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继续举行分组会议 华主席同代表们共商国家大计 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也分别参加小组讨论 小组会上，华主席同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看到华主席这样平易近人，代表们更加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代表和委员们在两天的分组会上热烈拥护华国锋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动员令和号召书。他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长征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接着走，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到北京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同大家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李先念副主席和汪东兴副主席也分别参加了本选区——湖北和北京的小组讨论。能够同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一起讨论抓纲治国的大计，代表们是多么激动呵！ 北京代表团共有五个小组。华主席每到一个小组，代表们都是又鼓掌，又问好，又让座。华主席总是笑容可掬地招呼大家坐下来，继续讨论。有些曾在旧社会要饭、拣煤核的劳动英雄和生产标兵，今天同华主席围坐在一条长桌旁，商讨国家大事，语声哽咽了；有些被“四人帮”当作“敌人”专政多年、如今已是银丝满头的科学家、文学家、剧作家，今天听到华主席和蔼地询问他们“身体还好吧！”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小组会上，华主席同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看到华主席这样平易近人，代表们更加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华主席来到的第一个小组里，北京铁路局工会主任、铁路老工人郭映福正在主持讨论。华主席侧过身来问他：“我们这个小组有几位代表？都来了吗？”接着又说：“我们继续讨论吧。”一位中年代表声音响亮地说：“我发言。我叫张秉贵，是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华主席满面笑容地接过了话：“是卖糖果的，我认识你。”张秉贵又惊又喜地望着华主席。华主席亲切地对他说：“我在报纸登的照片上见过你。”这时，小组会场响起一阵咯咯的笑声。华主席表扬百货大楼服务质量最近有改进，鼓励北京财贸战线职工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位面色红黑的煤矿工人表示要发言，可是激动得说不出话。华主席笑呵呵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原来这是北京市最近授以“劳动英雄”称号的邬纪秀。邬纪秀在华主席的鼓励下，终于找到了话头，他淳朴地说：“华主席，你同我们坐在一起，我感到自己真正是国家的主人了！”华主席笑了，在座的许多老工人、老贫农、老医师、老教师也笑了。邬纪秀只有一条腿，他装着假腿一直战斗在井下，有时两天两夜不上井来。华主席问邬纪秀年龄，这位英雄的矿工响亮地回答：“四十九岁，不老啊！”华主席笑着直点头。邬纪秀即兴念出几句顺口溜：“我今年四十九，跃进路上快步走。煤炭不翻番，死也不心甘！”这时，春雷般的掌声席卷全场，带头鼓掌的是华主席。 一位男女老少都喜爱的相声演员正在发言，他一抬头，看见华主席走进会场，并在他的对面就坐了。别看这位演员、语言学家平时语言流畅，现在却热泪盈眶，顿然语塞。华主席一眼认出这是侯宝林，就伸出手同他亲切地握手，鼓励他讲下去。侯宝林批判“四人帮”摧残艺苑中曲艺这一枝鲜花的罪行。华主席同大家一起批判。他说，“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人民不高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要继续进行，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我们的人民。华主席鼓励侯宝林和在座的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喜爱的新作品。有华主席参加小组会，小组会越开越热烈，代表们越谈越兴奋。大家交口赞颂：当前形势无限好，祖国前程灿烂辉煌。 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教授追述了去年华主席讲到的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条件之后说，从历史上看，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技术基础是那样的落后，又有美帝经济封锁，随后苏联撤走专家又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可是我们很快就赶上去了。一九五六年制订的科技发展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实现了。现在，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基础比五十年代强多了。更重要的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华主席接过话题，说：要在二○○○年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关键在头八年。从现在到一九八五年这八年是关键，是打基础的，很重要，基础打好了，后十五年的发展将会更快。 华主席听大家谈到一年多来在科研工作、技术革新方面又做出不少新成果时，对大家说，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应该表扬，应该奖励。 当华主席同大家一起讨论到如何高速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在座的工人、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和干部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表示一定要同时间赛跑。“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陈福汉向华主席表决心时，特别强调要深入揭批“四人帮”，他说：火车行驶，最起码的一条要求就是安全正点。可是“四人帮”却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我们工人坚决不听他们那一套。我们宁要汗满身，也不能让社会主义列车晚半分。 华主席高兴地说：铁路现在不错了，昨天日装车指标又创造了新纪录，铁路工人作了很大努力，干得好呵！应该向你们学习。 陈福汉激动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成绩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华主席接上说：应该归功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请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工人同志们问候。 北京代表团第五小组讨论结束时，已快六点了。华主席还特意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开会的地方，看望这两个地区的代表们。 当华主席离开代表们的住地时，夜幕已经降临，可是每个代表的心里都亮起了明灯。他们看到人民领袖爱人民，他们感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已经在望了！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分组会议，讨论华国锋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举行分组会议。 在两天的分组讨论中，五千多名代表和委员精神振奋，畅所欲言，共商国家大计。小组会都开得生动活泼，严肃认真。 代表和委员们在讨论中热烈拥护华国锋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动员令和号召书。他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长征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接着走，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 在小组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围绕华国锋总理在报告中发出的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号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把各地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喜讯，把八亿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带到了各个热气腾腾的小组会上。大庆油田的六位代表和委员，在小组会上和在会外的交谈中，一致表示要高速度发展石油工业，为创建十来个大庆多作贡献。有的代表在三届、四届人大会议上曾经亲耳听到过周总理关于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这次听到华国锋总理的报告后高兴地说，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扫清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达到。来自鞍钢的人大代表、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王崇伦说，华主席要求钢铁工业高速度发展，国家要钢，人民要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要多出钢，出好钢，一定实现钢铁工业的大跃进。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表达了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决心。她说，国内国际形势都要求我们高速度地发展农业，大寨大队三十年来由穷变富，近几年来发展比较快，打倒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去年大寨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平均每人还生产粮食两千斤。大寨还要高速度发展，这就要大干、苦干、巧干，干了今天还要想明天。 来自科技、教育、文艺等战线的代表，讨论中特别谈到了繁荣社会主义科技文化事业的问题。科技界的代表和委员们说，华主席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我国科技战线的现状和今后的任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我们落后了，但是我们并不气馁，一定要迎头赶上去。 在两天的小组会上，代表和委员们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深揭狠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一致指出，只有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实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壮举。大家深信，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定会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在两天的小组会上，代表和委员们还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附图片） 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到北京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同大家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汪东兴副主席也参加北京的小组讨论。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 《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继续展出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为纪念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中国历史博物馆最近对《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进行了充实后继续展出。 《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博物馆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着手筹办的。展览筹办期间，得到各有关方面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 《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初开始接待观众，到目前为止，已接待国内外观众二百多万人。广大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外国朋友，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周总理的每一件珍贵文物和照片，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留言和来信，倾诉自己受到的深刻教育，盛赞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表达自己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紧跟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位外国友人参观以后，非常激动地说：我和中国人民一样崇敬周总理。 《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共展出珍贵文物、资料、照片一千余件，陈列面积约一千八百多平方米。内容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介绍了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期立志改变旧世界，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第二部分，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介绍了周恩来同志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在旅欧勤工俭学期间，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创建新的军队政治工作，参加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活动；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协助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同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进行艰巨的斗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在解放战争时期，陪同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率领中共代表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后，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三部分，周恩来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总理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精心规划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推动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精心培育大庆、大寨红旗； 深切关怀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文艺、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创造性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苏美两霸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重病中，仍然坚持为党为人民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四部分，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介绍了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沉痛悼念的情况。在“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的大厅里，展出的周总理办公室复原陈列以及周总理在卧室里坚持工作的用具和其它珍贵遗物等，生动地表现了周总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鞠躬尽瘁为人民的高尚品质。展览的最后部分，介绍了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怀念周总理，努力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第1版()专栏： 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 ——回忆周总理 罗瑞卿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正从福州乘飞机去上海治病。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夫妇俩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噩耗！顿时陷入万分悲恸之中。 在此半年多前，我自外地回北京过建军节时，总参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总理曾向他问起把我接回来没有？并要他转告我注意身体。我随即给总理写了封信，要求去看望他。不久，邓大姐来了电话，说总理刚动手术，暂时不宜会客。她受总理的委托，详细询问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情况，并传达总理的话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还说：来日方长，要我只争朝夕，把病治好。在长期处于逆境之后，听到总理这些充满着党的温暖的话，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总理对干部向来是很关心，很重无产阶级阶级情义的。有一件事特别使我难忘：长征时，总理患伤寒病，不得不坐担架。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曾经亲自抬过总理的担架。那时因为长途跋涉，冻馁交加，无论是干部和战士，体质都已相当虚弱，抬担架是很吃力的。我那时随聂荣臻同志去看望过病中的总理，亲眼见过这种情景，知道总理是多么痛惜抬担架的同志，多次从担架上爬下来。解放后，杨立三同志逝世，总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同志的葬礼，并且亲自抬死者的灵柩（当时还没实行火化制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间的友谊，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感情——对一个在艰苦年月做过好事的同志表示敬意。现在，总理要邓大姐向我转达这些话，当然也决不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关注，而是出于革命大义，是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被剥夺了为党工作机会的老干部的关怀。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老干部如贺龙同志，在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时，总理曾经多方保护，让他住进中南海，以防人身安全受到坏人的威胁。贺龙同志的亲属曾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我谈起这些情形。