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兵 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它从剖析反动影片《反击》中的所谓“走资派”的形象入手，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搞出这部影片，他们倾巢出动，一齐上阵，定主题，选外景，临现场，发指示，紧锣密鼓，喧喧嚣嚣，忙得不亦乐乎。影片刚开拍，就一催再催，急如星火；摄制未完，就布置吹嘘鼓噪；连某月某日登广告都已定好。可是，到预定出笼的前夕，张春桥又突然下令暂不公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露了底：“要等时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家伙，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他们就要举起资产阶级的钢刀杀人了。这哪里是拍摄电影？这哪里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分明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猖狂进攻，分明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预演。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部反革命狂想曲还没有来得及演到最后一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这部影片不仅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也成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时就指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今天，把反动影片《反击》拿出来示众，以供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和它的炮制者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毒草是可以肥田的。让我们一起来锄掉《反击》这株毒草，以肥社会主义之田吧！ 电影《反击》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影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是省委第一书记韩凌。他头上有三顶大帽子：“走资派”，“还乡团”，“刽子手”。“四人帮”杜撰韩凌这个典型，是为了丑化革命的老干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倒打一耙，走资派陷害革命派“走资派”。不错，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推行篡党夺权、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那么，为什么说《反击》中“走资派”形象的塑造过程，却是个阴谋呢？这是因为“四人帮”及其亲信所说的 “走资派”，是按照他们所谓老、大、多的理论炮制的。所谓“老”，就是资格老。在“四人帮”看来，凡老皆 “修”，越老越“修”，他们把老革命都说成“民主派”，又把“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说成“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在影片中，韩凌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要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了。所谓“大”，就是权力大。韩凌职务的设计，就是按照这样的条件不断升级的。先打算写校党委书记，后改为教育厅长、省委文教书记，最后确定就写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要从他嘴里“说到中央”。“四人帮”的亲信扬言，他们的写“走资派”，“就是要抓”韩凌这样的坐着“红旗车”的“大家伙”。所谓“多”，就是数量多。按照“四人帮”的理论，走资派简直无处不在，遍地乱走，除了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是走资派外，省报主编、黄河大学革委会主任等等统统被写成走资派，一个个都是“顽固不化”，“不肯改悔”。总之，“四人帮”所说的“走资派”，“大”至中央，“多”到全国，“老”到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没有他们自己。 “老、大、多”，关键在于“大”。“四人帮”的所谓“写走资派”，矛头是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中就是这样：他们把韩凌写成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处心积虑地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故意用周总理生前某一位秘书的名字作为韩凌秘书的名字。经人指出之后，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他们还故意把影片中那个反革命组织的名字叫做“拯救四化委员会”，公然影射和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用心何其毒也！不仅如此，《反击》剧本一脱稿，“四人帮”的亲信就立即指令接着写《反击》续集，并再三强调主题要反映“按既定方针办和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猖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按照“四人帮”的计划，他们的“反击”还要续下去。续下去还要反对谁？不用问，有他们的“既定方针”摆在那里，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一个，他们就反一个，有多少，他们就反多少，他们的“反击”，就是要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剩下他们自己那一帮。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不是常常摇头晃脑地讲自己最懂“辩证法”吗？岂不知，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常常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的小丑。既然“四人帮”精心设置的“走资派”是这样多，要打倒一大片，那么，他们自己岂不就是“一小撮”了吗？事实正是如此！“四人帮”总是自觉地站到八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面前，他们永远显得十分孤立、十分虚弱、十分渺小！而越是这样，他们便越是“自我扩张”，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反击》中，“四人帮”一面把革命的老干部污蔑为走资派，一面又拚命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的所谓“老干部”赵昕，就是他们竭力吹捧的一个“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这样吹捧？因为她是江青的化身。这个戴着“江式眼镜”的赵昕，竟然操着江青的腔调，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她“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过来了！”好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老革命”！谁不知道，当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四人帮”中的所谓“老革命”，正在为敌人缴械，向敌人投降呢？当年争演《赛金花》、向独夫民贼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不就是这个江青吗？！他们爬过什么“雪山”？他们爬的是敌人的“狗洞”！他们走过什么“草地”？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天花天酒地！而这帮连歌颂伟大长征的《万水千山》都不肯看一看的家伙，竟然要在银幕上为自己捏造亲身经历“雪山、草地”的“光荣历史”了！这真比当年刚刚混进革命队伍的林彪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南昌起义”的代表还要无耻！ 究竟谁是走资派？“四人帮”在《反击》中把韩凌描写得昏庸无知、腐败不堪，企图用歪曲丑化的手法，把他写成革命老干部的典型。我们说：“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写的这个“走资派”，象则象矣，但并非“维妙维肖”！如果把江青的自我吹嘘、想当女皇也写进去，岂不美哉？如果再把王洪文在上海百货商店，一手提着店中出售的玩具鸟笼，一手叉着腰，晃着脑袋，抖着腿装流氓的丑相也照下来，岂不快哉？走资派韩凌的房间，不是还缺少张春桥家里那么多进口的电视机吗？你让韩凌闹个“不懂马列”的笑话，未免空洞，如果把姚文元那些连篇累牍的黑文中用修正主义货色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事例加进去，就充实得多了！只要把你们“四人帮”的“真人真事”如实写出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就很象一个走资派的典型了！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这些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从历史反革命到现实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他们走过的道路；从不断捣乱到最后灭亡，就是他们的必然归宿。 贼喊捉贼，复辟派乱揪“还乡团”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把革命派打成“走资派”，自己便会显得很“革命”，这就是“四人帮”“写走资派”的一个目的。然而，这种“倒打一耙”的把戏，还只是他们反党三部曲的第一部；还有第二部：“贼喊捉贼”。在一片“革命”得很，也激烈得很的口号声中，“四人帮”进一步把他们攻击的“走资派”，打成“还乡团”，从而，他们自己也就在与这种“还乡团”作“殊死搏斗”中打扮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于是，便需要给韩凌戴上第二顶大帽子：“还乡团”。 提起还乡团，人人咬牙关。对那种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地主阶级别动队，谁不切齿痛恨呢？“四人帮”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是为了煽起人们对他的憎恨，以便捉而打之。但是，只要我们翻开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一看，便会哑然失笑：原来里边装的是另外一种货色！ 什么是“四人帮”所说的“还乡团”呢？还是让我们看看对韩凌的出场安排吧！韩凌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坐着“红旗车”回来官复原职的。只见他满脸横肉，放声大笑，口出狂言，心怀叵测，正在得意之际，忽然江涛的“开门办学大军”迎面截断了他的去路，于是韩凌只得气急败坏地喝令司机：“开倒车”。这一下，明白了：他们所谓的“还乡团”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工作，即他们所谓“官复原职”的人。“复职”就是“复辟”，这就是“四人帮”写“还乡团”的第一条原则。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二条原则是：老干部重新工作后，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不肯改悔。在炮制《反击》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最后是否可以“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这种看法立即遭到“四人帮”亲信的痛斥，说什么，这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理解不够”，还公开叫嚣：“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什么“重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项重大理论，没有被他们歪曲，被他们修正？他们的所谓“重大理论”，不过是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不过是“四人帮”篡党窃国的一整套“既定方针”。什么“多余的”，他们公然把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说成是多余的，他们反毛主席的丑恶目的暴露得多么清楚，他们是专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三条原则是：“复辟派”有 “一层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授意下，影片里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批判的干部都被写成耿耿于怀、怨气冲天，而韩凌一上任，又无不加官晋爵，沉渣浮起，成为韩凌反攻倒算的帮凶。用“四人帮”亲信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还乡团除了团长，还有副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呀，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和韩凌“有一样思想的有一层人，要解决这一层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请看，“四人帮”眼里的“还乡团”哪里是“一小撮”，分明是一个团、几个团，甚至几十个团，简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复辟大军”！ 根据这三条原则，“四人帮”便提出了一个激烈得很的口号，叫做：“揪一层”和“层层揪”。 这是一个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口号！ 这个口号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绝大部分革命老干部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但是，“四人帮”却把这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看成老冤家、死对头，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揪出，一概打倒，都扫进十八层地狱。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在《反击》中，“四人帮”把韩凌的“复职”当作“复辟”路线的具体体现，并极力渲染韩凌怎样狂热地大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更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岂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够随便使其“官复原职”的吗？而且，他们写韩凌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象韩凌这样“一层人”“复职”即“复辟”的“根子”在哪里？“四人帮”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四人帮”通过韩凌形象的塑造，企图向人们展示这样的逻辑：老革命都是“走资派”，“走资派”都是“还乡团”，“还乡团”都该被打倒，而他们所以没有被打倒，还复了职，因为他们的根子在中央。请看，“揪一层”，“层层揪”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揪一层”，哪一层？“层层揪”，怎样揪？“四人帮”用自己的丑恶表演，作了具体的回答。在《反击》中，他们表现出：“揪一层”，就是要通过揪与韩凌不相上下的独当一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进一步查“根子”、追“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把这“一层人”揪出来，地方就乱了，中央就空了，他们就好乱中夺权了。所以，他们塑造韩凌，就是为了“电影一出来，就在各地掀起一个揪省委第一书记的运动”，从而把全党全国都搞乱！其实，他们哪里等得及影片出来，还在拍摄过程中，这个“运动”就已经开始：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操纵下，《反击》摄制组到那里去拍外景，那里就掀起揪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逆流。从而，在摄制组里，发生了递送黑信、搜集黑材料等怪现象，在电影的拍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大标语。更有甚者，有的人不断用电话同北京联系，声称只要“影片一通过，立即就去揪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次，“四人帮”的亲信看到一批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到一个学校去参观，就咬牙切齿地说：“来了一群还乡团”。既然是“还乡团”，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都在该“揪”之列！可见，这些主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一层”党政军负责同志，都是“四人帮”要揪的对象。 “揪”韩凌这样“一层人”还只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接着便是“层层揪”。层层揪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小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生产队，来一个全面大夺权，借用《反击》中的一句话，叫做：“不听话， 新的老的一块撸！”