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第1版()专栏： 华国锋主席会见范文同总理 华主席同范文同总理在兄弟般情谊的气氛中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李先念副总理等会见时在座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 会见时，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热烈握手。范文同总理说：我非常高兴见到华主席，我代表越共中央、越南政府和全体越南人民祝贺你们取得的极其伟大的胜利。华主席感谢范文同总理的祝贺，对他前来北京表示热烈欢迎。 华主席同范文同总理在兄弟般情谊的气氛中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结束时，华主席请范文同总理回国以后转达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以及他本人对孙德胜主席、黎笋同志和长征同志的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 越共中央委员、负责石油和天然气工作的部长丁德善，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附图片） 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合影。 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在兄弟般情谊的气氛中进行亲切友好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大寨县六条标准一定要全面实现 本报评论员 大寨县目前的标准是：（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华国锋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全国 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中，发出了到一九八○年把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号召，规定了大寨县目前的六条标准，极大地鼓舞着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为加速实现普及大寨县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千方百计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竟然攻击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是不讲路线”。 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是“不讲路线”吗？事实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的诬蔑。 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条条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条条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思想。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就提出了“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的指导思想：“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十多年来，在波澜壮阔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全国各地不仅涌现了大批学大寨的先进社队，继昔阳县第一个建成大寨县之后，还出现了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县。这些县从县委到基层，从农业到各行各业，认真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经验，从各个方面努力实践“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推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广泛、深入地总结了建设大寨县的实践经验。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总结报告中，精辟地把有关经验概括为六条，作为建设大寨县的标准。这六条标准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实践成果，是昔阳和其他先进县建设大寨县经验的科学总结。 我们只要具体地分析一下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六条标准全面贯彻了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第一条，要求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班子，这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关键问题。第二条，要求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这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第三条，要求各级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这几条做好了，建设大寨县就抓住了根本，就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能确保全县各方面的工作沿着党的基本路线胜利前进。 再看后三条。第四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几项重要内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实行科学种田，是贯彻农业 “八字宪法”，实现高产稳产的关键措施。第五条，要求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提高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水平，这是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第六条，要求贯彻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实现农林牧副渔各业互相促进、全面繁荣，以确保增产增收，更好地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的利益。这几条体现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体现了党的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这六条标准，哪一条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一条不是建设大寨县必不可少的准则？！“四人帮”故意抹杀事实，混淆是非，胡说六条标准“不讲路线”，正好说明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大搞“三反一砍”，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他们反对整党整风，反对整顿领导班子，破坏党的领导；他们颠倒敌我关系，网罗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疯狂打击革命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搞乱农村阶级阵线；他们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破坏生产，破坏群众生活，等等，都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罪证。“四人帮”一贯别有用心地把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甚至把党的基本路线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立起来，肆意制造混乱。其罪恶目的就是在乱中篡党夺权，破坏革命，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当前，必须首先深入揭批“四人帮”，澄清他们制造的混乱，明辨路线是非，才能正确地全面地实现六条标准，建设好大寨县。事实说明，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未肃清，有些地方的一些同志至今对于大寨县的六条标准还存在一些片面认识，以为前面三条是主要的，只要这三条抓好了，后面三条差一点也没有关系。这些地方对于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社员生活等问题，或者注意不够，没有认真去抓，或者不敢大胆去抓，结果，有些先进社队的生产发展不快，有些穷社穷队的面貌难以改变，影响全县的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以及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长期不能超《纲要》、超计划。　　有些社队非生产性开支过大，铺张浪费严重，积累少，分配水平低，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利于建设好大寨县。当然，那种以为“后面三条是硬任务，前面三条是软任务”的片面认识，也是存在的。如果只顾抓生产，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建设大寨县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 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是一个整体，体现了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割裂，不能偏废。全面执行六条标准，就是要全面地抓紧抓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把每个县都建设成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堡垒，同时把每个县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打好打牢固。 毛主席早就指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37页）“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同上，第118页）一切大寨县，一切朝此目标前进的县，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把增产增收作为检验建设大寨县的主要标准。 当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速度不断加快，及时强调大寨县的质量，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要坚持全面实现六条标准，才能赋予大寨县这个光荣的名称。列宁在讲到“公社”这个名称时指出：“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20页）我们一定要用顽强的劳动和实际成效来争得大寨县这个光荣称号，为一九八○年把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名副其实的大寨县，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

第1版()专栏： 苏丹文化新闻部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 驳斥苏联所谓苏丹准备袭击某邻国的指责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陪同苏丹总统尼迈里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丹文化新闻部长布纳·马勒瓦勒六月八日在北京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驳斥苏联六月五日提出的所谓苏丹准备袭击某个邻国的指责。 马勒瓦勒部长指出，苏联的这种指责，是妄图掩盖它在非洲的险恶图谋，特别是掩盖它破坏苏丹国家安全的行径。 这位部长说：“我们始终认为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会认识到，非洲国家从老牌帝国主义那里得来不易的独立，不能也不会落入苏联新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苏联新帝国主义正在竭力破坏象苏丹那样拒绝屈服于苏联压力的国家的安全。” 苏丹文化新闻部长揭露说，苏联准备对苏丹再搞一个类似去年七月入侵事件的军事冒险行动。 马勒瓦勒部长强调说：“苏丹人民准备保卫自己的革命和国家不受苏联新帝国主义的侵犯，同时，提醒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爱好自由的人民注意，苏联称霸世界的新企图是非常大的，它将不只限于苏丹和非洲。”“由于苏联正在南部非洲制造混乱，我们呼吁世界注意苏联的这种国际威胁。” 这位苏丹部长最后指出：“苏丹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用它的军队来对付我们的任何一个邻国，苏联对此是很清楚的。”

