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 在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曾有过一句名言：“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别能象托洛茨基主义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也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反党派别。他们常常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兜售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喊着“左”得无法再“左”的口号，推行右得不能再右的路线；戴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假面具，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勾当。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这样一个假左真右的典型。 一伙反党野心家的合谋 一九六六年初，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面临着一场殊死的决战。正是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林彪这个熟读“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权术经的阴谋家，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野心家江青，迅速地勾结起来，打着革命的旗号，从事反党篡权的罪恶勾当。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政治大阴谋。 一月下旬，江青窜到苏州找林彪密谋策划，一拍就合。林彪立即利用他窃取的权力，安排江青召开一个所谓座谈会，并且吹捧江青“政治上很强，艺术上也是内行”，强令部队对江青的“意见”，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为江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提供讲坛。于是，二月二日在上海，所谓的座谈会就开场了。 名为座谈，事先并不通告座谈内容，更不征求意见。而且江青一上来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甚至还查问“带窃听器没有”。会也确乎开得出奇。自始至终就是江青的“一言堂”。她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搞什么“调查研究”，又咬牙切齿地咒骂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什么不给她剧团呀，不让她排戏呀，甚至“看戏还要买票”呀。最为恶毒的是，她竟然丧心病狂地诽谤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攻击周总理提出的文艺创作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胡说“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也可以提”；还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召开的民族音乐座谈会，是和她另外开的一个会唱对台戏；她歇斯底里地叫嚷：“这是错误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在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恶毒诬蔑之后，她疯狂地叫嚣：“我想了很久，想通了！”怎么通了呢？据说是建国以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宣称：“这条黑线专了我十七年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该是我们去专他们政的时候了！”这，就是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开端。 座谈会结束后，整理了一份江青的谈话要点，可是她看完就骂：“歪曲了我的意思！”原来，她那个不“歪曲”的“意思”，就是既要写上她那一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胡言乱语，又不得露出她搞阴谋诡计的蛛丝马迹；内容要是她的，而形式则须用部队名义。她恫吓地宣称，她是“请”了“尊神”的，这个“尊神”就是林彪。随后，江青把她的那个亲信（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时，江青安插在部队搞“放火烧荒”的那个“纵火犯”）从北京再次叫到上海。江青一个，陈伯达一个，张春桥一个，加上那个亲信，就是这么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伙计”，又聚在上海的阴暗角落，精心炮制出那个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在炮制的过程中，陈伯达这个老反共分子，出了两个“高超”的点子。他提出：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他还提出：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了陈伯达的“高见”，正中下怀，连声夸奖陈伯达“厉害”，“打中了要害”。篡党夺权的迫切心情还使她露出了一句真言：“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她叫陈伯达赶快写出来。过后，还特别亲热地催问：“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于是，陈伯达抛出的这两个反动论点，就成为他们一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两根“理论支柱”。 “文艺黑线专政”论炮制出来之后，林彪大加喝彩，说它“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正是这个林彪自恃有“枪杆子”，需要利用江青在文艺上打开缺口，制造舆论；而江青则自恃有“笔杆子”，需要利用林彪，作她的“护法尊神”。“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的经过，就是这反革命的 “两杆子”出于篡党夺权的共同目的，实行的一次政治上的大勾结。林彪有一段话，说是：“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段话正好是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野心家实行反革命勾结的自供状。 十七年斗争形势的根本颠倒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核心问题，是对建国以后文艺战线斗争形势的估计。建国以后的十七年，国内各条战线的形势，包括文艺战线的形势，究竟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红线代表”、“左派领袖”的姿态宣称：建国以后，文艺战线上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一个结论，完全颠倒了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形势，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的无耻诽谤和攻击。 自从遵义会议在全党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就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根本不存在什么“黑线专政”的问题。建国以来，虽然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有的时期还很严重，但是斗争的结果，机会主义的路线总是不断被战胜、被克服，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总是不断胜利，不断发展，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总的形势是如此。在文艺战线上，无论在全国，还是在部队文艺工作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 建国以后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解决了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上完成了剥夺剥夺者的任务。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胜利展开。在文艺上，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主义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重大斗争。特别是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揭露和清除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派别，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坚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这一时期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是“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历了反复的较量。特别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更加曲折、复杂的，有时甚至非常激烈。这一段时间，反映在文艺战线上，有一次重大胜利和一次严重干扰。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对当时文艺战线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予极大的肯定和鼓励，指出：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对文艺战线这一场胜利斗争的科学总结。在这一时期中，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贡献，对于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乘国内经济暂时困难、国际上苏修卡我们之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掀起了一股右倾倒退的逆流。一段时间内，在文学艺术方面，无论是文艺理论、文学作品和舞台、银幕上，都出了一些毒草。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文艺界也确有一些人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 然而，逆流终究不能成为主流。一九六二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和深刻阐明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展开。毛主席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及时敲响了警钟，指出了“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危险性。这是毛主席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严厉批判，也是对我们犯错误同志的爱护和挽救。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为了帮助文艺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促使社会主义文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毛主席在批示中也明确肯定：“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十七年间，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周总理的精心培育下成长壮大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攻击矛头，实际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周恩来总理。在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后，周总理勉励文艺界同志一定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定要认真实践，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修正主义的毒草要不断地拔”。周总理明确指示，“在五年中，全体同志都要拿出五分之三或三分之二的时间下去生活，至少也要有两年半的时间下去生活，改造自己。”敬爱的周总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江青一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着讲阶级斗争的幌子，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资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说成修正主义的黑线统治，把光明的中国说成黑暗的中国，只能证明他们是一帮喊着最“左”的口号，干着最右的勾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 支撑着“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反动谬论的，还有两根所谓的“理论支柱”，这就是叛徒、托派、老反共分子陈伯达所说的“破”和“立”。“破”，即“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立”，即立所谓“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他们说，三十年代文艺一概要不得。因为所谓“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陈伯达说，十七年文艺黑线，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江青说，十七年的帐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无产阶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就产生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到了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英勇进击，终于把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打得一败涂地，使革命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正是在这一场文化上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曾经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时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也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的赞扬：“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三十年代文艺，攻击的矛头正是指向毛主席的上述论断。当然，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有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但绝不能以此否定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 恰恰是自封为“左派”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伙叛徒、国民党特务、反共老手，早在三十年代就充当了国民党的鹰犬。他们六十年代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只字不提蒋介石和反动资产阶级对左翼文艺和进步文化的“围剿”，反而变本加厉，对三十年代文艺继续抡起屠刀，正是重操他们过去的反革命旧业。他们为了掩盖自己在三十年代的罪行，大搞打、砸、抢，销毁罪证，以至杀人灭口，则更是此种反革命“围剿”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更加重要的是，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三十年代之后，又有了一个伟大的发展，那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为革命文艺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代。建国以后的文艺工作，正是直接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继续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毛主席的《讲话》，在前后两个时期中间，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结过去、指引未来的伟大作用。当江青勾结林彪编造从三十年代到十七年都是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专了政的鬼话时，他们岂不是把毛主席的《讲话》也一概抹杀了吗？！ 他们打着“破除迷信”的幌子，干着“扫荡一切”的暴行。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在他们的“破”所制造的废墟上，也要拚命地“立”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把毛主席亲切关怀、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一批革命现代京剧抢劫过来，占为己有，无耻叫嚷什么他们立了“好的样板”呀，“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呀，等等。他们要“立”这“立”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立旗手”，“立”江青这个“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 为了“立旗手”，他们篡改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就指出“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可是“四人帮”偏要说，只有在江青一九六四年跑出来掠夺京剧改革的成果以后，京剧革命才有了开端，无产阶级的文艺才进入了自己的“创业期”，硬把“领导京剧革命”的旗子抢了过去。 为了“立旗手”，他们歪曲现实，造谣惑众。就在一九六六年二月那次座谈会上，江青无耻吹嘘，《清宫秘史》、《武训传》等问题，都是她“首先发现”之后，才有后来的批判。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真是狂妄已极！ 为了“立旗手”，他们左一个“近三年”，右一个“近三年”。就因为江青是在一九六四年才“露峥嵘”，所以他们就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兴旺起来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诗歌运动，甚至从古田会议以来就有的墙报、黑板报，都说成“近三年来”才突然出现的“新形势”。这种厚颜无耻的生拉硬扯，堪称“呕心沥血”的一个“创举”。 为了“立旗手”，他们竟敢这样宣称：“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自从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请看，为了打扮一个“旗手”的形象，他们说谎，吹牛，诈骗，掠夺，歪曲现实，篡改历史，几乎样样丑事都干绝了。特别恶毒的是，他们所编造的这个“空白”论，不仅否定了从“五四”以来、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建国以后十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而且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和实践，也否定了列宁亲手创建的、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无产阶级文艺和各国进步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三光政策”，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派真面目。他们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大斧，从根子上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艺上所建树的一切，无非是要人们相信，只有江青这个救世主，才“披荆斩棘”地“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广大工农兵群众都应该向她顶礼膜拜，任凭江青一伙去建立他们法西斯专政的“新天朝”。 这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所要的“破”和“立”。 反革命三部曲的彻底破产 从江青勾结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之日起，到“四人帮”一朝覆灭之时止，十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随着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逐步升级，这个政治上反动透顶、理论上荒谬绝伦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更推而广之，恶性膨胀，直至走完了它捣乱、失败，最后彻底灭亡的道路。 “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以后，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反革命，一拥而上，大吹大擂，动员各种手段，利用一切机会，奉献了各式各样的赞美之辞，什么“活学活用的光辉典范”、“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为文艺界开辟了新道路”等等，把它吹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样板”，引进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描绘成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他们全面抹黑无产阶级专政、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从文艺上“打开缺口”，篡夺了宣传、文化大权之后，便任意给人扣上“黑线人物”、“黑线关系”的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和镇压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在文艺创作上，他们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妄图把毛主席亲手培育的无产阶级文艺斩尽杀绝；他们又拼凑了一套一套的御用“写作班子”，抛出了一系列的荒谬论点：他们鼓吹“根本任务”论以篡改和取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鼓吹“一家作主”论以疯狂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吹“三突出”论以篡改和取代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鼓吹“空白”论以抹杀古今中外的一切进步文艺；鼓吹“反真人真事”论以反对文学艺术再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反对歌颂现实斗争中的工农兵英雄人物；鼓吹“主题先行”论以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和深入生活；鼓吹“反形象思维”论以毁灭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们还鼓吹“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文艺；等等。他们散布的这一系列的谬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面反动。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忿慨地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并一再强调，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然而“四人帮”死不改悔。一面抵制、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一面加紧进行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更加恶毒地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文艺上，他们不仅提出了“写与走资派斗争”、“写军内走资派”、“写戴红五星、红领章的阶级敌人”等反动口号，而且直接炮制了一大批毒草电影和戏剧，突出的有《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冲锋向前》、《千秋大业》等，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服务，把文艺变成了直接搞反革命颠覆活动的阴谋文艺。 从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到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再到大搞反革命的阴谋文艺，这就是他们利用文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三部曲。 如果说，一九六六年初，江青勾结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她还只算初露“峥嵘”的话，那末到了十年之后，她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完全全地露了“狰容”。林彪在吹捧“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说，这个反动谬论“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十年阶级斗争的严峻事实，终于使我们读懂了这段话：其“现实意义”，就是从文艺打开缺口，篡党夺权；其“历史意义”，就是妄图整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无奈他们是极端反动、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注定了要短命，是怎么也“深远”不了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尽管他们猖獗一时，但是，既然他们这种上层建筑是如此尖锐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对立，搞得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机器也不高兴，因为使牛、开机器的劳动人民不高兴，那末，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推翻他们，革掉他们的命。他们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当前，文艺战线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正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专政”论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和造成的恶果，把被他们搞颠倒的理论、思想、路线是非彻底纠正过来。“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很深，我们一定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批深批透，战斗到底。我们要在斗争中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整顿好和锻炼起一支更加坚定、更加英勇的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革命文艺大军，把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推向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新阶段。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号召我们：“战斗在社会主义文化战线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应当动员起来，立大志，鼓干劲，遵照毛主席的遗愿，认真搞好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创作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最近，华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再一次向文艺界发出了战斗的动员令。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实现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吧！

