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第1版()专栏：社论 热烈欢迎刚果贵宾 正当我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大好局面的时候，刚果军事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总理路易·西尔万·戈马，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今天到达北京。中国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来自非洲的刚果贵宾。 勤劳、勇敢的刚果人民具有反帝反殖的光荣传统。他们为了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赢得独立后的刚果人民在前总统恩古瓦比的领导下，曾多次挫败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策划的颠覆、政变阴谋，胜利地保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恩古瓦比总统不幸逝世后，刚果政府和人民在雍比主席为首的刚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继承恩古瓦比总统的未竟事业，为继续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而进行不懈努力。刚果政府坚持不结盟政策，强调非洲团结和睦邻友好，反帝反殖，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沃斯特和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和扎伊尔人民反击雇佣军武装入侵的斗争，为第三世界人民团结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当前，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形势很好。今年在开罗胜利召开的首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就是这一大好形势的一个重要标志。继去年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后，今年苏丹政府又毅然驱逐苏联军事专家和一批外交官员，取得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干涉、颠覆的胜利。最近，英雄的扎伊尔人民在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反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策划的武装入侵的重大胜利。英勇的南部非洲人民在非洲国家的积极支援下，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正广泛而深入地向前发展。这一切有力地说明了非洲国家和人民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外来的侵略势力，把非洲的反帝、反霸事业推向前进。当然，非洲人民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它们还会策划新的阴谋。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南部非洲和红海地区加紧侵略扩张活动，并施展各种诡计，制造纠纷，分化非洲团结，以便混水摸鱼。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攻势，便包含了失败的种子。因为它的侵略扩张行为必然把自己置于与非洲人民为敌的地位，从反面教育非洲人民看穿它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促进非洲人民反霸的正义斗争。在日益觉醒和团结起来的非洲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面前，它的狂妄图谋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中国和刚果同属第三世界，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近年来，中、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又有着令人满意的发展。这次戈马总理来华访问，表明雍比主席和刚果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对发展中、刚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地为继续发展中、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自己的努力。祝愿刚果贵宾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附图片）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路易·西尔万·戈马

第1版()专栏： “华主席给我斗天胆” ——访河南省革委会农业组负责人、小麦专家刘应祥 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刘应祥介绍河南省人民深揭狠批“四人帮”，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夺得小麦好收成的发言，受到了到会代表的热烈赞扬，称赞他们揭批“四人帮”搞得狠，抗灾夺丰收的劲头足，今后农业大上的决心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河南省人民的斗争事迹，会议期间，我们专门访问了刘应祥同志。 那天，一见面，刘应祥就兴奋地对我们说：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干革命心情舒畅，搞生产干劲倍增。今年小麦的好收成就是这样得来的，也是河南省几千万人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去年，正当小麦播种的时候，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悲痛无比，流着眼泪播种。小麦下种之后，全省就遇到了大旱。冬不见雪，春不见雨。干旱的时间长达一百八十到二百五十多天。大部河道断流，库塘干涸，水库蓄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全省有一千五百万亩小麦缺苗断垄，有四百万亩根本没有出苗，还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区连人畜吃水都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次干旱面积之大，时间之长，八十岁老人没见过。 随着旱灾而来的还有少有的冻害、风灾和虫害。 不仅如此！刘应祥气愤地说：河南是“四人帮”直接插手、破坏严重的地方，他们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全省缺少柴油、化肥等物资，困难真是大呀！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也为河南省人民担忧起来。但是，刘应祥露出坚毅的表情，马上告诉我们：严重的灾害和困难，并没有吓倒我们。在省委领导下，全省人民学习大寨人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大打抗旱保麦的人民战争。全省冬季浇麦二千四百多万亩，春季浇麦四千二百多万亩，三千万亩丰产方的小麦普遍浇了三水以上。同时进行了追肥、中耕、治虫。经过精心管理，全省有四千万亩小麦基本上保证了正常生长。　　根据最近各地、县估产和省革委会有关部门调查，全省夏粮总产预计仍可相当于丰收的一九七五年的水平，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产将近一倍。 刘应祥强调指出：大灾之年能够夺得这样好的收成，确实是不容易的。要不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的抗旱斗争根本无法开展，今年的小麦收成就会不堪设想。因此，今年抗灾斗争的胜利，是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光辉成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丰硕果实，是又一次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也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我们很想知道，这样历史上罕见的旱灾，是如何战胜的。刘应祥兴致勃勃地介绍说：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后，我们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治天下，必治农业。因此，在抗旱斗争一开始，省委就明确提出，要把抗旱保麦提到是不是坚决贯彻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高度来认识，号召全省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深揭狠批“四人帮”，大打抗旱人民战争，千方百计夺取夏季丰收。 “打倒‘四人帮’，农业要大上，小麦是头一仗，一定要打响”。全省人民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大揭大批“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的罪行，越批劲越大，哪里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好，哪里的抗旱浇麦运动就开展得轰轰烈烈。许多地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委常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委常委都在抗旱斗争第一线。今年春节，不少县委书记是在抗旱第一线过的。在抗旱最紧张的时候，许多公社党委书记都是在井屋里过夜。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就更不用说了，许多人十天半月不回家，吃住在田间，他们眼熬红了，人累瘦了，可是仍然高兴地说：再也不怕“四人帮”给我戴帽子，打棍子了，跟着华主席，越干越想干。 当时，在河南各地，经常可以看到，不少村庄家家落锁，人人下地，许多县的城镇机关冷冷清清，地里却是热气腾腾。商店关门了，社队工厂停工了，一切可以投入抗旱的劳动力都到抗旱第一线去了。地处豫西丘陵旱区的巩县，在抗旱最紧张的时候，从县委书记到炊事员都上了第一线，全县投入抗旱的人数最高达到二十六万多人，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这个县的米河公社米河大队，麦田全在高山上，没有灌溉条件，三十多人的抗旱队伍从冬季到春天，一百多天扁担没落肩，累计行程六十万里。当时人们编了一首民谣： 扁担水桶齐动员， 大河顺肩流到田。 任凭天上下火苗， 革命意志不动摇。 华主席给我斗天胆， 火焰山上夺高产。 刘应祥接着说，抗旱斗争是一场硬仗，没有坚强的意志不行，没有一定的物质力量也不行。为了克服缺少柴油、化肥等物资上的暂时困难，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缺少机油，不少地方的社员把吃的香油都用上了。化肥不足，全省一冬一春造土化肥、土氨水三十五亿斤。水源不足，就大搞水利建设，搞挖潜配套。为了支援抗旱保麦斗争，省委从各方面挤出资金一千多万元，挤出十五万多瓩的电用于灌溉。有关部门也全力以赴支援抗旱，商业部门组织服务小组四千五百多个，工业部门组织技术小组一万多个深入田间地头支援抗旱，全省光水桶就赶制了一百六十八万对。这里，我们还要感谢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兄弟省市，在抗旱斗争中曾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 当我们问到抗旱保麦斗争这一仗打过以后，怎样夺取秋季丰收时，刘应祥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们早有准备。今年抗旱保麦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毕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完成全年粮食生产计划造成了困难。因此，我们的口号是：丰收地区要以夏促秋，夺取全年丰收；受灾地区夏季减了产，秋季捞，全年指标不动摇。由于抓得早，抓得狠，全省四千五百万亩早秋作物普遍种得比较适时，播种质量高，出苗齐全，田间管理抓得也紧，目前秋苗长势良好。大秋作物总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一千多万亩。晚秋早播工作也抓得很紧，全省已在麦垄点种一千三百万亩，还育了一部分苗，准备麦后移栽。受灾地方夏季减了产，秋季捞的决心是坚定的，指标是可靠的，措施是有力的，行动是积极的，夺取秋季丰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仅要夺取秋季丰收，我们还要努力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下功夫，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今年严重的旱灾给了我们很多教益，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大家亲眼看到，许多自然条件相同的地方，同是二百多天没下雨，有的不仅不减产，反而创高产。有的却大减产。原因在哪里？就生产条件来说，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标准有高有低，抗灾能力有大有小。所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非大抓不行，早抓早主动，早增产，不抓总被动，难增产。 刘应祥高兴地告诉我们，最近，省委重温了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所作的“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的指示，重新制订了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的标准和规划。按照高标准的要求，到一九八○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平均粮食亩产不低于七百斤，平均每个人产粮不低于八百斤，力争达到一千斤。 刘应祥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抵御更大的自然灾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第1版()专栏： 且看他们如何表演 本报评论员 苏修领导人最近掀起了新的一轮反华浪潮。他们发表讲话、抛出文章，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污蔑和攻击，甚至发出外交照会，用什么“孕育着危险的后果”，“要承担巨大责任”之类的威胁性语言，对中国进行恫吓和讹诈。这样，勃列日涅夫集团就自己撕下了他们所谓愿意“改善苏中关系”的伪装，表明他们蓄意把双方的原则分歧进一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莫斯科的勃记帽子公司给我们扣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大帽子。这些帽子主要分两类：一是“好战”，二是“反苏”。所谓“好战”，无非是因为我们说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要准备打仗。苏修这种荒诞的逻辑，是不值一驳的。至于所谓“反苏”，那是指我们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干的坏事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毫不含糊地宣告我们要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对苏修的揭露和批判，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苏修领导人对此表现如此的恼火，正好说明我们的揭露和批判打中了他们的痛处，很不利于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事业，不利于他们妄图称霸世界的计划。这告诉我们，为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苏修的揭露和批判停止不得，必须坚持下去。 我们已经揭露并将继续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当代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勃列日涅夫集团变本加厉地实行全面扩军和全球扩张的方针，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并且从各个方面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苏修不遗余力地生产和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扩充兵力，夺取压倒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苏修还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加强军国主义教育，进行进攻性的军事部署和频繁的战争演习。它的军事头目甚至公开叫嚷“准备打一场使用任何武器的战争”，要“使用核武器、飞机和坦克群进行出其不意的闪电战”。对于苏修这种假裁军、真扩军，假缓和、真争夺的把戏，我们如不加以揭穿，任由它迷惑和麻痹各国人民，那才真是“孕育着危险的后果”。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 我们已经揭露并将继续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的新殖民主义。勃列日涅夫集团披着“天然盟友”的外衣，打着“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在第三世界大搞扩张渗透，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攫取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军事基地，苏修使尽了颠覆、干涉、控制、侵略等种种手段。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当代另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苏修最近在非洲的侵略行径，更是充分暴露出它那新殖民主义的丑恶嘴脸。我们如果不揭露苏修的社会殖民主义的面目，指出它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那就对不起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 我们已经揭露并将继续揭露苏修是当代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搞法西斯专政，在国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搞侵略扩张，天天都在干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勾当。他们最近炮制的苏联新宪法草案，正式塞进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货色，公然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如果不摘下他们打着的社会主义招牌，还他们以叛徒的本来面目，我们就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 苏修反华进一步升级，它所采用的手法也更加卑劣。造谣诽谤本来就是苏修的惯伎，而这一回他们竟然捏造出什么中国要建立一个大帝国，要准备好在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等等诸如此类的离奇谣言，并且把这些话放在引号里，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勃列日涅夫集团效法赫鲁晓夫用所谓“黄祸”来吓人的拙劣伎俩，妄图挑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当然完全是徒劳的。最可笑的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居然对中国人民吹胡子瞪眼，提出什么“严正警告”。苏修先生们，你们同中国人民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难道还没有懂得中国人民是不怕任何威胁和恫吓的吗？ 苏修最近大发雷霆的丑恶表演，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人们记得，去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苏修领导人曾经一度降低了反华宣传的调门，还厚着脸皮搞了一些很不象样的小动作，装出一副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样子，甚至假惺惺地说什么要“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中苏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同时又放肆攻击我国外交政策，宣称坚持“二十五大”的反华方针。当时一切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这样玩弄花招，假作姿态，是因为幻想我们会改变毛主席所制定的我国对外方针和政策。这不是白日作梦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决心把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苏修幻想破灭了，诡计破产了，于是就收起那张本来就叫人恶心的笑脸，使出了加倍的劲头对中国进行恶毒的诽谤、咒骂和攻击。他们这样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只能怪自己打错了算盘。 苏修最近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人们晓得，苏修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狂妄野心，近一个时期以来，在非洲大搞渗透扩张，挑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悍然组织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受到广大非洲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它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并在日苏渔业谈判中居心叵测地塞进领土问题，妄图迫使日本承认北方四岛是“苏联领土”。它苦心经营的“缓和”、“裁军”的骗局，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第二世界的国家，首先是西欧各国提高了对苏修战争威胁的警惕，注意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在争夺军事优势和势力范围的角逐中，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甘示弱。总之，苏修推行其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很不顺利，在国际上日益被动和孤立。勃列日涅夫集团正是为了要改善这种不妙的处境，想以掀起反华新高潮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企图使人相信，想要称霸世界的不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是中国，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不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是中国。但是，这种胡言乱语能骗得了谁呢？ 马克思喜欢引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一句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苏修不管对我们进行怎样恶毒的诽谤和咒骂，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踏步前进，动摇不了中国人民坚决把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且看他们还要如何表演罢。

