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为实现大治之年农业丰收打好第一仗 吉林青海集中力量抗旱保春播 云南战低温等灾害搞好春耕　新疆战风雪保牲畜 据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抗旱播种，决心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吉林省去年遭受比较严重的干旱。今年入春以来，西部地区又雨雪偏少，旱情继续发展；中部、东部地区大部分江河水库水量不足，部分水田严重缺水，春耕生产遇到很大困难。为了搞好春耕播种工作，中共吉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召开了电话会议，派出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广大干部、群众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采取有力措施，抓住有利时机抗旱播种，决心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在国务院召开抗旱紧急电话会议和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后，吉林全省抗旱保春播的斗争更加轰轰烈烈。旱情比较严重的西部地区，正在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大打灌溉抗旱的人民战争；中部和东部地区也大力开发水源，解决水田缺水问题。 吉林省工业、交通、商业、物资部门大力支援抗旱播种，优先生产和调运化肥、农业机械、提水灌溉机具、塑料薄膜等抗旱和春耕生产急需的物资，许多企业还派出了支农抗旱服务队。 据新华社西宁电　青海省农业区各族干部和社员，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和抗旱紧急电话会议的精神，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大力做好当前抗旱保春播工作，决心夺取大治之年的农业丰收，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 青海省除黄河、湟水沿岸的川地外，山区分浅山地和脑山地两种。去冬以来，这里雨雪稀少，容易受旱的浅山地带旱象严重。去冬旱象一露头，省委就要求各地立足抗旱夺丰收，抗旱措施要从备耕抓起。春播开始后，青海省革委会又发出开展抗旱斗争的通知，召开抗旱保春播的电话会议。最近，省革委会召开了水利、气象等会议，进一步研究抗旱抓水的措施。 在抗旱斗争中，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群众一起，揭批“四人帮”，大干苦干。目前，季节较早的黄河、湟水沿岸川地已经基本上播种完毕，山区的春播也已展开。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战胜低温、干旱、病虫等自然灾害，努力搞好春耕，决心夺取今年农业生产丰收。 去冬今春，云南省低温、干旱、病虫害等自然灾害严重，给春耕生产造成了困难。为了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贯彻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中共云南省委最近给全省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写了一封信，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不失时机地打一场大揭大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鼓足干劲，为搞好春耕生产而斗争。 省委的公开信发表后，许多地委和县委连夜开会研究，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抗灾和春耕生产工作。许多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召开了党员大会、贫下中农大会以及社员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订出搞好春耕生产的具体措施。广大贫下中农说，我们一定要把浑身的劲使出来，搞好春耕生产。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牧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各族牧民以“抗灾抗到天低头，夺取牧业生产新丰收”的豪壮气概，大打一场抗灾保畜的人民战争。目前，天山南北的辽阔牧区，到处是各族干部、牧民团结一致战风雪、夺丰收的繁忙景象。在千里冰封的各牧场上，各族牧民正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地照料牲畜。牧民利用各种工具，铲雪开草场，扩大牧放面积；并继续修棚搭圈，为瘦弱牲畜建造保暖棚圈。跟群放牧的牧民还不断打贮饲草，储草备荒。在公路上，牧道上，各行各业和农业区支援牧区的汽车、拖拉机、马车络绎不断，把大批饲草、饲料、面粉、食盐及药品等各种物资源源运往各个冬牧场。 去冬今春以来，新疆牧区多次遭到寒流和暴风雪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自治区党委及时发出紧急通知，并专门召开会议，动员牧业战线上的各族干部、群众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投入抗灾保畜的战斗。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牧区生产第一线，同广大牧民一起顶风冒雪，抗灾保畜。

第1版()专栏： 《诗刊》编者说明：这首民歌为湖南韶山灌区工地群众所作。华国锋同志书写这首民歌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谭地委书记，并兼韶山灌区总指挥及政委。这件手迹，曾刊于一九六六年《湖南文学》（即现在的《湘江文艺》）元月号。

第1版()专栏： 领导带头鼓干劲 编者按：新安县抗旱的经验，说明了一个真理：困难越大，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抗旱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抗旱快不快，全靠领导带。粉碎了“四人帮”，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空前高涨，这是战胜旱灾的力量源泉。只要认真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抗旱如救火，特别是战胜春旱，时间紧，任务重。既要保夏粮丰收，又要保秋粮播种，时间错过，一误就是一年。希望那些条件差、水源缺的地方，象新安县那样，克服畏难情绪和靠天思想，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夺取抗旱斗争的胜利。 地处豫西丘陵山区的新安县，水源奇缺，十年九旱。去年九月以来，全县未降雨雪，河水断流，部分塘库干枯，小麦生长受到严重威胁。部分干部群众面对这个历史上少有的严重春旱，产生了畏难情绪。 中共新安县委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既充分估计由于严重干旱而造成的重重困难，又正确认识揪出“四人帮”之后的有利条件，鼓舞大家战胜严重干旱的信心和决心。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抗旱斗争第一线，不断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经验，推动抗旱斗争。石寺公社李村大队，是全县水利条件最困难的大队。县委副书记黄金贵同志亲自带领这个大队的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水源，认真总结当地老农过去滴水归田、抗旱保苗的好经验。全大队男女老少齐动员，车拉人担，苦干六天，利用原来只能浇麦五百亩的水源，实际浇麦一千二百多亩，其中担水点浇四百多亩。全大队一、二类麦苗增多了，大大增强了社员群众抗旱保丰收的信心。县委及时推广李村大队经验，全县动员七十多部拖拉机和汽车，四千辆架子车，四万多对水桶，向山区和丘陵区送水，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旱浇麦。 在抗旱斗争中，县委还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滴水归田、节约用水的经验。在水源缺少的山丘地区，推广了提水上岗，利用自然压力进行喷灌的方法，不少社、队土法上马，利用废铁片或竹竿自制喷头，不仅解决山岭土地坎坷不平无法灌溉的困难，而且能小水大用，浇水匀，避免土地板结，有利麦苗生长。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则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采取延伸渠道和抓紧抢修渡槽和虹吸等引水过沟的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各社、队对原有的井、渠、塘、库也都加强管理，建立和健全用水制度，力争做到人歇水不停，日夜轮灌，水尽其用。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节约用水的经验得到认真推广，全县已浇麦十五万多亩，一、二类麦田已从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四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目前，中共新安县委正进一步发动全县干部和群众，从最坏处着想，充分估计干旱可能持续发展的严重困难，全面安排抗旱浇麦和春耕备播工作，扎扎实实制订抗旱夺丰收的有效措施，努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本报通讯员

第1版()专栏： 北京市商业部门积极供应春耕物资 据新华社讯　北京市商业部门把大批农药、化肥、菜田物资、中小型农具和农用五金、电料等，不误农时地调运到郊区广大农村，为搞好春耕生产，夺取今年农业丰收贡献力量。 北京市商业部门对今年的春耕物资供应工作，抓得比往年早而且细。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后，北京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就联合召开了工业品下乡会议，专门研究了做好农村商品供应工作的具体措施。北京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郊区农村，实地了解农业大干快上的新形势和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情况。北京市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有关批发公司和郊区许多基层供销社，不仅做到供应春耕物资及时对路，而且还协助区、县农业主管部门和社、队，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农机具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努力为社队节约开支。

