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深切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理论组 正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胜利召开，坚决拥护全会通过的各项重要决议的时候，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在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节日里，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了人民军队，领导全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推翻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领导全国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朱德同志的英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放光辉！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在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朱德同志始终同伟大领袖毛主席战斗在一起，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 朱德同志通过斗争实践，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无限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对红军的领导干部说：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在长征路上，他经常对同志们讲：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跟着泽东同志的路线一定胜利。在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运动中，他深刻地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建国以后，朱德同志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应当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领导。我们这一代，有毛主席掌舵，是党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朱德同志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在党内重大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总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同志严正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为我党领袖。他坚定地表示：我横直要跟泽东同志走。 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的斗争中，更表现出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地区会合后，毛主席、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确定继续北上，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并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张国焘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擅令部队南下，顽固坚持其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甚至另立中央，公开打起反党旗号。朱总司令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开会围攻朱总司令，威逼他发表反对毛主席和北上抗日的宣言，朱总司令严词拒绝，明确表示：“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朱总司令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中央，即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大节而不辱的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还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对朱总司令肆意打击，百般刁难，甚至蓄意陷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总司令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积极促进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进一步增强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当部队穿过草地，会师指日可待的时候，又擅令四方面军部队西进，并严密封锁消息。在这紧急关头，朱总司令当机立断，首先设法电告中央，接着召开紧急会议，揭露和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重新颁发了北上的命令。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是毛主席正确路线战胜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对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的高尚革命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朱德同志同毛主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衷心热爱毛主席，无限信赖毛主席，非常尊重毛主席的领导。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情，他总是坚决照办。每次外出工作，都是行前向毛主席请示，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也很尊重朱总司令，对他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为了革命的利益，朱总司令时刻把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放在心上。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毛主席、周总理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朱德同志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出发前，朱总司令亲自向警卫团领导同志交代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挑出来留在陕北；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动员，再三嘱咐：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朱总司令一向关心毛主席的健康，直到逝世前几天还惦念着向毛主席问好，希望毛主席保重身体。毛主席对朱总司令的关怀也无微不至，经常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在自己身体不好时还派人前去看望。林彪和“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恶毒诬蔑朱总司令。毛主席严厉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谰言，指出朱德同志是我们的红司令，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朱总司令最大的信任和爱护。 我们敬爱的总司令 在我军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中，朱德同志一直是我们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统帅军队、指挥作战的忠实助手之一。他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朱德同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自觉地走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九二七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以伟大的革命气魄，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武装斗争的革命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起义失败后，朱德等同志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艰苦转战于湘粤赣边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有些人经受不了考验，动摇离队。林彪就在这个时候当过可耻的逃兵。朱德同志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不怕困难和挫折，率领部队坚持斗争。他在江西天心圩召集部队讲话，指出：“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他还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强调要跟农民运动相结合，找个地方站住脚；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武装；要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自己。朱德同志这些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远见卓识，使大家看清了革命前途，增强了胜利信心。在转战过程中，大家得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毛主席也很关心南昌起义部队，派人寻找他们。一九二八年初，朱德等同志发动了湘南起义。不久，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部队上井冈山，毛主席亲自率领部队接应。四月二十八日，两支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从此，朱德同志和毛主席的名字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井冈山胜利会师，为进一步发展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对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在我军建设中，朱总司令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坚持古田会议确立的方针和原则。他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谈到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时说：“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他的历史的伟大任务。”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拒绝了国民党派遣政工人员的要求，始终坚持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解放后，他针对高岗鼓吹的“军党论”，指出：“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朱总司令历来重视政治工作，强调“不管军事技术如何发展，政治挂帅的经验是绝不会过时的”，号召人人做政治工作，不仅政治工作人员要做，军事工作人员也要做。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培育部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英勇顽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一贯倡导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教育和训练部队。他写下了许多军事著作，深刻阐述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号召“一切部队、一切军事学校、一切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本，作为教育的灵魂”。建国以后，朱总司令十分关心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亲自到海防、边防视察，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院校建设，对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我军建设和作战的根本依据”，古田会议决议“这些原则至今仍然适用”，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朱总司令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主席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 十年内战时期，在“围剿”和反“围剿”的反复斗争中，朱总司令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一九二八年的七圾岭战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直在前线指挥，红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垮了敌人两个师的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一九三○年，蒋介石以十万人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猖狂进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坚决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签发了“诱敌深入赤区待其疲惫消灭之”的作战命令，指挥红军全歼了国民党张辉瓒部，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接着，朱总司令协助毛主席指挥红军又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抗日战争中，朱总司令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持久战”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朱总司令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战一万多次，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朱总司令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的工作，对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围困，我解放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朱总司令根据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大力提倡“南泥湾政策”。他亲自到南泥湾勘察，研究制订开发规划，指导三五九旅把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推动了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八年抗战中，朱总司令协助毛主席指挥各个解放区战场，为发展人民革命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阴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命令我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朱总司令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连续签发七道命令，要我军向敌占区积极进攻，收缴日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朱总司令亲临华北前线指挥作战，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一九四七年，朱总司令指导晋察冀军区胜利地进行了清风店歼灭战和解放石家庄的攻坚战。在石家庄战役中，朱总司令战前亲自审问俘虏，调查敌军情况，研究战役部署，战后又亲自总结攻坚战的经验。在战略决战阶段，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一起协助毛主席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我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后，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朱总司令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直接威胁我国安全。朱总司令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亲自到部队作动员，听取志愿军战况汇报，检查物资准备，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关心战备工作，要求我军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后，朱德同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给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 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领导下，朱德同志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搞地下司令部，妄图篡党夺权。朱德同志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高饶的阴谋活动，反复强调加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朱德同志不仅在会上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且在会下对彭德怀进行批评教育，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朱德同志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四月，他在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讲话。他充满革命激情地说：“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当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的时候，朱德同志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还深入基层看大字报，参加群众大会，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大搞“打倒一切”，挑动“全面内战”，疯狂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时候，朱德同志严正指出，他们搞的那一套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他耐心教育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教育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中，朱德同志以铁的事实揭发批判林彪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强调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洞察其奸，严厉地批判了他们，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作了部署。朱德同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七六年初，朱德同志收到一封揭发“四人帮”的来信，认为事关重大，亲自写信连同来信呈送毛主席，态度鲜明地给予支持。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朱德同志坚决拥护，非常高兴，表示了他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朱德同志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作了巨大的努力。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他立即写信给毛主席表示完全拥护。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同志走遍全国，进行调查研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从四月到十二月的八个月时间内，他连续视察了包括新疆、青海在内的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地区，在炼钢炉旁，在人民公社的田野上，在部队的营房里，在哈萨克牧民的毡房中，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大力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朱德同志十分关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大力促进“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他两次到大庆视察，高度赞扬他们走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热情支持和爱护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是发展我国农业的最好办法。他特别关心边疆建设，走遍新疆戈壁滩上各个垦区，鼓励部队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改变边疆面貌。朱德同志还经常关怀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对于毛主席肯定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爱护备至，多次到那里视察、听课，称赞这个学校方向对头，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强调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要实行中西医结合，要重视广大赤脚医生的作用。他一贯提倡普及人民体育运动，强调体育事业要为人民服务，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他多次接见科学技术人员，勉励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破坏生产，破坏革命。朱德同志对此非常气愤，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时刻关怀着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嘱咐看望他的有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抓经济建设，把生产搞上去。 朱德同志把支援世界革命看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他代表党和国家出国访问，经常会见外宾和驻华使节，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他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不称霸”的教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朱德同志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老当益壮，永不停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他把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看作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迫切需要，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跟毛主席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别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刻苦钻研，认真作读书笔记，即使在旅途中和医院里也不间断。一九七六年一月，九十高龄的朱德同志，亲笔写了“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决心。他还经常用我党的历史经验和苏联变修的教训，教育干部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把革命的红旗传下去，这一辈子干不完，下一辈子接着干，世世代代干下去，一直干到共产主义。 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朱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和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早已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广泛传颂。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是“革命的老英雄”，是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朱德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九三九年，朱德同志所在党支部授予他“模范党员”的锦旗。他恳切地说：“我是个老粗，今天当了总司令，是党叫我当的。”他还常说：“我别无所求，只求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志愿。”这短短的几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在朱德同志宽阔的胸怀中，只有党，只有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坚定沉着，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在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中，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同一切违反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始终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为党为人民日夜操劳。在毛主席病重、周总理逝世后的困难日子里，朱德委员长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奋然甩掉手杖，更加紧张地从事国务活动。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多做工作，做就要做好。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带病会见外宾。病重时，还听读文件，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他还让秘书转告外交部，如有待签的国书，就马上送来，说：“我还能签。”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就是这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敬爱的周总理曾满怀革命战友的深情说，朱总司令“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 朱德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与广大群众心连心。他身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但总是置身于群众之中。他在党小组会上是普通党员，在连队里象普通战士，在人民群众中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战争年代，他经常和指战员一起行军，一起劳动。下连队时总要和战士们拉拉话，到伙房看看炊事员，还和大家一起打篮球。在长征路上，他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过草地时，有一次部队断了粮，一个随行的战士把特意保存下来的一小块牛肉送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不吃，把牛肉撕成条条，分给了周围的几个同志。那个战士担心总司令的健康，急哭了。朱总司令亲切地说：“革命是靠大家干的，大家都能走过这段艰苦的路程，革命才会有希望！”朱总司令不但从生活上爱护指战员，更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成长，耐心地帮助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在中央苏区，他手把手地教总部工作人员掌握参谋业务。在太行山上，他给干部讲游击战，日寇空袭时还在青纱帐里给大家讲辩证法。广大指战员从心眼里热爱自己的总司令，称赞他“爱兵如慈母，诲人是良师”。朱总司令每到一地，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接近人民群众，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他让部队尽力帮助解决。建国以后，他在视察山区时向有关部门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从山沟起家的，现在有些山区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要采取措施加快山区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他常说，我们国家有几亿人口，要时时想着人民群众。 朱德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战争年代，他经常和战士一样吃糙米野菜，穿粗布军装，住草棚窑洞。在井冈山，为了储备粮食粉碎敌人围攻，朱总司令亲自带领指战员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挑粮。大家看他整夜整夜地筹划作战大事，白天还要翻山越岭挑粮食，实在太辛苦，就偷偷拿走他的扁担。但朱总司令又砍了一条扁担，写上自己的名字，继续参加挑粮。从此，“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广为流传，鼓舞着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在延安，朱总司令扛起锄头，带头开荒种菜。在北京，他仍然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年过古稀又挑起扁担，和十万军民一起修建十三陵水库。井冈山的扁担，延安的锄头，一直传到北京城，生动地反映了朱德同志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朱德同志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常说，条件好了，不要忘本。他和全家每年都坚持吃几次野菜。他的住房需要修理，当管理部门提出建议时，他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他的衣服、鞋袜补了又补，逝世时还穿着旧衬衣。他对子女亲属要求很严，教育他们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立志做普通劳动者，不要搞特殊。有的同志考虑朱德委员长年高，需要照顾，把他的一个孙子调到北京。他很不高兴，严肃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坚持把孩子调走。朱德同志生前交代，把他节省下来的薪金全部交党费，不要留给孩子。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他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 人民的光荣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九四六年为朱德同志作了“人民的光荣”的光辉题词，高度赞扬了朱德同志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深刻指明了朱德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朱德同志的崇敬和爱戴。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就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及其优秀代表所经历的革命道路。他早年就从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一九○九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五年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云南起义。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救中国。为了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努力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断然放弃滇军旅长的职务，拒绝川军留他当师长的邀请，往返北京和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要求，遭到陈独秀的粗暴拒绝。但是，他毫不灰心，毅然远渡重洋，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研读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秋，经周恩来同志介绍，朱德同志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面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他英勇战斗，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朱德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先进代表，自觉地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他的伟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又自觉地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更是他的伟大。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我们缅怀朱德同志光荣战斗的一生，更加激起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无比仇恨。长期以来，他们恶毒攻击朱德同志，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林彪一伙明目张胆地把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会师，篡改为林彪率领部队上山会师。“四人帮”竟然规定，写南昌起义，写长征，不准出现朱总司令的名字。他们妄图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作用，否定我们党光辉灿烂的历史，以达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他们的反革命行径，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痛斥。历史是篡改不了的，朱德委员长的光辉形象是抹煞不掉的。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前留下的这些气势磅礴的诗句，充满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豪情和必胜信念，有力地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鼓舞我们不断攀登高峰，奋勇前进。我们纪念朱德委员长，要学习他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崇高品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军步伐，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以新的成就迎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八期）

