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拚命，无往而不胜！

第1版()专栏： 顶逆流　战震灾　挖潜力　重建新开滦 开滦煤矿党委副书记王永武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几年来，我们开滦煤矿广大职工在河北省委，唐山地、市委，原燃化部、煤炭部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对大庆红旗坚信不疑，走大庆道路坚定不移，使全矿革命和生产不断出现大好形势：人变、矿变、产量翻，“四五”期间，一个开滦变成了两个开滦；在强烈地震面前，广大职工提出了“别看我们受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的豪迈誓言，夺得了抗震救灾的巨大胜利。 开滦是个百年老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大家想在共产主义的远处，干在社会主义的实处，决心高速度地发展煤炭生产，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即使在林彪、“四人帮”煽动武斗的严重情况下，开滦煤矿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生产。一九七○年六月，我们在北京听到兄弟单位闹翻番的报告，随后又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知，受到极大鼓舞，上千名老工人和先进人物搞起了翻番串连，许多单位开展翻番练兵活动。群众促领导，领导带群众。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上下结合，制订了翻番规划，决心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原煤产量比原设计能力翻一番。为了实现翻番，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五年来广大职工出大力，流大汗，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其中，有二十五年如一日，从没有晚过一次点、误过一个班，一心扑在矿山上的吴旭芝；有“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四年来，平均每年出工四百五十多个的矿山铁汉侯占友。还有许多职工象吴旭芝那样，年年出满勤，班班干满点；有许多职工象侯占友那样，拿着两盏矿灯，背着一面袋干粮下井，“地球转两圈，他上三个班”；许多职工上井要人劝，吃饭要人催；不少人五年没有回家探过亲，没有在家过过年，有些老工人五个春节都是带着全家在井下过的。 经过全矿区职工的艰苦奋战，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前完成了“四五”翻番规划。五年中，生产的原煤相当于解放前三十四年产量的总和。完成的矿井延深改造工程，等于在珠穆朗玛峰上打透了十一个大断面立井。实现技术革新五千二百多项，改造老设备五千多台。自己动手生产生铁近五万吨，炼钢四万多吨，制造各种非标准设备一万六千多台。各种物资大搞修旧利废，为国家节约四千二百多万元。广大职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锻炼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一九七五年涌现出劳动模范一百一十二名，先进生产者三万五千多名，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向新的胜利进军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给开滦煤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矿井被淹，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战友牺牲，亲人伤亡。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万恶的“四人帮”幸灾乐祸，丧心病狂地叫喊“抹掉个唐山算什么”，“死些人有什么了不起”。“四人帮”的反动叫嚣，激起了开滦矿工的无比愤恨。广大职工愤怒地说，在旧社会，矿井里死一头拉煤车的骡子，资本家就心疼，死几十个、几百个矿工，资本家的心一动也不动。把今天的“四人帮”和当年的资本家比一比，“四人帮”的心真比资本家还狠毒！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地震发生后，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来了慰问电，派来了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慰问团。华主席冒着余震的危险，顶着烈日来到我们矿区，一下汽车就到工人群众中，紧紧拉着大家的手，亲切交谈，问寒问暖；亲自到现场视察矿井和厂房破坏的情况；亲自找脱险的工人，了解井下的工人是否都安全返回了地面。华主席一再叮嘱我们，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职工住上不漏雨的简易房子，吃好、住好、休息好，甚至连房子要远离高压线，远离高大建筑，都替我们想到了。华主席还一再鼓励我们，要继续发扬“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华主席对开滦煤矿的抗震救灾斗争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的恩情，华主席的关怀，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开滦职工和家属的心里。没有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没有全国军民的大力支援，就没有今天的开滦，就不可能夺得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胜利。 这场地震灾害，对开滦的各级领导班子，对开滦的职工队伍，对开滦的各项工作是一个严峻考验。在严重灾害面前，开滦各级党组织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全矿区二十三个局矿党委，六百多个基层党支部，一个也没有瘫痪，做到了班子不垮，指挥不断。各级领导成员，不顾亲人伤亡，不怕重伤重病，始终坚守领导岗位。党委书记赵成彬，地震中被埋压了六个多小时，身上到处是伤，爱人和两个女儿死亡，儿子受了重伤。他被扒出来后，同志们让他休息，他把手一挥说，咱们快到矿上去。同志们搀着他到机关门口，他站不住就坐在那里指挥抗震抢险。在恢复生产的斗争中，局、矿两级领导成员，有三分之二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区科干部基本上跟班劳动。全矿区所有的排水泵站，站站有领导，班班有干部。他们二十四小时值班，顶岗位，抓关键，有了困难带头上，危险时刻冲在前。各级领导成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和群众住一样房，吃一样饭，不搞特殊，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在强烈地震面前，开滦的职工队伍以英雄的大庆人为榜样，进一步发扬了“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许多同志心中装着大多数，不顾小家顾大家；许多同志地动山摇无所惧，舍生忘死保矿山；许多同志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许多同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许多同志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为重建矿山贡献力量。唐家庄矿井下炮药管理工、共产党员张勇，地震时正在井下值班，电断了，风停了，和井上的通讯联络不通了，井下水迅猛上涨。 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张勇同志想到，药库是要害部位，如果没人管理，就可能引起意外爆炸事故。宁为保护矿山死，也不为个人安全撤。同志们多次劝他上井，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党和人民把药库交给了我，我就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就是牺牲了，也不离开我的战斗岗位。”他就是以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坚守药库，光荣地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唐山矿在恢复一号井的战斗时，这个矿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第一个爬上九米多高、墙壁已大部倒塌的绞车房顶，竖起了八根安全支柱，又是他第一个到井眼检查罐道和井壁状况。有一次，六名工人坐着罐笼下井，罐笼在运行中脱轨，卡在五百多米深的井眼中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阶级兄弟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李振兴挺身而出，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交给同志们说，我一旦出了意外，把这些钱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说完，他两手抱着罐道溜下二百多米，悬空作业，经过两个小时，排除了故障，使六名工人安全脱险。在整个抗震救灾斗争中，全矿区涌现出三十七名抗震救灾英雄，有一万七千多人立了功。 恢复生产的关键是排水。地震后，华主席亲自批准了我们的排水方案，安排了排水所需要的设备、材料。可是窜到唐山的“四人帮”黑干将却恶毒地咒骂抓排水是“老右倾”、“走资派的腔调”，叫嚷要“警惕走资派用早出煤来打掩护”，疯狂地把矛头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我们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决贯彻华主席的指示，迅速组成了一万三千多人的排水大军，克服一切困难，排水保矿，为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广大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日夜奋战抢修设备，千方百计地争取早出煤。马家沟矿一马当先，震后第十天，在全矿区就第一个出了煤。在他们的影响下，各矿互相竞赛，纷纷加快恢复生产的步伐。现在七个生产矿都先后出了煤。华主席亲自视察过的吕家坨矿已经达到震前生产水平。最近，全矿区一百○六名劳动模范和三十七名抗震救灾英雄经过充分酝酿，向全体职工和家属发出倡议，开展“夺回来，补上去”（把“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损失夺回来，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补上去）的竞赛活动。四月份以来，原煤平均日产相当于原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二。这一事实宣告了帝修反攻击“开滦从此在地球上消失”的鬼话的破产，宣告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叫嚣的破产。开滦煤矿巍然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抗震救灾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开滦煤矿的广大矿工豪情满怀，决心继续努力作战，把开滦建成革命化、现代化的煤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研究了今后的规划。决心今年年底，要达到震前生产能力，到一九八○年照样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原定指标，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仍坚持挖潜、革新、改造的路子，老矿继续挖潜，大搞机械化，迅速改变技术落后面貌；新井建设要快马加鞭，尽快建成新的大型矿井，扩大生产能力。 英明领袖华主席四月二十六日视察了唐山市，亲切接见了出席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的代表，并且作了重要讲话。华主席在讲话中，再一次指示我们开滦煤矿要进一步加快恢复生产的步伐，不能满足于达到震前的翻番水平，要有更大的雄心壮志，迅速把生产搞上去。华主席的讲话给了我们巨大鼓舞，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的指示，为实现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新华社）

