展出的《春天树下的小道》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十九世纪法国画坛上和他同放异彩，但是别具风格的米叶，也是我国观众所熟知的画家。他是农民的儿子。他不适应巴黎这样冠盖云集，是非纷纭的大都市，长期住在农村。他在生活异常困苦的情况下，从不间断对绘画的探讨和实践。他深入农村，热爱农民，用朴实的艺术语言把当时农民的勤劳和疾苦表达得那样深刻动人。我们从他的《喂食》、《纺毛线的牧羊女》等作品中，就可看出他对农村劳动人民观察的精微和透彻，表明了他对当时法国动荡时期的社会的爱憎。 卢梭的《走下汝拉山的奶牛群》，描写的是牛群奔下山谷的情景。画家用深树丛托出天空，笔调爽利，颇有中国画大写意的气概，表现出牛群下山的腾动。画家在作品中跳出了自然景物的羁绊而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意境和格调，使他成为巴比戎派的杰出的画家。 库尔贝是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现实主义的画家。他是巴黎公社的美术委员会主席。他写农民的有《筛麦的女农民》，写工人的有《打石子工》，此外还长于人体和风景静物画。这次展出的一幅《雪景》，在法国是前人所未画过的题材，充分体现出作者雄浑的气魄。在第二帝国内外交困的年代里，统治者想笼络收买已经获得国际盛誉的库尔贝，但遭到他断然的拒绝。巴黎公社失败后，库尔贝遭到政治上的迫害，下狱罚款，被迫流亡，最后逝世于瑞士。 这次展出的农村风景画大多数是巴比戎派杰出画家的作品。前面所提到的是以柯罗为元老的前辈画家，在这里还应注意到与他们同时代，但是在风格上属于学院派的青年女画家罗萨·彭纳。她画《尼维尔内的田间劳动》时才二十七岁。她十分严谨地刻画了耕牛犁地，可让人闻到新翻出来的土壤气息。 巴比戎派的后起之秀，如毕沙罗、西斯莱、莫奈、雷诺阿等，在作品里尽情地发挥自然中光和色的作用。他们追求瞬息万变的光与色。他们最常画的题材是光的变幻，水光的回照，表现出物体在这光与色的交响中，闪耀夺目。这就是以莫奈为首的著名的印象派。虽然他们都坚持莫奈的艺术见解，但又各自发挥，各具风格。尤其是雷诺阿的人物画，运用自然界光的奇趣，新开面目，有独到的成就。 在这次展览中，还有为了挣脱学院主义的束缚而走出室外作画，在当时被称为“外光派”画家的作品。在他们中间以巴斯天—勒巴日最为杰出。他的《干草》，描绘一位坐在干草上休息的农妇，神态十分劳累，她身旁的农夫则仰天而卧，人物的刻画极其深刻。从思想性来看，这幅画与莱昂·莱尔米特的《收割的报酬》，异曲同工。后者真实地揭示了当时受剥削的农民终朝劳动、酬报却不足温饱，显现着疲惫和不满的神态。 外光派的另一位画家罗尔的《农妇芒达·拉梅特里》，画的是一位结实有力的劳动妇女，提着奶桶直向观众走来。背景有奶牛、树荫、农舍，一切都通过由近而远的碧草坪联系成为浸润在大自然中的整体。 到十九世纪晚期，学院派实际上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新兴画家各树一帜，在个性主义艺术道路上一往直前。我们从展览中看到梵高和果甘的作品。这两位时聚时散的画友，前者有爆发性的炽烈热情，后者有冰霜般静观的理智。果甘的风格几经转变。他长期沉醉于南太平洋诸岛屿风光，追求原始性直感的强有力的表现。展览会上的一幅《蓬·阿凡的洗衣妇》，是他独特风格定型之前的名作，启发了后来的点采派、野兽派，展出中安·德兰的《驳船》就是其代表作品。 中法两个民族是两个伟大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光辉的文化历史，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互辉耀。这次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油画来我国展出，中国广大观众以喜悦心情来欣赏这珍贵的艺术，这说明我们中法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尤其我自己，今天又有机会看到四十多年前曾有机会看到过的一些名作，更感到无比亲切。