第1版()专栏： 江西万年县领导干部深入后进大队开展工作推动全县 加快步伐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 据新华社南昌电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中，中共江西省万年县委十分注意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今年，县委领导干部亲自抓的三十个后进大队，革命、生产面貌都有迅速的改变。由于后进队迈大步，促进了先进，带动了中间，加快了全县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的步伐。 今年年初，县委在抓五个先进大队的同时，由县委书记和常委带队，抽调三分之二的县级机关干部深入到后进的三十个大队，深入细致地做好转化工作。这些大队之所以后进，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受“四人帮”“三反一砍”的流毒影响比较深。搞资本主义的人不臭，干社会主义的人不香；坚持学大寨的干部受气，破坏学大寨的坏人神气；劳力外流，副业单干，资本主义倾向严重。一句话，没有堵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针对这些问题，县委在做后进队的转化工作中，认真搞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县委书记汪成珠带领工作队到齐埠公社上汪大队蹲点。他们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这个大队资本主义的表现，归纳为十个方面，用群众的生动语言列出来，发动群众一条一条地进行批判。同时组织开展“两种社会两重天，两条道路两重天”的忆苦思甜活动，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从而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大队今年的早稻栽插和棉花种植无论数量质量在全县都是先进的。另外一些后进大队，通过深揭狠批“四人帮”，大批资本主义倾向，也都出现了劳力归田，五匠归队，人心思农，人心思干的喜人景象。 万年县委还狠抓后进大队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好学大寨的“火车头”。这三十个后进队过去由于班子“软、散、懒”，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例如，汪家公社山下大队是个后进队，大队干部认为后进的原因是老天灾情大，田瘦条件差，上级支援少，群众不听话。县委工作队深入群众去了解，群众反映说，“不是田不产，不是人不干，而是大队班子散了瓣”。原来，这个大队领导班子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三个正副书记心想不到一处，劲使不到一块，学大寨迈不开步。工作队发动群众帮助大队领导班子开门整风，狠批“四人帮”结帮篡权、结帮营私的罪行，使“一班人”提高了觉悟，增强了革命团结，带领群众团结战斗学大寨，革命和生产迅速好转。经过整党整风，目前三十个后进大队的领导班子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般能做到学习走在前，批判站在前，劳动干在前。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县委帮我们的“火车头”冲洗了灰尘，加足了油水，后进怎能不变先进呢？