第1版()专栏：社论 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事业一定胜利 二月一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备忘录，揭露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这充分表达了全体朝鲜人民要求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也是对美国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永久分裂朝鲜阴谋的忿怒控诉。 朝鲜的分裂局面完全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占了南朝鲜。一九五○年，美国又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停战后，美国军队一直赖在南朝鲜，迄今不肯撤走。一九七○年后，美国加紧推行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 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为了积极推行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不断鼓吹所谓“交叉承认”南北朝鲜的谬论，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制造“两个朝鲜”的国际环境，使朝鲜永久分裂局面成为既成事实。他们还叫嚷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或南朝鲜“单独加入联合国”，妄图通过联合国使朝鲜的分裂局面合法化。他们还鼓吹朝鲜南北“共处”、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妄图用一纸“条约”把朝鲜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美国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这些荒谬的主张是不值一驳的，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永久分裂朝鲜，维持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统治。 最近，朴正熙集团又抛出“统一不可能论”等谬论，为它制造“两个朝鲜”寻找根据。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南朝鲜人民希望的灯塔，成为鼓舞全体朝鲜人民的战斗堡垒，成为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坚强基地。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和防止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五点方针以及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提出的四点救国方案，得到了全体朝鲜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指明了正确道路。朝鲜最终必将实现民族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朝鲜的统一不是不可能，而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实现朝鲜的统一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崇高民族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美国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及其谬论遭到了全体朝鲜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也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和憎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那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却跟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勾勾搭搭，实际上成了美国和朴正熙集团推行“两个朝鲜”阴谋活动的支持者。 当前的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洪流汹涌澎湃。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正不断向前发展。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任何外来势力都无权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必须正视现实，停止对朝鲜的干涉，放弃“两个朝鲜”的政策，按照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决议，从南朝鲜撤走一切武装力量，让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用鲜血结成了伟大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备忘录中阐明的严正立场，强烈反对美国和朴正熙集团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我们坚信，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排除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取得自主和平统一祖国伟大事业的彻底胜利。

第1版()专栏： 全国发电量大幅度增长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讯 今年一月份全国发电量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全国有近半数的电网，发电量超过了去年十二月水平。 目前，我国许多河流枯水，水电站出力下降，给电力工业带来一定困难。各地电业职工正在努力增发火电。他们积极加强火电设备维修，精心操作，精心调度，千方百计保证安全发电和多发电，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提供更多的动力。

第1版()专栏： 木材生产元月告捷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讯 我国森林工业战线传来捷报：一月份木材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夺得首月“开门红”。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今年我国各林区木材生产任务落实早，措施具体。广大林业工人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战风雪，斗严寒，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木材采伐运输会战。东北林区一月份木材日日超产，月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二十二，全国其他林区也呈现出一派快采快运的喜人局面。（附图片） 成昆铁路的岱湾车站正把大量木材装车外运。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战斗在社会主义文化战线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应当动员起来，立大志，鼓干劲，遵照毛主席的遗愿，认真搞好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创作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