第3版()专栏： 收割的报酬〔油画〕 法国 莱昂·莱尔米特

第4版()专栏： 栽“花”记 人们常把一出好戏比做香花。俗话说，看花容易栽花难。一株才出土的幼苗，要栽花人辛勤浇灌，一出好戏的产生，全靠党的雨露阳光。江苏省话剧团去年演出的大型话剧《峥嵘岁月》得到了观众的赞赏。这出戏几经曲折，终于问世。它的经历，很值得写一篇栽“花”记。 出　土 事情要从去年年初说起。江苏省文化局创作组的两位作者写出了一个反“四人帮”题材的剧本，定名《峥嵘岁月》。故事把我们带回到难忘的一九七六年，祖国上空翻滚着乌云。在江南某地，“四人帮”的亲信窃据了部分权力，企图破坏国家重点工程。市委书记廖平山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被非法逮捕的工程单位党委书记龚放获释了。面临敌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龚放和他的一家充满了忧虑、激愤。当毛主席逝世噩耗传来时，敌人猖狂制造事端，抓走工程骨干，绑架龚放。廖平山作暂时的退让，继续新的斗争。他团结群众，教育受蒙骗的人，在斗争中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龚放的一家也在胜利中团聚。 作者是含着热泪挥笔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感情的闸门打开了，积压在心头的爱和憎，都在剧中迸发了出来。”这个剧本既塑造了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形象，也着力刻划了烈火中成长的新一代，它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还写了一个革命家庭的遭遇：曾是老妇抗会员的奶奶，由于儿子受诬陷被捕，由愤慨变得更加坚强，母亲从犹豫徬徨到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受父亲牵累在恋爱上遭到挫折的女儿有自己的苦闷，但她在战斗中始终是勇敢的一员。这三代人在剧中流露着真情实感，可亲而又可信。 初稿才脱手，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一遍遍地读着剧本，预言它大有前途；另一种看法截然相反，认为新作问题成堆，性质严重。对一部作品产生争议，原是文艺创作中十分正常的现象，对于作品成败关系极大的文艺领导机关，将怎样处理这个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剧本呢？ 文化局主管创作的李进同志看完了剧本，被剧中的人物事件激动了。他想得很远，和同志们谈得也很多。这些年，寂静的文坛只有一家之言，研究和探讨的空气十分淡薄。“四人帮”任意挥舞棍子，扼杀过多少幼苗。如今，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过去了，正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好时机。当文艺春天来临的时候，让这个有苗头的剧本去经经风雨吧。 江苏省文化局作出一项决定：围绕《峥嵘岁月》引起的分歧，在文艺界开展一场争鸣。 经　霜 入春。在全省文艺创作会上，两种意见摆到了桌面上。争论十分激烈，看来反对的意见颇占上风： 一个反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剧作，怎么能让受迫害者作为主人公？ 一个革命家庭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还会有悲欢离合？ 剧本暴露多于歌颂，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还有人公开声明，这是毒草，一旦出笼，就要批判。 争论进入了第三天。以往，象这样的场合，作者总是站在“被告”的席位上。现在，他们作为论战一方，允许为自己的作品辩解。老剧作者顾尔镡和年青的编剧方洪友心头翻腾着许多话：不少中肯的意见应当思考，而某些不切题的批判，莫须有的罪状可以反驳。党的每个文艺战士应该自问：“你为文艺的春天做了些什么？”作者发言了。什么叫批判现实主义，暴露文学的定义怎样，一一提出不同的见解。他们并不忌讳地指出：“四人帮”被打倒了，但他们手中的帽子、棍子，是不是还在我们某些同志的手上提着。 论战双方，针锋相对，会场的气氛，从未有过的活跃。一些好心人悄悄地提醒作者：“何必担风险，再看看，宁可收敛点。” 人们把目光转向文化局领导。 如果退回去几年，领导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一个众说纷纭的剧本，只能束之高阁。今天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多年未见，文化局领导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争鸣会带来创作的繁荣，是香花，是毒草，要靠实践来判断。文化局明确表态：正确的意见，应该吸取，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峥嵘岁月》先进入排练，让它树在舞台上，去接受检验。 浇　灌 《峥嵘岁月》的开排，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还未轮到出场的演员、舞台设计、美工、化妆，都涌到了排练场。人们的感情随着剧情的发展在起伏。 剧作者和文化局领导坐在排练厅一角，看着、思索着。剧本的缺陷和不足在排练中是容易暴露的。“争鸣”时有不少可取的建议，即便在最尖锐的意见中，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这批特殊的观众往往身临其境，不能自持，有时会走到舞台当中，代替某一角色，一边演，一边修改起原作来。 这些日子，创作组的灯光从深夜亮到天色微明。醉心于艺术的人在一起热烈地探讨。李进和作者顾尔镡是多年的知交，他们象照抚才出土的嫩芽，爱护着这部即将问世的作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有时难免面红耳赤，相持不下。在推敲主题时，他们求得同一的认识，而艺术风格上，领导总是向作者“妥协”。李进提出过修改方案，但一再声明：“这不是命令，意见仅供参考。” 老演员张辉扮演市委书记廖平山。他仔细地揣摩这个毫无畏惧的共产党人形象，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白天，当他抖擞精神来到排练场时，又会立即进入角色。有不少台词是他深入研究人物而后提议加上的。他用心刻划的这个人物，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但并不超凡。这一可敬、可亲的形象为《峥嵘岁月》增色不少。 导演王风也有自己的构思。他设想着如何更好地表达剧本的主题，又体现出作者细腻的风格。负责舞台设计的同志过去受过批判。对于有争议的剧本顾虑重重，难于落笔，领导一再支持他，鼓励他，他终于放开手去干。服装设计开始也是持反对意见的。他曾经觉得这个戏的色彩除了灰色，还是灰色。群众说服他，在艺术实践中，他逐渐体会到，乌云压顶的日子也透露出胜利的曙光，舞台上应该有明朗的色调。那些演群众的演员们也在为《峥嵘岁月》付出努力：人物表上的甲、乙、丙、丁并不是芸芸众生，他们都有各自的性格特征和语言特色……。 《峥嵘岁月》的剧本，通过舞台实践变得丰满、而有深度了。 耕　耘 剧本四次易稿，戏在内部演出了。值得高兴的是原先曾持反对意见的一些人，也投了赞同票。但是，争论并没有平息。当讨论能否公演的时候，文艺界、新闻界，甚至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层中，仍持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一种未公开的意见说，剧本的“压抑”，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 工作之余，两名编剧常在一起闲话。搞了二十多年创作的顾尔镡感慨地说，“文艺领域里，本来是允许尝试，也允许失败的。为什么这几年在艺术上进行新的尝试，就成为政治上的罪人？”对于这一问题，领导态度十分明朗，“四人帮”为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指鹿为马，无限上纲，将创作上的缺陷与政治问题划等号。此风决不可长！ “争鸣”中的一些论调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揭露敌人的横逆，写出特定环境中斗争的迂回曲折，会被称为“暴露文学”？主人公廖平山在前进中有过矛盾、苦恼，为什么有人觉得不典型、不可信？答案只有一个。它说明“四人帮”的流毒很深。一些同志的头脑被无形的精神枷锁捆绑，依旧沿袭着“三突出”的路子去审视新的创作。这些年，文艺理论和创作思 想被搅得很乱，影响所及包括着文艺领 导、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观众在内。就 连支持《峥嵘岁月》的一些同志和这个新 的创作集体也不例外。他们有心栽“花”， 但常常不自觉受“四人帮”创作思想的 禁锢。 板结的土壤是长不出好花的，需要松土耕耘。如何挣脱枷锁，消除“四人帮”的毒害，是整个文艺界所面临的任务。这个任务相当艰巨，或许并不比《峥嵘岁月》所描述的那场斗争来得松快。文化局领导和剧组的同志议论着这些问题，几个月的艺术实践使他们增添了信心。他们相互勉励：就以《峥嵘岁月》为起点，把“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一个一个地砸烂。 中共江苏省委一直在关注着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大型剧作。在关键时刻，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同志亲自过问了。 花　开 许家屯同志读过剧本，也了解和分析了两种分歧，在一个初夏的夜晚，看完演出，又把剧组召集拢来。 每个作者都有过创作顺利时的甘甜，每个演员都享受过角色成功之后的喜悦。但这些都无法比拟他们今晚的感受。大家围坐在书记身旁，诉说着原先有过的顾虑，创作中遇到的难题。针对还未结束的这场论战，许家屯同志发言了。他说，剧中描绘的平阳市的斗争要作为反“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缩影。揭露要写够，斗争要写够。而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戏可以公演，争论中不同看法允许保留……。谈话在继续着。谁都没有拘束，连剧中的一个情节、某一场景都想提出来和知心的领导切磋、商讨。远处传来了钟声，已是午夜时分。书记起身告别，他希望这出描绘重大题材的戏加工提高，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还亲切地鼓励大家大胆放手，为社会主义勤奋地去创作。 走出剧场，六月的暖风吹来，送走了困意。这些年青的、年老的文艺工作者，心情难以平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命运坎坷的剧本，在“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前后写了七年，改稿十八次，几易主题，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只有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才有创作上的心情舒畅，才可能追求作品的尽可能的完美。他们在寂静的大街上默默地走着，新的修改方案和构思已开始酝酿，而伸展在眼前的，是一条任你驰骋的宽阔大道。 又是一个新年。《峥嵘岁月》公演半年了。这朵迎着风雨生长的“花”，开得越发茁壮，记者看了演出，进行了采访，从中得到一个启示：香花要沐浴阳光，幼苗要经得住风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艺事业大有希望。 愿文艺界领导和同志们，都做一个有心的栽“花”人。 新华社记者　郭玲春