第1版()专栏： 华总理电贺朱·理·贾亚瓦德纳就任斯里兰卡总理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七月二十六日打电报给朱·理·贾亚瓦德纳，祝贺他就任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电报全文如下：科伦坡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朱·理·贾亚瓦德纳先生阁下： 在你就任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表示祝贺，祝你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成功。我相信，中斯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增进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抓积极因素　促后进转化 湖南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团满腔热情帮助山区改变面貌 据新华社长沙电　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在工作中，坚持两点论，防止片面性，对后进单位不是消极地埋怨、指责，而是用心寻找当地的积极因素，满腔热情地做革命转化工作。工作团半年来在湘西、湘南山区工作。他们所到的地方，有比较先进的，有一般状况的，但多数是比较后进的。大家首先看到，这些地方多数是山区，林业、水力、矿产等资源十分丰富，生产潜力很大。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山区建设受到影响，与平原和湖区比较，发展速度不够快，面貌改变不大，山区资源没有充分开发出来。地处大山区的沅陵县，是一个潜力大的县份。去年，省委工作团的同志来到这里以后，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已经涌现出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有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向国家交售千斤粮，有的大队每户平均交售一头猪，有些公社一年增产百万斤粮食。事实表明，后进的地方并非一切后进。工作团的同志满腔热情地发掘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他们又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努力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学大寨工作团的同志十分注意抓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把坚持“三同”，作为搞好自身革命化的内容，作为联系群众、指导工作的一项重要方法。他们带头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各分团的干部在批判“四人帮”斗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带头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把深揭狠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一起抓，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这些社队揭批“四人帮”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遭到沉重打击，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学大寨工作团的干部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下乡半年多时间，每人平均劳动八十天左右，最多的已劳动一百二十天以上。凤凰分团党委副书记、红军老战士龚复兴，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光荣传统，坚持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他扛上锄头下地，背着粪筐拾粪，拿起鞭子放牛羊。群众高兴地说，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 学大寨工作团下去以后，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战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麻阳分团的经验是，尊重和依靠县委一元化领导，工作团切实当好参谋。他们不包办代替，在重大问题上，工作团和县委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中央的指示，充分讨论，统一认识。他们模范地贯彻执行县委的决议，虚心向当地干部学习，热情支持他们的工作，发现问题，就及时指出，共同提高。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他们就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敞开谈，求大同，存小异，一时统一不了的，就通过调查研究或向上级请示，求得统一。这个分团的党委书记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办事同县委商量。这种作风对工作团的干部影响很深，产生了好的效果。 省委带了头，全省跟着干。湖南省十三个地、市和所属各县，都分别组织了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先后有四万多名干部下到农业第一线，多数同志都蹲在后进的县、社、队。他们树雄心，立壮志，带头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一个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的你追我赶热气腾腾局面正在形成。

第3版()专栏：军史资料 八一南昌起义 今年八月一日，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培育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纪念日，也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建军节。 五十年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对蒋介石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决议，规定“八一”这一光荣的日子为我军建军节。一九四九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军制定军旗时指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对八一南昌起义做了充分肯定，同时指明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可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同卖国贼林彪勾结在一起，丧心病狂地篡改我军历史，反对毛主席关于应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解说的指示，恶毒地诬蔑领导南昌起义和对我军创建、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粉碎了“四人帮”，驱散了我国上空的乌云，我军又一次经受住了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考验，“八一”这一光荣的日子更加光辉灿烂。 （一）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把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迅速集中到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同志为前委书记。 当时，在北伐军——国民革命军中，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有：由共产党员叶挺同志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位于九江地区；由贺龙同志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位于九江地区；由共产党员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位于南昌市；以铁军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位于马回岭地区；此外，还有党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均位于武汉市。 正当这些部队准备向南昌集中时，国民党反动派中的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急令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阴谋趁机解除贺、叶的兵权。为了研究对策，贺龙、叶挺、叶剑英三同志，在鄱阳湖的一只小船上，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不去庐山开会，部队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的顺序，于二十六日迅速向南昌开进。七月二十七日，贺龙、叶挺同志率领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开进南昌，并根据敌军的分布情况，选择有利于起义的地点，分别驻扎下来。 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志到达南昌，住在花园角四号朱德同志的住宅里。其时先后到达南昌的，还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徐特立等同志，以及原来位于武汉的广东农军六百多人、武汉农政训练班七十多人。当日，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江西大旅社（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江西省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问题，决定起义于七月三十日举行。七月二十八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以贺龙同志为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为参谋长。各部队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形势教育和政治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阶级仇恨，并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 七月二十九日，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这时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已在庐山秘密商定，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等反动计划，并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就在这样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叛变革命当了蒋介石特务的张国焘，站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顽固地反对南昌起义。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九江后，连续给前委发了两份电报，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再决定。周恩来同志和前委其他同志认为，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各项准备工作应照常进行。 七月三十日，张国焘到了南昌，前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向他说明起义“什么都准备好了”。但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张国焘却大放厥词，反对起义，说什么“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起义须得张（即军阀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并要前委讨论他的错误主张。前委的同志对张国焘作了面对面的斗争，指出：起义“已经决定了，没有什么讨论的”。周恩来同志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主张，严厉地指出：起义绝对不能停止，还是干！我党领导的起义，绝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反对起义的错误主张被否定了。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原定于三十日起义的计划推迟了。三十一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妄图阻挠起义的进行。周恩来同志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予以驳斥。周恩来同志愤怒地说：“宣言还是由我来改！”又一次粉碎了张国焘破坏起义的阴谋。会议最后决定，起义于八月一日四时举行。 会后，立即进行了起义前的直接准备。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亲自出席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前委关于起义的决定，宣布了起义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起义的有关规定。 正当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加紧起义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现第二十军第一团的一个副营长向敌人告密。贺龙同志马上向周恩来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委果断地决定：从晚上九时开始全城戒严，起义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小时。 （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晨二时，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顿时，各起义部队的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向敌人，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声轰鸣，杀声四起。南昌在沸腾，在怒吼。 进攻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这里有敌人一个警卫团防守，与我第二十军指挥部只隔一条街。街西有一高达十二三米的鼓楼，要接近敌人，必须先通过鼓楼下的洞门。当我军发起进攻时，敌人依托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洞门，我进攻受挫。这时，贺龙同志和刘伯承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指战员遵照贺龙同志、刘伯承同志的命令，冒着敌人的火力，奋不顾身地爬上鼓楼旁边的居民屋顶，架起梯子，从侧面登上了鼓楼，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把敌人压缩在敌总指挥部内。经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部，其余敌人被我包围在敌总指挥部的后院里，走投无路，被迫缴械投降。 歼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的战斗任务，是由起义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和广东农军担任的。在起义战斗打响之前，朱德同志根据前委的决定，于三十一日晚将敌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民、第二十四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邀请”到大士院三十二号伪市长李尚庸住宅。晚上九时以后，埋伏在院外的十多名起义军战士冲进室内，把这三个家伙扣押了起来。这一行动，为顺利消灭敌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创造了条件。 在起义战斗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周恩来同志在枪林弹雨中，亲临松柏巷一所学校里指挥作战，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全体指战员，决心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 八月一日拂晓，枪声停止，起义胜利了。城市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怀着胜利的喜悦，纷纷到总指挥部贺喜，热情慰劳起义部队。“中国共产党万岁！”“起义军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南昌起义时，由于时间仓促，情况紧迫，没有来得及把起义的具体时间，通知驻在马回岭车站的第二十五师的有关同志。八月一日上午，前委派聂荣臻同志去该师第七十三团主持起义。聂荣臻同志到七十三团后，经过秘密紧张的工作，拟定了起义计划，决定利用午睡时间，以野外演习为名将部队带出驻地，于十八时前到达德安车站集结。下午一时，各部队走出营房，第七十五团在前，第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居中，第七十三团在后，迅速向德安前进。在德安，将乘火车追来的敌卫队营包围缴械。第二天部队开进南昌城，与市内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原驻武汉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因途中受阻，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后来分别到了江西和广州。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武汉分校（后改为教导团）参加了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胜利后，前委在原伪江西省府西花厅 （现长征路三三七号）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叶挺同志报告了起义经过，尔后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以及由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接着推举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当时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彭湃、徐特立、何香凝、苏兆征、郭沫若等二十五人组成，并以宋庆龄、贺龙、恽代英、郭沫若等七人组成主席团。 南昌起义部队和参军的工农群众，部分俘虏兵，在参谋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前敌委员会决定：贺龙同志为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为参谋长，郭沫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部队共十八个团又四个营，总兵力三万余人。 八月二日，革命委员会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中央委员宣言》以及革命委员会关于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等文件。下午二时，在皇殿侧体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到会群众五万余人。大会主席团由贺龙、叶挺、恽代英及各界代表组成。会场上彩旗蔽日，欢声雷动。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贺龙同志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话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最后，大会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拥护革命军！”的响亮口号声中结束。 （三）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恐惧。蒋介石慌忙从南京、武汉、广东等地调集反革命军队，妄图消灭南昌起义部队。在南昌面临反革命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计划退出南昌，进军广东，建立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 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和领导机关相继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不强，又加之气候酷热，山路难行，缺医少药，沿途我各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大。起义军中蔡廷锴的第十师，走到进贤地区时脱离革命，投降了蒋介石。十九日，起义军攻占瑞金。二十四日，攻克会昌。九月六日到达长汀。十八日，起义部队通过闽粤交界，出敌不意地占领了大埔、松口、三河坝地区。随后决定分兵，即由朱德同志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继续向潮州、汕头前进。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我军分别占领潮州、汕头后，前委决定再次分兵，以第二十军第三师率两个团和政治保卫处警卫团留守潮州、汕头；参谋团率第一师、第二师约六千余人继续西进，夺取惠州。 我军再次分兵后，敌人对我西进部队以及留守在潮州、汕头和三河坝地区的部队，分别发起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再加上我军粮弹不足，西进部队在汤坑受挫，撤至揭阳，十月二日转至乌石。汕头我军在打退了帝国主义舰炮火力支援下的敌海军陆战队的进攻以后，西进至乌石，与主力会合。十月三日，我军在乌石遭敌突然袭击，经激战，一部冲出重围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一部在陆丰附近地区又陷入敌人重围，广大指战员与敌浴血奋战，虽大量杀伤了敌人，但多数同志壮烈牺牲。潮州我军英勇地抗击了敌人三个师的进攻后，实施突围，其中一路四、五百人进至饶平（现三饶）。三河坝我军经三昼夜的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我军也付出很大代价，十月三日胜利突围，与潮州突围的部队在饶平会合。 为了保存革命军队的种子，迎接革命的新高潮，朱德、陈毅等同志将突围出来的部队收拢起来，加以整顿，决定迅速退出广东，进入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的部队，从粤北进入湘南地区。经和湘南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后，举行了湘南起义，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发展了革命力量。但起义后，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干扰，在湖南和广东敌人优势兵力的夹击下，部队遭到挫折。在此以前，起义军已得知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决定率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宜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五县农军随行。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的接应和掩护下，南昌起义保存的部队到达砻市。至此，毛泽东同志和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会师以后，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两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军，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军辖两个师六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不久又整编为军直辖四个团，全军共六千多人。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我党的战争史时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高举马列主义武装斗争的大旗，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使中国人民在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南昌起义，由于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南下广东。结果，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起义军主力遭到了失败。 南昌起义保存的部队到了井冈山以后，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走上了建军和革命的正确道路，获得了新生。 （转载《解放军报》，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新华社通讯员摄 这是“八一”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同志办公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摄 这是“八一”南昌起义时贺龙同志的指挥部旧址。 新华社记者摄 这是朱德同志在南昌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专栏： 歌颂十届三中全会 （满江红） 郭沫若治国抓纲，符民意，英明决策。长鼓荡，东风习习，红旗猎猎。一瞬四人帮粉碎，普天国际歌洋溢。起贤才，八亿一条心，同建国。云水怒，风雷激；反双霸，齐努力；把第三世界，联为铁壁。完成四个现代化，实现三年大治业。再坚持，二十个春秋，宏图奕。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

