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

第1版()专栏： 华主席会见伊文思和罗丽丹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讯　华国锋主席今天下午会见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坐的有廖承志、王炳南、司徒慧敏、陈维帆等。（附图片） 华主席会见尤·伊文思和玛·罗丽丹。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喜看抓纲治军初见成效 《解放军报》记者述评 “四害”清除，一年巨变。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饱受“四人帮”祸害的全国八亿人民，全党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和全军几百万指战员，心情是何等的振奋。经过一年奋战，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已经初见成效。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给我们带来了安定团结、朝气蓬勃的大好局面，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年来，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指战员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群众性热潮，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抓纲治国、抓纲治军而忘我战斗。全军上下心情舒畅，士气高昂，有当年打仗的那么一股劲头，迫切地要把部队各项建设搞上去。“四人帮”横行时的那种沉闷空气改变了，被“四人帮”挫伤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焕发了出来，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显著的变化。 抓纲治军取得的十分令人喜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军乱军的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以当年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那样的阶级仇恨和革命气势，接连打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第二两个战役，正在打第三个战役，首先集中火力深入批判“四人帮”推行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和反革命历史，已经家喻户晓。清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四人帮”搞的“放火烧荒”，揪“军内资产阶级”，经营“第二武装”等阴谋活动被一一清算。人们从“四人帮”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精神枷锁中得到解放，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的认识日益深刻，对“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面目越来越看清楚了。 第二，抓住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十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深入进行路线教育，初步澄清了思想政治路线是非。许多部队联系本单位实际，解剖典型事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四人帮”对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攻击污蔑被推倒了。军队要不要坚持整顿和准备打仗为纲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人们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了。 第三，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军指战员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观念大大增强。政治工作方面，正在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培育的光荣传统和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落实。各级领导班子重视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搞好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谬论，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健全民主集中制，党委的革命权威和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提高。 第四，被林彪、“四人帮”败坏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传统作风，广大指战员把这些当作传家宝，努力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四人帮”刮起的追名逐利、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脱离群众以及拉山头、闹派性等资产阶级邪风，他们那套说假话、说空话的货色以及流毒全党祸国殃民的“帮八股”，受到普遍声讨。广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努力把工作做到基层，扎扎实实帮助下面解决问题，领导作风有了改进。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性明显增强，贯彻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有了提高。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赏罚严明了。官兵之间、上下之间更加团结。 第五，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象雷锋那样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好人好事到处传扬，象“硬骨头六连”那样干部争当排头兵、战士争做硬骨头，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先进集体不断涌现，出现了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那样艰苦奋斗、继续革命，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上都过得硬的领导班子。部队还广泛开展了学大庆、学大寨、学全国人民的活动，军民之间的关系密切了。革命竞赛热烈开展，比学赶帮蔚然成风，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出现了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喜人景象。 第六，战备、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呈现出新的局面。粉碎了“四人帮”的“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澄清了“四人帮”在人和武器、政治与军事、红与专等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把教育和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上，党委敢管敢抓，干部战士苦学苦练，大有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的那种劲头，训练中能从实战出发，突出重点，发扬了传统的练兵方法，取得了近几年来少有的优异成绩。各级各类军事院校正在调整增建，国防科学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不断传出好消息，后勤工作、民兵建设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得到加强。我国的海边防进一步巩固，我们较好地完成了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和铁路、基本建设工程等任务，并积极支援地方的工农业建设。 我军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雄辩地证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忠实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对抓纲治军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一步一步地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实践再一次证明，华主席是我们党、我们军队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英明统帅。 一年奋战，抓纲治军初见成效，还有力地证明，毛主席亲自创建和培育的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军队，历来是好的，毛泽东思想在我军是深深扎了根的。我军尽管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只要认真清除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就能迅速地搞上去，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就能迅速地夺回来。 一九七七年抓纲治军取得的成就不是轻易得来的。恰当地估计一年来的成绩，加以总结，可以鼓舞信心，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要求的还有距离。我们一定要在新的一年中，加倍努力，大显身手，大干一场，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毛主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抓纲治军初见成效，关键在于抓了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揭批“四人帮”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是当前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凡是那里揭批“四人帮”搞得好，那里的工作就成绩大，面貌就改变得快。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坚持“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抓住了纲，各项工作大干快上才有可能，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我们抓纲治军初见成效的根本经验。 一九七七年即将过去，一九七八年就要到来。面对大好的形势，艰巨的任务，我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正如毛主席说的：“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最近，发表了毛主席两篇光辉著作：《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给我们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跃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增添了无穷力量。我们国家一定会出现一个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完全有信心完成一九七八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完全有信心把我军建设成经得起现代战争和任何政治风浪考验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早日大见成效而努力奋斗！

第1版()专栏： 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准 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表扬空军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讯　经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军委最近向全军通报表扬了空军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 中央军委在文件中详细介绍了这个师领导班子的事迹，指出：这个领导班子，艰苦奋斗，继续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都是过得硬的。他们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搞好思想革命化，“学习上——走在前；工作上——拚命干；生活上——往后靠；搞特殊——不沾边”。他们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四人帮”，心往工作上想，劲往工作上使，有一股拚死拚活也要把部队建设搞上去的革命锐气。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师今年的飞行训练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多年来所没有的好成绩。 中央军委在文件中强调指出，全军师以上的领导班子，不要说全部，就是大部分能够做到象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这样，我军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各级党委努力学习这个领导班子的革命精神，带领部队，深入揭批“四人帮”，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第1版()专栏： 大庆再立大功 在油田开发十七年后，继续保持高产稳产，今年原油生产又提前完成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新华社大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大庆油田在连续十七年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原油生产又提前五天完成国家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油田生产负责人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大庆油田的生产形势鼓舞人心。各个开发区都保持高产稳产；全油田的平均地层压力都恢复到开发初期的水平；单井平均日产量比开发初期还要高，绝大多数油井继续保持旺盛的生产能力。他说，按常规，油田开发时间越长，高产稳产的难度越大。象大庆这样的大油田，在开发十七年后还能保持高产稳产，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今年亲临大庆油田视察，给广大职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拚命大干，夺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全油田高产稳产的油区由去年的五个增加到十个，高产稳产的采油队由今年年初的十三个增加到七十六个。油田分层注水合格率，油、水井利用率，以及油、水井资料全准率，都创造了油田开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华主席视察过的新油区建设工程，已经优质高速地建成投产了。 在这同时，全油田共完成了一千七百多项科研和技术革新项目，其中比较重大的三十二项，有的已在生产中取得良好效果。 在大庆外围，今年又获得了可喜的勘探成果，增加了新的储量。 在石油化工方面，又新建成了二甲苯分离装置，开始为国家提供重要的化工原料。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又建成了一万四千多亩大寨田。 目前，大庆油田广大职工正在纷纷制订明年的规划，决心乘胜前进，大干一九七八年，为国家再立新功。

第1版()专栏： 狠揭深批“四人帮”　扎扎实实学大庆 冶金工业生产面貌迅速改观 年底前一百多天里钢、铁日产量一直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上，钢、钢材和八种有色金属都提前完成年计划，基本建设速度加快，大打矿山之仗取得显著效果，新产品、新科研成果增多，利润大幅度上升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讯　我国冶金工业抓纲治钢初见成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生产迅速赶上来了。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逐步深入，从今年二季度起，整个冶金生产开始节节上升。三季度战高温、斗雨季，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进入四季度，生产更上一层楼，铁、钢、钢材相继突破了历史最好水平。从九月中旬起到年底止的一百多天时间里，钢和铁的日产量一直保持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水平上。有色金属的生产水平也显著提高，八种有色金属的产量稳步上升。到十二月二十三日，钢、钢材和八种有色金属都提前完成了今年的国家计划。 基本建设加快了。冶金工业基本建设过去是“胡子”工程长得惊人，投资效果小得惊人。今年，这种状况已迅速改观。全年国家投资计划已超额完成。有五十个工程项目已经竣工投入生产，另外还有一批工程正在试车，即将交付使用。 大打矿山之仗取得了显著效果。黑色矿山的采矿、选矿、烧结都有较大进步。有色金属矿山完成了二百七十条机械化作业线，超额完成了全年掘进计划。一些过去生产长期过不了关的矿山，今年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攀钢矿山、邯邢矿山管理局和海南铁矿三个直属企业早在十月底就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 新产品、新科研成果增多了。其中有大型钢板桩，槽邦钢，海绵铁竖炉，热压型焦，大型浮选机。脉冲式航测电磁仪器的试验，已取得了好效果。有一批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已为我国填补了空白。 亏损状况大大改变了。过去冶金战线亏损大，积累小。那时，人们说冶金企业的上交利润是“蜡烛化泪天天短”。如今，人们的说法改变了，称赞冶金工业上交利润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进入今年下半年，冶金企业利润大幅度上升。四季度全国重点冶金企业月平均利润超过去年月平均水平一倍以上，一吨钢上交的利润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冶金工业生产面貌的迅速改观，是冶金战线广大职工狠揭猛批“四人帮”的结果。今年以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广大冶金职工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忿，向“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展开了猛烈进攻。从冶金部机关到基层厂矿，从科研单位到生产现场，到处出现了千军万马齐上阵，千仇万恨批“四害”的场面。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四人帮”在冶金战线的亲信、骨干、党羽一个个揪了出来，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摧毁了他们经营多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沉重打击了受“四人帮”支持和纵容的打砸抢者、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以及仇恨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冶金战线的各级领导把群众的积极性及时引导到开展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去。他们以大庆为榜样，狠抓领导班子的调整和职工队伍的建设，恢复和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各项管理制度，并且带领职工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了认真学习科学知识和提高技术水平的热潮。一度被“四人帮”搞得乱糟糟的鞍钢、武钢、本钢、太钢、马钢、重钢、攀钢、贵钢等重点企业，安阳、杭州、三明钢铁厂等中小企业，以及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云南锡业公司等重点有色企业，都甩掉了“老大难”的帽子，迈开了新步伐。 冶金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满足现有的成绩。他们决心除恶务尽，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常规，战严寒，抓当前，打基础，进一步发展冶金工业的大好形势。