第1版()专栏： 遵循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必然出现新的跃进局面 我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全面上升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讯　四月份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继续全面上升，一个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形成。 四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三月份增长百分之七点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八。有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比三月份和去年同期都有增长。列入国家计划的八十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七十种平均日产量比三月份增长。 钢铁工业，四月份平均日产量比三月份有较大增长，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的生产有突出的增长。首钢再创转炉炉龄全国新纪录。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的日产量，四月份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大庆油田原油产量天天超过计划。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一个新油田打出的两口高产井已经投产。引进的大型化肥设备有六套已开始正常生产，为我国化肥工业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拖拉机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列入国家计划的十六种主要轻工业产品中，四月份有十五种比三月份增长，其中棉纱、棉布、机制纸、灯泡、缝纫机等产品的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 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曾一度拖了国民经济后腿的铁路运输，四月份的日装车量已超过一九七五年五月份的历史最高水平，提前达到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提出的奋斗目标。煤、油、钢铁、化肥等重点物资的运输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水运货运量，四月份超过计划百分之十点三。港口吞吐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七点五，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进入五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都在继续增长。五月上旬，钢、铁的平均日产量都超过了年计划的平均日产水平；中小钢铁企业的钢、铁生产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铁路运输装车、卸车计划五月上旬天天超额完成。 我国工交战线这种蒸蒸日上、热气腾腾的跃进局面的出现，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的丰硕成果。今年以来，全国工交战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更加深入发展。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迅速兴起。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和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工交战线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火朝天，许多先进的企业更加先进，原来被“四人帮”糟蹋得不象样子的一些企业面貌迅速改观，有的已跃入先进行列。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使工交战线广大工人、干部更加意气风发。在广大的工矿企业里，在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运输线上，对口赛、对手赛、攻关赛、技术表演赛、一条龙协作赛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出现了新的局面，到处捷报频传。大庆人的口号：“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已经响遍全国。工人们兴奋地说：过去大干社会主义被“四人帮”压，今天大干社会主义受华主席、党中央夸，咱们为啥不拚命大干！

第1版()专栏： 工作方法要有一个显著进步 本报评论员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结束了，代表们马上就要回到全国各地去，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去。经过学习和讨论，方向、路线更明确了，方针、任务也确定了。二十多天的收获是丰富的，今后的任务是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出现，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在大庆和会上得到的这么多的好东西怎样更好地消化？怎样又快又准确地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怎样使大会的精神变成各个地区、各条战线的实际行动？怎样使自己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行动与新形势相适应，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要很好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系列问题，就不能不讲究领导艺术，改进工作方法。华主席说：“大庆的各级党委，领导艺术很高明，工作方法很有创造性。”我们既要注意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也要注意学习大庆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是对岸，任务是过河，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就是桥和船，或者是游泳术。有了桥和船，或者学会了游泳，才能胜利地到达对岸。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华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业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向大庆学习，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工作方法、领导艺术上求得一个显著的进步”。华主席在这方面，早就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早在湖南工作时期，华主席亲自调查研究，亲自蹲点，亲自抓三分之一，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经常教育大家，“厂要举大庆旗，人要学王铁人。”华主席还树立了一大批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毛主席赞扬湖南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华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坚持走群众路线，同下面的同志共商党和国家的大事；并且继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住典型，推动全局。叶副主席说：“我们要以华主席为榜样，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列主义的工作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把我们的领导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坚持群众路线，在党委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普及大庆式企业，也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要实行毛主席倡导的领导方法：普遍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骨干分子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会不可不开，不可多开。会议精神的传达，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一次就可以了。更多的精力应当用于个别的深入的工作，用有说服力的典型带动一大片，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揭矛盾，找差距，订规划，提措施。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抓好典型。”抓典型是实行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的最有效的办法。要象大庆那样善于抓住先进典型，也善于做后进单位和个人的转化工作，抓两头，带中间，大张旗鼓地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把最广大的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一个企业里有了几个又红又专的大干快上的模范标兵，有了几个特别能战斗的先进集体，就能把广大职工调动起来，造成一个人人学先进，个个争上游的热气腾腾的局面。“四人帮”对先进典型大砍大杀，对劳动模范大打大骂，不说是“黑样板”，就说是“黑标兵”。他们胡说什么“先进班组多了不好，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调动起来”；胡说什么劳动模范是“既得利益者”，是“生产典型”。“四人帮”越是反对评选先进，我们越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先进。“四人帮”越是反对劳动模范，我们越是要热火朝天地表扬劳动模范。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大庆的经验十分丰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要使大庆经验在本地生根开花结果，就要把大庆经验的普遍意义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如何学？如何用？要有一个适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安排。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简单地照搬硬套，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坚持下去做出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要使领导思想符合实际情况，就要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要改变那种“关在大楼当司令，靠着电话发号令”的工作方法。领导干部要深入生产第一线，熟悉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领导学大庆运动的发言权，才能情况明，指挥灵。大庆领导干部做到“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做出了好结果。广大工人称赞他们“职务在上面，工作在下边”；“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领导深入第一线，干部作风大转变，同学同批同心干，继续革命永向前。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形而上学。华主席指出：大庆的同志们“始终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合理的规章制度相结合，开展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执行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政策相结合，大干苦战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合。”这四个结合，是革命的辩证法在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中的体现。结合，就是对立统一。正是在这几个方面，“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肆意加以割裂，不许结合起来。一讲结合，他们就横加诬蔑，说是什么“折中主义”。他们哪里是反对折中主义，不过是借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庆的同志们看穿了“四人帮”的诡计，始终坚持这四个结合，紧紧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样，就保证了革命精神始终旺盛，大干苦战的劲头越来越高。我们一定要下苦功夫，把大庆的这四个结合学到手。 把大庆经验推广到全国去，普及大庆式企业，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创立的、华主席继承的革命传统，注意工作方法，改进领导作风，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使规划和任务迅速落实。象毛主席当年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那样，我们今天要造成几万个大庆式企业，几十个“石油化工部”。象华主席号召我们的那样，“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拚命，无往而不胜！”

第2版()专栏： 清除“四害”　杭丝联又大步前进了 沈初云同志在学大庆会议上揭批“四人帮”利用翁森鹤篡权复辟的滔天罪行 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浙江省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这半年多来，干部、工人团结一心，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生产一月比一月上升。特别是今年春节以后，生产纪录不断刷新。三月份，这个厂的主要产品白厂丝的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一，绸缎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八，印染绸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九。四月份，又提前四天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个厂的职工群众高兴地说：“杭丝联又迈开大步前进了！” 五月二日，杭丝联厂负责人沈初云，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汇报了这个厂职工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情况，特别揭露了“四人帮”利用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和他们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等结成反革命帮派，同“四人帮”上下呼应，大搞篡权复辟活动的滔天罪行。 沈初云说，“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到处培植亲信，网罗党羽。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之流就是他们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翁森鹤一贯野心勃勃，思想反动透顶。他经常研究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反革命权术，公开扬言当工人没有意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大搞打、砸、抢，得到了“四人帮”的赏识。在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支持下，翁森鹤很快钻进党内，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杭丝联厂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翁森鹤与王洪文称兄道弟。翁森鹤吹嘘自己“比王洪文早三天造反”，王洪文称翁森鹤是“老战友”。党的十大前夕，王洪文不顾杭丝联绝大多数党员、工人的强烈反对，一手策划让翁森鹤当上十大代表。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王洪文又指名要翁森鹤和“四人帮”在浙江的一个亲信和另一个新生反革命分子列席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这样，翁森鹤更加得意忘形，积极投靠王洪文这个黑后台。王洪文则利用和依靠翁森鹤，搞乱浙江，乱中夺权。翁森鹤杀气腾腾地叫嚷，“批林批孔要解决中央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要扫除反对派，巩固王洪文的地位”，疯狂地为“四人帮”搞“第二次夺权”效劳。他肆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胡说：“林彪、孔老二都是‘死老虎’，没有什么好批的，现在要批‘活老虎’”。公开叫嚷要揪某某负责同志的“师傅”，还要揪“师傅的师傅”，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负责人。他还恶毒地咒骂革命老干部，胡说“老干部是儒家，是复辟派”。谁讲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批资本主义，他就说你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向下，整群众”，并作为一条罪状向“四人帮”写黑报告。他到处鼓吹“矛头向上不会错”，煽动一部分人冲击党委机关，离开生产（工作）岗位，哪里先进就往哪里冲，哪个工厂冒烟就往哪里攻，到处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翁森鹤野心勃勃，唯权是夺。他无耻地叫嚣“浙江的权就是要我们这些人来掌”。他伙同“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和另一个新生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及其党羽策划下，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翁森鹤公开提出：“凡是反潮流的人都可以入党，当干部。”他们自比少正卯，自称“阿卯哥”，说什么“我们这些阿卯哥，早已具备共产党员条件了，现在只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一个曾经在农场监督劳动过的人，突击入党后，被他封为杭丝联的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翁森鹤不仅在基层搞反革命夺权，还把黑手伸进了省、市委的组织部、办公室和公安局等要害部门，造成了严重恶果。 翁森鹤一伙还秉承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黑旨意，从杭州市到许多地、县，都建立了由他的一伙反革命黑帮指挥的“民兵指挥部”，用翁森鹤自己的话说，叫做“拳头底下出政权，藤帽铁棍打天下”。在一段时间内，浙江省一些地区内战不休，武斗不止，交通、邮电中断，生产瘫痪，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翁森鹤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一样，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他窃取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就利用职权，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完全过着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是一个典型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沈初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心浙江的形势。一九七五年春，敬爱的周总理在重病中还十分关心浙江的情况，并请中央领导同志帮助解决浙江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杭丝联几经反复，主要是坏人捣乱，这个坏人就是翁森鹤。”省、市委坚决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在杭丝联夺回被翁森鹤篡夺了的领导权，建立了厂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坚决支持工人群众的要求，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中央立即批准了省委的措施。杭丝联职工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很快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在当年七月份恢复生产，十二月份就创造了历史较好的水平。 揪出翁森鹤是对“四人帮”的一个沉重打击。“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政治流氓王洪文无可奈何地说：“翁森鹤被他们抓住了，没有办法。”大特务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二月还说：“翁森鹤不管现在怎么坏，但他过去的历史要承认他。”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为翁森鹤翻案。在“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暗中支持和怂恿下，一九七六年，翁森鹤的“小兄弟”、杭丝联的个别坏人又重新拉起队伍，离开生产岗位，胡作非为。他们从厂里冲到厂外，从市里闹到省里，揪干部，夺印章，砸办公室，抢档案材料。许多工厂、机关又被他们闹得不得安宁，杭丝联又一次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面前，杭丝联厂临时领导小组坚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支持他们的，坚信自己的工作没有错。他们同全厂广大党员和群众一起，同这伙坏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整顿后的各级党组织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没有一个被他们冲垮。杭丝联的那帮坏家伙妄想篡党夺权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在群众中越来越孤立。 沈初云说，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杭丝联。我厂广大干部和工人充满着胜利的喜悦，一个大揭大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迅猛发展。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清除出党，逮捕法办，交给全省人民批斗，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工人们说：“长期以来憋在我们肚子里的那股子气消了，罩在我们头上的那块乌云散了，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为华主席争气，为党中央争光！”绸部车间工人为了多织绸，织好绸，分秒必争，做到吃饭不停车。许多工人做完早班做中班，车间干部劝他们休息，他们都不肯。缫丝车间自动化缫丝机两次遭受严重破坏，暂时不能生产，工人们坚持用手工操作，使缫丝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印染车间的印花机设备坏了，过去要三个月才能修好，这一次工人们只用了一个星期就修好了。许多科室、车间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和工人一起战斗。食堂工人送饭到车间，医务人员巡回到班组。全厂上下，团结战斗，生产一月比一月上升。 沈初云说，半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无比英明，无比正确。最近以来，杭丝联面貌所以有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结果。她表示，决心紧跟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乘这次大会的强劲东风，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搞彻底，夺取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彻底胜利。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决心以大庆为榜样，苦战一年，搞好党组织和企业的整顿，使杭丝联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奋战两年，把杭丝联办成大庆式企业，快马加鞭，使丝绸产品质量、花色品种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据新华社）

