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晋阳大地舞红旗 山西人民深揭猛批“四人帮”，农业学大寨形势大好 编者按：打蛇，要打“三寸”。批“四人帮”，要批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山西人民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罪行时，把他们的“三反一砍”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对照起来批判，这是抓要害的一个好例子。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山西二千三百万人民在省委领导下动员起来，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从太行山到吕梁山，从雁门关到汾河湾，晋阳大地红旗飘飘，形势大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前几年，“四人帮”把黑手伸进山西，处处搞破坏。中共山西省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破坏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省委对江青的讲话不传达，不放录音，而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华国锋同志的重要报告；“四人帮”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时，省委明确指出：工作队坚决不能撤；“四人帮”攻击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时，省委推广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松劲。在斗争中，山西省委把农业学大寨的红旗高高举了起来。 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同志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说：“四人帮”大搞三反一砍，我们坚持三敢一举（敢批修正主义、敢批资本主义、敢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这是全省人民的心声。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较严重的交城县，通过批“四人帮”的“三反一砍”，揭开了本地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断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加热爱大寨红旗。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华主席的家乡尽快建成大寨县。广大群众把 “四人帮”的“三反一砍”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加以对照，看清两者是一路货色，要害都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一定要把“三反一砍”象“三自一包”那样批得臭不可闻，无处藏身。 山西其他地方的自然条件，总的来说，不比昔阳差，全省达到昔阳现在的水平，应该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前两年，山西基本上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山西人民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大批大干促大变，尽快普及大寨县。目前，全省有四万一千多名工作队员奋战在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按上月底统计，全省参加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达到四百六十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十万人。铺开的工程有八万多项，已经完工的有二万五千多项。斩断“四人帮”的黑手，山西前程似锦，必将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第1版()专栏： 华国锋总理致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深切哀悼比耶迪奇主席及夫人等不幸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一月十九日打电报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对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及其夫人等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总统： 惊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杰马尔·比耶迪奇主席及其夫人等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南斯拉夫政府和南斯拉夫人民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死难者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比耶迪奇主席在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主权，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对南斯拉夫是一大损失。 比耶迪奇主席在发展中南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两年前他对我国进行的成功访问至今仍铭记在我国人民的心中。我深信，中南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努力建成高标准大寨县 萧县学大寨　继续迈大步 新华社合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中共安徽省萧县县委发动群众，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决心带领全县人民在新的一年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为建成高标准的大寨县而奋斗。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后，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武洪顺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就连夜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会议文件，认真进行讨论。接着，县委先后召开了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和广播大会，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广泛深入地向干部、群众宣讲会议的重要文件，宣传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重大成果和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贯彻执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萧县县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大家一致指出：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为我们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极右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却极力抹杀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蓄意制造混乱，疯狂地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破坏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真是反动透顶，猖狂至极。大家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深揭深批“四人帮”的种种反动谬论，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为了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县委还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对照大寨、昔阳的根本经验，谈形势，比自己，揭矛盾，找差距。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社队普遍重新修订规划，制订措施，决心为建成高标准的大寨县做出新贡献。全县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再大干的革命精神，顶风冒雪，艰苦奋战。县境内西部淮海河网化第二期工程现已进入扫尾阶段；战斗在黄河故道、新庄、永堌三大水库工地的干部民工还在挥汗大干，紧张施工；各公社也都正在大搞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积制土杂肥和颗粒肥。到处呈现出一派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的动人景象。