第2版()专栏： 可贵的政治本色 ——记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事迹 在空军航空兵某师生活和工作的日子里，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是空勤人员积极求飞的精神，是地勤战士火一般的工作热情。这些都是很可贵的。然而，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是师党委领导同志的那股革命的锐气，那种战斗的风格，他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学习走在前，工作拚命干，生活待遇往后靠，搞特殊化不沾边。人民军队优良的传统作风，在这“一班人”身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踏进这个部队的营区，你会看到，师的领导同志和普通干部住的是一样的房子，一同乘大轿车赴机场参加飞行训练。机场上，师长、飞行副师长们带头先飞；战鹰旁，师党委的同志满手油污，满头汗水，和机务人员一起劳动。如果是假日，在服务社里，你也许还会看到师的领导同志在排队购买物品，对于任何特殊的照顾，都婉言谢绝。 这个师有十多名领导同志，大都经历过夺取政权的艰难岁月的斗争。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共同战斗中，在官兵平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他们经受了锻炼，树立起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一直保持着、发扬着我党我军的这一光荣传统。 坚持原则　艰苦奋斗 一九七五年春天。在部队热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师党委的同志们认真地思考着怎样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优良作风。他们学习焦裕禄同志起草的要求兰考县党员干部做到“十不准”的通知，认真听取机关、部队的意见。几个月后，制定出五项十六条实现党委思想革命化的措施，在军人大会上宣读，请大家监督执行。通知中规定，领导干部不把职权当特权，不用职权谋私利，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发扬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当好普通一兵。此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师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决定的物质生活问题，尽量缩小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差别。 问一问机关、部队、场站的有关人员吧，他们会激动地告诉你：我们的师领导严格地遵守着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定。言行一致，不大吃大喝，不多吃多占，不假公济私，不巧立名目搞特殊化，和一般干部有五个大体一样。第一，住房同下级干部大体一样；第二，粮食供应上，全师干部和家属一个标准，没有任何特殊。第三，购买计划供应的商品和各级干部一样，任何人不向服务社伸手。第四，空勤干部节假日回家就餐，同所有飞行员一样，不要任何特殊照顾。第五，家属、子女看戏看电影，同一般干部的家属子女一样，不格外安排好的坐位。这些看起来平凡的而又不容易做到的“小事”，师领导同志做到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人们所传诵，所称赞。 政治委员赵永焕同志赴北京开会，与兄弟部队的一位领导同志同行。火车到站了，这位同志发现赵永焕手提的塑料袋里装着四五斤黄豆。原来，赵永焕的老母亲身体有病，想吃黄豆，虽然部队黄豆很多，但他没有伸手，把自己攒下来的捎给老人。 机关的同志外出，想到一位师领导同志生病，替他买了点比较好的药送去，他照价付款。当上级领导同意报销，卫生队把药费退给他时，他坚决把药品交给卫生队统一处理。 边疆的兄弟部队给师的领导同志送来葡萄干，他们收下后全部交给幼儿园。沙果丰收了，果园的职工送一点给师长张怀连“尝新”，张怀连原封不动，送到卫生队，送给住院的干部战士。 这种事情积累多了，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师领导是不接受特殊照顾的。干部战士说：“我们摸到了领导的脾气，再也不敢提照顾领导的事，提了非碰钉子不可。我们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 他们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不把职权当特权。凡是有人找上门来“拉关系”，为私人或小集体搞违反党的原则的事，师党委的同志一律拒绝。 副政委陈荣光，是出了名的“老原则”。妻侄儿要求当兵，家乡亲友找他想从农村调回城市，老战友的孩子请求帮助改变工种，他都做宣传解释，按照政策原则办事，不擅自利用职权。他到地方支左八年，从来不开“后门”，不走“后门”，也从来不接受请客送礼。 今年初，有的单位刮起了“走后门”当兵的不正之风。这股风也吹到了这个部队，师党委旗帜鲜明地顶住了。师长张怀连以中央候补委员的名义，代表师党委给党中央写信，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华主席的指示。师党委决定，按历年接兵的原则和手续办事，后门兵一个不收，一个不走。 当时，赵永焕正在上级机关开会，有人找他谈“走后门”当兵的事，他一一拒绝。师里一位领导同志的老战友把孩子送来，说是上级一位首长已经同意，这位首长还特地打来电话说情。尽管这样，师党委坚持原则，还是把孩子动员回去。副政委张殿选正在外地治病，他早年所在的单位主动提出，让他在农村插队的孩子去当兵，而且已经办好了“手续”。他爱人打电话同他商量，他斩丁截铁地说：师党委的决定，我们要坚决执行。 他们就是这样坚持党的原则，以浩然正气，抵制了不正之风。师领导干部下乡的子女有六名，一个也没有“走后门”当兵。他们今年中学应届毕业的子女，不久前又都下乡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战士说，领导同志这样做，维护了党的原则，也提高了党委的威信。 与群众同甘共苦 经常想着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是这个师党委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副师长向志成站在买菜的队伍里，听说双职工家庭买蔬菜有困难，即刻找服务社同志商量，改进供应方法。结果，五十户双职工，上班前把菜篮子交给服务社，下了班就可以拿到新鲜的蔬菜。 一九七五年，辽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这个部队六千多平方米的营房遭到破坏。上级拨款，要他们修建办公室。办公楼盖起来了，原来办公的六幢二层楼就空了。这些楼房本来是宿舍，条件比较好，与家属宿舍区仅一条营区马路相隔。不少人认为，这下师领导准得搬家，可以住得宽敞些了。让谁搬进去呢？营房管理部门提出了三个方案，每个方案都写上了师的领导同志。因为他们考虑，这些同志年岁一般都比较大，住房标准远远没有达到规定，况且原有的宿舍都烧火墙，师首长住着有许多不方便。 三个方案一起送给了师党委。党委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先学习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艰苦时期写下的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然后研究住房分配方案。这些经历过旧社会的领导同志，大部分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说，我们住的是挤一些，但是要看和什么比，和王国福的“长工屋”比，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比，和咱们旧社会住的茅草房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和下面的干部比，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比，我们也算优越。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群众。大家经过研究，另提了个分配方案：师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以上干部一律不动，对其他干部的住房作一次统一调整。结果，一百三十六户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五十二名干部随军家属的住房问题得到了解决。 后来，他们又自力更生大修了五栋地震震坏的宿舍楼，并加装了暖气设备。营管部门建议他们搬进去。师领导却说：飞行员平时不能照顾家里，他们的家属烧火墙，一冬天几吨煤，楼上楼下，提上来倒下去，是个很大的负担，应该首先照顾飞行员。结果，又有三十名飞行员搬进了暖气楼。 那么，师领导干部的住房怎样呢？他们住房的面积和质量，和子女较多的营、连干部基本一样。政委赵永焕，全家固定住宿七口人，住一套房子，其中有两间较大的住房，合计三十平方米，共放四张床。还有一个六平方米的小间，放了一张双层床。在郊区插队的女儿回家，便在一张双人床边接上四把椅子，横着睡。后来，索性在床边接一块活动板，晚上支起来，白天放下去。 宿舍的设备，师的领导干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部分宿舍有暖气设备，而大部分师领导干部住的是烧火墙的房子。营房管理部门曾打算给他们的宿舍安上土暖气，赵永焕说：“一般干部的宿舍不安，我们也不能安。”有的人看到师长宿舍里灯光太暗，送去台灯，也被师长拒绝了。 师党委的同志说，我们不是主张平均主义，我们提倡的是官兵一致、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它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不可缺少的。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不可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的路线、党中央的指示，就不可能在部队落实，就一切无从谈起。 身先士卒　兢兢业业 这个师党委的领导同志，保持了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在党指派的岗位上，奋勇作战，斗争不息。 一架损伤的飞机刚刚修复，谁来试飞？师长说：“当然我先飞！”可是，上级不批准，因为试飞刚修复的飞机，要冒很大的风险。接着，飞行副师长抢上去，要求先飞。 这是他们的战斗风格。在困难的时候，在紧张的关头，他们总是不避风雨，不畏艰险，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战备值班，他们把自己排在战斗序列的前面；新进的训练课目，他们带头闯路子；新开辟的靶场，他们先飞出航线数据；狂风骤起的夜晚，他们最先赶到机场，一架一架地检查飞机装备的固定情况。节日，部队休息，却是这些领导同志最忙的时候。他们在指挥位置上值班，在战鹰上待命，到干部战士的食堂帮厨。同志们说：“逢年过节别人往家跑，我们的首长却往下面跑。”他们就是这样战斗在党分配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今年初，一批飞行员补充到某团。团里研究这些同志的分配计划时，师政委赵永焕来到他们中间，谈了对这些同志的看法。他谈得那样详细而又具体，连那个飞行员上次体检发现心电图有些毛病，甚至那个飞行员贪玩、爱打球等等都谈到了。他逐个地介绍了飞行员的思想状况、军事技术素质、文化程度、个性和特点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提出如何分配这些同志，如何进行战斗编组的详细意见。他谈的情况，比飞行员们原来所在单位的介绍更为详尽具体。 赵永焕对全师的飞行员和营以上干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熟知他们的基本情况。这是他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的成果。部队飞行，他常常头天晚上去查看计划；第二天，又早早去问天气情况怎样，飞行计划有无变化。在机场上，他和领导干部研究工作，和飞行员促膝谈心。即使外出开会一星期，也得打几次电话，询问部队的有关情况。干部战士、职工家属，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谈，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热情接待。 在这个班子里，谁不是这样以战斗的姿态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呢！一九七七年的头十一个月，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工作的时间平均每人五个月，长的达八个月之多。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们也在想着自己的岗位，想着对党、对人民应尽的职责。 他们中的一些人患有不同的慢性病，但是从不小病大养。他们说，咱是领导干部、老同志，身后有广大指战员，咱们有责任带领他们前进。年纪大了，身体差了，说明为党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更应该以 “只争朝夕”的精神，为航空兵的建设多出点力。 副政委武舟，长期患末梢神经炎和结肠痉挛，犯起病来，疼痛难忍。但是只要病情好转，他就坚守工作岗位。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常看到他用手捂着肚子，不是为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备课，就是下基层抓教育试点。时间长了，他的毛背心上顶出了一个窟窿。副师长王荣森在某飞行队蹲点，痔疮复发，行走感到困难。不能升空，他就上塔台当指挥员，腾出教员带飞；不能坐下，他就站着指挥。痔疮犯了一个多月，他一直坚持在塔台担任指挥员。 今年八月，陈荣光副政委带领工作组在独立大队进行整党试点。有一天，欢庆十一大胜利召开的大会刚结束，他就到了卫生队。医生见他双眼深陷，一摸额头滚烫，吓了一跳。原来他患了急性痢疾，发烧已经三天多。开始，陈荣光不大在意，只托人来拿了点药，效果不大好。卫生队留他住下，并且挂上了滴流。可是，他人在卫生队，心里却惦记着部队的工作。工作组的同志去看他，他关照组织部队学好十一大文件，并且要宣传科的同志第二天到卫生队，根据十一大公报精神研究修改整党试点的第二课讲稿。独立大队政委去看他，他了解机务中队的情况，了解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表现。卫生队的领导去看他，他询问队里的工作情况，勉励他们要善于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增强革命团结。他在卫生队住了六天半，病床就是他的工作岗位。 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 这个部队的机场靠近工业区。每年冬末春初，机场上空常常为烟雾所笼罩。因为能见度差，不能正常地组织飞行，平时影响训练，战时不能起飞，怎么能完成保卫祖国领空的任务？几年来，师党委一直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五年冬天，在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师党委决定找烟雾天进行“有限能见度”的训练，锻炼飞行员的胆量和技术，提高抗烟雾的能力。这是一项艰巨的飞行训练任务。但是，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克服困难，创造飞的条件。师党委决定，由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飞行员、副师长邹广如和有经验的两位副参谋长李延芳、张福三先飞，为部队摸索经验，闯开路子。 在准备飞行的日子里，师党委的同志们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精心地制定飞行计划，设想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常常为了其中的一个问题研究到深夜。 一个烟雾弥漫的日子，经过充分准备的飞行计划付诸实施了。经过反复试飞，“有限能见度”训练的详细办法终于摸索出来了。从那时起，一直坚持进行这一训练，到今天全师已经飞了数百架次，大部分飞行员都飞过。飞行的“淡季”，变成了飞行的“旺季”。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夕，强烈地震袭击辽南地区。这个师的十余幢宿舍楼被震毁，家属、孩子聚集在营区马路上、操场上。大雪飘飘，天气奇寒。地震发生后，师党委即刻建立起露天指挥所，有条不紊地组织抗震救灾。余震还在继续，在师党委召开的会议上，政治委员赵永焕提议尽快恢复飞行，要求大家拿出干劲来，发挥革命精神，把视线放远，克服眼前的困难。 春节刚过，一大早，师的领导同志和空勤地勤人员就陆续来到了机场。副师长王荣森整装待飞，站在空地勤人员队列前，迎着凛冽寒风，作简短的飞行前的动员。他坚定而有力地说：“我们这次飞行，不是平常的飞行；我们这次训练，不是和平练兵。敌人正在幸灾乐祸，说我们已经震垮了。我们要飞得高高的，让帝修反看看，鞍钢没有震垮，辽南还屹立在地球上，人民空军照样能升空作战！” 八时整，马达轰鸣，雄鹰展翅。师长、副师长率领飞行员第一批飞上了蓝天，充分表明他们对党、对人民、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怀着多么强烈的责任感。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师长张怀连见到了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同志。张积慧语重心长，对他谈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这支部队空战告捷时对他们的勉励，谈起这支部队的老同志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荣誉。张积慧是这个部队的老飞行员。他始终关心着这支部队的成长，要张怀连转告师的领导同志，希望他们时刻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想到自己的责任，把部队锻炼成名副其实的“空中铁拳”。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指战员们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创造了许多英雄的业绩。最近，经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将他们的事迹通报全军表扬，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又是很大的鞭策。他们决心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更加奋勇地前进！ 新华社记者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附图片） 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一班人”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本报评论员 经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对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通报表扬，指出：“这个师的领导班子，艰苦奋斗，继续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都是过得硬的。”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概括了这个师的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经验，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认真地把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学到手，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不但对于全军各级党委，而且对于地方各级党组织，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战斗历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他们战功卓著，英雄模范辈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他们的战报上写下了“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光辉批示。长期以来，这个师的领导班子保持了战争年代的那股革命锐气，艰苦奋斗，自觉革命。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就制订了五项十六条实现师党委思想革命化的措施，用实际行动抵制“四人帮”煽起的妖风。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师党委更加精神焕发，进一步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优良传统，在部队建设上取得了好的成绩，成为全军抓纲治军初见成效的先进典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工作做得怎样，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无论军队或者地方，都是这样。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工作作得好，首先就好在领导班子过硬。师党委“一班人”，个个都是群众的排头兵。他们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狠抓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对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有充沛的革命干劲，有干不好工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工作做得那末细致，作风那末深入，不怕苦不怕累，没有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是不可能作到的。 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于群众之中，这对于领导干部特别重要。“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的一个十分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一个真正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们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处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因而对群众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一清二楚。他们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真正做到了和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这是十分可贵的革命品质。这样的领导班子，说话能说到点子上，办事能办到节骨眼上，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样的领导班子带出来的队伍，就有高尚的革命精神，有自觉的纪律，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身教重于言教。作为一级组织的领导者，不但要说，更要做，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当然，领导干部由于分工不同，不可能事事亲自动手，但是如果总是光说不做，特别是在有关政策、方针和原则的问题上不能做群众的表率，就会降低自己的威信，不可能带领群众很好地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空军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几乎是事事走在群众的前头，凡是要求群众去做的事，他们都首先带头做到。党委所作的实现思想革命化的规定，他们首先模范地执行了。他们做到身先士卒，不说大话，不说空话，带头实干苦干。这比那种一般的动员、号召要有力得多，对干部、群众能起到切实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一年多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大好。事实证明，凡是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搞得好的地方、单位和部门，不论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那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开展得好，各项工作的进展就比较顺利。现在，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都要以空军航空兵某师为样板，搞好领导班子的革命化，这对于加速实现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必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也应当以这个师的领导班子为榜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和本部门的实际，认真搞好自身的革命化建设，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乘胜前进，为夺取明年抓纲治国的更大成效而战斗。