贺龙同志恢复名誉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重病到会，致悼词时是很动感情的，在场的同志无不深受感动。杨勇同志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放期间，摔断了腿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使腿伤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总理总是处处照顾别人，而从不考虑自己。许多和总理有过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都知道：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办公办到深夜，但当他为某件事情需要找人询问或商量的时候，如非特殊紧急情况，总要秘书先问一下：要找的人睡了没有？如果睡了就不要叫醒。总理关心干部就是这样无微不至！我们的毛主席也是这样。他老人家健在时，也往往是彻夜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些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上述习惯和不成文的规矩的同志，都交代自己的秘书：只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来了电话，不论夜已多深，都要叫醒自己。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经常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从电话上叫醒啊！但这已经成为永不可复得的幸福了！总理生病以后，许多同志都和我一样，希望能够去看望他。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邓大姐又来了电话，告诉我，准备安排我和总理见面。邓大姐还要我的老伴做我的工作，她自己做总理的工作，以免见面时过分激动，影响健康。结果那一次，又因为总理手术后刚刚拆线，伤口愈合情况不好，医生不同意，没有见成。但是，我们一直期待着总理康复后能够见面的日子。就在我去上海治病的时候，我们还在盼着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哪里想到，我们这个热切的愿望，一夜之间竟成了终生的遗憾！为了瞻仰总理的遗容和参加追悼周总理的活动，我匆匆中断了治疗，赶回北京。总理遗体火化那天，我们住的京西宾馆，从住所的同志到服务员，几乎全部在守候灵车。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一样，身体不好的就倚在窗边等着。大街两旁守候灵车的群众，排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长龙。当灵车经过时，群众的哭声随着凛冽的寒风，一直传到我们住的十二层楼上。在追悼总理的大会上，当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时，那弥漫全场的由于强自压抑而显得格外沉痛的悲泣之声，更加使人肝肠欲裂！这种从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心底迸发出来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也使我在深沉的哀痛中更加怀念总理的许多高尚品德。在这里，我特别想就我所知，回述一下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在总理身上的生动体现。 凡是接触过总理的人，从总理身上得到的最深刻、最亲切的印象，是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记得就在那次邓大姐代表总理询问我的身体情况的时候，我正在请福州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治腿。这位老中医在骨科方面很有经验，许多病人经他治疗后都恢复得很好，对保障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这位老中医的医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后继无人。总理听邓大姐转述这个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给这位老中医做工作，把他的医疗经验整理出来，留给后代，为人民服务。 我再次去福州时，把总理这个指示告 诉了福建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那个同志抓了这件事，派人帮助把这位老中医的经验整理了出来。但是，在“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帮派体系大反所谓复辟、回潮的时候，这件事竟成了那个同志所谓“请隐士”的一条罪状。两相对照：总理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的疾苦，而“四人帮”及其喽罗为了篡党夺权，竟然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也大作文章，颠倒黑白，乱扣帽子，真是可恶！ 总理十分关心交通秩序，因为这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有一年冬天，总理听说北京市交通秩序不好，职工上下班很挤，为了实地了解交通情况，就在一个傍晚上下班的时候，亲自去乘坐公共汽车，后来又改乘电车，在北京绕了半个圈。有时开大会或去北京饭店有事，他亲自在会场和饭店前指挥交通。一次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理去时，发现大会堂前交通秩序不怎么好，于是问：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大个”还在不在。原来，黑大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原交通队长于有福同志的外号，他在整顿交通秩序方面颇有办法。在场的人告诉总理，这个同志早已不在公安局工作了。总理指示要很快把他调回来。一个普通的干部，多年不见，总理还记得这样清楚！有些同志把这归因于总理记忆力超人，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把广大群众时刻放在心上，在日理万机的长期实践中，使自己的记忆力高度适应人民勤务员的工作要求，又怎能设想，能够这样了如指掌地熟悉干部，知人善任呢？ 总理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尽可能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他外出时，向来不喜欢多带保卫人员，更不喜欢前呼后拥，因为他觉得，这样不利于联系群众。有一次，总理到外地去，保卫人员为安全起见，建议他把胡子留起来。总理不同意，说：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有一个材料，讲总理有一次看画展时看到一幅画，画面上是毛主席和朱老总在公园里散步，背景上不见游人。总理对这幅画的背景处理很不以为然，问：“难道把公园里的游人都撵走了？”这个问号，多么发人深省啊！说到这里，我进一步想到有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件事情：我在公安部工作时，有一次，毛主席外出，我考虑到安全问题，派出了一辆前导车开路。主席知道后，批评说：你们这样搞，不是要让我脱离群众吗？为这事，毛主席在一年时间里批了我多次，为了促使我注意，批评得很尖锐，很深刻。我觉得批得很对，所以心里也很舒服。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作风，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模范作用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总理在联系群众方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平易近人，一是周到细致。我亲自接触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九六○年年底，中央决定我随总理和陈毅同志访问缅甸。为了开展工作，需要张茜同志和郝治平同志以夫人身份随同出访。当时，郝治平同志不大习惯于以这种身份出国活动。一天，她忽然接到总理直接打来的电话。总理问：“听说你当夫人，有点思想问题呀？”郝治平同志惊奇地反问：“您怎么知道的？”总理风趣地说：“我是代表团团长嘛，还能不知道？”接着就给郝治平同志做工作：“当夫人，也是工作，不能小看。这也是个锻炼，见见世面嘛。邓大姐身体不爽，要不，这次也去。”最后还特别交代她要准备一下出国穿的衣服。邓大姐还把她自己的一件衣服派人送了来，要郝治平同志改一改，带着出国。 密切联系群众，不仅仅是个作风问题，它是和路线问题紧密相联的。我常常想：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为什么能够坚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识别和抵制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和倒行逆施？总理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可以从他身上找出多种因素，但是我总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所以就能够正确反映群众的情绪，正确集中群众的意见，从而对客观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和估价。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实际上，总理早就是反对这个谬论的。比如，砸烂公检法问题，总理一直持反对态度。毛主席说过：有人说北京市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我们怎么能在北京呆这么长时间？有人说，浙江公安机关烂了，我去杭州住过多次，也没出什么事，这怎么解释？总理不顾有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受林彪、“四人帮”毒害太深的人的反对，坚持传达了毛主席这些话，坚持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一九七一年，总理在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指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全国，在公安战线始终占统治地位，不然怎么会有今天？有人说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理这些话，代表了广大公安战士的意见，反映了公安战线的实际。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保护了许多革命老干部，也必须说，这不仅是出于和老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感情，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在干部问题上坚持了十七年红线主导的科学估计。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总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特点之一，是他的言行一致精神。他从很早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之后，就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甘心做一名毛主席的助手，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从遵义会议起，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总理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遵义会议结束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总理在这个转折关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会理会议上，他坚决反对了林彪要夺毛主席的军权、让彭德怀上台指挥的叫嚣。在反对张国焘分裂路线的斗争中，他始终紧紧地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所以，张国焘把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做主要的攻击目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因此，毛主席一直十分信任和器重总理，而反党头子们几乎都对总理造谣中伤，施展反对他的种种阴谋。解放初期，我就听到毛主席讲过：“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但是高岗却极力反对。一九六四年十三陵军事检阅时，在一次会前乘车途中，我亲自听毛主席讲过，高岗跑到主席那里讲总理的坏话，挑拨说，周恩来不能当总理，应该让别人来当。这个“别人”实际上就是高岗自己。主席驳斥他说：“那怎么行呀！我看他（指周总理）当得很好嘛！”随后，在那次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及此事，说：“我刚才在车上对罗瑞卿说这件事，他还不知道哩！”刘少奇也是反对总理的，在背后散布过对总理的流言蜚语。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对总理更是恨之入骨。敌人的反对，恰恰证明了，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协助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各条战线实际的最好的助手。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周总理也是全党的楷模。他向来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对于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循循善诱，使人心服口服，从来不乱扣帽子。发现了批评的事实不确，都要努力核对。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那样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而是经常讲自己的缺点、错误，用以警惕全党，正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帮助，又可给同志以借鉴。”延安整风时，他严格实行了自我批评，更加获得了全党的信任。就是在民主人士面前，他也同样严于解剖自己，光明磊落，真是无事不可对人言。他是我们党和国家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从来不允许把他个人的作用，同党的作用、群众的作用分割开来。他经常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处处注意突出毛主席的作用和毛主席的领袖地位。一九六一年九月，总理在南昌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一再强调要突出宣传毛主席，宣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宣传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关于南昌起义，他只字不谈自己，而是指示：要宣传朱德同志、贺龙同志、叶挺同志、刘伯承同志和陈毅同志。一九五五年，总理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后回到广州，在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发现馆内陈列的他的像片比别的教员的像片大一些，就委托邓颖超同志转告馆内工作人员，要把他的像片缩小到和别的教员的像片一样大。总理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他从不允许为他自己建立纪念馆，不允许任何地方把他住过的旧居开放展出。江苏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我在江苏看地形时曾去淮安看过总理的旧居，听淮安县的同志讲，他们多次提出要在那里为总理修个纪念馆，总理不但不同意，而且一再严肃地叮嘱他们：一定要把他的旧居拆了盖工厂或者分给大家住，并叫淮安县委检查此事落实情况，向他汇报。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难道掩盖了周总理的英名吗？没有！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难道削弱了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吗？没有！相反，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正是从这些地方，更加感到我们的总理可亲可敬。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更加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认识，所拥戴。我们一些老同志在一起交谈时都深深感到：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设想没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设想没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正是周总理坚持按照毛主席倡导的三大作风，言传身教，努力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才大大减少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造成的破坏，为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特有的重大作用。 敬爱的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建树的伟大功勋，已经有口皆碑，载入史册。正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象周总理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斗争的非凡经历给了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各条战线实际的非凡的智慧。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给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给了他光明磊落的伟大胸怀。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给了他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我们只有从这些根本性的方面，才能理解：为什么党的三大作风在周总理身上能够有这样鲜明突出的模范的体现。 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大作风被他们践踏。他们搞的是理论脱离实际，自我扩张；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上面耍笑脸，脚下使绊子；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愚弄群众，强奸民意，草菅人命；是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哗众取宠，招摇撞骗。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就痛斥过的“偷、装、吹”，又在这些反党头子身上死灰复燃。他们刮起的这股歪风邪气，流毒是很深的。有的人是嘴巴和手脚相脱离，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有的人养尊处优，心里根本没有群众；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自己“走麦城”，吹吹拍拍，假话连篇。这些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像前面，应该脸红。肃清这股歪风邪气，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我们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作风上，周总理的毕生实践，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拨乱反正的生动教材。今天，正当我们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议上号召：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向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大步前进。一切热爱周总理的同志，都应该珍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把闪射着三大作风光芒的周总理的美德，引为自己学习的光辉榜样。 （《解放军报》供稿）