第2版()专栏： 为革命勇攀科学高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组 又红又专，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最近，我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关于又红又专的教导，感到格外亲切。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步，也殷切地期望知识分子在业务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红专问题也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残酷地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抹煞红与专对立统一的关系，蓄意制造混乱。他们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业务挂帅”、“白专道路”的帽子，弄得人们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后，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出了“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对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同时努力钻研业务、精通业务，又红又专，这就是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红必须统帅专，在统帅和被统帅的问题上，政治与业务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轮流坐庄。但红不能代替专，解决了第一位的问题，第二位的问题不一定就会解决。红与专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四人帮”否认红与专的对立统一，把又红又专诬蔑为折衷主义。他们鼓吹“代替论”，否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自然科学作艰苦研究的必要性。他们假借批判“知识私有”，“个人奋斗”，反对为革命学文化、学技术，反对刻苦钻研业务。他们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幌子，猖狂地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他们这一套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充分暴露了他们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真面目。 “知识私有”，关键是“私”字，把知识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并以此为资本，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要名要利，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当然要批判。然而，我们批判“知识私有”，决不是反对“有知识”。“四人帮”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混淆这个界限。他们有一个荒谬的逻辑：“有知识”者必为“私”，批判“知识私有”必批“有知识”。结果，臭了的不是“私有”，而是“有知识”。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的一篇杂文《知识即罪恶》（见鲁迅全集第二卷）。文中写一个生前罪恶累累的“富豪朱朗翁”，就因为他没有知识，死后倒成了“清白鬼”，当了“阎罗王”，并由他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施以刑罚。刑罚的轻重依知识的多少而定，一定要搞得“发了昏”才算完事。“四人帮”恰如朱朗翁之流，他们搞愚民政策，妄图使年轻的一代成为没有知识的“草包”，为他们搞复辟倒退服务。他们把“知识私有”这个“紧箍咒”套在知识分子头上，随时可以叫你头痛，就是要使人们在政治上发昏，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华主席最近指出：“‘四人帮’反对我们为社会主义而钻研业务。他们反对学技术、学业务，就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与“四人帮”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替为革命而“有知识”恢复名誉。 我们反对“个人奋斗”，是反对不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走个人成名成家的道路。但是，我们鼓励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四人帮”把个人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和“个人奋斗”混为一谈，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智慧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主张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集体的智慧，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同时，也应该鼓励个人为革命刻苦钻研。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万千滴水方能汇成江河，万千条河流才能汇成大海，集体智慧是许多个人智慧的汇集。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人类的认识则是无限的。对于集体来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离开了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哪里还有集体的力量呢？我们应当鼓励大家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知识分子要为革命和建设积累知识，作出贡献，就要努力奋斗，就要有那么一股子干劲，一股子钻劲，拚命也要把本门业务知识学好，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所从事的业务钻研得精益求精，把自己从事的学科研究搞得好上加好。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们应该造成这样一种风气：为革命钻研业务有理，为革命钻研业务有功，为革命钻研业务光荣。 毛主席说：“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知识，而在于掌握知识的人为哪个阶级服务。解放二十多年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主席说：“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毛主席充分地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和在科研工作上的贡献，并热情地鼓励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前进。“四人帮”公然反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估计，胡说什么“知识私有”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有广泛的市场”，知识分子凭借“个人奋斗”得来的“知识上的某种优势同无产阶级较量”，所以，必须“象压水中的皮球一样”，“永远把他们压入深水之中”。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恶毒攻击，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分析。“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钻研科学技术，诬蔑为搞“知识私有”，把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搞好科研工作的愿望，看作是“知识私有”的“广泛的市场”。“四人帮”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搞的那条极右路线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搞“知识私有”的人有没有呢？有，但不是广大知识分子，而恰恰是“四人帮”反党集团！不正是他们大肆鼓吹一本书主义，作了一支曲，唱了一出戏，就可以名利双收，青云直上，就可以当部长了吗？怎么能把“知识私有”的帽子扣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呢？！ 无产阶级要不要各门业务的专家？这也是在红专问题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个问题。 “专家”一词让“四人帮”搞臭了。几年来，一提专家，“四人帮”就把它和修正主义的苗子、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混为一谈，似乎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也不能有自己的专家。一九六七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就把科学家、工程师、教师……等说成是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专家，需要有一批精通本行业务的专门人材。这是革命和建设所必需的。各个阶级都有自己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内行和专家。雷锋、王铁人，就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有优异才干的人，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出色的专家和学术权威。有了雷锋、王铁人式的人物，就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榜样。李四光同志对我国石油勘探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一个科技人员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有所贡献，必须要有专长。无产阶级的精通各种业务的专家，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黑帮，极端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也极端仇视无产阶级的精通业务的专家，并对他们横加摧残。“四人帮”所需要的，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等等，“四人帮”把他们搜罗起来，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无产阶级的专家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科研事业的大发展，就产生不了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千百万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广泛开展，我国科学水平提高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专家有了广泛生长的良好土壤。他们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走在前面，发明创造，打破旧说，充当闯将和革新家，成为专家，成为权威。这样涌现出来的专家，跟资产阶级的专家是有原则区别的。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留给我们去实现的遗愿，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要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科研要走在生产的前面。为此，一方面要求科学工作者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成为本行业务的专家；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互相配合，共同创造。尤其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人也难以单独完成重大的科学研究课题。我们要正确地对待集体，热心于共产主义大协作，共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华主席最近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刻不容缓的了。”又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在广泛开展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运动中，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尽量多快好地为我国科技战线培养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为大大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努力。

