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努力发展体育事业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副主席为会议题词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于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一定要高速度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为会议题词，极大地鼓舞了会议代表和全国体育工作者。华主席的题词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努力发展体育事业。”叶剑英副主席的题词是：“刻苦锻炼，增强体质，攀登世界体育高峰！” 华主席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月二十九日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高速度发展我国体育事业而奋斗》的报告。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代表性最广泛、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工作会议。来自各省、市、自治区体育战线和有关部门的一千四百多名代表，畅谈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体育工作一年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我国体育事业的罪行，交流了经验，制定了今后三年、八年、二十三年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会议提出，一定要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高速度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努力做到城乡群众体育大普及，人民体质大增强，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使大部分运动项目接近和超过世界水平。 我国体育战线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代表们在批判中忿怒指出，“四人帮”及其在国家体委的余党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诬陷贺龙同志，利用体育阵地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诬蔑体育战线是“独立王国”、“三代修正主义”、“黑线专政”，打击和排斥老干部、老教练员、老运动员；他们打着“体育革命”、“竞赛改革”的幌子，胡说“宁可三年不出成绩，也要把路线搞端正”，宣扬什么“成绩到手，人被夺走”等谬论，反对把运动水平搞上去。“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路线是非，既破坏了普及又破坏了提高，使我国许多运动项目的成绩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 会议代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我国体育事业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二年亲自为我国体育工作制定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广大体育工作者坚持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繁荣兴旺起来，引起各国人民的注意和敬佩。他们说，无论是十七年还是二十八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在体育战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广大体育工作者为发展人民体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大的。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永远也抹杀不了的。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澄清了一些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要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要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要大力开展体育运动竞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努力攀登体育运动的高峰；要开展国际体育交往，增进人民友谊和了解，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要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严格训练，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代表们表示，一定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使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切实做到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建立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 会议指出，一九七八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的一年，体育战线必须把揭批“四人帮”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抓紧抓好。当前，要整顿和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搞好清查工作，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一个一个地纠正过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各项体育工作有一个新的跃进。 会议号召，全国体育运动队要向又红又专的国家乒乓球队学习。运动队是攀登体育高峰的骨干力量，一定要建设好。广大教练员、运动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刻苦训练，快出人材，多出成果，赶超世界水平，为华主席争光，为祖国争光。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教育、卫生、工、青、妇和人民解放军都要关心、重视体育，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会议期间，一些先进运动队和群众体育先进集体介绍了经验；一些省、市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倡议。参加会议的教育部门、体育院校、体育科研单位的代表也表示，要为高速度发展体育事业做出贡献。 在闭幕式上，国家体委给大庆采油四部一大队女子采油队、大寨大队武术队等一百一十七个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国家乒乓球队等六十八个先进运动队发了奖旗。

第1版()专栏：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党的生命下毒手，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流毒所及，使得一些老干部不敢讲政策，新干部不敢学政策，讨论部署工作不研究政策，检查生产不过问政策，结果，削弱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给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危害党的生命的危险局面。中共安徽省委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边破边立，把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省委负责同志深入实际，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三个多月由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酝酿讨论，产生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份省委文件。这个文件深得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拥护和欢迎，社员们高兴地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了”。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 深得人心 最近，我们访问了安徽省滁县、六安地区的一些地、县负责同志，并同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促膝交谈。干部和社员一致称赞“省委《规定》好！” 这个《规定》指的是中共安徽省委根据毛主席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党的十一大路线精神，针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破坏，就当前农村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作出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它的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一些同志向我们讲述了宣讲省委《规定》的盛况。有的大队通知一户派一个代表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全椒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从别人口里听到《规定》的一些内容，带上干粮跑了六十多里路，到县委会亲自询问，当县委的同志告诉他确有此事，他两手一拍，兴高采烈地说：“这就‘着’了。”（对的意思）。来安县大英公社开始在干部会上宣讲《规定》时，附近的生产队有两千多名社员赶来听讲。社员们高兴地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了。省委就象到我们队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我们心坎里。”省委《规定》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的热情拥护。一个做过多年农村工作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政策，搞乱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省委《规定》旗帜鲜明地澄清了路线是非，划清了政策界限，工作抓到点子上了。我们干工作有准头了，能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 当务之急 《规定》这份深得人心的文件是怎样诞生的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对安徽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揭开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捂了八个月之久的阶级斗争盖子，并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同志加强了安徽省委的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掀起高潮，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工作深入开展。“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的反动面目被揭露了，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被揭露了，群众性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起来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遭到沉重打击，对被他们严密控制的单位、地区，及时采取了措施，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这时，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进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安徽基本上是农业省，不把四千万农民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农业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局。怎样把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广大农村引向深入？怎样加快普及大寨县和农业发展速度？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靠什么？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什么？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从何抓起？ 滁县地委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给省委领导以有益的启示。这个报告反映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竭力歪曲、篡改党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散布什么“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谬论，把人民公社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说成是“老一套”，“过时了”；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污蔑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社员按政策规定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养猪养家禽等家庭副业污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把勤俭办社方针污蔑为“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把开展集体的多种经营污蔑为“金钱挂帅”；把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谁要整顿一下社队经营管理，就被扣上“复旧”“回潮”的帽子，等等，这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弄得一些老干部不敢讲政策，新干部不学习政策，讨论部署工作不研究政策，检查生产不过问政策，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有章不敢循，一些必要的制度不敢订，给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带来了严重恶果。突出的表现是：一些社、队经营管理混乱，非生产人员和开支过多，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社员收入低，这些问题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滁县地区反映的情况是否带有普遍性？拨乱反正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是不是符合广大社员的要求？为进一步弄清情况，省委组织有关单位，采取深入调查，解剖典型，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议，研究人民来信等办法，多方面调查了解，摸清全省情况；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直接了解政策落实的情况，特别是群众负担、分配兑现的情况，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 在多方调查、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拟订并通过了《规定》草案。省委负责同志一致认为：“四人帮”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很深很广，要害是破坏了党的政策，不顾群众死活，危害群众生活。广大贫下中农对“四人帮”破坏党的政策，是有切肤之痛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从抓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把揭批“四人帮”与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就能把揭批运动引向深入，就能调动起广大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倘若不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不认真整顿社、队的经营管理，不认真解决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学大寨、发展农业生产的步伐，就是一句空话。大量的多方面的调查材料证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确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当务之急，必须切实地摆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 尽管《规定》草案曾经在地、市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会议上进行过充分酝酿和讨论，又经过几番修改，省委负责同志仍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决不可掉以轻心，这个《规定》草案是不是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干部社员欢迎不欢迎，还需要把它带下去再次和基层干部、社员商量酌定，接受检验和批准。为此，省委第一书记和另两位书记一起，先后到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长丰县吴山公社，邀集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亲自宣讲《规定》草案，分别征求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意见。三位省委负责同志仔仔细细地倾听每个同志对《规定》草案各条的看法和建议，边听、边记、边修改，使草案的有关条文的提法更加妥贴和完善，使条文的表达更适合群众的口味。许多地、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也亲自到生产队宣讲《规定》草案，广泛地征求队干部和社员的意见。 在作了上述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之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省委召开了由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第一把手参加的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中心议题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再一次对《规定》草案进行充分讨论、反复修改。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规定》，并作为省委正式文件下发各地执行。 有大希望 由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经过自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多次酝酿、调查研究，经过十几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安徽省委的一个重要文件《规定》终于诞生了。《规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件，它是安徽省委把党的十一大路线精神同安徽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是省委同广大干部、社员心连心的生动体现，是省委带动各级党组织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的产物，它是全省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丰硕成果。 省委《规定》一经和广大社员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人心沸腾，迅速地打破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控制下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目前，宣讲党的政策、学习政策、落实政策，已成为安徽广大农村的舆论中心。政策来自群众，依靠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落实政策，广大干部、社员的主动精神激发起来了。不论是在平整土地、改造河田的工地上，还是在积肥送粪、精心管理越冬作物的田野里，社员出勤之踊跃，劳动工效之高，人们情绪之饱满，都是前几年所没有的。一个认真学大寨，农业大跃进的运动正在兴起。正如毛主席生前视察安徽时讲过的：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本报记者　田文喜　姚力文