第1版()专栏： 斩断“四人帮”伸向体育战线的黑手 国家体委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对体育阵地早已垂涎三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野心家江青就与林彪狼狈为奸，对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同志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一九七一年，林彪折戟沉沙不久，江青就公然声称她对体育工作已经“进入角色”，把黑手插了进来。 毛主席、党中央从来没有委托过“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人管国家体委的工作。但“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千方百计插手体委，拉山头，搞宗派，分裂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安插亲信，篡夺体委的领导权。江青曾对体委的那个亲信说：“我，洪文，春桥，文元都支持你”，今后把“保密的材料亲自送我”。王洪文更露骨地说：“你以后有事可直接找我，你什么时候来，我都见。”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私自向体委批文件，送材料，另搞一套。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叫体委的那个亲信“先把物证抓在手上”，“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妄图打倒体委中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之后，江青还跑到体育工作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要中央分管体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当 “老夫人”，排斥中央对体育工作的领导；而让体委的那个亲信当“红娘”，猖狂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夺权，发泄对毛主席批评的不满。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让人转告“四人帮”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以后不要再去找王洪文、江青了。但体委的那个亲信却写信向江青告密。他们无视毛主席的批评，继续大搞反党的宗派活动。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体育阵地，他们又挖空心思地提出了一个所谓“体育革命”的口号，鼓噪一时。“四人帮”为什么在这时突然热衷于“体育革命”呢？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我们看看“四人帮”打着“体育革命”的旗号，究竟干的是什么。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人民的体育事业。毛主席为我国体育工作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毛主席在一九五○年题写了“新体育”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体育事业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主席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开创人。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体育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伟大方针的鼓舞下，积极锻炼，增强体质，抛掉了帝国主义加在我们头上的“东方病夫”的帽子。我国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刻苦训练，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作出了贡献。体育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体育工作，要一分为二。体育战线上有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正如周总理明确肯定过的那样：总的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既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又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果。但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打出“体育革命”这个旗号时，别有用心地把体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他们胡说什么我国的体育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体育和资本主义体育的本质区别。他们把体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而且扬言，除此之外“不能同意其他观点”。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其他观点”，就是指周总理对体育战线的正确估价，公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四人帮”的唆使下，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也跟着叫喊什么搞社会主义体育“现在才开始”，恬不知耻地宣称：要当社会主义体育的“开路先锋”。他还不准人家在报刊上提“过去体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胡说什么谁要提十七年体育战线的成绩是主要的，就是“翻案”。有人提醒他，周总理有过指示，他竟狂叫：“不管他！”短短三个字，就可看出“四人帮”和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仇视。 “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在高喊“体育革命”时，曾经露骨地说：“体育革命就是解决领导权问题”。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是要在“体育革命”的幌子下，抓体育界的领导权，把体育界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江青就指使体委的那个亲信“要组织自己的人马”，叫嚷“要提升一批，下去一批，调整一批，调出一批”。对他们的“自己人”，就不顾群众反对，大加重用，安插到要害部门；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同志，则排斥、打击，妄图对干部队伍进行“大换班”。他们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忽儿给这个同志扣上“法西斯”、“林彪线上的人”的大帽子，一棍子打死；一忽儿又说那个同志的“势力太大了”，总之，他们要打倒一大片，只剩下他们自己一小撮。当时中央分管体委运动的华国锋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看透了“四人帮”拉山头、搞宗派的狼子野心，明确指出：要讲政策，要团结和相信干部的大多数，要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治流氓王洪文得知华国锋同志指示后，气急败坏地对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说：“还是按原来的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小干扰不管，大干扰要顶住。”以后，华国锋同志又与“四人帮”妄图在体委搞大换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肃地指出：搞大换班不行。但是，他们对华国锋同志的严厉批评严加封锁，一直不作传达。在周总理逝世以后和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王洪文将体委的那个亲信叫去面授机宜，让他以搞“体育革命”的调查为名，窜到一些省市，搞反革命串连，搜集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为“四人帮”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提供“炮弹”，为“四人帮”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嘴里唱着“体育革命”的高调，实际干的是破坏社会主义体育的勾当。他们形而上学猖獗，肆意歪曲和搞乱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们叫嚷什么体育“宁可三年不出成绩，也要把路线搞端正”。他们一手拿帽子，一手拿棍子。你要抓好体育工作，就说你“只有专业的概念，没有专政的概念”；你要为革命创造成绩，就说你是“锦标主义”；你要抓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就说你“只为少数人，不为多数人”；你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就说你是“教练员说了算”。就连要编辑一点外国技术资料，也说你是“宣扬资本主义”。这样，既破坏了提高，又破坏了普及，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体育战线的大好革命形势。 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体育的罪魁祸首。他们搞“体育革命”是假，篡党夺权是真。他们妄图变社会主义体育为资本主义体育，变无产阶级的体育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阵地。体育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此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断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把他们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揪出“四人帮”，体育战士心花放！我们决心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四人帮”批倒批臭，把他们在体育战线的流毒彻底肃清，以战斗迎接我国体育战线的新胜利，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农业学大寨 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第2版()专栏： 帮八股和“一窝蜂” 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 孟琮 “一窝蜂”是北方话里一种形象的说法，形容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的样子，就象乱哄哄的一窝毒蜂一样。旧社会恶霸的狗腿子们欺负老百姓时就常用这种办法。仗着人多势众，或抢掠财物，或打人行凶，边动手还要边把被害者诬为小偷、流氓之类，以此混淆视听，使被害者不能申辩。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谎言；然后开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一哄而起，用各种方式，翻来复去地宣传这个谎言。他们叫嚷“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要让它“覆盖版面”，“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等等。请看，这种宣传手法不是很象打手们“一窝蜂”拥上去的伎俩吗？是的，“一窝蜂”也是“四人帮”帮八股的一个特点。 “四人帮”要污蔑、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的御用文人就大搞“一窝蜂”，梁效、罗思鼎就把历史上的“宰相”，从孔丘、吕不韦、霍光、车千秋到长孙无忌、褚遂良、司马光，都搬了出来。《学习与批判》更进一步把康有为、袁世凯、张勋、蒋介石、汪精卫都用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卑鄙下流到了极点。 这种文风早已有之。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提出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是这种文风的理论根据。解放前国民党报刊为了对付共产党的革命舆论，曾公开宣称要以数量胜质量，利用他们的宣传手段制造大量质量低劣的谣言攻击共产党。“一窝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的一贯作风。“四人帮”玩弄这种文风，正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四人帮”一窝蜂式文风是和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相一致的。“四人帮”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内心十分空虚，只能凭借他们的权势，编造谎言，炮制千篇一律的滥调文章，硬塞给群众。其实，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这套帮八股早已十分厌烦，恨之入骨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在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同时，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风。埋葬帮八股，在斗争中树立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第2版()专栏： 托洛茨基的故伎重演 ——批判“四人帮”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的阴谋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谷山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竭力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否定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制造新老干部的对立，妄图打倒一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以便建立他们自己的“帮”天下。 “四人帮”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不能不使人想起托洛茨基当年的一段丑恶表演。 一九二三年底，列宁卧病不起，苏维埃国家和列宁的党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兴风作浪。他一面给中央写信，一面纠集早已破产的各种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联名发表所谓“四十六人政纲”。接着，又发表题为《新方针》的一系列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 久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是托洛茨基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次，托洛茨基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党的老干部。 为了打倒革命的老干部，托洛茨基声嘶力竭地污蔑“老近卫军”已经“蜕化”，攻击“老一辈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蜕化”，给老干部戴上“官僚化”、“僵化”、“闭关自守”之类的一大堆帽子。他甚至大谈什么“‘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以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蜕变，恶毒影射攻击以列宁为首的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又别有用心地大肆吹捧青年人，吹捧那些缺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恭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他挑拨青年同老干部对立，说什么老干部只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青年人有“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鼓吹青年要“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面貌”，“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按照他的反革命逻辑，老干部“蜕化”了，该由“青年人”来掌权。当然，托洛茨基并不是真的要青年人有什么“独立见解”，而只不过是要他们独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跟着托洛茨基的屁股转，“领会”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公式”，充当他搞复辟倒退的急先锋。我们要“参加对阶级的领导”！托洛茨基的这句黑话，充分暴露了他们那一伙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遭到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迎头痛击，也遭到苏联广大青年的唾弃。 但是，时过半个世纪，托洛茨基的这套老谱又被“四人帮”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了出来。“四人帮”象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为了篡党夺权，把我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看作眼中钉。他们炮制了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奇谈怪论，提出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广大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首先给老干部戴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帽子，他们的爪牙恶毒地杜撰了一个“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的“一般客观规律”，扬言要对这些老干部从“组织上动大手术”。“四人帮”给老干部戴上什么“走资派”、“投降派”等等大帽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人帮”的一个爪牙还凶相毕露地叫嚷，要有一个把“走资派”枪毙的“法律”。 “四人帮”也象托洛茨基一样，竭力吹捧拉拢青年干部。张春桥把教育战线叫做“晴雨表”，说“那里有那么多的青年学生，他们干革命是先锋”。他们对青年“诱：以官、禄、德”，大搞封官许愿，入党提级，请客送礼，接见照相，写信慰问，拉拢腐蚀青年。他们甚至捏造事实，制造假典型，树立假样板，给那个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戴上“反潮流的英雄”、“敢斗争的青年”等桂冠，为他们充当反革命的打手。“四人帮”反对毛主席亲自规定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把一些为他们所“熟悉”，对他们“有感情”的亲信抬上高位，妄图篡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权。 “四人帮”追随托洛茨基制造新干部同老干部的对立，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向关怀党的老干部，重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革命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经历过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解放以后，他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继续革命，又取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对党和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骨干力量。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发展和壮大符合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这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重要条件。新老干部之间应该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毛主席谆谆教导说：“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整顿党的作风》）“四人帮”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把水搅浑，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而换上他们这些满嘴胡说八道的“新领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正是为了篡党夺权，“四人帮”对老的也并不统统打倒。正如当年托洛茨基虽然自命为“老头子”而决不会承认自己“蜕化”一样，“四人帮”也决不会把他们自己列入“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一边。他们正是用“打倒老干部”的口号来制造混乱，借此保护他们自己这一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同样，对那些不听他们的话，坚决抵制“四人帮”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青年干部，他们照样挥舞大棒，乱扣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四人帮”推行的干部路线，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中年干部和青年干部。问题根本不是什么老干部同新干部的“对立”，不是什么“新老之争”，而是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人帮”的一个死党在大谈历史上许多事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后，曾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现在的修正主义分子再也不会说布哈林一类老修正主义分子那样的话了。事实胜于雄辩，请看，“四人帮”不是至今仍然说着半世纪前的托洛茨基的话吗！他们从思想到语言是如此相似，确实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他们共同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是，不管老谱如何袭用，也不管如何加工翻新，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实质是怎么也掩盖不了的。“四人帮”的破产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2版()专栏： 揭穿“天才”的骗术 反动文痞姚文元利用鲁迅《赠蓬子》一诗，自我吹捧为“天才的灵童”。蓬子何许人？原来是姚文元的老子。此人三十年代初混进左翼作家联盟，投机革命，一九三四年被捕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因而遭到鲁迅的痛斥。在此以前，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曾应姚蓬子的请求，为他写过一首七绝，对这个“浪漫性的人物”的浪荡生活作了辛辣的讽刺，诗如下：“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诗里“飞仙”、“灵童”都不过是讽刺性的谐语，而姚文元却欣然自承他就是那个“灵童”，并冠以“天才的”三字，自吹自擂，沾沾自喜，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从姚文元的自吹“天才的灵童”，不禁使我们想到那个自比“天马”的林彪。叛徒、卖国贼林彪不也是沾沾自喜地炫耀“爹妈给”他的那个“特别灵的脑袋”吗？原来姚文元这个曾经装模作样地批判林彪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自命天才，仅仅是“肉麻当有趣”而已。这里面还包藏着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用意。在这一方面，“四人帮”反党集团比之林彪反党集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帮野心家、阴谋家，一面把自己及其同伙吹捧为什么“天才的政治家”、“天才的理论家”、“天才的灵童”等等，而且弄虚作假地催生“天才苗子”，树立七十年代的“灵童”样板，肆意践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恶狠狠地挥舞“反对经验主义”的大棒，妄图把一大批经过斗争考验、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领导同志打下去，这一“吹”一“打”，目的都是为了篡党夺权。 然而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惩罚了这一类自称“天才”的狂妄家伙。不是吗？林彪“天马行空”的结果，是折戟沉沙，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四人帮”紧步林彪的后尘，也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他们那一顶顶自糊的“天才”纸冠，对于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人来说，成了最犀利的讽刺。 （摘自《浙江日报》）

第2版()专栏： 姚文元——暴发户 反党分子姚文元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在一篇文章里高喊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什么不限制，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可是他在行动上却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特殊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他政治上的发迹，经济上也成了大暴发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是“表现特别贪婪”。他一家五口，住了三个套院，占地四千六百多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米，平均每人近三百六十平方米。他住的那些房子本来就很坚固、美观，但他还不满足，非大修不可。仅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就大修三次，挥霍人民血汗十几万元。 姚文元不愧是一贯耍两面派的能手。他在修房子时，让他的秘书去传话说：“外表可以就行了，里边尽量做得好一些。”也就是说，门口破一点没啥关系，但院里一定要华丽、美观、舒适。这里，不是活画出姚文元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吗！一方面无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特殊化；另一方面，又企图用破门面来把自己打扮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廉洁奉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从姚文元的表演中，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确实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 （摘自《北京日报》）