第4版()专栏： 圆满结束对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 江萨总理离开广州回国 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前往车站欢送 新华社广州四月四日电　泰王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满载着中国人民对泰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今天中午乘专车离开广州经深圳回国。前往车站欢送泰国贵宾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欧致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孟宪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湘，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桂兰等。今天广州火车站飘扬着中泰两国国旗，两千名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车站内外载歌载舞热烈欢送泰国贵宾，热情祝贺江萨总理和夫人访问我国的圆满成功，祝愿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登车前，江萨总理同姬鹏飞副委员长亲切握手告别，他请姬鹏飞副委员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的问候。 前往车站送行的还有中国驻泰国大使柴泽民和李友峰同志，外交部副司长王晓云。 外交部副司长高建中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杨可忠，陪同江萨总理和夫人等泰国贵宾前往深圳（zhèn镇）。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和夫人陪同江萨总理和夫人离开广州。 今天上午，江萨总理和夫人等泰国贵宾参观了广州博物馆，并到西苑观赏了盆景。

第4版()专栏： 方毅副总理会见墨西哥科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四月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墨西哥国家科委主任弗洛雷斯博士率领的墨西哥科学家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墨西哥科学家代表团是由农业、石油勘探和医学方面的知名科学家组成的。会见时，弗洛雷斯团长把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给中国主人。方毅副总理也把在座的中国同事介绍给墨西哥朋友。 方毅副总理说，我们都是同行，并不陌生。我们两国的关系很好，墨西哥的小麦已经在我国安家落户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弗洛雷斯团长对他有机会同方毅副总理见面感到很高兴。他说，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得到墨西哥的巨大同情。我们对中国的科学大会很关注。科学大会以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从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副秘书长秦力生、遗传研究所所长胡含，有关方面负责人申志伟、张岐、冯因复。（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会见由墨西哥国家科委主任弗洛雷斯博士率领的墨西哥科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 南斯拉夫新闻界朋友 新华社北京四月四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南斯拉夫《战斗报》外事编辑拉迪萨瓦·布拉约维奇、《信使报》记者马洛耶·米霍维洛维奇，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南斯拉夫通讯社驻中国记者亚历山大·诺瓦契奇、《政治报》驻中国记者德拉戈斯拉夫·兰契奇，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南斯拉夫《战斗报》外事编辑拉迪萨瓦·布拉约维奇、《信使报》记者马洛耶·米霍维洛维奇。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四月四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以久野忠治为团长、林达夫为副团长的日本东海地方各界友好之翼访华团，同一百二十多位日本朋友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等在座。（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了日本东海地方各界友好之翼访华团全体成员。图为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里班斯基大使举行酒会 庆祝匈牙利解放三十三周年 新华社北京四月四日电　匈牙利驻华大使里班斯基·罗伯特及夫人今天中午举行酒会，庆祝匈牙利解放三十三周年。 应邀出席酒会的有邮电部长钟夫翔，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国家计委副主任马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立功，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第4版()专栏： 卡琳·瑟德尔外交大臣举行告别宴会 新华社北京四月四日电　瑞典外交大臣卡琳·瑟德尔今天晚上举行告别宴会。 外交部部长黄华，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和夫人，瑟德尔外交大臣的随行人员出席了宴会。 瑟德尔外交大臣在宴会上首先祝酒，她说，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受到中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款待，我们每天都感受着新的令人向往的经历。我同黄华外长的会谈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 黄华外长在祝酒时说，我们同瑟德尔外交大臣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有益的会谈。这必将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说，我们重视瑞典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先进的技术水平，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宴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瑟德尔外交大臣一行今天上午游览了长城、定陵。昨天下午，贵宾们参观了故宫。