第1版()专栏： 李副总理阐述我国关于中东问题的立场 真诚地希望阿拉伯国家能以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为重，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和破坏，团结一致，坚持斗争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晚上在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哈桑·图哈米副总理来访的宴会上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将一如既往，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 李先念副总理指出：“中东问题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得到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以及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推行霸权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他强调说：“特别是那个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后起的超级大国，它打着‘社会主义’、‘天然盟友’的旗号，以‘援助’‘友谊’为名，行侵略、干涉之实，并千方百计地挑动、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削弱破坏阿拉伯阵线。它对埃及进行逼债、卡武器，甚至搞颠覆破坏，它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阻挠和破坏埃及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它之所以极力要把局势搞乱，是为了混水摸鱼，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中东。” 李先念副总理重申：“我们坚决反对超级大国对中东地区国家的侵略和干涉，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东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 李先念副总理还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阿拉伯国家能以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为重，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和破坏，更好地团结起来。他说：“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自强，不仅是阿拉伯事业胜利的重要保障，而且也符合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根本利益。”他说，我们坚信，在根本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必将实现阿拉伯民族的正义目标。

第1版()专栏： 努力发展体育事业 最近，英明领袖华主席给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题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努力发展体育事业。”叶副主席也题了词：“刻苦锻炼，增强体质，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华主席和叶副主席的题词，鲜明地体现了毛主席关于体育工作一系列论述的光辉思想，也给我国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它必将极大地鼓舞我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作出新贡献。 毛主席一贯重视发展体育运动，十分关怀人民的健康，历来把发展体育运动看作是进行革命斗争，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五二年，毛主席亲笔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性质和任务。毛主席对普及和提高人民的体育运动，迅速改变我国体育的落后面貌，寄予莫大的关怀和殷切期望。周总理对体育工作也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曾经明确指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体育水平。”并期望我国运动员创造一大批世界纪录，在全世界放异采。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工作，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积极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努力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体育事业逐渐兴旺发达起来。正如周总理在一九七一年指出的那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体育战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四人帮”及其在体育战线的党羽，为了篡夺体育运动这块阵地，把这块阵地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同样抛出“黑线专政”论，污蔑体育战线是“独立王国”，胡说什么“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是什么“三代修正主义”，“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等等。“四人帮”及其党羽施展阴谋活动的一个借口，就是污蔑建国以来的体育工作“只抓了提高，不重视普及”，蛊惑人心地提出“普及是为多数人谋利益，提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无耻地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割裂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破坏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发展。他们打着“体育革命”的旗号，以“左派”伪装掩盖其反革命罪行。他们高唱“八亿人民八亿运动员”、“农村记工分要加体育标准”，大搞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甚至强迫老人参加“千人广播操”，不参加的就处罚。这那里是搞群众体育，搞普及？完全是破坏党的威信，根本违反体育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破坏体育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四人帮”的余党却大肆鼓吹这样的“大搞普及”是“体育革命”的典型。一提体育运动的提高，他们就斥责为搞修正主义，胡说什么“为国争光的口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国际比赛中争取好成绩是“为国际资产阶级抬轿子”，取消训练，取消竞赛，取消国际体育交往。“四人帮”及其党羽既破坏普及，又破坏提高，给体育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正确方针。普及是人民的需要，提高也是人民的需要，互为促进，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不仅是文化艺术，也是体育工作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有成亿人参加体育锻炼，广大青少年参加了乒乓球运动，正是在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我国的乒乓球选手中产生了世界冠军。反过来，又带动五千万人挥拍上阵，使乒乓球运动更加普及。这个生动的事例，说明了提高以普及为基础，普及在提高指导、带动下更加蓬勃发展。从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来讲，是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普及工作，动员工、农、商、学、兵各界，根据自己的特点，与生产劳动、民兵训练、卫生工作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特别要抓好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起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活跃业余文化生活，增进人民身心健康，使各行各业的同志都能精力充沛、精神饱满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国体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我们同时要把体育运动的提高工作抓好，努力培养出一大批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优秀运动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我国体育战线的一项光荣政治任务，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是推动、指导群众性体育运动日益广泛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强烈愿望。我国运动员应当象乒乓球队那样，坚持政治挂帅，苦练过硬本领，又红又专，持续跃进；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为祖国争光。 体育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健康的大事。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把体育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要教育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热爱体育事业，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体育部门要自觉地把体育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同时要协同教育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充分发挥和依靠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做好体育工作。 我们相信，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我国体育事业一定能够在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的基础上，实现三年大见成效。争取在本世纪内，实现城乡群众体育大普及，全国人民体质大增强，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体育队伍、世界第一流的运动技术水平、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第2版()专栏： 抓纲必须带目 ——太原钢铁公司大变快上的经验 凡是了解太原钢铁公司的人，无不兴奋地说：太钢变了！ 变在哪里？请看： 一九七六年，全公司没有一种主要产品完成国家计划，整个生产倒退到了十几年前的水平。而一九七七年，全公司钢、铁、钢材、焦炭、耐火砖五大产品全部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五；三十八个有生产指标的单位，厂厂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厂厂比一九七六年增产；从九月份起，全公司甩掉了连续四十四个月亏损的“帽子”，月月向国家上缴利润；国家考核的二十三项技术经济指标，有十五项指标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最后四个月，钢产量连创新纪录，日产水平登上了太钢四十多年历史的高峰。一九七八年一月份，太钢超额完成了钢、铁、钢材、焦炭、耐火砖的产量计划和工业总产值计划，又创造了历史周期的最高水平。 太钢为什么能够大变？答案是：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推动了钢铁生产的发展。这个答案是符合太钢实际的。但是这种推动，并不象“四人帮”胡说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进行了一系列艰巨而细致的工作的结果。 太钢是我国重点钢铁企业之一。一九七六年，这个企业受“四人帮”及其伸向山西的黑手的破坏特别严重。粉碎了“四人帮”，太钢得解放。全公司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高潮。广大职工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为改变太钢的落后面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太钢党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革命和生产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将广大职工在运动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引导到生产中去，推动钢铁生产迅速发展。 在这方面，太钢公司党委抓的第一件事，便是选择全公司受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为试点，开展群众性的“算帐批帮”活动。他们引导职工一个班组一个班组、一台设备一台设备地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揭露和批判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搞垮国民经济的罪行，激发大家的革命义忿。接着，又发动群众学习大庆工人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工人们一边批“四人帮”，一边夺回损失。他们在短短一个月内，挖通了上千米电缆沟和除灰沟，清除了数千吨垃圾，修复了全部锅炉和机组，从八月份开始，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一跃成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公司党委抓住这个典型，及时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发电厂的经验。全公司四十多个生产厂矿和机关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这个公司党委大力加强了对生产工作的领导，采取切实措施，猛攻生产关键，狠抓薄弱环节，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生产搞上去。他们建立了生产、基建、生活三个指挥部，由公司党委领导成员亲自担任总指挥，并且实行了领导干部二十四小时昼夜值班的制度。党委书记、副书记经常上调度台，每天早上召开的生产碰头会和电话调度会，每周的生产例会、作业计划会、生产指挥人员会以及研究设备、技术、科研、原材料等的会议，也总有有关领导干部参加，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为了改变设备长期失修的状况，太钢公司党委还逐厂、逐炉、逐机地调查了所有的设备，发动职工打了一场检修大会战，使高炉、炼钢炉、炼焦炉和烧结机、制氧机、轧钢机的完好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与此同时，公司党委还组织职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都参加到了竞赛当中，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四人帮”横行时，太钢的“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动不动用大帽子压人，谁认真抓生产，大干社会主义，就被斥之为“唯生产力论”、“老保”、“右倾”，而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开口一大堆，双手不沾灰”的人，反而被捧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和“突出政治”的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太钢党委在去年年初就鲜明地提出了“一批，二干，三大变，革命生产作贡献”的口号；在整顿企业各级领导班子时，他们也强调敢字当头和干字当头，凡是属于被“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所把持和坐吃社会主义，自己不干也不带领群众大干的懒班子和软班子，坚决予以调整；把那些同“四人帮”斗争表现突出，密切联系群众，带头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做的结果，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在太钢蔚然成风。发电厂老工人梁治贤，在夺回“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的战斗中，带头跳到齐腰深的油水坑内，用双手挖沟，打通了堵塞，排除了隐患，被誉为“钢城铁人”。公司党委大张旗鼓地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发动群众开展“学王进喜，赶梁治贤”的活动。在“算帐批帮”活动中，全公司涌现的六百多名模范人物和生产标兵，人人上光荣榜，戴大红花，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最近，这个公司还提拔了一百多名技术员为工程师，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第2版()专栏： 北大的新起点 北大，曾经是“四人帮”严密控制、严重破坏的一个单位。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冰冻三尺。现在坚冰已被打破，北大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这是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广大师生员工同“四人帮”和他们的黑干将迟群一伙，以及在北大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英勇斗争取得的可喜成果。 记者来到北大的时候，看到一些教学楼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两个月以前贴出的一张张大字标语和大字报：“感谢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热烈欢迎新领导来北大工作！”“迎接北大的新转折！” 北大师生员工们这样热情而又急切地欢迎新领导，是有原因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大的斗争还相当尖锐，运动开展得并不顺利。“四人帮”虽然已经覆灭了，但是他们在北大精心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还穴居鼠洞，其中有的骨干分子还在负隅顽抗。由于领导不力，运动几起几落，曾经一度捂盖子，压群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北大的运动，给北京大学派来了新的领导，加强和调整了学校的领导班子。 北大党委紧紧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采取了抓纲治校、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措施。在全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校党委宣布了对“四人帮”在北大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决定，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展开了批判。接着，校党委又决定：对于在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中被定为敌我矛盾，属于错案、冤案的，一律平反；对于强加给一些同志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于一些同志被“四人帮”无理撤销职务的，一律安排适当的工作。地质地理系革委会副主任、教改组组长王恩涌，过去由于积极贯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教师队伍、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意见，竟被“四人帮”一伙作为“业务党”的典型，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撤销了教改组长的职务，进行重点批判。现在，校党委在全校大会上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使他非常激动。哲学系老教授冯定，因为过去的著作中有某些观点错误，曾经受到批评，而“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却把学术问题和政治态度混为一谈，长期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不给他安排工作。校党委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认为冯定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应该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并准备给他安排适当的工作。这些有力的措施，在全校激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师生员工扬眉吐气，拍手称快。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分化瓦解。法律系、经济系等六个单位在清查和“三大讲”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向纵深发展。 在北大校园里，到处是浓厚的战斗气息。西语、生物、物理等系和教改部、政治部等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同“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揭发批判了他们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急先锋的罪行。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文科各系的师生员工，以大量事实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的种种罪恶活动。最近，校党委召开揭批“梁效”反革命罪行大会，宣布对一个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的“梁效”骨干分子从严处理；对另外一个表现好并且取得了群众谅解的“梁效”成员，给予解脱。校党委的这一革命措施，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坚决拥护。“梁效”的一些成员迅速分化瓦解，许多人纷纷表示要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 在斗争中，全校师生员工革命精神大振。曾经遭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同志，过去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的一些老教授，今天都精神抖擞地走上揭批“四人帮”的讲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校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前几年，因为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遭到“四人帮”一伙的围攻。但是，他不怕打，不怕压，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大讲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忿怒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心情格外舒畅。到现在，他一直在挤时间，坚持从三十年代开始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工作。在北大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的座谈会上，银发满头的八十一岁的老教授曹靖华，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他多年不曾出席什么会议了。不是因为年迈，而是他用“沉默”表示了对“四人帮”的蔑视。“四人帮”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连这位八旬老人也不放过。他们把曹靖华列入一个三百多人的黑名单中，准备进行打击迫害。这个阴谋还未得逞，“四人帮”就垮台了。座谈会上，发言批判的人十分踊跃，曹靖华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发言。但他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回到家中连夜写了书面发言。现在，他正在继续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砸碎“四人帮”横加的精神枷锁，北京大学师生员工们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凌晨三点多钟，北大宿舍承泽园一个房间的灯忽然亮了。一会，传出熟练的打字声。六十多岁的西语系老教授齐声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加紧修订《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词典，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里齐声乔和其他师生合编的。现在，商务印书馆准备重新出版。齐声乔一想到不知有多少人正等着用这部词典，便睡不着了。他身体虽然瘦弱，精神却十分饱满。批判了“两个估计”之后，齐声乔焕发了革命青春。过去，在“两个估计”的大棒下，齐声乔曾经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逼着放弃了从事四十多年的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去干杂活、当木匠。如今，他回到了自己战斗多年的岗位，决心在晚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 化学系中年教师宏存茂和齐声乔一样，也是从“两个估计”的大棒下解放出来的。宏存茂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是党和毛主席把他从一个讨饭的穷孩子培养成大学的人民教师。因为他坚决抵制“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竟被诬陷为“右倾回潮”、“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砸烂了“两个估计”，宏存茂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为了寻找一种新的催化剂，他同另外一位教师和学生日夜在实验室里，连续进行实验操作。他们经过近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取得了良好的实验结果，写出了《工业银催化剂动力学》的学术报告。 北大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教学、科研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在研究生招考办公室里出现了多年没有的喜人情景，招考研究生的工作刚刚开始，王竹溪、黄子卿、唐有祺、李赋宁、胡宁等一些教授便主动承担导师责任。多年从事基本粒子研究的老教授胡宁，想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心情非常急迫。他参加北京地区基本粒子的集体科学研究工作，和大家一道，曾经提出“层子模型”的理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前几年，尽管“四人帮”千方百计地破坏科研工作，胡宁还是坚持了基本粒子研究，写出了十多篇学术论文。现在，他要求多带一些研究生，多为国家培养人才，受到了领导上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北大，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正处在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上。全校师生员工，正在满怀信心地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新胜利，创造教学、科研工作的新成就，积极做好准备，迎接战斗的新学年！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刘佩珩 （本报有删节）