“四人帮”不是强调要写“省、市、地、县”都有“走资派”吗？不是要通过韩凌这一层人“说到中央”，来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必须指出：影片中“说到”的“中央”，实际上是指当时已经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张春桥不是一面抛出“写走资派”的黑纲领，一面在那里恶狠狠地诅咒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吗？“四人帮”的亲信不是一边炮制《反击》，一边咬牙切齿地狂吠：“中央出了大走资派”，“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大平”吗？这就是要为他们反对华国锋同志，全面夺党中央的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在“四人帮”的明文规定下，为了配合他们“层层揪”，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不是都非得写走资派不可吗？没有写的，就硬加一个；原来改悔的，不准改悔！一时间，在舞台上，在银幕里，“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还乡团”的队伍到处跑。“四人帮”过去高唱要以“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占领舞台中心”，如今却让无数个“走资派”占领舞台，这岂不是绝妙的讽刺吗？然而，这正是“四人帮”所要制造的那种场景：我们的国家真的已象《反击》中所描写的那样，“走资派”正占领着政治中心，到处是“乌云翻滚，浊浪排空”，非由“四人帮”这些“救世主”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不可了。 请问：到底谁是“还乡团”；究竟谁该“揪出来”？比起历史上那些复辟派来，“四人帮”表演得也够充分了：他们把专横跋扈、篡位夺权的吕后抬出来“学习”，他们对投降卖国的慈禧太后自愧不如，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伪造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做好了标准头像，选好了黄道吉日，准备一旦大功告成，便要面南登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这些封建帝王的好子孙，复辟牌“帽子公司”的总经理，难道不正是当代最大的“还乡团”吗！ 一枕黄粱，癞皮狗变成落水狗 《反击》中韩凌这个形象，最终在于说明：韩凌这样“一层人”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于是，韩凌的帽子除了“走资派”“还乡团”之外，还有第三顶：“刽子手”。“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三部曲也就到了最后阶段：取而代之。 影片中写到，韩凌为了强行贯彻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竟然到处制造白色恐怖，随意撤换党的干部，甚至把“正确路线的代表”江涛投进监狱。《反击》通过一系列阴森恐怖、凄凄惨惨的描写，“控诉”了韩凌“迫害江涛”的“罪行”。矛盾发展到高潮，江涛含义深长地大声疾呼：“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 好一个“很大一部分权力！”江涛这一声呼喊，的确是《反击》的“点睛之笔”，它暴露了矛盾的性质，表现了冲突的焦点，也最后供出了“四人帮”把韩凌写成“刽子手”的恶毒用心。 韩凌和江涛的矛盾，显然已上升为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韩凌成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甚至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厉害的反革命。江涛是这样“控诉”他的：“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韩凌既然如此罪大恶极，当然应该坚决打倒。但是，请注意，《反击》中的韩凌，可是“四人帮”精心杜撰的“老、大、多”的“走资派”的典型。他们意在表明：“修正主义上台”，不仅仅是韩凌一个。韩凌烂掉了，省委烂掉了，省报烂掉了，党的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岂止如此，韩凌所代表的那“一层人”也就都烂掉了，也就是各省的省委、省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都和韩凌所在的省一样，烂掉了！而且，他们是有根子的，根子在“中央”。这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都在干着“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坏事。如果把所谓“一层人”换成一小撮，把党的各级领导换成“四人帮”，这样的描绘倒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这里，“四人帮”所攻击的，却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控诉”的，却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能混淆。谁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亲笔写下的篡党复辟的提纲中，不就有“怎样巩固政权，杀人”这样几个血腥的字眼赫然在目吗！在《反击》炮制的过程中， “四人帮”的亲信一面千方百计把韩凌打扮成老干部的代表，一面咬牙切齿地说：“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律。我想将来政策上总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还十分惋惜地说：“我们动手慢了点，不然‘五一’可以枪毙一批！”请看，他们不正是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吗？这帮害人虫难道欠下人民的血债还少吗？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他们残酷迫害周总理；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无情镇压，投进监狱。这笔笔血债，一定要彻底清算，决不能心慈手软。 “四人帮”写“走资派”是为了“揪走资派”，“揪走资派”是为了“取而代之”，简言之，就是为了夺权！怎样才能“取而代之”呢？“四人帮”通过江涛对韩凌的夺权，描绘了一幅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政变的蓝图。这个江涛，以貌似革命、实质极右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教育革命的旗手”，然后以黄河大学为基地、教育战线为前沿，全面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接着，便四面伸手，八方策划，把自己凌驾于校党委乃至省委之上，把自己控制的刊物凌驾于党报之上，当做经典，指导运动，甚至动用民兵，企图作为“借用力量”，策划反革命政变。无论“四人帮”如何百般掩饰，难道这不正是他们自己篡党夺权活动最真实不过的写照吗？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自然不仅仅是要推翻一个省委书记韩凌，他们要颠覆的，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走卒曾经一语泄露了“四人帮”的天机，他愤愤不平地说：“四届人大，部长的职务差不多叫他们抢光了！”一个“抢”字，境界全出。原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象林彪那样“抢班夺权”！可不是吗？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正因为毛主席不准他们“组阁”，所以他们没有“抢”到几个部长，因此对按照毛主席指示继续领导国务院的周总理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使“四人帮”大失所望，怨恨已极。“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书写着《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黑文，喷出了要以他们的“新桃”换无产阶级 “旧符”的毒汁。紧接着，他们又急不可待地拍摄了反动影片《反击》。他们是抓得多么紧，“抢”得是多么快呀！ “四人帮”疯狂地向着坟墓奔跑，不断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射炮弹。《反击》就是他们的“重磅炮弹”，声称要“在走资派那里”成为“强级地震”！他们幻想着：只要《反击》这颗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弹一打响，他们制造的“强烈地震”一发生，他们那个“锁在烟雾中”一心想当女皇帝的江青就会“露峥嵘”，坐龙庭；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他们就要以法西斯专政代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地球决不会停止转动，历史的巨轮，难道会因为有你们这几只横行的螃蟹、挡车的螳螂，就停步不前吗！ 就在“四人帮”垮台的当天，他们的一个心腹，《反击》的直接炮制者，还恶狠狠地发出狂吠，说什么“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他们所谓韩凌这“一层人”，实即中央到地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完全打倒，他们就可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消说，他们理想中的这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永远也不会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整象他们这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教导，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我们还要进行多次，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惜“四人帮”先生们，连第二次都没有等到，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而且很快地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反击》这支反革命狂想曲也只能随之幻灭了！ “四人帮”利用《反击》掀起的所谓“江涛”，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现在，才真正到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发起坚决反击的时候了！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反击，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由华主席亲自指挥的，亿万军民对“四人帮”的一场大决战，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嚣张一时，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看你们还往那里逃跑！正是： 四海波涛间天涌 千军横扫“四人帮”！

第1版()专栏： 排除“四人帮”干扰　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 安徽省工农业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 新华社合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安徽省广大职工和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排除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划清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同修正主义“利润挂帅”的界限，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全省财政收入增加，形势大好。到一九七六年底，这个省的财政收入已完成计划，创造了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全省有三个地区、二十六个县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计划。 安徽省一九七六年财政收入完成得好，是广大工农群众和财政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财经工作的各项政策，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后取得的。一九七六年，安徽省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努力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省农业夺得了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一成以上；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七五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一，为全省增加财政收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歪曲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极力混淆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的界限。谁要抓一下财务管理，搞一搞经济核算，他们马上就给扣上“利润挂帅”的大帽子。为国家增加积累是“利润挂帅”吗？安徽省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厉行节约”、“增加积累”等一系列论述，正确区分为国家增加积累同“利润挂帅”的界限，批驳了种种奇谈怪论。他们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国家要积累”。我们要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加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如果大家都不为国家增加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从那里来？无产阶级专政怎能巩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是我们的光荣职责，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任务。而“利润挂帅”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是不按计划办事，以“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一味追求利润为基本特征的。因此，为国家增加积累和“利润挂帅”有着本质的区别。广大干部群众划清了界限，积极采取措施，增加收入，节约支出，为国家积累资金。中共铜陵市委带领广大职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努力增产节约，使全市企业积累大幅度上升。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全市企业收入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六三，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一点八倍。全市的工业成本，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底也比上一年同期降低了百分之六。蚌埠市皮革厂党总支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发动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坚持实行班组经济核算制度，依靠工人群众理财。他们在各个班组设立了政治宣传、经济核算、计划统计等六大员；车间在党支部领导下，设立了群众管理组，厂部在党总支领导下，成立了六个群众管理委员会。全厂的企业管理越搞越好，成本逐年下降，原材料消耗逐年降低，企业积累逐年提高。在提前超额完成一九七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一九七六年又月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上缴利润比一九七五年有较大增长。 “四人帮”到处煽动停工停产，鼓吹不怕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激起了安徽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善人民生活，对某些商品允许有合理的亏损，这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这和“四人帮”鼓吹的“不怕亏损”完全是两回事。即使是这样的单位，也应该开展增产节约，努力做到少亏或者不亏。例如，六安渒河化肥厂是个小型化肥厂，为了支援农业的需要，在建厂初期暂时发生了一点亏损。但是，这个厂的职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自己动手改造设备，挖掘潜力，把全厂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倍，全厂百分之八十的备品配件都由自己解决。他们还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修旧利废，节约代用，使全厂转亏为盈，连续三年为国家提供了积累。而“四人帮”鼓吹的“不怕亏损”论，则是反对企业为国家增加积累，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国国民经济搞垮，然后嫁祸并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打倒“四人帮”，安徽省人民心舒畅。