第1版()专栏： 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 ——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革命黑帮。他们长期控制舆论阵地，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作为这个黑帮的吹鼓手姚文元，在他控制《红旗》时就是这样干的。姚文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专搞阴谋诡计。每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一项伟大战略部署，他总是接过革命的口号，干他反革命的勾当。从党的十大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姚文元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骤，利用《红旗》发表了他授意炮制的一系列反党文章，颠倒敌我，混淆是非，蛊惑人心，制造分裂，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混乱，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华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深刻指出：“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只要看一下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四人帮”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就昭然若揭了。 在批林批孔中，姚文元大搞三箭齐发，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恶毒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组阁”做舆论准备。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的任务是要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宣扬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从思想根源上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王张江姚“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本来是一丘之貉。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从一开始就疯狂地反对和破坏这一伟大斗争。 “四人帮”首先从搞三箭齐发下手。他们背着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两次会上，“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大打出手，别有用心地提出反对“走后门”的问题。会议刚结束，姚文元就指使《红旗》要紧密配合，在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的短评中，大肆鼓吹反对“‘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亲笔加上要解决“走后门等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应当抓好的“大事”。当然，“走后门”这类不正之风是应当反对和纠正的。但是，姚文元一伙所谓反对“走后门”却包藏着祸心，是妄图包庇林彪一伙，打击革命干部，把批林批孔引向邪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察觉了“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姚文元为了掩盖“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对抗毛主席的批评，他一方面严密封锁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在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短评中，诬赖别人“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却对自己的罪责一字不提。姚文元玩弄这种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法，真不愧是戈培尔式的政治流氓。 “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的又一严重罪行，就是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这对于坚持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四人帮”对历史一窍不通，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向来抱虚无主义态度，突然一反常态地关心起研究儒法斗争来，完全是妄图利用批儒评法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早在党的十大开过不久，姚文元就授意“罗思鼎”炮制了一篇题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文章，借古讽今，大批吕不韦搞“折衷主义”。文章出笼后，江青大加赞赏，毫不掩饰地说：“这篇文章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接着，江青又伙同姚文元大放厥词，要批“宰相儒”，要批“现代的大儒”。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炮制的这类黑文，充塞《红旗》版面。如《孔丘其人》、《评〈吕氏春秋〉》、《读〈盐铁论〉》、《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等，就是其中最恶毒的几篇。这些文章不批林，假批孔，完全按照江青、姚文元所定的调子，歪曲和捏造历史，用恶毒、隐晦的语言在所谓“宰相儒”上大做文章。《孔丘其人》这篇所谓批“宰相儒”的代表作，是江青直接点题由“梁效”炮制的，通篇不讲林彪如何尊孔，却用了许多现代语言描述孔丘，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文章写成后，江青亲自派人送给姚文元，要他“提出意见”。姚文元如获至宝，马上报告江青：“看了一遍，觉得写得较生动，可以用。”《读〈盐铁论〉》这篇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黑文，是姚文元秉承江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旨意出的题目，他还亲自摇动黑笔杆，在贤良文学鼓吹复古倒退一段文字里，加上了这样几句：“他们竭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拚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经反动文痞姚文元这么一改，突出了贤良文学对周公“复往古之道”的赞扬，从而使全文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四人帮”借批儒评法，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肆鼓噪。例如，《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公然伪造历史，无耻地吹捧吕后，为把江青抬上“女皇”的宝座鸣锣开道。《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更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心声。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文中大讲什么要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就必须重用“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组成“法家领导集团”。这哪里是在谈儒法斗争，分明是为“四人帮”策划“组阁”的反革命阴谋造舆论。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在理论上也是极其荒谬的。姚文元为了适应“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家不作阶级分析，把这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抬到吓人的高度，什么“推动历史前进”、“代表人民利益”、具有“爱国主义”等等，简直比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阶级还要进步，还要革命，公然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他们还鼓吹什么儒法斗争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一直“继续到现在”，从根本上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否认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姚文元一伙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也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无耻背叛。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姚文元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制造混乱，抵制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歪曲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力图扭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大方向。 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发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科学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根源，指明了全国人民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明确提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沉重打击。王张江姚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对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十分仇视，极其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篡改，妄图把学习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学习运动一开始，“四人帮”就拚命鼓吹反对经验主义，同毛主席多次指出的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的英明论断唱反调。张春桥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江青胡诌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则竭力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在《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的原稿中，本来没有反对经验主义的内容，姚文元第一次修改时，别有用心地加进“克服经验主义”一句话；第二次修改时，又指令要“多讲几句，把意思说清楚”；第三次又亲自动笔，给所谓“有经验主义的人”扣上一顶“否认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的大帽子。列宁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很明显，“四人帮”大肆鼓吹反对经验主义，否认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放松对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警惕性，放弃反修防修斗争。同时，“四人帮”把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干部，污蔑成“经验主义者”，妄图把他们作为“当前的大敌”打下去。 毛主席对“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针对他们以“理论权威”自居，动不动就训人的恶劣作风，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的批示打乱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阵脚。姚文元对毛主席的批示又怕又恨，不敢向《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传达。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为了蒙混过关，姚文元便慌慌忙忙地把他在《红旗》编辑部的那个忠实追随者叫去，草草念了一下批示，并煞费苦心地在一九七五年第五期《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篇评论中，轻描淡写地加进一句话：“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但是，他仍不提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此后，他还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扣发了一篇讲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文章，并删去了另一篇文章中宣传毛主席关于动不动就训人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的指示的一段话。看，姚文元对抗毛主席的批示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受到毛主席的痛斥以后，又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他们竭力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把这个指示的丰富内容别有用心地归结为只是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他们不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可避免性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辩证关系，抹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张春桥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描写得一团漆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还叫嚷要打“土围子”，注意所谓“到站下车”的人，再一次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指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同张春桥一唱一和，竭力宣扬学习理论要把“问题集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上”。他紧紧抓住《红旗》这个舆论阵地，出题目，派任务，定调子，改文章，竭力煽动要搞一次旨在陷害和打击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他还恶毒地授意炮制了一篇《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的黑文，重提当时受到镇压的蜕化变质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特别点明他们是“红小鬼”，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在《编者按》中要参加过“三反”、“五反”的人对照一下自己。这篇黑文妄图要人们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三反”、“五反”是一样性质的问题；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要搞象“三反”、“五反”那样的运动。姚文元一伙果真是要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根本不是。“四人帮”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他们大搞资产阶级特权，过着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一个个都是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典型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高喊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是一个险恶的阴谋，妄图挑拨新老干部之间、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把一大批长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都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这同他们大反“走后门”、大反经验主义一样，都是为了篡党夺权。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毛主席对优秀影片《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是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当头一棒。长期以来，“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破坏“百花齐放”的方针，扼杀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他们分明是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却把自己装扮成“文艺革命旗手”。姚文元利用《红旗》发表署名“初澜”的《京剧革命十年》、《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就把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革命现代戏，归功于江青，拚命往江青脸上贴金，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然而，扼杀优秀影片《创业》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封“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和反动文痞姚文元及其亲信。《创业》的放映，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他们要求《红旗》发表赞扬《创业》的评论文章，而姚文元伙同江青却竭力否定这部影片。他在《红旗》编辑部的另一个忠实追随者，按照他的旨意进行讨论而起草的报告，给《创业》罗列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姚文元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江青，两个人定了调子，下令搞一篇所谓评论文章。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以后，姚文元拒不传达，并下令拆掉否定《创业》的那篇评论文章的原版，以销毁罪证。他还攻击和歪曲毛主席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指示，胡说什么调整文艺政策“无非是放宽一点。有作品就可评，为什么一评就怕？”他还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出谋划策，炮制了一篇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反扑文章，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重要批示。 接着，毛主席又作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不仅澄清了长期以来在《水浒》评论中的反动、错误观点，而且对于坚持反修防修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在国际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的投降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是继对《创业》的批示之后，给“四人帮”的又一沉重打击。他们感到形势不妙，便立即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接过革命口号，进行反革命活动。江青早就大吹特吹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姚文元也曾经把《水浒》吹捧成“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这时，他们却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评论《水浒》的“正确”代表。他们又是写报告，又是下“指示”，又是印材料，又是组织文章，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他们真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评论《水浒》吗？不是。姚文元在修改一篇文章时，居心叵测地塞进了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野心家江青说得更明白：“《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原来，他们“热心”于评论《水浒》，就是要把“现代投降派”的帽子扣到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头上。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真是令人发指！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姚文元完全违背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部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妄图把各条战线搞乱，以便“四人帮”乱中取胜，乱中夺权。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指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姚文元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竭力鼓吹“层层揪”，煽动“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批”，妄图搞乱全国，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黑指示：“工农业方面要考虑扩大批判”，并在同年《红旗》第三期一篇谈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中，塞进了这样一句黑话：“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内容，必然地要从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逐步发展到反击政治思想战线其他方面的右倾翻案风。”在他授意炮制的第六期一篇评论中，更大肆鼓吹“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的“具体实际”，进一步煽动他们的党羽和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乱党乱政乱军。姚文元还特地指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结合当前现实斗争”，迅速修改早已炮制好的《回顾反右派斗争》一文，妄图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反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姚文元百般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在民主派、走资派的问题上制造反革命谬论。他炮制了参加民主革命的老同志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都是不肯改悔的这样一个反动公式。由姚文元点题目、出思想、最后由他精心修改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等署名池恒、方刚的黑文，就是竭力鼓吹姚文元制造的这个反革命谬论。姚文元还不准《红旗》发表纪念长征的文章，不准文章中讲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也不准讲老干部通过文化大革命“焕发了青春”，只要一见到这类字眼，就一刀砍掉。现在已很清楚，“四人帮”有的早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的是一条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道路；有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一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所以，他们这样仇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坚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仇视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相反，姚文元授意炮制一篇又一篇的黑文，竭力对翁森鹤、张铁生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撑腰打气，鼓动他们放手捣乱。“四人帮”爱谁恨谁，依靠什么人，反对什么人，不是很分明吗！ 姚文元还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工业学大庆，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姚文元不准宣传“四个现代化”，不准提“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胡说什么“大干，实际上是要人们埋头生产，不管方向道路”。他肆意破坏我国的对外贸易，把正常的进口说成是“洋奴”，把合理的出口说成是“卖国”，甚至把对外贸易说成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为了把“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区和单位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和挑拨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姚文元公然把中央部门在企业管理上的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污蔑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的一条锁链”。列宁指出：“要知道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3页）姚文元散布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正是为了把人心搞乱，把革命和生产搞乱，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四人帮”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这期间，反党分子姚文元制造反革命舆论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九七六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一月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万分悲痛。但是，一贯凶狠残暴地迫害周总理的“四人帮”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魔鬼的狞笑。姚文元恶狠狠地打电话下令《红旗》不准刊登周总理的遗像，不准刊登党中央的讣告和悼词，甚至还规定当期的《红旗》封面“用红字，不用黑字”。不仅如此，反而在这期《红旗》上作为带头文章，抛出“梁效”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黑文。这篇黑文同周总理明确指出的科技界经过十七年的斗争，“总的方向是循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前进”的这一基本估计大唱反调，是射向周总理的一支毒箭。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充分表达了我国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打破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梦想。当时，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但是，姚文元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而玩弄阴谋诡计，向华国锋同志发动猖狂进攻。早在一九七五年，姚文元就不准《红旗》刊登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的总结报告。后来，他多次对这个报告大肆攻击，凶相毕露地说：“我历来不同意‘软、散、懒’的提法，看到就删。”他胡说“软、散、懒”的提法，是“离开阶级路线”，“脱离阶级斗争”，狂呼要“痛快淋漓地驳一下，一个一个驳得精光”。其实，关于“软、散、懒”的提法是有极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所谓“软”是指不敢抓阶级斗争，不敢批判修正主义，不敢批判资本主义；所谓“散”是指不团结，甚至搞分裂；所谓“懒”是指没有搞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无所作为。批评“软、散、懒”，正是要求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领导班子。姚文元对批评“软、散、懒”那么痛恨，那样攻击，恰恰证明“四人帮”是要破坏党的建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后，华国锋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夜以继日地亲自部署抗震救灾，并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亲临受灾地区慰问视察。这时，姚文元却恶毒地胡说什么“现在有些新动向，地震发生后有人要抓生产了，抓救灾了，不抓阶级斗争了”，“有人想转变纲，抓生产，这是党内的思想动态”，并授意炮制署名程越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党文章，进行恶毒攻击。他甚至还借纪念鲁迅之机，用鲁迅说的“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话来比附时事，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真是猖狂至极！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亿万人民的满腔怒火。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孤立，虚弱的本质越来越暴露。为了给“四人帮”的死党、亲信、喽罗们壮胆打气，鼓动他们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张春桥叫嚣“要振奋精神，形势还是好的”。姚文元则指令要宣传所谓“乐观主义”。在姚文元的授意下，《红旗》接连发表这类文章，大谈什么要“振奋革命精神”，要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这完全是“四人帮”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欺欺人的哀鸣。在去年七、八月间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姚文元一反常态，竟然三次窜来《红旗》机关，大放厥词，以显示他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充满信心。在一次谈话中，他别有用心地鼓吹要把《红旗》办成他们的“坚强的战斗堡垒”，妄图把《红旗》更紧地拴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战车上。八月十二日，是姚文元最后一次窜到《红旗》机关。他摇晃着秃头，哼起了这样几句古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一统江山图已到”，并指令把这几句诗塞进《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中去。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垂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妄图在中国建立他们的“新天朝”的狼子野心。 与此同时，姚文元还竭力鼓吹要磨练他们的反革命“意志”，为反革命复辟孤注一掷。去年八月初，他写了这样几句黑话：“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练，意志愈坚。”并授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按照这个意思炮制一篇文章，特别强调既要讲自然地震，又要讲“政治地震”。这篇黑文，叫嚷什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然事变”，“都将坚定沉着地奋起应战”，“不管党内外资产阶级还将设置多少障碍”，也要“勇往直前”。很清楚，姚文元的所谓“磨练意志”，就是要同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斗争。 去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难以用言语诉说的极大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阴谋活动空前猖獗。毛主席刚刚逝世，姚文元就给他那个忠实追随者打电话说：“毛主席逝世，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心情不会同我们一样，要强调阶级斗争这个纲”，并说“要搞几篇质量高的文章”。姚文元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四人帮”的一个反革命信号，要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果然，“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妄图一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现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姚文元紧锣密鼓，大肆宣扬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他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指令排进《毛主席语录》页内，并放在第一条的位置上。审稿时，他还在一些没有写进这个所谓“临终嘱咐”的文章中，动笔把它加上。这样，他们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就充塞了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的整个版面。姚文元自以为得计，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在姚文元的反革命骗局鼓噪得最起劲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横行一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党的十大到“四人帮”垮台的这段期间，我们党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姚文元控制《红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造成了危害党、危害人民的严重恶果。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几年来，姚文元控制《红旗》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一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可耻纪录。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我们要对姚文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一个一个地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借以增强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毛主席亲自倡议创办的《红旗》，现在已经重新回到党的手中。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党，依靠群众，办好《红旗》，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三期）