第2版()专栏： 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 今年三月五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我们今天选刊周总理青年时代写的十首诗，作为纪念，供大家学习。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总理青年时代的一个光辉方面。 ——编者春日偶成 一九一四年 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一九一三年八月，周恩来同志来到天津南开学校学习。第二年，他与几个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出版了《敬业》杂志。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担任《敬业》、《校风》等刊物的总编辑期间，曾经撰写了许多社论、时评、纪事和文艺作品，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唤起青年和民众的觉醒。这两首五言绝句，发表在《敬业》创刊号上。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一九一六年初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 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 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寮天。 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 这三首诗，原载一九一六年四月《敬业》第四期，署名“飞飞”。张蓬仙是吉林人，一九一三年八月和周恩来同志一起考进天津南开学校，是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之一。 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一九一六年十月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原载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版的《敬业》第五期。“皞如夫子”即张皞如先生。他当时在南开学校任教，有爱国民主思想，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他的《伤时事》诗与上述周恩来同志的这首和诗是在同期《敬业》上发表的。张皞如原诗如下： 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 在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意。国生命已断送 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大江歌罢掉头东 一九一七年九月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是周恩来同志结束中学时代、东渡日本前夕所作。一九一九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为了投身到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毅然放弃在日本学习的机会，决定回国。临行前，他的好友张鸿诰为他饯行，请周恩来同志书赠留念。周恩来同志并在诗后写有“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书此留为再别纪念”等字句，同时还写明书赠此诗也是为了“自督”。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 觉姣妍。 原刊载于《觉悟》创刊号。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一七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日本求学，积极投入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军阀卖国的革命活动。 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一九二○年六月八日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那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来信告诉我， 说你给他去的信道： “……况且我是个人， 可以做工自给的； 无论如何， 总不至饿死他乡！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你别时也同我说： “……买四等票， 坐三等舱。…… ……勤工俭学去； 念一年书后， 工读自助。 ……研究实用理化；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 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过南京， 见着述弟； 想象中下关车站， 黄浦江畔，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世界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意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又见了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九、六、八下午恩来作于 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愚如： 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今天我 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居然成功了。 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你看看怎样？到南京请给述庵看看！海船无 到，你能本着“天籁”和我一首吗？ 别了！三个月后，或者能见着，希望了。 天安也有一首诗送你！ 恩来　九、六、八、 这是周恩来同志在狱中写的。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天津领导群众包围了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一月二十五日被他们无理查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到省公署请愿而被捕的二十四名代表。周恩来同志和另外三名代表，被反动军警逮捕，押送警务处。在敌人的监牢中，周恩来同志团结狱中的难友，进行各种斗争。周恩来同志还把监狱变成学习革命理论的课堂，组织大家学习，并亲自讲解马克思主义。 六月八日，当周恩来同志的一位战友李愚如（女）来告诉他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时，随即写了上面这首诗。李愚如和邓颖超同志都是当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诗题中的述弟，即潘述庵，又名潘世纶。他是周恩来同志的同学。 生别死离 一九二二年 ……看到施山给念吾的信，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的同志，遂作此篇，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这首诗刊载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德国，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从事旅欧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 黄爱同志，湖南常德人。一九一九年在天津读书时，是周恩来同志等创办的觉悟社的社友，并积极投入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二○年，周恩来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黄爱同志回湖南与庞人铨等同志在长沙组织劳工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在毛主席直接帮助和教育下，黄爱同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领导工人斗争中曾被军阀赵恒惕多次逮捕。一九二二年一月，黄爱与庞人铨同志领导长沙第一纱厂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举行全体大罢工。十六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凌晨在浏阳门外就义。 工人们听到黄、庞二同志不幸遇难的消息，纷纷跑到劳工会门前失声痛哭；有的冲向反动军阀政府，表示最强烈的抗议。毛泽东主席闻讯后极为愤激，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敌斗争的策略和任务；并亲自主持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周恩来同志当时给国内战友写的信中说：“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Ｃ．Ｐ．坚定的倾向。”“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附图片） 周恩来同志东渡日本留学时写的诗手迹