第2版()专栏： 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 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讯　经国务院批准，今后中小学教师队伍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将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 本来，文化大革命前，中小学教师队伍就是在党委领导下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但是，“四人帮”却把这诬蔑为“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近几年来，多数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不能管理教师，也不能管理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小学教师被随意借用、调出，教师编制被随意占用；数量本来极少的师范毕业生不能如数分到教育战线；教师队伍的自然减员得不到补充，老弱病残教师得不到及时的妥善安排。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师资队伍的建设，严重影响到扩大和加速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严重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高。 国务院在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时指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战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建设。它直接关系到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希望各地加强领导，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破坏教师队伍建设的罪行，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改进教师队伍的管理工作，加速发展和认真办好师范教育，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以适应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经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中规定： 一、中小学公办教师的管理、调配工作，应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由县以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教师的调动，需经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二、高师、中师毕业生应全部分到教育战线工作。高师、中师毕业生的分配计划，由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会同计划部门、人事部门共同制定，派遣工作由教育部门负责。 三、公办教师的自然减员，应由教育部门于当年如数从民办（代课）教师中选择补充。 四、各级行政部门不应占用教育事业编制；已占用的，应由人事部门妥善安排，尽快退还。各部门、各单位不要任意借调或抽调教师作非教学工作；已借调的教师，应一律回学校工作。近几年来，已调到其他战线工作的教师，本人适合教学工作的，应尽量调回教育战线。凡不按上述规定，继续占用教师的，教育部门停发工资。为了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时间从事教学活动，今后教师应在兼学时间和部分放假时间内，和学生一起参加学工、学农劳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不要抽调他们离开教学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等劳动，在近两三年内，也不要抽调他们参加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等活动。 五、选用民办教师，要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本着节约使用农村劳动力的精神，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民办教师的任用，要本着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经学校、大队提名，公社选择推荐，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辞退和调换民办教师，也需征得学校同意，由公社提出，报县教育局批准，并收回任用证书。（附图片）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教师孔洁莹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辛勤劳动，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这是她在辅导学生测试半导体三极管。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亿万大军治山治水改土　揭开今年农业跃进序幕 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对农田基本建设提出八项要求 据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讯　去冬以来，在祖国大地上掀起的治山治水改土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揭开了今年农业跃进的序幕。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全国农村亿万劳动大军开山劈岭，拦河筑坝，打井修渠，平地改土，共动用土石方达一百三十多亿立米，比上一年同期多百分之六十，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三千三百多万亩，是近几年来同期少见的。 春节前夕，记者访问了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主任钱正英同志，请她谈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形势和要解决的问题，她说，华主席关于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号召，动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各级党委纷纷把揭批“四人帮”、农业学大寨和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个统一的运动来抓。特别是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密云水库参加劳动，对全国各地干部鼓舞很大，许多地方做到了省、地、县三级干部齐上阵，各行各业齐支援。仅据山东、湖北、四川、广西等十一个省、自治区的统计，就有近百万干部下到工地。各地驻军也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农田基本建设。三个月来，许多地方的干部和群众，出大力，流大汗，干出了高速度，干出了高水平。过去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江西、福建、浙江、四川、贵州等省，去冬完成的工程量分别相当于上一年同期的二倍到九倍。 去年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以后，绝大多数省、地、县、社因地制宜地对山水田林路进行了全面规划。入冬以来，许多地方围绕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这一目标，把主攻方向放在改善现有耕地，挖掘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力方面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川省主攻小型水利，大搞喷灌，已经建成三万多个喷灌蓄水池，喷灌面积达一百二十多万亩，为山区、丘陵区的旱地水利化闯出了一条新路。 各地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定额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保证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些地区还注意了改革施工工具，积极发挥机械的作用，提高了工效。 农业要高速度发展，到一九八○年，能不能实现全国每个农业人口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的要求？最近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八项要求： 一，大搞配套挖潜。现有灌溉设施大有潜力可挖，要做出规划，先易后难，迅速配起套来，保证达到或超过设计效益。 二，大搞渠道防渗。现有灌溉渠道绝大部分未经衬砌，水量浪费很大。各地在三年之内，至少要把三分之一的干支渠道衬砌好。 三，大搞喷灌。喷灌具有省水、省工、省地、保持土壤结构和有利于增产的优点。发展喷灌，是今后扩大灌溉面积，解决山区、丘陵区干旱问题，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途径，各地都要制定出发展喷灌的规划和措施。 四，大搞水库维修加固。把水库加固好，是关系人民安全的大问题，一定要提高认识，一抓到底，不能放松。 五，大搞低产田改造。我国各地有许多低产田，是当前农业生产的拉腿田。这些田增产潜力很大，各地都有改造的好经验，要认真总结推广。 六，大搞牧区草场水利建设。要建设水、草、林、机四结合的基本草场，做到供水有保证，饲草有储备，为畜牧业稳定、优质、高产创造条件。 七，大搞小水电和综合利用。各地要把小水电建设，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发动地、县、社、队四级办电，为农业机械化提供动力。农田水利工程，要做到综合利用，积极发展航运、水产，并有利于放木。 八，解决好水源，特别是困难地区的人、畜饮水问题。改善地方病区的饮水条件，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消灭丁螺。 要完成上述任务，就要努力提高工效，加快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全国现有县、社、队三级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二千八百万人，这是农村大干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要用机械设备适当武装起来，坚持常年大干，可以大大提高工效，节省劳力。现在广西、山西等省、区已开始有计划地这样做了，希望其它地方也努力建设省、地、县不同水平的机械化施工队伍。在春节以后，要在保证春耕生产和越冬作物田间管理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劳力。对于正在施工的工程，要分类排队，力争当年受益。在春季农田基本建设中，还要不失时机地大搞春季植树造林。同时，要立足于抗灾夺丰收，做好今年防汛抗旱的准备工作，坚决夺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第3版()专栏：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周培源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极力破坏科学事业，对科学技术协会和各种专门学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诬蔑科协和学会是“裴多菲俱乐部”，攻击学术活动是“资产阶级放毒”，叫嚣“就是要专他们的政”。科协和学会成了饱受“四人帮”摧残的重灾区。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科技事业得解放，科协和学会也得到新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协和各种专门学会改变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正在积极地恢复组织，开展活动，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学术交流是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都需要经常了解国际、国内的研究动态，交流研究成果，探讨不同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的今天，各门学科的联系日益密切，许多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都正在迅速发展。科学实验手段的现代化，大大加快了科学实验的进程。如果没有及时的充分的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 各种专门学会是按学科组成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学会可以不受单位、行业和地区的局限，把分布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同一学科的科技人员和工农科技积极分子组织在一起。这就有利于最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科协、学会召开学术会议，可以集中大量的新成果、新经验、新的学术观点，除了在会议上当面交流，还可以出版学术刊物和编印资料，在科技界广泛传播。这种大协作，也是任何一个科研单位、一个部门难以做到的。 为了尽快地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我们必须处理好学习外国和独创的关系。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必须努力向外国学习。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才能赶上和超过先进。“四人帮”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把向外国学习一律诬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种谬论在科技界造成严重思想混乱。我们要肃清这种谬论的流毒和影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同时也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科协和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曾两次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毛主席两次接见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全体代表。全国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有计划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做到知己知彼。 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各门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交叉。自然科学面临一个更高度的综合的阶段。在科学研究中要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尽快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四人帮”反对并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鼓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代替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我们要批判这种荒谬的“代替论”，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用以指导科学研究。科协和学会要协助科技工作者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总结经验，组织交流和讨论。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工作。科学研究中出现分歧、错误和失败，是科学发展中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现象。科学研究不可能一次成功，要判断一种理论、观点正确还是错误，也需要一个考验的时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是促进科学进步的正确方针。在科学研究上，必须提倡自由讨论。毛主席说：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四人帮”反对百家争鸣，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窒息学术思想，至今还有不少人心有余悸。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解放思想，切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各种专门学会要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同一学科的人员很好地组织起来，开展学术讨论，给大家提供一个百家争鸣的大讲坛。 我国现有的科技队伍的人数还不多，水平也不高，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科技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尽快地、大量地培养出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科协和各种专门学会，应该在培养科学人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通过讲演、广播、电影、展览、出版等方式，对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校学习的青少年和中小学教师给予辅导和帮助，不断提高他们的科技水平。开展业余技术教育，对电视大学、工厂的七·二一大学、农村的五·七大学，给予积极的支持，也是科协和学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种专门学会应该成为专业科技队伍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实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挥专业队伍的骨干作用，使科学实验群众运动持久地、扎实地向前发展。

第3版()专栏： 一支压不垮的科研队伍 ——访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 同“四人帮”顶着干 “四人帮”横行时，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被扣上“臭老九”帽子，有的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几位老教授还被怀疑为“特务”，进行隔离审查。他们的研究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水生所的科研人员，心里想着毛主席，脑子里装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坚持搞科研，照样干革命。鱼病学家倪达书，在被隔离审查时，继续上书，提出关于开展稻田养鱼、以鱼促稻的试验建议。鱼类学家伍献文，立志完成他的《中国鲤科鱼类志》著作。“四人帮”煽动停工停产，而水生所的科研人员照常上班、出差、蹲点，紧张工作。所党委也不信“四人帮”的邪。他们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四人帮”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他们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四人帮”把一些专家诬蔑为“资产阶级权威”，他们就说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那些学有专长的老专家安排在所一级、室一级担任领导职务，给他们配备助手，生活上给以必要的照顾，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废水生物处理微型动物图志》、《中国鲤科鱼类检索表》、《湖北省鱼病病源区系图志》、《鱼病手册》、《中国鞘藻志》等著作，就是几位老专家带领青年科研人员，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编写出来的。生物净化鸭儿湖、培养水稻肥料固氮兰藻、杂交鲤鱼、武昌东湖鱼业稳产高产及其原理等重大科研成果，都是顶着“四人帮”干出来的。 为国家和群众着想 位于鄂城县的鸭儿湖，拥有九万亩面积，历来是鄂城县人民饮水、灌溉、养鱼的重要基地。由于农药厂的排水污染，人畜不能饮，庄稼不能灌，水草不生，鱼类毒死。幸存的几尾鱼，也变了形。水生所的科研人员，决心解决湖水污染问题，试验生物净化。为了调查湖水污染情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下湖采集样品；为了摸索净化的路子，他们反复地进行模拟试验，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湖岸边。办法终于找到了：在湖中打坝分塘，筑堤缓流，利用细菌、藻类分解污水有机物质，使污水逐步净化。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鸭儿湖又生起了水草，恢复了水生物区系。利用氧化塘养的鱼，去年年产三十四万斤，接近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固氮兰藻作为水稻肥源的研究成功，是水生所科研人员对国家对人民的又一个贡献。湖北是鱼米之乡。为了增产粮食，稻田里每年要施很多化肥和其他肥料，不仅成本高，而且容易污染环境。藻类学家黎尚豪同志想：能不能在生物界找到肥源呢？他和研究组的同志们，把这个问题作为支农研究的一项主要课题。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的藻类资源，他们奔赴祖国各地，采集有固氮能力的藻类标本。经过对几百号有固氮能力的藻类反复试验，终于筛选出了固氮能力最强的固氮兰藻。这种藻的繁殖能力相当强，把一百斤新鲜藻种施到田里，三、五天内即可繁殖千斤以上，相当于十五斤硫酸铵的肥效。凡是施用固氮兰藻的晚稻，平均每亩增产百分之十。广大贫下中农称赞道：“科学种田真正好，省了化肥放兰藻，施到田里不长草，改土增产实在好。” 在拥有七百多种淡水鱼的鱼类标本室里，有一种从未见过的体高、背厚、肉肥的鲤鱼。水生所的同志说，这是他们用近两年时间，经过几十组鲤鱼杂交试验才培育成功的一种杂交鲤。这种鱼成长很快，在南方，一寸的鱼种下水六、七个月，即可长到三至四斤，比一般鲤鱼的成长速度快一倍还多，群众十分欢迎，称它为“丰鲤”，即丰产鲤鱼的意思。在去年中国科学院和农林部召开的“杂交鲤”科研成果鉴定会上，受到了一致的赞扬，现已在我国十九个省市推广。 水生所的科研成果除上面谈的几项，还有水体生态学调查、环境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开发、鱼类学、鱼病学、遗传学等二十六项，其中有的已达到或超过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为革命只争朝夕 在水生所里，不论是年逾花甲的老科学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工作者，都在勤勤恳恳地从事科研工作。 七十七岁的鱼类学家伍献文，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前，仅有的一点鱼类学，几乎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研究鱼类分类，还要跑到外国去核对标本。伍献文一想到这些，就激起强烈的爱国心。他立志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鱼类分类学的研究中心。 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宿愿，伍献文带领青年科研人员，不分严寒酷暑，长年累月地奔波于祖国的江河湖泊，进行广泛的考察。紧张的工作，把他累病了，但他坚持战斗，终于写出了《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这部著作受到了世界鱼类学家的重视和关注，纷纷来函催促，订购下卷。下卷的编写更是个巨大的工程。它包括四个亚科、五十几个种属、两百余种，这需要整理、观察、测量和比较几千尾鱼的标本。伍献文老当益壮，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下卷的编写工作。高度的事业心，几乎使他忘却了个人的一切。去年国庆节期间，他心爱的女儿来看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很想长时间地和爸爸叙叙阔别之情。可是伍献文一想到未竟的事业，就又跑到研究室里去了。就这样，他又奋斗一年，完成了《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的编写工作。 再看看青年科研人员吧。陈宜瑜参加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时，为了采集鱼类标本，经常背着二、三十斤重的网具在海拔四千米以上、气压只有内地三分之二的高原上奔波。手脚长满了冻疮，脸被晒脱了皮，气管炎发作，一连几夜咳嗽不止，但他坚持战斗，和同志们一起，胜利完成了考察任务。伍焯田为了研究消灭水库的害鱼，长年和群众一起生活在水库，有时还带病下水获取第一手资料。 粉碎“四人帮”，水生所的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被评为湖北省学大寨、学大庆的先进集体，农林部颁发奖状表扬了他们的工作。全所的同志们，决心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更加旺盛的革命斗志，向水生生物科学新的高峰攀登。 本报记者　颜景政

