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中共中央决定主持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 会议定于五、六月份在京举行。大会对动员广大财贸职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长征中做出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在京召开的预备会议，号召全国财贸职工积极行动起来迎接大会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中共中央决定，原计划在今年内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改为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会议定于今年五、六月份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财贸系统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预备会议。参加预备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管财贸工作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各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这次预备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央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决定，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一千万财贸职工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这次大会的召开，对动员广大财贸职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完成五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长征中做出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预备会议号召全国财贸职工，要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坚决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努力做好财政金融工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大力支援工农业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财贸“双学”大会的胜利召开。

第1版()专栏： 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本报特约评论员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各条战线都要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大打人民战争，把他们制造的种种混乱彻底加以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一切是非统统纠正过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执行。” 就全国范围来说，清查工作基本上胜利结束，但并未完全结束。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地区和部门，清查工作还需要抓紧，还需要坚决排除某些往往是相当顽固的阻力。 这里着重谈谈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问题。 两种思想体系的大搏战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体系的大搏战。我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思想体系，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四人帮”那一套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决不会随着他们帮派体系的覆灭而自行消失。如果我们不去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思想体系，它们还会通过其他的代表人物再度危害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涉及到理论、路线、政策、作风方面的问题。肃清这些方面的流毒，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组织上的清查工作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必须花费更大的气力和更长的时间。正如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全国深入展开。打好这一仗，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 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一些路线是非，政策是非，思想是非，仍然混淆不清。那里的一些人，在组织上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直接牵连，然而在路线和政策上，在理论观点和思想作风上，受“四人帮”的影响很深，甚至现在还把“四人帮”一些荒谬的东西看作正确的东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揭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性质的捂盖子，阻碍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发展。那里可能确实没有“四人帮”帮派体系里的重要人物，但是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的帮味很浓。他们满足于自己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没有组织上的牵连，不肯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方面下功夫，不愿意承认自己宣传过、执行过“四人帮”的那一套东西，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是中毒而不知毒。 肃流毒还是抵制肃流毒，是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是执行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的一个大问题。清查工作要防止走过场，肃流毒更要防止走过场。只有彻底摧毁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又彻底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思想体系，才能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十一大路线规定的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肃流毒的几个方面 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我们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理论方面。“四人帮”长期控制思想理论阵地，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学、法学、军事学、教育学、文艺理论等领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歪曲、篡改和伪造。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理，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清楚，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叫做正本清源。 二是路线和政策方面。“四人帮”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对总政策和各项具体的政策，都进行了破坏，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等等战线的工作带来了巨大损失。如果不肃清“四人帮”在路线和政策方面的流毒，就不可能弄清楚各条战线的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干部无所适从，群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工作哪能搞得好呢？ 三是作风方面。邓副主席在五届人大解放军小组的发言中指出：“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是政治上、思想上和作风上的一次全面整顿，是整党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肃清流毒的群众运动，彻底打掉“四人帮”的帮风帮气，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思想方法方面的流毒。“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影响到我们一部分同志，就是片面武断，走极端，执偏见，不作分析，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无限上纲，不留余地。这种思想方法，对于工作和同志关系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采取适当的方法 我们要善于吸取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采取适当的方法打好肃流毒这一仗。 要认真学习。学理论，学路线，学政策。要坐下来多读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打意识形态领域的仗，不读书不行。 读书也有一个精神状态问题。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现在有的同志思想不解放，精神负担很重，机器开动不起来。他们被“四人帮”一伙假马克思主义骗子骗了多年，脑子被“四人帮”散布的那套迷信禁锢住了，造成思想僵化，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缺乏一种势如破竹的革命风格。肃清“四人帮”流毒是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敢于拨乱反正，发扬敢想敢说、敢破敢立的马克思主义风格，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 要思想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7页）肃流毒必须旗帜鲜明，不怕交锋；不能吞吞吐吐，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同时要防止主观武断和简单化。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有人害怕交锋，害怕民主，喜欢“一言堂”，一听不同意见，马上组织“反击”。这也是“四人帮”流毒的一种表现。叶副主席在修改宪法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要大力恢复和发扬民主传统，同任何破坏民主生活、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从各方面切实进行整顿，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各种破坏纪律和团结的行为。”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广大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地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要有破有立。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的批判，写出一批有水平的批判文章。对“四人帮”的批判，既要立场坚定，毫不留情；又要充分说理分析，对国内外群众都有说服力。理论研究部门还要组织力量写专著，写教材，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建设。 要注意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当前执行政策中的很多问题，根源都来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要通过检查工作，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罪恶，从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中发现和纠正偏差，同时清理我们自己思想上的流毒和影响，提高思想政策水平，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们相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人民战争，我国必将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发展的崭新局面。它将改变全民族的精神状态，使群众智慧和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创造出新的奇迹。

