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贡献才华〔宣传画〕 王大为

第1版()专栏： 党的教导指航程　加倍努力攀高峰 全国科学大会代表继续分组座谈，深入学习邓副主席阐述的三个问题，决心为科技现代化甩开膀子大干 代表们一致认为，邓副主席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关怀，给我们树立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必将在调动千军万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中产生深远影响。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全国科学大会二十日继续举行分组座谈，深入学习、讨论邓小平副主席的重要讲话。代表们一致认为，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科技队伍的状况，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历史经验。邓副主席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关怀，给我们树立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榜样。这个讲话必将在调动千军万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代表们强调说，邓副主席在讲话中所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负责人温济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曾经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本来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观点，但“四人帮”肆意攻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硬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上层建筑。邓副主席的讲话，拨乱反正，把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完全说透了。大寨大队和昔阳县的代表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大寨大队二十多年来粮食总产由二十万斤增加到近百万斤，亩产由二百四十斤上升到一千三百一十斤，都是同大寨社员群众研究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大搞科学种田分不开的。大寨搞农田建设的劳动工具，最初是“扑篮加铁锨”，后来是“小炮（爆破）加平车”，再后来是“大炮加推土机”。工具改革一次，劳动效率就提高一步。这几年，一个冬天干的活，比过去四、五个甚至十来个冬天干的还要多。许多代表指出，确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以至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作用；就能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放在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地位上。确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当然就是劳动者，这就能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有利于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 邓副主席关于红与专的论述，在代表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许多代表激动地说，邓副主席明确提出了对红与专的正确理解和合理要求，把这个问题讲得那么实在、亲切，一下子解决了问题。过去，“四人帮”硬把“白专”、“反动权威”等等帽子套在我们头上，剥夺我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权利；邓副主席的讲话，解除了我们的思想顾虑，砸碎了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今后我们在工作上可以甩开膀子大干，在学术上敢于钻研、敢于创新了。北京部队某团后勤处副处长叶洪海回顾自己搞发酵饲料的经历说，开始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出了成果。后来，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弄得人们头脑发胀，越搞越糊涂，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干劲，影响了工作。从事理论数学研究五十年的江泽涵教授说，“四人帮”横行时，好多年不准我搞研究，说我“三脱离”。现在，邓副主席把红专问题讲清楚了。今后只要注意世界观改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可以大胆地搞业务、搞理论研究了。 许多代表还说，明确了红与专的标准，保证六分之五业务工作时间就成了理所当然的起码要求。中山医学院副教授吴秀荣说，“四害”横行时，搞业务、搞研究，好象是犯罪似的，现在搞科学研究，可以象工人做工、农民种田那样，理直气壮了。代表们表示，一定要精神抖擞地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不论在思想改造和科学研究方面，都要加倍努力。 邓副主席关于在科学技术部门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论述，使参加大会的科技部门的领导干部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们在座谈中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确实是重要的组织措施，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许多党政干部代表表示，为了发展科学事业，一定要做好后勤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吾愚说，邓副主席在讲话中谈到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这对我们各级干部是很大的教育和鞭策，对心有余悸的人是很大的促进，对科技人员是很大的支持。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党委书记白学光说，我愿意为科学事业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办事员，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科学事业。 二十一日，大会将继续进行分组座谈。

第1版()专栏： 抓纲治钢　后来居上 ——马钢首季炼钢夺得满堂红 现在，从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的马鞍山钢铁公司，向你们发去一封报喜信： 英雄的马钢人，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的三月五日，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全年产钢计划的四分之一；三月十日，又一鼓作气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全年钢的增产计划的四分之一。至此，今年首季产钢计划已经全面完成。 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全公司十六种产品，天天超产，月月上升；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原材料消耗不断下降；钢、铁、钢材等各种主要产品，都连续两个月创造历史月产最好水平。三月上旬，炼铁焦比急剧下降，从全国的下游，跃居全国的上游。三月上旬，冶金部在这里召开了重点钢铁企业降焦会议，来自各大钢铁基地的代表们高兴地说：“现在的马钢，不仅是迎头赶上，而且是后来居上了！” 马钢为什么能后来居上？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马钢学大庆有着光荣传统。早在一九六五年，他们就用“两论”引路，靠两分法前进，由落后变成了全国学大庆的先进企业。一九七五年，马钢坚决按照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关于发展钢铁工业的中央文件，狠抓了企业整顿，下半年钢铁生产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说这是“复辟”、“回潮”、“倒退”，是“唯生产力论黑典型”，进行了严重的干扰破坏。结果，仅第二炼钢厂，一九七六年就烧坏马达三百五十多台，几乎一天烧一台。第三炼钢厂的建设工程，从一九七二年兴建，土建工程大部干完，主体设备已经安装，“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的黑干将硬逼着下马，致使这个大钢厂荒草丛生，目不忍睹。一个刚刚由乱到治的马钢，又被万恶的“四人帮”一棍子打下去了。从去年六月，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以来，马钢党委始终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狠抓企业整顿。他们通过揭批查，拨乱反正，把“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迅速摧毁，使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得到了调整、充实和加强。他们大张旗鼓地召开平反大会，理直气壮地给一九七五年在整顿企业中涌现出来的、被“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打成“唯生产力论黑典型”的八个先进企业，一百四十五个红旗单位的代表和四百八十名标兵，披红戴花，给他们恢复名誉，大树“整顿就是革命”的正气。在喜气洋洋、大干快上的形势下，马钢机修厂为了搞好厂容整顿，认真开展了“三清、五不漏”的活动，全厂有二万五千多人次参加义务劳动。两个月以来，他们清除了垃圾二千六百八十多吨，填平坑洼一千四百多立方，堵住设备上的跑、冒、滴、漏一百九十五处，回收废钢铁四千六百三十八吨。不少工人为了搞好厂内大扫除，把自己家里的塑料布、床单拿到厂里，盖在机器上。他们说：“工厂是战场，设备是刀枪，设备维护好，才能打胜仗。”为了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全国冶金机修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人们看着这个即将成为花园式的工厂，语重心长地说：他们清除掉的不仅仅是几千吨垃圾，而是扫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政治灰尘；他们填平掉的不仅仅是场地上的坑洼，而是端正了人们的思想，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回收的不仅仅是几千吨废钢铁，而是把遭到“四人帮”破坏的党的光荣传统又恢复起来了。 在马钢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地上，“一季闲”的常规已经打破。如今，在第三炼钢厂的工地上，已经不再是“风凄荒三厂，目睹断寸肠”的凄凉情景，而是红旗招展，机声隆隆，巨大的混凝土建筑物，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直上蓝天。英雄的马钢人，正乘全国五届人大的强劲东风，抓纲治钢，拨乱反正，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紧跟华主席继续长征！ 本报特约记者 张振国

第1版()专栏： 全国去年回收废钢铁一千三百多万吨 据新华社郑州三月十九日电　全国各地去年共回收废钢铁一千三百八十八万多吨，超额百分之六点八完成了全年回收计划，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去年废钢铁的利用数量也比上年有了显著增长，这对加快发展钢铁生产、支援农业机械化和轻工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最近，国家计委在河南新乡召开全国金属回收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去年金属回收的成绩和经验，树立标兵，表彰先进，讨论了今年金属回收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加强对金属回收工作的领导，建立专门的金属回收管理机构，广泛宣传回收利用废钢铁的重要意义，大力开展回收利用活动，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做出更大贡献。

第1版()专栏： 这张“包票”靠得住吗？ ——南通地区清查运动述评 新华社南京三月二十日电　新华社特约通讯员陆纯康、刘琪报道：目前，全国各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大多数地区和部门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了粉碎性打击。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和部门，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有的单位直到上级党委采取果断措施，才打开了局面。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就是这样的单位。这里面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曾一再打“包票”，说什么“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这些主要领导人打的这张清查“包票”靠得住吗？让事实来回答吧。 一说“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顶”在哪里？早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四人帮”三箭齐发，这些主要领导人就顺着干，跟着跑，不批那些紧跟林彪反党集团干坏事的人，而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里有个口号，叫做“紧跟形势”。他们紧跟的是什么“形势”？他们卖力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创造性地鼓吹什么“走资派上面有，下面也有；城里有，农村也有；后进单位有，先进单位也有”。地委带头并支持一些县委搞什么“典型”解剖，作为“走资派到处有”的论据，刮起了“层层揪”的妖风，连一些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甚至指使公安机关搞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敌情调查”，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些主要领导人还强调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等等。他们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跟得多么紧！要说“顶”，那是顶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顶了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又说“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确实，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日子里，南通地区表面上一直是很“平稳”的。问题是：怎么“稳”的？“稳”了谁呢？原来这些主要领导人老早就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些人物沆瀣一气，为了报所谓“一保之恩”，把那些“闹而优则仕”的“震派”头头，都封与了大大小小的官衔。用地委某些人的话来说，“这样，他们不闹了，我们就安稳了”。其实，这些地方，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稳”，实际上是“震派”在位，群众受压，稳的是资产阶级的阵地，压的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说“稳”，倒确实是稳了资产阶级帮派的阵脚，稳了“风派”、“震派”的宝座。 “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吗？据广大干部和群众初步揭发，这类有牵连的人和事，地委领导核心里有，地区机关有，县里也有。有的直接同“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南京、苏州等地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紧密配合，上窜下跳，南呼北应，密谋策划，向“四人帮”写效忠信、告黑状，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对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江苏省委领导同志，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进行了恶毒攻击。他们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批孔期间，他们就与苏州市的帮派头目串通一气，在省委会议上起哄发难，攻击省委，干扰斗争大方向。“四害”横行时，他们又进一步拉帮结派，以帮代党，全盘接受“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控制了南通地区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地委和一些县委的局势，成了“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在南通地区“三搞一篡”的基础。“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群众向地委揭发了地区机关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严重问题，地委主要负责人却把揭发的内容向帮派头目通风报信，使群众受到了压制。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所谓“没有牵连”、“没有帮派”，只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南通地区的问题这样严重，这些主要领导人为什么不清查，偏要打“包票”呢？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思想右倾、认识不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错事，有的在“四人帮”“三搞一篡”的泥坑里陷得比较深。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的立场没有转变，怕清查到自己头上，因而拒不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指示，抵制省委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和批评，压制群众的意见。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同时为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开脱，不仅找借口，打“包票”，甚而做假报告，报假情况，企图用一些假象来搪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十分清楚：打“包票”，实为捂盖子。捂盖子就是为了保帮派，保帮派也是为了保自己。这就是兼有“风派”、“震派”、“溜派”特征的“捂派”人物的实质。 南通地区的清查运动，贯穿着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激烈斗争。从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其一，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或单位，总要寻找种种理由打清查“包票”，这种“包票”不过是蒙人耳目的一种烟幕，里面包的却是贻害无穷的隐患。它从反面提醒我们，对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少数地区和单位，绝不能因为它们数量不多而小看，更不能认为他们无关大局而忽视。特别是那些表面上似乎平静的地方，那些看起来没有帮派体系显赫人物的单位，决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捂派”所打的“包票”，否则，就会上当，留下隐患，贻害无穷。这是江苏省委解决南通地区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剖析南通地区清查运动所要吸取的重要教训。　 其二，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或单位，一般说都是这个地区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问题，有牵连。因为他们自身有问题，又不愿说清楚，所以就坐在“盖子”上，拚命捂住。他们所以能暂时捂住盖子，因为他们还在主持工作，尚能利用自己所把持的权力，发号施令，欺上瞒下，抗上压下，干扰运动；而且因为他们手下有帮，还有一定的能量。他们同帮派裹在一起，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妄图保存实力。清查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单位，大都有这种特点。中共江苏省委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从解决领导班子入手，从地委常委内部突破，才改变了南通地区捂盖子、压群众的情况，打开了运动的局面。 其三，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和单位，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压制群众，但是党中央、华主席的指示他们是无法封住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压制不了的。就南通地区机关来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地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的情况早就不满了。许多干部曾向省委反映了南通地区机关资产阶级帮派头目的严重问题。省委为了稳妥准确地解决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运动的领导。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出马，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同时选派干部，充实加强了地委领导班子，还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驻地区机关和县。这样，很快就把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掀起了揭批查的高潮。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帮派势力四面楚歌，清查斗争步步深入，形势越来越好。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你把盖子捂得多紧，一旦上级党委采取有力措施，把群众发动起来，盖子就会迅速揭开，帮派势力就会土崩瓦解，清查工作的后进面貌就会迅速改观。