第2版()专栏：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针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 王谦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的理论。这些光辉著作，引导我国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指明了农村继续革命的方向。今天，在我们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重读毛主席的这些著作，五十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有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明方向。我们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主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针。 五亿农民的方向 在我国农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一直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做革命的促进派》） 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从封建所有制下解放了出来。在当时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农民个体经济，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一九五○年，根据对武乡县六个村的调查，一九四八、四九两年，出卖土地的已有一百三十九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有百分之四点三的农户因生产、生活困难又失去了土地。不少富裕农民憧憬“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高利贷，并有个别新富农产生。随着农村经济上两极分化的发展，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都出现了涣散现象。 面对着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我们必须作出抉择：是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任其自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时，我们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组织起来》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精神指引下，认真地、反复地讨论了农村土改后的方向道路问题。毛主席说得非常清楚，对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山西省有一部分老解放区，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下，抗日战争时期就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经验。土改以后到一九五○年，全省加入互助组的户数已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常年互助组有三万多个。一些办得好的常年互助组，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公有农具、种籽、牲畜和资金，有的还集体开垦了土地。这些新的因素是社会主义萌芽。这说明，广大贫雇农是愿意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但他们已不满足于互助组的组织形式，要求向高一级的组织形式过渡。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根据广大贫雇农的实践和要求，省委提出了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方针，于一九五一年春，在晋东南地区试办了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一出世，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合作社当年的粮食产量就超过上年百分之二十一，在生产和社员收入方面，也都超过互助组和富裕中农的水平。 但是，这个使贫雇农欢欣鼓舞的新生事物，却触怒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他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恶狠狠地指责说：“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些谬论，是直接和毛主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相对抗的。他反对办合作社，大肆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等谬论，就是妄图引导中国农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刘少奇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当时就受到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一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同年十二月，又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指示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二年，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山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全国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五三年春，初级社发展到二千二百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到一九五五年春，社数猛增到三万一千七百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 正当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刘少奇再次跳出来攻击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并且挥动板斧大砍合作社，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砍掉了二十万个。就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并写了一系列著作，全面地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在这些论述农业合作化的著作中，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坚定地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热烈地称赞河北省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地规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限制和消灭富农剥削。从而粉碎了刘少奇、陈伯达所鼓吹的什么土改以后农村已经中农化了，不能再提依靠贫农了的谬论，解决了党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依靠农民的大多数的问题。毛主席还精辟地阐明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件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驳斥了刘少奇的合作化如果不下马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无耻谰言，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象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我国广大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参加这个伟大的运动。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感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迅速掀起了高级合作化运动。由于农村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而且做到了连年增产。一九五六年春，山西省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回顾农业合作化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万里长征中，我们要始终牢牢掌握这个法宝。 高举大寨红旗　坚持继续革命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毛主席首次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这个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象早晨的太阳，从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是继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又一伟大的革命。它把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成为大规模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结合、政社合一的组织，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树立的大寨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光辉典型。大寨为我们提供了在农村政治、经济和思想各个领域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大寨的方向就是全国农村的方向。我们既要学大寨的今天，又要学大寨的明天。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真学还是假学，是当前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从刘少奇、林彪到“四人帮”，这些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疯狂地反对农业学大寨。这实质上就是反对在农业战线上坚持继续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学大寨，就要象大寨那样，自觉地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教导我们：“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增强物质基础，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课题。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我们要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巩固人民公社制度。这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近几年来，在“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下，有些地方出现分田单干；有些单位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发展资本主义，使集体经济蜕化变质；还有的城乡勾结，大搞投机倒把，大挖社会主义墙脚。这些都说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作斗争。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及时地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必须注意改善和调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把“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纠正过来。在所有制方面，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在目前，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但是，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社队企业力量的增长，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一定会逐步多起来，我们也要为促进这种发展创造条件。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更加重要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经济基础的革命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在农业合作化实现的第二年，毛主席就及时地提醒全党：“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斗争的同时，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又开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它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近几年来，我们又紧密结合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特别是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所有这一切，对于搞好农村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大寨的经验告诉我们，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突出地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保证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要坚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坚持常年整党整风，不断端正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堡垒。对一部分社队中存在着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的问题，则要通过整顿，区别不同性质，认真加以解决。另一个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制度的改造是重要的，但人的改造更重要。没有人的改造，制度的改造就不能巩固。没有人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不能充分地发挥。人变——地变——产量变这个公式，生动地体现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大寨就是把人的思想改造，把做好人的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的。我们应当“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引导农民逐步从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每一个社队都能象大寨那样，不断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人民公社制度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巩固和发展。 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四人帮”污蔑搞四个现代化是“复辟资本主义”，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把他们搞乱了的是非界限纠正过来，把他们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加速实现农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我们面临两个方面的革命任务。一个是“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一个是“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还指示我们，从一九五五年算起，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毛主席的遗志，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它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大大加快步伐，保证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是伟大的革命运动，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在用很大的精力领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农业增产的问题。毛主席对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对于农业技术改革，对于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繁殖和保护牲畜，发展养猪事业，实行绿化等等，都作出了具体的指示，字字句句凝结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深切关怀。还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毛主席就提出了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后来发展成农业发展《纲要》，其中既讲了农业的增产指标，又讲了各种增产措施。毛主席担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关怀着世界革命，又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还那样细致地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并且再三教导我们要“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遗志，认真学，拚命干，千方百计地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四人帮”是一伙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的寄生虫，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选集第五卷中，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论述，是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最有力的武器。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 山西省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业机械化也有一定发展。但是，同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大寨在山西，大寨的经验还没有在山西全面开花结果。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九七五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报告中，给我们山西算了一笔帐：“如果山西全省所有的县都建成了具有昔阳水平的大寨县，都象昔阳今年那样，每人平均生产一千五百斤粮食，提供五百斤商品粮，那么，全省粮食总产量将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一倍半，提供的商品粮将比一九七四年增加近三倍。”这笔帐给我们绘出了山西发展农业的宏伟蓝图，也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们一定要全党动员，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首先苦战四年，到一九八○年，把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基本上建成大寨县，使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四百斤；第二步，到一九八五年，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斤，实现华主席对我省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把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办好。下定决心引黄入晋，沟通全省四大河系，贯穿全省五大盆地，从根本上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山西工业基础比较好，要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要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进一步满足农业对于机械、化肥、农药、燃料、动力等的需要。要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要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多种经营。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战斗，高速度地发展山西的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六期）