第3版()专栏： 一个乱校反党的口号 ——评“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上、管、改” 山东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批判组 编者按：“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散布了很多谬论，搞了很多破坏活动。在批判“两个估计”中，教育战线的同志们正紧密联系实际，揭发清算“四人帮”的罪行。今天本报发表的揭批所谓“上、管、改”的文章，值得一读。通过这样的深入揭批，大家将进一步看清“两个估计”的反动性及其对教育战线的严重危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纠正过来，教育革命才有可能真正搞上去。 “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上、管、改”的口号（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乱校反党的反动口号。它流毒全国，危害极大，影响很坏，必须彻底批判。一 “上、管、改”的口号是怎么出笼的呢？ 一九七○年春天，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象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这个提法朴素地表示了工人学员搞好教育革命的热情，也反映了他们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憎恨。但是应当指出，这句话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即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出于他的反革命政治敏感，认为这句话可以为他们乱校反党的阴谋活动服务，立即将它接过来，加进了反动内容，搞成口号，纳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轨道。 “四人帮”的“上、管、改”口号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假借工农兵学员的名义，利用工农兵学员参加教育革命的积极性，妄图诱骗和煽动工农兵学员乱校反党，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因此，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日益加剧，“上、管、改”的政治内容也愈加反动。 一九七一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高等学校普遍恢复招生，林彪反党集团取消高等学校的阴谋被粉碎了。“四人帮”继承林彪反党集团的衣钵，继续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他们在抛出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的同时，大肆鼓吹“上、管、改”这个反动口号，把“两个估计”作为他们乱校反党、篡权复辟的理论根据，把“上、管、改”作为达到其篡党夺权反革命目的的实际措施。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说：工农兵上大学是进了“豺狼虎豹之口”，要“自己管理自己”，不然，“就要被吃掉”，恶毒地挑动学生反对学校党委的领导。迟群也阴险狡诈地说：“要注意把学生工作做好，利用这股力量，别让人家弄过去整你。”几句话，把他们名为对工农兵学员“重视”，实为“利用”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从教育领域入手，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时，“上、管、改”就成了他们打击教育战线广大干部，搞垮教师队伍的行动口号。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大刮“批周公”、“批大儒”的妖风。与此同时，他们疯狂煽动学生行使所谓“上、管、改”权力，到处揪“复辟派”、“孔老二”，搞乱学校，搞垮党委领导，大乱无产阶级的天下。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上、管、改”的内容也就完全成了“四人帮”鼓吹的所谓批“民主派”、揪“走资派”的一套。 上面列举的事实，就是“四人帮”大肆鼓吹的所谓“上、管、改”的历史过程。二 “四人帮”竭力鼓噪的所谓“上、管、改”，要害就在于通过“管大学”，篡夺党对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战线建立“四人帮”的“帮”统治，进而把教育阵地作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战略据点。叛徒江青说：“这个文教战线，今后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也狂叫：“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他们在所谓“解剖十七年的旧学校”中，把党的领导诬蔑攻击为“资产阶级管、卡、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疯狂煽动学生“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指示，大搞“群众组织代替党”的罪恶勾当，借“上、管、改”拉队伍，搞分裂，建机构，立章程，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妄图实现其以“帮”代党、以“帮”篡党的罪恶目的。他们把教育战线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的领导干部，统统列入“管”的对象，声嘶力竭地狂吠：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他们给各级领导干部扣上“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等等大帽子，大搞“层层揪”，“揪一层”，使“上、管、改”完全成了“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严密控制的“朝农”等少数几个学校，自上而下地成立起“上、管、改委员会”、“上、管、改领导小组”，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名为“管大学”，实为取代党的领导。张铁生所在的农学院，“管大学”更是成了对党的领导“动大手术”的代名词。所有这些，“四人帮”都自诩为“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并给贴上“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标签，加上“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的美名，在全国大肆兜售。结果，使一些学校无政府主义盛行，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革命领导干部横遭迫害，有的学校党组织被闹得陷于瘫痪状态，根本没法实行领导。 “四人帮”利用“上、管、改”的反动口号，对广大教师队伍肆意打击和迫害。他们把广大教师辱骂为“臭老九”、“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王公贵族”，并且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教师当作“苍蝇”去轰，当作水中的“皮球”去压，当作“专政对象”去管，宣扬什么面对教师这些“臭老九”，“一管，就当尖兵；不管，就当俘虏”，千方百计地制造学生和教师的对立，破坏革命的师生关系，甚至把教师分散在学生的组织中进行管理。他们还利用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对广大教师实行反革命围剿，在教师中大抓所谓“复辟势力”；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大批所谓的“师道尊严”，对广大教师兴师问罪，大打出手，搞得教师人人自危，使一些同志无辜遭罪。事实说明，“四人帮”的所谓“管”，就是对广大教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三 “四人帮”鼓吹的“管”，是为“改”服务的。他们所说的“改”，就是要改变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和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污蔑我们的学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他们声言：“把现在大学搞得越不象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因此，从教育制度到教育路线、方针，从学校的培养目标到具体的教学方法，“四人帮”都要按照自己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加以“改造”。甚至连毛主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也要“改”。张春桥公开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迟群则叫嚷：“我们的大学就是培养造反派”，“个个都象张铁生就好了”，“闹它个天翻地覆”。他们要所有的大学都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专业”，处心积虑地要把社会主义的大学变为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训练班。你要学马列，他们说：“历史、政教、中文、新闻、法律都可以不办”，要“砸烂”大学文科，“把文科办成写作组”。学政治的要专门研究什么“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必然规律”；学经济的要专门研究什么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学文学的要专搞什么“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学历史的要专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你要学技术，他们说：“宁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学知识就会从上、管、改的战斗岗位上退下来”，“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只要能跟着他们揪斗革命领导干部和教师，即使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可以打九十九分”。经“四人帮”这样一“改”，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被歪曲了，全部思想政治工作都变成了他们毒害青年学生的政治教唆手段。毛主席规定的“以学为主”的原则被否定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被作为培植“精神贵族的温床”而取消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被篡改成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大搞所谓“战斗任务带学科”、“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严重地破坏了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开门办学，本来是学校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的一种形式，也被“四人帮”“改”成串连夺权，制造混乱的手段。“四人帮”对教育作的这一系列“改造”，同反动派的复辟变天有什么两样？ 四 戳穿了“四人帮”所谓的“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反动实质，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破坏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罪行就更加清楚了。工农兵学员本来是抱着饱满的革命热忱来到大学，一心想着学好政治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可是，万恶的“四人帮”生怕工农兵学员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擦亮了眼睛，识破他们这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于是，就千方百计施展反革命的手法，对学生政治上吹捧，思想上“诱：以官、禄、德”，拚命灌输反动思想，百般阻挠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竭力蛊惑学生走“闹而优则仕”的邪路，目的就是要为他们篡党夺权培植骨干和走卒，壮大他们的帮派势力，把青年学生绑在他们反革命的战车上，充当他们篡权复辟的打手和牺牲品。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受骗，不上当，不供驱使，冒着被打成“走资兵”、“投降派”的危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他们在“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教育革命的情况下，仍然认真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尽量争取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自觉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和广大教师一起，积极为教育革命做出贡献。斗争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上、管、改”这个反动口号，纯粹是“四人帮”利用教育阵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大阴谋，是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一场大祸害，也是坑害广大工农兵学员的一个大骗局。一时受骗上当的是极少数。真正象张铁生那样的死心塌地跟着“四人帮”跑的反革命分子，只是一小撮。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学员中是极端孤立的。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反动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人者必以害己而告终。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四人帮”已被全国人民判处了政治死刑，他们上演的“上、管、改”的反革命丑剧也已被革命洪流淹没。这伙反革命黑帮散布的流毒，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我们坚信，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将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结出丰硕成果。