第2版()专栏： “红旗拿到手，今后怎么走？” ——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继续攀登新高峰 “红旗拿到手，今后怎么走？”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鼓舞下，我国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鞍钢弓长岭铁矿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向自己提出了新的努力目标。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副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激励着小分队的同志们鼓足更大干劲，决心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结束后，王君绍和出席会议的小分队党支部书记秦乃章一起，家也没回，便连夜上山向同志们传达了大会盛况和会议精神。第二天，他和全体队员把行李扛上山，办起了不脱产的学习班。经过半个月的学习，大家明白了华主席和叶副主席重要讲话的精神，明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非走大庆道路不可，明白学大庆必须建设一个“钢班子”和一支 “铁队伍”。大家知道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上，都在要钢，鞍钢正在跑步学大庆，小分队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党支部带领全队同志，对照大庆找出了一百八十多条差距，决心今年再迈大步，要攀登三个高峰：一台四立方米电铲年效率达到三百五十万吨；一台二百五十毫米孔径的潜孔钻年进尺达到三万米；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一年达到三万五千吨。 说了就干，天大困难也要战胜。小分队的领导成员争当学大庆的排头兵，他们坚持从典型抓起，从自身做起。党支部副书记孙玉清，五月份一直吃住在小分队，起早贪黑地奔波在采场。一个风急雨猛的深夜，山上电铲的大绳子断了，忙碌了一天刚睡下的孙玉清闻讯后，一骨碌起身赶到采场，同夜班工人一起，争分夺秒地进行抢修，他们在雨中一连干了三个多钟头，直到东方发白，电铲终于又扬臂转动起来。 干部带头，群众力量无穷。全队职工掀起了你追我赶、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大家豪迈地提出：“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一台设备完成三台设备的任务！”汽车二班青年司机赵永红和徐士杰展开对手赛，起初他们争先恐后，产量交错上升。后来，小赵的车差速器轴承坏了，被迫停工四五天，产量拉了下来。但小赵毫不气馁，抓紧在业余时间修车，一干就是半夜。车修好后，他继续拚命大干，班后见缝插针，以超补欠，使单车生产纪录一再突破。五月份，赵永红和徐士杰两个人共拉了四千二百多车，相当于六个人的产量。三八潜孔钻班的八位铁姑娘，和小伙子们展开了竞赛。到这里工作仅半年的学员张百艳，在一次做夜班时，钻机送杆器风管断了。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她不怕夜里风大，不等检修工人赶来，就勇敢地攀上二十二米高的大架子顶端，只用二十多分钟就排除故障，使钻机提前两个小时投入了生产。司机长崔玉华在机台人员暂时不足的情况下，连续大干，其中一个班创造了班进尺二百零四米的新纪录；她还带领四名同志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了八个人的工作量。 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推动下，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更加深入地揭批“四人帮”，大力表扬先进，学大庆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四月份，这个队创造了采运矿岩三十五万三千吨的历史最高纪录，五月份又取得了矿岩采运量比国家计划翻一番的新成绩。 （据新华社）