第3版()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国家体委深入揭批“四人帮”，为更快更好地把体育工作搞上去做出贡献 编者按：国家体委是“四人帮”插手很深、危害严重的单位之一。在这样的单位，坚决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一个关键。国家体委系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发动群众，狠揭猛批，穷追深查，终于粉碎了体委系统内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必将促进我国体育工作的大干快上。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国家体委系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正一浪高一浪地向纵深发展。一个由“四人帮”直接指挥，埋藏在国家体委内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挖出来了，他们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和破坏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种种罪行被揭露出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为更快更好地把体育工作搞上去做出贡献。 体委是“四人帮”插手很深，危害严重的单位之一。“四人帮”直接指挥其亲信在国家体委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夺了体委党政大权。他们结帮篡党，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竭力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作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极为重视体育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指明了体育工作的方向。“四人帮”在体委的亲信，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疯狂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反对毛主席、周总理。一九七五年六月，毛主席针对“四人帮”结帮篡权，插手体委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警告“四人帮”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不要再去找江青、王洪文了，有事要请示分管体委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的指示，是对体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最大关怀，也是对已经陷入“四人帮”反革命泥坑的那个亲信的严肃批评和挽救。但是，这个“四人帮”的忠实走狗，不但毫不悔悟，反而把毛主席对他的警告去向江青、王洪文告密。他竟把毛主席的指示诬为“谣言”，到处批判，甚至攻击毛主席的指示是分裂党中央，他就这样进一步卖身投靠“四人帮”。叛徒江青曾两次向他“交底”，极其恶毒地诬蔑周总理。那个亲信对江青的黑指示奉为圣旨，在体委大反周总理。批林批孔时，他们竭力封锁、对抗华国锋同志对体委工作的指示，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华国锋同志明确指出：“不要大换班子”，“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把我们搞乱”。他们立即向王洪文告密，胡说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是“大干扰”，要“顶住”，并且采取卑鄙手段，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继续另搞一套，公然对抗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在体委搞了所谓的八条，层层揪代理人，把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他们一伙问题的革命同志，打成刮右倾翻案风的典型，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一年，周总理曾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明确指出，体育战线虽然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但“总的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四人帮”及其亲信则全盘否定二十多年来我国体育工作的巨大成就，狂叫“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体委是“三代修正主义”。他们猖狂地攻击毛主席、周总理，诬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多年领导体育工作的贺龙同志。为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他们还到外地串连，搜集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四人帮”在体委的亲信，为了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按照“四人帮”“组织自己的人马”的旨意，结帮篡权。他们网罗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所谓老干部，打小报告、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等等，私设秘密联络站，建立情报网，整黑材料，搞阴谋活动。凡是对“四人帮”及其亲信表示不满或反对过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就要打成“叛徒”、“特务”、“反党集团”、“复辟势力”。能打倒的打倒，打不倒的打跑，打不跑的搞臭，搞不臭的整成病，整不病的让靠边站。原来主管体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是一九七一年由敬爱的周总理提名，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调到体委担任领导工作的。“四人帮”及其在体委的亲信，为了篡夺体委领导大权，恶毒诬蔑他“不懂体育”，是“林彪余党”，千方百计地把他撵走，取而代之。“四人帮”在体委的亲信按照江青、王洪文的黑旨意，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安插亲信，排除异己，组成帮派体系。首先，他们篡夺了体委核心小组的大权，继而派遣他们的帮兄帮弟夺取了体委人事、机要、训练、外事、舆论大权。对广大群众拚命压制、打击，妄图调走三分之二，来一个大换班。他们飞扬跋扈，称王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家愤怒地说，体委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对革命干部和群众采取的手段，和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法西斯卑鄙做法没有差别，真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支别动队。 体委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了乱中夺权，千方百计搞垮我们的体育事业。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二十五年前就为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方针。二十多年来，广大体育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四人帮”及其亲信，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体育工作，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于“四人帮”及其亲信结帮篡党夺权，破坏体育工作的罪行，体委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不少同志不顾他们的迫害和打击，多次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发，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抵制和斗争。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广大干部和群众顶狂风，战恶浪，努力排除“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干扰和破坏，为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这就充分说明，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 粉碎“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体育大干快上有希望。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心体委，调整和加强了体委的领导班子，夺回了被“四人帮”及其亲信篡夺的体委党政大权，体委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革命士气大振。他们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一方面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滔天罪行，彻底粉碎体委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对群众体育工作和运动技术训练的领导。广大体育工作者焕发了革命精神，决心把体育工作搞上去，教练员和运动员们的训练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体坛新苗在老将们的严格要求下，虚心学习，刻苦训练，整个体坛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热气腾腾景象。他们决心在全国走向大治的大好形势下，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树雄心，立壮志，争时间，抢速度，尽快把“四人帮”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3版()专栏： 保证农业第一线兵强马壮 ——河北省井陉县深入揭批“四人帮”，加强劳动管理 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所谓“管、卡、压”等谬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整顿和加强劳动管理，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充足的劳动力，这是河北省井陉县今年狠抓的一项重要工作。 井陉县原来打算三年建成大寨县，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干部、群众精神振奋，鼓足干劲，决心“三步并做两步走，今年建成大寨县”，积极按照大寨县的六条标准，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许多社队农业第一线上的劳动力不足。 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县委书记刁文学到上安公社上安西大队进行调查。他发现，这个大队一千三百四十名劳动力中，有一多半劳动力不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其中，二百六十八人被抽调到县办水利工程；三百五十人被分配到社队工副业单位；三十八人常年参加修建专业队；六十多人被县属厂矿、企事业单位招去做副业工、临时工。五十多名大队干部和民兵、治保、妇联等组织的成员，以及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大部分脱产或半脱产，去年平均劳动不到七十天。文化事业占用劳力也不少，仅教师就有五十名，平均每人只教二十个学生。劳动力的分散，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去年夏季发生草荒，许多生产队长急得直跺脚，也叫不回来人。结果，去年全大队减产减收，资本主义倾向趁机滋长。 接着，县委调查了各社队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发现全县九万多名农村劳力，约有四万名强壮劳力不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必将影响当前生产，今年建成大寨县的计划也将落空。 劳力分散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县委作了分析，看到这是“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四人帮”乱打“管、卡、压”的棍子，把劳动管理搅乱到无章可循的程度，致使各级干部都不敢抓，无政府状态十分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井陉县委首先发动各社队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肃清这伙祸国殃民帮散布所谓“管、卡、压”等谬论的流毒和影响，开展了一场“要不要建立劳动管理制度”的大讨论。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列罪状、剥画皮，看清了“四人帮”破坏劳动管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生产搞乱，把人民公社搞乱，以便乱中夺权。经过揭发和批判，大家进一步懂得了党有党章，国有国法，人民公社也必须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对那些违背集体利益的人和事就是要管，对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歪门邪道就是要卡，对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就是要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怎样解决劳力分散的问题？县委认为，根据建设大寨县的需要，按计划抽调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去兴修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办好县属厂矿企业和社队工副业，发展文化事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纠正有些单位不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任意多调劳力的现象。有的县属企事业单位未经批准，乱招临时工、合同工；有的社队打着集体的招牌，派人外出乱找门路抓现金，这些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要把这部分劳动力收回来。 于是，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抓了几项具体措施：一，督促各单位将擅自招来的农村劳力退回生产队；二，帮助各公社整顿社队企业和各项事业，压缩超编人员；三，禁止集体和社员个人外出找门路抓现金；四，进一步强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求干部改变作风，带头大干。这样，全县农业第一线的劳力迅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各社队还按照党在农村的现行各项政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建立、健全了基本劳动日、基本投肥制、劳动作业组、生产责任制、评工计分、干部参加劳动、劳动纪律等项管理制度。 加强了劳动管理，干部领导学大寨运动的信心更强了，社员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目前，全县对二十万亩小麦增粒增重的后期管理昼夜不停，丰收在望；十四万亩春播任务已经完成。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来信 为什么“脱产”人员这么多？ 编辑同志： 目前我们这里的部分社、队，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常年不参加农业生产。例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乌兰公社明安滩生产队，共有四十九户，一百七十一人，七十个劳动力；而常年不参加生产劳动的，竟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人大部分是向队里交钱买粮，一部分人不交钱也分粮。 这种不合理现象，直接影响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贫下中农说：大伙白天黑夜苦干，少数人连影也不见，等秋后粮食归了仓，一拥而来吃便宜饭。建议各级党委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纠正这种现象，把农、牧区可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劳动力，包括社队干部家属、社办企业职工家属中有生产能力的人，组织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来。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学大寨工作队队员 王治垣

第3版()专栏： 落实政策 加强管理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党委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搞无政府主义，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逐步建立健全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大大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褚兰公社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中，曾经建立了一些经营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后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原来的一些管理制度，有的被砍掉，有的被搞乱，因而在一些社队出现了作物自由种植、产品自由销售、劳动力自由支配、五匠自由开业、现金自由支出、粮物自由支拨等资本主义倾向。张楼大队有山有水，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一九六八年以来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对国家贡献逐年增多，社员收入逐年增加，存有三十二万斤集体储备粮，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受“四人帮”的干扰较大，劳动、生产、财务管理都乱了套，阶级敌人乘机进行煽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资本主义泛滥，粮棉大减产，不仅吃光了储备粮，还吃了国家的八万斤返销粮，严重地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干群团结，破坏了集体经济。 褚兰公社党委在县委工作队党委帮助下，积极组织和带领干部、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教导，学习华主席关于“不论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都要实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依靠群众，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的“生产不用管理”，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等反动谬论，并且以“张楼大队为什么吃返销粮？”为题，在全公社开展了讨论、分析和批判。通过讨论和批判，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四人帮”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管、卡、压”的旗号，目的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农业学大寨，搞乱集体经济，以便乱中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决不能再上他们的当。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褚兰公社党委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召开各种座谈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对照党的政策和大寨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健全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等规章制度，并要求干部以身作则带头严格执行。梅山大队第二生产队有个干部，他的孩子前几年曾一度私自外流干临时工，建立规章制度以后，他就立即把孩子叫了回来。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外流人员也纷纷归队，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群众说：“干部这样大公无私，我们也要一心为集体。” 在搞好各项管理制度中，公社党委要求大家特别注意把好政治关，强调不能光见物不见人，必须象大寨那样，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管在方向、路线上。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公社成立了监管会，大队成立了监管组，生产队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每月分别召开一次民主理财会议，当面审查各项收支情况，并张榜向群众公布。今年春耕开始时，有个生产队高价出售了一百多斤粮食。在一月一次的民主理财会上，贫下中农尖锐地批评说：“高价出售粮食是非法的。虽然给集体增加了收入，但这样做，方向、道路不对头，咱们不能抓了钱丢了线，忘了社会主义方向。”当场，那个干部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 褚兰公社自重新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后，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干群团结大大加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 天津市武清县聂庄子公社东梁庄大队农业科学技术小组人员，深入田间，研究保证夏季丰收的措施。　本报通讯员摄