第2版()专栏： 烟台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积极为国家积累资金 每辆汽车盈利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五倍 据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讯　山东烟台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去年平均每辆汽车盈利三万四千多元，比全国营业汽车平均利润高出五倍以上。如果全国所有的营业汽车能达到烟台地区公司每车盈利一半的水平，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增加十几亿元的建设资金。 全国各地的汽车盈利达到烟台公司的水平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烟台公司所取得的成绩，是斗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是用科学的方法管出来的。 这个公司从一九六四年开展学大庆运动起，十四年来，一直坚持实行定额管理和班组、单车经济核算。每个月的运输量、安全行程、燃料消耗和修理费用等计划指标，都落实到每辆汽车，每五天或十天公布一次完成的情况。谁先进，谁没有完成计划，应当怎样加油赶上，大家都心里有数。这样一来，劳动竞赛成了硬碰硬的，没有形式主义，真正提高了职工们完成计划和当家理财的自觉性。 这个公司的职工敢于同“四人帮”顶着干。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们不理会什么“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等等的大帽子，坚持不懈地执行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他们认为，不管你怎么说，社会主义不是瞎叫唤出来的，而是大干出来的。车轮子一转就能为国家增加收入，货物能早运到，乘客能省时间。因此，他们的长途客车，都要按计划在出车前或到终点后的时间跑一回短途，货车普遍带挂车。全公司十四年来连续完成运输计划。去年在大干最后一百天的战斗中，工人们日夜兼程，风雪无阻，车上吃睡，每辆货车平均日行七百公里。这一年干了一年半的活，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样样都完成得挺漂亮。