第2版()专栏： 论梁效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 大家都知道，臭名昭著的梁效就是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化名。这个班底，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拼凑起来的；反革命野心家、政治赌棍迟群和“四人帮”的另一个女黑干将充任它的总管。梁效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跳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政治舞台，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梁效三年的短命历史，就是充当“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急先锋的罪恶史。 “四人帮”为了建立他们的“新天朝”，豢养了一批所谓舆论班子，除梁效之外，还有什么罗思鼎、唐晓文、程越、初澜、任明……。但其中独有梁效的地位和作用特殊，与其他不同。梁效的叫嚣，“四人帮”的亲信视为“重大信号”，按照它的调子策划行动，另搞一套。梁效的黑文，报刊必须排在显赫位置，照登不误，不容改动。梁效的所谓“精神”，那些卖身投靠之辈、冒牌的“反潮流英雄”、打砸抢分子、“闹而优则仕”者奉为“上方宝剑”，恣意妄为，从事捣乱。 象梁效这样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两个学校的所谓“大批判组”，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地位之奇，能量之大，危害之甚，在我党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的一个特殊产物。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关怀的学校，是我国的驰名中外的社会主义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来走在革命运动、特别是青年运动的前列。“四人帮”心怀鬼胎，妄图利用两校的地位和影响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施展偷天换日之术，采取以伪乱真的鬼蜮伎俩，插进黑手，篡夺了两校的领导权，控制了这个重要阵地。他们在这里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并且指使其在两校的代理人，搜罗蒋介石的“理论谋士”、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出卖灵魂的“学者”、投机钻营的“风派”文人，按照江青“既要当秀才，又不要只当秀才”的黑旨意，组成所谓“两校大批判组”，赋予特殊权力，授予特殊使命。在“四人帮”代理人的策划下，梁效在北京大学内部为非作歹，妄图把一些单位直接拴上“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把《北京大学学报》变成“四人帮”的“帮刊”。“四人帮”的黑讲话、黑指示，由梁效伪造为所谓“中央精神”，向外传播，贻害全国。“四人帮”诬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所谓“重型”材料，由梁效炮制抛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由梁效炮制黑文，首先发难。“四人帮”的反动理论，由梁效加工制造。这些情况表明，梁效是“四人帮”帮中央的喉舌，是“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根指挥棒，是“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特别是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的反革命神经枢纽。梁效这种地位和作用，连罗思鼎、唐晓文之类也是莫能望其项背的。 党的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梁效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围绕着篡党夺权这个核心，在政治上，疯狂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扭转大方向；在思想理论上，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狂热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组织上，唯“四人帮”之命是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横行霸道，以势压人；在策略上，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大耍软刀子杀人的鬼把戏。梁效的大量罪证表明，它是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急先锋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 早在六十年代，“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沆瀣一气，紧密勾结。他们鼓吹“打倒一切”，扭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妄图把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改无产阶级专政之“朝”，换成资本主义之“代”。林彪反党集团完蛋以后，“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以更为奸诈的诡计，大搞阴谋。谁主持中央工作，他们就把矛头对准谁，千方百计地要搞下台。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妄图孤注一掷，发动政变，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四人帮”的这条篡党夺权的黑线，构成了梁效的中枢神经。梁效罪行累累，恶迹昭昭，它的主要罪行可以概括为“三倒一捧”。一方面，他们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妄图把周总理、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打倒；另一方面，又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妄想把“四人帮”捧上台，把大野心家江青抬上女皇的宝座。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之名，授意梁效影射攻击周总理，为他们妄图在四届人大“组阁”做了一年的舆论准备。一月份，迟群按照江青的旨意，明目张胆地对梁效叫嚣：“不要孤立地批孔丘，要和党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把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注：这是“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恶毒诬蔑）抬出来”。六月十二日、十四日，王张江姚两次在北京召见梁效，授意“揪大儒”、“批宰相”。事过两天，到十六日，江青又把梁效带到天津，毫不隐讳地向他们进行“路线交底”。江青指令她那个女黑干将向梁效宣读一份国外电讯，内云：“中国当前的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那个黑干将阴阳怪气地注解说：读这份外电“就是让大家了解了解”。这就是梁效那些恶毒影射周总理的反党黑文的渊源。 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指令梁效：“要向权威挑战”。姚文元对梁效根据江青的旨意炮制的一篇黑文，三番审稿，改动达三十九处之多，公然喊出了不要“补天”，要“冲天”，要建立“新天”的妄图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狂言。 “组阁”的阴谋失败之后，“四人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连续策划“倒周”的新阴谋。一九七五年春，他们打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旗，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四月四日夜里，江青特意指令打电话给梁效的头头：“要擦亮眼睛”，“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八月间，江青歪曲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授意梁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大地主、大恶霸卢俊义是宋江拉上山的”，恶毒影射周总理是宋江。梁效根据江青的旨意，按照姚文元批准的计划，大写以“屏晁拉卢”为主题的反对周总理的黑文。 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立即把主要矛头转向邓副主席，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策划了一场以打击和诬陷为主要特点的疯狂的“倒邓”阴谋活动。 梁效在这场反对邓副主席的篡党夺权的阴谋中，充当了极其凶恶的打手。在此期间，“四人帮”先后给梁效下达了一百多条黑指示。他们同时指令其在《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光明日报》社的心腹和亲信，同梁效紧密勾结，炮制黑文。“四人帮”亲信中的头面人物，接踵而来，登门拜访梁效，或递送黑材料，或讨取黑精神。“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了他们“倒邓”的基地，梁效炮制的黑材料从这里向国内外扩散。“四人帮”把他们的“钢铁工厂”、“帽子工厂”的货色一股脑儿端将出来，由梁效兜售。他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把邓副主席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扣上了三十余顶大帽子。其用心之阴险，手段之卑劣，语言之恶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从那时起，“四人帮”就授意梁效进行“倒华”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六年二月，迟群和“四人帮”的另一个黑干将，一唱一和，向梁效头头交底。一个气急败坏地说：“先把他（注：指华主席）放在这个岗位上”；另一个接着叫嚷：“春桥同志在党内照样起作用”。迟群恶狠狠地按照“四人帮”颠倒的阶级关系狂叫：“现在还不能说左派已经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为梁效反对华国锋同志定下了基调。 从一九七六年二月起，在短短的八个月中，梁效反对华主席的阴谋活动搞了三个回合。先是采用影射史学的卑劣手段，大批“代理宰相”。四月以后，他们掀起了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狂风恶浪。张春桥在密令梁效炮制“三本小册子”要增添邓副主席的讲话时，十分诡秘地宣称：“这样就和邓挂得更紧了。”迟群提醒梁效说：“春桥同志想得周到”，“邓小平下台了斗争并没有结束”，“批三株大毒草就是把走资派串到一起批”。寥寥数语，充分表明，所谓批“三株大毒草”完全是他们精心策划的反对华主席的大阴谋。毛主席逝世以后，迟群根据“四人帮”的旨意训诫梁效说：“今后的斗争，就是围绕着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要大写，特写，快写”。十月四日，他们终于抛出了妄图推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篡党夺权的动员令。 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效拚命吹捧“四人帮”，为他们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梁效在内部编造种种材料，为“四人帮”这伙野心家涂脂抹粉，贴金塑造。在公开的舆论中，梁效采取“古为帮用”的手法，编造了一个“要有法家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所谓历史经验，暗示人们，当今中国必须由“四人帮”掌权。 梁效无耻美化“四人帮”的喧嚣声中，以吹捧大野心家江青为最；梁效鼓吹江青当女皇，正是这个想当女皇的江青所授意。她除了密令梁效大吹吕后、武则天作为自己的化身，还把一些见诸史册的女性代表人物挂到嘴边，喋喋不休地向梁效吐露她的内心秘密。什么“周幽王亡国怪褒姒，借纣王问题攻击妲己，要翻案”，什么“秦惠王的太后很厉害，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什么“肖太后了不起，西太后实际上是皇帝”，如此等等。 梁效不负主子所望，那位顾问带头赋诗：“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接着他们又在黑文中，用“武则天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风浪中大步登上政治舞台”的隐语，为江青喊出了想当女皇的反革命心声。 与人民为敌者必然被人民所唾弃，倒转历史车轮之徒逃脱不了被车轮碾碎的命运。“四人帮”策划梁效搞的“三倒一捧”的篡党夺权的大阴谋，随着江青女皇梦的幻灭而彻底破产；他们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受到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应得惩罚。 “四人帮”反动理论的“加 工厂”和“推销店”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作为“帮中央”喉舌的梁效，是这个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四人帮”反动思想理论的加工厂和最狂热的推销店。它对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叫得最响，干得最狂，在搞乱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方面，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梁效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在哲学上，篡改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搞实用主义，猖狂鼓吹历史唯心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歪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离开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侈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鼓吹唯心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颠倒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他们用种种卑劣手法，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根据，妄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盖“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 梁效的反动思想体系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一、“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它的核心。 江青曾经严令迟群，要梁效对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多下功夫”，“一定要写好文章”。 一九七六年一月，迟群在原“两校大批判组”内部，猖狂攻击毛主席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分析的问题，他胡说：“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如何分析？主席在毛选一卷第一篇文章对那时的阶级作了分析。”可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干什么的？哪些人坚持革命，哪些人不干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他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恶狠狠地回答说：那些“大官儿们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有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不要革命的，反对革命的”。梁效就是根据这种反革命基调，蓄意颠倒敌我，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鼓噪喧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迟群篡改为：“现在是决裂的时代，要和过去的一切决裂。”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要和剥削制度和观念决裂，篡改为要和我国革命的传统决裂，要和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决裂。经过这样一番偷梁换柱的伪造，张春桥的“改朝换代”，江青的“彻底砸烂”，姚文元的建立“新天朝”等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口号，都被涂上了一层理论的油采，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们妄图以此搅乱人心，特别是教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去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和建立的一切革命传统决裂。 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梁效肆意篡改革命的辩证法，为其主子制造篡党夺权的“捣乱哲学”。迟群叫嚷对立统一是“折中主义”。他别有用心地把矛盾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割裂开来，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只讲矛盾的斗争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梁效把这种谬论炮制成文，加以论述，公然宣称：“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这样，“对着干”就被装扮成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他们用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煽动学生和教师“对着干”，群众和干部“对着干”，被领导和领导“对着干”，唆使他们的帮派体系同党中央“对着干”，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并且丧心病狂地说：“这种‘对着干’旗帜鲜明，方向正确，好得很！”革命的辩证法，经过梁效这么一番篡改，“四人帮”鼓吹的“捣乱有理”、“篡权有功”，统统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二、梁效鼓吹的腐朽反动的思想体系是托洛茨基主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体。 “四人帮”、梁效冒充左派，招摇撞骗，其实，他们那些极“左”的高谈阔论，全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篡改马克思的原理，炮制出极“左”的“不断革命论”；“四人帮”拾起托派的破烂武器，反对“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用虚伪地赞扬共产主义的办法来贬低社会主义。早在二十年代，托洛茨基诬蔑以列宁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蜕化变质”，妄图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四人帮”袭用托派的老谱，炮制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托洛茨基反对党的领导，鼓吹无政府主义；“四人帮”叫嚷用“群众组织代替党”，煽动无政府主义比托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托洛茨基大搞派别分裂活动，“四人帮”更是苦心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无论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梁效鼓吹的“四人帮”的那一套极“左”的玩艺儿，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和变种。 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是“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他们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对“四人帮”是否有利，是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决定行动的准则。老牌实用主义者胡适曾经宣扬，历史就象一个驯服的女孩子，可以随你打扮。梁效在搞影射史学时，运用得可谓“纯熟”。孔丘在他们手里就象一团泥巴，根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一会儿捏成这个形象影射周总理，一会儿捏成那个形象攻击华主席，一会儿又捏成另一个形象诬陷打击邓副主席。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笔记》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此历史也变成了商品。……得钱最多的文章，就是历史捏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些捏造历史的文人得到资产阶级的奖赏一样，梁效由于搞实用主义的影射史学颇为有功而倍受“四人帮”的宠爱。梁效还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把理论上的江湖骗术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结合起来，既能把捏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真的，又能把中央领导同志完全正确的讲话，加以篡改，说成是错的。 封建主义是梁效腐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在他们喧嚣一时的所谓“儒法斗争”的鼓噪声中，“钦定”了一大批法家人物，编造了一条所谓“法家路线”，把自己封为古代法家的继承人，胡说什么由他们这个法家集团主持中央工作，当今之中国才有希望。梁效花了很大的气力论证“四人帮”的这个邪说。法家人物在历史上一定时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法家学说只能是封建地主借以维持其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梁效把它奉若神明，胡说：“对法家的态度，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四人帮”妄图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分成“儒家”党和“法家”党。他们颂封建主义之古，非社会主义之今，叫嚷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要推行“法家路线”，续法家的家谱。他们为帝王将相大唱赞歌，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制造“法家创世论”；大肆宣扬法家的经济措施，妄图以此来“修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他们鼓吹“闭关自守”，要把伟大的中国搞成一个“锁国”。他们特别推崇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四人帮”的法西斯暴政提供论据。他们鼓吹的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社会主义。它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封建社会主义一样，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见《共产党宣言》）。 可是，时代不同了，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当人民发现那些封建社会主义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对梁效鼓吹的“四人帮”发明的封建社会主义，则是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 要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必须彻底揭露批判梁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梁效也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它留下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铁证，记录了“四人帮”那一套思想、理论的“自白”，给人们提供了识破阴谋家和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颇为有用的资料。 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 江青把原“两校大批判组”叫做她的“班子”。梁效也胡吹自己是什么“中央的理论班子”。它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以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为惯伎，招摇撞骗，俨然成了一个“绝对权威”的“发言人”。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梁效凭借主子的淫威，神气得很。那个被毛主席斥之为“北京一霸”的梁效总管，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梁效的黑文连篇累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四人帮”亲信中的头面人物登门“拜访”，帮派体系中的小兄弟也写信投靠。梁效自认为建立“帮天下”的“大业”终将告成，令人可笑地把自己未来的“女皇”给他们的授意、“批件”，叫做“党的核心机密，重要的历史文献”，采取防潮措施，精心加以保管，一心准备迎接“四人帮”的“新天朝”。 但是，正如毛主席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所深刻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对于梁效的倒行逆施，我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早已有所察觉，并且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和抵制。有的干部愤怒地说：“我们听‘件’（指党中央的文件），不听‘章’（指梁效的反党文章）”；不少的人寄信给梁效，或同其辩论，或给予痛斥；广大群众则用实际行动抵制和批判梁效祸国殃民的谬论。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他们也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 表面上神气活现的梁效，实质上却是外强中干，色厉而内荏，虚弱得很。梁效住地严加防范，它的内部，纪律森严，组与组之间的“重大任务”，不得相互询问；跟随自己“女皇”出巡的行踪，不得对他人言知。甚至住地附近，死一条狗，也要立下专案，验尸分析一番，判断是不是反对他们的“政治案件”。梁效神经脆弱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之后，江青一度潜居，窥测方向，伺机反扑；迟群也缩在清华园里。这时，梁效好象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去向。江青复苏过来，手点梁效总管的脑门儿说：“刚刮个六级台风就顶不住啦？！”并且采用她特有的手法，给梁效送去小米，还写书信叮嘱：“把小米煮成粥给班子的同志们喝”，为梁效“灌迷汤”，打强心针。 一九七五年秋，当“四人帮”策划新的阴谋时，迟群拍案狂叫：“他妈的，这下好办了”，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带领梁效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可是他又歇斯底里地叫嚣：“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如同有人夜间行路，口喊“我什么都不怕”的高调，借以驱散自己内心的恐惧。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梁效在阴暗的角落里，一面炮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另一方面，又唯恐“四人帮”的阴谋败露破产，鬼鬼祟祟地编造什么“处于困难时期如何坚持斗争”的资料，为自己壮胆。梁效就是怀着这种政治赌徒的心理，同它的主子一起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这是一条历史的定律。