目前，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财贸、人民公社等部门，正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搞好增产节约，加强财务管理，搞好经济核算，认真执行国家财经制度，决心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1版()专栏： 表彰先进　树立正气 南京无线电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视察过的单位。多年来，这个厂坚持这样一条革命传统：每到这一天，表彰先进，树立正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昨天上午八时半，全厂三千多人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视察二十一周年，并表彰了五个先进车间 （科、室）、二十三个厂级先进班组、一百八十名厂级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十一名学大庆先进标兵、五个学大庆先进标兵班组。他们披红戴花，斗志昂扬地登上主席台；群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向他们学习。全厂呈现一派学先进赶先进的热烈气氛。 去年，王张江姚“四人帮”插进黑手，制造混乱，破坏南京的大好形势。当时，南京无线电厂党委认为：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你要乱，我不乱。如果好的不香，坏的不臭，邪气横行，先进受压，怎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在毛主席来厂视察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又一次表彰了从车间、班组层层评选出来的一千零九十四名先进人物，有针对性地在全厂树立了十名标兵。其中有：敢于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老工人、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的好党员、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技术员、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的好班长、继续革命立新功的复员军人、多年一尘不染的后勤战士、迎着困难上的青年女工、坚持三“面向”的管理人员……。在“四人帮”制造种种奇谈怪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广大群众从党委树立标兵，表扬先进的部署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党委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精神振奋，充满信心。 党委和车间支部领导又深入班组，坚持实行“三同”，推动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蓬勃前进。每个季度，他们还结合厂内外的形势，召开学先进、赶先进的经验交流会，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骨干带头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厂在一九七六年，克服种种困难，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实现了二百五十多项技术革新，增加了八种新产品，成绩显著。 打烂“四人帮”，精神得解放。通过昨天在全厂表彰先进，广大职工纷纷表示，要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新的一年里，深入揭批“四人帮”，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　本报记者

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第2版()专栏： 江青与“清君侧” 区梅 大做女皇梦的江青，明明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专会扣帽子、打棍子的野心家，却俨然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架势，到处摇头摆尾地谈“历史”，讲“典故”，岂非咄咄怪事？说怪也不怪。原来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一九七五年初，江青窜到一个基层单位，大讲“清君侧”，其意就在于此。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好，那就让我们看看古代的野心家是怎样为今天的野心家所“用”的吧！ 吴王刘濞，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侄子，二十岁时，受封于吴。早在受封之始，刘邦严肃地警告他“慎无反”。这个两面派，当面下跪，发誓“不敢”，转过屁股，又是一套。他在吴苦心经营四十年，经济上聚敛财富，组织上纠集死党，政治上对抗中央，把他所辖的三郡五十三城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一心称霸天下。刘邦死后，面对以刘濞为代表的“同姓王”势力膨胀、野心增长的局面，御史大夫晁错先后上书文、景二帝，坚决主张削平藩国，并且断言刘濞之流“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果然，汉景帝刚刚着手实施“削藩”措施，刘濞便扯起“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黑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吴楚七国之乱。这便是“清君侧”的由来。 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经深刻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当年提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的反革命策略，不过是“清君侧”的现代翻版。同林彪关系非同寻常的江青，深得从刘濞到林彪的“传家法宝”的妙用，而且不早不迟，恰恰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忽然史兴大发，大叫大嚷吴王刘濞如何实行“清君侧”，确乎是大有文章的。 一九七四年底，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党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四人帮”以为这是一次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背着中央政治局，私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诬告周恩来总理，妄图由江青当后台老板“组阁”。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痛斥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指出不许江青“组阁”，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但是，江青之流从来是大耍两面派的老手。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死抱一团，变本加厉地耍阴谋，施诡计，搞那个“清君侧”，妄图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公无私，光明磊落，鞠躬尽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对一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坚决斗争，毫不留情，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因为这样，江青一伙便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视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既极端仇恨，又极端害怕，必欲拔除而后快。所谓“清君侧”，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干的。就是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中，到处大放厥词，叫嚣要抓“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周总理。就是江青一伙，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拚命兜售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恶狠狠地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要“坚决打倒”，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江青一伙，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声嘶力竭地鼓吹揪 “总根子”、“总代表”，揪“辫子党”的“辫帅”，丧心病狂地继续把矛头指向已经逝世的周总理，甚至杀气腾腾叫嚣，“死了，烧成灰也要批”。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早就看穿了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一再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不肯改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竭力要把他们的人抬出来当总理，毛主席就是不把权力交给他们，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恨之入骨，疯狂反对，对华国锋同志百般中伤、陷害。这伙反动家伙，大搞“清君侧”，居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恐怕刘濞有灵也要自叹不如了。 当年，刘濞搞“清君侧”，意在图“君”。江青说：“清君侧的目的在于那个‘君’”。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她同林彪一样，对于“毛主席的旗号”总是要抓住不放的，目的在于“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疯狂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的恶毒用心是要架空毛主席，由江青做中国现代的吕后、武则天，建立“江氏”封建法西斯王朝，毁掉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把亿万中国人民打入一片血海之中。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心家，到头来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两千多年前，发明“清君侧”的吴王刘濞发动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粉碎了。今天，继续玩弄这一反革命策略的女皇迷江青，曾几何时，同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第3版()专栏： 鞍钢职工永远怀念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忠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生。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来鞍钢视察，每次来都谆谆教诲鞍钢工人和干部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鞍钢的革命和生产搞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且身体力行，为广大职工作出光辉表率，给鞍钢广大职工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记忆。 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了烧结总厂。全厂工人和干部们望着那熟悉的面容，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啊，是敬爱的周总理！”顿时，欢呼的声浪响彻在鞍钢的上空。 当时任这个厂党委书记的丁耀轩同志，第一个迎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周总理的手。周总理一边走，一边详细地问，一边认真地记。来到烧结车间，周总理决定到烧结机旁看望工人。丁耀轩望着九十多个台阶的楼梯，替周总理的安全担心，就劝阻说：“总理，上边危险，我在下边向您汇报吧。”周总理回转身来，爽朗地笑着说：“那怎么行？百闻不如一见嘛！”来到了烧结机旁，周总理和工人们一一亲切握手，并指示说：“这地方除尘不好，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搞好除尘，提高工人同志的身体素质。”临离开这个厂时，周总理问丁耀轩同志：“你们今年能不能增产十五万吨烧结矿？”周总理一看丁耀轩有些为难，就耐心地说：“当前，国家急需钢铁，你们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最大的潜力在群众之中。如果你们把形势向群众讲清楚，群众起来了，力量就大了，困难也就克服了。现在，炼铁厂还缺十五万吨原料，总不能让高炉老饿着肚子啊！小丁，你看怎么样？”一席话，说得丁耀轩心里热呼呼的。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教诲下，厂党委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周总理的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给群众，群众忽啦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到年底一盘算，不是增产了十五万吨，而是二十万吨！这件事，一直长久地留在丁耀轩同志的记忆中，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丁耀轩心情十分激动。他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是敬爱的周总理教会我们走群众路线。我要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实践一辈子。 第一炼钢厂，是鞍钢最早开工的一个大钢厂。高耸入云的九座大烟囱，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九座雄伟的大平炉，日夜喷射着灿烂的钢花。在钢厂的东南侧，座落着一排低矮的砖瓦房办公室。它和宏伟壮观的钢厂，虽然显得很不协调，但炼钢工人们却引以自豪。他们说：是敬爱的周总理指示我们这样做的，是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这样做的。 一九五六年春天，敬爱的周总理视察鞍钢时，在第一炼钢厂的办公室里，亲自审查了这个厂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厂领导向周总理汇报说，这个厂准备在第一个五年结束时，钢产量要比日伪时期最高年产量翻一番。周总理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好！就是要跳出日本人的圈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增加新钢种，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接着，周总理环视了一下简陋的办公室，赞扬说：你们这么大个钢厂，办公室倒是很简朴的。要永远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啊！第一炼钢厂的工人、干部牢记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指示，尽管工厂不断发展壮大，现在的钢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翻了几乎一番，但一直坚持不盖办公大楼。工人和干部们说，看见了办公室，就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 特别使钢铁工人不能忘记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为搞好鞍钢的文化大革命操心劳神，坚定不移地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敬爱的周总理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顶着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首都北京多次亲切接见鞍钢群众和干部的代表。周总理细心地听取汇报，耐心地反复地做思想教育工作，指示鞍钢的工人、干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高举“鞍钢宪法”的红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鞍钢职工坚决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夺得了一个又一个新胜利。喜看今日鞍钢，经过文化大革命变得更加英姿勃勃，职工们无限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亲临职工住宅区，访问职工家属王秀兰的事儿，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钢铁工人和家属中传诵着。 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一天傍晚，王秀兰同志带着邻居的孩子刚回到自己的家门口，就看见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她急忙走进了院子，看到一位同志刚走进屋内一折身又出来，回头向陪同进屋的鞍钢负责人谷正荣同志说：“这里有夜班工人在休息，我们到别处去吧。”