第3版()专栏： 抓劳动管理先要抓纲 辛地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农业要发展，农村各项事业都要有相应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分配，应当根据这种情况，作出适当的安排。一定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首先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充足的劳动力，集中力量搞好当前生产，力争当年增产增收。 集中劳力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对“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绝不能低估。他们散布所谓“管、卡、压”的谬论，他们制造生产无政府状态，不仅使有的干部不敢抓管理，有的社员不听从指挥，甚至使得有的基层党组织无法领导经营管理。只有深入揭批“四人帮”，澄清路线是非，划清政策界限，纠正混乱思想，才能真正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把力量集中到农业这个基础上，集中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上。“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井陉县的劳动管理由乱到治，主要是县委领导得力、领导得法。他们紧紧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统筹兼顾农业和各项事业、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合理解决了劳动力分配的问题。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参考。

第4版()专栏：　　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到京 陈永贵副总理宴请埃切维里亚和夫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墨西哥合众国前总统、政府特使、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主席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一行，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外交部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农林部副部长肖鹏，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徐光，外交部司长林平、副司长陈德和、傅顺和到机场热烈欢迎。 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九七三年，埃切维里亚在任墨西哥总统期间曾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为增进中墨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天，在机场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亲切握手，对他们再次访问我国表示热烈欢迎。 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墨西哥前总统、政府特使、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主席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一行。 宴会前，陈永贵副总理亲切地会见了埃切维里亚和夫人。 陈永贵副总理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埃切维里亚先生是墨西哥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我们熟悉和尊敬的老朋友。埃切维里亚先生多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反霸的斗争作出过积极的贡献，现在仍致力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事业。我们钦佩埃切维里亚先生这种敢于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和坚持斗争的精神。至于埃切维里亚先生为促进中墨友好关系的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则更为中国人民所高度赞赏。埃切维里亚先生一九七三年对我国的成功访问，至今仍在中国人民中留有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他指出，埃切维里亚先生担任总统期间，墨西哥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今天，墨西哥人民在洛佩斯总统的领导下，正在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 陈永贵副总理满意地回顾了中墨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并表示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继续获得巩固和发展。 埃切维里亚先生说，我们非常注意在你们伟大国家发生的事情——贵国领导人其中包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和地震。毛主席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榜样。贵国人民团结一致为自己国家的未来而辛勤劳动并取得成就，使我们这些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感到非常高兴。 埃切维里亚先生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矛盾越来越清楚，经济上穷国和富国之间、工业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 他回顾了一九七三年对中国的访问，热情称赞墨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说，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受到了中国人民难以描述的欢迎。我们两国建交后，两国人民的友好联系不断发展，这种联系把我们两国永远连结在一起。现在我们来到了英明的华主席领导的中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三年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曾陪同我们参观了大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寨大队如何从贫困变为繁荣，为第三世界穷苦的人民提供了伟大的榜样。他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墨西哥友谊的问候。他表示坚信，在华国锋主席和洛佩斯总统的共同努力下，中墨两国的友谊联系将更加密切。 今晚的宴会上，宾主都为老朋友重逢而格外高兴。双方频频举杯，为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干杯。 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王海容，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水电部副部长李锡铭，石化部副部长陶涛，文化部负责人石敬野，教育部负责人李琦，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等。（附图片） 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一行到京。陈永贵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一行。图为宴会前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王炳南会见美中友协工会积极分子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今晚会见并宴请了以保尔·施雷德为团长的美国美中友协工会积极分子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区棠亮等。访华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于今日中午到达北京的。美国客人除在北京参观外，并将到我国东北和南方参观访问。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同志同范文同同志会见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邓颖超同志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今天上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外交部司长黄仲儒；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司长梁枫、刘华。

第4版()专栏：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法国《世界报》主编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法国《世界报》主编安德烈·方丹，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世界报》驻北京记者阿兰·雅各布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附图片）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法国《世界报》主编。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武志公副总理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武志公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到机场送行。 七日下午，武志公副总理由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陪同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第4版()专栏： 尼迈里总统等苏丹贵宾参观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尼迈里总统今天下午在参观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时说，这个展览会的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他说，大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建设工业的力量。 尼迈里总统等苏丹贵宾由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陪同来到展览馆时，受到展览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尼迈里总统首先参观大庆馆，仔细地听取了有关大庆工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和建设油田的情况介绍，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大庆油田的模型和展出的各种实物、图表。接着，苏丹贵宾又来到学大庆馆参观全国各地大庆式企业先进事迹的展览，观看各种机械的操作表演。参观结束时，尼迈里总统再一次赞扬大庆精神。 尼迈里总统和其他苏丹贵宾今晚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陪同参观了地下防空设施。（附图片） 尼迈里总统等苏丹贵宾，由陶涛副部长陪同参观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何英会见尼日利亚新闻界朋友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了尼日利亚《新尼日利亚人报》总编辑阿米诺·阿卜杜拉希和卡杜纳电台常务编辑兼副台长詹姆士·奥杜，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秘书长郭渭等。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伊鲁埃尼会见时在座。

第4版()专栏： 定陶用生物防治棉花害虫 山东省定陶县试验、推广用生物防治棉花害虫，取得了显著成果。 定陶县每年都要种植十几万亩棉花。过去，一直用喷洒农药的办法防治棉田害虫。一九七五年，这个县首先从点上入手，进行以瓢虫治蚜虫和以草蛉、蚂蜂等控制棉蛉虫的生物防治科学实验活动。全县九个公社、四十五个大队在一万二千四百亩棉田里搞的以瓢虫治蚜虫和在其中七千亩棉田里搞的以草蛉、蚂蜂等综合防治棉蛉虫的试验，均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七六年，县委决定发动群众，把生物防治的经验在全县普遍推开，并把这项工作列入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重要内容，摆上党委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布置，检查督促。这一年全县共种棉花十二万亩，其中用生物防治控制棉蚜虫的占百分之九十五点八，治棉蛉虫的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六。经调查，搞过生物防治的棉田千株棉花仅有棉蛉虫残虫一至四头，比药物防治棉田的残虫量减少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棉蚜也得到有效控制。