第3版()专栏： 把青春献给祖国 ——记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广东省水利电力局副总工程师马乃耀 广东省水利电力局副总工程师马乃耀，一九五三年清华大学毕业以来，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从黄土高原到南海之滨，在水电事业上，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显著成绩。 火热的革命激情 马乃耀大学一毕业，连家也不回，就立即奔向工作岗位——当时的燃料工业部兰州勘测处。 黄土高原，风沙弥漫。马乃耀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带上干粮和咸菜，和同志们一道，沿着悬崖陡壁，爬上怪石林立、空气稀薄的山顶进行观测。马乃耀本来不是学测绘专业的，但他根据党的需要，在实践中努力钻研测绘技术，编写了《大地计算讲义》，深受测量队同志们的欢迎。在大地“三角网平差”计算中，他提出了简易计算方法，获得了“合理化建议”奖金。在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年，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南水水电站大坝工程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关键时刻，组织上把马乃耀调到了南水工地，让他参与领导爆破技术设计工作。这对年轻的马乃耀来说，是多么大的信任，又是多么重的担子啊！ 从广州开往韶关的列车，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飞驰，马乃耀心潮澎湃。苏修想以撤走专家、停运水轮发电机组来卡我们的脖子，办不到！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三座大山”都推翻了，这些困难还克服不了！马乃耀决心突破爆破技术的难关。到了工地，他恨不得立即装药爆破，让山头腾空而起，按照人们的意愿，飞向指定的方位，筑成一座拦水大坝，让河水流向水轮发电机厂房，把电输送到四面八方。 定向爆破，对于马乃耀来说，是个新技术，搞不好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为了这，他吃不下，睡不着，夜以继日地翻阅国内外大量资料，东奔西跑到兄弟单位求教，几十次、几百次地进行爆破试验。在铁道科学院和铁道兵同志们的协助下，经过一年的奋斗，马乃耀终于提出了定向爆破筑坝抛掷堆积的计算方法——“体积平衡法”，解决了定向爆破技术上的一个大难题，成功地进行了千吨级以上的大爆破。一声巨响，百万方石头飞向指定方位。运用这项新技术筑起一条高达六十余米的拦水大坝，比人工节约投资近六百万元，节省工日近二百万个，工程提前七个月完成。 南水大规模的定向爆破筑坝成功，标志着我国爆破技术的新水平。为了总结这一成功的经验，马乃耀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单独或者同别人合作，写出了《大量爆破设计与施工》、《体积平衡法》、《试论爆破工程地质学》、《爆破对基岩破坏范围的研究》、《南水电站定向爆破对导流隧洞的影响》、《南水电站定向爆破筑坝的设计与体会》等论著，为今后爆破技术的提高奠定了理论基础。 沸腾的战斗生活 黄埔港湾，是江海联接、水陆联运的重要枢纽。但是，航道暗礁很多，仅大濠洲航道的“大石二石”水域里，就分布着二万八千平方米的礁石，严重地威胁着航运的安全。一九六八年，广东省委作出了炸掉“大石二石”，疏通黄埔航道的决定。 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马乃耀的肩上。有的同志关切地对他说：“一些外国专家都不敢动大石二石，你能行吗？”在旧社会给人家放过鸭子，做过伐木工的马乃耀，对党对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马乃耀象当年攻克南水爆破筑坝难关一样，决心攻克水下爆破技术难关。 马乃耀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干得火热。他们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很快造出了第一艘水上钻孔爆破作业船。在开始爆破试验时，首先碰到了采用什么方法装药的问题。如果采用水面固定套管装药，需要大量的无缝钢管，而且需要封港停运才能爆炸；如果采用水底短套管装药，不用封港停运，但要冒着生命危险潜水装药。马乃耀一次又一次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搜集有关资料，终于研究成功了一种能随潮水涨落自动调节的伸缩套管，并研究出利用水中爆炸的冲击波，把抛掷到水中或空中的残留导线由卷扬机拉回的新工艺。 如何爆破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炸飞的大量礁石堵塞航道，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水下能不能和在陆地上一样，搞定向爆破呢？这又成了马乃耀新的课题。他和同志们一起，经过四百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保证某船厂万吨船坞的安全，马乃耀又精确计算了船坞前沿近距离炸礁的爆破参数，进行了一百五十多次试验，整理了七千多个数据，研制出了抵御冲击波的“低压气泡帷幕”防护措施，确保了万吨船坞的安全。 马乃耀就是这样，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经过四年的苦战，全部炸掉了“大石二石”五十万立方礁石，疏通了黄埔航道，还为国家节省工程费用一千多万元。 一九七五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马乃耀怀着激动的心情，转战到农业战线上。他带领一个爆破组，深入山区、平原，进行爆破造田、开河筑坝，并研究拦截南海一角，改造万亩良田的爆破新技术。这时，“四人帮”“唯生产力论”、“技术挂帅”、“白专道路”的帽子满天飞舞。马乃耀不怕鬼，不信邪，坚信大干社会主义有理，为革命钻研技术无罪。他在省水电局党组织的领导、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三次农业爆破技术训练班，挤时间编写了《农业爆破技术》。在中山县横门，一次装药一百二十吨的海底定向抛掷爆破，成功地形成了长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的浚深区，减轻了上游二十二万亩耕地的洪涝灾害。五华县琴江下游治河工程，一次装药一百二十六吨，爆破岩石四十万方，节省劳动日二十六万八千个。 无畏的英雄气概 搞爆破作业，往往被人看作是“苦差事”，还常有预测不到的危险。在黄埔爆破的时候，有一次要施爆了，马乃耀忽然发现，水底钻孔内起爆的电线被工作船底卡住了，怎么也拉不上来。通航的时间到了，一艘万吨巨轮正沿着航线冲来，一场严重的事故眼看就要发生，情况十分危急。找潜水员去已来不及了，自己下去吗，有葬身海底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乃耀不顾个人安危，把棉衣一脱，纵身跳入水中，潜入海底把电线拉了上来，免除了一场重大事故。 “四人帮”横行时，连马乃耀这样一个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人企图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并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马乃耀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宝贵技术资料，被人搞掉了；家里的钱财衣物，也被人抄走了。这一切，的确给马乃耀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阻止不了他前进的脚步，动摇不了他为党为人民献身的决心。你批你的，我干我的。别人不上班了，他坚持上班。乱得最凶、无法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在宿舍里研究技术书籍，编写专业论著。 “四人帮”被粉碎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给我国科学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乃耀的干劲更足了。一九七六年秋，他接受了云浮铁矿揭盖爆破的任务。为了把几年来研究的接力式定向爆破的新技术应用上去，他接连三天三夜没有很好休息。心血没有白费，接力式定向爆破终于成功了。这种接力式定向爆破技术，比之常用的定向爆破技术，抛掷力量增加百分之十五，抛掷距离增加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现在，马乃耀的这项研究成果，已广泛推广、应用，它将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马乃耀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树雄心，立壮志，向新的科学技术高峰攀登。 本报记者　颜景政