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第2版()专栏： 大治之年立大功 平顶山煤矿开展“双百万”劳动竞赛 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为了把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在实现元月满堂红，二月再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局党委抓住大好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双百万”（月产原煤一百万吨，上缴利润一百万元）和开拓掘进翻一番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大治之年立大功。三月上半月旗开得胜，平均日产煤三万三千多吨，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二十八点九，每天净增八千吨，平均日产比二月份又提高百分之三十点二，创建矿二十年来最高纪录；开拓掘进进尺五千二百六十一米，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四十。原煤产量和开拓掘进进尺分别达到了“双百万”和比去年“翻一番”的水平。洗精煤、火工产品超额完成了计划。与此同时，矿区铁路运输也出现了大治快上的局面。三月上半月，原煤装车外运量比二月同期猛增百分之二十四，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全局井上井下，矿里矿外，一派热气腾腾。 平顶山矿务局党委成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到，抓纲治国，抓纲治矿，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必须端正，敢想、敢干、敢闯，走在群众运动的前头，而不是落在群众的后头。他们认真总结了元月份迎接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大干快上夺高产的经验和二月份开展新春新过立新功活动的经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下决心三月更上一层楼。为了猛攻“双百万”，他们采取了有力措施，早部署，早发动，早准备，于二月下旬，向全局职工、家属发出了《三月总攻“双百万”号召书》。全局上下普遍举办学习班，学习两个重要文件，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纪国法、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开展了一场“要不要攻克‘双百万’？”、“能不能攻克‘双百万’？”、“如何攻克‘双百万’？”、“全局总攻‘双百万’，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每个矿（处）、基层队（车间）、班组、个人都制订出具体奋斗目标和措施。前方后方，人人议论“双百万”，个个为“双百万”争做贡献。 在三月上半月不平凡的战斗中，全局打出了一个新局面。 新就新在全局七万名矿工和数万名家属全都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从基层到机关，从矿场到家属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总动员，齐参战。矿与矿、队与队、班组与班组、人与人开展对手赛，你追我赶，争立战功，不达到“双百万”的目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四届人大代表、只剩一只手的“铁人”式老矿工曹收，坚持大干不上井，劝不动，撵不走。父亲带着探亲的儿子一块夺高产，兄弟并肩比着干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 新就新在矿山由乱到治。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组织纪律、生产秩序、规章制度迅速得到整顿和恢复。计划管理、按章办事、正规循环、图表指挥、流水作业正在形成制度。进入三月份，全局有一半以上的采掘队实现正规多循环作业，工时利用率大提高，单产、单进大提高。建井二处群英队是全国煤炭战线一个老标杆队，坚持实行图表作业，平均日进尺三点八米，超过计划将近一倍。 新就新在各级领导干部打出了一个新作风。他们以矿为家，昼夜不离岗位，深入生产第一线，带头大干。矿、处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同工人一起架棚、打柱……开展对手赛。局党委常委、一矿党委书记陈兆华同志十天跟班劳动五天，他和矿党委常委张留庆同志结成对子，同工人比着干。 新就新在生产建设打出了一个新水平。经过一、二月份的大练兵，从采掘工作面到后勤辅助部门，行行都在大上，三月上半月，实现了高产稳产。全国煤炭学大庆、赶开滦的先进单位平顶山矿务局二矿，正在向新煤层进军，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天天超额完成全局月产百万吨指标。 本报通讯员

第2版()专栏：短评 从乱到治的飞跃 大治之年，喜讯频传。深受“四人帮”之害的平顶山煤矿，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一、二月份连战连捷，三月上半月，原煤产量和装车外运量都创造了建矿以来的最好水平。 乱和治是对立的统一。平顶山煤矿从乱到治的转化告诉我们，任何企业要大治，都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斗争就是革命。揭发批判“四人帮”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平顶山煤矿党委掌握这一革命的主动权，坚持斗争哲学，敢于正视矛盾，揭露矛盾。他们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批“四人帮”，大打人民战争，雷厉风行地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斗争中，他们敢抓敢治，大破大立。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引起飞跃。平顶山煤矿从乱到治，从后进变先进的飞跃，正是这样斗出来的。 平顶山煤矿后来居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领导同志，站在斗争前列，因势利导，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迸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劳动竞赛中来。广大职工赛学习，赛批判，赛团结，赛贡献，上上下下有一个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气魄。在劳动竞赛中，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整顿了队伍，加强了职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把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平顶山煤矿的经验值得重视。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煤炭工业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现在，平顶山煤矿上来了。我们相信，只要象平顶山那样，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努力做好转化工作，就一定能使先进单位更上一层楼，后进单位迎头赶上来，整个煤炭战线必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