第5版()专栏： 缅共中央祝贺邓小平同志当选政协主席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欣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全国委员会主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代表缅甸共产党党员和缅甸人民，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各族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深信，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广大知识分子、各爱国党派、各人民团体将高举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各项方针和任务，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我们坚决相信，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发展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称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将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革命的坚强堡垒——以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都看成是自己的成就和胜利，并为此感到无比的高兴。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万岁！ 祝中国人民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此致革命敬礼！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第5版()专栏： 洪都拉斯马列共政治局祝贺五届人大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祝贺大会选举华国锋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选举叶剑英副主席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革命的又一胜利，是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路线的又一胜利。这次代表大会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成果，有力地推动着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去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等项任务。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国际形势一派大好的时刻召开的。当前，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主权和民族独立、争取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在增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统一战线正在日益壮大。这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其扩张野心，极其露骨地欺凌、干涉和侵略许多国家。 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预祝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在粉碎走资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在使中国在本世纪内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于洪都拉斯

第5版()专栏： 英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委员会祝贺五届人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英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全国委员会谨就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的圆满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这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确切而具有远见的结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华国锋主席的成功领导的赞颂。这些结论确保在中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由于中国采取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正确的有原则的国际立场，这就使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感到有中国这个“革命根据地”在守卫着他们的后方而信心倍增。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 全国书记伊恩·威廉斯 代表英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全国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于利物浦

第5版()专栏：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祝贺华主席任国务院总理北京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同志：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再次选举你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这一重要职务的喜庆时刻，我谨代表赞比亚的党、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 主席兼总理同志，你的再次当选清楚地证明了中国人民对你英明和富有献身精神的领导的信任。我相信你将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毛泽东主席开辟的道路前进。 祝你健康并取得成就。祝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肯尼思·戴维·卡翁达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卢萨卡

第5版()专栏： 南斯拉夫建成大热电厂和铜管厂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一步发展核动力方面的合作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最近在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建成了一座每年可发电十一亿千瓦时的热电厂。 这个热电厂是马其顿共和国第一座大热电厂。它建设在该共和国西北部的小城市奈戈蒂诺，因而命名为“奈戈蒂诺”热电厂。这个厂从动工到投产发电，共用了三年时间。南通社说，这个热电厂的投产使马其顿共和国的电力总产量比原先增加一倍。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南斯拉夫博尔铜矿最近新建一座铜管厂。它坐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马伊丹佩克市，是南斯拉夫最大的铜管厂，也是欧洲最大的铜管厂之一。预计，今年年中投产后，第一阶段将生产一万五千吨铜管。 另据南通社报道，最近，在黑山共和国北部发现了一个新的优质矿。据鉴定，新矿的矿石含有丰富的锌、铜、铅，其含量远远超过目前正在开采的同类矿。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多·丘拉菲奇和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格·奥普雷亚，三月二十八日在就两国双边关系问题举行的会谈中，着重讨论了在核动力方面的合作。双方一致认为，在这方面存在着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必要性和在许多领域，如兴建动力系统、核燃料循环、筹建核电站和为核电站生产设备等进行合作的广泛的可能性。双方还各自介绍了本国今后一个时期在核动力方面的发展规划和制定这方面的长期发展规划所面临的问题。双方商定，两国的主管机构今后将确定在各个方面实现合作的具体方式。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职工正在积极建设多瑙河“铁门”二号发电站。这个水电站建设在“铁门”一号发电站下游八十公里的地方。预计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水电站全部投产后，每年罗、南两国都将分别得到十二亿度电。（附图片） “铁门”水电站是由南罗合建的多瑙河上最大水电站。图为南斯拉夫一侧的铁门水电站大坝。 南通社稿（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表彰在发展中南友好关系中作出贡献 南斯拉夫向张海峰大使授勋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四月四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副主席斯·多罗尼斯基四月三日在贝尔格莱德接见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并代表铁托总统授予他“南斯拉夫旗帜”绶带勋章，以表彰他在发展中南友好关系与合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出席授勋仪式的有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秘书长斯·库哈尔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外交官等。 在授勋仪式上，多罗尼斯基副主席和张海峰大使分别致辞。多罗尼斯基副主席祝贺张海峰大使获得这一荣誉。他热情称颂南中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强调指出南中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人民具有重大意义。张海峰大使对授予他勋章表示感谢。他说，这是中南两党、两国、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体现。他表示，今后将继续为发展中南友谊而努力。 三月三十一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委会书记亚·格尔利奇科夫接见了张海峰大使。