第4版()专栏： 兴宁用制糖废液制成井冈霉素 广东省兴宁县农药厂用制糖工业的废液——废糖蜜代替粮食做培养基，生产井冈霉素农药获得成功，经过使用鉴定，质量符合要求，防治病害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这样，每年可为国家节约粮食一百多吨，降低生产成本五万多元。 兴宁县农药厂是一个微生物农药厂。过去生产防治水稻纹枯病的农药井冈霉素，是用玉米粉、木薯粉及大米粉作培养基，这样就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生产成本也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厂党支部发动群众想办法，并组织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先后进行了五十多种原料配方试验，终于成功地用糖厂排出的废液（含有葡萄糖）代替粮食作培养基。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王丙乾会见凯尔朗一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七日上午会见法兰西共和国经济财政部税务总司副司长凯尔朗一行。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格鲁参加了会见。 法国朋友是六月一日到达北京的，就中、法航空运输企业税收协定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协议，并草签了中、法两国政府关于互免航空运输企业税收的协定。法国朋友在华期间，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已于八日离开中国。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南斯拉夫阿布拉舍维奇 民间歌舞团离京回国 南斯拉夫阿布拉舍维奇民间歌舞团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演出，六月八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钱其琛、刘锦琳、申伸、刘西林、邢仁先以及首都文艺工作者到机场欢送。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日本神户市向天津市赠送长颈鹿 日本神户市向天津市赠送的一头长颈鹿，于六月四日到达天津。这是继去年七月神户市向天津市先行送来的一头雄性长颈鹿之后，又送来的一头雌性长颈鹿。 神户市土木局长多天正文、王子动物园副园长谷刚正之及饲养员米泽昌，先后于六月一日、四日抵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等会见并宴请了日本朋友。在天津期间，日本朋友访问了大港油田、工厂、农村，在水上公园看望了去年送来的雄性长颈鹿，并同公园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养鹿经验座谈。 我空军副参谋长邢永宁 赴法参观国际航空展览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邢永宁一行四人应法国国防部长伊冯·布尔热的邀请，七日乘飞机前往巴黎参观第三十二届国际航空展览会。前往机场送行的有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空军参谋长王定烈和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博肃礼中校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佩雷拉总统和阿希乔总统分别发表谈话 加强非洲国家团结反对外来干涉 扎伊尔报纸指出苏联在非洲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是某些非洲国家遭受侵犯的根源 新华社比绍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据佛得角《人民之声报》报道，佛得角共和国总统佩雷拉最近向这家报纸发表谈话，主张加强非洲国家的团结，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事务。 佩雷拉总统说：“在我们非洲人中，总是有一些能有助于解决所有的问题和避免外国干预的共同点。” 他说：“我们的立场就是反对搞集团。这样做会给外国提供对我们的事务进行更多干预的机会，只会给非洲的生活带来害处和严重后果。这种集团体制对所有非洲国家的协调和和平发展是有害的，而非洲国家，从血统和历史来看，都是骨肉兄弟，并且应该在互相之间有最大限度的忍让。今天，可以说，整个非洲是不结盟的，而保卫我们自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避免在我们内部搞集团着手。” 佩雷拉总统指出，“走向非洲进步的道路，走向非洲伟大的道路，都要经过非洲的团结”。他说，非洲国家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共同遭遇，也许有助于我们所向往的团结。“为此，我们为争取这种团结而斗争，而且我们认为，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大陆的组织——非洲统一组织”。 佩雷拉总统重申佛得角全力声援南部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他说，尽管佛得角物质力量有限，但是佛得角将在外交、政治和道义上无条件支持各种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 新华社雅温得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六月七日在国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非洲必须加强团结，以维护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说，非洲团结对于确保非洲彻底摆脱种族主义统治，对于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迅速建立以平等原则和多数人政府为基础的独立政权，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重申，喀麦隆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即独立和寻求公正合作的政策。 他强调喀麦隆愿意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合作。他说：“在我们为争取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以及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声援第三世界国家。” 他赞扬非洲和阿拉伯之间的合作，并指出，应根据开罗非—阿最高级会议的精神加强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阿希乔总统还要求加强民族团结。他说，喀麦隆继续奉行自主发展政策。他指出：“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日益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的意志。”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六月七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对非洲的帝国主义政策是某些非洲国家遭到许多侵犯的根源。”文章说：“苏联已不再掩饰其扩张主义野心。”文章说：“这个近似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以许多粗暴言行来亮相。安哥拉（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苏联人最近在我们国内从事冒险行径也是明目张胆的。” 文章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已不再掩盖其霸权目的，并显然企图代替老殖民主义的支持者。” 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电　据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报》报道，最近在这里访问的扎伊尔行政管理常设委员会国务委员巴贝尼·阿贝托·尼扬盖亚对这家报纸的记者说：“苏联卷入最近沙巴省的骚乱是确凿无疑的。从我们缴获的枪弹等物资中，我们握有证据。” 尼扬盖亚说，在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时，“我们得到了摩洛哥的支持，此外我们还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道义上的支持”。他说，“许多非洲国家派特使到扎伊尔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第5版()专栏： 苏丹政府发言人和外交部驳斥塔斯社声明 决不屈服于苏联新帝国主义的压力 谴责苏联策划反对苏丹的新阴谋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正在中国访问的苏丹政府代表团成员、苏丹文化新闻部长、政府发言人布纳·马勒瓦勒七日在北京接见苏丹通讯社记者，驳斥苏联通过塔斯社声明对苏丹进行的攻击。他说：“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应该明白，摆脱了老殖民主义枷锁和取得了独立的非洲国家，决不会屈服于苏联新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力。” 他说，苏联同反对苏丹的一项军事计划有关，并正在利用苏丹同邻国之间的分歧做文章。他说，苏联对苏丹提出无中生有的指责，妄图使世界不注意它的新阴谋。他还说：“苏丹人民准备保卫祖国和革命，使之不受苏联新帝国主义的侵犯，并愿提醒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人民注意，苏联的新的称霸企图不会仅限于针对苏丹，它还将扩展到其他国家。” 苏丹《天天报》八日发表社论，驳斥塔斯社的声明。 社论说，塔斯社发表的攻击苏丹的“卑鄙声明”表明，“刻骨仇视苏丹和中国友谊的势力”“开始活动了”。 社论说：“塔斯社的声明在尼迈里总统刚刚开始访问中国的时候发表，决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侵略势力对尼迈里总统访问中国及其预期的结果惊恐万状。” 社论说：“苏丹和中国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引起了那个大国的刻骨仇恨，这个大国一面打着社会主义和进步的招牌，一面对自由国家的合法政权策划阴谋，妄图实现其奴役世界人民和各国的野心。”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外交部六月六日发表一项声明，谴责苏联策划反对苏丹的新阴谋。 这项声明是为驳斥苏联当局授权塔斯社于六月五日抛出的一个声明而发表的。塔斯社的声明胡说什么“最近，从各种来源传来关于正在策划武装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消息”。它紧接着攻击苏丹说，这些消息所说的行动“都是在苏丹当局以及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事态的如此发展，造成了非洲大陆这个部分的危险局势”。 苏丹外交部的声明驳斥说：“我们谴责苏联策划的反对我们国家的新阴谋。塔斯社的声明只不过是为他们进行直接和公开的干涉作准备。”“塔斯社的声明预示着来自苏联的新的干涉。” 苏丹外交部的声明呼吁公众注意苏联的这种新阴谋。声明说：“我们保留我们反击的权利。”“我们的武装部队已作好准备保卫我们祖国的土地和尊严。” 苏联是在苏丹政府最近驱逐了苏联“军事专家”和苏联驻苏丹大使馆的一些外交官之后，授意塔斯社对苏丹政府进行这一攻击的。 据苏丹《新闻报》六月五日报道，苏联解除了“关于苏丹军官在苏联学习的军事合同，这些苏丹军官已经回到喀土穆。（附图片） 苏丹青年举着“我们决不允许苏联对我国的干涉”的巨幅标语，乘车在喀土穆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反对苏丹的罪行。　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蒙博托总统向摩洛哥军队授勋 摩洛哥把援扎摩军使用的全部战争物资转让给扎伊尔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六月七日隆重举行授勋仪式，表彰同扎伊尔军民一道反击苏联雇佣军入侵立下战功的摩洛哥军队。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向摩洛哥部队的军旗授勋，并且向摩洛哥部队指挥官卢巴里斯上校和七名其他高级军官颁发了勋章。 授勋仪式在科科洛兵营举行。这一天，科科洛兵营里洋溢着扎—摩军队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气氛。兵营上空飘扬着扎伊尔和摩洛哥两国国旗。 扎伊尔国防总局长巴比亚将军代表蒙博托总统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在制止对沙巴省的侵略、维护扎伊尔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摩洛哥士兵的朝气和勇敢精神是扎伊尔部队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还说，这个仪式象征着非洲国家之间的战斗团结。 巴比亚将军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摩洛哥人民表示敬意，并向在沙巴战场上献身的摩洛哥和扎伊尔两国士兵致哀。 出席授勋仪式的有扎伊尔武装部队的官兵、知名人士和驻扎伊尔的外交使团。 仪式结束后，蒙博托总统检阅了扎伊尔陆海空三军、宪兵部队和女兵队伍。 随后蒙博托总统为摩洛哥部队军官举行了招待会，祝他们平安返回祖国。 近几天来，摩洛哥部队已陆续乘扎伊尔和摩洛哥的运输机离开扎伊尔回国。撤军将在一周内完成。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六月五日在赤道省首府姆班达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已经决定把参加反击入侵沙巴的雇佣军的摩洛哥军队所使用的全部战争物资转让给扎伊尔。 蒙博托总统在讲话中为摩洛哥派兵支援扎伊尔向摩洛哥国王和摩洛哥人民致以热烈的敬意。 蒙博托总统在讲话中宣布，他将访问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摩洛哥，对这些国家向扎伊尔提供的支持和援助表示谢意。 蒙博托总统还谈到雇佣军对沙巴的掠夺。他指出，入侵者把一些锰和活牛带回了安哥拉。他说，他已经决定把这些情况通告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商会。