第2版()专栏：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蓬勃兴起 乌鲁木齐铁路局向新疆工交战线兄弟单位发起友谊挑战 编者按：三月初，郑州铁路局和北京铁路局发起挑战应战之后，整个铁道战线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形势喜人。现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向新疆自治区工交战线的兄弟单位发出了挑战书。眼看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国民经济的各条战线开展起来，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 本报讯　乌鲁木齐铁路局在积极响应郑州、北京兄弟路局友谊挑战时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各部门是互相连接的一个整体，铁路要大干快上，必须得到其它兄弟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援和协同作战。为了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交战线的兄弟单位发起了友谊挑战。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热情支持，并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 这一友谊挑战的消息首先传到正在召开的全疆煤炭、电力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来自全疆煤、电战线上的三百名各族代表，立即召开座谈会进行热烈的讨论。代表们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大干快上，工业战线的形势也发展得很快，真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乌鲁木齐铁路局提出友谊挑战，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推动，我们要虚心向兄弟的铁路局学习，热烈响应这一友谊挑战，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煤炭、电力基础工业搞上去。全疆煤炭、电力工业学大庆会议立即向全疆发出了“热烈响应乌鲁木齐铁路局的友谊挑战，向自治区工交、基建、财贸战线各兄弟单位的友谊挑战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对这一活动极为重视。分管工业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和革委会副主任亲自组织和领导这次友谊挑战和应战活动。一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热潮，正在新疆工交、基建和财贸战线蓬勃兴起。 目前，提出友谊挑战的乌鲁木齐铁路局，已把挑战的条件逐项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班组。局党委抽调了局和处两级的千名干部，组成四个工作团深入运输生产第一线，协同基层党组织大力宣传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把广大职工在贯彻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后焕发出的革命干劲，引导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来，既轰轰烈烈地搞竞赛，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在路局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各族铁路职工正在开展运输生产大会战和通信设备维修大会战，狠抓薄弱环节，确保列车安全正点，多拉快跑，当好先行。他们目标明确，措施有力。职工们豪迈地说，为大干社会主义开展劳动竞赛，我们大干了还要再大干。看谁干得好，比谁贡献大。目前，在路局内部也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高潮。单位与单位，班组与班组，个人与个人，普遍开展竞赛。大家赛学习，比觉悟；赛团结，比风格；赛干劲，比成绩。到处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喜人局面。千里兰（州）新（疆）铁路线上，生产捷报频传，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一个为铁路运输大治快上的大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二月份乌鲁木齐铁路局所属各站装卸车的数量比一月份有大幅度的增长，客货车正点率稳步上升；三月份的形势又比二月份好。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加强安全检查　搞好安全生产编辑同志： 我们西湾煤矿广大职工决心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认真做好安全生产，争取多出煤、出好煤，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抓革命，促生产的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我们矿为了掀起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矿党委在二月中旬组织了有关科室、坑口、车间的领导和工人共六十多人参加的“三结合”安全检查组，对地面和井下的防洪排水、矿井的通风瓦斯、顶板管理、提升运输、防爆设备和岗位责任制等作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组的同志对每一个岗位，每一台设备，每一条巷道，每一个采掘工作面都进行了详细检查，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如检查出天圹坑口地面防洪沟堵塞的情况以后，坑口革委会立即组织人力，用四天时间，就把全坑二千五百多米的防洪沟疏通了。 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矿经常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各项合理的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大检查制度，加强通风瓦斯检查，使我们这个超级瓦斯矿井保持了二十年消灭瓦斯爆炸事故的好成绩。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议各地煤矿的领导同志，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发动广大群众，严格进行安全检查，把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坚持下去，为煤炭大干快上创造有利条件。 广西西湾煤矿　兆里　志刚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农机零件的生产、供应是件大事编辑同志： 近几年来，我们公社的农业机械有了很大的发展。柴油机、小拖拉机已达二百多台。在抗旱夺丰收，加快农业机械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农机零件供应不足。有时柴油机或小拖拉机的零件损坏了，本地买不到，派人到外地去，花费了人力和路费，还是不易买到。有的柴油机只是坏了个喷油头，少了个柱塞，也只好干放着。我们公社就曾因零件一时买不到，在生产大忙时有几十台机器不能开。 农机零件供应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有些生产单位只生产成套农机，不生产零件；有的供应单位对供应零件也抓得不紧。建议农机生产单位要支农首先从知农、想农出发，在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同时，做好农机零件生产工作。农机供应和商业部门，要从革命全局出发，在基层增设农机零件供应网点，方便群众，及时供应，支援农村抗旱斗争，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顺利开展。 河北丰润县韩城公社 张春生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要重视小农具的生产编辑同志： 不久以前，我们厂根据春耕生产的需要，决定生产一批小件农具。任务下达后，少数人认为，现在咱厂发展了，机械设备多了，应该多造些大机器，为农业机械化出力，既有名又有利；造小件农具，出力不挣钱，还找不少麻烦。这是“支农吃亏”的错误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厂党支部针对这种思想，及时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批判“支农吃亏”，“重大轻小”等错误思想，使大家认识到：制造大型农业机械是大办农业的需要，生产小件农具同样是大办农业的需要，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把生产大机器与生产小农具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满足农业大上的需要。思想问题解决后，广大职工急农业所急，迅速生产出锄头、大钗、抓钩、车马挽具等小件农具三千五百多件，为支援春耕生产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在当前情况下，农业深耕细作，改土造田，兴修水利，小件农具是必不可少的“常规武器”。为此，希望县、社、队工业在加紧制造农业机械的同时，要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对小件农具，要统一安排，有计划地生产。 河南汤阴县宜沟公社农机修造厂工人　陈志飞 赵树开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生产管理人员要相对稳定编辑同志： 当前，全国各条战线都在你追我赶，各项工作都在大干快上，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但是也有少数企业和部门，对加强企业管理缺乏正确认识，随意调动生产第一线上的指挥管理人员。一九七四年底到一九七六年初，上级领导部门连续把我厂一名书记、四名负责指挥管理生产的主任调离指挥岗位，新来的指挥管理人员对生产全过程不熟悉，抓不住生产关键，摸不清生产规律，经常顾此失彼。 为此，希望有关部门切实注意保证生产第一线上的指挥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对于那些有一定生产指挥管理经验的干部不要轻易调动，以保证生产持续地正常进行。 长沙大众无线电仪器厂工人　屠孝天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收旧利废　节约材料编辑同志： 我们单位的广大职工，从去年以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深入开展了收旧利废、节约代用的增产节约活动。我们深入全市一百多个工厂单位，一面宣传勤俭节约的意义，一面回收废旧纤维板圆桶和纤维板箱。回收后经过加工，又制成各种纤维板包装箱。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为国家节约代用了八十多个立方的木材，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在回收的过程中，很多单位都积极支持我们，但也发现有少数单位不够重视，认为一只旧圆桶，仅值几角钱，因而不认真保管，致使霉烂变质。有的以搞协作或照顾职工为名，任意处理，还有的用来引火烧饭或生火取暖，实在令人心痛。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华主席也指出：“不论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都要实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收旧利废、节约代用，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约原材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养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希望各级领导重视这项工作，节约更多的材料，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江苏无锡惠山板箱厂　陈杰人

第2版()专栏： “顾客的好参谋” 被许多顾客誉为“好参谋”的李淑兰同志，是唐山市胜利路百货商场棉布组组长，负责经售丝绸毛料。 胜利路百货商场是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从清晨到傍晚，顾客总是川流不息，熙熙攘攘。人们都夸奖说：这里的售货员为顾客考虑得周到、细致。 李淑兰常说：站在三尺柜台，就象解放军战士坚守阵地一样，要把工作做好、做细。李淑兰看到广大工农兵顾客很忙，有的远道而来，有的要赶着上班，就千方百计地让顾客满意地离开柜台。她说，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商业的桥梁作用，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去年一进腊月，棉布组的柜台前的顾客更是应接不暇。春节前，商店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华主席关于做好商业工作、搞好节日供应的重要指示，李淑兰的工作更是做得好上加好。一天，李淑兰正在接待商店一对青年顾客，顾客双眼环顾货架，每问一种，李淑兰便耐心地把这种商品的产地、幅宽、缩水等知识作一番介绍。最后那个女同志决定买一米一上海产涤卡做下衣、一丈四尺另一种衣料做两件上衣。李淑兰细心地打量那个顾客的身材，对她说：“五尺半做一件上衣，一米做下衣就够了。这样三件加在一起可以节省三尺多衣料、合六元多钱。”两个顾客听了开始很高兴，接着又有点疑虑，担心裁剪不出来。李淑兰便把量好的布铺在柜台上，一边划，一边比，一边讲，把哪里需要贴腰、贴腰尺寸多少，讲得明明白白。柜台前的顾客被这种服务态度深深感动了，齐口称赞“真是顾客的好参谋”。 李淑兰对待顾客从来如此。她说：“我们做售货工作，天天接待千百位顾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得费一番脑子，要负责任。若是我们图省事，顾客就要麻烦了，凡是我们能做的就要尽力做好。为了帮助顾客节约用布，她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衣服用料和裁剪知识。一般年轻人和男同志买布时，爱问“得用多少布”，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衣服的身长，她就帮他们量一量。对于买布的顾客，她总要留心地问上一句是自己用还是代买。李淑兰把这些经常要帮群众考虑的事情，同大家一起商量，一条一条地写进“便民措施”和“服务公约”里。 李淑兰二十年如一日，被她接待的顾客心里总是感到暖融融、热烘烘的。 本报通讯员