第3版()专栏： 扑不灭的灯火 ——访化学家蒋明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蒋明谦，从事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的研究数十年了。七十年代初，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找到了“同系线性规律”。这项科研成果被“四人帮”压制多年，最近终于刊登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向国内外发表了。 由于近代化学的发展，世界上的有机化合物已达上千万种，而各种化合物的性能则取决于它们的结构。弄清了物质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按照需要的性能来设计结构，人工合成新的化合物。从三十年代开始，国际上许多科学家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普遍的定量规律。 蒋明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国内外浩如烟海的有机化合物光谱数据中，发现了同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与性能之间存在着定量关系，从而概括出了一个简明的经验公式。应用这个公式，就能推算出有机化合物的二十多种物理化学性能，其中包括六百个以上的同系列，七百多种取代基，几千个化合物，规律性居于优和良级者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国一些著名化学家认为，这是在物质结构与性能关系研究上的一项新的突破，理论上和实用上都很有价值。这项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为了寻找这个规律，蒋明谦走过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从三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发表了几十篇科学著作，都是围绕着分子结构与性能的内在关系而进行的一次次艰苦探索。但是，这些探索由于受到西方片面强调基团主导作用这一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没有能取得突破。 正当蒋明谦和助手们为此而苦恼的时候，一九六三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来到他们的实验室，听取了蒋明谦的汇报，叮嘱他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指导科学研究，寻找同系物的规律。这些话，使他豁然开朗。他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正确处理了有机物分子的整体性与基团相对独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九六四年，终于找到了这些有机物性能与结构的直线关系，寻找规律的大门打开了！蒋明谦为了论证这个规律所具备的普遍性、准确性和专一性，查阅了一种种实验资料，运算一个个数据，描述一条条同系线，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蒋明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当时，“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刮起了“打倒一切”的妖风，挑起了“全面内战”。蒋明谦的科学研究也受到了冲击。他的实验室被拆掉了，人员被撤走了，多年积累的资料被当做“四旧”处理掉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几乎变成一无所有。他认为，现在搞的这一套，决不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因此，尽管当时他头上带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身上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棍子，但并没有灰心丧气。白天不能干，就晚上干。实验室没有了，他就到图书馆找文献，查数据。研究所里的图书馆不能去了，就跑到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去。没有助手和计算机，就自己翻阅上千篇文献，制作出上万张卡片，每张卡片都记载着几个、几十个到成百个数据，而许多数据都要自己亲自运算，反复验证。多少个夜晚，蒋明谦的书房里都亮着灯火，他伏案工作，坚持攀登科学高峰。林彪、“四人帮”的阵阵妖风，都无法扑灭这盏灯火。 一九七二年，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三次到蒋明谦家里，向他传达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鼓励他大胆工作。柳大纲说：“我是代表党委来贯彻落实周总理指示的。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顶住。”在周总理指示的鼓舞下，蒋明谦决心写出十篇关于同系线性规律的论文。到一九七四年，他把头两篇论文交给了党组织。正在这时，“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为名，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刮起一股批“理论风”的妖风。霎时间，什么“自留地”、“资产阶级自由化”、“名利思想”等等大小帽子，又一古脑儿向蒋明谦头上压来。他的论文发出去了，又被追了回来，硬是不准发表，而且剥夺了他搞科学研究的权利，他被调离化学所，改做翻译校对工作。但是，蒋明谦并没有被压倒。夜晚，他依然在灯光下，埋头研究。一年之中，他又接连写出三篇论文。“四人帮”打击迫害科学家的罪行，激起人们的愤慨。一位与蒋明谦素昧平生的年轻研究人员，懂得他工作的价值，挺身而出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领导同志，反映了蒋明谦的遭遇。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中国科学院经过调查，专门发了第五十期简报，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蒋明谦的研究，批判了对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院领导同志找蒋明谦谈话，蒋明谦激动地说：“我要为中国人争气！”院领导同志说：“不但争气，而且要争光！” 一九七六年，中关村笼罩着乌云。三月，春寒料峭，他害了一场大病，刚从医院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就听说“四人帮”的爪牙，诬蔑科学院一九七五年第五十期简报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把矛头直接指向华主席、邓副主席。当时，有人多次暗示蒋明谦赶快自己起来“批判”这期简报，他都严词拒绝了。风声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可是蒋明谦仍然态度坚决，他说：“我不能违心地乱说。七五年简报是正确的，它不仅涉及我个人，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党的政策的落实，关系到科研要不要搞上去的问题。”他对曾经支持过他的那位年轻研究人员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干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工作接过去！”他的血压升高了，仍然坚守岗位。白天他到办公室，递上医院开的病假条子，晚上回到家里，却掏出一把把从图书馆资料上摘录下来的小条子。夜阑人静，他书房里的灯光又亮了。见到有什么可疑的人“登门拜访”，他便熄掉电灯，说道：“请看电视吧。”人一走，他又扭亮电灯，伏到案上去了。就在这个时刻，他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四川有个青年技术员，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支持他把理论有机化学的研究搞下去。北京工业学院一位老教授，知道他受批判，就跑到他家里，对他说：“批，也要干。科学是批不倒的！” 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蒋明谦也保持着科学家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为了论证同系线性规律，他用的是归纳法，尽可能掌握和概括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使上万种有机化合物都有规则地分布在一千多条直线上。有时，一个化合物离开直线仅仅一发之差，他也要追根究底，重新推算和描述，直到准确无误地反映在这条直线上为止。一九七六年，他全部完成了关于同系线性规律的十篇论文，用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在抓纲治国的头一年里，他日夜赶写出一部三十万字的阐述同系线性规律的专著，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紧接着，他又研究和撰写《共轭效应结合规律》，争取作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不久前，他还赋诗明志：“所憾龙钟态，常怀紧迫情。形势无限好，补牢趁晚晴。老马尚识途，何吝事长征。倍惜桑榆景，努力更一程。” 新华社记者　周昭先　周郁夫 （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笔题写刊名 少儿读物《我们爱科学》丛刊重新出版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由英明领袖华主席亲笔题写刊名的少年儿童读物《我们爱科学》丛刊，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已经出版。 《我们爱科学》丛刊，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六○年三月创刊的。创刊后共出了十四期，曾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和好评，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该丛刊也被扼杀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去年这个出版社以《少年科技》的刊名出版了两期。今年开始，恢复原刊名，重新出版。 这期《我们爱科学》丛刊，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图文并茂。在首篇文章《亲切的关怀　战斗的号令》中指出，华主席的光辉题字——“我们爱科学”，这是华主席和党中央向少年儿童一代直接下达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战斗号令。广大少年儿童一定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从小努力学政治、学文化，养成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气，树立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准备着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在这一期《我们爱科学》丛刊里，重新发表了创刊号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的题词和全国科协顾问高士其同志写的题为《献给〈我们爱科学〉》的诗。还向少年读者介绍了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的故事，刊登了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以及介绍各种科学知识的文章。