第2版()专栏： “过去学习大庆有压力　现在不学大庆有压力” 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同志在学大庆会议上汇报：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动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开展工业学大庆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我们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紧紧依靠上海工人阶级，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整顿领导班子，不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动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 六个多月来，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上海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既迅猛又健康地向前发展。运动进入第二战役以后，我们把“四人帮”的历史罪行材料，用各种形式进行宣讲，做到家喻户晓，同时，联系“四人帮”在上海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开展大揭发、大控诉。许多单位就把这些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巡回控诉，广大群众普遍在班组开展回忆对比，忆苦批“四人帮”。 在运动中，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最大限度地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运动开始时，我们就反复向干部群众讲清楚，要首先集中火力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对于本单位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必须彻底查清楚，但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同时，我们积极创造条件，让受“四人帮”影响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起来带头揭发，在群众中亮相。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群众还揭发出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四人帮”及其余党纵容、包庇社会上和企业内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形成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王洪文的几个“小兄弟”骨干分子，就是大贪污犯、大盗窃犯，他们下面还有一批“帮手”。如果不坚决打击这股资本主义势力，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起不来。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结合整顿领导班子，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干部手里。我们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揭批“四人帮”，把运动开展得好坏作为检验领导班子状况的重要标志。运动开展后，我们根据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措施。 在初步分清阶级阵线、整顿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各局、公司和部分大厂进行了一次整风，着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解决“软、散、懒”，特别是解决揭批“四人帮”旗帜不鲜明、打击资本主义不力的问题。通过对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巩固了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对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提供了有力保证。 深入揭批“四人帮”，初步整顿了领导班子，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来了，迫切要求象大庆那样大干快上。广大群众说：“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学，客观形势逼着我们学，我们一定要跑步学大庆。”许多干部也说：“过去学习大庆有压力，现在不学大庆有压力。”过去“四人帮”压制、打击劳动模范，不准开展评比竞赛，反对表扬先进，粉碎“四人帮”以后，各行各业抓了评比，大力表彰先进。从市委到基层，层层召开先进生产者（工作者）座谈会。 在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为了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组织起来，比思想，比作风，比干劲，也要有一个比贡献的明确的奋斗目标。我们提出，把八项技术经济指标赶超“三个先进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评比标准。围绕这个目标，找差距，提规划，订措施，通过抓赶超“三个先进水平”，把企业管理的各项工作带动起来。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都持续上升。三月份，工业总产值比一、二月份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四月份上、中旬又比三月份继续上升。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单位消耗不断下降，生产事故显著减少。这种多快好省、全面发展的局面，是近几年来所没有的。 这些天来，我们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对照大庆的经验，比一比，找差距，想一想，怎么办？ 大家讨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同志们说，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用五、六十年时间在经济上赶过美国的教导；听了华主席的指示，感到再也坐不住了。大家摆了上海工业产品水平的现状，在“四人帮”的破坏下，许多产品还停留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水平，原来研究产品、工艺、设备、材料的科研组织，有的被撤掉了，有的也处于自流状态，许多科技人员被调离科研部门。这种状况，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一算、一摆，同大庆人一比，激起了大家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初步设想，从厂、矿企业到公司、局，把科研组织恢复起来，大力加强科研工作，使科研走在生产的前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大力培养技术人员，努力“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上海是个老工业城市，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技术条件较好，行业比较齐全，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各行各业都要把现有的产品、工艺、技术作一个全面的排队，以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订出赶超的规划，一项一项地组织攻关、会战。国内缺少的新产品、新技术，我们要按照国家计划，积极地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勇于挑重担，敢于打大仗、打硬仗。要大力加强基础工业，更好地为农业、为国防服务。国家需要的化肥、电站、轧钢、采掘等大型成套设备，我们要积极承担。人民生活需要的手表、缝纫机、照相机、电视机等轻工市场产品，我们要千方百计挖潜、革新、改造，闹翻番。各行各业都要在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上下功夫，都要攻尖端，攀高峰。过去 “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对承担国家任务讨价还价，对兄弟省市损人利己，搞技术封锁，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的这种流毒，坚持“全国一盘棋”，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紧密协作，互相支援，努力把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更快地搞上去。 我们讨论了以大庆为榜样，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同志们到大庆参观学习，听了大庆党委作的经验介绍，对照我们自己，感到处处是差距，事事有差距。特别是，大庆人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手上干的，同毛主席的教导一个样”，不管“四人帮”怎样干扰、破坏，他们就是不听那一套，为什么大庆能够顶住“四人帮”，而我们不少同志却抵制不力，甚至稀里糊涂跟着跑、顺着干。许多同志表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的指示，总结自己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识别能力和路线斗争觉悟。学大庆，首先要解决这个根本。 华主席指出，普及大庆式企业，省委、市委是关键，这是非常正确、十分重要的。普及大庆式企业，是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一场深刻革命，涉及到各条战线、各行各业，要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动员全党，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努力抓好。我们考虑了几条：（一）市委要把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放在重要议程上，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每年有一个规划，一年检查两次，并有一名书记分工，亲自动手抓；（二）从市委起，各级领导都要亲自动手，深入第一线，抓一两个好的和差的典型，深入研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抓好三分之一。局、公司每季检查、评比、交流一次，全市每半年检查、评比交流一次；（三）市委要组织好工业内部的协作配套、综合平衡，还要组织科技、财贸、文教、街道、地区等各条战线，为普及大庆式企业服务，后勤、生活供应要跟上去；（四）狠抓各级领导机关的革命化，象大庆那样，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系统、生产指挥系统、后勤服务系统，机关工作切实为基层、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坚持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真正做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促进派。 我们初步设想，到一九八○年，全市有百分之五十的工厂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今年要有百分之十左右。还要建设大庆式的局、大庆式的公司，到一九八○年，要有三分之一的公司建成大庆式公司。　（据新华社）