第3版()专栏： 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座谈会 乌兰夫、吴德、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胡厥文、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座谈会。许德珩主持座谈会，廖承志首先讲话。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省籍同胞近二百人欢聚一起，畅谈祖国当前的大好形势，倾吐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深切怀念，表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共同奋斗的坚强意志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今年纪念“二·二八”，适逢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胜利召开。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纪念座谈会。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省籍同胞近二百人欢聚一起，畅谈祖国当前的大好形势，倾吐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深切怀念，表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共同奋斗的坚强意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吴德，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主持。 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首先在会上讲话。他满怀激情地说，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的胜利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一件大喜事。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加速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前进步伐，争取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于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廖承志说，五届全国人大，台湾省的代表团同兄弟省、市、自治区代表团欢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五届全国政协的委员，除了台盟单位以外，还有一些单位也有台湾省籍的委员参加了会议。这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祖国人民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期待和关心。 廖承志严厉谴责蒋经国反动集团推行媚外卖国政策，残酷压榨和迫害台湾同胞的滔天罪行，对台湾同胞的悲惨处境表示深切关怀，对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对他们不断以各种形式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一年多来，台湾省人民反蒋爱国斗争此伏彼起，不断发展。去年十一月，在桃园县中坜镇上万人抗暴正义斗争，是台湾人民对蒋帮反动统治长期不满和仇恨的一次大爆发，是反蒋爱国斗争的新发展。 廖承志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是包括台湾省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深切关怀台湾人民的疾苦，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要和台湾人民一起努力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台湾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和压迫，他们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有着强烈的愿望。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充分相信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热情地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旅居国外的侨胞和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回到祖国大陆参观游览和探亲访友，我们将热情接待和提供方便，以增进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我们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而共同奋斗。 廖承志还重申我们党和政府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一贯政策：“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欢迎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回祖国大陆看看，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保证安全和来去自由。愿意回来定居也热情欢迎。对他们在大陆的亲属一视同仁，不加歧视。希望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 廖承志强烈谴责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反共的顽固派，勾结台湾极少数民族败类，妄图分裂我国，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等种种阴谋。他指出，美国必须断绝同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国同蒋帮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我们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解放台湾，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廖承志的讲话，不断地激起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有各界代表和台湾同胞十一人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是：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蔡啸，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刘斐，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荣毅仁，人大常委会委员、台湾省籍同胞陈逸松，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董其武，人大常委会委员庄希泉，五届人大代表庄明理，五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杜聿明，五届政协委员、台湾省籍同胞钱福星，五届政协委员、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李毅。此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王芸生，五届人大代表林良材、吴国祯、卢嘉锡、叶仁寿、田中山，五届政协委员程思远、李乔松、李仙洲、雷洁琼、林盛中、陈文彬，原旅美台湾留学生、现任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干部武进等，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们在发言中表示，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许德珩副主席在座谈会上讲话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必将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必将在台湾高高飘扬。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姬鹏飞、罗青长、朱穆之、张香山、梁必业、杨勇、王平、童小鹏、李贵、仲曦东、凌云、齐燕铭、李金德、聂真、林丽韫、杨斯德、马纯古、胡德华、康克清、路金栋、王笑一； 在京部分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爱国人士和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朱蕴山、陈此生、史良、胡子昂、季方、严济慈、茅以升、陶峙岳、华罗庚、童第周、孙起孟、屈武、徐伯昕、楚图南、于树德、孙晓村、周培源、苏子蘅、刘芸生、韩权华、钱昌照、谢冰心、胡子婴、伍禅、叶圣陶、王昆仑、甘祠森、黄鼎臣、潘菽、李文宜、严信民、赵君迈、张学铭、费孝通、侯镜如、郑洞国、谭异之、宋希濂、费彝民、严庆澍、李奇中、宋伟斌、赵明哲、赵子立、爱新觉罗·溥杰、黄维、何思源、孙承佩、郭翼青、黄晚霞、罗西欧、郭秀仪、林玲玉、曹俊喜、陈家乃、高戈、史林峰、范儒生、崔月犁、夏翔、浦洁修、丁贡南、孙孚凌、傅学文； 台盟、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委员：李纯青、田富达、徐萌山、陈炳基、江水生、林德时、钟炳松、林敏敏、冯炎火、蔡子民、李辰、陈木森、王瑞丰、陈丁茂、廖灿辉、刘金华、谢玉林、钟维旺、张桂珠、陈亨、黄启章、陈志平、吴克太、张克辉、陈文、曾子平、徐兆麟、吴英辅、王碧云、陈玛玲、胡秋金； 在京的台湾省籍同胞：何斌、叶纪东、吴河、李克世、李丙盛、纪朝钦、庄德润、林丽芳、李国仁、郭平坦、杨淑卿、陈荣芳、杨威理、陈明、林栋、江英彦、康大川、魏正明、王茂胜、胡金树、林明美、杨潮光、李河民、郑翼宗、傅尧箕、翁肇祺、黄文哲、江重光、王阿雄、杨国庆、林仲琡、傅力力、林天民、谢文雄、陈兆赓、马荣生、陈平、白明、陈夏子、谢秋成。（附图片） 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出版 叶剑英副主席为本书的封面题字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写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最近在北京出版发行。 叶剑英副主席为这本书的封面题字。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用文字和图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周总理从“五四”时期到逝世前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全书共分三十三章，收有近三百幅图片。其中一百二十多幅是周总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有“五四”运动时期、旅欧勤工俭学和大革命时期的照片，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纪录，也有建国后摄录的同各条战线的群众在一起的镜头。其余的一百六十多幅，是周总理的手迹，以及有关周总理的文献和文物的图片，其中有周总理的部分著作原稿，亲笔书写的函电、题词，起草的指示、命令、报告、计划和批示等。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在北京发行后，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文物出版社还出版了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东渡日本时所作，一九一九年三月书赠友人诗的手迹。新华书店也将于近日发售。