第3版()专栏： 剖析“四人帮”的“网罗”术 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局 一九七一年夏，正当我党与林彪反党集团决战的关键时刻，“四人帮”乘机抛出了反动透顶的“两个估计”，制造所谓“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的骗局，妄图把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统统捆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任其挞伐。“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这个“网罗”骗局则是“两个估计”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帮”玩弄的这个“网罗”术，典型地反映了他们惯用的一套反革命手法，颇有一些迷惑人的地方，大有剖析的必要。 其一曰：偷天换日，暗藏杀机。以抓“一小撮”为名，行打倒一大片之实。 “四人帮”炮制两个反革命“估计”时，盗用“一小撮”一词，力图给人造成一种“打击面并不算宽”的假相。但是，既然是“把持”了全国教育部门的领导权，那么，“一小撮”够吗？试看，他们的黑笔一挥，把教育战线涂抹得何等阴森恐怖：什么“剥削阶级长期垄断”，什么“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什么“资产阶级偏见十分顽固”，什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制”，等等。在“四人帮”的笔下，解放后十七年党领导的教育战线哪里还有一线光明！就这样，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还嫌不解恨，咬牙切齿地又亲笔加了一句：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很明显，“四人帮”的险恶用心，是要把十七年来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我们党的干部统统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所谓“一小撮”，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遁词而已。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愈演愈烈，他们的反革命杀机也愈加露骨。一九七六年二月，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窜来我市煽风点火时，就杀气腾腾地狂叫“百分之七十五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要从上到下动大手术”，声嘶力竭地叫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我市在教育系统的黑爪牙跟着发难，叫嚷什么“现在走资派无处不有，走资派到处乱走”，“走资派遍地走”。他竟然在太原市委举办的学习理论会上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讨论的都是已经死了的走资派和走不动的走资派，现在就是要讨论山西、太原谁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对我市三十所市管中学的七十多名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分类排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被他们诬蔑为“还乡团长”、“复辟狂”、“辛辛苦苦的民主派”、“勤勤恳恳的走资派”。他们甚至荒谬绝伦地炮制了一个所谓定走资派的“四、五、六”标准，把一九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工资在六十元以上的干部，统统定为“走资派”。 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百分之七十五”和我市黑爪牙编排诬陷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四人帮”所谓“一小撮”的最好注脚，说明“四人帮”正是打着“一小撮”的旗号，贩卖他们伙同林彪炮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黑货。在所谓抓“一小撮”的幌子下面，埋伏着他们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干部的罪恶用心！ 其二曰：指鹿为马，滥施淫威。以抓“叛徒、特务、走资派”为名，行打倒革命干部之实。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究竟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仅以我们太原市教育系统干部的状况为例，就足以澄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市一解放，我们党就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接管学校，从帝国主义和蒋阎匪帮手里收回了教育大权，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确立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七年前后，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策划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党组织及时增派了大批骨干到文教系统和各级各类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保证了我市教育战线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党组织又从各条战线选派了大批工农干部充实教育战线，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这些干部中，有的是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曾经为革命血洒疆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有的是在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办过教育的老干部。他们来到教育战线以后，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为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建设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党组织的赞许，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尊重。随着我市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解放后我们党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大批青年干部走上了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他们朝气蓬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和老干部的热情帮助下迅速成长，很快成了我市教育战线领导干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统计，上述两类新老干部占到了我市教育系统领导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市教育战线的干部队伍中，少数人有政治历史问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已查清并作了结论，有的适当调整了工作。混进来的个别坏人，通过历次政治运动都已陆续清除。我们的部分同志程度不同地执行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已经陆续改正了。这充分说明，我市教育战线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市文教系统的部、局和三十所市管中学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焕发了革命青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百分之九十七的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这一铁的事实是对“四人帮”诬蔑教育战线广大干部的无耻谰言的有力回击！ 其三曰：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四人帮”煞有介事地玩弄“网罗”骗局，正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大肆网罗牛鬼蛇神、社会渣滓的真相。 “四人帮”把捉“叛徒”、抓“特务”、揪“走资派”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原来他们正是货真价实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伙新老反革命采取狡猾的两面派手法混进了我们党内，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再看看他们在太原市网罗的黑爪牙是些什么货色吧：有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处分而对我们党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严重错误而不肯改悔的人，有的是一贯流氓成性的坏分子，有的是打砸抢起家、“闹而优则仕”的家伙。当“四人帮”去年策动灭亡前的猖狂一跳的时候，我市教育战线的这股沉渣就势泛起，加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鼓噪。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和篡权的欲望，向党反扑过来，狂呼什么“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翻历次政治运动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开黑会，抢档案，围攻老干部，拼凑黑班底，扬言要“进驻”教育局、文教部和太原市委，并且要“姓正不姓副”，当第一把手，妄图以帮代党，篡权上台。“四人帮”妄图用“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的谎言来诬陷我们教育系统的革命干部，实际上正是他们这一伙叛徒、特务、走资派在网罗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这些人充其量只占我市教育战线干部的百分之一、二，是名副其实的“一小撮”。但是，不管“四人帮”把贼喊捉贼的伎俩玩弄得何等巧妙，终究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还是戴在了他们自己头上。