第3版()专栏：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吗 靳建 “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一篇又一篇文章，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导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进行政治、科学、艺术等等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宣扬“不要物质基础”，就是宣传唯心史观。“四人帮”宣传这种谬论，难道他们是传说中的神仙，不食人间烟火吗？当然不是。江青叫嚷：“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他们在吃饱喝足以后，大讲什么“不要物质基础”，在理论上制造混乱，在政治上大搞反革命。 “四人帮”的这个谬论，是对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这个浅显明白的真理的。什么是物质基础？一般地说，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等等物质的东西，就是物质基础。没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人类就无法生存，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试问：人类社会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要去限制？有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还要实行按劳分配，保留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一个根本原因是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我们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它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又指明了为此必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创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条件。以职工工资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来说，如果不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职工工资，特别是增加低收入职工的工资，并逐步增加消费品分配中的集体消费部分，从而逐步缩小收入差别，就不可能真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去创造这样的物质基础，硬说要搞什么“缩小差别”，那最多不过是实行一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这叫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事实上，“四人帮”所谓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劳动人民来说，就是限制工农劳动大众增加收入，不让他们改善生活。至于对“四人帮”自己，那可不用担心，他们这一小撮吸血鬼，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靠的本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常的工资收入，早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而是奴隶主、封建主的特权了。 “四人帮”居然引用革命根据地的供给制来论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要物质基础。这是枉费心机。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根据地曾经实行过供给制，那时官兵待遇大体平均，只有很少一点差别。这种制度在当时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保证了干部和战士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十分明显，这是一种适应当时斗争环境和条件的必要的措施。即使在当时根据地的条件下，毛主席也指出，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此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种供给制是“红军”的“薪饷制”，它只在革命军队和党政机关中间实行，没有，也不可能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中实行。可见，当时的供给制并不是解放区的社会分配制度。“四人帮”硬要把它说成是那时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一概实行的，而且要把它搬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来，攻击我们实行的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是“搞错了”、“搞糟了”，这完全是蓄意歪曲历史，无耻地诽谤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四人帮”甚至用地震灾区的情况来为他们的谬论作辩护。“四人帮”胡说：唐山地震后没有什么物质基础了，干部群众住一样的席棚，吃一样的伙食，还有什么资产阶级法权？可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要物质基础。完全是一派胡言。按照他们的逻辑，自然灾害对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破坏越严重，资产阶级法权就越受限制；多来几次大地震，最好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部毁掉，大家都喝西北风，资产阶级法权就完全没有了，“四人帮”的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四人帮”的这种谬论，比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还要荒唐。让这种假共产主义见鬼去吧！

第3版()专栏： 张春桥歪曲了社会主义分配的性质 何伟 张春桥在一篇文章中说：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什么是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研究分配问题，首先应着眼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只有象拉萨尔那样的机会主义者才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放在首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拉萨尔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并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指出社会首先要分配的是社会总产品，必须从中先作两大类的扣除，即：首先扣除为生产上需要的部分；其次扣除作为公共消费的部分。其余部分才作为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社会总产品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分配的，怎么能笼统地说，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占统治地位呢？任何一个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这样说过。 至于说到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列宁这句话讲的是非常严格的，不是笼统地谈分配问题，而是很明确地指出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的。列宁这里所讲的意思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讲的意思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仍然通行着商品交换中那个等量劳动互换的原则，就这个原则本身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在按劳分配方面还占着支配地位。 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虽然都认为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但并没有把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立起来，而是都肯定这一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指出，这一分配原则，“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列宁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这就说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虽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但并不影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原则。 可是，张春桥谈到分配问题时，只谈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的一面，而不谈它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还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立起来，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还不稳固”的原因。这样，按照张春桥的逻辑，要“稳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取消资产阶级法权。那末我们要问：按劳分配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既然是组成部分，只要按劳分配而不要资产阶级法权能做得到吗？取消了按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的这一等量劳动互换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原则还能存在吗？没有按劳分配，还能叫作社会主义社会吗？显然，张春桥的论述，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在观点上完全错误。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在分配方面主要是使工资的差别不要过分悬殊。但限制本身就说明不是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不取消它，还要保卫它。列宁指出，国家要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毛主席也说，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我们既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又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保障实现按劳分配的过程中，根据条件，逐步限制它。张春桥把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立起来，就是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名来否定按劳分配，掩盖他歪曲社会主义分配性质的丑恶嘴脸。

第3版()专栏： 如此“理论权威” 胡迪芸 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向以“马列主义理论权威”自居，傲慢骄横，不可一世，动不动就训人。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马列，常常谬误百出。这里且举两例： 张春桥在五十年代写了一篇文章，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前两年，不少文章重复了他的提法。因为是作为“第四个里程碑”的“春桥思想”里面的“精华”，岂敢不奉为理论根据？ 等级制真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吗？ 我们读一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及恩格斯在该书一八八五年德文版里所加的一条注，就可以明白了。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恩格斯加的注说：“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同上） 这不是很清楚吗！等级制是封建国家的东西。它不但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而且它本身及随之而来的特权，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加以消灭的对象。 不过，人们倒可由此得到一点启发：大搞等级制、大搞封建主义特权的“四人帮”，原来不仅应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而且还应该对他们补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哩！ 姚文元文章中说：“……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法权”居然成了“经济基础”！真叫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翻开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上面写得一清二楚：“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再翻开《资本论》，上面又写得很清楚：“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经济制度才是基础，法权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才会有什么样的阶级划分，才会有什么样的法权。难道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之后，就可以再也不顾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了吗？

第3版()专栏： 卑鄙的“手术” 辛南 辽宁那个交“白卷”的，于今是名满天下了。人们对于他那套“动大手术”论——所谓用铁的手腕，对我们党的“整个组织路线”动大手术，不但上层的领导班子要动，而且“中层的班子也要动，下层的班子还要动”，要 “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也早已批判了。 “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里，人才辈出，各有神通。光是为他们篡党夺权而“动手术”的“大夫”，就不止一个。那个于今也是名满天下的梁效，就曾刀笔并用，大做其“手术”。梁效在这方面的功业，和那个交“白卷”的，真是相辅相成，颇有“共佐帮主定天下”的味道，不愧为“四人帮”的大功臣。 不信的话，且翻开梁效编辑的“供批判用”的《言论摘录》、《言论摘编》来看。那里面有这样一条“言论”：“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横下一条心，拚老命，复辟就是我”。编录之后，堂皇注明：这是某某某同志的“一次讲话”。而此“编”此“录”一出，口诛笔伐，喧嚣一时。理由当然充足得很：对文化大革命有如此深仇大恨，竟如此咬牙切齿，那还了得！这个靶子不批，还批什么？ 但是，批了半天，仔细一查，这个靶子原来是动过手术的，是个断肢再植的产品。不过是把手臂砍下来接到大腿上，又把脚趾砍下来接到手掌上，斧痕斑斑，宛然在目，全然不成样子了。 什么“一次讲话”！这条“言论”是把在三次不同场合、就三个不同问题所讲的三句话拼凑起来的。“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是一句，讲的是两派闹派性的情况。“横下一条心，拚老命”是一句，讲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因此要横下心来拚老命。“复辟就是我”又是一句，那是针对有人把一九七五年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诬蔑为“复辟纲领”而讲的。 我们且不论这三句话本身并无错误。资产阶级派性闹得严重的地方，何止结下了不解之仇？资产阶级派性有什么批判不得？为革命，拚老命，好得很嘛！敢于顶着“四人帮”的狂风恶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捍卫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件，有什么罪过？这些都且按下不表。单就梁效这种“手术”而论，实在不能不令人愕然。砍之接之，断之植之，目的在于诬之陷之。“四人帮”的两员干将，就曾对这次“手术”作出“指示”说：把“几句全放上”，才能反映出“反攻倒算的气味”！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1页）奴才为主子效劳，竟至居心如此毒辣，手段如此卑劣，说他们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恐怕还不足以反映出他们的“气味”。 “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革命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一切诬蔑不实之辞，都应当推倒。让我们把梁效那套卑鄙的“手术”拿出来示众吧，那倒是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大搞阴谋诡计的绝好靶子！