第1版()专栏： 甘肃省委认真对待群众来信 严肃处理抵制揭批“四人帮”事件 省委决定解散天水兴中轴承仪器厂党委，派工作组进厂领导运动，并解决曾支持兴中厂党委错误的省机械局党组问题 据《甘肃日报》报道：中共甘肃省委认真对待群众来信，倾听群众呼声，派人调查落实，严肃处理天水兴中轴承仪器厂党委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严重事件，决定解散兴中厂党委，派工作组进厂领导运动，坚决保护职工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伸张无产阶级正气。对省机械局一些领导人支持、纵容、庇护兴中厂党委的错误，省委责成他们向兴中厂广大职工作深刻检查，并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彻底解决局党组的问题。 兴中厂党委特别是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范连义等人，过去追随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忠实地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了严重恶果。一九七四年底，他们按照“四人帮”炮制的所谓上海民兵工作的“新经验”，大搞“第二武装”，私设监狱，随意抓人、关人，进行捆绑吊打、游斗。对此，厂党委一名委员明确指出：“关人是政法机关的事”，“民兵的枪应当对准阶级敌人”。他们不但不接受正确意见，还给这位同志扣上“攻击新生事物，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帽子。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反动黑文出笼以后，范连义又在厂里掀起了打“土围子”的恶浪，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位同志打成“土围子”的首领，停止了他的党委委员职务，长期下放车间劳动。与此同时，他们还把不少干部和群众列为“土围子”里的人物，进行批判。另一个党员对他们这种颠倒敌我关系的错误作法，表示愤慨，他们便给这个同志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后，范连义等人又在厂里打击老干部。一位原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对他们的一些错误作法不满，他们就在他患病休养期间，上报省机械局把他免了职。他们还以党委名义作出决定，说他“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比较严重”，令其“返厂澄清问题”。他们还极力推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这个厂就有八名科级干部因为不跟他们跑，被长期下放农场劳动。 粉碎“四人帮”以来，兴中厂党委、特别是范连义等人，公然抵制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压制群众，坚持错误。他们诬蔑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职工，是搞“串联”，是“不挂牌子的战斗队”，是“开黑会”，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偏离了大方向”；并给一些敢于抵制他们错误行为的同志施加压力，说什么“现在的形势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夕一样”，“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谁敢跳出来，咱们就较量较量！”他们还查阅人事档案，抓住一些群众家庭或本人历史上已做结论的问题，先后整理了二十八名给他们写大字报的同志的黑材料，准备进一步打击。 党委另一位副书记和范连义有分歧。去年七月十六日他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揭批“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的罪行，也希望职工们对他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是，范连义等人却深为不满。紧跟范连义的一位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竟在车间支部大会上针对他的表态破口大骂：“动机不纯，投机！”接着，党委就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他“为什么抢先表态？” 去年九月二十日，原在兴中厂工作的一位女干部，在礼堂门前贴了一张题为《范连义究竟是什么货色》的大字报，揭露范连义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范看了又气又急，亲自指挥人将大字报撕毁，并以厂党委的名义贴出《通告》，威胁群众：“如果再这样做，一切后果自负。”当天傍晚，范连义和厂党委书记以及另一位副书记围住这位女干部质问，揪住她的头发，连拖带踢，弄到楼上一间房子内，组织各车间负责人批斗。批斗后，将她抬下楼来，甩进卡车里，派四人把她押送回家，这位女干部身体受到摧残。 这个事件发生后，群众非常气愤，对厂党委和范连义提出了尖锐批评。可是，他们继续采用种种手段，打击迫害揭批他们错误的干部和群众。 兴中厂出现这样的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严重事件，是与省机械局一些领导人对范连义等人的支持、纵容、庇护分不开的。这个厂一九七五年打“土围子”、一九七六年揪“民主派”，都是经过局领导点头同意的。一位局领导干部竟向厂党委打电话说：“揪出以李××为首的‘资产阶级土围子’，是马列主义在兴中厂的具体运用”。去年八月十一日，有位副局长去该厂检查运动发展情况，在讲话中支持范连义，指责群众，说什么“要排除干扰”。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另一位副局长带领工业学大庆检查团第三分团到兴中厂检查工作，又在党委会上讲话支持范连义，指责群众，说什么“这笔帐是要算的”，他竟然公开压制群众，说对写过大字报的人“要狠狠打击，不打击就会闹地震”，“兴中厂的领导要站稳立场”。两位副局长的讲话被兴中厂党委整理打印后在全厂广为传达，有的车间传达一位副局长的讲话竟达八次之多。省机械局一些领导同志的错误态度，为兴中厂党委特别是范连义等人撑了腰，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地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果，搞得兴中厂好人受气，正气不能抬头，运动冷冷清清，生产上不去。 面对这样的局面，广大职工心急火燎。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他们先是联系厂里实际，通过个别交谈和写大字报等方式，对厂党委特别是范连义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诚恳的批评。但范连义等人无视群众的正确批评，坚持错误立场，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打击迫害给他们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厂许多工人、干部怀着对华主席、党中央的赤胆忠心，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纷纷向《甘肃日报》编辑部和有关部门写信，揭发兴中厂党委特别是范连义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击群众，坚持错误的恶劣行径。省委负责同志早就指示，省机械局要认真调查处理兴中厂党委的问题，但是省机械局某些领导人对省委指示和兴中厂来信置若罔闻，不予处理，反而继续支持兴中厂党委和范连义，致使兴中厂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省委对兴中厂的问题十分重视。最近再次认真研究了兴中厂的群众来信，听取了《甘肃日报》编辑部和省运动办公室的汇报，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讨论，并派出调查组到厂里进行调查，证明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省委认为，兴中厂的问题性质十分严重。兴中厂党委违背党的十一大路线，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击群众，坚持错误，丧失了党委应有的作用。因此决定解散兴中厂党委，立即派工作组进厂领导运动，代行党委职权，放手发动群众，尽快解决兴中厂的问题。省委还责成省机械局派主要领导同志代表局党组到兴中厂向广大职工作深刻检查，并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彻底解决局党组的问题，端正路线，改正错误。省委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坚决同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誓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夺取全胜。