第4版()专栏： 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述评 利用新闻照片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反对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厚颜无耻地抬高自己，留下了一桩桩罪恶的记录。特别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利用新闻照片反党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四人帮”的这些罪行，必须加以彻底的清算。 “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由来已久。一九七三年八月，我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审发大会照片时，大阴谋家江青看见一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主席台上亲切交谈的照片，便气势汹汹地指令照片上必须加上王洪文，为这个政治流氓捞取政治资本。她看见一张她和许世友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又怒气冲冲地叫喊：“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照片上没有王洪文，硬要加上王洪文；照片上不是张春桥，偏要换成张春桥，这一加一换，不正说明他们既是一伙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的阴谋家，又是一伙臭味相投、结帮篡党的野心家吗？更有甚者，“四人帮”控制的上海一家报纸，在刊登十大的照片时，竟按照“四人帮”的意志，把政治流氓王洪文的照片登得比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大一点四五厘米，真是猖狂至极。 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敬爱的周总理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极其鼓舞人心，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四人帮”在会前诬告周总理，妄图篡权组阁的阴谋没有得逞，就利用窃取的权力对四届人大的新闻照片大砍大杀，千方百计缩小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心中的巨大影响。原来计划要在报纸上刊登四个版面共三十幅照片，反革命文痞姚文元黑笔一挥就给全部推翻了，他只准发一张大会主席台和一张大会会场的照片，竟连敬爱的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和敬爱的朱委员长主持大会的照片也不准发。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怀着深切的悲痛，多么盼望能在报刊上更多地看到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看到人民群众痛悼周总理的情景啊！可是，万恶的“四人帮”竟疯狂扼杀有关周总理逝世的新闻照片报道。姚文元凶狠地下令：第一，不准发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第二，不准发首都百万人民泪洒数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灵车的照片；第三，关于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只准发一个版面；第四，不准发周总理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对一九六四年周总理同苏修斗争凯旋归来时毛主席、朱委员长到机场迎接的那张照片，姚文元下令要将毛主席、朱委员长的像剪裁掉；第五，不准新华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出版发行《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的新闻展览照片（农村普及版），就连新华印刷厂已经印成的十几万套（每套二十四帧），张春桥、姚文元也强令停止发行。“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有关新闻、出版、印刷单位的革命群众听到这些黑禁令无不义愤填膺，全国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纷纷向新华社提出质问和抗议，坚决要求多发些周总理革命生平的照片，强烈要求发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慑于党心、军心、民心，姚文元才不得不同意把周总理的生平照片发两个版面，发一张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但是，这个反革命文痞却又借口“化悲痛为力量”，在挑选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时，不准发“哭哭啼啼”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人民在自己敬爱的周总理的遗体前怎能不悲恸欲绝，记者到哪里去拍摄群众在总理遗体前不哭的场面！在姚文元的威逼下，报纸登出的照片上的群众被修成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样子。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什么不准发“哭哭啼啼”的照片，分明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妄图贬低周总理、割裂人民同自己的好总理的血肉联系！“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丝毫不能减弱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相反，只能使他们自己人心丧尽，只能进一步激起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深仇大恨。 “四人帮”不仅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而且还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年来，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王张江姚结帮营私、篡党夺权的罪恶行径，他们不仅毫无改悔，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严密封锁毛主席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同时把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当作“政治谣言”，四处追查。他们袭用胡风集团“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利用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机会，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划炮制了江青在大寨“劳动”的照片，江青又亲自选定这张照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妄图挽回他们四面楚歌的狼狈处境，为进一步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并以此来“证明”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都是“政治谣言”。这是“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向毛主席反扑和示威、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铁证。 为了挫败和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又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明确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在报刊上，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华国锋同志，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贬低华国锋同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一场大搏斗，这场搏斗也突出地反映在新闻照片的报道上。当时，姚文元对新闻单位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拒不执行这个指示。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后，亲笔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三条指示，其中有“你办事，我放心”这条极其重要的指示，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当天夜里，在选发会见外宾的照片时，毛主席特别指示要选发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毛主席亲自带头宣传华国锋同志的一次光辉实践，也是对“四人帮”拒不宣传华国锋同志的严厉批判。姚文元明明知道这件事，却蓄意封锁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而且在此后的宣传中变本加厉地反对华国锋同志。 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华国锋同志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率中央慰问团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在灾区深入群众，和人民共甘苦、心连心，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热泪盈眶，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感谢华国锋同志不辞辛劳亲来灾区视察，情景十分动人。“四人帮”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限制、扼杀反映慰问团活动的新闻照片。姚文元对发表反映华国锋同志在唐山地区活动的新闻照片百般刁难，对华国锋同志慰问天津人民的照片更是一张都不许发表。不仅如此，姚文元于九月二日选发了一张《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主席台》的照片，这张照片突出了根本不顾灾区人民死活的王洪文、江青，而当时在会上作重要讲话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却不占主要位置。这是姚文元反对华国锋同志的一次罪恶记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活动也更加猖狂。 在哀悼毛主席逝世期间，姚文元再三强调：“中央领导人守灵的照片要拍全，一个也不能漏掉”，“要体现集体领导”，“要突出主要领导人”。同志们切不要被姚文元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蒙住了。剥开皮来看，什么“照片要拍全”，分明是要把“四人帮”全部拍进去，“一个也不能漏掉”，还要作为“主要领导人”来“突出”一下！什么“要体现集体领导”，分明是不许在照片上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如若不信，请看：这个反革命文痞从来不曾提到在新闻照片中要突出华国锋同志，却再三下令：“一定要把江青的照片拍好、修好”，这不是明白表明他们要突出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大野心家江青等“四人帮”一伙吗？！ 还有事实为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各报刊载了新华社发的一张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主席遗体前肃立默哀的照片。在悼念的现场，明明是华国锋同志站在中央，左右两边都是十个人，可是在照片上，华国锋同志被推到了一边，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却居于正中的突出位置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审选照片时，姚文元一眼看中了这一张，马上兴头十足地说：“这张照片不错”，“用过了可以再用”，并下令各报通栏刊登在显著位置上。 去年九月十九日，各报刊登了一张华国锋同志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五人照片”。按理说，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就该拍一张突出华国锋同志的特写照片，但“四人帮”却要刊登这张王洪文居中的“五人照片”，姚文元不仅要新华社立即播发让各报刊用，而且指令电视、电影等有关单位仿效这张照片播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看到这张照片也如获至宝，立即下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报纸上有一张五人照片，你们有这样的镜头一定要用上！” 十月一日，各报刊载了九月三十日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国庆座谈会的照片。会前，姚文元亲自布置说：“今天会议的照片一定不要拍成长条，要把领导人拍全，你们想想办法。”为什么“不要拍成长条”呢？按一般情况，长条照片的影象是中间大，两边小，这样就会突出华国锋同志。因此，姚文元“一定不要”。他要的那张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国庆座谈会》的照片，不是“长条”了，但人的影象很小，华国锋同志的形象也被淹没在广大的画面之中了。 姚文元的所谓“想想办法”，就是为了在照片上突出“四人帮”而公开下的一道“搞鬼”令。看看那张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代表亲切致意》的照片吧：本来，一位记者同志从较为正面的角度拍下了华国锋同志率领中央其他领导人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的一张照片，中央领导人也全拍进去了。可是在姚文元“想想办法”的黑指示下，却炮制出了这张使江青成了中心、并且突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华国锋同志被挤到了画面的最边边上。尽管这张照片也是“长条”，但姚文元这回却毫不计较，在审发时他喜孜孜地称赞说：“这张还不错，可以发稿，各报登通栏。”瞧，这个反革命文痞是多么无耻啊！ “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突出自己，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真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本来，在九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的四天中，那个自称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而实际上疯狂仇视毛主席的江青，根本没有去毛主席灵堂守灵，而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她的反党活动去了。这样，报纸上连续几天就会没有江青参加守灵的照片。姚文元对此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怕削弱了对“女皇”的宣传，二怕过早地露了马脚，在审定守灵照片时不禁咕咕哝哝地说：“这几天报纸上都没有见到江青，你们能不能设法弥补一下？”为了补上这个不大不小的漏洞，他灵机一动，接着自己下令从第一天守灵的照片中挑选一张有江青的照片，冒充顶替，发给首都各报。照片发到《人民日报》后，“四人帮”的那个心腹立即指定登在一版。但是编辑们发现，当天守灵消息的名单中没有江青，认为刊登这张照片不合事实，进行了抵制。姚文元眼看弄巧成拙，不得不又下令撤销这张照片。他这一番表演，活龙活现地暴露了“四人帮”色厉内荏那种既反动又虚弱的本质。 再看看在全国人民为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悲痛欲绝的时刻，“四人帮”是如何兴高采烈，又是多么起劲地在准备发难吧！十月二日，王洪文私下照了他的“标准像”；其中穿便服的五十三张，穿军服的十六张，还照了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这一百一十四张照片洗出后，他亲自挑选，责令修版，急不可待地为登台作准备。十月六日下午，也就是“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小时，江青也兴冲冲地照了十七张单人半身像。这个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往常照像都要戴帽子、围头巾的野心家，这回扒掉了帽子、头巾，得意忘形地照了免冠像。必须指出这种单人半身免冠像的奥妙：这种像必要时只要修去背景，就可作为标准像用。“女皇”要“登基”了！“四人帮”要上台了！只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等待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历史的审判台，而他们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像片，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可耻罪证。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今天宣传大权重新夺回到了无产阶级手中。新闻照片在反映八亿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展现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景方面，也将更好地发挥出它的战斗作用。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川崎秀二 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川崎秀二及其儿子川崎二郎、秘书前出健二、北泉惠。 川崎秀二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过积极贡献。邓颖超副委员长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王晓云、单达圻、肖棣华。（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三月二十四日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川崎秀二。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加拿大铜管乐团（五重奏）离开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电　以戴维·哈伯为团长的加拿大铜管乐团（五重奏）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演出，今天离开广州回国。 加拿大音乐家是三月二十二日从长沙到达广州的。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晚，加拿大音乐家在广州举行访问我国的最后两场演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尔重，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钟明，对外友协广东分会会长王阑西，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分别出席观看演出。加拿大音乐家在广州的两场演出，受到听众的好评。广东省革委会、对外友协广东分会向音乐家们赠送了花篮。加拿大铜管乐团在广州参观了工厂、学校、少年宫，游览了市容，并同广州市第七中学铜管乐队的小号手们举行了友谊联欢。对外友协广东分会曾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加拿大音乐家。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王炳南会长会见并宴请 美中友协妇女代表团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二十日下午会见并宴请以露丝·赛德尔为团长的美中友协妇女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区棠亮、方琼、徐光。代表团是十八日到达北京的，将前往大寨和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凯森莫教授和夫人到京 荷兰皇家文理科学院院长凯森莫教授和夫人，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三月二十一日抵京。二十二日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受郭沫若院长委托，会见并宴请了凯森莫院长和夫人。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施汝为、郝汀、梁上苑等出席作陪。荷兰驻华大使约翰·多勒曼也应邀出席。 全日本建筑士会友好访华团 离京到外地访问 以全日本建筑士会副会长小泉正太郎为团长的全日本建筑士会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人，应中国建筑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十五日到达北京。日本朋友在京期间，参观了工厂、建筑工地、街道、人民公社，举行了座谈会，交流了学术经验。中国建筑学会代理事长何广乾宴请了日本朋友。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会见了访华团。访华团已于二十二日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日本北海道妇女经营者 友好访华团离京回国 以松尾静江为团长的日本北海道妇女经营者友好访华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二十三日离京回国。访华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于十四日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客人们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地。 我国手球队赴科威特 由黄青光率领的中国手球队，二十三日离京赴科威特参加第一届亚洲手球赛。 钱三强会见并宴请法国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钱三强二十三日会见并宴请了法国物理学家布歇兹教授。 我国农业代表团离京赴科威特 应科威特公共工程部的邀请，由农林部农垦局副局长孔灿东为团长的中国农业代表团，二十二日离京前往科威特进行友好访问。 参加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 中国馆馆长离京 参加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中国馆馆长茅玉书，二十二日乘飞机离京赴瑞士。 刘皑风会见并宴请伊朗客人 教育部负责人刘皑风二十三日会见并宴请了由迈赫迪·沙加吉·扎尔加米校长率领的伊朗阿里亚梅赫尔工业大学代表团。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伊朗驻华大使马哈茂德·埃斯凡迪亚里。代表团是应教育部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二十三日上午到达北京的。 武衡会见并宴请越南动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武衡二十三日会见并宴请了越南动物学家裴敬和杜玉尧。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有朱永行、宋如栋、钱燕文等。越南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参加了会见和宴会。越南客人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和越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委员会科学合作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执行计划前来我国进行科学考察的。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红海地区四个阿拉伯国家元首举行会晤 强调加强团结统一行动维护红海地区的和平与和睦 新华社塔伊兹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红海地区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三月二十二日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塔伊兹举行了会晤。 参加会晤的有：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哈姆迪、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东道国元首哈姆迪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是作为兄弟欢聚在一起，研究我们的事务和大小问题，特别是研究与我们的合作、共同维护我们的土地和红海沿岸的领海权益有关的问题。” 他说：“我们今天应该担负起伟大的责任，那就是使我们的祖国摆脱国际争端，因为卷入这一争端意味着损害我们祖国和我们人民的最高民族利益。” 他呼吁红海地区各国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真诚合作。 会议结束后在二十三日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中指出：“四国元首一致认为红海地区必须永远成为和平、和睦的地区，红海沿岸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商量和协调。” 公报说：“四国元首就所研究的问题达成完全的一致。”公报指出：元首们赞扬与会各国在研究经济、社会等问题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合作。 公报说，四国元首一致认为需要在合作和团结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协力采取统一行动，利用红海资源为本地区国家服务，并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技术委员会，以便同红海沿岸各国进行联系和研究。 公报说：“参加这次会晤的各国将为召开一次包括红海沿岸各国的会议而继续努力。” 公报说，四国元首“强调了阿拉伯团结对付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政策的重要性”。 公报说，四国元首讨论了吉布提独立问题。 东道国元首哈姆迪主席在塔伊兹机场发表谈话时，赞扬这次会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与会的国家元首的意见完全一致。哈姆迪主席说，四国元首委托苏丹外交部长前往其他红海沿岸国家通报这次会晤的成果。 新华社亚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据亚丁广播电台报道，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三月二十二日在亚丁机场发表声明，重申要加强红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一天中午，鲁巴伊主席离开亚丁前往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参加预定在塔伊兹举行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主也门、苏丹和索马里四国首脑会晤。 鲁巴伊主席说，民主也门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在红海地区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民主也门的领土完整与安全同阿拉伯地区和印度洋的安全与稳定是相联系的。因此，我们越来越关心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印度洋地区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创造条件，保证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我们民主也门在这一地区具有突出地位，因而我们要为寻求红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新华社亚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三月二十二日在一项联合公报中强调说：“必须使红海成为和平区”。他们呼吁“红海国家进行合作，来实现这一个目标”。 尼迈里总统应鲁巴伊主席的邀请，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对民主也门进行了正式访问。 公报说，两位领导人赞扬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是阿拉伯—非洲人民关系中的积极的一步和历史性的转折”。 两位领导人在公报中重申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 公报说，两位领导人支持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建议。 公报说，两国领导人对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非常满意，强调要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合作。为此，两位总统一致同意签订两国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定。