第3版()专栏： 贪污盗窃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吗 吴莲 一九七五年春，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制订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宣传计划时，曾提出要解释几个名词，其中第一个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看了这个计划，就动笔把这个名词解释的题目勾去了。他说：“资产阶级法权讲不清楚，不要解释了。” 可是，就是这个姚文元，一方面说资产阶级法权讲不清楚，一方面却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任意地大讲特讲资产阶级法权。他一会儿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什么“经济基础”，一会儿又说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会产生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等现象。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带动下，“四人帮”指挥的那些写作班子抛出一篇篇文章，把社会主义社会还保留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万恶之源，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污蔑为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罪人”，把“四人帮”一伙打扮成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糟蹋得不成样子，制造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我们从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中可以认识到：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护赤裸裸的不平等的等级特权不同，资产阶级法权是以平等的口号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到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变更了，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不存在了。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实行按劳分配，即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缺点”，但由于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这种缺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不但要保留它，还要保障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逐步消除这种不平等，最后进入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运用革命导师已经阐明的科学道理来衡量，“四人帮”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鬼话，就彻底破产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等不法行为，怎么能和资产阶级法权混为一谈呢？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存在，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就早已有之。怎么能把它算作“资产阶级法权”呢？无论在那一种阶级社会里，贪污盗窃都是不合法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贪污盗窃不会公开加以保障，总要明文禁止；投机倒把如果搞得过分，危及剥削阶级的统治，也是要取缔的。在旧社会尚且被认为是非法的行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怎么能把它算作“法权”、算作“法权”的产物呢？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还要加以保障吗？难道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只是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吗？不！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坚决打击。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狠狠地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发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坚决打击。 “四人帮”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资产阶级法权混为一谈，表面一看，好象他们非常革命，是这样仇视资产阶级法权。其实，他们是在丑化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要保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美化这些肮脏的东西。在实践中，“四人帮”就是这样做的。对那些由于“四人帮”插手搞乱的地区产生的种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谁要去取缔，“四人帮”就说是“矛头向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表明，“四人帮”是一群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黑帮吗！ 由此可见，姚文元不让解释“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名词，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解释，“四人帮”制造的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谎话和诡辩，就都被揭穿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资产阶级法权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必须把被“四人帮”搞混乱的东西加以澄清。（附图片）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公社老贫牧独贵其玛，联系自己的血泪家史，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第4版()专栏： 建立“帮天下”的丑恶表演 中共河南省委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把黑手伸进河南，疯狂破坏党，瓦解党，制造了许多谬论，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给河南省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妄图建立“帮天下”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对于整顿我们的队伍，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很有必要。 （一） 所谓“造反入党”，“反潮流做官”，这是“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妄图改变党的性质的反动谬论。 “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明目张胆地篡改入党和提干的条件，大肆鼓吹“造反有功，入党有份”、“造反就是党员条件，就是入党申请书”。“四人帮”在河南把持组织工作大权的那个黑干将，拚命宣扬“一次站队定局论”，把所谓“站对队”和“受压”作为纳新、提干的先决条件，说什么“九次冲杀，十次受压”的“纳新提干要优先”。他们把纳新、提干作为拉山头，搞帮派，妄图建立“四人帮”的“帮天下”的手段。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只要是听他们的话，跟他们走的人，就应该发党票、官票。在一九七三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初的半年多的时间内，他们背着省委，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或者圈定名单，点名入党、点名提干；或者越过支部，由上面某些人审批；或者本单位通不过，就跳到外单位解决；或者搞一个所谓临时支部来发展。对于他们这种胡作非为，谁若说个不字，是党员干部的，扣上“党内走资派”的帽子；不是党员的，骂为“社会走资派”；是一般群众，就扣上“走资卒”的帽子。在他们的煽动下，“谁闹谁有理”，“谁闹谁当官”；当了官还要闹，闹一次升一次，年年闹年年升，当官的胃口越来越大。这种倒行逆施，为一些不够条件的人和极少数坏人入党、做官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了一些地方、单位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为了执行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应该敢于造剥削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把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为党增添新鲜血液，保证我们党朝气蓬勃，兴旺发达，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过去要这样做，现在还要这样做。 但是，这决不是说，凡是参加过造反和反潮流的人都能参加党。不能把参加过造反和反潮流的人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混同起来。入党有党章规定的条件，提干有干部的标准，必须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严格锻炼和考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能只看 “一时一事”。如果说参加过造反和反潮流的人都可以参加党，党组织岂不成了一般群众组织了吗？至于造过一次反，参加过一次反潮流，就自认为“终生定局”，如同进了“红色保险箱”，更是荒谬绝伦。 毛主席关于“造反”和“反潮流”的科学论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讲的“造反有理”，是指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讲的“反潮流”，是指反对错误的潮流，反对反动的潮流，反对修正主义的潮流。但是，“四人帮”接过革命的口号，蓄意阉割它的革命内容，把“造反”、“反潮流”变成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口号，煽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反党委就是反潮流”，把那些上窜下跳，拉山头，打派仗的错误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把翁森鹤、张铁生一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封为“响当当硬棒棒的造反派”、“反潮流战士”。通过“双突”，他们把这些所谓的“反潮流战士”、“造反派”拉入党内，就是要组织“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别动队，要建立“四人帮”反革命的“帮天下”。 更有甚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正常的组织调动，下放锻炼，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或者是犯了错误受到党的正确批评，竟然说成是受了错误路线的“压制”，而且以此为理由，为这些人向党伸手要官要权。更加荒谬的是，他们用所谓“受压最革命”的谬论，公然为阶级敌人翻案。江青疯狂叫嚣打开监狱找“左派”，河南省那个把持组织工作大权的家伙，就从监狱中寻找所谓“革命派”。他在自己家里，亲自接见在押犯人和劳改释放犯，亲热地对他们说：“咱们开开门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关起门来就是战友。”他甚至要研究这些人的“入党”问题。他们网罗这些人结成宗派行帮，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性质，使我们党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党，变成法西斯党，倒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三千万党员、八亿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 所谓要由“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在领导班子中占主导地位”，“左右局势”，这是“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篡夺党的各级领导权的一个谬论，也是他们反革命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路线斗争觉悟高”，听起来何等冠冕堂皇！但是，什么是“路线斗争觉悟高”？我们同“四人帮”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看法。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马克思主义，搞团结，搞光明正大，我们认为这才是路线斗争觉悟高。而“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所津津乐道的“路线斗争觉悟高”，就是要忠于“四人帮”那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乱反各级党委，乱斗革命领导干部，大闹无产阶级天下，为“四人帮”建立“帮天下”火中取栗。对于恶毒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现行反革命，他们称为“反潮流英雄”；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他们引为“战友”；对于搞打、砸、抢，破坏社会治安的流氓、无赖，他们誉为“革命性强”；对于为他们抬轿子，吹喇叭，送情报，告黑状，写效忠信的无耻之辈，他们视为亲信；对于野心勃勃，投机钻营的官迷，他们当成“新生力量”；对于整天不上班，不生产，无组织，无纪律，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他们看作是“积极分子”。总之，他们的用人路线，就是以帮划线，唯帮为亲。 他们打出“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金字招牌，是为了篡夺党的各级领导权。“四人帮”大叫要抓紧时机，“抢进自己的一班人”。对此，那个把持河南省组织工作大权的“四人帮”的黑干将心领神会，在一九七三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大肆叫嚷要“冲破各种阻力，打破种种框框”，“要大胆，要破格”，让他们那些“抢进”来的“自己人”在各级领导班子里“占主导地位”，“左右局势”。怎样占主导地位呢？那个号称“两省总督”的野心勃勃的反动家伙，在向他的“自己人”介绍经验时，作了详尽说明：一是让这些人进省委班子，例如他本人要当第一书记；二是各级党组织的组织部长应是“造反派”，起码第二把手是“造反派”；三是决定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厂矿企业的一、二把手必须是“造反派”。好一幅称心如意的篡党图！不但他们自己要“平步青云”，还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企图把他们的狐群狗党，统统塞进各级领导班子。 毛主席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些“四人帮”的亲信、爪牙、社会渣滓，一旦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占了“主导地位”，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他们唯名是争，唯利是图，唯权是夺，为了一帮一己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河南有一个县，去年一度为几个所谓“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占了主导地位，拼凑了一个所谓“新县委”。这些家伙一上台就叫嚷：“要重新划成份，地主可以划为贫农，贫农可以划为地主。”他们搜罗社会渣滓，组织武斗队，形成一片白色恐怖。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县近一半大队分裂成两派，闹得生产停顿，粮食减产，工厂亏损。有的地方甚至包产到户，四旧复活，敌人猖獗，群众遭殃。他们自己却大量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无耻地宣扬“人生得意须尽欢”，“今日有酒今日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广大群众气愤地说：“这些家伙简直跟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样！”事实证明，“四人帮”上台，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上台。 （三） 所谓“新生力量代替‘走资派’掌权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妄图全面篡党夺权的又一“理论根据”。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深知革命老干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不抹掉革命老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和广泛影响，他们的“帮天下”就无法建立起来。因此，“四人帮”对大批革命老干部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恶意篡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颠倒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关系，炮制了一个“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胡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一般客观规律”，对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就曾恶狠狠地叫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应该把‘换’改成‘撵’，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一九七六年夏季前后，那个把持河南省组织工作大权的家伙，就大肆散布张春桥的黑话，紧步“四人帮”的后尘，恶毒攻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煽动一些人大闹省委，大闹各级党组织。他们上告黑状，下伸黑手，图谋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负责同志，“打不倒也要打跑，打不跑也要搞臭”。他们狂叫：“必须把老家伙搞得昏头昏脑，才能解决问题。”有的还杀气腾腾地说，对老干部要“一批二斗三枪毙”。一时间闹得全省乌烟瘴气，阴霾四起，大有翻转中原、踏平嵩山之势。 “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省的黑干将操着胡风式的反革命腔调，攻击革命老干部都是“腐朽”力量，要一律淘汰，厚颜无耻地把“新生力量”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这完全是老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的故伎重演！五十年前，托洛茨基诋毁跟列宁一起战斗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蜕化”、“官僚化”，居心险恶地吹捧青年是“可靠的晴雨表”，把自己打扮成青年的代言人，叫嚷要 “整刷”、“更换党的领导”。斯大林无情地揭露说：“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四人帮”正是这样干的。他们阴谋瓦解党、推翻党的罪恶行径，大大超过了他们修正主义的老祖宗。 什么“历史的必然”！说穿了，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四人帮”上台。他们千方百计抢班夺权，妄图建立法西斯统治的“帮天下”，还要把它说成是合乎“规律”，顺乎“潮流”，不可“抗拒”。“四人帮”一伙的历史唯心主义表演得太充分了。他们满以为只要如意算盘一拨，天下就“必然的”成为他们的了。但是，嘲弄历史的顽固派终被历史所嘲弄。“四人帮”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必然”。