第3版()专栏： 教育部通知各地 决定放宽报考研究生的年龄限制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为了广开才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教育部最近给各地发出通知，决定放宽报考研究生的年龄限制，凡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以后出生的都可以报名。 教育部的通知还决定，凡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入学后因故中断学习而分配工作的研究生，重新报考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时，在贯彻择优录取原则的前提下，经德智体全面衡量，在考生条件相同时，可以优先录取。他们入学后经学校考核，如果基础课合格，可以免修，直接进入专业课学习或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习年限也可以适当缩短。

第3版()专栏： 《少年百科丛书》将陆续出版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为了在少年读者中树立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少年百科丛书》中的第一批，于最近出版。 这次出版的书目是：《科学家谈数理化》、《浮力的故事》、《生命进行曲》、《石油的一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代科学家的故事》、《作文知识讲话》等。 最近出版的这批丛书仅是这套《少年百科丛书》中的一小部分。这套丛书出齐后，预计总数大约有三百多种，范围涉及古今中外，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计划在三年内将出版这套丛书的一百种左右，今年出书二十至二十五种。 编辑出版这样一套少年阅读的文库式的百科丛书，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它是初中学生和同等学历的少年的课外自学读物。

第3版()专栏： 上海医学界学术交流活跃 据新华社上海三月二十日电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在最近两个多月里已经举行了肿瘤、内科心血管、消化病、普通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病理、医学检验等十多个医学专科年会，中华护理学会上海分会也举行了护理学年会。这些年会上共宣读和交流了一千五百多篇论文。 在这些年会上交流的论文水平较高，反映出一些医学科研成果已达到先进水平。一年多来，上海有六家医院成功地进行了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并写出了我国第一批有关肾移植的论文。这些论文在泌尿外科年会上作了介绍。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三十多例肝脏海绵状血管瘤病人，采取多种方法进行诊断和治疗，提出了与其他肝病的鉴别要点，并证明用切除手术的方法效果最好，其中包括手术切除瘤重达三十六斤的一例也获得成功。

第3版()专栏： 长春举办大型地质学术报告会 新华社长春三月二十日电　长春地质学院与东北三省地质部门最近在长春联合举办了大型学术报告会。科技人员向报告会提交的二百多篇科学论文，内容涉及到地质、矿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物探、化探、仪器制造、测试方法等地学的各个学科和领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地质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地质科技战线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十分重视。在提交这次报告会的论文中，属于基础理论和基础地质研究的约占百分之六十。还有许多论文的课题是同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有关的。如富铁矿、富铜矿、水肥等资源的寻找问题。会上还介绍了国内外在地质研究某些领域的学术动态。 由于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次学术报告会开得十分活跃。年逾八十岁的地层古生物专家俞建章教授，亲自登台作了《中国丰宁纪地层与珊瑚群》的长篇报告。许多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

第4版()专栏： 科学研究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 本报记者述评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下，全国科学大会正在热烈进行。几天来，与会代表分组认真讨论邓小平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和方毅副总理的报告。大家讲得好，要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必须使科学研究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 科学技术的发生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技术来源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了。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正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早就明确指示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应当联系实际，使研究工作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攻击四个现代化，对科研要走在生产前面这个论点横加指责，说什么“科研走在前面，难道马克思主义要走在后边？阶级斗争的纲朝哪里摆？”代表们愤怒指出，这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偷换概念的卑劣伎俩。我们讲科学研究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是指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讲阶级斗争与生产建设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任意混淆。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就已经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前提下讲科学研究同农业、工业和国防的关系，同生产建设的关系，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走在后边以及阶级斗争往哪里摆的问题。 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对科学技术的严重干扰破坏的同时，代表们举出许多例证，说明科学技术对生产建设所起的重大促进作用，说明科学研究一定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 事实是最好的证据。科学院的一位代表拿出了一个统计材料，向大家说明科学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统计材料说，世界工业生产，在二十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百分之五到二十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取得的；而现在，劳动生产率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有的甚至百分之百，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取得的。在农业方面，世界上农业技术发达的国家，有的平均每个劳动力种九百多亩地，每年生产十几万斤粮食，也是采用新的科学技术的结果。 许多代表认为，要使科学研究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必须首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一种思想是，抓好生产就行了，科学研究可有可无。科学研究是不是可有可无呢？大庆油田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会战初期勘探阶段，他们抓住提高钻井速度和取心质量，组织科研攻关；开发阶段，他们抓住搞清油层和注水采油中的工艺技术，组织现场试验；进入含水采油阶段，他们抓住分层注水、分层堵水、分层改造挖潜，猛攻一套分层开采的工艺技术，自始至终坚持科研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因而高速度、高质量地拿下了大油田，而且一直保证高产稳产。试问，如果不进行科学实验，不使科学研究走在生产建设前面，大庆油田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吗？横贯大西北高原上的我国第一条输送电压最高，容量最大，距离最长，海拔最高的超高压输变电线路，成套设备达九大类、二十三个品种。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基本研制成功这些难度大、要求高的设备产品并且安装运行，原因也就在于科研走在生产的前面。承担设备制造任务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在接到任务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万六千多次断流容量试验，近四万次高压绝缘试验等大量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必要的数据，设备结构大体选定。试问，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实验，这条线路能迅速建成投产吗？ 另一种思想是，只顾完成眼前的生产任务，不计长远，舍不得拿出必要的人力、物力去搞科研，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一方面，当前是长远的基础，不搞好当前，就谈不上长远，当前生产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当然要抓好。另一方面，也要预见到生产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解决新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要看准技术的发展方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量事实证明，不抓科研，当前的生产任务也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第一座长江大桥落成后，承建工程局满足于有了些建桥经验，没有进一步搞好科学研究，结果修建滹沱河大桥时吃了一次苦头。由于遇上了河床冲刷这个新问题，桥梁基础该埋多深，没有事先通过科学实验，验证正确的计算公式，结果桥墩刚建成，梁还没有架，一场洪水就把桥墩冲得倒的倒，歪的歪，只好临时再作科学实验，进行重建。这个局接受了这次深刻的教训，兴建南京长江大桥时就自觉地坚持科研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胜利建成了这一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宏伟工程。如果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思进取，那怎么能够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呢！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建筑研究所预见到普通混凝土在青海盐湖地区会产生严重腐蚀，坚持长期在实验室进行抗腐蚀混凝土的科学实验，最后确定了矾土水泥及其施工技术措施，适应了新铁路建设的需要。 还有一种思想障碍是，因循守旧，不注意接受新鲜事物，不认真钻研科学技术。代表们指出，有的地方竟然出现过这种怪事，放着先进设备不用，仍然进行手工操作。习惯势力必须克服，新鲜事物必须接受。广东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十几年前还是一个不满百人，产品单一的小厂。后来在设计科基础上建立了超声电子研究所，担负超声波检测设备、诊断仪、示波器研制工作，实现了科研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苦干加巧干，使产品不断更新，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去年先后投产三十五种产品，产量为一九六三年的五十二点三倍，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又比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合成橡胶厂原来只生产一种丁苯硬胶，聚合时间长，质量不高，用户不欢迎。后来，他们根据生产上的需要，研究出一种新的配方，对原有装置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出了松香丁苯软胶，产品性能得到了很大改进，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第4版()专栏： 春光无限好 ——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分组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 初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首都友谊宾馆主楼一层的会议室。三月十九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二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在这里进行分组座谈，室内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邓小平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方毅同志的报告，象一股温暖而清新的春风，把毛泽东思想的温暖送到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心里。 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激动地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回想在旧社会，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连生活都无保障，那有什么钻研科学、为祖国服务的可能。他说，十年前的三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给了我亲切的关怀和教导。十年后的同一天，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个历史的巧合，真使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深深感到党的伟大和温暖。 七十七岁的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已经鬓发皆白了，他精神焕发地说，全国科学大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创举。这样空前的盛会，举世瞩目，真是了不起。邓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号召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却发表很多荒谬论调，造成思想混乱，流毒很广，非肃清不可。 老科学家觉得自己现在是越活越年青，越干越有劲。物理学家汪德昭兴高采烈地说，“邓副主席和方毅同志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们心坎上。参加了昨天的大会，我就可以多活十年。现在我想再干它二、三十年。活着就要革命，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革命就是要搞科研。”他的话，马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坐在一旁的女物理学家何泽慧，也是满头白发了。她说：“我们年纪大的人，都变得年青起来了。”这一句话，引起了满座的笑声。 想起“四人帮”横行时科学家遭到迫害的状况，人们抑止不住心头的愤怒。物理所先进工作者、四十多岁的陈春先说，过去总是感到有劲使不出来，工作不理想。并不是看不到方向，也不是我们中国人不会干，而是被“四人帮”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心里老是盼望有一天党中央来抓科学，来个大跃进。现在好了，科学已成为全民的事业。他讲到这里，甘柏同志向大家报喜说，陈春先所在工作单位的同志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特别是最近夜以继日地加紧工作，已经在三月十八日下午完成了某一项装置的改装任务，作为向全国科学大会的献礼。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接着说，“今后二十多年是我们最美好最有利的时光，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党中央为我们创造的条件，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正在热烈讨论中间，作家徐迟和秦牧等人来到会场，同科学家见面。陈景润马上离开座位，把徐迟同志拉到自己身边，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徐迟同志笑着对大家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会盛开科学之花、文学之花。我们一些文学工作者，准备分头访问大家，向这里的科学家发动一场“进攻”。话音未落，笑声即起。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 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尽的话语，表不尽的心意。科学家们都深深感到，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刚刚结束，全国科学大会又胜利召开。祖国的首都，群贤毕至，人才荟萃，正在齐心共绘四个现代化的宏图远景。在这无限美好的春光里，让我们向着伟大壮丽的目标起飞、奔跑吧！