第5版()专栏： 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协定签字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接见李强部长 新华社布鲁塞尔四月三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协定四月三日在布鲁塞尔签字。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字的是外贸部部长李强，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字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丹麦外交大臣克努兹·伯尔厄·安诺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 安诺生、哈费尔坎普和李强分别在签字仪式上讲了话。安诺生说，协定的签订是双方关系“积极发展的决定性步骤”。他说，“我们相信，这一协定将使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他说，“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越来越紧密和友好地发展，对此，我们特别感到高兴”。哈费尔坎普说，协定的签订“不仅在经济上，而且首先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他说，“协定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发展的开始”。 李强部长说，协定的签订“表明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他说，“我国同西欧（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面临共同的任务，这就是维护我们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我们应该互相支持。我们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联合和强大的欧洲。” 签字仪式之后，安诺生大臣举行了招待会。 中午，哈费尔坎普举行午宴，招待李强部长及其一行。 新华社布鲁塞尔四月三日电　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结束了对比利时的友好访问，四月三日乘火车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西德进行访问。 三日中午，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接见了李强部长。廷德曼斯首相同李强部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他们在谈话中都表示希望看到两国友好关系、经济和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树德接见时在座。 李强部长是三月二十八日到达比利时的。在比利时期间，李强部长还访问了沙勒罗瓦、安特卫普、列日等城市，参观了工厂、企业和港口。 三月三十一日，李强部长举行告别宴会，比利时经济事务大臣维利·克拉斯等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图为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马达加斯加政府为因公牺牲的王恩同志授勋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四月三日电　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里夏尔·克里斯蒂安·雷米代表迪迪埃·拉齐拉卡总统，三月二十六日给因公牺牲的中国技术工人王恩同志追授“国家骑士勋章”。 授勋仪式是在塔那那利佛中心医院举行的。马达加斯加公共工程部长拉科托马沃·布律诺、外交部秘书长贝扎扎、公共卫生部秘书长埃马努埃尔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临时代办勒民生、中国技术组代表以及华侨代表也出席了仪式。 王恩同志是在马达加斯加工作的中国公路小组的技术工人，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修建公路机修厂简易厂房时，不幸以身殉职。 三月二十六日，雷米外长和布律诺公共工程部长前往中心医院，对王恩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马达加斯加政府、外交部、公共工程部向王恩同志遗体献了花圈。中国外经部和交通部也献了花圈。中国有关部门已经作出了关于王恩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三月二十八日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国家公墓举行了王恩同志的安葬仪式。布律诺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了仪式。勒民生临时代办、中国技术组、医疗队和华侨的代表也参加了仪式。

第5版()专栏：平壤通讯 千里马的故乡 最近，我们参观访问了坐落在大同江下游离平壤不远的朝鲜著名的降仙炼钢联合企业。这个企业是朝鲜工业战线上的一面鲜艳红旗，是千里马运动的诞生地，被朝鲜人民亲切地称为“千里马的故乡”。 进入工厂，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从厂部和车间的标语牌、宣传画和光荣榜上，可以看出降仙工人新年以来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的新成绩。在劳动党五届十六中全会发出的《致全体党员的信》的鼓舞下，降仙工人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压延钢材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七，无缝钢管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三，钢球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个厂原先是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九年修建的。厂子很小，一九四四年正式投产时，年产只有九千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对工厂进行了毁灭性破坏。他们将主要设备投入大同江，将精密设备全部毁掉，狂叫什么：“让你们十年也恢复不了！” 这年十月，金日成同志在光复祖国凯旋归来时，首先来到降仙找钢铁工人谈心。他说：朝鲜得到解放，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他勉励大家鼓起冲天干劲，把自己的厂建成为现代化的工厂。降仙工人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克服了没有技术员和缺乏资金、材料等重重困难，只花四个月时间，就恢复了生产。 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降仙厂区挨了一万颗炸弹。工厂设备百分之九十遭到破坏，建筑物百分之百被毁掉，全厂成了一片废墟。一九五三年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全厂工人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降仙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年的八月三日，炮火硝烟尚未消除，金日成同志来到工厂。工人们同自己的领袖一块儿吃，一块儿住，一块儿睡，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只用了四十天，就恢复了生产，出了第一炉钢水。 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金日成同志多次来到工厂视察。他深入到电炉和轧钢机旁，鼓励工人们要骑上比一般的马跑得快得多的日行千里之马，发动千里马运动，并在全国开展。工人们响应自己领袖的战斗号召，努力改进设备，挖掘潜力，革新技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取得了年产十二万吨的成绩。降仙工人就是这样，第一个点燃了千里马运动的革命烽火。他们骑着千里马飞奔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 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钢铁车间三号炉作业班长陈应源，带头向全国发出开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的倡议，把千里马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全厂提前两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任务。在七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九七○年创造了把钢产量比一九六九年提高一倍的新纪录。金日成同志称赞它为新的千里马速度——“降仙速度”。 进入六年计划后，降仙工人一直驾驭着千里马在向前奔驰。他们每年都超额完成计划，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了六年计划的任务。 降仙炼钢联合企业早已荣获双重千里马称号。全厂现在有十三个双重千里马车间，两个千里马车间，有五个荣获千里马荣誉奖的作业班，三百一十四个双重千里马作业班，一百三十二个千里马作业班。 我们参观钢铁车间时，亲眼看见全国第一个荣获千里马称号的三号电炉作业班的工人正在辛勤劳动。我们参观钢管车间时，看见这个车间和别的车间一样，各个工序的调度，已经电视化；各工序的操作，也已全部自动化。我们参观六千吨水压机时，看见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压制巨大的钢轴。这表明，降仙工人为了攻占第二个七年计划的钢铁高地，正在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二十年来，兄弟的朝鲜早已成了千里马的国度。今天，朝鲜的千里马运动已经鲜花朵朵、硕果累累。朝鲜北半部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都涌现了大批的千里马集体和千里马骑手。为了胜利实现新的远景规划所展示的蓝图，早日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英雄的千里马骑手——降仙工人时刻牢记着金日成主席的教导：“别人走一步，我们走十步；别人走十步，我们走百步。”这正是千里马朝鲜的战斗步伐啊。 本报记者 施大鹏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以陈镜开为团长、赵勇为副团长的中国中学生足球代表团，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四月四日下午乘飞机离东京回国。 中国男子篮球队四月二日下午在东京同日本国家男子篮球队举行了访日的首场友好比赛。中国队以八十八比八十四胜日本队。 中国足球队同委内瑞拉国家足球队于三月三十一日晚在加拉加斯大学奥林匹克运动场举行友好比赛，中国队以一比零胜委内瑞拉队。 中国女子篮球队三月二十八日在墨西哥城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女子篮球队举行了首场友谊比赛。 比赛结果，中国队以一百零四比四十七取胜。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国际随笔 无独有偶 皎明 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天然盟友”这顶“桂冠”在不到四十年的时期中重复出现，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纳粹的柏林电台广播的一则官方通告说：“德意志对阿拉伯人永远怀着友好的感情，敬祝他们进一步繁荣昌盛，……德意志很久以来就关切地注视着阿拉伯各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希特勒本人在一条“指令”中写得更具体：“在中东从事阿拉伯解放运动的人们是我们反英斗争的天然盟友”。“谎言重复千百次就会变成真理”这个信条的发明者戈培尔，千百次地重复他的这一“创造”，期望它会被阿拉伯世界相信为“真理”。 过了不到四十年，这顶“天然盟友”的“桂冠”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又出现了。它倒不是象德国法西斯那样“慷慨”地赠送给别人，而是戴在自己头上。现在，莫斯科反复宣告：苏联“一向给予遭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以全面的援助和支持”，“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朋友”，“进一步增强它们同反帝斗争中的天然盟友苏联”的“相互关系是很重要的”。苏联宣传机器千百次地重复这些话，生怕阿拉伯人民不相信它是“真理”。 然而，无论是当年的希特勒德国，还是今天的苏联，都不愿讲明“天然盟友”到底是什么样的“盟友”，“天然”二字又作何解释。但可以肯定，同当年的纳粹宣传一样，今天新沙皇口中的“天然盟友”，显然是有其独特含意的。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既然我已宣布充当你们的“天然盟友”，那你们就应当不分你我，应当相信我对你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同情”、“支援”、“友好”，至于你们的国家主权、领土和资源也大可通融一番，勿需计较。他们的“天然盟友”的真意盖在于此。而且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天然盟友”每每与“友好条约”也有“天然”联系。希特勒同阿拉伯国家缔结过“友好条约”，这些年来苏联签订的就更多。在“友好条约”的掩饰下，事情就更好办了。恰恰就是在地中海沿岸，德军元帅隆美尔曾经挥戈上阵，要从英国手里“解放”“天然盟友”；而为了尽“天然盟友”之谊，苏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及其陆海空军同僚们现在则在地中海以至印度洋沿岸一些地区大肆修建军港和军事基地，运进飞机、坦克、导弹，打的幌子就是加强阿拉伯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防御”。只要打出“天然盟友”的金字招牌，损害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一切罪恶勾当都变成“天然合理”的事了！ 第三帝国的一幕丑剧早已演完，德国法西斯要拉阿拉伯国家充当它的“天然盟友”的骗局也早被戳穿了。事情的真相是，中东各国是法西斯侵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希特勒企图以中东为跳板向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扩张。而对纳粹德国最有价值的，还是中东的石油。正是为了取代英帝国主义，希特勒才封中东的解放运动为德国的“天然盟友”。而今，苏联扮演“天然盟友”的丑剧虽然还没有演完，但剧情的发展却和法西斯德国演过的那出戏相差无几：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苏联也在抢夺中东这块跳板，垂涎跳板底下的乌金。 德国法西斯眼中的“天然盟友”，不过是它想猎取的对象。自封“天然盟友”的苏联，不过是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伪装的敌人。人们从戈培尔和苏联的宣传家的行径中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玩弄“天然盟友”动听字眼的人，实际就是“天然”的侵略者，因为疯狂的侵略扩张，正是它们固有的本性，或者说，是“天然”的本性。