王秀兰见此情景赶忙迎上去说：“不要紧，我爱人歇着，快进屋吧。”这时，那位同志才同大家一起轻手轻脚地进了屋。那位同志见王秀兰招唤她爱人老杨，便摆手说：“不要惊动他，工人生产很辛苦，不能耽误他休息，休息不好要出事故的。”王秀兰忽然出神地望了望那慈祥端庄的面容，惊喜地说：“哎呀，你是周总理！”总理笑着点点头。顿时，屋子里的人都笑了。周总理压低声音说：“秀兰啊，你什么时候入的党？”“五二年”。王秀兰激动地回答。 “爱人也是党员吗？”“也是”。“那是革命家庭啦”。当总理关切地打听王秀兰有几个孩子时，王秀兰同志脸上微微泛起了一丝愁容：“有两个孩子，在解放前病死了”。总理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不知道吗，我们两家一样，都没有孩子。”周总理又指着窗外说：“外边那些孩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吗！”停了一会儿，总理非常体贴入微地打听了群众的吃水、住房、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等问题，连妇女使用的针头线脑上哪儿买去都问到了。谈到双职工和三倒班职工的孩子问题时，周总理对谷正荣同志说：“老谷啊，要尽快成立幼儿园，不然孩子们怎么办？不要影响职工休息和工作，也让妇女从家庭小门走到社会主义的大门来。”这时，王秀兰给总理倒了一杯白开水，总理接过去，一边喝，一边对王秀兰说：“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听说你做了许多工作。街道工作也很复杂，关系到千家万户，要抓好阶级斗争啊。”王秀兰同志连连点头，暗暗地把总理的话一句句铭刻在心里。临别时，周总理亲切地要王秀兰给她爱人老杨代问好，并一再嘱咐王秀兰：“再到北京，千万到我家做客！” 周总理一九六二年来鞍钢的那一次，刚好鞍山建设了一座新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让周总理住在里面。可是，周总理一看，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并批评说：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到了冷轧厂，周总理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还提起了这件事，对工人们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该有多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举国哀恸，钢城悲歌。二十万钢铁工人心如刀剜，泪水横流，强烈要求开展各种悼念活动，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可是，狼心狗肺的“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恶狠狠地不准人们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悼念文章。这到底是为什么？广大钢铁工人肺都要气炸了！不少人愤怒地指出：这是安的什么心？！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四人帮”的“禁令”阻挠不了钢铁工人对周总理的悼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崇伦，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带领全家开了一个家庭追悼会。在周总理的遗像前，王崇伦同志回忆着周总理生前十七次接见他的难忘情景，泪流满面。他高举右手，默默宣誓：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接着干，您没走完的道路我们接着走，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志不移。王崇伦的誓言，表达了二十万钢铁工人的共同心声！ 在隆重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鞍钢二十万职工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战斗任务，深揭猛批“四人帮”，高举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红旗，把周总理生前无限关怀的鞍钢办成大庆式企业，为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宏伟目标而英勇奋斗。 《鞍钢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周总理关怀出版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人民出版社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了。周总理在世时，十分关心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给我们作过许多非常重要的指示。每当我们手捧金光闪闪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谆谆教导时，敬爱的周总理关怀出版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为了更好地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满足广大工农兵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排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简化字横排普及本。周总理亲自领导了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亲自批准把《毛泽东选集》普及本的定价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我社出版部革命群众给周总理写信，建议暂缓印行部分其它书籍。周总理立即亲笔给我们写了回信：“你们的紧急建议很好，你们的革命精神可佩。”鼓励我们集中力量出版好毛主席的著作。手捧周总理的亲笔信，我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总理亲切的话语象春风一样温暖了我们的心，仿佛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了我们身边。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下午，敬爱的周总理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首都新闻、出版、文艺战线的革命群众和十万名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毛主席著作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号召我们要多多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并代表党中央向我们下达了在一九六七年要印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八千万部的战斗任务。周总理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被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全场一片欢腾。 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周总理的热情鼓励和亲切关怀，使全国出版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迅速掀起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但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疯狂地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他们在全国掀起了一阵阵反对周总理的黑风恶浪，不择手段地给周总理布置的工作制造重重障碍。敬爱的周总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地关注着毛主席著作出版印刷工作的进展情况。当了解到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以后，周总理马上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主持制定了有关印制毛主席著作的中央文件，排除了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一步落实了各项措施，保证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八千万部的光荣任务提前完成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敬爱的周总理为我国革命和我国人民立下的又一丰功伟绩。十二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人员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周总理参加了接见。同志们欢腾跳跃，两眼含着幸福的泪花，凝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多次接见了会议的有关同志。四月十二日凌晨，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会议部分代表，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四个多小时的长时间接见中，周总理一面听汇报，一面作指示，一直没有休息，工作人员端来一碗面条，和一碟咸菜，请总理进晚餐。总理一面吃，一面继续和大家亲切谈话。我们凝视着总理清瘦的面容、炯炯的眼神，聆听着总理亲切的教诲，心潮澎湃。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为了革命鞠躬尽瘁，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教导，针对林彪、陈伯达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阴谋，明确指出：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不能割掉根！强调继续出版马列著作的单篇本，立即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然后再陆续把全集出齐。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出版工作座谈会明确规定“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摆在首位”。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总共已出版发行了四十八亿多册，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出版发行总量增长了七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国土上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去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十月八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并积极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英明决定。这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我们出版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提出的又一新的战斗任务。这也是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的一项工作。早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要认真作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这一伟大政治任务，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第3版()专栏： 周总理青年时代在天津 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天津市成千成万的人怀着崇敬和怀念的心情，访问了周总理中学时代的母校——天津市南开中学，瞻仰周总理青年时代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早在一九一三年九月至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总理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早期的革命活动。在展览室内陈列的周总理当年主办的《敬业》、《南开校风》等进步刊物，引人注目。这两个刊物号召青年学生认识当时国家的危机，动员大家起来救国，反帝反封建，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为祖国的富强，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周恩来同志在校刊中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两个刊物对当时学生参加反封建反帝的爱国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的旧中国，周恩来同志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向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人民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英勇战斗。 周恩来同志在校学习期间非常刻苦，经常学习到深夜，利用课余时间研究革命理论。他不仅担任了学生会的领导工作，领导学生进行革命活动，还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谈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见解。他善于团结同学，组织能力强，平易近人，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在学习中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各课学习成绩都很出色。周恩来同志在学校时，生活十分俭朴，常靠自己在校抄写书籍、刻蜡板、油印等补贴宿膳费用。同学们都为他忘我地刻苦学习的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所感动。 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六月他回国又住在母校，领导天津市青年积极投入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负责起草了《短期罢课宣言》，宣传“五四”运动。当时周恩来同志白天到处奔走，宣传讲演，晚间还经常写稿到深夜。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由于反动当局进一步镇压爱国运动，学联被查封，并拘捕学生和各界代表，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周恩来同志领导了三、四千人的大请愿，要求释放代表，结果周恩来同志等人也被捕。他在被拘禁中与反动当局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在狱中讲政治，学外文，阅读杂志，表演戏剧，对斗争的胜利表现了坚定的信心。由于社会各界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最后不得不释放了周恩来同志。他出狱后编写了《检厅日录》，并写了《警厅拘留记》，揭露反动当局的残暴和反动本质。 周恩来同志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研究马列主义。不久，他组织了以天津爱国青年为骨干的“觉悟社”，这个组织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团体之一。“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杂志，周恩来同志为《觉悟》亲笔写了发刊词，提出了宣言和宗旨，指出：“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应该改革”。这一刊物对推动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反动政府把马列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封锁，并派特务进行破坏，对“觉悟社”的革命青年进行追捕。周恩来同志对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了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切革命活动，对天津广大青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每当大家回忆起当时参加革命的情景，浑身就增添了力量。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这个学校的师生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忆了敬爱的周总理对青少年一代的关怀和教导。师生们回忆起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周总理亲临学校视察，来到了师生中间，热情地问大家好，和大家亲切交谈，并向师生们讲了话，勉励青年们要好好学习，接好革命的班。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正当大家欢庆“五四”青年节的当天下午，一辆摩托车来到学校，送来了敬爱的周总理的亲笔信，全校立即沸腾起来。周总理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读到了你们的来信，在你们举行红五月大联欢的时候，我衷心地祝贺你们快乐，并且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为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努力。