第5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红海国家在加强团结 三月二十二日，红海地区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苏丹和索马里四国的元首在塔伊兹会晤，研究加强团结与合作等问题，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报提出，红海地区必须永远成为和平、和睦的地区，红海沿岸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商量和协调。沿岸各国应加强合作和团结，反对以色列侵略，开发利用红海资源为红海国家服务。 众所周知，红海，连同它北端的苏伊士湾和南端的亚丁湾，是沟通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全球而一直对红海各国虎视眈眈。苏联更是十分贪婪地向红海地区从北到南伸出了魔掌，采取种种欺骗和威胁手法，或妄图对它们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或企图利用它们的港口和海、空军事设施，甚至阴谋颠覆这些国家的政府，欺侮这些国家的人民。它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在红海沿岸国家之间利用和扩大分歧，破坏团结，从中渔利。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近年来也加紧了对红海地区的扩张活动。 两霸对红海地区的争夺，严重地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安全，引起了沿岸国家的不安和反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多边或双边的接触，以加强团结，密切合作，消除分歧，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共同对付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去年七月，红海北半部的埃及、沙特阿拉伯和苏丹三国的元首在吉达举行会议，首次商讨红海国家团结对敌的大计。同月，埃及和苏丹签订了联合防御协定，以共同对付可能出现的威胁。这次，在苏丹总统尼迈里的倡议下，红海地区南部的几国元首举行会晤，并取得了积极成果。红海地区国家的团结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反映了红海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的有力回答。 这次会晤还商定，与会四国将为召开一次包括红海沿岸各国的会议而继续努力。这就为争取实现红海地区各国更广泛的团结，有效地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保障红海的和平和安全，开发红海地区的资源，展示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这次会晤的东道国元首哈姆迪主席、民主也门鲁巴伊主席和苏丹尼迈里总统在会晤的发言中或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都强调了红海地区国家加强团结的重要性。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还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十分注意红海”，因而这一地区的国家“在维护红海安全方面要负起重大责任，并且要团结起来”。 红海沿岸国家正在团结起来。红海地区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方兴未艾。它们必将战胜一切险风恶浪，迎来千浬红海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5版()专栏： 巴基斯坦庆祝国庆 伊拉希总统布托总理检阅部队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出席阅兵式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巴基斯坦全国各地三月二十三日热烈庆祝巴基斯坦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庆日。 在拉瓦尔品第隆重举行了阅兵式。伊拉希·乔德里总统和布托总理检阅了队伍。政府各部部长和陆海空三军的高级军官出席了阅兵式。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来自埃及、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军事代表团，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出席阅兵式。 阅兵式开始，巴基斯坦空军的飞机凌空而过，接受检阅的部队包括海陆空三军部队、边防军、突击队和准军事部队，行进队伍中展出了各种武器。 阅兵式显示了巴基斯坦国防力量的加强。

第5版()专栏： 我乒乓球代表团长抵伯明翰 据新华社伯明翰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参加将在伯明翰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徐寅生及其一行，二十三日乘飞机到达伯明翰。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名誉秘书长文特，英格兰乒乓球协会主席怀尔斯和其他官员到机场迎接。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褚启元和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第5版()专栏： 德赛当选印度新政府总理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讯　新德里消息：据印度萨马查尔通讯社报道，在印度大选中获胜的人民党的议员们二十四日举行会议，推选该党主席莫拉尔吉·德赛为印度新政府总理。 报道说，印度代总统贾蒂已邀请德赛组织新政府。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大选结果已经揭晓。人民党和民主国大党等联合竞选的反对党获得了人民院的多数席位。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这次印度大选，除了三个选区留待以后举行选举外，已宣告结束。印度人民院共有五百四十二个议席，现已公布五百三十九个议席的选举结果，其中人民党取得的议席最多，拥有二百七十一席，民主国大党取得二十八席。所有联合竞选的反对党共拥有三百四十九个议席，超过了人民院议席的半数。 执政的国大党只获得一百五十三个席位，占人民院全部议席的百分之二十九。它在上届人民院的五百一十五个议席中，拥有三百五十二席，占百分之六十八。 在这次大选中，多年来充当国大党小伙计的丹吉集团也遭到惨败。它在人民院的席位从上届的二十三席减少到七席。