第3版()专栏： 风雪高原二十年 ——日喀则农科所副所长谭昌华培育良种的事迹 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的翻身农奴们十分爱戴日喀则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谭昌华。这个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一九五六年从贵州农学院毕业后，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了西藏。二十一年来，他同其他科技人员一道，坚持科学实验，精心培育出近二十个适应高原条件的小麦、青稞、油菜等农作物良种。这些良种已经在西藏各地以及青海、新疆、甘肃、四川等省、区的高寒地带开花结果。今年，他们培育的春小麦良种日喀则十二号，又创造了亩产一千六百六十四点八斤的高产纪录，为探索西藏高原农作物的增产规律作出了新的贡献。 谭昌华刚到西藏的时候，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的粮食产量很低，种子退化、混杂严重，耕作制度很落后。为了改变西藏地区农业落后的面貌，他决心培育出适应当地条件的优良品种。一九五八年，他冒着受叛匪袭击的危险深入广大农村，采集各种作物标本。民主改革前后，西藏多数县没有公路，谭昌华经常骑着自行车，带上行李卷和糌粑、萝卜等吃的东西，在崎岖的道路上走。几年内，他跑烂了三付自行车胎和好几双鞋，采集到一千多份小麦、青稞、油菜、豌豆等材料。有一次回内地休假，他特意走川藏公路，沿途采集标本。果然，他在昌都找到了一种难得的小麦杂交亲本。 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下，谭昌华历尽千辛万苦搜集到的许多材料丢失了。有人劝他说，你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工作，弄不好还会戴上“白专”的帽子，这是何苦！谭昌华可不这样想。他坚信，把西藏农业科研搞上去，是广大翻身农奴的迫切需要，为此而奋斗的决心决不动摇。 谭昌华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的同时，认真研究西藏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从高原的实际出发，自己闯出一条增产的路子。一九七六年，他根据西藏高原日照长、辐射强、日夜温差大等有利于形成大穗大粒的条件，提出了培育重穗型小麦的新品种，将增加穗的头数和穗的重量结合起来。春小麦良种日喀则十二号，就是将当地的穗大粒重的圆锥小麦高原大粒同国外普通小麦良种进行远缘杂交，又将其后代进行三交培育出来的重穗型良种。经有关部门组成的验收组测定，日喀则十二号良种高产田每个麦穗平均结籽四十二粒，千粒籽重约五十六点零九克，穗粒数和千粒重都超过内地一般品种三分之一以上。 由于长期在高原地区工作，谭昌华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但他全然不顾，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西藏的农业科研事业上。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记粮食保管员雷问政同志研究制成我国第一台核桃取仁机的艰苦历程 编者按：粮食保管员雷问政和研制小组的同志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刻苦钻研，终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核桃取仁机。这又一次说明了“有志者事竟成”这个真理。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研制核桃取仁机复杂、困难千百倍。但是，只要有雷问政这样的雄心壮志和刻苦钻研精神，奋力攻克一道道难关，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科研工作，虽然艰难，但并不神秘。只要你胸怀革命理想，反复进行试验，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就能揭示事物规律，攀登科技高峰。 在这里，请看一个普通的粮食保管员雷问政，是怎样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带领试制小组，艰苦奋斗七年，终于研制成我国第一台核桃取仁机的吧！（一） 一九七○年冬，为了给参加秦岭山区公路建设的工人供应食油，上级拨给陕西商洛地区镇安县庙沟粮点五万多斤核桃，并指示粮食保管员雷问政就地取仁榨油。 接到任务，老雷很着急：山区人烟稀少，又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劳力十分紧张，靠手工每人一天只能砸取核桃仁十来斤，要完成这五万多斤核桃取仁任务，得用多少劳力呀！ 粮站领导也心情焦急地对老雷说：唉，如果有个机器，那有多好呵！ 老雷听了心里一亮：是呵！商洛地区是我国核桃一个主要产区，解放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光辉批示指引下，生产发展得很快，每年要给国家提供出口核桃仁几千吨。可是以棒槌、钳子等落后工具，用手工取仁，不仅效率低，每年还要消耗几十万个劳动日。如果能造出剥取核桃仁的机器来，那该多好啊！ 老雷在旧社会是个贫苦的放牛娃，仅仅读过一点私塾。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深山沟里同粮食打交道，除了农村用的小马达、面粉机之外，其它复杂一点的机器都没见过。 核桃品种多，大小不一，壳的硬度不同，里面还有隔膜卡住核桃仁，要用机器砸破核桃壳而又使它的仁完整，然后进行壳、仁分离，这种机器比碾米机、压面机要复杂得多。解放后，我国曾有人进行过试验，但都未成功。国家的需要象催兵出征的战鼓一样，催促老雷投入战斗。他跑到公社，向党委汇报了自己准备研制“核桃取仁机”的想法。 听了老雷的汇报，公社党委的同志热情地鼓励道：“这个想法很好，你就摸摸科研这个‘老虎屁股’吧！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二） 对于设计机器，老雷一窍不通，真象“老虎吃天，无从下爪”呵！ 在那一个个深夜里，老雷伏在油灯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实践论》、《矛盾论》、《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只要有“愚公”挖山不止的革命精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那么，就没有认识不了的客观事物，攻克不了的科学难关。 他为了了解核桃的特性，想尽办法收集各种核桃，编成号，观察它们的形态，测量它们的体积、壳的厚度，研究破壳的规则、取仁的方法，然后记下数据。 他为了解决核桃的破壳方法，衣兜里，枕头边，桌子上，到处放着核桃，白天抽空拿着琢磨，晚上拿着琢磨。有时，他刚躺上床，突然想起了什么，就跳下床来，跑到院子里，把核桃往地上猛摔，用棍棒狠砸，仔细研究核桃的裂纹。一次，他睡了一觉，陡然披上衣服，冲向厨房，拿起两根擀面棍相互旋转，挤压核桃，可是，当核桃一次次从棍中蹦跳出来时，他擦擦汗水，摇着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呵！” 一个个方案失败了，可他毫不灰心，继续攻关。有一次，他端着饭碗吃饭，突然一块硬菜卡在板牙槽里，顿时，一件往事跃进他的脑海。他记得自己小时候走亲戚，人家给了他一把核桃，走到半路，没有东西砸，就把核桃扔进口里，用牙一咬，便把核桃卡住咬破，完整的核桃仁分离出来了。想到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道理：“核桃是圆的，棍子就不能用圆的，因为圆碰圆，就会光打滑。而牙齿能够卡住核桃，就在它有槽！”老雷立即在棍子上刻了一个个槽，再碾核桃，效果好多了。于是，他从卫生所拿了些废纸盒、浆糊、订书钉和针线，象女工绣花一样，用了几个晚上，做了个纸模型。之后，他又逐步改进。第四次纸模型造好后，他带着这个模型步行九十里，向县委作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领导很快从公社抽调专人，组成核桃取仁机的试制小组。于是，雷问政搞科研、造机器的事，象长了翅膀一样地传开了。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这是山区的一件大事，热情支持。但是，也有人说：老雷管粮食是个好管家，但要造机器，真是“矮子想爬天”！有人说：“大老粗也能搞科研，还要专家干什么？” 可老雷认为：“对于任何一件新事，都允许有个认识过程。现在事情没成，人家当然会怀疑！等事情成了，这些同志就会转变过来的。”他每天除了管好几十万斤粮食外，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爬山涉水，四处请教。他走一路，问一路，前后访问了架桥工，养路工，木匠，铁匠，农业技术员，教师，解放军。他在日记本上记录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名字，收集了上百种不同的意见和方案。与此同时，他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冒着风霜雨雪，经常跑到抽水机旁观察机器如何抽水，跑到面粉厂看小麦取石机如何将麦子与石子进行分离，跑到栲胶厂看它如何上料，跑到生产队揣摩土风车如何进行吹选。他从面粉机双辊挤压的原理中，从抽水机抽水的原理中，从推土机铲土的原理中，从小麦取石机的原理中，从螺旋杆推进的原理中，从磅秤部件的连接原理中，从旋风卷起枯枝落叶的自然现象中，甚至从他脚上穿的布鞋所用的松紧布中，得到各种有益的启示，解决设计样机中一个又一个难题。经过上百次的摸索和试验，终于设计出了比较完整的机器模型。在领导的支持下，他决定将纸模型放大，做成铁木结构的样机。 （三） 初战的胜利，给老雷和试制小组带来了喜悦，但是，要把纸模型制成铁木结构的样机，困难更大。 开始，他们只有一台虎钳，两把钢锯，两个扳手。怎么办？老雷带领试制小组的同志，学习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造风箱，砌红炉，做钳工架，造土刨床、土钻头，先后自制土设备二十六件。缺动力，他们就借用一台水轮泵，既当动力，又作变速器。他们还先后从废料里找回一百零四个部件，加工利用。 庙沟处在秦岭腹地，交通闭塞，山大沟深。为了购买急需的材料，老雷有时要在逶迤峭峻的山路上步行几百里，跑遍秦岭几个小县城和数十个小商店。 机器各个部件的安装，每一个部件都闪烁着老雷他们“蚂蚁啃骨头”的革命精神和“滴水穿石”的顽强毅力。一次，秦岭大雪纷飞，北风呼号，滴水成冰。老雷同其他三位同志，从九十里外的县城，抬着一根二百四十斤重的钢辊，迎风斗雪，履冰过河，一个个都成了“雪人”。可是，抬回后，钢辊没孔，粮点又没台钻，怎么钻？他们就自己动手打了十六个土钻头。土钻头触到钢辊，一冒白烟，就断了。他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在钢辊上打出了三个孔。又一次，他们为了给机器安装一对齿轮，买不到现成的，就买了三块钢板，用钢锯锯，花了整整一个月，拉断七十九根钢锯条，才做成。 长年的紧张战斗，长年的呕心沥血，老雷积劳成疾，常常在工作中晕倒。身边的同志，周围的老乡，都深切地关心他。但是，雷问政同志总是回答说：核桃年年发展，取仁机不能早点弄出来，我真对不起贫下中农呀！ 一九七三年底，在镇安县庙沟粮点的深山沟里，一台二米多高的木铁结构的“核桃取仁”样机发出隆隆的震响，随着齿轮的转动，只见一袋袋核桃立即吞入料斗。在机器的破碎部分，由传送带送来核桃，在一片“嚓嚓”声中，爽快干脆地把硬壳砸破；在机器的分离部分，筛子均匀地来回摇摆，随着阵阵旋风，把核桃壳和核桃仁分别排吐出来。 这项科学成果，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商业部、外贸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派专人参观指导。一九七四年春天，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又到镇安检查了样机，并指示将群众科研工作与专业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核桃取仁机试制小组连同样机搬到西安交通大学，进一步总结提高，使核桃取仁机早日定型投产，支援国家建设。 老雷和试制小组把样机搬到西安交大以后，在交大党委和师生员工的大力支持下，在原来样机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改进和提高，制成了一台符合设计能力的核桃取仁机。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核桃取仁机鉴定会议”。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省市的代表，望着这台灵活运转，结构精巧，飞速进行壳、仁分离的“核桃取仁机”的精彩表演，一致称赞：“这部机器为核桃取仁开了一条新路，填补了我国农副业产品加工中的一项空白。” 本报记者

第4版()专栏： 我国纺织工业有较大发展 十一种主要产品产量全部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我国纺织工业生产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列入国家计划的棉纱、棉布、棉印染布、针织品、呢绒、毛线、丝、丝织品、麻袋等十一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部提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并且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其中，棉纱、棉布分别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五，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三。 今年以来，轻工业部还分别召开了的确良、棉纺织印染、针织、毛纺织、丝绸等产品质量会议，树立了优质高产标兵，积极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促使纺织产品质量稳步上升。到第三季度，全国棉布、丝绸入库一等品率比一季度提高百分之三左右。 我国纺织工业生产今年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前几年“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影响了我国纺织工业发展速度，加上人口的增加，因此，纺织工业品无论在产量、质量还是在花色品种方面，都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轻工业部正在组织全国纺织企业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大搞科学研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促使纺织工业更快的发展。

第4版()专栏： 山西省农业生产全面丰收 山西省传来了农业生产全面丰收的喜讯。今年和去年相比，全省秋收粮食作物总产量增长二成左右，棉花、油料、大麻增长一成，烟叶增长四成。生猪和林业生产也都有新的发展。今年，全省百分之七十的县全年粮食总产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有四十个县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纲要》，其中，有些县过了“黄河”或跨过“长江”。晋中地区和长治市、阳泉市，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晋中地区十四个县（市），个个增产、超《纲要》，全地区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二成多。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晋东南、吕梁等地区，今年粮食生产也都获得大幅度增产。我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县，今年战胜多种自然灾害，又获新丰收，粮食平均亩产由去年的八百三十多斤提高到九百斤以上。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平定县，粮食产量在去年增产五千万斤的基础上，今年又增产六千万斤，平均亩产达到七百零七斤。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灵石县，今年也迈出新步伐，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五千万斤，一年超过解放后二十八年增长的总和。目前，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社员正踊跃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棉花、油料等产品，不少地区已经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