第4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尼泊尔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和夫人。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司长梁枫、高建中。

第4版()专栏：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了以深谷隆司为团长的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访华团。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日本青年朋友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他希望中日两国青年共同努力，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理事贾学谦等参加了会见。 访华团将在日内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附图片）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会见了以深谷隆司为团长的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耿飚付总理会见巴勒斯坦新任驻京办事处主任 耿飚副总理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中国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在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新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塔伊布·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哈茂德时强调指出，最近，以贝京为首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悍然侵入黎巴嫩南部地区，屠杀当地居民，妄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武装力量。这是对黎巴嫩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是对巴勒斯坦和全体阿拉伯人民一次新的严重的挑衅。 耿飚副总理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这次新的入侵事件，再一次暴露它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为敌的顽固立场，也是超级大国怂恿和支持的结果。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坚决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和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所采取的严正立场。耿飚副总理表示，中国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 今天上午，耿飚副总理会见了塔伊布主任，双方就当前中东局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进行了诚挚亲切的谈话。塔伊布主任向耿飚副总理转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亚西尔·阿拉法特给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信件。 谈话中，耿飚副总理表示相信，巴勒斯坦人民是英勇不屈的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得到日益广泛的国际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和恢复失地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他们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在全世界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必将最终实现自己的民族目标。 塔伊布主任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所持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他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将加强团结，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副主任萨米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第4版()专栏： 钟夫翔部长会见法国邮电技术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　钟夫翔部长今天会见了以塔巴尔先生为团长的法国邮电技术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邮电部副部长李玉奎，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礼蔼参加了会见。代表团是应邮电部邀请于三月十六日到达北京的。代表团将于近日去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第4版()专栏： 刘西尧部长欢宴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 南斯拉夫同志参观北京大学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学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兹温科·克内热维奇博士为团长的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 在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刘西尧部长首先祝酒。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往来不断增加。一九七六年我教育代表团访问贵国受到热情接待，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克内热维奇博士率代表团来访，为我们两国教育界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又一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克内热维奇团长在祝酒时说，目前，我们南中两国在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合作如同其他方面的合作一样正在顺利地发展。我们这次来访正值中国科学大会召开之时，而我们正是对科技研究方面怀有兴趣。我希望这次访问使南中友谊和教育与科学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发展。 出席宴会的有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北京大学负责人韦明，外交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外经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于洪亮、朱永行、张国维、张岐等。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时，李琦涛副部长和德鲁洛维奇大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大学校园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 北京大学师生和南斯拉夫教育界的朋友曾经有过多次交往，今天再次欢聚，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学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兹温科·克内热维奇博士率领的代表团来到北大时，受到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党委副书记韦明的热情接待。代表团的同志们在北大校园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共一百多人进行了座谈。克内热维奇团长和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文化、体育秘书斯蒂佩·舒瓦尔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教育发展情况、教学方法、中小学学习课目、考试和招生制度。周林副部长感谢南斯拉夫同志给大家作了一次很好的报告。他说，这次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午，周林同志在颐和园的听鹂馆设午宴招待南斯拉夫朋友。宾主畅叙了中南两国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一九七四年曾经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北京大学代表团成员倪孟雄说，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北大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古典文学副教授冯钟芸，在宴会上即席赋诗，热情歌颂中南人民之间的友情。 南斯拉夫同志在北大还参观了电子计算中心实验室和图书馆。

第4版()专栏： 李强部长宴请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外贸部部长李强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欢迎由阿富汗共和国商业部长穆罕默德·汗·加拉拉尔率领的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 李强部长和加拉拉尔部长在祝酒时盛赞中阿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并且表示相信，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阿富汗驻华大使阿齐姆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崔平，以及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奚业胜、刘和林、王晓云等。 今天上午，李强部长同加拉拉尔部长举行了会谈，崔群副部长和阿齐姆大使参加了会谈。 又讯：由阿富汗商业部长穆罕默德·汗·加拉拉尔率领的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是十九日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 钱信忠副部长回京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应邀参加了加蓬民主党建党十周年和邦戈总统执政十周年庆祝活动后，三月十九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第4版()专栏： 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　由几内亚外贸部长塞古·巴里率领的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在代表团离京之前，外贸部长李强专程前往代表团住地，向几内亚朋友们告别。他祝愿朋友们一路平安。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副局长王理清等。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西拉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曾到上海参观访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锦华到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几内亚朋友。

第5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说中孟两国友谊是深入人心的持久的 齐亚总统说李副总理访问将成为孟中友谊的里程碑 新华社达卡三月二十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三月二十日晚上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和夫人出席了宴会。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在宴会厅入口处迎接齐亚·拉赫曼总统和夫人。 宴会开始时，乐队奏孟中两国国歌。 李副总理和齐亚·拉赫曼总统在宴会上祝酒。 李先念副总理说：“我们访问的时间虽然短，但是访问是富有成果的，是难忘的。齐亚·拉赫曼总统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同我们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取得了圆满的结果。我们双方对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感到满意，对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看法一致。明天我们还将愉快地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这将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内容。” 李副总理对在访问期间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且对孟加拉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和表示衷心的祝贺。 他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是深入人心的，持久的。我们祝愿孟加拉国人民在齐亚·拉赫曼总统的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齐亚·拉赫曼总统祝酒时说：“我确信，阁下光临孟加拉国，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将成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与合作迅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祝中国人民继续进步和繁荣昌盛，祝孟中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万古长青！ 宴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宾主频频举杯共祝孟中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在出席宴会的约四百位来宾中有：孟加拉国副总统阿卜杜斯·萨塔尔、前总统阿布·赛义德·乔杜里、负责外交部的总统顾问沙姆斯·哈克等总统顾问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和孟加拉国的各界朋友。 各国驻孟加拉国外交使节出席了宴会。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庄焰和夫人闵自强也出席了宴会。