第5版()专栏：巴基斯坦通讯 俾路支省的变化 俾路支省位于巴基斯坦的西南边境，南濒阿拉伯海，西接伊朗，北与阿富汗毗连，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一个省份。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以交通条件差，这个省一直处于十分贫穷落后的状态。以布托总理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很重视这个省的发展工作。近几年来，俾路支省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布托总理在俾路支省省会奎塔正式宣布废除省内的萨达尔（即头人）制度。这一决定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萨达尔制度是非常残暴的封建压迫制度，它同中国西藏的农奴制相似。过去，全省由二十二个萨达尔封建君主分割统治。劳动人民为他们服役、纳贡、缴税。萨达尔私设监狱，任意逮捕、扣押和拷打群众，使人民遭受沉重的压迫和痛苦。 废除了萨达尔制度后，全省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系统。中央政府每年都拨给这个省大笔款项来发展经济，在过去五年内拨款数字增加了近七倍。 俾路支省境内多山，地形复杂，省内和通往外省的交通很不方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巴基斯坦政府派去军队和当地人民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公路和桥梁的工作。他们克服了由气候、地形等造成的各种各样困难。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在全省修建了一千一百英里的铁路线，六千七百多英里的公路，还架设了许多桥梁。有几条大公路目前正在紧张施工或已接近竣工。另外，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开辟了卡拉奇—奎塔航线，改变了这个省交通不便的状况。 俾路支省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政府十分重视牲畜繁殖、品种改良和防治牲畜疾病等工作。全省设有四十四所兽医站，二百多所兽医药店。省会还建有研究当地牲畜疾病的实验室，还有研究绵羊、牛、羊毛的一些研究所。 农业在全省经济收入里占有很重要地位。全省百分之四十四的收入来自农业。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稻子、高粱、油菜籽等。政府向农民供应良种、低价肥料、灌溉用水、农药、拖拉机，并且向农民发放购买牲畜用的贷款。 俾路支省大部分地区处于半沙漠状态，全年降雨量很少。现在，全省已打了许多吃水井，解决了人民的用水问题。在胡布河上正在修筑一座水坝，同时加宽帕特运河。这两项工程将使六十二万英亩的土地得到灌溉。 除了煤矿之外，过去俾路支省没有大工业。现在，省内已建立起植物油厂、纺织厂、水泥厂、汽车装配厂、重晶石厂等规模较大的工厂以及许多小型工厂。另外，在省内寻找石油和金属矿藏的工作正在大力进行中。 近年来，俾路支省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显著发展。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独立时，这个省仅有一百三十八所小学，十六所初中，十一所高中，一所专科学校。到一九七五年，这个省已经有二千二百零九所小学，二百二十九所初中，一百零六所高中，十五所专科学校，九所学院。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度，省里又增加了十六所小学，五所专科学校。同其他省、市一样，这个省从一九七四年以后实行从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的义务教育制。省里还设有几所聋哑学校，两所师范学校，一所医学院，一所科技学院，一所俾路支大学。全省建立了六个成年人教育中心，负责进行扫盲工作。 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省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一九七○年全省只有二十一所医院，一百一十九个诊疗所。在过去几年中，政府除了扩建原有的医院、诊疗所外，还修建了许多新医院和诊疗所。有些医院增设了透视、电疗等设备。妇幼卫生站由一九七○年的二十八个增加到了现在的四十三个。农村中普遍设立了医疗中心和辅助性医疗站。医疗站的医生主要来自农村。他们先学习一段医药基本知识，然后回到农村当医生。在奎塔的肺病疗养院不但接收本省和信德省的病人，而且为邻国阿富汗的病人治疗。 新华社记者

第5版()专栏： 发展中的孟加拉国民族经济 雅舟 近年来，孟加拉国人民在巩固政治独立的同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前进。齐亚·拉赫曼将军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加速发展国家经济，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 孟加拉国是个农业国，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逐步解决吃饭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改变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局面，孟加拉国现政府提出了争取粮食自给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大力兴修水利，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环节。孟加拉国现政府执政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地疏通河道，兴修水渠，建立小型水库和蓄水池，打深水井，等等，积极防洪、治洪、抗旱。为了完成各项水利工程，政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政府职员到工地参加劳动。二月九日，齐亚·拉赫曼参加了达卡东北的松达尔普尔运河疏通工程的开工典礼。这条全长十二英里的运河疏通后，可以在雨季使五万英亩土地免受水灾。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现政府还向农民提供贷款、化肥、农药，培育良种，改进稻田管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耕地面积。 这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度，孟加拉国连续获得丰收，稻谷产量增加了近二百万吨，达到一千三百万吨，小麦产量几乎增加一倍，达二十一万八千吨。这样，孟加拉国严重缺粮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数量减少，在实现粮食自给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黄麻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孟加拉国种植黄麻有悠久的历史，其产量占世界第一位。前几年，孟加拉国的黄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急剧下降，加上走私活动猖獗，出口的黄麻和麻制品大大减少。现政府执政后，十分重视黄麻的生产和黄麻工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生产条件，打击走私活动，逐步扭转了局面。一九七五——七六年度，黄麻增产百分之十三点四，产量达四百五十万包，一九七六——七七年度，总产量比上一年度又增长百分之十一。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就地取材，建立了一批中小型企业。据报道，仅杰索尔县就有四个黄麻厂、两个棉纺厂、一个糖厂、两个面粉厂和一个卷烟厂。全国工业总产值有所增长，工矿企业的开工率比过去提高。 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上，孟加拉国政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事业，强调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孟加拉国特别注意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贸易，已经同七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出口贸易的增长，不仅为发展国民经济积累了资金，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发展民族经济与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是密切相关的。孟加拉国发展民族经济取得的可喜成就，为巩固政治独立，摆脱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控制、掠夺，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一九七三年，苏修曾故作慷慨，借给孟加拉国二十万吨小麦，以后，它不顾孟加拉国遭灾、粮食减产的困难，几次逼债。现在，随着经济情况好转，孟加拉国政府决定从一九七六——七七财政年度起偿还欠苏联的小麦债，这对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债务欺负孟加拉国的阴谋是一个打击。 勤劳勇敢的孟加拉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为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家园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孟加拉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不断取得新胜利。

第6版()专栏： 扎伊尔空军严惩入侵雇佣军 扎舆论严斥勃列日涅夫谬论，指出苏联是策动入侵的元凶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扎伊尔官方发言人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扎伊尔武装部队的飞机同一天轰炸了来自安哥拉境内的侵占基森盖市的雇佣军，给入侵者造成了重大损失。 另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武装部队总司令奔巴·穆阿苏·宗吉三月二十日在科尔韦齐对一批外国和扎伊尔记者说，从四天前扎伊尔空军大规模轰炸敌人阵地以来，被击溃的敌人正在向出发基地逃窜。 扎伊尔通讯社说，上述外国和扎伊尔记者访问了扎伊尔武装部队前沿军事指挥所的所在地穆察沙。他们所采访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和逃难的平民证明，关于大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雇佣军指挥着来自安哥拉境内的入侵者的消息是确实的。这批记者还证实，入侵者使用了现代化的重武器，他们在扎伊尔武装部队追击下仓皇逃跑时抢劫了商店和村庄。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扎伊尔通讯社三月二十三日发表评论，驳斥勃列日涅夫把扎伊尔遭到雇佣军入侵说成是扎伊尔的“内部问题”。评论强调说：“已经得到证明的是，（入侵的）前加丹加宪兵的后勤和军事支援就是俄国和古巴合伙无偿给予保证的。” 评论着重指出，“扎伊尔人民和国际舆论现在都已经看清了这次武装入侵的确切性质，而我们的国家扎伊尔就是这次入侵的受害者。” 同一天，扎伊尔《劳动报》也发表评论说，“俄国人和古巴人不断声称，他们在这一明显有损声誉的事件中是清白的”，“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评论问道，假如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对扎伊尔公开要求某些友好国家给予援助进行指责呢？评论说，“扎伊尔的这种要求并不伤害邻国，特别是并不伤害与扎伊尔相距数千公里的苏联和古巴。” 评论指出，“看来十分明显，莫斯科及其走狗的目标就是要把扎伊尔圈在一个不安全区之内。” 评论强调说，这是符合苏联惯用的战术的。人们不会过早地忘记，它曾经在一九六八年公然对布拉格进行军事入侵。

第6版()专栏： 法国《红色人道报》揭露两霸裁军骗局 苏美一面无休止会谈一面加紧军备竞赛 苏修加紧发展新型战略核武器争夺对美国的全面核优势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最近发表一篇社论指出，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热衷于日内瓦裁军会议这种无休止的会谈，以便“在各国人民面前掩盖它们的真正企图”，并且“继续加紧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和“史无前例的战争努力”。 题为《僵局和故弄玄虚》的这篇社论说：“至少开了七百三十六次会而几乎一无所获！这就是对十五年来‘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总结。在此期间，同裁军直接有关的措施一个也没有采取过。” 社论说：“它们一面竭力排斥中小国家，一面继续加紧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在这方面，目前苏联比它的对手明显地占优势。” 《红色人道报》强调指出，苏美继续进行史无前例的战争准备，大大增加军费，“这是对广为散布的‘缓和’和‘合作’的谎言最好的揭露”。 社论说：“在日内瓦裁军会议和裁军协议、赫尔辛基欧安会或即将召开的贝尔格莱德欧安会的掩盖下，一场对欧洲的侵略战争正在酝酿着。”面对战争，“我们不该裁军，而是要准备对付它和粉碎它”。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讯　苏联在大叫大喊所谓“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同时，正全力以赴地同美国争夺核优势。据塔斯社报道，从三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苏联在太平洋又进行了一次“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这是苏修为加紧发展新型战略核武器、同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而采取的又一措施。 为了争夺对美国的全面核优势，最近几年苏修加快了研制新一代战略核武器的步伐，在太平洋等水域进行的所谓“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逐年增多。仅据苏修官方公开宣布的材料，一九七四年，苏联在太平洋就进行了五轮洲际导弹试验。一九七五年，它首次开始在北欧的巴伦支海进行了这种试验，连同在太平洋进行的试验，共进行了六轮。去年，在这两个水域进行的“火箭发射”试验总次数，又增加到九轮。去年九月间，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苏联正在实施一项加强战略核武器的计划，“这项计划的规模不论在苏联还是在美国都是空前的”。日益频繁地向太平洋、巴伦支海“发射运载火箭”，就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 据各方面消息透露，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苏联共试验成功四种新型的从陆上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加速更新原有的陆基战略核袭击兵器。 克里姆林宫口口声声宣称，“裁军是时代的命令”，“目前，对普遍安全最大的危险在于……继续进行无休止的扩军竞赛”。苏联这一次在太平洋进行战略核武器试验，再一次用实际行动戳穿了新沙皇的“限制核武器”和“裁军”等骗局。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勃列日涅夫心中有鬼 蒙博托总统在三月二十二日发表讲话，谴责苏修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事件中所干的卑鄙勾当，严正指出勃列日涅夫“心中有鬼”。这是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进一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有力的揭露。 苏修策动和支持外国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以后，竭力歪曲事实真相，力图掩盖自己的侵略罪责。苏修《真理报》和塔斯社接二连三地发表报道，硬说在扎伊尔发生了什么内部“起义”和反政府“游击活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当然是蒙蔽不了世人耳目的。 十多年前由刚果（金）卖国傀儡冲伯拼凑起来的那些前加丹加宪兵队暴徒，早就被扎伊尔政府赶出境外，现在怎么又会突然在扎伊尔南部地区出现呢？他们是自天而降，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呢？苏修宣传机器的所有报道，对这一点根本不敢触及。但是，外国通讯社纷纷指出，这支入侵武装，“配备着苏联制造的武器”，“从安哥拉分三路前进”，他们的“进攻是仔细计划和妥善执行的”。南斯拉夫通讯社播发的一条消息还谈到，入侵扎伊尔的前加丹加宪兵是“外国的代理人”，他们是“由不是来自非洲大陆的军官指挥的”。 实际上，这支由数千名亡命之徒组成的反动武装，早就把安哥拉当成了自己的庇护所。在葡萄牙殖民者退出安哥拉之前，他们为葡萄牙殖民者效劳，充当镇压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工具。在葡萄牙殖民者退出安哥拉之后，他们又“改换门庭”，被苏修收买和豢养来参与安哥拉人打安哥拉人的阴谋活动。十多年来，这支反动武装数易其主，干尽了坏事。对于他们来说，“有奶便是娘”，谁肯出钱，就为谁卖命。近几年来，他们是在卢布的驱使下行动的。特别是，苏修控制了安哥拉后，加紧把安哥拉作为跳板，策划进一步侵略非洲，扩大势力范围，现在把矛头指向扎伊尔。臭名昭著的前加丹加宪兵也就成了苏修的又一支雇佣军，或者可以说是苏修雇佣军的先遣队。 苏修找不到任何根据来证明扎伊尔有什么内部“起义”，于是不得不向老殖民主义走狗冲伯的后裔求助。塔斯社特别引用冲伯大儿子的一句话，说是苏联同扎伊尔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人们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金）的时候，冲伯曾被莫斯科称为“分裂主义者的卑鄙集团”；而今天，塔斯社却给冲伯的亡灵披上了“刚果前总理”的桂冠，并把前加丹加宪兵队对扎伊尔的无耻入侵美其名曰“起义”。苏修叛徒集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干帝国主义的勾当，把对安哥拉的赤裸裸的侵略说成“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又把对扎伊尔的武装入侵说成“起义”，真是无耻至极。 莫斯科明明向扎伊尔伸出了罪恶的黑手，勃列日涅夫却心中有鬼，千方百计地企图加以掩饰。但欲盖弥彰，这只能进一步暴露苏修新殖民主义的凶恶面目。