第4版()专栏： 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响应华主席加强科研工作的号召 决心攀登医学科学高峰战胜恶性肿瘤 卫生部在京召开全国肿瘤防治工作会议，交流经验，制定规划，加强肿瘤防治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实现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攻克癌症顽固堡垒 新华社讯　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正在探索一条我国自己的防治研究恶性肿瘤的道路，决心攀登医学科学的高峰，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恶性肿瘤（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是世界各地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我国肿瘤病的防治研究工作，是解放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下逐步开展起来的。敬爱的周总理就曾指出：“癌症不是一种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防治研究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英明领袖华主席最近发出关于加强科学研究的号召后，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欢欣鼓舞，决心树雄心、立壮志，去夺取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新胜利。 目前，卫生部和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肿瘤的防治研究机构。河南省林县、广东省中山县、江苏省启东县等肿瘤高发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县、社、队三级防癌网。上海市、北京市以各级肺结核防治机构为基础，建立了肺癌防治网，既防治肺结核，又防治肺癌。一些设备比较简陋的农村公社医院或城市地段医院，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积极开展肿瘤的防治工作。一支有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和赤脚医生、红医工、基层卫生人员参加的肿瘤防治研究队伍，正在成长壮大。这支肿瘤防治研究大军深入农村、工矿和肿瘤高发区，开展大规模的肿瘤流行病学、病因学调查，为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做了大量工作，对降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起了很好的作用。 肿瘤流行病学是研究肿瘤在人群中的分布规律、流行原因和预防措施的一门预防医学。肿瘤流行病学调查是开展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基础。我国肿瘤防治专业队伍同广大赤脚医生一起，几年来完成了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五亿多人口地区的肿瘤死亡回顾调查，逐步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发病情况和分布特点，为研究肿瘤的发病原因和预防措施提供了大量数据。在这种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还对一些肿瘤高发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多学科的病因综合考察，广泛收集了这些地区的气象、气候、地理、地貌、水文地质、土壤、植物与作物分布、生产特点以及群众的经济生活状况、饮食习惯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一些病因线索，并针对这些线索，积极采取了预防措施。我国在几年内完成了这样大规模的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因综合考察，这在国内外抗癌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实行领导、群众、专业人员三结合，开展多学科、多兵种、多部门的社会主义协作，对肿瘤防治大打群防群治的人民战争的结果。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各地在肿瘤防治工作中，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人员深入现场开展大面积的普查，不断改进和革新早期诊断方法，提高了早期诊断率，使一些病人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现在，对食管癌、肝癌、鼻咽癌、宫颈癌等重点肿瘤的早期诊断水平都有所提高。有的已能从毫无自觉症状的病人身上，发现很早期的肝癌、食管癌和肺癌。我国肝癌标本体积最小的只有零点五厘米，相当于一粒黄豆大。我国医务人员用自己创造的“拉网法”在一些地区普查食管癌时，能使百分之九十的食管癌病人都能得到准确的诊断。用这种方法还提高了贲门癌细胞学诊断的阳性率，对解决贲门癌早期诊断作出了贡献。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可以大大提高恶性肿瘤的治愈率，降低死亡率。河南省林县医院手术治疗一百七十例早期癌症病人，一百五十三人已生存五年以上，其中九十三人随访八年，没有复发，大多数人参加了生产劳动。各地通过市、县和基层妇幼保健组织，开展群防群治，使宫颈癌的治愈率普遍提高。上海市纺织系统十五年来坚持普查宫颈癌，百分之九十六的病人手术后可以生存五年以上。鼻咽癌、肝癌的治疗效果也在不断提高。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肿瘤形成以前，往往有癌前病变。及时发现和治疗某些部位的溃疡、糜烂、增生、息肉和癌前病变，有利于降低肿瘤的发病率。一九六九年以来，上海开始重视对宫颈炎与癌前病变的治疗，使宫颈癌的发病率明显下降。现在，有些防治点正在把肿瘤防治与农村卫生革命、爱国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努力降低肿瘤的发病率。 我国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研究生产抗癌药物和诊断治疗肿瘤用的仪器设备。我国除了生产出国际上常用的几十种有效抗癌药物以外，还从中草药中寻找了一些有效的抗癌药。诊断治疗肿瘤用的一些较大型的仪器设备，我国基本上也能生产。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肿瘤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但是广大科技人员战胜重重困难，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对病毒病因、化学病因、霉菌病因和遗传病因进行了研究，成功地培养出食管癌、肝癌、鼻咽癌、白血病等细胞株，为药物筛选与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等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他们还在世界上首次培养成功鼻咽癌上皮细胞株，为病毒病因研究作出了贡献。 各地医药卫生科技人员积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各种常见肿瘤，开始改变单纯依靠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的治疗方法，并已取得一些临床效果。 我国的肿瘤防治研究工作，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被认为是“高、精、尖”的课题，只依靠少数人关在实验室里搞，结果成效不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肿瘤防治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广大医药科技人员深入肿瘤高发区，建立了三十多个现场防治研究点。他们在当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现场的防治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调查发现的病因线索，提出预防措施，工作步步深入，路子越走越宽广。林彪和“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亲信，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封锁和对抗周总理对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指示。严重破坏和干扰了对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四人帮”反党集团甚至妄图取消肿瘤防治研究队伍，毁掉肿瘤标本和资料，取消合理的规章制度。今天肿瘤防治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是广大医药科研人员冲破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取得的胜利。 最近，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肿瘤防治工作会议。代表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揭发批判了 “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亲信篡党夺权，破坏卫生革命，破坏肿瘤防治研究工作，打击迫害科技人员的反革命罪行，交流了肿瘤防治工作的经验，制定了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规划。代表们认真学习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指示，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说，肿瘤确实是一种难治之症，但不是“不治之症”。它既然是客观事物，就终究会被人们所认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一定不辜负华主席的殷切期望，学习大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干快上，早日攻克癌症这个顽固堡垒，为尽快实现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而努力奋斗。