第3版()专栏：科学知识 巡天遥看一千河 ——谈遥感技术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陈述彭 遥感是六十年代勃兴的一门应用科学。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航空摄影，随着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遥感作为观察和认识自然界客观现象的一种手段，使人们的眼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代遥感技术系统，由运载工具、遥感仪器、图象处理和分析应用四个部分组成。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遥，就是高瞻远瞩，从新的高度来观测地球。飞机飞行的高度一般约十公里左右。一幅航空像片所拍摄的地面面积，大约是三十公里见方。可以分辨地面约二十米见方的地块。人造地球卫星轨道，高度一般是一千公里左右。一幅地球资源卫星像片所拍摄的地面面积达到三万四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海南岛，可以分辨地面大约七十到一百米见方的地块。它甚至可以把整个地球拍摄在一张照片上，因而人们再也不用在教科书里列举许多理由，来证明地球是球体了。 二是感，就是利用现代化的仪器，延伸人体感官的功能，使得人们能够越过可见光的波段的范围，伸延到紫外、红外或微波波段，来感受地球表面某一类物体电磁波的反射和辐射。遥感仪器中，感受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的有多光谱相机和多光谱扫描仪，感受红外的有红外扫描仪和红外辐射计，感受微波的有测视雷达、微波散射计等。它们感受的电磁波，有时划分成四个、十个以至二十四个波段，分别纪录在胶片或磁带上，传输到遥感中心来加工处理或分析应用。 三是快。遥感这种取得资料的现代化手段，工作周期短，资料积累快。一般航空摄影测量至少要隔一、二年（大城市）或五、七年（农田、森林）才能重复一次。而地球资源卫星测量，每十八天就可绕遍地球一周，两颗卫星错开就变成了九天绕遍一周。每天可以拍摄地面一百八十八次，共一千三百一十六张像片，每星期就积累近一万张。加以航天、航空和地面遥感相配合，多种仪器综合观测，回收的像片和数据就更快更多。 四是广。遥感技术的发展，与能源、新材料、激光和计算机有关；同时它与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物学也有密切联系。遥感仪器所感受的电磁波，实际上是地球表面多种辐射和反射波的总和，受到岩石、水体、植被和大气层等各方面的影响，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另一方面，空间科学和遥感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物学的进步。遥感为板块学说、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遥感技术不仅广泛地应用于农业水土资源的勘测，而且航天遥感与航空物理勘探、航空地质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多快好省的勘探新技术，可以找寻油田、铀矿、富铁、铜矿等地下资源。 对于自然环境的动态监测和灾害预报，遥感更是一种得力的工具。如利用红外线监视森林病虫害，发现林火隐患，水面污染；利用雷达监测台风、暴雨、山洪、冰暴，控制山谷水库的蓄洪、排涝；利用测视雷达监测海面石油污染，以及利用遥感资料综合分析空气污染、海面温度、洋流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3版()专栏： 广泛开展狩猎活动 ——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有关负责同志 收到李邦彦同志的来信后，我们就信中提出的关于加强猎捕工作的问题，访问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同志。他们作了如下的回答。 问：李邦彦同志提出的问题有没有普遍意义？ 答：李邦彦同志提的问题有普遍意义。加强猎捕野生动物的工作，不仅长江流域，全国都需要这样做。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极其丰富。二十八年来，国家收购了大量野生动物肉、皮、羽毛、药材等产品，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近几年，“四人帮”肆意破坏群众正当的狩猎活动，动辄给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一九七六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皮张还不到解放后收购量最多的一九五九年的一半。一九七七年虽有回升，但仍未恢复到历史正常水平。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各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问：怎样加强这项工作？ 答：最要紧的是要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政策是非、思想是非纠正过来。 一、处理好农业和副业的关系。开展狩猎活动，只要安排得当，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还能为集体生产积累资金，增加社员收入，起到以副养农的作用。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国家按计划拨给的狩猎物资，不能挪作他用。 二、兼顾集体狩猎与个人狩猎。资源集中的地方，可以组织专业狩猎队集体猎捕；资源分散，集体行动不便的，应鼓励个人利用工余时间猎捕，合理解决猎捕的时间、品种、数量及交售产品等问题。 三、合理解决劳动报酬问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原则。个人猎捕的收入，要做到谁猎谁得。 问：从收购方面来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答：各地收购部门要克服轻视收购野生动物产品的思想。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些资源，不收购，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收购了，就是国家的财富。 问：李邦彦同志提到江猪一直很少有人猎捕，这是为什么？ 答：江猪，还有信中提到的天鹅，都是保护性动物。根据国务院规定，保护性动物一律不能猎捕。凡是我国特有的、稀有的或世界上稀有的，都属保护性动物。这类动物，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要自觉地保护好。有人说，野生动物是无主的，爱捕什么就捕什么，谁也管不着。这种想法不对。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的财富，捕什么，不捕什么，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规定办。我们的方针是“护、养、猎”并举，积极保护，大力繁殖，合理利用，这三者不可偏废。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可捕的野禽野兽很多。比如黄鼠狼、草兔、狐狸、貉等，它们的皮做成衣服又轻又暖，是珍贵的出口物资。象这样一类野生动物，应该大力猎捕。 本报记者

第3版()专栏：来信 建议加强猎捕长江野禽的工作编辑同志： 在长江及若干大小湖泊猎捕或用药饵诱杀野禽，不仅能提供肉食，还可出口大量羽绒。你报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报道中，介绍在国际市场上羽绒产品供不应求，使我想到恢复这项生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天鹅前腹部的羽毛是珍品，色泽如雪赛玉，绒质似云胜锦。野鸭、大雁也有相当的羽绒。我们地区有用羽绒做衣被的习惯，可惜近十几年不生产了。 一只大雁能供肉十斤左右，野鸭二三斤，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物美价廉，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都可以猎捕野禽。 长江还拥有大量江猪。江猪皮是很好的制革原料，江猪肉可综合利用。 渔轮厂属工业系统，捕捞属水产系统，渔获物供应属商业系统，羽绒出口属外贸。现在大家都忙，一谈起这类事，东西有人要，可投资、设备、协作没人抓。匆匆写一封信给你们，最好见报，以引起各级领导注意，大家都来抓就好办了。 我和几位同志及基层捕捞公司领导拉呱了一阵，大家认为我地区有几家渔船修造厂，又有渔轮厂和渔船柴油机厂，恢复这类生产不需要多少投资及设备。 我建议成立一个“三结合”小组，先把土的恢复。只要有领导抓，我和好多同志都愿效力。厂里工作忙，我们愿意用业余时间协助捕捞公司设计。 江苏南通渔轮厂 李邦彦

第3版()专栏：编后 大家都来出主意 南通渔轮厂李邦彦同志关于加强猎捕长江流域野禽野兽工作的建议，受到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这件事情表明，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更加关心抓纲治国的各种问题。这是多么可贵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啊！ 希望大家对各条战线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

第4版()专栏： 天山南北兴起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热潮 莆田地区驻军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军民团结战斗 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各地、州、市组成的慰问团，这几天冒着风雪严寒，跋山涉水来到解放军营房、边防哨所、施工工地和医院病房，亲切慰问子弟兵。天山南北，到处洋溢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热烈气氛。广大军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新高潮，决心发展新疆大好形势，保卫和建设好祖国的西北边疆。 自治区许多文艺团体派出的宣传队，这几天深入边防部队，热情为战士们巡回演出。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还登门看望烈军属和荣誉、复员、转业军人，征求他们对优抚工作的意见。驻军各部队也普遍派出慰问组和文艺演出队，到驻地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农村牧区，同各族人民群众举行联欢活动。广大军民通过召开慰问大会、报告会、座谈会，热烈欢庆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伟大胜利，共叙并肩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结下的深厚革命情谊。 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拥政爱民活动中广泛开展了我军建军宗旨、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认真总结过去一年的拥政爱民工作，表彰了先进，制订出新的拥政爱民公约。驻伊犁、塔城、阿勒太、喀什等地区的边防部队，纷纷派出群众纪律检查小组，深入驻地山村和冬季牧场，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虚心征求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和要求，感谢各族人民对部队的关怀和支援。 各部队许多领导干部还亲自率领指战员冒着严寒到驻地社队帮助平整土地、修渠筑路、运送肥料，大搞冬季农田和牧场基本建设。驻巩乃斯草原某部指战员，一个多月来帮助驻地社队修水渠一万八千四百多米，筑路两千多米，运送物资三百五十多卡车，受到各族群众的赞扬。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莆田地区南日岛五里长堤的工地上，红旗飞舞，军民们正在为修堤日夜奋战。这条海堤可围田六千多亩，曾在一九七六年合拢过。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大堤没有及时护坡，被一场狂风恶浪冲垮了。去年，岛上驻军听说当地人民再次打响了修堤战斗，立即主动参加。一个漆黑的夜晚，强台风袭来，新堤随时有被冲塌的危险，某部政委华德韩带领三百名干部战士及时赶到，冒着危险抬土运石，挡潮护堤，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如今，雄伟的大堤屹立在海岛前沿，堤外碧波万顷，堤内良田千亩，军民们用辛勤的汗水，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仙游县的东湖、白岩一带山区，溪流密布，水源丰富。但是过去这里却是一个“沟底有水两岸旱”的穷山沟。驻军某部决心帮助群众把沟底的“龙王”牵上来。初夏，某部团长姜宝山身背干粮，同大队干部和几个老贫农一起，沿着溪边崎岖的山路，一段一段地仔细勘察。一天，他们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崖，突然听见崖下水声隆隆，一股急流在六十多米深的崖底直泻而下。这可把姜宝山乐坏了，他拿过一条大绳往腰上一扎，扒着石缝一步步地往下攀，直到把水流情况全部摸清。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踏遍方圆三百多里的山山岭岭，勘察了十条溪流，制订出建水库、电站和提水上山的规划。现在，早期动工的四座小型水库和电站，有三座已经基本完工。山区人民看到“沟底机器响，清水满山流”，人人笑逐颜开。