第4版()专栏： 交通部直属水运企业初见成效 交通部直属水运企业广大干部和工人，紧紧抓住深揭狠批“四人帮”这个纲，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至十一月底已经“实现一年初见成效”。船舶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分别提前三十三天和三十六天完成了全年计划；港口和航运企业的上缴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装卸成本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三。重点物资如煤炭、石油、矿石和木材等，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今年虽然下半年到港的外贸货物进出口量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总和，到港的外贸轮船吨位大、数量多，但由于各大港口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深入，广大装卸工人积极性空前高涨，路、港、贸协作得好，平均每艘外轮在港停泊时间与去年同期相比，缩短了三分之一，并基本上消灭了“超月船”。这是水运战线广大职工坚决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结果。 交通部直属水运企业的同志，回顾一年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正在总结经验，安排明年第一季度生产计划，拟定具体措施，决心做到第一季度“开门红”，为明年水运战线的更大跃进打下稳固的基础。　本报通讯员

第4版()专栏： 广东提前完成水产品生产计划 广东省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的水产品生产计划。到十一月底，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到八十二万六千多吨，其中海洋捕捞产品六十九万六千多吨。水产品的收购、上调和外贸出口总额都比去年同期增加。

第4版()专栏： 青海各族牧民踊跃交售畜产品 青海省提前超额完成绵羊毛、山羊毛、牛毛绒、牛皮、家兔皮、水貂皮、杂皮、猪鬃、猪肠衣等畜产品收购计划。 在夺得今年畜牧业丰收以后，青海省各族牧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踊跃交售各种畜产品。共和、曲麻莱、刚察、都兰、玛多、化隆等二十六个县，目前已超额完成了绵羊毛等畜产品上调任务。在畜产品收购旺季，青海省各级收购部门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到牧区各社队，一边指导生产，一边搞好收购工作，加快了畜产品收购进度。交通部门紧密配合，使收购到的畜产品及时入库。到十月底，全省入库的绵羊毛已超过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十。

第4版()专栏： 江西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 今年以来，江西省基本建设战线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保重点，保投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重点工程进度之快，质量之好，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年。到十一月底，已有南昌朝阳水厂、新余钢铁厂良山铁矿、二十四米烧结机工程、八景煤矿峨七井、景德镇发电厂二号机组、九江水泥船厂和江西第二化肥厂的合成氨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这批项目的投入生产，对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第4版()专栏： 安徽基建战线形势大好 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省代理人的斗争，给安徽省基本建设战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到十一月底止，这个省已超额百分之二点四完成了今年的国家投资计划，其中重点工程项目超额百分之十点八完成任务，竣工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四，新增生产能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许多企业还扭转了长期亏损局面，开始转亏为盈。 （本栏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认真搞好水库配套工程。这是新建成的洪潮水库北干渠配套工程，可灌溉三万七千五百亩农田。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真理是抹杀不了的 ——评第三世界日益发挥反帝反殖反霸主力军作用 新华社记者述评 时值岁末，当人们在回顾一年来世界革命斗争形势时，自然要提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历史性作用的评价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年来，世界革命斗争的大量事实证明：第三世界不愧是反帝反殖反霸主力军，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 一年以来，帝国主义、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累次发动反扑，阻挠和破坏国际关系的任何改革。它们策划阴谋，阻挠石油提价，分裂石油输出国组织，妄图夺回石油价格垄断权；它们设置障碍，延缓原料问题的综合解决，以维护经济领域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加紧进行扩张和侵略。那个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超级大国，更是心狠手毒，或者派遣雇佣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或者策划反动政变，颠覆一国合法政府；甚至怂恿教唆，挑起冲突，坐收渔人之利。凡此种种，已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威胁，使一些取得独立的国家又一次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第三世界国家奋起迎战，推动反霸斗争向前发展。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一致决议取消石油“双重价格制”，于七月一日恢复“单一价格制”，牢牢掌握石油出口价格决定权。原料生产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迫使美国原则上同意为商品综合解决建立共同基金。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反侵略、反干涉、反颠覆斗争，规模空前，把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大大推进一步。闻名于世的扎伊尔英勇反击战，一举击败了苏联雇佣军的入侵。苏丹政府废除了合同，赶走了苏联军事顾问，驱逐苏联大使馆外交人员。不久前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撤除苏军事设施，驱逐苏全部军职和文职专家，并减缩苏使馆人员。斗争一浪紧一浪，标志着非洲人民的新觉醒，反霸斗争的新发展。 扎伊尔、苏丹和索马里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除此而外，今年三月份首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通过了开罗宣言，强调保卫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平等，以及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今年七月非统组织第十四届首脑会议作出反对外来干涉的决议，批准关于制止和镇压雇佣军的公约，把反干涉确定为全部非洲国家统一斗争目标和一致的联合行动。六月西非经济共同体组织第三次首脑会议在公报中指出：在非洲，“所有国家的第一需要，同时也是它们自己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安全”。西非经济共同体组织并据此签署互不侵犯和互相援助的协定，在原属经济合作的组织内，增添共同防御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新内容，决心依靠联防的力量，共同对付外来侵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等七个南美洲国家领导人多次会晤，共谋对策，抗击大国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东南亚联盟召开第二次首脑会议，表示决心摈弃任何形式的外来干预，为建立一个和平自由与中立区而继续努力。 斗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在斗争中前进。一年来，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人们对第三世界为什么是反霸主力军这个重要问题加深了认识：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和剥削最重，因此斗争也就最为坚定果敢。过去它们受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奴役和掠夺，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不斗争，就不能生存。今天，它们依然受着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不平等贸易、转嫁经济危机等形式的剥削和控制，不斗争，就谈不上发展和进步。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勇敢坚定始终站在前列的原因。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普遍增强团结和联合，已经形成一支磅礴于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它们深深懂得：要对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一个国家势单力薄，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共同的努力。它们不断巩固和发展专业性和地域性组织，扩大合作范围和联合行动。经过这样努力，第三世界国家果然威力大振，斗争成效倍增。环视今日之宇内，举凡重大国际事务，没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预，任何问题的真正解决，都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改善，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上升，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比重也连续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产量已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多。第三世界控制世界橡胶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三；控制水银出口量的百分之五十九；控制铝土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一，出口量的百分之八十；控制铁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五。随着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会议和国际谈判中，地位大大加强。第三世界站起来了，腰杆硬了，说话有人听了，它们已在世界各个领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四，第三世界国家手里有强大的原料武器，可以用之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以有效地对付超级大国。事实进一步证明，不是第三世界依赖超级大国，而是超级大国不可须臾离开第三世界。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一九六三年，在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初级产品的总值中，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三，到一九七四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五点六。其中，燃料从百分之六十点二，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二。号称资源丰富的美国，从五十年代的石油自给国，金属原料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石油进口量今年已占其总消费量的近百分之五十。苏联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矿物原料占其同类物资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六。农业原料占百分之五十五。发展中国家正是从斗争中逐步认识并运用了原料这个有效武器，掌握了斗争主动权，制服超级大国，不断取得胜利。 值得指出，当今世界上仍有一小撮顽固派，和第三世界拚死作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顽固地蔑视、仇视第三世界国家。那个装扮成“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提出什么因为第三世界“社会的多样性”，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具有“革命性”，更不能把它们当作“世界革命主力军”等谬论。不难看出，这个超级大国的用心，显然是想否定第三世界的革命性和主力军作用。诚然，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历史的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存在着社会政治状况和斗争中表现的差别，但是，由于它们过去同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与掠夺，今天仍然面临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因而有着不可争辩的共同性。不管它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和争端，都不能改变它们和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根本矛盾，因之都不能改变它们之间共同的反霸斗争目标，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斗争大方向，都不影响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发挥其反帝反殖反霸主力军的伟大作用。事实胜于雄辩，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世所共知，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展望未来，完全可以有信心地说：尽管前进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和困难，斗争艰苦曲折，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必将更加坚定，发挥自己更大的主力军作用，推动世界历史不停顿地向前发展。

第5版()专栏： 塞内加尔总理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 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联合起来 委内瑞拉前总统赞扬第三世界在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斗争中加强团结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电 塞内加尔总理阿卜杜·迪乌夫，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向国民议会发表的关于“政府总政策”的讲话中强调说，塞内加尔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洲团结的理想基础之上的”。 阿卜杜·迪乌夫总理说：“非洲国家之间无益的争论应该停止，外国干涉非洲事务也必须停止。而武器交易极大地方便了这种干涉。” 他说：“塞内加尔一贯以双边和多边的方式支持被压迫人民在进行解放斗争中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阿卜杜·迪乌夫总理说：“南部非洲仍引起我们的注意。塞内加尔在各种国际场合谴责索尔兹伯里少数人政权所采取的拖延行径，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策。” 他指出：“非洲统一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日益被看成是有效的谈判组织……塞内加尔将为加强这一组织而努力”。 他说，塞内加尔忠于逐步建立协作区的政策，坚决保证实现自己参与的一些地区性组织的目标。他说：“非洲—阿拉伯合作也已成为当代国际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 他说，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取决于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塞内加尔在这一方面的行动是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原则为指导的”。 他强调说：“阿拉伯—非洲合作应该更广泛地同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行动结合起来”，“面对着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在一起”。 他说，塞内加尔始终致力于实现欧洲和非洲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的真正合作。 阿卜杜·迪乌夫强调说：“建立在对话、和解基础之上并以寻求和平为方向的外交，并不妨碍我们保持警惕，以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和我们机构的稳定。” 新华社加拉加斯电 委内瑞拉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最近在《宇宙报》发表的文章中，热烈赞扬第三世界国家在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斗争中加强了团结。 卡尔德拉的文章谈到，在今年五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又称“南北对话”）上，“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否石油生产国，都懂得要在总目标下团结一致”。它们确信石油已经成为向那些无视基本原料生产国要求的行径施展有效压力的工具。卡尔德拉在文章中指责工业化强国抬高工业产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原料产品出口价格的做法，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悬殊”。文章说，“那些握有资本的国家，以苛刻的条件对穷国进行贷款或投资，无须多久，偿还债务或利润回流便成为需求外国资本的国家难以忍受的负担。”文章还指出，强国独揽技术，其他国家为获得技术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文章最后说，当前的贸易条件，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努力变得难以收效。文章强调说，石油输出国组织开辟了一条道路：弱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强权政治相匹敌。