第5版()专栏：苏丹通讯 “友谊之路” 被苏丹人民称做“友谊之路”的瓦德迈达尼—加达雷夫公路正式通车已经三个月了。每天，川流不息的车辆通过瓦德迈达尼青尼罗河大桥，卡车挂着拖斗，飞奔在这条新建的公路上。 瓦德迈达尼—加达雷夫公路长二百二十七公里，横贯苏丹东部平原。这项工程是根据中国苏丹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由中国援建的，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工，一九七七年三月竣工通车。四年来，两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复杂的技术问题，用勤劳的双手，建成了这条平坦坚实的公路和青尼罗河上宏伟壮丽的大桥。有的苏丹朋友说，这条公路不但连接了瓦德迈达尼和加达雷夫，而且连接了喀土穆和北京。 瓦德迈达尼青尼罗河大桥长五百零七点五米，宽二十米。大桥共八孔九墩，两个主孔每孔跨径达一百二十米，是苏丹目前跨度最大的一座公路桥。三个主墩高十八、九米，墩基是六十六根一米半粗，五、六十米长的钻孔混凝土灌注桩。青尼罗河水深流急，必须在一九七四年雨季洪水到来之前，把三、四、五三个水中的主要桥墩钻孔灌注桩全部搞好，还要把三号、五号桥墩墩身抢出水面，才能使整个大桥工程取得主动权。 五月，火红的骄阳把大地烧得滚烫，钢铁构件和汽车驾驶盘烫得不能着手，把鸡蛋打破倒在滚热的钢板上，几分钟就变熟了。气温高达摄氏四十二度。中国和苏丹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冒着酷热，日夜挥汗奋战，正在突击浇筑五号桥墩的墩身。这时，河水突然猛涨，只差几十厘米就要把墩身淹没。工程一定要赶在洪水前面！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同心协力，展开了一场与洪水争时间的剧烈搏斗。他们不顾一天的疲乏，连夜增高围堰，集中人力抢浇混凝土。夜深了，混凝土搅拌机的隆隆轰鸣震撼着青尼罗河的夜空，运料工人推着斗车在工地飞奔，人们提出了“洪水长一寸，桥墩高一尺”的响亮口号。两国工人奋勇争先，抢干重活，不怕苦，不怕累，勇敢顽强，连续奋战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战胜洪水，把五号墩抢出水面，赢得了主动。 工程一开始，成千的苏丹青年参加了工作，投入建设祖国的战斗。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公路沿线的农民、牧民，过去从未摸过机械，但他们有一个建设祖国、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迫切要求学习技术。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怀着支援苏丹人民发展民族经济，培养苏丹自己的建设人才的满腔热忱，克服一切困难帮助苏丹兄弟掌握技术。被群众称做“赤脚翻译”的线路一队电工杨元如，决心攻克语言关，克服一切困难，把技术交给苏丹兄弟。他拜苏丹工人作老师学阿文，不懂就问，有机会就用。他的小本本上，周围的墙上、木板上、电杆上、工作台上，到处都记着阿文的汉字注音。就这样勤学苦练，他很快就记住了一些单词、联句，能够直接和苏丹工人交谈，后来连上技术课也不用翻译了。他还结合实际边干边教，把一件件零件一遍又一遍地拆下来，装上去，讲解维修注意事项。示范后又叫苏丹工人照样操作，一遍又一遍，直到学会为止。他又组织进度不同的苏丹工人互帮互学。每逢他讲课，不但电工助理听，有的苏丹驾驶员、压路机手、职员，也自动来听。杨元如一个人就培养了二十一名苏丹工人掌握了电工技术。工地推广了杨元如的经验，传授技术的活动更热火了。苏丹工人学习认真，敢于实践，不懂就问，进步很快。钢筋工穆罕默德，原来不懂技术，后来能够根据图纸完成各种混凝土构件的钢筋缚扎任务，不仅成了一个出色的技工，还担任了整个大桥工程的钢筋班班长。线路一队有个贫苦青年农民亚古，勤学苦练，三四个月后，就能开铲运机，还会修理，而且吃苦耐劳，工作非常出色。有个青年，经过几年的锻炼，不但学会了开各种车辆，而且经常注意车辆的维修、保养，安全行车十三万公里。 苏丹朋友赞扬公路和大桥工地是一所培养技术人才的大学校。四年中，共培养了钻机、木工、钢筋、水泵、起重、吊车、轮渡、机修、电焊、电工等十三个工种的近千名苏丹技工和助理技工。工程后期，几乎所有机械都由苏丹工人独立操作，各个工种的技术班长也都由苏丹工人担任了。中国技术人员深有体会地说：苏丹人民勤劳智慧，好学不倦，掌握技术很快。苏丹人民热情赞扬中国的援助，但实际上，他们才是这项工程的主力军！ 瓦德迈达尼青尼罗河大桥是预应力桥梁，桥面的大梁里紧拉着许多预应力钢索，钢索外面套着一层铁皮管道。整个工程需要加工这种管道九万三千米。但当时只有一个中国白铁工，一个中国氧焊工，带着四、五个苏丹青年徒工，光靠手敲，几年也完不成任务。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们造成了手扳管道成型机，提高了工效八倍，三个苏丹徒工学会了氧焊，结果不到二年时间，全部完成了任务。 两个线路队，只有三个中国压路机手，后来又有两个回国休假，二十多台各种型号的压路机的驾驶、维修、保养，都是在工作中培养出来的苏丹工人做的。 随着公路的延伸，各种机械设备使用日久，损坏率也逐渐增加。在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的苏丹修理工队伍显示了巨大作用。中国工人在苏丹工人配合下，提出了“小修不过夜”“宁可少休息，不使机械多停留”等战斗口号，并严格执行定期保养，防止带病行驶的制度。中午，刚收工回来的汽车和建筑机械，晒得滚烫，他们马上就上去检查维修，这时正是下班时间，但对他们说来却是战斗的开始，一定要把工作做完，才回去休息。他们还主动到料场、线路去检查和修理机器、汽车。由于两国修理工的共同努力，机器完好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对筑路工程的顺利完成起了很大作用。 苏丹人民群众，对公路的修筑，也给了很好的配合。在公路工程中，砂石料的供应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随着公路路基工程的延伸，运料距离愈来愈远，运输车辆损耗增加，周转困难，运输问题越来越显得突出。沿线居民不怕天热路远，主动带路找寻新的料场，帮助开辟了二十六个新料场，就近供料，大大加快了车辆周转与上料速度，保证了工程进度，降低了筑路成本。 公路工程完工之后，苏丹工人除留下小量的人护路外，绝大多数已分赴到新的工地。现在不论在科斯提白尼罗河大桥工地，在瓦德迈达尼—森纳尔公路工地，在从加达雷夫延伸到苏丹港的各段公路工地，在拉哈德农业工程，在森纳尔糖厂，都有从这个工程中锻炼出来的苏丹技工在那里工作，不少人在新的建设项目中，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线路二队铲运机班长哈桑在走上新的岗位前的欢送会上激动地说：“我们开始来工地时，一无所长，是中国兄弟帮助我们掌握了技术。我和娄师傅一起工作三年多，我们成了亲兄弟。”瓦工班长艾哈迈德·舍赫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对我们亲如兄弟。和中国兄弟一起工作，我感到幸福。”苏丹工人到新工地后，时常给他们的中国朋友写信，倾诉友情。在公路和大桥工程中凝聚起来的中国、苏丹两国人民的友谊，将随着这些工人传布到整个苏丹，将象尼罗河一样源远流长。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瓦德迈达尼市民扶老携幼，兴高采烈地前来参加瓦德迈达尼—加达雷夫公路和瓦德迈达尼青尼罗河大桥竣工典礼，热烈欢呼中国、苏丹人民的战斗友谊。　新华社记者摄