第4版()专栏： 在京归侨举行盛大春节联欢会 廖承志同志出席，祝贺到会同志和他们在海外的亲友春节好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讯　今天下午，北京瑞雪飞舞，寒风袭人，首都体育馆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在这里，全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为一万八千多名在京归侨和他们的家属举行了盛大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这样的归侨联欢会已经多年不举行了。今天，归侨们欢聚一堂，感到格外兴奋，格外亲切。大家笑容满面地相互称贺，共赞英明领袖华主席给广大归侨带来幸福。他们说，这一欢乐的盛会本身就生动地说明了“四人帮”硬套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已经被砸烂了。 廖承志同志出席了联欢会，并且讲了话。他祝贺到会同志和他们在海外的亲友春节好，祝贺海外侨胞春节好。他说，这个联欢会不仅是欢度春节的大会，也是欢庆祖国大好形势和侨务战线大好形势的大会。他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华侨的爱国传统，为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贡献。 首都文艺工作者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精采的文艺节目，博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由越南归侨陈萱荣作词作曲、马来西亚归侨叶佩英演唱的《海外孤儿有娘》的歌曲，特别打动了归侨们的心弦，激起了他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对华主席的衷心爱戴，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 参加今天联欢会的还有全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的负责人、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庄希泉，姚依林，林丽韫，马文波，段云，李贵，林修德，连贯，庄明理，王笑一，史林峰，陈宗基，吴益修，吴桓兴等。正在北京探亲观光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也应邀参加了联欢。（附图片）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于五日下午举行归国华侨春节联欢，首都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采节目。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新春的怀念 福建沿海渔民回忆在海上和台湾同胞相处的日子 春节前夕，福建沿海的姑娘们把一只只风筝升上蓝天，海防战士把一串串气球放入高空，让它们带着华主席和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怀，带着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胜利捷报，乘春风，越海峡，飞向台湾。 福建省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习俗相似，方言相通，福建人民时刻关怀着在蒋帮黑暗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一些渔民在迎新春的日子里，谈起在海上与台湾同胞险境相遇、依依惜别的情景，更是深深怀念。 平潭县五埕大队零八号渔船的渔民们谈到，盛夏的一天晌午，他们正在闽东北海域追捕鱼群。忽然，陈友祥发现远方海面，有艘船闪亮着呼救信号。他立即下令向那条渔船靠拢。原来，遇难的是一条台湾渔船，由于没有备用机件，主机排气管故障无法排除，已经抛锚四天，所带淡水、食物也用光了。船上渔民个个焦急万分。见此情景，陈友祥对台湾渔民说：“同胞们，放宽心，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们解除危难！”可是，修理这条台湾渔船的主机，零八号船备用的国产零件用不上，怎么办？大伙一合计，决定将船拖到附近渔港修理。于是，他们立即抛出缆绳，拖着台湾渔船，向渔港驶去。这时，突然天空乌云翻滚，海面上狂风卷着排排巨浪涌天而起。两条渔船时而被推上波峰，时而被抛进浪谷。台湾渔民眼看船只有被风浪吞没的危险，担心连累大陆渔船，连声呼唤：“乡亲！太危险了，你们走吧，别管我们！”零八号船上的老渔民魏而命和伙伴们坚定地说：“有我们在，就有台湾同胞在！”他们加固拖船的缆绳，架起风帆减轻负荷。航海技术娴熟的陈友祥，操着舵轮，避风口，绕急流，连续航行了十五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天拂晓安全进港，进行修理和补给。台湾渔民拉着大陆渔民的手，激动地说：“要不是你们搭救，遇到这么大风浪，我们早就喂鱼虾去了！” 福建渔民在海上捕鱼时，经常和台湾渔民相遇，见到台湾渔民缺吃短用，就把自己备用的食物、淡水和用具送去；发现有的台湾渔民抱病出海，就派船上的赤脚医生去给治疗；遇到季候风将要来临时，他们及时转告气象预报。厦门市渔捞公社三一零号船的渔民说，去年五月的一天，他们发现两艘台湾渔船在海面上锚泊，觉得奇怪：眼下正是渔汛旺季，渔船不捕鱼，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毅然放弃正在追捕的大鱼群，向台湾渔船驶去。原来，这两艘台湾渔船带的活鱼饵用完了，船上又没有捕鱼饵的网具，只好眼巴巴地望着鱼群游走。台湾渔民痛苦地说：“要是误了渔汛，捕不到鱼，全家人要挨饿，蒋帮也不放过，还要受审查，坐牢啊！”三一零号船的渔民对台湾同胞的遭遇深切同情，苏三耳指挥大伙立刻换上小渔网，开动渔船，在海上细心地寻找巴朗鱼群，不到半晌功夫，就捕捞了一百多斤，送给台湾渔民做活鱼饵。 在迎新春的日子里，福建前线军民还谈起许多台湾渔民盼解放的迫切心情，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加倍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为解放台湾多作贡献。他们说，台湾渔民日日夜夜都在盼望解放。在海上，他们一遇到大陆渔民，就倾吐他们不满蒋帮统治，渴望台湾早日解放的迫切心情。一位台湾渔民见到英明领袖华主席像，喜笑颜开，连声说：“有了华主席接毛主席的班，不仅是大陆人民的幸福，也是我们台湾人民的幸福！”有位台湾老渔民在临别时，还双手举过头顶，大声说：“乡亲们，到台湾解放那天，请到我家作客！”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邮电部二月五日发行《军民一家人》特种邮票一套，共两枚。上图：团结战斗；下图：共夺丰收。　　新华社发

第4版()专栏： 中国足球队赴香港参加春节邀请赛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以李凤楼为领队，杨秀武、叶大衡为副领队的中国足球队一行二十七人，今天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参加香港春节足球邀请赛。

第4版()专栏： 独龙江畔军民欢度佳节 新华社昆明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电　本社记者易俭如、王孟湘报道：腊月，是独龙族人民传统的年节。能歌善舞的独龙族群众敲起芒锣，跳起欢快的“锅庄舞”，同守卫祖国边疆的子弟兵共庆胜利，畅叙友情。 聚居在祖国西南边陲独龙江畔独龙江公社的独龙族人民，过去刀耕火种，“春种一山坡，秋收一背篓”，耕作制度十分落后。解放后，驻守在这里的解放军指战员全心全意帮助兄弟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使独龙山区发生了跨世纪的变化。粉碎“四人帮”以后，军民更加意气风发，他们甩开膀子开山劈岭，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座落在石头窝里的马库生产队，过去粮食生产水平很低。来这里做群众工作的解放军战士和独龙族社员一道，移山填沟，搬走顽石，从远处背来腐植质土，又从雪山上引来清泉，在昔日的荒山秃岭上种上了水稻。今天，军民度佳节，庆丰收，又一道兴致勃勃地制订了一九七八年的跃进规划。 在欢度年节的日子里，曾被解放军抢救的王其布纳老大爷心情格外激动。这位老人一次守护生产队的包谷地时，同一只糟蹋庄稼的老熊搏斗受了重伤，是解放军的卫生员为他精心治疗使他脱了险。大爷逢人就说：“解放军是我最亲的人。”驻守在这里的指战员经常为人民做好事，这些天他们更加热心地为群众看病、理发，给老人、五保户担水、劈柴，把服务工作送上门。 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帮助独龙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独龙江地区的第一所小学，就是解放军民族工作队来到这里后帮助举办的，从此独龙族人民才有了第一代读书识字的人。在马库军民小学，至今还保留着解放军当教员的传统，现在在这里任教的战士彭富先已是第十二任教员了。他象前任教员一样认真教学，为了备好课常常起五更、睡半夜，有的学生病了，他就登门补课。去年夏天马库军民小学应届毕业生参加公社初中统一考试，平均成绩获得第一名。 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独龙族父老兄弟都把连队当成寨子里的一户。战士们遇到困难，他们立刻支援。年节里，热情的独龙族群众纷纷邀请子弟兵到家里作客，和指战员们一起畅饮“同心酒”。独龙江畔，洋溢着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第4版()专栏： 郭有守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讯　爱国人士郭有守先生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逝世，终年七十八岁。郭有守先生追悼会二月二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郭有守先生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主持了追悼会。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金德致悼词。悼词中说：郭有守先生生前曾在蒋帮政府任职，但他对于蒋帮的反动统治和腐败深为不满。一九六六年初，他毅然脱离蒋帮，从欧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政府的关怀和照顾。郭有守先生回国十二年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生前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怀念台湾省同胞，盼望台湾早日获得解放。