第3版()专栏： 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 陈原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出版方面也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疯狂叫嚣解放后的出版界是“反革命专政”，胡说什么“从三十年代到建国以来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十七年出版工作的成就，而且要追查“三十年代黑店”，妄图全盘否定解放区出版工作和白区进步出版事业的革命传统。 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的出版界，有没有黑店？有的。那就是正中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以及中国文化服务社等等。这些反动机关是国民党中统、军统，反动分子和叛徒开的。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黑店。这些反动组织在全国解放时已被人民清算，财产已被没收，人员已按照党的政策分别处理和留用。应当指出：这些书店的出版物，即使在三十年代当时，也是不得人心的。它们占领不了旧中国的市场。用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同志的话说，这些反革命黑店搞的是“杀千刀”文化，是“骂街”文化，骂民主，骂进步，骂共产党，除了“骂街”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干的两件“大事”，一是破坏团结，一是反对民主。人民是不听他们那一套的。难道“四人帮”追查的所谓“三十年代黑店”，是这些反动组织么？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三十年代出版界有一批“旧”出版业，还有一些“新”出版业。“旧”出版业是指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新”出版业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影响下，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合并成为三联书店）为代表的出版社。关于这“新”“旧”两类出版机构的性质，邹韬奋同志当年也作过一些分析。他说：“旧的向来偏重于教科书的出版，在基本知识上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就这一点说，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课余读物及一般读物的出版，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较有密切的接触。因此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也比较地浓厚。” 能不能把三十年代这部分“旧”的书业，即“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的出版机构，也就是说同当时白区的进步、抗日、救亡、民主运动联系不那么密切的出版机构，都说成是“黑店”呢？显然不能够。就拿商务印书馆来作例子吧。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一八九七年，八十年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稍具规模的出版社。有一个时期甚至还掺进了官僚资本（解放后这部分已没收），大部分却还是民族资本。它出过少数坏书，但主要还是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和文化积累工作。它同那些宣传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杀千刀”文化的正中书局之类，是有本质区别的。商务印书馆存在的八十年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历史时期，它本身经历了由资本家经营到公私合营到现在国营三个阶段，它所出的书刊，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人民运动从失败挫折走向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这样的“旧”书业，尽管它有一千条错误一万条不对，但它不是人民的敌人，不能把它称为“黑店”。 “四人帮”追查“三十年代黑店”，确实也不是追查象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旧”书业。“四人帮”所谓从三十年代到十七年“黑线专政”，指的是三联书店，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等；他们用捏造的谎言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指向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以便达到他们“改朝换代”的反革命目的。 三十年代在我党领导下的白区出版工作，是三十年代白区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五四”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白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年就做了科学的总结。毛主席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主席十分关心根据地和白区的出版工作。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亲自到招待所去看他，并且同他谈到形势和书店工作问题。现在我们找不到谈话记录全文了，但从当时由延安送回白区的记录摘要看，毛主席曾经具体地指示了书店工作的路线。我们最近查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内部油印刊物《店务通讯》第十四期，有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毛泽东先生在去年十二月答复杜绝先生的问话》（杜绝即当时陪同李公朴先生去延安的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工作人员的化名）。这条消息传达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出版路线的指示，其中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与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后来完全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即于一九三九年到四○年由周总理亲自贯彻执行。周总理安排了三联书店一部分工作人员带了一部分纸型，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取得联系，开展工作。（后来陆续办华北书店、大众书店〔后改为韬奋书店〕，稍后有光华书店等等）周总理还亲自指示在白区坚持工作的出版人员，执行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总方针，具体部署了第一线出版机构（态度比较鲜明）和第二线出版机构（保护色比较多），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的需要。就在一九四○年这一年，毛主席还亲自规定了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这样，我们党就有了根据地和白区两支革命的出版队伍，在不同的战场上，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能够把坚持在白区工作的出版机构诬陷为“黑店”么？完全不能！ 坚持在白区工作的这支出版队伍，在同敌人即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店作斗争中，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这是历史的真实。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对白区进步出版事业实行法西斯镇压，妄图摧毁白区进步出版事业，斗争是很残酷的，但敌人的妄想从未实现。韬奋同志病重时曾回忆过这样的斗争场面，他说： “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先从西安生活书店分店‘开刀’，不但将店封闭，经理及职员逮捕，而且将所有生财用具搬移一空，形同劫掠。……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至年底，不到几个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郑，而宜昌，而万县，而源陵，而吉安，而临川，而南城，而赣州，而金华，而丽水，而立煌，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县，而兰州，而衡阳，而贵阳，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等五十余处的生活书店分店负责人都遭受同样的苦难。负经理责任的高级干部被无辜逮捕的达四十余人之多。”（见《韬奋文集》） 这只是白色恐怖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三个书店有的同志被活埋，有的同志牺牲在狱中，有的同志被迫害得贫病交加。有的分店被封闭时，反动派竟然断绝交通，用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书店工作人员。坚持在白区斗争的进步出版队伍，在白色恐怖面前吓倒了么？没有！投降了么？没有！一个被捕了，另一个冲上去；一个店被“查封”了，改了一个新招牌挂出来。真所谓前仆后继！为什么这支队伍不被敌人所压垮？因为他们向往着延安，向往着在孕育中的新中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他们的阵地，激励着他们前进。能够把这样的革命机构诬陷为“黑店”吗？能够把这样的一支革命队伍诬陷为“黑线人物”吗？不能！永远不能！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知道、了解并且赞许了这支（那怕是很小的）革命队伍。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的第（一）条明确指出： “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 中共中央指示第（二）条（甲）还明确指出：“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 当时曾经在白区坚持革命出版工作的同志们，听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真是感动得落泪。他们缅怀与敌人顽强斗争甚至贡献出自己最后一滴血的战友，他们揩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踏入新中国，迎接新的革命任务。毫无疑问，“四人帮”把这些革命出版机构诬蔑为“黑店”，矛头只能是指向我们的党，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的。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下邹韬奋同志。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等杂志，团结和教育了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吸引他们走向进步和革命，在海内外有过重大影响。他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坚贞不屈，颠沛流离，转到解放区后，又被重病（癌）折磨，于一九四四年逝世。他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病危时口述遗嘱中说：“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在遗嘱的后段，韬奋同志严肃地向党提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 “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 韬奋同志的遗嘱秘密带到延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就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中共中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发出唁电，其中说： “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题词，又一次对这位坚持白区革命出版事业的战士作了崇高的评价。毛主席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五年之后，祖国大地解放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们在北京举行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周总理为纪念会题词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四人帮”诬陷的所谓“三十年代黑线”的“代表”，这就是“四人帮”追查的所谓“三十年代黑店”的创办人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年代黑店”！关于这段历史，解放后很少讲到；亲身经历过白区斗争的这一支小小的出版队伍，认为自己的微薄工作不过是每一个革命者所应当做的，每一个爱国者所应当做的，同整个革命事业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本来不值得提及，因此大家都不怎么说。但是，“四人帮”指鹿为马，指红为黑，竟然诬陷革命组织为“黑店”，竟然把那些与敌人英勇斗争的队伍说成是叛徒、特务，使我们不能不恢复这页历史的本来面目，戳穿“四人帮”的造谣诬蔑，揭露他们利用有些同志不明真相，大肆打击干部、给党抹黑的阴谋。 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革命出版事业，不是什么“黑店”，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影响下，在白区传播革命思想的文化机关，不管它有过多少错误，走过多少弯路，它仍旧是波澜壮阔的白区革命文化新军的一个支队。“四人帮”想把它打成“黑店”，想不分青红皂白把三十年代出版事业全盘否定，是决计办不到的。

第3版()专栏：学习随笔 谈推陈出新 王梓坤 读书当作两面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二者结合，再加创造，就叫“推陈出新”。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公（欧阳修）学韩（韩愈）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公学韩诗，而所作诗颇似韩：此宋诗中所以不能独成一家也。他对欧阳修的评论虽未必正确，却形象地说明了“推陈出新”的重要。他在另外的两个地方又说：“不取亦取，虽师勿师”；“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也是这个意思。 要破除迷信，敢于向科学权威的错误挑战。真理的长河永无穷尽，任何人，不管他如何正确，总是生活在一定条件之下，因此，他的见解，总带有历史局限性。桃李不须夸鲜艳，风雨纵横好题诗。前贤虽云好，新人胜旧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唐朝有一部书叫《唐本草》，书中说，如果把北方芜菁移植到南方，就会变成白菜，意思是说，移植是不会成功的。七百年过去了，明朝的徐光启偏偏不信，他要试一试，便在南方种下芜菁，几年后并未变成白菜。此后，他又把山芋从福建移植到上海，把水稻从南方移植到北方，都得到了成功。 二十世纪初，有人断言：向地球上的远方发射电磁波完全不可能，因为电磁波穿过空气层就会一去不返。然而马可尼却不相信，他不用导线把信号送过大西洋，对岸居然收到信号。这是由于空中的电离层象镜子一样把电磁波反射下来。马可尼的发现是无线电事业的开端。 要说大权威，可以举出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322年），然而他也有许多错误。例如，他说：“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去推它时，原来运动的物体便归于静止。”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断欺骗了世人一千多年，直到引起伽利略的怀疑为止。伽利略这样想：有人推一辆小车在路上走，如果他突然停止推车，小车并不立即停止，还会再走一段路，如果路面平滑，这段路就会更长些。伽利略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并未于此中断，相反，它却再向前走了一大步，居然完成认识上的飞跃——一次真正够得上飞跃称号的飞跃。他设想，如果毫无摩擦，小车便会永远运动下去。这确是一个大胆的革新思想，谁见过永远前进的车子呢？当然，这个实验不可能实现，因为无法把摩擦全部消除，它只是一个“理想的”实验。伽利略的想法后来由牛顿写成力学第一定律：“任何物体，只要没有外力作用，便会永远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能从万象纷纭的无数学说之中，挑出伽利略的这一思想，并把它提到这样的高度，说明牛顿的科学鉴赏力是何等高超！可谓巨眼识真金了！后来，爱因斯坦也高度评价了这一工作，他说：“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顺便指出，爱因斯坦本人也是善于从事“理想实验”的。 荒谬的东西，没有巧妙的伪装，便一刻也不能生存。“剑跃西风意不平”。对陈腐观念，要敢于怀疑，敢于斗争。有了新的思想，还必须尊重客观实际，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只有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能作出较大的贡献。