第2版()专栏： 我国农村利用有益生物防治病虫害 一九七六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达到五千二百多万亩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讯　在我国广大农村，近几年来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物保护工作方针指导下，利用有益生物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七六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达到五千二百多万亩，比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生物防治工作的一九七二年防治面积扩大了四十多倍。生物防治工作做得较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湖北、上海、广东、河南、浙江、山东、河北等十一个省、市，利用生物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面积都超过了一百万亩以上。由于生物防治工作的迅速展开，对促进我国农业的增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植物保护是农业“八字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作物病虫害利用有益生物进行防治是综合防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因地制宜地推行生物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具有效果好、成本低、使用安全、不污染自然环境等优点，可以避免单纯依靠化学农药防治带来的副作用，深受农村广大社员的欢迎。目前，各地已利用到生产上的有益昆虫有赤眼蜂、金小蜂、平腹小蜂、瓢虫、蚂蜂、草蛉等，防治多种粮、棉、油以及果树害虫。河南省利用瓢虫防治棉蚜面积四百二十万亩，约占全省棉田面积一半。搞得好的地区基本控制了棉花生长前期的蚜害，减少了农药用量。 以菌治虫、以菌治病，是各地开展生物防治工作的又一主要内容。我国农村当前主要推行白僵菌、杀螟杆菌、青虫菌、“七二一六”等防治害虫；用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庆丰霉素、内疗素等抗菌素防治农作物病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使用白僵菌防治玉米螟面积达一千一百多万亩，一般效果稳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每亩约增产粮食二十至四十斤。 我国生物防治工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是，少数地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还没有很好开展。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示，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充分利用当地有益生物资源，积极开展生物防治工作，使我国生物防治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第2版()专栏： 四川农牧业科研工作者同广大群众相结合 积极开发利用川西北草原 据新华社成都电　开发、利用川西北草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新的成就。 川西北草原包括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和西昌地区木里、盐源两个自治县，总面积二十九万平方公里，其中草原面积一亿九千万亩，可利用面积一亿六千万亩，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很好得到开发、利用。去年，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有关部门党组织顶住了“四人帮”疯狂破坏科研的反革命逆流，组织上百个科研单位的一千八百多名科研人员，开赴川西北的雪山草地，进行了七个课题的科研活动。 川西北草原的一些主要牧区，因为在长时间里载畜过量，草场日益退化，植被变稀，草质变劣，产草量下降。科研人员同当地牧民相结合，在红原、若尔盖、色达、石渠等县，进行了改良沼泽草场、利用化学药剂清除杂草、饲草青贮、植树造林、引种牧草和驯化当地野生牧草等，围建草库伦，建立高产、稳产人工饲草、饲料基地的科学试验。这些试验，为草原建设积累了一整套经验，促使川西北草原围建草库伦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仅红原、若尔盖两个县，去年就围建了草库伦八十多万亩。 藏羊和牦牛是川西北草原的主要畜种。但是，藏羊产毛少，品质差，牦牛体型小，食草量大，产奶量低，发育迟缓。科研工作者同有关国营农场、畜牧站、人民公社密切配合，共同建立了半细毛羊育种协作点二十三个，进行了六个半细毛羊品种二十多个杂交组合试验，培育了半细毛羊杂交后代五万余只。牦牛改良，以前因为受气候条件和技术条件等限制，外地良种公牛不能引进川西北草原生存。为了突破这个难关，加快牦牛改良工作的进度，去年他们在四川省农业局、成都市凤凰山园艺场等单位的协助下，研制成功了一种储存冷冻精液的液氮罐，解决了外地种公牛不能引进生存的问题。（附图片） 湖南省华容县举办训练班，组织农村干部学习农业科学技术。这是训练班在县农科所温室里进行实际教学，使学员进一步了解水稻杂交优势的利用和培育方法。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专栏： 部队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不容破坏 ——批判“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军乱军的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理论组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有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一条什么样的文艺路线。我们的部队文艺工作，有一个从毛主席缔造人民军队之日起就开始形成、并在《讲话》发表之后得到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就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战斗武器。“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极端仇视《讲话》，疯狂破坏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要更高地举起《讲话》的伟大旗帜，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部队文艺工作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一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军队大搞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他们妄图从部队文艺战线打开缺口，首先篡夺部队文艺领导权，以便为他们夺取军队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张春桥、江青召集他们在国务院文化部和军队文化部门的亲信，以听取汇报为名，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江青胡说什么“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啦，“不许普及样板戏”啦， “看封存片最严重”啦，“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啦，等等。她在泼妇骂街般大闹一顿之后，发出了“放火烧荒”，把部队文化工作大权“夺过来”的反革命号令，并且指令那个当时在总政文化部还没有领导职务的亲信，“把部队文化工作管起来”。在他们的策动下，那个亲信猖狂叫嚷：“江青有权来管军队”，煽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妖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察觉了“四人帮”策动的这一场反革命夺权阴谋，立即对他们严加痛斥。“四人帮”慌了手脚，连忙掩护退却。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掩盖她“三·五”讲话的罪行。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复信中，严厉批评了江青，指出她有特权，第二天，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赖帐。张春桥、江青又让那个亲信写所谓“检讨”，发表“更正声明”，否认江青说过篡军的话，用以掩盖“四人帮”的罪责，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张春桥、江青策划的这场夺权阴谋被挫败了。但是，他们躲进阴暗的角落，变换手法，继续策划新的阴谋。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派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黑状，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同一时间，王洪文派人找那个亲信座谈一部影片的所谓“创作经验”。他们说，“王洪文对这部电影很重视”，“根据王洪文、姚文元指示”，“宣传规格要同样板戏差不多”。他们妄图通过这部影片为王洪文的组阁制造舆论，同时也继续为那个“放火烧荒”的亲信撑腰、打气。为了千方百计地破坏部队文艺工作，同无产阶级拚死争夺领导权，一九七五年六月，张春桥鬼鬼祟祟地把那个亲信叫到自己的住处，要他去“管文化工作”。就这样，七月底，张春桥就利用他篡夺的总政治部主任的职权，让那个亲信窃取了部队文化部门的一部分领导权力。二 “四人帮”妄图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但是他们贼心不死，一九七五年春，四届人大后，又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纲领，狂叫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当前的大敌”，在全国、全军煽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妖风，把矛头指向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在文艺上突出表现为反对文艺作品宣传毛主席培育的我军的光荣传统。他们对宣传我军革命传统的革命文艺极端仇恨。一九七五年十月，为纪念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震撼世界的长征四十周年，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出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和音乐、舞蹈等节目，报刊上也发表了描写长征的回忆录、文章、诗歌和报道，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这对于教育、鼓舞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群众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四人帮”对此进行恶毒的攻击，胡说这是“怀古”“复旧”，并且训斥说：“你们一讲起过去，就津津乐道，讲现在就有气无力。”张春桥恶狠狠地指责演出简报“都是讲好的”，别有用心地说要听听所谓“不同意见”。这还不够，以后又借一封诬告信件大作文章，强令总政“查处”。 话剧《万水千山》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是毛主席观看《万》剧的十周年纪念日，再次进行试验演出。张春桥拒绝看。八月九日，有关领导再次写信请他看，他又以没有参加过长征，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拒绝审查，并心怀鬼胎地推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看。九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亲临剧场审查，并对戏的演出和修改，作了明确的指示。“四人帮”全伙都没有去观看。后来他们又反咬一口，说“某某某插了手”，“政治背景不明”，并指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写文章攻击这个戏。 “四人帮”诬蔑《长征组歌》为“毒草”，咒骂排《长征组歌》是“复旧”。他们放出空气说：“广播、出版、演出后，马上就要批判，消毒！”他们不准广播这个组歌，不准为它制作唱片、发行歌曲集，叫嚷“这是在文艺上实行专政”。他们甚至采取特务手段，对去观看《长征组歌》的老干部一一登记，准备“秋后算帐”。 《解放军文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拟发表陈毅同志诗作《赣南游击词及其他》（共八首）。张春桥看了请示报告，恶狠狠地批上黑话，说什么“作者已去世，重新发表，似应谨慎”。真是又蛮横又无耻！ 对于发表刘伯承同志的《回顾长征》，张春桥也是心怀不满的。叶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篇回忆录亲自作了修改，并明确指示可以发表。但张春桥不表示意见，而用红笔划了几个记号，姚文元则以“我因不熟悉这方面的具体历史”为借口，拒不表态。 “四人帮”甚至公开反对提“发扬革命传统”。总政文化部为筹备纪念建军五十周年起草的一个《通知》中提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张春桥在这两句话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杠，批了一句黑话：“内容不清楚”，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的那个亲信也跟着叫嚷：“光讲发扬部队的传统，那还有什么新生事物”，“现在强调老传统没有什么好处”。 “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手法，同当年托洛茨基所搞的一套一样。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非常重视革命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反动派的任务是消灭传统。”“四人帮”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妄图消灭革命传统的反动派。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别有用心地攻击党的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并污蔑“老布尔什维克蜕化”，阿谀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企图以此来掩盖他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大肆否定革命传统，把青年干部同老干部对立起来，恶毒地污蔑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妄图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下去，以便他们上台。他们甚至把“世上新人换旧人”的成语，改为“世上新人撵旧人”。一个“撵”字，活画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和穷凶极恶的丑态。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千方百计反对部队文艺宣传的革命传统，反对革命老干部，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三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对朝思暮想当总理的张春桥是当头一棒。张春桥在一号文件下发当天，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猖狂叫嚣要“新桃换旧符”，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妄图取而代之。二月六日，张春桥迫不及待地把国务院文化部的一个亲信叫了去，亲自部署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并叮嘱说，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江青也说：“样板戏都老掉牙了，你们赶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姚文元也连声叫喊这问题“很重要”。“四人帮”蛊惑人心地提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口号，妄图利用文艺在全国煽起一股妖风，为他们“揪一层”“层层揪”，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打着“联系实际”的幌子，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到处抓“走资派”，揪“军内纳吉”。他们的矛头直指华主席、叶副主席。他们的追随者也狂妄叫嚷：“要把他们这些军队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揪出来，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猖狂到了极点。 “四人帮”在部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这时候再一次跳出来，充当急先锋。他召开各种会议，卖力推销“四人帮”关于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黑货，还抛出了写“军内走资派”的口号。他声嘶力竭地叫嚷：“写好同走资派的斗争，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他大讲“写穿军装的走资派”，叫嚷要破除“军队特殊论”，说什么“写同军内走资派的斗争和写同地方走资派的斗争，没有一道鸿沟”。他还鼓吹写“大人物”，并以威胁的口气说：“写不写与走资派斗争，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过程。”叫嚷要破除“阻力”，扫除“障碍”，极力煽动作者“大胆”写，不怕“打成反革命”。还杀气腾腾地说：“有什么地方打击你们，我们给你们撑腰。”他还指令各单位召开座谈会，强迫各单位政治部领导讲话表态，并要写进纪要。他还要求各级文化部门领导亲自抓典型，总结经验，并宣布要出简报，开全军性会议讨论、研究。他亲自抓毒草话剧《千秋大业》、《冲锋向前》的炮制，把罪恶的矛头直指华主席、叶副主席。他还亲自组织人准备到军区抓典型，写同无产阶级“对着干”的“样板”作品。为时不久，电影剧本《飞吧，年青的鹰》，小说《闪光的军号》、《为了明天，向前》、《前线》等一大批反军乱军的毒草作品纷纷出笼。毛主席病重期间特别是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写“军内走资派”的反动口号越喊越响。但是，这些毒箭，都一支支折断在钢铁长城之下，成为我们极好的反面教材，成为他们反军乱军的铁证，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失败记录。 “四人帮”提出写“军内走资派”这个反动口号，是要颠倒敌我关系，混淆路线是非。他们把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军队纪律，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写成“反潮流的英雄”，为“四人帮”及其死党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分裂，搞乱阶级关系，搞乱路线是非，妄图搞乱全军，从乱中夺权。炮制这个反动口号，是“四人帮”妄图篡夺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一个行动信号。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极端重要。文艺作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四人帮”抛出写“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和写“军内走资派”的谬论，把戴“红五星”的“最可爱的人”写成阶级敌人，完全是为了毁我长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他们妄图瓦解人民军队，以便用他们的“第二武装”取而代之。但是，这完全是梦想。我们几百万英雄军队，八亿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我们的红五星，决不容许“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几年来，“四人帮”为了乱军、篡军，总是千方百计地对抗、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抗、否定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妄图把部队文艺变为他们反军乱军的工具。但他们终究逃不过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文艺战士的眼睛，逃不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今天，部队文艺工作的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形势一片大好。在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彻底清算“四人帮”在部队文艺战线上的罪行，为实现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伟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第3版()专栏： 把根“扎”在哪里？ 靳军　范岩 一九五七年四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写了一篇文章：《把根扎深一些》。这是写给一位作家的信。这位作家响应党的号召，已经带着户口转移证离开了上海，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了。任何一个拥护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同志，对于这位作家的行动与决心，都会支持和称赞。但是，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的张春桥，却在言不由衷地说了一通“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之后，还是忍不住对这位作家说出了他真正要说的话：“把根扎在上海吧。”接着就摆出了所谓的理由。 理由之一是：“上海太重要了”，“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写工农兵，不熟悉工农兵的敌人和朋友也是不够的”。 理由之二是，上海“太丰富了，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啥有啥’”。甚至说，如果在农村呆长了，会使“生活太狭窄”。 那么，张春桥要这位作家“扎根上海”，是要他熟悉那些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吗？否！张春桥在文章里，虽然也不得不提了一下上海“有那些参加过历次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老工人”。但在他的眼里，工人是不了解上海的，不过是愚昧的 “群氓”而已。他认为，只有那些资本家， “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海上闻人”，那些提篮桥监狱里关着的“大人物”、“刽子手”，才真正“熟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才真正熟悉上海。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想写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不熟悉这些人是不行的”。在这里，这位一贯善于伪装的国民党特务，又一次顽强地表现了他那反动的阶级本性。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承认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把根“扎”在这个阶级之中，怎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呢？怎能写出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呢？我们说，作家要搞创作，的确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但是，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张春桥所谓的那种“扎根上海”，恰恰是离开转变立足点这个根本问题，空谈“熟悉各式各样的人”，这就必然要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引入邪路。前车之鉴，是不乏其例的。有的作者，不就走过张春桥鼓吹的道路，一头扎进资本家当中“体验生活”，和他们称兄道弟，交友攀亲，甚至要在大资本家的公馆里搭个床铺，住上一个时候吗？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当然只能是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张春桥所谓“扎根上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口号，它是同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背道而驰的。 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这个“扎根上海”的反动口号，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一九五六年，他就在一篇文章里鼓吹文艺工作者应该重新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最适当的前进道路。”众所周知，这个“联系论”并非张春桥自己的发明，而是捡的赫鲁晓夫的唾余。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个“联系”一下的道路，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与工农兵相结合，在群众的火热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做工农兵的知心人的革命道路是根本对立的。可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却十分仇视毛主席指出的这条光明大道，而醉心于贩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黑货。在张春桥眼里，这个修正主义头子的洋大人才是他“时刻思念着的人”、“尊敬的领袖”。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就在一个月之后，张春桥竟明目张胆地提出了“扎根上海”的反动口号。这既是他追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续，也是他配合国内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接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射的一支毒箭！ 张春桥极力鼓吹“扎根上海”，就是企图让文艺工作者“扎”根于资产阶级之中，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近十年来，“四人帮”在文艺界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任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文艺工作者关在高楼深院，不让他们去接近工农兵，甚至把深入工农兵当作一种惩罚人的手段。这一切，都是张春桥五十年代反动主张的延续，是为他们一己一帮的利益服务的。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他们的累累罪行，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逃脱不了革命人民的审判。