第4版()专栏： 王震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同志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王震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罗马尼亚体委书记埃米尔·吉布和体委国际部部长扬·帕翁，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负责人李青川，以及项钟圃、张联华、宋中、王文忠等同志。（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二月二十八日会见罗马尼亚体委书记埃米尔·吉布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到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开会的地方看望代表们。 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开会的地方看望代表们。 二十七日，李先念副主席参加本选区——湖北小组讨论。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北京市工业战线上的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听了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浑身是劲。“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陈福汉（左二）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多拉快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好火车头。 大庆工人代表个个豪情满怀，保证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中继续当闯将。 （本栏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英雄的唐山人民代表侯占友（左一）、王益元（左三）等在讨论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满怀激情地表示，一定要把唐山建设成现代化的新城市。

第4版()专栏： 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到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开会的地方看望代表们。

第4版()专栏： 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开会的地方看望代表们。

第4版()专栏： 二十七日，李先念副主席参加本选区——湖北小组讨论。

第4版()专栏：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第4版()专栏： 北京市工业战线上的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听了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浑身是劲。“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陈福汉（左二）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多拉快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好火车头。

第4版()专栏： 大庆工人代表个个豪情满怀，保证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中继续当闯将。 （本栏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英雄的唐山人民代表侯占友（左一）、王益元（左三）等在讨论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满怀激情地表示，一定要把唐山建设成现代化的新城市。

第5版()专栏： 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座谈会上 廖承志同志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廖承志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台湾省同胞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大家满怀胜利的豪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这次集会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一年初见成效已经胜利实现，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切盼望的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正在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 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的胜利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一件大喜事。是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个重要部署。它标志着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发展，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和加强，对于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加快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前进步伐，争取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于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台湾省同胞的反帝反蒋爱国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三十一年前台湾人民举行的“二·二八”武装起义，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祖国大陆人民的解放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三十一年来，台湾省人民又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冲击着帝国主义和蒋帮的反动统治。我们对台湾省人民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一年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迅猛而健康地发展，被“四人帮”长期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已基本得到澄清，无产阶级专政大为加强，社会秩序大为安定，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统一战线正在巩固和扩大。总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可以比较顺利的得到贯彻执行。全国各族人民心情愉快，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工农业生产阔步前进，科学技术正向现代化进军，文化教育出现一派新景象。国防建设大大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热火朝天，各条战线都欣欣向荣。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展现在我们面前。展望未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前程似锦。 在外交战线上，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我国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的胜利，必然大大鼓舞台湾省人民的爱国斗争，打击和动摇蒋帮的反动统治。 蒋经国反动集团，内外交困，十分虚弱，十分恐慌。为了挽回它必将彻底失败的命运，竭力进行欺骗宣传，妄图抵制祖国大陆的影响；强化法西斯统治，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台湾人民，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抓捕爱国青年，迫害无辜同胞；继续推行媚外卖国政策，千方百计引进外资，把台湾人民当作廉价劳动力，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使台湾经济日益殖民地化，广大的台湾省骨肉同胞惨遭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我们对台湾省同胞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关怀，对蒋帮的黑暗统治表示极大的愤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台湾省同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蒋帮的倒行逆施只能进一步激起台湾省人民的仇恨和奋起反抗。一年多来，台湾省人民各种形式的反蒋爱国斗争此伏彼起，不断发展。去年十一月，蒋帮玩弄所谓“五项地方选举”，争权舞弊，不择手段，在桃园县中坜镇激起上万人的抗暴正义斗争，这是台湾人民对蒋帮反动统治长期不满和仇恨的一次大爆发，是反蒋爱国斗争的新发展。 台湾省同胞从祖国大陆的大好形势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斗争的方向，进一步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祖国，渴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和祖国大陆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省同胞和爱国人士，回到祖国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有的已在祖国大陆定居。他们以亲身的所见所闻揭露蒋帮的欺骗宣传，增进了台湾省同胞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当中一些人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还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我们对他们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表示热烈的欢迎。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一千六百万台湾省骨肉同胞无限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是包括台湾省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深切关怀台湾人民的疾苦，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要和台湾人民一起努力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华主席去年曾两次接见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最近，各省、市、自治区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绝大多数都有台湾省籍同胞代表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台湾省的代表团，和兄弟省、市、自治区代表团欢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五届全国政协的委员，除了台盟单位以外，还有一些单位也有台湾省籍的委员参加了会议。政府还规定在参军和报考大学等方面，要适当照顾台湾省籍同胞。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祖国人民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期待和关心。 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和压迫，他们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由于台湾人民长期受蒋帮反动欺骗宣传的毒害和严密封锁，有些人对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真实情况，对我们解放台湾的政策，不很了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充分相信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热情地欢迎更多的台湾省同胞、旅居国外的侨胞和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回到祖国大陆参观游览和探亲访友，我们将热情接待和提供方便，以增进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我们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而共同奋斗。 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国外的其他人员，爱国的多，卖国的少。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欢迎你们和你们的亲属回祖国大陆看看，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保证安全和来去自由。愿意回来定居也热情欢迎。我们对你们在大陆的亲属一视同仁，不加歧视。希望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但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反共的顽固派，勾结台湾极少数民族败类，妄图分裂我国，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等种种阴谋，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美国必须断绝同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国同蒋帮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我们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解放台湾，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我们坚信，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毛主席、周总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遗志，必将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 同胞们！朋友们！同志们！当前形势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沿着我党十一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为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对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共同奋斗！