第5版()专栏： 达卡举行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李副总理 哈斯纳尔主席和李副总理共颂孟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达卡三月二十日电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三月二十日下午在拉姆纳公园举行约六千人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李先念副总理一行。 二十日，达卡市天气晴朗，百花盛开，拉姆纳公园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 当李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在孟加拉国副总统阿卜杜斯·萨塔尔的陪同下来到拉姆纳公园时，与会群众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迎中国客人。 两名孟加拉国儿童迎上前去，给李副总理和夫人戴上花环。 萨塔尔副总统同李副总理和夫人走到彩色缤纷的台上，乐队奏中孟两国的国歌。 达卡市政委员会主席哈斯纳尔致欢迎词。他代表达卡全市人民对李先念副总理表示非常热烈和衷心的欢迎。他说：“我们坚信，阁下光临孟加拉国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令人高兴地存在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与合作关系。” 他说，孟加拉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理上是近邻。两国人民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具有上千年的历史。你们敬爱的领导人、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经两次访问达卡。“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交往，加强了我们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关系，结成了亲密友好和彼此尊重的坚强的纽带。今天，我们两国人民怀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孟加拉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属第三世界。我们两国人民并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控制的斗争，并且共同竭尽全力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说：“现代的中国通过自力更生在发展民族经济和人民的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人民的决心、自我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贵国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远见卓识和治国才能赢得了人民的无限尊敬和钦佩。孟加拉国人民也受到了相同理想的鼓舞，正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含意。” 他说：“我们相信，您在孟加拉国逗留的时间虽然暂短，但却是愉快的和富有成果的。我相信，您这次的历史性访问，定将进一步巩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接着，李先念副总理在欢迎大会上讲话。他说：孟加拉国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孟加拉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了灿烂的文化。但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给孟加拉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孟加拉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孟加拉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先辈们的光荣传统。在齐亚·拉赫曼总统的领导下，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决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坚持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和农业生产。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加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扬。作为孟加拉国的近邻，我们对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你们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说：“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了祸国殃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安定团结，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遵照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久前，我们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通过了新的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总结了四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进行了规划和部署。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长征的进军大会。我国各族人民正向着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李副总理说：“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西欧和其他第二世界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超级大国的侵略威胁，联合反霸的趋势有了加强。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反霸统一战线日益发展。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扩张行径到处遭到打击，它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是，历史经验和斗争现实告诉我们，超级大国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目前在中东、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等地的动乱都有霸权主义者的插手。世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是一切进步力量观察形势、研究政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坚信，只要各国人民继续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决心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坚决同超级大国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作斗争，胜利就一定属于各国人民，世界是无限光明的。” 他说：“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在一起，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李先念副总理追溯了中孟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之后说：“在近代史上，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共同的遭遇使我们彼此容易接近和互相同情。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两次来到达卡访问，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对孟加拉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真挚的友谊，我们一直有着美好的印象。” 他最后说：“中孟建交后，特别是齐亚·拉赫曼总统访华以来，两国经济合作不断扩大，文化交流、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正在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我们十分感谢贵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朋友们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并继续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们深信，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孟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与日俱增。” 大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哈斯纳尔主席和李副总理讲话时，会场中不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大会上，哈斯纳尔主席把金质的达卡市钥匙献给李副总理。宾主并互赠礼品留念。 出席欢迎大会的有：孟加拉国负责外交部的总统顾问沙姆斯·哈克和总统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高级军官、达卡市政委员会成员、政党负责人和孟加拉国各界友好人士。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李副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庄焰和其他各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结束后，孟加拉国艺术家们为中国客人演唱了孟中两国的歌曲。（附图片） 三月二十日，李先念副总理在达卡市群众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纪念易卜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曹　禺 挪威很遥远，它远在北欧。我不曾到过那个风景绮丽的国度，但是它对于我并不陌生。我和挪威、挪威的人民相识很早，沟通我们的桥梁就是亨利·易卜生（一八二八——一九○六年）和他的杰出的剧作。 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挪威的这位杰出的戏剧大师诞生了。多少个年月过去了，亨利·易卜生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的生命逝去，而是深深地留在挪威人民心中，也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挪威政府和人民正在隆重地纪念易卜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戏剧工作者，遥寄我的敬意和纪念之情。 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对于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志趣、感情，应当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 中学时代，我就读遍了易卜生的剧作。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炼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名著《玩偶之家》。还记得，当年我们演出易卜生的另一部名著《国民公敌》的时候，曾被当时的反动军阀压制过。 对于易卜生的熟悉，不仅限于我个人。五四时期，易卜生的作品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在人们中流传了，在当时我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起到进步的作用。鲁迅先生在他所办的《奔流》刊物中，曾发过易卜生的特集，向中国人民推荐这位挪威作家。早在一九○七年，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易卜生，说他是“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鲁迅还曾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发表了演说。在易卜生的名著《玩偶之家》一剧中，女主角娜拉出走了，这正是易卜生所提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娜拉对于宗教、道德、法律、婚姻的怀疑，也正是作者想要启发于观众的。然而娜拉的出路是什么，易卜生却没有给予答案。鲁迅先生在他的讲演中给了“娜拉”以深刻的评价和分析。 易卜生的早期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剧本大多取材于民间的传说和英雄的故事，富有浪漫的色彩。当他的作品逐渐显示出现实主义倾向，而他成为一位“问题剧”的作家，向读者提出种种社会问题时，他遭到了当时反动势力的攻击。易卜生愤而出国，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回到他自己的祖国。 易卜生鄙视旧社会制度的腐朽、虚伪。在一个时期，他的剧本向人们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如《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国民公敌》、《巨匠》等等。他所反映的是挪威社会广泛阶层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因而使得观众们跟着他剧中的人物去思考、讨论、质问。在这之中，易卜生是在努力地挖掘当时社会的病根。当然，易卜生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受着当时社会条件和他自己思想的一定限制。 易卜生是世界上有独创性的戏剧家之一。他在创作的内容和技巧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是挪威戏剧史上的里程碑，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恩格斯在一八九○年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谈到了易卜生，谈到了挪威的文学。他写道：“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恩格斯还指出，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学习恩格斯的这封信，使我们懂得了如何使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了解易卜生，并汲取他的艺术精华。 今天，在挪威，易卜生这个名字依然在闪着它的光辉。我的一位朋友，不久前到挪威访问过。他告诉我：挪威的人民说，易卜生的剧本所反映的是地道的挪威的人物，挪威的环境，挪威的特点。易卜生被认作是挪威的光荣。当我的朋友对他们说，中国人民也很熟悉易卜生时，他们感到由衷的欢欣。 从二十年代，我读易卜生的剧本，到今天听我的朋友告诉我，挪威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与友好，我深深地为中挪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所感动。中国解放以后，从五十年代初期，挪威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中挪两国的交往与日俱增，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起来了。我们两国人民在感情上有了更深刻的相互了解。中挪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 易卜生，这位全世界的戏剧巨匠，播下了文化艺术的种子，友谊的种子，这种子终于抽芽含苞，必将在中挪两国人民之间结出丰硕的果实。 他永远存在人们的心中。中国第八世纪伟大诗人杜甫吟泰山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易卜生的时代，易卜生是戏剧创作天地中的高山流水，人们的知音。他是挪威人民的骄傲，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珍珠！

第5版()专栏： 李副总理和齐亚·拉赫曼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达卡三月二十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三月二十日上午同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在总统府继续举行会谈。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此以前，黄华外长拜会了沙姆斯·哈克顾问。接着，双方举行了会谈。

第5版()专栏： 李副总理拜会萨塔尔副总统 在萨塔尔副总统的晚宴上宾主共赞孟中友谊 新华社达卡三月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三月十九日晚在国宾馆拜会了孟加拉国副总统阿卜杜斯·萨塔尔。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拜会后，萨塔尔副总统为李先念副总理举行了晚宴。萨塔尔副总统和李先念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萨塔尔副总统说：“您的访问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将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及各方面合作的迅速发展作出贡献。我高兴地说，我们两国在与我们各种双边的和有关的国际问题上观点一致，态度和谐。我们两国人民仍将坚定地为谋求这一地区和世界上的和平而团结一致。” 他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继续进步和繁荣昌盛，并祝孟中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万古常青。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正如刚才副总统所说的那样，我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相信，我们两国是站在国际上的正义事业一边的。我们要互相学习。” 出席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和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庄焰。 出席会见和宴会的还有：孟加拉国负责外交部的总统顾问沙姆斯·哈克、辅助外交秘书曼佐尔·乔杜里和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 参加宴会的，中国方面还有李先念副总理的夫人林佳楣、黄华外长的夫人何理良和庄焰大使的夫人闵自强。 参加宴会的，孟加拉国方面还有负责商业部的总统顾问穆罕默德·赛法尔·拉赫曼，负责港口、海运和内河航运部的总统顾问努尔·哈克和夫人，外交秘书塔巴拉克·侯赛因和夫人。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6版()专栏： 贴在墙上的革命史诗 罗新璋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拿起武器，赶走了梯也尔反动政府，掌握了首都的政权。第二天下午二点钟左右，渴望了解时局的人群聚集在国家印刷厂刚印出来的公告前面。 “公民们！巴黎人民终于挣脱了别人一直想强加于他们的桎梏……让巴黎和法兰西共同来奠定共和国的基石吧！巴黎人民请各回本区，进行公社选举。全体公民的安全，由国民自卫军负责保证。”这就是掀起上世纪最伟大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巴黎起义之后，最初发布的《告人民书》，也即是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的第一份公告。 公社起义时，还没有广播等现代通讯设施。原政府的官方报纸《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在起义中央委员会接管之后，经过改造，沿用原名，到三月二十日出了第一份报纸，成为巴黎革命政权的机关报。《公报》和公告，都是公社时期的宣传工具，有些重要的文件，往往互见于这两种出版物。但公告以其形式简捷，反应灵便，一事一份，贴在街头显目之处，更能使消息的传布不胫而走，甚至当天的事当天就能传达到群众。如三月二十八日早晨贴出一份公告：“巴黎市公社议会的选举结果，定于今天下午四时正，在市政厅广场当众宣布。”那天，得讯前来参加公社成立大会的，就达二十万人之多。会上掌声雷动，炮声隆隆，庆贺新制度的诞生，欢呼新纪元的开始。 整个公社时期，出过一套自成编号的公告，计三百九十八件。其中，在中央委员会临时执政阶段，从三月十八日起义到二十八日移交政权为止，发布的公告三十七件；选举产生的公社成立之后，共出三百六十一件。平均每天出五、六件，每件通常印六千份，个别的只印二千份，也有印一万份的。 三月二十八日，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后，公社发出第一份公告——第三十八号公告。公告一开头，便气壮山河地宣布： “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特此颁布： 第一条　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各国家机关的职员一概无效。 第二条　任何官员或职员，凡不遵照本法令者，立即撤职。……” 废除旧法统，正是为了确立新政权。正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革命的巴黎公社战士，着手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致力缔造一个新的世界，发挥了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首创精神。 公社相继颁布法令，采取了许多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和表明公社真正意义的措施。恩格斯认为，公社所通过的决议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属于后一种带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的，是颁布关于房租、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禁止工厂罚款、无偿发还典当物品等法令。公社成立的第二天颁布的房租法令，规定围城以来的三个季度，房租全部免缴。这项规定，保护了遭殃挨饿的工人、职员和小资产者，打击了房产业主的利益。在这份公告前面，贫苦百姓笑逐颜开，房东先生却光火恼恨，暴跳如雷，把鼻子都气大了！ 概括起来，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的短短两个多月中所发出的全部公告，起了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其内容包括公社的政令和决议、前线战况和各类通知，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市政、教育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告是逐日编写，贴在墙上以供群众广泛阅取的公社纪事，是公社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公告宣传了革命，反映了公社的斗争实绩，记下了公社的前进步伐，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梯也尔政府对公社散发公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强大威力，十分害怕。它为了防止外省响应巴黎公社发动起义，千方百计没收巴黎寄出的一切书报文件。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达到封锁的目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当时侨居伦敦。他在巴黎工人起义之后，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密切注视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阅读各种报刊，摘录大量资料，其中就包括公社的公告。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起草过程中，通过报刊引用的公告文字即有七八次之多。 由于公告印数本来就不大，经过张贴，加上战乱、人为的销毁，以及流失和蠹蚀，公告原件已成为难得的珍本。巴黎国立图书馆善本室，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曾将搜集到的公告，汇订成对开本两厚册。所藏公告，均为原件，用的纸张大多为普通的白报纸。有些公告，取自留存在印刷厂的校样或清样，印在较薄的打样纸上，油墨也浓淡不一。个别公告揭自街头，依旧留着当年的硝烟弹痕和墙壁粉屑，作为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这部公告装订虽较朴素，却完好保存了革命文物的风貌。展读之下，可以想见当年公社战士在战鼓炮声中，伫立街头，专心阅读，从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紧握枪杆，进行战斗的情景。这是革命的史诗，字里行间风云激荡，使人感奋，仿佛置身于伟大的革命岁月。它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发扬他们的首创精神，为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明天而勇猛前进！（附图片） 房租法令把房东先生的鼻子都气大了！ 张贴最后公告