第6版()专栏： 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双周刊《锻炼》指出 苏联以“援助”为名输出资本掠夺发展中国家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双周刊《锻炼》最近两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苏联打着“援助”和“联合企业”的幌子输出资本。 文章说，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正在同美国争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文章指出，苏联通过它所谓的“经济合作”或“援助”，把大量资本输出到东欧和发展中国家，并且要这些国家买进它的货物，而以出口原料进行偿还。 文章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字，“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四年，苏联在‘援助’的形式下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将近一百八十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需要偿还的贷款。受‘援’国必需按比西方的价格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价格购买苏联的劣等机器”。文章指出，作为一个放债人，“苏联的高利贷者们更加贪婪”。苏联放债的利息比资本主义国家还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苏联负债已如此之多，他们每年要偿还的旧债加上利息比苏联所提供的新贷款还要多。 文章说，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自一九六六年以来，苏联在亚、非、拉十六个国家中建立了十九个“联合企业”或跨国公司。一九七四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一书承认，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经营联合企业对苏联在经济上是“非常有好处的”，它从这样的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中所得到的“经济利益”比它从贷款和偿还的利息中得到的“经济利益”更大。 文章最后说，苏联就是通过这些跨国公司输出资本，并且利用当地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去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的。

第6版()专栏： 法国、西德议员辩论欧洲联合问题 主张加强共同防务维护欧洲安全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法国、西德两国的一些议员在“法国争取泛欧联盟委员会”的倡议下，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开会辩论欧洲联合问题。 法国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国民议会法德友好小组主席阿兰·泰尔努瓦在发言中主张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组织”。 西德联邦议员汉斯强调不但应当建立一个关税联盟，而且应当建立一个真正的拥有共同防务的政治欧洲。他指出，一九六三年法国—西德条约规定的而从未建立起来的混合委员会有可能筹划这样一个政治欧洲。 法国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前部长米歇尔·库尔塔认为应当优先建设一个（欧洲）货币联盟。 西德联邦议会德法友好小组主席卡尔·奥托·伦茨博士希望由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不仅应该拥有预算控制权，而且要有更多的权力。他说，如果没有欧洲安全，大西洋联盟就没有任何出路。 法国前部长米歇尔·哈比卜—德隆克尔在发言时说，他不相信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会关心欧洲。他表示宁可要求欧洲各国的支持，而不要指望可能的外援。 法国前部长、“法国争取泛欧联盟委员会”主席雷蒙·特里布莱在总结这次会议时强调指出，如果人们希望欧洲各国人民关心本大陆的前途，那就必须要欧洲“各国政府作出共同的政策决定”，而不是满足于参加一些没有任何结果的欧洲会议。

第6版()专栏： 日本首相福田访问美国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讯　华盛顿消息：日本首相福田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从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访问了美国。 美国卡特政府上台以来，一再表示要加强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盟国的关系。福田的这次访问，就是卡特同其盟国政府首脑之间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之一。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双方“对于美国和日本政府新领导人通过这些会谈建立了他们之间自由和坦率的对话和互相信任的关系表示满意”，并表示“两国政府将就共同关心的一切问题进行密切的接触和磋商”。 公报表明，会谈双方对当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感到不安，强调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在设法避免通货膨胀复发的同时应以一种和它们各自的情况相适应的方式对刺激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他们表示“欢迎将于今年五月在伦敦举行主要工业国家的最高级会议”，希望这次会议“将本着合作和团结的精神”就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建设性地交换意见。 公报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保持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持久和平对于世界和平和安全是必要的。”还说，双方“表示确信保持美日安全合作条约符合两国的长期利益”。 关于朝鲜问题，美国方面申明“美国将继续对保卫大韩民国（南朝鲜）承担义务”。这表明，美国将要继续阻挠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第6版()专栏： 苏联巧取豪夺　匈牙利大吃苦头 匈去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没有完成 东德发展粮食生产克服苏联削减粮食供应造成的困难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讯 匈牙利一九七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因受到“不利的外部经济影响”而未能完成。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九七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表明，这一年匈牙利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都未达到计划指标，农业生产比一九七五年还下降百分之三，外贸出现六亿五千万美元的逆差，外债增加，财政也有巨额赤字，物价上涨。对此，匈牙利官方说，一系列因素“推迟和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匈牙利报刊抱怨说：“使我国经济蒙受两年巨大损失的那些不利的外部经济影响将是持久的。” 人们知道，匈牙利是“经互会”的成员国，它的经济受到苏修的多方控制和盘剥，在“那些不利的外部经济影响”中，这显然是最主要的因素。 匈牙利缺乏工业原料，每年需要的石油有百分之七十从苏联进口。近年来苏联连续大幅度提高石油出口价格，使匈牙利每年为此要多支付数千万卢布。同时，苏联超额向匈牙利增售石油时，还附带不少苛刻条件。例如苏联同匈牙利签订的一项十年协定规定，匈牙利五年内要向苏联提供占其全部出口的百分之五十的牛肉，百分之三十五的小麦和百分之四十的玉米，才能换取苏联向匈牙利提供五十万吨的石油和石油制品。苏联的这种种盘剥，使近两年匈牙利对苏贸易由原来的顺差变成了逆差，一九七六年逆差达到四千四百多万美元。匈牙利国内物价也因此受到波动，一九七六年匈牙利的煤油、机油、汽油以及肉类等产品不得不多次提高价格。今年初，苏联向匈牙利出口的石油价格又提高百分之二十三，这样，仅石油一项，匈牙利今年就又将多支出五千多万卢布。 苏联还凭借它在供应原料方面的垄断地位，不断以“经济一体化”、“联合投资”等名义，迫使匈牙利为苏联的建设出钱出力。苏联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使匈牙利国内本来就缺乏的资金和劳力更加紧张。匈牙利一位官员抱怨说：“毫无疑问，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将会加重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资金和劳力的负担。” 新华社柏林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注意解决粮食问题，以克服苏联近几年削减粮食供应所造成的困难。 据统计，苏联供应东德的粮食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平均每年为一百七十万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这三年降到平均每年一百二十万吨，一九七五年又降到七十万吨。尽管东德报刊曾宣布苏联在一九七六年将向东德提供“可观数量”的粮食，但是迄今仍未见公布有关的数字。 东德的粮食和饲料不能自给，二十多年来一直靠从苏联进口来弥补不足。近几年在东德农业连年遭灾欠收的情况下，苏联却大幅度削减粮食供应，这给东德造成很大困难。东德计委主席许雷尔在去年年底的一个报告中说，最近三年的“坏天气”造成了农作物的欠收。一九七六年，东德的干旱特别严重，农业产值没有完成计划，比一九七五年还低百分之九点八。粮食和饲料不足也造成牛、猪和羊的存栏头数下降。 东德政府这几年已采取一些措施，发展粮食生产，以改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东德领导人最近经常强调粮食生产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提高和稳定收获量”是东德农业的“核心问题”，并指出发展粮食生产“是客观的需要”。 近几年东德对农业的投资有了显著的增长，粮食的播种面积逐年扩大，并努力改良土壤、选调良种和扩大水浇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与此同时，东德还从西方国家进口部分粮食。据报道，东德和美国都有兴趣“扩大农产品贸易”，东德今后几年将从美国进口粮食和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