第4版()专栏： 军民鱼水情 沈阳部队某部“钢铁七连”干部战士，在野营拉练中，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这是二班战士在损坏了房东的扁担后，立即还了一条新扁担。 驻海南岛五指山区的解放军某部通讯连，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在春耕大忙季节，帮助南圣公社南圣大队黎族社员拔秧苗。 北京部队某部九连，在野营拉练中，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是他们请老队长李登龙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 济南部队某部守岛二连指战员和礼村大队民兵一起巡逻。 新华社记者摄 （本栏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本报通讯员摄）

第5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举行告别宴会 邓副总理说中尼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必将日益加强 比斯塔首相说邓副总理的访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五日晚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 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夫人出席了宴会。邓小平副总理在大使馆门口迎接他们。 参加宴会的还有：尼泊尔代理首席法官巴苏德夫·夏尔马和夫人、全国评议会议长拉姆·哈里·夏尔马和夫人、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布帕尔·曼·辛格·卡尔基准将和夫人、回农村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席比什瓦·班杜·塔帕、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和其他大臣、前首相以及尼中友协和尼中文协的主席。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司长沈平、副司长高建中等随行人员以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和使馆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约一百四十人。 在宴会过程中，尼泊尔军乐队演奏了尼中两国的歌曲。 邓小平副总理和比斯塔首相先后祝酒。邓副总理说：“在离开贵国的前夕，我们能有机会和朋友们再次欢聚一堂，畅叙友谊，感到十分高兴。” 他说：“我们对贵国的访问，时间虽短，但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不止一次极其亲切地会见和款待了我们，同我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比斯塔首相阁下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同我们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他说：“我们到处受到贵国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欢迎和亲切接待，深深地感到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合作必将日益加强。通过访问，我们不仅看到了贵国的壮丽景色，更看到了你们在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国家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可喜成果，对此我们表示钦佩和祝贺。我们的访问是非常愉快和圆满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向比斯塔首相阁下，向尼泊尔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邓副总理最后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你们这个好客的国家了。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而来，也将把尼泊尔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回给中国人民。我们衷心祝愿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比兰德拉国王领导下，在维护独立、主权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比斯塔首相说：“阁下应国王陛下政府的邀请来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带来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友谊，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谨代表国王陛下政府和尼泊尔人民，再一次向您和其他的贵宾致以热烈的谢意。” 他说：“我们两国是亲密的邻邦，和平共处，和睦相处。真诚、谅解和合作是我们两国关系的特征。我们之间这种真诚友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他说：“阁下的访问是我们悠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我们的友谊的见证。您同国王陛下友好地交换意见，涉及到广阔的领域，加深了两国间的了解。我们之间就双边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问题所进行的广泛的讨论证明是有成果的。这些会谈突出地表明了尼中两国之间存在的传统友好情谊。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次访问大大加强了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将久久缅怀这次访问。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您方便的时候再来尼泊尔访问。” 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从事国家建设的决心和他们进行这项崇高任务所采取的自力更生的原则，一直是激励我们前进的源泉。我们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将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多更宝贵的贡献。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具有人类文明传统和文化并有着光荣历史的国家，今后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比斯塔首相对中国为了帮助尼泊尔实现自给而继续发展经济合作的意愿表示感谢。他说：“使人感到满意的是，一个中国工作组不久将访问尼泊尔，研究将要实施的各项计划。” 邓副总理和比斯塔首相祝酒后，乐队分别奏尼中两国国歌。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第5版()专栏： 邓副总理访问帕坦等市受热烈欢迎 尼泊尔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拜会邓副总理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五日访问了加德满都附近的帕坦市和巴德冈市，受到了当地人民极为热烈的欢迎。 在尼泊尔全国统一之前，帕坦、巴德冈和加德满都曾经分别是当时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三个小王国的首都，这里拥有美丽的宫殿、庙宇和宝塔等古代建筑和丰富的历史文物。 邓副总理上午来到帕坦市中心的皇宫广场。广场四周早就站满了数以万计的欢迎群众。当车队穿过挂着用尼、中、英三种文字写着“欢迎中国贵宾”等标语的横幅到达时，群众挥动小旗，热烈鼓掌。前来欢迎的二十多位市评议会的议员每人给邓副总理献了一个花环。 邓副总理参观了广场四周建筑风格独特优美的古代宫殿、石塔、雕刻等。他走到那里，站在近旁欢迎的群众就都笑呵呵地使劲鼓掌。邓副总理不断举手向群众亲切致意。 随后，邓副总理离开帕坦市，来到尼泊尔皇家植物园，种植了一棵“中尼友谊树”。比斯塔首相和内政大臣巴哈杜尔·辛格、外交大臣阿里亚尔在场陪同，并和邓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一起在明媚和暖的阳光下在植物园进行野餐。 下午，邓副总理访问了巴德冈市。巴德冈市人民也热情洋溢地欢迎中国客人。邓副总理在巴德冈皇宫广场一下车，整个广场就沸腾起来。在几千名市民的热烈掌声中，前来欢迎的市评议会的议员给邓副总理戴上了尼泊尔帽，献了花环。邓副总理在观看了广场旁的建造于十五世纪的“五十五窗宫”外景、参观了国家艺术馆以后，步行穿过一条小巷到邻近的另一个广场去观看那里的优美建筑物五层塔。广场旁和小巷两边的家家户户的门前站满了人，许多妇女从楼上的窗户里和阳台上探身出来，甚至在屋顶上也站着许多人。邓副总理向热情的人们亲切招手。尼泊尔教育国务大臣沙姆谢尔·拉纳陪同邓副总理访问了帕坦市和巴德冈市。 在访问巴德冈市之前邓副总理在加德满都国宾馆先后会见了尼中文化协会主席马尼哈尔沙·乔提等尼中文协负责人和尼中友好协会主席普尔纳·巴哈杜尔和夫人以及尼中友协其他负责人。邓副总理对他们为促进尼中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电　尼泊尔外交大臣阿里亚尔和财政大臣塔帕二月五日上午先后到国宾馆拜会邓小平副总理。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司长沈平、副司长高建中以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等。（附图片） 图为邓小平副总理二月四日下午在加德满都群众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5版()专栏： 希腊《人民斗争》周刊发表文章指出 苏联在柬越冲突中玩弄阴谋必定失败 新华社雅典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希腊《人民斗争》周刊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者才会对柬越冲突感到高兴。他们的阴谋必定会失败。 文章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所有真正的朋友都希望，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于一九七五年获得民族解放的柬埔寨和越南停止冲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只有这样的解决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对印度支那各国的敌人和假朋友的一个有力的打击。 文章强调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管怎样试图装着对这些事件表示遗憾，依然不能掩盖他们（对这些冲突）的满意心情。新沙皇的宣传机器和他们最近对柬埔寨的诽谤运动都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破坏（柬越）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以使他们自己成为这些国家以及整个东南亚的统治者的阴谋”。文章指出，“他们的阴谋必将被粉碎”。

第5版()专栏： 贾亚瓦德纳任斯里兰卡拥有行政权力的总统 新华社科伦坡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斯里兰卡共和国的第一任拥有行政权力的总统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二月四日在斯里兰卡独立三十周年之际宣誓就职。 隆重的授职仪式开始时，即将去职的威廉·高伯拉瓦总统首先来到举行仪式地点。这时，鸣礼炮二十一响。高伯拉瓦总统在三军司令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之后，他在乐队奏斯里兰卡国歌后离去。接着，响起了鼓声和海螺号声，新总统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宣誓就职。这时，鸣礼炮二十一响，乐队奏斯里兰卡国歌。贾亚瓦德纳总统检阅了三军部队和身穿节日服装的学童游行队伍。 参加就职仪式的有斯里兰卡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军政官员。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孙盛渭及其他国家驻斯里兰卡外交使节也出席了就职仪式。 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斯里兰卡国民议会通过了共和国宪法第二次修正案。根据这个修正案，斯里兰卡将实行总统行使行政权力的制度，总统也是国家元首和三军总司令，任期六年。修正案规定，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但第一任总统由现任总理担任。 贾亚瓦德纳是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担任总理的。