第3版()专栏： 要识破骗局 张炳光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在鼓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时，采用了一种非常卑鄙的手法，这就是歪曲、篡改乃至伪造马列主义的词句，为他们的谬论涂上一层“理论”的油彩。对此，必须加以戳穿和批判。 康立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说，“不论如何，它（指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制度）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吓唬和欺骗群众，文章紧接着写道，“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似乎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查列宁的原话，意思根本不是这样的。康立引的列宁的话，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讲的。列宁说：“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列宁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一九年说的。那时俄国的农民是个体农民，俄国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列宁在这里讲的商品生产，就是历史上曾经大量产生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九一九年在俄国经济中仍占优势的小商品生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列宁说的“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是说资产阶级产生于小商品生产，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意思。而且，列宁讲的有几百普特（几千公斤）余粮的农民，也决不是一般的农民。有那么多余粮，不卖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拿去做投机生意，这说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产生资产阶级吗？ “四人帮”控制的一个报纸，有一篇文章曾经这样引用列宁的另一段话：“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他们这样搞，也是企图向人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是不是列宁的原意呢？不是的。列宁的原话是：“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列宁明明讲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文章在引用列宁的话时，却蓄意把“资本主义”四个字砍掉，变成“商品经济”产生着资产阶级。于是，他们就盗用列宁的名义，宣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了。“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就是这样篡改列宁的话来骗人、唬人的。 在“四人帮”控制的《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里，还出现过这样的奇句：“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着许许多多资产者。”究竟列宁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文章却故意避而不提。查了一下书，原来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列宁这里说的“土壤”，是指“资产阶级法权”（即现在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吗？不对。在这里，列宁指的仍然是小商品生产。在过去，即在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列宁说的“现在”，是一九一八年。当时俄国有五种经济成分，小商品生产大量存在，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既然这样清楚，所谓“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着许许多多资产者”的引语，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伪造吗？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为什么要这样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列宁的话呢？他们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段自白：“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寻找。”原来，他们杜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为的是给“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经济上的“论据”。（附图片） 在中国航空学会学术讨论会上，科学工作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萨达特总统的特使图哈米副总理抵京 李先念副总理同特使会谈并设宴欢迎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负责总统府事务的副总理兼总统政治顾问哈桑·图哈米，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图哈米副总理的秘书萨拉赫·奥斯曼随同来访。 机场上飘扬着中国和埃及国旗。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副司长温业湛，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到机场欢迎埃及贵宾。 埃及驻中国大使萨拉姆·陶菲克和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负责总统府事务的副总理兼总统政治顾问哈桑·图哈米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埃及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埃及驻中国大使萨拉姆·陶菲克，大使馆武官绍克里准将、参赞卡迪，图哈米副总理的秘书萨拉赫·奥斯曼。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付部长何英，代司长周觉，副司长温业湛、傅顺和。 会谈前，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了图哈米副总理等埃及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负责总统府事务的副总理兼总统政治顾问哈桑·图哈米。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李先念副总理和图哈米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埃及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斗争中，毅然承担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还要特别提出的是，近年来，埃及政府和人民在萨达特总统的领导下，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大国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侵略，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埃及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对正在进行反帝、反霸共同斗争的第三世界人民，有着重大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着重谈到了中东形势，阐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观点和立场，并表示相信，阿拉伯各国人民在根本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必将实现阿拉伯民族的正义目标。 李先念副总理在谈到两国关系时说，中埃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最近几年来，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周恩来总理曾三次访问埃及。萨达特总统曾多次派遣埃及领导人和特使来我国访问，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相信，图哈米副总理阁下这次来访，必将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友谊和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图哈米副总理在讲话中说，李先念副总理刚才所作的意义深刻的美好讲话，真诚地表达了我们所经历的、所了解的兄弟般的战友情谊，我们要竭尽所能通过彼此相互了解和信任，密切和加强这种情谊。 他说，今天，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仍然高举五二年革命的旗帜，坚持五二年革命的崇高原则。萨达特总统极为敬佩和崇敬英明的华国锋主席和他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图哈米副总理指出，中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创造性的革命、政治路线正在坚定地向前迈进。 图哈米副总理代表埃及人民和政府感谢中国人民和政府所持的友好立场。他说，埃及最感到自豪的是那些真正的朋友，首先是友好的而又能在当今世界上坚持原则、理想和人道主义目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她站在一起。 图哈米副总理强调指出：历史记载了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的原则性的英雄立场，也记载了某些国家所采取的对各国人民实行垄断、控制和坚持霸权主义以及支配各国人民命运的立场。在坚持自由、人道主义和原则的各国人民的意志面前，这些国家的立场很快就暴露了。那时，我们就看清了我们的朋友，并分清那些敌视我们的人。 他说，我们同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及其强有力的干练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相互尊重关系。作为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先生向英明的华国锋主席先生派遣的特使，来到历史悠久的贵国，我很高兴。我们将进一步增强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真诚的、忠于我们的原则和共同理想的友谊和合作。 埃及驻中国大使萨拉姆·陶菲克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图哈米副总理的秘书萨拉赫·奥斯曼，应邀出席了宴会。 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等，出席宴会作陪。（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哈桑·图哈米特使会谈。 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负责总统府事务的副总理兼总统政治顾问哈桑·图哈米二月二日乘飞机到达北京。黄华外长等到机场欢迎埃及贵宾。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为科技现代化当好“后勤兵” 上海市物资局职工千方百计确保科研物资的供应 上海市物资局的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响亮地提出：“科研攀高峰，物资要保证。”“要把科研人员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的‘三跑’，变为物资部门的保数量，保质量，保时间的‘三保’”。从此，大家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确保科研需要。 一、调查访问，了解需要。局党委首先组织广大物资工作人员走出柜台，调查研究，了解需要，变“等客上门”为“服务上门”，变“有啥供啥”为“要啥供啥”。这个局的机电设备公司组织了由领导干部、产品供应员、业务联络员和财务人员组成的“一条龙服务队”，携带帐本、单据以及可供产品目录，到科研单位调查访问，了解需要，先后为六个院、局系统八百多个科研、生产单位供应机电产品三千八百多件，为科研提供了不少急需物资。自然博物馆为“木乃伊”照相摄影方面急需空调器，过去由于供应渠道不清楚，两年多来一直没有解决，这次解决了。上海科技大学多年来需要几只高压容器，由于对这种产品的经营单位及供应办法不清楚，一直没解决，这次也解决了。科研单位称赞说：“过去是跑遍上海没门路，这次是上门服务真方便。” 二、组织货源，满足需要。有一次，他们了解到交通大学承担某项重点工程急需一批器材，一回来就打开库房，凡是库存有的，全数满足需要；库存没有的，他们打破常规，通过借调、加工、求援等各种方式，组织货源。有一项工程需要一批阀门，数量只要几只，但规格繁多，设计上有特殊要求，只只不一样。机电设备公司机械配件供应站的同志接到任务后，查遍库存，一只也没有货，就积极联系寻找代用规格，解决了四只，接着又千方百计解决了三只，还缺一只。他们先查找生产厂，没有现货，再通过生产厂的介绍，找使用厂，终于在一家工厂仓库中找到备品二只，全部保证了这项工程的需要。 三、送货上门，保证需要。为了保证上海交通大学承担的重点项目所需要的物资，局党委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从调查需要起，只花了短短七天左右的时间，就使大部分物资得到了解决。接着，又由物资局党委领导同志亲自带队，装着两卡车的物资，送货上门，受到了交大的热烈欢迎。 现场服务，送货上门的做法，是物资部门加强为科研服务的好作风，好方法，是物资部门与科研单位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供需关系的一种好形式。这个局有不少同志，一心一意为科研服务。有个同志，当他知道某科研单位急需一种希贵的非金属碲，虽然不是他的经营范围，但他把份外事当作份内事，几经曲折，终于征得一个生产厂同意，从别单位委托加工的来料中暂借给科研单位用。有个同志，为了寻找某种特殊规格的铝板，她不厌其烦地一个局一个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查找，一有线索，就抓住不放，一直追到快要下料的车间，并征得车间同意，让出一部分来支持科研需要。这个局广大职工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热心科研，关心科研，彻底扫除了过去那种“物资人员朝南坐，谁有需要上门求”的现象。科研单位反映说，有了物资局的支持，科研人员不必再担心后勤物资供应，可以专心搞科研了。 最近，上海物资局又把各级物资机构分管科研物资的负责人和经办人，以及经管物资的范围，汇印成册，分发给全市科研单位，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供应服务网。对于重点项目，他们还邀请有关协作攻关单位座谈，研究扩大科研物资的供应面，进一步密切产、供、需之间的关系，使物资部门成为联结生产同科研的桥梁和纽带，真正为科技现代化当好“后勤兵”。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4版()专栏： 加拿大外长贾米森举行记者招待会 贾米森外长和夫人一行离京去桂林参观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加拿大外交部长唐纳德·贾米森今天在他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十分有益的访问。 他说：我们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我们认为这次访问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明显地反映了加拿大同中国之间所存在的非常友好的关系。他表示相信，这种友好关系特别是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贾米森外长还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问题。他指出虽然加中之间对某些国际问题上的看法有分岐，但双方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加拿大外交部长唐纳德·贾米森和夫人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的风景城市桂林参观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副部长王海容，司长林平，副司长王珍、刘华。 陪同贾米森外长访问的有：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栋，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和夫人等。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贾米森外长和夫人等加拿大客人在北京期间，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游览了长城、定陵和故宫。