第1版()专栏： 决不允许抵制运动打击群众 《甘肃日报》评论员文章摘要 兴中轴承仪器厂发生的问题，是一起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击群众的严重事件。省委认真对待群众来信，经过调查研究，对这一事件作了严肃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它保护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障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伸张了无产阶级正气，真是好得很！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运动在全国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在我省，从传达贯彻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重要指示之日算起，也已经八个多月了。但是，时至今日，竟然还发生了兴中厂这种抵制运动的严重事件，这是很可以发人深省的。这一事件告诉我们，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在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多么尖锐、多么激烈！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决不能盲目乐观和掉以轻心。只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鼓作气地努力作战，才能保证运动步步深入，取得全胜。目前，从全省总的情况来讲，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的斗争，搞得是好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在少数单位阻力还是存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犯了错误而又不愿意改正错误的人，甚至有的至今还在捂盖子，压群众，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他们有的借口自己是“人民内部矛盾”，拒绝批评，设置重重障碍，不让群众揭批他们的错误；有的敷衍应付，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运动尚未真正搞起来，就准备“收兵”；还有的以攻为守，把群众当中的一般问题揪住不放，转移视线，企图蒙混过关；更有甚者，倒打一耙，反咬一口，以种种卑劣手法，打击迫害敢于揭发他们问题的干部、群众。这类单位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对于夺取运动的全胜妨碍极大，必须严重注意，认真解决。 兴中厂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应该使那些至今仍在捂盖子、压群众的人猛醒，从中吸取教训。兴中厂的问题再一次说明，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是绝对捂不住的，“捂”派是千万当不得的。错了就改，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坚持错误，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人民群众不可欺，党纪国法不可违，无视党纪国法，压制群众，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决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欢迎一切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善意批评，人民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的权利应当受到充分的保障。决不允许压制批评，破坏民主，更不允许打击群众，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我们一定要严肃党纪国法，同一切抵制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恶劣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定不移地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把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2版()专栏： 教诲铭心头　恩情重如山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 廖承志 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这是一个激起亿万人民无限追思的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总理的光辉业绩，想起总理的崇高品质，想起总理对我的亲切教导，想起总理对我一家几代人的深情关怀，就止不住热泪盈眶。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当时我们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根据我们党的提议领导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中国处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周总理正是在这个时候，于一九二四年从巴黎回到广州，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是黄埔军校的六个筹委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总理任政治部主任，我父亲廖仲恺任党代表。他们二人一起合作共事，常在一起。当时，周总理虽然还很年轻，但卓越的领导才能已经显示出来了。 一九二四年，我已十六岁，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人穿着白帆布西装进来，同我父亲低声交谈了好一会。他炯炯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你还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我父亲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总理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总理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他和杨匏安同志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周总理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果然，黑幕被揭开了，那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事，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亲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邹鲁、吴铁城、许崇智以及西山会议派，都是参与这个暗杀阴谋的。可是汪精卫大哭大闹，顽固地反对立即处决这些右派大头目。汪精卫采取的措施只是什么“下半旗”、“国葬”等无关宏旨的琐事，仅把这些右派头目驱逐出广州就完事了。当时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是被清除了，但是蒋介石却窃取了肃清右派的胜利果实，乘机夺取了党政大权。而上述那些右派分子，后来一个一个到了南京，成为蒋介石的上宾。 一九二六年，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打击共产党的反革命阴谋。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和陈延年等党的领导人，都主张同蒋介石斗争。可是，右倾投降主义分子陈独秀却无耻地为蒋介石辩护，妥协退让，任凭蒋介石进一步篡军夺权。后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 二 我同周总理再次见面，中间隔了十年的岁月。这期间，周总理领导了南昌起义，后来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总理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圣同志、邝继勋同志等人。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和罗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总理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予旺堡的路上，周总理碰到了我。我看到周总理，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十年未和他见过面。十年前我见到周总理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十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总理，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总理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总理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总理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总理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总理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总理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总理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总理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三 长征结束后，我在延安《解放》杂志社工作。周总理经常在外，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有时就在中央礼堂作报告。一九三七年十月，毛主席派我到蒋管区工作。上海失陷了，我就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一九三八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由香港飞到了武汉。周总理明确指示我，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工作。这样一来，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捐了不少钱、医疗器械和药品、车辆等物资。这些物资，先通过广州北运，以后又通过海防转到延安去。后来，国民党卡住，不让这些物资运进口，我们只好把捐款先存起来。一九四○年，开长江局会议，我又同张文彬同志一起到重庆，参加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会议。当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什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在广东不要搞游击队。周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他们的投降主义观点。 一九四二年，香港沦陷后，我在韶关附近的乐昌被国民党逮捕。周总理代表我党多次向国民党抗议、交涉，要求释放，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会有结果的。我母亲要去重庆，蒋介石也不让去。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敌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参谋长等被我俘获。我们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释放叶挺同志和我。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由重庆歌乐山顶上押送到旧政协邵力子办公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释放，以为又要转移到别处继续监禁。可是不久，我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咳嗽，那是周总理的声音，当时我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我激动得说不出半句话。他一进门，见到我，便同我紧紧拥抱起来。真是久别逢亲人，难表赤子心。见到周总理，才知道我已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红岩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天，周总理又来看我，对我说：你已经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了。你有了些粗线条的表现，骂过蒋介石，敢顶他，同志们选举你，但你还有不少缺点。你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处处要注意政治影响。周总理又一次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对自己有些较清醒的认识，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一九四六年五月，我跟随周总理、董老、邓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得到周总理更多的教育和帮助。全面内战爆发后，九月，我回到延安，在新华社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进犯延安，轰炸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同周总理找我去布置任务，明确指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在撤出延安的前一个钟头，周总理还亲自到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清凉山各机关仔细检查，看看忘了什么，遗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非常仔细和周密。我们在过黄河以前，周总理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务，将新华社的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长江同志带队，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走，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周总理直接领导。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继续不断和新华社发稿日常工作继续进行。周总理还指示我，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必须事事向中央请示。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坚持将各地送来的战报严密向中央请示，先发给陕北，由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后，我们才发表。但是，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报道，我却没有请示主席和周总理，而是根据刘少奇那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不加选择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的通讯或文章。毛主席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文中，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份，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宣传方面的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 陕北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经晋绥到河北，我们就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去和中央会合。头一天，我们去主席那里作检讨。主席说，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周总理对我的批评就严格些。他说：“我嘱咐过你要向中央请示，为什么只是战报作了请示，土改宣传就不请示呢？你要留下来整风，向中央和新华社同志作检讨。”后来我们认真作了检讨。这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极大的教育，我时刻都铭记在心。 四 全国解放后，我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批评也就更多。无论是工作、作风、思想，周总理对我要求很严格，对我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当面向我指出，有时在有关同志面前对我作严肃批评。邓大姐对我也是这样，看到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及时对我指出。周总理对同志是十分关心的，对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严格。我每想到对我的批评教育，就从内心感激周总理。象我们这样年纪老一点的，做了一点工作，就很容易说当年如何如何。周总理从来不这样，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常给我们讲过去自己有那些不足之处，他越讲，我们就越觉得他伟大。一九七二年八月中旬，周总理同回国大使谈话，谈了两天，严格要求自己，深刻解剖自己，一点也没有摆老革命的架子，一点也没有以为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就居功自傲；相反，非常虚心，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对同志进行言传身教。周总理真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的教导的。 周总理特别重视党的团结和党内的民主生活。一九六五年外事会议结束时，他让陈毅同志找外办、外事口部分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深夜谈心，谈思想，谈民主生活，谈领导作风。周总理说：要讲团结，不团结是分裂的萌芽，要主动搞好团结。团结，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传统。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嘛，也能起团结同志的作用。周总理讲到这里，陈毅同志插话：总理历来是这样的。要讲团结，要民主，要接近群众，不要弄得连鬼都不敢上你的门。这次周总理召开的谈心会，使我们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爱戴，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甘于当助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助手。他在任何地方总是首先想到毛主席，总是想如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他心里，没有“我”怎样怎样，只有毛主席、党和群众。解放后，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精力充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周总理是没有什么个人嗜好的，唯一的嗜好就是工作。有时去看文艺节目，他也是在工作。对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周总理更是热情地接待，有些接见长达十几个小时，从午夜到黎明，毫无倦容。周总理对他们谈及我党的方针、政策，阐明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总是深入浅出，使对方完全信服，而且还向对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周总理不把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是绝不中止的。“四人帮”诬蔑周总理是“事务主义”，恰好暴露了“四人帮”仇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的反动面目。周总理的工作，不仅是夜以继日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扎得深，抓得紧，贯彻到每一个具体事情中去。毛主席说：恩来同志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总理对革命领袖，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我们的好总理，是严于解剖自己的典范，是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反对、迫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地卑鄙无耻！是多么地令人痛恨的蛇蝎心肠！ 在对外工作方面，周总理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国际交往中，他爱憎分明，敌友分清。周总理横眉冷对帝、修、反，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博得了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无限爱戴与尊敬。对于兄弟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周总理则要求我们从思想到行动都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回国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到朝鲜去向金日成主席、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感谢。感谢朝鲜同志在抗美战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巨大支援。 关于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做工作。从日本来的各方面人士，毛主席跟他们谈，周总理也跟他们谈。周总理会见过好几位日本的前任首相，一九七二年还会见过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周总理从自民党各派到社会党各派，还有公明党、民社党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左派，对工商界、文化界、作家、演员、记者、评论员，在日本稍有一点代表性的人，他几乎都会见过。周总理对中日两国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在日本人民中普遍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人，有很多机会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总理非常注意对外影响，常常就某个问题考问我们。我们回答稍有不准确，周总理马上就问：“这话出自哪里？有什么根据？”要是听到我们说这是临时想起来的，他就会批评我们，教育我们不能用感想代替政策。 周总理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爱护同志，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同志也是无微不至的。许多老同志身体不好，许多因公致伤、生命殆危的同志，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安排他们去医院检查、治疗、抢救，并常常亲自到医院看望。一九七○年冬，我心脏病发作，周总理在百忙中，仍详尽地关怀我的病情，安排我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在得知我病情恶化时，又亲自到医院来看我。总理到了医院，没有径直到我的病房来，而是先把经普椿同志叫出去，问她：“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我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当经普椿同志感动得含着热泪请他进病房时，他才进来看我。周总理对我这样细心关怀、体贴入微，我一想起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总理这样关怀同志，却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在万隆会议时，住在大使馆，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同志想多搞一点菜，让周总理吃好一点，他都提意见。一九七四年，周总理住院治疗后，我几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见他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消瘦了，我心里很难过，使劲忍着眼泪。我们离开的时候，周总理还亲自送外宾出来，我见他走路已很困难了，想去扶他，总理不让扶，要自己走。周总理很不愿意我们把他当病人看待。 周总理对革命老人何香凝，一向非常爱护与尊敬。周总理很少在别人的画上题诗词，可是我母亲为抗美援朝胜利画了一幅画，他欣然命笔题词： 鹊报援朝胜利， 花贻抗美英雄。 周总理工作那样忙，还多次登门看望我母亲，并拍照留念。一九七二年八月，我母亲病危，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已在昏迷中的母亲看见他，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突然清醒过来，并向周总理要求，她的遗体要运到南京去和我父亲合葬。周总理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后来周总理还向我和经普椿同志做工作，说：“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她。”母亲去世后，中央安排了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和邓大姐护送母亲灵柩到南京去与父亲合墓。同行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难以形容的巨大悲痛落到我们全家人的心上。我们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都为失去了我们的好总理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人整日泣不成声，广播中的声声哀乐，都象重锤一样敲在我们的心上，到了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夜深了，也无法入眠。当时只通知我一个人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但是，我的爱人经普椿同志和孩子们，以及工作人员，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情，也都设法先后到了医院，向亲人周总理作最后的致敬与告别。我们站在周总理的遗体前，无法抑制的巨大悲痛，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脏也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孩子们还花了一整天时间，把我们家所有的周总理的照片，精心张贴在像册上，每幅照片，都激起我们的无限哀思。我们还把周总理的一些照片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天天瞻仰。 周总理逝世两年来，全国人民日日夜夜思念、回忆我们的好总理。无论走到那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人们怀着深情谈总理，赞总理；都可以看到人们在谈论总理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都可以感到人们的心里燃烧着革命的激情。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这种深厚感情，在周总理逝世后象江河奔泻，火山爆发。“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做尽了人世间一切坏事，迫害总理，诬陷总理，散布各种各样流言蜚语，中伤总理，甚至在一个时期采用车轮战术，使周总理无法休息，用一切毒计来损害总理的健康。在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对总理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想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哀思，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同千百万人民为敌。广大人民群众从“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态度中，进一步看出了他们的反革命的真面目。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严重关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按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英明果断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为党除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愤。人民衷心爱戴华主席，拥护华主席，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人大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抓纲治国，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遗愿而奋斗。我想，这就是我们纪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的行动。