第5版()专栏： 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座谈会上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台湾籍同胞发言摘要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籍同胞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蔡啸在发言中说，“一定要解放台湾”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志，是八亿人民的共同愿望。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非常关怀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非常关怀一千六百万台湾同胞，与台湾同胞心连心。遵照华主席关于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这次除了有十三名台湾省籍同胞组成的台湾省代表团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三十多名台湾省籍同胞从各个地方、各界和各条战线推举出来，出席了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此外，还有数目很多的台湾同胞，参加了各省、市、自治区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十分有利。世界上一小撮反华反共的顽固派，玩弄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等等阴谋，永远不能得逞，是注定要失败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刘斐说，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两个大会胜利召开的喜讯传到台湾，必将进一步鼓舞台湾人民反对蒋帮的斗争，同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也肯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而更加分崩离析。大家知道，我是一九四九年春参加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来到北京的。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拒绝接受和平协定，我们和谈代表团全体同仁，激于义愤，本着爱国的良知，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站到人民方面来。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只不过有一点爱国心，选择了一条一个爱国者应该走的道路。但是二十几年来，党和人民政治上俾我以重任，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全国解放后，所有先后回到祖国怀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历次特赦人员，也无不得到应有的信任和荣誉，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其中参加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就大有人在。党的信任和关怀还泽及家属，如程潜、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黄其翔等先生，虽已去世，他们的夫人都被邀请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傅作义、卫立煌先生的夫人，还蝉联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就充分说明，党对爱国人士的深切关怀，是贯彻始终的。我殷切期望我在台湾和国外的老朋友、老同事，早赋归词。 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说，我是民盟成员。借今天座谈会的机会，我代表我们民盟，向我们的骨肉兄弟——远离千里的台湾同胞说几句话：第一要深明大义。我们一定要解放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也是台湾同胞的迫切愿望和责任。第二要认识形势。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形势是越来越好了。第三要爱国团结。我们相信极大多数台湾同胞是热爱祖国的，是愿意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使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早日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荣毅仁在发言中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目前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回来探亲访友，参观访问，亲自看看祖国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去年五月间，我曾陪同回国探亲的亲友到苏北参观。他们在参观过程中，看到解放后修建起来的宏大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疏通了运河、沟通了长江与淮河，初步实现了南水北调。这些亲友们惊喜苏北地区的巨大变化，真是换了人间，同时增进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我的亲友、同学如愿和我谈谈多年离别后的情况，我很欢迎。政府保证你们的安全和来去自由。 人大常委会委员、台湾省籍同胞陈逸松在发言中说，我最近才从海外探亲回到祖国，应该报告国外华侨及台湾同胞的情况。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在日本和美国，接触了许多大陆籍及台湾籍同胞，他们大都对蒋帮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特别是有些老华侨，对蒋帮去了台湾之后，毫不悔改在大陆之腐败政治，变本加厉地压迫台湾人民，弹压台湾人民，表示极端的愤慨，痛骂其为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有些自台湾去美国的，虽其身为国民党高官子弟，也愤慨蒋帮之黑暗统治及欺骗手段之低劣。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都完全同意解放台湾。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期望早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这才是纪念“二·二八”起义的真实意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董其武在发言中说，自绥远起义三十年，我不仅没有受过任何歧视，而且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二十多年高级军职，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等职，还曾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代表团访日等。从我的经历看，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不要再有什么疑虑。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诚恳地希望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积极采取行动，走爱国的道路。毛主席曾对我说过许多很有启发教育性的话，今天，愿意给你们讲一讲。毛主席说：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共产党和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也是什么。共产党人，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毛主席的这些话，值得我们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认真深思。 人大常委会委员庄希泉、五届人大代表庄明理在联合发言中说，回忆三十一年前的今天，我们还在国外的时候就获悉台湾革命志士举行起义。当时广大的爱国侨胞都纷纷表示热情的支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是生活在台湾或在祖国内地的台湾同胞，以及旅居国外的台湾同胞，都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台湾的早日解放，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但林彪和“四人帮”无视华侨和台胞的爱国热忱，以所谓“海外关系”进行迫害。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也砸烂了束缚海外华侨的精神枷锁。他们表示，广大华侨一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解放台湾，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做出应有贡献。 五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杜聿明说，今天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这个光荣的日子，充分显示出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台湾省一千六百万同胞的亲切关怀，也是对台湾同胞反帝、反霸、反蒋爱国斗争的巨大鼓舞。二十余年来，我亲身体会到，生活在新中国无比光荣、幸福。我历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历届全国政协委员。没有料到我这次又被选举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回忆我的前半生，为蒋帮作工具，反共反人民，自知往咎深重。讵料稍萌爱国之心，党和人民即掬诚相待，不究既往，不但特赦我身，复我良知，还使我晚年获得从来不曾享受过的真正自由民主生活。目前台湾孤岛，大势已去，人心背离，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大陆相较，恰成鲜明的对比。希望在台湾的老同学、老朋友和老同事以及其他一切军政人员，应当机立断，弃暗投明。倘或有人仍抱狐疑，未敢抉择，不妨前来大陆探亲访友、参观访问，必能有助于成见隔阂的冰释。 五届政协委员、台湾籍同胞钱福星在发言中说，我生在台湾高雄市，以前在国外求学和工作。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我想起法国爱国微生物科学家巴斯托所说的“科学没有国境，但是科学家有祖国”的话，我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一个研究队伍，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课题和国家交给的研究任务，有的理论工作曾经突破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抓科技工作，我们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感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我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时刻想念着台湾同胞和在台湾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希望他们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奋斗。 五届政协委员、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李毅在发言中说，去年我到过西安、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和广西等地参观，亲眼看到了各地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出现的安定、团结、大干社会主义的局面，欢欣鼓舞，同声称赞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现在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进一步体现了粉碎“四人帮”后毛主席制定的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更加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我国前途无限光明。我深深体会到，两年多前我毅然弃暗投明，脱离蒋帮回到祖国这一条路是走对了。 五届政协委员程思远在书面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们，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真是谈到做到，始终如一。我记得十三年前，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到祖国，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周总理的欢迎，李先生视此为其毕生最大的光荣。毛主席对李先生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毛主席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千千万万的海外知识分子以及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一个极其广泛的号召。现在摆在台湾老朋友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投靠祖国，团结对敌；另外一条就是坚持分裂，反对祖国，甚至引寇自重，为敌张目，那就永远成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了。何去何从，值得深思。 五届政协委员李仙洲在书面发言中说，从台湾同胞“二·二八”起义到现在，已经三十一年了。就在台湾人民组织那次武装起义时，我却站在反共反人民的一边，带领着国民党三个军，到莱芜去进攻解放军。就在“二·二八”起义的前几天，我带领的国民党军全部被歼灭，我也被俘了。这是我追随蒋帮的必然结果。后来我才明白，我被俘倒是件好事。从那时起，结束了我为蒋帮效劳的前半生。也是从那时起，我受到共产党的耐心教育和深切关怀。我在恩蒙特赦以后，为了使我与家人团聚，安排我为政协山东省委员会秘书处专员。去年，我被邀请为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委员。现在我又被邀请为第五届政协委员，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讨论和协商国家大事，我心情的激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从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是说到做到，是始终如一的。 五届人大代表叶仁寿在书面发言中说，解放前，我在台湾经营过土木建筑营造厂、凿井公司、橡胶厂、进出口公司。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南洋采购了一批橡胶经过上海，人民政府了解到我们的财产属于民族资本，没有扣留我的物资。我用这批物资的资金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水泥制品厂和橡胶厂。后来水泥制品厂迁到河南洛阳，我的工厂经历公私合营、地方国营，我个人按政策领得定息，同时继续担任工厂厂长兼工程师，任工商联代表，常到北京参加政治活动，这次又被选为五届人大代表。我在祖国大陆生活近三十年，深深体会到党的政策说到做到，完全兑现。将来台湾解放以后，对工商业的政策也会同台湾人民商量、制订出合理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第5版()专栏： 旅美台胞和其他爱国华侨及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华侨集会 纪念“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电 纽约消息：旅居美国东部地区的台湾同胞和其他爱国华侨约五百人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纽约隆重集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他们表示决心进一步发扬“二·二八”起义的革命精神，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奋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早日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任务。 旅美台湾同胞刘玉叶首先在大会上发言说，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祖国大陆一年来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最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胜利召开，这是祖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必将进一步推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加快实行，使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她说，这个大好形势，给了台湾同胞、国外华侨以极大鼓舞，大大促进了他们团结爱国反蒋斗争和争取早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 刘玉叶指出，解放台湾是包括一千六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决不容许外人干涉。 纪念会场外的走廊里展出了几百张介绍台湾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图片。会上还演唱了反映台湾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歌仔戏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歌曲。 在美国东海岸、中西部和西部一些城市，台湾同胞和爱国华侨也将分别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据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日本东京华侨一百三十多人二月二十八日晚在东京集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这次集会是由东京华侨总会主办的。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首先在集会上讲话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二·二八”起义的光荣传统，加强爱国团结，为进一步推动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的运动而努力。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肖向前出席集会并讲了话。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遗志，必将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 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陈焜旺在集会上作了形势报告。 大会在热烈掌声中一致通过一项呼吁书，号召爱国华侨加强反蒋爱国斗争，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台湾省民会副会长陈文雄以及居住在横滨等地的台湾省出生的青年。 同一天，大阪华侨联合会和神户华侨总会分别在大阪和神户举行集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第6版()专栏： 非洲大陆动乱的根源 本报评论员 非洲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索马里去年十一月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最近向非洲之角大规模运进苏式军火和外籍军人，非洲许多国家重申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美国以及法国、西德、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插手非洲事务所表示的严重忧虑和关切，这一切突出地表明这一地区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表明苏美两霸在非洲争夺的不同态势，特别是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新型的殖民主义正在成为非洲大陆动乱的主要根源。 非洲形势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老牌殖民主义被迫在非洲民族解放的怒潮中“退出”它们的殖民地的时候，苏联社会殖民主义的鬼怪已经爬上这块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这些年来在非洲发生的严重动乱，如前年的安哥拉事件，去年的扎伊尔沙巴省事件，以及目前非洲之角燃起的战火，无不是苏联直接干涉和制造的结果。拿非洲之角来说，这一地区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执，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途径加以妥善解决的。现在局势之所以日趋严重，其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挑动，今天支持这个，明天又支持那个，把大批苏古军人、大量苏联军火注入所造成的。最近，美国官方宣布：在这一地区有大约八百到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古巴军队总共有一万一千人，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据估计，苏联在过去一年中运到非洲之角的武器比美国在过去三十年中运去的还要多。非洲之角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苏联为了控制非洲所采用的种种手段，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苏联用它提供的武器，从坦克、飞机、大炮到萨姆式导弹，挑动着、支持着非洲好几个地方的战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苏联倾注到非洲的军火，不仅是新沙皇赚取外汇的来源，而且已成为屠杀非洲人民和控制非洲国家的手段。 苏联派遣的雇佣军，包括来自非洲大陆之外的和从本地网罗的，长期占领非洲国家的土地，入侵非洲国家的领土，插手一些地方的争端。一个由苏联出钱出枪，利用古巴人打非洲人，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血腥悲剧，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手导演下，正轮番出现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土地上。 苏联利用各种条约或其他借口，控制非洲国家的一些战略要地，包括海港和军事基地。它提供的所谓“军援”，已成为控制别国、逼人就范的工具；提供的所谓“经援”，往往是掠夺当地自然资源的手段。 苏联伸出的黑手，一再企图颠覆非洲国家的合法政府，粗暴地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它通过“克格勃”和其他手段，在许多非洲国家培植亲苏势力，组织第五纵队。谁不顺从，谁就会遭到攻击，遭到颠覆，甚至被谋杀。它派出的驻外机构，不仅搜集情报，而且往往成为制造内乱的重要基地。 苏联利用非洲国家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争端和现实斗争中的不同意见，进行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它还利用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和部族问题，利用不同的政治派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拉一派，打一派，从中渔利。新沙皇已成为破坏非洲团结、非洲独立国家内部团结和各解放组织之间团结的罪魁。 苏联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近年来为什么对非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加强攻势，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军火和人力，甚至疯狂地诉诸武力呢？这是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中值得认真分析和对待的一个问题。 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加上它军事实力的膨胀，决定了它必然要更多地采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推行攻势战略的主要手段，决定了它对外侵略扩张所特有的疯狂性和冒险性。在安哥拉事件和扎伊尔的沙巴事件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苏联或以苏联为后盾的武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近，为了在非洲之角投入苏式军火和人员，苏联开辟了飞越好几个国家领空、行程上万公里的紧急空运走廊和海上运输通道，动用了它百分之十五的军事空运能力，显示了它在远离苏联本土的地方进行军事干预的“机动能力”，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惊。苏联社会殖民主义依仗现代的“火与剑”在非洲争夺霸权的趋势，咄咄逼人，已经成为摆在非洲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克里姆林宫把非洲置于它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的战略重点有了变化。恰恰相反，这正是苏联为了争霸欧洲而下的一着重要的棋。如今欧洲两军对峙，双方盘马弯弓，处于僵持状态。这就促使苏联先从欧洲的侧翼下手。非洲向来是西方国家生命攸关的航道——绕道好望角的大西洋航道，经苏伊士运河、出红海的印度洋航道——的必经之地。谁都知道，西方需要的战略物资的百分之七十，西欧所需的石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要经过这条被称之为“西方生命线”的海上大动脉。控制了非洲的这些战略据点，不仅使苏联在非洲有了立足点，而且可以从侧翼包围西欧，控制并在必要时切断西方的供应线，卡住美国和西欧的脖子，这就是西方舆论所谓的“掐断战略”。此外，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国家原料来源和出口市场的不小一部分在非洲，都不能不使苏联垂涎三尺。因此，控制了非洲，苏联在同美国争霸欧洲和全球的角斗中就将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西方有人散布一种论调，说苏联在非洲只是趁火打劫，没有什么固定的战略目标。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苏联在非洲推行的兼并和控制非洲新独立国家、抢占非洲战略要地、从侧翼包围欧洲、加强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地位的一整套战略，除了天真的人以外，谁能看不见呢？ 美国近几年来绥靖思潮的发展，恐苏病的蔓延，也助长了苏联的扩张胃口。苏联前年出动雇佣军抢占安哥拉这块濒临南大西洋的战略要地，无疑是新沙皇在侵捷事件后最大规模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严重行动，可是美国却有人轻飘飘地声称，苏联雇佣军在安哥拉起了“稳定（局势）的影响”。这只能使苏联在非洲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它的侵略部署。 苏联社会殖民主义在向非洲大举渗透、侵略、扩张的同时，进行了一场规模可观的宣传战。所谓“同苏联结盟论”和“利益吻合论”，就是近年来大肆推销的新品种。他们说，非洲国家只有同苏联“结盟”，“才能够防止帝国主义”的“干涉”。这种欺人之谈在非洲的市场越来越小了。埃及和索马里所以废除同苏联才订了不多几年的“盟约”，恰恰是因为尝够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欺侮的苦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的断然行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苏式“结盟”正是苏联控制和渗透的同义语。 苏联领导人又说，苏联同非洲的利益是“互相吻合的”。这无非是要说明，苏联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是在为非洲人民谋利益。应该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论，在十多年前，是有人信以为真的。当时，新沙皇盗用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望，高弹支持非洲民族解放的曲调，以“天然盟友”自居，一步步进入非洲。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俄国“朋友”欺侮、侵略、讹诈非洲国家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近年来，苏联在非洲所干的丑事坏事，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感到愤慨和震惊。他们看到，在所谓苏联在非洲“不谋求私利”、苏非利益“互相吻合”的漂亮言词下，苏联干的是：卖军火、逼还债，当军火商；占基地、要特权，当太上皇；派军队、出顾问，当战争贩子。时至今日，还要人们相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非洲人民的利益相“吻合”，只能使人嗤之以鼻。 苏联在非洲的大肆扩张和倒行逆施，搞得非洲天怒人怨，促使非洲人民觉醒起来反对它。继埃及在前年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去年一年，苏丹把苏联军事专家全部扫地出门，扎伊尔给苏联雇佣军以迎头痛击，索马里将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彻底废除，埃及把因收复失地而欠苏联的军事债务推迟归还，并勒令苏联的文化中心和领事馆关门大吉，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四届首脑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外来干涉非洲事务的决议和镇压雇佣军的公约。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伟大的非洲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伟大气魄和不屈精神。面对着拥有庞大军事机器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非洲人民破除迷信，敢于横眉冷对，说：“你那一套，不算数！”非洲人民逐步认识到，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不可分割的。今天，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特别是要求把苏联逐出非洲的呼声，响彻非洲。这是非洲新觉醒的重要标志，是非洲站起来、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保证。 殖民主义，无论在非洲还是在全世界，早已过时了。无论它披着什么伪装，打着什么旗号；无论它借助武装的暴力，还是伪善的说教，都不能使苏联社会殖民主义能在沸腾了的、站起来的非洲行得通、站得住。三亿多非洲人民为了挣脱老殖民主义的桎梏，前赴后继，付出了血的代价，决不是为了让新沙皇的锁链重新捆绑非洲的胸膛。可以预期，社会殖民主义在非洲，从开张到彻底覆亡，其经历的时间，将比老牌殖民主义短促得多。如果说西方殖民者从十九世纪中叶大规模入侵和瓜分非洲，到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全面崩溃，经历了一百多年，那么，苏联社会殖民主义钻进非洲才二十年左右，已经开始尝到非洲国家反抗的铁拳。时代不同了。非洲人民的觉悟、组织程度、自卫能力不同了。从红海之滨到刚果河畔，开始敲响了苏联社会殖民主义的丧钟。