第3版()专栏： 当好兵 演好兵 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战士业余宣传队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指示的这一唯一正确的方向，引导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工农兵，写出了许多表现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革命文艺作品，很好地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我们宣传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 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员，既当兵，又当宣传员。在朝鲜战场的战壕里、坑道旁，我们一边参加战斗，打击侵略者，一边热情歌颂连队的英雄人物，彻底揭露敌人的反动罪行和虚弱的本质。我们通过文艺宣传，激发了干部战士英勇杀敌的热情。我们的文艺战士，由于亲自参加斗争，所以能够写出具有强烈战斗气息的作品来。例如，大功三连以一个排的兵力英勇机智地消灭美军一个加强连、夺取了“五○○”高地，创造了一比七的战例。战斗结束后，这个连的业余宣传队，立即编演了《红旗插上五○○》的舞蹈，并带着满身的硝烟，代表志愿军回到祖国首都进行了汇报演出。敬爱的周总理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宣传队。从朝鲜回国后，部队从战争生活转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仍以《讲话》为指针，敢于向资产阶级宣战，始终坚持兵演兵的好传统，努力反映部队火热的斗争生活。无论是训练还是施工，也无论是盛夏还是隆冬，我们都坚持长期生活在连队，扎根在战士之中，当战士，写战士，演战士，为战士服务，创作并演出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节目，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促进了部队建设。一九六四年底，我们受上级党委和全区干部战士的委托，代表济南军区赴京汇报演出。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日，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两次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宣传队的全体同志，并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敬爱的周总理还亲自把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四个战士业余宣传队和少数民族宣传队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这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是对我们部队业余文艺战士自编自演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坚持兵演兵、为战士服务这一方向的充分肯定和极大支持。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下，我们更加坚定地走《讲话》指引的路，坚持当好兵、演好兵，并以连队生活为丰富题材，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仅一九六五年这一年，我们创作的歌曲就被中央和地方报刊、电台录用了七十多首。二十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部队的文艺战士只有走《讲话》指引的路，坚持兵演兵，为战士服务，才有光明的前途。

第4版()专栏： 鲁北来信 编者按：当前，全国有大批干部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促进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这里是在鲁北齐河县工作的一个工作队员的来信，摘编如下： 去年十月，在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锣鼓声中，我们随山东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来到鲁北齐河县桑梓公社沙李大队，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半年多来，沙李情况大变。这里谈到的，只不过是一鳞半爪，然而从这些变化中，却也看得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落实到基层的强大威力。 流毒不能低估 揪出“四人帮”后，沙李掀起了三次揭批“四人帮”的高潮，有人认为批得已经差不多，不用再费功夫了。有的说：“四人帮”也没到咱沙李来，没多大批头了。 是不是批得差不多了？究竟还有没有批头？怎样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大揭大摆“四人帮”在本大队的流毒和影响。干部摆，社员摆，青年、妇女也摆，就连小学的师生，也揭摆了“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几十条罪状。党支部把揭摆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十四个专题。每开展一项工作，都要查查“四人帮”在这方面的谬论，在本队的具体影响，发动群众，对“四人帮”的谬论一个一个地批判，对“四人帮”的罪行一条一条地清算。如在整顿经营管理的时候，着重批判“四人帮”否定管理制度、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行，发动群众建立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扭转了本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这样一联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干，不该怎么干，一清二楚，批起来带劲，干起来顺劲，大家觉得越批越有批头。这样一来，大家才体会到，“四人帮”虽然没到过沙李，他们的流毒却不能低估。 大治要有章法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沙李大队有的干部、群众碰上损害集体利益、违法乱纪的事，就挠头说：“没法治。”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里的干部、群众欢天喜地，他们说：“这下子有法治了。” 从“没法治”到“有法治”，深刻地反映了沙李变化的重要特点。前几年，“四人帮”鼓吹“砸烂一切规章制度”，煽动无政府主义。去年春天，为了大干快上，社员们自觉地制订了一些章程，“四人帮”一伙就吹来阵冷风，吆喝什么搞规章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是“回潮”。这一来，把大伙的思想搅乱了，弄得有章难守，有规难循，纪律松弛，生产下降，当干部的受气，贫下中农憋气，走邪道的人神气。 打倒了“四人帮”，干部、社员出了气。党支部提出：没有章法行不行？大家说：“党有党章，国有国法，农村社队有管理条例。把这些章法统统砸烂，那不就乱了套！”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贫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四人帮”的谬论。他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立什么‘法’。过去给地主扛活，他规定我们白天种地，夜里喂马，雨天推磨，为的是吸尽穷人的血。咱们的章法，打击的是资本主义，保护的是社会主义，最合贫下中农的心意。”党支部根据群众的意见，重新恢复和修订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还发动群众制订了“干部守则”。 有了章法，社员群众更加心向集体。过去这里账目不公开，经济不民主，社员心里老觉着没底，干起活来劲头不大。现在实行民主理财，每月三榜上墙，社员心里亮亮堂堂，集体有事，众人操心。过去植的树，羊啃猪拱孩子折，年年造林不见林。今年栽了几千棵杨柳树，看护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过去，有的匠人不听队里管，私自外出搞单干。现在有了规定，搞副业单干的人就傻了眼，乖乖听队里安排。过去有人经常不出勤，现在，定了基本工日，男劳力没事不赶集，不上店，有孩子的妇女把孩子托给婆婆，争取多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工效也大大提高。干部、社员都说：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也治了我们的队。 联系实际学“五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到了沙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很快形成了群众性的学习热潮，并把学习“五卷”同揭批“四人帮”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调查了“四人帮”在沙李大队的流毒和影响，根据农村的具体特点，组织干部、社员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大家理出十个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不要坚持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贫下中农？要不要尽快把社会主义农业搞上去？要不要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要不要逐渐扩大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不要学习农业科学技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大家决心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加以澄清，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样联系实际学“五卷”，大家越学劲头越高。 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 桑梓

第4版()专栏： 尼迈里总统访问新疆牧区 赛福鼎、乌兰夫副委员长陪同苏丹贵宾访问 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电　位于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县东风人民公社的哈萨克族社员，今天以隆重的民族传统礼仪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了尼迈里总统和由他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东风公社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公社。今天，公社的白杨沟牧场牛羊成群、人欢马叫，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哈萨克族男女社员聚集在这里热情迎候贵宾。当尼迈里总统等贵宾由赛福鼎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委员长等陪同乘汽车到达时，牧民们弹起冬不拉、热瓦甫，唱起友谊的歌儿，跳起欢乐的民族舞蹈，尽情表达对贵宾们的友好情谊。 尼迈里总统首先在这里观看了公社男女民兵们的实弹射击和乘马斩劈表演，当民兵们全部命中目标时，贵宾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公社牧民和少年儿童为贵宾们进行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赛马、叼羊等项目的表演。牧民们熟练的骑术给贵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演结束时，尼迈里总统和赛福鼎副委员长骑上枣红马，缓行在美丽富饶的牧场上，观赏无限风光。 中午，尼迈里总统等应邀到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做客，哈萨克牧民用香甜的奶茶、酥油、马奶子、蜂蜜、烤羊肉等食品，热情招待贵宾。午餐以后，尼迈里总统等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天山瀑布和摔跤表演。 今天陪同贵宾参观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杨勇，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司马义·艾买提，乌鲁木齐市革委会主任阿木冬·尼牙孜等。（附图片） 尼迈里总统等苏丹贵宾在赛福鼎、乌兰夫副委员长陪同下，到新疆乌鲁木齐县东风人民公社参观访问。这是在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做客。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为吴奈温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圆满成功 缅甸驻中国大使和夫人举行晚宴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讯　为吴奈温总统和夫人不久前访问中国取得圆满成功，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和夫人今天在大使馆举行晚宴。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余湛，以及参加接待吴奈温总统和夫人访华的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宴会充满亲切的气氛。吴敏貌大使在祝酒时说，吴奈温总统和夫人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盛大、隆重和热烈的欢迎。吴奈温总统对各地的访问，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深厚“胞波”情谊，对此，总统极为满意，深受感动。大使表示，今后要为继续发展和巩固缅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黄华外长在祝酒时说，吴奈温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取得圆满成功，为中缅友谊写下了新的篇章。他说，不到半年内，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缅甸，吴奈温总统访问中国，这生动地表明了中缅两国领导人都有发展两国友谊的强烈愿望。他祝中缅友谊万古常青。

第4版()专栏： 福拉尼外长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讯　意大利外交部长阿纳尔多·福拉尼及其随行人员，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 到机场欢送福拉尼外长等贵宾的有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刘振华、司长钱其琛、副司长傅顺和。 一些欧洲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我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和夫人，陪同福拉尼外长去外地访问。

第4版()专栏： 埃切维里亚先生访问西藏 新华社拉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电　墨西哥前总统、政府特使、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主席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在西藏自治区参观访问时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新的西藏，这里所发生的变化和进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中国这个偏僻的地方不仅感到了友好的气氛，而且就象到了家里一样，共同的斗争目标，相互的了解和支持，把我们连在一起。 埃切维里亚先生一行是六月十三日下午从成都到达拉萨的。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墨西哥驻华大使马丁内斯陪同到西藏访问。贵宾们参观了位于拉萨西郊的西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的负责人向贵宾们介绍说，近年来，农科所从墨西哥引进了一些具有抗锈、秆矮、生长期短等优点的小麦良种，这些小麦良种同当地麦种进行杂交后，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贵宾们在科研所的试验田里看到这些经过杂交的小麦在海拔三千七百米的西藏高原上茁壮成长的时候，他们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中墨友谊的结晶。埃切维里亚先生祝愿这个所的工作人员取得更大的成绩。 十四日晚，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墨西哥贵宾。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代主任任荣，副主任天宝，西藏军区司令员郄晋武出席了宴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也出席了宴会。 贵宾们还参观了《华主席在西藏摄影展览》、西藏革命展览馆、拉萨地毯厂、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并观看了文艺演出。