第2版()专栏：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它是阶级斗争的总结，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是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宪法的内容主要规定有利于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 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于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七八七年的美国宪法、一七九一年的法国宪法等，就是第一批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制定的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就是世界上第一批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后，于一九七七年通过的宪法是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因为它反映了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 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建国初期曾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对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做了修改。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总结了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巩固了我们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新胜利，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反映了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是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战斗纲领。 国家制度 主要指国体和政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统治阶级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去实现其阶级专政的制度。在我国，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国体 指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国家权力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家机关的总称。我国的国家机构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在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国家机构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北京大学法律系）

第3版()专栏： 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书面讲话 郭沫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但我的心情和同志们是一样的。“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千方百计想毁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想搞垮我们这支由老中青三部分人组成的理论队伍。他们全面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散布了许多谬论，其流毒决不能低估。我们要认真地从理论上对他们的各种谬论进行深入的彻底的批判，在批判中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好，建设好，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条件本来是很优越的。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需要。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号召我们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研究。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迅速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用优异的成绩来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社会科学院最近正在制订三年、八年科研规划，我衷心希望同志们群策群力，制订出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是切实可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前几年，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没有了。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文化艺术和科学都得到了解放。但是许多人现在还心有余悸。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放。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错误。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这就不怕“四人帮”那套动不动扣帽子、打棍子的恶劣行径。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 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体同志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抓纲治院，为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3版()专栏： “四人帮”与社会科学 黎澍 “四人帮”是社会科学的敌人，是破坏社会科学的罪魁祸首。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对社会科学界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相继暴露出来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陈伯达乃至王关戚之流，是“四人帮”的同伙，他们都是用“两个估计”来对待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陈伯达对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说，“文科不一定要教材”。又说，“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甚至还说，“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戚本禹说，“知识越高可能越不革命”，张春桥说得更为露骨，“宁肯全国都变文盲”。这些假左派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的先锋自居的，他们发表这种反革命胡说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毁灭文化，特别是毁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摧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四人帮”在这方面犯下的罪行是惊人的。他们在一九六九年偷偷摸摸地撤销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我党在华北解放区创办的一所完全新型的革命大学。人民大学的撤销，打击了不少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四人帮”还任意破坏大学教育。综合大学文科各专业有被取消的，有被合并的，有被分割的。老教授们的遭遇，有的使人感到难过，有的使人感到愤慨。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賛是毛主席很重视的历史学家，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他特表关切，指示让他早日恢复工作。但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这个老专家竟惨遭逼死。北京大学的同志们现在深感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不管他在学术观点上有什么样的错误，少了一个，要再补充一个，是很困难的。 “四人帮”对社会科学院的破坏，我们有切身的感受。社会科学院本来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我党在解放后建立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机关，有不少研究所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这个老政治骗子指使一批小政治骗子如关锋、戚本禹之流盘踞在这里，欺骗群众，煽起一股大搞打砸抢的歪风，到处伸手，篡党夺权，无恶不作，学部声名大受损害。人们提起学部就摇头，说：“复杂”。“四人帮”就把“复杂”这两个字，定为学部的罪名，准备把它撤销。什么叫“复杂”？任何环境、任何范围的复杂，无非是社会复杂的反映，不可能有那么一个机关，比社会更复杂。学部全体人员近半数是共产党员，其中近三分之一是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与非党员、老党员与新党员比例如此之高，不但不能叫做“复杂”，而且充分表明党的领导在学部如果不被破坏，各方面的工作是完全有保证的。学部的复杂不在里面的工作人员，而在于有野心家、阴谋家诸如陈伯达、“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之流不断从外部伸手进来，这才把问题搞复杂了。 为什么陈伯达、“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之流对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如此之敌视，一定要加给种种罪名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感到恐惧。这些搞政治投机的骗子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钻进党内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全身都散发出封资修的恶臭，非常害怕有人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他们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作科学的考察，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所以，“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打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同诸如梁效某顾问、唐晓文的某教授那样一些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学者亲如一家，而对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视同仇敌，是不奇怪的。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严重危害性，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定，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加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反对封资修的思想斗争，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扫清道路，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严肃的任务。

第3版()专栏： “大”、“洋”、“古”是罪名吗？ 冯至 “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们不要文化，不要科学，更不要社会科学。他们反对系统而全面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他们最怕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识破他们利用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搞反革命阴谋；他们也怕人有哲学思想、历史知识和革命实践经验，使他们的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不能为所欲为。为此，他们给我们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加上了不少罪状。现在只举两条：“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用这两个罪状把学部的全部工作都给否定了，其结果使人不敢碰“古”，因为“古”是“封”；也不敢碰“洋”，因为“洋”是“资”；甚至现状和理论也不敢碰，因为这都会涉及到“修”；也不敢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大”也是罪名之一。最后是什么也不能搞。这虽是前几年的情况，但现在也不能说是完全克服了。 作为社会科学院，我们要问： “古”要不要研究？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研究整理，使人民熟悉历史的本来面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有益的，和宣扬封建主义没有共同之点。如果对历史不做科学的整理，悠久的历史就会成为民族的负担，阻碍前进；并且还会使“四人帮”之流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任意篡改历史，为他们篡党夺权所利用。 “洋”要不要研究？中国是八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不堪设想的。妄自尊大，闭关自守，是封建时期的愚昧。“四人帮”用“崇洋媚外”、“宣扬资本主义”种种罪名打击人、陷害人，自己却暗地里搞卖国求荣的勾当。这些年来，在“四人帮”的影响下研究外国成为“禁区”，研究外国的机构寥寥无几，人民关于外国的知识少得可怜。这种情况，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相比，太不相称了。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事物的研究，不要被“洋”、“资”两个字吓得不敢前进一步。 现状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言论：现状不好研究，因为现状复杂，怕分析错了；理论更不好研究，措词稍有不当，就会被判为“修正主义”。这是“四人帮”混淆是非，把马克思主义当“修正主义”批，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当作正确道理来宣扬的后果，使人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唯其如此，我们更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现状与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 最后，“大”是不是罪？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精辟而深刻的研究，写得短一些，是更受人欢迎的；相反，内容空洞的大书，是既费纸张，也浪费读者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是有罪的。但是，写一部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总结本学科的成就并有所发展的著作，或者写一部综合性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多卷本历史，“大”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大”，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因为这样的著作，或能为本学科打下更好的基础，或可供本学科的研究者参考使用，这是研究所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果五年，十年，一个研究所产生不出一两部这类的著作，它的存在意义至少就会丧失一大半。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会上发言。本报将陆续发表一部分发言的摘要。编者（附图片） 右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座谈会揭批“四人帮”。 新华社记者 摄