祝你们三好！”周总理的来信，鼓舞和激励着广大革命师生。大家立志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把这封信整整保留了二十一年。今天，在周总理逝世之后，师生们又一次宣读他的来信，心情都十分激动。 大家在纪念活动中，缅怀周总理，狠批“四人帮”。师生们愤怒地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恶毒地攻击陷害周总理。江青多次赤膊上阵，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狂妄地煽动说：“现在有大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大家指出，周总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四人帮”诬蔑周总理是“大儒”，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师生们决心要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斗争中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学好文化课，立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第4版()专栏： 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 广大职工通过揭批“四人帮”，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焕发，到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止，全厂工业总产值、十五种主要石油化工产品都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据新华社济南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又建成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 这个石油化工总厂包括炼油厂、第一化肥厂、第二化肥厂、催化剂厂和合成橡胶厂，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沥青等各种油品和化肥、丙烯腈、苯类等三十多种化工产品，供应山东省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城市和农村。这项工程的建设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破土动工的。其中炼油厂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便建成投产。一九七○年以后，又陆续建成第一化肥厂、催化剂厂、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等。炼油厂也在这期间经过扩建，使年生产能力增长了一倍。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成投产，改变了山东石油化学工业的面貌，对于促进全省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贯彻执行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当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的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胜利建成的时候，传来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广大工人、干部热烈欢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愤怒声讨“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广大石油化工工人通过批判“四人帮”，更加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和革命热情，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努力增加生产，从事基本建设的工人千方百计加快建设速度。到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止，整个化工总厂的工业总产值，汽油、煤油、农用柴油、合成氨、尿素及苯类等十五种主要石油化工产品，都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各项经济指标也完成得比较好。 在欢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刻，第二化肥厂正赶上投产阶段。工人们说，这个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我们一定要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试车，早日为社会主义祖国生产出大量化肥。工人们狠批“四人帮”的罪行，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各个生产环节紧密配合，精心操作，做到了一次试车成功，在去年十月九日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合成氨，接着于十月十五日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尿素。橡胶厂在基建力量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抢时间，争速度，也在最近生产出了橡胶产品。 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者们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深刻体会到，总厂的胜利建成，是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向“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断地进行斗争的成果。十年来，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使建设工程多快好省地胜利进行。最早动工兴建的炼油厂在建设过程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用一年半时间，就建成投产，并成功地采用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这个厂建成投产以后，广大职工又群策群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一九七○年，在不增加主体设备、不增加生产人员的前提下，使炼油厂的原油加工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四十。现在，这个炼油厂的原油加工能力已相当于建厂初期的二点四倍。第一化肥厂是用石油气生产化肥，一九七四年建成投产，第二年便达到了设计能力，目前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了设计能力。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是在中共山东省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省委把这项工程列为全省的重点，组织了重点工程会战指挥部，派出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具体领导这项工程，并动员全省各行各业进行大协作。 在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过程中，“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妖风不时刮来。广大建设者敢于顶妖风、战恶浪，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排除干扰，保证了工程胜利进行。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成，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这个厂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成百个兄弟单位的支援。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林达光教授和夫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熊向晖、章文晋、张颖等参加了会见。 林达光教授和夫人是一月四日前来我国访问的，六日晚，廖承志同志设宴招待他们。林达光教授和夫人在北京进行了参观游览，会见了亲友，并将于近日离开我国。（附图片） 邓副委员长会见林达光教授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加蓬新任驻华大使 向谭震林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加蓬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马荣博·阿兰·莫里斯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加蓬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在场。

第4版()专栏： 打倒“四人帮”　社会主义文艺更兴旺 毛主席周总理观看表扬过的《朝阳沟》重见太阳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万众欢庆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观看并表扬过的革命现代豫剧《朝阳沟》，今年元旦在郑州与广大工农兵重新见面了。 《朝阳沟》诞生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它热情地歌颂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一九五八年四月，《朝阳沟》与观众见面不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郑州观看后十分高兴，热情称赞这个戏是个跃进戏，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按照周总理的意见修改后的《朝阳沟》，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搬上了银幕。同年十二月，剧团刚刚离开摄影棚，便被首都人民请到北京演出。当时，《朝阳沟》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少爷小姐充斥的文艺舞台。因此，轰动了首都文艺界，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称赞。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怀仁堂观看了《朝阳沟》。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站起来，高举双手，热情鼓掌。接着，他老人家和朱德委员长等走上舞台，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亲切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第二天，毛主席又派专人向剧团传达了他老人家对《朝阳沟》提出的具体修改指示。 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豫剧《朝阳沟》这朵社会主义文艺新花，开放在六千万河南人民的心中。当时在河南，大人小孩都知道《朝阳沟》，都喜爱《朝阳沟》，都能唱几句《朝阳沟》。许多老人说，毛主席表扬的《朝阳沟》，俺也来学唱几句。然而，这样一个好戏，竟被自封为“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打入了冷宫，她胡说什么《朝阳沟》“是个写中间人物的戏”。广大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气愤地说，江青这个反党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说是好戏，她说是坏戏；我们认为是香花，她硬说是毒草；我们认为剧中的主要人物银环是先进青年，她却给银环扣上“中间人物”的帽子；毛主席、周总理表扬《朝阳沟》，她却要一棍子打死。这是与广大群众为敌，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充分暴露了她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的狼子野心。 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江青在《朝阳沟》这个剧目问题上搞的阴谋，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九七五年夏天，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再一次一起看了电影《朝阳沟》，认真进行了研究，指示有关部门：要告诉原作者杨兰春同志打破顾虑，在毛主席看过的《朝阳沟》的原基础上，按毛主席的指示修改，有错误我们承担。在河南省委的大力支持下，杨兰春去年十月修改了一稿，刚演了一场，那个把持了河南文艺领导权的“四人帮”吹鼓手，恶狠狠地说：“这是对抗江青同志，这次改的比中间人物还中间人物，是个复旧戏，是个黑线回潮戏。”并且打击迫害作者，给杨兰春戴上了“老右”的大帽子。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朝阳沟》重见了太阳。河南省委决定，按毛主席指示，由原作者对《朝阳沟》进行再修改，在元旦演出，纪念毛主席观看《朝阳沟》十三周年。剧作者和演职员们一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拥护省委的决定。为了以实际行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和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他们含着泪水，流着汗水，以极大的热情，修改和排练《朝阳沟》。一位身患高血压的长期休息的老同志也来参加了战斗，同志们让他休息，他说，我要以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欢呼《朝阳沟》得解放。就这样，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赶排出了《朝阳沟》，首场演出结束时，观众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第4版()专栏： 黄华外长举行宴会欢迎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 宾主共祝中利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发展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道弗斯·本尼迪克特·托尔伯特率领的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黄华部长和托尔伯特团长先后讲话。 黄华部长在讲话中赞扬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近年来在托尔伯特总统的领导下，在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赞扬他们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为非洲团结反帝反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黄华部长在谈到非洲形势时说，伟大的非洲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独立发展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南部非洲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处境极为孤立。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加紧对南部非洲的激烈争夺。尤其是那个自称为非洲人民的 “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在非洲国家之间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阴谋制造分裂，破坏团结，趁机进行渗透和扩张，妄图取老殖民主义而代之。这个超级大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识破，并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他说，我们相信，伟大的非洲人民，只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挫败超级大国的干涉和侵略，战胜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最终赢得整个非洲大陆的完全独立和解放。 黄华部长说，在新的一年中，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坚决为实现华国锋主席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共同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他说，中国和利比里亚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当中国人民为失去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而沉痛哀悼时，托尔伯特总统发来唁电，表达了利比里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慰问。