第4版()专栏： 中波今年贸易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八年货物交换和付款协定一月三十日在北京签字。 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和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奈斯托罗维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出席签字仪式的有李强部长、波兰驻中国大使雷赫沃夫斯基等。 签字前，外贸部部长李强会见了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部副部长奈斯托罗维奇和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4版()专栏： 裴溶在临时代办举行记者招待会 介绍朝鲜政府备忘录主要内容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今天上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发表的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裴溶在临时代办强烈谴责了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永久分裂朝鲜的阴谋活动。他说：“特别是南朝鲜的当权者们在他们的主子的唆使下，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企图实现旨在造成有利于制造‘两个朝鲜’的国际环境的‘交叉承认’论和‘同时加入联合国’论。” 他强调指出，“朝鲜绝不能被分裂，分裂不是朝鲜人民的意愿。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阴谋活动的实质，再一次表明全体朝鲜人民的意愿，就是朝鲜不应该被分裂而必须统一。”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备忘录全文。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以王耀庭主任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结束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国、科威特及苏丹民主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二月二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有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等。苏丹驻华大使穆巴拉克和科威特驻华使馆官员也前往机场迎接。 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恺为团长、燕明为副团长的上海市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多哥的友好访问，二月二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多哥驻华大使阿那尼·阿卡波—阿亚尼奥等到机场迎接。 以华嘉为团长、孟宪如、李甡（shēu身）为副团长的中国广东青少年杂技团，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二月一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广州前往泰国。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乐声歌声传深情 ——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在京演出观后 史茵 北京的观众，对加拿大的音乐演奏并不陌生。去年春上，加拿大的一个铜管乐团（五重奏）曾经飞越重洋，来到这里访问演出。悠扬的号声，仿佛还在我们耳际缭绕，今天，有着五十余年悠久历史的多伦多交响乐团，也踏上中国的土地，送来音乐和友谊，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在京演出的第一天，正巧是四十年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日子。尽管这天剧场外朔风凛冽，寒气袭人，剧场内却温暖如春，热气腾腾。 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出的节目，除了加拿大当代作曲家麦克米伦和莫雷尔的几首乐曲之外，都是观众们比较熟悉的十九世纪欧洲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李斯特的《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柴可夫斯基的《F小调第四交响曲》，以及马勒采用民间诗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谱写的六首歌曲。其中，贝多芬的这部作品创作于十九世纪初，因他自己曾说过它的第一乐章的主题是“命运在敲门”，因而人们也把这部作品称作“命运”交响曲。这“命运”，其实就是当时德国封建统治下黑暗现实的象征。贝多芬通过这部交响曲表达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命运”的顽强斗志和进步精神。全曲气魄宏大，情绪激昂，在音乐形象和气势上深受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至于上述其余作曲家，大都生活和创作在十九世纪中期和后期，正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逐渐失去上升时期的蓬勃朝气而日趋没落反动的时期。他们的许多作品，尽管不再象贝多芬作品那样能够反映出一往无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却也如实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不满、苦闷、彷徨和一定的反抗性。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李斯特的一些作品就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点。又如马勒创作歌曲所采用的诗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曾经得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肯定，称之为“这个时代”的歌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30页，恩格斯于一八八五年给施留特尔的信）。歌曲第三首《尘世的生活》，描绘了农民的孩子终于等不到新面包烤成而已经饥饿死去，第四首《安东纽斯对鱼的说教》，深刻而且有趣地讽刺了宗教丝毫不能改变剥削者的贪婪本性。这些，既具有浓郁的童话色彩，又符合当时的严峻现实。马勒从中选取素材，用他精湛的音乐艺术技巧加以再创作，这就表明他对劳动人民是同情的，对当时奥匈帝国反动统治是不满的。 柔美、和谐，细腻、谨严，这是我们近几天来看了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出以后的感觉。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能够做到这一步，首先要求每个演奏员都必须具有熟练的专业技巧，更重要的是必须经常地进行严格的合奏训练。在这里，乐队的指挥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指挥安德鲁·戴维斯，是一位训练有素、颇具才华的年轻音乐家，指挥风格活泼有力、熟练自如，而又严格细致，线条分明。乐团特邀女低音歌唱家莫林·福雷斯特演唱的几首马勒的歌曲，严肃而又细腻地表达了歌曲的思想内容，吐字清晰，感情深刻，朴素的演唱风格显示出她内蕴的光采，足见这位歌唱家的丰富的演唱经验和艺术造诣。乐团还有一位特邀钢琴家路易斯·洛蒂，今年才十九岁，音质美好的触键技巧和流畅优雅的演奏风格，展现出他在钢琴艺术上的发展前途。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交响乐团无论是在给歌唱伴奏或是与钢琴协奏时候，都能配合得融洽无间，音量的控制恰到好处，毫不喧宾夺主。上百人的乐队，有时竟能做到好象把歌声衬托在一幅薄薄的轻纱上一般。 我们有幸还看到了多伦多交响乐团与我国中央乐团一次共同排练节目时的感人情景，由戴维斯指挥我国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由我国音乐指挥李德伦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戴维斯象指挥自己乐队那样指挥中国乐队，有时停下来，本着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指出我国演奏员的不足处，共同提高演奏水平。这种不分彼此的坦率认真态度是十分有益的。为了表达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更多友好情谊，他们还排练和演出了中国乐曲《绣金匾》、《丰收舞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联奏，以及用中文演唱的中国革命歌曲《南泥湾》。中国观众十分赞赏，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时的剧场，恍如一片激浪翻腾的海洋，我们，作为普通的中国观众，不由得思潮汹涌，衷心祝愿白求恩大夫用鲜血和生命灌溉的中加人民友谊的花朵日益繁荣昌盛！祝愿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加人民心中永葆其美妙的青春！（附图片） 女低音演唱家莫林·福雷斯特在演唱中国歌曲《南泥湾》，表达了加拿大音乐家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和总理吴貌貌卡的邀请，于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对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及其一行受到吴奈温总统、山友将军、吴貌貌卡总理等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及缅甸群众的热烈欢迎。从机场到宾馆的途中，数万名仰光市民穿着民族服装夹道热烈欢迎邓副总理访问缅甸。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副总理到达仰光，吴奈温总统等缅甸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附图片） 一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仰光参观缅甸制药厂。 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副总理同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举行会谈。 邓小平副总理一月二十七日拜会缅甸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车。 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吴貌貌卡总理、吴拉蓬和吴埃貌部长陪同下，参观著名的仰光大金塔。 一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山道威观看体育等比赛和表演。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吴貌貌卡，一月二十七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图为吴貌貌卡总理同邓小平副总理在宴会上互相祝酒。 一月三十日，邓小平副总理结束在山道威的参观访问，缅甸群众热烈欢送。 邓小平副总理在参观大金塔时在纪念册上题字：“中缅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邓副总理在访问山道威时，观看当地渔民捕鱼。邓小平副总理圆满结束了对缅甸的正式友好访问，一月三十一日离开仰光回国。 图为邓小平副总理在机场同缅甸领导人亲切握手告别。 邓小平副总理一月三十日晚在仰光举行告别宴会，答谢缅甸领导人在他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接待。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我驻阿根廷大使向魏地拉总统递交国书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中国新任驻阿根廷大使徐中夫二月一日向阿根廷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递交了国书。 徐中夫大使在递交国书后，向魏地拉总统转达了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魏地拉总统对华国锋总理的问候表示感谢，并请徐中夫大使向华国锋总理转达他的问候。 魏地拉总统和徐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双方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和增进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阿根廷外交和宗教部长奥斯卡·安东尼奥·蒙特斯、国家典礼局局长胡安·卡岑斯太因以及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徐中夫大使是一月二十一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月三十一日，蒙特斯外长接见了徐中夫大使，同他进行友好谈话。