第3版()专栏： 砸烂枷锁 迎头赶上 邢贲思 “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全盘否定全国解放以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成绩，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更不例外。他们把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说成是“封资修盘根错节的地方”，“牛鬼蛇神成堆”。因此，全国解放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包括我们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上风，还是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占上风？经过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斗争，封资修的意识形态究竟是有所削弱，还是越来越泛滥，以至盘根错节，积重难返？这是必须澄清的路线是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真正调动起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大干快上，以适应全国各条战线迅猛发展的形势，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全国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虽然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在各门学科中虽仍有表现，但总的趋势是受到抵制和批判，因而有所削弱。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拿我们哲学战线来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先后开展过对电影《武训传》、胡适和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冯友兰的经过改头换面的“新理学”体系，以及对杨献珍所宣扬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合二而一论”等哲学观点的批判。这些批判，许多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并且直接关怀的。通过这些批判，打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识，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也提高了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培养壮大了哲学战线的队伍。这种情况，在历史、经济、文学等各条战线上也都同样存在。事实雄辩地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 在六十年代，我们还开展了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学部于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三年开过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第二次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的学部委员会议。这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讨论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广泛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两次会议，特别是第四次扩大的学部委员会议，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周扬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曾经毛主席亲笔修改，毛主席还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次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哲学研究所和其他兄弟所一样，进行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课题，也始终是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项目和批资批修的项目放在首位。我们力图在党的领导下，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批资批修，为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尽我们一分力量。由于水平低，工作中有许多缺点错误，成果也不多，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在贩卖封资修黑货。 “四人帮”及其党羽，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上了种种极其荒谬的罪名，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还公然禁止科研人员搞业务，使得科研工作受到极大破坏，许多课题的研究中断了十多年，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大落后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但是，百废待兴，头绪纷繁，究竟从哪里做起呢？当前，首先要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把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加以澄清。同时要一手抓队伍建设，一手抓资料积累。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被“四人帮”破坏而丧失的时间夺回来，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第3版()专栏： 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 本报评论员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华主席发出响亮号召：“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条战线更加斗志昂扬。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各学科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举行座谈，愤怒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科学事业的滔天罪行，决心把社会科学赶快搞上去。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及时。 发展社会科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搞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都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也正因为这样，万恶的“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毁灭和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他们从理论上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从各方面疯狂地摧残社会科学事业，破坏建国十七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他们从精神上肉体上残酷地打击迫害有贡献的老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他们拚命禁止有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出版发行，损毁图书资料和科研成果。他们恣意撤销科学研究机构，强令停止科研业务活动。“四人帮”给社会科学事业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较之自然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从反面告诉了我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十分重要，必须抓好。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在奋斗目标、理论观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有力的指导，这是我们特别优越的条件。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凶暴践踏，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的许多部门没有发展，不少学科的研究甚至停滞了，倒退了。多年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过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到现在还没有写出真正够水平的著作。无论政治、经济、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系统总结我们党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我们已有的研究机构还有很多缺陷，许多应有的学科还是空白，还没有设置相应的研究机构。这种种情况更加说明，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自然科学要大干快上，社会科学也要大干快上。 要大力开展创造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繁荣昌盛社会科学事业，就必须从政治、物质等方面创造条件。一定要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副副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要激励和支持探索真理的顽强勇气，敢于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攀登科学高峰。这些“禁区”往往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重大的问题，常常是科学尖端的所在，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敢于突破，敢于探讨。要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学术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能乱扣政治大帽子。要活跃学术研究，就要有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之争，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错误、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先导，只要善于总结教训，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各级党委要重视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队伍，注意发现人才，健全充实研究机构，加强图书资料工作。 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尽快地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

第4版()专栏： 纪念毛主席光辉题词发表十五周年、华主席亲笔题词发表一周年 全军决心发扬雷锋精神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沈阳部队领导机关集会决心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做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五日电　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的干部战士，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发表十五周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发表一周年，决心在新的长征中继续发扬雷锋精神，做雷锋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连日来，雷锋生前所在团认真总结了开展学雷锋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组织干部战士重温毛主席、华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再次学习《雷锋日记》，收听雷锋生前作忆苦思甜报告的录音，重新整理开放了《雷锋展览馆》。指战员们决心以敬爱的周总理为雷锋同志题词所概括的四个方面，在新的长征中把雷锋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福建前线某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评标兵、树典型、插红旗、赶先进的活动，并专门总结了领导干部带头学雷锋的经验。全师学雷锋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一派新的蓬勃景象。正在祖国西沙群岛海面巡逻的海军某部学雷锋先进单位六五二艇的干部和水兵，在甲板上仓室里回顾开展学雷锋运动给部队带来的深刻变化，畅谈我党我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好形势，更加认识到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个雷锋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激发了学习雷锋的热情。全艇和每个干部战士都重新修订了学雷锋的规划。 这期间，在边疆海岛、机场码头，许多部队纷纷召开了树立学雷锋的典型和表彰先进的大会，给学雷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披红戴花。 据新华社沈阳三月五日电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领导机关今天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十五周年，纪念华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发表一周年。 沈阳部队副政委邹衍在会上讲话。他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在部队中更加蓬勃开展起来。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照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人大的重要部署，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雷锋的运动，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做出新贡献。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陈璞如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以解放军为榜样，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培养众多的雷锋式的先进人物，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实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规划而奋斗。 “雷锋班”副班长杨宗波，“神枪手四连”指导员杨路义，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武装部政委高庆荣，战斗英雄代表包文廷，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抓纲治军，大干快上，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第4版()专栏： 全国高等学校新生陆续入学 据新华社报道　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经过报名、考试、初选、录取等阶段，于最近胜利结束。通过考试，发现了大批优秀人才。录取的新生，符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质量显著提高。目前，新生正在陆续入学。 这次招生工作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到今年新生入学为止，前后历时近四个月。 这次招生对象广泛，全国有十二届高中毕业生和各行各业各类青年共五百七十多万人踊跃报名，参加考试，接受祖国的挑选。前几年，尽管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不少青年顶住了歪风逆流，坚持学习，刻苦钻研，考出了好成绩，向党向人民交了“红卷”。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四人帮”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有些考生不仅能做必答题，还能做附加的参考题；有的已经达到大学一、二年级水平；有的同时初步掌握了几门外语。文、理、工、农、医、师、艺术、体育等各类院校都录取了一大批优秀青年。 几天来，上海各高等院校的校园里，采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节日景象。各校派出车辆到火车站、轮船码头，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 新生入学后，上海各高校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普遍开展路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同济大学召开大会，向新生介绍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为了对新生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学校恢复了负责基础课教学的基础部和按学科成立的教研室。上海师范大学已为新生编写了《地球概论》、《中国古代史》、《现代文学作品选》等三十八种教材。 这几天，清华、北大校园里特别热闹。担任迎接新生工作的教师，热情地接待来自各条战线的青年；报到的新生兴高采烈，满怀激情地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今年清华、北大招收入学的新生，质量普遍比前几年新生高，表现了新招生制度的优越性。 北大招收的新生中，还有少数民族青年、台湾省籍青年、归国华侨青年等；还招收了一部分六六届和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和越级报考成绩优良的少年。 这次招生工作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现了千家万户赞招生，各行各业齐支援的动人景象。各级党委对招生工作十分重视，加强了领导。在整个招生过程中，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招生工作中发生的个别违法乱纪、“走后门”等恶劣现象，及时给予了严肃处理，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第4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出版单行本 新华社北京三月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副主席《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已于八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在北京新华书店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也即将出版发行。这两本书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最近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4版()专栏： 诗集《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增订再版 新华社北京三月六日电　诗集《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经过增订，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这本诗集初版后，即受到广大群众的珍爱，很快被抢购一空。这次再版，增选了六十八首诗，绝大部分都是革命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时写下的佚名诗，曾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其中有自由诗，也有古体诗。这些诗以诚挚、朴实的笔触，表达了广大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