当我国人民为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而感到欢欣鼓舞时，托尔伯特总统发来了贺电，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在此，我们向托尔伯特总统阁下，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谢意。他表示相信，这次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将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托尔伯特团长在讲话中说，帝国主义列强总想直接间接地夺去我们的自由，而我们已经摆脱它们的阴谋诡计，获得了自由。尽管帝国主义列强施展种种诡计，利比里亚仍然能在黑非洲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他说，在争取解放非洲，特别是解放大陆南部的斗争中，利比里亚将毫不妥协地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愿和那些同样致力于维护人类尊严、自由、正义和自决原则的国家一起努力。 托尔伯特团长说，多年来我们利比里亚人以极大的兴趣和赞赏心情注视着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对非洲解放斗争以及若干非洲国家民族经济的巩固和建设所作出的许多积极贡献。他说，非洲的斗争已失去了两位最伟大和最热心的支持者。先是贵国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后来最令人悲痛的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他的教导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利比里亚人民同你们一起哀悼这些损失，我的代表团借此机会亲自重申托尔伯特总统代表利比里亚人民向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慰问和哀悼。他说，幸运的是你们有富于才干和远见的人物。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指的是你们英明的主席华国锋。我们希望，他将继续鼓舞贵国人民在他的领导下去攀登更高的高峰，实现为贵国人民所规定的目标。我们利比里亚人期望，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非洲大陆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密切和日益发展。 托尔伯特团长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令人乐观的。我们第三世界已经明确了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我们决心协力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以导致建立更为公正和平等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说，在国际事务中，托尔伯特总统决心奉行基于礼让、不干涉各国内政、各国人民有权得到自由、自决并对本国自然资源行使主权等原则的独立的政策。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国和利比里亚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第4版()专栏： 黄华外长同托尔伯特团长会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同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团长、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道弗斯·本尼迪克特·托尔伯特，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团员有：前教育部长乔治·弗拉马·谢尔曼，利比里亚“真正独立党”总书记助理兼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奥古斯塔斯·凯恩，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安苏马纳·库珀，总统事务国务部长助理米尔斯·琼斯，计划和经济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拉米·卡沃，财政部部长助理菲利普·鲍恩，工商和运输部外贸局局长易卜拉欣·谢里夫，农业部计划局局长小乔舒亚·库珀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司长何功楷，外贸部局长张耿和，外经部局长程飞，农林部副局长秦凤翥，外交部副司长高建中等。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张香山宴请日本中立劳联代表团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十一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日本中立劳联副议长市川十四男为团长、中立劳联副议长城地豊司为秘书长的日本中立劳联代表团。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宾主亲切交谈，共叙中日两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并表示要为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静儒、朱良等出席宴会作陪。代表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十日到达北京的。出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二十三届管理理事会的我代表团副团长离京 我国出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二十三届管理理事会代表团副团长王子川等，十一日离开北京前往纽约。代表团团长赖亚力、副代表王连生已在国外。我新闻代表团前往澳、新访问 以《南方日报》总编辑丁希凌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十一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应邀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友好访问。《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日报》和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迟浩田、郭渭、李琴、王立行、晏鸿亮、黄克仁等到机场送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郭森若也到机场送行。西园寺公一先生离京回国 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先生及其长子西园寺一晃，结束在北京、大寨的参观访问后，十一日离开北京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 地拉那隆重举行集会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地拉那区党委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地拉那文化宫举行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现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 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希、伊萨依、查尔查尼、皮里斯特里、佩奇、多德以及一些党中央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成员和政府部长等出席了集会。 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地拉那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利主持会议。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科列加讲了话。科列加说，三十一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通过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赢得了自己千百年的全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胜利，实现了祖国的彻底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 他说：“今年一月十一日的周年纪念日比往年更愉快。”“通过新宪法和宣布我国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使我国人民的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欢乐，也在世界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他指出，现在，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和农业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粮食，并炼出了第一批阿尔巴尼亚牌号的钢。在社会主义农村的全面变革方面也取得了十分巨大的进展。 科列加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在“缓和”、“裁军”、“欧洲和世界安全”等等骗人口号下，企图掩盖它们推行侵略和霸权政策的罪行。他说：“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定地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保持着关系并在贸易、文化等方面发展着这种关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兄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并加强着兄弟友好、战斗团结和合作与互助关系。由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反帝反修的伟大的阶级斗争中缔造并锤炼起来的连结我们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的友谊和密切合作是牢不可破的。我国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互利和睦邻的基础上还同其他国家发展着关系。” 大会通过了给劳动党中央的致敬电。 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一月九日发表社论说：“三十一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它作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是以宏伟的胜利、无比的坚强、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党的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对自己所走过道路感到自豪、对未来和光辉前景充满信心的姿态来迎接这一纪念日的。” 社论说，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宏伟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已经得到并且正在蓬勃发展。教育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正在成长，国防力量空前强大。” 社论谈对外政策时说，我们党“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始终不渝的原则性的斗争，使得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天享有不可置疑的国际威望和声誉，受到各国人民和进步国家的热爱和尊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首先有着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人民中国作为自己的朋友。”

第5版()专栏： 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　保卫民族权益 加勒比共同体在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中前进 据新华社讯　本社记者报道：一九七六年是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在动乱的局势中为争取或维护国家独立、保卫民族权益而继续奋斗，并且取得新的成就的一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愈演愈烈的争夺，遏阻不了这个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反而使当地人民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一年来，这个地区加速和深化了从六十年代开始的民族独立和自决的进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继圭亚那之后，去年八月底成为西半球英联邦国家中的第二个共和国，结束了一九六二年独立以来在英联邦中所保持的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自治领地位。在牙买加，这种最后切断与前宗主国体制上的联系的步骤也在酝酿着。加勒比共同体中一些已经取得内部自治地位的单位如多米尼加、圣卢西亚、伯利兹、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等，去年重申了争取完全独立的坚定决心。其中圣卢西亚的议会已通过了实现独立的决议，多米尼加则决定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日实现这个目标。这充分说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强大历史潮流，已势不可当地席卷了西半球这些地小人少、最早沦为殖民地的单位。 与此同时，把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保卫民族资源、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一年来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由于资本主义大国转嫁经济危机的恶果，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除产油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去年都经历着程度不同的经济困难。但是困难挫折不了他们肃清殖民主义残余、改变落后状态的意志。圭亚那继前几年实现了林业和铝土业的全部国有化之后，在去年五月国家独立十周年之际，又取得了把外国资本全部逐出另一个主要经济部门食糖工业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政府征购了曾在圭亚那活动了一百六十年的英资波克公司集团所控制的食糖工业以及它所经营的零售业、航运、印刷、酿造、保险等行业，从而使圭亚那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八十掌握在国家手中。在牙买加，政府在经济状况比较拮据的情况下，仍坚持了参预经营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铝土和氧化铝工业的方针。根据去年十月同美国铝公司达成的协议，政府将以当初的售价全部买回这家企业在牙买加的子公司（生产铝土和氧化铝）的七千英亩土地，并部分控制这家公司的股票。这个工业部门过去完全掌握在六家北美公司手里。目前政府已与其中的四家达成了入股协议。为了振兴不景气的旅游业，牙买加政府迄今已买下了八家大旅馆。去年年初，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已在包括石油公司在内的三十二家工商企业中拥有上亿美元的股票。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去年又把它在最大的糖业公司卡罗尼中的股权从百分之五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八，并从外资手中接管了一家拥有五千英亩土地的糖业公司和一家年产量为二十五万吨的水泥厂。据报道，政府还正同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进行收买其半数以上股票的谈判。正在走向完全独立的安提瓜，去年七月间征购一座美资炼油厂。 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畸形的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已越来越多地注意农业和小工业的建设。这表明，这些国家已逐步探索到对他们说来至为重要的发展道路。各国都增加了用于农田、道路和水利建设的拨款，其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用大笔石油收入建立了“粮食发展基金”的专款。这个国家和圭亚那、牙买加、格林纳达四国都已大幅度地扩大了稻谷耕种面积。它和圭亚那还进一步发展了畜牧业和渔业。小工业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圭亚那去年建成了国内第一座砖瓦厂和第一座木薯加工厂，并加强了小型船只的建造。牙买加到去年七月底已经建成由五十六家小工厂组成的四个小型工业联合企业，生产家具、鞋、衣服和五金等日常用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去年建立了第一个国营鱼类加工厂，生产居民爱吃的然而过去要依赖进口的咸鱼和熏鱼。东加勒比海一些正在走向独立的单位，也正在按计划兴建三十五家生产砖瓦、铁钉、塑料产品等商品的小工厂。可喜的是，上述积极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圭亚那在粮食、猪肉、家禽、蛋类和蔬菜等基本食品的供应方面已达到了自给。 