第4版()专栏： 纪登奎同志会见罗友好参观团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罗共尼亚姆茨县委第一书记、尼亚姆茨县人民委员会主席斯特凡·波波什率领的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杨公素、邢仁先、席振寰等。（附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五月十六日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罗共尼亚姆茨县委第一书记、尼亚姆茨县人民委员会主席斯特凡·波波什率领的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吴德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观看南阿布拉舍维奇民间歌舞团演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晚上观看了南斯拉夫阿布拉舍维奇民间歌舞团的演出。 观看今晚演出的还有文化部负责人华山、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陪同观看演出。 吴德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在演出休息时会见了歌舞团团长博·佩尔科维奇、伊·达西奇，负责人斯·巴比奇，艺术指导德·贾杰维奇和主要演员，赞扬他们精湛的艺术技巧，感谢他们为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今晚的演出，充满了友好、欢快的气氛。艺术家们演出的音乐舞蹈节目，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他们的演出不断激起场内阵阵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吴德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走上舞台，同南斯拉夫艺术家热情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赠送了花篮。（附图片） 吴德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五月十六日观看南斯拉夫阿布拉舍维奇民间歌舞团演出后，同演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江华院长会见日本律师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今天上午会见以辻诚为团长、尾崎行信为秘书长、春日嘉一为副秘书长的日本律师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交谈中，江华院长对有机会见到日本法律界朋友表示高兴，并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司法机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进行工作的情况。 会见时在座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姜维新等。 日本律师友好访华团已于今天下午离开北京去我国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访华团在京期间，曾同我国法律工作者进行了座谈，并旁听了刑事案件的审判。（附图片） 江华院长会见以辻诚为团长、尾崎行信为秘书长、春日嘉一为副秘书长的日本律师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张才千、张震会见并宴请巴基斯坦军医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今天晚上会见了肖克特·哈桑中将率领的巴基斯坦军医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张震副部长设宴招待巴基斯坦贵宾。张震副部长和哈桑中将在宴会上先后祝酒。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巴两国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不断发展。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大使馆陆军武官夏菲准将、空军武官乔德里上校、海军武官库来西上校，参加了会见并应邀出席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张秉玉、杨鼎成、张忠杰、刘轩庭、刘云通、秦成恩。 巴基斯坦军医代表团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于今天早晨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第5版()专栏： 墨中友协欢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 赞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宝贵财富 “马来亚革命之声”强调要结合当前斗争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电　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最近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在它的新闻公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的斗争，照亮我们的心”。 文章说，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同中国人民一样，对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感到高兴。文章指出，“我们庆祝这件大事。我们知道，在四月十五日这个红色的早晨，当这本书发到每个渴望已久的人的手里时，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文章说，“我们祝贺（把这本书）译成西班牙文的工作已经开始，并怀着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的迫切心情，希望能早日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这一期新闻公报上，还摘要刊登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发表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介绍》一文。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讯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五月十四日在汉语广播中全文广播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的《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文，并把这篇光辉著作译成马来文、泰米尔文广播，广播前还发表了一篇前言。前言全文如下： “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著作中，用洗练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绝对必要性，论述了反面经验和正面经验、失败和成功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了高举民族旗帜的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了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农村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且阐明了关于统一战线和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毛泽东同志这篇光辉著作，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党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要取得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前，我们正在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我们要结合当前的斗争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用于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第5版()专栏： 不让超级大国卡脖子　优先发展农业　巩固政治独立 非洲国家发展粮食生产　部分国家实现基本自给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近几年来，非洲国家积极发展粮食生产。部分国家已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其中马里、赞比亚等国的粮食除自给外，还有部分出口。 一九七六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由于粮食增产，许多非洲国家减少了粮食进口，这不仅节约了外汇，而且还为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非洲大陆本来有着发展粮食生产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还要进口粮食。同时，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又在粮食问题上卡它们的脖子。特别是前几年，当一些非洲国家遭受严重旱灾、粮食歉收时，一个超级大国利用粮食作为进一步欺压和讹诈非洲国家的手段；另一个超级大国则趁机抢购，哄抬粮价。这使许多非洲国家吃尽了苦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洲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粮食生产，并把它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先地位。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养活自己，就要听任别人摆布，就要遭受很大损失。”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表示：“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我们所拥有的巨大能力用于农业。”突尼斯总理努伊拉也说：“应当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优先发展农业，以保证粮食自给，不再吃依赖外国的苦头。” 为了加速发展粮食生产，许多非洲国家采取不同方式，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一九七六年，加纳继续在全国认真执行四年前开始的“自己养活自己运动”的计划；尼日利亚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增产粮食运动，参加者包括学生和部队；喀麦隆加速开展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绿色革命”运动；马达加斯加在全国发起了“水稻战役”；佛得角掀起了增加粮食生产的农业生产运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贝宁等国还用各种形式发动和组织农民，努力从事粮食生产。 许多非洲国家不断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资。尼日尔政府近几年平均每年拨款一亿非洲法郎用于农业。索马里一九七六年预算中用于农业的拨款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坦桑尼亚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用于农业等的拨款比独立后的第一年增加十倍。苏丹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占整个公共投资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此外，加纳、乌干达等国设立了专门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银行。 开荒造田以扩大粮食作物的面积，是非洲国家加速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贝宁去年在大生产运动中组织人力垦荒，把一些山区和河谷的荒地和沼泽改造成水稻田。塞内加尔到去年为止已在塞内加尔河流域把三千八百多公顷荒地变成了稻田或麦地。毛里塔尼亚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在姆普里平原开垦了九百多公顷稻田。多哥、埃及、喀麦隆、扎伊尔、佛得角和突尼斯等国也开垦了不少荒地。 许多非洲国家大力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以促进粮食增产。塞内加尔近几年在塞内加尔河三角洲地区和一些河谷地区修建了能灌溉一万一千多公顷土地的环形堤坝和水渠。多哥几年来建成了一条长达六点六公里的防洪堤和二十五公里的水渠。几内亚继去年在芒萨亚平原的瓦拉河上建成一座长三百七十多米、高六米的大水坝以后，目前正在卡巴岛上建设一项可灌溉一千七百公顷土地的水利工程。博茨瓦纳、苏丹、贝宁、佛得角、几内亚比绍、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等国也在兴修水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为适应发展粮食生产的需要，非洲国家日益重视培养本国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马达加斯加已经建立了一所高等农业技术学校、八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和四个农业技术培养中心。这些机构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共培养出一千三百多名本国农业技术人员。多哥除一九六七年建立的国立农业学校已经培养出二百名农业技术人员外，近几年又由全国水稻中心培养了三百名农业技术员。塞内加尔邦贝全国农村干部学校也培养出了四百多名农业技术干部。非洲国家的这些新生的农业技术力量正在本国的农业生产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附图片） 毛里塔尼亚布雷村的农民正在水稻田里拔草。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在贸发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发言 强调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八届特别会议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四日在日内瓦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查和评价第二十五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二十九届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第七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九十个成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对这些文件的执行情况表示强烈不满。他们在发言中指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债务剧增。《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宪章》中提出的许多正确原则和措施，第四届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等一系列决议，至今尚未得到贯彻执行。这一切说明，那些想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缺乏诚意。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以加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表示决心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为维护民族权益和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而继续斗争。 埃及代表奥姆兰·沙菲代表“七十七国集团”发言时强调指出，从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来，开了不少会议，就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第四届贸发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但是它们的执行情况远不能令人满意。他强烈要求发达国家作出认真努力来履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 委内瑞拉代表说，《战略》是为在现存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下解决发展问题而制定的，早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应当加以修正，使它真正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他指出，如果在《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和措施得不到贯彻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无法建立的。 南斯拉夫代表说，在目前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上是无法实现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的。 罗马尼亚代表指出，《战略》的失败是由于富国不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实现《战略》的根本条件。 中国代表安致远在发言中说，发展中国家为了贯彻执行《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各项正确原则和规定，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商品、共同基金、债务、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技术转让等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他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顽固维护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那个自称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极力抹煞穷国和富国的差别，其目的是要掩盖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推脱责任。这个超级大国比老殖民主义更加贪婪，更加凶狠，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之一，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障碍”。 安致远说，贸发会议应当作出更大的努力，促使第六届、第七届特别联大、第四届贸发会议所规定的正确原则得以贯彻执行。会上，“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一个立场文件。文件指出，《战略》中的一些基本前提就是错误的，无法满足建立国际经济关系新结构的要求。文件就如何贯彻执行《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和措施和第四届贸发会议的决议，以及如何制定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和主张。但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扰和破坏，会议没有能就这个文件达成协议。