第4版()专栏： 摄影画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出版 新华社北京三月四日电　由解放军画报社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摄影画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最近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这本画册，通过数十幅照片、图画和文字说明，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战斗一生。

第4版()专栏： 林平驷创珠算新除法 新华社南宁三月九日电　广西商业学校教师林平驷，对我国沿用已久的珠算除法进行了改革。他编著的《珠算新除法》，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教师、学生和城乡财会人员的欢迎。 早在一九六一年，只有高中一年级文化程度的青年林平驷，就决心对珠算除法进行改革。从此，他查阅资料，分析数据，刻苦钻研，总结了归除、商除和剥皮除这三种传统珠算除法的优缺点，取其精华，大胆创新，终于摸索出了珠算除法的新规律。林平驷的新除法吸收了商除与笔算结合的优点，克服了“心算估商”的麻烦，提高计算速度；继承了归除法用口诀求商，一呼即得的优点，把繁琐的七十九句口诀简化为十六句，易记易学。新除法还具有其他一些优点。 在这之前，林平驷还先后研究创造了“快速乘除计算图”、“圆规乘除图算法”、“中点图算法”，并编著出版了《快速乘除图算法》一书。林平驷曾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学学会常务理事。

第4版()专栏： 上海市革委会欢宴乔桑主席率领的代表团 谭震林副委员长出席宴会 新华社上海三月十日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古拉·乔桑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首先祝酒。他说，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的光临，给上海人民带来了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表示相信，代表团的访问，对进一步加强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必将作出可贵的贡献。 罗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委员、瓦斯鲁伊县委第一书记、县人委主席格奥尔基·特纳塞祝酒时说，我们代表团能够对上海市进行参观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上海对发展中国的经济作出了努力和贡献。我们预祝上海人民在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完成华国锋主席所交给的任务中，作出新的成就。他祝罗中友谊万古长青。 出席宴会的还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朱万国，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林鹤、林德明、丁公量等。 下午，罗马尼亚同志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乘船游览了黄浦江。 代表团是下午由谭震林副委员长陪同乘专机从南京到达上海的。 贵宾们离开南京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负责人胡宏、储江、吴仕宏、周伯藩等到机场送行。上午，代表团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指战员们为贵宾们进行了实弹射击表演。

第4版()专栏： 前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访问 李一氓同志率党的工作者访问团离京 耿飚同志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三月九日电　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和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邀请，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冯铉，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区棠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等，到机场送行。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也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中索广播、电视和新闻两个协定在京签订 黄华外长会见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长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为了增进中索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中国和索马里今天在北京签订了广播、电视和新闻两个协定。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和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部长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广播事业局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新闻和国家指导部之间的广播、电视合作协定。 新华社社长曾涛和哈桑部长签署了新华通讯社与索马里国家通讯社新闻合作协定。 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卡欣参加了这两个协定的签字仪式。 曾涛社长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索马里新闻代表团。两国新闻界朋友在宴会上盛赞中索两国人民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结成的深厚战斗友情。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索马里新闻代表团团长、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长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卡欣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

第4版()专栏： 芬兰弦乐四重奏团团长离开北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三月八日电　芬兰弦乐四重奏团团长、第一小提琴手奥高·卡姆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其他芬兰音乐家将继续留在我国参观访问。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芬兰驻中国大使苏奥梅拉到机场送行。 四重奏团三月五日从北京到上海访问，到八日共演出两场，受到听众的欢迎。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对外友协上海市分会负责人李储文等出席了三月五日的首场音乐会，并在演出休息时会见了芬兰音乐家。 卡姆团长和夫人是今天下午从上海来到北京的。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匈牙利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托尔多伊·耶诺在京签订了中匈两国政府一九七八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并进行访问后，三月六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匈牙利驻华大使里班斯基等到机场送行。由乌干达财政部副秘书卡巴齐古鲁卡率领的乌干达工业和贸易代表团三月九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乌干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格德，前往机场迎接。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彬为团长的中国电力考察团和原子能电站考察团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的考察，三月九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水电部副部长李代耕，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魏克德，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苏礼蔼等。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三月九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法兰西艺术行动协会主席路易·若克斯为团长、法兰西艺术行动协会主任安德烈·布尔戈为副团长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代表团。 法国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著名画家华君武、吴作人、张汀等，出席了宴会。 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于三月十日在北京开幕。展览代表团朋友们是最近陆续到达北京的。由蒙古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策伦桑加率领的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三月七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国。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郑义山，蒙古驻中国大使楚龙巴特尔到车站送行。由瑞士苏尔寿集团主席施密特率领的苏尔寿集团代表团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三月六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贸促会副主任肖方洲等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京期间同我有关工业部门和进出口总公司进行了业务洽谈，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钱信忠副部长离京前往加蓬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政府代表、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应邀参加加蓬民主党建党十周年和邦戈总统执政十周年庆祝活动，三月六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加蓬。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卫生部副部长王伟、加蓬驻华大使马荣博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孔镇太副总理等朝鲜同志路经北京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孔镇太一行在出国访问回国途中，今天早晨乘飞机路经北京。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司长何章明、傅顺和到机场迎送。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送。

第5版()专栏： 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政府首脑齐亚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阁下阁下： 在阁下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非常愉快地向阁下表示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你的当选意味着确认你作为一位革命领导人和英勇战士的杰出品质。 请阁下也接受我对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和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热烈祝贺。我们相信，在你的英明指引下，我们两国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发展，不断加强。 阁下，请接受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你身体健康，祝兄弟的中国人民继续进步和昌盛。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拉瓦尔品第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阁下： 在你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谨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非常愉快地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一任命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对阁下的杰出的领导才干高度推崇。 请阁下也接受我们对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胜利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致通过的诚挚祝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光辉成就继续使巴基斯坦人民感到钦佩。我们毫不怀疑，在阁下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在各方面继续取得迅速的发展。 我相信，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培育起来的我们两国间的亲密的友好关系将继续发展，以利于我们两国人民。 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健康和幸福，祝伟大的中国人民继续进步和昌盛。 请阁下接受我本人的亲切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首脑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拉瓦尔品第

第5版()专栏： 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阁下： 在阁下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之际，我谨代表卢旺达政府和团结在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之内的卢旺达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借此机会，我再次祝愿阁下在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并祝你以你的才干领导伟大友好的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繁荣昌盛。我相信，由于你为两国人民共同利益所作的积极努力，如此顺利地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主席、创始人 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少将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基加利

第5版()专栏： 贝宁总统克雷库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获悉你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借此机会，我特别愉快地代表贝宁人民、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贝宁革命军事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战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你表示的这一高度信任表明，在你领导下进行的争取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取得了光辉成就和胜利。请相信，贝宁人民高度赞佩英勇的中国人民对自己英明领袖所表达的崇敬心情。 顺致最崇高的、战斗的敬意。 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 马蒂厄·克雷库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科托努

第5版()专栏： 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席阁下总理先生阁下： 我非常愉快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就你再次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向你表示热烈的和最衷心的祝贺。你的连任生动地说明了你杰出的领导才能，也证明了全中国人民对你的信任。 我衷心地希望和祝愿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今后的许多年内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贵国人民的进步和幸福、为实现贵国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继续进行斗争。 祝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增进。 阁下，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 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 武装部队总司令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中将（签字）

第5版()专栏： 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的贺电北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先生阁下： 在阁下担任新的崇高职务之际，我高兴地代表黎巴嫩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个人幸福，祝中国人民进步、繁荣昌盛。 黎巴嫩共和国总统　埃利亚斯·萨尔基斯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贝鲁特