第6版()专栏： 非洲之角紧张局势的真相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导致非洲之角这场战祸扩大的原因何在？现在真相已明：完全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特别是苏联大规模的军事卷入。 本来，非洲之角两个国家关于欧加登地区存在的争端，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象世界上其他地区这类问题一样，只要没有外来势力的插手，尽管两国为此发生过争执甚至武装冲突，事情是可以经过两国的努力，在非洲兄弟国家及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之下得到解决的。事实上，双方也曾经达成过一些临时协议。即使一时得不到解决，仍可维持现状，而不致恶化。 然而，老殖民主义遗留下的问题，却被奉行新殖民主义的超级大国利用了。特别是苏联，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时而“援助”这个国家大量武器，时而“援助”那个国家现代化军备，煽风点火，扩大争端，唯恐天下不乱。结果，使双方都使用苏联一家生产的武器，互相残杀，酿成今日之大祸。 早在六十年代末期，索马里赶走了美国的“和平队”，苏联就乘虚而入，进行渗透扩张。几年来，它打着“友好援助”的旗号，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修建军事设施，并且帮助训练在欧加登地区活动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部队。当去年春天，埃塞俄比亚驱逐美国势力的时候，苏联又急忙去填补“真空”，不断向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军火，派进苏联和古巴“顾问”。苏联这种两面三刀的作法，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原有的争端，加剧欧加登地区的冲突。 索马里人民识破了苏联的假援助、真扩张的祸心，毅然在去年十一月废除了索苏“友好合作”条约，赶走全部苏联“专家”。索马里人民这一果敢的行动，给苏联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苏联并不甘心于失败。它翻过脸来大骂索马里，而在“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名义下大举向非洲之角渗透。据报道，在最近两个多月中，苏联出动了比它两年前干涉安哥拉时更大规模的海空运输力量，把价值近十亿美元的现代化武器和数千名苏联、古巴军事人员运进非洲之角。在这期间，苏联派往红海一带活动的军舰已增加到二十多艘。有几艘苏联军舰在靠近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港口游弋。 事实已经证明，苏联“支持”这一方也好，“支持”那一方也好，既不是为了索马里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埃塞俄比亚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两国争端的和解。苏联的利益恰恰在于使双方的冲突加剧，以便利用非洲人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大举向非洲之角扩张，加强它在红海、在印度洋同美国争霸的地位。过去它在索马里修建军事设施，从事各种渗透，目的在此；今天它换了个地方，目的依旧。 非洲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舆论已经指出，苏联大举渗入非洲之角，其含义已经远远超出这个地区本身局势的加剧。苏联的目标不限于非洲之角，而且要蚕食以至鲸吞整个非洲；威胁和钳制阿拉伯半岛和整个中东产油国；扼制西方国家的石油运输通道，从侧翼包抄欧洲。这是它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加紧准备战争的一个重要部署。苏联的这种霸权主义利益，同非洲之角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背道而驰的。只要超级大国的争夺不止，苏联的干涉不止，非洲之角就不会有宁日。