第2版()专栏： 一条批语露马脚 姚文元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文痞，在批注一篇文章时写了一句黑话：“林彪什么时候打过‘熄灭论’的幌子？” 说林彪没有鼓吹过“阶级斗争熄灭论”，岂非咄咄怪事！叛徒、卖国贼林彪一贯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狂热鼓吹者，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打败了几千年来这种旧的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他还竭力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中庸之道，等等。难道这些不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毛主席关于“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的指示，不仅揭露了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妄图打倒无产阶级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难道姚文元这个惯于舞文弄墨的反党分子都不知道吗？ 不！“四人帮”不仅知道，而且是深深地懂得林彪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他们本来就同林彪结成一伙，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林彪“韬晦”之计的翻版，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妄图篡党夺权。真是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但是，“四人帮”为了欺世盗名，蛊惑人心，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拚命地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鼓吹什么“四人帮”是“最革命”的，是“左派”，谁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他们，那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党中央”。这同当年林彪要打倒一切，唯独不能打倒他那一伙死党如出一辙。难怪“四人帮”对林彪那一伙两面派嘴脸讳莫如深，迫不及待地要为林彪涂脂抹粉，把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一笔勾销。然而，可悲的是，姚文元的这一批语，恰恰是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暴露了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勾搭，也表明了他们只能象林彪反党集团一样，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摘自《文汇报》）

第2版()专栏： 四川省通江县红卫村的几十名退休老红军，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通讯员摄

第2版()专栏：报刊文摘 人民解放军不容污蔑 ——驳张春桥所谓流氓阿飞当兵勇敢的谬论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恶毒污蔑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听到有人反映流氓阿飞打群架时，竟胡说什么：“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请看，张春桥竟然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勇敢精神和流氓阿飞打群架混为一谈，真是反动透顶，一派胡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军队。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涌现出大量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保卫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而英勇战斗，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张春桥欣赏、羡慕的流氓阿飞是一种社会渣滓，青年的败类，剥削阶级腐朽堕落的产物。他们为非作歹，搞打砸抢，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风尚，甚至行凶杀人，危及人民生命财产。这些“勇敢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是捣乱分子。这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的勇敢精神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 狗头军师张春桥称赞那种流氓阿飞的“勇敢”精神，绝不是一时的疏忽，恰恰暴露了他们一帮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妄图纠集地富反坏和流氓阿飞作为他们的打手，以便篡党夺权，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妄图把流氓阿飞引进人民解放军，把军队搞乱，使军队变质，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当然，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人民的军队决不是反动派可以随意摆弄的。 （摘自《解放军报》）