第4版()专栏：短评 切实加强癌症防治研究的领导 “把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出席这次全国肿瘤防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强烈的要求，也是恶性肿瘤病人的热切愿望和呼声。 恶性肿瘤就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癌症，这是一种发病率、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医药卫生科研人员对于防治这种疾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限于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癌症仍然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各级党委、各级卫生部门党组织万万不可把它当成单纯的科研项目，或者当成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不治之症，而应当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认真地、切实地抓好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 癌症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只不过比我们已经完全认识了、已经掌握了丰富的防治办法和经验的那些疾病防治要困难一些。很多事实证明，只要注意抓“三早”（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癌症同样是可以治愈的。即使一些条件差、技术水平不高的街道医院和公社医院、赤脚医生和红医工，也能够对癌症的防治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肿瘤防治研究工作能不能搞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是不是重视它，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它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里面，认真研究这项工作的大政方针，端正方向、路线。在于领导有没有雄心壮志，敢不敢率领广大医药卫生科研人员迎难而上，攀登肿瘤防治研究的科学高峰。在于领导能不能用党的方针、政策调动医药卫生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善不善于为医药卫生科研人员创造攻克癌症的条件，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给他们以帮助和支持。在于领导有没有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不是鼓虚劲，而是鼓实劲，不是口头上解决问题，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问题。 只要各级党委对癌症防治研究工作切实加强了领导，牢记周总理的殷切期望：“你们这一代应该把癌症攻下来，我们有中西医结合嘛”，“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我们相信，我国的医药卫生科研人员一定会把癌症攻下来。华主席最近指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有社会主义制度，有现在这样一支科技队伍，有八亿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应当有信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已经初步摸索出一条我国自己的肿瘤防治道路：把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工矿，深入肿瘤高发的现场，做到防治与研究结合、临床与基础结合，上下结合；在肿瘤防治研究工作中运用中医理论来指导治疗，同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相结合；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狠抓“三早”，把肿瘤防治与农村卫生革命、爱国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工作结合起来；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加快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步伐。这些，都是我国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独有的特点，也是我国攻克癌症的有利条件。让我们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并且吸收外国先进的经验，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时间，抢速度，早日攻克癌症这个顽固堡垒，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第4版()专栏：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团 尼驻华大使为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以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执行秘书朱布里·阿米努博士为团长的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依菲提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负责人李琦涛，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珩、尹尚志。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为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团来华访问，尼日利亚驻华大使坦科·优素福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教育部负责人李琦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马石江、何功楷、尹尚志等应邀出席。席间，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共祝中尼两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会见加纳全国宪章委员会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以加纳政府新闻部长、全国宪章委员会主席派克·亚尼上校为团长的加纳全国宪章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加纳驻中国大使艾杜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侯甸、梁耕、贾继周。（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加纳全国宪章委员会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古布隆部长率领毛里求斯代表团到京 陈慕华部长举行欢迎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由经济计划发展部部长古布隆率领的毛里求斯代表团，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外经部部长陈慕华、副部长程飞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外经部长陈慕华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毛里求斯经济计划发展部长古布隆率领的代表团。 陈慕华部长在宴会上祝酒时，热情赞扬中毛两国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建立的深厚友谊。古布隆部长在祝酒时说，正当中国卓越的领导人领导你们战胜黑暗势力，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进行庆贺的时刻，我们来到中国访问感到特别高兴。他说，我相信，这个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二位副主席领导下，将战胜任何困难，胜利前进。 出席宴会的有外经部副部长程飞，有关方面负责人段士楷、吕学俭、周明基、葛继常、李树藩、吴桓兴等。

第4版()专栏： 为纪念加拿大武装部队日 柏大力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为纪念加拿大武装部队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柏大力上校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有关方面负责人林平、张秉玉、孙锁昌。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和夫人出席了招待会。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4版()专栏： 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以日本众议员楢崎弥之助为团长、参议员竹田四郎为副团长，参议员久保亘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代表团，二十五日离京回国。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伴正一等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我新任驻埃及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姚广，今天离京赴任。

第4版()专栏： 我驻马耳他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程之平今天乘飞机离京赴任。

第4版()专栏： 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抵京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今天乘飞机抵京。

第4版()专栏： 旅美、加的台湾同胞男篮同北京体院男篮举行友谊赛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旅居美国、加拿大台湾同胞男子篮球队同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篮球队，今天下午进行了友谊比赛，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路金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主任蔡啸，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韫、钟师统、赵斌、毛镇涛、王文忠，观看了比赛，并在比赛前会见了旅居美国、加拿大台湾同胞男子篮球队领队王立青和全体队员。 比赛在紧张而友好的热烈气氛中进行。

第4版()专栏： 旅日台湾同胞棒球队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以陈文贵为领队的旅居日本的台湾同胞棒球队，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邀请，回国进行参观访问和友谊比赛，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路金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主任蔡啸，有关方面负责人魏明、王文忠，在京的台湾同胞代表陈炳基、陈丁茂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棒球运动员。

第5版()专栏： 第三世界国家努力争取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香蕉生产国组织将成立阿拉伯矿产资源组织制订章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和加勒比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分别举行会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雅温得消息：参加《洛美协定》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香蕉生产国最近在喀麦隆的杜阿拉举行部长级会议，就同欧洲共同市场九国的香蕉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原则上决定建立“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香蕉生产国组织”。 喀麦隆经济和计划部副部长纳赫·罗贝尔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呼吁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香蕉生产国加强团结，一起来提醒欧洲共同市场国家承担在《洛美协定》中规定的义务。同时，他指出，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影响香蕉的生产和推销的障碍。 纳赫·罗贝尔副部长还提出建立一个香蕉生产国协调共同行动的机构，以便参加关于制订国际香蕉问题协定的谈判。 新华社拉巴特电阿拉伯矿产资源组织制订了章程，并在七月十五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签字仪式。十二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一章程是今年四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矿产资源组织第三次会议上草拟的。它规定建立阿拉伯矿产资源组织的目的是在矿产资源方面协调阿拉伯的努力，和交换有关实现共同计划的资料、情报和研究情况。这一机构将设在拉巴特。 新华社拉各斯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电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拉各斯举行。 尼日利亚空军参谋长多科宣读了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为会议致的开幕词。奥巴桑乔指出，世界上一些大国更有兴趣的是维护它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利益。我们决心致力于国内和集体的自力更生。他重申：“我的政府准备随时尽我们所能，为保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功，作出贡献或牺牲。” 有十六个成员国的部长和专家出席　会议。尼日利亚联邦经济发展部长奥·阿德沃耶当选为这次会议主席。 七月二十三日，部长理事会发表一项公报说，会议批准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技术和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研究贸易和关税、研究交通运输和电讯以及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情况进行普遍调查的建议。会议授权执行秘书就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交通运输和电讯等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建议。 公报说，会议考虑了为合作、补偿和发展基金提供资金的建议，并且通过初步为这项基金提供五千万美元。 公报还说，与会代表对佛得角共和国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表示祝贺。 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于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后，佛得角共和国已被接纳为这个组织的第十六个成员国。 新华社乔治敦电　加勒比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不久前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举行。会上讨论了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形势以及维护本地区团结的问题。 主持会议的蒙特塞拉特岛首席部长奥斯汀·布兰布尔在讲话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转嫁危机和通货膨胀，本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加强加勒比地区在经济和贸易合作方面的团结一致就更加重要。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六日发布的新闻公报说，部长理事会充分讨论了当前影响共同市场活动的问题，并明确了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共同点。会议听取了关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食糖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并表示支持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食糖生产国关于确定新的合理的糖价的立场。 会议期间，部长们还讨论了由于某些共同体成员国当前面临支付平衡的困难而引起的限制进口问题以及为加速本地区正在争取独立的岛屿的工农业发展而采取的具体措施问题。