第6版()专栏： 日本报纸纷纷谴责“苏日睦邻合作条约”草案 坚决维护日本独立主权收复北方领土 日本外相指出苏联单方面公布条约草案目的在于孤立日本 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五日电　日本报纸二月二十五日纷纷发表社论或评论，揭露和谴责苏联炮制的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草案，支持日本政府断然拒绝缔结这一条约的态度，并且强调必须维护日本的独立主权和收复北方领土。 《东京新闻》的社论指出，如果日本吞下了苏联提出的这项条约草案，就会使日本“承担（苏日睦邻合作条约草案中规定的）有事时进行协商的义务，就为苏联对日本进行干涉开辟了道路。”社论说：“最重要的是，草案根本没有谈及北方领土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睦邻条约的。” 社论说：“日本政府认为‘实现一揽子归还北方领土，是缔结和约的先决条件’，并重申拒绝缔结睦邻条约。这是我国理所当然的态度”。 《读卖新闻》的社论说：“睦邻条约草案是根据苏联早就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设想提出来的。它的军事同盟条约的色彩是很浓厚的”。 《读卖新闻》同一天发表的一篇评论说，这个条约草案“甚至令人感到（苏联）抱有这样一种意图：即谋求将来建立日苏同盟，变日美安全体制为日苏安全体制”。评论指出：“不能忽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条约草案通篇没有提及‘尊重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内政’等内容。这些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事项为什么都‘漏掉’了呢？” 《每日新闻》的社论在谈到苏联单方面公布这项条约草案的异乎寻常的做法时说，苏联这种强行无理的态度，只会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最终有可能导致同睦邻合作这项条约名称相反的结果。 新华社东京二月二十八日电　日本外相园田直二月二十七日在大阪谈到苏联政府单方面公布的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草案时指出，苏联当局企图借此来孤立日本。 据日本报纸报道，园田外相是在关西经济团体联合会等三个团体举办的座谈会上讲这番话的。他在讲话中说，这一条约草案的内容和苏联同东欧国家缔结的同盟条约大致相同。苏联的“目的在于削弱日本同美国、中国之间的联系，使日本孤立起来，按照它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对待日本”。园田外相说，苏联公布这一条约草案，“暴露了它的真心”。

第6版()专栏： 苏联单方面抬高卢布兑换率压低印度卢比价值 印度舆论不满苏联损人利己作法 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德里消息：印度舆论对苏联单方面决定卢布对卢比的比价，不断压低卢比的价值，损害印度的利益，表示关切和不满。 《新地》周刊二月十一日发表的文章指出，苏联国家银行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定期提高卢布的汇率，在一九七四年后，它几乎每月如此。一九七七年一月，莫斯科又一次贬低卢比的价值。这就把卢布的比价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卢布兑换八点三卢比，抬高到一卢布兑换十二点二卢比，先后共提高比价百分之四十七。 文章说：“这一比价的变动对印度的经济有巨大的影响。严重影响到印苏贸易，增加了印度对苏联的依赖。” 文章说：“在印苏贸易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捣乱因素，即所谓‘转口贸易’。‘苏援’工厂仅仅是为苏联生产。例如，波卡罗钢厂直到一九七八年专为俄国生产半成品的生铁铸锭，而且在这个期限之后协定将继续有效。事实上，印度已被变成为它的‘社会主义朋友’在亚洲最大的加工厂。贴上‘苏联造’的商标的商品被运到别的市场。” 为了解决固定卢比和卢布兑换率的问题，印苏两国政府从一九七五年以来举行了多次谈判，但都没有达成协议。第五轮谈判从今年一月底开始在新德里举行。 据印度萨马查尔通讯社二月一日报道，这次谈判，“两国并没有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固定新兑换率的原则”。 报道指出：“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存在着一个障碍：据说苏联的立场是，经过修改的兑换率将适用于印度以出口货物偿还过去（苏联给印度）的贷款。” 据印度报纸透露，如果按照苏方的要求，印度积欠苏联的贷款，用苏联单方面确定的卢布对卢比的新兑换率来计算，印度偿还这些贷款时，就要多还约四十亿卢比。

第6版()专栏： 苏联军事代表团去古巴活动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由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叶菲莫夫率领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应古巴革命武装部的邀请，十八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访问。 据报道，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十八日接见了叶菲莫夫，谈话时在座的有古巴副总理兼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四日电　哈瓦那消息：据古巴《格拉玛报》二月二十三日报道，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向正在古巴访问的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叶菲莫夫和由他率领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其他成员授予“革命武装部队二十周年”金质纪念章。

第6版()专栏：三言两语 “睦邻”新编 苏联单方面公布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草案，说什么要“创造两国之间的睦邻和亲善气氛”，装出了一副对日本“友好”的姿态。但白纸黑字，人们赫然看到：草案要日本承担“不允许”别人“利用本国领土”的“义务”；要在“和平遭到破坏”时，“相互进行接触”。还有，草案抹掉了苏联霸占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日本舆论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企图固定边境线”，“牵制日中条约谈判”，“否定日美安全条约”，具有“军事同盟性质”，一句话，就是要把日本“芬兰化”，使“日本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所以，可以说，草案是莫斯科版的“睦邻”新编。

第6版()专栏：三言两语 “舞剑”争霸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建军节大会上公然发出战争叫嚣：苏联“拔出了自己的宝剑”！但又硬说，“苏联武装力量从来都没有被用于侵略目的”，它“被迫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正义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确实已在西欧及其侧翼北非和红海拔出了剑。但苏联及其雇佣军夺取安哥拉，入侵扎伊尔，现又干涉非洲之角，这难道是什么“正义”的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也听到了弦外之音。合众国际社说，苏联国防首脑的讲话是“针对美国”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苏联“舞剑”也是意在美国，争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