第5版()专栏： 阿希乔总统接见我驻喀麦隆大使 新华社雅温得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电　喀麦隆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五月十三日在雅温得接见了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魏宝善。 阿希乔总统同魏宝善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5版()专栏： 叶飞部长结束对瑞典的访问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电 应瑞典运输和交通大臣的邀请，中国交通部长叶飞一行于五月九日下午乘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对瑞典进行友好访问。瑞典运输和交通大臣布·蒂雷松，运输和交通部副国务秘书贝蒂尔·沃斯前往机场迎接。在瑞典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他们受到瑞典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接待。在他们到达的当天下午，瑞典外交大臣卡琳·瑟德尔、运输和交通大臣布·蒂雷松分别会见了叶飞部长，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会见时中国驻瑞典大使秦力真在座。 叶飞部长一行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塞德特利耶和林彻平等地参观访问了机场、港口、地下铁路和公路建设等有关交通设施以及汽车和造船工业。 十二日晚，秦力真大使为叶飞部长访问瑞典在使馆举行招待会。应邀出席招待会的瑞典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各界朋友有一百一十余人。 叶飞部长一行结束对瑞典的访问之后，五月十五日乘飞机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芬兰访问。

第5版()专栏： 我银行代表团访问瑞士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电　以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卜明为团长的中国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对瑞士的友好访问，于五月十四日乘火车离开瑞士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瑞士访问期间，中国银行代表团受到瑞士银行界的友好接待。代表团同瑞士银行界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讨论了银行业务方面的问题。 中国驻瑞士大使李云川五月十三日在伯尔尼为代表团的访问举行招待会。瑞士银行界和工、商、企业界人士应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在瑞士停留期间，中国银行代表团访问了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和日内瓦，访问了一些银行、工厂和企业。 中国银行代表团是应瑞士银行界的邀请于五月四日到达瑞士的。

第5版()专栏： 新华社代表团访朝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电 以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为团长的新华通讯社代表团，应朝鲜中央通讯社的邀请，五月十四日上午乘飞机到达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朝鲜中央通讯社社长金声杰，朝鲜中央广播委员会委员长金时鹤，《民主朝鲜》报总编辑蔡俊炳，《平壤新闻》总编辑金正焕，《劳动新闻》副总编辑郑河千，《朝鲜人民军》报副总编辑朴尚润，外交部报道局副局长金用集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也到机场迎接。 当天晚上，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新华社代表团。金声杰社长和朱穆之团长在宴会上先后讲话。 金声杰社长在讲话中对新华通讯社代表团再次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朝中人民的伟大友谊，通过相互之间的坚决支援、代表团的频繁来往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金声杰社长说：“目前，兄弟的中国人民在贯彻执行华国锋主席提出的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和流毒，坚持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在中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大寨’和‘大庆’红花到处盛开。” 他衷心祝贺中国人民为实现在本世纪内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新成就。 朱穆之团长在讲话中首先对朝鲜人民和新闻工作者的热情接待表示深切感谢。 他热烈祝贺兄弟的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旗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朱穆之团长说：中国新闻工作者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关于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三项原则和五点纲领。我们坚信，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一定会得到完全的胜利。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中朝两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的热烈友好气氛。

第5版()专栏： 巴伦西亚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受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马德里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电　第五十五届巴伦西亚国际博览会四月三十日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城开幕。中国参加了这届博览会。此外，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厂商也参加了博览会。 开幕式结束后，西班牙副贸易大臣拉斐尔·达尔·雷、第三军区司令安东尼奥·塔伊斯·普拉纳中将以及巴伦西亚省省长、巴伦西亚市长和博览会负责人在中国大使马牧鸣和中国馆馆长安林陪同下参观了中国馆。许多观众也热情地参观了中国馆。这届博览会于五月八日结束。中国馆受到了西班牙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九天的展出中，共有约十万名观众参观了中国馆。不少西班牙朋友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五月三日，博览会举办了“中国日”的活动。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马牧鸣、中国馆馆长安林参加了这项活动。同日晚上，马牧鸣大使和安林馆长在中国馆举行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四百多名客人中，有博览会主席何塞·安东尼奥·诺格拉和当地军政官员。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5版()专栏： 意中友协举办我少年儿童画展 新华社罗马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电　由意中友协举办的中国少年儿童画展五月十四日在罗马开幕。 意中友协秘书长祖凯蒂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 中国少年儿童画展共展出了反映中国少年儿童生活、学习、劳动以及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等内容的作品近九十幅。这些作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次画展在罗马展出到五月二十五日，然后到意大利其他城市展出。

第5版()专栏： 我红十字会向马达加斯加政府赠送气象器材等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电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田志东五月十三日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把一批气象器材交给马达加斯加政府。四月二十六日，田志东大使曾把中国红十字会赠款人民币五万元交给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拉科托马沃。 中国红十字会赠送这批器材和款项是为了援助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同飓风灾害作斗争。

第6版()专栏： 蒙博托总统到卡萨吉检阅扎摩联合部队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扎伊尔人民 埃及领导人再次强调反对干涉非洲，对扎伊尔局势不能袖手旁观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五月十四日到达最近被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收复的重要城镇卡萨吉检阅部队。他慰问了扎伊尔和摩洛哥的战士，祝贺他们取得了击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雇佣军的胜利。 扎伊尔武装部队沙巴南线作战指挥辛加准将把从战场上缴获的苏制迫击炮弹、反坦克地雷和反坦克火箭炮等介绍给蒙博托总统看。 蒙博托总统的特别参谋长埃卢基上校向扎伊尔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介绍了前线目前形势的概况。他指出，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正势不可当地向迪洛洛挺进，敌人在继续溃退。他说：“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扎伊尔人民，而且为期不远了。”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五月十一日发表讲话，再次保证埃及支持面临侵略的非洲人民。 萨达特总统在招待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国宴上讲话时说：“非洲目前面临着危及它的安全和稳定的风暴。非洲还遭受着外来干涉的灾难，这种干涉在具有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人民之间制造内部冲突。”他说：“因此，我们有义务支持任何可能遭受侵略的兄弟人民，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大陆是同我国安全直接和密切有关的一个因素。”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赫米在人民议会五月十四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阿拉伯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埃及对扎伊尔事态的发展不能袖手旁观。 法赫米说，萨达特总统决定帮助扎伊尔空军作战首先是基于埃及国家安全的考虑，其次是基于埃及对自己非洲姐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他强调说：“埃及的立场完全是埃及自己的，埃及的决定完全是埃及自己的。埃及不接受别人的发号施令。” 他说，埃及对扎伊尔的事态发展不能袖手旁观，因为这些事态发展直接影响埃及和非洲大陆。 他谈到在安哥拉有一万六千名古巴士兵时问道，古巴远离非洲，它为什么要干涉安哥拉？古巴这样干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副总理兼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长贾马斯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如果对扎伊尔的入侵成功，将对苏丹和埃及造成一种危险的形势。 联席会议宣布毫无保留地拥护政府支持扎伊尔的政策和迄今所采取的措施。

第6版()专栏： 比马列共机关刊和希腊《人民之路》载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光明和被剥削者》最近一期就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十二周年发表文章指出，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苏联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是当今的希特勒。 文章说，“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集团在苏联篡了权，在那里建立了压迫苏联人民的希特勒法西斯式的专政，使苏联变成了一个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昨天在斯大林领导下为各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红军，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手下已成为一支侵略军、占领军”。 文章说，以前遭受过希特勒侵略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一九六八年勃列日涅夫的坦克侵入布拉格时，识破了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纳粹主义的面目。文章还指出，前不久，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侵略了安哥拉，最近又在利用雇佣军侵略扎伊尔。 文章强调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各国人民今天的主要敌人，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欧洲各国人民是最大的危险，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策源地。勃列日涅夫就是当今的希特勒”。 文章最后说，“昨天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和今天反对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和压迫势力的同一个斗争。” 据新华社雅典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电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最近一期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十二周年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走三十多年前希特勒走过的老路，它将不能逃脱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同样命运。 文章着重指出，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教导，“在摧毁法西斯的斗争中光辉地得到了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表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处于人民包围之中，尽管它们有着战争机器，它们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文章说，希特勒没有能够占领苏联，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文章说，“苏联今天成了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新沙皇对安哥拉的干涉和最近使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再次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德国纳粹主义的后尘，反对世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第6版()专栏： 西欧舆论揭露苏联威胁日益严重 英国报纸强调西方必须加强防务，限制向苏提供信贷和技术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电　奥斯陆消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机关报《阶级斗争》不久前发表文章，谴责苏联最近在挪威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文章指出，苏联这次演习一方面是为了在战时切断另一个超级大国穿过大西洋向欧洲派遣的护航队，另一方面也是针对挪威的。这同当前苏联对挪威施加的政治压力有关。 据新华社讯　雷克雅未克消息：冰岛《晨报》不久前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揭露苏联对北欧的军事威胁。 《晨报》三月二十四日转载的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苏联人目前在挪威沿海海域每年举行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挪威的喷气机需要平均每月三次把苏联的侦察机驱逐出挪威领空。这是苏联人增加其对北约北翼压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章说，丹麦对苏联军舰在丹麦沿海海域的日益接近极为不安。丹麦飞机需要经常同其挪威兄弟采取相同的措施制止苏联飞机侵犯丹麦领空。 《晨报》接着在三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说，我们冰岛人和我们的兄弟国家同北约其他国家进行可靠的防务合作的必要性将不断增加。我们永远不可放松警惕。 《晨报》三月二十六日再次发表社论说，我们和挪威、丹麦今后将会更加注视苏联大国的靠近。 据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五月十一日结束后，英国不少报纸发表社论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加强防务以对付苏联的威胁。 《泰晤士报》五月十二日的社论指出，北约首脑会议的公报“对华沙条约国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和进攻能力表示特殊的关切，并强调了充分的防御和威慑的必要”，这个公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社论还说，“西方向华沙条约提供了信贷和技术方面的可观的经济援助，这往往间接地使华沙条约组织可以把力量集中于防务，从而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现在是检查一下与苏联的这种交易的增长是否应有所限制的时候了。” 《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苏联不仅在欧洲中部战线上，而且在（欧洲）北翼增加了它的军事力量。有朝一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问问它自己，为什么俄国正在建造这么多舰只。”这篇社论说：既然“敌人仍在大门口”，那么，西方就有必要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 《每日快报》社论说：“最近的事实是，俄国把它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用于防务……而在西方，则存在着一种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而削减防务的倾向。”社论说：俄国人并没有让“缓和”和限制军备谈判这些东西“挡住他们的路”，“我们也不应当让（这些东西）挡住我们的路”。（附图片）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近年来加紧扩军备战，严重威胁西欧。这是苏联海军陆战队在举行大规模的进攻性登陆演习。