第5版()专栏： 孟加拉国报纸发表社论强调 南亚国家应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新华社达卡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孟加拉国报纸最近就齐亚·拉赫曼总统访问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发表社论，强调南亚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假日》周报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社论指出，齐亚·拉赫曼总统的访问，“为南亚次大陆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前景”。社论说：“次大陆各国人民过去有遭受殖民主义剥削的共同经历。他们曾同殖民主义国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如今仍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革命运动。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增进彼此之间的团结，这是理所当然的。” 社论说，“只有次大陆地区的国家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才能够使这种团结持久地存在下去”。“这五项原则应当作为次大陆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指导准则。孟加拉国人民珍视体现这五项原则的关系。” 社论说：“不平等关系从来就不会形成睦邻关系，也不能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必须是明白无误的。” 社论认为，南亚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彼此都有益处，也将会加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孟加拉国时报》、《观察家报》也分别发表社论，表示孟加拉国将为使南亚次大陆这个重要地区成为一个和平与安全地区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5版()专栏： 布隆迪新闻部长宴请我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讯　布琼布拉消息：布隆迪新闻部长塔尔西塞·鲁维基拉十二月二十三日设晚宴招待以王寿仁为团长、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 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办公室主任让达·安德烈和一些新闻界人士出席了宴会。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临时代办申连瑞也应邀出席。 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在结束了对索马里的访问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布琼布拉的。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电 以王寿仁为团长、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索马里的友好访问，十二月二十一日乘飞机离开摩加迪沙。 十二月十八日，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长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接见了中国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二十日，张世杰大使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来访举行招待会。

第5版()专栏： 《青春之歌》在日本重新校订出版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中国现代小说《青春之歌》最近在日本重新校订出版。 这本书的《译者后记》中写道，粉碎了“四人帮”，小说《青春之歌》在日本重新校订出版，将会受到日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 《青春之歌》曾在一九六○年由日本友好人士岛田政雄、三好一译成日文出版，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至一九六五年的六年中增印了十一次，共印刷二十万册。这次由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日文译本，是由原译者请伊藤克根据新的中文版本重新校订的。

第5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拉各斯首次国际贸易博览会十二月十一日在拉各斯隆重闭幕。博览会开幕期间，有数万人前往参观。正在访问尼日利亚的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和佛得角总统阿里斯蒂德·佩雷拉也参观了博览会和中国馆。尼日利亚最高司令部参谋长亚拉杜瓦十二月十日参观了中国馆。 　以王亦洲为领队的中国国际象棋队，结束了对菲律宾的为期半个月的友好访问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马尼拉。在菲律宾逗留期间，中国国际象棋队参加了中国、菲律宾国际象棋友谊赛。在九场比赛中，菲律宾队以五胜、三负、一平的成绩胜中国队。 　以江超为领队、宋士奇为副领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足球队十二月十五日结束对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离开卡拉奇回国。 访问期间，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王景融为沈阳部队足球队举行酒会。巴基斯坦海军驻卡拉奇司令、信德省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谢赫海军少将，海军船坞后勤司令阿沙德海军少将等高级军官出席了酒会。 谢赫海军少将于十四日晚上举行宴会，欢送沈阳部队足球队。巴基斯坦舰队司令尼亚齐海军少将等高级军官和王景融出席了宴会。 　以于吉辰为领队、于清成为副领队的中国辽宁足球队，结束了对卢旺达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后，十二月九日离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回国。 在访问期间，中国足球运动员和卢旺达足球运动员进行了三场友谊赛。 　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应邀到冈比亚进行九天友好访问之后，十二月七日离开班珠尔前往塞内加尔访问。 中国篮球队在访问期间，同冈比亚的篮球运动员举行了多场友好比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冈比亚外交部长拉明·基蒂·贾邦和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登博·贾塔十一月三十日分别接见了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负责人。 十二月六日，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雷阳为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访问冈比亚，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青年女子篮球队结束对秘鲁的访问后，十二月七日上午离开利马前往厄瓜多尔进行友好访问。 在秘鲁逗留期间，中国青年女子篮球队访问了首都利马以及伊洛、阿雷基帕和特鲁希略，同这些城市的女子篮球队进行了七场友谊比赛。 中国驻秘鲁大使王泽十二月六日晚上为中国青年女子篮球队访问秘鲁举行招待会。 　以杜前为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对荷兰的七天友好访问，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离开荷兰回国。 中国乒乓球队是应荷兰乒乓球协会的邀请，在十五日到达阿姆斯特丹的。在访问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同荷兰乒乓球队在海牙、鹿特丹、蒂尔堡和戈尔进行了四场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在四场比赛中都获胜。 十五日，海牙市政府负责官员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并举行了酒会。二十日，陈辛仁大使为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以赵杰为领队、余邦基为副领队的中国男子篮球二队结束了对土耳其的友好访问，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伊斯坦布尔回国。 中国男子篮球二队是十二月二日到达安卡拉的。他们访问了安卡拉、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同土耳其国家男子篮球队和一些地区队举行了四场友谊赛。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主人热情友好的款待。　（据新华社）

第6版()专栏： 希腊《人民之路》谴责苏美两霸在地中海的争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 扎伊尔报纸指出苏联在非洲玩火必自焚 新华社雅典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在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一样，不管它玩弄什么阴谋诡计，也不能改变它是地中海国家和人民的凶恶敌人的事实。 文章在批驳苏联最近关于它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倡议及其关于“如何把地中海变为和平区”的宣传时指出，莫斯科的一切虚伪声明的目的只不过是企图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夺，它们的这种争夺已把地中海变成了危险地区。“只要放眼一望地中海，就足以驳斥苏联关于‘和平’的喧嚣。为了对付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苏联海军舰队每天都通过黑海海峡驶进地中海。苏联在那里的军舰有时在数量上还超过了美国的军舰。苏联的目的是要恐吓这一地区的人民和国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一些地中海地区拥有基地，他们的抛锚地在事实上是对这一地区人民非常危险的浮动基地。有些苏联的抛锚地离开希腊的岛屿仅仅几海里，对我们的人民构成了死亡的威胁。所有这一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是无法掩饰的。” 文章说：“除了苏联的军舰之外，苏联部队也在这一地区处于戒备状态，作好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需要的时候就进行干涉的准备。……他们使用策划政变、与美帝国主义一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巴勒斯坦人民和中东国家进攻、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制造紧张局势等办法，妄图把他们的控制强加给地中海沿岸国家。这就充分地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这一地区的最危险的战争根源。” 文章最后强调说：“把地中海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平海的途径，将不会是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者美帝国主义来提出，而只能是由地中海国家的人民来提出。他们知道只有在赶走和打倒两个超级大国之后，地中海才会成为一个和平的海。”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超级大国被揭露了》。 文章说：“苏联在非洲的心脏地区玩火自焚。我们希望这个野心勃勃的超级大国不要忘记了‘八十天战争’。”文章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全体扎伊尔人民在许多友好国家的援助下战胜了敌人，“给了这个狼狈地遭到揭露的超级大国又一沉重打击”。 文章还说：“在非洲之角也是这样。在埃及揭露了它的所谓‘无私援助’之后，苏联灰溜溜地被赶出了索马里。”