第4版()专栏： 刘西尧部长会见巴基斯坦高等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讯 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白沙瓦大学副校长塞蒂教授为团长的巴基斯坦高等教育代表团。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尔维参加了会见。

第4版()专栏： 张香山副会长会见并宴请全日本港湾工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讯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六月十四日下午会见并宴请以小野原好弘为团长、河野茂为副团长、速见魁为秘书长的全日本港湾工会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在谈话中，张香山副会长对日本朋友为加强中日友好，为反对霸权主义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他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小野原好弘团长说，他们在北京、长沙、韶山、大庆、上海、南京等地参观访问中，到处看到了中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动人情景。他表示日本工人将同中国工人团结在一起，为发展日中友好事业共同战斗。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第4版()专栏： 扎伊尔政府贸易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讯　以扎伊尔商业部顾问卡马涅·卡塔拉伊为团长的扎伊尔政府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十四日离京回国。代表团在北京、上海洽谈了业务，并进行了参观游览。

第4版()专栏：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赴蒙古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讯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蒙古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七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和蒙古驻华大使楚龙巴托尔前往车站送行。

第5版()专栏： 金日成主席盛宴欢迎老挝党政代表团 金日成同志和凯山·丰威汉同志先后讲话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六月十三日晚上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以凯山·丰威汉同志为团长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 朝鲜党政领导人康良煜、朴成哲、徐哲、许锬、郑浚基、桂应泰、黄长烨等出席了宴会。 金日成同志和凯山·丰威汉同志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金日成同志在讲话中热情赞扬老挝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医治战争创伤和进行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并热烈祝愿老挝人民在建设和平、独立和繁荣的社会主义老挝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金日成同志说：朝鲜和老挝同位于亚洲大陆，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友好关系。“朝鲜人民和老挝人民紧密的友谊和团结，将为加强亚洲革命人民和新兴力量国家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 凯山·丰威汉同志在讲话中盛赞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凯山·丰威汉同志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而提出来的合理方案。他说：“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者带着它的战术核武器和一切杀人武器以及它的所有占领军，从南朝鲜全部撤走。” 一些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电　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为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于六月十三日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朴成哲、许锬、郑浚基、桂应泰、黄长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平壤市各界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凯山·丰威汉同志等老挝贵宾在金日成同志等陪同下乘车进入平壤市区时，受到平壤市民热烈的夹道欢迎。 一些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据报道，老挝党政代表团是在六月十三日上午乘专机离开万象的。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诺哈·冯沙万、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西宋喷·洛万赛，政府顾问梭发那·富马以及其他老挝高级军政官员数百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朝鲜、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驻老挝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送。

第5版()专栏： 西非经济共同体举行第三次国家首脑会议 决定建立借款互助保证基金并签署了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西非经济共同体最近在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举行第三次国家首脑会议后，决定建立借款互助保证基金，并且签署了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 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毛里塔尼亚、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尔、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六国元首出席了会议。多哥外交和合作部长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于六月八日至九日举行的这次会议发表的一项公报说，考虑到共同体各成员国的经济要相互补充和必须发扬共同体内的积极声援精神，会议决定立即建立共同体借款互助保证基金。这项每年总额达五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基金，将由各成员国分担。 公报说，与会各国元首对于这个地区组织内的合作感到高兴。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在闭幕词中强调说，在非洲，“所有国家的第一需要，同时也是它们自己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安全。所以，西非经济共同体六国决定签署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这将是它们获得发展和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 西非经济共同体是在一九七○年五月成立的，其原来宗旨主要是为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电　据塞内加尔通讯社六月十一日报道，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对塞内加尔报界发表谈话说，最近在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举行的西非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上缔结的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体现了真正的战斗团结。 达达赫总统说，这种团结还表现在经济方面，这次首脑会议的另一项决议决定建立保证基金。 乌尔德·达达赫总统是在参加西非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后访问塞内加尔时发表这番谈话的。

第5版()专栏： 非统组织秘书长强调巩固非洲团结 新华社雅温得电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姆布穆瓦不久前对喀麦隆电台记者发表谈话说，正当非洲遭受雇佣军、外来影响、干涉和渗透等威胁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实现我们的巩固非洲团结的理想”。姆布穆瓦表示希望，即将在加蓬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将为巩固非洲的团结作出贡献。 他在谈到津巴布韦问题时说：“我们继续不懈地促使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忘掉他们的分歧和推动解放战士加强只能导致津巴布韦解放的努力。”

第5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团结反霸的又一重大步骤 最近，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象牙海岸、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上沃尔特和尼日尔的国家元首以及多哥的外长，在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这项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西非经济共同体已从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发展到了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相互援助，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侵略的新阶段。 苏美两霸对非洲争夺的加剧，尤其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严重地威胁着非洲各国的独立和安全，引起了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其他广大非洲国家的强烈不安和反对。人们更加看清了苏联向非洲渗透扩张的狂妄野心和非洲国家面临的现实危险。为了制止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攻势，保障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今年四月，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第四次法国—非洲首脑会议期间，一些非洲国家就曾酝酿采取共同防御的形式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 在反对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实际斗争中，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坚决站在扎伊尔人民一边，从道义上、物质上积极支援，有的国家还派出军队和扎伊尔军民协同作战。它们成功地挫败了苏联利用雇佣军武装颠覆扎伊尔的阴谋，为非洲国家有效地抗击苏联侵略扩张开辟了新的途径，使它们获得了团结反霸的极为重要的经验。这次，西非经济共同体会议签订了七国共同防御协定，在军事上相互援助，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充分表明了它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联合战斗来保障西非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坚强意志和信心。正如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所指出的，这一协定体现了真正的战斗团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强调说，“如果我们在安全和稳定方面得不到保证，我们就不能保证自己的发展。” 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采取的这一重大的行动，必将进一步加强非洲人民的团结反霸事业。

第5版()专栏： 应邀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刚果总理戈马离开布拉柴维尔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刚果军事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政府总理路易—西尔万·戈马应中国政府邀请，六月十四日乘飞机离开布拉柴维尔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刚果军事委员会成员恩戈洛·雷蒙、格扎维埃·卡塔利、马塞尔·姆比亚、比马·帕斯卡，财政部长亨利·洛佩斯，劳工和司法部长穆伊苏·波瓦蒂，新闻和邮电部长塞拉斯坦·戈马—富图，工业和旅游部长萨蒂南·奥卡贝，农村经济部长马里于斯·穆安本加，艺术、文化和体育部长让—巴蒂斯特·塔蒂·卢塔德，矿业、能源和科学研究部长罗多尔夫·阿达达，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迪朗·阿贝尔·米松萨和国民教育部长安托万·钦加。 中国驻刚果大使李连璧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前往机场送行。

第5版()专栏： 我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访问加拿大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电　以郝德青会长为首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应加拿大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外交部的邀请，六月十二日到加拿大进行友好访问。 六月十三日晚，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长安德烈·比索内特为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加拿大国际问题研究所渥太华分所领导成员和加拿大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出席作陪。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楚良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签署水利工程会谈纪要 新华社比绍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两国政府六月十日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首都比绍签署了关于中国帮助几内亚比绍修建乌敦杜马河水利工程的会谈纪要。 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贾怀济和几内亚比绍农业和畜牧业部秘书长西尔瓦·阿维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签字后，贾怀济大使和西尔瓦·阿维托秘书长先后发表讲话，赞扬中国和几内亚比绍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

第5版()专栏： 也门庆祝萨那—萨达公路全线通车 哈姆迪主席在通车大会上盛赞也中两国友谊 新华社萨那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庆祝萨那—萨达公路全线通车大会六月十四日在萨那举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易卜拉欣·哈姆迪出席了大会，并为通车剪了彩。 出席大会的还有也门指挥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加尼，指挥委员会委员、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艾哈迈德·加什米等高级官员。 中国驻也门大使赵禁和中国援也公路技术工作组组长傅生出席了大会。 哈姆迪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赞扬中国对也门的慷慨援助和也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他对中国帮助也门修筑这条公路表示感谢。他还赞扬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作风。 也门工程和市政部长阿卜杜拉·库尔舒米也在讲话中赞扬了也中两国的传统友谊。 赵禁大使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自去年年底哈姆迪主席访问中国以来，中也两国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5版()专栏： 我男子篮球队离开菲律宾回国 新华社马尼拉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电　以师孝为领队的中国男子篮球队结束了对菲律宾的友好访问，六月十五日乘飞机离开马尼拉回国。 在访问期间，中国男子篮球队在马尼拉和宿务分别同菲律宾国家青年队以及其他篮球队进行了七场友谊赛，中国队四胜三负。 六月四日，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主席玛丽埃塔·普里米西亚斯·戈斯夫人设宴招待中国男子篮球队。菲律宾土地改革部长孔拉多·埃斯特雷利亚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出席了宴会。 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主席、菲律宾篮球协会主席贡萨洛·普亚特以及一些菲中友好组织也分别设宴招待中国运动员。 中国客人在马尼拉和宿务参观访问时，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华侨组织的热情接待。