第6版()专栏：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会议 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康斯坦察县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在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下六月七日举行了会议。 政治执委会听取了关于一九七二年制订的组织和发展全国电力系统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政治执委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全国电力系统运转的能力，并制定了更好地管理和利用电力潜力的任务，以便相应地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居民的需要。 政治执委会要求电力系统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秩序和纪律，做好培训技术人员的工作，严格和按时完成任务。 政治执委会还为电力系统方面所需的机器制造工业制定了科研任务。 政治执委会还讨论了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对人口和住宅普查初步结果的报告。 至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罗马尼亚全国人口为二千一百五十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人。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据罗马尼亚《火花报》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先后视察了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黑海运河建设工地、曼加利亚造船厂、康斯坦察造船厂，并参加了康斯坦察造船厂制造的罗马尼亚第一艘十五万吨油船“独立号”下水仪式。 陪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的有埃列娜·齐奥塞斯库、马·曼内斯库、扬·约尼查、格·奥普雷亚、扬·科曼等党政军领导人。 二十八日上午，在康斯坦察造船厂举行了“独立号”下水仪式。数千名造船工人、海员和各方面群众代表参加了仪式。 当天，还在康斯坦察市中心独立广场举行了群众集会。齐奥塞斯库总统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罗马尼亚第一艘十五万吨油船的下水，标志着罗马尼亚造船技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他说，为了庆祝国家独立一百周年，这艘船定名为“独立号”。我们希望，它将把我国的和平与合作愿望，把罗马尼亚人民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断加强祖国独立、主权和自由，确保我们全民族福利和幸福的决心，通过海洋带往全球。

第6版()专栏： 铁托总统接见南人民军空军和防空部队代表 南国防部长强调自力更生加强防御维护国家独立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约·布·铁托五月二十日，即南斯拉夫人民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建立三十五周年前夕，在贝尔格莱德接见由南斯拉夫人民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恩韦尔·切马洛维奇上将率领的空军和防空部队代表团，听取了关于空军和防空部队目前状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同一天，铁托元帅还向空军和防空部队全体官兵发了贺电，赞扬他们在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提高部队战备水平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勉励他们为进一步加强战备、保卫祖国领空而努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大将五月二十三日发表文章，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南斯拉夫“发展社会经济和维护独立自由的重要前提”。 这篇刊登在《共产主义者》周刊上的文章指出：“正是由于自力更生，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己解放自己的国家。” 文章说：“今天，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小国和不够发达的国家来说，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开发自己的资源，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是富有成效地发展社会经济和维护独立自由的重要前提。”文章说：“自力更生的方针现在是我国防御理论和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一”。“从实质上说，自力更生的战略就是意味着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人力和物力——来防御任何危险和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 留比契奇大将的文章最后指出：“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自力更生的战略始终意味着最广泛地面向世界，增强同其他民族的联系，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支援一切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进步、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斗争的人们。”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铁托总统不久前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国防委员会会议。 会议讨论了南斯拉夫某些地区的防御计划和经济措施问题。 另据报道，南斯拉夫为了加强全民防御、作好反对外来侵略和战胜自然灾害的准备，不久前在一些共和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民防演习。