第6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绥靖主义的幻想曲 在美国和西欧正在展开一场辩论：西方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究竟对谁有利？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西方向苏联提供粮食、技术和资金等于是以自己的强点弥补苏联的弱点，助长了苏联的扩张实力，到头来吃亏的是西方。 请看以下事实：第一，通过“经济合作”，苏联近几年捞到了大宗西方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给由于疯狂扩军备战而严重缺乏资金的苏联经济输了血。据国际清算银行透露，苏联欠西方的债务已达二百六十八亿美元，比一九七○年增加了将近十六倍。第二，从西方搞到大批粮食，靠它应付农业危机，并储粮备战。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五年里，苏联共进口粮食八千三百○五万吨，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第三，苏联搞到了大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用以弥补苏联工业技术落后的战略弱点。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从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六国进口的机器设备达一百五十四亿美元。苏联依靠西方提供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兴建了包括冶金、汽车制造、石油开发和天然气管道等一系列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工程项目，其中有些直接加强了苏联的军事力量。 尽管事实如此明显，西方还是有人为他们这种养虎贻患的政策进行辩护。他们的理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曰“合作软化”论。提倡这种理论的西方头面人物认为，只要把苏联紧紧地束缚在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利益之网”里，就可以“软化苏联”，使它成为一个“克制和温和的国家”。 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早已为苏联的所作所为所打破。近几年，正当“缓和”与“合作”的曲调高唱入云的时候，苏联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加紧扩军备战，到处渗透扩张。苏联军费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远远超过了西方各国。前年，苏联驱使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今年，苏联豢养的雇佣军悍然入侵扎伊尔，最近，克里姆林的黑手又插到了非洲之角，威胁对西方生死攸关的印度洋、南大西洋海上运输线。事实表明，西方的粮食和资金助长了苏联的扩张势头，更加咄咄逼人，哪里有一丝一毫“克制”和“温和”的影子！ 二曰“贸易促进和平”论。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通过发展贸易使苏联和西方在国际市场上联结在一起，苏联就不会向西方进攻，于是就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世界”。 他们把苏联当权者看成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而克里姆林宫却把贸易当作输入西方技术、加强军事实力的手段。西方报刊指出，近年来苏联在这方面已经捞到了“巨大的好处”。例如，苏联去年只花了六百万美元，就买到了美国“赛伯—73型”电子计算机系统，使得苏联在军事研制工作上急需改进的计算机技术跃进了十年。美国卖给苏联的电子计算机和一百六十四台能加工导弹制导系统所需的微型滚珠轴承的精密磨床，使得苏联“分导多弹头导弹的研制缩短了三年到五年”。又如西方许多国家共同借钱帮助苏联建设的年产二十万辆多轴卡车的卡马河卡车制造厂，目前已生产大批卡车，开始装备苏联驻东欧部队，加强它向西欧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一旦爆发战争，这个工厂很快就能转而大批生产坦克、装甲车和火箭发射器等武器装备。这样的贸易不是“促进和平”，而是促进苏联的战备，加深战争的危机。 美国国会外事和商务顾问迈尔斯·科斯蒂克在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世事》周刊上写道：“有人说如果东西方经济变得相互依靠之后它们就不会打仗了。但是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是愚蠢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实际上是在增长；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再没有比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更加‘互相依靠’的了。” 三曰“解救经济危机”论。西方有些人把对苏贸易看作是他们赚钱的机会，把对苏联的资本和商品输出当作解救本国经济危机的偏方。 事实说明，这种主张政治上是近视，经济上是失算。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贸易和工业大臣彼得·沃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缓和经济危机而对苏联搞经济绥靖是错误的，因为正在增长的苏联威胁 “比我们所关心的经济威胁更加具有决定性和长期性。”英国前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查尔方特也强调说，同苏联的贸易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同苏联签订的每一个贸易协议，都应在外交政策和西方安全的范围内加以考虑”。美国《每日新闻》批评美国一些公司为了赚钱向苏联出售先进技术设备的行径等于是“向俄国人出售能够用来绞杀我们的绳索”。它写道：“为了一点钱，我们竟愿意向苏联人提供能够用来摧毁我们的工具。我们将成为屠杀我们自己的刽子手。” 从经济上来说，为解救西方的经济危机把希望寄托在同苏联的“贸易合作”上，不仅要落空，而且要吃大亏。在国际市场上，苏联不是西方的贸易伙伴而是剧烈竞争的对手。例如，苏联从西方购买货船扩充它的商船队，然后大幅度压低货运价格抢去西方大量的生意，加剧了西方国际航运业的危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帮助苏联建成规模宏大的汽车工厂，这个工厂的产品在苏联东欧市场上就排挤和取代了菲亚特生产的汽车。英国保守党议员戴克斯指出，如果西方在对苏贸易中继续向苏联提供优厚的条件，那么苏联就会把贸易作为一个 “强有力的武器，在将来削弱西方的工业”。向苏联提供大量贷款已开始引起西方公众的忧虑。西方报刊指出，由于苏联迟迟不偿还数达十亿美元的贷款，已经造成了西德克鲁伯公司和其他一些西方企业的“财务困难”。人们还指出，所谓扩大对苏贸易，实际上是苏联花西方的钱来向西方买货，“西方提供货物，东方让人记下帐来”。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写道，美国“银行家对苏联贷款感到担心”，“他们是不是上了苏联的圈套？”“如果苏联一旦同西方打起仗来，就无法讨回贷款了，这些钱无异丢进了老鼠洞！”至于苏联在国际市场上抢购倒卖、捣乱市场、损人利己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四曰“祸水东引”论。西方有些人主张用大宗贷款、大量贸易、共同开发、技术交流来笼络苏联，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他们的这类意见，不一定挂在口上，见诸文字的也不多，实际上还颇为时行。 然而，苏联的战略部署清楚地表明，美国是苏联争霸全球的主要敌手，欧洲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苏联刊物公开扬言，欧洲是“全球政治的神经中枢”，今后苏联反对“主要敌人”的一场“中心战争”的战场在欧洲。为了准备这场战争，苏联在欧洲集中了它四分之三的军队，百分之九十的中程弹道导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坦克。在欧洲周围海域，苏联部署了它四大舰队中的三个舰队，集中了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战略潜艇和水面舰只。美国前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尤金 ·罗斯托写道，苏联的“战略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控制欧洲”。西德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韦尔纳说：“苏联的首要目标是主宰西欧”。当年，张伯伦、达拉第之流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出卖给希特勒，妄想把希特勒侵略的矛头引向东方，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英、法等西欧国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欧越来越多的人强调指出，慕尼黑的教训，决不能遗忘。 近年来，绥靖主义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恶果，已经引起日益众多的西方人士的警觉。反对绥靖主义的力量在美国和西欧逐渐加强，反对在经济上用自己的强点弥补苏联弱点的呼声日益强烈。 不久前，美国六十五名众议员写信给美国总统卡特，要求他禁止向苏联出售可以用来追踪西方的导弹、飞机和潜艇，并且能够破译传送中的西方情报密码的“赛伯—76型”电子计算机。美国前副国务卿鲍尔说：“我们不应当继续帮助苏联人摆脱食物匮乏的困境，不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提高工业能力，也不应当继续向他们提供资金来开发他们的自然资源。”在西欧，英国和意大利政府本身已是债台高筑，却一再向苏联提供大宗低息贷款。这种作法受到西欧公众的批评。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小组主席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指出，谁想通过提供贸易优惠、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而使苏联领导人“放弃其扩张主义、帝国主义的路线，谁就显然看不到或不想看到战后多年来苏联的政策”。 这场辩论看来还要进行下去，事实越辩越明。许多重视事实的人们已在大声疾呼：“现在是停止推行经济绥靖政策的时候了！”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民主也门规定领海为十二海里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最近颁布了一项关于领海以及其他海域的新法令，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海洋资源。 法令规定：民主也门领海的范围是十二海里。 法令还就经济区和大陆延伸等问题作了规定。 突尼斯总统决定部分改组政府 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十二月二十六日决定部分改组政府。 布尔吉巴总统任命小哈比卜·布尔吉巴为共和国总统特别顾问，穆罕默德·菲图里接替哈比卜·沙提任外交部长，扎维·汉纳布利亚接替塔哈尔·贝勒霍贾任内政部长。 布尔吉巴总统还任命了其他几名部长。 阿拉伯基金会贷款给约旦等国 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会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科威特同约旦、巴林和苏丹签订了总额为一千五百九十万科威特第纳尔的三项贷款协定。 这笔贷款有五百九十万第纳尔用于帮助约旦发展一项动力工程，五百万第纳尔用于资助巴林的一项动力工程，其余五百万第纳尔用于苏丹的一项铁路工程。 这个基金会还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同叙利亚签订了一项六百万第纳尔的贷款协定，资助叙利亚建设一个发电站。 加勒比科技人员代表举行会议 加勒比地区科学技术人员代表十二月十二日到十六日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举行协商会议，就加勒比地区科研现状及其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圭亚那、巴巴多斯、古巴、格林纳达、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代表以及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和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通过的一项报告，强调要加强加勒比地区现有的科技机构，并迫切需要发挥集体力量进行更有效的计划工作。会议同意建立加勒比科学技术理事会。 秘鲁前总统贝拉斯科将军逝世 秘鲁前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利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秘鲁共和国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以政府名义向贝拉斯科将军的家属表示慰问。 为悼念贝拉斯科将军逝世，秘鲁政府二十四日在一项公报中宣布十二月二十六日为全国哀悼日。 贝拉斯科将军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五年八月任秘鲁共和国总统。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秘鲁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答应向苏丹出售F—5战斗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弗兰克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布，美国已答应卖给苏丹十二架F—5战斗机。她说：政府已把它对苏丹政府的这一表示通知了有关的国会人士。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还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 此外，美国还表示愿意向苏丹提供雷达设备。　（据新华社讯）

第6版()专栏： 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动乱的一年 史楚 今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争夺市场的斗争日趋激烈。反映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也是危机四起，动荡不定。这是自一九七三年美元第二次贬值和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货币最混乱的一年。 西方货币的动荡，主要是美元的进一步削弱造成的。今春以来，美元汇价节节下跌，在外汇市场上触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抛售美元和抢购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的风潮。汇价变动之反复无常，波动幅度之大，是近年少有的。今年美元的大跌风潮就发生过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从九月底开始的第三次跌风，至今还没有平息。美元对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的汇价都跌到了战后的历史最低点。特别是对日元跌幅最大，比年初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二。美元汇价不仅对所谓硬货币一蹶不振，对过去一直处于相对软弱的货币，如英镑、法国法郎等，也是不断下跌。美元下跌的同时，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扶摇直上，十一月中曾涨至一百六十八美元一盎司，比年初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为两年多来的最高峰。尽管年内西欧、日本各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了干预，用于支持美元汇价的金额已达一百八十亿美元之多，但仍未能制止美元下跌的风潮。 由于美元下跌，西德马克大涨，使欧洲联合浮动货币集团内的其它货币对西德马克无法再维持原来商定的比价关系，不得不一再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在四月。经济实力较弱的瑞典把克朗对西德马克的比价贬值百分之六，丹麦克朗和挪威克朗也各贬值百分之三。到八月底时，瑞典克朗又第二次贬值百分之十，并退出了联合浮动。丹麦、挪威也同时再贬值百分之五。瑞典退出后，参加联合浮动的国家只剩下了六国。这对欧洲货币联合浮动制又是一个打击。目前由于马克汇价继续上浮，西欧货币局势仍动荡未已，联合浮动中的较弱货币又处于紧张状态。 受美元下跌风潮的影响，今年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巴西、印度等许多国家的货币，都有不同程度的贬值。 美元的跌风，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困难重重，各种矛盾尖锐发展的反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从危机的沟底艰难爬出来以后，经济回升一直是缓慢曲折，走走停停。今年美国总统卡特上台以后，提出“火车头论”，主张由美国、日本、西德三个国家大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增加进口，以此来带动整个西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日本、西德自身经济各有难处，也都担心通货膨胀再趋严重，迟迟不肯放手刺激经济，而是通过大力扩大出口来维持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它们的外贸顺差不断增加。相反地，美国外贸却出现大量逆差。这一方面固然与美国经济比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较快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今年大量增加石油的进口。今年美国进口石油的支出预计将达四百五十亿美元，比去年的三百四十亿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进口石油已约占美国国内消费量的一半。美国不只是由于国内的能源消费增加而进口石油，还由于在两霸加紧争夺形势下增加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预防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时石油禁运的重演。今年一至十月美国外贸逆差总额已达二百二十四亿美元，比去年全年的逆差增加了二点八倍。美国政府估计，全年外贸逆差将高达三百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这种趋势，加剧了美元外流，不断削弱美元的国际信誉，抛售美元之风盛起，美元汇价一再下泻。 由于日本、西德没有按照美国意图起“火车头”作用，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外贸逆差不断扩大，今年要达八、九十亿美元之多，因此，美国一再施加压力，要日本将货币升值，刺激经济，扩大进口，以改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势。今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撤尔及其它高级官员曾发表过多次谈话，而每发表一次，就在外汇市场掀起一阵新的投机风波，迫使日元、马克等货币升值。美国这种蓄意听任美元下跌的政策，是为了增加其出口竞争力，并借此要挟日本在贸易上对美国多作让步，同时对西德是侧重压它进一步刺激经济。另外，西欧各国与日本在贸易上也有矛盾，它们对日货大量打入西欧市场十分恼火，也同美国一道，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今年以来几次美元大跌，日元上升幅度特大，其中都包含着美国、日本、西欧三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它们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也更加激烈了。 最近，美国和日本多次进行贸易谈判，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财长据传又举行了秘密会议。从透露的情况看，美国与其他各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矛盾仍难以解决，各国财长在稳定货币问题上也毫无进展。美国官员已经拒绝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支持美元汇价，仍然强调有待于日本的让步和顺差国家如西德等国的努力扩张经济。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外贸逆差局面不会好转，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人为地贬低美元汇价的政策。当然，西欧、日本各国也不会长期容忍美元汇价过低，它们对美国的压力进行了抵制并多次表示不满。十二月初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期间，西德总理施密特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抨击说：事实上是共同体在通过买进美元，对美国的国际负债提供资金；这对欧洲经济改善没有好处，只会扩大通货膨胀。 瑞士国家银行行长也警告说，如果让美元继续下跌，将使世界范围的经济恢复陷入危险。此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由于美元贬值影响了他们的石油收入，有可能要求不用美元计价，或再次提高油价，或减少它们在美国的投资。这都将动摇美元的地位。 展望前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经济利益和货币政策上与其他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将继续发展。在新的一年中，西方货币市场上很可能刮起更猛烈的金融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