第5版()专栏： 我科学院遥感技术考察组访问英国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以陈述彭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遥感技术考察组一行七人，结束了对英国的为期三个多星期的友好访问，于六月十四日离伦敦回国。 在英国逗留期间，技术考察组参观访问了伦敦、布里斯托尔、雷丁、哈威尔和敦提等地的一些大学、科学研究机关和工厂，并同英国科学界的同行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五月二十三日，英国皇家学会领导人洛德·托德设宴招待了考察组。 技术考察组是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于五月十九日从瑞典到达英国的。

第5版()专栏：刚果通讯 中国医疗队在刚果 中国医疗队在刚果度过了第十个年头。他们在刚果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刚果同行的密切配合下，积极努力地进行救死扶伤工作，和刚果的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一定要救活她 去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已是下班的时候了，可在刚果首都马克勒克勒医院的病房里，中、刚两国医务人员仍在为抢救一位刚果妇女的生命而紧张地战斗着。 这位妇女名叫阿娜。她在产后出现持续性大出血，加上严重的并发症，神智昏迷，生命垂危。虽经紧急抢救和服用各种药物，但病人的出血仍未制止。为了迅速制止流血，防止病情恶化，中、刚两国医务人员经过会诊，决定立即为病人施行手术，切除子宫。 动这样的手术需要大量补充血液，但是不凑巧得很，医院血库的血浆刚刚用完。为了使手术能尽快进行，刚果助产士玛隆卡立即派出两名刚果护士同病人家属一起想方设法，寻找血源。时间在一秒一分地过去，病人的病情在不断恶化，可是寻找的血却迟迟不能送来，病房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怎么办？此时此刻中、刚两国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念头：立即施行手术，一定要救活她。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动手术虽然危险，但这是挽救刚果姐妹生命的唯一希望。为了避免搬运身体虚弱的病人，他们打破常规，迅速地把病房布置成手术室，手术就在病人的床上进行。他们把找到的一点干血浆先输给病人，当血压回升后，立即划动了手术刀。这时，医生、麻醉师和护士结成一体，密切配合，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手术进行过程中，刚果护士送来了充足的新鲜血浆，保证了整个手术的顺利完成。 经过六个小时的抢救，病人脱离了危险。但由于失血过多，又长时间处于休克状态，病人的病情仍需要严密观察，对她要精心护理。为此，中、刚两国医务人员不顾白天的疲劳，夜里继续守护在病人的身旁。直到第二天，当太阳的晨辉透过窗帘映入病房的时候，阿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 互帮互学 中国医疗队初到刚果时，对当地的疾病及其治疗了解不多。医院护士戴库姆一有空就热情地向中国医务人员介绍当地疟疾、丝虫病、锥体虫病、链状细胞性贫血等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情况，传授当地的治疗方法和他个人的临床经验。为了帮助中国医务人员进一步熟悉这些疾病，他还主动找来了许多参考书和图解供中国人员学习。有一次，医院收留了一位刚果病人，经过几天的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戴库姆主动向中国医生建议说，病人得的可能是锥体虫病。经过检查，果真如此，这不仅使病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且也使中国医生加深了对地方病的了解。 中国医务人员在认真向刚果医务人员学习的同时，也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医疗技术传授给刚果医务人员。他们结合医院里的实际和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编写教材，有计划地向刚果医务人员讲授。课后又同他们一起进行临床实践。护士戴库姆学习非常用心。每讲完一课，他就利用休息时间把授课的内容整理成笔记，并制成录音，有空就听，加深记忆。因此，他工作进步很快。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实践，现在他能单独处理二十多种常见病和多发病，还掌握了一些危重病例的抢救和治疗技术。助产士玛隆卡通过学习，除了能单独处理妇产科的一般病症和当地的常见病以外，还能在中国医生的协助下做剖腹产和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等切除手术。 关怀和友谊 中国医疗队来到刚果工作，虽然远离祖国，但是刚果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的真挚、纯朴的友好感情和对医疗队的热情关怀，使医疗队的同志们感到就象生活在家里一样。 前不久，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雍比—奥庞戈在百忙中亲临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医院视察。雍比主席亲切地问候中国医务人员，并同他们进行了热情的交谈。当他得知医院缺少一辆急救车时，立即指示刚果有关部门马上送来。刚果的其他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也经常到医院看望中国医务人员。 一些曾被中国医疗队治好病的刚果朋友，对中国医务人员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有位六十多岁的刚果老人，为了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把他家祖辈相传的一把珍贵的红木鳄鱼宝剑送给中国朋友，衷心祝愿中国昌盛，人民幸福。 在同刚果人民友好相处的日子里，刚果人民对中国医务人员的关怀使中国同志深受鼓舞，他们决心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刚果人民服务，使中刚友谊之花开得更加鲜艳。 新华社记者

第6版()专栏：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马列主义革命共产党联合呼吁书指出 勃列日涅夫鼓吹“缓和”不过是为了准备战争 苏联妄图独霸欧洲统治世界，赫尔辛基精神是投降精神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电　在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法国的时候，法国《红色人道报》六月十四日发表的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法国马列主义革命共产党的联合呼吁书指出，勃列日涅夫鼓吹“缓和”不过是为了准备战争。 联合呼吁书写道，几天以前，勃列日涅夫在向法国观众发表电视谈话时，无耻地标榜自己是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保卫者。 呼吁书列举事实驳斥了勃列日涅夫的这种无耻吹嘘，指出：“正是苏联在同美国争夺，发展巨大的核武库和加速军备竞赛；正是苏联把大量款项用于军事预算；正是苏联面对其正在衰落的美国对手，成为最富有侵略性的超级大国。” 呼吁书还指出：“为了对非洲进行新殖民统治，苏联在安哥拉挑起了内战，并向这个国家派遣了数千名古巴雇佣军，最近，它在扎伊尔又策划了一次入侵。对法国，苏联间谍船在（法国）领海里加强了间谍活动和入侵。间谍网也加强了它们的活动。” 呼吁书说：“赫尔辛基精神是向苏联投降的精神。赫尔辛基（会议）以来，勃列日涅夫不断加强他的战争武库，在东欧集结军队、坦克和核导弹，并且在欧洲周围，从北海到地中海部署他的舰队。” 呼吁书强调指出：“缓和实质上就是这样：进行和平宣传以麻痹各国人民，与此同时加紧进行征服欧洲的准备。因为，对苏联来说，在同美国进行的剧烈争夺中，独霸欧洲是它统治世界的决定性的手段。” 呼吁书还揭露了克里姆林宫新资产阶级在苏联疯狂推行法西斯专政的罪行。它写道：“尽管实行了最严格的新闻检查，但是，谁都知道，法西斯镇压、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镇压，落到了所有敢于要推翻克里姆林宫新资产阶级残酷专政的人的头上”。呼吁书接着说：“谁都知道，苏联劳动者所遭受的压迫，往往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还要野蛮”，“谁都知道，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发展了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针对非俄罗斯民族的种族主义”。 呼吁书最后指出：十月革命的苏联，列宁的苏联，斯大林领导下摧毁了纳粹主义的苏联，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暗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