第5版()专栏： 第三世界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反帝反殖 委内瑞拉外长重申同第三世界国家增进团结维护民族主权 菲律宾外长表示要加强同非洲国家关系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 新华社加拉加斯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电　委内瑞拉新任外交部长西蒙·阿尔维托·孔萨尔维七月十九日发表讲话说，他在接任外交部长后，将重申拉美一体化、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支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原则。他还说：“我们将继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对其海底自然资源行使主权的概念。” 曾任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位新外长是在华盛顿向委内瑞拉《国民报》记者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委内瑞拉的对外政策“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要重申由共和国总统制订、前外长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一直奉行的基本政策。” 新华社马尼拉电　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普·罗慕洛七月十六日在碧瑶市发表讲话说，菲律宾正在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罗慕洛说，同非洲人交朋友，对菲律宾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谈到菲律宾同非洲国家都曾经遭受殖民大国的统治。他说：“我们正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我们都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同他们都是第三世界的成员，并且正一起为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奋斗。”罗慕洛说：“正因为如此，马科斯总统正开始采取一项新的外交行动。这一外交行动将不仅使我们同非洲更密切地联结起来，而且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同第三世界的团结。” 罗慕洛在六月底到七月初访问了非洲的加蓬共和国。六月二十九日，他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菲律宾坚定不移地支持非洲人民争取解放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

第5版()专栏： 南朝鲜政党和知名人士揭露朴正熙集团“部分释放”阴谋 要求立即全部释放被监禁的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 朝《劳动新闻》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南朝鲜傀儡集团增加军事“援助”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电　汉城消息：南朝鲜在野党民主统一党七月十八日发表声明指出，朴正熙集团对被监禁的南朝鲜民主人士采取“部分释放措施”，“是愚弄国民的欺骗行为，而不是旨在恢复民主的有诚意的措施”。 声明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关在监狱中的所有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声明说，因违反所谓“紧急措施”而被囚禁的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是无罪的。 以发表《民主救国宣言》而被监禁的南朝鲜民主人士的家属为主组成的“囚禁者家属协议会”七月十八日也发表声明，要求朴正熙集团取消“紧急措施”，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囚禁的全部政治犯。 因发表《民主救国宣言》而被判刑的一些南朝鲜知名人士，最近也发表谈话，谴责朴正熙集团进行所谓部分释放政治犯的欺骗活动。被关在庆尚南道晋州监狱的金大中，七月十八日在会见为他辩护的律师时指出，以所谓“释放”为诱饵，让《民主救国宣言》的发表者写所谓“悔过书”，强迫他们承认要求民主和人权的斗争是“犯罪”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金大中表示，他不会被朴正熙集团的“宽大”阴谋所欺骗，并将继续进行斗争。被监禁的前延世大学教授徐南同和前高丽大学教授李文永，也表示“绝对不能写悔过书”，坚决拒绝朴正熙集团的所谓“宽大处分”。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七月二十二日发表评论，谴责美国国防部要求把鬼怪式战斗机、直升侦察飞机、驱逐舰、导弹和大炮等武器交给南朝鲜朴正熙集团的“建议”。 评论说：“这表明，美帝国主义者仍然热衷于准备新的朝鲜战争。” 评论说：“美帝的这种行为，事实上给朝鲜和亚洲的和平带来严重威胁。” 评论指出：“美国在口头上标榜和平，而行动上却另搞一套。”评论说：“美帝国主义必须停止对南朝鲜傀儡集团增加军事‘援助’和提供新的杀人武器，必须抛弃它的侵朝野心，并早日滚出南朝鲜。” 据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劳动新闻》七月十七日发表文章指出，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最近鼓吹的所谓“交叉承认论”，是企图制造“两个朝鲜”的罪恶阴谋的产物。 文章说，所谓大国“交叉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是一个罪恶的论调。它“是在‘承认’的幌子下，让南朝鲜傀儡政权披上某种独立‘政权’外衣，从而使‘两个朝鲜’成为既定事实。

第5版()专栏：斐济通讯 满载友谊访斐济 ——记重庆杂技团在斐济访问演出 演出快开始了，在剧场售票处窗口外还有人等在那里。尽管窗口贴着“票已售完”的通告，他们抱着最后的希望想买一张票，观看重庆杂技团在斐济首都苏瓦的最后一场演出。但实际上，票早在三天以前就卖完了。 重庆杂技团从六月十四日到达苏瓦以来，已经演出了六场。他们的精彩表演成为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人们热情赞扬中国杂技演员的技艺。苏瓦市市长罗科索伊对杂技团团长说，斐济各个民族喜爱你们的演出。 在剧场里观看最后一场演出的有斐济族、印度族和其他民族的观众，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在靠近乐池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老人，他多次来看演出。他不仅喜欢重庆杂技团的杂技表演，还很喜欢音乐伴奏。今天他特地带来了一架录音机，要把伴奏的音乐全部录下来。 演出开始了。从“蹬技”、“钻圈”到“平衡造型”、“踩球”，演员们干净利落地表演了各种复杂而又优美的动作，赢得了观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八名男演员表演爬竿，一会儿飞快地从两根高竿上爬上，然后又落下，一会儿又准确地从一根竿跃到另一根竿，充分显示了机智、勇敢的精神，使观众赞赏不已。一位在剧场搞了二十年音响的舞台工作者说，这样满场的掌声在斐济是少见的。节目演完了，观众依依不舍，不愿离去。一位女演员唱起了斐济民歌《依萨莱》。这是一首人们在告别时唱的歌。观众有的轻声和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位工人高兴地说，“我们斐济人听了高兴”。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一定得再来啊。” 六月二十四日，重庆杂技团来到斐济第二大城劳托卡访问演出。一九七五年这里曾经接待过中国广东足球队。今天中国重庆杂技团又来到这里，使劳托卡人民十分高兴。杂技团原定在劳托卡为学生演出两场。附近地区的学校得知后，也纷纷前来订票。杂技团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决定利用休息时间加演一场。消息传开，劳托卡市和附近地区的一万五千多名学生很高兴。许多看完演出后来到后台和演员热烈握手，表示感谢。中国演员在演出中不怕苦，不怕累。他们为了保证按时开始演出，在经过长途旅行之后，顾不上休息就去装台和练功。他们表示，能够为劳托卡人民和学生演出，为了中斐两国人民的友谊，流点汗，累一点，心里也是高兴的。劳托卡一位接待人员说，“在劳托卡学生的心底里，记着斐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重庆杂技团在斐济访问的日子里，处处感到斐济人民的友好情谊。无论演员走到哪里，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向他们微笑招手。一些看过演出的人见到了中国演员总是问长问短，询问他们生活是不是过得惯。杂技团在离开斐济的前一天特地应邀到据传是第一个斐济人登岸定居的维塞塞村演出。村民们为杂技团举行了欢迎贵宾或节日庆贺时举行的传统的“亚库那”仪式，敬献了“亚库那”酒，并表演了斐济民族舞蹈。 劳托卡的一家餐馆担负了为中国演员供应饭食的任务。二十四日晚上当演员们一踏进餐馆大门，看到迎面墙上贴着用中文写的“热烈欢迎中国杂技团”几个大字，餐室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门上还贴着杂技团到达苏瓦和在苏瓦演出的照片。餐馆主人为了使演员们吃好，事先特地赶到苏瓦了解演员们的饮食习惯和要求，订出了演员在劳托卡停留七天的全部菜单。 七月二日重庆杂技团就要离开劳托卡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了，旅馆的女服务员马蒂依依不舍。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去看望中国客人。她对中国演员说：“你们再多留一些日子该多好啊”。中国演员送给她一枚北京天安门纪念章，别在她胸前。她说：“当我看到这枚纪念章时，我就会想到你们。” （新华社）（附图片） 图为重庆杂技团在斐济第二大城市劳托卡演出结束后，斐济女青年给中国杂技演员戴花环。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首届世界篮球教练代表大会在西班牙举行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第一届世界篮球教练代表大会七月四日至十一日在西班牙圣克鲁斯港举行。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成立世界篮球教练协会，并签署了“大会特别会议纪要”和协会的“原则声明”。 以钱澄海为团长的中国篮球教练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 在七月七日的特别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同意成立世界篮球教练协会，并要求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予以承认。大会通过决议把世界篮球教练协会的会址设在西班牙，并且决定一九七九年在意大利举行第二届世界篮球教练代表大会。大会任命国际篮联副主席、法国篮球协会主席罗贝尔·比斯内尔为世界篮球教练协会名誉主席，选出西班牙著名篮球教练佩德罗·费兰迪斯·冈萨雷斯为该协会的主席，中国、埃及、巴西、意大利、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为该协会的副主席。 大会期间，十六位代表作了有关篮球运动的专题报告。中国代表团团长钱澄海在七月八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篮球运动训练方法研究的报告。 以钱澄海为团长的中国篮球教练团在出席世界第一届篮球教练代表大会后于七月十二日乘飞机离开马德里回国。