第6版()专栏：今古人物 电学的奠基人富兰克林 陈养正　苏沃涛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十八世纪美国杰出的发明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近代电学的奠基人。 一七○六年一月十七日，富兰克林诞生在波士顿城。他八岁上学，十二岁到他哥哥的印刷所里当学徒。在五年时间里，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夜夜用功到深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印刷所里印刷的每一本新书和其他报刊，从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十七岁时，他离开波士顿，展转到费城和伦敦，又当了七年印刷工人。他边努力工作边勤奋自学。广泛的兴趣，强烈的好奇心，刻苦钻研和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精神，以及为科学献身的思想，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奠定了基础。 富兰克林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电学实验的人之一。他提出了电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假说：电是一种在平常条件下以一定比例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的要素。他还发现，电可以从一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在任一绝缘体系中，总电量是不发生变化的。这一结论就是近代电学中所谓的电荷守恒定律。富兰克林还第一次用数学上的正负概念来说明两种电荷的性质，说明了电的来源和在物质中存在的情况，说明了一些电介质的特性。他是电学史上第一个正确解释电荷性质的人。这些实验，使近代电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并为它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一七五二年七月，富兰克林进行了一次震动世界的吸取天电的实验。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的。他听了一个欧洲电气学者的讲演，受到了启发。他想，雷是不是电？于是马上设法要把雷中的电收到莱顿瓶里。他同大儿子用一块方丝帕做成了风筝，风筝上系着一根细金属线和一根丝带，另一头结在一个钥匙的圈子里，在雷雨来临时把风筝放上去。闪电通过金属筝线传到钥匙上，这个钥匙就可以使莱顿瓶充电。 这个实验的成功，一举解决了四个问题：一、空中有电；二、云中的闪电和物质摩擦所生的电是相同的；三、天空的电可以收捕；四、证明了带着闪电的物体和带电体之间的相似性。 富兰克林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天电实验。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这位大科学家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 在大约二百五十年前，对于电，人类还茫然无知，更谈不上利用它。当时西方人把雷电当作“上帝的火”。在富兰克林之前，虽然曾有人进行过研究，知道“物物相擦则生电”，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富兰克林在电学研究方面却是最出色的先驱。他从一七四六年冬开始研究电的现象，通过反复的实验，进行总结，并使之上升为理论，于一七五一年出版了著名的电学基础理论书《电学的实验与观察》。此书一出，轰动了整个欧洲。从此，富兰克林成了电学的奠基人。现代许多电学术语，都是他当时创立的。 电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命，电驯服地为人类服务。从日常使用的电灯、电话、电报、电车、一切用电的机器，直至极为复杂的现代尖端技术的发明和利用，都与电的应用密不可分。可以说，富兰克林在二百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为今天高度发展的电学奠定了基础，为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除电学外，富兰克林还有许多其他的发明创造。但是，富兰克林谦虚谨慎，风格高尚，愿将他的一切发明为人类服务。 富兰克林不但是一位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满腔热情地参加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英勇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参加了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为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致力于争取黑人奴隶的解放。 富兰克林于一七九○年四月十七日逝世，终年八十四岁。（附图片）