第5版()专栏： 刚果农村经济部长接见我农业技术组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电　刚果农村经济部长马里于斯·穆安本加一月二十四日接见了最近到达刚果的中国农业技术组全体人员。李连璧大使接见时在座。

第5版()专栏：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举行宴会 祝贺齐亚·哈克将军访华成功 新华社伊斯兰堡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电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二月一日晚举行宴会，招待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祝贺他们最近访华成功。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齐亚·哈克访华时的随行人员国防和协调总秘书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外交部秘书长阿迦·夏希、全国社会福利委员会主席马哈穆德·阿里、外交部秘书沙阿·纳瓦兹和新闻部秘书扎胡尔·阿扎尔等。 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祝中、巴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进一步加强。 宴会前，中国大使馆将一部齐亚·哈克将军访华的纪录影片赠送给巴基斯坦政府。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一月二十四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闭幕。 自一月十一日开幕以来，展览会接待了来自迪拜、阿布扎比、沙迦、阿治曼、乌姆盖万、富查伊拉和哈伊马角等七个酋长国的约八万名观众。 展出期间，约有八千人观看了展览会放映的中国影片。 第三十届维亚雷焦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从一月二十五日起在意大利北部滨海城镇维亚雷焦举行。 中国运动员今年第一次参加这项国际比赛，受到意大利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 来自意大利八个城市的球队以及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南斯拉夫八个国家的球队参加了这届比赛。 在球赛期间，意中友协维亚雷焦分会举办展览会，介绍中国的体育运动。 以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结束了对科威特国的访问，于一月二十八日晚乘飞机离开科威特前往巴林国。 科威特电力和水利大臣阿卜杜拉·加奈姆和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分别会见了中国代表团。 （据新华社讯）

第6版()专栏： 罗共中央召开农业干部工作会议 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会议 曼内斯库等领导人出席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共中央二月一日召开了县委第一书记和主管农业的书记、以及农业生产和研究领导机构干部的工作会议，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了会议。 马·曼内斯库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各县委第一书记在会上讲了话，介绍了各县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和共和国代表会议有关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议，以及有关提高粮食、经济作物、蔬菜、水果和畜产品产量的情况。 会议指出，罗马尼亚农业在更快地发展生产和执行党和国家决议方面拥有很大潜力，同时指出了在工作中存在着的不足之处。发言者指出，必须改进农业科研工作，更加有效地采用科研成果，推广最先进和最有效的农牧业技术、最高产的作物良种和牲畜优良品种。 各县委第一书记在发言中提出了有效地克服现有缺点的建议，并保证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农业任务。 另据报道，在总理兼全国农业委员会主席马·曼内斯库的主持下，罗马尼亚全国农业委员会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全体会议。

第6版()专栏： 铁托总统接见南社盟代表团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布·铁托二月一日在伊加洛接见了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组成的代表团。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铁托总统在同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社会主义联盟面临着一项重大的任务，因为南斯拉夫不仅即将进行议会选举，而且还要进行南共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选举。铁托总统说：“必须使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和青年，即所有组成社会主义联盟的社会组织的成员，更加积极行动起来。”铁托总统强调说：“干部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关心干部和他们参加工作的问题，而是比这重要得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铁托总统说：“在选举前的活动中，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到那些即将承担相应职务的人，而且必须考虑到整个的干部情况。社会主义联盟如何创造提候选人的条件，如何确保选举最有能力的人、能做出更多贡献的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依靠工厂的工人，依靠农村的农民和共产主义者，依靠所有那些最了解自己周围情况的人，确保好的和有能力的人到议会中来，而不是那些明天将给我们制造困难的人到议会中来。” 铁托总统最后在谈到共产主义者的作用时指出：“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联盟中应该是酵母，是正确地引导其活动的动力。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联盟中，都应该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工作和行为应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第6版()专栏： 比利时马列共和意大利统一共发表联合公报 支持三个世界理论　加强团结反霸斗争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电　据比利时刊物《光明和被剥削者》报道，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两个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最近举行会晤，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两党认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具有普遍意义。他系统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公报说：“两党特别确认，它们支持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根据对当前世界各种力量的精确的阶级分析，对国际形势中出现的变化作了科学的总结。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斗争确立了战略方针。”“这一理论特别指明了必须最大限度地孤立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今天，苏联是整个欧洲的主要危险和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这一理论强调了作为反霸斗争主要力量的第三世界的作用。”公报说，“列宁主义关于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既没有过时，也没有失败。今天，恰恰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争夺会引起战争，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 公报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和继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历史性胜利”。公报还指出，“华主席是毛主席当之无愧的接班人。” 公报说：“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它们整个丰富的历史的基础上，两党决心继续在各自的国家里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团结而进行斗争。”公报最后说：“两党愿意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它们最高度地重视指导兄弟党之间关系的自主、不干涉、平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6版()专栏： 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强调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是国际阶级斗争重要战略思想 新华社维也纳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电　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今年第一期刊登的公报说：“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月六日至八日在维也纳举行。” 公报说：“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对党纲和党章作某些修改，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瓦尔特·林德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公报说，“建设一个新的马列主义的奥地利工人阶级先锋党是我们组织的主要任务。” 公报说，奥地利共产党人“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要把奥地利置于自己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之下的企图而斗争。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们把这个斗争当作争取奥地利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公报说，“代表大会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中的路线问题。”公报援引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战略思想”，是对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一个新的分析和划分”，“照亮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今天如何卓有成效地进行反对各国人民的主要国际敌人——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以及如何在这场斗争中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反对主要敌人的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

第6版()专栏： 法国审讯并判处四名苏联间谍 判处间谍头子二十年徒刑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电　法国国家安全法庭二月一日判处一个苏联间谍网的头子塞尔日·法比安二十年徒刑。 工厂主法比安是一个沙俄军官的儿子。他在同苏联进行贸易的幌子下同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一个名叫伊凡的官员建立了联系，被招募为苏联间谍。他手下有三名从犯。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四名间谍向苏联驻在巴黎的特务提供重要情报和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法国国土防护局的调查证实，法比安手下的三名间谍定期把他们收集到的各种计划和材料交给法比安，由法比安通过传递系统，把这些情报再交给指挥他的苏联驻在法国首都的官员，十年来，法比安这样干过多次。 还搜查到许多物证：同克格勃特务通讯联系的非常先进的无线电工具、电码和间谍用的化学药品。 审讯是一月三十日开始的，除法比安外，其他三名间谍也分别被判处二年、八年和十五年徒刑。 在谈到对这些间谍判刑时，国家安全法庭检查长贝太伊一月三十一日在巴黎说，“这是有关国家防卫的行动”。 国土防护局付局长德西雷·帕朗说，苏联向全世界派出大量特务。他说，“我们已经肯定苏联在巴黎的特务有二十五个到三十个，但是目前我们不能对他们采取措施。他们是苏联大使馆的秘书或者参赞，或者是在领事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任职。”

第6版()专栏： 比利时副首相范登博埃南指出 苏联军备持续增长西方防务应当加强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电　据比利时《晚报》一月三十日报道，比利时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范登博埃南一月二十七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讲话中说，“俄国军事力量的持续增长比勃列日涅夫先生主张缓和的讲话更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在八年中，苏联军队增加了一百八十万人，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减少了一百万人。” 范登博埃南是在为国际后备军官联盟成立三十周年而举行的晚宴上讲这番话的。他还强调指出，“据可靠数字，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用作军费”，“苏联的防务努力超过了单纯的防务目的，这使苏联能够施加经常的威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讹诈”。 范登博埃南说，应该唤起人们对加强防务必要性的认识，并且不应该采取在思想上解除武装的政策。他还说，面对苏联和北约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能加紧努力。为了可靠起见，应该有足够的经费用于防务。