第5版()专栏： 世界杯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在日本举行 新华社东京电　一九七七年世界杯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七月七日下午在日本东京举行。 日本排球协会名誉会长西川政一、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保罗·利博、国际排联竞赛组织委员会主席西南·厄尔德姆等出席了抽签仪式并讲了话。 抽签结果：女子甲组：日本（种子队）、美国、中国、匈牙利；乙组：苏联（种子队）、古巴、南朝鲜、秘鲁。 男子甲组：日本（种子队）、南斯拉夫、巴西；乙组：波兰（种子队）、加拿大、中国；丙组：苏联（种子队）、墨西哥、南朝鲜；丁组：古巴（种子队）、埃及、保加利亚。 世界杯排球锦标赛的预赛已在今年初分区举行，半决赛和决赛将于今年十一月在日本举行。

第5版()专栏： 第一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九月在巴西举行 新华社讯　第一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将于今年九月四日至十七日在巴西举行。 来自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加这届锦标赛。 根据抽签结果，中国男、女队将分别在男子第一组和女子第一组中进行第一阶段的比赛。具体分组情况如下： 女子： 第一组：中国、墨西哥、玻利维亚、苏联； 第二组：日本、加拿大、阿根廷、西班牙； 第三组：巴西、沙特阿拉伯、哥斯达黎加、土耳其； 第四组：美国、秘鲁、巴拉圭、南朝鲜。 男子： 第一组：中国、墨西哥、委内瑞拉、西班牙； 第二组：沙特阿拉伯、阿根廷、美国、苏联； 第三组：日本、哥伦比亚、秘鲁、海地； 第四组：巴西、巴拉圭、加拿大、南朝鲜。

第6版()专栏： 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举行会议 重申全力支持南部非洲人民解放斗争 赞比亚国防军粉碎史密斯种族主义军队挑衅 新华社卢萨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电　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七月二十五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会议重申全力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安哥拉等国总统或副总统以及一些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前线国家主席、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会议结束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会议情况作了介绍。他说，前线国家将继续尽一切办法向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提供支援。 在谈到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时，尼雷尔总统重申：前线国家将全力支持武装斗争。 尼雷尔总统代表前线国家呼吁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在同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新华社弗里敦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电　据塞拉利昂《国家新闻公报》报道，塞拉利昂总理卡马拉—泰勒七月十九日重申塞拉利昂支持非洲解放运动争取非洲未解放地区摆脱殖民主义的斗争。 卡马拉—泰勒总理是在接见坦桑尼亚驻这里的高级专员时说这番话的。他还希望非洲解放运动领导人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解放力量。他说，非洲国家必须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团结战斗。 新华社卢萨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电　赞比亚国家宫发言人二十二日晚发表声明宣布，最近赞比亚国防军又粉碎史密斯种族主义军队的一次挑衅，并使敌人遭到伤亡。 声明说，七月十七日清晨六时，罗得西亚沿赞比西河的卡涅姆巴兵营的军队无端向这条河对岸的赞比亚一侧的费拉边境哨所开火。防守费拉哨所的赞比亚部队以迫击炮进行还击，摧毁敌军这座兵营。 声明指出，罗得西亚反动政权这座兵营曾受到罗得西亚境内津巴布韦自由战士的袭击。声明谴责史密斯军队为了对自由战士进行报复，竟然向赞比西河对岸的赞比亚边境哨所开火的行径。

第6版()专栏： 吉布提同法国签署临时军事议定书 规定吉布提遭到侵略时，驻吉法军参与抵抗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据最新一期法国《今日军队》杂志（七—八月号）报道，吉布提共和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签署了临时军事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外国军队进行侵略的情况下，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根据共同协定所确定的条件，以法国驻吉布提共和国领土上的军队参与抵抗。” 议定书还规定，法国驻吉布提军队总数将逐步减少为四千一百五十人，“法国驻吉布提的军队不得参与维持或恢复秩序的行动”。 这项临时军事议定书是六月二十七日在吉布提签署的。吉布提总统哈桑·古莱德和法国合作部长罗贝尔·加莱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另据报道，在签订这项临时军事议定书的同时，吉布提共和国还同法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和有关民航、经济等方面的协定。哈桑·古莱德总统在签字仪式前的讲话中指出，吉布提今后将在平等和相互完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同法国的关系。法国合作部长罗贝尔·加莱表示，法国已决定在严格尊重主权的情况下，尽力给吉布提以援助。他还说：“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有权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

第6版()专栏： 日本渔民乘渔船举行海上示威 要求政府不签订有利于苏联的渔业临时协定 日政府总理府总务长官强调要一揽子收回北方四岛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电　日本千叶、茨城两县的渔民一千多人，七月二十六日乘坐一百八十九艘渔船，在千叶县附近海面举行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签订有利于苏联、损害日本近海渔民利益的苏日渔业临时协定。 这次海上示威是在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即将来日本签订苏日渔业临时协定之前举行的。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渔民得知，在东京举行的苏日渔业谈判中，苏联要求用它的渔船捕捞的?鳕鱼同日本渔船捕捞的沙丁鱼在海上进行交换，而且苏日双方即将就这一点达成协议。千叶、茨城两县的近海渔民认为，日本的几十吨的小船靠近苏联的上万吨的大船在海上装卸交换的鱼，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这样做，有可能使沙丁鱼的资源枯竭。同时，这将使日本的沙丁鱼加工工业遭受沉重打击。 千叶县渔业界代表约三十人七月二十六日前往日本政府水产厅请愿，要求不签订损害日本利益的苏日渔业临时协定。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日本政府总理府总务长官藤田正明七月二十一日前往北海道的根室市眺望了一水之隔的北方领土，再次强调要一揽子收回北方四岛。 据共同社报道，藤田总务长官当天访问了位于北海道最东端的根室市纳沙布地角，在“望乡之家”听取了当地人士关于北方四岛现状的介绍，并通过望远镜了望了北方领土，亲眼看到了正在纳沙布地角与水晶岛之间活动的苏联武装监视船。藤田说：“看到苏联监视船至今赖在那里，我感到，战后这么长时间尽管为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作了努力，但未能实现，令人遗憾。” 藤田当天在根室市会见记者时针对只要求归还齿舞、色丹两岛的论调，强调指出，日本将始终坚持要苏联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他宣布，为了加强和扩大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将于今年十月举行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月。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电　日本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船采取捍卫领海主权的措施，七月二十日对一艘侵犯日本领海的苏联渔船进行了现场检查。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七月二十日下午，日本稚内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船，在北海道礼文郡须古屯地角以北约十八公里处，发现了一艘侵犯了日本领海的苏联渔船。稚内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船立即命令苏联渔船停下，并对它进行了现场检查。日本已宣布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实施十二浬领海。日本巡逻船的检查人员提醒苏联渔船注意，今后不准侵犯日本领海。