第6版()专栏：亚非拉反帝反殖史话 不死的图帕克·阿马鲁 罗荣渠 在拉丁美洲流传着许多反抗殖民主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图帕克·阿马鲁这个英雄的名字，几乎可说是贯穿于四百年来拉丁美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全部历史过程。 图帕克·阿马鲁是古代印加族人抗击西班牙殖民侵略的末代领袖的名字。印加族是古代南美安第斯山高原地区的一个印第安部族，建立过疆域广阔、文化独具异采的印加古国。印加国的首府库斯科被早期殖民者称羡为“一座黄金的宝藏”。一五三三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库斯科，洗劫城中的无价之宝太阳神庙和其他庙宇殿堂，接着又灭了印加国，并在利马建立它在南美的殖民统治中心。 印加国覆亡后，印加族印第安人坚持恢复印加国的不屈不挠的悲壮斗争，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先是在一五三六年，印加王曼科·卡帕克逃出了西班牙人的魔掌，率众起义，退踞险要的比尔卡巴豪巴山隘，坚持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直至战死。之后，他的儿子，即图帕克·阿马鲁，继为印加王，继续坚持斗争。起义者学会了使用西班牙的武器，对敌人进行不断的游击骚扰。一五七二年，图帕克·阿马鲁因战败被掳，惨遭杀害。但是，从此图帕克·阿马鲁的名字就成了印第安人和拉美人民争取独立的象征。 图帕克·阿马鲁死难后两百年，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秘鲁爆发了印第安人大起义。起义领导人何塞·加夫雷尔·孔多坎基是秘鲁廷塔省的一个印第安人酋长。他十分仇恨西班牙殖民官吏对印第安人贪得无厌的搜刮勒索。一七八○年十一月四日，他发动印第安人捉住并处死了虐待印第安人的劣迹昭著的西班牙督察，分了他搜刮的财富，由此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孔多坎基在起义中袭用图帕克·阿马鲁的王号，自称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提出了废除徭役制，取消人头税，恢复印加国等口号。在他的号召下，各地印第安人闻风而起，起义者在几个月中达到七、八万人之多。整个秘鲁南部、玻利维亚以及智利和阿根廷部分地区都卷入斗争。在头几个月中，起义军一直胜利进军，并围困了库斯科城，动摇了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统治。西班牙殖民当局赶忙从各地调遣大军进行围剿。由于起义军缺乏训练和严密组织，武器也过于简陋，作战失利，因而在强大的西班牙正规军夹击下，起义遭到失败。何塞·加夫雷尔·图帕克·阿马鲁被捕，当敌人审问他谁是起义同谋者时，他回答道：“唯一的同谋者就是你和我，你是因为压迫人民，我是因为要把人民从这种暴政下解放出来。”他那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深受印第安人的尊敬。当他被押赴刑场时，印第安人不顾殖民统治者的威胁，成群地跪在库斯科街道两旁，表示哀悼。 何·加·图帕克·阿马鲁死后，他的兄弟狄埃戈·克利斯托瓦尔又继承了“图帕克·阿马鲁”的称号，他战死之后，又有人举起这面旗帜，继续斗争。 十八世纪末，以图帕克·阿马鲁为旗帜的大起义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印第安人反殖起义。它是接踵而来的十九世纪初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伟大独立解放战争的光荣先驱。图帕克·阿马鲁的精神是不死的，正象人民在颂歌中所唱的那样： “他们要使他粉身碎骨，决不能得逞。他们要使他身败名裂，决不能得逞。 他们要把他置于死地，决不能得逞。 在折磨他的第三天， 他们相信一切卑鄙勾当都已干完， 图帕克·阿马鲁又回来了！ 他高呼着‘自由’！从大地上站起来。” 从何塞·加夫雷尔·图帕克·阿马鲁之死到现今，历史又前进了两百年。但这个英雄的名字仍然鼓舞着当代拉美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附图片） 何·加·图帕克·阿马普