第6版()专栏：今古人物 法兰西人民画家库尔贝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库尔贝（一八一九——一八七七），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而且也是一位英勇的革命战士。 法国绘画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到十九世纪中叶发扬光大，形成潮流，而库尔贝则是代表人物。他不画宗教传说和神话故事，只画现实的社会生活。他说：“我认为绘画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只能描绘现实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他的名作有《石匠》、《泥瓦匠》和《筛麦子的人》等。《石匠》是以两个贫苦的劳动者入画，这在以往的西欧绘画中是罕见的。 在艺术上，库尔贝和陈腐的资产阶级学院派对抗，发扬了进步的现实主义艺术。但是，他的政治活动的进步意义又超过了他的艺术成就。他参加过一八四八年法国的革命运动，后来又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一八七○年九月，他曾向当时的国防政府提出关于拆除军国主义纪念物“旺多姆凯旋柱”的建议（这个“凯旋柱”是一八○九年拿破仑用对外掠夺战争中缴获的一千二百门大炮铸成的）。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巴黎公社通过了关于拆毁“旺多姆凯旋柱”的决议，库尔贝曾参与执行。四月十三日，巴黎公社艺术家协会宣告成立，《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等四十七位艺术家参加了协会的第一届委员会，由库尔贝担任主席。四月十六日，库尔贝又兼任巴黎公社教育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迫害，他流亡瑞士，一八七七年因贫病交迫而去世。 在去年库尔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红色人道报》发表纪念文章，题为《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文章指出：“库尔贝是法国绘画历史上第一个与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决裂的画家。”是法国的“人民画家”。该报还介绍了库尔贝的革命经历。人们纪念库尔贝，不仅由于他是一个激进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更是由于他突破了本阶级的局限，而英勇地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斗争——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乐山）

第6版()专栏： 科苏特—匈牙利的丹东 冯植生 一百三十年前的三月十五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一场反对外国统治，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伟大斗争。恩格斯赞誉为“具有英雄豪迈的特点”的革命，揭开了匈牙利民族独立斗争的序幕，在匈牙利人民的英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鼓舞下，匈牙利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压榨和欺侮而产生的愤怒，象火山那样爆发出来了。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科苏特成为这场斗争的旗手。 科苏特出身于小贵族家庭，青年时期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熏陶。他曾因言行触犯当局而被捕，坐了四年牢房。一八四一年，他创办《佩斯新闻报》，撰文宣扬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解放农奴，发展民族工业，创立资产阶级民族政府。在全国性的大辩论中，他的这些主张获得舆论的积极拥护。火热般的革命思想，在全国各地，在进步青年中间迅速蔓延开去。 一八四八年革命风雷急。巴黎的二月革命、维也纳的三月风暴的讯息传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革命青年“十人小组”发动和领导了三月十五日革命。强大的人民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反动势力冲击，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同意革命群众提出的十二点要求（建立单独的议会、政府、军队，实行新闻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放农奴等）。胜利消息传开，在外省引起了巨大反响，人民纷纷起来游行示威，表示支持。一时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之中。 革命胜利后成立了民族政府，科苏特任财政部长。当时，欧洲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异常尖锐激烈，沙皇尼古拉一世纠合各国反动派，组成反动的“神圣同盟”，到处扑灭革命烈火。哈布斯堡王朝依仗沙皇的淫威，对匈牙利革命施展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九月，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反对匈牙利独立。匈牙利政府被迫改组，成立国防委员会，科苏特出任主席。从此，他全力以赴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制订进行斗争的内外政策。 当年冬天，尼古拉一世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约瑟夫·弗偏茨一世策划组成俄、奥联军，朝着匈牙利人民猛扑过来。匈牙利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布达佩斯暂时失守了，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被迫退到德布勒森。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在德布勒森大教堂开会的匈牙利议会，根据科苏特建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庄严宣布匈牙利永远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切断一切联系，匈牙利已经成为“欧洲的自由、独立的国家”。随后，在作为国家元首的科苏特领导下，匈牙利人民同凶敌展开一场英勇顽强的民族独立战争，而且“随着俄国人的实际干涉而变成欧洲战争”。 然而，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总数达三十七万的敌军象乌云般从东西两面压过来。匈牙利的十六万军队不仅缺少训练和装备，而且又因分散各地显得力量更为单薄。但在科苏特的有力鼓舞和坚强组织下，匈牙利人民并不气馁，民族自豪感激励他们奋起抵抗，展开气势磅礴的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给予入侵的敌人以重大打击。到了这年的八月中，俄奥联军依靠刺刀和大炮，把匈牙利人民坚持将近一年的民族独立斗争镇压下去了。科苏特被迫流亡国外，继续从事争取祖国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活动，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日于意大利都灵逝世。消息传到匈牙利，全国人民沉痛致哀。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曾经给予匈牙利人民这一正义斗争和它的领导者科苏特以极高的评价，指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恩格斯说，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注一）和卡诺（注二）的形象”。斗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人民英雄的业绩却永放光芒，它已成为匈牙利人民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巨大鼓舞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为匈牙利人民在一九一九年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法西斯以及往后争取社会进步与革命的斗争增添无穷的力量。 （注一）若尔日·雅克·丹东，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注二）尼古拉·拉查尔·卡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附图片）

第6版()专栏： 怀念家乡 〔巴勒斯坦〕　阿卜杜拉·纳法阿 去年十一月，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访问叙利亚哈马纺织厂时，遇到一位名叫纳法阿的巴勒斯坦老人。他于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侵略者赶出家园，在叙利亚政府的关怀下，安排在哈马纺织厂包装车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紧握着代表团成员们的手说：“巴勒斯坦人民向中国兄弟问好。”纳法阿老人经常作诗来抒发自己怀念祖国的深情。在和中国朋友分手的时候，他朗诵了《怀念家乡》这首新诗。弟兄们，同志们，乡亲们，热爱祖国赤诚的心是我们的根本。弟兄们，昨天黄昏时候，思乡的狂风袭击我的心房。长期远离故乡，我的心呵已被灼伤。只有返回家园才能医治我心灵的重创。我辗转反侧彻夜不能入睡，只待阿拉伯失土解放，我们的旗帜在西奈，戈兰上空飘扬。 （刘元培译）

第6版()专栏： 深渊上的黎明 晓谷 四十年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波涛连天的墨西哥湾象往常一样：破晓、黎明。就在这个黎明，墨西哥人民毅然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中收回了自己的石油资源，在墨西哥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墨西哥杰出的现代作家何塞·曼西西杜尔曾著书描述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称之为《深渊上的黎明》。 十六世纪，淘金的狂欲刺激着西班牙殖民者涌向墨西哥。他们在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无情地掠夺，把墨西哥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二十世纪初，墨西哥湾沿岸的“黑金”——石油，被人们发现了。于是，“黄金欲”又变成“黑金欲”，新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墨西哥人民依然处在黑暗的深渊。 然而，黑暗也孕育着黎明。 继胡亚雷斯领导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以后，墨西哥爆发了一九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持续多年的革命中，涌现出一位杰出人物——卡德纳斯将军。他出生于米却肯州的印第安人家庭。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在他执政的三十年代后期，以墨西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再度高涨。其间，尤以石油工人的反帝斗争最为坚决和激烈。 一九三六年秋天，墨西哥石油工人要求外国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生存条件。但是，贪婪的帝国主义垄断企业拒绝了工人的合理要求。于是，工人们宣布罢工。石油公司则封闭了油井。事态的发展给墨西哥的经济生活以严重的影响。 卡德纳斯总统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并下令依照墨西哥宪法，由墨西哥工业仲裁局进行干预。调查人员审查了外国石油公司从投资到利润的全部情况，揭露了外国公司种种欺骗和舞弊的不法行为，作出了有利于工人的、维护民族利益的裁决，并上诉墨西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支持了工人和工业仲裁局。 但是，帝国主义垄断企业蛮横地拒绝了墨西哥政府的正义要求，根本无视这个弱小国家的独立主权。它们通过各自政府向墨西哥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 墨西哥人民和卡德纳斯没有屈服，继续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坚持斗争。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黎明时分，卡德纳斯总统按照人民的意愿，签署了石油国有化命令，宣布将美、英、荷等十七家石油垄断企业统统收归国有。在墨西哥湾，在这深渊上，这一天的黎明迎来了新的光辉的战斗进程。 墨西哥掌握着自己的石油资源。帝国主义的“墨西哥没有经营石油工业的技术能力”的预言彻底破产了。墨西哥在四十年中发展了本国的石油及石油化学工业。原油和液化天然气日产量从国有化时的十万桶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一百二十一万桶，不仅完全自给，还能输出，并且逐步培养和造就了本国的技术队伍。 四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产油国家继墨西哥之后，采取了从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下收回石油资源的措施，取得了维护民族权益的重大胜利。墨西哥人民将永远为把收回石油资源的创举感到自豪，并怀着钦敬的心情怀念维护了墨西哥民族尊严的卡德纳斯将军。人们尊称他为“墨西哥石油之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赞扬说，伊达尔哥、胡亚雷斯和卡德纳斯的英名，至今仍鼓舞着墨西哥人民在斗争中奋勇前进。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墨西哥人民正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并把这一斗争推向新高潮！（附图片） 图为墨西哥一炼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