第6版()专栏：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代表强调 武装斗争是解放南非的主要战略 南非数千学生罢课抗议反动当局的种族歧视教育制度 新华社哈博罗内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据博茨瓦纳报纸《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报道，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代表戴维·西贝科最近在哈博罗内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说，武装斗争是解放南非的主要战略，其他的只是补充手段。 西贝科驳斥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不久前发表的关于南非政权不能被游击战争所推翻的断言。他指出，南非人民自己才有权谈论解放阿扎尼亚的斗争问题。 西贝科说，南非全国性的暴动已使白人政权惶恐不安，索韦托学生示威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新华社哈博罗内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电 比勒陀利亚消息：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阿特里德格维尔等非洲人居住区，数千名黑人学生七月二十五日举行罢课，抗议南非反动当局的种族歧视教育制度。 据报道，约二十所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罢课斗争。这次罢课的决定是七月二十四日在学生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学生领导人认为，“要使（南非）当局有所反应的唯一办法就是罢课，直至这一制度得到改变为止”。 南非当局虽曾出动大批警察对罢课学生进行镇压，但罢课斗争仍继续进行。（附图片） 南非学生举行示威，愤怒烧毁种族主义当局的汽车，抗议种族歧视。

第6版()专栏： 埃及总统下令停止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电　开罗报纸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二十四日晚上下令停止对利比亚的一切军事行动。 据报道，埃及和利比亚之间在七月二十一日爆发了军事冲突。 萨达特总统是在亚历山大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开始会谈后发布停火令的。布迈丁总统在的黎波里同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举行了紧急会谈后于二十四日晚来到亚历山大。 科威特外交大臣艾哈迈德也于二十四日晚来到开罗。他说，他带来了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给萨达特和卡扎菲的信。 自从埃及和利比亚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等都先后发出呼吁或进行活动，希望埃及和利比亚停止冲突，防止两国关系恶化。

第6版()专栏：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佩特罗维奇病逝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杜尚·佩特罗维奇—沙奈七月二十一日因病在贝尔格莱德逝世。

第6版()专栏： 从石油风波看“大家庭”的“合作” 鹤行 不久以前，经互会各成员国的头头们在华沙举行了该组织的第三十一次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大吹了一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合作”，说它是“国际经济关系史上还从未有过”的“国际合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国人民最强大的大家庭”。 在柯西金大吹法螺的时候，会议厅内传出了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对于苏联去年不按计划提供原料、石油，使它们大吃苦头的怨言。在一些记者的追问下，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副总理，不得不承认，有关今后苏联能否保证对东欧供应所需要的能源（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已成为会议的首要问题。这就透露了这个“大家庭”里的所谓“兄弟合作”的部分真相。 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在能源和各种自然资源方面一向贫瘠，不得不依赖苏联供应石油和原料。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它们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这个“大家庭”里的“老大哥”苏联，却把这看作是进一步进行控制、敲诈和勒索的绝好机会。 苏修曾经以它在国内开采和输送石油和原料方面成本增高作理由，要东欧国家购买它的石油和原料多付钱。这是众所周知的。 苏修也曾提出国内资金和人力不足，不能在开采和运输燃料、原料方面满足东欧国家需求，强要它们在苏联的新五年计划中出钱出力，共同建设近十个所谓的经互会巨型联合投资项目，资金总额超过一百亿美元，费用大部分由东欧国家负担。这些国家得向苏联输送大量机器、设备和劳动力，只好压缩国内的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并削减人民的消费，其代价之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东欧经互会国家虽然答应了上述苛刻条件，仍然不能从苏联取得充分的能源供应。这是由于苏修为了多赚取西方国家的所谓硬通货（指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美元、马克、英镑等），几年来向西方国家加紧出口石油，其增长速度一直超过它向东欧国家的出口。到了去年，苏修在把它对西方国家出口原油数量增加一倍的同时，却把对经互会成员国的原油出口减少近百分之十。这就使东欧国家普遍陷入石油荒，经济困难大大增加。 目前，东欧国家约有三分之一的进口和出口依赖西方市场。外贸对它们的国民经济影响很大。而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东欧对西方国家的输出大大减少；它们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器材却价格猛涨，费用大增，这就使它们的对外贸易急剧恶化。加上农业连年歉收，需要从西方进口粮食，这更加重了它们的贸易亏空。苏修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更是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去年，经互会东欧国家实际上已陷入靠借债过日子的窘境，光是欠西方的债务就在二百七十亿美元以上。它们五年计划中的不少工业项目被迫下马。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苏修头目柯西金反而在这次会议上大吹什么苏修和它的“兄弟国家”几年来如何“平等合作”，如何把“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和谐结合”，如何在“国际主义原则”方面，创造了“无比经验”，这岂不是叫“小兄弟”们啼笑皆非吗？ 不过，苏修似乎也有它的“苦衷”。这就是苏修自己欠西方国家的债务也很多。苏修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大量进口西方的工艺技术设备，但又无法付帐；苏修经常需要从西方进口粮食，但又没有相应的货物在西方市场出售。因为苏联的机器和工业制成品质量从来低劣，无法在西方国家找到市场。为了赚取西方外汇，苏修几年来只好把手中积存的大量黄金、钻石、宝石、皮毛、木材等向西方出口。但因数量有限，仍然是出不敷入。于是，苏联的石油也就成了它从西方赚取大宗外汇或硬通货的奇货。而东欧经互会“小兄弟”的苦处，它当然就管不上了。 但是，提供石油和原料又是苏修控制东欧国家的有力杠杆。多少年来，它利用东欧对苏联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迫使它们同意搞所谓“经济一体化”，以及在苏联境内搞开发油田、铺设油气管道和联合采掘工业。因此减少对东欧石油和原料的供应，就使得它们逐步转向中东等国家去寻找油源。这在苏修看来，也是对它很不利的。波兰今年将从中东进口自己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二十五，便是一例。苏修控制经互会成员国要靠石油，但是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平衡外贸也需要石油。苏联虽然号称是世界上产油量最多的国家，而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却是两难兼顾，穷于应付。 在这次经互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东欧国家的代表，异口同声地诉说它们去年因燃料动力供应短缺而吃的苦头。面对这一片怨声，苏修头目柯西金在会上一面大讲东欧经互会国家的燃料消耗按人口计算已经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相等，以此来压制“小兄弟”的不满；另一方面又表示，苏联今后仍“将最积极地参加解决经互会社会主义国家的能源问题”。尽管会议最后发表的公报说，会议“特别把重点放在同进一步发展能源和原料基地”的问题上，可是波兰常驻经互会的代表卡·奥尔谢夫斯基事后却向记者透露，这次会议没有能作出“带根本意义的决定”。这就表明苏修同它的“兄弟”国家在提供燃料、原料问题上还是南辕北辙，各有打算，彼此之间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尖锐化了。 苏修想通过燃料，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供应，继续牢牢控制东欧经互会国家，看来已因经济上的实力不足而出现困难。不过它是不甘心让东欧“兄弟国家”脱离它的羁绊的。目前它的另一个手法是千方百计在机器制造业这个关键部门上增加东欧“兄弟”国家对苏联的依赖。在这方面苏修吹得最起劲的就是什么机器制造一体化，产品标准化，在经互会国家内建立机器制造业的混合管理联合企业等等，其目的无非是要使苏联成为整个经互会地区机器部件的主要供应者。 但是，苏修在这方面的如意算盘也象在石油和燃料动力问题上一样力不从心。首先是苏联的机器制造业十分落后，这是苏联的经济专家们也直认不讳的。再就是东欧经互会国家从七十年代以来已加速了同西方国家在生产协作、贸易和金融上的密切合作。它们在机器制造业方面同西方国家签订的合同远比同苏联签订的为多，而这些产品又是广泛而多种多样。因此苏修要搞产品标准化困难极大。目前，苏修正强要经互会成员国今后为扩大苏联的机器制造业并使之现代化而共同投资。据说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已决定搞一次“关于国际利益的全面教育”，要东欧经互会国家不只从民族利益观点出发去和西方签订生产合同，而是要看是否对所有伙伴都有利。 显然，苏修仍将继续打着“平等合作”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利益”这面破旗裹胁东欧，但是“小兄弟”们对这个调调儿已经越来越不爱听，经互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无结果而散，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