值得指出的是，一年来，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加勒比共同体地区的势力范围以及几十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同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这一形势和某些国家希望得到外援的善良愿望，变本加厉地对这个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渗透和扩张，同美帝进行争夺。去年八月，苏联伙同它在加勒比海的代理人在加勒比海举行规模空前的海军演习，大肆炫耀武力。他们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方面的交往，拚命兜售冒牌的“社会主义”和大树自己是当地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情者”、“支持者”的形象，自欺欺人。他们还不顾自己国债累累，提供什么经济、技术“援助”，力图使有关国家最终在经济上受制于他们而欲罢不能。更有甚者，他们通过在当地培植的亲信，正插手有关国家的内政。总之，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通过苦心钻营，把当地人民的反帝果实攫为己有，取代美帝而成为这个地区的太上皇，并拼凑一个“加勒比集团”，在美国的下腹部插上一刀。 美苏两霸的咄咄逼人的强权政治以及他们的争夺所造成的动乱局面，使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面临着“前门拒狼、后门防虎”的严峻任务。因此，他们除了各自采取了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措施外，还加速了团结战斗的步伐，以克服各自势单力薄的弱点，增加抗击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这突出地反映在巴巴多斯、圭亚那、牙买加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四国总理去年六月九日举行的紧急会议及其后来发生的事态中。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国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为了打破跨国公司对本地区航运的垄断而在去年五月建立的西印度航运公司，业务迅速发展，如今已拥有四艘货轮。乘风破浪地来往于加勒比十一个港口之间，预示着共同体必将迎着政治上的惊涛骇浪，在反殖、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5版()专栏：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发表元旦社论 号召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前进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讯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一月一日广播元旦社论，号召泰国人民团结战斗，迎接形势大好的一九七七年。 社论说，泰国广大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浪潮正猛烈地冲击着反动统治集团，使他们动摇不稳，更加接近末日。我们人民满怀豪情，斗志昂扬地踏进新的一九七七年。新的一年将是我们人民伟大团结的一年。我们人民的革命队伍将更加发展壮大，胜利前进。” 社论说：“人民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敌人手中有枪，我们人民手中也得有枪，反动统治阶级拥有反动武装力量，用来镇压和压迫人民，我们人民也得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用来推翻反动统治政权。以泰国人民为一方和以反动统治阶级——大地主、大资本家和美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矛盾，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能够彻底解决。这是我们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用血换来的教训。” 社论说：“泰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接受，并且越来越鼓舞着全国人民。人民战争的烈火越来越蔓延，支持和参加人民战争的群众广泛增加。在广大农村，泰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的其他革命力量，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壮大，这是任何统治阶级不可战胜的革命的战斗力量。” 社论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存在的一切障碍和困难，把各条战线的革命烈火烧得更旺。”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还在最近广播一篇文章，回顾泰国人民一九七六年在武装斗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文章说，在一九七六年里，泰国各地区人民武装力量以稳健的步伐继续前进。他们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总共消灭敌人二千四百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和其它物资，击落、击毁敌人的许多飞机和汽车。 文章说，泰国人民武装力量已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成长壮大，进一步提高了作战水平和歼灭敌人的能力，使泰国人民武装斗争的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第5版()专栏： 苏丹庆祝独立二十一周年 尼迈里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一月一日，苏丹在南科尔多凡省省会卡杜格利举行群众大会，庆祝苏丹独立二十一周年。 尼迈里总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自从革命以来，我们就设法坚定地站在为收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战斗的阿拉伯民族斗争力量一边，坚定地站在非洲大陆和全世界战斗的自由战士一边。”他重申苏丹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他在谈到苏丹过去所坚持和捍卫的原则时指出：“根据这些崇高的原则，我们过去战胜了直接的入侵，现在，我们更有决心同任何背信弃义的行动作斗争。” 当天下午，苏丹人民武装力量参谋长穆罕默德·奥斯曼·哈希姆在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汇合处的船上举行茶会，招待正在苏丹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周之同团长向主人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宾主高兴地观赏了尼罗河的绮丽风光，畅叙两国政府、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的深厚友情。

第5版()专栏： 去年五月，圭亚那政府接管了英资波克—麦康内尔公司在圭亚那的全部财产。图为原属该公司糖厂的职工集会庆祝波克公司收归国有。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加勒比共同体决定实行公制 新华社乔治敦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电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最近宣布，它已决定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制，以促进加勒比共同市场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发展。 加勒比共同体的公告说：加勒比地区共同对外关税中实行公制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开始。从这天起，有关进出口项目的统计数字将使用公制单位——用公升代替加仑，用公斤代替磅。第二阶段将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包括实行关税和其他税务单位的公制。 上述决定是根据去年四月举行的加勒比共同市场部长会议达成的协议作出的，那次会议研究了在洛美协定范围内促进加勒比共同体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

第5版()专栏： 日本国际贸促协会等三团体举行新年酒会 藤山爱一郎致词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经济协会和日中渔业协议会一月十一日在东京联合举行新年酒会。 日本经济贸易界人士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约七百人出席了酒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肖向前，正在日本横滨等港口停泊的中国货轮的船员以及旅居日本的爱国侨胞组织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酒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代表主办的三个团体在会上致词。他说，值此新年之际，我们强烈地感到，必须使日中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他说，我们决心和各界人士一起，共同努力，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发展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和平友好关系。日本人民必须同中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和肖向前临时代办在酒会上也讲了话。 酒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第5版()专栏： 我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应邀出席基辛格的午宴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月八日在国务院举行午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应邀出席，并在宴会上会见了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 万斯在午宴前对记者说：“就我们同中国的双边关系而言，我们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 即将卸任的基辛格也对记者指出：“正如你们所知，同中国打通关系是近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也非常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以及我们关于霸权问题的声明”。

第5版()专栏： 我工艺美术展览在加拉加斯开幕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电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一月七日晚上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幕。 委内瑞拉全国文化委员会、维护委内瑞拉协会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为工艺美术展览的开幕举行了招待会。五百多位委内瑞拉朋友和旅居委内瑞拉的华侨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委内瑞拉全国文化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加西亚·莫拉莱斯，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维克托·奥乔亚和华侨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冯国良。 主办这次展览的委内瑞拉全国文化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加西亚·莫拉莱斯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工艺美术在委内瑞拉展出，有助于加强委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临时代办聂功成在招待会上说：中国和委内瑞拉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随着两国日益加深它们之间的了解，两国之间的友谊纽带将继续得到加强。 在招待会上放映了中国电影。

第6版()专栏： 法国调整战略思想对付苏联威胁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辩论，人们逐渐明确威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近年来，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对法国安全的威胁到底来自何方？法国的战略思想和国防政策要作怎样的调整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经过长期的观察、反复的研究和激烈的辩论，人们逐渐明确：威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因此，法国必须放弃既针对苏联又针对美国的“全向防务”，而代之以抵抗苏联侵略的防务政策。 众所周知，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法国实行的是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全向防务”战略。“全向防务”战略的出发点是，对法国的进攻可能来自东方（指苏联），也可能来自西方（指美国），法国的防务应该是“全向的”。法国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雷蒙·阿隆曾经指出，“这种主张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在部署我们的核潜艇时，不仅要使纽约，而且要使列宁格勒或莫斯科也处于这些核潜艇的射程之内”。但是，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以后，越来越疯狂地扩军备战，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且把欧洲作为它剧烈争夺的重点地区，使法国面临了新的形势。特别是近些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对法国进行欺侮、威胁和颠覆活动。苏联的军用飞机在法国领空进行侦察，苏联的军舰和核潜艇在法国领海附近游弋，苏联间谍船还公然监视法国核潜艇的活动，苏联“渔船”多次对法国渔民船只滥施淫威，苏联派出的和雇用的间谍人员则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着肮脏活动。苏联的这些行径，都构成了对法国的严重威胁。 在苏联这种露骨的威胁面前，人们逐渐认识了谁是法国的敌人。一个法国军人达尼埃尔·拉沃在给《费加罗报》的信中说：“苏联每月生产的战车数量等于法国拥有的装甲车总数，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自吹它关心的就是维护和平呢？”“究竟谁是敌手？对此，我们参谋部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法国三军参谋长梅里将军一九七六年六月在《国防》杂志撰文，明确提出放弃“全向防务”战略观点，而代之以“扩大庇护”的概念。他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应当使我们在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的同时，能够以我们的全部或部分的力量，对可能使领土的安全最直接受到威胁的整个地区进行干预，简言之，即能够对欧洲及其邻近地区，其中特别是地中海区域进行干预。”这一战略把法国的防务划分为“第一道防圈”和“第二道防圈”，而以保卫“第一道防圈”为主，把战略重点放在受到苏联威胁最为严重的欧洲和地中海。法国国防部长伊冯·布尔热在法国国防高等研究所曾经阐述说：“负责法国防务的人们要是不把西欧、中欧和地中海考虑在内，就可以说无法筹划法国的防务。” 梅里将军在阐明法国新战略思想的同时，还明确谈到法国和西方盟国军事合作的问题。他说，一旦北大西洋联盟防务范围内的地区受到侵犯，就“绝不排除我们参加这一前沿战斗的可能性。我个人甚至认为，如果我国对这场实际上关系到我们本身安全的第一次战斗自愿置身事外的话，这对我国将是非常危险的”。法国防务问题专家雅克·伊斯纳尔在《世界报》发表评论说：“梅里将军不排除法国部队参加前沿战斗，即可能在离法军在德国南部驻地很远的地方参加战斗，并且“主张在称之为‘扩大的庇护’的战略范围内加强陆军的常规部队，这就开辟了新的前景”。 鉴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扩张严重地威胁着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法国根据新战略思想决定加强它在地中海的防务。去年七月十一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地中海乘坐“克雷蒙梭”号主持法国海军大检阅，并且在土伦军港宣布：“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法国在地中海战列舰队的吨位总数将从七万七千吨增加到十三万六千吨。”在这以前法国国防部长布尔热也强调说，法国绝不让地中海“落入别人之手，特别是不让它落入地中海之外的两个大国的手中”。 根据新的战略思想，法国在发展核力量的同时，还强调发展常规军事力量。尽管在西方和法国都还有一股“慕尼黑思潮”，有人主张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姑息和退让，但是，在西方和法国军政界以及报界中，也有不少人不安地注意到，新沙皇在“缓和”烟幕的遮盖下，一方面大力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又拚命地发展常规军备，企图步希特勒的后尘。因此他们认为，核武器对于维护欧洲的安全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核武器出现以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态表明，要制止侵略者罪恶的黑手到处捣乱，还得有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就曾着重指出，核“威慑必须得到保持”，但是，“我们需要常规手段以便使法国人民和我们全国具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某些种类的手段来对付可能落到我们头上的各种各样的威胁”。 为体现新的战略思想，加强国防，法国国防部和参谋部制订了“一九七七——一九八二年军费和三军装备计划”以及一九七七年军事预算计划，规定增加军费。这两个计划已经在去年五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分别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法国战略思想的变化和加强国防的措施使勃列日涅夫集团大为恼火。去年六月，法国三军参谋长在《国防》杂志上阐述法国新战略思想后，苏联宣传机器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就一齐鼓噪起来，呵斥法国“主张回到保持战争边缘政策”。去年十二月，苏修领导集团成员波诺马廖夫竟然跑到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去指责法国的国防政策“不希望减少战争威胁”，而“希望用战争来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并且露骨地挑拨法国执政党各派之间的关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蛮横态度激起了法国一些报刊的愤慨。《费加罗报》指出，波诺马廖夫的讲话是“挑衅性的，冗长的”，“使人不得不想到冷战的最热闹的日子”，“分明是一种恫吓手段”。 莫斯科的诅咒，反映了它对西欧越来越多的人识破它的“缓和”骗局的沮丧，同时也暴露了它害怕西欧各国加强国防、加强联合共同对付它的侵略扩张的虚弱本质。