第5版()专栏： 塞内加尔总理迪乌夫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我愉快地获悉阁下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借此机会，我高兴地代表塞内加尔政府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一决定十分正确地肯定了你在领导贵国事务中所立下的功绩。我相信，你再次担任总理职务将有助于加强塞内加尔人民和伟大的、友好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 顺致崇高的敬意。 塞内加尔共和国政府总理　阿卜杜·迪乌夫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达喀尔

第5版()专栏： 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在你再次担任总理的重任时，我谨代表土耳其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十分愉快地向阁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不断取得成功。我坚信，在你任职期间，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和发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土耳其总理　比伦特·埃杰维特

第5版()专栏： 澳大利亚领导人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阁下： 我十分愉快地祝贺你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我一直关心地注视着我们两国间关系的不断发展。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今后的岁月里将不断得到加强。 总督　泽尔曼·考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我十分愉快地回忆起我于一九七六年访华时我们的会见。我期待着我们两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继续交往。我相信，今后中澳关系将继续发展和兴旺。 澳大利亚总理　马尔科姆·弗雷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阁下： 在你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十分愉快地代表澳大利亚参议院全体议员向你表示祝贺。在我们这里，人们亲切地回忆起乌兰夫副委员长率领的杰出的代表团的来访，那次访问为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议会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参议院议长　康多尔·劳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阁下： 在你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谨代表众议院全体议员表示热烈的祝贺。乌兰夫副委员长率领的杰出的代表团的来访进一步发展了我们两国间的亲密和友好的关系。我们期待着同你们进一步开展这样的交流。 众议院议长　比利·斯内登

第5版()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贺电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委员长： 对您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谨致祝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古斯塔夫·胡萨克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于布拉格北京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华国锋总理： 值此您再次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之际，请接受我对您的祝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于布拉格

第5版()专栏： 波兰领导人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委员长： 在您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请接受我的祝贺。 同时谨表示希望，波兰和中国之间关系的进展将符合两国人民及世界和平的利益。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亨里克·雅布翁斯基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华国锋总理： 在您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谨向您致以祝贺和问候。 借此机会，祝愿波兰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顺利发展。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彼得·雅罗谢维奇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

第5版()专栏： 匈牙利领导人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您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请接受我的良好祝愿。我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和平事业。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洛松齐·帕尔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布达佩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在决定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请接受我真诚的良好祝愿。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拉扎尔·捷尔吉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于布达佩斯

第5版()专栏： 纪念上海公报签订六周年 美国人民在许多城市举行集会游行 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友协要求加速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六日电　纽约消息：最近几天，美国人民在许多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纪念上海公报签订六周年，要求美国政府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三月五日，纽约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由“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联盟”发起的“中国日”集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分会两主席之一卡普兰在会上说，“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实际上仍然同中国和中国人民处于隔离状态。”这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阻碍了美国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会上还通过“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联盟”致美国总统卡特的一封信，要求他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华盛顿特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二月二十八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要求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副主席戈洛宾强调说，“现在是美国改变拒绝承认成立了二十八年之久的中国政府的时候了。”会上，各团体的代表也就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在旧金山、亚特兰大、底特律、奥尔巴尼、波士顿和其它地方，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地方分会和其它组织也分别举行了有几百人参加的集会。在芝加哥，一百五十多人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美中关系正常化。 在这些集会上，许多发言者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三项步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废除同蒋邦签署的“共同防务条约”；断绝和蒋邦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六日电　华盛顿消息：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最近分别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广告栏上发表声明和广告，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步骤加速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号召美国人民开展各种活动，以促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全美华人协会二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声明指出：“上海公报使两国对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承担了义务。但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正常化的进程仍然没有完成。我们认为继续拖延下去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要求现在必须采取步骤以完成这一进程。” 声明强调，人们曾经一再指出，在最近几年，美国和中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使这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有很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同上海公报所阐明的是一致的，即：两国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我们认为，通过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来培植这些共同点，这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市分会、纳索县和萨福克县分会、韦斯切斯特分会、费城分会、新泽西分会、伊萨卡分会、宾厄姆顿分会等近三百名著名成员在全美华人协会的赞同下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要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广告说：“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和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由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彬率领的中国原子能电站技术考察团，应法国工业部的邀请，从二月五日到二十八日对法国原子能电站技术进行了考察后，三月八日离开巴黎回国。考察团在法国考察期间受到了法国有关部门的热情友好接待。法国工业部长勒内·莫诺里二月二十七日会见了张彬团长。 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肖桐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结束了对奥地利的友好访问，三月八日离开奥地利回国。奥地利建筑和工艺部长约瑟夫·莫泽尔六日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是二月二十一日到达奥地利的。在奥地利期间，代表团在维也纳等地参观了公用和民用建筑物以及施工工地，受到有关单位热烈友好的接待。以卜成友为领队的中国青年足球队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后，三月四日乘飞机离开德黑兰。 在访问期间，中国青年足球队参加了第五届皇太子杯国际青年足球比赛。这一届皇太子杯国际青年足球比赛，从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三日在伊朗的设拉子和阿巴丹举行。巴西队获得冠军、伊朗队亚军、波兰队第三名。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比利时马列共等西欧六国马列组织隆重集会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 葡共（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重申支持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 新华社布鲁塞尔三月五日电　为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月四日在布鲁塞尔举行隆重的纪念会。 《共产党宣言》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辉文献是一八四八年初在布鲁塞尔起草的。 六个西欧国家的一些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共四百人参加了这一集会。在会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一条横幅上写着《共产党宣言》发出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费尔南·勒菲弗尔在集会上发言说，“一百三十年走过的路是多么不平凡啊！共产党人的小队伍已经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组织“在诞生，在发展。它们拥有生命力。它们拥有未来。”他指出，共产党人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条红线贯串起来。 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书记夏尔·德尔纳在集会上说：“《共产党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迄今仍然是我们革命活动的基础。”他说：“世界革命的每个阶段都要有世界政治范围内的具体的战略思想。当前，这个思想就是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伯福德在集会上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今天以同样的力量出现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理论中”。“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中为我们指出了十分明确的方向。” 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书记彼得森在集会上说：“一百三十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六十年前的伟大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的发表，每一个事件都推动了历史的飞跃发展。”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泽姆勒在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使我们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观点对国际阶级力量作出分析，并为我们制订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战略开辟了道路。” 《红色人道报》政治领导人雅克·儒尔盖在会上说，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分析作为理论根据的。谁看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列宁在一九二○年丰富了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之间的连贯性，谁就不能正确理解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 新华社马德里三月三日电　应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的邀请，由埃杜依诺·戈麦斯（维拉尔）总书记率领的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代表团，于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抵马德里进行了访问。 访问结束后，两党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在尊重各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之上。” 公报说：“两党重申完全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理论，并认为，这一理论是各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的指南。两党表示支持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作为全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伟大盟友的社会主义中国，双方认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帝事业，都是非常有益的。 两党重申坚决支持各国人民为捍卫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公报最后说：“葡共（马列）和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决心继续努力，进一步增强两党的联系，从而增强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之间的联系，增强两国工人阶级的联系。”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露骨的战争挑衅 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集团从三月七日开始在南朝鲜举行为期十一天的“联合作战训练”。参加这次军事演习的有四万多美国陆海空军和六万多朴正熙集团军队。这是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来，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这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全体朝鲜人民的战争挑衅，是对朝鲜半岛和亚洲地区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指出美国军队霸占南朝鲜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阻挠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根本障碍。 去年，美国政府在朝鲜人民的坚决斗争和美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压力下，作了一些姿态，表示愿意在四、五年内将驻在南朝鲜的地面部队连同核武器撤走，但是又把海、空军力量继续留在南朝鲜。美国政府在大谈“撤军”的同时，又答应向朴正熙集团提供十九亿美元的作战装备。今年二月美国政府又同意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再给朴正熙集团三亿三千多万美元的“援助”。事实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撤军”的幌子下，大力加强朴正熙集团的军事实力。美国伙同朴正熙集团举行这次军事演习也是为了继续给朴正熙集团输血打气，并以军事实力来威胁朝鲜人民，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阻挠朝鲜统一。 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顽固推行“两个朝鲜”的民族分裂政策。最近，朴正熙集团在所谓“南侵威胁”的借口下，加紧对南朝鲜人民的法西斯镇压，积极扩充军备，蓄意加剧紧张局势，企图乞求更多的“美援”，拖住美国军队，维持其法西斯统治。 美国和朴正熙集团的倒行逆施，决不能阻挡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历史潮流。任何用“武力”来威胁朝鲜人民，阻挠朝鲜统一的企图，只能是痴心妄想。 实现朝鲜统一是全体朝鲜人民强烈的民族愿望。任何外来势力都无权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必须正视现实，停止对朝鲜的侵略和干涉，停止对朝鲜人民的战争挑衅行为，按照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决议，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从南朝鲜撤走一切武装力量，让朝鲜人民来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第6版()专栏： 朝鲜《劳动新闻》谴责美朴集团进行军事演习 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坚决站在朝鲜人民一边 新华社平壤三月十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三月十日发表评论，谴责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三月七日起在朝鲜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评论揭露说，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团不顾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坚决抗议和谴责，在三月七日开始了罪恶的军事演习。 评论说：“这次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的极其危险的玩火活动，是对珍视和平、希望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露骨挑衅，是威胁朝鲜、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 评论说：“我国人民决不会允许扰乱和平、反对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三月九日广播，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三月八日发表声明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三月六日发表的声明，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南朝鲜举行大规模‘作战训练’的罪恶阴谋，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战争挑衅的侵略阴谋。”声明最后说：“民主柬埔寨人民和政府坚决站在兄弟的朝鲜人民和政府一边，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美帝国主义用军事力量的威胁不能阻止朝鲜人民统一自己祖国的胜利步伐。”