第3版()专栏： 周总理永远活在爱国华侨心中 在京部分归国华侨 我们这些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归国华侨，无论是鬓发斑白的老人还是青壮年同志，提起周总理的许多感人事迹，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往往禁不住啜泣起来。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挚情意。 一九五一年春天，一个在国外遭受了帝国主义迫害的华侨回到北京，在政务院召集的一个会议上汇报海外华侨受迫害的情况。当时还是建国初期，又是在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头，国家重要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可是工作十分繁重的周总理还亲自主持这个会议，极其关怀侨胞的境遇。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亲切笑容，一开始就把这个归侨吸引住了。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取汇报。他最后所作的总结性讲话，使人感到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对华侨情况非常熟悉，洋溢着爱护华侨的深厚感情。以后，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为了解决不能在国外居住的难侨问题，拨了专款，先后创办了一批农场，对他们妥善地进行了安置；有些还按照他们的特长分配适当工作，使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由此，我们不禁想起过去中国腐败无能的反动统治时期国外华侨的悲惨境遇。清朝的一个皇帝听到华侨在海外遭受殖民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杀戮时，竟说什么“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华侨的切身利益同样漠不关心，只知道对华侨敲诈勒索，干出许多祸侨害侨的勾当。那时，华侨被人称为“海外孤儿”。我们这些当过“海外孤儿”的归侨亲眼看到周总理为华侨操心的情景，怎么能不深深感到祖国的温暖呢？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十分注意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地指出：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他郑重地宣布：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访问的时候，都阐明我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精神：我们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成华侨自愿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希望他们为居住国作出贡献，并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居住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周总理一九五六年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说过，有些侨胞居留的年代久了，长期生活在这里，取得当地的国籍，就成为缅甸公民了，好不好呢？好。周总理还做了一个生动比喻，说这好象女儿出嫁或男儿给人招赘，彼此还是亲戚。他又说：这样对侨居国来说，是给他们添丁；对中国来说，是增加一门亲戚，有什么不好呢？周总理同时语重心长地勉励华侨说：凡是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就应该遵守侨民的地位，做一个好侨民，做一个守法的侨民，做一个模范的侨民。周总理还在一些场合多次声明对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我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对周总理这些话，华侨和中国血统的外籍人普遍认为合情合理，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做，说明中国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的政策是光明磊落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和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努力下，现在我国已先后同许多国家谈判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总理再三鼓励华侨学习侨居地语言，同当地人民往来，互相学习，加强友好关系。他说：祖国的国际地位越高，侨胞越应该谦虚。他还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我们不要骄傲，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他还劝导华侨工商业者要搞正当的业务，不要讨不应该讨的便宜，不要赚不应该赚的钱，以免对不住朋友，对不住亲戚。这些谆谆教诲，既符合国际主义精神，也符合华侨的长远利益，现在还铭刻在广大华侨的心上。 周总理勉励华侨要巩固和扩大爱国团结。他在万隆华侨欢迎会上曾说过，应该把蒋介石分子和受蒋介石欺骗蒙蔽的侨胞分开，对个别蒋介石派来的分子当然应该警惕，但对侨胞中少数受骗者不要一律视为“蒋匪帮”，不要怀疑他们，要向他们耐心说服。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受骗的侨胞是会逐渐认清事实的。周总理希望华侨能多做工作，打破界限，巩固和扩大侨胞的团结，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周总理很信任广大华侨，也很信任广大归侨。对归侨的所谓“海外关系”，总是具体分析，正确对待。他一再强调对归侨要“一视同仁”，并且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给予关怀。一九四九年，他曾代表党中央邀请一位归国老华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这位老华侨最初表示谦辞，周总理对他说：华侨有爱国的传统，人数又不少，应该有代表来参加讨论建国大计的会议嘛！这位老华侨说他不大懂得普通话，恐怕在会议上语言不通。周总理对他说，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例如我们同蒋介石谈话，语言是完全通的，可是彼此的心不相通，所以双方过去谈判了那么多年，总谈不拢来；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语言很多也不相通，但是只要有共同目的，彼此心连心，那就什么事情也好讨论协商。周总理这些话，使那位老华侨十分感动。 周总理对归侨和侨眷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也十分关怀。有些华侨和他们在国内的亲人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失去联系，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周总理亲自指示成立华侨问讯处，协助他们查找亲人的下落。 一九五五年，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前往参加万隆会议。当他平安到达雅加达时，当地华侨顿时欢腾起来，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周总理从容不迫，谈笑自若，深入欢迎群众，同人们握手谈话。此情此景，使人们不禁想起他当年驰骋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履险如夷；想起他长期深入国民党统治下的虎口，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尖锐斗争，始终不屈不挠。侨胞们对他的勇敢机智，坚定沉着，赞不绝口。爱国华侨为了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事先曾布置了一所宽敞而舒适的屋子给他。可是，周总理却把那所屋子让给一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住，他自己住在一所比较简朴的屋子。周总理这么谦逊，这么照顾兄弟国家的代表，使广大华侨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 周总理诚恳热忱，平易近人，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周总理接见几个优秀运动员，主动同其中一个女归侨谈话，十分和蔼地问她什么时候回国，从什么地方回来，同国外亲人有没有联系，还问起在国外的家属现在有没有困难，等等。又有一次，一个归侨医生应邀到周总理家里吃饭，在饭后照像留念的时候，大家要请周总理站在前面，他却说：今天你们是我的客人，而且你们工作很辛苦，所以你们应该站在前面，我应该站在后面。他这样平等待人，使这个归侨念念不忘。周总理在患病期间，有时看见归侨中的几位老人，总要问起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建议他们要注意休息，很关心他们的健康。 周总理总是耐心地倾听人家的意见，即使对人家提出批评，由于他的理由充分，说服力强，态度又很诚恳，人家听了心悦诚服。在解放初期，有个老华侨到我国东北参观，看到一些情况，很不以为然，就写信给周总理提意见。周总理接到信以后，就找这个老华侨谈话，首先肯定他写信提意见完全出于爱国热诚，然后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说明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老华侨口服心服，十分钦佩。 周总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知疲倦地工作，真是鞠躬尽瘁，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周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的时候，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大量的工作，如同东道国领导人会谈，参加会议，接见华侨，进行演讲，对新闻记者谈话，等等。这些工作往往需要在事前做好准备。很多华侨看到周总理的活动日程，觉得他浑身是劲，似乎不眠不休，都很惊讶。大家猜想他乘飞机的时候该好好休息了，但是跟随他的工作同志说，他在飞机上也常常批阅文件，阅看材料，或者同同志们谈工作。有一次，周总理在深夜两点多钟的时候去找一个归侨医务人员，了解一个同志疾病的治疗情况，同他谈发展我国医学问题，并鼓励他进行医学研究工作，发挥我国医药学的优点，也吸收外国的好成果，努力攀登医学上的高峰。归侨中的一些侨务工作者看周总理批阅过的一些侨务文件时，经常发现他不但对文件的内容作了认真的修改，对文字也作了仔细的推敲。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起草文件的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陈嘉庚先生一九五○年在新加坡曾对南侨日报记者谈话，极口称赞：周总理工作勤勤恳恳，刻苦耐劳，似乎永远不会疲倦，好象是个“钢人”。因此，周总理“钢人”这个称号在华侨中盛传一时。 敬爱的周总理啊！您为革命前途和国家大计不惜历尽心血，您为原来是“海外孤儿”的华侨不惜劳累操心。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疯狂地反对您，千方百计地迫害您，这怎么能不激起我们的满腔怒火？百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日子，月亮缺了还有重圆的时候，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再看到您坚毅慈祥的容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五洲四海华侨的深切悲痛？从纽约到东京，从巴黎到马尼拉，许多爱国侨胞和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为了吊唁周总理逝世，扶老携幼，排着长长的队伍，肃穆地进入我国驻外机构所设的灵堂，许多人失声痛哭。吊唁完毕，人们还聚集在门口，长时间不愿离开。旅居美国的台湾省同胞的唁电说：“我们无不铭记住周总理的话：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祖国是一定会统一的。”无数的事例，说明周总理永远活在爱国华侨心中。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在一年中相继逝世，全国人民对此无限悲痛，“四人帮”却乘机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阴谋，使祖国面临着改变颜色的重大危险，一时天空黑云滚滚，人民忧心忡忡。幸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英明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用铁扫帚把他们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为人民除了大害，为国家建了大功。中国天空的阴霾顷刻散尽，灿烂的阳光照耀万里河山，祖国的前途无限光明，八亿人民齐声欢呼歌唱。广大的爱国华侨也和祖国人民一样，都衷心庆幸毛主席英明地选定了华主席为接班人，庆幸我们又有了杰出的带路人和英明的领袖。我们这些归侨虽然多数已经到了老年，但是欣逢这个大好形势，也都决心在华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竭尽微薄的力量，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敬爱的周总理在大庆油田同工人们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第3版()专栏： 处处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 小米，是延安的著名特产。当年，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匪帮，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小米就成了延安精神的象征。延安人民常常用小米表达对亲人的心意。一九七○年六月，邓颖超同志陪外宾来延安，回北京时，延安的同志商量给周总理带点小米。有的同志说：“带上二十斤，让总理多吃几次。总理吃着延安的小米，就象回到咱延安一样。”还有的同志说：“干脆多带点，让其他老首长也尝尝。”他们知道，多了，邓大姐肯定不带。商量来，商量去，有个同志说：“带上二斤好了，让总理尝尝，表表咱延安人民的心意”。于是，临走时，一位同志捧着小米对邓大姐说：总理爱吃咱延安的小米，请您给带一点回去……。没等那位同志说完，邓大姐就对大家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象回了一趟老家。大家听了，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大姐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个规定，不送礼。要不，带回去了，恩来同志会批评我的。大家一听，又是感动，又是不安。敬爱的周总理日夜操劳，时刻关怀人民的疾苦，只给他带这么一点点小米，怎么能收钱和粮票呢！这时候，邓大姐严肃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我送一点，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就这样，邓大姐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那二斤小米。 敬爱的周总理不仅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且严格地要求下一代，特别是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更严格。周总理有一个侄子，一九六九年来延安枣园插队，当时谁也不知道。一九七一年，地委一位负责同志和省里一位同志去北京汇报工作。一天，邓大姐打电话叫地委负责同志去她家里一趟。邓大姐亲切地询问延安的情况。那天，她才告诉地委负责同志，总理有个侄子，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到延安插队以后，贫下中农送他参了军，总理知道后，就把他从部队叫回生产队。邓大姐说，孩子年轻，要好好教育他向延安群众学习，扎根延安，建设延安。后来当地群众推荐他上了大学。一九七三年，总理来延安知道了这事，就问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同志：你们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是很好吗？雷治富同志说：他表现很好，是群众推荐的。总理问：他大学毕业后再回来，你们要不要？雷治富同志回答说：要！总理爽朗地笑着说：好，一言为定，那就说定了。 每当回忆起周总理彻底无私的革命精神和严以律己的高贵品质，我们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周总理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他始终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从来不使人感到有一点特殊。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 周总理来到少年宫 上海市少年宫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九月，敬爱的周总理曾先后两次来到上海市少年宫。当时，少年宫里彩旗飘舞，象过盛大的节日。周总理的汽车刚开进大门，五百多名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立刻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周总理走下汽车，满面笑容地亲切地向大家招手。孩子们争着和周总理握手，问好。周总理一面高兴地说：红领巾同志们，好哇！一面把几个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带着他们参观少年宫里的各项活动。 孩子们请周总理代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问好。周总理亲切地勉励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周总理还亲笔为少年宫题了字：“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录毛主席对青年们的三大号召”，鼓励孩子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周总理仔细观看了孩子们的各项活动，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合唱队唱起《共产儿童团歌》，这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老根据地的儿童团唱过的歌曲。这歌声引起了周总理的回忆，便轻声地和孩子们一起唱起来。歌声一停，周总理对孩子们说，你们现在多好哇，有老师教你们唱革命歌曲。我小时没人教，所以现在还唱得不大好。 当周总理走进舞蹈室的时候，一群穿着练舞服的孩子们拥过来，高兴地喊着：“总理好！总理好！”周总理把他们拉到身边坐下来，观看舞蹈《拔萝卜》的表演。周总理高兴地看完了这个小节目，对孩子们说：你们这个舞蹈，说明团结起来力量大。一句话，指出了舞蹈的主题，启发孩子们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周总理来到美术室，看到孩子们在认真地绘画。有的画黄浦江上我国自己造的大轮船，有的画郊区生产队的饲养场，有的画小朋友搞绿化。周总理回过头来对陪同他参观的孩子小王说：你会画图吗？小王回答说： “我也是在这里学习绘画的。”周总理高兴地鼓励他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描绘更多更美的图画。 周总理又来到航海模型室。这里象个小造船厂，室内布满了孩子们做的各种船舰模型。他们把工作台当船台，小造船工人们正在对未完成的模型进行施工。周总理极感兴趣地问：你们做潜水艇吗？孩子们立刻把自己作的一艘潜水艇拿给总理看。周总理点头称好，并对孩子们说：我们祖国的海岸线很长，潜水艇能保卫祖国的海洋，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周总理又看到两个孩子正在制做一艘漂亮的游艇，便仔细观看了它的外形和内部设备。孩子开动了小电纽，螺旋桨便嗡嗡响着旋转起来。周总理满意地说：你们做得很好，很细致，如果里面再放上几个娃娃，有驾驶员，有乘客，就更有意思了。孩子们听后都笑起来了，同时也感到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件事？他们更没有想到，三年后周总理再一次来少年宫时，又问起这件事，当孩子们捧出装有小娃娃的游艇时，周总理点点头，满意地笑了。孩子们心里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记忆力多么好啊！对我们多么关心啊！周总理把我们的活动同祖国的建设事业，同建设强大的海军，保卫祖国的海防联系起来，这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周总理第一次来少年宫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当年的小雪松已经长得高大挺拔；当年的孩子们也已经成长为青年，走上了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童年时那幸福的会见，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却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鼓舞着他们努力学习，不断前进。 当年陪同周总理参观的男孩小王，现在在一个工厂搞美术设计工作，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连环画，为儿童读物插画。他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更多的成绩，一定不辜负周总理对自己的教育和期望。 少年宫的工作人员，回忆起和周总理握手的幸福情景，更是激动万分。当时，周总理握住他们的手，得知他们都是少年宫的工作人员时，就鼓励他们要好好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教育好下一代。几年以后，少年宫一位同志去北京参加会议时，周总理马上认出他来。周总理对他说：你还在上海少年宫工作吗？那里工作怎么样？是不是还在排《拔萝卜》舞呀？周总理的记忆力多么惊人啊！这也说明我们敬爱的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还在关心着校外教育事业，关心着少年儿童的成长。周总理对我们的亲切教诲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体现了把少年儿童教育工作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的光辉思想。