第6版()专栏： 迎春之夜 明远 斯堪的纳维亚的二月，仍是大地冰封的季节。我们应邀参加瑞典朋友举办的中国春节晚会。汽车从斯德哥尔摩一个小岛出发，越过飞架海湾之上的大小桥梁，经过片片白雪覆盖的森林田野，进入一个小镇子。前方不远的地方，出现两枝碗口粗的冒着很大火苗的蜡烛，分列在篱巴小门的两旁。这是瑞典人民迎客的习俗：光明迎贵宾。烛光映照处，是一座普通的两层楼房，这是老工人塞尔松的家。 塞尔松和油漆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热心瑞中友好的积极分子。七次访华在他心里不断加深对新中国的感情。在他家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客厅里，今晚坐满男女老幼的宾客：有工人、教师，有学习中文的学生，还有旅瑞的华侨。人多了，二十多个童客全部坐在地毯上。客厅虽不大，但陈设却有着浓厚的中国气派：吊灯是中国宫灯，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李琦作画郭沫若题诗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织锦画，左面墙上挂着徐悲鸿的骏马图，右面墙上是户县农民画；正面桌上并列摆着中国和瑞典国旗，电唱机播放着《洪湖赤卫队》选曲。客厅门框上，贴着用红纸写的四个中国字：“大地回春”。这使出席晚会的瑞典朋友，都走过来亲切地欣赏……。这一切，顿时驱散我们从冰天雪地带来的严寒，而象进入阳光绚丽的春天。 晚餐是塞尔松夫妇特地从中餐馆订购的。饭后的文艺节目，有民歌独唱、乐器演奏和民间舞蹈。最受欢迎的，是来自乌普萨拉的一位女青年，她用中文朗诵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好几首诗词。清晰的发音，深挚的感情，激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一位年轻华侨唱的瑞典著名民歌《啊！美丽的维尔姆兰》，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放映瑞典朋友近年访华拍摄的幻灯片时，塞尔松亲自作了充满激情的解说。当解说刚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时，他的神态严肃而庄重；放映去年天安门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如山似海的花圈花篮时，他语调沉郁，声音哽咽；当幻灯映出一九七六年十月北京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时，他激昂慷慨，甚至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帮’！”“十月胜利，呼啦！” 幻灯放映刚结束，塞尔松请大家注意门框上方“大地回春”四个中国字。他热情地说，在中国，粉碎了“四人帮”，人人心情舒畅，政治局面回春了；工农业开始好转，生产回春了；改革了招考办法，教育回春了；科学家受到鼓励，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回春了；很多人增加了工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百花齐放方针重新得到贯彻，文艺回春了……。不等老塞尔松讲完，一位华侨抢着插话说：华侨的心也回春了。在座的其他瑞典朋友也你一言、我一语地列举了中国大地回春的不少事例。 大家热烈谈论着。突然间，院里传来噼噼啪啪的响声，几个孩子在放爆竹和礼花哩！瑞典朋友说，爆竹和礼花都来自中国。说话间，簇簇礼花腾空起，红色的、绿色的、银色的……塞尔松的小花园，刹时变得五彩缤纷了。孩子在欢呼，青年人起舞……。 告别时，塞尔松送给我们一件瑞典有名的工艺品——达拉那小木马。老人伸出温暖的双手，发出热情、豪爽的声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伟大的中国，万马奔腾吧！”

第6版()专栏： 从“芥川奖”的评选谈起 唐月梅 日本文学奖“芥川奖”评选委员会近两年来相继评选上了村上龙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和池田满寿夫的《献给爱琴海》。日本文坛有人把这说成是“在小说不景气和小说衰退声中结出的果实”，还把《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吹捧为日本现代文学的“最高峰”，借此掀起一股描写色情和放荡生活的浪潮。 《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描写一群嬉皮士青年在美军基地附近整天酗酒、吸毒、斗殴、纵欲，沉溺在糜烂的生活中。《献给爱琴海》描写一个颓废的雕刻家，把自己的妻子留在日本，只身赴美留学，过着同两个外国女人鬼混的放荡生活。这样荒淫怪诞的作品居然获得“芥川奖”，使广大读者感到惊讶。日本《人民新报》的文章指出：这是“本世纪末最腐朽的小说”，“广大人民群众是绝不会承认它有什么文学价值的”。 “芥川奖”评选委员会在评选《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和《献给爱琴海》时，都经历过激烈争论，最后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评选《献给爱琴海》时，被誉为“培育‘芥川奖’之父”的评选委员、著名作家永井龙男指出：“这不是文学”，“我简直不能承认”，于是愤然辞去评选委员职务，其他一些评选委员也以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 “芥川奖”是日本文艺春秋社为纪念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以他的名字命名设立的，目的在于奖励文学创作，培养新进作家。现在则由日本文学振兴会主办。它是在日本名目繁多的文学奖中享有较高地位的一种，日本文坛上还有人称它为“登龙门”的奖赏，据说作者一旦获奖，其作家地位即得到社会承认。“芥川奖”自一九三五年设立以来，曾评选过某些比较健康的作品。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反映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特征的虚无主义、生存主义、感觉主义等反动思潮，以及所谓“性的彻底解放”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颓废思想对日本文学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芥川奖”被授予一些淫秽无聊的小说，正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但是，在日本文坛充斥颓废作品的情况下，一些正直的作家，仍在坚持以比较严肃的创作态度，写出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生活、愿望和社会问题的作品。有吉佐和子描写公害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的长篇小说《综合污染》，山崎丰子揭露大资产阶级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腐朽奢侈生活的长篇小说《豪门世家》，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资本主义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在历史小说方面，三浦哲郎的《北方的城寨》、夏堀正元的《北方的墓标》，艺术地记录了沙皇俄国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罪行；司马辽太郎的《空海的形象》，通过日本僧人空海的一生，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有些作品能够触及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象工人作家佐木隆三的《大罢工》，描写了二十年代一个青年工人，通过参加八幡钢铁厂大罢工的斗争，从一个“天皇制”的信奉者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这类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代表着日本文坛的一种健康、进步的倾向，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扬。

第6版()专栏：小资料 世界的语言 现今世界上，语言估计约有二千五百至三千种（有的文献记载约三千至四千种），其中使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只有一百四十种。用得最广的是十种：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日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说汉语的最多，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其次是英语，人口约三亿；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和印地语。说汉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印地语的共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五，再加上说日、德、阿拉伯、葡、法和意大利的语言的，则占人口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使用的语言总共不到一百种。美洲语言多达一千种；非洲语言也近一千种，印度约一百五十种，苏联约一百三十种。 （平）

第6版()专栏：小资料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