第6版()专栏： 西德政界和军方人士发表谈话强调 苏联威胁日增　西方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防务 挪威报纸谴责苏联试验导弹威胁挪威安全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西德一些政界和军方人士最近先后发表谈话强调指出，鉴于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对西欧的威胁日益增长，西方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防务。 西德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防务政策发言人韦尔纳一月九日在同西德第二电视台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苏联目前正“以一种令人感到威胁的规模”来扩建它的军备工业。他说，“苏联——人们已经可以说——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在中欧和（欧洲）侧翼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它正在加强本国部队的进攻能力”。他指出，在苏联加紧扩充军备的情况下，西欧和西方国家不应裁减军备，致使欧洲无法防御。 西德空军总监林贝格最近在第二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说，“只有通过提高战斗力的办法才能对付华沙条约组织在常规武装方面的强大威胁”，“我们必须想办法从我们现有的潜力中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力”。 在同一个电视节目中，西德国防部长勒伯尔也发表了谈话。在谈到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时，他表示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西方可以先作出某些让步，以推动谈判进展的主张。 他说，“谁想要先作出让步，他就会看到他这样作不会推动谈判，而是在冒给自身带来害处的风险，肯定换取不到整个谈判的成功”。 最近卸任的北大西洋集团中欧盟军司令、西德将军施内尔在荷兰的布伦苏姆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指出，华沙条约组织的陆军和空军的进攻能力已经大大加强。他认为，为了对付华沙条约集团的威胁，西方必须极为重视提高支援部队的战斗力。同样也必须加强后勤方面的能力。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电　奥斯陆消息：挪威《晚邮报》一月七日发表署名文章，谴责苏联紧靠挪威边境进行导弹试验，威胁挪威的安全。 这篇题为《导弹试验与苏联的真实面目》的文章说，尽管苏联领导人表面上声称愿意保持苏联和挪威之间的“睦邻关系”，但它却在巴伦支海划界谈判进行期间，在紧靠挪威的地方进行第四次导弹试验。 文章说，人们把这种试验看作是来自苏联的一次新的实力炫耀。苏联这种武器的狂吼揭露了冒充缓和代言人的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 文章强调指出，今天挪威正受到威胁。文章呼吁挪威政府对苏联的军事挑衅采取强硬对策，防止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挪威被法西斯占领的历史。

第6版()专栏： 日本报刊揭露苏联疯狂扩大势力范围 苏联已成为世界人民最危险敌人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日本报刊最近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本质，强调它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日本人民必须高度警惕苏联在“缓和”幌子下的战争阴谋。 一月十日这一期日本《无产者》半月刊发表的社论说，苏联是个修正主义者执政的帝国主义国家。目前，它为了同另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争霸，每天都在播撒着世界大战的火种。“它已成为欧洲以及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社论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在亚洲也日益明显。”它通过“开发西伯利亚”的“胡萝卜”加军事恫吓的“大棒”政策，“企图左右日本统治阶级，把它纳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亚洲政策的轨道上”。 日本《现代亚洲文库》负责人小泽正元最近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抱着争霸野心，正在疯狂地扩充军备。它在五大洲的许多重要地区谋求建立军事基地，到处疯狂地扩大势力范围，暴露了它作为世界大战放火者的反动本性。 小泽的文章说：“苏联无理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并把这些领土变成了军事基地。我们决不能屈服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恫吓和威胁。” 归还北方领土关西促进会发表文章指出：苏联霸占日本北方领土，并把它们变为军事基地，“是同苏联称霸世界的野心紧密相连的。苏联嘴上大喊‘缓和紧张局势’、‘裁减军备’和‘和平’，但实际上却在疯狂地扩充军备，进行世界战争准备。苏联的这种欺骗手法同过去希特勒的手法完全一样，但由于苏联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更具有欺骗性和更加危险”。文章说：“今天的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内阶级对立，民族矛盾激化，经济发展停滞。统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之流正企图通过战争来度过危机。” 文章指出：目前“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粉碎压榨人民的旧国际秩序的斗争，正以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为主力军蓬勃地向前发展着。”“全世界人民越来越看清了苏联的反动本质。日本人民必须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要求其归还北方领土而奋起斗争。”

第6版()专栏： 苏联叛逃特务供认苏联在荷兰进行间谍活动 荷兰当局对此已采取反措施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海牙消息：一名两年前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前克格勃特务阿·米亚科夫大尉一月八日晚上在海牙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苏联情报机构在荷兰有二、三百人为他们积极活动。他说，苏联在荷兰另外还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个特务被“冷藏”起来，以便在战时开展活动。苏联在驻海牙大使馆以及苏联在阿姆斯特丹贸易代表处的人员中有二十五人是特务。 荷兰议会第二院国防常务委员会主席约普·范·埃尔森将军就苏联间谍在荷兰活动一事发表评论说，荷兰当局已了解这种情况，并已采取了反措施。

第6版()专栏： 苏联为何大量抢购粮食？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近几年来从国外大规模抢购粮食，在粮食贸易史上开创新纪录。勃列日涅夫曾声称去年是苏联少见的“丰收年”，但仍继续大批进粮。而且，今后五年已预订的进口额也颇为可观。 苏联在社会主义年代曾经是粮食出口国，但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进口粮食不断增多，近几年已变成一个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赫鲁晓夫当政的十一年共进口一千四百万吨谷物（注：在苏联的统计资料中谷物是指小麦和玉米，下同）；进出口相比总的来看还是出超的。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进口谷物一亿多吨，进出口相比出现巨额入超。其中，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这五年中，进口谷物约七千万吨，出口不到三千万吨，入超近四千万吨。去年除进口过去已订购的大批粮食外，下半年仅从美国就又订购近七百万吨谷物（这些谷物从去年十月一日开始向苏联运送），估计去年苏联实际进口的谷物总数将大大超过前五年的平均水平。 近十多年来，新沙皇曾屡屡掀起抢购粮食的新高潮，而且是一浪更比一浪紧，后浪更比前浪高。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订购谷物达一千万吨，首创纪录。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一年就实际进口了一千五百五十万吨谷物，一九七三年增加到二千三百九十万吨；一九七五年订购的谷物达到三千多万吨。美国出版的一本专门揭露苏联外贸人员一九七二年在美国抢购粮食内幕的书中写道：“在一九七二年，苏联因订购巨额小麦而使全世界感到诧异。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也没有买这么多的小麦——大约两千万吨。其中，大部分购自美国……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哪两个国家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 必须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近几年还到处抢购肉类、蔬菜、水果、鸡蛋、糖及奶制品等等，而且数额也是有增无减。 苏联这样大规模进口粮食是同其产量的大幅度波动分不开的，而农业减产和粮食不足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大搞扩军备战所造成的。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的谷物就出现过七次严重减产，其中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就有四年大幅度减产。一九七五年的谷物产量比原定计划指标低三分之一以上，比一九七四年减产五千五百多万吨，比一九七三年少八千二百多万吨，按人口平均计算降到沙俄时代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勃列日涅夫出于政治目的竭力宣扬去年谷物丰收，但据分析实际上尚远未恢复到一九七三年的水平。粮食减产也造成牲畜头数下降，使畜牧业陷入严重困境。 对于为什么不断出现“灾难性”的歉收，勃列日涅夫之流编造了种种怨天尤人的“理由”。一是抱怨“天气非常糟糕”。但是苏联自己的报刊也透露：“大自然并没有越出它多年的范围，因而不应当受到责备”，“事实显然给老天爷恢复了名誉”。二是指责有关部门的官员无能和失职。然而，从赫鲁晓夫时期以来有关人员被罢官、调换、查办和问罪者不计其数，仅被撤职的苏联农业部长就已有七人，但却根本无济于事。三是咒骂农民“没有必要的对土地的爱”。可是却怎么也讲不清楚为什么勤劳的苏联农民会不爱土地。很显然，这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论调，只不过是推卸罪责的欺人之谈而已。 苏联农业今天这种一团糟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 他们实行资本主义经营，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的两极分化不断加深，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骄奢淫逸，花天酒地；广大劳动者沦为雇佣奴隶，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村中有近三千万居民难以维持官方承认的最低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怎么会有劳动的积极性呢？据报道，苏联许多农庄经常有百分之六十的劳力不参加农庄的“集体劳动”，农村中每年背井离乡、纷纷外流的达二百多万人。 新沙皇为争夺世界霸权加紧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备竞赛。军费开支扶摇直上，现在已占到每年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三十五。而农业投资计划则经常落空，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耕作粗放，田地大量荒芜，土壤日益贫瘠，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多年来农田的基本建设停滞不前，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二十多年间，苏联全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仅由百分之四点七增加到百分之五点七；目前粮食作物的灌溉面积仅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全苏一九七四年的耕地面积就比一九六一年减少一千六百五十万公顷。在勃列日涅夫集团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全苏近几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农场赔本，百分之九十的农庄负债，处境日益困难。在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支配下，苏联的农业怎么能不衰败呢？ 新沙皇进口大量粮食，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用途的。 首先是用来应付国内粮食的严重不足，以维持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劳动人民忍饥挨饿曾经是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因素之一。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滚下台是同他把农业推向死胡同和造成一九六三年的严重减产有关的。近几年，苏联的农业危机使劳动人民深受其害，反抗的怒火此伏彼起。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国外抢购粮食来抛向国内市场，并不是由于他们心灵善良和关心苏联人民的疾苦，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而是为了缓和群众的愤懑和反抗，支撑其摇摇欲坠的反革命小朝廷。事实上，勃列日涅夫集团利用歉收进一步加强了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剥削，其中包括提高征购额，限制居民消费量，抬高食品价格等等。 其次是利用进口粮食来增加战略储备，加紧准备战争。这也是希特勒当年曾采用过的手法。引人注意的是，近几年在农业歉收的情况下，苏修却不断强调储备粮食对准备进行战争的重要性，并大兴土木修建粮食仓库，强化战备粮食的储备制度。而且正是在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同时，苏联的军费开支、军事人员、坦克、大炮、飞机、军舰和导弹的数量却迅速增长，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 另外，还把进口的一部分粮食作为控制和剥削别国的手段之一。人们看到，苏联在大量进口的同时，仍继续出口一些粮食。其中，大部分是向“经互会”国家提供，这既是为了使这些国家按所谓“国际分工”向苏联供应大量肉类、糖、蔬菜和水果等，也是为了使人家的经济无法摆脱对苏联的依附。除此，还时而进行粮食投机买卖，例如，苏联一九七二年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订购大批粮食造成国际粮价急剧上涨后，它很快又以高出两倍的价钱把其中一部分卖给别国，从中发了一笔横财。 苏联不择手段地大规模抢购粮食、扰乱国际谷物市场和造成食品价格上涨，不论对粮食出口国的劳动者，还是对缺粮国家、特别是对尚需进口粮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都带来很大危害，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新沙皇利用进口粮食来为自己的畸形战争经济输血，也引起人们的警惕。