第4版()专栏： 四川汽车制造厂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 同“四害”斗“老大难”变成“新先进”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在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中，由“老大难”变成“新先进”的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广大职工，新年前后，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决心在新的一年，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厂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四川汽车制造厂，是在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由“老大难”变成“新先进”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勾结在一起，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使四川汽车制造厂的革命和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成为全省的一个“老大难”单位。一九七三年底，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集四川的一些重点企业的代表，在北京召开了汇报会议，四川汽车制造厂的代表也被指定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教导，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使这些工厂的“老大难”面貌迅速得到改变。四川汽车制造厂更是一跃而成为全省学大庆的一个先进单位，他们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连续几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国务院通知他们派二十名代表到北京报喜，并参加了国庆活动。 在热烈庆祝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日子里，这个厂的干部和职工，以无比自豪的心情，畅谈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对四川重点企业的关怀。他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南海，在毛主席的身边，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的代表，作了重要指示，要我们丢掉错误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鼓励我们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一九七四年二月，在我们的代表离京回厂前夕，华国锋同志又一次接见了代表们，并亲自修改和审定我厂在北京汇报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再一次勉励我们回去后，要带领全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把“老大难”变成“新先进”。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我厂代表满怀胜利的喜悦，向党中央汇报我们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甩掉“老大难”帽子，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又一次接见了我们的代表，鼓励我们再接再厉，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永不停步。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广大职工愤怒声讨和批判“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的丑恶行径。参加过北京汇报会议和受到华国锋同志亲切接见的职工们说，“四人帮”对北京汇报会议恨之入骨。政治流氓、反党分子王洪文在会议期间就明目张胆地背离党的十大路线，煽动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公开叫嚣要打倒不跟着他们走的革命领导干部。在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他们或者亲自出马，赤膊上阵，或者唆使一些人，找岔子，造谣言，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极其恶毒地咒骂北京汇报会议是“复辟会议”，“招安会议”，胡说提倡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咒骂四川汽车制造厂是“右倾翻案的大黑旗”，狂叫“要拔黑旗”。这帮十恶不赦的害人虫，就是这样妄图通过否定北京汇报会议，拔掉四川汽车制造厂这面红旗，以达到其篡党夺权，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负责同志的罪恶目的。 在欢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四川汽车制造厂广大职工，决心抓革命、促生产，誓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附图片） 四川金光仪器厂广大职工在党委领导下，摆开大批判的战场，誓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伊文思和罗丽丹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廖承志、王炳南、司徒慧敏、钱李仁、韦建业等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尤里斯·伊文思和玛斯琳·罗丽丹。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王震副总理会见澳大利亚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澳大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查尔斯·加勒德·伍达德。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礼宾司副司长刘华。

第4版()专栏： 埃塞俄比亚新闻代表团团长德斯塔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埃塞俄比亚新闻代表团团长、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阿斯拉特·德斯塔中校今天晚上举行了答谢宴会。 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首都其他新闻单位和外交部非洲司的负责人孙轶青、顾文华、彭迪、马沛文、姚远方、刘庆方、江牧岳、李珩，应邀出席了宴会。埃塞俄比亚驻中国大使范塔耶·比夫图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宴会作陪。德斯塔团长和朱穆之社长先后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祝酒，共祝埃中两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不断发展。 埃塞俄比亚新闻代表团是在我国其他地方参观访问后，于十八日晚上乘飞机回到北京的。

第4版()专栏： 廖承志会长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公明党第五次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以他为团长的公明党第五次访华团。 竹入义胜委员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竹入先生和公明党的其他朋友曾多次访问我国。今晚，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大家友好交谈，畅叙友情，气氛格外亲切。 廖承志会长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同竹入先生多次见面深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当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时候，竹入先生都曾拍来诚挚的唁电，借此机会，我再一次向竹入委员长表示由衷的谢意。 廖承志会长说，我们中日两国建交已经四年多了，竹入委员长和公明党的朋友们为实现中日建交，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一九七二年田中先生、大平先生来北京同周总理会谈，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时，如何把反霸权条款写在声明里，竹入先生是历史见证人。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这个声明，我们一贯主张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一定要把反霸权条款原原本本地写进条约正文里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也是完全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他说，我们一直是，今后也仍然是愿意同公明党的朋友们为不断发展和巩固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继续共同努力。 竹入义胜委员长在讲话中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对希望发展日中友好的我们日本人民来说是极其悲痛和惋惜的。他说，中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英明的新领袖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为了中国的强大和发展，为了世界和平，正在努力奋斗，这使我们在悲痛中得到宽慰。 竹入委员长说，在中日友好正在日本高涨的时候，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却没有大的进展。他说，要在日中两国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原原本本地忠实地执行日中联合声明，为巩固日中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而扎扎实实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竹入委员长最后说，我们公明党明确表示，为了日中子孙万代的友好，今后将拿出更大的决心，并在实际行动中作出更大的努力。 日本国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王晓云、石煌、张雨等。 公明党第五次访华团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下午到达北京的。日本朋友们在机场受到廖承志会长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小川平四郎大使也到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职工艰苦奋战 找到我国北方第一个大型磷铁矿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广大职工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在河北涿鹿县矾山找到了我国北方第一个大型磷铁矿，为发展磷肥工业、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 磷矿是制造磷肥的重要资源。过去河北省制造磷肥所需的磷矿粉，都是从湖南、贵州等地运进的，成本高，运输困难。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广大职工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成功地打了一场勘探矾山磷铁矿的大会战。 广大职工在矾山会战中坚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发扬大庆工人“三老四严”的作风，他们反复查看了上千箱岩矿芯，计算对比了数千个化学分析数据，绘制出了数百张地质综合图件，比较准确地查清了矾山磷铁矿的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矾山磷铁矿的勘探任务。

第4版()专栏： 北京第一机床厂为发展电力工业做贡献 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转子槽铣床 据新华社讯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中，北京第一机床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转子槽铣床。这台大型转子槽铣床，是制造大型汽轮发电机的关键设备之一。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这台铣床在规模、性能和采用新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一九七五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北京第一机床厂革命职工遵照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用户和配套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打响了试制大型转子槽铣床的战斗。在试制过程中，广大职工精神振奋，斗志旺盛，不断加快设计和制造的进度，比计划提前一年多试制成功这台大型转子槽铣床，为迅速发展我国电力工业做出了贡献。