第6版()专栏： 法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欧安会”续会将加剧苏美争夺增加战争威胁 在两霸一片争吵声中“欧安会”续会开场 据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电　法国《人民日报》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连续两天发表评论指出，在赫尔辛基会议两年之后召开的“欧安会”续会，只能使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争夺更加加剧，同时使战争威胁增加。 《人民日报》在六月十五日的评论中说：“赫尔辛基会议在缓和的幌子下使得苏联可以放手加强其法西斯专政和战争经济，强化其对东欧的控制和加速对西欧的渗透。” 这家法国报纸指出，美国也在加强自己对西欧的控制。“这种围绕着对西欧的争夺，日益导致战争准备的加速。” 《人民日报》在六月十四日的评论中写道，赫尔辛基会议两年后，“缓和”只是对苏联有利。 评论指出：“苏联丝毫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政策。相反，赫尔辛基会议的结果鼓励它继续进行战争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它对欧洲渗透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各个领域取得对美国的优势。”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电 “欧安会”后续会议的筹备会议六月十五日在苏美一片吵闹声中在贝尔格莱德开场。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将就续会的正式会议的日期、议程和其他程序进行讨价还价。据预计，正式会议将于今年秋季开始。所谓“欧安会”续会是根据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欧安会”首脑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的规定召开的，其任务是检查两年来“执行最后文件的规定和执行会议规定的任务的情况”，并就“增进欧洲安全与合作”采取新的措施和建议的问题“交换意见”。 最近一个时期，苏联和美国围绕续会的议程和任务一直争吵不休，都想把会议纳入自家的轨道，为自己角逐欧洲霸权服务。美国最感兴趣的是所谓“人权问题”，“人员、思想的自由交流”问题。它强调，“欧安会”最后文件“第三篮子”所规定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最重要”，贝尔格莱德会议的中心议题应该是检查这一“篮子”的执行情况。苏修则借口“全面贯彻”欧安会“最后文件”，强烈反对突出“人权问题”，反对把贝尔格莱德会议“变成一些与会国对另一些与会国的‘控诉所’”。它坚持续会“主要任务”是就“裁军”、“经济合作”等问题进一步“商定某些具体措施”。 在这场吵闹中，美苏两家的头目都赤膊上阵。五月二十九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就“人权问题”为苏修辩解。他警告华盛顿说：“谁要把它（贝尔格莱德会议）引向其他方向，谁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六月六日，卡特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项报告中，予以回敬。据美联社报道，他指责苏联“试图削弱赫尔辛基协议中的‘人权条款’”，坚持“全面检查执行人权政策的情况‘仍然应当是’贝尔格莱德会议的‘重点’”。卡特的报告引起苏修猛烈的攻击。这几天，苏联宣传机器接连咒骂卡特是“缓和的敌人”，指责他的报告是“胡言乱语”，是对苏联进行“最荒唐、最野蛮的捏造”等等。 这种情况使西方舆论对续会的前景普遍感到不安，它们认为，苏美两家在整个续会过程中将勾心斗角，旷日持久地进行吵闹，因此会议难以取得进展。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霸权主义的恶性发作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一种怪脾气：它的霸权主义野心受挫之后，就恼羞成怒，恶毒诽谤和咒骂别人。塔斯社六月十日的评论，就是这种怪脾气的又一次发作。塔斯社对苏丹总统尼迈里访问我国肆意攻击，同时，还把苏丹为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所做的努力，说成是在这一地区建立“某种排他性”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红海”，咒骂凡是支持苏丹倡议建立“红海安全区”的国家是“阿拉伯反动派”。 包括苏丹在内的许多红海国家领导人以及其它组织，为使红海成为安全区，摆脱超级大国的争夺，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渗透，曾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进行过多次会晤。通过这些积极的活动，逐步消除了分歧，加强了团结，强调“采取联合行动来保卫红海”。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霸权主义的，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红海地区的扩张活动一再受挫。从这个意义上讲，塔斯社所说的“某种排他性”算是说对了。红海国家就是要团结起来排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渗透、扩张、干涉和破坏。不这样，红海的水就要被搅浑，红海国家的安全就无保障，红海地区就不得安宁。因此，红海的安全，理所当然地是苏丹及红海沿岸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塔斯社把苏丹等红海国家维护红海安全的活动说成是“目的是控制红海”，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不值一驳的。按照苏联霸权主义的这种逻辑，那么，提出“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建议并为之努力的印度洋国家岂不也成了“目的是控制印度洋”了吗？真是荒谬透顶。至于塔斯社咒骂苏丹等红海地区阿拉伯国家是“反动派”，公然与这一地区的亿万阿拉伯人民为敌，这就彻底撕下了它自诩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的画皮。 塔斯社对苏丹的攻击和谩骂，已不是第一次，可以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对此，苏丹人民是有准备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通过实践，也逐渐认清了苏联霸权主义的本质。在新沙皇看来，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任其奴役的义务，没有反抗压迫和侵略的权利。如果有谁敢于顶撞新沙皇，敢于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那就是大逆不道，它就非要给谁点厉害不可。苏丹人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尼迈里总统曾愤怒地指出，苏联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 让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吼叫去吧！英雄的苏丹人民反霸斗争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第6版()专栏：三言两语 三言两语 最近苏修不顾它已作过的诺言和同田中政府达成的协议，攻击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是“非法领土要求”。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达于极点。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田中政府时期，苏修不得不承诺归还北方四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悬案，而现在却丝毫不讲信义，翻脸不认账了呢？田中时期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举国上下坚持必须收复失地；而现在，据日本共同社如月会一个刊物的透露，日本政府在渔业谈判中“实际上是以向后退的形式”，“确认了北方领土由苏联占领的现实”。苏修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欺软怕硬，这不是又一个生动的典型例证吗？ 苏修《共青团真理报》最近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和航海学校的招生广告，保证毕业后分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工作、“提供设备良好的宿舍”、“分配到航行国外的渔船上工作，驶入外国港口时发给外币”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十分诱人。显然，苏修这些学校不象大学那样能以学位、高官和厚禄吸引人，才需要以如此这般的“实惠”相招徕吧。但这对于标榜“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苏修新宪法草案，不都是绝妙的讽刺吗？

第6版()专栏： 北约核计划小组举行会议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讯　渥太华消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六月九日在渥太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对苏联在其西部边界沿线部署新的中程弹道导弹深为关切。他建议西欧国家考虑是否购买美国的巡航导弹来对付苏联的这种威胁。 伦斯是在主持了北约核计划小组在渥太华举行的两天秘密会议之后这样说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希腊、荷兰和挪威等八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据西方报纸报道，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核力量对比问题以及北约组织的核战略和核政策等问题。参加会议的部长们一致同意，如果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能迅速取得进展，西方将毫不迟疑地在西欧部署新的核武器。

第6版()专栏： 美议员反对向苏出售新型电子计算机 据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六十五名众议员最近写信给美国总统卡特，要求他禁止向苏联出售新型的赛伯—76电子计算机，表示担心苏联将把这种计算机用于军事目的。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戴维·特林也写信给卡特指出，“有相当多的专家反对向苏联出售赛伯—76计算机”，因为这种计算机“可以用于新式导弹、飞机、卫星上的高效能侦察系统、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潜艇等方面的导航和武器制导”。

第6版()专栏： 国际时事讲话 绝望的挣扎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邻近国家一再发动挑衅和入侵。它出动大批军队，配以飞机、大炮，不断对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发动军事入侵，袭击津巴布韦游击队的营地，屠杀和平居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一月至三月，它对莫桑比克的入侵就达七十八次，对博茨瓦纳的入侵也有几十次之多。 史密斯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和疯狂的侵略行径，决不说明它有力量，而是它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深刻反映，是垂死前的绝望挣扎。史密斯反动政权由于至今还顽固地推行残酷的种族主义政策，遭到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各国的坚决反对，处境极端孤立，困难重重。它所玩弄的“和谈”骗局已经失灵，武力镇压也惨遭失败。津巴布韦游击队在广大非洲国家、特别是前线国家的支持下，越战越强，游击地区遍及全国各地。史密斯当局不得不把作战区由一个扩大到四个。这就使它战线越拉越长，兵力更加不足，进一步加重了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史密斯政权妄想用军事威胁和赤裸裸的入侵来吓唬前线国家，阻止它们对津巴布韦游击队的支援，以摆脱目前的困境。这种狗急跳墙的愚蠢举动，反而使它陷入更加孤立和四面楚歌的绝境。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史密斯反动当局侵略前线国家的罪行，纷纷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对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的反侵略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六月二日，拥有四十八个成员国的非洲统一组织在声明中重申：“种族主义政权对任何前线国家的进攻将被认为是对整个独立的非洲的进攻”，因而，非统组织成员国要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六月三日发表的公报也严正指出：史密斯政权武装入侵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的领土，是对非洲人民一个厚颜无耻的挑衅。 在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军民的英勇反击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史密斯的种族主义军队已被迫从这两个国家的领土上撤出。虽然它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但是，在日益觉醒的强大的非洲人民面前，不管史密斯政权怎样疯狂挣扎，都不能挽救它彻底垮台的日子的到来。 有限的进展 六月三日，十九个发展中国家同八个工业发达国家和集团，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宣告闭幕。这次“南北对话”，是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围绕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的又一个回合。 代表第三世界的十九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了改变过去那种建立在垄断、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曾经和八个工业发达国家和集团的代表在巴黎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谈判。这次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就是想在过去谈判的基础上，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协议。但是，由于美国和某些工业发达国家竭力维护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能源等问题上百般刁难，会议只取得很有限的进展。 稳定原料价格，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一再要求应根据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指数来确定它们出口的原料价格，但是这个合理建议却遭到工业发达国家的拒绝。会上只达成了一个建立稳定原料价格共同基金的原则性协议。究竟如何具体实施，还需要继续进行斗争。 建立一笔十亿美元的特别援助基金，以帮助第三世界最贫穷国家支付外债，是这次会议达成的另一项协议。第三世界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它们欠工业发达国家的债务已达两千亿美元。现在工业发达国家只拿出十亿美元来支援，显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缓期偿还或全部免去这些沉重的债务，没有被主要债权国所接受。 不仅如此，工业发达国家在作了上述这两项所谓的“让步”以后，就立刻提出了“交换条件”，要石油生产国在石油的供应和价格上向它们提供保证。这种侵犯石油生产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当即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决反对。美国代表于是又花样翻新，提出成立一个能源方面的国际性常设专门谘询机构，来变相进行干预，以捆住石油生产国的手脚。这理所当然地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决拒绝。 这次会议再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要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坚持同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 叛徒的罪证 今年六月四日，苏修公布了新宪法草案。这是一部炮制了十多年的难产的宪法。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就张罗着重新起草苏联宪法，但是“大业”未竟，赫鲁晓夫就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继承了他的夙愿，接过了他的“修改宪法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声称要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拿出一部总结苏联“半世纪”的新宪法。但勃列日涅夫的许诺仍然成了泡影。苏修新宪法如此难产，说明苏修叛徒集团要把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把社会帝国主义制度，把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强加给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万事顺遂的。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四十年来，我国，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乃是制订苏联新宪法的“基本原因与前提”。这真是“开宗明义”，把苏修叛徒集团起草苏联新宪法的罪恶意图和新宪法的反动实质点出来了。就是说，制订新宪法，是为了总结并从宪法上肯定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社会的所谓“深刻变化”，即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总结并从宪法上肯定苏联的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部宪法公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塞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货色。尽管它标榜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等，但虚伪的言词蒙蔽不了人们的眼睛。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政府不管它的统治形式如何，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列宁指出：“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9—410页）苏联新宪法尽管堆集了一些动听的言词，但终究掩盖不了苏修叛徒集团压迫、剥削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动实质。 苏联新宪法无论是关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关于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对外政策等，都存在着条文和事实的背离和对立。苏联新宪法就是这样一部虚伪的、反动的宪法，它成了苏修背叛马列主义的一个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