第6版()专栏：三言两语 盖不住的疮疤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苏美争吵的闹剧：美国揭苏联头上长疮，苏联宣传家就指着美国的瘌痢头嘲笑。一月三十日，塔斯社评论员回答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指责苏联干涉非洲之角冲突时，也照此反唇相讥，列数美国如何干涉别国事务。不过，塔斯社评论员可能感到这样还不能掩饰自己，便硬说布热津斯基“撒谎”，而把苏联运刀枪派军人支一方打一方美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制止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这岂不等于说，苏联头上哪里是长了疮呀，而是戴着令人尊敬的红帽子呢？！

第6版()专栏：三言两语 犯罪者的写照 勃列日涅夫写了一篇他在卫国战争中参加一次战役的回忆录，吹嘘他那时在黑海附近“一个不大的据点小地上的战斗”。塔斯社大大加码吹捧，用这个小小的插曲，证明“勃列日涅夫从战争第一天起直到胜利经历过全程”。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从中得出“结论”：战争残酷，今后“永远不要出现战争”。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写这段回忆录的目的，显然是企图以丑化卫国战争的伟大历史，来美化他自己这个小丑的历史，并粉饰他今天把苏联变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的冒险计划。这是犯罪者既怯弱而又卑鄙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第6版()专栏： 葡萄牙组成新政府 据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里斯本消息：葡萄牙总理马里奥·苏亚雷斯一月二十六日在里斯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组成了第二届立宪政府。 葡萄牙新政府除总理苏亚雷斯外，有十五个部长。其中十个是社会党人，三个是社会民主中心党人，两个是无党派人士。

第6版()专栏：加纳通讯 海涛汹涌话绿都 加纳共和国靠近赤道，位于西非烟波浩瀚的几内亚湾的北岸。应加纳政府的盛情邀请，记者最近到达阿克拉，参加加纳一月十三日革命六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对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维护国防的坚强力量 在阿克拉南面的海滨，有一个长方形的广场，这是加纳独立后为举行独立庆典而修建的。在这个广场上，每年都举行一次阅兵式。一月十三日，我们观看了阅兵式的磅礴气势。 由海、陆、空三军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十分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一位骑着高头白马，手持指挥刀的军官发出洪亮的口令声，各个军种的队伍在节奏鲜明的军乐声中雄赳赳地依次走过检阅台的前面，接受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昌庞的检阅。接着，几十辆战车从广场上隆隆地驶过，由十七架飞机组成的机群，象银燕似地由北向南掠过广场上空，冲入大海高空的云层之中，停泊在海上的四艘炮艇发出二十一响礼炮。这时，广场上的火炬点燃了，观礼台上数千观众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盛大的阅兵式达到了高潮。 检阅仪式结束后，我们乘车从海滨公路上驶过。同车的一位非洲记者指着波涛翻滚的海面说，一九六八年，俄国的一艘渔船不顾加纳方面的警告，非法闯入加纳的领海，当即受到加纳巡逻艇的惩罚。这个消息当时轰动了整个非洲。 据加纳朋友说，为了保护加纳沿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加纳政府曾于一九七三年宣布，加纳的领海范围从十二海里扩大到三十海里。随后，于一九七七年宣布，它的领海范围从三十海里扩大到二百海里。加纳政府的果断措施，对恣意掠夺别国海上资源的霸权主义者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独立自主的象征 加纳人民经过几个世纪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取得了独立。它是黑非洲独立最早的国家。加纳人民在珍惜和捍卫自己独立的同时，一贯声援和支持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阿昌庞主席最近对新华社记者说：“加纳在它独立之初就已宣告，加纳的独立如果不和非洲大陆的全部解放连结在一起，它的独立是毫无意义的。” 人们记起，一九六五年在阿克拉举行了非洲统一组织第三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共议非洲的解放事业。为了纪念这次会议，加纳政府在阿克拉独立路旁边建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我们每次从独立路上驶过时，都看到这座高耸入云的白色纪念碑。纪念碑的底座是镶着石板的六角形。底座的每一面都刻着一幅非洲地图。地图上还刻着从中央向四周辐射的线条，表示非洲大陆光芒四射的前景。 从一九六五年至今，十三年过去了。非洲的解放事业节节胜利，独立的非洲国家已从一九六五年的三十六个，增加到今年的四十九个。殖民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在非洲大陆上连遭失败。它们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宏伟的蓝图 从独立广场西行，在靠近海滨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座座政府办公大楼。它们大都是独立后修建起来的。在一座十二层灰色高楼顶层的墙上，闪烁着vRA三个英文字母。这是沃尔特河管理局的英文名称的缩写。就在这座大楼内，有一幅幅治理沃尔特河的蓝图，有指挥整个治理工程的领导机构。 沃尔特河是加纳最长的河流，它由北向南流经加纳全境，然后奔流入海。但是，它蕴藏着的巨大的水力资源，多少世纪以来都没有被利用。为了驯服这条粗野的白色巨龙，使它造福人民，加纳政府从独立以来就有计划地对它进行治理。一九六四年，在沃尔特河的下游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最大的水电工程——阿科松博水电工程。它具有七十七万千瓦的发电能力，除了供应本国需要外，还向邻国多哥和贝宁送电。 去年十一月，在阿科松博水电工程下游二十四公里的地方，已开始修建加纳第二个大型水电工程——克庞工程。 加纳政府还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目前正在沃尔特河下游和沿海地区修建的大小水利灌溉工程就有八个。当我们驶行在阿克拉郊区的时候，到处看到一片片广阔的平原。这一带土地肥沃，但人烟稀少，野草丛生，有待开发。按照加纳政府发展水利的计划，在这一地区要修建一系列水利灌溉工程。阿克拉平原上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得到灌溉以后，就可以垦荒和种植农作物。那时，这一地区所生产的粮食足够加纳全国一千万人民的食用。 博览会回顾 从独立广场沿着海滨公路东行，我们看到加纳国际博览会的建筑群。据同行者回顾，一九七六年二月在这里举行了第三届加纳国际贸易博览会。博览会规模巨大，盛况空前。参加博览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二十九个国家。加纳本国有近三百家公司参加展出。 在博览会上，加纳各种农业机械工具和同发展农业有关的设备的展品占显著地位。博览会上许多展品和图表都表明，近几年来，加纳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自己养活自己运动”和“工业原料自给运动”，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加纳生产的大米和玉米已能满足本国需要。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度，加纳的子棉产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三倍多，使加纳纺织工业的棉花自给率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目前，加纳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由于气候恶劣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困难。 中国也参加了这届博览会。博览会展出十天，到中国馆参观的观众达五十万人次。这大大加强了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莱贡山掠影 在阿克拉的东北角隆起一座小山，称莱贡山。从这座山向西有一条蜿蜒的公路，称莱贡路。这一带是阿克拉的教育中心，有历史悠久的阿奇莫塔学校，有独立后建立的加纳行政学院，有加纳最高学府——加纳大学。 据介绍，加纳独立后，加纳的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以加纳大学为例，它的学生在五十年代只有五百名，六十年代增加到一千五百名，现在已达到四千多名了。加纳大学还为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莱索托等非洲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加纳大学的农业系正在扩大，以便为全国培养更多的从事农业的人才。 阿克拉是加纳的缩影。它有着悲惨的过去。从十五世纪起到加纳独立前，在五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西方殖民主义者经过这一带海岸从加纳掠夺走大量的黄金，贩卖走无数黑奴，抢去了数不清的财物。这一切给加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但是，独立后的阿克拉已出现新的面貌。阿克拉的人口已从独立时的三十多万增加到现在近一百万了。为了适应居住的需要，阿克拉市内已修建了一片片新的住宅区。现在，住宅区正逐渐扩展到阿克拉的近郊。 加纳政府和人民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在独立广场的旁边，我们看到一幅反映人民愿望的宣传画。画面上有一面加纳国旗，国旗下面，一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各阶层人民在绿色的大地上迈步前进。人群的下面写着醒目的大字：团结起来，自力更生，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阿昌庞主席最近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加纳要成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国家。 阿克拉海边的浪涛在日夜咆哮。它好象在诉说加纳人民血泪交织的苦难史，又好象在歌唱人民独立后胜利的欢笑。让那奔流不息的海涛继续颂扬加纳人民新的胜利吧！ 新华社记者 朱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