第6版()专栏： 索马里政府宣布将从欧加登地区撤军 美国总统说苏联和古巴的军队也应当撤走 新华社摩加迪沙三月九日电　据索马里新闻部三月九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说，索马里军队将撤出欧加登地区。 声明说：“鉴于一些大国关于和平解决非洲之角的危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这一地区的建议和呼吁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召回其军队的要求，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将从前线召回它的部队。” 声明说：索马里政府要求一切外国军队从非洲之角撤走；要求立即开始通过谈判使非洲之角的冲突得到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同时，声明还重申了索马里政府关于在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行使自决权利的主张。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卡特三月九日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已经通知他，索马里同意把它的军队撤出欧加登地区。 他说：“我欢迎西亚德总统宣布这一决定。美国希望，这个决定将会使非洲之角的那个地区的流血迅速停止。” 卡特说，“苏联和古巴的军队也应当开始撤出”。 卡特说，“美国期待所有外国军队早日全部撤出”非洲之角。他表示，美国准备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使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停止敌对行动、举行谈判而作的努力。 卡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了中东问题和罗得西亚问题。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三月九日电　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报道，埃塞俄比亚全国革命作战指挥部三月五日宣布，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已经在这一天将欧加登地区的重要城市吉吉加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随后，埃塞俄比亚全国革命作战指挥部又宣布，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在三月八日控制了吉吉加以南的菲克和达加布尔两个城镇。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三月二日在一次集会上讲话时说，在索马里军队“立即和无条件撤走”之前，“斗争将继续下去”。他还说，苏联“正在给予我们无保留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古巴人“同埃塞俄比亚人民军站在一起作战”。 （附图片） 瑞典群众二月二十五日在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苏联军事干涉非洲之角。 新华社记者 摄

第6版()专栏： 铁托总统结束对美国的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日电　华盛顿消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三月九日晚上结束了对美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铁托总统三月七日和九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了会谈。 在九日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卡特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南斯拉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 关于非洲之角的冲突问题，两国总统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应当在考虑到尊重两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合法愿望的需要的情况下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铁托三月七日晚上在卡特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谈到非洲之角的形势时，表示希望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两国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他还说，不应当让非洲成为大国集团进行竞争的场所。 铁托说：“应当从国际关系中消除强权政策和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所有国家都应致力于消除集团和世界上的其他分裂，并为建立新的、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铁托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今天，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整个的民族仍然被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这是“很不能令人容忍的”。 在谈到南部非洲问题时，他要求迅速结束在那里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第6版()专栏： 利益“吻合”吗？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插手非洲之角的争端，挑动非洲人互相残杀，严重地损害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然而，苏联《新时代》周刊不久前却说：苏联的利益和非洲人民的利益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相吻合的”。果真是“吻合”吗？ 对于非洲之角的争端，非洲国家从维护团结出发，始终主张“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本着非洲的兄弟、睦邻和谅解的精神来解决”，主张“让非洲人来解决非洲人的问题”，坚决反对外来势力的干涉。而远离非洲的苏联，无视非洲的利益，偏偏要插手干涉，支一方、打一方，加剧分歧，竭力为和平协商设置障碍。苏丹总统尼迈里说得好：“苏联渗入非洲之角，使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苏联的这些卑劣行径难道同非洲人民的利益相“吻合”吗？ 独立的非洲国家需要和平和安定的环境，以便加快建设，增强保卫独立的力量。但是，苏联这个贪婪的军火商，根本不顾非洲国家的意愿，千方百计地把非洲搞乱，借机向这一地区大量倾销武器。非洲舆论指出：“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财政援助，而不需要目前用来屠杀他们的兄弟的武器。”“苏联总是充当善于钻营的军火商，企图挑起争端，以便能够通过向交战国提供武器来捞到大量好处。”苏联把大量武器“送给我们的兄弟来互相残杀”，“而他们非常高兴地坐视这场斗争”。苏联这种发战争财的奢望难道同非洲人民的利益相“吻合”吗？ 非洲不要雇佣军。去年举行的第十四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专门通过了在非洲制止和镇压雇佣军的文件。但是，苏联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的雇佣军运往非洲。现在，除了在安哥拉有它的大量雇佣军外，已有一万多名古巴以及苏联的军事人员进入非洲之角。据报道，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员驾驶米格飞机，袭击索马里的城市和乡村。甚至还有俄国高级军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指挥大规模屠杀。难道这也和非洲人民的利益相“吻合”吗？ 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不过是以利益“吻合”作幌子，向非洲之角和非洲其他地区大肆进行渗透和扩张，以便达到它鲸吞非洲和迂回包抄西欧的战略目的。它所鼓吹的“吻合”论，是以苏联的霸权利益为准绳的。凡是符合它的霸权利益的，它就拍手称好，凡是为捍卫本国和非洲利益而敢于同它抗争的，它就视为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它对埃及、苏丹、索马里都是这么干的。曾几何时，苏联在索马里渗透得手时，它是多么惬意，利益多么“吻合”，因而对索马里大加赞扬。而今天，索马里人民看清了它唯利是图的本质，毅然赶走了它的专家，显然和它的利益就不相“吻合”了，于是，它便撕下伪装，破口大骂。这件事实，就足以揭穿利益“吻合”论的西洋镜了。苏联是要非洲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吻合”苏联的利益。“吻合”者，服从我也，岂有他哉。 觉醒了的非洲人民，通过不断的实践，越来越看清苏联同非洲国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它所炮制的“互相吻合”论越来越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