第4版()专栏： 赤水新貌 在举国欢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访问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河的地方——贵州赤水县。 赤水县位于黔北高原，是个“楠竹之乡”。县城座落在赤水河畔，临水靠山，是赤水河航运的重要码头之一。四十二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红军足迹遍及赤水的山山岭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精神成为这个县广大劳动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巨大鼓舞力量。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赤水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那时，全县陆地没有一条公路；河上滩多流急，只能分段通行小木船；县城没有一个象样的工厂，能搞点小手工业生产的，也只有三、四家。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人民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传统，办农业，办工业，修公路，疏航道，用自己的双手，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图。现在，从县城出发，乘机动客货轮溯流而上，可到酒乡茅台；顺流而下直达长江口。旱路，有赤（水）桐（梓）公路与川黔铁路相接。境内还有多条公路，通往农村区、社和生产大队，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在县城里，我们看到，从大街小巷到河畔山岗，建起一座座厂房，连绵十余里。在这里，已能成批生产电动机、机动客货轮、驳船、车床、农机具、化肥、碳黑、猪鬃、耐火材料，以及食糖、白酒、火柴、肥皂、铁锅等五、六百种产品。这里用楠竹为原料制成的竹筷、竹簧雕刻、竹帘画、扇子和花篮等工艺美术品，行销全国十八个省市，有些还远销国外。工业生产的发展，使这个昔日的消费城镇变成了生产城镇。 赤水县工业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全县工交战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结果。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县迅速办起一批小工厂，原有的小木船修理和其他手工业，也实现了合作化，赤水的工业生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不久，刘少奇刮起了下马风，使不少企业关门停产或压缩编制，大大削弱了生产能力。贵州省赤水航运分局船舶修造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个厂的职工学习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很快造出了机动拖轮，结束了赤水不能造机动船的历史。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这个二、三百人的厂子，一下子缩减到几十人，只能敲敲打打，搞些小修小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职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动了生产的新发展。他们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武装自己，生产能力不断扩大，陆续制造出了钢质客货轮、驳船、绞滩船、航标船、工程船、救护船二十多艘。一九七五年，职工们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按时制造出了航速快、拖力大、适合内河浅水急流航运的“志气号”拖轮，为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赤水欣欣向荣的工业，是赤水人民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行大中小并举，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坚持为农业、为大工业、为城乡人民生活和出口服务的方向，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干出来的。这里的竹筷生产，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赤水每年砍伐外运楠竹一百多万根。过去，这些楠竹的竹头，大部分当柴烧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调动了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县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城镇居民先后办起了三家筷子厂和工艺美术厂，利用楠竹尖和竹头生产竹筷，年产量达几百万双，花色品种达十多种，使“废物”得到充分利用。随着赤水地区工业人口的与日俱增，对日用工业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为了保证日用工业品的供应，这个县采取大厂带小厂、老厂增添新产品等办法，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 赤水县的工人、干部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过程中，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去年，正当全县各企业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一股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恶浪，诬蔑大干社会主义是搞“唯生产力论”，并且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煽动停工停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达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工人、干部们顶着“四人帮”刮起的逆风恶浪，坚守岗位，团结战斗，努力增加生产。 去年十月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县职工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推动工业生产滚滚向前。现在，他们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认真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他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第5版()专栏：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机关报《号角》发表社论 中国粉碎“四人帮”是国际工人阶级的胜利 旅蒙华侨和民主也门西德观众喜看《东方红》等影片欢呼粉碎“四人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机关报《号角》一月十七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并且发表社论号召美国革命人民学习这一重要讲话。 社论指出，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反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斗争。 社论说，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光辉教导的胜利。” 社论说：“作为这场严重斗争的结果，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光荣的红色的党，坚定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因此，（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的被击败也是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胜利。在中国，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已受到有力打击，共产主义事业在阔步前进。中国依然象世界工人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灯塔一样闪耀着光芒。” 社论强调说：“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应该认真学习华主席的讲话。” 新华社乌兰巴托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最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为旅居蒙古的华侨放映了彩色影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彩色故事影片《洪湖赤卫队》，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 侨胞们热情赞扬说，看了这两部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好电影，很受鼓舞，很受教育。这首先应该感谢英明的领袖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使这些被他们长期打入冷宫的革命电影重见光明。 侨胞们愤慨地说，“四人帮”罪行累累。他们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有的侨胞说：“我们旅居国外的华侨同祖国人民一样，对‘四人帮’十分愤恨；我们也同样享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真正的革命喜悦”。侨胞们表示相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将迅速发展，在文艺战线上也必将出现百花盛开春满园的景象。 新华社亚丁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中国驻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大使崔健一月十六日和十八日晚在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我国大型彩色影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招待民主也门各界朋友和其它国家驻民主也门的外交使节，受到热烈欢迎和赞扬。 放映结束后，不少朋友对“四人帮”不准放映这部反映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的优秀影片表示愤慨。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电　中国驻西德大使馆一月十六日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了中国影片《团结战斗的新疆》。 出席招待会的有德中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和各地分会的负责人。 在放映电影之前，中国驻西德大使馆代表和德中友协主席埃洛·鲍姆贝格尔先后致词，共祝中德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埃洛·鲍姆贝格尔在致词中还表示，德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沉痛悼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同时也和中国人民一起欢呼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第5版()专栏： 金边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九周年 乔森潘主席等出席　农谢委员长发表讲话盛赞革命军光辉历程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十七日广播：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一月十六日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九周年。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政府代总理农谢，政府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席，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革命军海陆空各军种的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等出席了集会。 农谢委员长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柬埔寨革命军的历史，提出了革命军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在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九周年的时候，使我们想到我们革命军最崇高的英雄主义。他们在尖锐、复杂、曲折和困难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直到完全彻底解放了柬埔寨，解放了工农群众，使他们完全和永久地成为自己国家和命运的主人。他说，我们的革命军从赤手空拳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支英勇伟大的革命军队。她无条件地忠于我们的革命组织，忠于我们工农群众，忠于我们的革命政权和我们可爱的祖国。今天，我们的军队是一支陆、海、空编制健全的军队。她保卫着祖国的边疆、海防、领空和整个柬埔寨。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过象现在这样的军队。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感到自豪。 农谢委员长说，要庄重地向军队和人民表示，我们要继承那些英勇善战的英雄们的传统，更好地完成建设和保卫我们国家的任务。为了始终不渝地保卫民主柬埔寨，保卫我们的工人和农民，为了以大跃进的步伐迅速地建设民主柬埔寨，这就是我们要很好地履行我们的职责的意义所在。 农谢委员长回顾柬埔寨革命军的历史时说，一九六七年初，朗诺卖国集团发动内战，镇压、屠杀无辜人民，大肆野蛮地杀戮柬埔寨爱国者和革命者。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我们革命的地下武装首次组织成游击队，接受我们革命组织的指挥，进攻马德望市以北十一公里的一个敌军据点，全歼这个据点的敌人，夺取武器，武装自己。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是我国人民用革命战争反对敌人的反革命战争的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一天就是我们柬埔寨革命军的建军日。 农谢委员长指出，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的武装斗争不是偶然事件。我们柬埔寨革命组织在一九六○年就确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和军事路线。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实行独裁，诉诸暴力，屠杀人民。为了铲除和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仅仅进行政治斗争并不能战胜敌人，而要夺取它们用以镇压和屠杀我国人民的武器和专政工具。因此，我们革命组织在一九六○年明确规定，必须用革命暴力，才能铲除和推翻敌人。我们应该建立革命力量，主要是建立革命军队。从一九六一年以来，我们建立了地下武装。我们的地下武装一年一年地逐步发展。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在全国十九个省的十七个省开展了游击战争。那时候，我们的武器很落后，人很少，但是，由于我们革命组织的人民战争路线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是强大的。这样的军队，任何敌人是打不垮的。我们的军队不会侵略任何人，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这条路线，任何国家要侵略我们，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是能够战胜它们的。 农谢委员长强调说，柬埔寨革命军成长到今天，她在革命运动中经受了长期的、反复的考验，在五年多的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顽强，克服了各种困难，直到取得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的伟大胜利。 在谈到国家建设情况时，农谢委员长强调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必要性。他说，柬埔寨既然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五年多的毁灭性战争，她也能够建设国家，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不需要从国外运进大米，我们能够自给，而且还有剩余以供出口。我们圆满完成了一九七六年水稻、橡胶以及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不管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我们都要保持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更好地建设和保卫国家。 农谢委员长最后说，柬埔寨的革命在各方面更加巩固并向前发展，这是目前总的形势。因此，柬埔寨一九七七年的革命形势将比一九七六年更好。

第5版()专栏： 我“八一”足球队结束访问索马里 新华社摩加迪沙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以李瑞熙为领队的中国“八一”足球队结束了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九天访问后于一月十九日离开摩加迪沙。 中国“八一”足球队于一月十八日同索马里运输部的足球队进行了友谊赛，结果以一比一打成平局。出席观看的有，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国民军第一副司令兼总参谋长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法迪勒，警察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马哈茂德·哈桑等。 在此之前，中国足球队同索马里的另外两个足球队分别进行了友谊赛。 索马里劳工和体育部一月十八日晚举行宴会招待中国足球队。

第5版()专栏： 李庭荃大使设宴招待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一月十八日设宴招待曾于去年十二月中旬访问中国的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格·奥普雷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安德烈等组成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罗共中央副部长杜·图尔库什等也应邀参加了宴会。 李庭荃大使和格·奥普雷亚副总理先后举杯为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主席的健康，为中罗两党、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而干杯！ 宴会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第5版()专栏： 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　大力开展技术革新 朝鲜林业战线职工努力增加原木生产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林业生产战线的广大职工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努力增产木材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据报道，两江道各林产事业所充分调动伐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广泛采用循环式采伐方法，在不增加劳力和资金的情况下增产了大量原木。截止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各林产事业所为矿山和造纸厂提供的原木比前年同期分别增产百分之七十三和百分之十三。 李明水林产事业所的工人为了提高原木产量，去年入秋以来新铺设了一百三十公里的林木运输道路，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促进了生产。这个林产事业所的两个林场分别提前五个月和四个月完成了去年的生产计划。三池渊林场职工积极实现伐木作业综合机械化，从而提高了原木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榆平林产事业所去年十一月完成了四十五公里林木运输道的筑路工程，实现了原木集中作业的机械化，使矿山用原木产量比前年同期有了显著增加。 另外，大坪、丰西等许多林产事业所因广泛采用循环式采伐方法，原木产量月月都有提高。

第5版()专栏：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逝世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比耶迪奇于一月十八日在从贝尔格莱德前往萨拉热窝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十八日决定，从一月十九日起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大厦开始吊唁，一月二十一日定为国丧日，为比耶迪奇主席举行葬礼。 比耶迪奇主席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积极参加了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战争。战后曾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秘书长、共和国议会议长、南斯拉夫联邦立法部长、联邦劳动部长等职。从一九七一年起，比耶迪奇就任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比耶迪奇主席曾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为发展南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比耶迪奇主席的夫人也同机遇难。