第5版()专栏： 团结就是力量 中国记者组 在贝尔格莱德市的“五月二十五日博物馆”里，陈列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战争年代起献给铁托总统的各种礼物。其中一支闪闪发光的火炬，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南斯拉夫各族青年用万米银丝精心编织的。一九七○年春天，各族青年高举着这支火炬，用接力赛跑的方式跑遍了全国各地，在五月二十五日——铁托总统七十八岁生日这一天，由一名优秀青年代表全南斯拉夫数百万各族青年，把它交到总统手里。这支火炬，象征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铁托总统的爱戴，也象征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 当我们在“五月二十五日博物馆”参观的时候，陪同人员指着附近的一座小楼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这里秘密地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拟定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书》，号召各族人民对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在短短几个月内，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就燃遍了南斯拉夫大地。 我们在南斯拉夫各地的博物馆看到，战争期间，在沦陷的城市和乡村，各族人民用本民族文字写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口号；各民族组成的游击队队旗上写着这个口号，各族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用这个口号互相激励战斗的意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二百五十名代表，在解放区的雅伊采城，举行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指出：“为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主权的原则，为使南斯拉夫成为各族人民的真正祖国，为使南斯拉夫永远不再成为任何特权集团世袭的国家，现在和将来，南斯拉夫都是根据联邦原则来建设，这个原则能保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各族人民完全平等。”决议明确指出，保证所有少数民族的一切民族权利。这次会议反映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心愿，他们决心在以鲜血和生命赢得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南斯拉夫联邦。 战后，以铁托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并根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建立了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的联邦制国家。 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访问时，共和国议会副主席杰·穆米纳吉奇告诉我们：“这个共和国主要有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民族，因此，共和国主席团的九人中，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每个民族各有三人；共和国议会主席、共盟主席、政府总理分别由三个民族担任；共和国议会的三名副主席和共和国议会三个院的主席也都由三个民族分别担任。在共和国共盟内部，主席是克罗地亚族，副主席是穆斯林族，执委会书记是塞尔维亚族。”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副议长鲁迪·科拉克在接见我们时说：“在联邦议会里，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如黑山共和国有五十多万人，塞尔维亚共和国有八百多万人，而他们的表决权完全平等。只有通过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实现南斯拉夫的统一。”他领着我们参观了联邦议会大厦。我们在这里看到，各族代表在议会上都有权讲本民族语言，他们的座位上都设有同声翻译设备。我们在访问中还了解到，从联邦到基层，各级议会、政府机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各级联合劳动组织的领导人选，各民族都要占有相应的比例；联合劳动组织招收职工时，也必须考虑民族因素。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强调，必须用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平等充实政治上的平等。铁托总统一九七四年在南共联盟十大指出，加速发展不发达共和国，特别是科索沃自治省，是“各族人民在我们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实现真正平等的重要条件”。我们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社会计划局看到的一张图表，就是南斯拉夫比较先进的共和国援助落后共和国的一个证明。这张图表记载，仅是一九七五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就拨出了二十六亿多第纳尔，克罗地亚共和国拨出了二十四亿多第纳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拨出了十二亿多第纳尔，作为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与科索沃自治省的信贷基金。为了加速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经济，联邦政府早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五年计划中，就增加了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一九六五年起，又建立了“发展经济不发达共和国与地区的信贷基金”。据联邦社会计划局估计，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间，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资金近十六亿美元；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间，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达十五亿多美元，其中向最不发达的科索沃自治省提供了五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还无偿拨给不发达地区七亿六千多万美元，作为这些地区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补助经费。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间联邦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的资金总额，相当于这五年全国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点二。由于自身的努力和发达地区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全南斯拉夫平均增长的速度。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发达地区和多民族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大学生的人数为例，一九七四年全国大学生的人数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四点一倍，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则增加了二十九倍，马其顿共和国增加了三十六倍，黑山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由于原有大学生太少，增长倍数已无法计算。又如医生的人数，一九七三年全国医生人数比一九五○年增加了四点五倍，而不发达地区则增加了七点八倍。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全省四十四个区，除三个区居住着单一民族外，其他四十一个区都居住着三个以上的民族。不到两千居民的库利塔尔查村，甚至有三十多个民族聚居。在自治省首府诺维萨特，电视台和电台每天用五种语言广播各种节目；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的报刊，政府拨款给予补贴。例如，罗辛族人口较少，罗辛文报纸只发行二千五百份，因此每份报纸的成本高达三十八个第纳尔，但它的零售价格同其他报纸一样，仅为三个第纳尔，亏欠的部分就由政府补贴。在这个自治省，各民族还有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中小学校。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社盟副主席克尔特尼奇在谈到实现各民族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这个问题时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始终不渝地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平等而斗争。有人提出：‘这不是要花很大代价吗？’但是，党组织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实现民族平等，不花费这个代价，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克尔特尼奇这番话，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珍视民族团结的感情，进一步理解了我们在访问过程中多次听到南斯拉夫主人对我们讲过的一段话：战后南斯拉夫各方面成就中的最主要成就之一，是各族人民完全平等地生活在兄弟情谊中，真正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第6版()专栏： 西亚德总统和非洲舆论谴责苏联干涉非洲事务 苏联扇起非洲之角战争威胁红海和印度洋 西德外交部发言人驳斥苏联塔斯社对西德非洲政策的攻击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最近对西德第二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谴责苏联干涉非洲事务。 西亚德总统在谈到他作出驱逐苏联人的决定时说：“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苏联企图充当非洲之角和整个非洲地区的独裁者。我们告诉苏联，这种态度不符合索马里的利益。但是，俄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计划，以致使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处于危险中。”他指出，苏联扇起了非洲之角的战争，它的行动使所有非洲人看得很清楚，谁不听它发号施令，谁就要遭到它的攻击。 西亚德总统指出，苏联干涉索马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西方的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他说，首先是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受到威胁，而整个西方也将受到打击。 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肯尼亚《旗帜报》二月四日发表的文章指出，苏联对非洲怀有野心。“它的野心之一是控制石油通道。它可以利用建立在战略要地上的军事基地来做到这一点。” 文章指出，非洲国家认为，苏联和古巴企图在非洲输出所谓“革命”，进行颠覆活动。非洲许多国家曾经为取得独立而奋斗过，现在正致力于加强民族团结。它们希望古巴或别人不要干扰它们。 肯尼亚《民族日报》一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说，超级大国正在非洲之角所起的作用 “不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此外，超级大国提出所谓印度洋“和平建议”，“只是为了维护它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非洲各国的利益”。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二月三日发表讲话，谴责超级大国在非洲挑动冲突，并且表示坚信非洲国家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在非洲大陆产生的争端。 他是在接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新任大使的国书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结盟和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他说：“不论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还是在我们的小区域或区域组织的范围内，我们正在试图解决在我们大陆产生的争端和冲突。因为这些争端和冲突往往是由欧美一些大国和超级大国把它们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争夺带到我们的大陆而挑起来的。” 桑戈尔总统强调说：“需要一再重复的是，如果我们能进行非洲式的对话，在对话中每一方都申述自己的道理，以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争端。”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尔根·祖德霍夫二月三日在波恩对报界发表谈话时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坚决驳斥苏联塔斯社对西德政府非洲政策的无理攻击。 他说，遗憾的是，塔斯社对西德非洲政策的攻击并不是苏联最近的唯一的攻击。 他说，“联邦政府坚决地、严厉地驳斥这些攻击。这些攻击是毫无道理的，也是缺乏任何根据的。这是一种把政治现实完全颠倒的混淆视听的企图。” 祖德霍夫还说，“如果说非洲存在着外来的干涉，那么这些干涉恰恰是来自虚伪地指责我们进行干涉的那个地方。” 苏联塔斯社二月二日在一篇评论中借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机会，激烈攻击西德发展同扎伊尔等非洲国家的关系。