第6版()专栏： 中央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举行会议 重申维护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本地区的安全 据新华社德黑兰电　中央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德黑兰举行两天会议后闭幕。 出席开幕会议的有伊朗外交大臣、土耳其外交部长和英国外交大臣。巴基斯坦驻伊朗大使作为本国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国务卿万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会上，伊朗首相胡韦达宣读了伊朗国王巴列维致大会的开幕词。巴列维国王在开幕词中表示希望中央条约组织“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方面继续起有用的作用”。 中央条约组织秘书长哈留克·巴于尔肯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去年一年里有两件事是清楚的，“一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种要求我们建立防御联盟来对付的普遍威胁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宣传、颠覆和其他类似活动的矛头继续指向这个联盟的伙伴。在受到这些压力的同时，这个地区的国家还受到了企图使它们脱离联盟的奉承，但它们坚决顶住了。” 土耳其外长查拉扬吉尔和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在发言中都强调，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提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以色列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伊朗外交大臣还说，“在非洲大陆的冒险和颠覆活动不仅威胁非洲地区的安全，也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在非洲的这些活动容易在其他地区重演。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间接行动和鼓励、支持军事行动是代理人干预的一种新的例子，我们只能担心地注视到这种情况。” 巴基斯坦大使吉亚斯·乌丁·艾哈迈德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英国外交大臣欧文和美国国务卿万斯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最后新闻公报说：“部长们保证继续支持中央条约组织，并重申他们十分重视维护这个地区各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公报说，部长们表示相信，“成员国之间的一切双边问题都应该在友好和团结的气氛中由有关方面加以讨论，以便进一步增进合作”。 公报在谈到欧洲形势时说：“部长们再次强调，在这一方面，中央条约组织地区的安全是（同欧洲发展）相关联的。”

第6版()专栏： 国际时事讲话 扎伊尔反侵略的新胜利 扎伊尔军队反击苏联雇佣军入侵的斗争，在广大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声援下节节取得胜利。四月中旬，扎伊尔武装部队向入侵沙巴省的苏联雇佣军发动了反击。他们在摩洛哥部队的有力配合下，沿着科尔韦齐至迪洛洛的公路和铁路，在十天里先后收复了雇佣军盘踞的纳松多耶、萨卡莱齐、卢富帕以及军事战略要地穆察察市和该市的门户——凯昂伯。几天前，扎伊尔和摩洛哥部队还收复了萨尼科萨和卡萨吉。扎伊尔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积极支援前线的战斗，呈现出一派军民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 扎伊尔军民的反侵略斗争是正义的，他们得道多助。第三世界、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站在扎伊尔的一边。它们清楚地认识到，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不仅使扎伊尔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使整个非洲大陆面临严重的威胁。因而，非洲国家“不能对之保持缄默”，日益广泛和强有力地支持扎伊尔的反侵略斗争。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和毛里求斯政府写信给蒙博托总统，表示对扎伊尔的完全支持和声援。他在信中强调指出：“非洲统一组织在其宪章中确定了它所有的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因此它强烈反对并无保留地谴责这种入侵。”摩洛哥政府派出部队同扎伊尔军队并肩作战。埃及和中非帝国政府也向扎伊尔提供了军事援助。许多第三世界和非洲国家向扎伊尔提供了食品、药品等援助。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非洲大陆的团结和新觉醒，也表明了第三世界和非洲国家的团结反霸斗争的日益加强。 苏联指使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行径，也引起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关注和不安。无论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欧洲和非洲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苏美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而非洲则是欧洲的一个侧翼。苏联在入侵安哥拉之后，又把黑手伸向扎伊尔，显然是企图进一步取得从南翼包抄西欧的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因此，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后，不少西欧国家立即给予扎伊尔一些方面的援助。这说明，苏联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已使自己陷于越来越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头子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施展“贼喊捉贼”的手法，反诬支持扎伊尔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是“干涉别国内政”，妄想以此来推卸自己侵略扎伊尔的罪责，并对支持扎伊尔人民斗争的国家进行恫吓。然而，苏修玩弄这一套花招，只能是枉费心机。最近，扎伊尔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展出了缴获的大量武器，其中有苏制反坦克火箭发射装置和有俄文标记的装着苏制“萨姆—七式”防空导弹的箱子。被扎伊尔军队俘获的雇佣军也供认了苏联和古巴教官在安哥拉训练雇佣军的事实。这些物证、人证有力地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谎言。 当然，苏修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入侵扎伊尔的雇佣军也仍然企图负隅顽抗。在扎伊尔人民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只要扎伊尔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他们一定能够彻底击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阴谋，取得最后的胜利。西方的两个首脑会议 五月上旬，在伦敦举行了两个首脑会议。一个是有美、英、法、西德、意大利、加拿大、日本领导人参加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一个是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首脑会议。前者主要是讨论如何协调步伐以对付当前西方面临的严重经济形势。后者则是要加强“盟国合作”，对付日益严重的苏联军事威胁。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危机后回升乏力，复苏缓慢。而通货膨胀、失业情况仍然很严重。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有增无已。为了对付严重的经济困难，西方七国过去曾经开过两次首脑会议，但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次伦敦会议，也“只就……意向中的计划达成了一致……行之有效的药方却没有开出来”。西方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会议多少表示了避免相互拆台的愿望。 七国经济会议的这种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人们更为注意的是，美国新总统卡特首次出访西欧，对调整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将带来何种结果。 卡特就任新职以来，曾一再表示要改进同西欧、日本的关系，以加强对付苏联的争霸。但是由于在经济政策、出口核技术、购买西欧军火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同盟国关系未能获得预期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和法国、西德之间产生了一些新的纠葛。 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决定亲自去西欧，要在“促进盟国团结”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为此，卡特一方面在有分歧的问题上作了一些表面让步和松动，一方面广泛同盟国首脑磋商交谈。同时，他带去了一些“改善北约的建议”。卡特此行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方“盟国”之间的气氛。美国与西德显示“双方都有强烈的愿望进行合作”。美法之间的交往促成卡特接受将要访问法国的邀请。英国《泰晤士报》说：卡特的首次国际旅行，在“恢复西方世界的自信和团结方面作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据西方舆论指出，这次北约的首脑会议在联合对付共同的苏联威胁的问题上，显示了相当大的一致。 早在北约首脑会议前，外电透露，由于苏联军事扩张和它在非洲的渗透，北约盟国决心“重振旗鼓”对付苏联威胁。七国经济会议之后，美、英、法、西德四国首脑举行会晤，发表宣言，重申柏林地位不能单方面改变。西方人士指出，这是对苏联发出的警告信号。北约首脑会议上，各国撇开分歧，着重讨论增强联盟力量以“应付八十年代的军事和政治挑战”。卡特在会上重申维护北约的保证，提出了加强北约的倡议，同意向西欧购买军火。外电认为，卡特的倡议，是肯尼迪提出的“平等伙伴关系以来最重要的倡议”，得到了“大西洋盟国的广泛支持”。会议最后发表的公报强调各国决心加强“各个方面密切合作”，并要求各国“国防部长开始制定一项使北约部队能够满足八十年代防务需要的长远计划”。会后，英国等西欧国家舆论纷纷强调必须加强共同防务，对付苏联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