第5版()专栏： 前进中的菲律宾农业 中国新闻代表团 在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的两周中，菲律宾朋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们在发展农业、争取粮食自给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给菲律宾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依赖进口的畸形的经济体制，使菲律宾人民每年要吃大量的进口粮。近两年来，经过大力发展农业，菲律宾已经做到粮食基本自给了。这是菲律宾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个重大成就。菲律宾政府国民经济发展署的一位负责官员对我们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首先要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第二步才能做到工业独立发展。 菲律宾是一个美丽富饶的群岛之国。那里有着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当我们穿越中吕宋的一望无垠的水稻田时，我们看到一种很新鲜的景象：在毗邻的稻田里，有的秧苗嫩绿，有的稻禾茁壮，有的稻穗黄熟，有的正在收割，有的已经翻土。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在这里一年有可能种两季至三季的水稻。达沃的香蕉园，又是另一番壮观的景象。香蕉园犹如浩瀚的海洋，一棵棵香蕉树又粗又壮，大串大串的香蕉一般有四十几公斤重，最重的达到九十几公斤。参观过菲律宾甘蔗园的人还告诉我们，那里的甘蔗园大部分是沙壤土，土层深厚、疏松、肥沃，甘蔗生长期有十至十二个月，全年都可以种甘蔗，边种边收。这一切说明，在菲律宾，无论是种植水稻、种植经济作物，还是种植各种水果，都是十分理想的。菲律宾朋友自豪地说，“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总是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菲律宾的地可是宝地啊！”是的，菲律宾的地确实是宝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有多少这样的宝地啊！当这些国家坚决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控制和掠夺，自力更生发展农业，解决粮食自给问题时，宝地就真正能够为本国人民献宝了。 菲律宾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在菲律宾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降雨量集中，每年还从太平洋刮来二十多次强台风。水利建设是个突出的问题。菲律宾政府和人民正在逐步地开发全国七条河流的丰富的水利资源，以便尽可能地扩大农田的灌溉面积，并且在雨季力求做到能够抗洪防涝，在旱季能够抗旱，同时为水利建设提供更多的电力。他们有一个规划，争取于一九七七年在产粮区的灌溉面积扩大到五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现在，在中吕宋，治理邦板牙河上游工程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伊萨贝拉和卡加延地区，治理河流的综合工程也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当我们乘车来到邦板牙河上游水利工程工地时，一座长一千六百一十五米、高一百零七米的潘达邦甘大坝巍然屹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水库可储水三十亿立方米。在雨季可灌溉八万三千公顷土地，旱季也能灌溉七万八千公顷。由于灌溉面积的扩大，当地粮食产量也由二十万两千吨激增至六十五万吨。同时，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也大大增产。 为了大力发展农业，增产粮食，菲律宾有关当局和广大农民还不断改革农业生产技术，采取新的生产措施，并且选育优良品种。 为了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经济剥削、掠夺和控制，在大力发展农业中，菲律宾不仅努力增产粮食，而且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实行多种经营。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推动传统的经济作物如甘蔗、椰子以及香蕉、菠萝等的继续发展。特别叫人高兴的，是菲律宾现在能够自己生产棉花了。 过去，菲律宾每年要花四千万美元从美国进口棉花。多少年来，菲律宾人民就想摆脱这种依赖进口的状况，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却一直散布着“菲律宾不能种棉花”的神话。五年以前，外国的所谓专家还振振有词地说，在菲律宾种植棉花，气候、土壤都不适宜，还有风灾、虫灾……但是，菲律宾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没有被唬住，他们就是要自己种棉花，而且就在外国专家大发谬论的第二年，在菲律宾北方的两个省收获了籽棉二十四万公斤。实践已证明从吕宋的西部到维萨亚的部分地区都适宜种棉花，而且产量相当高。据规划，到一九八○年，菲律宾就有可能达到棉花自给了。当菲律宾朋友介绍他们种植棉花成功的历程时，我们同他们一样感到自豪，和他们分享喜悦。 菲律宾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近几年来，菲律宾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由衷地庆贺菲律宾人民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菲律宾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据新华社（附图片） 吕宋岛的中央平原，素有“菲律宾谷仓”之称。这是农民在耕整稻田，准备插秧。 中国新闻代表团摄

第6版()专栏： 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新年文告或讲话 非洲形势一片大好　加强团结乘胜前进 依靠自己力量，反帝反殖反霸，发展民族经济 据新华社讯　新年伊始，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洲统一组织负责人纷纷发表新年文告或讲话，畅谈非洲人民去年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决心在新的一年中要更加团结，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在谈到南部非洲人民去年的斗争胜利时，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文告中说，南部非洲人民“目前赢得人类权利的条件比过去更好，对于开展解放南部非洲被压迫群众的战争，形势非常之好”。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在文告中说：“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战场上，取得了新的胜利。”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在祝贺南部非洲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时，强调指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说：“毛泽东主席给世界所有革命者留下的伟大教导之一，是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说，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战胜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法西斯主义。”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在文告中指出：“安哥拉问题只有通过三个解放组织之间的民族对话才能得到解决”。他说：“其中一个组织凭着外国的大规模干涉而取得了胜利”，“然而，安哥拉本国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在新的一年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要继续加强团结，争取非洲的完全解放。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在讲话中重申，喀麦隆“将同非洲其他国家紧密团结，为反对迄今还继续存在于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统治而顽强斗争”。几内亚总统杜尔在文告中说：“今年刚刚开始，它要求我们同其他各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以更大的决心去铲除南部非洲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各国领导人还强调，在新的一年里要加强对南部非洲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阿希乔总统在讲话中表示要“帮助南部非洲尽快获得完全解放”。加纳国家元首阿昌庞提出要警惕帝国主义者制造不团结和误解，以便破坏非洲人民正在努力争取的神圣目标。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姆布穆瓦在文告中说：“非洲统一组织，即所有非洲国家和人民决心用一切办法支持他们的斗争。” 去年，非洲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在新的一年里，他们决心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成绩。 在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饱尝超级大国“援助”苦头的非洲人民还认识到，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不能依赖“新殖民化形式”的“援助”，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奥巴桑乔将军在讲话中指出：“要获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较少地依赖别人和更多地依靠我们自己。”阿希乔总统在文告中表示，喀麦隆要动员全国一切可能的力量，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真正因素。 过去的一年，也是非洲人民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团结一致，与超级大国激烈斗争的一年。在新年开始之际，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这种团结和斗争。卡翁达总统说，“超级大国正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超级大国走了一步，另一个超级大国也要走一步。”他说，“我们面对史密斯的叛乱已经十一年了。”美国对此“无所作为，直到另一个超级大国来到安哥拉。现在他们（指美国人）发出威胁说，如果安哥拉的情况在津巴布韦重演，他们不会袖手旁观。”“从所有这一切当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非洲必须尽一切可能做到真正不结盟。”阿希乔总统在文告中说，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加强团结，以便巩固它们的民族独立和加速经济发展。埃亚德马总统在讲话中说：“我们正在为建立和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积极贡献。”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也强调，人类急需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6版()专栏： 莫桑比克军队反击罗得西亚侵略 新华社马普托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电　据莫桑比克《新闻报》一月十五日报道，一月十二日，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十架喷气式飞机和一架直升飞机入侵和袭击了莫桑比克马尼卡省马派地区。莫桑比克武装部队英勇反击，击落敌人喷气式轰炸机一架。这架敌机在莫桑比克领土上坠毁，机上四名敌人死亡。 新华社马普托电　据莫桑比克通讯社报道，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再次入侵莫桑比克马尼卡省希坦加地区，并且使用了空军和凝固汽油弹，遭到莫桑比克军队的反击。 种族主义军队十二月十七日就进攻了希坦加地区，打死八名莫桑比克人，打伤十名。 十二月以来，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发动多次进攻，在它们野蛮的入侵中，首次使用了残酷的凝固汽油弹。种族主义军队十二月份至少七次进攻了莫桑比克。

第6版()专栏： 贝宁击溃国际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讯 科托努消息：据贝宁“革命之声”电台报道，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一月十六日上午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贝宁军队一月十六日晨击溃了一小撮外国雇佣军对贝宁城市科托努的武装入侵。 据报道，由一架DC8型飞机运载的一批外国雇佣军，一月十六日晨入侵科托努，并从科托努机场向总统府进攻。贝宁军队立即进行反击，击溃了这批雇佣军。 克雷库总统在谈到这次入侵时说：这批“雇佣军是由国际帝国主义出钱雇佣的”。他指出：“显然，我们必胜，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国人民是不屈不挠的和不可战胜的。”他号召贝宁人民团结起来，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