第6版()专栏： 老戏法不灵了 本报记者述评 由于苏联的干涉，非洲之角的战火在扩大，局势日趋严重。非洲国家对此表示强烈的不安和反对，世界舆论纷纷揭露和谴责苏联的扩张行径。 据报道，从去年四月以来，苏联向非洲之角运送的军事装备，包括新式战斗机、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在内，价值已达十亿美元。苏联还向这一地区派了一千多名军事人员和二千多名雇佣军。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开始，苏联对非洲之角实行大规模的空运，动用了二百多架飞机昼夜穿梭运输武器和人员。同时，苏联大批舰船也参加了这种运输。《赞比亚每日邮报》就此发表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从俄国大量空运去的武器必将在非洲之角引起一场破坏性的战争。” 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别人在非洲之角扩大冲突。苏联《新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是谁在火上加油》的文章中就说什么，“那些往冲突火上加油的人，应对可能引起的非洲和全世界紧张局势再度激化的这种行动后果负全部责任。”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的伎俩。谁都知道，目前利用非洲之角的冲突，向那里倾注大量军火，扇动仇恨，扩大事态，火上加油，乘机扩张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所以要在非洲之角火上加油，是它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是它争夺世界霸权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向印度洋的门闩，是从大西洋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太平洋航道的必经之地。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贡德森最近就指出，“如果苏联在非洲之角重建了军事基地，就会取得对西方的战略优势”，在一旦发生危机时，“对北约盟国的石油供应线产生破坏性影响。”埃及报刊也强调，苏联在非洲之角的行动，“是为了控制红海南大门，企图对埃及和苏丹施加压力，对海湾地区的产油国进行威胁”，是想寻找新的基地，“实现其战术和战略目标”。 不难看出，苏联就非洲之角局势开动它的宣传机器，是妄图达到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施放烟幕，转移视线，掩饰它通过挑动非洲之角争端来实现其霸权主义目标的阴谋；二是制造舆论，为它进一步大规模进行干涉鸣锣开道。 中国有句古话：“温故而知新”。翻一翻近两三年来苏联在非洲大陆上侵略扩张的历史，人们就会看到，今天苏联在非洲之角所干的勾当和它的伪善宣传，同它去年在扎伊尔、前年在安哥拉所干的和说的，几乎如出一辙。明明是苏联策动雇佣军大举入侵非洲的主权国家扎伊尔，苏联报刊却叫嚷什么，任何外部力量对扎伊尔的干涉“都是不能容许的”，指责其他国家“想使冲突具有国际性”。明明是苏联越过重洋，以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把一个刚刚迎来独立曙光的安哥拉，变成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苏联《真理报》却还装模作样地说应该“停止外国武装干涉”。明明是苏联在非洲之角火上加油，《新时代》却要别人“负全部责任”，是别人使冲突“进一步扩大和国际化”。 苏联的这套老戏法，表演次数多了，就不那么灵了。世界舆论已经识破苏联的宣传花招，揭穿了新沙皇的扩张野心。苏联在非洲之角的侵略扩张，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第6版()专栏：巴基斯坦通讯 造谣者的图谋 据巴基坦斯报纸报道，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造谣说，巴基斯坦飞机把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到索马里去。十二月十六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断然否定了苏联的谣言，指出巴基斯坦飞机从来没有去过索马里。苏联喉舌恪守戈培尔的所谓谣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的遗训。今年一月六日，又一次完全重复这类谣言。第二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不得不再次辟谣，严肃指出这类谣言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根据的”。巴基斯坦朋友对苏联的这种恶劣行径十分忿慨。 苏联厚着脸皮这样干，究竟有着什么图谋呢？ 苏联第一次造谣是在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将军访问中国的前夕，第二次造谣则是在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访问巴基斯坦之后不久。齐亚·哈克将军的访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西亚德·巴雷总统的访问则增强了巴索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人们知道，去年十一月，英雄的索马里人民废除了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全部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取消苏联在索马里领土和领海内的一切军事设施。索马里人民的这一果敢行动，得到了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苏联对此却恼羞交加，无可奈何，只好乞灵于造谣伎俩来诬蔑离间中国人民、巴基斯坦人民和非洲之角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巴基斯坦时报》回答得好，“巴基斯坦人民一向同情“索马里人民的斗争，非洲之角近来的事态更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苏联通过其喉舌发动谣言攻势，也是企图为自己在非洲之角的活动开脱罪责并且嫁祸于人。多年来，苏联为了控制非洲之角这块战略要地，在这一地区极力挑拨离间，扩大冲突，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卡拉奇《晨报》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超级大国明显地卷入了”非洲之角的危险冲突。“如果这种事态继续下去，必将严重危害这个地区国家的利益”。人们注意到，最近以来，苏联大规模地向非洲之角运送各种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巴基斯坦报纸曾不断援引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揭露苏联的这一行动。显然，苏联并不甘心于它在非洲之角的失败，力图挑起更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用心是不难识破的。 依靠造谣度日的人最害怕事实。苏联的这种拙劣表演使人联想起两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桩往事：当时有一家外国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苏联在亚洲各国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苏联克格勃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苏联驻巴使馆闻讯后大为恐慌，竟然倾巢而出在拉瓦尔品第各书店大肆抢购这一期杂志，企图以此来封锁消息。如果说，当时苏联掩耳盗铃的丑恶表演成了这里人们的笑柄；那末它最近含血喷人的无赖行径则只能引起这里人们的忿怒。 本报记者 李云飞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阿联酋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扎耶德一月三十一日晚上任命阿布扎比王储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为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 与此同时，扎耶德总统还发布了一项关于完成统一和改组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定。 秘鲁总统退役　新总理就职 秘鲁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和总理兼陆军部长阿尔武卢·加利亚尼将军在作为陆军军官服役三十五年后，于一月三十日退役。 根据秘鲁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年四月二十二日作出的决议，莫拉莱斯将军在退役后将继续担任总统，直到实现秘鲁政府去年二月宣布的政治计划的目标时为止。这项计划规定，今年六月将选举立宪议会，到一九八○年举行大选。 秘鲁陆军中将莫利纳·帕略奇亚一月三十一日宣誓就任秘鲁总理兼陆军部长，从而自动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 西　德　政　府　改　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发言人二月三日宣布，施密特总理在二月二日接受了国防部长勒伯尔的辞职，并任命财政部长阿佩尔担任新的国防部长。阿佩尔是西德历史上第一个文职官员担任国防部长职务。 施密特总理还接受了经济合作部长施莱，教育和科学部长罗德和地区规划、建筑和城市建设部长拉文斯的辞职，任命现任研究和技术部长马特赫费尔担任财政部长，财政部议会国务秘书赖纳·奥费尔格尔德担任经济合作部长，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议员于尔根·施穆德担任教育和科学部长，议会国务秘书迪特尔·哈克担任地区规划、建筑和城市建设部长。 新部长将于二月十六日在联邦议院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圭亚那总统视察我援建的纺织公司 新华社乔治敦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电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瑟·钟二月二日在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陪同下，视察了圭亚那国营萨那塔纺织有限公司的建筑工地。 阿瑟·钟总统怀着极大的兴趣视察了各车间和厂房。他详细地询问了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同工地上的本国工人和中国技术人员握手交谈。阿瑟·钟总统在视察前接见了中国技术小组的负责人。 坐落在乔治敦南面的萨那塔纺织有限公司是根据中圭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中国政府援助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开工兴建的。

第6版()专栏： 我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首次签订贸易协定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电　由对外贸易部局长孙锁昌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协定谈判代表团，在结束了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代表团的正式谈判和草签了一项贸易协定之后，于二月四日乘飞机离开布鲁塞尔回国。 两个代表团是从一月三十日开始进行谈判的。二月三日，双方圆满结束了谈判。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对外关系司总司长、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罗伊·登曼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共同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第一次签订的这项贸易协定，除了在贸易方面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以外，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舆论认为该项协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同体之间良好关系的最明显的表示之一。” 中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曾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宦乡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政府贸易协定谈判代表团是一月二十七日到达布鲁塞尔的。

第6版()专栏： 老挝副总理接见我新任大使 新华社万象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电 老挝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诺哈·冯沙万和副总理兼教育、体育和宗教部部长富米·冯维希于一月三十一日分别接见了中国新任驻老挝大使徐晃。 接见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接见时，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参赞苏生在座。

第6版()专栏： 马科斯夫人接见我石油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马尼拉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电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大马尼拉市长伊梅尔达·马科斯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在总统府接见以麦文澜副总经理为团长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石油贸易代表团。马科斯夫人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以及菲律宾能源部部长助理、国家石油公司执行董事罗萨里奥也在座。 一月二十九日，中国石油贸易代表团和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团经过友好的商谈，达成了由中国继续提供原油的协议。代表团是二十三日到达马尼拉的。代表团已于三十一日下午离开马尼拉回国。

第6版()专栏： 日中经济协会举行酒会欢迎我石油公司代表团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电　日中经济协会二月二日晚上在东京举行酒会，欢迎以孙敬文为团长、李人俊为顾问的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和孙敬文团长在酒会上讲了话，共同表示希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贸易来往和科学技术交流不断发展。 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贸易界和石油工业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酒会。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出席了酒会。 二月二日上午，日本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会见了孙敬文团长、李人俊顾问等。会见时，日本资源能源厅长官桥本利一、符浩大使等在座。 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是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后，于二月一日下午到达日本的。

第6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尼日尔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穆萨·萨拉一月三十一日在尼亚美接见了以副队长覃光熙为领队的第二支中国医疗队首批人员，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第二支中国医疗队首批人员是一月二十七日抵达尼亚美的。 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彬为团长的我国电力考察团，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经济部的邀请，在西德进行了三星期的考察后，于二月一日离开波恩去法国。 以中央气象局负责人邹竞蒙为团长的中国气象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二月三日离开东京回国。 这个代表团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于一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先后访问了东京、京都、神户、大阪等地，参观了气象台和气象仪器厂等。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多彩的伊朗绘画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常书鸿 春节前夕，《伊朗绘画展览》在北京开幕，给首都丰富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受到了我国美术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在《伊朗绘画展览简介》中谈到：“目前在中国正式展出的伊朗艺术作品，除了证明两国之间存在的友谊和文化联系以外，还揭示了数世纪以来两国艺术之间有着源远流长，古老的联系，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的确是这样，我们中伊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友好的关系和漫长的文化交流，但过去受到帝国主义的阻碍，未能发展，象这样正式举办的艺术展览是十分可贵的。 这个展览丰富多彩，从一百多件富有民族风格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后期，标志着伊朗民族艺术金碧辉煌传统发展演变阶段各种画派的代表作，也可以看到本世纪初开始，伊朗艺术家推陈出新的多种表现技巧。从细密精致的中世纪插图式的小型历史画，例如闪耀着金碧光辉的大不列士画派所作的《战败者在先知面前》，演变到十六世纪时加兹温画派的《蔷薇园与果园》和《劳斯塔晋见国王》带有非常美丽的装饰性的插图；再由此演变到十七世纪发展成为伊斯法罕画派的《独斟图》和人体画等，已以单幅的小型画出现。同时也出现了可能受到中国花鸟画影响的《花鸟》，这可能就是简介中提到的跋涉中国的画家带回来的同中国画家合作的可喜成果，也是中伊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一切都给我国的观众以十分兴奋而亲切的感受。我们从敦煌来京的美术工作者，看了这个展览会，不能不联想到敦煌六世纪（隋代）以后壁画和彩塑中出现前所未有的联珠纹和对兽（是萨珊王朝时代所特具的纹样）。同时，在佛教壁画中开始运用了赤金、朱红和青绿，使壁画增加了色相，呈现了“金碧辉煌”的风格。此外，犹如展出中的《战败者在先知面前》大不列士画派的作品那样，这种变化也同样显示出中伊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互相交流的悠长历史。象这类中伊两国艺术家共同合作的例子，还在我国新疆库车专区赫色尔发现过。开凿于六世纪时一个被称为画家洞的佛龛右侧《争舍利》壁画中，画家画了一个一手执笔作画、另一手持调色碟的自画像。这幅画的作者密特拉达塔，西方考古者认为是希腊人，实际上是古波斯画家。这就再一次证明中伊两国画家亲密合作的良好关系。 去年九月间，德黑兰大学教授穆加达姆和夫人访问敦煌时，我们都十分肯定过去中伊两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穆加达姆教授曾强调说：“我以为人们把汉武帝开辟通向西方道路称为‘丝绸之路’是不大妥当的，因为这不是一条仅供商贾贩卖丝绸之路，而是‘东西文化交流之路’。”我们相信，在今天北京—德黑兰新的航线上，一定会开出两国文化交流的更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