第6版()专栏： 动口与动手 烽林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严正批判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兜售的“和平过渡”的谬论，指出：和平过渡，“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2页）同现代修正主义者针锋相对，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进派》这篇著作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战略：“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8页） 毛主席在这里不仅捍卫了列宁十月革命的光辉旗帜，而且依据社会发展的法则，运用对立统一的学说，揭示了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和平斗争同武装斗争的辩证关系和革命发展规律。这是毛主席从我国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概括出来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 对于革命人民来说，能够用动口的办法来达到革命目的，当然很好。但是，一切侵略者和压迫者都不会听从人民的革命要求。他们掌握着反动的国家机器，掌握着军队和警察，总是要动用武力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毛主席在论述中国民主革命时曾经说过：“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3页）蒋介石如此，古往今来的反动派也是如此。美国独立战争时，北美人民开始是要求自由和合法权利，发表“独立宣言”，主要的还是动口。但是英国殖民者不听，它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于是，北美人民拿起武器，组织民兵和军队，经过七年的战争，取得了独立。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概不听，大搞侵朝战争、出兵黎巴嫩、侵越战争等等武装干涉，这就必然引起各国人民的武装反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是横行霸道，到处进行扩张、干涉、侵略和军事威胁。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满苏修殖民统治，举行示威抗议时，苏修新沙皇就立即出动坦克和军队加以镇压。苏联对西欧的军事威胁有增无已，并从中东、非洲进行包抄，甚至使用雇佣军对安哥拉和扎伊尔进行武装入侵。 敌人动刀子，革命人民只能拿起刀子进行斗争。这是人民经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严重较量，进行调查研究后才找到的办法。毛主席曾经这样生动地描述过这一过程：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经过这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7页） 人民懂得这一真理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但是，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这一真理，以刀对刀，同敌人展开斗争，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革命人民曾经设想过“和平革命”的可能性，这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的一种设想。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政府还是来个先下手为强，依靠军队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及时地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政治形势》，《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67页）他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9页）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由于中国人民还没有深切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因此，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革命就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此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经验，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人民战争，中国的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 动口，包括同敌人的谈判，是革命人民采用的一个斗争手段，它有利于揭露敌人，制造革命舆论，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同时，由于敌人除了使用武装镇压一手外，也不时交替使用和平欺骗的一手，因此，为了对付敌人，革命人民也需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的反革命的两手。但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单纯依靠动口，而必须准备动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武装夺取政权，才是一个战略的口号。一切革命人民的基点应该放在这一条上。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任何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能是经过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自己不革命，也反对别人革命，不准别人革命。他们玩弄的就是以假装革命，来破坏革命。他们端出“和平过渡”来，是要人们相信似乎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还存在这么一条捷径。其实，这是一条埋葬革命的邪路。翻开世界历史，那里能找到这种“和平过渡”的影子呢？相反，人们一再看到的倒是：由于放弃了革命武装，迷信议会，而使革命成果葬送的血的教训。 一切革命的政党和人民需要准备革命的两手，即革命的和平策略和革命的武装斗争。这样，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关于革命斗争的这一科学总结，是革命人民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

第6版()专栏：三言两语 三言两语 为了霸占日本北方领土，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在答《朝日新闻》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时，指责日本“向苏联提出非法领土要求”，还说“那种说什么两国之间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的解释，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全面地、正确地讲一下，日本北方领土问题在什么时候已经解决了。事实上，他也没法讲清楚，因为人们都知道，正是这个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三年十月在日本前首相田中面前曾经确认，日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遗留下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领土问题。出尔反尔，竟至于此。 × × × 勃列日涅夫吹嘘他搞的“新宪法”，反映了苏联“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确，从赫鲁晓夫起，就开始了这个“深刻变化”，应该说是根本的变化，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再化为社会帝国主义。但勃列日涅夫却不仅象赫鲁晓夫那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且大大进了一步，说是他们已经“建立”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惜勃列日涅夫说他的这个令人羡慕的“社会”还只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合乎规律的阶段”，而赫鲁晓夫那时就把他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勃列日涅夫未免大为逊色了。

第6版()专栏： 日本各地各阶层人士集会怒斥苏联霸权主义 团结起来誓为收复北方领土斗争到底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一千五百多人六月七日晚在东京集会，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坚决要求苏联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归还北方领土。 集会是由佐佐木更三、坂本德松、甲斐静马、高仓新一郎等人发起的全国集会实行委员会召开的。自从实行委员会发出召开这次集会的倡议以来，日本各地人民热情支持这个倡议。各界知名人士约一千一百人参加了实行委员会。 会场内悬挂的标语牌上写着：“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反对苏联划定二百浬区企图把它对北方领土的占领成为既成事实！”“保卫日本的北太平洋和沿海渔业！”“联合一切力量收复日本固有的北方领土！” 集会实行委员会主席佐佐木更三代表委员会讲话。他说：“苏联武装占领日本的不可分割的、固有的北方领土，通过划定二百浬专管水域永久占领北方领土，破坏日本的渔业，这是完全非法的。”“这种高压行为是军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我们决不容忍这种行为。” 他还指出：“我们要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但形势对我们有利。让我们把这场全民族团结一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向前进，直到胜利那一天。” 坂本德松在会上作了主要报告。他谴责苏联阴谋使它非法占领北方领土的行动合法化。他还谴责苏联把日本渔船赶出它蛮横地划定的二百浬海域，而且还要日本允许苏联渔船在日本领海内捕鱼。坂本在报告中号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坚决为收复北方领土而斗争。 来自各地区的各界人士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包括宇都宫德马、八百板正、以前居住在国后岛上的八十二岁的老人藤田邦治、神奈川县的妇女滨田系卫、东京的学生梅林秀雄、岐阜县的电讯工人涩谷弘司、根室市市民森馨、阿伊努族代表结城庄司、关西地区的一个工会领导人山本敬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川濑一贯。他们都谴责苏联欺压日本的无理行径。 大会通过了一封给苏联政府的抗议信，还通过了给日本国民的呼吁书。呼吁书说：“日本国民有着斗争的传统，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让我们立即团结起来，采取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行动。”（附图片） 日本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一千五百多人六月七日在东京举行集会，严厉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和强烈要求苏联政府立即无条件归还北方领土。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第6版()专栏： 反霸有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勃列日涅夫攻击日本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立场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电　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六日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对该报编辑负责人秦正流最近访苏时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勃列日涅夫在书面答复中，在北方领土和缔结苏日和约等问题上无理指责日本，并攻击反霸权主义的正义立场。 秦正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一九七三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苏时，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被认为是日苏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苏联最近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否从以前承认过的观点后退？勃列日涅夫在答复中矢口抵赖他承认过这一点，他说：“那种说什么两国之间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的解释，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园田直六月五日针对勃列日涅夫的这种谬论说：“在一九七三年田中和勃列日涅夫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会议记录都清楚地写着领土问题尚未解决这一精神的词句。”“在领土问题上，苏联虽然一直出尔反尔，但是，在日苏之间的正式会谈中，没有说过（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苏日和约至今无法签订明明是由于苏联不肯归还北方领土，而勃列日涅夫却归咎于日本，说什么“如果日本方面不故意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的话，苏联准备处理完这个对两国来说都很重要的问题”。他还指责“日本还没有缔结和约的准备”。他再一次提出早已被日本多次拒绝了的在缔结和约前先签订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的要求。 在渔业问题上，苏联一贯采取蛮横和高压手段，欺压日本，给日本渔民和经济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勃列日涅夫在书面答复中却颠倒黑白地说：“由于别国采取措施限制苏联的渔船队，我国渔业遭受了损失，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种损失，我们才关心确保在苏联的沿岸水域内的捕鱼量问题，而这种捕鱼量将是从科学角度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捕鱼量。” 勃列日涅夫还针对日本各界人士愤怒反对苏联在渔业谈判中的霸道行径，提出无理指责，他说：“在日本，显然由于受到外来的影响，把这次（日苏渔业）谈判利用为对苏联进行不友好的宣传和扩大向苏联提出非法的领土要求。” 勃列日涅夫在书面答复中谈到中苏关系时又一次攻击“反霸权主义”的正义立场，发了一通谬论。 他说：“或者拿同‘霸权主义’斗争这个命题来看吧，也许有人并不认为这个命题是危险的，然而，难道不是要以这个命题为借口，在国家之间散布不和的种子吗？难道不是至少想阻碍改善国家关系吗？为了一种什么目的干那样的事呢？在这个方针中不是隐藏着违反和平与合作利益的目的吗？”“反霸权主义”危险，“反霸权主义”有罪，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霸权逻辑，正好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敌对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