第6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新沙皇的梦想 新沙皇日夜梦想出黑海，称霸地中海，进而西出大西洋，南下印度洋，夺取全球海上霸权。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他所著的一书中，就曾毫无顾忌地道出了他们所继承的老祖宗的心底，“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航自由”，“是俄国沙皇梦寐以求的目标”。 野心毕竟是野心，迷梦终归是迷梦，要如愿以偿，谈何容易！迄今为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随心所欲地进入地中海，一系列的战略要地还没有控制在它的手里。首先是那扼从黑海到地中海咽喉的属于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然后是不可逾越的爱琴海，以及爱琴海南端具有“瓶塞”作用的属于希腊的克里特岛；再有一个则是被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塞浦路斯岛。这就是苏联对于地中海东端三个主权国家——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之所以挖空心思极欲渗透、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过去的一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又下了不小的功夫，使用了不少手段。手段之一，炫耀武力，军事威胁，迫人屈服。新沙皇在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外高加索举行大规模陆空军演习，耀武扬威。它从黑海调遣了大批舰只通过土耳其两海峡，经爱琴海，闯进地中海，并在爱琴海的希腊岛屿附近建立了海上活动基地。对于这一切，土耳其报纸不安地写道：土耳其人民担心，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将会占领海峡。土耳其武装部队作出决定，把海峡的防御交由土军总参谋部直接管辖。希腊《人民之路》周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是一个用枪炮瞄准我们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手段之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从中渔利。土耳其和希腊在解决两国间的一些争端，诸如爱琴海大陆架的划分问题、两国的领海和领空问题等时，苏联都乘隙削尖脑袋往里钻，挑拨离间，混水摸鱼。特别是去年八月中旬，正当土希两国外长在纽约准备就爱琴海分歧问题举行会晤时，苏联迫不及待地分别致函土希两国政府，赤裸裸地提出，苏联在这一地区“有自己的利益”，要“确保”苏联军舰和船只“不受妨碍地自由通行”。 在这一地区，新沙皇还死死抱住塞浦路斯问题不放，极尽其干预、破坏之能事。去年，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和有关方面都对尽早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意愿。然而，这却急坏了新沙皇，它以百倍的疯狂进一步施展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阴谋，使它的干涉合法化。在去年六月安理会和十一月联大会上，苏联代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向塞岛派遣“联合国调查团”和召开“国际会议”的主张。此计流产，苏联花招又翻新。十一月二十六日，它利用华沙条约缔约国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发表的宣言中悍然要求“在全欧会议最后文件的精神和文字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是苏联第一次利用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这实质上就是要在“缓和”的烟幕下，由苏美两霸再加上“华约”“北约”两个军事集团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把塞浦路斯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变成一句空话。 用心险恶和手段拙劣的新沙皇在土、希、塞三国之间朝秦暮楚，口蜜腹剑，伪善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希腊一家报纸所指出：“莫斯科只不过是在玩弄自己的花招，根本不是为了我们。”三国政府和人民对新沙皇已经有所警惕。他们也相信他们之间的任何问题，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友好平等协商，是能够独立自主地得到合理解决。地中海东端这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区，终究是属于土、希、塞三国人民的，苏联新沙皇的扩张迷梦终究是要破灭的！

第6版()专栏： 肯尼亚《民族日报》发表读者来信 谴责苏美竞相出售武器加紧军备竞赛 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电　肯尼亚《民族日报》最近发表读者来信，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出售武器和进行军备竞赛。 一封题为《俄国和军备竞赛》的读者来信说，苏联鼓吹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它却热衷于向其它国家出售武器。来信还说，苏联鼓吹缓和，可是它继续发展它的核能力。 另一封题为《超级大国仍然在竞相出售军备》的读者来信中说，“裁军是不可能的，限制军备只是一种理想，防止核扩散是一种空谈。缓和是易于谈论而难于实行的想法。”这封信还说：尽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声称反对军备竞赛，但是军备竞赛毫不减弱地在继续进行”。来信指出：“发达国家可以裁发展中国家的军备，但是谁去裁大国的军备呢？”

第6版()专栏： 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访问南斯拉夫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电　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一月十四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合作的现状与前景以及国际关系中的迫切问题全面地交换了意见”。 联合公报说，双方“成功地发展着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并为这一合作的长期和稳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6版()专栏： “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发达 今日之苏联有五十多个教派，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信神 在今天的苏联，宗教活动大肆泛滥。 宗教组织 名目繁多 据报道，目前在苏联有十多种宗教，五十多个教派，两万多个宗教组织，各种教徒达五千多万，占全苏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承认，现在“各种教徒的人数在增加”，“许多神还活着”，各种教派“都在活动，它们都在起作用，都在争取人心”。 东正教是苏联最大的一个宗教派别。一九七六年四月，西德《播种》杂志在题为《俄国有多少东正教徒？》的文章里说，“可以同意这样一种看法，百分之六十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卡累利阿人和摩尔达维亚人仍然信仰（尽管是消极地）东正教”。在莫斯科，庆祝东正教复活节的活动一年比一年盛大。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莫斯科通讯报道说，“在这个辽阔的国土上，数以千计的手持烛光者的队伍在午夜围着一所教堂，这几乎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亲眼看到了俄国庆祝复活节的传统方式——他们的人数证明，最近几年，这里的宗教活动有所恢复”，“成群结队的青年在复活节时挤在教堂外面的庭院里，为的是看一看教士的贴金长袍、教堂的富丽堂皇的内部、五色缤纷的仪式，闻一闻供香散发出的阵阵异香，听一听圣歌。” 天主教、新教、犹太教在苏联也日趋活跃。天主教和新教徒还出版教历。苏联《新时代》一九七六年第十六期说，苏联目前有两百多个犹太教会，其中九十二个设有经常开设的教堂。 除了以上所述各种主要教派以外，在苏联还有其他一些名目繁多的教派，其中包括某些杀人祭祀的迷信组织。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苏联《汽笛报》的一篇《答读者问》里说到目前苏联的宗教仪式时就说，“笃信残忍教派的信徒们把自己和别人搞成残废，有时甚至用人作牺牲品……” 信教的人越来越多 在苏联知识分子中，信教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知识分子对宗教理论很感兴趣。莫斯科的一些诗人、作家、艺术家甚至以结识东正教神甫为荣；教师、医生和艺术家参加宗教活动的消息在今日苏联的报刊上更是屡见不鲜。据苏联《消息报》报道，一个名叫斯米尔诺娃的生物学家竟为宗教大唱赞歌。她说，“宗教对我来说，始终是有魔力的”；“宗教如果对人民来说是鸦片，那么少量的麻醉剂是有益的。”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入党十九年的女演员塔拉索娃死前留下遗嘱，要求给她举行宗教葬礼。 苏联《真理报》承认，有一些州里有“党团员参加宗教仪式”。《立陶宛共产党人》杂志也透露，“有些基层党组织纵容宗教传统或者迎合宗教传统。”这种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因此，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白俄罗斯《青年旗帜报》认为有必要报道关于了解青年对宗教的态度的社会调查和“某些共青团员对待宗教的特殊态度”，而且连莫斯科中央电视台也认为有必要在答电视观众问的节目中，回答“为什么党员也有信教和搞宗教仪式的？”这一类问题。 不仅如此，宗教活动还深入到军队中。据《红星报》透露，苏联军队中就有信教的人。有一个雷达连，有不少的人信教，其中有个信教的列兵把宗教书籍缝在军服里，“爱它胜过自己的眼睛”。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记者也不断报道，在苏联可以看到，到教堂做礼拜的有“来自兵营的穿制服的士兵”在莫斯科教堂里，牧师为之祈祷的人中还有苏联军人。苏联陆海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说，在苏联军队中有被宗教“所迷惑了的士兵和水手”，有一些“青年人参军后还信仰宗教”。 为宗教唱赞歌 苏修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麻痹人民，对日益泛滥的宗教活动采取怂恿和扶持的做法。不久前，苏联再版发行了《圣经》。这是二十年期间第三次出版。一九七六年年初，塔斯社就透露，这次出版是“为纪念俄文版圣经初次问世一百周年而安排的”，并且还承认目前苏联存在的教会和宗教团体经常出版圣经、圣歌集、祈祷书和其他宗教书籍和杂志。 苏修统治集团还挖空心思为怂恿、扶持宗教迷信活动制造理论根据。苏联《科学与宗教》杂志早就连续发表了《现代俄国东正教的进化》文章，鼓吹“共产主义基督教”，说什么“共产主义基督教的观念构成了对俄国东正教进行社会解释的核心”，东正教的“人间天堂同共产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 （凡文）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恐惧创造神” 自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为什么宗教活动会这样惊人地泛滥起来呢？ 六十多年以前，列宁指出：“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379页） 今天，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苏联广大人民群众被重新抛入灾难、折磨的深渊。有些人在恐惧和苦闷中消极地去教堂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这是宗教迷信在苏联重新泛滥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苏联报刊在谈到人们信教的原因时，也不得不承认，“宗教信仰是生活冲突和危机状况的结果。”这里的所谓“生活冲突”，就是有增无已的生活灾难；这里的所谓“危机状况”，就是日益加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克里姆林宫对宗教活动采取怂恿和扶植的做法，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这种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人民，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苏修领导集团为了保住他们的宝座，瓦解人民的反抗意志，除了使用物质刺激、靡靡之音、黄色读物等诲淫诲盗的手段之外，当然也要乞灵于宗教迷信这一麻醉剂。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恩选集》第3卷第402页）上帝没有能救老沙皇的命，又怎么能帮新沙皇的忙呢？勃列日涅夫之流不管怎样搬神弄鬼，也是无济于事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会把束缚他们的精神枷锁，连同苏修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